史书记载，刘胜做了42年中山王，于公元前113年病死。按照郭沫若的推断，刘胜大概出生于公元前170年前后。
郭沫若和专家们经过分析，最终认定出土的这件文物，应该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金缕玉衣。
然而，就在这时，有人告诉郭沫若，后室只有已腐烂的棺椁，而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
卢兆荫：玉衣下面没有任何东西，并且已挖到原始岩层，也没有发现棺椁和尸骨。
8月13日，考古队的原班人马开始在距离1号墓的北边继续发掘。果然，第二座陵墓出现了，这就是“满城汉墓2号墓”。
2号墓的墓室结构与1号墓大体相同，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在吸取1号墓的经验上开凿而成的。刘胜的尸骨很有可能在这座墓中。
然而出土的许多物品都是当时女性的用品，另外还这里陪葬武器也很少，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埋葬的应该是一位女性。
经过组装的这件铜灯和刘胜墓中的“当户”灯不同，2号墓中的这座宫灯是一个“宫女”的形象。
陵山上还有神秘的三号墓
这座宫灯设计十分精巧，能根据需要调节光亮的大小和照射的方向，烛火的烟灰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身体当中，使烟灰停在灯身中，以保持室内的清洁。
河北省博物馆馆长谷同文同期：“基辛格看过以后，特别幽默地说，中国人真了不起，你们两千年以前就有了环保意识。”
这座宫灯的外侧刻有“阳信家”三字，阳信家的字样共有六处。那么“阳信”指的是谁呢？
历史学家周长山同期：“据史书记载，阳信是指诸侯王刘揭……”
尤其重要的是灯座底部刻有“长信尚浴，今内者卧”的铭文，“长信”指的是长信宫。汉文帝时期，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而她正是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后来考古工作者给这件铜灯命名为长信宫灯。
1968年9月16日，在2号墓的后室一个锡制的盒子里发现了一枚铜印。
郑绍宗同期：“经过室内清理，发现这个印是方形的，中间有孔，叫串带印，正面是窦绾两个字，背面是君须两个字。这个窦绾印经过郭老分析，后来认为窦绾是这个墓的主人。”
据此，专家们进一步推测，窦绾应该就是刘胜的妻子，即中山国的王后。而那个长信宫灯就是窦太后送给窦绾的陪嫁品。
就在考古工作者为墓主人身份的确定而欢欣鼓舞时，另一件更令人惊喜的事情在工作队中迅速传开——2号墓中又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
出土的这件玉衣比刘胜墓出土的玉衣略微显小，玉衣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而是用丝织物编结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又受玉璧及棺椁朽木灰所叠压，部分玉片已经散乱。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满城2号汉墓玉衣时，发现在玉衣里面有墓葬主人的颈脊椎骨和四条肋骨，以及三颗牙齿，看来2号墓的主人是穿着玉衣入葬的。这更加重了人们的疑问：为什么1号汉墓里没有刘胜的尸骨呢？
专家们试着打开刘胜的玉衣后，发现里面有一些枣泥灰样的东西，和一些牙齿，他们推断刘胜的尸骨就在玉衣里面，只不过已经腐烂成灰。
原来，刘胜采用厚葬的形式，随葬品非常丰富，而动物的残骸和大量的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的有机物，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洞中潮湿的环境也加速了这一过程。
在研究玉衣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玉衣的结构很像古代战争中士兵所穿的铠甲。
专家们发现在玉衣的制作过程中，难度最大的，要数玉衣的手套部分，它也是玉衣中最为精巧的部分。
玉衣所用的金丝一般长4－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只有0.08毫米，只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细度，分布在手套各处。
玉衣由五大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可以彼此分离
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十余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夏长生原是定州博物馆的副馆长。1991年，他接受了复制金缕玉衣的任务。历经数载，终于复制成功了第一件现代的金缕玉衣。
夏长生家中的这件玉衣，由于是复制品，只能用细小的铜丝来代替金丝，而在汉代的史书中，对玉衣用什么样的金属丝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汉代人认为玉能保持尸体不腐烂，而在满城汉墓一号墓和二号墓中结果却恰恰相反。而且玉衣价值连城，反而更容易招来众多的盗墓贼。
据《三国志·魏文帝本纪》记载，“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
同时玉衣的减少还因为它的制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所以魏文帝下令禁止使用金缕玉衣。与此相印证，今天的人们，再也没有从魏晋以后的陵墓中发现金缕玉衣。
满城汉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中，金缕玉衣无疑最为引人注目。除此以外，刘胜墓中出现了大量的兵器。这些兵器，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中山国军队武器配备的精良。
这盏铜灯的底座是一个铜铸的人形
出土的这几根金针和银针，是针灸九针中的几种。它们也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古代金属医针，可见汉时的针灸水平的是相当高的。
与医针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医疗器具。
1968年9月19日，两座汉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
满城汉墓的发掘打破了考古界多年的沉寂。
在陵山上，除了刘胜夫妇的1号墓和2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面的小墓。这些小墓分别是刘胜妻妾或者子孙的附葬墓。
有专家推断在这些附葬墓的不远处，很可能还有一座隐藏在山岩中较大的墓室。因为陵山的某些地段的地貌特征与1号墓和2号墓极为相似。
也就是说，陵山上或许还有一座神秘的3号墓。
第三部 藏宝现身
车辚辚·马萧萧(上)
王恩田考古队(中王恩田)
1964年，淄河岸边的茅草刚刚泛出绿色，一群陌生人来到淄河东岸的后李官庄，他们是山东省文化局临淄文物工作队的队员。
几个月的勘探、挖掘，很快有了结果，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文物出现了。然而，正当考古工作者们满怀信心地继续挖掘的时候，“文革”开始了，考古工作被迫中止。
车的象形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济南到青岛的高速公路按照规划将从这里通过，考古工作再次开始。为了了解整个遗址的情况，挖掘到中间的时候就开始在遗址的东头， 从淄河的边岸上，西边开始挖，中间又在东头开始挖，就发现了这个大墓。
这个墓长约35米，宽约9米，棺材和墓主的骨架都已腐朽。由于墓葬早年被盗，随葬器物所剩无几。王永波他们就开始在墓室边上挖掘。到下面发现有个铜件，考古工作者一看铜件是车上的部件。
出警图
不同的土色被一层一层地剥离下来，车轴出现了，接着是车轮和车厢。
克服了夏季雨水的侵袭，冒着工棚内40多度的高温，考古队员们经过四个多月的奋战，终于让1号坑里的10辆车、32匹马和2号坑里的6匹马完整地呈现于人们面前。
在山东地区单独用马殉葬的，有过；单独用车殉葬的，也有过，但像这样车马合一的殉葬，却是第一次。1990年它被评为中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考古工作者在这泥土的遗迹中发现，这些车的主要原料是木材、藤条和皮革。而在残破的车轮间，一种被称作“戈”的古代兵器，更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兴趣，这是否意味着这10辆单辕双轮车是作战用的战车呢？
出土的古代马蹬
史料记载，征战频仍的春秋时期，车辆除了用于运输、乘坐之外，更多地用于战争。当时衡量一个国家的大小强弱，不是以土地或人口为标准，也不是以物产和金银为标准，而是以军队的规模和兵车的多少为标准，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乘”指的就是“车”。
古代典籍记载，春秋车战通常是在开阔地上排开横向队列，这就是《淮南子》中所说的“疏队而击之”。以这样的规则交战，往往只用一个回合，队列就被冲得七零八落，而由马驾驭的战车，是很难重整队形的，因此春秋时期的车战一般都在一天之内结束。
虽然车战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但其残酷却是不容置疑的。诗人屈原在《九歌·国殇》中描写了车战的壮观和惨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出土唐代的舞马衔杯纹
战车对于驾驭技术和地形地貌的要求很高，弊端随着战争的进展暴露出来。秦汉以后，我们就很难看到这种仪式化的车战了。
车马坑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车厢两边的车轮，考古工作者根据它们进行了实物复原，让我们在2700年后的今天得以一睹春秋时期车舆的风采。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车的象形文字已经粗略勾画出车的结构，这部分是车衡，这部分是车辕，这是车舆，而车舆两侧的就是轮子了。
相传中华文明发端之始，黄帝就开始造车，并因此被称为轩辕氏。轩辕二字指的就是车。
车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它涉及木工、漆工、锻造等诸多工种。
古代的车辆制作的关键是轮子，因为过去的路不是太平，轮子必须要坚固，所以在制作的时候很讲究，它必须要把木头一块一块的做成网状的，车中间的那部分结构安全是榫铆结构，这种结构有独特的结构方式，把它协成以后，越走越紧。
在制车业非常发达的齐国，都城临淄的街道上人来车往，其中有许多马车远道而来。为了吸引更多的客商，齐国制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仍然比较开放的政策，就是以外商驾车的数量来决定接待的规格。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客商。一时间，临淄城里“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发掘出的戈
在这些来来往往的车辆中，可能有一辆车上就坐着孔子。但他不是来经商的，他是来寻求更大的政治抱负的。当时像孔子这样的人出行必须乘坐马车。孔子驾车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广招门徒，主要传授六艺。这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术”，其中“御”是孔子特别强调的一项技能。
为什么要重视御呢？因为御是士在报效国家的时候作战，作战的时候必须要会赶车。
驾车的技巧在于如何控制马。马分为服马和骖马，中间两匹为服马，负责用力拉车，外侧为骖马，负责左右转向。要想随心所欲地驾驶马车，就要学会用缰绳调理好服马和骖马。《诗经·秦风·小戎》中所谓“六辔在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汉代以前，乘车的时候有站着的姿势，还有坐着的姿势，要求乘车有车容，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都崇尚自由，就觉得这种坐车的方法很不太适应。而牛车因为走起来比较缓慢，另外车厢比较大，也可以坐，可以躺。东晋南渡以后，江南地区牛多马少，也是牛车兴起的原因之一。据史书记载，晋元帝继位之后，由于马匹缺乏，改驾六马为四马。后来皇帝开始喜爱牛车，大臣们自然竞相仿效。
发掘出的古车马
到了唐代，第三代皇帝唐高宗连牛车也不愿坐了，而是喜欢使用人力的辇和轿。而曾经盛极一时的马车、牛车更多地用于载重运输了。
到南宋以后坐轿就越来越多了。到了明朝的时候，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都坐轿。
到了清朝的时候，像福康安这些大将，大将上前线都坐轿，轿夫倒是骑着马，轿夫骑着马跟着轿，多少里就换一班，这个轿夫再骑着马，那个再给他抬轿，到了这个程度。
古城模型
唐宋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车和轿是同时存在的。
轿子的平稳并不能完全取代车子的多种功用。不过轿子的出现不但没有让中国的制车业寻找到应有的发展方向，相反在一程度上抑制了车的发展。
一直到近代历史揭幕以前，中国的古车它的最高峰就停留在十三世纪那个阶段。十三世纪以后，中国古车因循原来的历史轨迹慢慢地向前走，没有重大的变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车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直到1902年汽车从上海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很难想像中国古代的马车与汽车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古车始终是以两轮车为主，中国古代没有发展起来四个轮子的马车。这个发明非常之重要。而这个发明在欧洲公元前瑞典南部的岩石上的岩画已经刻出来了这种能够前轮转向的四轮马车的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两轮的马车没有发展成为四轮的汽车，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遗憾，但在两轮车之外，中国人并非全无建树，早在西汉末年中国人就发明了小巧灵活的独轮车。独轮车只需要一个人推动，既可载人又可载物，适应平原和山区的各种道路。独轮车是中国人对世界科技史的一大贡献。
第三部 藏宝现身
车辚辚·马萧萧(下)
古时造车工厂复原模型
这是发现马骨的河堐头村，清朝末年修围子墙的时候，就发现过许多骨头。1964年夏天，山东省临淄文物工作队来到这里，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恩田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工作。
清理了周边的泥土，现出了一个清晰的马的头骨。很快，考古队员在极其兴奋的状态下，挖掘出了145具完整的马骨。1972年和1982年又进行了两次挖掘。三次总计挖出251具马骨。根据已挖掘部分的规模推算，殉马坑全长215米，平均宽度4.8米，浅的部分已经露出地表，深的部分在地表下2.2米。从殉马密度看，平均1米地段有2.7到2.8匹马，如果按全长215米计算，全部殉马可达600匹以上。所有的马头都朝着相同的方向。
考工记
齐国共经历了39位国君，经过周密的推断，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纷纷把目光集中到了齐国第25代国君齐景公的身上。
齐景公在位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547年到490年。文献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说齐景公有马千驷。千乘这个邑名就是因为齐景公有马千驷而得名的。
春秋时期的齐国，厚葬之风盛行。齐景公既然非常爱马，那么他死时带走他所钟爱的骏马，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临淄古墓群——四王冢
这么多生性活泼的马，是怎么被掩埋在黄土之下的？它们是惨死在屠刀下的吗？这六百多匹马究竟是怎么死的，至今还没有一种肯定的说法。
如果以四匹马驾一辆战车计算，600多匹马相当于150辆战车的配备。在以马车为主要战斗力的春秋时期，就等于一个“千乘之国”十分之一的军事力量。
齐国在春秋时期雄霸中原，战马带来的辉煌刻记在以写实风格著称的齐瓦当上。田忌赛马的故事就发生在齐威王时代。现代经济学家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统筹法的实践。
临淄-家庄墓模型
古生物物种专家根据测量结果断定，这些殉马一律都是蒙古马种。
中国的马在秦代以前都是属于蒙古马种，这种能吃苦耐劳，很适合我们的环境、饲养条件，可这种马的缺点解决奔跑的速度不块，所以从汉武帝他就要求改良马种。
中国不断地从西域引进优良马种，最具神话传奇色彩的就是汗血马。它体格健壮，奔跑速度极快。人们把它皮肤上由于携带寄生虫而产生的明显的红斑，形容成它在奔跑时流出的带血的汗珠。
齐长城
马似乎给汉代人留下了过分深刻的印象，从西域得来的马更被当成了神物。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从出土之日起就让全世界为之惊诧，汉代的人，认定它是标准的千里马。
这是从西域引进的六匹良马，他们跟随唐太宗驰骋疆场、出生入死，为李氏江山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唐太宗将它们刻在自己的陵墓前，无疑是对他这六位战友最后的嘉奖。
热爱良马的唐太宗，使马得到了最高的礼遇。这时的养马业在民间同样也具备了广泛的基础，我们在唐代佚名画家的《百马图》中，看到的就是人和马怡然亲和的情景。
唐太宗
经过人类训练的马，智力明显增强了，可以接受驯马师的各种信息，领会骑手发出的各种命令，做出相应的动作。中国早在汉代就有马术表演。马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技能，马上献花、骑马飞刀等马术项目至今还是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喜爱的体育活动。
1970年10月，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了一只唐代银壶，但是壶上的衔杯纹却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关注。这匹嘴里衔着酒杯的马，正好与唐诗中“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的诗句相印证。文字记载的唐代舞马终于有了实物见证。
田野、王恩田考古队
唐代的舞马，当时训练了很多跳舞的马，它是可以按照走步子，走阵列，它还可以在有的台子上做各种姿势。这些马因为它受过训练，听见奏乐就要跳舞。
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作为战备资源还是交通工具，马一般都要配马鞍、镶马蹄、装马镫。然而在临淄的殉马坑里，我们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件马具。
中国古代现在看起来在车战时期，在商周车战用马是没有鞍子的，它不需要坐鞍子。一直到战国晚期骑兵开始出现，出现了鞍子。
铜奔马
早期的马鞍只是一个简单的垫子。随着骑兵的发展，到了东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马上前后鞍桥很高的这种双轮的高桥鞍子。
到了隋唐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唐代，唐代李世民和李渊他们原来守太原主要是与突厥骑兵作战，所以他们引进了突厥的马和突厥的鞍子。所以我们看到昭陵六骏最典型的，那个马都是突厥马。
在这一匹匹殉马的马蹄上，我们试图找到马蹄铁的痕迹，但始终没有发现。
文姬归汉图
中国古代也完全认识到在长途骑或者奔跑之后，马蹄子会裂开，甚至于出血等等问题，而且以当时的冶炼水平，齐国完全可以冶炼铁，也可以打制马蹄铁，但是一直到了南宋中国还没有蹄铁，中国的蹄铁的出现大概是元朝以后才出现的，从西方传来的蹄铁。
据古生物专家测算，春秋时期的马与今天的马相比没有太大差别，平均高度在一米四五左右，人们要想一步跨上这样的高度，不借助别的东西是难以想像的，今天人们踩着马镫上马，但在临淄的殉马坑里，我们就是没有看到类似马镫的东西。
在湖南长沙金盆岭的一座晋墓中出土的骑马俑上，马的左侧有一个近似三角形的小马镫，这个小马镫仅仅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墓室中的记年铭砖分明记录着“永宁二年”，也就是公元302年。如此说来，早在公元302年，中国就出现了单马镫。
殉马坑
这就是在南京象山一座东晋早期墓中出土的双马镫，真正意义上的马镫出现了。只有马镫的出现才使得重装骑兵才真正成为可能，才真正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也就可以说是有了中国的马镫以后，西方的骑士制度才成为可能。
至于马镫是在什么时候传到西方，又是怎样传到西方的，现在都已很难考证了。
百马图
世界科学史专家怀特说：“只有极少数的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了如此巨大的催化作用”。
在这个没有马鞍、马镫和马蹄铁的殉马坑里，我们同样难以找到任何痕迹来证明这些马生前是做什么用的。但是以春秋时期马的用途来看，马主要是用于战争。马被绑在战车上，成为战车的一部分。
淄河古道
从战国末年开始，匈奴这个系统的民族从北方和西北就不断的和燕国，三晋这一带作战。用战车去对抗匈奴的骑兵很困难。所以赵武陵王要推行胡服骑射。这样中国古代的骑兵就开始出现。战车依然与骑兵并行了数百年，直到汉武帝北逐匈奴时，才真正完成从战车到骑兵的转变。
此后，马为中国历代王朝都建立过功勋，大略雄才唐太宗驰骋南疆北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骑曾经踏遍欧亚大陆，饮马塞纳河畔。马在战争中的作用空前显著。
第三部 藏宝现身
沉舟帆影（上）
古船的挖掘现场
1974年6月9日，泉州市东南的后渚港来了一支考古工作队。在村民和解放军战士的协助下，对海滩上的古代沉船进行发掘。
在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的资料库里，保存了这段从未发表过的纪录片。黑白的影像不加修饰地记录了沉船考古发掘的过程。大量的出土物和船体的结构特征，都证明这是一艘宋代远洋木质帆船。
宋代古船的船舱内还出土了21枚我国已知发现年代最早的木质象棋子。出土的棋子形体大小不一，字体有阴刻描红、有墨线双勾、有浓墨楷书。
古船博物馆中的古船模型
“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泉州后渚宋代沉船的发现表明，这艘十三世纪七十年代泉州造的海船，是航行于南洋航线上的远洋商船。船板接合处的缝隙，是用石灰、桐油搓合成的油灰，加上麻絮填塞以防漏水。浑然流畅的尖底船型，加上船舱内水密隔板的设置，足以证明它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的海船。
水密隔舱是中国造船工艺上的一大发明，最迟在唐代已经很普遍使用了。从现在发现的运河船，都是有水密隔舱的。宋船是很典型的海船上的水密隔舱。 十八世纪末期，欧洲才从中国引进这种水密隔舱结构。
经过复原后的这艘宋代三桅远洋木帆船，船体长达34米，最大宽度11米，型深3.8米，排水量在400吨左右。它以实物证明，宋代以泉州为代表的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曾经领先于世界。
古船博物馆中的古船模型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船舶发展史，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专门设立了中国古代船模研究中心。展示着我国从远古至清代，分布于江河湖海各水域典型船舶的家族。
展厅里这件1955年出土的东汉陶质船模，底部略平，前窄后宽，船的上部带有楼阁，所以也叫楼船。船头下悬挂着一根“十”字形的碇，这是船舶的停泊设备。船的尾部有操纵室，后面斜插着舵，舵面上还开了一个洞孔，可用来悬吊舵，以免船靠岸时撞坏。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已使用了舵，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
中国的海上的航区主要是以长江为一条线。在长江以北，叫北洋航线。长江以南，是南洋航线。北洋航线多是沙滩，而且比较平，水比较浅，所以这个航区的船必须是平底，所以平底船到了明清以后，就发展出来一条叫“沙船”。这个“沙船”因为在海上碰到浅水有的时候要搁浅的话，不会翻掉。
透过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汴京市井生活，船舶专家把目光锁定在汴河上形态各异的二十四条船。它们是我国宋代长江以北，在内河中航行的平底船的典型代表。
汴河船有货船、客船、漕船、渡船、渔船之分。
汴河客船与漕船有较大的不同，它的船体狭长，船尾向后伸展。考虑到载客的特殊要求，上层的建筑宽敞、舒适。客舱两侧都有比较大的窗户。作为客船船艏的甲板外挑，造有楼台亭阁，客人们尽可在这里把酒吟诗、挥毫泼墨、品赏两岸风光。
古代的帝王也建造豪华的龙舟，供自己在水上游乐。公元605年，南北大运河修成不久，隋炀帝在嫔妃的簇拥下，便是乘坐这种龙舟从东都洛阳到扬州去巡幸的。
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期间，先后7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浏河镇起锚，驶向茫茫的大海。郑和所实践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航线划过亚洲到达非洲，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郑和出使的船队，最多时由9种船型，200多艘船只组成。这9种船型除郑和的坐船“宝船”之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水船、大八橹 、二八橹和六橹船等。
“福船”是对福建沿海所造木帆船的统称，是中国尖底型海船最优秀的代表。它不仅适合做深海捕捞的渔船，还适合做远洋运输的货船，同时还适合改装成捍卫海疆的战船。
1661年3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部将25000人，战船400艘，挥师东渡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泉州、厦门一带所建造的“福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宋泉州市舶司遗址
泉州城南晋江岸边，曾经是古刺桐港的中心码头。
北宋元祐2年，即公元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海关”。
宋元时期，泉州出口的众多货物中，就有精美的丝绸织品。这一时期，泉州由远洋帆船向海外诸国输出的货物中，更多的是陶瓷器。
德化窑烧造的瓷器，由于含铁成分少所以洁白坚硬，宋元时期就已经蜚声海内外。由陶瓷和海洋编织成的纽带，把泉州和世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博物馆陈列的古船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陶瓷无疑是国际市场最热销的商品之一。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无数的海底沉船留下了一条打着中国印记的“陶瓷之路”。近年来，许多国家都把眼光投向南海的中国沉船，中国水下考古工作队1998年也第一次组织了西沙海底的考古发掘。
近一 、二十年来，好几个国家打捞到中国的沉船和遗存海底的瓷器。1995年5月精于海底探宝的英国人麦克·哈彻，第三次闯进南中国海，他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和丰富的经验，找到了我国清代沉船“泰兴号”。除了发现无数死难者的骸骨外，还捞到了30多万件中国的瓷器，这是世界陶瓷考古史上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
这本书是德国斯图加特拍卖行出版的图录，这本图录里面可以看到这些是灵芝纹的盘、碗、碟，这种是德化窑的民间青花的典型的器物。
2000年11月，德国内戈尔拍卖行拍卖了这批瓷器。“泰兴”号的两千多个亡灵，绝不可能知道180年后，有人会从他们身边赚走2240万德国马克。
宋·磁灶窑绿釉双龙纹军持
1138年一位叫朱纺的泉州籍船长，在往返时间不到一年的贸易中获得了百倍的利润，于是刻下了一方“祥应庙碑”。他赞颂神的功德，也留下一段南宋绍兴年间，到南洋赚大钱的史实。
宋代，每当春夏之交和秋冬之际，泉州的地方官员都要云集在西郊九日山上，举行隆重的祈风仪式，向海神“通远王”祈求顺风。
每次祭祀典礼仪式结束后，官员们都要在岩石上刻字纪念。现存于泉州九日山的十段祈风石刻，是我国仅存的记录祈风活动的珍贵实物，也是宋代泉州海外交通繁盛的历史见证。
南宋腰空珠光碗
一艘按传统工艺建造的新船就要下水了，人们忙碌了几个月，就盼望着这一天。船身是典型的“福船”打扮。
新船在众人的牵引下缓缓地滑向大海。
七十多岁的船老大已经四十多年没有机会驾驭木帆船了，几个老航海人聚在一起，算是重温“风雨同舟”的旧梦。
新船首航一定要有一个小后生参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图一个“生生不息”的好兆头。后生的手要牢牢地抓着绳索，这绳索的另一端就连着升起的风帆。
风推着初试身手的帆船，离开港湾驶向生机勃勃的大海，那是先辈们千百年来为之魂牵梦萦的地方。
第三部 藏宝现身
沉舟帆影（下）
明·梅花犀角杯
泉州，在中世纪作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城市，曾吸引了无数追求商业利益的外国人。于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在这里友好相遇，世界各大宗教信仰在这里和睦相处。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收藏着数百方与这段罕见的世界文明史有关的宗教石刻，这些在泉州出土的珍贵文物，用不同的民族文字镌刻下年代久远的不同故事。
时间的流逝，已经使某些文化留下了谜团。这方基督教古叙利亚文碑刻，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解读。
这方1946年出土的墓碑，9行阴刻的文字曾被误判为蒙古文或叙利亚文。英国几位专家经过近十年努力，才辨认出它古拉丁文的真实面目。
大量伊斯兰石盖墓
泉州随处可见的花岗石以及众多的能工巧匠，使世界各种宗教文化得以用石雕艺术的形式，在这里留存下来。
唐·泉州伊斯兰教圣墓
有一位名叫伊本·奥贝德拉的阿拉伯人，去世之后，在泉州的家人为他立了碑。从这几个汉字，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外文化融合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故事。
在泉州，不单称外国人叫做“蕃客”，称国外传进来的东西也常上一个“蕃”字。像这尊泉州“奏魁宫”出土的“四翼天使”雕像，就被称为“蕃丞相”。其实，它是古基督教石刻。1905年，被西班牙传教士任道远见到后，命名为“刺桐十字架”。
众多的碑文表明，宋元时期泉州的外国侨民大多数人赚了钱，不少人还自由地定居下来，有的人还当上了官。他们在世的时候生活富裕，死后也没忘记在墓盖石上精心装饰刻画，以便向后人显耀生前的荣华。
在“海交馆”后院近500平方米的草坪上，整齐地陈列着88座出土的穆斯林墓盖石。而那些还沉睡在地下仍未被发现的绝不会是少数。当年，刺桐城的阿拉伯人肯定有成千上万。他们平和地融入当地社会，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异国风情。
三大主神之一
走进泉州，就仿佛置身于伊斯兰世界。通淮街上这座“清净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即公元1009年，由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采用当地特有的花岗石凿砌而成。今天，规模宏大的“奉天坛”虽然只徒有四壁和几根孤单的石柱，却在斑驳中留下了与历史对话的古老文字。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独具中世纪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建寺300年后，耶路撒冷人艾哈玛德重修了“清净寺”宏伟的门楼，它成了这座千年古寺最典型的伊斯兰标志。
明代，泉州人在离“清净寺”只有百步之遥的地方，修建了“关帝庙”主祀关羽。600年来，一个是阿拉伯伊斯兰教，一个是中国民间信仰，在一条街上相安无事，归根结底还是这座城市的“宽容”。
走进这座经过复原的印度教神庙，迎面站立的神像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除了中国泉州，在印度也只有两家博物馆藏有这种中世纪印度教的艺术精品。
印度教是最早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泉州出土的二百多方印度教寺庙神像雕刻和建筑构建，是我国惟一发现的印度教寺庙遗物，有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古基教在东方的早期代表作
陈列在展厅里的印度教石刻，具有典型浓郁的印度艺术风貌。这种精致娴熟的表现手法，连印度学者都曾怀疑是出自泉州工匠之手。
素有“桑莲法界”之称的泉州开元寺，有七十二方印度教“狮身人面”石刻浮雕被嵌砌在大雄宝殿的月台下。开元寺大雄宝殿的后廊檐下，立着两根十六角形的印度教石柱。石柱上雕刻着九幅印度教神化石刻。开元寺成了这座城市宗教文化混合交融的神圣殿堂。
泉州郊外池店村的旧街上，有一座“兴济寺”与小杂货店紧紧地连在一起。与乡亲们朝夕相伴挤在一起的是尊很奇特的神像。他丰胸束腰四臂持镇妖法器，脚下踩压着魔鬼，一幅庄严执法的神态。考古专家对这尊神灵进行了籍贯考证，认定他是 “印度教舞王”，本该是泉州城里印度教寺庙的神物，元末明初的一场战乱，使它流落到这里。
印度“舞王”成了中国的“水神”，这个有趣的误会至今仍然在延续着，成了泉州特有的文化现象。
在泉州城南20多公里的华表山下，有一座寺庙，因南宋绍兴年间始创时用茅草搭盖，故庙号“草庵”。宋元以来始终香火不断，这里供奉的是崇尚“清净光明”的“摩尼光佛”。
五代彩绘石散乐浮雕
寺庙遗址中出土的黑釉碗，能看出是专门烧制的，可见当年摩尼教信徒的人数不少。元代草“庵”改为石结构后，寺庙建筑因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形式而明显地汉化。
创立于公元3世纪的摩尼教曾经盛极一时，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草庵”是世人最后能见到摩尼教始祖真相的地方。
泉州造像活动也异常活跃。西资岩依山凿刻的五尊大佛，是研究晚唐泉州佛教艺术的珍贵实物。
宋代用整块巨石雕凿的老子造像，是我国古代最大的道教石雕。思想家和蔼可亲的哲人形象，就在泉州清源山下被完美的表现出来。
唐·泉州西资岩石窟
泉州东门外风景秀丽的山丘上，安眠着两位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时期，渡航海来到中国的穆斯林先贤。山因贤人而灵，便取名“灵山”，墓因贤人而尊，便被称为“圣墓”。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史迹之一。
许多阿拉伯穆斯林也安息在这里。
泉州“海交馆”宗教石刻陈列馆中，有一块高大的墓碑。上面一行波斯文是“著名的库斯·德广贡之子”，中文写刻着“郭氏世祖坟茔”。
据查考，波斯人伊本·库斯·德广贡于元代远涉重洋到泉州经商，他最终定居下来并取了中国姓氏，郭。
泉州有一个丁氏大家族，也是阿拉伯侨民的后裔。从第一代繁衍到现在已有两万多人。
宋·泉州清源山老君岩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丁氏宗祠始建于明代，经过历代重修有现在这样一个规模，可以说是福建省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回族祠堂。”
郭氏和丁氏家族已经成了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移民史的活文物。
这优雅婉转的韵律，就是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南音古乐。它是中国现在仍在演奏的最古老的特殊乐种。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一带，是南音演奏和传播最为活跃的地方。朝代兴衰更迭，皇帝早已不见踪影，惟有这古乐能穿透时空得以不断地流淌。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出发，在途经的东南亚各地华人圈中，现在仍然可以体验到南音古乐“余音绕梁、三日不散”的无穷魅力。
音乐史学家们惊喜地发现，现代在沿用流行的南音乐队编制，在出土的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五代彩绘石刻中，能清晰的见到它的影子。
泉州东南海滨，有一个叫“浔埔”的渔村。在这里人们用巨大的海蛎壳磊砌起了一大片已经历百年风雨的老屋。 “浔埔女”不论年长年少，总喜欢在发髻上插满清香四溢的时令鲜花。这里的老妇人也总习惯在头上包扎着阿拉伯式的“番巾”。鲜花和头巾数百年来成了这里永不落伍的时尚，民俗专家们也从这里看到了明显的西亚伊斯兰遗风。
第四部 发现传奇
失踪的头盖骨（上）
20世纪初的龙骨山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京城里一片混乱。此时，一位在中国行医的德国医生哈贝尔，被迫离开北京，临行时他带走了一箱叫做“龙骨”的药材，实际上，龙骨是远古哺乳动物的化石。后来，哈贝尔将龙骨送给了德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经过仔细研究，这位教授竟然从中辨认出一颗远古灵长类的牙齿。
1914年的中国仍旧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在此时来到中国，担任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但他念念不忘施洛塞尔教授在中国龙骨中发现的那颗牙齿。到中国后不久，他就招募了一批技工，授予简单的化石知识之后，便吩咐他们到华北寻找化石。
1918年，位于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
1921年春，三个外国人出现在周口店。三个人中，一个是安特生，一个是美国人格兰阶，另外一个是奥地利学者史丹斯基。
第一个对龙骨产生怀疑的人是德国医生哈贝尔
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肿骨鹿、犀牛的化石。同时安特生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脉石英碎片。他对史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
尝试发掘工作由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主持。1923年只出土了一枚十分可疑的牙齿化石。3年后，才在周口店的化石中确认出一颗人牙。1926年瑞典皇太子在访华时正式将这个消息公布出去。在随后的一年里，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枚与师丹斯基发现的极为相似的牙齿化石。这颗牙齿经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的鉴定，确属人类牙齿化石。
然而，这一说法却引起了国际上许多人类学权威的怀疑，他们认为，仅凭牙齿化石就建立新的人类属种无法令人信服。
在步达生的努力下，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答应出资24000美圆赞助周口店的发掘，并且以协和医学院为依托，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机构。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取得联系，希望能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共同发掘周口店。双方经磋商达成协议。协议书中第三款对于采集品的使用和归属作了规定：
1924年，年仅24岁的裴文中北大毕业后来到周口店工地
“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
正是这种合作精神，最终促成了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1927年春天，在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和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捷的率领下，周口店第一地点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拉开序幕。10月16日，步林风尘仆仆地从工地赶回办公室，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他找到了一颗完整的人类臼（音：就）齿。这颗人牙使步达生兴奋异常，他给安特生写到，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这确实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步达生根据这颗人牙，首次提出了一个古人类的新种属--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并认为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是第三纪，距今大约50万年左右。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
1928年，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这里，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9年一些学者相继离开周口店，只留下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地。
1927年周口店发掘现场
一天，就在准备收工的时候，他发现在主洞与裂隙交叉的下方有一个洞。在洞外工友的牵引下，裴文中沿着洞壁徐徐滑下。他点燃马灯，在微弱的光线下仔细寻找。突然，洞里传出裴文中狂喜的声音：这是什么？是头盖骨！
这一天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终于被发现了。
周国兴：“除了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呢，当时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重大发现，另外一个重大的发现呢，就是他（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使用的石器。”
1931年5月，23岁的贾兰坡来到周口店，成为了裴文中的助手。
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骨
两年后，裴文中离开了周口店赴法国学习古人类学。贾兰坡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周口店工地的总负责人。
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出土第一块头盖骨的第一地点和时代较晚的第十五地点，希望会有新的收获。
1936年，工作单调地令人窒息。贾兰坡孤独地留在周口店。10月22日，技工在第一地点发现一个女性的下颌骨，保存相当完整，这在过去从来没发现过。从这一刻起的很长一段时间，贾兰坡就再也没有离开周口店考古工地。
1936年11月15日的野外工作日记这样写到：这是一个星期天，负责挖掘北侧洞壁处堆积的工人张海泉，在一块比较松软的砂石中，发掘到一小块骨骼化石，正要随手放入面前的小荆条筐里，贾兰坡恰巧看到，立刻要他停手，抢过来，拿起骨片细细端详。
步林根据发现的牙齿化石联想出的北京猿人头像
贾兰坡挑选了三位经验丰富的工人和他一起清理，接着发现了枕骨、眉骨、耳骨等大量碎片，是同一个人头骨化石无疑。
下午，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个远古北京人的头骨化石。
贾兰坡连夜打电话通知北京。
之后进行的发掘中，又一个头盖骨出土。
北京猿人使用过的石器，即今天考古学上所说旧石器
从1927年到1937年初的11年间，在周口店第一地点，也就是中国猿人遗址中，先后发现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9块破碎的头骨以及大量的面骨、下颌骨、牙齿等骨骼化石，估计来自40个不同的男、女、老、幼，代表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古人类群体。世界许多古人类化石遗址中，在一个不大的方圆之内，发现如此丰富的化石数量，堪称世界同类遗址中的奇迹。
1937年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又资助了几万美金，人们对挖掘有了更大的希望。6月底技工们照常把化石进行清理编号包装，然后送到周口店火车站，准备运往北平。7月初的一天，周口店火车站突然打来电话，去北平的火车不通，情况不明。第二天，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向我国军队挑衅。恐怕要打仗了。
第四部 发现传奇
失踪的头盖骨（下）
最早发布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失踪消息的报纸——英文版的《北平新闻》
卢沟桥，位于北平与周口店的正中心。1937年7月7日，炮火打破了这里的平静。日军突然向宛平城的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开始了。刀光血影之中，北京猿人化石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
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天后，距卢沟桥十余里的周口店挖掘现场，所有的工作被迫全部中断。
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协和医学院也同样不平静。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消息传到北平，人们预感到一场大的暴风雨就要来到，在北平的美国侨民纷纷设法逃离中国，日军也开始占领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必须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稳妥和安全的存放地点。
第一个头骨化石模型及北京猿人头骨复原像
当时从事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学者魏敦瑞，希望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继续进行研究。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有明文规定，周口店发掘出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财产，不得运出中国。
经过国民政府的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将这些物品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古人类学家胡承志：“装（箱）了以后送到博文的办公室，送以后 ，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再也没有中国人看见或者知道它的下落了。”
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离北平，两箱化石被放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和所有军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车中托运。
原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医弗利：“当时我的上司对我说，让我直接回国。为了安全起见，那些北京人化石将放到我的那些运回美国的行李中，这件事，在当时是相当秘密的。”
火车的目的地是秦皇岛，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接到命令，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
但是三天后，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被迫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所有机构。弗利和戴维斯都成了日军的俘虏，几天后，他们在天津的战俘营里见面了。但此时那两只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绿色行李箱已经不见踪影。
从此，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战乱中悄然出世不久，又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神秘地失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