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里的四个犯人，虽然都是“四·二七”大逮捕以前抓进来的，但无疑都是政治犯。因为这里的犯人，基本上都是按犯罪性质划分楼房的。坐在池步洲旁边的2433号犯人先悄悄儿地问他：昨天夜里警车啸叫了一夜，抓进来那么多人，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行动，又问他犯的是什么案子。池步洲本不想说话，但是想到新来乍到，对这里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能从老号那里多知道些东西，也许对自己有用；再说，自己一肚子烦恼，说说话儿，也许能稍解心宽，就也低声地告诉他：看样子是进行全市大逮捕，各区同时出动，抓人的确很多；至于自己为什么被抓进来，无非因为自己以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被算作历史反革命了。
2433号犯人自我介绍说：“解放前，我在黄浦分局当警察，是个一道杠的警士级小巡长，还不算警官，管的是几条街道的治安巡查。解放以后解放军接管了警察局，宣布警官以下一律作为”依靠力量“留用，解放前的历史问题，只要说清楚，一概既往不咎，要大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放下包袱’以后，将近两年来，做了许多户籍核实、整顿治安、清查逃犯等等工作。如今局里各项工作刚刚有了些头绪，却以历史问题没有交待清楚为名把我给抓起来了。每次提审，总追问我解放前抓过几个地下共产党员。我在旧社会当了十几年警察，因违犯治安管理而抓的人，少说也有好几百个了，谁知道哪一个是共产党？即便真有共产党，能告诉我么？看样子，一进了这个门，是一辈子都出不去了。”
这时候号头插了一句话：如今上海还没有法院，凡是偷鸡摸狗的小案子，在公安分局就解决了；凡是与政治有关的案子、杀人放火的大案子，或者牵扯到婚姻、房屋、债务之类民事案子，才关提篮桥监狱，由军管会政法领导小组审问宣判。他开导池步洲说：“把你关进这里来，绝不会是解放前你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估计可能还有什么大问题没说清楚。你一定要争取主动坦白，争取早日结案，早日到劳改大队去劳动，生活比在监狱里要好得多。要不然，长期关在这里，永远结不了案子，也永远见不到家属。”
池步洲正奇怪这个号头既然什么都知道，怎么自己不争取把问题都说清楚了？2433号犯人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代号头解释说：“解放以前，他也是黄浦分局的，不过他是个‘三道头’警长，是我的上司，解放以后没有留用他，也没有逮捕他。他自己到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处登记，坦白自己参加过军统组织，从此公安局三天两头找他写材料，今天要他检举这个，明天要他证明那个。到了今年年初，干脆把他抓了起来，关在这里，拿他当活字典用，还说这是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可以毫无顾虑地检举他所知道的特务分子。这一关，已经在这里关了三个多月，到今天还没有结案呢。”
池步洲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解放前，是无法无天的社会，除非是秘密逮捕，凡是公开逮捕的，第一允许有律师辩护，第二也允许家属探监；如今是新中国了，在这一点上，怎么还不如旧社会？
正沉思间，又有几辆警车啸叫着先后从外面开了进来，好久之后，才听见开铁门、关铁门的声音从远而近，终于池步洲的监房里也被塞进两个犯人来。
按照监狱的原设计，牢房有大小之分，以适应不同身份的犯人。最大的牢房，能关二三十人，最小的牢房，只关一个人。从这间牢房的大小看，原设计也许只关一个犯人，最多也不过关两三个犯人。即便按三个人算，每人还有半米多的铺位，如今一下子关了七个人，每人只有二十厘米的铺位了，晚上怎么睡觉？
新来的犯人全部送进监房，又把昨夜抓来的犯人一个个提出，押送到楼下一间大房间里核对登记表格和按捺指纹卡片。先由一名警员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事先填好的登记表来，按姓名、年龄、籍贯、住址、案由……等等逐项询问核对。轮到池步洲核对了，他看见表格的“案由”一栏上，写的是“反革命”三个字，犟脾气发作起来，不但坚决否认，还振振有词地声明自己抗战期间有功，解放以后无罪。核对表格的警员也不理他，问过以后，就把表格交给另一警员，让池步洲捺印指纹：用油印机的滚筒蘸上油墨，在一块玻璃上来回推滚，等油墨涂匀以后，先每个手指头蘸上油墨，在一张大卡片上摁出十个展宽了的指纹，再整只手掌蘸上油墨在另一张卡片上摁两个全手掌掌印。
池步洲对这种做法十分反感：从道理上说，没有判刑的未决犯，既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无罪的，从身份上说，还是公民。提取指纹留存档案，只能对已决犯进行，或对与指纹有关的嫌疑犯进行，怎么可以稀里糊涂地胡搅一锅粥，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否有罪，一加逮捕，就先提取指纹留档呢？这种做法，简直是无视人的尊严，是违反“人权”的。
他当然不懂得，在那个年代，“人权”这个概念，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对无产阶级来说，第一根本就不承认有“人权”的普遍存在，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统治者的权力，根本没有被统治者的权力；第二即便真有“人权”这种东西，也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共产党代表革命，代表人民，代表祖国，因此也就是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需要。解放初期，大陆推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没有舆论监督，虚设监察机关，以致后来流毒泛滥，造成下面以权代法，上面“金口玉言”，一个人说了算，归根结底，推行“人治”而不推行“法治”，是一切错误的总原因，是一切腐败现象的总根源。
解放初期，我就在上海的政法部门工作，对当时的办案情况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从道理上说，法制机关本来应该是最讲理的地方，但是解放初期的法制机关，往往是最不讲理的地方，或者是“讲一面理”的地方。因为“法”属于上层建筑，“理”是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的人从不同的阶级偏见出发，各说各的理，那自然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一个人被捕，有两种可能，一是有罪，一是无罪。作为司法人员，首先必须甄别抓来的人有罪或无罪。但是解放初期的司法人员出于阶级偏见，往往在“共产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你是共产党抓来的，所以绝不会错”的错误论证法指导下，对抓进来的人，不是先去甄别其罪错的有无，而是一概肯定其有罪。于是，任何人被捕，哪怕你原来是共产党员，现在也依旧对党忠心耿耿，却一进门就要你认罪。不认罪的，就是态度恶劣。世界各国的法律，量刑的标准主要是罪行的大小，认罪不认罪是次要的。罪犯不认罪，只要铁证如山，也可以根据其罪行判刑，但并不加刑。中国的解放初期，对于罪犯“态度的好坏”看得很重：重刑犯因为态度好可以减刑，轻刑犯因为态度不好可以加刑。当时执法机关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不管你有罪没罪，凭你这恶劣态度，就可以判你的刑。”于是，量刑没了标准，法治就变成人治了。
从常情分析，一个没有罪的人，被铐上了手铐，关进了牢房，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了摧残与折磨，心情的“不愉快”，当然可想而知。如果这个人道德、修养、认识、情操都很高，懂得任何政法机关都有抓错人的时候，因此耐下心来，与政法机关合作，把自己的冤情剖析明白，从而最后达到无罪释放的目的。这就叫“有错抓没有错判”。但是具有如此高尚情操的嫌疑犯和审判员并不是很多，多数人无罪被捕，总是火气极大，呼喊顶撞，也在所难免；而司法人员则更不冷静，虽然那时候上海地区的司法人员还不敢公开地用刑，拍桌子、瞪眼睛之外，采取“疲劳轰炸”“限制饮食”等等变相体罚来迫使犯人认罪的事，却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执法人员，在定案之前，头脑中绝不能先认定被审问的人有罪，不然就是先入为主，不可能客观地、公正地办案了。一个审判员，要设身处地地为人家想一想：如果你也无罪被捕，你的心情如何？但是解放初期的办案人员，没几个会这样想，多数人的逻辑是：你是共产党把你抓来的，一定不会错。你不认罪，申明自己无罪，他就会反问你一句：“难道共产党错了吗？”如果你真的回答说“正是共产党错了”，那可就不是态度恶劣的问题，而是“污蔑共产党”、“攻击共产党”的问题了。那年月，谁说一句共产党不好尚且是大逆不道，为当局所不容，敢说共产党有错，简直就是十恶不赦，不严惩你，严惩谁去？
池步洲长期在国民党政权下工作，一向以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固有道德和人性良知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对共产党的认识方法和行为准则一无所知，难怪他解放以后对共产党的某些政策法令格格不入，最后终于被当作反革命抓进监狱里来了。
有道是“识事务者为俊杰”，池步洲从半夜被捕直到关进了牢房，并没有大吵大闹，而是逆来顺受，考虑的是如何洗刷罪名，还我清白。
但是对于当局未经判决就认定是反革命、就强迫提取指纹手印一事，他却实在无法接受。手印一摁，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了吗？按照他的性格和“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认识，真想拼一个鱼死网破，也不能接受这种“非法”的对待。可是想到妻子儿女，想到只有活着才能最后澄清自己的问题，只好一忍再忍，也和其余犯人一样，任凭人家怎样摆布。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当他搓着一双无法洗静的“黑手”、满噙着热泪回到监房来的时候，当天新来的犯人问他：“过堂了？”他还没回答，老犯人以“行家”的口吻反驳他说：“他只比你早来几个钟头，怎么会提审？你没见他两手墨黑，和你一样？他是昨天下半夜抓进来的，这是补上‘弹钢琴’这一课去了。告诉你吧，这里的规矩，不关你三天五天，是绝不会提审的。你要问他，他说是案子多，没排上队，其实是杀杀你的火气，把你的火气杀下去了，他再来慢慢儿地消遣你。反正他不着急你着急。”
池步洲没有说话，从这个“行家”的口中，他知道自己既然不幸而进了这个门，只好继续忍耐，只有听任别人摆布的份儿了。
三、虾兵蟹将，作威作福
下午时分，一个看守抱着一个铺盖卷儿和一个网兜，里面有脸盆、毛巾、牙刷、牙膏之类，走到监房门口，喊了一声：“2444号犯人，家里有东西送来，你点收一下。”
池步洲一听是家里送东西来，忘记了号头说的在这里不允许见家属的话，还以为妻子没走，急忙凑到铁门前面问：“她在哪里，能让我跟她说句话儿么？”
这个看守年纪稍大，瘦高个儿，经常坐在过厅里值班，有时候也到各监房门前走走，伙房送饭来，就由他领着各房分送。这个人说话和气，从来不瞪眼睛。听池步洲要和家属见面，正想回答他，突然从过厅走过来一人，年纪不过二十多岁，面目黧黑，眼睛里冒出一股仇视的凶光，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腔声势汹汹地说：“这里不许犯人和家属说话！”
池步洲心里正没好气，就顶他一句说：“现在我是跟这位警官说话，不是跟家属说话，你这么凶干什么？”
年轻的看守被池步洲噎了一句，翻了两下白眼，忽然想出一个主意，就对那个年长的看守喊：“不要理他，给他纸笔，叫他写交代。”
年长看守开开门，把被褥卷儿和网兜递给池步洲，还有一张印有监狱收发室字样由家属自己填写的“送物清单”，要池步洲照单核对以后签字。单从这一点来看，监狱的办事人员，倒还想得挺周到的。
年长看守拿走了签收的单子，一会儿又走了回来，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和几张纸。没走几步，那个黑脸年轻看守从后面追了上来，手里还端着一把宜兴紫砂小茶壶，高声喊：“你拿了几张纸？给他几张，收回几张！”
年长看守隔着门把纸笔递给池步洲：“让你用这个写罪行交代，一共四张纸，不够问我要，多了还给我！”
池步洲问：“我想给家里写封信，行不行？”
年长看守用手指指过厅外面，放低了嗓音小声地回答：“这你要去问他，他是班长，我是听喝的，不敢自作主张。”
从他的话里，听得出三分牢骚。池步洲本想让他把那个班长请来的，灵机一动，又改了口：“劳您驾，请您跟那位警官说一声，我有个情况，要向他反映。”
年长看守点点头走了。2433号犯人过来，悄悄儿地说：“他姓王，和我一样，也是个留用人员，我们本来就认识的。不过他连我这样的小官儿也没当过，所以暂时还让他在这里值班。要是他犯一点儿错误，这碗饭也就吃不成了。”
正说着，年轻看守一步三晃地走了过来，在铁门外面一站：“谁要反映情况？”
“是我！”池步洲已经站在铁门里面等着他。
“你有什么情况？可以向我说。”
“报告警官，我想给家里写封信。”
那黑脸年轻看守站在铁门外面运了半天气，两眼斜睨着池步洲，好久没有说话，过了足有一两分钟，突然冒出一句：“现在是大白天吧？”
“是啊。”池步洲不知道他问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只好应着。
“你没睡着吧？”
“没有哇。”
“没睡着你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你不知道监狱里不许跟家属通信？”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进这种地方，没有经验，请您多多指教。第一，政府把我抓来，我得知道为什么。第二，我抗战期间对国家有功，解放后规规矩矩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我得告诉家里，不要为我担心。第三，我被关在这里，太无聊了，要让家里给我送几本书来看看。有这三个原因，所以我必须给家里写信。信件经过你们检查，难道还不放心？”
池步洲已经意识到写信的希望是没有了，只为这个看守班长说话太刁，故意气气他。年轻看守果然生起气来，瞪大了眼睛：“什么？你 ‘必须’给家里写信？越说你越来劲儿了！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现在是把你关起来要你交代罪行，不是把你养起来让你在这里看书！你们这些人，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当年要是少读些书，恐怕今天还不会蹲监狱呢！别废话，到了这里，是龙给我盘着，是虎给我卧着，老老实实地写材料交代你的罪恶！”说着，再也不理池步洲，又一步三摇地走了。
池步洲当然没听他的话真的坐下来写什么交代材料。尽管他没到过这种鬼地方，可也知道看守跟审讯是两拨人马，作为看守，根本无权让犯人写什么交代材料，因此只是苦笑了一声，来了个你不理我我也不睬你，坐在铺位上闭目养神，继续想心思。
2433号犯人捅捅池步洲，小声地说：“这个李班长是山东老区来的，贫农出身，没念过几年书，翻身以后参军，给首长当过几年通信员，进城以后分配到黄浦分局，可又什么都不会干。跟他一起来的人，都当了科长、股长了，他什么也不是，只帮着收发室送送信件、报纸，闹开了情绪，这才把他调到这里来当看守班班长，大小也是个官儿，他还不满意呢。要是他文化稍微高一些，给他个拘留所所长当当，大概是没问题的。”
池步洲微微一笑：“幸亏他没读几年书，只当个班长，要是多读了几年书，当上了监狱长，读书越多越反动，咱们可就都别活了。”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苦笑起来。
下午四点，伙房送来了晚饭。池步洲和新来的两个犯人都没有食欲，就由那四个人分了这三盒子饭。久蹲监狱的人，天天吃素，肚子里的油水少，一顿饭不过三两，尽管不干活儿，也总是觉得饿。吃起饭来，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惟恐其少，尽管每人加了一两多，也是风卷残云似的，转眼就都吃光了。
入夜以后，七个人平分这两米见方的地铺，每人的宽度不到二十厘米，怎么睡？号头不愧为“老号儿”，自然有办法：他把一床被子铺在铺板上，让大家把衣服裤子都脱了，堆在脚后，只剩一条短裤，然后按号数依次，人人都朝一个方向面朝左侧身而卧，依旧头朝铁门，由号头拿另一床被子给大家盖上，最后他自己也“嵌”进预留的空档中，七个人居然都躺下了。
这一夜，池步洲虽然离马桶远了一些，但是鼻子尖儿碰着别人的后脑勺，翻身必须统一行动，有人起来解手，必须喊号头帮忙掀开被子，解完手，原来的地位已经没有了，又必须“打楔子”挤进去，再请号头把被子盖上，比头一夜更难过。池步洲处于“内忧外患”的夹攻之下，尽管闭着眼睛，依旧一夜未睡。
第三天上午，大伙房送来早饭，这时候池步洲已经饿得饥肠辘辘，眼前金星乱迸，可是嘴里发苦，依旧没有什么食欲，勉强吃了十几口，还剩下大半饭盒饭。他已经反复学过两次监规，知道剩下饭菜是要吃批评还要受处罚的，只好悄悄儿地问2433号犯人还要不要。人到了这里，饿急了，既不要脸皮，也不再怕脏，2433号犯人听池步洲说要把剩饭给他一个人，连声道谢，急忙把饭盒子抢了过去。再要晚一步，号头要是发了“大家平分”的话，可就不能由他“独吞”了。
下午开饭之前，李班长一步三摇地走到铁门外面，拖长了声音喊：“2444号犯，你的材料写出来没有？”
池步洲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这个新中国的“牢头”，估计他还不敢像《水浒传》中“远恶军州牢城”中的差拨老爷那样整治犯人，干脆再得罪他一次，就站起来走到铁门后面，没好气地说：“我是国家干部，关于我的历史材料，都在档案袋里装着，请警官先生调来一看就明白了。我的一生，当过许多任大官儿，关系复杂，四十张纸都写不完的，就这四张纸，能写什么？”
李班长一听这话，果然像开了电门似的蹦了起来：“你老实点儿！你摆什么干部臭架子？告诉你，比你官儿大十倍二十倍的干部我见得多了，到了我这儿，都得听我的差遣，让他朝东谁也不敢向西。你是什么玩意儿，敢在我面前摆干部架子？你的档案袋，就在我手里，我早就看过了，知道你是什么变的。现在我不是要看你的臭历史，是要你坦白交代你的罪恶！”
池步洲鼻子里“哼”了一声，干脆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懒洋洋地回答：“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一生历史清白，抗战期间对国家有功，对共产党无罪，解放后工作认真，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没有任何罪恶需要交代。再说，即便有，我也会在法庭上向审判人员说清楚，大概还没有必要向看守班班长交代吧？”
池步洲的这一席话，可真扎了李班长的肺管子了。他用拳头擂着铁门，愤怒得像一头狮子：“看守人员有动员、教育犯人坦白交代罪行的职责，你写的材料，你在监中是否服从管教，我们都会负责转给审判人员的。你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不服从管教，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本班长的厉害。”说完，生怕池步洲又要损他，扭转头气呼呼地大踏步走了。
李班长一走，号头长叹了一口气，发话说：“老弟，你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总应该知道‘光棍儿不吃眼前亏’和‘不怕官只怕管’这两句老话吧。他一个从老区农村来的孩子，从小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也就是阶级斗争的教育，跟你受的‘和为贵’的孔孟教育或者‘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洋教育，完全是两码子事儿。你不是资产阶级就是反动派，是他的敌人，他不跟你斗难道跟他的上级斗？他跟你没有共同语言，你跟他恐怕也没有共同语言，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老弟，我看你也是条硬汉子，请听我的一句忠告：人到了这里，最好的办法就是‘心字上面一把刀’──忍着，跟看守人员不要发生任何冲突，一切逆来顺受，有问题跟预审员说，争取早日结案，早日离开这里，才是正路。”
2433号犯人也凑过来开导说：“李班长这个人，年轻好胜又没文化，最吃捧了。你只要跟他说上三句好话，就会乐得眉开眼笑，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他最忌讳的，就是说他官儿小，没权力。他当个看守班长，是没有判你十年二十年的权力，解放军的纪律约束着他，除了说两句难听的话之外，也不敢真动手打人。说句公平话，他倒不是坏人。不过你要是把他气急了，他整起你来，也够你受的。又不是他把你抓进来，你跟他生什么气呢？就好像演戏一样，他演他的牢头，你演你的犯人，大家同台演戏，咱们一起把这台戏演好了，一起谢幕，不是很好么？”
池步洲想想这两个“老号儿”讲的虽然不是至理名言，却也是经验之谈，甚至还是肺腑之言，就苦笑着道了谢，低头坐着，不再说话。
到了四点钟，大伙房送饭来了。姓王的看守递进六个饭盒来，说了一句：“班长通知，2444号犯人不服从管教，晚餐免进。”接着又小声地说：“2444号，你快把材料写出来交上去吧，班长一生气，有权把你关进小黑屋里去，那时候你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等送饭的人走远，2433号犯人悄悄儿地说：“你看怎么样，吃眼前亏了不是？不过不要紧的，头两天我吃你的饭，这一顿咱俩分着吃好了。”
号头摆摆手：“不用，你的份儿不要动，咱们瞒上不瞒下，我来安排。”说到这里，他问那两个昨天新来的：“你们两个，今天能吃多少？”
那两个犯人，一个说“完全不想吃”，一个说“吃是一点儿覓不想吃，可又怕身子顶不住，好歹吃几口吧”。于是号头用饭盒子盖儿给他拨出小半盒饭来，再把剩下的一盒半饭分成五份儿，每人得一份儿。号头把一份儿饭菜送到池步洲的面前，叮嘱他快吃，别让看守看见。
池步洲把饭盒子推了回去，摇摇头说：“我不饿，不想吃。”他整整两天没吃东西，肚子其实已经很饿，但是自己的囚粮被扣，要他吃人家的“布施”，他宁可饿着。
2433号犯人不满地说：“你这就不对了。你进来两天半，没吃什么东西。头一两天不想吃，人人如此，到第三天，可就人人都想吃了。号头顶着雷给你分一份儿‘匀饭’，是看在你有骨气的份儿上。你要是连这份儿情也不领，说句在这里不该说的话儿，那可就是看不起大伙儿了。”
池步洲听他这么说，可真有点儿两难。想了想，在牢房里，能够做到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也不容易。这份儿情，还真不能不领。就学着江湖礼节，抱拳作了个箩圈儿揖，果真三口两口地就把这份儿不足二两的“匀饭”吃光了。──饭是糙米饭，还有沙子，但是吃起来却觉得特别香，不知道是饿急了呢，还是因为“同窗”们的义气感动了他。
吃过饭，“同窗”们苦口婆心地相劝，要池步洲随便写几句，交上去，算是圆了李班长的面子，好让他下台阶，更主要的是以免同监房的人吃挂落，找来另眼相看。池步洲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如果仅仅为了给看守圆面子，他才不干呢，可是想到如果因为自己的“犟脾气”给同监们带来意外的灾难，这可就“太不够义气”了。反复思考的结果，是生平第一次违心地写了一篇“认罪书”，无非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回国抗战，不该投靠南京政府，为国民党卖力，不该替蒋介石破译密电码，不该在中央军委会当少将，不该受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罪恶。关键在于自己对共产党没有认识，所以没有参加共产党却参加了国民党，没有去延安却去了重庆。所有这些，都是罪恶。关键在于自己对共产党没有认识，所以没有参加共产党却参加了国民党，没有去延安却去了重庆，等等。
写完以后，2433号犯人把姓王的看守叫过来，他们是老相识，打了个招呼，让他转交李班长，同时美言几句。李班长反正不识几个字，拿到了池步洲的认罪书，算他的工作有了成绩，有了台阶可下，也就没有再来找麻烦。
四、突击逮捕，监狱爆满
夜里九点，按常规夜班看守应该吹哨子让各监房的犯人就寝，但是今夜过了九点很久了，还听不见吹哨。犯人们当然没有手表。即便进来的时候戴的有，也在进门的时候连现金和贵重物品统统被收走代为保管起来了。但是时间概念总还是有的。到了夜里十点钟光景，忽然街上凄历的警车声又接连响起，从远而近，最后几辆警车先后开进了分局，停在院子里。2433号犯人猛醒似地一拍脑袋：“对了，明天是五一节，按照公安局的惯例，节日之前都要抓一批人的，我把这茬儿给忘了。”
时间还不太晚，看样子这批犯人进门之后先办“入监手续”，即搜身、交出贵重物品和禁违品、核对登记表、提取指纹等等，因此警车到后好久，才听见“咣啷咣啷”的开关牢房声逐渐从远处传到近处。犯人们直念佛：“老天爷，可别再给咱们监房加人了，再来一个都挤不下啦！”可是怕什么偏来什么，终于牢房门被打开，而且一下子推进五个犯人来。号头也忍耐不住了，喊了一声：“报告班长，我们号里已经有七个人了，再加一个都没法儿睡啦！”
夜班看守没好气地回答：“先给你这里分五个，每个号里都一样，全是十二个人。要做好思想准备，再来人的时候，还要加人！”
“那怎么睡觉哇！”号头哭丧着脸说。
夜班班长已经把牢房门关上，临走前扔下一句话：“怎么睡都行，你自己想办法！”
两米见方的铺位，本来最多只能睡三个人，现在要超员三倍睡十二个人，除非有缩身术，否则谁也没有办法让大家一起睡觉。一直等到十一点多，总算吹响了就寝的哨子，表示这一拨犯人已经安插完毕，至于今天夜里是不是还有人来，那是另一回事儿了。
号头在想最妥善的过夜方案。“老号儿”们紧皱着眉头，新来的犯人个个愁眉苦脸，有一个还哭了起来。2433号犯人建议分两拨儿倒班儿睡：一拨儿六个人，统铺上倒是能挤下，可是另六个人呢？难道在一米半宽、半米长的水泥地上站着不成？
两人商量了一下，最后号头拍板：谁也别想躺下睡了，十二个人分两排，一排靠东墙，一排靠西墙，面对面地坐在铺位上，各人的腿可以伸直，也可以拱起，腿上盖一床被子，谁有本事睡着，尽管入睡！
但就是这样的办法，六个人分两米宽的铺位，每人平均不过一市尺宽。谁的屁股只有一市尺宽？尽管把所有的被褥都垫到了铺板上，腾出了所有的面积，也仍然挤坐不下。
2433号犯人究竟是个老警察，经得多见得广，脑子也灵光，善于随机应变。他的铺盖中有一块油布，把这块油布垫在水泥地上，再把自己的褥子铺上。这个地铺，就有半米来宽，一米六长，弯曲着身子，勉强可以躺下了。他抱拳向大家作了个揖：“诸位，兄弟就在这地下睡，哪位要解手，请注意点儿，踩着我还在其次，可别把尿撒在我的被子上！”说着，伸了伸舌头，脚朝马桶管自躺下去了。
要是在往常，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今天，在“怎么睡都行”的许诺下，看守们只要犯人不闹事，也不来管那许多了。
剩下的十一个人，就这样“打通腿”坐了一夜。
池步洲进监狱的第四天，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劳动节。按照狱方规定，每月一号和十六号两天是改善伙食的日子：菜中有荤。上午那顿饭，依旧和往常一样，池步洲饿了三天，已经食欲大开，一盒饭不用怎么“努力”就吃光了，似乎还有些意犹未足。新号吃不下的饭，号头仍按人头份儿“匀”，但他却谢绝接受了。下午的饭，不但米的质量好了些，而且饭上面的菜中，还有几块骰子大小的肉钉，当然是肥的。池步洲一向不爱吃肥肉，奇怪的是今天吃的这几块肉钉，味道竟然特别鲜美！
池步洲终于认识到：自己已经从刚进牢房时的“什么都不想吃”发展成“见什么都想吃”了。再过一两天，很可能每顿一盒饭不够吃了。
五一年的五一节，上海市公安局的干警们谁也没有休息。他们倾巢出动，进行“四·二七”以来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突击大搜捕，凡是“四·二七”漏网的，务必在这一天全数逮捕归案。
下午四点钟的“晚饭”以后，新逮捕的犯人一批批地被送进牢房里来。第一批两个，第二批又是两个，第三批三个，加上原来的十二个，一共十九个！这一来，可连蹲着的可能都没有了，大家只能像挤公共汽车似的人挨人站着。几个新进来的人受不了这种苦，号啕大哭，还有个人高声大叫：宁愿早点儿拉出去枪毙。看守们只顾往监房里面推人，可不管你是坐是站是死是活。
这种场面，可真难为了“号头”。他一面嘶哑着嗓子做安定人心的思想工作，告诉大家这是暂时的困难，政府一定会很快就想办法加以解决，倒好像他就是上海市市长似的，一面把人员分为两拨儿，一拨儿站着休息，一拨儿可以蹲下或蜷成一团坐下来休息。号头又喊又叫的，刚进五月份，就热得满头大汗，天亮以后，嗓子就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一夜，别的牢房里，有好几个人晕倒抬了出去，而这个牢房里，则因为号头安排得好，尽管有发牢骚的，有骂大街的，有想寻死觅活的，却没有人晕倒。这个军统小特务，恐怕有生以来还从未这样肝脑涂地地报效过党国呢！
五月二日，果然政府发了善心，开来几辆警车，把多一半儿的犯人疏散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牢房里面，暂时保持每监十来个人的数目。
经过这一役，池步洲简直有隔世为人的感觉。他懂得了：作为一个人，只有吃不尽的苦，没有享不完的福。但是这样的福，全中国五亿人口、全世界几十亿人口，可不是任何人的能够享受得到。
被挤得最难受的时候，耳听到有人高喊“宁可早点儿拉出去枪毙”的时候，池步洲也曾经想到过死。他是一个性格犟轫意志坚强的人，像这样活着，连猪狗都不如，有什么意思呢？可是他也知道，如果真的去死，只能落一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结论。自己是无罪的，死并不足畏、不足惜，但是活着的妻子儿女，却会因为自己的死而痛不欲生，即便不死，也要终生戴着反革命家属的黑帽在社会的最底层痛苦挣扎。一想到妻子，他就感觉到太对不起她。将近二十年来，颠沛流离，饥寒劳碌，没有过过一天安定的日子，也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所有这一切，难道就因为自己要回国来抗日，是因为自己太爱国的缘故么？他相信共产党既然能够从蒋介石手中夺得政权，总有几个能人懂得打天下和治天下不是一码子事儿、政权可以用武力取得却不能用武力来维持这些道理，因此总不相信“千秋功过无人评说”的局
面会无限制地延长下去。
有了求生的欲望，才产生了活下去的力量。
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迎来这一天呢，他可连一点儿把握都没有。
五、是非颠倒，审判真理
这种度日如年的日子过了十几天，直到五月中旬，姓王的看守才来通知池步洲，说是今天要提审了，带他到预审室去。一边走，一边叫他态度放端正些，争取一堂定案，好早日离开提篮桥监狱。
预审室里，放着一张办公桌，桌后并排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男的是预审员，女的是书记员。离桌子两米开外，放着一张小椅子，比普通椅子矮些，特别是靠背，只及腰际。之所以要把椅子放得那么远，可能是出于审讯人员安全的考虑：万一犯人图谋不轨，审讯人员可以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姓王的看守把池步洲带进预审室，示意他在小椅子上坐下以后，就退出去了。
预审员年纪不大，估计也就二十多岁，却绷着脸，装得十分老成、十分严肃的样子。他一面翻阅着档案，一面用带有苏北腔的“官话”慢条斯理地先按审讯程序问了姓名、年龄、籍贯、捕前工作单位等等，然后切入主题：“据看守员反映，你在被捕之后态度很不端正，摆干部架子，自称有功人员，还写了一份丑表功的‘认罪书’，是不是事实？”
“我是按照看守班长的要求写的，没有丑表功。我的历史，早已经写过一份详细自传交给本单位的登记处了。我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为国家、民族做了许多工作，是功是过，不辩自明。对共产党，我虽然无功，却也无过。”池步洲按照自己的认识侃侃而谈。
“你的历史，我们早就已经全部掌握了。”预审员指指他面前的一大摞档案。“让你交代，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对自己的罪恶历史有没有深刻的认识。要按你的‘认罪书’上所写，你是走错了路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如果你从日本回来，去了延安，你就是为人民效劳，为共产党效劳；可惜你投靠了国民党，去了重庆，那就是为蒋介石效劳，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如果说你有功，也是对蒋介石有功，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功。蒋介石是阻挡中国革命的顽固堡垒，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你有功于他，你是什么身份，自己还不清楚么？你把自己的一生罪恶，都说成是当时走错了路的问题，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你为什么不从主观上检查：怎么有的人从日本回来就去了延安，而你却认定了要找南京政府，要投靠国民党呢？这说明你和蒋介石是一个立场，对共产党不仅不相信，而且是仇视的。我提醒你，对于自己的一生罪恶，
应该从阶级立场上去分析，你才能够提高认识，才能够完全彻底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从宽处理。“
看样子，这个从苏北来的青年，读过几年书，也读过几本马列主义 ABC，政治水平比李班长确实要高得多，所以特别把他派来审讯池步洲。但是这种强词夺理的理论，池步洲并不心服：“既然你跟我谈认识，那我也不妨说说我的认识。一九三七年我从日本回来，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那时候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参加国民党也是为了抗日。不要忘记当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服从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指挥，朱德、毛泽东给蒋介石打报告，他们也自称是‘职’。大敌当前，凡是抗日的，都是爱国的，都是有功的。时至今日，你片面强调只有投靠共产党的才是革命，投靠国民党的就是反革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蒋介石打内战，是抗战结束以后的事情。我是反对打内战的，抗战一结束，我就回福建老家种田去了。所以我说我抗战时期有功，对共产党无罪。”
青年预审员没有想到今天碰到的罪犯理论水平比自己还高，在历史事实面前，他张口结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只好祭起最后一宗法宝：用大帽子压人了。只见他脸皮一沉，厉声说：“池步洲，不要宣扬你的那些歪理了。要知道，歪理千条，难敌真理一条。真理就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所以共产党是战无不胜的，所向无敌的，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相信共产党把你抓起来绝不会错，你就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历史罪恶，彻底坦白交代。你的罪错是历史造成的，主要责任不在你，党和政府自然会根据你的认识程度适当量刑。”
池步洲一听这个青年预审员避开了某个人是否有罪的明显论点，却笼统地宣称共产党永远不会错，不禁笑了起来：“预审员先生，现在审问的是我池某人有没有罪错的问题，不是审问共产党有没有罪错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请先给我下一个结论，慢给共产党下结论好不好？我是一个个人，没有资格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这里面并不存在我错了共产党就对，我对了共产党就错的因果关系。就是两个政党之间，由于具体事物的复杂性，也不存在绝对的错与对，两者都对、两者都错的实例也是有的。例如国共两党都抗日，都为抗日贡献力量，都为抗日作出牺牲，这就两者都对。共产党是人的组织，不是神的组织。不论按照西方神话还是东方神话，神尚且有犯错误的时候，何况是人呢？毛泽东自己就讲过：只有三种人不犯错误：已经死了的人，还没有出生的人和刚刚出世的人。共产党既然是人的组织，就难免不犯错误。宣传共产党永远不会犯错误，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自以为不会抓错人，恰恰最容易抓错人。远的不说，把我抓来，不正是抓错了的典型么？”
这一篇说辞，在那个年代，有这样认识的人很多，但敢于这样直说特别是在法庭上直说的人，可谓绝无仅有。池步洲是个性格特殊的人，头可断，瞎话绝不说，阿谀奉承的话更不肯说。
这个苏北籍青年南下以后，在军管会政法部当了一年多预审员，一向被人奉承为理论水平相当高的党员干部，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有人敢说共产党也会犯错误。今天从池步洲的口中听到了这样的话，当然不是感到惊奇，而是感到这个犯人的狂妄，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他问案子，自以为很讲文明，很讲政策，从来没有跟犯人拍过桌子、瞪过眼睛。但是在池步洲面前，他也由忍无可忍进而无法自制起来，一拍桌子，腾地站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说：“池步洲，时至今日，你还执迷不悟，抱着蒋介石的大腿不放，不但宣扬国民党也抗日，还胆敢污蔑共产党也会犯错误！可见你是死心塌地要为蒋介石殉葬，要与共产党为敌到底了。谁不知道，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内战，整个抗日战局，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千千万万爱国的老百姓在支撑着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单靠蒋介石和像你这样的人去‘抗战’，中国早已经灭亡，你也早已经当上亡国奴了。”
池步洲是个认死理儿的书呆子，听预审员这样说，梗着脖子振振有词地反驳说：“整个抗战期间，我都在中央军委会工作，对于抗日前线的情况，清楚得很。‘七·七’事变以前，蒋介石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日寇，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七·七’以后，说蒋介石抵抗不力，节节败退，把大半个中国被日寇占领，也是事实。但说国民党将领全不抗日，只有共产党孤军奋战，好像也不是事实吧？多的不说，上海沪淞抗战，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血战台儿庄……这些大仗、硬仗，好像都不是共产党打的。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歼灭小股日寇，开拓根据地，壮大了自己，也曾经在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中取得辉煌胜利，功绩不可磨灭。但是就全国的主战场而言，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在牵制着敌人。抗战结束以后，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阵亡的将领，就有五十一人之多，共产党阵亡的将领，只有左权将军一人。如果当时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中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恐怕也是不难设想的。”
一席话，说得青年预审员火上加油，暴跳如雷：“池步洲，时至今日，你还在为国民党蒋介石涂脂抹粉，恣意诬蔑共产党，可见你的立场始终站在国民党蒋介石一边，对自己的罪恶，丝毫也没有悔改的表现。即便你以前任何罪错都没有，仅凭你今天的态度和言论，我就可以判你无期徒刑！不过……考虑到你长期在蒋介石手下为他卖命，中毒特深，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今天本庭暂时不加追究。但是你也绝不要以本庭的宽宏大度为良善可欺，回去以后，必须认真反省，深刻检查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翻然悔悟，重新认识，详细写出材料，交代自己的一生罪恶，争取人民的谅解和政府的宽大处理……”
池步洲回到监房，想想共产党建国已经一年半了，却还没有一部完善的法律，上海市解放已经两年，却还没有建立起正规的法院，预审员不是学法律的出身，不但不懂法律，连最简单的形式逻辑都没学过，只知道按上级指示或随意解释政策法令办事。如此治理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治好？像今天碰见的这个苏北青年，很可能是水平最高的预审员了，尚且“秀才碰着兵，有理讲不清”，要是碰见一个李班长那样的审判员，结果岂不是更糟？
三天以后，第二次提审，预审员依旧态度严肃地正容端坐，第一句话就问：“经过这三天考虑，你对自己的问题，可有新的认识？”
池步洲倒也干脆，只回答一句话：“没有新的认识。”
“那么坦白材料也没写啰？”
“我的自传早已经上交组织。我没有犯罪，当然没什么坦白材料可写。”
“那么你投靠蒋介石、破译密电码都不是罪恶了？”
“当然不是。抗战期间，我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朱德、毛泽东也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如果我因为是蒋介石的部下而有罪，那么朱德、毛泽东当时也都是蒋介石的部下，岂不是也都有罪了？至于破译日寇密电，那是我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是我的功劳，不是我的罪行。”
“住嘴！不许你继续攻击革命领袖！像你这样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还真少见。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等到绑赴刑场，后悔可就晚了。我早就告诉过你，共产党办事，是认真的，不是说大话吓唬吓唬你的。你的所有罪恶，我们早就已经调查清楚。否则也不会在大逮捕的第一天就逮捕你。既然你不肯主动坦白，我们也不勉强。只要你肯承认你历史上的几条主要罪恶，也算你主动认罪。现在我问你：一九三七年十月，你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这你能否认吗？”
“否认。第一，我回国以后，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情报科机密二股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研究，是纯抗日工作，与特务组织无关，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第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改组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而我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就已经离开了机密二股，从此与中统局没有任何组织关系，怎么可能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呢？”
“你这纯粹是玩弄时间概念的强辩！你工作的机密二股就是中统局的前身，一九三八年八月改组为中统局，从常识判断，改组前的人员，当然也就是改组后的人员，而且肯定是基本成员。你企图用不承认主义狡赖，是赖不掉的。”
“你这叫想当然，也叫强加于人。机密二股有特务组织，改组以后原来的特务分子都转为中统特务，都有可能，因为我不是特务，不了解内情，不能妄加肯定。至于我自己，我虽然在机密二股工作，我再三说明，那是为抗日服务的，干的不是特务勾当，我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
“你这简直拿我们当无知的三岁小孩儿。你身在特务机关中，做的也是破译密电这种特务行当，却愣说你不是特务，谁会相信？你说你不是特务，你拿出证明来。”
“你是不是无知，我不加评论。不过请你注意：例如一个人在总工会工作，却不是工会会员，这你相信吧？因为职务系统和工会系统，是两个组织。特务机关也一样。我在机密二股研究日军密电码，是我的职务。他们的特务组织，我确实没有参加。至于证明，不论是数理证明还是哲理证明，只有成事实的，才能证明，未成事实的，除了‘归谬证法’之外，本身是不能证明的。例如我是不是参加过中统特务组织，如果能拿出我参加过的档案材料，就证明我是个特务分子，如果拿不出证明材料来，就证明我不是特务分子。预审员先生，我正要问您，您说我是特务分子，可有证明吗？”
“注意你的态度。现在是我审问你，不是你审问我。我说你是中统特务，当然有根据。没有根据，怎么就抓你不抓别人？前天就跟你说了的，关于你的检举材料，我这里一大摞，之所以要让你自己坦白，主要是政府要做到仁至义尽，要考验你态度是否端正，让你有一个可以争取从宽的机会。要是到了向你摊材料的一天，懊悔可就来不及了。”
“谢谢政府的好意。请预审员先生注意：检举材料具有两重性：可以是有根据的事实，也可能是没有根据的凭空捏造。政府接到检举材料，第一步应该检验检举材料的正确性，正确的才加以利用，不正确的就加以否定，故意诬告的还应该反坐，这才是正常的司法程序。不然，见风就是雨，岂不是给挟嫌报复者以可乘之机？……”
“别往下说了。关于政府如何做工作，不用你操心。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年了，进行过多次政治运动，粉碎了无数明的暗的敌人。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你的问题，我们当然做了大量的取证工作，对你的罪行，也已经了如指掌，十分清楚。你自己写的自传，我们当然都看过的。对你在国民党时期担任的伪职、你所做的工作，那都是明面儿上的，你就是不写，也尽人皆知。关键在于你的秘密身份，你竟连一个字也不写。这就是你的罪行。不妨给你提个醒儿：我们不但知道你是正牌儿的中统特务，而且知道你在中统局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现在承认，还算你主动坦白，政府依旧可以考虑宽大；如果仍然执迷不悟，从严处理起来，可别说我们事先没有提醒你。”
“再次谢谢政府的关心。对于个人历史，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我没有参加过中统，就是没参加过中统。自己绝不会遗忘，更不用政府提醒。关于有人检举我参加过中统，而且在特务内部担任什么职务的问题，我再次声明，绝无此事。政府可以继续调查，我本人也有责任帮助政府搞清真相。为此我请求政府准许我跟家属见一次面。我妻子一九三七年随我一起回国，我的所作所为，我妻子全都清楚，可以让她帮我取得旁证。”
“你想得倒天真。你总也知道：自古‘狱不通风’，没有结案的犯人，怎么可以跟家里串通口供呢？根据政府规定，结案以前，是不许接见家属的。什么时候能见家属，一切都看你自己的态度了。再提醒你一句，政府的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再给你三天时间，把你自传中没有写到的历史事件都补充出来，争取早日结案，早日见到你的家属。”
这一次提审，预审员的态度算是最好了。接下来又提审了三次，态度可就一次比一次凶，话也一次比一次少。双方的矛盾和距离，则越来越大。对池步洲来说，政府开展镇反运动，案子成千上万，工作不可能做得那么细，出现偏差，也在所难免，只希望经过甄别，尽快宣布无罪释放，恢复工作。至于是否赔礼道歉，倒不强求。对预审员来说：手头有检举材料，池步洲明明是中统特务，却死不认罪，启发动员，耐心等待，工作已经做到了家，碰上这个花岗岩脑袋，偏不开窍，下一步怎么顺藤摸瓜，引出更多的线索来？运动期间，每个预审员所承担的案件堆积如山，天天开夜车也看不过来，工作可以说够辛苦的。作为一块硬骨头，只能留待最后来啃。所以前后一共审问了五次，最后一次甚至说出“你什么都不承认，叫我怎么结案”这样的话来，好像一旦抓进了监狱，就一定有罪，他来审问，就不可能无罪释放，就必须判刑，才能结案似的。他攻不下池步洲这个“顽固堡垒”，只好把他的案子挂了起来，先攻那好攻的，暂时不提审他了。
六、不是刑罚，胜似刑罚
解放初期，政法部门──至少是上海政法部门的审判员不打犯人，这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因为一九五二年上海市法院筹备成立，我本人就在法院系统工作，经常出入于提篮桥监狱和各区公安分局，可以证明。但是各分局拘留所里有一宗“不是刑罚的刑罚”，比什么刑罚都厉害，那就是饿肚子。
饿肚子可分两种，一种是饿上三顿五顿或三天五天，饿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那只是一时的难受，饿过去了，有饭吃了，也就没事了；另一种是“亏”，说起来是天天有饭吃，但顿顿吃不饱，时间一长，先消瘦，后浮肿，眼睛发黑，心里发慌，腿抬不起来，路也走不动，吃什么都是甜的，特别想吃盐，而吃多了盐又最容易得浮肿，那个难受劲儿，好比钝刀子杀人。
拘留所里，每天一顿粥、一顿饭，不过半斤米的定量，又没油水，对一个七尺男儿来说，一天两天甚或十天半个月，都还好扛，接连几个月过这“吊命”的日子，不死也不活，这“刑罚”确实不好受。
许多江洋大盗、惯匪窃贼，鞭子蘸凉水抽都不害怕，却最怕这种“人道主义的刑罚”，在拘留所里关的时间一长，什么大案、小案、陈年老案全都交代出来，目的只有一个：早日结案，好转到监狱或劳改大队去天天吃饱饭。
相对而言，提篮桥监狱的犯人可比拘留所里的犯人强多了。尽管伙食很差，每天六七两糙米饭还是有的。
池步洲是个文弱书生，对于食物的摄取量，比膀大腰圆的汉子似乎要少些，但也架不住日积月累的“亏损持久战”。
对池步洲来说，还有一种“精神刑罚”比饿肚子更难挨，这就是失去了妻子儿女的任何消息。
他有五个子女，除去老大参军走了之外，靠妻子那点儿微薄的工资，怎么养活四个孩子？自己被捕以后，政府怎样对待妻子？是否也在用变相的刑罚在威逼利诱她坦白从宽、检举立功？
骨肉至亲，牵肠挂肚，真是肝肠寸断，难舍难分哪！
三个月下来，由于营养不良和精神崩溃，他瘦得脱了人形了。
这时候，老犯人大都结案了，后来的犯人也结案了。与池步洲同时被捕的人中，很大一批已经拉出去枪毙了。这消息，是在报纸、广播上都公布了的。池步洲看不见报纸，也没人告诉他，当然不知道。最后，连留在监狱里当活字典的号头都结案了。池步洲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号儿”，可他缺乏“活字典”的那一套处世哲学，不会逢迎看守，也不会安排处理“号”里的日常事务，因此不能提升为号头，只能继续“挂”着。这在监狱里也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名称，叫做“留犯”。
2433号犯人和号头离开监房之前，也曾经恳切地劝过池步洲：“做人不能太认真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去。政府把你抓来，表面上是没有原告，实际上政府就是原告。你想和政府较劲儿，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即便政府抓错了，能在你面前承认么？共产党宣扬的是自己一贯正确，从来不错，能从你这里开例承认自己有错么？你硬顶着不承认，最终只能死在牢房里，死亡报告上填的依旧是反革命，有什么用处？为今之计，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政府叫你承认什么你就承认什么，第一先争取离开这死不了也活不了的牢房，到劳改大队去吃顿饱饭，然后再慢慢儿想办法翻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哇，老弟！”
池步洲也确实认真考虑过号头的话，但是考虑的结果是宁可死在这里，也绝不自己给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他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生平最恨的就是特务，如今偏偏要他承认自己是特务，这口窝囊气儿怎么咽得下？
这期间，狱方因为他的案子迟迟不能了结，给他转了监房，而且从此以后每隔一两个月就转换一次监房。转监以后，基本上保持五人一室。只是长期不洗衣服不洗澡，身上长满了虱子，每天只好以捉虱子作为消遣。监狱里就有个很大的澡堂子，但是据说也只有判了刑的人才有资格入浴，“未决犯”是没有洗澡的权利的。
第一次转换监房，池步洲和一个叫朱衡义的同关一监。他是胡宗南的外甥，曾在舅舅手下当过几年少将机要秘书。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他脱离军队，去了香港。解放初期，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来往还很方便。他见香港的老板们照常到上海来做生意，也于一九五○年底堂而皇之地回到上海，打算从事进出口贸易。按照他的看法：我已经弃官从商，不再与国民党、胡宗南坐一条船了，共产党难道还会拿我当敌人看待么？所以他一到上海以后，就坦然地住进了高级饭店，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毫无顾忌地与这个会面，跟那个约见，三天两头请客吃饭。到了一九五一年初，有一天他西装革履地刚从旅馆的电梯里出来，三四个便衣儿一拥而上，说是有点儿事情“请”他去谈谈。这一“请”，就把他“请”到监狱里来了。
这事儿发生在“四·二七”大逮捕以前，当时监狱里犯人不多，他一个人关一间牢房。“四·二七”之后，他的牢房里当然也有过“沙丁鱼罐头”的场面。池步洲第一次转换监房，跟他关在一起，他见池步洲文质彬彬，主动上前搭讪，一亮“底牌”，彼此都是“少将”，于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躲开狱卒的监视，几乎无话不谈。两个月以后，第二次转换监房，就不知他下落了。──直到一九六三年以后，在上海与他再次相逢，才知道他判刑以后被送到新疆劳改，释放以后，得到胡宗南旧部、起义将领陶峙岳的庇护，有了工作，到上海来洽谈一笔生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遭到更大的冲击，就不知道了。
有一个问题常常萦绕在池步洲的心头：这一次“四·二七”大逮捕，自己的朋友究竟有多少人抓进来了？来到监狱以后，从老犯人的口中，他得知只有案情重大的人，才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一般的小案子，大都关押在分局拘留所。上海市有那么多区，究竟有多少人关在分局，那是无法估计的。提篮桥监狱，按正常容量，可以关押一万人，如今大大超员，按超员一倍计，也有两万人。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别的监房是不是都像他的监房那么拥挤，可不尽然。在每三四天一次的放风中，他经常看见一些外国神父，他们身穿黑色长袍，头发梳得镜光，脸色红润，精神饱满，可以判定绝不会是五个人一间牢房，也不会是一天只吃六七两粮食的。再打一个折扣，就算关押了一万五千人吧，在八九座大楼中，一间牢房只关五个人，除了放风时间之外，又不许走动，怎么可能知道别的监房里关的是什么人呢？
监狱里为了避免犯人因为活动量太少而引发肌肉萎缩症，都有放风的制度。按道理说，放风应该每天两次，每次半小时。由于提篮桥监狱关押的犯人太多，尽管有一个相当大的广场，但能够提供的活动场所相对而言之仍太小，所以这里一般只能每三四天放风一次，每次不过一刻多钟。为便于管理，放风大都以通道为单位进行，因此放风的时候所能遇见的人，也老是那几个，至少是每换一次监房，总是那几个。要想在这百分率极低的部分犯人中碰见熟人，概率必然是很低的。
但就在这样的概率下，池步洲居然也碰见了一个熟人。 每次放风，犯人们排成队，在楼房之间的空地上一圈儿一圈儿慢慢儿地走，也可以伸展伸展胳膊，但绝不许说话，更不许交头接耳，甚至眼睛都不许斜视，不然，旁边的武装看守就要过来训斥，严重者立刻拉了出去。
有一次放风，池步洲忽然发现旁边一队正在转圈儿的犯人中有一个熟人。当然对方也发现了他。两人都感到惊讶不已。但是既不能说话，更不能打招呼，只好装作不认识的模样，脸上毫无表情地互相注视，以此来传递感情，表示问候。
这个人，姓胥名日新，也是东京时代的老友。他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精通内燃机。一九四一年，池步洲介绍他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当顾问；一九四三年，池步洲出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主任，曾聘请胥日新当电磁学的上校教官。抗战胜利后，胥日新出任上海市政府印刷厂经理，解放后留用，仍任经理。按说他是个技术人才，与政治无关，是因为什么被捕？当时是无法打听的。──后来才知道他因冤案被判刑十年，在劳改中因解决了许多机械上的疑难问题，得到提前释放，靠教书维持生活，直到一九八三年初才平反昭雪。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池步洲觉得这样活着，实在没有意思，几次想到自杀，却又顾虑重重起来：我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在妻子面前怎样交代？她是不是会以为我真是中统特务？以为我一直来都瞒着她？反过来说，她现在究竟怎样了？是活着，还是经受不住压力自杀了？如果她真的先我而去，孩子们是不是流离失所了？──这样一想，生死倒在其次，最强烈的愿望，倒是要与妻子儿女见最后一面了。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已经四五个月没有提审的案子，突然又提审了。还是那间预审室，还是那个年轻的苏北预审员和那个从来不说一句话的女书记员。他们见到池步洲那形容枯槁的样子，都大吃一惊，女书记员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死不认罪，自己糟蹋自己，你就不想想你还有妻子儿女么？”预审员脸上凝霜，冷冰冰地说：“他们这种人，不见棺材是不会落泪的。”
今天的戏，是另一种唱法。预审员并不问什么，而是与书记员一起站立起来，命令池步洲也站立起来，从档案袋里取出一张盖有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印的“军办秘（52密）二字第10662 号决定书”，然后严肃地宣读： 被告人池步洲，因参加军统局特务组织，担任调查员，并参与破译日军密电码，解放后又拒绝登记……等罪行，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鉴于被告人抗战初期出于爱国热情，回国抗日，属于误入歧途，因此特予宽大处理，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池步洲大声抗议，但是预审员没有理睬他，示意武装看守把他押回牢房。那年月，大陆还没有正常的司法程序，由军管会判的刑，带有“军法”的性质，是不许“不服”的，不服就是不认罪，也是加刑的依据。在上海，上海军管会就是最高权力机关，既没有“上诉”的先例，也没有“上诉”的地方。
-----------------------------
第十三章 劳改生涯第一站
-----------------------------
判刑之后，他被留在监狱板箱厂当车间统计员，尽管他对这种“不公正对待”心里是不服的，不满的。他不“靠拢政府”，不打小报告，但是出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和认真，他发明了简易计算尺，一次又一次地改革丈量木材的方法，不但受到车间里犯人们的尊敬，也得到狱方的奖励。
一、生离死别，人间惨剧
宣判之后，池步洲等待接见家属、转送劳改大队。
他无端被打成“反革命 ”，成为他生平所最痛恨、最厌恶的“中统特务”，而且不许不服，不许上诉，心情坏到了极点。他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只等最后再见妻子儿女一面，交代了后事，就自我了断。
犯人接见亲属的日子终于公布了，池步洲按狱方规定，忐忑不安地给白须宾发了一张明信片。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作为一个反革命家属，也是朝不保夕的，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能不能收到这封信。
洋人设计的提篮桥监狱，本来就有接见室，用两层铁丝网栅把房间一分为二，把犯人和家属分隔在两边，只能面对面说话，不可能传递任何东西。这种接见室一共有好几间，可以同时供二三十个犯人接见家属。当时犯人接见家属是不定期的，一批走了一批来，“流水作业”，天天有人。解放以后什么都讲究“集体化”，连犯人接见家属也集体化起来，而且一般都是在犯人定刑之后、“起解”之前才允许见家属一次，见过之后，就劳燕分飞了。
“集体接见”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星期日，这是照顾上班的家属，省得为此请假；地点则放在监狱大门内的大院子里。院子正中，横向放一排条桌，桌子两边各放有一排条凳，这是“警戒线”，也是分隔牛郎、织女的“天河”，相当于规范接见室的两层铁丝网。家属们凭接见通知和证件在大门外面登记，检查带来的衣物，然后拿号等待，听候传呼，每一批可进五十家，每次只准许谈话五分钟。第一批家属进门，在条凳上坐好，监狱大门关上锁好，这时候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五十名犯人，各自寻找自己的亲属。在犯人的一方，每隔一两张桌子就有一名看守，负责监视犯人的行动，监听犯人和家属都说些什么话。
犯人接见家属的场面是很难描写的，从语言、神态到表情、动作，真是瞬息万变，各有千秋。有哭的，有喊的，有骂的，有叫的，也有面不改色谈笑自若的，更有明明是用普通话或上海话交谈，监听的看守却居然听不懂人家在说些什么的。五分钟一到，值班看守吹一声哨子，这时候的场面，可就更难描写了：隔着一张桌子，有互相紧拉着手难分难解的，有把送来的东西推过去又推回来的，有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的，有扬起手来打丈夫或儿子一个耳光扭头就走的，当然也有挥挥手、点点头、嘴角挂着微笑把悲痛强压在肚子里面的。看守们强拉硬拽地把还在“交战”的双方拆开，排队点名，验明正身确实无误送回监房之后，这才打开监狱大门，把这一批家属放出去，换进第二批家属来。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全部家属都接见完毕为止。
池步洲坐在自己的牢房里，静听狱警拉长了声音呼喊犯人的代号，生怕听错了一个号码，与妻子儿女失去了永别的机会。但是一上午眼看快要过去了，本监房、左右监房的犯人们大都抱着衣物、挂着眼泪回监了，却始终听不见传呼他的声音。是没有接到信？还是遭到不测了？尽管他依旧端坐，貌似平静，实际上心潮澎湃，难以遏止。
上午的接见终于结束。下午是专门留给外地和远郊区的家属接见的。池步洲的家在福禄街五十六号，与提篮桥监狱同在杨浦区，两处相距并不太远，过了十二点钟还不到，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池步洲思绪万千，悲痛欲绝。
下午一点钟以后，外地和远郊区的家属赶到。第一因为人数少了，第二也好让他们早点儿回家，因此基本上是随到随见，十个二十个是一拨儿，七个八个也算一拨儿。人少了，时间也不抠得那么紧，生离死别，多给个一分半分钟，也算积德，“衙门里面好修行”嘛。
将近下午四点钟，外地和远郊区来的家属基本上都接见完了。四点钟以后，“集体接见”即将结束。现场需要清理，狱警们辛苦一天，也该休息了。就在池步洲万念俱灰，认为妻子儿女不会再来的当口，狱卒高声喊叫2444号，接着铁门“咣啷”打开，奇迹居然在这时候出现：通知接见，而且催得特急，再不去，就要清理现场了。
池步洲几乎是一路小跑跟着狱警下楼的。到了接见大院儿，供接见用的条桌和条凳已经搬走了一大半，只剩下正在哭天抹泪的犯人和家属，整个接见现场，一共只有三四家。在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妇女和四个孩子，瞪大了眼睛，正在等候着她们的亲人。──这就是贤妻良母白须宾和她的两子两女。十个月不见，她们苍老了，消瘦了，憔悴了，完全变了样子了，却似乎都成熟多了。眼看着丈夫和爸爸向她们走去，她们怎么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正在纳闷儿，突然间恍然大悟：她们在外面，尚且朱颜改枯容，自己是“两世为人”的人了，何况几个月不洗澡理发刮胡子，当然已经面目全非，难怪她们见他走去竟会视而不见！她们在等待的，是脑海中的那个池步洲。那个池步洲，世界上已经没有了！
直到池步洲走到她们面前，在一张条凳上坐下，开口喊“英子”的时候，白须宾方才惊奇地认出了眼前这个脱了形的人居然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没有叫喊，没有哭泣，更没有久别重逢的欢笑，她只是张大了眼睛，死死地注视着丈夫的脸：他不相信面前这个苍老的、羸弱的、近乎皮包着骨头的人会是自己那么熟悉、那么想念、本来是那么健康开朗的池步洲！
四个孩子，次子国雄是一九四○年冬在重庆出生的，才十一岁零几个月，下面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四岁，最小的儿子才一岁多点儿。他们先是和妈妈一样，惊奇地注视着桌子对面的那个“陌生人”，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与此人有关的信息，直到听见这个人喊了一声“英子”，方才得出此人就是爸爸的结论。这声音，他们以前天天听，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永远也不可能从记忆中抹去。国雄先喊了一声“爸爸”，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却咬住了嘴唇，没有哭出声儿。这一定是临来之前妈妈再三交代过的，坚强的孩子，终于禁住了这一残酷的考验；七岁的瑞霞，到底是女孩子，感情脆弱一些，跟着哥哥喊了一声“爸爸”之后，隔着桌子就扑了过去，紧紧地拉住爸爸的手，怎么也不肯放开；还只有四岁的二女儿，见姐姐抓住了爸爸的手，不肯吃亏，脑子一转，发挥她个子小身子灵活的优势，立刻从桌子底下钻了过去，抱住了爸爸的腿就想往上爬……
我离开上海法院以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幸在劳改单位呆过二十多年，经常参与接见场面的安排，也曾经站在接见与被接见者旁边充任光荣的监听者这一角色。激动人心的场面，感人肺腑的语言，催人泪下的叫喊，埋怨、责骂、忏悔、喊冤……所有人类最精彩的表演我都看过，所有人类最精华的语言我都听过。我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遇见令人心酸的场面，我只能转过脸去，假装没看见。但是在监狱当狱警的，必须硬得起心肠，必须学会没有七情六欲，不懂得喜怒哀乐，不然就吃不成这碗饭。所以当白须宾的大女儿从桌子上面趴过去，当小女儿从桌子底下钻过去的时候，在一旁监视的狱卒，立刻大声吆喝：“回去，回去，不许超越警戒线！”并动手把大女儿的手拉开，把小女儿的身子从桌子低下推出去。
小儿子芳雄还不会说话，见此场面， “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扑向了妈妈的怀抱。
池步洲忍无可忍，愤怒地抗议：“小孩子懂得什么，你吓唬他们干嘛！”
那狱警倒不计较池步洲的态度，只喊了一声：“有话快说，只有五分钟，一会儿时间就到了。”说着，踱到了一边儿去，算是对刚才吓唬孩子的忏悔。
这五分钟的接见，要说的话很多很多，时间有限，只能拣那要紧的先说。
可是千言万语，从哪里说起呢？……
白须宾是第二天中午才知道池步洲确切的下落的。当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池步洲没有准时回家，有街坊带话回去，说是池步洲晚上参加经理室召开的一个小会，要晚一点儿回来。全家人正在等他吃晚饭，他的电话打回来，说是晚饭已经在办公室吃过了。这种事情，以前也有过，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当夜马路戒严，街上警车呼啸，不知道要抓什么人。白须宾也和池步洲一样，既无知，又自负，总觉得自己的丈夫是世界上最正直、最聪明、最爱国、最光明磊落、最无可指责的人，政府要抓的当然是坏人，而“坏人”两个字与池步洲是绝对不沾边儿的。他下班不归，是因为经理找他开会，他散会不归，是因为全市戒严，交通阻塞，回不来了。没有想到的是，刚过了半夜，忽然有人敲门，白须宾还以为是丈夫回家来了，开门一看，一帮人涌了进来，为首的是派出所民警，只说了一句“奉命搜查”，立即翻箱倒柜，把认为可疑的东西，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包括池步洲的所有照片、各种证件、两大箱从重庆辗转带在身边的日本密电……统统给抄走了。
第二天上午戒严令撤销以后，白须宾立即赶到人民银行储蓄部去询问。张经理的答复是：池步洲确实被逮捕了，但这是公安系统的全市统一行动，原单位也不甚了然，只知道人可能关在分局，不过只允许送被褥和日用品，不许探监，也不许通信。她匆匆把物品送到分局，分局查了名单，说是没有池步洲这个人，叫她到提篮桥监狱看看，案情重大的，一般都关在提篮桥。白须宾不敢怠慢，立刻又奔到提篮桥，总算得到池步洲确实关在这里的消息。物品送进去以后，白须宾即到处去找人帮忙。找了梁孝志，找了姚耐，也找了人民银行的最高领导军代表罗俊。但在那个人命阽危的特殊环境下，一听说是“反革命”案件，人人害怕，谁都爱莫能助，别说是朋友了，就是至亲骨肉，也无可奈何，不立即划清界线，断绝关系，还算是好的呢！
倒是罗俊，一者是池步洲原单位的最高领导人，二者看在当年重庆掩护的情分上，表示这事情人民银行组织上一定会关心过问。至于怎么个过问法，就语焉不详了。
池步洲在福禄街的住房，虽然并不十分豪华，但也是法式洋房，颇有气派。池步洲成为“反革命”，当然不可能再让反革命分子家属住这样漂亮的洋房。池步洲前脚刚被抓走，行政部门后脚就来收房子。
这可难坏了白须宾。在上海租房子，是极为困难的，到哪里去找房子呢？即便有房子租，也付不起房租哇！无可奈何，白须宾只得再去找罗俊。按说，已经宣布被捕的职工，这些困难问题单位是可以不管的，总算罗俊没有忘记当年的“滴水之恩”，在新华路红庄人民银行职工宿舍的三楼给白须宾一家安排了一套住房，虽然并不宽敞，房租却很便宜。
池步洲的接见通知，寄到了福禄街原来的住址，总算新房客还不错，在通知上贴了一张条子，转到了新华路。但是耽误了时间，直到今天午后方才送到了白须宾手里。时间十分紧迫，除了按信上要求捡出几件旧衣服之外，她也来不及买什么东西，何况信上写明不许送食物，所以她只把几个孩子找齐，就搭公共汽车赶来，所幸总算在四点钟之前赶到了。
白须宾简略地说了半年多来家里的变故，又告诉池步洲说：新家的隔壁，是一家姓孙的邻居，也是抗战以后从重庆“复员”回来的，解放前在中央银行送汇款，如今仍是人民银行的职工。他们一家，对白须宾的遭遇颇具同情，不但不像别人那样歧视她、排斥她，还处处关心她，帮助她。他有一女一儿，姐姐小名毛大，与瑞霞一般大小，弟弟小名毛毛，比她姐姐小两岁。大人互相来往，四个小孩子很快也成了好朋友，在苦难的岁月中，也算是得到了一丝人间的安慰。如今白须宾所祈望的，就是丈夫早日无罪释放，平安出狱。那时候还没有法律顾问处，也没有律师，军管会代行法院的职务，判决后也没有限十天内到何处上诉的字样。白须宾接到了丈夫被判刑十二年的判决书，一气之下，当时就到军管会去质问：“我男人判决书上的罪行一条也没有，为什么要判他十二年徒刑？”答复竟是：“就算判决书上的罪行他一条都没有，凭他是个少将，判他十二年也不冤枉！”……
听完了妻子的诉说，池步洲无法克制自己了。酝酿了许久方才打好的一篇腹稿，这时候竟忘记得一干二净。其实，即便他没忘记，也用不上了。他能对妻子说：“这是你我的最后一面，你走了以后，我就准备自我了断，”从此把抚育子女的责任，都推给这个来自番邦外国、在上海举目无亲的弱女子吗？不，不能。尽管现实就是这样残忍，但他却不能这样做。
时间就要到了，在最后的一分钟里，池步洲只能简单地告诉她：自己无端被判刑十二年，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不能给家里任何帮助。四个子女，只能靠她抚育，靠她纤弱的肩膀来挑起这副家庭重担了。十二年，四千三百多个日日夜夜呀，在监狱外面，比在监狱里面的更难熬，更难过。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将辞别人世的决心。事实上也许此时此刻他就已经觉悟到自己的决定有多么幼稚，有多么荒唐了。他觉得自己无颜再见这个世上少有的女子，当接见时间已到的哨声响起，狱警几乎是连推带搡地把他带走的时候，他跟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我很快就要到劳改队去，到哪里还不知道。你只要照顾好几个孩子就行了。我的下落，我的生死，你都不要多想了。”
二、滴水之恩，今日相报
接见以后的第二天下午，狱警突然来传呼池步洲，也不说什么事，只叫他跟着走。
到达的地方是一个布置得很简单的房间，只有一张大桌子，两张长靠背椅。一个穿呢子干部服的人已经在一张椅子上坐着。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罗俊。
罗俊到底是大干部。尽管池步洲被捕以后在审讯期间他无法来见面，宣判定案转监以后，他就有办法通过与狱方领导的私人关系进来看他了。消息可能是白须宾接见回去以后跑去告诉他的；也可能是定案以后军管会把判决书寄到了犯人的原单位。究竟是哪一条渠道传递的消息，池步洲没问，他也没说。他只是告诉池步洲：他确实曾经通知人事部门以原单位组织上的名义到公安局去查询过池步洲的案情和处理结果，但是公安局答复得很干脆：镇反运动中逮捕的人，统一由军管会镇反办公室处理，原单位只要除名就可以，不必过问。当然，如果他能够亲自出马，通过更高的层次，当然可以得到一些消息，但他与池步洲的交情没有那么深，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干部，最怕的也是“旧关系”扯不清。解放前后，都有不少地下工作者为了“说不清楚”而进了牢房的。因此，罗俊既不敢也犯不着来“强出头”。今天得知池步洲的下落，能立即赶来探监，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很不简单了。
罗俊对于池步洲的历史，知道一些，但不是那么详细。听说池步洲已经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他当然不会去找军管会要求复查，只是冠冕堂皇地说两句鼓励的话，希望他彻底放下包袱，争取提前释放；同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他一定尽力帮助。
池步洲颇有自知之明，懂得在“四·二七大逮捕”的特殊环境下，不是“个别问题个别处理”的日子，像他这种牵涉到“中统特务”的案件，要争取提前释放，谈何容易！至于困难嘛，已经麻烦人家，领了人家“额外照顾”的情了，还有什么理由要人家再照顾呢？所以也只是淡淡地说：“谢谢你特地来看我。我知道这个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特别是像我这样身份的人。我也不提无理要求，难为你去做那做不到的事情。要是你还念及昔日的情谊，请你把我放在办公室里的书全都搬来，让我在监狱里也还有书可看，我就感激不尽，再没有别的奢望了。”
罗俊可能出于报恩之心，也可能是感到内疚，寻求补报，总之是果然动用了他的力量，把池步洲放在办公室里的书经过挑选送进了监狱。由狱方盖上了“经审查准予阅读”的大红印章，交给了池步洲。
池步洲进了牢房之后居然得到“特殊恩宠”准许他看书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有罗俊的力量，而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的脾气古怪，不顺着他点儿，他什么话也不说。在政府的眼睛里，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又认识不少中统、军统里面的头头脑脑儿，正想拿他当“活字典”，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绝密材料”。在这种事情面前，共产党有时候也会适当让步的，何况他放在办公室里的书，绝不会是“反动书籍”或“秘密联络图”，再说，狱卒们不认识的字，人民银行里可不乏高人，送出之前，当然是早就检查过了的。
这时候“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没有宣布结束，三反五反运动又进行得如火如荼，到处大张旗鼓地反贪污浪费、反行贿受贿，监狱里关进了一批“大老虎”，再次人满为患，犯人们每天只许盘腿坐着反省自己的问题，不许交头接耳，更不许看书。只有这个已经结案了的犯人池步洲，算是唯一的例外竟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看书，而且是外文书。
三、监内需要，监内消化
法制健全的国家，未决犯和已决犯是有分别的。未决犯一般关押在看守所，又分嫌疑犯和非嫌疑犯两类。嫌疑犯属于传讯性质，扣押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非嫌疑犯指的是证据确凿、无须甄别、已经宣布逮捕但还没有判定刑期的犯人。看守所属于法院系统。一经判刑，成为已决犯，犯人就移交给监狱。监狱是执行机关，与法院是两个系统。
上海解放之初，还没有法院。法院是在三反五反结束以后在“三五反工人法庭”的基础上筹建起来的。池步洲从被捕到判刑，都由军管会处理。当时没有看守所的机构，未决犯不是关在分局拘留所，就是关在监狱里，但狱方对这些未决犯没有支配权。一旦定了刑期，犯人就交给了监狱。当时的监狱归公安局劳改处管辖，对内称“第一劳改大队”。与监狱并行的，还有许多劳改单位，或在郊区、或在外县、或在外省，对外或许称为某某工厂、某某农场，对内则一律编为“第×劳改大队”。这些劳改单位的犯人，名义上都由劳改工作处分配，实际上都由监狱输送。特别是上海，监狱长就是劳改处副处长。现在劳改处已经改为劳改局，提篮桥监狱的大门口，挂着两块牌子，右边一块是“上海市劳改局”；左面一块是“上海市监狱”，两个单位，实际上是一码子事儿。
分配犯人的原则，第一是“对口”，例如学工业的分配到工厂，学农业的分配到农场；第二是根据刑期，例如五年以内的一般都分在近郊或邻县，如崇明县或大丰县的劳改农场；五年以上的，分到苏北的一些劳改农场，或到安徽去修淮河；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缓期执行的，为防他们铤而走险，一般都放在难于逃跑的地方例如劳改工厂或青海、新疆等荒无人烟的地方。最后还有一条：既然犯人的去向都由监狱分配，监狱内部的工厂，必然挑选自己最需要的犯人，或膀大腰圆的，身大力不亏；或有一技之长，可以对生产有所改进。不说这是“本位主义”，至少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池步洲被判刑以后，档案移交到了监狱。狱方见他是日本留学生，学的又是电气工程和经济，就把他作为人才留下自用了。这一来，对池步洲来说，倒是“得沐恩泽”矣。
提篮桥监狱解放前即设有一座板箱厂，供犯人劳动。当时是“有偿劳动”，犯人在押期间，根据自愿原则参加劳动，按劳取酬，收入归己；同时也可学得一技之长，以便出狱之后可以自立。这座板箱厂规模并不大，只有几台锯木机，实际上只是个锯板厂，拢共不过一百多人。但是劳动强度比较大，要把相当粗大的木头锯成木板，按一定规格打成捆，运到外面工厂去钉成箱子。所有的工序，从搬运到上机锯板，都需要强劳动力，文弱书生是根本干不了这一行的。
池步洲在监狱十个月，从老犯人和送饭的刑事犯口中，早已经知道犯人判刑以后的去向。没有想到的是：接见之后没几天，狱卒挨着监房喊号，凡是喊到的，立刻收拾行李，被带到一座大楼前面集合。池步洲也在被喊之列。他知道，转监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这一拨犯人，人数不多，但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像池步洲这样文质彬彬的，好像不多。楼前的台阶上，站着两个穿人民装的人。他们头发光滑，面颊红润，与蓬头垢面、鹑衣百结的囚犯们显然有人鬼之别。先由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声讲话，语气缓和，略带笑意，跟牢房里面见惯了的狱卒们的脸色大不一样，大意说：你们都是有罪的人，现在政府宽大处理，给予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且都到本监的板箱厂。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政府的照顾，好好儿劳动，改过自新，自会有光明的出路。接着指指旁边那个人：这就是板箱厂的王管理员，你们这一批人，怎么干活儿，以后都由他安排。说完，就走了。
下面就由王管理员讲话。他身材中等，面目和善，嘴巴略大，声音洪亮，讲话不带“干部腔”。后来才知道他是监狱板箱厂的留用人员。他介绍了板箱厂的设备、任务、规章制度、作息时间等等，并说怎么干活儿，有“老师傅”带领指导，很快就可以学会，不要担心。不过锯板机的操作危险性很大，稍不注意，就要负伤，希望大家千万注意。随即点名──当然是喊号码，并宣布今天不进车间，主要是安排住宿，大家把铺盖行李搬进新监房去，每间监房门口都已经写明了各人的号码。
已决犯和未决犯的待遇就是不同：第一，监房每两人一间，比较大的三人一间；第二，吃饭不定量，吃多少各人自定，不许浪费，菜蔬也比较丰富；第三，可以理发、洗澡，当然是剃光头，澡堂子里也跟煮饺子差不多。不过就此三项，就足够让未决犯们眼红的了。
第二天，王管理员把大家集合起来，点名后分配工作，指定工种，分别由老师傅带进锯木车间开始上岗。车间就在监房的底层，上下班根本用不着走出楼外一步。所有的人一个个地都走了，场上只剩下池步洲一个，最后王管理员指着他说：“2444号，你跟我来！”
池步洲不知道要让他干什么，跟着王管理员走。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昨天先讲话的那个干部，估计不是厂长就是车间主任，只听他说：“你是留学生，有知识。现在派你到车间去当统计员，另外再给你配两名助手。你要好好儿干。”
谈话结束，王管理员把他带进锯木车间，指着靠窗的一张大四方桌说：“你就坐在这里工作。”
这一突如其来的分配，不但池步洲本人感到意外，连所有的犯人都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他被留在监狱板箱厂里劳动，正为自己身弱力薄不知能干什么而犯愁呢，如今叫他依旧耍笔杆子，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感到幸运，也不害怕了。
事后得知，监狱板箱厂的进料数和出板数，一直来是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楚。最近狱方计划扩大锯木和制箱业务，决心建立并加强统计、会计、核算制度，以便得知成本、收益、损耗、盈亏等等数字，随时接受上级审查。
配给池步洲的两个助手，一个姓陈的管会计，一个姓王的管庶务。姓陈的个子矮小，嘴尖面白，交通大学毕业，是个判刑十五年的反革命犯，能说会道，一副精明相；姓王的个子高大，不善言词，是个只判两年徒刑的刑事犯，看上去还忠厚。
监狱板箱厂的一百多个犯人中，池步洲一个也不认识，竟没有一个是同过监房的。他们大都在上海有家室，年龄以二三十岁的居多，刑期大都在十年上下，有少数几个死缓，文化程度以中小学为多，像池步洲这样的留学生和姓陈的大学生，全厂不过这一两个。判刑以前的职业，则党、政、军、工、商、学、地痞、流氓、赌棍儿、“白相人”……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济济一堂，可以说是集社会各阶层之大成了。
四、初进车间，立功得奖
锯木车间的任务，是把一根根粗大的松木从外面的贮木场上扛进来，装进锯木机，对准位置，开动机器，用人力推动原木，通过电动的带锯，切成木板。操作过程是：先削去边皮，按规定的厚度开出一块块原板，直到另一边皮为止。然后再把开出来的长板条削去两边的边皮，锯成整齐的长板，再按规定长度切成一块块箱板，运到钉箱车间去，按客户要求钉成各种规格的包装用箱。
所有以上活茬儿，没有一项不是要用大力气的。不说木材、木板运进运出了，就是负责清扫木屑的杂工，也是一会儿不得闲。机器一开动起来，人跟着机器转，流水作业，不容间断，实际上是“流汗作业”，个个都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不到休息时间，谁敢松懈一下？
尽管车间里劳动强度如此之大，但是犯人们大都愿意进车间劳动，不愿意被关在沙丁鱼罐头式的牢房里面壁思过，窒息五官四肢，何况一进车间，吃饭就不定量，而饥饿的刑罚，则是比任何酷刑都难以忍受的！
一根原木买进来，去皮锯板以后能出多少平方米的木板，牵涉到成本核算、利润盈亏、节约浪费等等许多问题。操作人员如果粗心或故意，就会使边皮削去过多或出板厚薄不匀，造成废品。因此，如何估算一根原木的体积及成品率，并以此来计算每天原木的总体积与总出板量，是十分重要的。
计算原木的体积，由一位老师傅负责。他是英租界时代的老工人，确实够得上“老师傅”的资格了。原木一进厂，他就带着皮尺一根根丈量：先量底部圆截面面积，再量长度，最后量顶部圆截面面积，算出体积，用粉笔做上记号，并记入小本本儿。
老师傅的这种计算方法，当然是从他的师傅那里继承下来的。方法当然不会错，但是比较粗糙，得出的数字并不十分准确。每天进车间的原木总体积与开出的木板总体积之间，差距相当大。
关于这个问题，王管理员已经伤了好几年脑筋，一直解决不了。有一天，王管理员问计于池步洲，池步洲考虑了一下说：关于圆锥体体积的计算方法，数学上有公式，老师傅所用的计算方法并不错，之所以有出入，是因为自然生长的木头不可能像几何图形那样整齐，它有弯曲，有凹凸不平，截面也不可能是正圆形的，必须在计算的时候作适当修正。王管理员问能不能设计出一种更加正确的估算原木的公式。池步洲表示可以试试。
对于精研高等数学的池步洲来说，这样一个课题，当然不会太难。他想起微积分学上无穷极限值的计算原理，把一根原木设想为无数畸形圆盘由大到小所叠成的柱子，排列成一个无穷多项式，然后通过积分学原理求其极限总值。理论上好解释，关键在于实地试验。经过几天实地度量原木和出板量的检测修正，一种比较接近正确数的估算原木公式终于拿了出来。从此，板箱厂改用新方法估算原木，准确率大大提高了。
这是池步洲劳改以后的“初进监狱第一功”。
知识分子之可贵或曰可恶，在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一个问题，总要寻根究底，问个所以然，既不盲从，也不迷信。对科学问题如此，对政治问题亦然。这都是招灾惹祸的根源。“地圆论者”不容于宗教，竟遭杀身之祸；而政治迫害，则弥漫于整个人类历史记载，早就达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池步洲是个地道的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也有典型的这种知识分子特性。
从道理上说，他身遭冤狱，思想情绪十分低落，这是必然的。对待惩罚性的劳改改造，似乎也应该磨洋工、泡刑期、至少不太积极才合乎规律。但是知识分子对科学、对工作的“认真”，恰恰又把这种消极情绪给冲淡了。关于原木体积计算方法的改正，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表现出来的。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鉴于每天统计，必须逐一把原木数据填入公式，然后一一计算，在手续上仍感麻烦不便，于是又产生了把公式化为计算尺的念头。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试制，终于做出一根四五十厘米长的木质计算尺，由于缺乏适当的材料和制作工艺，样子似乎不太雅观，但计算起来，却方便多了。后来经过改进，又复制了一根，从外观到精密度都有所改善和提高。──只是不知道池步洲发明的这种计算尺，上海监狱板箱厂现在还在使用否。
池步洲试制计算尺，目的是为了自己工作便利，并不是出于什么“立功赎罪”的动机。但是板箱厂把他两次改进计算方法的“先进事迹”报了上去，年终评比的时候，居然得到了狱方的嘉奖。
在池步洲十二年的劳改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得奖，也是他最后一次得奖。
五、车间庶务，告密专家
犯人们判刑定案以后，即正式进入“劳改”阶段。未决犯时期的坦白、交待、检举、揭发等一套不再流行，表现的好坏，也以劳动的效果为标准了。
锯木车间里，由于噪音极大，劳动十分紧张，除了必要的“信息传递”不得不大声呼喊之外，说闲话的工夫是根本就没有的。下班回到“号”里，劳累一天，只想多歇一会儿，养精蓄锐，以便迎接明天的“战斗”，聊天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除了生产上的组长之外，监房里不再设立小组长，这对大家来说都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感。池步洲白天与陈、王二人围坐一桌，各有专责，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不得不碰头外，基本上不说话，下班以后，各人进各人的监房，不再有任何来往。因此他一有空闲时间，只知道看数学书。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大概是指人的学识才华而言。说到相貌与人品的关系，中国人也有自己对生活长期观察的总结。一般认为：獐头鼠目、鹰鼻子鹞眼的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一说法尽管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准确，却也有其相当高的“命中率”。
锯木车间里管庶务的陈某人，就是个标准的鹰鼻子鹞眼。他两眼灵活，滴溜乱转，讲话摇头晃脑，言过其实。池步洲与他相处没有几天，就产生了“斯人不可与近也”的灵感，存有戒心。在车间里不与他多说话，就是这种戒心的具体体现。
事实证明这个家伙是个疯狂的“迫害狂”，是个特别会打小报告的“告密专家”。
每天，车间里谁发句牢骚，谁和谁吵了嘴，谁干活儿中间多喘了一口气，第二天上班之前王管理员的讲话中必定都会提到。开头大家都以为那是生产组长干的，但是两个生产组长都是大老粗，根本写不了汇报，再说，他们回到牢房，都累得躺倒就睡，即便会写，也没有时间。有挨了批评的人找他质问，他不但指天发誓，矢口否认，还祖宗奶奶地一通海骂。从现象看，也不像是他们汇报的。但是王管理员的批评警告仍不时出现。究竟是谁打的小报告？怀疑的目光渐渐集中到坐办公桌的三个人身上来了。
大家暗中观察：池步洲面向玻璃窗而坐，背对锯木机和人群，根本看不见发生的任何事情；王会计呢，每天忙于打算盘、抄报表，连头也不抬，平时也从来不管闲事；只有这个姓陈的，管的本来就是车间的杂事，平时目光四射，耳朵竖起，专门注意车间里的一动一静，而且常常看他趴在桌子上写写写，于是多数人认定他是个告密者，只是没有证据，无法肯定。
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姓陈的正偷偷摸摸地向王管理员递条子，被一个犯人看见了。在监狱里，犯人有事情要报告管理员，例如要写补充交待材料、要求家里送来什么东西、对生产上或生活上有什么合理化建议，都可以正大光明地递报告，没有必要藏藏掖掖的，他递的条子怕别人看见，必定心中有鬼。于是一个传一个，辗转相告，车间里几乎人人都知道了。
这种怀疑，终于被狱方自己所证实。
按照政策，犯人中每月、每季、每年都要进行“评比”活动，通过开会评出生产上有突出贡献的人，分别授予“劳改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等等称号，给予大会表扬、记功、减刑、提前释放的奖励。一个人的劳动表现，不但人人共见，还有统计数字，又是经过群众讨论产生的，因此基本上心明眼亮，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奇怪的是：每次评比，谁也没有提出陈某人的名字，而得奖的名单中，却又几乎次次都有他。在“奖惩大会”上，领导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先进事迹中，他的事迹则是“靠拢政府，协助政府工作”。这一来，等于当众宣布：打小报告的，就是此人！
可惜的是，他这样积极，所得的奖励，总是最低的“大会表扬”，他的十五年刑期，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一个月！
六、重刑之下，必有懦夫
锯木车间里的犯人，大都是反革命犯，刑期以十年上下的为最多，其次是无期徒刑，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的，只是极少数，两三年的刑事犯，也是极少数。
人总是怕死的。临刑不惧，是因为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倒不如强打精神，愣充好汉，喊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不但给自己壮壮胆，也好让观看行刑的人最后给自己一次夸奖。“死缓两年”，是新中国的发明之一。多年执行这一政策以后，现在的人大概都知道：只要判处死缓，一般说来是死不了的了。但在建国初期，第一批被判处死缓两年的人，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脑袋上悬着一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时时提心吊胆，日子很不好过。有的人甚至说：还不如判一个“斩立决”，一枪打死的痛快。
车间里有一个死缓犯人，高高的个子，略瘦的面庞上总是挂着微笑，待人和气，不知道因为什么判的死缓。他多次受奖，都是凭他的积极劳动赢得，并不是靠打小报告得来。大家对他的干活儿特别卖力都表示同情，谁也不希望他缓期期满以后走上刑场。
但是他自己却总是念念不忘“死缓”二字，生怕到期处决。大家都注意到，他脸上的笑意，越来越不自然了。一把屠刀就在脑袋上晃动，而且越来越近，试问谁能熟视无睹，谁能无动于衷？
他是操作锯板机的。从来没有出过事故的他，一天忽然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乱子，锯板机停车了，他本人的手指头也被削去一块，经狱医包扎后，还不肯休息，依旧进车间指挥调动。
事故发生后，王管理员调查了原因，是他自己按错了电钮。找他谈话，他自己承认出事故的那一天，正是他死缓到期的前一天。他怕第二天拉出去枪毙，头一夜整夜没有合眼，以致白天上班精神恍惚，摁错了一个电钮。
王管理员倒是挺通情达理的，没有批评他，反而叫他放心，刑期的事情，领导上已经有了安排。果然，到了第二天，狱方正式通知他：鉴于他缓刑期间，表现良好，有悔改表现，将死缓改为无期徒刑。大家听说以后，都替他松了一口气。
一连好几天，大家都见他手上包着绷带，在车间里来回走动，有说有笑，脸上的阴暗为之一扫。出于保住了一条命的感恩心情，劳动更加积极了。
七、囚徒表现，形形色色
一个犯人，从被捕到判刑，是心情最紧张的日子。有罪无罪，刑期长短，送到何处，一切都是未知数。加上那一段时间，关在牢房里，不许走动，不许说话，只许面壁思过，审判员三天两头来提审，天天听的是坦白交代、揭发检举，脑子里考虑的只是承认还是否认，生活的单调、枯燥，思想的沉重、苦闷，可以想见。
一旦判刑定案，未决犯成了已决犯，到了劳改单位，活动的场所扩大了，空闲的时间加多了，思想顾虑减少了，监规约束放松了，不管案子冤枉不冤枉，脑子里考虑的，只是如何度过刑期，希望的，只是到一个生活条件好一些、劳动强度轻一些的地方去，幻想的，则是劳改释放以后，如何度过余生，或如何东山再起。
出于各种各样的思想基础和动机，劳改犯人在监狱里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形形色色的。
第一种人是“学习派”，他们或对前途仍抱有幻想和希望，或不愿参与犯人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于是就一头钻进书本里。池步洲也可以算是这一类中人。更多的人，大都是刑期比较短，年纪比较轻，想利用这一段时间，学点儿外语或基础理论知识，以加强出狱之后的生存能力。当时提倡“一面倒”，什么都是苏联的好，什么都是俄国人发明的，包括电灯和蒸汽机在内，提倡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要学习，首先得学语言文字。当时连中学里的英语课都改成俄语了，群众中更是学俄语成风，因此青年犯人中自学俄语的相当不少。
第二种人是“消遣派”，他们人到中年，文化本来就不高，并不打算在服刑期间再学习什么东西，只希望平安度过刑期。为了打发下班以后的时间，就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闲天儿，谈经历，讲故事。犯人中有的人口才很好，讲起故事来，不比职业的说书人逊色。有的人能把整本的说部如《三国》、《水浒》、《西游》之类演绎开讲，有的人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现编现说。真是有声有色，各有千秋。
第三种人是“江湖派”，他们自称会算命看相，工余假日，闲来无事，就聚集一帮人来说三道四，信口开河。或根据掌纹，能判断你哪年走红运，哪年走背字儿；或根据面相，鼻子圆的人忠厚，倒挂眉毛的人奸诈；或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哪年官运亨通，何时流年不利，何时灾星高照，致有牢狱之灾，等等。说者天花乱坠，听者半信半疑，其实也是为了打发时间，消除空虚而已。不然，他自己怎么不看看流年，不躲躲灾星，竟也折进监狱里来了？
第四种人是“悲观派”，实际上这是犯人的全部，是犯人思想的主流，谁也摆脱不了，躲避不开，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不管是哪一个派，犯人中绝不会出现“乐天派”。尽管有些人下了班在监房里也哼几句京戏，唱两段小调儿，那也无非是“黄连疙瘩当箫吹──苦中作乐”。多数犯人被判了刑以后，心情是极端地不平静的。他们大都是一家之主，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支柱。支柱一倒，家庭经济就濒临崩溃。想想自己的前途，想想家人的生活，怎么还“乐”得起来？有的犯人半夜里说梦话，甚至号啕大哭，都是为了想家。池步洲入狱以后，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也是家人的安危与生活。这一派人，平时老是愁眉苦脸，一碰见不遂心的人和事，脾气就特别大，吵嘴打架的，也大都是这一类人。
-----------------------------
第十四章 上海劳动板箱厂
-----------------------------
由于他是个大能人，在监狱里表现突出，狱方对他另眼相看，把他送到上海市条件最好的劳改单位上海劳动板箱厂继续当统计员。
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劳改队大，什么样的犯人都有。劳动板箱厂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形形色色的犯人，案情不同，性格各异。要不是亲自来到这里，谁也不会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胡风上了“万言书”，被打成了反革命；他这个反革命，却在胡风打成反革命之后抛出了“万言书”。他的万言书没把他怎么样，却把一个管劳改的劳改工厂厂长送去劳改了！
一、特殊犯人，乖张行为
池步洲在监狱板箱厂劳改了两年多，到了一九五四年初，突然转监了。
按照狱方的传统习惯，转监之前，是从不宣布把犯人们送到什么地方去的。一声“收拾行李”，接着就排队点名，装进囚车，只有到了目的地，犯人们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池步洲的转监，当然也不例外。与众不同的，是他这一次转监，只有他一个人。他自己扛着行李，狱警吃力地帮他把一麻袋的书扛到了大门口，然后给他双手上铐，狱警到外面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行李和麻袋都放上车以后，这才把池步洲带出来，与狱警并排合坐一辆三轮车。当时天气还冷，上海的三轮车工人，一般都备有一条线毯，供乘客盖膝头防冷用。那狱警就用这条线毯把池步洲的双手连膝盖一起遮住。这样，车子走在街上，与普通乘客无异，谁也看不出这是犯人“起解”。
一路上，狱警当然不会与犯人交谈，也不会说明要到哪里去。尽管好事不敢妄想，但是池步洲心里明白：第一，这不是提审，提审不会带铺盖；第二，也不是改判，因为自己没有上诉，而当时的法院案件堆积如山，你不上诉，他绝不会主动来复查你的案件；第三；目的地绝不会太远，不然，绝不会用三轮车送走；第四，如果是上火车转到外地，按规定必须两个人押解，不可能只由一名狱警押送；第五，绝不会是拉出去枪毙，要是处决，恐怕就要出动警车了。
将近三年没有接触社会，什么街道、车辆、商店、行人几乎都成了依稀的梦境。如今一出狱门，来到马路上，只见行人熙来攘往，车辆急驰而过，铃声与喇叭声交织，灰尘和汽油味儿混杂，突然之间有一种“我还活着”，“又回到了人间”的感觉。
人力三轮车的行速缓慢，经过外白渡桥、四川路桥、虹口公园，一直往江湾方向蹬去。蹬了足有一个来小时，只见马路两旁的房屋越来越稀，行人越来越少，终于进入了郊区，眼前是一片碧绿的田野，空气倒是越来越新鲜了。“到底要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的疑问，又一次在池步洲的心底升起：“听说解放前警备司令部秘密处决犯人，都是弄到江湾去执行的，这个三轮车工人，总不会是化装的便衣儿，是要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去秘密处决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眼前忽然出现一座城堡似的建筑物，四周的围墙相当高，其面积之大，几乎和一个大村庄差不多。再靠近一些，就能看见大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站岗，围墙上面也有电网，心里基本上已经明白：这里一定有一个劳改单位，但不知道是工厂还是农场。
三轮车在大门口停下，终于看见了挂在大门口的两块牌子，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板箱厂”，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机械厂”。狱警下车跟卫兵打了招呼，又帮池步洲把一麻袋书扛进了大门里面。
这是解放后开设在上海郊区军工路的两座劳改工厂，规模相当大，共有上千名犯人。两座工厂共一个大门，共一套管理系统，共一个厂长，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则是一个单位。劳动板箱厂实际上是监狱板箱厂派生出来的“子工厂”。但是“毛驴儿下骡子”，子工厂不论是设备之新、人员之多，都超过了“母工厂”。劳动机械厂主要生产劳动牌活扳子。这是解放后上海的名牌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国。相对而言之，这两座劳改工厂要算是当时上海地区生活条件、劳动条件最好的劳改单位了。
狱警把池步洲带到了管教组。一个穿藏青色呢制服的干部跟他简单地谈了话。出于池步洲的意料之外，这一次转监，他得到了“好上加好”的“恩遇”：依旧没让他去干体力劳动，而是分配他到锯木车间去重操旧业，还当车间统计员。
谈话以后，这个干部先带他到“号”里也就是宿舍里安排了铺位，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正赶上开饭。六个人一脸盆油渣烧豆腐，油水挺大的，旁边是一只大饭桶，装着满满一桶大米饭，吃多少盛多少，并不定量。比起提篮桥监狱的大饭盒、小饭盒来，又是一番天地。
吃过晚饭，回到了“号”里。犯人的居住区，是一个单独的大院子，和工厂区隔开。两区之间的唯一进出口，有警卫日夜站岗，没有干部的带领，犯人们是不能自由进出的。居住区有一排排的平房，能容纳上千名犯人。给犯人做饭的大伙房，也在这个大院子里。此外，当然还有厨房、厕所。每一间大房间，像学校里的学生宿舍一样，放了十几张木制的上下铺，一共有三十几个铺位，也有一个很大的大马桶。犯人住的房间，门外有可加锁的粗大铁门闩，星期、假日及就寝以前的自由活动时间，并不加锁，犯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也可以在院子里走动，但有一条“不许串号”的监规。房间里有三盏吊灯，都是大泡子，灯光明亮，如同白昼。提篮桥监狱的牢房里面没有电灯──据说那是为了避免犯人摸电线自杀──只有通道的顶上有几盏二十五瓦的电灯，在那昏黄的灯光下过惯了，突然间大放光明，还真有点儿不习惯呢。
第二天早饭后，车间主任来带领犯人出工。先站队点名，然后列队到车间去。通过住宿区门卫的时候，还要把人数写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出了住宿区大门，穿过横马路，进入厂区，一直走到最后一幢厂房，才是锯木车间。车间里排列着自动行车四台，台面车两台。老犯人一进入车间，就纷纷上岗进行生产了。车间主任把池步洲带到一间放着两张写字台的办公室里，指着一张桌子，让池步洲就在这里“办公”。看样子，这里以前也有过统计员，说不定也是突然之间被送走了。不然，不会这样匆匆忙忙从监狱板箱厂“挖”一个统计员来。
这里的办公条件比监狱板箱厂强多了。不但基本上听不见震耳欲聋的噪音，到处飞扬的木屑和灰尘也少得多。
与池步洲同一个办公室的，是车间记录员陈一新。──是个因冤假错案被判刑五年的刑事犯，当时只有三十多岁，刑满释放以后在社会底层挣扎了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方才得到平反。──他本来是个私营木制品厂的老板，对木材还比较内行，对车间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待人也相当热情。池步洲有什么不明白的，他都主动帮助，很快两人的关系就处得很密切了。
据陈一新介绍：军工路的这座大熔炉，共分两个工厂：一个是劳动机械厂，所生产的“劳动牌”活扳子，是名牌产品，不但国内很畅销，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的；一个是劳动板箱厂，主要为上海益民食品厂生产包装箱，包装罐头食品，也是供出口的。两个厂子共有一千多犯人，机械厂里有德国和日本的战犯；板箱厂的犯人主要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和工霸。凡是上机器的，大都是死缓、无期的重刑犯，至少也是十五年徒刑；当搬运工的，大都是流氓阿飞集团的主犯，不过三年五年的刑期，今天进来明天出去的，流动性比较大。此外，也还有一些犯了抢劫、强奸之类刑事罪的印度红头阿三和美国人。
这一次之所以要把池步洲像干部调动工作似的派专人送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在监狱板箱厂当车间统计员期间，他的突出才能和创造发明获得了狱方的嘉许，知道他是个杰出的人才。劳改单位里的犯人要经常调动，避免犯人之间太熟了生事，是劳改当局的管理策略之一。监狱板箱厂和劳动板箱厂是“母子单位”，有这样的好统计员，当然不肯白白送给人家。挑选最有用的犯人给自己，应该算是“物尽其用”，不能算“本位主义”的。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既便宜了劳动板箱厂，也“便宜”了池步洲。池步洲占了他有本事的光，直到一九五六年调离上海，都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相对而言，还算是“幸运”的，这也算是他得到政府的“特别关怀”吧。
在劳动板箱厂期间，他是个“特殊的”犯人。论年纪，他还不到五十岁，却因为他的性格古怪，又有些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的，不管你是市井无赖还是江洋大盗，他都愿意与你接近；看不上的，哪怕你是高级干部教授学者，他也目中无人，不理不睬。例如厂里有个姓林的青年犯人，他哥哥是个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他受牵连被判刑三年。此人记忆力特别好，善于说山东快书，也会说相声、演京剧。厂方为开展文娱活动，置有整套的京剧服装道具，鼓励犯人演出。姓林的也曾经数次登台。每逢节假日，大伙儿都围着他听他说快书。他与池步洲既不同一监房，也不同一车间，但是池步洲看中了这个小伙子的聪明，又发现他有数学天才，就每天抽点儿时间教他数学。仅仅一年时间，从小代数开始，几何、三角一直学到微积分。姓林的小伙子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
每次来上课，都先喊他一声“老夫子”。从此，大伙儿也都跟着叫他“老夫子”。狱卒们听见了，也没加制止，时间一长，变成了他的别号，他的本名，反倒没人叫了。
劳动板箱厂的犯人，住的是上下统铺的大房间。这里基本上有两种稳定：一是人数不变，一个“号”里住二十多个人；二是人口不变，不像提篮桥监狱那样，在押犯人经常要调来调去，以防止串通口供并便于揭发检举。“号”内也不再设“组长”之类的“号头”来管理犯人的“学习”。因为判了刑的犯人，重点已经转移到劳动上去，“忠不忠，看行动；变没变，看贡献”，只要努力为国家作出最大限度的贡献，创造出最大限度的财富，就能评上“劳改积极分子”，就可以争取减刑的。
当然，不设组长，不等于放任自流，不加监管。“号”外时常有看守巡逻，不时从门上铁条中露出一双看不出任何感情变化的冷眼。“号”内呢，也有特别爱打“小报告”、企图以此争取减刑的奸细。不过总的说来，气氛比起提篮桥监狱来，应该说是松弛多了。
犯人们从车间回到“号”里，紧张了一天，总想轻松一下，以调剂枯燥乏味的囚犯生活。特别是星期假日，除了洗衣服搞卫生之外，大家凑在一起，或打扑克，或下象棋，或三个一伙儿五个一堆儿地说古道今，在无聊中寻找乐趣。
池步洲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因为他脾气古怪，不大合群，别人打闹，他只知道看书。时间一长，总有一两个稍微合得来点儿的，问起他当年的那些往事，他就随口说了几句。不料他的话题引起了同监犯人的兴趣，穷追不舍。于是他断断续续地讲起了自己当年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故事。这一来，可真是“羊群里面出骆驼”了，同一监房的二十多个犯人，来自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谁听见过这样的故事？犯人们都把他看作是“圣人”，老夫子长老夫子短地叫个不停，总想从他这里多听到一些天下奇闻。
犯人们各自的经历和见闻讲完了，大家都说老夫子书读得多，要他讲些故事解闷。池步洲对古典小说如《红楼》、《三国》、《水浒》、《聊斋》、《封神》及其他侠义小说之类读得也不少，加上他的记忆力特强，只要拉出一个头来，就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于是他在监房内成为“众望所归”的“群龙之首”了。
有一个“死缓”犯人，高个子，浓眉毛，五十来岁，一身的江湖气。他从来不讲自己的案情，看样子大概与黑社会有勾结。对于死缓犯人，大家都比较宽容，因为他们到底还能活多久，是一个未知数。他不愿讲，一定有难言之隐，所以也不勉强他。但是他却特别爱听别人讲故事，尤其爱听池步洲讲说破译密电码的经历。他和池步洲都睡上铺，而且铺挨着铺，每每在熄灯以后，还缠着池步洲讲故事。
在劳动板箱厂，池步洲是个最受狱方注意的人物。第一，他是个留学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第二，尽管他自己不承认，但厂方根据“档案”，认定他是“中统特务”无疑；第三，他从来不打小报告，换言之，就数他最不靠拢政府，思想最顽固，最不易就范。对这种人，管教干部当然理应严密监视的。可是不论在工作上、遵守监规纪律上，又都抓不到他的任何“劣迹”，所以也对他无可奈何。
有一段时间，那个有说有笑的死缓犯人，忽然沉默寡言起来，似乎有很重的心事。他是个死缓犯人，两年将满，是死是活将见分晓，这一段时间中情绪不正常，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反都拿好话来安慰他。
一个星期天，这个死缓犯人忽然把池步洲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双手一抱拳，面有愧色地对他说：“老夫子，我真该死，我把你给告了！他们把我叫去，要我讲讲你每天在监房里都说些什么话。我因为过几天就要死缓期满，生怕被处决，想积极一下，立点儿功，就说你每天给大家讲故事宣传迷信和侠义人物……”言下一副不胜惶恐懊丧的样子。
这一来，池步洲倒不好意思了，反而安慰他说：“这个不要紧的。他们也没有来找我。即便来找我，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讲故事，难免要讲到一些封建迷信或者宣传侠义的事情，不是你无中生有，你尽可放心。你这个人很讲义气，自己做错了事，敢于坦率地说出来，我很器重你的为人。至于你的案子嘛，根据你的表现，我看一定会得到减刑的。”
这个江湖人物，以江湖人特有的义气主动“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过错，又得到了池步洲的原谅，心情开朗起来了。没过多久，在一年一度的“奖惩大会”上，他果然得到了减刑的判决书。
每天上班，池步洲总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静静地看书。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就是和他面对面地坐着的记录员，彼此之间也从来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他的原则是：一进办公室，办的就是公事，各人的私事，就不再提起。自己没有事情，可以看书，但不应该瞎聊天，耽误别人工作。这是他多年来在正规机关坐办公室养成的习惯。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大摞从银行送到提篮桥监狱、又从提篮桥监狱送到这里来的外文书，多数是高等数学方面的。在监狱里，一般人绝不许看外文书，哪怕是马列原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狱官、狱卒们的文化水平一般都很低，谁也不认识这些曲里拐弯的“洋字”。但是他的这些书，却是得到监狱长的特许、并盖有“经检查允许阅读”的大红戳子，因此算是“官准”的。
他的任务，是每天做一份车间统计报表；原始资料、各行车的码单，则由记录员陈一新提供。车间里一共四辆行车，每天的吞吐量相当可观。临收工前一个小时，记录员把原始资料交给他，他拿起计算尺来一拉，各行车的产量就公布了。工效之高，无出其右者。他的学问和能力，连厂长都很佩服。公开地说：“像他这样的人才，在中国都不多。”
每到月底，他花一天时间写一份总结材料交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又花半天时间向大家宣读一下。有他在车间，业务上的事情车间主任就连管都不用管，他都会按时布置得井井有条。
有道是：花香蜂常来。另外几个车间的统计员遇到难题，免不了都要来请教他。了解他性格的，都知道投其所好，进门先叫一声“老夫子”，于是他立即眉开眼笑，求教者也能得到详尽细致的指点，满意而去；要是不知道他的性格，不叫这一声，其结果必然是嗯嗯啊啊，所答非所问，甚至疯疯癫癫地用一些难听的话把人家气走。
他不但性格古怪，生活也古板：一年四季，总是穿一件破旧的西装外套，披着风衣，一双破皮鞋，连后跟都没有了，就拿它当木拖鞋拖着，走起路来，噼啪作响，加上身子一弯一弓，脖子一伸一缩，活脱脱一个日本人的样子。每天上班，除了工作之外，只知道埋头在书本里，很少跟人交谈。三餐饭后，都要盘腿在铺位上静坐十几分钟，样子既虔诚又认真，谁也不知道他这是练的什么功，还是一种什么特殊的宗教仪式。
有一天，厂长到车间来，走到他的办公桌前面，询问他一些生产上的事情。他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连屁股也不抬一下。厂长问一句，他答一声，神态傲然，倒好像是厂长向他汇报工作似的。再看看俩人的穿着打扮，一个是呢制服笔挺，干部架子十足，一个是破西服一身，样子像瘪三。俩人一问一答，足足谈了有十几分钟的话，厂长听得还很入神，临离去的时候，他依然身子不动一动，脑袋不点一点。厂长倒似乎很满意，笑眯眯地走了。
厂长一走，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忍不住问他：“听说厂长是个长征干部，在部队里是个团长，级别挺高的，只为文化低一些，才分到这里来管劳改。平常时候，犯人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你对他怎么这样不礼貌？”
他听了，先是“哼”地一声，又斜着眼睛瞥了陈一新一眼，不屑地说：“你懂得什么！这是我的办公室，是他到我这里来问我！难道因为他的官儿大，我就要站起来让他坐着，毕恭毕敬地向他回话？论官衔儿，他是个团长，顶多是个上校，我是少将，比他还高一级，他站着说话，我坐着回答，不算罪过吧？”
陈一新笑了笑：“现在是共产党的政权，你是国民党的少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怎么可以相提并论？你可别忘了，现在的身份，他是厂长，咱们是囚犯！”
池步洲听了，登时瞪大眼睛，大声地训斥：“囚犯怎么样？囚犯也是人嘛！做人得有志气，得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政治上的斗争，复杂得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一个人要是没有自己的主见，是棵墙头草，风吹两面倒，那还能叫做人、还配搞政治么？”
说到这里，他拍拍陈一新的后脑勺，忽然惊讶地大声叫了起来：“怎么？你的脑后，也有一块反骨？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碰见过第二个人有反骨的，只以为天下就我一个人是天生的反叛呢，今天总算也找到一个相似的人了。不过你的这块反骨，却没有我的大。”
他把陈一新的手拉到他的脑后去摸摸，原来他脑后的后枕骨，竟然像公鹅顶一样，凸出老大一个包包来。对于自己脑后的这块骨头，陈一新当然是知道的，不过却不知道这跟一个人的性格还有关系。
通过这一发现，从此池步洲就把陈一新引为同类，另眼相看，俩人几乎无话不谈了。
池步洲在国民党军委会任职，跟国民党的军政要人有些来往，社会关系复杂，所以三天两头有人来外调。每逢外调提审，常常带回来一些香烟、糖果、水果之类。按规定，监狱里犯人是不许抽烟的，池步洲不会抽烟，就把烟悄悄儿地分给同监房的犯人们抽。陈一新与他同坐一间办公室，当然额外照顾，一给就是一两包。
有一次他被提审，带回来的香蕉、苹果特别多。陈一新笑着跟他打哈哈：“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你身上可算是彻底体现出来了。”
他神秘地笑笑：“今天来提审的，一共两男一女，都是北京来的。你猜他们来干嘛？”没等别人猜，他自己又接下去说：“听他们那口气，大概是要提前释放我，还要安排我工作呢！”
陈一新连忙向他表示祝贺，没想到倒换来了他的一个白眼：“你这个人真幼稚！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么？要知道，共产党对咱们这样的人，采取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放不放出去，其实是一样的。搞政治的人，真真假假，什么主意都想得出来。照我猜，他们打算放我出去，真正的目的是要我在电台上发表声明，帮他们向台湾的军政人员做政治宣传。我是一个政治犯，并不贪生怕死，也不是那种不仁不义的无耻小人，违心的事情，我是坚决不做的。所以我简单干脆地回答他们说：‘法律是神圣的，请你们不要拿法律开玩笑。像我这种罪大恶极的人，判我十二年，就已经够宽大的了，我愿意老老实实服完我的十二年刑期，不打算争取提前。’他们听我一口回绝，也不勉强我，给了我一大堆水果，要我回来好好儿考虑考虑。我就这样回来‘考虑考虑’了。”
真是个怪人。提前释放这样的好事，别人想都想不到，他却居然一口拒绝。如果进一步仔细想想，他的话倒也有几分道理：放出去“夹着尾巴做人”的滋味，真还不如关在监狱里舒服呢！
按照规定，劳改犯每月可以接见一次家属。这个“接见日”，是劳改犯们朝思暮想的大节日。思亲的，可以解一下渴念之苦；嘴馋的，可以得到大包小包的食品。因此劳改犯们盼接见，简直比小孩子盼过年还上心。独有池步洲这个怪人与众不同，他从来不发信让家属来接见，每逢接见日，他总是独坐监房，闭目养神，对周围所发生的喜笑、怒骂、叹息、痛哭不闻不问，也无动于衷。
有一次接见日，他照例有如老僧入定一般坐在监房里，突然训导员来传呼他，说是他的儿子从部队里请假回家探亲，特地来看看他，要他出去接见。不料他依旧端坐不动，毫无表情地摇摇头。训导员说：自从他入监，儿子还没有来接见过，如今从部队里请假回来，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更不要淡薄了父子之情。池步洲见训导员喋喋不休，不得不睁眼解释：“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是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军官。我们俩各走各的路，绝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请训导员转告他：阶级立场要站稳，以后千万不要再来，免得以后在运动中吃苦头。在我的十二年刑期之内，我是绝不会见他的。”说完了这几句，又把眼睛闭上，任凭训导员怎么动员，再也不理不睬 .
训导员也没有办法，只好出去“传话”。不一会儿，抱回来一大堆食品，池步洲干脆当着训导员的面把东西都分给了同监的犯人们吃，自己一点儿也不留。训导员看了，也无可奈何。
当天，同监的劳改犯们吃了他儿子送来的东西，反而议论纷纷，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说他是个喜怒无常的书呆子，缺乏父子之情，做得太绝了些。他却说：“虎毒尚且不食子呢，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子汉，父子连心，怎么会没有父子之情？可是儿子送来的这些东西，吃在嘴里，痛在心里，还不如硬硬心肠，不领他的这份儿情，倒安闲自在些。”
他的这种心情，监狱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呢？
儿子见不到父亲，心情的压抑可想而知。回家跟母亲一说，白须宾可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就亲自赶到军工路来，要求接见。按规定，犯人接见家属，有固定的日子，全厂停工，集体接见。白须宾非接见日来厂要求单独接见，又没有特殊原因，本来是很难获准的，就因为池步洲几次表示不见家属，训导员从稳定犯人情绪出发，特地跑到车间来动员他到大门口的接见室去和妻子好好儿谈谈，还说这是破例照顾，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不料池步洲并不领他这个情，摇摇脑袋，很干脆地回答说：“谢谢训导员。我池步洲无需破例。还是眼不见为净吧。”
在这个不寻常的犯人面前，训导员也毫无办法，知道再说也无用，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碰到你这样的书呆子，真是有理也说不清。”
池步洲听见了，又接了下茬儿：“对，对，请你就这样告诉白须宾：碰见我这样的书呆子，是有理也讲不清的。我绝不会见她，叫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训导员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地走了。
白须宾母子见不到池步洲，忧心如焚。想想自己一生善良，为了正义，抛下父母亲人跟随丈夫来到中国抗日，吃尽了千辛万苦，失去了两个女儿，最后竟得到这样的下场，越想越想不通。那一天，她都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从楼顶的阳台上跳下去，了此一生，求得解脱。但是看看四个孩子都还这么小，自己一死，孩子们有几个能活下来，就很难说了。正在左右为难，迈腿想跳还没跳的时候，幸亏邻居过来发现，苦苦相劝，方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强挣扎着活了下来。
她跟池步洲做了二十来年夫妻，深知他那宁折不弯的脾气，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写信到福州，把情况告诉他五哥。
他五哥池步云，虽然是保定第二期的毕业生，许多同班同学或比他低好多班的同学，都当上军长、司令了，但在那个年代，“朝里没人莫做官”，他没有强力的“戳杆儿”，从抗战开始直到抗战结束，始终在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当个地形教官，为了糊口，还在中学里兼任过好几年数学老师。抗战胜利，干脆申请退役，回到福州在三山中学当教师。解放以后，虽然他一生当兵，但既无血债，更无罪恶，没按历史反革命处理，经过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正式分配到第三中学当数学教员，直到退休，总算平安。
他接到弟妇来信，恳恳切切地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并给他汇来新币一百块钱。训导员叫他签收，他却在汇款单上批了八个大字：“原票退回，改寄书籍。”接着又给五哥写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有吃有住，生活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不需要用钱。如果兄长念及手足之情，请寄一些微分方程之类的书给我，就感激不尽了……”
池步洲两次拒绝接见又退回汇款的新闻很快就传遍了全厂。大家都说他脾气古怪，加上这一来心情一定不好，谁也不敢跟他多说话，以免自讨没趣，连干部们都不大理睬他。这时候，只有与他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跟他算是最说得来，业余时间，还跟他学点儿数学。特别是池步洲教他“概率论”知识，这对于他丈量木材大有用处，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二、囚犯世界，无奇不有
车间里每月都要进行劳动竞赛，各行车之间，谁胜谁败，主要取决于生产木板的数量和质量，而产质量的高低好坏，都要以统计报表为依据。因此，各行车小组长都主动地跟池步洲套近乎，上班前下班后，都要围着他跟他聊聊天儿。
这些人，大都是判了无期徒刑或者死缓两年的重刑政治犯。用他们的话来说，五年刑期，吃顿饭的工夫就过去了；十年十五年的刑期，也不过打个瞌睡的工夫就出去了；只有他们这些无期、死缓的重刑犯，才是真正“视死如归”的。而那些搬运工们，则大都是刑事犯，刑期最多不过五年七年。可是偏偏这些刑期短的刑事犯们，总惦着拿刑期长的政治犯们立功，常常向车间干部打小报告，以此表示自己的积极，争取减刑。几个行车小组长得知池步洲也是政治犯，有道是“和尚不亲帽儿亲”，就悄悄儿地告诉池步洲说：尽管表面上政治犯和刑事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就思想体系和生活习性而言，终究是两个绝不相同的类型。因此在刑事犯面前说话一定要谨慎，不要让他们钻了空子，做了他们争取减刑的垫脚石。一不小心，被他们诬陷，轻则受到批评，调离上海，送到边远地区去，重则加刑，贻误终身。
一号行车小组长，是浙江绍兴人，化名陶小牛。他本是台湾中统局的骨干分子，接受派遣潜入上海搞“工运”，发动工人反对共产党，被捕后判处无期徒刑。这个人，顺着了他的脾气，倒是很平易近人的。
陶小牛的性格脾气非常古怪，勤俭节约得出了格：大冬天的，穿一身百结鹑衣，一双破鞋也是两头通风。但是到了车间，马达一响，就甩掉破鞋，生龙活虎地猛干起来，在行车木床上窜上跳下，动作敏捷得像一头松鼠。不出十分钟，就干得满头大汗，热气腾腾的，像刚出屉的馒头。他干脆甩掉百结鹑衣，赤膊上阵。统计牌上，他的产量质量总是名列前茅。厂里的各级干部对他的印象都很好，大会小会，班前班后，晚间点名，每次都少不了要表扬他。他听了，也不多说话，顶多微微一笑。
有一天下午下班铃响，马达一关，陶小牛拍拍满身的木屑，披上那件百结鹑衣，打扫车间环境卫生，正准备下班。这时候，车间主任笑眯眯地拿着一双力士鞋、一件新棉衣来奖励他，没有想到他却坚决不要。车间主任说：“这是政府实行人道主义，关心你的身体健康。大冬天的，不要冻坏了身子。”他哈哈大笑：“你以为一件棉衣一双鞋，就能把我收买了吗？请你尊重我的人格，小恩小惠绝不能收买我陶阿牛的心！”
车间主任大小也是个干部，在犯人面前受到这样的抢白，一时间下不来台，就绷了脸，用命令的口气严肃地说：“陶小牛，这是厂领导的决定，你一定得执行。你要是不接受，从下一班开始，你就不要参加劳动了。”
照大家想，车间主任被他噎得都快要发火了，绷着脸跟他说话，他总不能不接受了吧？没有想到他的火气比车间主任还大，脖子一梗，大喊大叫地说：“我劳动，可不是给你干的，也不是为了争取共产党的宽大恩赐。尽管我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一致，可我总是一个中国人。我热爱祖国，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劳动，谁也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不错，我是中统局派来上海的特务，做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工作，可惜被叛徒出卖了。共产党的政策，我明白得很。你们玩弄权术，用小恩小惠收买意志薄弱的人。我也知道，对我这样的‘顽固分子’，你们是绝不会轻易放过的。所以我的有生之年，也不会太多了。我陶阿牛灵魂纯洁，视死如归。要做忠臣，就不怕死，头可断，血可流，忠于党国的意志不可丢。我尊重自己的人格，生平不事二主，更不做那卖主求荣的无耻之徒。小恩小惠收买人心
的这一套，别跟我使……“
陶小牛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抬头挺胸，听候处理。大家听他这样说，都替他捏一把汗，估计他准会受到关禁闭的处分。没有想到车间主任倒是挺有修养的，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夹起棉衣和力士鞋，一句话也没再说，就回车间办公室去了。这件事情，以后居然再也没有提起。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一江山岛解放，卫立煌将军弃暗投明，蒋军接着撤退大陈。共产党战绩辉煌，政权巩固。不久，又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持久、大张旗鼓地开展肃反运动。在上海，首先把镇反运动中漏网的历史反革命一批批地逮捕入狱，不断地向军工路劳动板箱厂输送。厂里的重刑犯，则一卡车一卡车地送回提篮桥监狱，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去。
厂里有经验的老犯人一走，换了一拨对木材一无所知的新犯人上岗，各车间的产质量立刻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锯木车间，行车还经常出事故，三天两头停车检修。弄到后来，本车间龙、顾两位技术员实在玩儿不转了，不得不到钉板车间把陈阿盘调来救援。
这个陈阿盘，技术上确实有一套。他进了车间，先开动马达，让机器运转，发现开出来的木板厚一片薄一片的，大都不符合规格，立即关车。接着钻进机器下面，在铁轨枕木旁边这里一摸，那里一摸，用活板子紧了紧螺丝，再次开车，开出来的木板就厚薄一样，完全符合规格了。
关于这个人的身世，极富于传奇色彩，如果稍加演绎，就是一部相当动人的小说。
他原籍无锡，自幼父母双亡，流落他乡，拜了一个安徽师傅，苦练武功。出山以后，闯荡江湖，走上了黑道儿。三十年代初，凭着一身过硬的功夫，到上海来立山头，跟当时江湖上著名的黑道首领九江一盏灯、汉口燕子飞、常州一股香、镇江包三汉、梁山万飞飞、芜湖晏子平、安徽铁机子等人称兄道弟。他坐镇上海，指挥手下的徒子徒孙们在京沪一带专门做绑肉票和偷大户的生意，作案累累，名气很大，人称“江洋大盗”。富贵人家，听见他的名字都心惊肉跳。
有道是：“常在江边走，难免不湿鞋。”在日伪时代，他绑票失风，被捕入狱，判了个无期徒刑，关在提篮桥监狱。好在他的徒子徒孙们神通广大，金条、钻戒、高级礼品，源源不断地送进监狱里，上自典狱长，下至狱卒，人人都得到了贿赂。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狱卒对这个财神爷当然是百般照顾，有求必应的。因此，尽管他身在监狱里，不但生活得舒舒服服，而且继续指挥各路英雄好汉作案留名，弄得京沪一带的大老板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天下究竟有几个陈阿盘，也不知道关在监狱里的陈阿盘究竟是真是假。
抗战胜利，蒋介石大赦天下，陈阿盘的徒子徒孙们四处活动，先买通了政府官员，得到了大赦的许可，又买通各小报记者，大肆宣扬陈阿盘已经决心改恶从善，这次被赦出狱以后，必将归顺南京政府。有的小报还把陈阿盘的武功吹得神乎其神，好像不是凡胎肉体，简直天下无敌似的。
这一来，京沪两地的大老板们可坐不住了。他们日夜提心吊胆，生怕陈阿盘一旦出狱，又会故技重演，继续作案。对于这种“江洋大盗”，有钱的人是向来不敢得罪他的。他们采取的是“抓不如防，防不如交”的对策，千方百计地要讨好他，不但要跟他交朋友，还要把他收为己用。
到了陈阿盘出狱的那一天，各厂家商号的大老板们纷纷开着小车到提篮桥监狱门前去接。人人都想捷足者先得，人人都想把这个魔头变成自己的爪牙。结果还是扬子木材公司的张老板棋高一着：他买通了狱吏，把车子开进监里，陈阿盘还没有走出监狱大门，连自己的徒子徒孙都没有见着，就被请上了小车，直驶扬子木材厂。
接待当然是十分周到也十分体面的：先沐浴更衣，换上了笔挺的高档西服，然后大摆宴席，座上不仅有知名的工商界人士作陪，还有各小报记者凑趣捧场。酒至三巡，老板又把最小的小少爷叫了出来，当场磕头，认了干爹。这一举动，不仅轰动了全座，通过各小报记者的生花妙笔，更是四方广为传播。京沪一带，不论是黑道白道，几乎人人都知道“江洋大盗”陈阿盘已经改邪归正，成了扬子木材厂老板的“座上客”了。
从此，陈阿盘就住在张老板家里。张老板更是待他有如上宾，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还有专门的丫鬟伺候着。人心总是肉长的，陈阿盘受宠若惊之余，更是感激涕零，就再三表示要感恩图报，七尺汉子，不能住在花园洋房里吃闲饭、享清福。这正合张老板的苦心预谋，就委任他担任扬子木材加工厂的总工头，掌管全厂的工人和“拿摩温”，──这是英文 Number one 的上海话译音，本意是“第一号”也是工厂里对工头的称呼，──还给他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儿，建立了一个颇为舒适的小家庭，简直乐不思蜀。
陈阿盘闯荡江湖，过惯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盗匪生涯，如今一旦安定下来，而且又是在出狱之后，再加上年事日长，手头积蓄也已经相当可观，果真有了“改邪归正”的想法，不顾各路英雄豪杰的极力反对，决心金盆洗手，不再干那绑票、盗窃的勾当，一心一意，只想给张老板效劳，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在厂里，一方面手执藤鞭，监督工人生产，镇压进步工人，一方面又觉得“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跟车间里的日本工程师学艺。他本是个极聪明的人，什么事情，一说就懂，一点就透，点头知尾，触类旁通，日子一长，熟能生巧，排车检修，样样精通，工程师不在的时候，车间里机器出了故障，都是他来修复。大家都说，他的本事比一般的技师还要高明些。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陈阿盘当惯了总工头，恶习不改，依旧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一九五一年的“四·二七”镇反运动大逮捕中，终于被捕入狱，结合以前的累累血债，判处死缓两年。考虑到他在木材加工方面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分配到劳动板箱厂劳改。
当时板箱厂刚刚筹建，他先在锯木车间负责安装排车，又到拼板车间负责排车的安装。任务完成以后，就留在拼板车间当技术员，负责机器检修和规格尺寸。
一九五三年四月，他的缓刑两年即将期满，想想自己是个镇压工人的工霸，以前还有血债，如今工人阶级坐了天下，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既然不能流芳百世，那就图一个遗臭万年好了。他一不做二不休，趁领导干部还没有觉察之机，把车间里所生产的木材规格悄悄儿改动了一下：把所有的 5 字都改成 3 字。第二天，短了两寸的码单发到各小组去生产，各小组照单下料，锯下来的木板堆积成山。第三天，这些木料运到了钉箱车间，才发现全部木料都短了两寸。当天，两个车间都只好停工停产了。
事故发生后，管教组毕训导员来到车间追查责任。全车间的犯人都惶恐不安地望着陈阿盘。陈阿盘真是胆大包天，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毕训导员面前，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来说：“下料码单是我开的，这次事故的责任，完全在我。因为我的死缓两年缓刑期就要满了，我知道自己血债累累，罪大恶极，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共产党的政策是依靠群众，群众对我恨之入骨，我是必死无疑的了。这样一来，我思想斗争激烈，神志不清，写码单的时候，难免分心。一不注意，把 5 字写成了 3 字。仅仅一天工夫，锯下来的木板堆积如山，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罪上加罪，罪该万死，请毕训导员赶紧把我送到提篮桥执行枪决，以儆后效吧！”说完，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毕训导员叹了一口气说：“自从你来到板箱厂，成绩显著，确实有立功赎罪的表现。我们已经在半年多以前就给你上报申请减刑了。没想到今天你又闯了这么大一个祸！要是如实上报，追查起责任来，不要说你的减刑没有希望，连我们都要检讨呢！”他沉思了半晌，终于大发慈悲地说：“你这次出的责任事故，原因是思想开了小差，写错了数字。这和我们没有及时对你进行思想教育也有关系。现在只有发动群众，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想办法，提合理化建议，积极补救，尽量做到不浪费或者少浪费，才能把事故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才能把事故的责任减少到最低限度。”
说干就干，各小组长分头组织大家讨论，根据总的定货计划，把现有尺寸的木材充分利用起来，分批分档生产各种不同规格的木箱。又派人到益民食品厂去联系，把下一批定货的规格提前抄来，提前生产。这样，经过群策群力，总算把堆积如山的短了两寸的木料全部装钉成合乎规格要求的木箱，发到了益民食品厂，照单验收入库。一场重大的事故，就这样“内部消化”掉，居然没有人知道这是陈阿盘故意制造的。
不久，提篮桥监狱开来一辆警车，把厂里一批死缓重刑犯押回去宣判。宣判大会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装进刑车送到盖家花园去了；陈阿盘则因为“劳动改造期间，认罪良好，成绩显著，有立功赎罪表现，根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结束，当场松开了五花大绑，用吉普车送回军工路劳动板箱厂继续服刑。
锯木车间三号行车有个犯人叫王开生，是个流氓团伙的头子。他年纪不大，长得魁伟英俊，聪明伶俐，好一副身坯，好一副相貌。但是他不走正路，干活儿吊儿浪荡，行事反复无常，而且胆子贼大，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都干得出来。众犯人都怕他三分，除了生产上的事情不能不接触之外，平时对他都是躲而避之，敬而远之，惟恐跟他多所交往，会招来不测之祸。管教干部对他也伤透了脑筋，只好把他安插在三号行车劳动，由小组长郑阿三监督。
这个郑阿三，八尺身躯，力大如牛，一副铁面无私的面孔，打起人来，更不分场合地点。每逢王开山闹事，他就瞪大了眼睛阴沉着脸，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扑过来，挥起铁拳，打得他屁滚尿流，不再三求饶绝不住手。有道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连管教干部也不怕的“牛犊子”，还就是怕打，一打就服。犯人们都说：政府的这个措施，就叫做“以毒攻毒”。
但是，王开生也只有在郑阿三的眼皮子底下看着才稍微老实点儿，一离开郑阿三的眼睛，就又会故态复萌、无法无天起来。
一天，陈一新正在堆木场上低头丈量原木，王开生忽然悄悄儿溜了过来，手持搭钩，在原木堆中间钩出一根木头来。轰隆一声，整堆原木塌方了，几乎把陈一新压在下面。幸亏他眼明腿快，一个鱼跃，跳到了原木堆的上面，方才免了一场杀身大祸。陈一新大喊一声：“谁在找死？！”猛回头，只见王开生两眼凶光毕露，一跳也跳上原木堆来，恶狠狠地对陈一新当胸就是一拳。陈一新好歹也学过几招武功，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飞起一脚，正踢在他的小肚子上。他忍住疼痛，一面挣扎，一面就势向陈一新的阴部踢来。陈一新侧身让过，正要还手，郑阿三听到巨响，从车间里窜了出来，见是王开生作案害人，立即出手，打得他满地乱滚，跪下求饶，方才住手。
王开生无故害人，管教组特地组织同监犯人开了几次会，进行帮助。通过这几次会，大家才知道，这个王开生，不但是个流氓团伙的头子，而且绝灭人性，无恶不作，他开设地下舞厅，提供淫乱场所，一贯玩弄妇女，利用麻醉剂强奸、轮奸女学生，还威逼女青年卖淫、偷窃，甚至表演裸体舞、拍摄春宫照片。被捕入狱以后，大闹提篮桥监狱，穿过“和平衣”，关过橡皮监房，还是死不认罪。判刑以后分来板箱厂劳改，依旧恶习不改，寻端生事，一天也不肯安安宁宁地过日子，更不要说是好好儿劳动了。政府特地安排郑阿三用拳头“管教”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一次要把陈一新置于死地，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纯属无故寻衅。一连开了几天会，王开生还是态度蛮横，一点儿悔改的意思都没有。气得大伙儿都说：像这样又硬又臭的家伙，简直就是一块茅房里的石头，不见棺材不落泪，除了枪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
改造他了。
一天，大家正在学习，训导员进来，通知王开生整理自己的行李，准备转监。王开生一听，当时就把浑身上下的衣裤都脱光，只剩下一条小裤衩，光着脚就要往外跑。训导员拦住了他，他梗着脖子扬着脸，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地说：“都要上刑场了，还穿什么衣服哇？我王开生光着身子来，还光着身子走，干干净净，无牵无挂！”
训导员冷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是去上刑场呢？不也有可能宽大释放你么？”
王开生一声狞笑：“押我出去干什么，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清楚，别跟我说这些好听的了。要走就这样走，少啰嗦！我王开生干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自己比别人清楚；你们共产党要拿我开刀，我更加明白。闲话少说，要走就赶紧上车吧！”
训导员见他不可理谕，也不再跟他多罗嗦，让开身子，进来两个武装警察，把他铐上铐子拉走了。他一边走一边还回过头来声嘶力竭地叫喊：“哥儿弟兄们，bye-bye 再见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第二天，《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流氓集团头目王开生无恶不作，罪在不赦，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新闻和照片，并且公布了他的主要罪状。管教组组织全体犯人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像王开生这样的人，恶贯满盈，又死不悔改，简直是罪该万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社会秩序就不得安宁。特别是陈一新，几乎成了他无辜杀人的牺牲品，体会当然比谁都深。
有道是“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犯人里面，也不是清一色，而是三流九等，什么样的人都有。
锯木车间搬运组有个苏北籍犯人叫萧阿荣的，本来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流落到上海以后，仍不务正业，东偷点儿，西偷点儿，抓了几次，也拘留过几次，因恶习不改，被判一年徒刑，送来板箱厂劳改。这个人身材强壮，一顿能吃四大碗饭，但就是不肯干活儿。管教干部说服教育，他满嘴里是是是，对对对，答应得很痛快，就是不兑现；同监犯人批评帮助，他给你个耳朵，来一个徐庶进曹营 ── 一言不发；关他禁闭，他倒高兴，在禁闭室里唱开了大戏，闹得大家不得安宁，唱累了，倒头就睡。管教干部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跟班出勤，劳动不劳动就不管他了。转眼一年刑期期满，宣布释放，他却死皮赖脸地赖在监房里不肯走。干部们宣布停止供应他的伙食，他反正没有事情，干脆提前打开饭桶，自己盛上米饭，又到
伙房去抢菜。公开提出要求加刑三年，说是回到苏北农村，生活还不如监狱里好。管教干部啼笑皆非，最后只好叫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把他抬到了大门外面，再把他的行李扔了出去，关上大门，就不再理睬他了。
大伙儿说：这都是因为监狱里的伙食办得太好了，对犯人又太客气的缘故。要是这里每天连麸子面窝头也吃不饱，干活又苦又累，哪儿会有犯人释放了不肯走的笑话？
板箱厂有个美籍犯人叫“兰克”，是个混血儿，因持枪抢劫被判七年徒刑。这也是个好逸恶劳的二流子。他非但自己不好好儿劳动，还东游西串，妨碍别人干活儿。可是政府对“洋犯人”有特殊的照顾，别人吃馒头，他吃面包；别人吃大米饭，他吃油炸锅巴，还要单独给他做汤，打回饭菜来，自己吃不了，就送给跟他知己的犯人。稍不如意，就大闹伙房，弄得管教干部也没有办法。干部不管，促使兰克气焰更加嚣张，变本加厉地无事生非，以开玩笑为名干些恶作剧的事情，欺负华籍犯人。闹得同监犯人切齿痛恨，谩骂政府重洋轻华，丧权辱国。
犯人中本来就有不少是硬汉子，更不乏亡命之徒。他们见兰克借政府的保护尽欺负中国人，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经常打得兰克喊爹叫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跑到管教组去告状，干部就点名批评，大讲人道主义，大讲优惠外籍犯人的政策。几个不怕死的犯人公开顶嘴：“政府的政策是保护人民，惩处坏人；兰克是个坏人，政府为什么偏要保护他？这不是丧权辱国么？”管教干部一再强调：按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风俗习惯分别对待，是注意国际影响，正是中国劳改政策的伟大之处，绝不是丧权辱国。犯人中又有人高声质问：“监房里还有德国战俘、也有印度阿三，他们也都是外籍犯人，为什么却和中国犯人同等待遇，偏偏就照顾这个美国佬呢？”管教干部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说：这是按公安局劳改处的文件办事。干部这样一解释，聪明的犯人就已经猜到，这个兰克，一定大有来头。
经过这一次教训，兰克对敢于出头露面的几个犯人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不但见面点头哈腰，非常客气，还用烟酒食物之类的小恩小惠拉拢他们。按照规定，监狱里是不许抽烟喝酒的，奇怪的是，他却经常有高级烟高级酒送进来，高级的糖果糕点更是不在话下。犯人们与世隔绝，根本沾不到烟酒，在他的收买拉拢之下，连从前站出来为被欺负的犯人打抱不平的人，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变成他的保镖了。
有一天，训导员来叫兰克到大门口的“接见室”去接见。犯人们都知道：凡是非接见日能够安排到接见室去接见的人，不是情况特殊，就是大有来头。所以许多人都关注着他。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兰克才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几个平时吃惯了嘴的犯人，赶紧迎了上去，帮他提东西。回到监房，兰克气度大方地把带回来的罐头牛肉、干鲜果品、各种糖果──都是美国产品，一股脑儿全摊在铺位上，请大家品尝。嘴馋的犯人，见了这许多好东西，早已经连哈拉子都流出来了，不让他吃还惦着偷呢，如今公开地请他吃，还有拒绝的道理？当然一边满口里嚼着，一边满口里赞着。兰克就说：他母亲在美国开一家餐馆，听说儿子进了监狱，通过外交途径来华接见，打算把儿子引渡回国。他母亲就在上海住着等他出狱，三天两头会来接见，从美国带来的东西很多很多，让大家喜欢吃什么只管吃。这样一来，嘴馋的人老是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总惦着占他的便宜。
从此以后，兰克的母亲果然三天两头给他送东西来。更令大家惊奇的是：仅仅一个多月以后，兰克竟真的得到释放，而且准许回国了。临走的前一天，他把平时过得着的人都请到一起，招待大家吃吃喝喝，还把全部东西都拿出来，分给了大家。第二天只穿他母亲送来的一套新西服出狱。
兰克出狱以后，大家议论纷纷：中美没有建交，美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利都已经被取消，兰克的母亲开的是餐馆，并不是政界人士，兰克在中国持枪抢劫，又不是逃亡中国的政治犯，理应在中国服刑，哪有“引渡”回国的道理？看来，他的释放，不是他母亲通过上层路线疏通争取，就是用金钱财物贿赂收买。──当然，这只是大家的猜测。
同样是外籍犯人，印度籍的犯人，可就没有兰克这样的特殊待遇了。
板箱厂一共有几十个印度籍犯人，大都集中在钉箱车间，大家习惯于叫他们“红头阿三”。这些人，解放前大都给外国企业公司或私人住宅充当门役。他们头缠红布，手持木棒，站在门口，颇像一尊门神。老板招呼他们，一般都不叫名字，而是喊一声：I say （我说），由于 I say 的发音和“阿三”很接近， 所以有“红头阿三”的通称。
解放以后，这些人大都失了业，有的回国，有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成了罪犯。
这些成了罪犯的阿三，外面很少接济，监狱里供应什么吃什么，性格也很懦弱，自认低人一等，不但不敢在中国犯人面前耀武扬威，反而低三下四，任人驱使，听人摆布。恐怕这和他们民族被英国统治了四百多年，当惯了奴隶，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有很大关系。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简直笨得出奇，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挺大的个子却又没什么力气，木工车间里的活儿，简直什么也不会干。狱方实在没有办法，把他们安排在钉箱车间，让他们把钉弯了的钉子敲敲直，可是竟连这么简单的活儿也干不好。看起来，他们以前在洋人的大门口站岗，也不过是个“样子货”而已。
锯木车间三号台面车的小组长金万春，浙江黄岩人，是个大麻子。解放前，他是“忠义救国军”的大队长，解放以后，带领一批人马上山“打游击”，又被解放军围剿得走投无路，流窜上海，终于被捕，判了二十年徒刑。这个人身强力壮，个性梗直，待人热情，生产积极，经常得到管教干部的表扬。
自从监狱里办起俱乐部，允许犯人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以后，每天下班，吃过晚饭，他就在广场上开讲《水浒传》。这个人天生的好口才，说起书来，不但语言有感情，脸部有表情，还加上手势、身段，就像在舞台上做戏一样，有板有眼，有声有色，特别是说到武松、鲁智深，形象更是活龙活现。开头的时候，不过二三十个人听听，后来听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达到上百人，连劳动机械厂的犯人都走过来听。有的人听出了瘾头，每天一到时候就端张小板凳坐在广场上等待“开场”，简直就和正式演出一般。他说书，也和书场一样，每场说两小时，时间一到，正好讲到了节骨眼儿上，于是说一声“要知后事如何，明天接下去说”，就戛然而止，除了刮风下雨，天天如此。
一连两个多月，围着他听说书的犯人越来越多，连车间里的陆训导员也穿着便衣混在犯人中间听。既然政府干部都不干涉、不制止，讲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听的人自然也就越聚越多。
一天，两个厂的犯人都集中在钉板车间听报告，听完了报告，忽然宣布：锯木车间犯人金万春，借讲《水浒传》之名，行反革命暴动之实。经狱方搜查，在劳动机械厂的监房中查到了自制手枪配件多种，现在依法将骨干分子逮捕严惩。当场就把金万春和另外三个人铐上了铐子，押上了刑车。
散会以后，犯人们回到监房，发现每个人的铺位都被翻得乱七八糟，有的人还发现丢了东西，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楣。
自从大麻子被抓走以后， 厂里就组织犯人进行坦白检举运动，许多听《水浒》听入了迷，暗中被大麻子鼓动也要像梁山好汉那样义结金兰、准备武器、企图俟机暴动越狱的犯人，聪明的坦白从宽，检举别人，算是立了功，情节轻微的免于处分，比较严重的也不过给个警告；而那些相信攻守同盟、拒不交待的人，结果落一个抗拒从严，有的被送回提篮桥加刑，有的转到边远艰苦的劳改单位去劳动。一场严重的越狱阴谋，就这样解决了。
事后厂长做报告说：金万春借讲《水浒》故事为名，进行煽动，管教组早就有所觉察。之所以不加阻止，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好一网打尽。其实，金万春如果聪明的话，看见陆训导员穿便衣混在犯人中间听故事，就应该有所收敛。他们见政府干部不表态，还以为自己的行动很诡秘，谁都没有觉察呢！
板箱厂有个犯人叫张朴，外号人称“活扳子”，江苏省丹阳人。他小时候家里一贫如洗。一九三一年，他还只有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新四军，先在陈毅的警卫排里当战士，抗日战争中提升为排长，解放战争开始，又被提升为警卫连连长，直接负责保卫司令员的安全。十几年来，一直追随陈毅，出生入死，患难与共，深得司令员的信任，常常得到司令的表扬，说他是个“将才”，连连得到提升。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张朴被委任为军管会主任。这时候，他已经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不久大陆全部解放，战争算是告一段落，生活相对地安定下来。转到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大都先后有了妻子。一年一年过去，张朴却还没有找到一位既年轻漂亮、又有较高文化的对象。
一天，他独自一人在小苏州饭店吃饭，邂逅相遇一位相当美丽的女郎，长得体态轻盈，楚楚动人，打扮得既朴素，又大方。攀谈之下，互通姓名，得知她是一个大学生，姓白名艳秋。白小姐听说他就是南京市的军管会主任，惊讶得张大了眼睛说：“这个名字天天听见，还以为是个老头子呢，没想到竟是这么年轻的一位老干部！”
两人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临分手的时候，就有些依依不舍，互相都留了地址。三天以后，张朴收到了白艳秋的来信，果然落笔不俗，不但文笔流畅，一笔字也写得很洒脱。想想这样的姑娘，外有相貌，内有文才，如果能够娶为妻室，实在是最为理想的人选。尽管自己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也还是立刻给她写了回信，约期仍在小苏州饭店见面。
第二次见面，白艳秋打扮得更加漂亮了，言谈话语中，也更加脉脉含情起来。吃完了饭，她只跟服务员打了个招呼，服务员就再也不肯收他的钱。从此他们三天两头见面，南京市的几个大饭店，几乎都吃遍了。吃饭的档次是一次比一次高，花费当然也一次比一次大，所有账目，都由白艳秋支付。张朴虽然没有问她父亲干什么工作，心里猜测，准是个有钱的资本家无疑。
过了一个来月，张朴已经被白艳秋的美色和风度迷住，一天不见，心里就好像丢失了什么宝贝似的，十分难受。但是每次和白艳秋见面，一提到婚姻问题，她就眼泪汪汪，好像有不可告人的苦衷，难于说出。问得急了，她就说“有情人难成眷属，成眷属不一定有情”，既然两人有情，就不必非结婚不可。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却又怎么也不肯说。
又过了几天，张朴怎么也忍不住了，把她约到公园里，很诚恳地要她把原因说出来，有什么困难，由他去想办法解决。经张朴再三动员，再三保证，白艳秋才说：早在五年之前，就由父母作主，把她许配给有权有势的崔人凤，不但举行过订婚典礼，还登过报纸。张朴一听说是封建包办婚姻，反倒不着急了，告诉她：如今已经解放，从前缔结的婚约，可以通过合法手续协商撤消。白艳秋眼泪汪汪地说：“崔人凤如今关在监狱里，如果他横下一条心，死活就是不肯解除婚约，谁也没有办法。”张朴一拍胸脯：“他关在监狱里，事情就更好办了。我亲自去提审他，给他讲明道理，不怕他不答应。”
第二天，张朴果然从监狱里把崔人凤提出来审问。经过再三开导，最后崔人凤总算答应可以解除婚约，但要求到白家去签字，以求和白艳秋具体商谈条件。张朴想想这也不算过份要求，反正他在自己的看管之下，插翅也难飞走，就答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