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一九三一年，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令人惊异的演习：由美国当时仅有的两艘航空母舰和四艘驱逐舰扮演“橙军”即日军，出动的主要是海军航空兵，偷袭的居然正是珍珠港。而且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在日出前三十分钟，“橙军”占领了瓦胡岛东北一百八十海里的阵位，然后一百五十二架舰载飞机从两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在对方尚未觉察的情况下，攻击了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军舰队。结果（按推算）击沉了港内所有的主要舰船，同时摧毁了地面上所有用于防御的飞机。
这一演习，曾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大肆宣传。山本五十六当时在日本海军航空兵技术部当部长，美国海军的这次演习，无疑给他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启示。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海军在进行了这次演习以后，并没有从中总结经验，定出相应的措施，居然让日本海军在十年之后重抄旧谱杀了个大败亏输！这还不算，还有更其不可思议的事情：山本向海军部递交意见书的第二十天，即一月二十七日，美国驻日本大使得到了这一情报，立即电告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居然搁置一边，不予重视。
同年三月十日，山本把自己的设想悄悄儿告诉日本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次郎海军少将，要他研究这一设想的可行性并策划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草案。同年四月，他让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具体制订偷袭珍珠港的行动计划。
山本提出偷袭珍珠港的设想，日本军令部最初是不同意的。他们认为他的设想太冒险，即便攻击得手，至少也要损失三艘航空母舰。而山本则认为只要偷袭成功，就可以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一次性摧毁。近卫内阁总辞职以后，东条英机于一九四一年十月走马上任。东条英机一向主张扩大对华侵略并积极准备对美英开战，颇为欣赏并支持山本的冒险精神，有了东条英机的支持，加上山本五十六以辞职相要挟，军令部部长永野修身方才在同年十一月勉强同意采纳山本的这一建议。
美国方面，罗斯福之所以要把太平洋舰队放在珍珠港，目的正是企图以此威慑日本，使他不敢觊觎南亚。但是舰队司令理查森不同意这一做法，主张舰队应该立即返回西海岸进行整顿和补充。为此罗斯福撤了他的舰队司令职务，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派金梅尔来接替他的司令职务。
罗斯福的错误决策，正好给了山本以可乘之机。
在具体讨论偷袭珍珠港作战方案的时候，山本以赌徒的口吻说：“赌博一半儿靠算计，一半儿靠运气。偷袭夏威夷虽然很危险，但是机会难得，不能不干。”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山本有一次一本正经地对副官说：“等战争结束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新加坡去开一家大赌场，赌个痛快！”
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再开一个大淑女窝，与同好者嫖个痛快！”
二、走投无路，铤而走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山本五十六策划指挥海军航空兵偷袭美军海空军基地珍珠港成功以后，赢得了“日本海军灵魂”和“神将”的称誉。在此以后的三个月内，日军基岸航空兵击沉英国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和婆罗洲一带，并曾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攻占英、法的南亚属地，控制马六甲海峡，打开欧、亚通路，与德、意两国会师。山本的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美国海军虽然在珍珠港遭受到巨大损失，但是美国海军除了珍珠港之外，还有另藏劲旅的海军基地多处，有备而无患，特别是航空母舰一艘也没有遭受损失，因此很快就恢复了元气。美日宣战以后，立即在西南太平洋上主动向日本海军进攻。
一九四二年，美军在密德威 （Midway， 美国海军重要基地之一）、珊瑚海（Coral Sea 澳大利亚与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海域）、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l新乔治亚群岛中南部的一个大岛） 及中途岛等海域的海战中，予日本海军以重创，很快就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
珊瑚海海战，是一场航空母舰大战。一九四五年五月，山本五十六发动西南太平洋战役，企图通过夺取新几内亚岛的莫尔比兹港和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来孤立澳大利亚。
日本海军布置这一战役的密电，又被重庆方面所破译。密电的内容，是日本海军向珊瑚海派出三艘航空母舰：祥凤号、翔鹤号和瑞鹤号，用以掩护进攻莫尔兹比港和图拉吉的部队。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薄弱，保护领海尚且力不从心，太平洋海战，自然不可能插足。但是手头有了太平洋海战的军事情报，责无旁贷地自当立即向盟军提供。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罗斯福对中国特工破译日军密电的本事不再怀疑了。第二次得到中方提供的情报，不敢怠慢，当即派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火速南下，给日军以迎头痛击。
五月七日，美方一架例行巡逻侦察机发现了日军舰队，立即发回电报。美军航空母舰上起飞了九十三架飞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日军航空母舰投弹并施放鱼雷。祥凤号航空母舰中了十三颗炸弹、七枚鱼雷，迅速沉向海底。日方翔鹤号和瑞鹤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冒死起飞，战斗机向美机开火，轰炸机径直去炸美军的军舰，结果美军的油船尼奥肖号和驱逐舰西姆斯号被日方炸沉了。
五月八日，珊瑚海航空母舰大战进入第二个回合：美军飞机炸中了日军航空母舰翔鹤号，使翔鹤号受到重伤，失去了作战能力；瑞鹤号也受到了损伤。日军的飞机也炸中了美军的航空母舰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伤势较轻，列克星敦号被炸中了航空汽油管路，整个航空母舰烈焰腾空，变成了一片火海。舰长命令弃舰，船员们纷纷跃入海中，向己方的舰艇游去。美方为了尽量多保存一些航空母舰的残骸，由护航舰菲文普斯号将列克星敦号击沉。
这一役，美方损失了一艘大型的航空母舰、两艘舰船和七十七架飞机；日方损失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和九十七架飞机。
从表面上看，这一仗是两败俱伤；从数字上看，是美军的损失更重；从战术上看，美军已经得知了日舰的动向，却未能好好儿加以利用，实属可惜；但从战略上看，则是日军输了，美军胜了：因为美军挫败了日军向南推进的企图，而且使翔鹤和瑞鹤受到损伤，不能参加中途岛海战，为美军的下一战役减少了压力。
一九四二年六月，重庆方面再次破译了日方的密电，得知日本海军将集中四艘航空母舰和二百多艘舰艇，企图一举歼灭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航空母舰，同时进攻并拿下美国海军基地中途岛。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得到了这样的情报，走了一步险棋：集中自己的三艘航空母舰，置其余日军于不顾，决心再来一次航空母舰大战，全力打击日军以四艘航空母舰为中心的第一机动部队。
六月四日，中途岛海战打响，一百零八架日机从四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直扑中途岛猛烈轰炸。美方的飞机已经起飞出击，防空部队虽然以密集的高射炮火回敬，但是地面设施损失惨重。第一个回合，日军胜了一着。
美方从中途岛上起飞的飞机，目标是配合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起轰炸日舰，但是起飞得过早了一些，还没有接近日舰，就受到了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拦截，美机大部分被击落。日舰一艘未伤。第二个回合，依旧是日军得胜。
第三个回合，正是尼米兹的那一步险棋：一百五十一架飞机分别从企业号、大黄蜂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去轰炸日舰。按照尼米兹的作战计划，应该由俯冲轰炸机先下手，引开日军航空母舰上的防空炮火和零式战斗机的反击，然后由鱼雷机逼近日军航空母舰作近距离施放鱼雷。但是三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平时缺少联合作战的训练，仓促合作，首尾不能相顾，不久各机群之间就失去了联系。结果，应该后到的鱼雷机反而先到，鱼雷机作战能力差，还没有接近敌舰，就大部分被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击落。
眼看着第三个回合美军还要失败，就在这个时候，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俯冲轰炸机终于到达了：约克城号的十七架俯冲机率先炸沉了日军的航空母舰赤城号，接着企业号的三十三架飞机分两路进攻加贺号和苍龙号，几乎同时炸沉了这两搜日军航空母舰。
第三个回合，美军转败为胜。
第四个回合，从飞龙号起飞的日机炸伤了美军的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从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起飞的美机则把日军航空母舰飞龙号炸沉。从当时战果看是美军略胜一筹，但是两天以后，约克城号在拖航返回基地的途中被日本伊-168号潜水艇击沉，最后算账，第四个回合算是扯平。
在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开头小有得胜，后来一下子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转小胜为大败。
三、“天马行空”，“天女散花”
山本五十六为人刚愎自用，急功喜战，一向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接连几次的海战失利，把他刺激得坐立不安，作为一个赌徒，他急于要翻本儿。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他飞到南太平洋的军事重镇腊包尔（Rabaul，位于新不列颠岛东北部的港口，是日本的海军基地之一）。四月四日，是他的虚岁六十岁生日，原计划好好儿庆祝一番，偏偏那一天狂风暴雨，气候反常，大煞风景。在雷电交加中，他的脑子里翻江倒海，拟定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计划抽调约三百架飞机增援驻腊包尔部队，并以腊包尔为前进的基地，由他亲自指挥， 计划在所罗门群岛与美军展开海空决战，企图反败为胜，阻止美军前进。
四月七日，山本发起了进攻的序幕：一百八十八架飞机扑向图拉吉港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机场。
瓜达尔卡纳尔岛，是英属所罗门群岛中的一个大岛，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被日军侵占，并修了机场。同年八月七日美军在瓜岛强行登陆，开展了一场长达半年之久的争夺战，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日军战败撤退，瓜岛在美军的控制之下。
日机一到瓜岛上空，美军驻亨德森机场的各型战斗机立即起飞迎敌，在罗塞尔岛与瓜岛之间的上空激战了三小时。部分日军轰炸机溜进了图拉吉港，虽然轰炸了港内的舰船，但是损失并不太大。
日机返航后，带队的飞行大队长向山本谎报军情：美军机场只有十几架飞机起飞迎战，图拉吉港内的二十六艘舰船已经大部被炸沉。
在这之后，日军又发动了三次袭击，战果平平，但却被扩大成炸沉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两艘、运输船二十五艘、飞机二百架，机场已经无法再用。实际上，美军只损失驱逐舰、护航舰、油船各一艘，运输船两艘，飞机二十五架，而日军则损失飞机四十三架，受伤的飞机，有一半儿不能再用。而更主要的，是日军的士气大大低落，对战争前途普遍失去信心，厌战情绪急剧上升。
山本轻信谎报，以为瓜岛的航空部队确实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但他也知道官兵们士气普遍不高。四月十三日，他突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让参谋长宇垣海军少将以电报通知防区各指挥官：近期来战果辉煌，为鼓舞官兵士气， 也为了实地考察，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将在四月十八日乘专机亲赴前线向空战中得胜立功的飞行员们祝贺。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GF长官定于四月十八日前往视察巴莱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是： 06 ：00乘中型轰炸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从腊包尔出发，08：00 到达巴莱尔；然后转乘猎潜艇，于08：40到达肖特兰……14：00再乘中型轰炸机离开布因，15：40 返回腊包尔。……若遇天气不好，视察日程往后顺延一日。
这份电报，到了东京，到了新几内亚各日军基地，也到了重庆池步洲的手中，并变成了中文。又经蒋介石之手，转到了正在南方巡视的罗斯福总统的专列上。罗斯福这一回对中国特工的水平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就把破译的密电批交军方迅速处理。
四月十七日，山本在司令部里开了一天会。僚属们对山本的冒险出巡，都不赞同，担心会出事，纷纷请求取消这一计划。但是刚愎自用的山本，办事一向运用赌博精神，讲究的就是出子无悔，对大家的劝告无动于衷。
下午，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城岛高次海军少将从布干维尔岛 （新几内亚最东南面的一个大岛，也是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专程赶来劝阻。 因为山本明天要去的地方，正是布干维尔岛，布因就在布干维尔岛的最南面，而肖特兰岛，也是他的防区。山本的安全，是与城岛休戚相关的。
他一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一看见那份荒唐的电报，我就对参谋说：‘在这样风云变幻的前线，怎能把长官的行动计划用如此冗长详细的电文发出来呢？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干。这太愚蠢了，太愚蠢了，这简直是在公开邀请敌人！’我决不容许在我的司令部里出现这种不计后果的事！”
见到山本，城岛就直言相劝：“行不得呀，长官！这可太危险了！那里不是后方基地，是前线！本职最了解那里的情况。”
山本不失大将风度地微微一笑：“怎么你们唱的全是一个调子？是事先串通好的吧？用不着大惊小怪，也不必那么紧张。即便真有危险，我也要去。开弓没有回头箭嘛！军令如山，已经通知了各部队，不能变的了。”说着信心十足地拍拍城岛的肩膀：“我明天一早出发，傍晚回来。别忘了，等我回来一起吃晚饭！”
四月十七日，与山本在腊包尔开会的同时，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亨德森机场，美军所罗门群岛航空队司令马克·米切尔海军少将奉华盛顿密电，也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山本五十六的这次出巡：是出动空军袭击他的座机呢，还是等他转乘猎潜艇（搜索和消灭敌潜艇的小型舰艇）的时候用海军袭击。会上几乎众口一词地主张拦截山本的座机，在空中置山本于死地。于是会议决定把任务交给第339闪电式战斗机中队。
第339闪电式战斗机中队驻在离亨德森机场大约十公里的二号战斗机机场。中队长约翰·米歇尔少校奉召来到米切尔的掩蔽所。米切尔给他看了印有“最高机密”字样、由海军司令签发的的电令，电文中详细介绍了山本到达布干维尔岛的时间、地点和活动日程，要求339 中队全力以赴，及时赶到，迅速击落山本的座机。最后，米切尔还特别重复了一句：“总统特别重视！”
米歇尔回到二号机场，在灯光下详细绘制飞行路线图。根据司令的要求，飞机必须紧贴水面作弧形飞行，以绕开敌军的雷达检测和岸上的了望。
情报上说：山本上午六时起飞，八时到达布干维尔机场。那是日本时间。美国时间，就是上午十时。航程共563 公里，飞行速度以每小时290 公里计算，如果不顶风， 估计可以提前十五分钟到达。
四月十八日日本时间早晨六点，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准时从腊包尔的拉库纳机场起飞。
山本接受僚属的建议，没穿雪白的海军制服，而是穿一套绿色的军便服，戴着白手套，挎着山月军刀，从容地走上了座机。
座机一共两架，都是轻型轰炸机。第一架坐的是山本和联合舰队军医长高田等四人，由飞行员小谷武男驾驶；第二架坐的是参谋长宇垣缠和联合舰队主计长北村海军少将等四人，由飞行员林信一驾驶。两旁有六架零式战斗机护航，派头十足。
那一日，天高云淡，春光明媚，海面上风平浪静，碧空万里，能见度达三十公里以上。
飞行一切正常，沿途没有遇见任何敌情。日本时间上午七点四十四分，座机离布干维尔海岸只有三公里了，巴拉勒机场已经就在眼前，再过一分钟，飞机就要降落。飞行员们长出了一口气：总算平安到达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海面上升起十六架美军的P-38型战斗机 ── 它们原先是紧贴着海面飞行的，发现轰炸机以后，才迅速上升并发起袭击。六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立即开火，双方搅成一团。但是六架日机在十六架美机的重重包围下无法冲出重围，两架座机失去保护，只好从一千五百米高空急遽下降，企图急降巴拉勒机场，但被美国空军紧紧咬住，穷追不舍。终于，山本乘坐的一架被击落在巴拉勒机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腾起一阵烈焰，宇垣坐的另一架右翼被撕开一个大口子，只好在附近洋面迫降。宇垣、北村和林信一逃出机舱，在海面上挣扎。
布干维尔原始森林中的土人目击了这一场空中的战斗，眼见一只“大鸟”跌落在他们的部落旁边，人们纷纷跑去看。一个与外界有些接触的土人跑出森林外面去向日军报告，半路上遇见一批在日军监督下修路的土人，就半打着手势说了“大鸟从天而降”的经过。陆军少尉滨砂盈荣当然也看见了刚才的一幕，但不知飞机里坐的是谁。他立刻停止修路，带领土人进入原始森林。
一块被大火烧焦的林间空地，灰烬中有一架飞机的残骸和十一具尸体。飞机机壳已经千疮百孔，尾翼上的323 机号，仍清晰可辨。山本戴着白手套的手紧紧握着军刀，一弹从后脑打入，从右颧骨穿出，一弹击中左胸，仰面朝天躺在飞机残骸的外面，依旧保持着一副指挥官的威严气概。高田军医长就躺在他的身边。
对于山本五十六座机爆炸、身中两弹并被甩出机舱的情况下，何以能够保持这种“将军”的风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认为：飞机爆炸以后，高田军医长虽然也负了重伤，但还能动，是他把山本五十六的尸体从飞机里拖了出来，并帮他摆出一个威武的军人姿势，自己方才安详地死去；也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滨砂盈荣搞的鬼，因为当时只有他一个日本人在场，当时又没有拍照片，他爱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甚至他没有说过的，也可以说是他说的，──因为不久以后，滨砂盈荣就在一次战斗中阵亡了，战后根本就没有回到日本本土。因此，这是一件“死无对证”的事情。
滨砂盈荣虽然不认识山本，但从死者的服装和军刀，可以判定是一位高级将领。一说滨砂从山本的上衣口袋里翻出了一本“小本本儿”，知道了死者的身份。他当即让土人砍伐竹子，做了十一个简易担架，把尸体抬出森林。
在机场降落的残余护航机飞行员，带去了山本座机被击落的消息，机场立即组织搜索队进森林搜索。半路上碰见抬尸体的担架队，这才把尸体运回卡希利机场。
山本的尸体入殓以后，棺木停放在军官营房前面接受吊唁。第二天，临时挖的十一个火葬坑里堆满了木柴，浇上汽油，举行火葬。五月二十一日，十一个骨灰盒，由山本的新旗舰武藏号送回东京。
嗜赌的山本，人生的最后一博，连自己的老本儿也搭了进去。到新加坡去开赌场的计划，再也无法实现了。──据说天堂里有许许多多的赌场，但是山本作恶多端，只能进地狱，而地狱里是没有赌场的。
山本乘坐过的陆-1型轻轰炸机残骸，至今仍静静地躺在布干维尔岛上的密林中。唯一的变化，是这里不再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而是因为有了这架飞机的残骸，变成了十分热门的旅游景点，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旅游者从世界各地麇集到这里来观光。──他们当然不是来凭吊，而是来诅咒，愿上帝把这个嗜血的八指魔君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事後，日本方面关于山本出巡的日程何以泄露一事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日本海军的密电码是在四月一日刚刚更换的，不可能那么快就被破译，只能根据种种迹象妄加推测：有的说是日本海军内部有盟军的潜伏特务；有的说是因为两艘美国潜水艇不久前袭击了马琴岛，全歼岛上四十三名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谍报员，缴去了密电码本；有的说从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这一段时间中，所罗门群岛上空被击落的日军飞机为数甚多，机上携带的密电码本虽然立即停用，但是有经验的密电码专家仍不难根据旧码把新码破译出来。后来日本拍的电影《军阀》，也据此演义为美军的密电码专家破译了日军的密电码，致有此失。
事实上，这份密电却是池步洲先生破译出来的。
前面说过，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方面始终没有破译出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密电码。那么这份海军密电，究竟是怎么破译出来的呢？
说起来难以令人置信，事实却果真如此：重庆方面破译的，并不是日本海军专用的密电码，而是外务省专用的LA码。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日程，原来有两份电报，一份用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截获并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
重庆军技室破译出这份密电，由毛庆祥上报蒋介石，蒋立即通知驻渝美方。经过多少次的事实证明，美国早就相信中国特工人员的水平了，当即部署空军拦击，终于造成了山本五十六在南太平洋上空“天女散花”的结局。
山本的座机固然是美国空军击落的，但是归根结底，真正把山本送进地狱里去的，还是中国的幕后英雄池步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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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汪精卫“病逝”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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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奸雄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正史”说他病死在日本，其实那是一场假戏，汪精卫的死因，固然起于“旧创复发”，但真正送他上西天的，还是由于密电被破译，让蒋介石知道他保卫力量薄弱，乘虚而入，命令戴笠下手暗杀。
汪精卫（1883-1944 ），又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番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曾担任《民报》主编，一九一○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拥护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窃国失败，又投奔孙中山。一九二五年，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以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等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一贯主张对日妥协。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逃离重庆，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公开投降日本。一九三九年底秘密与日本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卖国条约。一九四○年三月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出任主席。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口号，破坏抗战，并组织伪军配合日军侵略，残酷镇压沦陷区人民。
有关汪精卫的卖国故事，可以写厚厚一本书。这里别的都不说，只说他的死因。
一般的历史记载，都说他是一九四四年病死于日本的，其实却是死于上海，而且是因为密电被破译，遭到了蒋介石特务人员的暗杀。
事情还要从他遇刺说起。
一、汪逆遇刺，留弹后脊
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又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几乎丧生，名声远播国内外。他一直看不起上台较晚蒋介石，曾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直到一九三一年底汪蒋合流，蒋主军，汪主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但两人始终面和心不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清晨，中央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中央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台下秩序登时大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他不知出于什么先兆，竟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现场登时大乱，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丑态百出。张学良眼明脚快，飞起一腿，踢掉了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
蒋、汪不和，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都以为是蒋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
其实，如果真是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他自己倒没有必要不出席照相了。好在凶手已经逮住，经过调查审讯，供认不讳：刺客叫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只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组织了一个暗杀团。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想刺杀蒋介石，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也许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吧。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另一颗因为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注意保养，这颗子弹即便长期留在体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也就是提醒他不要卖国求荣，可惜他不听，最终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
二、心力交瘁，旧创复发
一九四三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美、英盟军取得了北欧和意大利作战的胜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垮台，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事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一九四三年八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一百万担、壮丁二十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十一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两人在颐和路官邸楼上商量这件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从后背疼痛逐渐发展到前胸、两肋，呼吸、咳嗽皆痛。十二月十九日，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术后住进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公馆内休养。这所公馆本来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南京沦陷后被日军侵占，汪精卫投降后，日本人又赏给他作为官邸之外的小公馆，似乎早就预测到汪精卫会有外遇似的。
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小公馆的病床面前，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这个施旦是何许人也？话还得从很早以前陈璧君怎么会嫁汪精卫说起。
一九○七年，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到马来亚槟榔屿活动。汪精卫是有名的美男子，有“南国梅兰芳”之称。陈璧君是当地富商的女儿，当时只有十六岁。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汪精卫，被他那英俊潇洒的美貌和口若悬河的谈吐所动，一见倾心，追随左右。第二年，陈璧君曾写信向汪精卫求婚，一者当时汪精卫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生死不知，再者他还有个从小定亲的未婚妻没有解除婚约，所以无法答应她。第三年，陈璧君为了追求汪精卫，也到日本去留学。这时候，汪精卫正在组织暗杀团，陈璧君出于追求汪精卫的目的，一定要参加，终于成了暗杀团七个成员之一。当年即与汪精卫化装成夫妻，潜回北京，在前门外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开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积极策划暗杀宣统生父醇亲王。事机败露后，汪精卫被捕入狱，陈璧君四处奔走，为了筹款，甚至化装成男人到澳门赌场上去孤注一掷。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汪精卫被释放，考虑到以上诸多因素，特别是已经伪装过夫妻，同居过一些日子，不能再加推托，这才勉强和陈璧君成婚。
实际上，汪精卫并不爱陈璧君，而爱的是同在日本留学的方君瑛。
陈璧君身子肥胖（因此小名叫“肥环”），相貌平平，方君瑛身材苗条，相貌出众；陈璧君出身富豪，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孤傲任性，感情外露，骄狂不拘，热得烫手，是个标准的权欲狂，方君瑛文静温柔，性格内向，所有感情，都深藏不露，是个典型的贤内助。但是多种原因，让陈璧君先下手为强，方君瑛虽然也深深爱着汪精卫，可是晚了一步，只好失志不嫁，做汪精卫“精神上的妻子”。
为此，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与陈璧君双双去法国留学，方君瑛也和他们同行，并给他们照看孩子，陈方之间的关系，也还可以。
回国以后，陈璧君逐渐发觉汪方之间有感情，打翻了醋罐子，时常和汪精卫吵闹不休。大革命时期，他们三人都在广州，有一次陈璧君居然当众羞辱了方君瑛。方君瑛觉得无法再活下去，竟以一死而明志。留给汪精卫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无形的精神之爱，亦不能维持，与其寂寞于他年，何如死亡于此日。”留给陈璧君的遗书中，则说：“妹不辞一死，所以明其志也。”汪精卫十分伤心，亲写挽联悼念：
红颜知己，旷代难逢，
可怜魔劫重重，万古和流新血泪；
白日盟心，他年有约，
太息恩情渺渺，三年永系旧精魂。
方君瑛一死，汪精卫对陈璧君的感情更加冷淡。陈璧君虽然也有悔意，可已经太晚了。
蒋汪合作以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有一天，他在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曾醒家遇见一位长得和方君瑛十分相似的女士，此人姓施名旦，已经结婚，丈夫是他手下最忠实的走狗曾仲鸣的随员。汪精卫对她一见钟情，施旦也久慕汪精卫的风流潇洒，两人一拍即合，暗渡陈仓，非止一日。陈璧君似乎也略有所闻。不久抗战事起，施旦随丈夫去了内地，从此劳燕分飞，陈璧君也就不多追究。
汪精卫投敌以后，施旦从内地来到南京，告诉汪精卫：她已经和丈夫离婚，从此没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障碍了。这时候陈璧君不在南京，汪精卫即任命施旦做自己的秘书，从此可以公开出入公私官邸。不久陈璧君得到情报，从广州赶回来和汪精卫大吵大闹。汪精卫是个怕老婆出名的人，这一回不知从哪儿借来的三分胆子，居然发了一次小小的脾气，敢跟河东狮对抗了几句，说她已经逼死了一个，如今又要来逼死第二个。
施旦的形象虽然和方君瑛十分相似，性格却很不相同。她主动跑到陈璧君那儿，直截了当对她说：“汪先生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作她来爱。这是一种心理变态，对你们夫妇之爱，并无妨碍。他对我说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被刺之后，医生判定他最多只能再活十年。这话报纸上也登过。如今只剩下五年了。我跟着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我和他相处，起码能安定他的心情，让他觉得生气勃勃。你如果为此和他翻脸吵嘴，结果对你未必有利。我只是个仆人，祸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间。只要你决定让我走，我立刻离开此地、离开他。”
她的话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却有刚有柔，攻守并用，居然使这个一向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母老虎败下阵来。她答应让施旦留下，自己则经常住在广州。从那以后，汪精卫的一切起居饮食，就都由施旦照顾，而且也确实比陈璧君要温柔体贴得多。
一九四四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转重：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终于卧床不起，从北极阁迁回颐和路官邸。到了一月中旬，汪精卫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和瘫痪也差不多了。他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表示目前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他预感到自己末日将到，写了一份遗嘱，题名《最后之心愿》，万一等不到陈璧君回来，要施旦转交陈璧君，并再三叮嘱：此遗嘱只能在他死后二十年才能公诸于众。以阴历计算，那一年他正好六十周岁，又写了一首《六十自述》诗：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在，种种还如今日生。
汪精卫的文采在国民党内算是颇有名气的，当年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就是由他起草写成。到了晚年，江郎才尽，才气枯竭，写出来的诗，简直有如蒙童刚刚开笔，想想既可笑亦复可叹！
到了二月中旬，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专程赶来南京给汪精卫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已经进入危险期，考虑到南京医疗调教差，无法进行大手术，建议到日本去治疗。陈公博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主张不去的好。陈璧君从广东赶回来，主张尽一切可能极力挽救。陈公博不便过份反对，于是决定让汪精卫转日本治疗。日本的东条内阁经过讨论，决定把汪精卫送到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因为那里的骨科是日本全国最好的。
汪精卫决定去日本治疗以后，就提出希望施旦作为护理人员一起赴日，但是日本方面认为施旦名不正言不顺，不同意施旦随行。汪精卫是个傀儡，在日本主子面前只有唯命是从的份儿。他在行前给了施旦一笔款子，含着眼泪对她说：“只有你最了解我，也只有你对我最好最尽心。我这一去，如果能够治愈回来，你我当然依旧团聚；万一不治，你要赶紧离开南京，从此隐姓埋名，不要再出头露面。”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上午，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眼泪汪汪地说：“我这次到日本去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二位了。我知道二位之间，有点儿小小的隔阂，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苦熬，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
上午十一时左右，汪精卫半倚病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最后的“手谕”，交给陈、周二位。这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遗诏”。内容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年念。
兆铭
下午一时，汪精卫乘专机“海鹣”号飞赴日本。同行的有陈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杰，翻译周隆痒，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以及侍卫、仆从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专机命名为“海鹣”号，不论用北京话读还是用上海读，都与“汉奸”二字的发音十分相近。当时东南亚沿海的制空权已经完全掌握在美军手中，为保安全，日本人还特地派了四架“零式”战斗机护航。──这件事情，当时也是“绝密”的，可惜来往密电，没有被重庆方面破译，不然，只要通知美军，汪精卫一家，也就像山本五十六一样“天女散花”，葬身与“东洋大海”了。
汪精卫的专机到了日本以后，在名古屋军用机场降落。名古屋军区师团的救护车和警备车早已经等在那里，立即送往名古屋帝大医院。
为迎接汪精卫的到来，帝大医院整个四楼特设了一套宽大明亮的病房，对外绝对保密，四周有军警特务巡逻戒严，对内只称四楼病房为“梅号”。整座医院，除参加治疗的医生之外，谁也不知道四楼住的是什么人物。
名古屋是日本仅次于大阪的工业城市，而且大都是军事工业，因此也是美军轰炸的重点地区。当时日本的海空军作战失利，海上大门早已经被美军打开，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泊在日本海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批地飞临日本的本土上空，进行波浪式、地毯式轰炸。仅仅因为名古屋帝大医院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大医院，屋顶上又涂有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协定，美机没有对它轰炸。但是日本人还不放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日夜开工，在汪精卫病房的楼下建造了一座相当坚固的防空地下室，有电梯上下直接相通。
汪精卫到达名古屋的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做出手术方案，于三月四日夜间，在美机轰炸声中，由青年医师龟田良红主刀，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削骨去毒手术，切除了四块有病变的骨头和三根肋骨。手术之后，麻醉药性刚刚退去，汪精卫用手摸摸，已经有了知觉，第二天两脚就能活动。四天以后下肢逐渐正常。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十分高兴，对老婆孩子们说：“看来我命不该绝，还有希望回到南京。”
三、声东击西，下毒谋杀
根据医生建议，汪精卫手术以后，当以静养为主。这期间，他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特别是进入夏季以后，名古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温，由于电力不足，医院的冷气开动不起来，加上经常停电，连电风扇也变成了摆设。陈璧君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一把芭蕉扇不离手。进入汪精卫的病房，也不顾丈夫病中怕风，经常门窗大开。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施旦。
这期间，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料理。什么事情呢？这又得从头说起。
汪伪政权成立，陈璧君的官衔儿，是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而她的实际职务，则是“广东省政治指导员”。这是个不伦不类的官儿，而且就此一个，别无分号。但是她手中的权力，却大得惊人。
广州是中国重镇，南方的大门，广东省又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一九四○五月十日，在陈璧君的一手操纵下，成立了伪省政府。她提议由她的胞弟陈耀祖出任省主席，但却受到了周佛海等人的坚决反对。汪精卫无可奈何，只好任命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兼任广东省省长。陈公博是个老奸巨滑，明知道广东是陈璧君的地盘，不愿染指更不敢为此得罪陈璧君，就以公务繁忙无法分身为由，迟迟不去上任，一切政务，都委托陈耀祖代理。第二年，经过陈璧君的活动，陈耀祖就从代理省长变成了正式的省长。汪精卫怕陈耀祖年轻办事毛燥，就封陈璧君为“广东省政治指导员”，代表“中央”，坐镇广东，像垂帘听政一般，大小事务，都要经过陈璧君点头，方才算数。
陈璧君一方面让弟弟当省长，一方面又让汪精卫的两个侄子分别掌管警务和财政，实际上，一切大权都操纵在她一个人手里。
汪精卫一家都去日本的消息，当时是尽人皆知的。重庆方面，想趁机结束汪精卫的生命，但是日方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在戴笠的策划下，搞了一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趁陈耀祖在广州文得路古玩店看货的时候，把他给暗杀了。
这一招果然奏效。陈耀祖不过是个傀儡，杀不杀作用都不大，但对陈璧君来说，却是“性命交关”的大事。她必须重新树立一个傀儡供她驱使，因此急冲冲地秘密返回广东去，经过选择，任命了她的侄子陈春圃当傀儡省长。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心情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来。他坚持也要返回南京，但是日方坚决不同意。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八月四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与汪精卫密商之后，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终于达成了让汪精卫返回上海的协议。
达成协议的前提，是西欧战场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战局变化：六月六日，美英联军集中舰船五千艘，空降部队两万人，进攻部队十八万人，在艾森毫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用近万架飞机掩护，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长驱直入，与苏联红军配合，直捣希特勒的老巢柏林。在此战况下，日本已经彻底孤立，眼看就要成为全世界的敌人。东条内阁自顾不暇，也没有余力再来过问汪精卫的生死了。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且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掩护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汪精卫为什么要返回上海，却不到南京呢？这是他在上海当伪市长期间，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一块“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还能进行腔内及组织间治疗。如果用镭锭作为配合治疗，对汪精卫的恢复健康，或许有一定帮助。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接受镭锭治疗，一切等待她到沪以后再作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已经中计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机会难得，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说起蒋介石杀汪精卫来，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他早就命令戴笠伺机暗杀汪精卫，戴笠也曾经五次策划了暗杀方案，但都被汪精卫逃脱。这一次机会难得，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到了同年十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一代奸雄，机关算尽，落一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可怜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四、空棺空运，一场闹剧
这一突然的变化，也使日本方面措手不及。经过斟酌，直到选定陈公博继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之後，又把“移尸”的细节作了妥当的安排，通知陈璧君急速赶到日本充当演员，这才在十一月十二日由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一个“丧典委员会”，并发出讣告：“国民政府汪主席，痛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倨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巳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
这样的讣告，明眼人自然不难看出其中漏洞百出：怎么死亡的当天，没有任何电讯消息？怎么在日本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怎么国民政府不派专人到日本去迎接？等等疑问，不一而足。
于是，精心策划的“移尸”闹剧演出了。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名古屋机场上，盛殓汪精卫的“临时棺木”实际上是一具空棺被抬上了专机，机内供奉着裕仁天皇特赐的菊花勋章和颈饰。亲临机场“送行”的高级官员计有：小矶国昭首相、重光葵大东亚相、近卫文 [上麻下吕] 公爵、东条英机大将等一百多人。在哀乐声中， “海鹣”号专机滑过跑道升空而去，接着又飞起了四架护航的战斗机。日本方面，这一场傀儡戏总算降下了帷幕。
南京方面，把“恭迎灵柩”的地点安排在明故宫内的军用机场上。这一天，南京戒备森严，机场四周、城内城外，都布置了防空炮火，一百多架战斗机，也都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升空作战。在机场上迎接灵柩的，有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谊等上千名大小汉奸。或许是由于天气奇冷，也许是他们心里更冷，只见大小汉奸们一个个脸皮灰白，嘴唇发黑。全身瑟瑟发抖。
中午，从日本空运“灵柩”的专机“海鹣号”还没有飞临南京上空，空袭警报却拉响了：美机轰炸南京！在机场迎接“灵柩”的大小汉奸们惊恐万状，躲开不是，不躲开危险，万一美机在空中将“海鹣号”击落，事情就更糟。幸亏那天的空袭只是一般的轰炸，美机并没有与“海鹣号”遭遇。下午五点三十分，空运“灵柩”的专机和四架护航机先在紫金山上空盘旋一圈儿，才在明故宫机场顺利降落。
军乐队奏起了哀乐，陈公博等一批大汉奸慢慢迎上前去。机门开处，第一个走下来的就是陈璧君。大家向她慰问，她却面挟重霜，一言不发，怒目而视，挥手叫众人闪开。在这样的时刻，却要她出来充当一个演员的角色，也难怪她不高兴。
陈公博等人登机护棺下机，放进灵车，然后四百多辆大小汽车组成的车队进光华门，经中山路、新街口、中山北路、鼓楼、保泰街，兜了一个大圈子，将近一小时后方才到达伪国民政府。灵柩先在“别室”经过“大殓”，穿上长袍马褂，佩上大绶，别上勋章，覆上青天白日旗，装进一具早就备下的楠木里，这才停灵于大礼堂，接受吊唁。
用不着多说，从日本空运来的，当然是一具空棺。在礼堂接受吊唁时的尸体，才是真的。
按照讣告，原来是打算为汪精卫举行“国葬”的，但是陈璧君坚决反对，主要是怕场面搞得太大了，会招徕美机轰炸。为此事伪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百四十二次政治会议，会上陈公博问陈璧君：汪精卫可有遗嘱？陈璧君回答说没有。因为根据汪精卫的吩咐，《最后之心愿》是要等二十年后才能公布的。陈公博感到太意外：汪精卫并不是暴病而亡，怎么可能没有遗嘱呢？周佛海却在一旁暗暗窃笑：“这个傻瓜，还被蒙在鼓里呢！”
陈公博提出要为汪精卫举行国葬的建议，立刻遭到了陈璧君的严词拒绝：“不要国葬！汪先生生前就不同意国葬。他关照过：只要在紫金山的梅花岭上择一块风水地，搞一个坚固的坟墓，长眠在中山先生的身旁就可以了。在墓前的石碑旁边，再立一块矮碑，刻上先生最喜欢的《咏梅》诗。墓碑上只刻‘汪精卫之墓’五个字，别的头衔一概不要，就连‘先生’二字也不要。别的你们都不要管了。听明白了吗？”
她拿出汪精卫以前写的《咏梅》诗手稿：
梅花有素心，雪白同一色；
照彻长夜中，遂会天下白。
诗文写得并不好，却是汪精卫自吹自擂的得意之作。陈公博见陈璧君一切自有主张，不便于多说，把《咏梅》诗收进皮包中，第一百四十二次政治会议就结束了。自始至终，只有陈璧君和陈公博两人的对话。会议决定：“汪精卫灵柩葬于梅花山，暂时不举行国葬”。
梅花山在紫金山中山陵西侧，明孝陵的前面，山上遍植梅、柏、桃、樱、枫树，风景秀丽。
陈璧君又坚持要用六十四抬“京杠”把棺木抬到山顶，为此“丧典委员会”只好发急电用专车把京杠从北京送来。一切就绪，择定十一月二十三日出殡。
那一天，天气晴朗，但是特别寒冷。清晨六时，陈公博等就到伪国民政府举行了移灵祭奠仪式，宣读了祭文，七时整起灵，由一名骑兵军官骑着黑马手执开道旗在前面开道，后面是两排手执国旗、党旗的骑兵，接着是军乐队、花圈队，灵车用八匹白马牵引，棺木上覆着伪国民政府的的国旗，后面是送葬的政府官员和军校的学生们，送葬的队伍，一共五万多人，浩浩荡荡，走了三个小时，方才到达梅花山下。
梅花岭从山麓到山顶，扎满了黑白布球，沿路还搭了几座松柏牌楼。墓穴的正中，挂着“汪主席之墓”的黑布幔，四周则是密密麻麻的挽联，日本“大使”谷之正、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大小官员及汉奸们依次排列成行。棺木用六十四杠抬上山顶以后，十点三十分，举行安葬典礼，由陈公博主祭，把“国旗”、“党旗”覆盖在汪精卫的棺木上。十二时正，举行入葬仪式。
陈公博、周佛海、初民谊、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等人站立在棺材的两边，每人手执一条系在棺材上的黑带子，舁棺入墓。
汪精卫的棺材，是用上等楠木做的，就这几个人，就这几条黑布带子，怎么可能“舁棺入墓”呢？原来这也是一场戏，“舁棺”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棺材的下面，有许多力夫扛着，从上面看起来，只见棺材由几条黑布带拽着，就慢慢儿地放进墓穴里去，而且放得平平稳稳的。
入葬的最后一节是“铲土”，按例由死者亲属也就是陈璧君和她的子女们先撒第一锹土，然后由陈公博等大汉奸撒第二锹土，最后由小汉奸们继续铲土，象征性地把墓穴填满。把题有“汪精卫之墓”五个大字的石碑竖在墓前，整个仪式就算完成了。真正的建墓工程，当然还得慢慢儿进行。
按照计划，汪精卫墓的设计大体上仿效中山陵的模式，工程浩大，耗资达五千万元之巨。汪精卫尸体入葬以后，陈璧君生怕将来有人掘墓鞭尸，别出心裁，吩咐在建墓的时候，将五吨碎钢材掺进混凝土里，浇成一个特厚的墓壳。她满以为这样就能让汪精卫的尸骨永存了。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四个月，抗战胜利了，而汪精卫的《咏梅》诗碑刚刚刻好，还没竖立，整个陵墓则只浇灌了钢筋混凝土的墓壳，地面建筑还没动工。
这时候蒋介石还在重庆没有“还都”。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出席的只有陆军总部总参谋长肖毅肃、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及南京市宪兵司令部负责人等。何应钦宣布开会以后，只说了这样几句话：“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南京。可是汪精卫的坟墓居然还在梅花岭，和中山陵并列，太不像话了。如果不除去，委员长一定要大发雷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商量一个拆除汪逆坟墓的妥善办法。这事情要办得干脆利落，还要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的元老，如果消息传出去，人家会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具体办法，请诸位研究吧。”
何应钦说完这几句话，就走了。一切由与会者便宜行事。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说：“我已经去调查过，汪逆的墓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十分坚固，必须用大量的炸药才能炸开。最理想的办法是：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然后在一个晚上突击完成，这样才能作到人不知鬼不觉，不留一点儿痕迹。”
会议决定立即投入准备工作，爆破炸墓工作定于一月二十一日晚上进行，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用一百五十公斤TNT 炸开墓盖， 先在报纸上发布陆军部队要试炮的公告，由宪兵部队负责从一月十八日起对该地区实施戒严，到了一月二十一日夜晚，梅花山四周响起了陆军“试炮”的隆隆响声，工兵们在墓盖底下装进了炸药，点燃引信，一声巨响，墓盖炸开，露出墓室。马崇六命人劈开棺材，发现经过防腐处理的汪精卫尸体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肩披红色绶带，基本上保存完好，只是脸色青中发黑，分明是中毒死亡的征象。在他的马褂口袋里，除了陈璧君用毛笔在一张三寸长的纸上写的“魂兮归来”四个字之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如下一首诗：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据分析，当是汪精卫在临死之前的“绝笔”。这首诗，从文采上看，倒是比他自鸣得意的《咏梅》诗要高明得多。
马崇六下令用吊车把棺木和尸体一起吊到卡车上，当夜就运到清凉山火葬场火化。火葬场的人员全部调开，由工兵将汪精卫连同名贵的楠木棺材一起送进火化炉焚烧。四十分钟以后，化为灰烬。
梅花山上原来汪精卫的墓穴用推土机推平以后，连夜建造一座事先准备好的翘角亭子，天亮之后，就拼接完毕。从此一代奸佞的坟墓即在梅花山消失，只留下这座亭子，供游人休憩。后来又在亭子的南北两面铺了石子小道，道旁栽种了花草树木。凡是去谒中山陵的人经过此地，如果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杨一桩公案，又有谁会想到，这里就是汪精卫的墓地呢？
最后还要补充一笔：汪精卫死前死后，施旦一直都在他的身边护理、守灵。开吊以后，改由陈璧君守灵。那一段时间，陈璧君知道汪精卫一死，即便伪政权还能存在，也不会有她的好日子过，因此脾气十分暴躁，对守灵的人，动辄发火，连她的妹夫褚民谊都被她骂得狗血喷头。施旦瞅准了时机，趁她离开灵堂的时候，也曾经身着丧服到灵前最后祭奠了一番。为躲避陈璧君的谋害，她没有参加送葬的行列，就带上汪精卫生前的物品以及送给她的财物，更名改姓，逃到香港去了。他在香港定居以后，还将汪精卫的衣物做了一个“衣冠冢”，终生守墓，没再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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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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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步洲在东京期间，因他好帮助人，结交了许多朋友。尽管国难期间天各一方，相互之间不通音问，但是风云际会，一个个都在他最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
一、竹林山馆，安顿家小
抗战结束，池步洲先生因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为蒋介石效劳，于一九四六秋携带全家回到福建闽清县乡下种田，侍奉老母。
种田半年，事为章振乾先生所悉。当时他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所长，一定要池步洲到他那里去，安排了一个副研究员的职务，从事华侨经济的研究工作。
池步洲决定把老母迎至福州供养。这时候他自己已经有了二子二女，加上老母，一家七口，不说日食度用，单是住房，就需要三四间。东找西找，看了好几个地方，不是房子太小，就是房租太贵，总找不着合适的。一天，偶然碰见留日时代东中野“闽租界”中的人物刘子崧，他听说池步洲还没有找到房子，立刻主动出借仓前山竹林山馆内一座二层楼房楼上的一半，而且免收租金，一住就是两年。
一九四八年六月，池步洲经同乡同学俞鸿光的介绍，带着妻儿老小到了上海，在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担任总库专员，做的实际上是有关金融汇兑方面的密码通信工作。分库经理骆美中，也是东京旧友，本就相识。赴沪之前，正好他五哥步云和五嫂林怡从四川回到福州，就让五哥和老母在竹林山馆继续住下去，一直到解放。
刘子崧也是闽清县人，一九二八年池步洲因准备赴日留学，曾入福建法政专门学校学日语，即与刘子崧同学。但他却一直耽搁到一九三五年前后才到日本，读的是农业经济系。一切入学手续，都是池步洲代办的，住房也在东中野一带。他不大与人来往，但每逢过年过节，一定到池步洲家与众人聚会。池步洲长子的满月酒，他也参加了，并与大家一起照了相。
此外，他到日本以后，经济拮据，池步洲曾为此专门写信给当时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许显时请求接济。许是池步洲大姑妈的儿子，是池步洲的表兄。池步洲总算还有面子，许显时前后寄了好几次钱来，刘子崧方才得以在日本完成学业。
刘子崧免费出借竹林山馆的时候，任福建农学院教授，山馆的房子，楼下住着一家工人，就在家里纺纱，噪音很大，楼上另一半住的是一家基督教徒，每逢礼拜日，就带着夫人子女，手拿圣经，到教堂去做礼拜，行前总不忘跟池步洲打个招呼。看样子，这座房子似乎是刘子崧自己的产业，慷慨出借，纯粹是为了友谊，为了报答池步洲当年对他的帮助。
直到解放以后，刘子崧出任福建农学院院长，方才说了实话：原来他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竹林山馆的房子，就是他们地下党机关的所在地，那家基督教徒和工人，都是共产党员。刘子崧当时之所以肯把房子免费借给池步洲，一方面固然有留学期间的友谊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借重池步洲的“少将”身份以为掩护之意。当然，他对池步洲的为人极其了解，知道池步洲是个好好先生，不会害人，才敢在他的上级面前拍胸脯作担保。不然，池步洲就是再困难，他也不可能牺牲党的利益来照顾私人感情的。
二、中野旧友，沪上相逢
池步洲一九四八年到上海后不久，就从友人处听说当年东中野“沙龙”的中坚分子梁孝志也在上海，住在乌鲁木齐中路，就到他的寓所拜访。阔别十年，猝然相见，诉不完的离情别绪。
梁孝志比池步洲大两三岁，为人和气稳重，光明磊落，素养良好，宅心宽厚，斯文从容，善与人处，能言善辩，有说有笑，为当时“沙龙”中深受大家欢迎而无争议的人物，任何聚会，他都参加，而且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前文提到的章振乾用福州方言俚曲编写的新年山歌，就是由他领唱大家合唱的。《中野春秋》第九章所记“酒渴太无端，志也畅谈吃尿事”，说的就是他的一段趣事：有一次他到一位朋友家里去，意在喝酒，那朋友不在家，他到处找酒不获，忽然发现床下有一酒瓶，约有大半瓶光景，不问三七二十一，拿起来就喝，进口之后，才发觉不对，因为只有尿味儿，绝无酒香！
梁的夫人陈秀惠，后来也到东京。真是“有其夫必有其妇”，且如其名：秀而且惠，忠厚和善，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和英子小姐一见如故，相处得特别融洽。
这次上海相见，两家人家走动得特勤，自在意料之中。
陈秀惠有一胞弟，自幼出家，后来在上海延安西路由福州人圆瑛法师当主持的圆明讲堂修行，法号明旸. 圆瑛法师圆寂以后，就由明旸主持，在上海也是一位宗教界的知名人物。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临解放之前，大小官员们纷纷逃往台湾。池步洲自问一生历史不但清白，而且光荣，拒绝随军撤退台湾。这一时期，上海局势混乱，市面萧条，人心惶惶。梁孝志倒很积极，马路上经常看到“梁孝志先生定于×月×日在×地演讲”之类的海报。他不是共产党员，在留学的时候，基本上也属于不问政治的一派，他的演讲，估计不外乎是呼吁民主、要求自由这一类内容。
三、日月改换，人心思定
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即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接收原上海的各机关单位。池步洲所在的合作金库，属于金融系统，尽管大头目们已经逃往台湾，但是中下层的员工也还不少。解放军来了，如何接收，旧有员工是否继续留用，谁也不知道，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那时候，池步洲一家住在北四川路底馀庆坊26号合作金库的员工宿舍内。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住宅，楼上住着的锺先生一家，楼下住着的刘先生、朱先生和池步洲共三家，都是合作金库的同事。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特别是四家的太太们，都是家庭主妇，先生们上班去了，四位主妇在家里操持完家务，免不了要互相走动，因此来往得更加密切。白须宾来中国已经十几年，汉语学得相当不错，不但会讲四川话、上海话，讲起“国语”来，比池步洲那带有福建腔的“蓝青官话”还要强上几分。在这几位太太中间，他跟刘太太的关系最好。这一者因为池、刘两家是紧邻，见面的机会多，二者刘太太不但长得漂亮可爱，性格也温和敦厚，善于言辞，跟白须宾最合得来，所以两人亲如姐妹，无话不谈。
解放军进入上海，睡马路，吃干粮，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但不住民房，连喝水都不打搅老百姓的。这在那个兵就是匪的年代，老百姓看惯了竖眉立目、蛮不讲理的中央军，突然见到这样规矩的子弟兵，简直都愣了。于是“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谎言不攻自破，解放军的威信很快建立起来。军管会通过广播电台号召各行各业各安生计，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工人照常上工，各机关单位的职员，要保护好文书档案，等待军管会派人来接管。在这样的前提下，池步洲他们邻居几个也都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就一起到金库去上班。
中央合作金库是个大单位，军管会派来军代表接管之前，由驻军派兵暂时看守，一切业务全部停顿，所有仓库全部贴上封条，全体人员上班，除了听一个干部说几句“要提高警惕，防火防盗，保护好国家财产；要遵守法令，等待军管会接管”之类安定人心的话头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大家最最关心的是否继续留用的问题，则要等军代表到来之后才能决定。
池步洲的三位邻居回到家里， 一个个面孔全都拉得老长，惹得太太们也满腹狐疑，见丈夫心情不好，又不敢问，只好互相打听消息，焦急不安。刘太太到白须宾房里来串门，见池步洲依旧有说有笑，就问解放军接管了合作金库，对原有人员，究竟作何处置。池步洲自以为是地侃侃而谈：“古往今来，改朝换代，对做官的来说，当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上自宰相阁辅，下至府州县官，统统都要撤换。但是对于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不管谁坐天下，总还是要雇佣一批办事的人来替他们干活儿的。何况共产党内大老粗多，缺的就是知识分子，如今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人心又都向着共产党，全国解放，只是早晚间事，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一旦全国解放，百废待兴，各项建设，纷纷上马，只怕现有的几个知识分子还不够用呢？咱们一不是反动派，二不是贪官污吏，三不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家都是出卖劳动力的工薪阶级，即便合作金库没有了，别的单位也要用人的，何愁会失业饿饭？”一席话，说得刘太太也开朗起来，高兴而去。
池步洲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跟刘太太说：我是留日学生，身有一技之长，抗战期间又是毁家回国共赴国难的爱国知识分子，而且在抗日战争中破译日本密电码成功，对抗战胜利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共产党既然志在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必然都是爱国人士无疑，对我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团结唯恐太晚，怎么可能排斥我、不用我呢？
六月十九日，军管会派到合作金库的军代表终于到任。谁都没有想到，来的是一位中年女同志，穿一身布军装，态度和蔼，语言亲切，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大家全都心悦诚服。她召集大家讲话，首先宣布：根据政策，凡是金融系统的原有人员，除有不法行为者外，原则上一律留用，要大家安心工作，努力学习，赶上形势，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等等。大家听了，十分欣慰，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的心情为之一扫。纷纷议论，共产党到底是中国人民的精英组成，站得高，看得远，从国家需要出发，不像国民党，用人唯亲，没有亲友关系的，换一个头头就要担心卷铺盖。既然共产党这样看得起我们，我们唯有听从党的安排，努力工作，以报答党的“知遇之恩”。
池步洲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得知妻子已经临产，由刘太太送进了医院。急忙赶到医院，第五个孩子已经出世，是一个白胖小子。真是双喜临门，皆大欢喜。
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的机构撤销了，对外业务完全停顿，系统划规中国人民银行管辖，目前主要工作是理财产，人员则等待重新分配。池步洲原来经管汇兑方面的密码通信事宜，现在这一业务停顿，把密码本子往上一交，就等待分配工作了。每天上班，除了跟大家一起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之外，根本没有事情可做。但是每月却可以领到二百五十个“折实工资单位”，一家大小，生活基本安定。
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金融已经全面崩溃，物价飞涨，中央银行玩弄“币制改革”的把戏，废除法币，推出号称“金本位”的金元券。但是曾几何时，金元券的贬值比法币还快，物价继续上涨，金元券完全失去了信用，在市场上已经不再流通，大宗交易，一般都以黄金、白银结算，小宗买卖，则用大米结算，几乎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上古时代。解放以后，虽然也用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但为了稳定人们对纸币的不信任情绪，发放工资，不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而推出一种以实物为基础、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叫做“折实单位”，也叫“工资分”。
“折实单位”于一九四九年春首先在天津推出，一个折实单位等于一定种类、一定数量实物的总和。折实牌价由人民银行每天挂牌公布。天津的每个折实单位，包含一斤面粉、一斤玉米面、一尺布的前五天平均价格。后来推广到京沪宁汉苏杭等地，实物内容有些因地制宜的变化。例如上海的实物内容，就改为一斤标准米、一斤标准面、一尺龙头细布、一斤煤，价值比天津的要高一些，平均值大约六千五百元左右，相当于新币六角五分。
当时的工资制度，解放军及随军进城的人员一般按供给制或包干制供应；本地旧员工或新招人员按折实工资单位发给。上海地区，一般科员、办事员的工资，大约在一百个工资分左右。池步洲每月拿二百五十个工资分，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高的。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很快就控制住了物价，市场供应充足，人民生活基本稳定。大家从物价飞涨的市面一下子过渡到物价稳定的市面，无不欢欣鼓舞，额手相庆，从心里拥护共产党，歌颂她的英明伟大。池步洲身在福中，自不例外。
四、政策忽变，突然失业
但是好景不长，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接管初期军代表当众宣布“一律留用”言犹在耳，忽然打了折扣，金融界的“高级职员”，一批批地相继被遣散了。池步洲原任合作金库上海分库的“总库专员”，地位相当于银行的襄理，很可能也在遣散之列。
八月底的一天，军代表忽然召集分库的全体员工开会，一改她平日和蔼可亲的面容，绷着个脸，先宣布了被遣散人员的名单，接着以十分严厉的口气说：你们这些高级职员，一贯为国民党做帮凶，完全是人民的敌人，本应严加惩处，考虑到你们解放以来基本上奉公守法，没有继续作恶，现在我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宽大处理，特发给三个月工资，予以遣散，从九月份起不再留用。今后只许老老实实，安份守己，自谋生路。如果不思悔改，乱说乱动，一经发现，定予严惩，绝不宽容……等等。
这一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震得在座的高级职员们晕头转向，一个个呆若木鸡，面面相觑，低头无语。军代表接着宣布：被遣散人员，从九月份开始就不再是银行系统职工了，凡是原住单位宿舍的，限一个月之内迁出。
这可真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上海的住房，租赁十分困难，一向都要用黄金去“顶”，也就是购买不出房租的居住权，顶一所房子的价格，有时候比房价本身还高，动辄几根或十几根“条子”。这对收入微薄而子女众多的池步洲来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但是身为五尺男儿，既然已经被遣散，决没有赖着不走的道理，于是先把三个月遣散费领来，下面的路怎么走，只好听天由命，走一步算一步了。
这件事情，池步洲本不想立即告诉妻子，因为白须宾在六月十九日生下第五个孩子后，身体一直不太好，怕她经受不住这种打击。没有想到他刚刚回到宿舍，刘先生和刘太太出于关心，过来安慰，于是一切全都暴露无遗，想暂时保密也不可能了。
刘家夫妇走后，白须宾面露忧色，忽然提起四年前内江那个看相的老者所说的“四十四岁将有大难”的话头来。池步洲急忙强打精神假装乐观地一半劝导，一半自我解嘲：想我池某人，出身贫农，从小放牛割草，本无奢望，蒙五哥培育，得以东渡求学，后来回国参加抗战，几经波折，总算有所成就，胜利后以迄解放，虽无高官厚禄，尚称一帆风顺，温饱有余。如今因我系“高级职员”而遭解雇，并非我真有什么罪恶，无非因我工资比别人高些而已。天生我才，必有其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凭我早稻田大学电气工程本科毕业的学历，找一个二百五工资分的饭碗，想来还不是太难的事情。天无绝人之路，总不至于冻馁于沟壑之中。至于说四十四岁有大难，一者我今年才四十三岁，二者解雇、就业，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也不能算是什么大难吧？……
五、寄人篱下，开荒自救
离馀庆坊不远，住着一位王忻堂大律师。三十年代初，他曾经到东京求学，由池步洲介绍到东京专修大学学法律，毕业后回国挂牌当律师，颇负盛名。抗战期间，他留在上海继续当律师。尽管法律属于政治体系，但当时把律师划为自由职业者，居然游离于政治之外，而汪伪政权也标榜法治，要求顺民守法，故此未曾受到冲击。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汉奸案、敌产案堆积如山，当律师的忙都忙不过来，几乎每个律师都发了一笔大财。
一九四八年六月，池步洲到上海合作金库工作，一天偶然在报上看见王忻堂大律师受聘担任某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启事，就按址找上门去。老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前夕池步洲兄弟仓促离沪时暂时存在他家的几箱书籍和杂物，虽然他在战乱中也曾经数次辗转搬迁，但都保存完好，可见其为人之忠厚。自此两家经常过从，交谊弥笃。
池步洲遭到遣散，有三个月的遣散费，生活暂时还能维持，但是限期迁出宿舍，无处可去，实为燃眉之急。走投无路中，想起王忻堂家就在北四川路底，相距不远，即就近拜访，共商对策。
两人见面，池步洲一提即将无家可归的窘况，王忻堂即慷慨地表示：他在郊区置有一别墅，名叫“忻忻花园”，只有他母亲一人独居，有四五间房间空着，如果不嫌荒僻，欢迎搬过去住，不收分文。仔细一问地点，虽说是郊区，其实离北四川路底并不太远。池步洲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哪还计较离市中心的远近？当即再三称谢。住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池步洲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第一次得到了证明。
忻忻花园是一座郊区别墅式的花园洋房，除屋前的花圃之外，房后还有相当开阔的空地。王老太太是个勤俭慈祥的老人，种了许多蔬菜，黄瓜、茄子、丝瓜、豆角、西红柿之类，应有尽有。老太太一个人吃既吃不完，又不拿去卖，就让池步洲一家只管任意取食。菜蔬问题，也这样部分解决了。
离忻忻花园不远，就有一所中学，而且可以住读。池步洲的长子哲雄，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日本，已经十四周岁，就送到这所中学去住读。
忻忻花园有相当高的围墙。时届九月，上海的天气，还相当炎热，每天吃过晚饭，不是全家大小都坐在围墙里面纳凉，就是池步洲带领几个孩子到围墙外面去散步。围墙外面，好大一片都是无人耕耘的荒地，估计是已经被房地产公司收购却还没有开发建造的房基。池步洲心想：眼下住房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家里食指繁多，有出无进，尽管已经相当节省，蔬菜也可以从王老太太的菜地上免费取食，粮食却不能不买。工作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报上没有招聘的广告，即便有用人单位，也难以自荐。看起来，虽然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也不是有本事就有饭吃，缺乏强有力的亲友引见，依旧不得其门而入。等到三个月的遣散费全都吃光用光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反复琢磨，觉得别的困难都容易克服，独有这一日三餐是无法减省的。为免一家饿饭，池步洲再一次发了书呆子气：共产党不是最喜欢劳动人民、不喜欢高级知识分子么？我从今之后不当高级知识分子了，决心当农民，即便不能脱胎换骨，至少也可以来一个生产自救，自耕自食。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说不上身强力壮，但自小受苦出身，也种过田，比起别人来，还不算太外行。
忻忻花园里各种农具齐全，倒不用购买。于是每天早起，就到围墙外面去除草、翻地，种上白薯，挑水浇灌，尽管隔墙就是家，却也像煞有介事地连中午饭都叫妻子送到“地头”来吃，饭后继续劳作。他自己从小就是吃白薯长大的，如今要老婆孩子们都来继承这一光荣传统了。
六、不速之客，突然光临
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逃往广州、台湾，欺负共产党没有空军，地面防空力量也十分薄弱，因此经常派飞机到上海市区来低空盘旋，狂轰滥炸之外，还散发传单，内容无非宣扬“国军不日发起反攻，即将卷土重来”，要求居民不听共产党的话，不与共产党合作等等。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借此大做文章，蛊惑人心，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国民党要回上海过中秋”啦，“蒋介石要回南京过国庆（指十月十日）”啦，说得有鼻子有眼儿，闹得上海人人心惶惶，信以为真者有之，将信将疑者也有之。
九月底的一天，突然当年的顶头上司李直峰找到了忻忻花园来，颇令池步洲感到意外。自从一九四七年秋池步洲经陈固亭介绍去研究破译日军密电码那一天起，就跟这个李直峰打交道，是他研究破译密电码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顶头上司。十几年来，两人虽然也有一些日子不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却始终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彼此可谓十分了解。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以后，这个李直峰却忽然间不见了，问谁谁也不知道，当时还真为他的生死命运担心。因为他去过延安，戴笠的亲信魏大铭就怀疑他不是通共就是亲共。抗战结束，转入内战，国共两党的矛盾直线上升，这个与共产党有扯不清关系的嫌疑犯，是不是被军统局抓起来了呢？
今天多年的故交突然来访，尽管池步洲已经失业，处境尴尬，也依旧热情接待。谈话中问起他：这几年都到哪里去了？如今在做什么工作？我僻处荒郊，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却吞吞吐吐，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问他登门造访，有何指教，又说没有什么事情，不过是路过这里，顺道拜访，探听近况。如果换个别人，也许早就看出点儿名堂来了：此人是中统局的骨干，又与共产党有些来往，如今突然出现，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就是共产党派来的。但是池步洲是个书呆子，城府不深，只知待人以诚，从不随便怀疑别人，见李直峰不作正面回答，以为人家有难言之隐，也就不再追问，更不会因此提高警惕，慎言慎行。
两人过去未来地聊了一阵，渐渐聊到了时局上来，池步洲说起国民党的飞机常来轰炸，看样子确实想要发起反攻，中国时局，一时间还难以平静。李直峰听了，“嗯嗯”两声，未置可否。略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池步洲也只把这次见面看作是偶然的际会，并不在意。
没有想到八年之后，方才揭开了李直峰这次来访之谜。这个人，本来是阎锡山手下的密电码专家，后来当了杨虎城将军的侍从室主任，“西安事变”中负责与延安联络，很得周恩来的赏识，秘密入党后，奉周恩来的命令打入国民党中统局从事高级情报工作。抗战胜利，李直峰怕有暴露身份的危险，在国民党这一面消失了，在共产党那一面出现了，做的依旧是破译密电码工作。这一次到上海来，是负有秘密使命的：要网罗一批对破译密电码有研究的人才，到北京去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网罗人才，特别是这一类“秘密工作”的人才，入选标准是很高的，对共产党离心离德、三心二意的人，当然不能用。池步洲偶然提起蒋介石要发起反攻，不但事实就是如此，也是当时上海一般人的共同看法，并不可怪，但是李直峰凭他过人的嗅觉，却认定池步洲思想落后，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不堪付此重任，于是下面的话，就一句也不提起了。他“不得已而求其次”，把当年军技室的破译密电码专门人才丁绪曾和杨肆带走复命，就算完成了任务。
池步洲在失业期间没能被李直峰所网罗，看起来，似乎是一大损失，其实不过是异途同归，即便到了北京，运动一来，依旧要进监狱的。八年之后，池步洲在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邂逅丁绪曾和杨肆，方才知道李直峰的真正身份，而且得知丁、杨二人就是当年被李直峰物色到北京去从事破译密电工作的“合格人选”。但是运动一来，照样被捕，照样劳改。──这是后话，这里先提一笔，后文再叙。
七、巧上加巧，绝处逢生
李直峰走后没几天，就是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当时还没有电视，大家只能从无线电广播中收听那庄严盛大热烈欢快的场面。接着各大报纸上纷纷刊登各种各类名人表示拥护的讲话、各级地方政府政策性的表态文章，都提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或“妥善安置，新中国绝不允许饿死一个人”这些话，特别是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讲话中，再三强调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千百万知识分子，新中国全都包下来”这句话。池步洲觉得自己大小也算是个知识分子，自应列入“包下来”的范围之内，就动了要到军管会人事处“挂个号”的心思。
十月上旬的一天，池步洲为了安排工作的事情，从郊区来到市中心，想到军管会人事处去问问，意外地在外滩碰见了许久未来往的留日同乡同学何孝纯。两人立谈片刻，据他说，军管会人事处处长姚耐，也是当年东京的福州籍留学生，与他关系比较好，所以上海一解放，通过姚耐的帮助，他已经安置了工作。他让池步洲也去找姚耐解决工作问题。不过这个人办事比较小心，他只让池步洲自己去找，尽管当时他们就离军管会不远，他也不说一句“我带你去”这样的话。
何孝纯是福建名士何公敢的侄儿，当年在日本，为人性格爽直，略有傲气，在同乡同学中比较随和，人缘儿不错，思想上同情革命，却没有具体的行动。他跟姚耐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上海一解放，就通过这个关系安置了工作。不过像他这样“倾向革命”的进步人士，命运并不比池步洲好，后来因为“莫须有”的罪名，竟遭了三十几年的冤狱，直到一九八二年方才得到平反。
姚耐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池步洲正在留学生监督处负责新生入学事宜。当时姚耐因为证件不全，发生了麻烦，是池步洲帮他解决后方才“顺利入学”的，从此与池步洲经常来往，但他不能算是东中野“闽租界”中的一分子。他既不在东中野居住，也不参加“沙龙”的活动，跟别人也很少来往。甚至连基督教青年会礼堂的各种集会都不参加，当时大家都说他孤僻，实际上可能是负有特殊的使命。“七·七”事变后他何时离开日本，没跟任何人商量，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哪儿，也没人知道。
池步洲听说姚耐就在军管会当人事处处长，想起当年在东京的时候，两人关系也还可以，就听从了何孝纯的劝告，到传达室以“老友”的身份填了一张会客单，指名要见姚耐。
门卫用电话联系以后，就把池步洲带进了人事处，只见姚耐穿一身布军装，满面胡须，瘦高个子，目光炯炯，精神很好，当年留学时期的音容笑貌，依稀犹在。但如果不是登门造访，而是在马路上相遇，单凭相貌，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来的了。
这一次意外的相遇，姚耐并没有忘记昔日的情谊。一见池步洲，就站起来紧紧握手，用福州话说：“多年不见，你变多了，几乎认不出你来了。”池步洲说起自己的经历，特别提起已经被银行系统作为“高级职员”遣散，目前寄人篱下，衣食无着的处境。姚耐说：现官不如现管，合作金库既然已经合并到人民银行，这事儿还是要通过人民银行的军代表才能解决。当即就给人民银行军代表罗俊写了一封信，要池步洲直接去联系，如果还有问题，再回来找他解决。池步洲见他很忙，不便多所打搅，就告辞出来。姚耐送他到大门口，握手道别。当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即将下班，尽管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在附近，池步洲一者觉得天色太晚了，不便再去打搅人家，二者想到自己已经被遣散，再要重新录用，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估计希望很小，虽然有姚耐写的介绍信，也不过姑妄一试，而且一定颇费口舌。考虑再三，只好暂且回家。
第二天上午，池步洲拿着姚耐的介绍信，到人民银行去找军代表罗俊。
到了银行，通过传达室把姚耐的介绍信送了进去，不久就传出话来：请到办公室说话。罗俊一见池步洲，立刻就站起来，热烈握手，请坐交谈，十分热情。池步洲一生最不善于“见官”，在大官面前说话就拘谨。罗俊既然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军代表，其为“大官”，当不用怀疑，因此罗俊问一句他答一句，多一个字也不说。罗俊见他如此，满面堆笑地说：“池先生，难道你忘记了？咱们是老朋友哇！”
这话又使池步洲如堕五里雾中，心想：我哪里有当解放军的老朋友哇？姚耐也没说罗俊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呀？正迟疑间，罗俊又提醒说：“一九四零年，陈固亭带我到你观音岩下的‘蔼庐’住所拜访，还叨扰过你一顿丰盛的午餐呢，难道你都忘记了？”
经罗俊这样一点明，池步洲方才想了起来：世界可真小，这个罗俊，果然是池步洲的老相识。
一九三九年三月，池步洲单枪匹马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电码以后，名噪一时，也曾经写信给在西安的陈固亭报捷，比较详细地谈了破译经过。他也回信热烈祝贺。一九四零春季，陈固亭因公从西安到重庆，在一个星期天，带了一个叫罗俊的朋友到池步洲家里来，据说是重庆农民银行副经理。池步洲虽然与他素不相识，因是陈固亭带来的人，也就备了酒席，热情招待。席间欢声笑语，无话不谈。罗俊似乎对池步洲破译日文密电码一事很感兴趣，频频发问，池步洲既然视他们两个为“自己人”，也就毫不保留地和盘托出，连破译的关键所在也不保留。后来罗俊自己找上门来，还在池步洲家住过几天。看样子，当时陈固亭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们两个，都在客观上起了提供情报和掩护的作用。
人的大脑，结构十分奇特。有的人记忆力强得出奇，古代能把四书五经全文背下来的人，数量众多；有的人记忆力只在某一方面显示特强，而在另一方面却特弱。池步洲就属于后一种人：他在记忆公式、数字方面能力特强，一般人很难记住的数字，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对于记人的面孔、姓名，却属于“特弱”者一类。许多原本很熟悉的人，几年不见，不是把人家的姓名忘了，就是连面孔也忘了。罗俊与他不过一面之交，况又事隔九年，连姓名带面孔全都忘得干干净净，对他来说，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罗俊笑眯眯地继续说：“我是来接管中央银行的，后来原合作金库系统也划归人民银行管辖，我从遣散人员名单上看见了你的名字，就想过要把你找回来。我对你的历史不说了如指掌，也基本了解，知道你是个纯技术人员，从不参加政治活动，抗战中为国家立过大功，胜利以后反对内战，退出了军政系统，回家务农，后来在金融界工作。你没有跟蒋介石到台湾去，就证明你是个爱国人士，属于统战的对象。根据中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共产党一定会用你的。不过你已经被遣散，要回到本系统工作，必须经过党委讨论以后才能决定。估计问题不会太大的，即便因为遣散政策的关系本系统不便于安插，我也会把你介绍到别的系统去妥善安置。你尽管放下顾虑和一切不必要的思想包袱，耐心等待我的通知。”
一席话，说得池步洲心花怒放，频频点头，连连道谢。
池步洲回到家里，因为忘了抄来姚耐的电话，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他，详细汇报与罗俊谈话的经过，并且告知与罗俊在重庆的那一段交往。
一等等了两个多星期，罗俊那边还没有任何消息。池步洲不便于去催，又写了一封信给姚耐，请姚耐从侧面再催一下。
没过几天，人民银行人事部门的通知终于到了，通知池步洲于十一月一日到人民银行储蓄部报到上班。
得到这一消息，阖家欢乐，不可名状。
池步洲被遣散又被召还，出于三“巧”：一巧在外滩与何孝纯相遇，二巧在军管会与姚耐相遇，三巧在人民银行与罗俊相遇。多年不见的老友，相继出现，巧上加巧，这就是池步洲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的第二次体现。
事后姚耐告诉池步洲说：军管会遣散一大批银行界的高级职员，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大都走了，业务上不免捉襟见肘，难以开展，不得已，领导班子中有人提出不妨选择一批比较忠诚可靠的遣散人员回来工作，但还在酝酿阶段，并未形成决议。恰巧这时候池步洲找上门去，姚、罗二人就把池步洲作为第一个召还人员往上报。上级党委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意见不一，经姚、罗二人力争，方才通过。所以池步洲是最早获准召还的遣散人员。后来虽然还有人陆续被召还，但大都先经过一年半载的学习，才分配工作的。
如此说来，三巧之上，还应该再加一巧！
工资有继，用不着节衣缩食了。白须宾给池步洲定了一磅牛奶，用来补养身子。她总念念不忘内江那个看相先生说的话：四十四岁有大难。如今国泰民安，生活有着，还会有什么大难？最多不过是生场大病罢了。如果身体补养好了，到了明年，就可以什么病也不生，这场大难，不就可以脱过去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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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留用人员的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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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地方政府各部门，除了军队转业干部和新进干部之外，还有一种“留用人员”。
他们在业务上往往是骨干，但在政治上因为和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有过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往往被认为“不可靠”，至少不是“自己人”。
其中不少人则从“友人”逐渐转化为“敌人”。
解放后的一年半时间中，池步洲究竟是怎样完成从友人到敌人这种转化的呢？
一、高级职员，变办事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池步洲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储蓄科上班，职务是起草有关储蓄的文件和宣传品，职别是办事员，比科员还低，工资却仍是二百五十个折实单位，比科长还高些。这也许是罗俊他们为了摘去池步洲“高级职员”桂冠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但是考虑到他家庭人口众多，又保留了他高级职员的工薪。储蓄科内，一共有十几个人，连科股长在内大都是留用人员，其中有一个还是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因此同事之间，倒还好相处。
罗俊见池步洲家住郊区，每天上下班不但要倒好几次车，还要步行很长一段路，十分不便，就把杨树浦福禄街五十六号二楼的一套住房分配给他。
这是一座相当讲究的二层洋房，房间敞亮，走廊宽阔，煤气、电话、卫生设备一应俱全，一家七口住三间房间，还不算太挤，门口就有电车直达银行储蓄部，可谓方便之极。更巧的是：楼上楼下住的几乎全是原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当年介绍池步洲到上海合作金库工作的俞鸿光，有一个堂房兄弟叫俞鸿谟，本籍福建福清，是印尼华侨，三十年代初与另一堂房兄弟俞鸿猷同时到东京留学，因同乡关系与池步洲相识，交往颇为密切。池步洲之所以认识俞鸿光，就是通过俞鸿谟介绍的。余鸿谟忠厚诚实，寡言少语，但爱好文学，留学期间即与国内外进步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并搜集各种文学书刊，认真研究。抗战期间，他滞留上海，在租界区开设书店。胜利后倾向革命文化事业，与文化界进步人士如夏衍等合作，继续开办书店。上海解放后，正式出任海燕书店经理。解放初期，共产党对出版事业不像后期那样控制得十分严格，私营书店也允许出版一些书籍。海燕书店除出售外版书之外，也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一些文学书籍。
池步洲恢复工作以后，偶然得知俞鸿谟的近况，到海燕书店去看望他。谈起前一时期“几乎失业”的经过，俞鸿谟说：他书店里正要用人，如果当时去找他，也许就不用到军管会去求姚耐了。接着又说他书店里正在编辑出版一部世界文学家传记，依旧需要翻译方面的人手，问池步洲能否在业余时间帮他翻译点儿资料。池步洲满口答应。俞鸿谟就抱出十几本日文版的精装书来，里面有世界著名的文学家传，请池步洲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按译文字数计酬。
从此，池步洲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到海燕书店去一次，送去译稿，取回稿费。累计起来，每月大约也能收入七八十个折实单位。这在解放初期，就已经超过“不无小补”的范畴了。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恰逢月底，无钱办招待，去向俞鸿谟预支若干稿费，他也从来不加驳回。有这一笔“额外收入”，池步洲一家七口，生活还算过得下去。
俞鸿谟待人诚恳，事业心强，办书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可惜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也因与夏衍关系密切频频被批斗无法忍受愤而自杀了。
二、粉墨登场，新事新办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设在外滩的一座大楼内。经理张茂成，是解放军干部，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穿一身布军装，讲话和气，待人亲切。两个副经理都是留用人员，一个叫王惟中，本是个大学教授；另一个不久就被捕，当时并没有公开被捕原因，所以谁也不知道底细。此外还有正副两位党委书记：正书记姓马，资格老，年纪大，文化低，不善言辞，什么时候都是满脸含笑，平易近人。副书记姓陆，与马书记恰恰相反：资格浅，年纪轻，文化高，善于言辞，是个白面书生。经理、书记下面，设有人事、保卫、储蓄等若干个科股，科股长有的是解放军干部，有的是留用人员。储蓄科科长姓陈，副科长姓潘，科内还有一个股长姓汪，就都是留用人员。要论原来的地位，池步洲比他们都高。通过一遣散一召还，高级职员变成了低级职员，地位反而在科员之下了。
池步洲这个办事员，实际上是个文字秘书，不仅科内有关储蓄方面的章程及宣传品要他来草拟，就是部内开会，首长的讲话，也由他来记录。有一次开会，马书记讲话，讲得结结巴巴，缺乏条理。会后整理成文，发在人民银行的内部通报上。马书记看了，十分赞赏，对张经理说：“这是谁记录的？比我讲的好得多了。”
其实，池步洲生平最怕的就是做记录，因为他手耳不能并用，不能边听边记。科长让他做记录，他又不能不答应。结果是马书记的话讲完了，他的记录本上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好在他的记忆力极强，马书记讲话，也是认真地听了的，根据记忆，“笔述”出来，好像根据首长的授意做文章一般，行文布局，可就简洁流畅而有条理了。从此池步洲不但落下了个“储蓄部一支笔”的雅号，每次部里开会，记录一席，也非他莫属。至于他的记录都是怎么记下来的，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了。
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刚刚公开，各机关单位都有团组织，与党、政、工会共为四大支柱之一。青年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不但响应上级号召，带头做好本职工作，还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满口新名词，一脸进步相。年轻人思想简单，接受新事物快，要求积极进步，当然无可厚非。那时候的青年积极分子，主要在工作、学习方面表现自己，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一切业余活动如文娱、宣传、体育、卫生包括大扫除、刷墙壁等等，都积极带头，走在前面，还没有出现专门整人的“打小报告专业户”，党团组织也经常教育他们要与留用人员搞好团结，因此他们在部内都是受人尊敬的。
有一个叫吴天敏的山东姑娘，就是青年积极分子中的佼佼者。她不但工作积极，学习努力，而且漂亮文静，态度和蔼，不论大会小会，她都带头发言，口齿清晰，有条有理，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也是部内未婚男士的追求对象。
解放初期的上海机关里，单凭穿着服装，就能够判断每个人的身份：穿布军装的，当然是解放军干部；西装笔挺的，不用问都是留用人员；而穿人民装、列宁装的，则一定是新进人员，或者是留用人员中自愿改造自己的的积极分子。风气所及，人民装的势力越来越大，西服终于逐渐退出潮流。
在储蓄部里，有一项并无明文规定的例会，多则几个星期、少则一两个星期，必定召开一次。开会的时候，部里的领导干部轮流到会，只带耳朵和纸笔，不带嘴巴，虚心听取并记录群众的意见，不许当场反驳或解释。这种会议，开头几次留用人员是不敢发言的，一般都由解放军中来的小干部发难，新进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响应，最后才有胆大的留用人员提几条不关痛痒的意见凑凑热闹。正是这种“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把池步洲这个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给感动得热泪盈眶又佩服得五体投地。共产党领导干部这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作风，比起封建时代的从谏如流来，无论周公的三吐哺还是唐太宗容忍魏徵的直言，都无法比拟。再联系到银行系统印发的内部通报，用的都是前中央银行废旧印刷品的背面，按照古人所云“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之句，确认古往今来再也没有一个政党像共产党这样想人民之所想，因此相信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复兴中国，振兴中华。
解放初期，提倡“一面倒”，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幸福的明天”，把“苏联老大哥”的地位捧得很高，把“苏联专家”奉若神明。为援助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苏联顾问”成批而来。他们趾高气扬，“不学有术”，待遇特高，脾气极大，对待中国专家，往往暴跳如雷，蛮不讲理。中苏专家之间意见分歧，发生争吵，按照“一面倒”的处理原则，大板总是打在中国专家的屁股上，因此后来中国专家干脆不再出面争执，任凭苏联专家独断独行，以致闹出许多笑话。
上海人民银行储蓄部倒是没有苏联专家，仅为业务需要而从苏联进口一批财会办公器械，如手摇计算机、电动计算机、英文打字机、俄文打字机等等，而且一律用美元结算。苏联机器有两个特点，一是粗糙笨重，二是价格昂贵。同样的机器，如果买美国货或者日本货，不但机器精巧，价格大约能便宜一半儿左右。此事在留用人员中早就有人议论，只是不敢公开提出来而已。
池步洲是个头脑简单的书呆子，出于对共产党的一片热忱，发扬“主人翁”的积极精神，把这个大家都有意见的问题，拿到每月召开一两次的“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上当众向领导提出，认为买苏联机器不合算，浪费了外汇，建议改从香港进口质优价廉的美国货或日本货，以节省宝贵的外汇，用于更需要外汇的建设项目。
这一建议，如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在“破坏中苏关系”的大帽子底下，划为极右分子是跑不了的；如果再晚一年，在“大跃进”中提出，那么“勾结美帝国主义，里通外国”的罪名成立，“反革命”的帽子立刻就带上了。解放初期，对待留用人员的政策比较“宽松”，倒是没有立刻就扣上帽子。按照“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的立会原则，任何意见都是只许听不许解释的。但是这一意见不是对哪一位领导干部而发，而是对“一面倒”政策而发，因此“流毒”必须肃清，“恶劣影响”必须消除。所采取的办法，则是召开大会，由党组织出面“说清楚”。
大会上，先由不善辞令的马书记简单致词，说明召开这个大会的原因和目的，然后由能言善辩的陆副书记登台讲话。他首先泛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及前者必然取代后者的客观规律，接着描述苏联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对比，又比较具体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劳动人民身受残酷剥削过着非人生活、资产阶级用剥削所得穷极奢侈地过着腐化的生活，特别联系到美帝国主义对北朝鲜的穷兵黩武，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所必然导致的对外扩张侵略，等等。说得慷慨激昂，人人为之动容。
讲完了国内外形势，接着谈银行内部某些人的“糊涂思想”，也就是进口苏联机器不进口美国机器的问题：
“你们知道吗？苏联机器之所以贵于美国机器，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厂是国家的，工人是主人翁，不受剥削，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所以工资高，造出来的机器成本高，卖出来的价格当然也高。这个道理，大家难道还不理解吗？美国的工厂，是资本家的，工人是奴隶，身受残酷剥削，剩余价值主要归资本家所有，工人的工资低得很，生产出来的机器，卖价当然就低了……
“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工人是阶级弟兄。买苏联的机器，让苏联多赚点儿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买美国机器，等于让资本家多赚钱。助纣为虐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是绝不会干的。多花点儿钱买苏联机器，这钱好歹落在自己兄弟国家手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难道真不懂吗？这点儿国际主义精神，你们难道就没有吗？”
大家听了这一篇妙不可言的高论，方才恍然大悟，连说：“原来如此！”“有理，有理！”大有“聆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死脑筋们”也开了窍，豁然开朗了。从此关于购买苏联货不合算的话头，再也没人提起了。
解放军进城，突然接收无数机关、团体、企业，要养活许多留用人员和自己的大小干部，实非易事。解放军这一次进上海，与当年进延安或进驻广大农村不一样，绝不是依靠开荒、收税图一个军民有饭吃有衣穿就算尽了财政之责。上海这个地方，由帝国主义、国民党、黑社会共同经营了几十年，是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都市，一向被称为是“冒险家的乐园”，真是经纬万端，头绪纷繁。如何闯过经济这一关，实在是共产党能不能久占上海的关键所在。
解放初期，共产党的大小干部确实艰苦朴素，清廉无比，深得人心。老百姓刚从国民党贪官污吏的统治底下解放出来，两相对比，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经济问题自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心的向背为转移。解放前的物价飞涨，纸币贬值，老百姓深受其害，心有余悸，对纸币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来了，用折实单位发放工资，可免物价涨落生活无着之苦，使物价趋于稳定，解除了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通货膨胀，对纸币的不信任感也逐渐消失。这是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的一大胜利。但是财政之道，必须使货币回笼，方能保持收支平衡、保证币值稳定；而货币回笼之道，除税收及国营企业利润上交之外，鼓励人民储蓄，也是重要手段之一。
人民银行设储蓄部，顾名思义，如何增加人民储蓄，当是其职责所在。池步洲进入储蓄部以后，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经留用人员中富有经验的高级职员研究讨论后，建议发行有奖储蓄，分整存定期和零存定期两种，既有比活期存款较高的利息，又有中奖获得巨款的希望，颇具吸引力。这一建议经报请上级批准以后，终于付诸实行。
池步洲既然是储蓄部的“一支笔”，则所有实施办法与宣传材料当然都由他执笔起草，自不待言。有奖储蓄券发行之后，储蓄部人员全体出动，或作街头宣传，或摆摊销售，收效颇高，不久全国各大城市即相继仿效，成为主要储蓄品种之一。
但是不久之后，有奖储蓄又取消了。理由呢，主要是说抽签中奖的做法，近似于赌博，与社会主义经济不合拍、不协调，更不能鼓励、培养人民群众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云云。
三、抗美援朝，长子参军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 美帝国主义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北朝鲜；九月十五日，又纠集十五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北朝鲜仁川登陆，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中国人民响应共产党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在全国范围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学生报名参加志愿军，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工作者志愿到前线参加运输和救护。于是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就在全国普遍掀起了。
由抗美援朝运动引发的参军、参干宣传活动，在上海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的青年积极分子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敲锣打鼓地上街游行，喊口号，贴标语，不但自己积极报名，而且进行本单位职工在学子女的调查，动员家长们鼓励适龄子女也去报名参军、参干。参军，当然是参加志愿军，立即开赴朝鲜前线作战；参干，则是参加国内的军干校，是志愿军干部的预备梯队。至于报名以后是参军还是参干，则由组织分配，个人没有选择权。
池步洲的长子哲雄，一九三五年生于日本，当时还不满十六周岁，正在忻忻花园附近的一所中学里上高中。他是住校的，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上到校。学校是青年集中的地方，参军、参干运动当然进行得更加热火朝天。限于年龄，只有高中学生才有资格报名。哲雄当时正上高一，刚刚“够格”。孩子回家的时候，也曾问过父母：学校里动员学生参军上前线，自己是否报名。池步洲则认为：第一，孩子年龄还太小，当兵打仗，至少应该年满十八周岁；第二，把一批从来没有打过仗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不经训练就送到前线去，用小米加步枪与武装到牙齿的最现代化军队作战，是欠考虑的；共产党有一支打败了蒋介石六百万现代化装备军队的解放军，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抗美援朝固然义不容辞，但为了保证胜利、减少伤亡，应该派这支久经考验的军队去，不应该让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青年去。因此，他坚决反对孩子报名。银行里的积极分子们问起他孩子是否报名的时候，他也以孩子年龄还小为辞。
有一天，池步洲下班回家，刚刚吃过晚饭，天还不黑，忽然门口敲锣打鼓，一支报喜队涌了进来。当时这种报喜队满街都是，池步洲也不以为意。没想到锣鼓一直敲到了楼上来，一张大红喜报，贴到了池家的房门上。池步洲出去一看，原来是银行储蓄部的积极分子们组织的报喜队，当即由一名代表大声宣读喜报的内容：原来是哲雄在学校里报名参军了。
这一下，池步洲立刻沉下脸来，大声说：儿子报名，没有得到家长的同意，不作数，不作数！并撇下报喜队不顾，当即赶到学校去质问班主任老师：我儿子不满十八岁，还没有自主权，一切行动都要征得家长同意之后方才生效。他报名参军，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报了名也是无效的。班主任被质问得哑口无言，迟疑了许久，方才答应把哲雄的名字从报名册上划掉。
池步洲盛气而去，满意而归。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自己认定了的事情，就不管不顾，一条道儿走到黑，九头牛也拉他不回来。
他这一招儿，可把儿子给害苦了。他前脚刚到家，儿子跟脚就到，噘着个嘴，诉开了委屈：学校里大会小会动员，凡是爱国青年，都应该响应祖国号召，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斗争的最前线去。尽管谁也没有说不报名的就不爱国，可又人人都这样认为。如果报了名再反悔，那可就要被人人所不齿了。在那个年代，一个中学生，要是被多数人认定是个不爱国的落后分子，必定被老师、同学所看不起，他在学校里还呆得下去吗？这样做的最后结局，必定是受到师生们的轻视与唾弃，除非从今以后不再上学读书了。
为此，小哲雄苦苦哀求爸爸：要么明天一起到学校去以家长的身份再次为儿子报名，要么办理休学手续，从此不去上学。
池步洲虽然有五个子女，最爱的却是这个长子。听了孩子诉的委屈，想想自己所为，也确实过于孟浪。在当时那个人人追求进步的社会里，要他承认自己不爱国，不是等于要他的命吗？池步洲自己当然是爱国的。不爱国他能在一九三七年毁家赴国难？他之不同意儿子报名参军，只是认为国家还不到需要十六岁的孩子上前线的时候。
他的考虑是完全合乎逻辑推理的，但却不合乎那个时代的行动准则。
经过一夜的反复考虑，第二天一早，为了孩子能够继续在同学们面前站立起来，他终于违心地带着儿子一起到学校去向班主任老师道了歉，要求恢复报名。
按他的想法，动员报名，是全校性的，真正批准，校方也不会不考虑学生的实际年龄。
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与人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如果池步洲不到学校里去演出这一场，他这个不满十六岁的儿子，也许还真选不上，经他这样一亮相，不批准他的儿子，似乎有点儿对不起他。于是，在高一年级仅有的两三名荣获批准者中，终于有了池哲雄光辉的名字。
不过，新兵集中以后，领导上也觉得把这样小的娃娃送到朝鲜前线去打仗，有点儿近似于玩笑。于是，几经审查，这个十六岁的孩子，最后没有送到朝鲜，而是被送进了军干校，成为第二梯队的预备军官。
四、山雨欲来，请君入瓮
一九五○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和参军运动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镇反运动”前奏的《反动党团分子登记条例》公布了。凡是加入过国民党，在党、政、军等部门担任过职务的旧人员，不论是留用人员还是闲居在家，一律要向政府设立的“登记处”进行登记。
“登记处”在各机关、单位、街道普遍设立，人民银行储蓄部当然也不例外：腾出一间大房间来，门口挂着牌子，里面坐着好几个面孔陌生的人在办公，估计是公安系统派下来的。这种登记，因为只限于在旧人员中进行，所以并不召开动员大会，而只是召集“有关人员”开小会。池步洲当然也在被召集之列。
主持这种小会的，除张经理和几位部内的干部之外，还有“登记处”那些不认识的干部参加。张经理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搞这样的登记，目的只是为了对大家的过去情况有所了解，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积极主动地踊跃登记，这对大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张经理说话的时候态度和蔼，口气轻松，嘴角挂着微笑；但是外来的人员一个个全都态度严肃，目光炯炯地在与会者的脸上扫过来，扫过去，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给人以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感觉。
池步洲虽然也被叫去参加了两次小型的动员会，但是思想上对于“反动党团分子”中的“反动”二字的界定，颇有点儿搞不清楚。按他想，“反动党团分子”，大概是指那些杀人放火、祸国殃民的军阀、土匪、汉奸、卖国贼而言，与一般公务员无关，特别与他这个抗战期间有过巨大贡献的爱国人士“勿搭界”。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可能在那么多遣散人员中最先复职呢？他反复思考：“我有什么反动？我从来没做过坏事，爱国而且有所建树，为人所共知。虽然加入过国民党，但只是一个挂名的党员，在党内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务活动。对于共产党，以前从没有说过一句坏话，现在是衷心拥护；而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特别是‘金元券’的坑害百姓，我人前背后，骂得可凶呢！像我这样清清白白的爱国之士，怎么可能‘反动’呢？”
正因为池步洲认为自己与“反动”二字不沾边儿，所以对这个“登记”漠不关心。让他去听了两次会，也以为领导找错了对象，这样的会，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去参加。以后部内多次召开这一类小会，张经理都来通知他参加，笑嘻嘻地说：“老池呀，你还是去听听的好！”但他认定“我与反动无关”，一概拒绝。积极分子们似有意似无意地告诉他：某某人已经登记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底下的“潜台词”，当然是“你也去登记吧”。但是池步洲认定：罗俊都说我是个不问政治的纯技术人员，我又不是反动分子，登记个屁！
不久，“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在社会上逐渐公开化、白热化，报纸、广播每天号召反动党团分子从速登记，否则将对自身不利。敏感的人，有过反动身份的人开始惶惶不安起来，有的逃离上海，有的辞职不干，到外地去避风头，有的人怕不去登记要被捕、被杀，赶紧到“登记处”去登记。最紧张的时候，街道上的“登记处”门口居然排起了长龙！
储蓄部有一位留用人员，曾经当过某市的市党部委员，眼看形势越来越紧，自己以前的职务又确实够得上“反动”二字，张经理召开的小型会议又次次有他，知道躲不过去，也不敢再拖，就第一个挺身而出，办了登记手续。这一来，部里到处都在议论这条特大新闻。当局也抓住这一典型事例开展宣传：位居市党部委员要职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尚且不隐瞒自己的反动职务，我们也没有对他怎么样，你们等而下之的小人物，还有什么可以值得顾虑的？何必等待观望？
这一来果然立竿见影，“登记处”不再门庭冷落了，部内留用人员中历史上有过一官半职的人，纷纷去登记；而那位“市党部委员”也颇春风得意，照样“安心工作”，似乎天下从此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这种形势下，池步洲的思想并非死水一潭，不为所动。他虽然没有当过什么市党部委员，在党内没有什么高级职务，但毕竟是国民党少将，而且是军委会的少将，尽管并不反动，至少地位不低，似乎也符合“登记”的资格。然而他自认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爱国者，如果前去登记，岂不是等于承认自己是“反动派”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里面，有一个汉语语法方面的认识问题。按照公布的登记条例，“反动党团分子”，指的是“反动党团”中的一“分子”，“反动党团”是与“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向对应的。国民党、三青团等等，属于“反动党团”，自无疑义，因此凡是国民党、三青团中的成员，都应该进行登记。按照池步洲的理解，“反动党团分子”，指的是“反动”的“党团分子”，只有反动的党团分子，才应该登记，我是进步的、爱国的党团分子，当然不在登记之类。
于是乎南辕北辙，牛蹄子两掰着了。
池步洲的性格，属于“拗脾气”，用上海话来说，就叫做“弄堂里扛木头”，只能直来直去，不能拐弯儿。他既然对“反动”二字十分反感，又认定自己绝不反动，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是反动分子，当然不能去登记，且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这样又过了一阵子，社会上、银行内，凡是与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沾点儿边的人，基本上都去登记了。一天，池步洲偶然与黄咸益相遇。黄咸益是当年池步洲单枪匹马在重庆两路口民居中为军政部破译日本外交密电码时期的两个收报员之一。成立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以后，他也合并过来，还当他的报务员。后来调到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手下当科长。蒋介石从大陆撤退，他没有跟着去台湾，而是到了他的原单位上海电信局工作。照他想，他是个凭本事吃饭的技术人员，无所谓政治倾向，反正给国民党抄报发报，给共产党也是抄报发报，至于电文内容，他根本就一无所知。现在既然政府要求登记，他立刻响应，很早就去登记了。当然照常工作。所以碰见了池步洲，谈起了这个热门话题，也是苦口相劝，要池步洲赶紧登记，不要抱无所谓态度：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是个来自国民党阵营中的人，不去登记一下，万一共产党以此为由说你不老实，加以治罪，岂不是授人以柄，自己给自己凑条件吗？尽管池步洲当时大不以为然，回家想想，他的话似乎也不无道理。于是又犹豫开了。
那一段时间，说他思想上没有负担，处之坦然，那是假的。患得患失、疑神疑鬼，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池步洲也不例外。他忐忑不安，踌躇彷徨，左思右想，两头为难。
想来想去，终于被他想出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妙计来：正式去填表登记，等于承认自己是反动分子，他当然不干，这是“原则问题”，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步。但为了说明自己不反动，让主持登记工作的人也知道他不反动，这就需要让人家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历史。办法呢，就是把自己半生的经历详细地写出来，送交登记处参考。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填表，不构成“登记”的事实，一方面又可以让公安部门了解自己半生中的所作所为，并借此表明自己是个既清白又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人。
主意打定，他用整本练习簿密密麻麻、详详细细、实事求是地写了自己一生的光荣历史。本来事情这样做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觉得意犹未尽，还应该明白说出自己不属于应该参加登记的反动分子一类，于是笔锋一转，在文末附上了这样几句话：“像我这样对抗战胜利立过大功的人，如果还要作为反动党团分子来登记的话，那么全中国的人都要登记了。”
他把这本练习簿送交“登记处”， 却拒绝“填表”。从此再也不理“登记处”的茬儿。
事后池步洲曾经总结自己及许多人一生中的所作所为，认为：“人之患在于无知，而其犹烈者，莫过于无知又加自负。”解放初期，他对共产党的政策一无所知，而又以有功于国家民族而自负，觉得有恃而无恐，于是才会白纸上落黑字地写出上面这样一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狂妄”的话来，没有他的好果子吃，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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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昔日英雄变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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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四·二七”大逮捕，池步洲锒铛入狱。他自认“抗战期间有功，解放以后无罪”，与审判员据理力争。但是当时形而上学猖獗，真理被歪曲，功臣被审判。法律制度不健全，没有辩护律师，一切都从“想当然”出发。不认罪就不释放、不给吃饱、不许洗澡、不许写信、不许与亲人见面。不是刑罚，胜似刑罚。
一条铁铮铮的汉子，一个有功无罪的英雄，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一、粉墨登场，经理演戏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廿二日丁酉，是池步洲终生难忘的日子。
谷雨刚刚过去一个星期，江南的气候已经相当温暖，姑娘们的花裙子早就招摇过市了。这一天虽然是星期五，全上海的职工们，并不迷信，都像往日一样照常去上班，池步洲当然也不例外。
由于五一节即将来临，储蓄部的职工，凡是手头事情不多的，都去协助工会宣教干事布置环境，做庆祝五一节的准备。池步洲已经好几天没有什么任务了，就到工会办公室去剪剪贴贴，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四点，方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就在这个时候，张经理走了进来，笑嘻嘻地说：“老池，下了班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个小会，大家谈谈。”
池步洲满口答应。以前每次开“反动党团分子登记”会，都是在“登记处”召开，这次的会既然在经理办公室开，当然是业务上的会议无疑。
下班铃响，同事们互道再见，陆续走了。池步洲请住在福禄街的同事给家里带一句话：有个小会，要晚点儿回家。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气候宜人。从窗口下望外滩马路上，行人熙来攘往，好一派升平景象。周围的气氛，看不出有任何异样。
过了一会儿，池步洲就往四楼经理办公室走去。张经理看见，起身招呼让座，十分亲切，说是开会的人还没来，再等等。过了十几分钟，保卫科长来了。因为都是熟人，池步洲也不怀疑有什么变故。保卫科长一到，就打电话，催开会的人快来。对方回答，手头有些事情放不下，还要过一会儿才能到。张经理就说：看样子要耽误吃饭了，不如先叫几碗面来吃了再说。那时候，上海街头每到上下班时间，到处都是“普罗食摊”，中西餐俱备，什么肉丝面、鸡汤面、牛肉面应有尽有。于是保卫科长就下楼去叫来了三碗面，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聊着。
池步洲怕家里人等他吃饭，给福禄街宿舍打了个电话。电话并不是装在他家里，就没让白须宾来接，只请街坊传一句话就算了。
张经理往常说话不多，这天却一反常态，谈锋特健，说完了山南说海北，把许多陈芝麻烂谷子都翻了出来。三个人吃完了面，“开会的人”还不来，张经理频频让保卫科长打电话催，每次回答都是“快了，请再等等”。
如果换了别人，根据现场情况，谁都会猜出今天的“会议”绝非一般。碰上这个池步洲，本来就是书呆子一个，既不会察言观色，更不懂动问请教，傻呵呵地人家说什么他听什么。张经理急得火焦火燎，坐立不安，他还劝人家不要着急，多等一会儿不要紧的。
池步洲这人一生俭朴，不但不抽烟，连茶也不喝。经理和保卫科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却只喝白开水。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一等等到九点来钟，“开会的人”终于来了，而且来得非常突然：经理室的门猛地被撞开，闪进来两个三十多岁的彪形大汉，穿一身黑布便服，目光灼灼，气势汹汹，进门以后，就大踏步并排向池步洲冲来，只问了一声：“你就是池步洲吗？”既不出示逮捕证，也不出示身份证，更不由分说辩解，池步洲刚答应一个“是”字，其中一个就拿出手铐，另一人则扑了过来，用力地把他的双手拧向背后，同时喊了一声：“你被捕了。”与此同时，“咔咔”两声，铐上了手铐。所有这一切，从他们进门到铐上铐子，一共不过半分钟时间。行动之敏捷，堪称“神速”，可证训练有素。
池步洲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晕头转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情，只听得那两人对张经理说：“我们还有任务，你们好好儿地看住他。”说着，就转身匆匆地走了。
从他们进门到离开，总共不过一两分钟。如果以这个速度计算，在这以前和以后，这一晚上，他们两个足足能够逮捕上百号人的。
两个便衣儿走了以后，池步洲心慌意乱，声音发颤地质问张经理：“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犯什么罪了，要逮捕我？”
张经理过去把房门关上，就在靠门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把住了出路，脸色却红一阵青一阵，尴尬极了。但他还是强装笑脸，好言劝慰说：“老池，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放心好了。你有才学，这我们都知道的。领导的目的，不过是要你提高一下认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放心去学习吧，过一段时间，会让你回来工作的，那时候，还要让你担任更加重要的工作，咱们又能在一起了。”
保卫科长已经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守住了窗口，也同声附和地说：“你不用担心，不过是学习学习，很快就会回来的。”
接着两人一唱一和，又说了许多宽慰的话。池步洲将信将疑，听听他们的话，说得倒真动听，而且态度和蔼，始终是笑嘻嘻的；看看眼前的事，却与他们说的大相径庭：天下哪有反铐着双手送人去学习的？这不分明是骗人的谎言么？
这时候，说什么宽慰的话都没有用了。关键是“且看下回分解”。但是那两个彪形大汉匆匆离去以后，就再也不回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池步洲要求给家里打个电话，经理又不答应，说是到底上哪儿去，他也不知道，要等这事儿搞清楚了以后，明天由他去通知。
池步洲只好颓然地在沙发上坐着。从九点等到半夜十二点整，刚才吃的一碗汤面和喝的白开水，经过血液循环进入了膀胱，憋得池步洲脸都红了，手也瑟瑟发抖，万不得已，只好要求上厕所。保卫科长犹豫再三，还是不敢放他一个人到盥洗室去，连“随后保卫”也不敢，宁可屈尊把墙角的一个痰盂端来，要他就在办公室里小解。但是背铐着双手，怎么解扣子呢？事情既然到了不能“自理”的地步，也真难为了这位保卫科长，只好完全彻底地“代理”了。──幸亏他只是要求小便，如果要求大便，保卫科长不仅要解裤带，只怕还要给人家擦屁股哩！
其实，逮捕像池步洲这样的文弱书生，不比逮捕江洋大盗，完全没有必要上背铐，甚至连正铐都不必，只要“划地为牢”，他就会乖乖儿地坐等起解的。
十二点钟以后，窗户外面不时响起警车的呼啸声。到了这时候，池步洲方才明白过来：今夜的逮捕，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也许还是一大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警车一辆辆地呼啸而过，间隔很短，可见今夜所逮捕的人，数目一定不小。
经理和保卫科长职责有关，不敢离开“雷池”一步。好听的话说得太多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何况面前这个囚犯根本就没有反抗和逃跑的迹象，似乎也用不着在他身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于是两人的嘴全都紧闭起来，只是睁大了四只眼睛，瞪着池步洲，以防他突然站起来夺门而逃或从窗户跳下楼去自寻短见。
凌晨三点钟光景，池步洲十分不好意思地又要求小便了一次。这时候天色渐渐开始泛白，门上忽然响起了剥啄声，经理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名解放军和一名便衣儿，但不是早先来过的那两人中的一个。他跟保卫科长打了个招呼，即示意那两名解放军把池步洲押走。
经过一夜的疲劳战，张经理总算平安地完成了任务，眼看即将撤出“战斗”，他不无解脱轻松地向池步洲招招手：“老池，你安心地去吧，再见！”
池步洲在带枪的“卫士”前后护卫之下，步履蹒跚地走出了银行大楼。街上路灯昏黄，沿路都有解放军站岗，看样子是戒严令还没有解除。一行人来到南京东路外摊，只见这里有一大批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包围着好几百名全都反铐着双手的被捕者，大家都神色黯然，或低头沉默，或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话。池步洲被推进了人群，押解的便衣儿和解放军就走开了。他四面看看，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只得也和众人一样默默无语地站着，心里在琢磨下一步将会如何。这时候恰好有一个便衣儿迎面走来，他没头没脑地冲人家一点头，问了声：“同志，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呀？”
那人眼睛一瞪，声色俱厉地回答：“谁跟你是同志！”
那年月，留用人员之间，互相以“先生”称呼；对有职务的干部，以“经理”、“科长”称之；对于不认识的人，除年老者外，一律以“同志”称之，解放近两年来，在社会上早就已经习惯了。就这一声当头棒喝，池步洲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已经不再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是阶下之囚了。
天色蒙蒙亮，开来十几辆公共汽车──上海市各公安分局的警车数量不多，平时抓人，还能应付，像这样的全市大逮捕，根本不够用，所以临时租的公共汽车，用来转运已经抓到的犯人──在持枪解放军和便衣儿的呼喝推搡下，一一被塞进车厢。车少人多，不但一律不许坐下，全部站着，都已经肩碰肩、脚碰脚了，还要往里塞，一直塞到再也塞不进去为止。每辆汽车，都像一个装满了沙丁鱼的罐头。由于每人都被背铐着双手，无法攀扶，因此每逢汽车突然刹车，人们就会东倒西歪，哇哇直叫。好在车内本来就塞得满满的，人们不过互相挤压一下，倒是不会摔倒的。
全市戒严，时间也还早，路上绝无行人，所以车子开得很快。没过多久，就到达终点：一处有高墙围绕的楼群。
所有汽车都直接从大门开进去，在广场上停下。然后大门咣当关上，上闩加锁，接着车门一辆辆打开，命令沙丁鱼们自己走下车来。
押解的解放军和被押解的犯人们全都松了一口气。一方是平安完成了任务，没出什么问题；一方是可以活动活动身子，不再当沙丁鱼了。最令被捕者感激涕零的，是上来一批便衣儿，把所有被捕者的铐子一一打开。池步洲从昨夜九点钟上了背铐，到现在足有六七个小时了，两臂酸痛麻木得几乎失去了知觉，打开与不打开，也差不多了。
池步洲还在幻想：这里大概是什么集训的地方吧？张经理不是说：好好儿学习，不久还要回去工作吗？
一个干部模样的独臂人，健步走到众囚犯面前。开始训话：“……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终究逃不脱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最后还是被送到监狱里来了。……你们都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出路只有一条：端正态度，交待罪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旁边有两个人小声嘀咕：
“这回完了，送进提篮桥监狱里来了。”
“进提篮桥监狱，算是咱们有福气，祖上多少积过一点儿德的。要是把你送进分局拘留所去，不说别的折磨，单是那每天一稀一干两顿填不饱肚子的饭，就能把你饿死了。”
……
一切都明白了，原来这里就是监狱！
池步洲突然想到：啊，五年前内江的那个看相先生说我四十四岁有大难，原来是牢狱之灾呀！？既然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一关，我又不肯听从他的劝告在家乡安心务农，致有此劫，如今是自作自受，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一切听天由命了。
二、自作自受，锒铛入狱
提篮桥监狱，正名儿叫做“上海市监狱”，当地人称之为“西牢”，因为建在杨树浦提篮桥街，所以习惯上都称之为“提篮桥监狱”。
这个监狱，本是上海租界时代“大英帝国”对中国人民的恩赐，也是西方文明在东方古国的具体体现。根据所谓的“领事裁判权”，租界内的中国百姓，概由英帝国主义者逮捕、审判、关押，中国方面无权过问。因此，这座监狱也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标志。当时的上海，是东南亚最大的都市，提篮桥监狱，则是东南亚最大的监狱：大墙里面，一共设有八座男牢、一座女牢、一座专门关押洋人的真正的“西牢”、一座监狱医院。每座楼房，能关一千人左右，十座楼房加上一座医院，一共能关押一万多犯人。对于上海这个犯罪率极高的“冒险家的乐园”来说，设立这样巨大的监狱，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它的吞吐量大，从租界时代到解放以前，这里还从来没有“满员”过。
在晨光下，依稀能看见一座座的楼房上有许多带铁条的门窗，这就是牢房。独臂监狱长训完了话，被捕的犯人分几拨由全副武装的民警押解着，送进监房。池步洲被押解着进了二号楼，又爬了近一百级楼梯，到了第四层的“中厅”，已经气喘吁吁。这里有一个年轻的值班看守，坐在一张桌子面前监视着左右通道里的动静。武装民警把名单和犯人一起点交给他。他逐一在名单上编了号码，拿钥匙先开开通道的铁门，把犯人们都轰了进去，然后依次打开一扇扇牢房门，把犯人们按编号一个个塞进监房里。
天色虽然已经亮了，但还没有到起床的时间，原来呼呼大睡的犯人被开启铁门声吵醒，有的嘟囔了几句，翻个身接着再睡，有的就用粗话骂娘。遇见骂得十分难听的，看守就大声训斥，然后吩咐监房里的“号头”安排铺位，让新来的犯人睡下。
池步洲被关的监房，进身大约有二米五， 宽约二米，属于“一步楼”式结构：一进门有一块进身约半米的水泥地面，左边靠墙放着一个马桶；剩下的全部面积，是半尺高、两米见方的木板“统铺”，大小跟一张老式的双人床差不多。按照原设计，一间牢房只关一个人，最多不过关两人，现在铺上已经有四个人头朝铁门睡着。看守叫醒了“号头”，让他给“2444号”也就是池步洲安排铺位，铁门就在身后“咣啷”一声关上了。
这里的犯人编号，第一位数是牢房编号，后三位数才是犯人的编号。池步洲的编号是2444，表示二号监、第四百四十四号犯人。第一二号监，关的大都是政治犯或重刑犯，流氓小偷儿之类，大都关在七八号监。池步洲乍一听见这个号码，心里一悸愣：我今年四十四岁，怎么我的号码也是四十四？难道“四”与“死”同音，真的不吉利么？
“号头”是狱方指定的“小组长”，也叫“学习号”，一般都是进来时间较长、认罪态度较好、肯于靠拢政府帮助政府做工作的犯人。按照惯例，他睡的是右边靠墙的铺位，而睡左面靠墙铺位的犯人，脑袋正好冲着马桶。──睡觉头朝外，是监狱里的规矩之一，大概是便于狱警查监吧。
号头吆喝了几声，让其余几个犯人往右靠靠，对装睡不理的犯人，还动手拨拉推搡，在嘟囔叫骂声中，终于在左面墙脚腾出一尺来宽的地位来。号头让池步洲和衣躺下，还多少也匀给他一角薄被，没再说任何话，就各睡各的了。
最后一个进来的犯人，睡最后一个铺位，脑袋冲着马桶，是监狱里不成文的规矩。
池步洲突然从尚称宽敞舒适的家庭中被投入这样拥挤狭窄的监房，闻着马桶的尿骚味、犯人的汗腥味、屁臭气和口臭气，听着同监房甚至隔壁监房犯人发出的“呼呼”鼾声，想想自己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却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看待，再想想妻子儿女们现在一定在撕心裂肺地呼喊哭叫，哪里还有一丝儿睡意？眼睁睁地看着鸽子笼似的监房和通道上射进来的昏黄电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根本无法合眼。
好在过不了半个小时，起床的哨声就响了，号头督促大家起床，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最后全都靠墙盘腿坐下，等待看守来开门带出去洗脸、刷牙、倒马桶。
池步洲刚刚被捕，家里还没送来洗漱用具，只好暂时将就，在牢房里的习惯说法，就叫“克服克服”。人一进了这个门，不管你有罪没罪，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就一律在前面加上一个“犯”字，而“犯”字是带“反犬”旁的，至少有一半儿已经不是“人”了，还能讲究什么？
监狱里每天开两顿饭：上午九点开一顿，下午四点开一顿。按规定，未决犯每人每顿一饭盒饭，份量大约是三两，由大伙房的刑事犯炊事员按人头份儿送到各监房门口，各自取食。菜当然是素的，就浇在饭上面。监规规定：每顿饭，饭菜都必须吃完，不许剩下，更不许浪费，要是发现谁糟蹋粮食，下一顿饭就要停止供应了。
九点过后，早饭送到。犯人们等急了似的慌忙抢到手里，有滋有味地吃着，像是美味珍馐。号头把剩下的一个饭盒放到了池步洲面前，糙米饭上面浇着一勺雪里蕻豆腐。这时候池步洲心中好像烧着了一团火，一点儿食欲也没有，连看都懒得看。号头说：凡是新来的犯人，开头一两天都是这样。别说是糙米囚粮了，就是鸡鸭鱼肉，也难以下咽的。三天一过，这样的糙米囚粮，就会变成山珍海味。他问明了池步洲确实不想吃以后，就把饭平分给了大家。
吃过饭，把空饭盒送出门外，犯人们就坐在铺位上，听号头给新来的犯人读《监规》。这是例行公事，也是当号头的职责所在。按《监规》规定，犯人之间，是不许说出各自的姓名，更不许谈论案情的。但是规定是规定，只要查监巡视的看守不在门外，低声地互相交谈几句，号头并不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