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张朴把崔人凤从监狱里提了出来，派一辆吉普车，亲自押送到白艳秋家里，让他们在客厅里坐着谈判，张朴则回避到客厅外面坐等。不久，他们就谈妥了。白艳秋开门出来，要求张朴把崔人凤的手铐开开，好让他亲笔写解除婚约协议书。张朴见事情很快谈妥，心里高兴之极，哪里还会多想？果然掏出钥匙来把崔人凤的手铐给开了。
一会儿工夫，一式两份的协议书写好了。正要签字，崔人凤忽然说肚子疼得厉害，要去一趟厕所。这种事情，张朴当然没有理由说不许。当即亲自把他带进卫生间，自己在门口立等。一等等了有十多分钟，还不见崔人凤出来，张朴连连敲门，不见里面有动静。推开门一看，卫生间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人影儿？张朴急了，赶紧回到客厅找白艳秋，却连她也不知哪里去了。找遍了所有房间，竟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这一惊，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再回卫生间去看，只见浴缸前面挂着帘子，拉开帘子，才发现这个浴缸是没有底的，下面直通地下室。
事情到了这一步，傻子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了。急忙赶回监狱，查问崔人凤犯的是什么案子，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军统特务，而且还是的大头目。这个所谓的白艳秋究竟是什么人，也用不着再问了。张朴知道事情严重，不敢马虎，立刻主动向组织上坦白交待了上当受骗的经过，请求处分，并在当天就被关进了禁闭室。
张朴在禁闭室里，越想越觉得可怕。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已经无法宽恕，轻则判处无期，终身关押，重则枪毙，以儆后效。总算领导上考虑到他参加革命二十来年，功绩显著，又是光棍儿一条，并不是乱搞，在这样的前提下失去警惕性，也还是可以原谅的，所以只关了他六个月，党内给个处分，就调到上海来担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处主任。
张朴来到上海，陈毅市长很关心他，几次打电话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教育他，鼓励他，还通过组织关系为他物色到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大学生结为夫妻，在一九五三年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三十六岁得子，当然高兴得了不得。如果从此心满意足，不但家庭美满，前途依旧无量。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看看上海的资本家，娇妻美妾，衣食住行，优裕之极；看看中央首长，经常出国参观访问，威风之极；再看看自己，领的是固定工资，住的是机关宿舍，穿的是干部服装，总觉得过于寒酸，也对不起老婆孩子。
事有凑巧：上海金星金笔厂来推销产品，他灵机一动：心想金星金笔可是名牌货，在东南亚各国享有盛誉，只是现在运不出去，所以产品滞销。如果自己能够以华东军区后勤部的名义把产品包销下来，再转手运到东南亚去销售，不但获利一定很大，还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到印度尼西亚去旅游一番，饱览异国情调。利欲一熏心，就痰迷了心窍，胆子也大了起来，竟以军区后勤部的名义跟金星金笔厂签订了一份产品包销合同。
想得天真，干的却是一件笨事。
上海金星金笔厂凭定货合同向人民银行申请了生产资金贷款，完成了合同规定的生产任务，把全部产品按照要求发到十六铺码头，就要求张朴付款。张朴开出一张专款专用支票，就把全部金笔装上轮船，准备外运。金星笔厂拿着这张支票到人民银行归还贷款，人民银行发现中央军委并没有这笔专款，一面宣称支票无效，拒绝付款，一面急电请示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下令责成华东军区追查，发现是张朴假公济私，立即扣住了待发的轮船，并把张朴逮捕入狱，追回全部货款，来一个从轻发落，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送到板箱厂劳改。
事情闹大了，陈市长还是亲笔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教育他，鼓励他，他又领会错了，以为陈市长不忘故旧，还会为他开脱。于是在板箱厂摆起了老资格，不服从管教，不肯好好儿劳动，不遵守监规纪律，还拿出陈市长的亲笔信来张扬，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别人上班，他到处游逛，因此得了一个“活扳子”的外号。管教干部拿他没有办法，反正他走不出监房大门去，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管他。
张朴的老婆是个大学生，是“组织动员”结婚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和共同语言，加上上海姑娘一向不喜欢苏北人，张朴一进监狱，就和他离婚了。所以张朴在监狱里没有任何接济，生活当然比别人要清苦得多。他自己一摆老资格，就有那好事的犯人拿话将他说：“你在南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也不过关了六个月禁闭就完事；你这件案子，不过是利用职权的经济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像你这样的老革命，如果提出申诉，一定可以提前释放的。陈市长现在已经调到中央去当外交部长了，你还不赶紧写份申诉书到最高法院去申诉？”
张朴觉得此言有理，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没过多久批文就下来了，结果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张朴的案子是重刑轻判，撤消了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判决，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张朴希望落空，态度更加蛮横起来。管教组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据实上报。不久，张朴就被送回提篮桥监狱去了。
三、投石问路，自作多情
有一天，池步洲被训导员叫去，很久才回到办公室里。他见左右没人，这才悄悄儿地对陈一新说：“今天来了两个外调人员，问的是抗战期间胡风在重庆跟我都有什么来往，见过几次面，都说了些什么。那时候，胡风跟我不过是很普通的朋友，我怎么记得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从他们问我话的口气分析，胡风可能出问题了，至少共产党已经注意到他了。你瞧着吧，过不了多久，不但胡风在劫难逃，只怕许多知识界的上层分子，都要遭殃呢！”
池步洲的预言果然不错：不久，各大报刊就公开点名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接着就大张旗鼓地开展起“肃反运动”来。
肃反运动对劳改队的影响，第一是又有一批批的新犯人不断地输送进来，第二是原来还算不错的犯人伙食，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之糟糕了。
某天早晨，准时开饭。搭出来的大饭桶里面黑糊糊地一片。仔细一看，原来是菜粥，杂七杂八的什么菜都有，只有星星点点的大米。大家还以为是伙房的花样翻新，也没有太在意。好在就此一顿，又不定量，多吃几碗，也就是了。没想到中午、晚饭，依旧是菜饭；第二天、第三天，一连若干天，都是菜饭。说它是菜饭，实际上菜多于米：有人把一碗菜饭里的米粒儿都挑出来，一共只有八十多粒，还不到半两重！
从此以后，大米饭再也不见了，菜饭成了犯人伙房的保留节目，顿顿演出。这样的伙食，怎么扛木料？一个多月过去，人人面有菜色，个个满腹牢骚。有的人瘦了，有的人感到浑身没有力气，有的人小腿开始浮肿，尽管还没有饿死人，也已经有人突然晕倒在车间了。
这是一九六○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前奏。在城市生活的人，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肚子，却不知道早在五年之前，饥荒就已经悄悄儿地光临中华大地了。
当时犯人们被关在牢房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知道发牢骚骂街。事后若干年，才知道这种突然的变化，原因有二：第一是有人民代表参观监狱后向政府提意见，说犯人的生活太好了，大大超过了贫下中农，对思想改造不利。这是客观原因，不足为训。第二是由于一系列政策性错误，导致农业大幅度减产，公粮征购不上来，粮食开始统购统销，居民开始粮食定量，全国开始使用粮票，某些地区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惨剧。这才是主观原因。这一绝密消息，当时是封锁的，直到一九五七年林希翎从胡耀邦的秘书那里拿到了中央文件，公诸于众，方才为世人所知。而林希翎和胡耀邦的秘书，则双双做了这一消息的牺牲品。
社会上轰轰烈烈地进行肃反运动，池步洲却拖着浮肿的两腿，忍着饥饿，天天埋头写起来没完没了。陈一新只以为他写的是外调证明材料，等到他写完了，装订成册，却先递给陈一新过目。这份材料一共是十六开纸十六页，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一份交管教组转呈市政府，一份自己留底。
他写的材料，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简直就是跟共产党唱对台戏，是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认为共产党对劳改犯的管理过严过死，气度狭窄，不得人心；所谓“劳动改造”，如果仅仅通过“劳动”，是达不到“改造”的目的的，首先必须让犯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头会说话的牲口。为此，他建议在劳改单位不但要让犯人吃饱，还要设立百货和食品供应站，在生活方面给以最低的满足；除生活方面外，精神方面，还应该开展文体娱乐活动，增加俱乐部、图书馆等文化设施，要用教育的方法消除犯人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而不应采取高压手段。第二，应该让民主人士有言论自由，纠正“左”的路线，团结知识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不要一党专政，要废除非党员不能担任政府要职的规定，不要事无巨细都由党委一锤定音。等等。
这不是不打自招的罪证、想自讨苦吃吗？特别是在胡风的万言书公开并被认定是罪证以后，谁都不会再干这种傻事儿了，陈一新劝他不要往上交。他笑笑说：“你是个商人，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世界各国的法律，都规定言论不是罪证，行动才是法律的依据。再说，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是因人而异的。像这样的‘万言书’，胡风写，影响面大，就是反革命；我写，没有任何影响，意见仅仅是意见而已，何况我已经关在监狱里，总不能因为我给政府写了份意见就加我十年徒刑吧？更何况以我的身份，共产党接到我这样的意见书，也还是要认真考虑考虑的。说白了，我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投石问路’，试探试探共产党的胸襟。要知道，容忍不同意见，采纳相反的建议，也是需要一定的政治修养的。我总相信共产党内也有能人，万一我的建议能被采纳，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福气，至少是犯人们的福气，对我个人来说，倒是
无所谓的呢！“
他不顾别人的反对，还是把“万言书”交到管教组去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初，又有人来外调，他被提审回来，仰靠在椅子上，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陈一新问他怎么样，他眼睛也不睁，只说：“今天我很‘感冒’。”陈一新急忙要去医务室给他取药。不料他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拦住了他说：“不是伤风感冒，是我思想上很‘感冒’。我预感到自己不久就要离开大上海，快要跟你分手了。”
陈一新忙问：“是不是‘万言书’出漏子了？”
他苦笑一声：“要是‘万言书’有了回音，我倒又满意了。问题是：‘万言书’有如石沉大海，今天提审，却出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陈一新忙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我自从一九二九年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电气工程，回国以后的公开身份是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军委会研究的则是密码的破译，从来没有在机电方面做过事。今天提审，却一再问我关于机电方面的事情。看起来，共产党是绝不会把我留在板箱厂里当个统计员就算了的。你也许听说过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就把大批会造原子弹的德军战俘送到西伯利亚去研究原子弹；你瞧着，过不了多久，他们非把我送到边疆的科研工地去不可。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再辅导你的学习了，希望你不要自暴自弃，一定要珍惜时间，继续刻苦钻研，把我布置给你的学业都完成了。”说到这里，这个一向深沉的老夫子，居然也伤感起来，眼圈儿微微地红了。
陈一新却认为他这是神经过敏，反驳他说：学机电不等于会造原子弹，中国的核专家可能不多，机电人才可有的是，还不至于会把一个劳改犯送去搞科研。他也不争执，只说了一句：“咱们骑着毛驴儿看唱本──走着瞧。”
果然，仅仅过了十来天，突然训导员走进办公室来宣布：池步洲立刻整理自己的东西，准备转监。他神态坦然地一边整理书籍，一边语重心长地对陈一新说：“今天一别，后会有期。希望你继续努力，自学成才！”
陈一新正想跟他说几句道别的话，训导员突然用手紧紧地捂住了陈一新的嘴，不让他开口。陈一新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办公室，回监房整理东西去了。
池步洲在监房里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厂部的三位训导员帮他把书籍、行李搬上小汽车，他自己倒空着手迈着八字步一弓一弓地走着。小车开动之前，还探出身子来跟训导员和同监们招招手。
根据以上迹象，同监的犯人们纷纷猜测，都以为他已经得到宽大释放了。陈一新却说：“像他这样的人，放是绝不会放的，但却要用他的所长，这就是共产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实际体现嘛！”
池步洲虽然走了，但是他上的“万言书”却逐渐地在厂里起了作用。据估计，厂长没有把这份材料往上转，而是留下作为他自己的参考了。
池步洲说：“共产党里也有能人”，看起来，这个文化不高的劳改工厂厂长，还真是个能人呢！至少他胸襟开阔，连犯人的意见也听得进去，而且敢于付诸实施。
这一年，国家向工商业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商业体制改革和币制改革，日本政府也和我国恢复并发展了贸易关系。用报纸上最常用的一句话来说：真是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在劳动板箱厂，由于出口包装箱按期完成任务，赢利甚丰。厂长接受了池步洲的建议，在厂里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大力改善犯人的生活。这时候，粮食已经开始定量，由于板箱厂的劳动强度大，每人每月平均定量为四十五斤，因为前一个时期“以菜代粮”，肚子“亏损”严重，一天一斤半的粮食，居然还吃不饱。厂长东了脑筋，派人到益民食品厂去把加工罐头剩下的鸡鸭鱼肉下脚料廉价买进，犯人们三天两头有肉吃，肚子里的油水一足，粮食消耗直线下降，平均每月四十五斤的定量，开始逐渐持平，后来竟连二十五斤都吃不了。当时社会上粮食定量卡得比较紧，没有粮票，买粮食是很困难的。大伙房里节余了大量的粮食，厂长作主高价卖给用粮单位，收回钱来，又放进伙食里，于是循环往复，犯人们的伙食越来越好。每逢节假日，就派管理员出去采购香菰、木耳、海参、鱿鱼等等高档食品。犯人们被关在监狱里，没有别的想头，只想吃得好一点儿，如今生活一改善，劳动积极性也高了，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达到产质量双优，成绩显著。厂长受到表扬，心里高兴，动员大伙房继续改善犯人的伙食。于是大米饭换成了猪肉粳米菜饭，节假日除了一人一只烧鸡之外，有时候，还有一盆桂花冰糖八宝饭呢。
除了大力改善伙食，厂长还接受池步洲的建议，在监内办起了俱乐部和图书馆，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又办了一个副食百货供应站，犯人们可以用代价券自由选购。此外，还在犯人中评级评薪，每月按薪水的百分之五提成发给代价券。
那日子，犯人的生活水平，绝对超过一般中等收入的家庭。
自从池步洲的“万言书”被那个“长征干部”出身的厂长接受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犯人们皆大欢喜，生产直线上升，领导多次表扬。但是这些变化，池步洲是不可能知道的了。──再过一年，不但池步洲没有想到，连“长征干部”出身的厂长自己也不会想到：他这个“共产党里的能人”，就因为佩服犯人有学问，接受了犯人的意见，站错了立场，使犯人们皆大欢喜，使犯人的生活超过了贫下中农甚至普通市民，犯人刑满释放了都不肯走，再联系他违反粮食政策，私售囚粮；违反货币政策，在人民币之外私印“小钞票”等等许多“罪行”，甚至把金万春组织犯人企图暴动越狱的责任，也归结于厂长接受了池步洲的建议，开办了犯人俱乐部，放松了对犯人的管理。于是长征干部的厂长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管劳改的干部，自己也被送去劳改了。──当然这是后话，也不是这部书的主题，这里只是顺便一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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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撞进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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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转监，并没有把他送到荒凉的边疆去，而是回到了提篮桥监狱，接受“疗养”的优待。领导宣布：祖国建设，需要你们，不久诸位就可以重返社会，参加建设了。接着，在“北上参观”的名义下，把他送到山东禹城，被编入“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但并不撤消原判，也不减刑。后来又转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足足坐满了十二年监狱，才于一九六二年刑满释放，回到上海。
一、囚犯疗养，受宠若惊
关于池步洲离开劳动板箱厂之后的去向与命运，“料事如神”的老夫子，这一回却没有猜透共产党的“腹内文章”。
将近五年来，这是池步洲第二次“跻身”于社会，或曰“观光”一下市容。车子离开劳动板箱厂，越过荒郊野外，进入闹市，从他旧居馀庆坊所在的北四川路底，经横浜桥、邮政总局、四川路桥、外白渡桥，再转了几个湾，往闸北方向开去。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上池步洲的心头：难道要把我送回“娘家”吗？同车的狱警就在旁边端坐，但是不能问，问他也不会答复。
正纳闷儿间，车子终于在提篮桥监狱的大铁门外面停住了。边门一开，池步洲第二次进了监狱。
狱警帮池步洲拿着行李，把他送到一个大厅里。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披军大衣的解放军干部走了进来，面带笑容，十分和蔼地问：“你是池步洲吗？”
池步洲点点头，答应了一个“是”字。那干部接着说： “我奉上级指示，这一次把你调回来，到医院好好儿休养休养。”
那干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声音并不很大，但在池步洲听起来，却简直如雷贯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心想：这是什么话？“好好儿休养”云云，难道是对一个犯人说的话么？岂不要折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也！
那干部见池步洲傻站着不动，茫然不知所措，就微笑着对旁边的狱警说：“你带他上楼去吧。”
还是那个狱警，帮池步洲提着行李，到大厅旁边的电梯门口，一按电钮，电梯下来，两人搬进行李，直升而上，到达五楼。
电梯门刚打开，就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迎上前来，引导两人进入一间大房间。房间里放着三十多张单人铁床，都铺着弹性褥垫、雪白的床单，床上放着棉被、毛毯和枕头，有点儿像是病房的样子。但是床上没有一个人躺着，只有七八个中年汉子，穿着干净整洁的棉人民装，精神状态，也不像有病的样子，或坐在床沿，或站在窗前，看样子，安闲得很。池步洲心里寻思：这些人，大概都是在这里“休养”的吧？
那穿白大褂的指给池步洲一张小铁床，让他放下行李，接着又问：“你还没吃饭吧？”
池步洲点点头说了声“是”，那人就把他带到隔壁一间小房间里，让他坐下等着，他自己和狱警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厨师白衣的人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把饭菜放在桌上：两个菜，一荤一素，还有一个汤，一个盆白米饭，香喷喷的，足有半斤多。看得池步洲几乎都傻了。
那厨师把饭菜放在桌子上，说了声“你自己吃吧”，就走了。池步洲已经好几年没吃这样好的饭菜了，就是连糙米大米饭也已经两个多月没看见了。一个饿极了的人，一个肚子里油水亏极了的人，突然间得到这样丰盛的一顿午餐，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于是乎就像饿虎扑食一般扑向了饭桌，三口两口，就风卷残云一般把一盆大米饭全吞进肚子里，至于那两个菜，则有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还不知道什么滋味呢，就一扫而空了。
两菜一汤一盆饭全部下肚，好像还只有半饱。两眼瞪着空盘空碗，心想已经吃了这么多，总不好意思再添了，忽听背后有人问；“还要添点儿饭么？”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厨师笑眯眯地站在门边。这可真是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的好人，当即面有愧色地把饭盆递了过去。不一会儿，就给端来了小半盆大米饭，饭上面还有菜。
这一回，大约又吃了三两，才叫真的吃饱了。
事后才知道，凡是到这里来休养的人，个个都像从“饿鬼道”中来的一般，池步洲如此，比他来得早的人这般，比他来得晚的也这样。所以厨师已经心中有素，每人都一样对待，倒不是对池步洲一个人特殊也。
吃饱了饭，刚回到大房间，穿白大褂的那个人又给送来了内衣、内裤、衬衫、袜子之类，而且还都是双份儿的，只有棉鞋是一双，然后立即带他到浴室去洗澡。
浴室门一开，池步洲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一间非常讲究的单人浴室，地上和四壁都镶嵌着瓷砖，放一个大浴缸，有冷热两个水龙头可以调节水温，还有卧榻和衣柜。
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英国人建造的监狱医院，一切设备包括浴缸在内，都是从英国运来的。但不知这样高级的医院，是给犯人看病呢？还是只给工作人员看病？
池步洲已经足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了。劳动板箱厂虽然也有一个犯人浴室，但是浴池很小，一次进去二十个人，就已经是人挤人，转不开身，是名副其实的“肉搏战”，而且时间很短，每拨人从进去到出来只给二十分钟。池步洲体弱怕冷，冬天衣服穿得多，又不像别人那样只穿一件衬衫加一件棉袄就可以，而是秋衣、绒衣、毛线衣地穿一大堆，一脱一穿，都很费时。因此每逢轮到集体洗澡，别人都已经泡进池子里了，他衣服还没脱完；等到他刚刚挤进池子里去，二十分钟时间又到了，队长在外面一个劲儿地催，只好随便抹两把就算。四五年来，开头是根本没有机会洗澡，后来每隔十天半个月的虽然也能洗一次澡，但都是“点到而已”，根本没洗干净过。到了后来，甚至视洗澡为畏途，可是集体行动，你想不洗还不行。今天突然之间有了这样好的洗澡条件，一人一盆，又不限制时间，还不好好儿地彻底洗洗？
脱下全身衣服，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前胸肋骨根根可数，两臂瘦得像两根木棒棒，而小腿以下，却又肿得比大腿还粗。“啊，这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会动的东西，难道就是我池某人吗？”也罢，既来之，则洗之，池步洲放足了热水，艰难地爬进大浴缸，舒服地泡了个够，然后把身上的污油泥搓了一层又一层，总算把几年中积攒下来的污垢统统洗干净了。中午吃得过饱的肚子，经过热水一泡，也加速了消化，满足已极。再穿上全新的内衣、内裤和袜子，真是一身轻松，只可惜没有新外衣，还不能不穿上自己的那套脏兮兮的破衣烂衫。
洗过了澡，回到大房间，斜靠在小铁床上刚歇了一会儿，理发师傅拎着小皮箱来了，招呼池步洲理发。劳改犯人一律剃光头，哪儿都一样，因此理什么样的发式，本来是用不着声明也用不着关心的。不料理完了发，理发师傅拿镜子一照，池步洲惊奇地发现，手巧的理发师，居然在他好几个月没理的蓬头上，理出一个分头来了。
池步洲一生从来没理过分头。他觉得分头有压力，还要梳洗，太麻烦，所以一向都是剪小平头。今天理发师既然为他理了个分头，这大概是有别于囚犯的标志，所以他也“逆来顺受”了一下。从此一直到刑满，都是理的分头；释放以后，方才又恢复他的小平头。
过了几天，裁缝师傅又来给池步洲量了身材，估计是要“量体裁衣”，做新衣服了。果不其然，仅仅几天以后，一套崭新的棉衣棉裤就送来了，样子与先到的那些人身上穿的一模一样，既合身，又暖和，好不开心！
从此以后，全身上下，里外三新。池步洲隐隐觉得：共产党如此下本钱，是不是觉得我已经改造好，可以算是一个“新人”，可以自食其力、并“用其所长”了呢？
本来，作为一个人，一个自立的男子，吃饱、穿暖、身体整洁，乃是生活上最低的要求，并不足为奇的。但是一旦身入牢房，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十分难得的“苛求”了。于是乎突然间让你吃饱、穿暖、洁身，反倒会受宠若惊，似乎一步登天了似的。难怪有人说：人哪，人哪，是世界上一切动物中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了。
二、群英聚会，所为何来
池步洲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对于先到的那七八条汉子，因为不了解他们的身份，不敢贸贸然招呼，万一要是违犯了监规，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等到他吃饱了饭、洗过了澡、理完了发，再次斜靠在被卧垛上小憩的时候，与他床头相接的一个先来的人就凑了过来，小声地问：“老兄，你从哪里来？”
啊，只此一声，一切就全都了然于胸：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缘是劳改犯！
互通姓名后，得知此人叫杨若膺，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少将。他是一九四八年在河南与解放军作战中被包围，放下武器投诚的。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因此他倒是没有被判刑，但一直处于“学习”的阶段，老也结业不了。这一次，他是在“换一个学习环境”的名义下集中到这里来的。
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可停止。只要穿白大褂的不在房间里，大家就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有一个叫王荣的，来自福建，是王耀武的胞弟，当过少将旅长，在福州被捕入狱。此人个子不高，面目黧黑，具有北方人的爽直性格。他说他在福州劳改，干的是重体力劳动，肚子却老是吃不饱，终日饥肠辘辘，实在难熬，比什么苦楚都难受。 这次是两个解放军干部专门到福州去把他解到上海来的。坐的是火车卧铺，不但没上铐，每次上厕所，两个解放军干部还都在厕所门口站岗。第一次吃饭，一个人一份儿，他三口两口吃完，肚子还不饱，可不敢再要。那两个干部见他吃饭狼吞虎咽，体会到他一定没吃够，又给他买了两份儿，总算吃饱了。
有一个叫高鹤飞的，比池步洲晚到几天。解放前他是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副司令。因他与地下党有些接触，见疑于汤恩伯，从上海撤退的时候，没带他去台湾。解放后被捕，送到苏北的一个劳改农场劳动。他是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哪儿干过农田活儿？翻地的定额完不成，就挑灯夜战，不完成定额不许睡觉，累得个贼死。住的是茅屋草铺，吃的是胡萝卜豆饼，还吃不饱。条件比上海差得多。头一天到，也一连吃了两大盆米饭，跟饿狼似的。
可见当时粮食紧张，犯人们吃不饱肚子，是普遍现象，并不是上海一地如此。
后来，集中的囚徒越来越多，总数达三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或文职人员，其中军衔最高的是中将，年纪最大的已经六十多岁。比较特殊的一个，名叫徐建平，本是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似乎与军队系统没有太多的关系，大概是党政系统的什么重要人物。
大家初来乍到，彼此都不了解，虽然是“群英聚会”，介绍自己的时候，只讲过五关斩六将，闭口不提走麦城，大概也是难免的。好在来日方长，谁的人头怎么样，自然“日久见人心”也。
三、喜从天降，释放有望
三十几个人，每天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要穿白大褂的人不在，大家就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话题除了自我介绍之外，主要是对这一次突然集中的目的和前景进行各种各样的推测。根据连日来狱方对大家的态度，当然人人都往好的方面猜，多数人认为：目前共产党正在搞肃反运动，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抓人、整人；作为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有必要放出一批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以为“低头认罪”、“改恶从善”者的榜样，以说明肃反运动抓人不是目的，改造人才是目的。
有一天，原来穿白大褂的那个人，忽然不穿白大褂而穿着解放军军装出现在大家面前。至此大家方才知道他原来是个解放军干部。后来通过送饭的厨师，知道他就是监狱医院的院长。他是个瘦高个子，年纪不过三十来岁，脸上总是挂着笑意，说话更是和蔼可亲。看他每天忙忙碌碌，主要精力都用来安排大家的生活和各种事物。大家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只要向他提出，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解决。但是从来不提大家最关心的“集中休养意图何在”和“下一步作何打算”这两个问题。
一个多月来，伙食还是两菜一汤，大米饭不定量。后来见大家的胃口不像初来时候那样大了，改为一菜一汤，而大家也都表示“菜足饭饱”。看来，人的肚子其实很好商量，并不是十分刁钻古怪、难于伺候的。
除了院长之外，还有一个“独臂将军”，也常常到“病房”来转转，有时候和院长谈谈，有时候问问大家对生活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他既不穿军装，也不穿白大褂，一套粗呢制服，一个空袖筒晃荡晃荡的，说话声音洪亮，态度也很和气。但是谁都不知道他的身份，有人推测他是市政府或军管会的什么干部。后来悄悄儿问送饭的大师傅，才知道他就是上海市监狱监狱长。
得知他就是监狱长以后，池步洲这才想起来：一九五一年“四·二七 ”大逮捕后的第二天黎明， 就是他站在监狱大院子里对大家训话的，当时没注意也看不清他的脸型，但是“独臂”的印象却还有。因为后来犯人们每逢吃不饱、长虱子、冻得发抖、热得冒汗、不让写信、不让接见等等不遂心的事情，发起牢骚来，总要骂这个“独臂”监狱长不长人心、虐待犯人、是个阎罗王，却没有想到他竟这样平易近人。
凡是集中到这里来的人，至少都已经关押四五年以上。多年的犯人生活，已经把大家治得规规矩矩，完全做到了孔夫子所没说的“非份勿提”：尽管干部们再三询问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人人的答复都是“很满意”，“没意见”。得知他就是监狱长以后，大家的胆子反而大了起来，有人要求看报，有人要求给家属写信。这样的要求，作为犯人，本来是“非份”的，估计也是绝不可能得到满足，不过是故意这样提一提，且看他如何处理，也有将他一军的意思。不料意见提出，当时就得到答复：报纸从明天起就送来，要给家属写信，当然可以，而且不要贴邮票！
这可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几年不见报纸了，第二天送来的三份《解放日报》，不说报纸上有多少重大新闻，犯人能看报，这本身就是一件重大新闻。
至于写信，那更是奇迹了。本来，犯人通知家属接见或要家里送什么东西来，狱方的规定是一律写明信片，明信片也是特制的，狱方印有格子，一个格子只许写一个字，只许少写，不许多写，总字数绝不许超过二百。如今不但允许用信封，而且也没说限制写多少字。有的人估计信件必定要经过检查，干脆写上集中休养以后生活如何如何好，身体如何如何健康，看样子不久就要宽大释放，走上工作岗位等等。信交上去以后，也不见干部们有什么话说，而且不久都有回信到来，说明信件确实全都发出去的。
休养了一个多月，除了原来就有病或临时得病者外，谁也没吃药，就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八个大字，就把大家的身体都养胖了许多。洗澡的时候，池步洲看看自己的胳膊，长肉了，看看小腿，消肿了；照照镜子，面色红润起来了 ，现在就放出去，准不像个囚犯了。
有一天，院长指挥大家动手，在大病房靠窗一侧布置了一个会场：放两张桌子，桌子后面放三张椅子；桌子前面一排排放了三十多张椅子，让大家在椅子上坐好。不久，院长和监狱长陪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走了进来，在桌子后面一起落座。这位首长，穿一套相当讲究的西服，罩一件相当漂亮的呢大衣。这种穿着打扮，在那个年代的首长中间，还是很少的。先由监狱长讲话，他只说：上级派来一位首长，要跟大家见见面，谈谈话。但是既不介绍首长的姓名，也不介绍首长的职务，接着就以手示意，请首长讲话了。
这位首长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用很洪亮的声音喊了声：“诸位！”
这一声，不由得大家一愣神。自从被捕以后，不论哪一级干部讲话，包括狱警、看守、卫兵等人在内，对一个人，是“某某号犯人”，对一批人，则一概称“你们”。今天来的这位首长，比监狱长大，那是肯定的了，他一开口，居然不称“你们”而称“诸位”，能不叫大家耳目为之一新，不感到受宠若惊吗？
那位首长似乎没有注意到大家脸色上的微妙变化，管自接着说：“诸位到这里来，有一个多月了吧？生活上，都习惯了吗？”这一十分普通的问候，顿时间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诸位都是学有专长的人才，如今国家正在建设之中，需要诸位回到社会上去，各尽所能，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现在先组织大家到社会上去参观参观，看看社会主义建设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充实一下思想准备，以便回到社会上以后，能够适应和尽力。大家与家属也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找一个时间，跟家属见见……”
首长的话音一落，大家全都笑逐颜开，可是谁也不敢鼓掌。因为劳改了几年，一个个都给管傻了，没有政府干部的示意，谁都不敢自作主张地有所行动，以免违反“监规”。监狱长见状，出来打圆场说：“今天首长的讲话很有意义，散会以后，立即分组讨论，发表感想。要指定专人做好记录，会后把记录本交上来。”
监狱长陪着首长先离开了。院长给大家布置了一下讨论提纲，让大家休息一会儿，等饭后再组织讨论。说完也走了。
得到这样的实信，大家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尽管刚才在会上谁也不敢表示出来，等首长一走，却谁也控制不住自己，哪儿还等得到饭后讨论发表感想？早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来了。至于饭后的正式讨论，当然更加热烈。特别是徐建平，慷慨激昂之后，更加痛哭流涕，就差跪下来三呼万岁，磕头谢恩了。
四、党恩浩荡，外出参观
首长讲话以后，除白天继续讨论外，每隔一两天，晚上还给安排了看电影。
电影是在楼下的大厅里放的，令人感动的是：场上只坐着这三十多名囚犯，分明是专场。电影有国产的，也有苏联电影。由于“劳改后遗症”在作怪，看电影的时候，谁也不敢说话，更不敢鼓掌，确实是“鸦雀无声”。大家对电影的内容似乎并不太注意，注意的是这种待遇。所以在讨论的时候，发言中多的是“久违”、“过瘾”这些词语。
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外出参观。五十年代的劳改生活，采取的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做法，连报纸都看不见。犯人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任何新事物，几乎到了一无所知的地步。因此常有“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之叹。古人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只有“目击”的事实，是最能令人心服的。由于长期以来“宣传”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人们往往把“宣传”二字的涵义等同于“扩大事实”或“不可相信”，对口头传达、新闻报道甚至新闻纪录片，都不太信任，因为“做假”的可能性太大了。这确实是“宣传”专家们不可推卸的罪责。能够让与世隔绝了若干年的犯人们到社会上去亲眼看一看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以此来唤醒这些囚犯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与信心，确实是这次释放这批特殊犯人所做的所有工作中最最出色、最最大胆、最最有成效的一招。
外出参观，前后一共有十几次，进行了两个多星期。事先当然由狱方与被参观单位领导人联系妥当，包括安全保卫等等事项都安排得十分周到。动身之前，干部们再三关照要仔细听取所参观单位领导人的介绍，回来以后要座谈参观体会和感想。三十多名犯人，加上带队、警卫等便衣人员，一共四十多人，分坐两辆大轿子车，人人都是新衣新帽，穿戴整齐，从监狱的大门口上车，直达参观的目的地。
第一个参观的单位是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这本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之一的大新公司，解放后改为国营的百货公司。解放前，大新公司不但卖百货，还有与“大世界”齐名的游乐场，内设各种戏剧、杂耍，买一张门票，可从下午一时玩儿到深夜十二时，还有酒家、舞厅、咖啡馆等等。解放后分开经营，不属于一个系统。
阔别五载，旧地重游，展现在眼前的，确实另有一番新气象：门面装潢一新，一进大门，地面整洁，光滑如镜，货架林立，商品充斥，顾客如云，人声鼎沸，男女店员，笑脸相迎，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给人一种旧貌换新颜的感受，也确实起到了国营商店的示范、标兵作用。
大家先被引到一间备有茶点的大客厅内落座，经理笑容满面，殷勤接待，详细讲解公司接管前后的概况与变化，如何整顿，如何革新，现在的营业额为解放前的若干倍，店员当了主人翁以后如何发挥积极性，工薪待遇提高了若干倍，等等，等等。讲得有根有据，十分生动。然后经理带领大家从底层开始，直到二三四层，逐层参观，继续详细介绍。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充分显示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一天，上午十一点提前开饭，十二点准时开车出发，直到下午四点多才参观完毕，打道回狱。汽车故意开得很慢，好让大家恣意浏览沿途市容。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加深对新社会的印象，提高认识，促进思想改造，以利于重返社会。
这第一炮，可谓打得响极了。吃过晚饭，座谈讨论，人人喜上眉梢，个个乐在心头，称赞之声不绝，赞美之词盈耳，人人表态：一旦重返社会，必当各展抱负，以最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来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次参观，出发得特别早。刚吃过早饭，带队的干部就催促集合，依旧上了那两辆大轿子车，出了市区，向郊区急驰而去。车行近四个小时，将近中午，方才到达郊区县的一个重型机械厂。
首先出面接待、讲话的，当然是厂长。“茶话会”后，旋即就餐。好丰盛的一顿午饭！饭后稍事休息，才由一位工程师带领大家到各车间参观，并详细讲解。从他那书生气十足的风度看，可以猜知也是个留用人员。因此双方的距离近了许多，不再唯唯诺诺，也敢于提一些问题，空气顿时轻松活泼了。也不知道是谁向工程师透露的，说池步洲是个学电气工程的留日学生，于是那工程师就引池步洲为同行，讲解得更加起劲儿了。大家来到化铁熔炉面前，那工程师摸出一片滤色镜来，要池步洲根据火焰的颜色判断一下炉内铁水的温度。池步洲接过色镜来看了看，答复的数字，基本正确。工程师点头称赞，大家也面有得色，意思当然是“莫谓囚徒之中无廖化”也。
这以后，又参观了好几家工厂、商店以及中共一大会址和孙中山故居。前前后后，持续了两个多星期。这一活动，给囚徒们带来了兴奋与期待。大家对新社会欣欣向荣的气象感慨颇深，从而对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佩服。这一次的休养参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五六年来由于非人待遇所造成的隔阂、不满甚至仇恨。因此，如果“重返社会、用其所长、参加建设”的诺言能够兑现，这一措施当然是绝对成功的。
五、恩施格外，告别家属
参观访问告一段落，大家正在期待着更加美妙的下文，那位独臂监狱长在院长的陪同之下，到“大病房”召集大家讲话。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大家这一次外出参观，亲眼看见了祖国建设的新貌，提高了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认识，收获一定很大，值得高兴。不过，仅仅只看上海一个地方，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全国各地，不论工业、农业、商业，无不欣欣向荣，生气勃勃。为了扩大眼界、提高认识、有利于大家重返社会参加建设，政府决定：不久以后，再让大家到北方去参观访问。相信大家一定会得到更多更大的收获。………”
听到政府对大家这样看重，人人喜上眉梢，乐不可支。心里都在琢磨：这次释放出去，政府确实要重用这些人的。不然，就用不着费这样大的人力、物力了。
第二天，院长又来宣布另一喜讯：说是再过几天，凡有家属在上海的，可以分批接见，与家属畅谈话别，以便放下一切顾虑，北上参观。
大家听了，虽然不敢欢呼雀跃，兴奋感激之情，人人溢于言表。
共产党办事，确实是周到无比，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关于与家属见面的一切，都由狱方精心安排。先派人到各家拜访，邀请直系亲属中的主要成员如父母、妻子、儿女等等，到监狱来会面。考虑到各家成员不同的休息日期，避免请假，日子可以自定。真是用心良苦！
到了各家自定的接见的日子，分上下午两拨，每拨不过两三家或一二家，地点就在监狱医院的一个会客室内，备有沙发，还有茶水，时间也不加限制，只要不超过上午或下午这个极限就行。当然，大家都还没有脱离囚犯的身份，会见家属的时候，有一个干部以“主人”的身份在座张罗，监监视听，那是在所不免的。
三十多名囚犯中，半数以上都有家属在上海。时间既然可以自定，不免哩哩啦啦，拖了两三个星期，方才接见完毕。家属不在上海的，只好自叹命薄。如王耀武的弟弟王荣，虽然在福州被捕服刑，家属却都在山东，只能徒唤奈何而已。
轮到池步洲接见的那天，来的是妻子白须宾、长子哲雄和三子芳雄。四年多不见，苦难的生活，还没有把她击倒。她生性坚韧不拔，吃得起苦，除长子参军，一家五口，全靠她一人养活。家里穷，四个孩子都只能穿着单裤过冬。被子不够，先尽着孩子们盖，做母亲的只好盖着棉衣过夜，以致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池步洲被捕以后，白须宾因“反革命家属”的身份失去了工作，曾一度靠给人家洗衣服度日，后来还是姚耐、罗俊等人做了工作，又承认她是光荣军属，给安排到上海第一棉纺厂工作，月薪七十六元，一家五口总算勉强活了下来。如今长子哲雄已经二十一岁，长得少年英俊，但是也因为父亲的身份，不便于在部队中继续服役，已经复员到上海市总工会工作了。父子情深，这次见面，倒也有说有笑。可怜三子芳雄，池步洲被捕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如今虽然六七岁了，可是对父亲没有一点儿印象，更不亲热，到
了不过半个小时，就吵着要回家。这当然不能怪他，在他的眼里，这个“父亲”，完全是个陌生人也。
不过这次接见，从场面到心情，都比四年前的那次接见强得多了。那时候池步洲蓬头垢面，衣服破烂，一副标准的囚犯相，如今经过四五个月的休养，面色已经红润起来，腮帮子上也有些肉了，再加上浑身上下里外三新，看起来还真有点儿神采奕奕、生气勃勃的样子。家人见了，自然又放心许多。
特别是池步洲说起到监狱医院休养的情况，参观的情况，不知名的大首长宣布要让大家重返社会，用其所长的情况，不论说的听的，心中都是一半儿苦涩，一半儿欣慰。都愿恶运从此过去，幸福的明天早日到来。
最后说起不日就要到北方去参观访问，估计从北方回来，也将走上工作岗位了。至于分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目前还无法猜测。反正他是个四海为家的人，从来没有地域观念，只要确实是为祖国建设出力，哪怕是荒凉的边疆，他都会欣然从命。生活再苦，总也苦不过抗战初期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吧？
这一次接见，确实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走者安心，留者放心。双方的共同心愿，当然都是早日结束参观，早日走上工作岗位。
六、朝令夕改，换了人间
接见家属的日程全部结束，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一天，狱方终于通知大家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三十多个人，在干部的带领下，加上押送的武装狱警，一行四十多人，搭乘一节包厢，高高兴兴地往北进发。除了沿站不许下车之外，在车厢内可以自由走动，与普通旅客无异。
公安局办事，特别是监狱里对待犯人，保密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不论到什么地方，上了车，不到下车时间，绝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大家当惯了犯人，对于这一点倒是都习惯了。他们不会去问，也不敢去问。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共产党说话算话，绝不会欺骗大家。这些人，在共产党的眼里个个罪大恶极，如果要镇压，要枪毙，也等不到今天了。何必要把大家喂得肥肥得再来收拾你？再说，拿出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开这样一个玩笑，也没有任何必要哇！因此，人人心安理得，吃得下，睡得着，车厢内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一派喜气洋洋的欢乐景象，只等着到达目的地以后，参观访问，大开眼界。这样的免费旅游，也只有在共产党的天下，才能享受，倒退十年，还没这可能哩！
列车全速往北开去。车上的伙食供应也相当不错。大家吃饱了，在有节奏的“咣当”声中，一个个全进入了黑甜的梦乡，有的梦见了回到故乡，有的梦见了走上岗位。醒来之后，皆大欢喜。天色渐渐放明，时值仲夏，铁路沿线，风光秀丽，阳光普照，河道纵横，村落扶苏，云天湛蓝，庄稼碧绿，祖国河山，美不胜收。
傍晚时分，火车靠站，大家奉命下车。一看站名，乃是山东禹城。站外已经有两辆大型轿车迎候，上车继续奔驰。
车子一直往前开，道路两旁，越来越荒凉。不过人人心中都很坦然。因为此次北上，是来参观，不是转监。大家估计，当是时间已晚，先到一个什么地方住下来。大家既然依旧是囚犯身份，总不能住旅馆，因此到什么劳改单位去暂住一宿，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大约九点多钟，汽车终于在一处高墙下面停住。带队干部下去联系后，大门訇然打开，可以看见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在站岗。车子直接开了进去，大门在车后徐徐关上。那情景，与上海提篮桥监狱何其相似。
大家下车，第一件事情就是开饭。由一名干部带领大家到食堂去。这时候人人都已经饥肠辘辘，饭菜一上来，先饱餐一顿再说。
饭后，由那名干部把大家带到一座大楼的二楼，看样子像是一间大教室。房间的两面，已经铺好了稻草和苇席的统铺，铺上放着军毯、棉被、枕头等等，足够四五十个人用的。房间的一头，有几张桌子，可以放脸盆、洗漱用具和杂物。
到了这时候，大家基本上认定这里是参观旅途中打尖歇脚的中继站了。至于是什么劳改单位，还不知道。当然也不能问。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不如监狱医院那样舒服，但作为犯人，应该说比那沙丁鱼罐头似的牢房强得多得多了。
旅途劳顿，大家心无旁骛，为迎接明天的参观，稍事收拾，就都安睡了。
第二天一早，大家起床，到盥洗室洗漱完毕，仍由那位干部带领到食堂吃早饭，然后回到大房间，等待带队的上海监狱干部带领大家去什么地方参观。
一等等到上午九点多钟，带领大家去吃饭的那个解放军干部，带着四个同样穿军装的干部来到大房间，向大家宣布说：这里是“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由军区联络部陈部长兼，日常工作由副团长刘泗滨和政委言一之负责。大家来到这里，被编为第三中队，他本人即是三中队指导员，姓赵，另外正副两名中队长一个姓钱，一个姓孙。接着由副团长和政委继续讲话，内容无非希望大家要遵守这里的纪律制度，认真学习，改造思想，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等等。
这里属部队管辖，仍按部队编制，团长既然是兼职，大概是个挂名的“虚职”；刘副团长年纪不过五十多岁，但是胡须头发都已经花白，一副“老态”，说话和气而诚恳；言政委四十多岁，比刘副团长能说，给人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至于三名中队长，都还只有三十来岁。
这一宣布，简直像晴天里打了个霹雳，震得大家如堕五里雾中，几乎不辨东西南北。这样的转折，太突然了，也太富于传奇色彩了：四五个月来，上海监狱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口口声声，只说要让大家重返社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直到昨天下火车，带队的干部还说要到许多地方去参观呢，怎么一夜之间，情况突变，“犯人北上参观团”就变成“解放军官训练团三中队”了。这不是欺骗么？
可是这时候上海监狱的带队干部都不见了。从政法系统转到了军队系统，初来乍到，不知这个池塘的深浅，像这样的问题，作为囚犯，谁敢提出来质问？
小会最后以编班编组、安排铺位结束。干部们走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有认为这是一场大玩笑的，有说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大骗局的，更有聪明人认为共产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想把大家放了的，一定是有了突然的变故，多半还是台湾方面又有了反攻大陆的动作，共产党一害怕，不敢把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放出去祸国殃民，于是突然之间来个急转弯，把这些人都塞到这里来，纳入军事系统严加管制，一有风吹草动，只怕还要拿这批人做牺牲呢！
人心浮动，思想混乱，牢骚增加，有的人开始骂娘，有的人偷偷儿掉泪，有的人怪蒋介石不该早不早晚不晚的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捅这一刀，有的人怪自己流年不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对于“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情况，绝大多数人是一无所知的。王荣却因为他的哥哥王耀武曾经在这里呆过一个时期，多少知道点儿内情。他悄悄儿地对池步洲说：“解放军官”指的不是解放军的军官，解放军的军官不论大小一律称干部；“解放军官”，实际上指的是“俘虏军官”。解放军一向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之外，还给饭吃，给衣穿，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对士兵，一般通过诉苦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仇恨，包括抓夫抓丁所受的苦楚，把仇恨集中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然后动员他们当解放军，拿起枪来，为自己、为父兄、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对连排长之类的下级军官，一般发给路费遣散或押送回原籍交当地政府管理。对团以上高级军官，一般是“组织学习”，不算判刑，但没有期限。到了某个运动，就拉出来枪毙一批。例如傅作义部队起义以后，部队改编，团以上军官集中在天津郊区学习，称为“清河四大队”，到了镇反运动，枪毙了一大批，判刑劳改的一大批，只有少数人从战俘升级为战犯，关进了战犯管理所。这种战犯管理所，不但抚顺有，北京的小汤山也有。山东的这个，是只关少将以下的国民党俘虏军官的，所以不叫“战犯管理所”。他哥哥王耀武和杜聿明，就都在这里关押过。杜聿明还曾经因为不服管教被戴上手铐脚镣关过禁闭。后来因为王、杜两人都是上将军衔，被起解到北京去了。
听了王荣的介绍，池步洲还有些不明不白：自己根本不是俘虏军官，而是个有刑期的在押犯人，怎么稀里糊涂地也被混到这个战犯管理所里来了？
据王荣的分析：年初共产党确实有把这批人放了的意思。这个主意，绝不是上海一地的土政策，不然远在福州服刑的他，就不可能千里迢迢地派专人把他押送到上海来。要放这批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祖国建设的需要；所以会下那么大的本钱，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统战工作，也就是当作样板给台湾的军政界人士看。突然间的变卦，当然不是政府吃饱了没事干故意跟大家开玩笑，更没有必要存心安排一个骗局来骗骗大家，真正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如大家分析的那样，确实是局势有了变化，当局不放心了；二是这一措施中央有大首长不同意，再把集中起来的犯人都退回原监狱，似乎不合适，只好临时改变策略，把大家送到这里来了。
池步洲苦笑一声：“我可不是战俘哇！这一来，算是对我的优待么？”
王荣的分析，是比较合乎情理的。大家只知道骂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有句具有讽刺意味的口头禅，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却不知道一个缺乏民主的政权、一个由某人说了算的政权，朝令夕改，下面具体做工作的人，有多么为难！
一两天之后，没有赶上到上海监狱集中的外地囚犯也零零碎碎地送到这里来了。有从安徽来的，有从四川来的。有个从四川来的囚犯叫郑锡麟，本是个军统局的处长，高高的个子，能说会道，判的是无期徒刑，却总以积极分子自居，一脸的特务相。他来了之后不久，就被指定为组长。
“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房子，据说原来是教堂，后来改为禹城中学，因为离城内太远，办中学不合适，所以移交给了军队收容俘虏军官。难怪房子都很宽大，原来都是教室，围墙当然是解放后因为要关押战犯，才加高了的。
高围墙里面，有一栋两层的楼房和两栋平房，都很宽敞。上海来的一伙儿，编为三队。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系统中上校、少将级的师、团长或参谋长之类的军官，住在楼房的楼上。楼下是队长办公室。在楼房的东面有一栋平房，住着大约百来名被俘军官，称为四队。成员主要是国民党中统、军统、政工人员、专员、县长、省府委员、行政专员、省党部委员以及其他中校级文官。四队的前面，是一块相当开阔的空地，可容几百人集合开会或看戏看电影。三队与四队之间没有隔墙，但绝不许互相来往，周围则围着很高的围墙。四队住房的后围墙外面，另有楼房和平房，那是警卫部队的营房。在三队队长办公室旁边的围墙上，开有一个侧门，大铁门平时总锁着。门外有一所房子，住着几十名战俘，称为一队。据说他们不是军衔较高，就是有特别的来历，因此也称“将官队”，监管较松，以视优待。平常时候是看不见他们的，只在全团集合开会、看戏、看电影的时候，他们才整队出来，人数大约六七十个。一队指导员董敏，后来升任训练团训练科科长。
为什么全团只有一、三、四队而没有二队呢？后来才知道，解放初期，这里曾经有过一个二队，关押着一百多名罪恶特大的重刑犯，后来于一九五三年起解到南京军区军法处法办了。上海来人之前，这里只有一队、四队，上海来人之后，补了一个三队，二队仍缺。
有一次看电影，全团都到了。但是队与队之间有一米左右的“藩篱”，两队人员，既不许打招呼，更不许说话。当时天色还不太黑，池步洲往一队那边随便望望，不由得吃了一惊，没想到当年重庆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同事杨肆、丁绪曾和叶仲骅三人竟在一队的行列中坐着。杨肆也看见池步洲了，他立刻捅捅身边的丁绪曾和叶仲骅。那边三个，这边一个，互相望着，也只能微微点头，至于究竟算是招呼、算是问候。算是致意还是算疑问，只能各人自己去体会了。
看来，这里虽然名为“解放军官训练团”，许多人都没有判刑，但实质上也是一座监狱或集中营，只是人员成分比较单一，管理系统属于军队，生活待遇比监狱稍好，不以劳动为主，如此而已。管理方面，既然称为“训练团”，住的又是几十个人的大集体宿舍，监狱里牢房的那一套当然是没有的，房门也绝不上锁。除了继承不打不骂给饭吃给衣穿这些俘虏政策之外，所增加的一条，就是“组织学习，改造思想”。这里的干部，水平比劳改队的干部要强得多。相对而言之，队长们对大家的态度倒都很和善，严肃之中带有几分和气，即便是批评，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睛的时候。队里只有三名队长，没有看守──警卫部队只管大墙外面，不管里面──因此也不会有人在门外巡逻监视。互相之间，说话还是比较随便的。
训练团不是劳改队，不以劳动为主，而是以“训练”为主。所谓“训练”，实际上就是政治学习，就是思想改造。其主要内容，一是写材料坦白交代自己的“余罪”，二是检举当年同僚们的历史罪行，三是打小报告检举本队人员近来的不法言行。队部每天都要叫一些人去谈话，主要内容，当然是听取队内人员的思想、言论、动态。郑锡麟几乎每天都要往队部跑，有时候是队长叫他，有时侯是他自己主动找上门去。上海来的这一批人心中不满，除了跟过得着的人悄悄儿耳语几句外，也不敢公开表示，因为一者有郑锡麟这样的特务分子，时时瞪着眼睛、支楞着耳朵在注意着大家的一言一行，二者还有一些积极分子也在步郑锡麟的后尘，总想用打小报告来博取队长的好感，从而达到早日释放的目的。
这里的活动日程，每周学习五天，周六从事集体活动，如搞清洁卫生、从事种菜修路之类的轻微劳动、组织文化娱乐活动、排演各种节目，晚上一般都有一场电影，或请当地的吕剧团来演出等等。星期日休息，自由活动。伙食基本上按照部队标准，每星期改善一次。洗澡的次数比劳动板箱厂多，而且洗的时间长，不至于刚沾湿了身子，就要从浴池里爬出来。
杨若膺在上海监狱医院休养期间，就与池步洲关系较好，来到禹城以后，他牢骚最多，意见最大，几次动员池步洲与他一起到队部去质问，为什么说得明明白白要提前释放的话又不兑现，池步洲胆小怕事，没听他的话，他就自己一个人独闯队部，去与队长“讲理”。队长当然不能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只能找理由解释或用好言安慰。杨若膺从队部出来，就找池步洲讲他与队长谈话的经过，同时再三动员池步洲与他一起去队部，证明上海市的某首长确实讲过这样的话。他甚至说：“这里是俘虏营，不是监狱，我当过俘虏，懂得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他们不会怎么着咱们的，你不要怕。”
杨若膺经常与池步洲在一起嘀嘀咕咕，当然逃不过积极分子们虎视眈眈的眼睛。杨若膺的为人，也是最最痛恨特务分子，碰见郑锡麟盯得太紧了，就老实不客气地回敬几句，甚至当众嗤之以鼻，给予羞辱。
矛盾逐渐上升。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郑锡麟公开指责杨若膺在“搞串连”，是“不安心改造”的具体表现。杨若膺也不示弱，反唇相讥：“我光明正大地找队长反映问题，有什么不可以？总比你这个贼性不改的特务分子偷偷儿打小报告好得多！”尽管多数人是同情杨若膺、鄙视郑锡麟的，但又都不能公开表态，只好嘻嘻哈哈地打圆场、抹稀泥。郑锡麟老羞成怒，要池步洲站出来表态：“连日来你们两个老在一起嘀嘀咕咕都说了些什么？”这一来，把池步洲也惹恼了，就正色反驳：“这里不是监狱，从来没有公布过不许谈天的规矩。我们说的，没有一句是‘反动言论’，用不着在这里向大家作交待！”一席话，把特务分子噎得无话可说。
杨若膺不管不顾地折腾了一个多月，开头队长们还善言相劝，无奈杨若膺“逮理不让人”，老在“共产党一向说话算话，为什么这一次说了不算”上面做文章，终于把队长们给惹火儿了。于是脸色一变，不再劝慰了，而是发动全队人员进行批判，要他坦白交代近一时期来不满、串连、对抗等等一系列反动言行。于是以郑锡麟为首的一伙儿积极分子们有了用武之地，大会小会，揭发批判，声嘶力竭，发动攻势，墙报黑板报，漫画小品，积极配合，掀起了北上以来第一场自相残杀的肉搏战。队长并没有坐镇指挥，每天只看看会议记录和郑锡麟之流所写的汇报材料，然后晚上再找杨若膺谈话，往往一谈谈到深夜。在白天的凌厉攻势和夜晚的疲劳轰炸下，杨若膺招架不住了，只好节节败退，开始写起坦白交代材料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场战争中，池步洲虽然没有受到点名批判，但因他常与杨若膺嘀嘀咕咕，也间接受到非难，要他交待揭发谈话的内容。池步洲的为人，生平最恨的就是这种自相残杀或卖友求荣的勾当，入狱以来，从来不干，这一回当然一本初衷，对所有指责，一概矢口否认，没有揭露杨若膺的任何“反动言论”。杨若膺呢，也是一条硬汉子，铁嘴钢牙，一口咬定没跟池步洲有过任何串连。反正是没根没据的事情，瞎咋唬一通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这一场战役，也打掉了杨若膺的五百年道行，从此再也不敢神气十足地逞匹夫之勇了。他面色苍白，灰心丧气，沉默寡言，前后判若两人。见了池步洲，即便擦身而过，也不搭话，以免给积极分子提供打小报告的材料。
对杨若膺的批判告一段落以后，学习又趋正常化，即依旧各人写坦白交代检举材料。在这一群人中，池步洲的历史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既没有什么“余罪”可交代，也没有什么检举材料可写。一有工夫，就拿出数学书来啃啃，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见惯了，连队部都没加干预。
医务室里有一名医生，原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军医。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双方，不俘虏医务人员，因此他可能是起义或投诚的；但是国共交战，是否也遵循国际惯例，不得而知，因此他也可能是战俘。但至少不应该算战犯。他待人和气，看病细心，完全是一名好医生。他申请入党，得到批准，团里为此召开了大会，副团长和政委都讲了话，赞扬备至；他自己也致了答词，表示此生坚决追随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然，这是团里树立的样板，意思是：国民党战俘只要认真改造，也可以入党，也有光明前途，这位军医，就是例子。
总之，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战犯生活”，对来自监狱或劳改营的囚徒们来说，确实是“换了人间”，这里不再看见狱卒们阴暗冰冷的脸，不再听见令人胆战心惊的长声吆喝，不再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不再担心冻饿，而且还有读书看报的自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对俘虏的“革命人道主义”。只可惜，队长们偏偏相信最善于打小报告的特务分子，重用最善于阿谀奉承讨好干部的马屁精，而没有想到这些人只要对自己有利，是连良心都可以出卖的无耻之徒！
七、训练结束，管训开始
一九五六年年底，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奉命结束，改由地方政府承办。一、三、四队的全部在押人员，除一队里的高级将领另调别处外，都被调到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继续管训学习。
新成立的“解放军官管训处”，属于地方政府系统，共有“学员”三百多名，地点在济南郊区的一所空闲中学内。原校址面积广阔，有很大的运动场，围墙当然是加高了的。特别是其大门之大，足以容两辆大卡车并排进出。校园内有许多栋平房和楼房，一部分是教室和办公室，一部分原来是学生宿舍，每间房间可以放十几张床。房前房后都有参天的大树。后门附近有大伙房、厕所、浴室等等。浴池很大，每次可以容纳几十个人入浴。
围墙外面，南面是马路，东面是一片小树林，林中隐约可见若干栋精致的平房，估计原来是老师门的住宅，如今当然是管训干部的宿舍了。西北两面，就是广阔的田野。
这里地处济南近郊，空气新鲜，环境优美，既无闹市之喧哗，又有学府之肃穆，而且离市区并不远，火车站就在附近，一旦释放，上车倒是很方便的。住在这里，经常能听到汽车的鸣笛声和火车的隆隆声，给人一种“尚在人间”的感觉，意识到自己与社会共存，不像禹城的解放军官训练团，地处荒郊僻壤，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孤寂感。
管训处的最高领导是处长，下面有队长、管理员等。他们都是解放军的政工干部，保持着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待人诚恳，说话和气，什么时候都面带三分笑意，给人以信赖感和亲切感。没有狱吏、狱卒的可怕形像。这对从监狱和劳改队来的人而言，更有一种“解放”感和轻松感。
首任处长叫王振，似乎是山东人，身材魁梧，言语爽快，行动敏捷，指挥若定，颇有大将风度。
“学员”的基层组织是小组，每组十几个人，相当于一个班。原训练团的一、三、四中队，到这里以后，就打乱重新编组了。小组长由干部指定，除掌握学习、写汇报之外，还管分饭、分菜等生活方面的杂务，主要任务当然是密切注组员的思想情况和行动表现。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要由他先提出表扬和批评，并传达领导布置的一切任务。因此这个“基层首长”官儿不大，权力不小，不是领导信任的人，根本巴结不上。小组成员当然不是固定不变的。两年以后，池步洲就和杨肆编到了一个班，并由杨肆担任组长。组长之上，还有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分管学习和生活方面的事务。医务室的大夫，也由战犯担任，当然只看小病，有了大病，还是要送到外面医院去看。
伙食方面，只有一个厨师是外来的，其余五六人都从战犯中“选拔”，从外出采购、洗菜、切菜、淘米、闷饭、炒菜、烧煮直到按人数分给各组，一包到底。饭菜做好以后，由各组的“值日生”到伙房去领，倒是不用他们送的。炊事班起早摸黑，非常辛苦，因此小组学习基本上免了。伙房的组长叫沈震遐，原来不知道当什么官儿，至少总不会是炊事班长。但在这里，他的伙夫头子当得非常认真负责。他专心致志于伙房工作，能干而又和善，人缘特好，但在打小报告方面却是个低能儿。
可以这样说：这里的学习与生活，处于“半自我管理”的状态。
管训处不是劳改队，但不等于没有劳动。学校后面有好几亩菜园，由战犯们自种自吃，还有富余。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果园，种的是梨和苹果等水果。不过那不是自给的，到了水果成熟的时候，大都卖出去“创收”了。除此之外，还要到山上去挖鱼鳞坑种树。翻地、浇灌，特别是平整土地，劳动强度并不小。不过，只要不是突击性劳动，一般只劳动半天，另半天学习。
到达管训处的第二年，战犯们还用自己的双手在大门前面的空地上盖起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只请一个老师傅指导，所有活茬儿，从砍树挖地基开始，包括泥瓦木匠在内，全都自己动手。在战犯中，什么人才都有，有几个人，砌墙、做门窗，真还有两下子呢。
管训方面，比禹城放松了许多。首先是再没有人为的藩篱之隔，一、三、四队的人经过打乱重新编组，也允许来往交谈了。池步洲也与杨肆、丁绪曾等三位有了畅叙的机会，得知他们三人于一九五○年承蒙李直峰的好心介绍，到北京的秘密情报部门从事密电码的研究破译并教学带徒弟，立过功，也得到过奖状。等到徒弟出师，能独立工作了，镇反运动开始，他们三个，也因“反革命”罪被捕了。考虑到他们知道一些共产党内部的秘密，在保证不泄漏的前提之下，把他们放在改造战俘的特殊监狱里，不要劳动，算是优待。
其次，文娱活动大大增加，不仅每周必有一场电影，逢年过节，往往一连个把星期夜夜有电影。校园内有篮球场，只要是休息时间，随时可以去扔几个或赛一场。此外，学员中不乏京剧票友，人才济济，角色齐全，他们获准组织剧班，粉墨登场，不时演出。所有服装道具，应有尽有，文武场面，一应俱全。
这里与禹城的最大不同，是每月发给五元零用钱。大概是按照解放军战士的津贴费标准发给的。这可真是久违了。多数人入狱以来，还是第一次摸到人民币新币。校园内设有小卖部，供应信纸、信封、各种文具、糕点、水果之类。愿意把钱寄回家去的也可以。
学员当中，凡是从监狱或劳改队里来的人，都有刑期。但是到了这里，既不宣布作废，也不延长缩短。对于这些人来说，反正刑期是死的，不重新犯罪，一般不会加刑，因此多数人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泡刑期”态度，为了争取减刑而表现得特别积极的人，相对而言之总是少数，因为要建树起能减刑的功勋，也是不容易的。
战俘，一般都没有刑期。他们一不判刑，二不劳改，三得温饱，四有福利，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有颁布特赦令的权力，可以赦免战争罪犯。但是干部们再三强调：即便特赦，也是赦免那些思想改造好了、有突出表现的人。
什么都有可计量标准，独有这个“思想改造好了”，是个无法计量的抽象概念。一般的标准，无非分主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是彻底坦白交代自己的罪恶；客观方面是靠拢政府，与政府一条心，并积极协助政府做工作，落实到行动上，那就是监督别人，换句话说，就是积极地打小报告。
于是乎，济南的解放军官管训处内，人们为了表示积极，一方面，把自己从来不敢拿出来与人见面的丑恶历史都坦白出来，另一方面，不仅打小报告成风，而是无时不有，无处不有，有些人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损人未必利己之徒，其恶形恶状，远远过于监狱和劳改队。
当局强调坦白交代历史，当然不是闲来无事，以此打发时间。战犯中，故意隐瞒罪恶历史的，故意扩大捏造历史事实的、历史背景一时搞不清楚的，都不乏其人。下面各举一例，以见一斑。
例一：从上海监狱来的那个徐建平，他一向只说自己是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与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都没有关系；经过干部几次动员、主要还是“点”出了他的“光辉业绩”以后，他知道事情已经瞒不过去，才在小组会上自己坦白出一段令人吃惊的历史。
原来，徐建平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上海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在一起活动，负责地下党员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每次开会，地点、时间、人员等等，都由他负责安排通知。会议中间，他还负责望风瞭哨，对他的信任，可想而知。一九二六年，徐建平被国民党收买过去，供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全部秘密。一九二七年春，陈延年召集一次重要会议，徐建平将会议时间、地点、人员名单等等全部向国民党出卖，致使与会者全部被捕牺牲。执行之前，还让徐建平躲在一个客厅里，让被捕的人一个个从客厅外面走过，徐建平通过窗帘的缝隙加以指认，以此“验明正身”。事后国民党论功行赏，所以才给了他一个银行副经理的头衔。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出卖同党，并不是他
本人被捕经不起严刑拷打招供出来，而是他认识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估计很可能是个色情女特务──主动告密的。
解放前夕，他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又倒过来投向共产党，向地下党提供了许多中央银行的内部经济情报。这条变色龙两头讨好，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了好多年，终因过大功小，功不抵过，还是难逃共产党的法网。
此人恶习不改，坦白出这一段历史以后，得到了干部的口头表扬，并得到一个“学习委员”的头衔。他得此荣宠，神气飞扬，得意得连走路都飘飘然起来。从此他以积极分子自居，疯狂地打小报告，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地编造“反动言论”，陷害同类。这以后人人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臭得掩鼻而过，而他自己还美滋滋地自以为得计。──他在一九七五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的时候遇赦回沪，不久就得癌症死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例二：黄文忠，苏北人，当时不过四十岁上下，但他一向自称是少将衔。在政治学习中，发现他所交代的历史可疑之处甚多，他说某时曾经在某某军当过少将，派人到外地与当时也在该军任职的人员核对，都说不认识此人。甚至在管训处内，就有某某军的人，经查问，也说没有黄文忠此人。领导布置组内追查，他却一口咬定自己确实在某某军干过。于是领导抽调与某某军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人临时组成大组，面对面地专门追查，他居然铁嘴钢牙，坚持自己确实是少将。领导上只好把他的问题先挂起来。这样一挂挂了好几年，经过反复谈话、小组帮助，最后终于写坦白材料承认自己原来是个少校，被俘的时候，假报少将，以为可以得到更好的优待。真相大白以后，一时传为笑柄，从此大家干脆以“黄少将”称之。
例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在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请的指挥下，兵临福州城下。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于十六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福州，分三路撤退。第六兵团司令部直属部队及独立第五十师等近万人被编为第三路人马，在李以劻将军的率领下，向福清县海口镇撤退，计划从海口渡海撤退到平潭岛。当夜刚刚动身，就得到情报：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已经先期到达海口镇，切断了第三路人马从海上逃跑的退路。面对这一进退维谷的局势，李将军手下一个副团长吴天发冒死进言：如果继续前进，势将全军覆没，如果投诚，至少可以保全全军将士的性命。并坦然自陈当过解放军俘虏的经历，知道解放军优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为避免无谓的死伤，李将军立即派政工处处长谢斌为代表，去找解放军谈判，同时下令：从现在起，不准开枪，谁开枪即以违抗军令罪执行枪决。八月十日，李部撤到福清县天炉坑的一个山谷中，遇见了瓢泼大，而谢斌走后又没有消息。李以劻心急如焚，又派吴天发拿着他亲笔签署的名片去找解放军。这时候解放军八十五师已经逼近天炉坑，吴天发没走出多远，就与八十五师的先头部队联系上，并见到了该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朱云谦派前卫团参谋长为受降代表随吴天发来到天炉坑，与李以劻达成了投诚协议。第二天，李部投降，放下武器，接受解放军的整编。
李将军的正义之举，使近万名官兵获得了新生，并加速了福建全省的解放，功不可没。
但是李将军主动投诚之后，并没有得到“起义将领”的待遇，而是仍按俘虏军官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从福州第十兵团起解到苏州相门狮子口原苏州模范监狱内的“解放军官第十团”学习。一九五○年季春，解放军官第十团与山东解放军官总团合并，改为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季方，政委苏振华。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开始，全团迁到了山东禹城，李将军编在一队即“将官队”内。一九五六年冬，与大家一起到了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后来转北京战犯管理所，并于一九六○年十一月第二批特赦释放，计关押了十一年零两个月。
李将军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还得感谢当年他亲笔写的那张名片；更得感谢十几年来居然还保存着这张名片的“有心之人”。随着事件的澄清，这张名片当然也成了历史见证和革命史料，被档案部门妥善珍藏起来了。
我有幸见到了这张名片的复印件。名片为竖排，正面靠右印的小字是官衔：陆军第五军副军长兼陆军第五十师师长、兼福州戒严副司令，官衔下面用笔添上“陆军中将”四个字；名片中间印着三个大字是姓名：李以劻，下面两个小字是别号：力匡。名片左上方并排两行写的是：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叶、政治委员韦，这是抬头，意思是收信人。
名片的背面写的是李以劻提出的请降四条款：
一、本师及福州绥署及第六兵团现有官兵八千余名。
二、官兵等极感战争痛苦，志愿局部和平，请即派
员来部商洽。
三、昨日已派员至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商洽，迄未
返部。
四、兹派中校副团长吴天发等来贵部请示，并于照
办，并电请司令员叶指示机宜。
八、十七
疯狂的“小报告大战”，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许多矛盾。一批中统、军统出身的老牌特务，施展故技，重操旧业，无所不用其极，居然深得干部们的信任。许多意志薄弱者、投机取巧者见有利可图，也群起效颦。于是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地受批评甚至挨整。弄得多数人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话；如履薄冰，不敢多走一步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池步洲刚到管训处的时候，和几个年纪比较大、官衔比较高的战犯编在一个组。这些人虽然“官居少将”，但大都是文职人员，从人品看，既不道德败坏，也不丧心病狂，属于“职业犯”的范畴。互相尊重、客客气气的旧习惯、旧作风，使组内基本上保持“和平共处”的局面，看不见“积极分子”的丑恶面貌和特务行径。
一个新成立的单位，干部又没有几个，通过积极分子反映组内人员的思想情况，本来也是领导人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当“积极分子”，则反映领导人本身的修养与素质。从任何一个角度说，信任甚至重用特务分子，总是欠考虑、欠妥当的。有的领导干部，本身文化水平、政治修养都不高，缺少强有力的工作方法，只知道制造对立面，利用对立面，引发矛盾和战争，双方互相攻击，于是领导人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双方面的情况，达到了驾驭的目的。这种“制造矛盾”的工作方法，也许能收一时之效，但是久而久之，非乱套不可。真正有能力的领导干部，是绝不采用的。
正因为池步洲这个组相互之间没有矛盾，没有战争，令干部达不到驾驭的目的，终于把它拆散了，重新编组。
编组以后，池步洲组内的人大都比较年轻，有个叫蔡培元的，才二十五六岁，组长姜士行，也不过刚三十。他们都是真正的战俘，军衔最高的不过中少校。组长姜士行，就是个俘虏营长。此人身材修长，面目黎黑，心狠手辣，颇有心计，人称“小报告大王”。
在这样一个组长手下讨生活，日子自然不好过。池步洲仍本初衷，第一绝不出卖灵魂，绝不打小报告；第二不作任何犯规之事，不给人以口实；第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当以牙还牙，而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当时的学习中心，是交待罪恶历史。池步洲历史简单，生平只做过一件大事，即抗战期间，破译了日本政府的外交密电码。任凭积极分子们怎么分析，这总不是罪恶，也拿他无可奈何。学习、劳动之余，他不参与聊天、打闹，一心只钻研数学。有时候劳动归来，连手脚都不洗，就拿起书来看。姜士行侧目而视，但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开生活检讨会，姜士行批评池步洲一心扑在数学上，不安心改造；他反唇相讥：“我闲下来看看书，总比你们东拉西扯瞎聊天好些吧？”姜士行无言以对，想打他的小报告，又抓不住他别的把柄，也无可奈何。只是虎视眈眈，天天把眼睛紧盯着池步洲，总想从鸡蛋里挑出一块骨头来。
池步洲是全管训处唯一的留学生，他的热衷于学问，影响了好几个人，都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数学。他们有的出于真想学点儿知识，有的出于寻找精神寄托，少惹是非。这一来，姜士行算是找到把柄了，在一次生活检讨会上，严词指责池步洲每日埋头看书，是不安心改造的表现，如今不但自己看书，还到组外活动，影响别人的改造，必须深挖思想根源，交待动机，不但自己要认罪服法，还要靠拢政府，帮助别人，等等。
池步洲见他语气生硬，也不买他的账，当时就给以反驳。一者事情不大，二者他在组内人缘儿比较好，大家并没有群起而攻之，反而抹稀泥，打圆场，一场争端，不了了之。 池步洲当然也知道姜士行的积极并非出于本心，不见得真那么倾心于共产党、真安心在这里改造。只要抓到证据，对这种人必须狠狠还击，绝不能客气。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池步洲上厕所，第一厕所有东西两个门，池步洲进的是西门；第二蹲坑之间的隔墙有一米半高，只要一蹲下，除了正前方之外，看不见两边；第三池步洲走路步履较轻，不是十分注意，不容易听见。池步洲刚在西边一个坑位上蹲下，就听见东边的坑位有两个人在讲话：
“他妈的，共产党真恶毒，满口里说优待俘虏，关了咱们那么多年了还不放，真不讲理！”说这话的是姜士行。
“你还当过那么多年营长哩，不说官儿有多大，起码吃喝玩乐嫖女人你都占了。我有什么呀？关我的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不过是沾姐夫的光，补了个少校副官的名额，到如今也关了我七年了，我哪儿有那么大的罪过呀！”说这话的是蔡培元。
“关你，是要从你嘴里挖你姐夫的材料，要不，怎么把你姐夫关在北京，不把你们俩关在一起？其实，‘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们当兵的，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跟马棚里的牲口也差不多：他们当头头儿的反目不和了，一个命令下来，让我们向东不敢向西；他们握手言和了，当兵的死了也是白死。如今把我们关在这里不放，还说是优待，这算是哪门子优待呀！”
下面当然还说了一些话。过了一会儿，两人就从东门走了。池步洲心中冷笑：好你个姜士行，原来你是个假积极，今天终于原形毕露了！像你这样的坏蛋，饶你不得，你等着吧！
池步洲回到房间，拿起一本数学书和纸笔，坐到树荫凉底下奋笔疾书，把姜士行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考虑到蔡培元的为人还不坏，故意说另一个人的口音听不出来是谁，他也没说什么反动的话。写好了“小报告”，正往回走，迎面碰上了管理员，就把小报告当面递交给他。由于池步洲从来没打个小报告，管理员开头还一愣，只以为他是递的什么申请报告呢。
过了几天，队长把姜士行叫到队部。他还以为给他布置什么任务，兴致勃勃一步一颠地跑了去。半个小时以后，只见他耷拉着脑袋回到了组里，不用问，准是挨了批评了。从这以后，他老实了几天，不那么飞扬跋扈了。池步洲本想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干脆把他的丑恶嘴脸在大家面前彻底暴露一下的，但是考虑到这一来难免要伤及蔡培元，再说同是囚犯，也不必把事情做得太绝，只要提醒他稍加收敛就可以了。
不久以后开生活检讨会，池步洲发言，借题发挥，大意说：组里有这样一个人，表面装得很积极，背后却发牢骚、讲怪话。别人听了，没往心里去，姜士行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不自在，生怕池步洲一不做，二不休，把原话抖落出来。池步洲也见好就收，公开点一下，不过表示自己明人不做暗事。从那以后，姜士行果然收敛了许多，不那么嚣张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一次重新编组，姜士行依旧当组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批战犯特赦中有他，可见他的“积极”，还是起了一定效用的。当时他得意洋洋，没有想到回到陕西老家以后，当地仍拿他当四类分子看待，人人都可以在他头上拉屎撒尿，过的是“贱民”的生活，而他的小报告绝技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日子比在管训处难过多了。──这是后话，一笔带过。
重新编组以后，池步洲被编到了杨肆当组长的组里。杨肆与池步洲以前在重庆的时候，虽然由于“派系不同”没有什么来往，但也没有矛盾。如今同为战犯，总算是老熟人，互相之间都有一种亲切感。杨肆为人厚道，组内成员又是老人居多，而且都没有刑期，互相之间打小报告的人不能说没有，至少不像别的组那么多，日子好过多了。每天学习，杨肆因为有过给共产党破译密电码的特殊经历，得免不谈过去历史，算是他得天独厚的优待吧。
一九五八年，为攀登1070这个高峰，全民大办钢铁，管训处也不例外。先由王振处长动员，大家表态表决心，然后搬运大批砖头、水泥，开始在操场的一角建造小高炉，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工，连饭都送到工地来吃。姜士行倒是个好瓦工，高炉由他主砌。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高炉终于封顶了。接着点燃芦苇、干柴烘炉。又过一天一夜，炉膛烘干，用鼓风机吹着了煤炭，等到炉顶冒出火光，投进许多搜集来的废铁，破锅、旧锁、脚镣、手铐、火筷子什么都有，然后保持旺火继续猛烧。又过一天一夜，封炉熄火。等温度下降后，王处长一声令下：开炉出钢！可惜的是，掏了又掏，扒了又扒，什么也没扒拉出来：扔进去那么多的废铁，都炼成氧化物和矿渣了。
炼钢失败，大家都垂头丧气。王处长下令拆掉高炉。大家又花费一天一夜工夫，把高炉拆掉。
大炼钢铁以前，吃饭是不定量的，不够可以到伙房去添。大炼钢铁以后，吃饭有定量了。伙房根据人数把一组的饭装在一个木桶里，组内派值日生连菜端回来，由组长平均分。吃馒头，分起来不难，可以做到“公平”二字，吃大米饭，要分平均了，可不容易。这时候各组都盛行“土秤”，也就是用一根木棒，打磨光洁了，刻上刻度，算是秤杆，再用旧饭盒或新铁皮做一个秤盘，用旧锁或铁疙瘩做秤砣，自己制造杆秤。这种秤，斤两当然与标准度量衡不一样，但用来分饭，只要求分量相等，还是管用的。只是这样一来，每吨饭在进口之前，要折腾好长时间，才能把饭基本上分平均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不但饭里面掺上了青菜、萝卜，而且米粒有越来越少的趋势。据说是全国遭受到了自然灾害，农业减产了。后来证实：“天灾”固然也有，主要还是“人祸”作祟。社会上几乎人人饿肚子，劳改农场饿死的人当然更多。作为战犯，倒享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只吃了一个多月的菜饭，就又恢复大米、白面的供应。这不能不说是沾了“战犯”的光。当然，“敞开肚子吃饭”的岁月，是再也不会有了。
一九六三年，池步洲十二年刑期已满，释放回上海。那年他已经五十六岁，如果用其所长，当个日语教师，应该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上海人事部门按照政策，只能分配他到长宁区房修三队当“壮工”，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活儿，时间长达十一年又两个月，直到六十七岁做不动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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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地覆天翻人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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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步洲服刑十二年，释放回上海，接着又当了二十多年“贱民”。一个旷古奇才，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竟沦为出卖劳动的苦力。
历史的误会，又由历史的巧合来解除。三十二年的冤狱，因巧遇当年的顶头上司、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共产党高级情报人员，一纸证明，冤枉解除。
但是“老骥”年已七十有六，虽有千里之志，已无千里之力，只能侨居日本，安度晚年。拳拳之念，但求不祸延子孙，于愿足矣。
吉人自有天相，神户大地震。池先生一家大小二十余口，安然无恙。
一、三等贱民，悲惨生活
池步洲服刑期间，他的第二个儿子国雄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成绩在班内是第二名。那一年，高校考生严重不足，政府动员各机关单位在职干部以“调干”的形式带着工薪去上大学。因此可以说是考大学最容易的一年。国雄的那个班，除两人外，都考上大学了。说来也许没人相信，没考上大学的两个人，正是班上功课最好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其中当然也有他池国雄。
正好那一年江西有一些工厂到上海来招工，池国雄知道大学与自己无缘，再说，也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就去报了名。这一回，倒是一考就考取了。从此就在南昌农业机械厂当工人，一干就是二十三年。六三年父亲释放的时候，他都已经当了五年工人了。
虽然池步洲刑满释放，并没有留下尾巴，也没戴什么帽子，算是恢复了“公民”的身份，而且他不仅仅是“身有一技之长”的小知识分子，而是有“满肚子学问”的大知识分子，按说应该很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讲究“阶级路线”，对刑满释放的人，有个非常混帐的名称，叫做“劳改释放犯”或“刑满释放犯”，刑满释放居然还称为“犯”，似乎“刑满释放”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或犯罪行为似的，何况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军委的高级将领呢？因此只能把他安排在街道办的房屋修建第三队里，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劳动，每月工资四十元。在上海那个大城市里，四十块钱，还不够在中等饭店里吃一顿饭的，全家人生活之清苦与困难，可想而知。
幸亏他的爱妻白须宾自从来到中国以后，不但一口流利的“国语”讲得比池步洲那福建腔强得多，更不容易的是：十八九岁才开始学中文的她，居然精通中文，一笔汉字，写得极为娟秀漂亮。因此，一九四八年池步洲一家到上海来以后，她即在一家纺织厂当会计，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收入，贴补家用，俾便能在物价飞涨的岁月中活了下来。解放后，如果大学里设有日语课，按说她应该是最难能可贵的日语教师了。但是一者解放后提倡“一面倒”，连语言也加上了政治色彩，“外语”课只许学俄语，号称世界通用的英语尚且不许学，更遑论“鬼子话”哉！
池步洲被捕以后，她成了“反革命家属”，会计是“掌握财权”的人，不能交到反革命家属手中，工作终于失去。那一段时间，她只能靠给人家洗衣服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后来幸亏姚耐、罗俊等人背后出力，以她长子参军为由，作为光荣军属，被安排到幼儿园去当个保育员，方才能够含辛茹苦地把两子二女（长子已参军）拉扯长大，教养成人，其中的艰苦，不言自明。
池步洲出狱返沪以后，虽然释放证上没有写着戴任何帽子，名义上也是公民，但实际上戴着一顶无形的“黑帽”，而且是最高的黑帽：战犯，连三等公民也数不上，干的又是最脏的活儿，按照当时流行的称呼，叫做“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谁见了都会“掩鼻而过之”的。
这期间，左右的邻居，当年的朋友，好多人都怕惹上是非，连跟池步洲见一面都不敢。例如人民银行储蓄部时期的人事科王科长、储蓄科潘副科长、汪股长及当年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和另一些同事们，虽然都知道池步洲已经劳改释放回来，也知道他没有戴什么政治帽子，但是经过镇反、肃反、反右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人们对于政治上翻过车的“反革命分子”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避之唯恐不及，是可以谅解的。
只有东中野“沙龙”中人，到底旧观点浓，旧情谊深，能够做到不以成败论英雄，继续来往，而且是真心实意的，不是装腔作势的、虚情假意的。
走动得最频繁的，还是梁孝志家。他们两夫妇一如既往，并不因为池步洲的身份变了而投以白眼。相反，每次登门，诚挚招待，没有一丝半点儿蔑视的音容，依旧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家常便饭，殷勤招待。十几年来，始终如一，全没有勉强应付做作敷衍的味道。
解放以后，圆明讲堂被政府封闭，改为某工厂的仓库，大多数和尚都还俗了，只有明[ 杨改日旁] 法师依旧吃素，也不结婚，靠在工厂里干活儿的微薄收入“自食其力”。因为是单身，依旧住在圆明堂旧址的一间小房间里。他几乎天天都要到姐姐家里来混日子，也帮姐姐干些家务活儿。赶上姐夫宴请朋友，他也帮忙端酒上菜，但他自己恪守佛门戒规，不沾一点儿荤腥，只吃素菜。
还有一个刘子崧，每次到上海出差，总要到池步洲家里去坐坐，照常来往，照常畅叙，并不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是“战犯”、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反革命”而有隔阂。他还多次提出来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任教，倒是池步洲不愿牵连朋友，婉言谢绝了。
三年后，大陆开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池步洲受到冲击，数次被抄家，不但他本人受到了折磨，也牵连到妻子儿女，跟他一起受苦。他的子女在学校里功课名列前茅，成绩优异，得之家传，对数学尤有天分，但也囿于“阶级路线”，无缘进大学深造，只能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面朝黄土，背负青天”，逐渐消失才华，蹉跎青春。
可以设想，如果池步洲果真接受了刘子崧的聘请，到福建农学院去任教，则他们两个，势必一根线绳上拴俩蚂蚱，跑不了这个也蹦不了那个也！
不过刘子崧这人也怪，作为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党员，解放以后本来应该当个更大的官儿，但他却安于教务，不追求高官厚禄。以他的学识与才华，本应该有若干著作问世的，但终其一生，居然一部书也没有出版过。一九七六年，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宣布结束，池步洲到福州去探望五哥、五嫂，刘子崧听说了，多次来找池步洲畅叙，还多次提出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教书，有一次甚至把应聘的表格都带来，一定要池步洲填写。像这样“超然物外”、不以阶级偏见待人的人，在党内可真不多。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几乎人人都“触及了灵魂”。当年人民银行储蓄部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年轻，漂亮，活跃，简直是一颗璀灿的明星，竟也遭到了“管制”的处分，最后落一个夫妻二人双双开煤气自杀的下场。
比较起来，梁孝志因为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倒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他的内弟，因为坚持吃素，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典型，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批斗，还把猪肉硬塞在他嘴里，强迫他“开荤”，不料从小吃素的他，也和唐三藏一样，一碰到荤腥就呕吐，终于保住了佛门子弟的“纯洁”，弄得红卫兵们也无可奈何。
谁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许多事情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当年红卫兵们所要“砸烂”的“封资修黑货”，经过上山下乡锻炼的小将们回城以后，竟比当年的“老黑帮”更加热衷。宗教活动不但恢复了，而且比“文革”以前更其活跃，信徒也更多。有许多当年的老党员、最彻底的无神论者，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炼，终于大彻大悟，扬弃了“阶级斗争”学说，居然变成了虔诚的宗教徒，大谈其“博爱”和“为善”。上海的圆明堂修整一新，明旸不但重新当上了主持，还当上了上海市最有名的龙华寺主持，后来又当上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佛教协会上海分会会长，经常出国访问。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梁孝志也得了个中国佛教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的头衔，并被聘为圆明堂执事，还曾跟随明旸法师出国访问；陈秀惠也成了圆明堂的内当家，帮助弟弟处理一些日常杂务。
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池步洲一家的遭遇，方才有了小小的转机，得到了小小的自由。这时候，中日邦交已经恢复，与海外通信，也不再算是“里通外国”，经白须宾写信到日本探询，得知她的父母早已谢世，弟弟也在战后不久病故，只有两个姐姐还健在。一九七六年，白须宾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申请赴日探亲。
一别三十年，沧海桑田，变幻极大：故土既不依旧，故人太半零落，依稀难寻旧梦，恍惚有如隔世。回想当年离别亲人的场面，却仍历历在目，感慨唏嘘，自不待言。
两个姐姐都劝她落叶归根。她没有办理过改变国籍的手续，日本政府仍认为她是日本人，因此并不存在恢复国籍之类的问题。她仔细想想：以池步洲的身份，明明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仅仅因为政党派系的不同，不但所有功劳一笔勾销，爱国反而有罪，如今进入老年，犹以出卖劳力为生，在大陆的处境，不会有多大改善。从子女的前途出发，只有申请“回国落籍”，子女的深造，庶几有望。于是在姐姐的帮助下，办理了手续，在日本定居，并把几个孩子也都陆续迁回日本。
这一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生活的道路上挣扎，在事业的道路上奋斗，艰苦拼搏，惨淡经营，个中辛酸，一言难尽！
所幸池步洲的几个孩子继承了乃父的遗传基因，天份分不低，智商极高，特别善于经营。如今子孙们在日本、在中国都开有工厂、办有企业，并秉承父志，继续从事中日友好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活动。他们的业绩，因为不属于这部书所要叙述的范围，这里不多罗嗦。如果有可能，不妨单独再写一部书，专门介绍。读者诸君，“且听下回分解”吧。
二、七十六岁，平反昭雪
一九七四年，池步洲已经六十七岁，尽管身体还好，从事重体力劳动，也吃不消了，只好从房修三队退休。好在这时候子女们大都已经长大，尽管还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吃了父亲的挂落，得不到什么好工作，但都开始返哺，艰苦一些，仅能果腹而已。
两年之后，“四人帮”群丑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特别是许多高级领导人亲身尝到了阶级敌人借“阶级斗争”这一法宝所酿成的苦果以后，深自反省，总结了几十年来历史经验与教训，总算弄明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十分普通的基础理论，并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错误政策，都做了认真的回顾与修正。中国共产党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认识，以其非凡的勇气与气魄，公开承认自己理论有错，政策有错，路线有错，因此给全国人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灾难与损失。
不久，全国都在复查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池步洲的案子虽然没有得到平反，也在新统战政策的感召下，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受聘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每天写些回忆录，作为文史资料保存。
一九七九年五月，通过姚耐的推荐，池步洲又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聘请任特约研究员，从事台湾经济史的研究。两处的“车马费”相加，每月约有一百五六十元的收入，生活比以前略有改善。
这时候，姚耐出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他仔细听取了池步洲一生的经历，首先确认这是一宗冤假错案，建议池步洲写出材料申诉。池步洲接受他的建议，写了一份申诉书，交长宁区政协转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池先生在上海巧遇当年的顶头上司李直峰和霍实子。他们两位，都已经年过八旬，“文革”期间，霍实子在狱中受尽了苦楚，能够活着出来，本身就是一大奇迹。似乎上苍有心要让他们在垂暮晚年为池步洲作证，解开池步洲身在中统却不是中统特务这一难解之谜似的。
这一次见面，李直峰得悉池步洲因“中统特务”冤案坐牢十二年，又因无法洗刷而至今未曾平反，不禁连连摇头叹息，责怪自己办事疏忽，有头无尾。
原来，李直峰早在杨虎城将军侍从室任机要秘书的时候，就已经秘密入党，“双十二事变”中，因破译大量南京政府的密电，受到周恩来的赏识。后来奉周副主席之命，打入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从事高级情报工作。正因为他特别赏识池步洲的爱国丹心和旷古奇才，方才担着干系，没让池先生填表参加特务组织。有趣的是，池步洲与他同事那么多年，只知道他有亲共嫌疑，受到过军统的怀疑与排斥，却不料他果真是正牌儿的共产党！
李直峰当即给池步洲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全文如下：
证明书
祗（兹）证明池步洲同志1937年10月份，曾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即后来的中统局）情报科机密二股，担任过研究日本密电码工作。当时我是该处机密二股股长，因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命令，打入该处为我党中央秘密做高级情报工作，所以认为池步洲同志特地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是不可多得地（的）爱国志士，不应让他参加特务组织，失去行动自由，就没有叫他履行填表、宣誓、正式参加特务组织。以致他后来可以辞职到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进行反日宣传工作。现正值党落实政策之际，理应负责证明：池步洲同志，并不是中统特务。谨此证明是实。并亲笔复写四份。
证明人：上海市府参事室参事
李直峰（签字）
1982年11月14日于共和
新路1700弄31号303 室
拿到了这样一份一字千斤的证明材料，池步洲眼含热泪，感慨万千地把它递到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平反三十一年前错判的冤案。
他所感慨的，并不是李直峰居然能够福祚有加，延年益寿，居然在这最后关头站出来给他写这份万金难买的证明，而是感慨党的政策，在判断是非功过上，从前不是按事实分，而是按派系分，从“国民党内没有好人，共产党内没有坏人”的阶级偏见出发，才会得出“到延安的才是抗日，到重庆的就是卖国”这样荒谬的结论，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冤狱，其结果，恰恰不是加强了己方的力量，加速了前进的步伐，而是削弱了己方的力量，阻碍了前进的步伐。幸亏共产党在惨痛的教训中以鲜血为代价换来了觉醒，终于翻然悔悟，改正了错误的观点和路线，尽力地在做挽回的工作。要不然，共产党很可能也会走到国民党当年众叛亲离、民心大失的老路上去，最后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四个多月以后，池步洲忽然接到霍实子写来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步洲兄：您好！
今天下午两点不到，有位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陈培娥同志（女）到访，了解在抗战期间我兄的情况。由我笔述或口述，由她用法院审判用笺写的。共写有三页，由我签章，光写：霍实子，85岁，在市政协秘书处工作。
内容大致是：自1938年秋在汉口，1939年在重庆，池曾随李直峰同志（打进中统来的）到军委会日本陆军密电研究组。当时我任该组少将主任，李直峰任上校副主任。但研究组无成就，池于不久就辞去了。
池出去后自己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电报，被军政部聘去担任破译日本外交密电工作。
1940年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我任该室第一组少将组长，池任该组第四科科长，破译了许多日寇的重要情报。如：日寇偷袭珍珠港这一重要情报，是池破译出来的。池后任技术研究室专员室主任专员，再调译电人员训练班少将主任。总之，在抗战期间，池为抗战立过功。……等等。
池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日本返回祖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因此李直峰不要池参加中统，使池获得来去自由。
我证明池没有参加过中统，李直峰比我更清楚。
池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研究和破译日本外交密码工作。
我于1959年被过“左”的（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判为反革命。 我一直不服。 但直至1978年才敢提出申诉，请求市委统战部给我复查。承统战部转给原判我案的卢湾区人民法院复查。该院经过复查，于1980年8 月15日， 为我案平反了。
最后陈培娥同志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希望法院早日给过去的冤假错案予以平反，使大家心情舒畅，同心同德为祖国建设献出力量……等语。陈同志即将这段话写进去了。
我看，兄案不久可以获得平反了。
匆匆即颂
健康！
霍实子 拜启
1983.3.18.灯下
两位老人，一个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共产党的老牌地下工作者，池步洲当年的老上级，证明他虽然身在中统，但确实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一个是上海市政协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也是他当年的老上级，证明他干的都是抗日事业，有利于国家民族。霍实子还特别指出他曾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那份密电（至于香港《天天日报》所载，那是他在港亲属向报界发布，不是霍的本意，张冠李戴，在所难免），因此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在此之前，法院曾要求池步洲把他在重庆工作期间所取得的成果与功绩写一书面材料上交，池先生经与当年的同仁们一起认真回忆，写出材料上交了。于是法院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四处取证。实际上，法院的取证工作，当然不止霍实子一个人，只是池步洲不知道罢了。
又过了一个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送到了。当时复查的案件堆积如山，如果案件没有争议，一般只发出判决书就算结案，并不开庭宣读。判决书全文如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83）沪高刑申第226 号
申诉人（即原审被告人）：池步洲，男，七十五岁，福建省闽清县人，原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员，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人员，住本市新华路七十三弄五十七号三楼。
申诉人因被控反革命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以军办秘 （52密）二字第10662 号决定书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现申诉人不服，提出申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查明：申诉人早年留学日本，于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中统局国际密电室等单位工作。但原审认定申诉人自日本回国参加中统局充调查员一节，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申诉人在国际密电室工作期间，也未发现有危害革命的行为，解放后已向组织上交代清楚。故原判以反革命论罪不当，应予纠正。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办秘（52密）二字10662 号决定书；
二、宣告池步洲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童介凡
审 判 员 阮石平
代理审判员 朱瑞昌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
（此处有公章）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姓名被公章覆盖）
沉重啊，这两张十六开的办公纸！这上面凝聚着一个人一生的屈辱，凝聚着一个人最有作为的、苦难的十二年光阴，凝聚着一个抗日进步家庭全家人的滔滔泪水，凝聚着多少人对革命的失望！莫说世界上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埋没，休提世界上最可怕的失落是民心的离散。刨去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不去说它，单是池步洲这一件案子，单是池步洲身上失去的成就和财富，就有多多少少哇！
历史的发展，动力来自诸多方面。如果不是许多身居高位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自尝到了被冤屈、被诬陷、被侮辱的苦头，中国共产党，能够这么迅速、这么自觉、这么彻底地否定过去，承认自己有错，从而扭转乾坤么？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点点好处的话，这可以算是一条吧？
池步洲的冤案彻底平反以后，与所有受冤受屈者一样，经济上的赔偿是没有的。“宣告无罪”四个字，就比千两黄金还值钱。不过他的“组织关系”按原来的系统转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并按干部待遇每月发给退休金。
池步洲平反以后，一方面为了“昭示天下”，向亲戚朋友们说明一下自己已经不再是祖国的罪人，诸位可以放心大胆地与我池某人公开来往了；一方面也为了“横向串联”，看看还有那些友人至今没有得到平反，自己可以现身说法，动员他们申请复查。经过走访，方才得知近一个时期来，凡是“四·二七”大逮捕中被关被杀的友人，几乎全都都得到平反了。只有一个“反动党团分子登记”运动中表现得最积极、登记得最早的黄咸益，“四·二七”大逮捕以后，不久就作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首批被枪决了。三十多年来，他的妻子儿女受到株连，历尽苦难，只差一死。见到池步洲，讲起当年受的罪来，泣不成声。尽管人死不能复生，但是给他的家属争一个清白，免得永远戴着“反革命家属”的黑帽在人前无法抬头，申诉一下，总还是有必要的。池步
洲当即挺身而出，四处奔跑，向原单位及政法部门递申请、查档案、找旁证，要求平反。努力的结果，得到的答复竟是：“黄咸益的案子，是苏联顾问决定枪决的。凡是苏联顾问决定的案子，不好推翻。”──这是“两个凡是”之外的另一个“凡是”！
黄咸益的案子虽然没得到平反，但办案人员却无意中泄露了天机：中国的镇反、肃反运动，不但照抄苏联肃反的老谱儿，而且有苏联顾问插手甚至幕后指挥。难以理解的是：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是他的主要罪错之一，斯大林的阴魂不散，秉承斯大林意志把肃反扩大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他们犯下的错误，怎么就不能平反了呢？
看起来，黄咸益不幸撞到了斯大林的枪口上，只好感叹于九泉之下了。池步洲的案子没让苏联顾问插手，还应该高声念佛呢！
当年五月份，池步洲回到福州，拜访了留日期间东中野“闽租界”里的乡友们。整整半个世纪过去，沧海桑田，风云变幻，死的死了，活着的也大都遭受过非人的折磨和残酷的迫害。原来青春焕发、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如今都已经七老八十，皱纹满面。但是一颗颗爱国的赤心，仍不减当年。谈起“沙龙”趣事，倒还记忆犹新，相与拊掌一粲，竟不辨是欢笑抑是苦笑。访了旧友，随即去闽清县四都溪源乡祭扫祖厝及探望族人大小，也算是“一身清白”后的亮相。因为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池步洲也曾经到福州去探望过五哥步云和五嫂林怡，但那时他还带着最高的“战犯”黑帽，心情抑郁，也无颜见人。
同年秋，池步洲申请到日本去探望妻子儿女，从此一直寄居他乡外国，过着闲来无事，著书自娱的晚年生活。
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池步洲先生来信说：“现我一家四代二十余人都在日本，只我一人仍保持中国国籍。上海新华路旧居，仍以九倍房租加以保留，旨在重返祖国，埋骨故土耳。”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爱国的赤子之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令人感动！
四、吉人天相，大难不死
池步洲先生现在侨居日本神户，亥年已臻米寿（八十八岁），身体健康，笔耕不辍（从他写给笔者的信看，蝇头小楷，字迹工整，横平竖直， 绝无颤抖迹象，可证目力与心脏都很正常）。 除以自身经历为素材撰写回忆录希图给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之外，还写有《日本华侨经济史话》一书，一九九四年四月由上海社科院出版，不久即销售一空。可见内容丰富，备受读者欢迎。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神户大地震，池先生终因德重功高，得免于难，震后夫妇两老暂住京都子女家中，不久即迁回神户原住处，一切安好。
下面摘编池老先生在大地震之后给笔者来信的片断。一者这是神户大地震亲历者的目击记，并非“新闻报道”，具有更其真实的史料价值，二者也为关心池老先生健康和近况的读者提供一些有关他老人家的最新消息。
我家住在神户市市内一座八层楼大公寓的六楼。一月十七日清晨五点四十六分发生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一家都醒着（也不知什么原因，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着觉）。电灯突然熄灭了，房间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屋子晃动得很厉害，所有不固定着的东西，包括室内的陈设，书架上的书籍和文稿，厨房、厕所、洗澡间内的杂物等等，全都掉落在地上，乒乒乓乓，响成一片。我急忙从床上滚起来，地上已经满是障碍物，连走路都困难了。
我妻子住的房间比较宽敞，陈设和用品也比我的房间里要多些。靠近她床头的一个架子上，放着外孙女用的一台打字机，也掉了下来，离床头隔板只差几毫米，稍偏一点儿，就砸到了妻的头上。这是我家最大的幸运。不然，她一生吃尽苦头而死于非命，我也就活不下去了。
这次神户大地震，震级为七度，是战后最厉害的一次，不是历史上最厉害的一次。但却比一九二三年东京、横滨地区的关东大地震死亡的人数更多，毁坏的程度也更严重。
地震后，自来水、煤气都停了，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开始避难之行。幸亏电话还通，又正好住在大阪的三儿媳打来电话，说是她那里受害极轻，要我们到她那里暂避一下再说。
下午三点多钟，澳大利亚著名女散文家江静枝听到广播后打电话来询问我一家安否。她是我已故老友江秀清兄的长女。她是我友好中第一个打电话来问安的，足见世谊之深。
一月十八日上午七时许， 我们随便收拾了一下，一家五口（老两口儿和长女、长婿及外孙女）， 雇上一辆出租汽车，就匆匆上路。
一路上车辆极多，公路的路面有被破坏的地方，车流就被堵住。往往每开三五十米，前面就有一二十辆车子排起了长龙。谁也没有办法，只好耐心地慢慢儿走。日本的交通管理相当严格，尽管道路堵塞，车子开得很慢，可是依旧有条不紊，绝没有人乱闯乱奔的。从神户到大阪，从前用不了三个钟头，但那天竟开了八个半小时，直到下午三时半，方才到达三子的家。
三子当时在上海。三媳接待我们暂时住了下来。她的房子，是九年前新建的二层楼，还算牢固。地震那天虽然也有些震动，但很轻微，一点儿损坏都没有。
我们一到三儿媳家，就四处打电话，探询亲人的消息。这次地震，我一家子女近亲二十多口，幸多平安无事，值得庆贺。但还有一位青年亲戚下落不明。他是我长女婿的侄子，名叫陈桧，才二十三岁，在神户市日本语学校学习，成绩特优，预定今年初报考神户大学。他一面读书，一面打工，每月收入大约十五六万日元。打工的工厂，就是我次子所在的大成公司总公司。正因为有这么点儿关系，陈桧才能够在该厂一座三层宿舍楼的二搂占用一个单人房间。
二儿媳接着四处打电话寻找陈桧。好不容易跟大成总公司的社长原田先生联系上，但他的答复并不明确。据他说：那座宿舍楼的二楼，确实塌平了，住在二楼的人也全部压死了；但是陈桧是否也在里面，还不敢肯定。因为一月十六日是日本的“成人节”，厂里放假一天。听说那天陈桧和一个女友出去玩儿了，如果没回宿舍过夜，就很有可能逃过这一，至少不会压死在这座楼房里；如果半夜后回来，那就很危险。总之当时正在清理现场，发掘尸体，要等全部尸体都清理出来以后才能得出准确结论。
我次子是陈桧到大成总厂打工的介绍人，如今他不在日本，我二儿媳就有这个责任去判明陈桧的生死，而长婿是他的亲叔叔，更有责任活着找人死了寻尸，以便向他父母作出交代。于是他们两人加上我的长女就连夜出发去神户寻找陈桧。
他们三人在去神户的途中，一路上人山人海，各种各样的灯光，照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还没到神户市，就有政府派出的救护队拦住去路，不让他们走进危险地带。幸亏事先与原田社长联系好，由他从公司里派出一辆专车前来迎接，并预先约定由他们三人手执一块写有名字的纸牌，在救护队拦路处等着。果然没等多久，公司的专车来了，一见纸牌高举，就来接头，并与救护队说明：“他们是遇难者的亲属，去处理后事的。”获得准许后，请他们上车，直开宿舍现场。
说起来确实难以令人相信：大地震中，该宿舍楼的第三层居然完好无恙，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受伤的，没一个死亡；而二楼却塌平了，住在二楼的人，包括另几个房间里的女生，全都死于非命。
这是因为地震波的冲击，三层楼房是从半中腰“折断”的，所以一楼没倒，单单毁了二楼，而三楼只是整个塌下来，里面的人反倒没事。地震中间，谁生谁死，真是难说得很。
这时候，死难者的尸体全都发掘出来了。陈桧的尸体，也在其中。更其奇怪的是：尸身上下，居然没有任何伤痕。看起来，他不是被砸死，而是被封闭在一个死角中闷死的。
九四年阳历的除夕之夜，陈桧应邀到我家来聚餐，我还频频举杯祝贺他过了年能考上神户大学呢，不料仅仅过了十六天（第十七天刚刚开始），他就命丧黄泉了。
我们全家人都为他的夭折而悲痛。
我长女因为处理陈桧的后事，不得不暂时留在神户。办完了后事，克服种种交通上的困难，步行了很多路，才回到我的旧居去看看。说巧也真叫巧：正好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急忙过去拿起耳机，原来是福州我的亲侄儿伯鼎打来询问我一家安危的。
女儿回来跟我说起此事，我真是又羞又愧，感慨万千。
自从四年前我家从大阪搬到神户，就没给他去过信。是我忘记了他们？非也。回想当年，五哥、五嫂为了送我到日本留学，卖了嫂嫂的陪嫁田产和金银首饰，给我凑了三千块大洋，原指望我学成归国，造福乡梓的。他们对我恩重如山，终身难报万一，但是我却很没出息，坐了十二年牢，出狱后又当了二十年“贱民”，三十二年的冤狱，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得以平反。在这一段漫长的艰苦岁月中，五哥、五嫂也不知为我操了多少心。如今五哥、五嫂双双作古，我哪有一丝半点儿报答过他们的恩情？我也是个“人”啊，所以一直内疚，未敢忘怀。
一九八三年我获得平反以后，来到日本与家人团聚。当时我有如伏枥的老骥，也不无“雄心壮志”，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以报答包括伯鼎在内的福州亲人。怎奈当时我就已经七十六岁，日本的社会，是青年人的用武之地，与我这老头儿无份。何况我又没什么本事，当然闯不出什么名堂来。为此我灰心丧志，失望透顶，实在没有面目去见福州的亲人。而我又不是西楚霸王，没有勇气学他的“自刎乌江”而来个“自沉东瀛”。这种心态，我也曾经给在福州的亲友写信透露过，但始终不敢与伯鼎、一东两位侄儿写信，因为我实在没有面目再见“江东父老”了。所以我迁居神户以后，索性就不通知他们。
说实话，我内心里当然是经常挂念他们的，但就是拿不起笔来给他们写信，实在罪该万死！想不到，伯鼎贤侄等没有忘记我这个老不死的，千方百计查出我神户家中的电话号码，打来问安的电话。
伯鼎贤侄啊，我实在万分对不起你们啊！
就我记忆所及，我神户家里的电话号码，从来没有告诉过福州的任何亲友。那么伯鼎贤侄是怎么查到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呢？我猜来猜去，以为最大的可能，就是来自马尾的外甥孙女处，因为他的丈夫留日期间，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现在他已经回到了马尾家中。但不知事实是否这样？
女儿又告诉我说：她在神户家中时间不长，但除了伯鼎的电话之外，还接到了上海张秀杰兄的问安电话。张兄是我在上海社科院的同事，而且还是风雨岁月的难友，自然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地震之后的问安电话，非比一般，仰见关怀备至，令人铭感五内。
如此看来，在我离开神户之后，正不知有多少亲友打电话来探询消息。可惜的是：一者大多数电话都没能接着；二者我竟连给亲友们写信、打电话报平安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因为一月十八日离开神户那天，我对地震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住房没有倒塌，过不了几天，地震不震了，就可以搬回来了。所以除了随身衣物之外，许多应该带的东西都没带。特别是一本国内外亲友的通信录也忘了，以致到了大阪以后，竟无法跟亲友们通信。长女回神户处理陈桧后事，我没想起来要她去拿，现在再去拿，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道路破坏严重，交通基本上断绝了。（按：现在我把池老先生的这封信公开， 也算是替他在亲友面前道歉与感谢吧。）
过了两天，三儿从上海来电话，要三媳母子到上海去暂住。于是除了长婿因要上班暂去公司宿舍居住之外，其余四人，又接受次媳的邀请，由长孙女婿开车，到京都次子家暂住。
次子也在上海。次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京都在大阪的东北面，离神户更远，因此比大阪更安全。一月十七那天，这里的震级是五度，据说也摇晃得很厉害，但却整个京都地区没有一座房屋倒塌，也没有一个人死亡的（大阪砸死了十四个）。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我也解除了恐怖 感，天天上街散步，晚上睡得也好。
一月二十五日夜里十一点半，神户发生余震，震级为四度，京都也有三度。虽然并不太晃动，但我们已经是惊弓之鸟，难免又要惊慌一阵子。
一月二十八日，《朝日新闻》刊载此次神户大地震所造成的灾害数字（数字统计截止二十七日下午10：45为止），计：死亡人数5090人，其中神户地区5076人，大阪地区14人。下落不明者29人，全部在神户地区。负伤人数26764 人，内神户地区24580 人， 大阪地区2086人。房屋损坏89431 幢， 内神户地区73805 幢， 大阪地区15405 幢， 其他地区221 幢。
一月二十九日，《朝日新闻》早报继续发布死伤及房屋倒塌数字：死亡人数为5092人，增加了两个人；受伤人数为26798 人，增加得不多；而房屋倒塌的数字为95718 幢，增加了六千幢以上。
地震之后，神户火灾蔓延，到处都是熊熊烈火。因为自来水管损坏厉害，停止了供水，救火队无水可用，也束手无策。这样延续了七八天之久，受害面增大了。
与一九二三年发生在东京、横滨地区的关东大地震相比，当年的震级超过七度，死亡人数仅三千七百多人，比这一次少一千四百来人。据说这是因为当年关东地区大都为木结构房屋，很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楼大厦，因此房屋的倒塌率比这次反倒低。
此次大地震，无家可归的灾民达五十万以上。除一部分投亲靠友者外，计有二十八万人住进了政府指定的避难所。这种临时的避难所，大都设在附近的中小学校没有倒塌的大礼堂或体育馆、公民馆里，共有一千一百多处，每处收容难民多则数千少则数十。避难所内所见，十分令人感动：避难人一律睡在地板上，铺的是薄薄的褥垫，盖的是政府发的毛毯。一排排的铺位中间，留一条窄窄的空隙，作为过道。避难者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鸦雀无声，不吵不闹，尽量忍耐下去，不妨碍别人。天气很冷，避难所里当然没有火炉，大家只好龟缩在铺位上，一动不动，听其自然。开头几天，因为道路不通，食物难以送到，只好大家一起挨饿。偶尔送来一点儿食品，也是一个面包好几个人分着吃，互相礼让，尽量照顾老人和儿童，不争不夺，毫无怨言。
日本人的这种教养，举世无匹。换上别国的人，岂不趁机大肆抢劫，乱成了一团糟？（按：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 我还在离震中不远的一座劳改农场劳改，耳闻目睹地震之后发生的抢劫、盗窃、强奸案件多起；至于干部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巧取豪夺与多拿多占，则多不胜数矣！）
日本虽是地震多发国，地震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但能够如此处变不惊，沉着忍耐，应该说是多年来注重教育的结果，非一日之功也！
此次神户大地震，日本人受害不浅。死去的五千多人，都是自然灾害的牺牲者，值得同情。天灾固然可怕，而人祸的残酷，则远远过之：长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牺牲人数达几十万；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多万人；重庆的一次大轰炸，防空洞内闷死的人就好几万；到了新中国，不说历次政治运动的死亡人数，单是饿死的，就有几千万（这是迪斯尼记录的数字）……百姓的苦难，真是难以列举。 因天灾人祸而死去的人，并不是命中注定要死的人，尤以人祸而死者为最多。但愿苍天有眼，让天灾人祸减少到最低限度才好！阿弥陀佛！！！
1995年1 月29日于京都
从池先生的来信中看，洋洋数千言，一气呵成，文思敏捷，文采动人，感情丰富。特别是字里行间，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拳拳之意，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谚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愿池老先生福祚绵绵，所著回忆录早日出版，从而为我国抗日战争史提供一份珍贵的、确切的资料。
吉人自有天相。愿上帝保佑池先生一家！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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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鲁生信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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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圣澄伯：您老好，并祝愿全家安好！
侄去年底回闽过年节，是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尽管卅年间也回去过几趟，毕竟不是春节，在老家的时间没有这次长。会会家乡亲人，体察家乡变化，确是人生一大乐事。我做两件事：一是写了两天的春联（毛笔与墨汁是北京带去的），给七十岁以上所认识的亲戚与乡亲拜年、照相留念；二是去走访自己儿时居住过地方（近十处），体察其变化，以及翻看族谱与观看了八九个祠堂（近年宗祠重塑金身，香火鼎盛，前两年还游神，招回不少华侨乐于捐助之客，为免族争，今年禁游，允许在祠堂内华饰与香火）。另外，到了县城也看一些亲友及工厂，还拜会县长与书记，受到宴请。在福州，前后三次会到大哥（伯鼎）与东哥（一东），拜会了我初中与高中时的两位老师，以及在福州的老同学。
家乡变化很大，建房增多，耕地缩小，将成小市（即将更名闽清市或水口市）。所建住房有的很华丽，胜过京城，有的一般，相差很大；溪源里前后洋修了水泥公路，小卧车顺通县城，县城至福州新修的上好公路，行程只需一小时。闽清山多地少，如说其好，我小时记得直至如今即：十五母曾说的“山清水秀，真像日本”；山多地少之愁，增人添口，只靠农业，养活不了。因此故，过去出外当船工的人多，如今出外搞建筑业的人多，还有华侨也好，读书往外走也，还不都为了谋生。当然，如今产业结构开始有了变化，但愿变化更大些。
回一趟老家，乡情固然要禀，但促使我写此信的心境，主要是：
一、向您老并全家深深道福，神户区地震您二老安好，全家安好，此人生福大命大也，换句乡话说，祖宗没干过坏事，神灵保佑！我这次在福州和东哥一起看了您给大哥所写的纪实信，一为您纪实细节入微，老人家精神好而道好，二为避开险地、一路平安而道福。我一到福州三人碰在一起自然地议及此次天灾，与你们一家；是东哥首道你们一家已平安无事，因他往神户去电话，大妹接的告安电话。
二、我此次回溪源老家只住一宿，将军神马今年扎住我祖厝厅堂，全厝老小欢欢喜喜过年就不多说了。单说我和雍哥（宜雍）对话后，要他速找步洲伯的书稿，即“一片丹心破日密——－抗战回忆录之一”等书信。后来的十多天，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读上一段（住下杭梅林妹的女婿家，其家装修与全套设施胜过一般北京高层建筑的住家）。关于您这段历史，侄过去虽有所闻，只零星半点，读时全神贯注，不时发出感叹、赞叹，读完之时：泣含冤已成过去，立史碑犹如铁铸，有人争争得鬼魂，世人忍忍出神仙。深为池家出了个步洲伯而自豪。
鉴于这一心情，侄有所思：此书要出，何时出？现在就出，一是四五至九五已足半个世纪；二是告慰作者也告慰同龄当事人，澄清历史，载入中华史；三既含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也必然是畅销书，宜趁时期。侄有所虑：“武”魂未散尽，侨日自难安，怎么办？急了不行，侄虑伯高龄，愿闻一家人的不一看法，想出好策。总之，此书已是一册真实史料的好书，如若作者年轻，还可演化成不失历史真实和形成反映当时社会历史、中华风土人情，集知识、历史、事件、生活、哲理和文学等于一炉而激励人民爱国的小说名著。至于后一种所想，不现实，然将来会的。
写到这里，夜深深。五伯晚年，与侄信密，望十五伯也如此，毕竟是闽清出来的读书仔，不怕辛苦，愿求理真。
侄亦近六旬，三个女儿除小的还在电子科技大即将毕业外，已释负；小二赴英留学已归，一家都安好。母亲现在梅珠处（唐山），我刚去过，唯眼花，尚健康，让我写信时向你们全家问好。
绝非客套话，如十五伯有来北京玩的念头，尽管来。哲雄、国雄、芳雄诸兄弟及妹妹如路过北京，一定来归。
住址：北京和平里和平街十三区２８楼1065室。
电话：4226677 转279 （家）；4239577 （办）。
夜已深，电脑不语，我已无神，明天再书以毛笔。
敬 请
福 安！
侄 池 鲁 生 敬上
1995年3 月8 日
敬爱的圣澄伯：您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