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口述自传
作者：蒋纬国口述 刘凤翰整理
抗日战争(1)
我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向世人证明父亲是积极抗日的，这是父亲一生光明自私的关键。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点，可是在不知不觉中又会说出一些很奇怪的话来。有一次，华视播出访问张学良的实况，说到父亲在西安拒绝与杨虎诚、周恩来见面，后来中共非要见面谈一谈，所以父亲才见他们。关于这件事情，节目的旁白居然说：“于是委员长软化了。”这简直是岂有此理，什么叫做软化，委员长软化了什么呢？我对华视非常不满意。总政战部几十年的教育居然是这种结果，如果不是他们的脑子里有一条细菌在作祟，认为委员长是受不了共产党的威胁之后才答应打日本的，否则怎么会说“软化了”这三个字呢？如果要对日作战，首先就要安内，如果内部不安定，如何能对日作战呢？第二，不能两面作战，所以对苏俄方面要百般忍受，使苏俄对中国友善，不会趁火打劫。以战略来讲，绝对不能同时有两个战略目标，就好像以前普奥战争时，普鲁士军兵临维也纳城下，非但不进城，还后退三十里，只要求奥国承认普鲁士在德语国家中执牛耳，其他战胜国的权利普鲁士都不要，为的是等到普法战争时奥国不要从旁边捣乱，这一点在大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父亲把哥哥送到俄国去，让苏俄相信中国对俄国没有任何敌意，其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与日本作战时苏俄不要从旁干涉。哥哥自己虽然也想去，但是他能不能去，还是要父亲同意。
事实上，当时只有父亲最了解国际情势对中国的影响，五卅惨案发生时，中央及党都主张去打山东的日军，只有父亲坚持要完成北伐任务，因为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停止北伐，使中国保持不统一的状态，以便侵略我们。此外，这件事也使父亲一回到南京后就下决心建新军，以日本作为假想敌。可见父亲不是不想打日本，只是在没有准备好之前，不能使国际战争过早爆发。
（一）中日战争之原因
问：日本有一位学者说蒋公决定“打”太快了，如果慢一点的话，或许这场战争不会发生。我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他，其实蒋公已经考虑很久了，否则就是日本人太快动武了。现在看来，蒋公当时并非如中共所说的不想打日本。我想请问的是，究竟蒋公是根据什么来决定打这场仗，我觉得还可以再拖，如果把日军几十万精锐部队拖在东北，让日军去打苏联，对我们不是比较有利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蒋公做这个决定？`
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参战各国为了限制日本的建军，达成一个五国海军协定，规定海军的比例是英国∶美国∶日本为5∶5∶3，因为日本建军时海军已经接近5的比例，欧美国家对此不能忍受。本来欧美国家要联合日本来对付俄罗斯，俄罗斯虽然在地图上看起来相当大，可是俄罗斯东不能出日本海，西不能出北海，北根本无法越过北极海，南则无力超过大沙漠，完全困居在内陆。假定日本那时要对付俄国，欧美国家倒无异议，可是日本要自成一个气候，不与西方世界合作，西方世界无法忍受。另一方面，五国海军协定的限制本来就有错误，虽然日本是3，美国是5，但是美国的5是分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如果以美国的传统来说，它的重点是在欧洲方面，大西洋分到2.5都已经嫌少了，在太平洋的分布上最多也只有2.5，相较之下，日本的3就太多了，这种情形决不是美国所能忍受的。站在苏俄的立场，眼看着自己的大门外有这么强的日本，也是不能忍受的。由此可知，美国、俄国都希望能够削弱日本的力量。这段期间刚好是中国建国最快的时候，各项建设突飞猛进，也就是魏德迈将军所说的“黄金十年”。西方国家看到中国如此突飞猛进，也是他们所不愿意忍受的，因此为了达到阻碍中国继续强大及削弱日本力量的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中国跟日本发生战争，才能够符合他们的利益与野心。
（二）十四年抗日战争
1、建军备战
抗日战争(2)
本来我只着眼于基层的事务，并不过问三军全国性的建军备战，后来我开始研究建军备战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打的是下一次战争。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般的将领都喜欢打从前的仗，一谈到战史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总是喜欢把打过的仗再打一次，但是却对下一次战争没有任何想法，连下一个战争的类型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而我始终在思考下一次战争应该如何进行，如何准备。”父亲的做法和拿破仑一样，我们可以从下列四个例子得到印证。第一，父亲从北伐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装甲兵，把第一师骑兵团里的搜索连改装为战车连，到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在南京举行阅兵大典时，战车队就参加阅兵行列了。第二，父亲在东征时，雇用了民间的舢舨船，载运两个步兵营绕到敌人后方登陆，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再加强正面的压迫，而完成了东征，此举证明父亲早就具备了海军陆战队的思想。第三，后来，父亲将装甲兵改编为十个快速纵队，可惜战区长官不懂得使用装甲兵，把装甲兵拆散来用，无法发挥应有的战力。第四、父亲积极提倡现代通信以及通信的保密与破密。
父亲对下一次战争的方法，不仅早已有构想，而且也有具体行动。在每一次战役之后，不论成功失败，他都会在干部会议中检讨；每一次有新作为之前，他就会对干部进行精神训练与思想训练，而且将文武干部聚集起来，给予具体的指导。虽然他不能把行动构想说出来，但是在他的构想之中，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方面应该如何进行，他已经有具体的指示了。父亲也确实做到在新观念、新需求、新作为上有具体的行动。他向来就有骑兵观念，使我们很早就走上了以机动为主的路线，不论在战斗上、战术上或是战略上。他到三军大学演讲时，也时常向将领灌输此观念，提示我们注意机动与火力的运用。战术就是运动与火力的结合，在基层就是运动与射击，而最重要的不是为了争地盘、守土，而是要捕捉敌人而消减之。
到台湾后，父亲曾告诉我一件关于当年建军备战的事情。他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就同德国方面秘密地签订了一个协定，用我们的矿产、农作物，包含棉花、桐油、钨矿、锑矿，换取德国制造的武器，也就是最新的武器。”父亲的构想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以前，完成以德国最新装备助我编训八十个师的目标。他先命桂永清将军编成一个教导总队，下面成立两个师。由德国派遣顾问，从军校第八期开始，一面训练干部，一面编练部队。预备从两个教导师，扩编为四个师。同时完成建立各兵科学校以及各勤务学校，直到陆军大学。再由四个师逐渐完成四十个师，然后扩增为八十个师，以及必要之海、空军与各级各种直属之战斗支援与勤务支援部队。
要建立新军，必须要有新的干部，所以必须先成立一个健全的干部教育体制。父亲邀请许多德国顾问到中国来，成立了许多军官学校、各兵科学校，以及最高阶层的陆军大学，其目的在先训练干部，有了干部以后再训练部队。所以有一批顾问是在部队里面，有一批顾问是在学校里面。父亲原先聘请的总教官是赫赫有名的坦能堡会战名将鲁敦道夫，但是因为他在德国太有名望了，德国政府不许可他来，于是就换了另外一位也是很有名的塞克特，后来又因为希特勒有事情把他叫回德国，于是又换了一位在德国亦有名望的法根豪森，我们称他为鹰屋将军。从军事顾问之完整，可以看出父亲建军的决心及整体感，所有各兵科学校都是完整的，不论是战斗兵科、支援兵科（包含战斗支援及勤务支援），甚至连军需学校、辎重学校都有。炮兵、通信兵、工兵都属于战斗支援，而工兵、通信兵不仅是战斗支援，同时也是勤务支援，工兵有野战工兵、建筑工兵、铁路工兵、架桥工兵，相当完整。那时候德国顾问多得连军乐学校都有，除了大乐队之外，德军的每一个团都有一个笛鼓队，平时除了吹奏乐器之外，也要受卫勤训练，以便在作战时担任救护的工作，我们也接受了这种整体的体制。到现在为止，所使用的军乐大部分都是当时德国顾问在军乐学校教练的，也是在德国很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所谱的曲，例如从戎乐、行军乐、阅兵进行曲等。不过，我们的国民教育素质不高，整个的民间工业也不够，所以建军非常辛苦。
抗日战争(3)
刚开始的两个师及四个师都编入教导总队，总队长为桂永清，到了四个师变成四十个师时，部队就普遍编入了国军。父亲始终保持部队要具备机动与火力的观念，他的建军思想也是朝着这条路线走，但是因为国力不继，所以一直无法全面发展。后来好不容易争取来德方的设备，可是，美国却从中作梗，在我们编成四十个师时横加拦阻，杯葛德国的装备，使我们的建军计划迟缓，甚至于停顿。因为有这个前车之鉴，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只要一听到国防预算受到杯葛，就感到非常痛心。
当时父亲决心训练八十个师（按：根据档案是六十个师），并决定在民国二十九年主动反攻东北，收复东北失土，并提出归还台湾的要求。接下来就是要收复中国的北疆，也就是在满清政府手里丢掉的那些土地，面积相当于三十三个台湾。这些事情也说明父亲很早就有收复国土的全面性计划，不论是对日、对俄，都有一个长远的整体建军备战的看法，但是在国力尚未培养起来之前不能轻举妄动，只能百般忍耐，渡过难关，不能演变成国际战争，给予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
民国十七年北伐军路经山东济南，当年五月三日济南发生惨案，日本人不但杀老百姓，还杀害我国的外交官。老百姓一波又一波地向革命军请求救援，后方政府和军方最高当局、政方最高当局及党方最高当局都决定要北伐军救济南老百姓，因为北伐军有四句口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既然是爱国家、爱百姓，如今就在自己的面前，为什么不去救百姓呢？唯独只有父亲说：“日本人从山东半岛登陆，其目的就是为了要阻止我们的北伐大业，进而阻止中国统一，如果我们现在去救济南的老百姓，而与日本的军队发生冲突，甚至演变成国际战争，就是掉入日本的陷阱中。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完成北伐，以免功亏一篑，日本的问题则循外交途径解决。”那时候他已经决心要对付日本，他也体会到日本早晚会大举侵略中国，所以便以日本为假想敌，积极建军备战。
2、建设大后方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记载上说前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归功于父亲亲自指导。第五次江西剿共是发展所谓碉堡政策，部队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同时政府成立五省农民银行，让农民贷款买农具，以复兴农村来巩固地方，以地方自卫来接替野战部队的收获。记载上显示此种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围剿是成功的，又怎么会被毛泽东领着大军突围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亲几分，甚至于我认为这是个失败，国军保卫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了台湾后，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他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共军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他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
所以，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这一点从前大家都没有体会到。我常说当时不体会可以原谅，后人不体会则不能原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情况，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
抗日战争(4)
以当时的状况而言，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至于功与过，当时当地的作战是一回事，而整体的战略指导又是一回事。父亲亲自赶到云贵川，是因为当地军阀主动地反映共产党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父亲到达后对他们非常的恭敬与尊重，并对刘湘、龙云等军阀说：“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但是作战部队真是艰苦万分，而且在松潘当地要与大自然作战，真是非常辛苦。眼看国军克服万难，包围延安，到了最后决战时却发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西北的马家部队，我们也是以友善诚恳的态度，跟他们打成一片。父亲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我们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马步芳（青海省主席）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我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我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么？”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岁。后来马步芳叫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我们后来也成为朋友。我就跟他讲：“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你。”马继援也很谦虚，他说：“你需要我时，我愿意随时给你当参谋，我愿意到你这里来服务。”我们相处得不错，到台湾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
河西走廊有哈萨克人作乱时，哥哥和我带了二十多辆的卡车列队，为他们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还用一半的车子装满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劳他们。我们经过兰州时，甘肃省党主席（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要我们带两个营一起去，哥哥说我们是去招安，带两个营不但无济于事，万一出了事打起来更是没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们兄弟两人前往河西走廊，连一个兵都没带。不过朱少良还是命令军队在远远的几十公里以外，看到我们前进了，就慢慢跟上一点，以防我们被裹胁。其实像这些哈萨克人，你只有动之以情，才能说得通，万一搞毛了，他就是冒灭族的危险也会跟你拼。我们抵达河西走廊后，哈萨克人热情地招待我们，那天非常热闹，我能喝，哥哥也能喝。我能唱能舞，就跟他们一起闹了一个通宵。哥哥能讲，他们懂俄文，哥哥就跟他们讲俄语，告诉他们不要抢劫过路的骆驼队、车队以及玉门油矿的人，以后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我们可以陆续送来。那次的经验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打仗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够化敌为友，不动干戈，何乐而不为呢？
父亲对于战争指导有独到之处。第一，在政治层面上化敌为友，不要再动干戈，这远比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要高明一些；第二，在运用方面则因势利导，这也是我最欣赏的，没有条件时要造势，但是机会来时要能掌握。所以他派盛世才进入新疆，盛世才进入新疆后，虽然手段狠毒了一点，可是还是蛮有效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只能那样处理。这也是因势利导的一种运用。
3、作战指导
一般人总认为战争指导志在求胜，这种想法当然没错，但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对于战争指导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做到避免战争，使战争不要爆发。没有一件事情比战争对国力、人民的损害更大，战败国面临的是贫穷与疾病，甚至是国破家亡。而战争对战胜国而言也是一种灾害，因为战后要恢复元气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因此而发生内战或国际战争，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国家顶峰阶层考虑战争指导，一定是避免战争。除非到了因为避免战争反而产生对国家的更大危害的时候，才决定不如一战，因为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在准备战争的时候，一方面是避免战争，一方面是在万不得已非战不可的情况下，必须赢得战争，尤其要让敌人知道要就不打，一旦开战，敌人一定会输，这样敌人也就不敢打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抗日战争(5)
抗战爆发后，父亲的战争指导就是要打破日军由北向南的作战线，要使国内由北向南的压力减轻，并且使日本改为由东向西的作战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利用西南地区（即大后方）。因此以战争指导来说，建立大后方为新的作战基地是相当重要的。作战基地的建立地点则与作战线、作战正面形成一个整体的关系，作战正面是前方，作战基地是后方，中间有一条连线，这是一条交通线，也就是补给线。站在野战战略的立场，要维护交通线，最好是与作战正面形成垂直面，这样左右两边都是安全的；最危险的交通线（补给线）则是与作战正面太过于平行。
我以美俄之间的阿拉斯加争夺战来说明补给线的重要性。当年俄罗斯拿下了阿拉斯加后，军队接着南下到达旧金山，到今天为止在旧金山还有一个地方叫做“RussianHight”（俄罗斯高地），因为当年俄罗斯在该地屯居过。那时候还有一个兵寨叫做Fort Russ，就是俄罗斯兵营，附近的高地就是Russian Hight。俄罗斯已经到达那么远的地方，而欧洲人才刚刚在北美建立十三州，有什么事情会造成俄国人撤退，并且将阿拉斯加廉价卖给美国呢？这是一个谜，没有人解答过。我现在以野战战略的道理来分析，当年俄国人远从莫斯科过来，他的前进基地在阿拉斯加，然后从前进基地再支援加州的作战线，这条补给线太长，从欧洲方面来的以英国为核心的这支部队，早晚有一天会向西推进到美国西部。以俄国当时的力量来看，不见得能够越过落矶山脉，如果欧洲人所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势力推展到美国西部，双方就会形成东西对抗、南北展开的局面。美国人的补给线与作战正面是垂直的，而俄从阿拉斯加下来的补给线则与作战正面完全平行。美国人用兵的重点、主力如果往北边推进，就可以截断俄罗斯的补给线，截断之后再压迫俄军决战，大军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决战，即使是强弩也会有末路。美军的补给线是垂直的，所以不论俄军想从左边或右边截断美军的补给线，美军都有部队可以掩护，所以补给线与作战正面垂直是安全的，平行则是危险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俄军若不赶快撤退，一定会全军覆没。补给线在战争进行中是生命线，撤退时则是救命线，这点非常重要，除非双方的携带量足够决胜，一时间可以抛弃补给线，完全依靠现有的装备以一次作战决胜。如果有这个把握就可以暂时不用补给线，否则就非要用补给线不可，因为人员的补充，装备的补充，都需要补给线。从这点看来，俄罗斯必须撤退到阿拉斯加，但是等到退到阿拉斯加后，与追军又形成南北对抗、东西展开的局面，这时候美国部队主力改从左翼向前推进，结果使得阿拉斯加与莫斯科之间的补给线也断掉了。从地缘战略的分析看来，俄罗斯是无利可图，战略上注定失败。从阿拉斯加到莫斯科，中间经过整个西伯利亚，补给无法适时供应，而莫斯科的补给又有限，所以还不如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结果最后以一英亩七毛二分半的价格成交。俄罗斯万万没想到阿拉斯加有那么多石油，不过那也是后来的事了。
一切的战争准备要落实到野战战略的指导，所以要先设想一个全盘性的野战战略构想，能够把全程的构想弄清楚之后，整个战争指导也就落实了。为了策划一个有利的全程指导，就要先站在敌人的立场，替敌人设想用最好的方式进攻中国。日本的前进基地设在我国的东北，日方称之为关东基地，在关东的日军就称为关东军。以关东这个前进攻势基地来说，日军从北向南打下来，其主力可以沿平汉路南下，并且以其有力之一部沿津浦路南下，由此可见，日军的重点放在西边，如此会变成中日双方南北对峙、东西展开的局面，这样一来就把国军逐次的向东南方压迫到沿海边。如果我们被逼到海边就完了，因为我们在海上没有补给。当年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的比例，光拿吨位来比，是31∶1，也就是31倍于我们，船与炮的性能还不算，因此国军如果退到东南沿海，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所以日本人狂言“三月亡华”，照这种情形看来，即使三个月无法亡华，半年的时间也做得到。这是我们替日本先做的最有利的野战战略的构想。
抗日战争(6)
我们再从战争指导方面来做分析。日本的建军备战远超过我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就走上了一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一直有野心侵略中国。这点从田中角荣的《田中奏折》中可以看出，他说：“要面对世界必须先要取得中国，要取得中国之前先要取得满洲。”日本要侵略中国的借口是争取生存空间，因为日本太小、人口太多，所以要侵略中国。但是日本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工业的支持，日本没有矿产、钢铁、汽油及橡胶，而橡胶尤其重要，橡胶一旦缺乏，部队就无法机动。换句话说，日本不能久战，所以绝对要用速战速决的战略。速战速决的先决条件是如何使日本有一个第一步的作战能力，而这个作战能力就是美国供应给他的。美国如此做，为的是要削弱中日两国之国力，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西方世界向来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壮大，所以在清末时会有“八国联军”一事产生，此事固然是因为满清得罪了西洋人，但是趁火打劫的也是大有人在。虽然名为八国联军，但是后来又有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三个国家加入，所以总共是十一国。清末国势衰弱，北方有日本、俄国势力，西南及长江流域有英国势力，两广、云南有法国势力，这些国家想要瓜分中国，吸取中国资源，所以西洋人不愿意看到有一个强盛的中国产生，基于此，各国都乐见日本打中国。唯独斯大林注意到虽然日本打中国是他所希望的，但是如果日本很快的就征服中国，替代了中国之后，就会立即对付西伯利亚，这点则是他所不愿意的。父亲也就是利用他这个心理，事前和俄国方面有所联系，因此在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与苏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日本无法洞悉中俄之间有何秘密协定，遂不敢使关东军倾巢而出，这点非常重要。如果关东军一开始就倾巢而出，大军南下，黄河老早就守不住了。日本留了一大部分军队稳定基地，对俄备战，如此一来对南下的压迫就减轻了。父亲的目的就是先减轻日军由北向南的压力，然后再使日军变成由东向西的作战线，所以父亲命令国军主动造成上海战事。当时虹桥的日军只有一万多人，国军不论从左翼或是从右翼插入，日军的海上补给就会中断，不过，我们故意从顶头打下去，使敌人始终能够由后方调派兵力。起先日军从日本本土调来部队，后来又从东北调来部队，最后从华北调部队到上海。以日军的兵役制度来说，可以维持野战部队百分之九十五的兵力，除非是某一次战役刚刚打完，所剩人数不多，不过他们还是很快就补充过来了。如此一来，日本便放弃了从北向南的作战线，变成由东向西的作战方向，所以我们从上海作战开始便奠定了抗战的胜利。
从作战指导上来说，只要捕捉敌方主力，这场战争就可以打完，因为国军将七十个精华师布置在上海，才吸引日军从北方增调部队南下，否则日军的原始计划是不会改变的，而日军转移作战线，也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当时有一个先头部队师长的日记记载：“皇军奉命向武汉前进，失败时日而已。”
问：从古到今，为什么都会在徐州打个大会战呢？
答：这要以地缘战略来说明，因为徐州是一个交通中枢，在作战上，交通中枢是一个战略要点，只要取得战略要点，便可南可北，可东可西，不但有作战的自由，还有发挥自由意志的可能。但是一失去战略要点，就会失去主动，所以交通中枢在平时是一个政治中心，在战时成为作战中心（central of oberation），例如法国的巴黎、俄国的莫斯科，都是战略要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进攻苏俄，原本已经到了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以德军前一段的作战速度，还有两个礼拜就可以到达，结果德军不向莫斯科前进，反而去攻打基辅，虽然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会战，俘虏苏军六十六万，但是以整体战略来说，德军注定失败。
问：如果淞沪战争的时候不吸引日军从上海进来，再打南京、武汉会战，那么日本会怎么走呢？
抗日战争(7)
答：日军的主力从平汉铁路南下，有一部是沿着津浦铁路，从北向南压迫下来，原本想把国军逼迫到海边；后来我们引诱日军，使日军的作战线改成由东向西，我们才能够依赖大后方，支持战争。父亲确实对中国大陆做了详细的地略分析，所以才决定，要对抗强敌日本，先要替日本做一个打胜中国的构想。他发现，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国，就要将攻势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击，把国军推到东南沿海，如此一来，就能达到三月亡华的美梦。我们的对策就是使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改变为由东向西，将自己的攻势基地放在大后方（云贵川），必要时，西康也变成大后方根据基地，父亲也早命人在西康建筑一百幢房子，美其名是要盖一所大学，其实是预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从重庆退到西康，继续抵抗日军。只要基地后门是开着的，我们就有机会，所以我们会花那么大的劲开发西南公路、滇缅公路和雷多公路。如果父亲不是熟读中国的古战史，恐怕也不容易体会中国的地理。
（三）以德报怨
邱吉尔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事实证明，第一次大战的胜利种下了第二次大战的祸根，造成更厉害的第二次大战。第二次大战期间，如果不是父亲在开罗会议中提出若干正派的战略指导的建议，恐怕后来的发展会更糟糕。换句话说，世界的局势虽然很糟糕，可是如果没有父亲在开罗会议中的努力，现在的世界恐怕会更糟糕。但是，父亲的努力又被尔后的雅尔达会议破坏，所以，雅尔达会议是造成世界纷乱的根源。
以德报怨的做法弥补了雅尔达会议所种下的乱因。我们撇开道德层面不说，它的战略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个好的战略价值是在一个战争将要结束前，已经为下一个战争布局，如同我们打撞球、桌球一样，前一个球要为下一个球布置有利的态势。当时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即将发生，那就是共产与反共产的战争，可惜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获得了艰苦的胜利，他为了弥补西方人在雅尔达会议中所显现的自私，提出了以德报怨的方法。本来父亲的观念是世界性的，不但是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同时也要求欧美同盟国对德国、意大利以德报怨。他的目的就是要将共产势力阻绝在亚洲北大陆间，不让共产势力蔓延至太平洋。他也呼吁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注意共产主义的发展。欧陆各国曾经做了一些措施，而亚洲则在欧洲人的自私下形成了大乱。麦帅接到了父亲的通知之后，相当注意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诸如保持日本天皇的制度，使共产主义不至于在战后立即弥漫于日本；另一方面，由美国独家派遣占领军，其他的参与国派遣象征性的行政部队，使苏俄的军队无法进入日本本土。不过，等到麦帅采取行动时，西方的四岛已经失陷，原来属于日本的撒哈陵岛南部也失陷了，幸亏麦帅后来积极注意，亲笔签发一个命令给美军：如果无本人亲笔签字的命令，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想进入北海道，美军均应将其视为敌人，将其排除。所以当苏俄数次试图染指北海道时其先遣部队都被美军的火力攻击阻挡住，因此也保持北海道为一片净土，同时也使日本成为一片净土。
另一方面，中国将日本俘虏很快地遣送回国，不要求日本赔偿，都是使日本在战后迅速复苏的原因，否则即使有美国的帮助，日本也无法在短时间之内复苏。以上所言，在在都显示以德报怨的重要性，除了人道的精神外，最重要的是对全球战略的贡献。
国共作战(1)
中日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不让中国喘息，在中国帮助中共全面叛乱，发展到今天这种局势。共产主义国家以及西方各国，都意图阻碍中国的发展，而他们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父亲。当年斯大林既要日本打中国，又不要日本如此快速地灭亡中国，所以，他们对于这一位了不起的领袖人才，势必要在战争之后拔除，否则尔后他们的工作无法展开。今天大家都说大陆是丢在“老总统”手里，要“老总统”负起责任，对于国人的无知、愚昧与残忍，我真是痛心。殊不知，“老总统”是众矢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就是拔除这个眼中钉，因为一旦拔除以后，也就树倒猢狲散了。事实上，大陆是在李宗仁手中丢掉的，更是在西方列强联合阴谋之下丢掉的。固然，其中有许多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例如打完了中日战争之后，官不像官，兵不像兵，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大家在这么长久的一段期间因物资的缺乏，过着极艰苦的生活之后，大家认为抗战胜利接着就是和平，没有想到，与日本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与共产党的战争却正在开始；而且接收的人不但没有敌我意识，也没有警觉心，更没有备战的心理，不但掉进中共的作战陷阱，而且因为一己之私，使得接收变成了“劫收”。就是这两件事情铸成了大错。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努力，可能会有一个转机，不过在一个长久大战之后，无论国家或是社会，无论政府或是军民，都处于旧的精神因素解除，而新的精神因素尚未建立的状况下，再加上八年苦战之后，人的欲望激增，力图改善生活，于是高、中、基三个阶层都变成只顾求生、谋生、改善生活，而忽略了国家的敌人就在自己身边。如此一来，西洋人达到了摧毁日本以及阻碍中国成长的目的。
父亲选择台湾是正确的，台湾虽然不大，但是以地缘战略上来说，它的位置足以控制东北亚、东南亚与太平洋；再者，父亲坚持保留金门、马祖，所以他在战略的部署上，可以说既能解决现状，从大陆整齐的撤退，又足以为下一步做了一个万全的准备。我不为今天台湾的乱象担忧，因为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问：当时，有好几个地方，老先生都想撤走，可是战地指挥官好像都不听指挥，例如三十七年十月，老先生想撤走东北的军队，卫立煌不肯；又例如天津撤军时，两位军长都赞成，但是指挥官陈长捷不赞成。难道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那时候好像是自己顾自己，完全不顾大局。
答：我想这个原因出在他们没有从整体来观察、分析与下达决心，也因为他们没有战略修养，缺乏勇敢的战斗员精神，以致无法下达战略的决心，当然无法支撑。总之，如果不是父亲亲自到达地点，有所指示，往往是出纰漏的多。当时，因为我们兵力多，部队大，所以在东北先做一个外线作战，后来我们的兵力不够， 父亲就改为内线作战指导，趁中共部队尚未集中之前，予以各个攻破，可是等到父亲一走，部队长又改变决定，弄到后来连战略空间都没有，只剩下战术空间，而内线作战最重要的是战略空间，结果国军就被共军包围，继而击溃。后来，父亲就赶快将东北军队撤退。
问：民国三十八年，老先生下野后，一直到复职这一段时间，因为他没有掌权，我们不做讨论。不过在这一段时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不拼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答：这些人不但不拼命，还用公家的运输队先抢救自己的东西，再加上不懂用兵，所以当时父亲一看局势不对，就先把部队撤下来，由广正面变成狭正面，再重新计划，以免部队溃散。
问：我觉得黄埔军校一至四期的学生训练不够。对吗？
答：他们是忠勇有余，但是到后来连忠勇都没有了。
问：后来投降的也是他们。尤其是从重庆到成都这一段投降的人，多是黄埔的。
答：主要是战区指挥官不争气，连士兵带的也不愿意拼命，因为目的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明知大势已去，根本不愿意拼命。指挥官下完命令就先走了，任何战区的指挥官都一样。
国共作战(2)
问：有人说，大陆为什么会丢，就是因为有飞机，大家都跑得快。过去没有飞机，大家还会英勇战斗。
答：部队人数编制又不足，虽然号称一个军，实际上只有四五千人，甚至连半个师的人数都不及。
问：有的军到后期只剩下一千人左右。
答：军的番号还在。
问：有人说，老先生在那个时候的战术战略思想已经落伍（《郭汝瑰回忆录》有长篇讨论），跟不上共产党，而且旁边有那么多间谍（刘斐、郭汝瑰等），应该要为此事负责。《丁治磐先生访问记录》中提及，老先生在某些地方还是用北伐时代的那一套本领，可是当时已经不是打阵地战，也不是正规战，而是一种轻装的运动战。
答：对，但是运动战是父亲的专长，他向来是以骑兵的思想来指挥作战，而不是以步兵的思想来指挥作战的，所以，父亲自己写了一个方程式F＝MV2C。他在写这个方程式时，并没有加上C，只是口头上提及，后来是我帮他加上去的，不过整个思想是父亲的。F指的是Fighting Power（战力），M是火力，V是速度，由此方程式可知，战斗力与火力是成正比的，而战斗力与速度则是成平方正比。因此父亲主张与其增加火力，不如增加机动力，因为火力增加五倍时，战斗力只增加五倍；而机动力同样增加五倍时，战斗力就能够增加二十五倍。至于C则是精神力，整个部队的火力再强，机动力再高，如果因为战斗时间太长以致缺量，或是为了急行军，或是经过几次严重战斗而伤亡严重，以致影响精神力，整个战斗力就削减甚多，甚至部队叛变，空有战斗力也没有用处，所以精神力是最重要的。
台湾之建军备战(1)
到了台湾之后，我有好几次都感觉到我们的建军备战工作太过于松懈。而且高层长官对于建军备战的思考不够，干部们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举例来说，父亲要求国军实施“潜龙计划”，他说：“我们的通信路线不够完善，连有线电都暴露在地面，一定要把大电缆埋在地底。”后来我发现，每逢过桥时，电缆就沿着桥衡走，过了桥以后再埋到地底下，而埋入地底的电缆也不够深，如果敌人打断桥梁，连通信网都会一起被打掉。这点看似小事，但是由此可知建军备战是不完整的。再举一个例子来说，装甲兵一直没有完整的射击场，所以战车无法作战斗射击，我建议过好几次，战车可以使用缩小型的电子模拟器，但是我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同时我也建议炮兵使用电子模拟器，但是也是始终没有人推动。这是我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设备固然需要花钱，但是一旦设备做好了，就可以省下不少钱，并且可以争取时间。我始终认为，我们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节省，但是我们如果只顾着节省，而把一场胜仗省掉了，反而是最不值得的事情。所谓军事战略，重点就在于此，而军事战略则要根据野战战略来决定。
父亲发明“三角形攻击战斗群”的观念，要陆军加以研究后做一次演习。演习期间，每个师都要派代表去观摩，事后还要开检讨会。那天官邸突然来电话，要我一起去看演习，我就先到士林，然后和父亲同行。演习地点在林口台地附近，父亲一到达，就发现有一个部队站在水塘里面，父亲看了就问：“为什么那个部队站在水塘里？”他们解释说：“这是按照一般状况的需求，因为另外两个第一线部队已经摆好了，所以第三个部队非放在水塘不可。”父亲一听就哈哈大笑，我心想：“事情坏了。”果不其然，父亲说：“这简直是笑话嘛！我跟你们再三地说过，三角形不一定是正三角形，前面两个部队摆定后，第三个部队可以放在前后左右任何一个地点，这个地点要依状况而定，而状况包括敌情与地形，你们怎么能把部队放在水塘里呢？”所谓“三角形攻击战斗群”，与其称为三角形，不如称为三边形，因为重点不是在于“点”，而是在于“面”。基本编组为三角形者，应变性大而且灵活，所以很容易变成整个正面向右或是向左，或是继续增援第一线，或是变成向右梯形、向左梯形，即使是没有战场经验的人，也不会将第三个部队放在水塘里。结果父亲连演习也没有看就走了，并交代指挥官研究好后再找人去参观。
俾斯麦曾经说过一句话：“德国的将校没有看英国的《泰晤士报》。”这句话看似平常，但是事实上他是指军事单独者无法称霸，一定要将整个国家的力量通盘运用。父亲也曾经给予我们相似的指示：过去国家的力量分成两种，即政略与战略之区分，今后要分成四种力量，即政治、经济、心理、军事，如此国家战略计划的编号才能统一，不仅归档容易，下令容易，做全国计划时也不会遗漏。军事虽然放在最后，但是等到全国运用时，就要放在前面来说，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此政治为广义的政治，包含政治、经济与心理。
父亲提出这个观念之后，并没有再加以解释。有一年，魏德麦将军来华访问时，父亲要“国防部”做简报，哥哥那时是“国防部”部长。魏德麦将军听完简报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武力为中心之思想总体战’这句话应该如何解释，是国家预算三分给军事，七分给政治，还是人力或工作上的分配，总要有使用上的具体说法才是。”结果哥哥就朝参谋总长看，参谋总长就朝次长看，但是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哥哥一半发挥机智，一半对我有所考验地说：“蒋代厅长（那时候我是第三厅代厅长），你直接用英文向他说明一下好了。”我就以平时的战略研究为基础，向魏德麦将军说明，后来我也向父亲报告，父亲非常赞许我的看法，并且还以我的说法作为统一的说法。
台湾之建军备战(2)
我与魏德麦将军是多年朋友，他也知道这个原始理论是波兰大学的历史系教授Max Werner所提出的，Max Werner认为政、军二区分已经不管用了，所以提出政、经、心、军四区分的看法。Max Werner这位教授对于欧洲战略状况的发展时常有公开的分析报告，也批评波兰国军建军方向与部署上的错误，前者属于军事战略，后者则是野战战略。波兰政府不能容忍这个人，就把他驱逐出境。于是他就带着全家老小到美国，以贩卖报刊度日，同时也不断写作。他写了四本有关战略的重要书籍，被五角大厦发现，收购了这四本书的版权。他在书中剖析了欧洲的地略，认为东西欧之间只有一条通路，这条通路就是波兰，上有东普鲁士，下有捷克，捷克古名为波西米亚，地形很像一把匕首，如果某一端被一方所控制，那一端就成为刀把，另一端就变成刀尖。如果捷克落在东欧之手，西欧就会被剖成南北两部，如果落在西欧之手，也能将东欧剖成南北两端。作战时先打一端，再打另一端，既可节约兵力，又可达成目标。这条通道既然经过波兰，所以波兰是决胜的地点，而且也只有波兰平坦的地形，比较利于大军作战。再往南边靠近希腊，多属山地地形，就不适合大军作战了。因为波兰的重要，所以显得东普鲁士的重要，更显得波西米亚的重要，所以希特勒要先取回捷克的边缘地带———苏台登区，也就是我曾经参与过的战役。德国本来就拥有东普鲁士，在攻占捷克之后，波兰竟将大军退向东北、东南方，如果德军从两边进行钳型攻势，波兰军队就无法撤退，所以他认为德军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将波兰灭亡。他曾经劝告波兰国防部，但“国防部”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波兰的战略预备队位置也太过于前方，后来德军进入波兰时，确实是三个钳型攻势，最后以华沙为目标，一举拿下波兰首都。Max Werner又提出剩下的一边如果亲西方，西方同盟国对于波兰如此重要的战略地带应妥善处理，军队应在德军进入波兰核心之前，拖延德军的攻势，另派一支快速部队赶上德军的先头部队，将部队挡住，并从匈牙利开进一支部队，往北插进波兰，挡住德军的去路。后来他又提出应该在匈牙利派兵往北插进，将俄军挡住，不让俄军深入波兰，进而侵入西欧。这些事情是Max Werner早年提出的看法，他在最后一本书上写道：同盟国可于一九四三年胜利，如果不将一九四三年定为一个目标日，战争就应该持续到一九四五年，让德国与俄国消耗国力，到时同盟国进攻，俄国问题就不会产生。
Max Werner到了美国之后，曾经提出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是将心理与政治合而为一，不再单提一项，美国政府也几乎接受。我和魏德麦将军研究过这一个问题，他未置可否，可是我与父亲研究时，父亲很坚定地说，心理力应该单独成为一个力量。固然政治里面包含心理，经济里面未尝没有心理，军事里面更应包含心理，也可以先做一个心理战略的指导，让政治、经济、军事配合心理的需要。例如说，黎巴嫩发生危机，美国的地中海舰队就到黎巴嫩附近的海域进行一次演习，黎巴嫩的战争危机便可因此而消除，显而易见，这是以心理力的运用为主，来指导军事的配合。所以父亲最后决定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为四大国力。后来我又把这个观念告诉魏德麦将军：政治、经济、军事包含心理，而心理也可以处于主导地位，由政治、经济、军事加以配合，心理力仍然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力量。何况心理力是促成国家发展的力量，透过教育、社会而形成国家发展的方向，否则，如果方向有错误，整个国家的发展也就危险了。就好像现在的台独一样，政府没有从心理上的诱导着手，使全国民能够有一致的方向。
父亲非常重视Max Werner的主张，并且要我们加以研究。我在三军大学时，曾经安排Max Werner来华访问，没想到他在成行就之前去世了。
我在做简报时又说：“三分军事，不能只看成纯物理性的人力与物力区分，一般说来，既然是四大国力，应该各占百分之二十五，而政治、经济、心理作广义的政治来解释时，应占百分之七十五。不过，如果政治、经济、心理的战略有错误或是遗漏，还可以重新补救，唯有军事一旦失败，就没有补救的机会了。因此，要把政治、经济、心理等广义政治之中的百分之五放在军事上，让军事变成百分之三十。”所以我向魏德麦将军说：“Thirty percent military effort, seventy percent political effort.The use of force as the center and exceeds the total ideological word.”这是一个哲理性的区分，而非物理性的区分。那次幸好有我解释并翻译，否则还真不好解决问题。我翻译完后，还向哥哥说：“报告部长，这样翻译可不可以？”当时因为在座有很多长官，我这个代理厅长也不能够过度表现，如果哥哥要推翻我的说法，他也可以自己说，如果他说不出来，也只有接受我的说法了。后来，等到魏德麦将军参观完后，我单独与他聊天时，他说：“我所听到的战争指导的说法，能够用一句话包含整个意义的，你父亲是第一个人，比卢敦道夫当年的理论还要透彻。”
台湾之建军备战(3)
父亲担心我们还不够重视军事的重要性，所以他又说要以武力为中心，军事战略的重点在建军备战，不是野战战略，但是要以野战战略为基础，以武力使用构想来建军，不能像波兰一样，骑兵拿着标枪去对抗敌人的战车，虽然勇气可嘉，但是毫无作用。建军的明显错误，使部队走上死亡之路，军事战略要对此负责。
父子情深(1)
（一）亦父亦友
父亲很信任我，也很了解我，我们父子之间没有保留，也没有顾忌。我与父亲相处的那一段时间，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我们之间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长官部下的感情，到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一有烦恼就会找我去陪伴他。到台湾以后，父亲休闲的地方有日月潭、梨山、阿里山、花莲、澄清湖、西子湖、大溪、角板山等地，还有武陵农场和嘉义农场二处地方，这些休憩处不是他新建的，而是原来就有的。这些地方房子并不好，但是环境风景很好，而且远离城市，每一个地方有其不同的特色。
如果父亲觉得累了，或是要思考事情时，都会到某个休闲处度假，少则三天，多则一个礼拜。不过，父亲虽然是去休假，还是会接见外宾，请外宾在那儿住几天。例如奥国的最后一位逊王Autofong Hobsboard，他每一次来都会与父亲聊上几天。这位老先生非常有学问，也很了解东方思想，与父亲很谈得来，他也讲了很多欧洲的事情。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如果要研究世界问题，对欧洲如果不认识，光与美国方面接触，一定是很浅陋的，要与有欧洲文化基础的人谈，才能有所取舍、有所收获。
（二）慈湖购地
父亲不仅会看风水、面相，还会奇门遁甲。有一次，我们两人一起到慈湖，在那之前我们都不曾去过。那天我们开车到慈湖附近，车子靠边停下，我与父亲下车走路，走到慈湖入口，父亲说：“那里面应该有个湖，我们进去看看。”我们走进去一看，里面原来是一个土法开采的小煤矿，已经开采完了，变成一个废坑，外面脏得不得了，都是煤渣，我们走了一圈，父亲就用手指了一指说：“就是这个地方。”我不解地问父亲，父亲就说：“这个地方好，我们下次再来，今天没时间了。”他要我第二天查地图，确定位置，当天夜里我就查了地图，地图上果然有湖的标示，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湖。
第二次去慈湖时，父亲带了一个罗盘，我还是第一次如此仔细地看中国罗盘的模样，父亲说：“你们光晓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实中国罗盘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时，其实这六小时是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罗盘里面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里面每一卦有一百分刻，我就联想到军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还要有六千四百个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确。父亲一方面教我使用中国罗盘，另一方面拿着罗盘对方位，对到一个地方时，父亲说：“就在这。”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慈湖四合院的所在地，他说：“你打听打听，这个地方他们卖不卖的，如果要卖，我们就买下来。”我说：“父亲不能再讲了，讲了以后明天就涨了十倍的价钱。”回来以后，我就托朋友去问地主，地主一口答应，因为那个地方已经生产不出煤来，形同废地了，有人要买，当然很高兴。当时父亲还说：“看样子，那边有个山腰，过了山腰应该还有一个湖，下次找个机会去看看。”后来我们又再去一次，果然又有一个湖，他看了一看说：“就是这个地方好。”我们把那块地买下来后盖了一个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乡下我们的老四合院的样子盖。
后来我在高雄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小学没有毕业，卖报度日，但是他是一位奇门遁甲的能人，拜济颠活佛为师，曾开过一次堂。我先认识他的师弟，他的师弟是台大毕业的。这个人不会讲台湾话，讲台湾话无法成句，可是等到济颠活佛一上身，他讲出来的话都是四六句的文章，真是头头是道，与原先的他判若二人。有一次，他拿了一张大红纸，画了慈湖的山势图后对我说：“这个山势是一条龙脉，有老龙、大龙、小龙，那只小龙就是你。老龙的龙鬓勾着大龙的龙鬓，把他提拔起来。小龙在慈湖的另一边，头回过来向老龙致敬，老龙用一只眼睛看着你，他始终在照顾着你，但是并不把你拉起来，这是帮你的忙喔。你不要以为老龙没有照顾你喔。小龙后有一个后慈湖，大龙后有一个前慈湖，你不要以为前慈湖的水有多么好，要不是后慈湖的水流过来帮助他，前慈湖的水早就干涸了。前慈湖是你哥哥，后慈湖是你，你始终在帮助他，可惜前慈湖的水位不够高，堤坝做得太低，如果水位能够再提高一尺，对你哥哥有帮助。”我说我不能讲话，他说：“你将来会有机会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堤坝崩溃了，水通通流光了，他们再造堤坝时，我就暗中跟建堤坝的人说加高一尺，使水位能够提高。
父子情深(2)
这种奇门遁甲很玄妙，我常常说以我的知识与学问不够资格说我信，更不够资格说不信，要说不信还得有相当的学问来证明这套东西是站不住脚的，才能说这一句话，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我承认这许多事实。这几十年来，我也亲自看过许多事情，并不是假的。不过，这些事情不能走火入魔。我相信一个理论，每一件东西的本身都有一正一反在里面，而不是两件东西相对称，否则每件单独的物体不会存在，因为单阴不成，单阳也不成。
（三）学理沟通
1、道德与学术
我与父亲两人常常相互发明，在哲学基础上，父亲指导我的很多，但是也由于我能体会父亲的哲学思想，然后再从科学方法上向父亲建议，所以他也欣然接受。有一次为了一个想法———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一般来说当然是道德重于学术，不过，我认为在方法上一定是学术第一，不讲道德，因为我们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们说某人是个了不起的君子，这是从结果显示，而我们选择干部时，事前无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选择干部的依据只有学术，学是理论、术则是方法。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后者的一群人是以学术取向，带头者也是品学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属的心理趋向，让他们各尽其才，各取所需，这一群人便相安无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顺利。
道德确实有其绝对标准，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是一个相对标准，有些人品德不好，但是他愿意在跟随你的时候把坏的品德藏匿起来。例如有一次英国政府从死刑犯中挑选四个学有专长的人做敌后工作，完成任务后，英国颁发他们最高荣誉勋章———吊袜带勋章，试问这些人究竟是有品德还是没品德？由此可知，道德一事非常难以论断，因此选择一个干部只要看他能否在工作上发挥最高的效率就行了，其他的不必多计较。
后来我的思想也慢慢成熟，同时以我数理方面的基础，加上对政治经济的了解以及对社会事物的体会，在军中也是从战斗战术的阶层慢慢往上进入战略的阶层，所以与父亲谈话时非常容易沟通。我有一位司机讲过一句话，我非常钦佩，他说：“一个人要用钱赚钱，一点本钱都没有，赚不了钱；一个人要用学问赚学问，一点学问都没有，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学问。”总理曾经引用曾国藩的一句话：治学如积财。学问是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不是一蹴可及，立刻就可以变成学问家的。我非常钦佩清室的皇子教育，他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文武都重视，后来是因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使得皇帝无法施展抱负，所以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无用武之地。
2.代拟训辞
在军事科学上，我帮父亲写过很多东西。我写了之后，父亲有时虽然改了几个字，但是使我领悟很多，他改得非常高明，在全篇里面加上一两句，整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其他有关制度、吏治、立法等方面的文稿，甚至于有很多训辞都是由我捉刀的。当然，在执笔之前，我会先与父亲讨论，多半是我们聊天时我提出一个观念或贡献一个方法，父亲同意后，有时他会要我先写出来，通常我回到房间后都会连夜写出来，等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陪父亲散步时呈给父亲。后来我也能体会到父亲与总理许多思想观念都是在商谈讨论之下发展出来的。
此外，父亲有许多的讲稿也是我替他拟的。最早替父亲拟稿的有陈布雷、陶希圣两位先生，陶先生最杰出的两本书是《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可惜《中国之命运》的原稿被烧掉了。秦孝仪、陶圣芬、楚崧秋、萧志成也曾先后执笔；有些人则是从记录开始做起，后来都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如孙玉宣、周宏涛。周宏涛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他祖父把他带大的，他的祖父周景琴，是总理时代第一任军需署署长，他的长相也最像他祖父。我与周宏涛是奉化县幼稚园同坐一条板凳的同学，他也是我在台湾唯一最早的同学。那时候我才六七岁，他比我小好几个月，阳历是民国六年生，农历还是龙年，所以他也是“龙会”的。
父子情深(3)
3、科学管理
有一次父亲问我：“你看我们政府的组织，最不理想的是哪个单位？”我笑了一笑说：“父亲，您真的要我说吗？我凭良心说，最糟糕的就是总统府。”父亲说：“我与你有同样的看法，你倒是提一点糟糕的方面来说说。”我说：“总统府的职务责任是哪一方面，就应该根据这个责任来决定它的组织，我发现到现在为止，总统府的总体尚未定型。这是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以方法论来说，总统府管档案的人与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管理档案的是同一个人，他虽然满脑袋都是档案，但是对于档案的管理没有科学方法可言，全国没有一致的编号。从总统府归类、编号，到每一个县市政府，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办法。父亲现在要调某一个档案，如果那位管档案的人在，他很快就能找出来；如果那个人不在，别人根本无从找起，就是因为档案没有统一的编号。从总统府的档案到父亲身边的档案，您的机要秘书都没有用科学方法来管理。举个最小的例子来说，为父亲管理相片的人没有按照时间排列，我提供他一个方法，写上年、月、日、时，再加上地点、事项说明，如此相片管理就很有规则了，结果他连这些都没有做成档案管理。”父亲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很有感触，他说：“你到德国之前，我告诉你要注意德国的军制，果然你这几年对于军制的知识与运用一直扩大到整个行政，很好很好，你还是继续注意。”
（四）治疗打嗝
民国六十二、三年间，有一次父亲连续三天三夜打嗝，无法入睡。荣总的医生开药给他吃，又给他吸氧气，都没有治好打嗝。后来又要父亲吞砂糖，刺激喉咙，也不见效果。其实打嗝就是横隔膜痉挛所引起的，我到官邸时，看父亲打嗝不止，就问父亲：“父亲信不信得过我，我用气功试试看。”那天父亲刚好坐在一把藤椅上，他说：“你现在还行吗？”我说：“现在我虽然已经退火很多，但是如果时间稍微久一点，也许还可以。”他听了就说：“好，你试试看。”我就把西装上衣脱下，解掉领带，把手放在父亲的横隔膜上面，过了一会，我问父亲有没有感觉一阵热气透进身体里面，父亲回答有，而且还感觉到很微细的震动，我就说：“那就行了，请父亲忍耐一段时间。”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右手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就换右手，前后进行了半个钟头的时间，父亲的打嗝就治好了。
（五）无限哀思
父亲过世以后，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父亲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来做，但是哥哥不懂这个规矩。我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哥哥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我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后来哥哥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替父亲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父亲的身体，让父亲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父亲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父亲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哥哥没有来守灵，连后来父亲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他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我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我是战争学院的院长，父亲过世后，我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我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我自己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我一个人教的。那一个月内，我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顶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哥哥的《一月守灵记》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我，说我没有替父亲守灵。父亲有一位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先生，外号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张相片给我，那张相片是我在荣总怀远堂，坐在父亲遗体旁边哀思时，他帮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给我时跟我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我现在正在找这张相片，因为太具有历史价值了。这次我生病以后，很多东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记不起来。这次的病，实在是非同小可，记得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还很冷静地将我的私房钱交给内人，所以，我跟我内人开玩笑说：“如果我能够侥幸活下去，我就要开始‘吃软饭’了。”
父子情深(4)
我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但是自从父亲过世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因为父亲过世那段期间，是我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我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我，要我讲笑话，可是我实在讲不出来。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灵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个老部下，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在瞻仰仪容的那段时间，他也到国父纪念馆瞻仰领袖仪容。他见到我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看了就说：“你现在从事服务工作啊。”他接着问我：“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了没有？”我说：“我们已经买好了。”父亲过世后，我们就立刻派人到香港买寿木，因为老夫人主张用西式的。说老实话，我也喜欢用西式的，看起来比较舒服。他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他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六）永远的哲人
我研究父亲的一生，发现父亲的哲学艺术就是“化敌为友”，比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高明。我常听到很多人批评父亲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消灭与他敌对的人，我认为如果父亲要用这种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灭了。他从来没有处于顺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论在政府里或是党里面都是如此。他不过是高阶的军人，还在一大群军阀里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敌对的，可是他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最后是化敌为友，即或是不与他成为朋友的人，也不再与他敌对。
几点答疑(1)
问：听说老先生有一个习惯，他不与黄埔学生握手，也不给钱，但是遇到非黄埔学生，也就是其他各军系投诚过来的将领，不仅会与他们握手，还会一见面就给钱，而且有的给很多。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无补充或解释。
答：我没有特别的证明可以证实这件事，但是我想父亲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我追随父亲几十年，发现他最高的艺术是化敌为友，保持相安无事，到时候能用则用之。固然有时候他也受到欺骗，也因此而影响大局，但是，这点终究还算小事，在重要问题上，他都是以争取同盟为主要目的。这些非中央军系的将领，因为父亲仁慈为怀的精神，而被争取过来者为数不少。父亲不管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尽力把他争取过来，至少让他们不闹事。有些人确实把心转过来，有些人则贪图一点好处，所以父亲或多或少都会给予一些金钱上的资助。有些地方，父亲则是动之以情。他通常是派哥哥去国内的大老处，如果有国际人士来华，则派我去接送。虽然父亲没有明讲，但是我的体会是如此。父亲也知道我懂得这一套应对进退的方式。除了公务之外，晚间还要我去关心客人的居住情形，让客人觉得很开心。此外，马步芳、马步青及龙云等人，父亲也是派我去联络感情。我总觉得父亲对人诚恳、热心，尽量让别人不感觉自己是外人，然后再给予一些好处。送钱大概都是透过哥哥，送礼物则是透过我，这是两个孩子运用不同的地方。国外的老太太则透过老夫人打理，与她们喝茶、话家常、送礼物。如果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就由我和内人一起去。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得很周到，在不知不觉中，父亲不仅对外国人，就是当年边区的领袖都拉拢得很好。我也从这点领悟出来，父亲比孙子兵法高明，孙子兵法讲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父亲的方法是化敌为友。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备战，显示国威，使得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对方仍然处于敌对状态，而化敌为友不仅消灭了阻力，甚至还使阻力变成助力，固然后来有若干令人失望的事情发生，但一般来说，情况都在掌握中。父亲从来不假手秘书，也不用打字，都是以亲笔信函与他们联络。民国三十七年十月某日，我到北京去看傅作义（时傅担任华北剿共司令），传达父亲的意思，本来父亲希望傅作义往海边退，而且接他的船都准备好了。我为了表现诚意，还对他说：“父亲说如果您朝东走，要我在这里多待几天，陪您上船，只是我没带人来，起居方面要麻烦老伯了。”这就是表示我的诚意，愿意做他的人质，并且跟他一起上船。他说：“你回去跟令尊说，这边没有什么事情。”虽然他嘴里这么说，但是当时我就感觉到他的神智非常不稳定。他拿了一支烟，放在嘴里，拿着火柴没有点燃。跟我讲话时，在亭子里转来转去，他给了我一支烟后，替我点火，过了一会儿，他又拿了一支香烟给我，原来那一支才刚点着没有多久。他又从口袋里拿了一支香烟往自己嘴里头塞时，才发现嘴里已经叼了一支烟，而且那一支香烟也没有点着。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很不稳定，究竟是要撤退出来到南部重起炉灶，或是回老家包头，还拿不定主意。他总觉得以保全自己为要，而且我去见他时，在在表示父亲对他的关切，没想到他最后还是选择回包头。
东北的失败，卫立煌要负野战战略错误之责。好几次都是父亲将局势部署好，要他执行，但是他都没有照着做，听说还把运输队用来运送他自己的东西。但最大的错误还是军政方面的错误，也就是没有接收伪满军。
问：大家认为老先生指挥部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老先生指挥部队最大的弊端就是自己支配部队，不告诉其部队长，到最后大家才发现自己部队不知在何处。您对这点有何看法？
答：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按常理出牌，而且越级指挥也是指挥上的大忌，可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许多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到最后却使得部队四分五裂，父亲只好亲自逐次将部队整合起来。每当他亲自指挥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越级指挥，但是事实上他是将部队整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父亲为了后勤补给的方便。我们的野战高级军官，往往疏忽尔后的部队行动与后勤补给之间的联络，父亲亲自督导下一级或下二级的部队开往某处，使前方部队与后方补给能够连接得上。第三个原因则是对某一个部队有怀疑，不得不临时给予任务，将部队调开。这点是事前不能说的。有的时候，父亲将特别亲信的部队临时调来，该部队的上级不一定知道。还有一个理由则是就近派一个部队，脱离战斗序列，前往某地区执行任务。等到部署好后，父亲就亲自到前方监督，这个部队等于是他的警卫单位。这也是事前不能说的。父亲经常在前方，很多人都说这样太危险，不过父亲都会调派适当的部队先行部署后，再行前往。父亲不是不知道越级指挥是兵家大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中高级的部队长根本就不懂得指挥，父亲基于爱护部队长的心理，就替他指挥部队。例如赫赫有名的方先觉，他守衡阳时，前后守了四十八天，但实际上是老先生亲自守的。衡阳外有一个高地，高地上面一个部队都没有，父亲告诉方先觉如果高地失守，衡阳也会跟着失守，守衡阳是个战略，守住高地则是战术上的措施。结果第二次父亲去看时，方先觉只派了一个班守高地，父亲又说了一次之后，他总算派了一个排，父亲对这件事很不高兴。后来父亲提醒方先觉要派一个营守住高地。当高地只有一个排看守时，曾经被日军攻取，方先觉指派了一个连，也无法攻上高地，后来是逐次增加到一个营的兵力时，才将日军消灭。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只有一个班在高地上。夺回高地后，父亲说这个高地要确实守住，所以衡阳才在拖了四十几天以后才失守。从这个例子来看，有些地方实在不得不越级指挥，因为有些部队长靠不住。很多部队长从军校毕业之后，没有多久就升级当营长，部队指挥经验实在不够。
几点答疑(2)
问：老先生一向很注意省籍的平衡问题，所以刘安祺当总司令时，他曾经跟刘安祺开玩笑说：“几个兵团司令都是安徽人。”但是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老先生把军队集中在三个人手里，一个是陈诚系，一个是胡宗南系，一个是汤恩伯系，而且每个人的军队都超过五十万人，陈诚的军队更多，此举引起其他人不满。巧合的是，这三个人都是浙江人，所以我讲一句不该讲的话，如果真的把“国军”变成“浙军”的话，会造成其他军队的反弹，对局势影响很大。
答：我想这个现象恐怕也是时势造成的，他们虽然都是浙江人，但是彼此并不合作，而胡宗南在西北，陈诚在东南，汤恩伯在江苏，部队都不在一起。我对胡宗南将军很失望，父亲那时对他非常器重，把最好的干部都派到西北，但是他都没有好好运用。
问：陈诚用的是保定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胡宗南用的是黄埔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汤恩伯用的是士官学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每个人都用自己母校的学生。三个人的基础都不一样，比较起来，保定军校与士官学校差不多，黄埔军校稍微差一些。以潜伏的共产党间谍来说，陈诚的部队较多，胡、汤二人所部差不多。
答：军队的干部教育很重要，当年这些将领除了军官学校教育之外，战术教育及战略教育是无从无处去学习的。
问：他们当然有一点战场经验。
答：只凭战场经验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每一次所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并不妥当。有人说中共了不起，他们有所谓的“一点二面”、“围点打援”、“阻援打点”，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传达战术。 “一点二面”的“一点”是指目标，“二面”是指两路进军，听起来很简单，大家也称赞中共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战略思想。但是如果一路是从西南、另一路是从东南包围上去，包围时候的拦截点应该如何选择，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指示。究竟是“阻援打点”还是“围点打援”？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此时要“阻援打点”，另外一个时候要“围点打援”，假定是一个包围，为什么要用一一包围？或二一包围？他们的术语都是只有开头而没有结尾。中共直到把我们的战争学院课程偷去后，才有完整的野战战略教育，从他们所编印的《大部队指挥》，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该书的内容就是战争学院的教材，而我方反而疏忽了这点，我觉得郝柏村该负责任。他在战争学院又加上一个班，没有进过那一个班就不能升将官，于是就贬抑了野战战略教育。现在课程时间又缩短了，磨练也不认真了，老师为学生们讲解时，也不再注重分析理由。当年我们在战争学院上课时，一定会让学生知其所以然，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求甚解，所以我方的削弱等于加强敌人的实力。
问：谭延闿在世时，对老先生非常好，而且这个人的政治手腕也高，如果他在世，就不会发生扣居正、扣胡汉民等事了。我看过他与赵恒惕之间的信件，他的字写得相当漂亮，而且写得规规矩矩的。
答：他的长子谭伯羽与我较熟，早年在驻德大使馆当经济参事，为人相当君子，而且德文相当好。他说起德语来，与德国人一样好，好像德文是他的母语一样。我到德国留学时，他非常照顾我，只要是我的事情，他都会直接或间接帮我的忙。我在柏林时，也经常到他家去。
身世之谜(1)
有人说我是因为哥哥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做“总统”，所以我想改姓，认祖归宗。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认祖归宗，只是觉得把这一段事实记录下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没有一丝邪恶存在，而且我也不想当“总统”。
民国七十九年“总统”选举时，蒋家已经开始被打击，所以大家就建议我改姓戴。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竞选“总统”的事就跟蒋家无关。我说：“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这两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义子，安国哥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而总理的思想能够传下来，全靠戴先生；总理的事业能够传下来，全靠蒋先生。他们两人，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行动派，这两位上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后，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父亲得以在陈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两人乔装为夫妻，混进府里刺杀某人。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不过党史里并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他们完成任务之后，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拿着党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票，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两人就在日本结婚。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许多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父亲与母亲在日本与革命先进一起生活，总算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
数年后，他们自日本返国。刚回国时，父亲还在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父亲还写了一部《经济学》。这点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亲回国后，住在陈果夫先生家的阁楼上，父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论辈分，陈果夫先生比父亲小一辈，但是他们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果夫先生的党龄相当早，尤其是陈家与党的关系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与革命先进们的夫人都相处甚欢，例如居正夫人、吴礼卿夫人、陈果夫夫人、陈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进的夫人都在党里工作，她们有个性坚强的一面，再加上她们从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于追求中国的道统，为人不会奸刁。从小我对她们的印象都是觉得她们很仁慈，而且她们也都对我很好。以居伯母来说，她平时与我们相处时，个性很活泼。她生了很多女儿，还把这些女儿送给好朋友，其中大女儿被送给一位日本朋友，长大后嫁到台湾张家，生下张建邦，所以张建邦应该要叫我舅舅。
民国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发生宁汉分裂，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姨母，向来父亲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爱国，他从事房地产生意，同时也开设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厂，我们经常住在他们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我站他们两人中间。母亲对父亲说：“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父亲说：“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亲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革命的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这样做，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我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今后是建国的时候，需要学术的帮忙，多过于冒险犯难。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我唯一能帮你忙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父亲听了以后说什么都不肯，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她说：“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的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的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就对母亲说：“照你说的，要如何做法呢？”母亲说：“你赶快去找孔大哥，他会陪你去的。”就这样，父亲到了日本。当年十二月父亲就和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
身世之谜(2)
（二）吃斋信佛
打从民国十六年，母亲带着我到苏州居住以后，一直就是吃长素。因为她有血压高的毛病，那时候也没有好的药物可以治疗，只有用放血的方式降压。刚开始，母亲只在初一月半吃素，后面就改吃长素，不过她可以吃鸡蛋。据说那时候吃长素的人可以吃鸡蛋，但是要吃素蛋，因为素蛋没有生命，不会孵出小鸡。乡下卖鸡蛋的人都很讲究，配种的鸡蛋都是用来孵小鸡的，卖到市面上的蛋都是素蛋。
（三）战时生活
抗战的时候，父亲给母亲的月规是四十六元大洋。这些钱都是父亲托果夫先生给母亲的，可是打了几年仗之后，币制改成法币，母亲问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领一次，至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他不同意。等我从国外回来，这些钱更不够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并向他说明：“只要纬国没有被打死，抗战之后，一定全数奉还。”他说：“你问我借，我问谁去借啊！”我心里想，不借就不借，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不过，我总要把母亲养活，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我就开始写作了，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税，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烟（我不抽烟，香烟是给母亲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单，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旅修理工厂的厂长。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绝对不拿任何一笔非份的钱。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我们共用这张床单，一人一半。后来他死了，是穷死的。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就这样一直捱到抗战结束。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打完时，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还活了下来。
我从德国回来后，就把母亲接出来。起先住在成都，后来我又把母亲送到兰州。当时的行营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是朱绍良先生，福建人，母亲在兰州的住处就是他安排的。在上海我们有两家来往的人家，一个是母亲的堂姐及姐夫，但是来往机会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亲的远房姨母，为人非常好，她带着母亲吃素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经营房地产外，还经营自来火工厂，是当时上海两家自来火工厂的其中之一，我们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孙子朱家鹤正好在兰州某银行当经理，他大我三岁，母亲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应。就这样子，母亲总算在兰州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母亲又搬回苏州南园，这个住处现在被中共作为招待所。
（四）定居台湾
母亲没有兄弟，只有姐妹，远房兄弟倒是有几个，其中有一家与我们较常来往。大表哥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银河也没有出来，只有三表哥菊河到台湾，来台后改名为明良，现已过世。母亲还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给一位丁姓“国大”代表，也来到台湾，他们有几个子女现在也在台湾，但是我们很少来往。姚琮与我们从来没来往，他也不是母亲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亲的兄弟，基于宋氏夫人的关系，他不可能在侍从室任职。不过，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两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湾以后，母亲在台北住过一段时间，没有多久，就搬到桃园。石家丈人在桃园开了一家大勤工厂，工厂旁边有一片眷区，在眷区边上有一块空地，大勤工厂的工人帮我们在那块空地上盖了一间小房子，总共花费十二万，石家丈人还说等我们搬走时再还我十二万。原本他预备拨一栋房子给我，我没有接受，一方面离眷村太近，另一方面我不愿意欠他人情。
母亲在桃园住了好几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盖了一栋小房子后，母亲才搬到台中。那栋房子就在宜宁中学旁边，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盖的。宜宁中学的总务科长是我们的远方亲戚，他经常照顾我母亲。我买那块土地时，始终认为是与学校分开的，但是，学校行政上却把我的土地编在校产里面，后来这块土地我也不要了。我办宜宁中学主要是兴学，不是用来赚钱的。我是宜宁中学的创办人，刚开始我是董事长，后来哥哥为了静心小学的事情，要我离开，我就辞掉两所学校董事长的职务。静心小学与宜宁中学两个董事会，事实上是同一批人。
身世之谜(3)
母亲住的那一间房子原来只有一层楼，有一间客厅、卧房与饭厅，屋子后面还加一个小厨房，后来我就把阁楼改装成一间房间以及一间浴室，母亲就一直住在楼上。房子旁边有一间余房，是佣人住的地方，楼上也有一间阁楼。母亲过世之后，这位佣人变成学校的工友，那间房子也变成宿舍。学校把枪交给他，他就把枪放在阁楼上，事前我也不晓得。
（五）长眠九泉
民国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长过世，父亲要我护送老夫人到美国奔丧，那时候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我们搭乘的是C54专机，这种飞机要飞几站之后才能抵达火奴努努（檀香山），加满油后，还要等待好天气，才能一口气飞完东太平洋到旧金山，在陆地上还要分几段行程才能抵达纽约。孔院长的丧事办完后，老夫人留在美国就医，我趁此机会到加拿大参观“World Export 67′”。我陪老夫人回台途中，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的长途电话，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了。不过，我在离开台湾之前，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园已经做好，守丧的房子也盖好了，母亲的墓很像一栋房子，与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样，所以根本看不出里面有坟墓。我离开台湾以前，曾经交代过，万一母亲不治，就由我所指定的四个男人将母亲移下楼来，而且不论路线、方法都先跟他们说过，并且交代他们把担架放在救护车上，救护车直接开到墓地，棺材就放在墓穴旁边，在墓穴旁边举行大殓，这些事情都由内人负责。我临走前，还写了一张单子，上面写明方法与过程，他们就照着这些过程来处理母亲的后事。我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电话时，第二天，兼程赶回台湾，向父亲报告以后，我就赶到台中，丧礼已经在前一天举行完毕。
母亲年事已高，而且曾经轻微中风，起先还能走动，但是她摔了一跤之后，中风更为严重，无法走动。母亲去世时是七十九岁，那年我五十一岁，所以我在墓碑上写道：“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
童年琐忆(1)
（一）死里逃生
民国六年前后，我生了一场重病。刚开始，父母亲以为我得了急惊风（因为穿堂风骤然把门窗关上，引起惊吓，而哭闹不停），他们为我请了一位日本医生。这位医生在上海很有名，根据他的诊断，我得的是脑膜炎，可能是被蟑螂传染，但是他也没有治好我的病。果夫夫人看父母亲每天抱着我，便教训了他们一顿：“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来革命来的，还是来抱孩子来的？为了小孩，你们也不革命，成天躲在阁楼上，就晓得抱这个小孩，抱得活吗？你们又不懂抱孩子，现在又放弃了革命，你们成天在此地苦恼算什么呢！从明天起你们两个都出去做事，孩子交给我，这孩子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就没办法，只好听天由命。”父母亲被果夫夫人这么一说，就出去工作了。当时是上海最乱的时候，党员人数不多，大家分配事情做，忙得很，总理本人虽然没有消沉，但是也实在是一筹莫展。
那时我已经奄奄一息，果夫夫人就到隔壁中药房抓了一副“金老鼠屎”。这种药比普通“老鼠屎”重一份药量，而且用金纸包起来，所以称为“金老鼠屎”，样子跟米粒很像。通常这种药是有人吞鸦片烟自杀时用来解毒的。果夫夫人喂我吃成人份量的一倍，第二天，我就睁开眼睛，也不哭闹了，非常有效。果夫夫人又到中药店去抓了一副成人份量的“金老鼠屎”，吃了以后，我的病就好了。不过，那位日本医生还是继续来看我，让我服用西药，他特别交代了一句话：“这个孩子以后求学的时候，凡是与计算有关的，在初中以前，不能超过一个钟头，在高中以前，不能超过两个钟头，过了高中之后，脑子已经成长完成，就不必限制时间了。”我小时候一向听话守纪，所以年龄比较大之后，听母亲这么讲了医生的指示，就照着吩咐做， 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停才。真是感谢老天，我的脑子没有因为这场病而受伤，病后的保护也一直很好。
有一年，果夫夫人在台北过八十岁寿诞，席开八十桌，那时我正在高雄大演习，特别搭飞机回来为她祝寿。在寿席间我把当年她的救命之恩告诉宾客，并敬了果夫夫人三杯酒，再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我又连夜搭火车回高雄继谈演习。
在我的生活过程中有一段痛苦经过，那就是童年时光。
父亲在十六岁时（民前十一年）与毛氏夫人结婚，不过，父亲在出国之前（民前四年）就已经把毛氏夫人休掉了。从前的时代没有所谓的离婚。父亲是一个在农家出生的南方孩子，非常孝顺母亲，如果不是因为家中发生重大变故，怎会忍心抛家离井，到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校，再说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家，因为对祖母来说，父亲是独子。我的大伯父是孙氏祖母所生，并且过继给另外一房，我的祖母自己所生的，除了父亲之外，还有一个小叔叔，可是他在四岁时就夭折了，因此，父亲在家里是独子。如果不是家里发生重大变故，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他也不会如此狠心离家。
民国九年，因为祖母有严重的气喘病，父亲要母亲回去侍候祖母，所以母亲就带着我回到溪口。毛氏夫人虽然被休掉，但是没有离开蒋家，祖母就让她住在后面的一个小房子里，因为祖母也需要一个人侍候她。母亲回去后，知道了这个情形，为了侍候祖母方便，便与毛氏夫人轮流侍候祖母，因为祖母当时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起身，于是母亲就把毛氏夫人接到家里来住。没想到她反而跋扈起来，把我们母子两人赶到柴房里去，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内，一个犄角里养了几只猪，另一个犄角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我们回去以后简直是受到很大的虐待。稻草里有很多跳蚤，我常常被咬得周身都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能挡得住，我年纪小，没有多久就生病了。当时父亲把我们带回乡下时曾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搬到大伯那里去住。”从前的老规矩，小叔可以到嫂嫂房间去，但是大伯不能到弟妹房间去，所以母亲不到大伯那儿去，不过白天走动走动是有的。
童年琐忆(2)
溪口沿着苕溪边上有一条街，家境好一点的人家住在上街，上街就是溪的上游，我们住在下街，屋名为丰镐房。祖父过世时，父亲才九岁，虽然大伯父已经过继给另外一房，但终究是祖父所出，而且祖母厚道善良，所以分家时还是分给他一份。我们家的财产有玉泰盐店和山坡竹林，玉泰盐店在上街，除了制造酒品外，还卖盐与米，祖母不便抛头露面去看店，便把那家店分给我大伯父，由他去经营，所以大伯父的家境一直很好。竹林生产笋及竹子，竹子可以用来做竹筏，乡下称为竹 ，一年可以收入四十几元，我们家有一个老长工，一直跟着祖母，我们就保留竹山，由这位老长工看管。
回溪口那一年，我实在病得很严重了，大伯母非常疼我，就把我接回她家去住。大伯父有一子一女，他的儿子大我十二岁，也是属龙的，非常疼我；他的女儿小我一岁，从小就是我的玩伴，我们一起长大，感情非常好。母亲在家侍候祖母，只要一得空，就会来看我。
乡下人非常害怕发大水（来到台湾后，我才知道那是台风登陆），因为从上游会流过来许多尸首，不过同时也会流过来很多箱子。乡民就用竹竿绑上钩子钩箱子，箱子里如果有吃得、穿的、用的，就可以拿来用了，换句话说，大家生活都不好过。
有一年发大水，等水退了之后，我们打开大门出去时，发现有人扔了一个女婴在门口，可能是她的父母穷得养不起她，就把她丢在大伯父家门口。大伯母把她抱进来，就这样，我又多了一个妹妹，她比我小六岁，名为华秀，后来嫁给韦永成。
乡下很苦，很难过日子，我们一年里只有四个月的米粮可吃，其他八个月还得依靠杂粮，幸好可以自给自足。我从小没看过牙刷牙膏，最早也只有蝴蝶牌牙粉，乡下最讲究的方法也不过是将粗盐捣碎，沾在布上搽搽牙。因为大伯父经营盐店，所以我们并不缺乏盐。
祖母过世之后，父亲的经济情况也稍微好一点，就买下丰镐房前面一幢楼房，那幢房子虽然不错，但是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从前开过当铺，屋前还有一座小院子和一间厨房。我和母亲就搬到那儿，那一年是我在溪口的最后一年，而那一年也是水灾最严重的一年。大雨下在四明山，山区的水汇集在苕溪。原本大街有一道河堤，堤坡下就是溪水，堤坡高度大约有两层楼高，那时大水高涨，涨到街上，又溢进屋子里，顶在第一层楼板。
我和母亲到二楼避难时，我顺手抱了一箱父亲买的苏打饼干上楼，头一天我和母亲就是靠着这箱苏打饼干过日子。当天夜里，旁边的厨房倒塌，刚好也有一个火缸没有被压着，随着水流到楼梯口，我们就把火缸拿起来，火缸里还有现成的一缸粥， 而且我们也保留了一个火种做饭吃，安全度过了淹水期。我有一个表哥王世和，他的水性非常好，他们住在上街，他的父亲在上街街顶卖鱼。第二天，王世和就从上街街顶一直顺着水游下来到我们家，给我们送菜、肉、鱼及其他东西，送到以后，他还逆水而上游回去。王世和力大无穷，长大后就一直跟着父亲。那一年我和母亲靠着他送东西给我们吃，还靠着那个火缸才有热食吃。
小时候我的教育主要是家教，由王家的五舅公（小舅公）替我启蒙。家乡人都称小舅公为癫子，其实他是很有才气的。他教我识字，替我开智慧，而且还讲很多历史故事给我听。他也教我下象棋，我在五岁时学会下象棋，到六岁时棋艺就已经很好了。此外，他还教我很多东西，我现在不记得有哪些，只记得他样样都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他如历史、数学等等都有。我最喜欢他，他也最喜欢我，他与其他大人都搭不拢，就是喜欢跟我一起。
我的第一位家教老师是陈舜耕的姐姐陈子骥，她是奉化人。陈舜耕到台湾后曾先后担任公卖局局长、人事行政局局长等职。
家乡的乞丐一早出去讨饭时，把他们的小孩留在我家门口的一块小空地上。小时候我常常和这些小乞丐一起玩耍，尤其是冬天，我们都躺在门口晒太阳。有一次他们问我：“你住在这个地方吗？”我说：“是啊！”他们又问我知不知道这间屋里会出现真命天子。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做真命天子。有一次父亲回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并且问他“真命天子”是什么意思，父亲说：“那是皇帝，现在怎么会有皇帝呢？”后来他就去问那些小乞丐，小乞丐告诉他是他们的爷爷说的，父亲便问那位长者，那位长者又告诉父亲是他的爷爷说的，他的爷爷则是听一位吴国才先生说的。
童年琐忆(3)
吴先生是清乾隆年间人士，他是我们乡里非常有名的才子，有一个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不断地在家乡流传。在我们乡里几个村子中间有一座显灵庙，当年显灵庙建造好时吴国才先生选了正午时刻上梁，结果工人怎么拉也拉不起梁来。正在此时，有一位书生带着一位书僮经过该地，他看到工人很辛苦，便和书僮两人一起帮忙，说也奇怪，他们一帮忙之后，一下子就把梁拉起来了。后来书生问工人为何选此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工人们告诉他这是本地才子吴国才先生挑选的时间，不会错的。就在此时，吴先生也到了显灵庙，便对那些工人说：“你们还不下跪，皇上来了。”他说完后也跪下来，并说：“请陛下原谅，我来迟了一步。”原来那位书生就是乾隆皇帝。他下江南时路过该地。乾隆皇帝问吴国才为何挑选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吴国才回答道：“陛下到了，岂有五鬼！”他连乾隆皇帝何时到达都能算得出来，所以更为神奇，大家对他的话也就确信不疑。这是乡下传说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法确定，不过他告诉老乞丐，说该地会出现真命天子，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而且还不止一个。
（二）迁居奉化
毛氏夫人非常跋扈，我母亲是息事宁人，后来父亲也知道这件事，等到祖母过世后的第二年，就把母亲和我带到奉化去，那年是民国十一年。我们从溪口到奉化就是进城，途中要经过山坡，名为月岭，翻过月岭就到奉化了。母亲坐在轿子上，我走在轿子旁边。轿子是用竹子做成的，重量并不重，由两个人抬，在四川称为滑竿，不过滑竿上可以躺着，轿子则只有一把椅子，用两根竹子抬起来。
我在奉化进幼稚园，与周宏涛同班。周宏涛的父亲很早便过世，他的祖父周缜琴先生为国父管理账务，为人诚实正直，他也很喜欢我。周宏涛也是属龙，不过他是民国六年生的，我们两人同坐一条板凳。在幼稚园里，我开始懂得唱歌、跳舞，也开始过正规的童年生活。
（三）再迁宁波
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和我又从奉化搬到宁波，那时候我已经九岁。对乡下人来说，到奉化就已经是到城里了，到宁波更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在宁波租到一幢房子，那幢房子很大，是一栋楼房，不过是一间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住。我们因为家境不太好，所以就住在那儿，租金很便宜，一年才九十元。后来父亲下野，总理打电报给“纬国先生”，就是打到这间屋子的。民国十三至十五年，每一年我都从宁波到广州去，在广州住上三、四个月后再回到宁波。
搬到宁波时，我又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位女性，年龄才十九岁。她不但教我读书，还教我弹钢琴，因为我们租的房子里刚好有一台钢琴。这位老师还会少林拳，以前父亲曾经教我少林拳，后来就是这位老师教我，除此以外，她还教我达摩剑，这是一种剑术。在我的印象里，她的学问很好，而且人也长得漂亮，身手很灵活。我从她那儿学了很基本的少林功夫。那时候我也开始在腿上绑着铅块来练轻功。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吃炸酱面，从小长辈教我们不能把菜与饭搅在一起吃，所以我吃炸酱面时，先吃一点面，再吃一点酱。父亲看了大笑，他就替我把酱倒在面里面，还帮我把面拌好。我很怀疑地问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吃呢？”父亲就说：“只有炸酱面是这样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