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购买三五快炮，主要是给陆军使用，美军的防空任务也是由陆军负责。因为空军本身是防空中的一环，它所使用的拦截机，是防空时必备的武器。
　　System有硬体、软体两种意义存在，如果讲组织，指的就是硬体，如果讲制度，指的就是软体，我把它翻译成体制，包含硬体与软体的意义。所以I应该是Information（咨询），S是体制，现在“国防部”始终翻译成“指管通情系统”。系统意谓硬体，硬体与软体不同的地方在于硬体是个技术，而软体是个观念，没有观念，只有工具，不知道目的何在，而指、管、通三者也都是工具、方法。西方人把重点放在方法上，讲求工具、方法，但不清楚目的；而中国人则把重点放在目的上，常常形成目的神圣，方法拙劣的情形，更无庸论及工具。基于此，我就发明了C3，也就是原来的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再加上Contact、Confirm、Combat，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我发明这个观念之后，美方大为惊讶地发现我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不过，美国人有一个好处，因为西方人在语言中就已经表现出逻辑思考，使用的文法不同，对方的理解也就不同，举例来说，如果有人问你：“Do you speak English？”而你回答：“Yes, I did. ”时，就表示你过去会讲，现在不会讲。换句话说，在文法中就能够确定文意。事实上，中文也有文法，只是大家不注意，常常颠三倒四的，我们的思维逻辑不够，没有思维逻辑，就没有表达技术。我在三军大学校长任内，就非常要求思维理哲、表达技术、将校风范等三件事情。
军制学(6)
　　现在“国防部”将C3IS交给联二负责，我认为这个观念是所有部门都要使用的，包括联一、联二、联三、联四与政战在内，因为I是Information，不是Intelligence，而且咨询不单单只有军方使用，所有经贸方面也需要咨询。而且咨询属于电脑体制，所以翻译错误就表示观念之偏差。我所增加的C3可以做广泛的运用，例如Combat不一定是军事上的打斗，在立法院、省议会都用得到，在Combat之前，必须先发现敌人，所以要Contact（接触），接敌是一种运用，到哪个地方拦截才能够接敌，时间、空间、方向如果有错误都不对，至少是浪费时间。接触之后，还要Confirm（辨正），否则容易造成大错。所以第一要Contact，在军事上，始终要保持接触，也就是Keep in Contact，否则敌人容易脱离，没有用处，接触之前，如果判断在何处会遇到敌人，这就是一门大学问，就要依靠战略修养。
　　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席卷欧洲，一般人只能望其项背，却无法体会拿破仑之战略。有一次，米歇尔·奈带着约米尼去见拿破仑，拿破仑只拍拍约米尼的背，要约米尼好好干，约米尼很失望，因为没有机会与拿破仑讲话。当他退出宫廷，深深鞠躬时，他对拿破仑说了一句话：“感谢万岁，我在班堡等候圣驾。”拿破仑大感惊讶地问：“谁告诉你我要到班堡去的？”约米尼说：“最近我们与普鲁士之间情势很紧张，大有出兵一战之势，根据陛下过去用兵的方式，我认为我们的大军应该会到班堡集合，然后再从班堡出兵，我相信陛下会亲征。”这几句话完全将拿破仑打动了，就将约米尼接二连三地升级，因为他知道约米尼能够体会他的战略，不到两年的时间，约米尼就当了元帅了。班堡是一个战略要点，所谓“战略要点”就是不经过这一点，就无法达到下一点，从别的地方去都不适宜，非走该处不可，所以，只要派一个人到班堡看看有无大军等着即可。如果对方不懂战略，就会疏忽战略要点的重要性，如果对方是个战略家，就会将重兵驻扎在班堡。这是在没有Contact之前的战略修养。到了战略要点之后，如何知道敌人之所在，就要靠战术修养，至于如何接近敌人，就要靠战斗修养，否则自己会先被发现，继而遭到攻击。Contact之后，要如何Keep in Contact，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是机动作战，敌人可以随时转移，特别是在海上及空中作战时，更需要Keep in Contact。防空要用机（拦截机）、弹（飞弹）、炮（高射炮），何种目标应该用何种武器攻击，当目标更动时，我们如何使武器灵活交替运用，在事前就应该有所设计，这样才能够在Contact之后Keep in Contact，才不会发生杀鸡用牛刀，甚至是用鸡刀去杀牛的情形，而仍然能保持牛刀杀牛、鸡刀杀鸡。所以，在Combat之前就要先做到“S.O.P”，所谓“S.O.P”就是Standing、Operation、Procedure，否则到紧要关头时才请示长官一定来不及，即使Combat胜利，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我在军中，灌输军官们现代的观念与科学的精神，也是我对国军的贡献。父亲要我在大学时先修习理工，因为要做一个现代的军官，必须具有数理观念，培养对于科学的了解与思考方式，所以我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第一组就读，主科物理，副科数学。念完理学院之后，父亲又建议我去念文学院，主科政治，第一副科经济，第二副科社会。虽然我在文学院念了一年后就到德国去了，但是这一年的训练，对于而后我在建军备战的研究上很有帮助。
　　父亲有一句名言：凡任指参者，必先习得高两个阶层的用兵修养。当父亲如此告诉孟泽尔将军时，孟泽尔将军立刻说：“完全对，完全对。”还跟父亲说：“你问纬国，他在慕尼黑军官学校学的是什么。”我就跟父亲说：“从第一天到毕业那天，就是反复教营连战术。”父亲就加上了一句话：“一定要战斗兵营的营连战术。”孟泽尔将军就说：“对，纬国在慕尼黑军官学校时，只学了步兵营的营连战术，现在我们已经改为战车营与步兵营的营连战术。任何军官都要懂，将来在战场上，才懂得如何支援，例如战斗支援、勤务支援。”
学习德制与美制(1)
　　民国二十五年我到德国留学，临走前到黄埔军校跟父亲辞行，并问父亲有无指示。父亲说：“有两样东西你出国去学，外国人是不会教我们的，起码不会主动讲给我们听。一个是军制，军制里包括人事制度与后勤制度；另外一个是动员制度，你特别注意一下这两种，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后勤也注意一下，虽然大家都学会了战术这一套，但是如果不懂后勤就永远不懂战略。”
　　父亲还特别叮嘱我要用心体会，他说：“虽然许多军制有书面资料，但是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询问将校团。”所谓将校团也称为指参团。将军没有校级军官的辅助，“将”不起来；校级军官没有将官的把舵，也“校”不起来，校级军官是高级参谋，在英文里面，参谋是stuff，希腊文原意为树干，一个公司里面各部门的主要干部称为officer，其他的职员则称为employer。
　　此外，父亲还要我注意后勤的问题，要联想连的后勤从何而来，如何透过营、旅，或是跳过旅、团，直接到师，或跳过师，直接到军团。这些后勤体制，一般来说也是学不到的，一定要仔细留意，才能学习到。最后，父亲说：“其他的我也不必跟你仔细说，你放心去好了，到德国后，到大使馆找谭伯羽；德国的军方则找莱谢劳（Jeneral von Reighenau），他是德国第七军军长，司令部设在莱比锡（Leipzig）。”我到德国之后，刚好蒋百里将军也到德国去考察，武官处就派我为蒋将军的随从副官，我在蒋将军身边学了很多，也得到很多启示。我在他身边当随从副官的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过他每天晚上与我聊天时，都是谈军制问题。他懂的东西很多，国学底子也很好。
　　我到了德国之后，非常注意军制，特别是教育体制、人事体制与后勤体制，后来我还注意情报体制。情报与作战是每一个军人都必须学习的，但是很少人会花时间去研究教育、人事与后勤。
　　回国后我不断的研究国军的军制，一有新的观念，就立刻跟父亲反映，因为那些事情不是父亲的下属可以决定的。一方面，他们的权威不够，另一方面，我去跟某些长官讲也是白费口舌，我跟父亲讲，他马上就懂。而且父亲本来就是这样的想法，只是身负全国的重大责任，他忙不过来，没有人提醒他一下 ，他就撂下来了，我一提，他就会有反应。父亲如果同意我提出的观点，他就会马上摇电话，或是在便条纸上写几个字交办下去。可惜的是父亲缺乏一个管制单位，交办下去的事，如果没有想起来去问问，最后就石沉大海，结果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成无事。大家原则上是听父亲的 ，并不想阳奉阴违，但是却因为惰性而造成事实上阳奉阴违；大家也不是有意去违抗他，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么拖拖拉拉的。
　　总统府虽然有侍从室（后来改为第三局），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向上管制，把底下送上来的公文往上呈，而父亲交办下去的事情，虽然有档案备查，但是他们并没有追踪考察。后来我向父亲分析报告后，才设立了一个负责考察的“纪管”（纪律管制），可惜纪管也没有完全发挥功能，结果底下就官官相护，交差了事。
　　有一个日本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你父亲把你哥哥送到俄国去，后来又把你送到德国去？”我回答他：“父亲把我送到德国，是因为父亲本身一直想到德国，但没去成，所以送我去，他的目的是要学德国的东西，我代替他去也是一样的。我回来以后把我所看到、听到或学到的事物，不断向他报告，而且父亲问得很详细，使我能够回想在德国学习的种种，否则我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会体会那样深。就是因为父亲不断追问，我才明了其中的道理。”
　　虽然中国人常讲带兵，但是往往只注意到带单兵的方法，没有注意到带单位。究竟连、营、团、师之行政该如何做？为什么我们学德军的一套，却又学不像？为什么有值星班长、值星排长、值星连长，尤其连里面的教育班长之设置是何种道理？国军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写了一个本书专门介绍营连以下的行政管理，如果这个制度不建立，我们陆军的建军最多只能完成一半，始终是半吊子。
学习德制与美制(2)
　　一般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是我自己吹牛，我学德国的东西，确实是学到了家了。举一个例子来说，从前我们采用德制时，部下见到长官，在离开六步之远处就要向长官敬礼，再走三步时将手放下，这个动作每个军人都会，因为这是从二等兵开始就有的训练，但是我敢拍胸脯说没有一个将校想过这个问题。德军规定“前六步后三步”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所谓“前六步”，指的就是长官和部下每个人走三步平行；所谓“后三步”，就是长官、部下各走三步，双方又相隔六步。行进间，第一步时已经举手，而且长官已经看见，第二步时长官已经回礼，部下也看见，此礼持续一步，两人就擦肩而过，然后再走三步，将手放下。因为六步是以行进间距离来计算的，长官部下都在前进，所谓“前六步”，事实上是两个人各走了三步，后三步走完后其实已经离开六步了，所以前六步等于三步，后三步等于六步，距离是相等的。前面的六步事实上只走了三步，后面的三步等于已经离开六步。在行进间，走的步数必须与手配合，一定是左脚提起时，右手举起，所以前三步一定是右脚放下时，左脚提起，右手跟着举起，后三步则将手放下，配合人体的构造与时效的要求。父亲说：“我在日本也没有听他们说过。”那是步兵时代的做法，后来德军有没有重新更改，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们到台湾之后，改采美制，将“前六步后三步”改成“前八步”，同样的，也没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事实上，美国人是把空距变成时距，一般人一分钟可走一百二十步，也就是一秒钟走两步，八步就是四秒钟。以二个人相对走的时间而言，只有二秒钟的时间，所以“前八步”就是以两秒钟完成敬礼与还礼动作———一秒钟敬礼，另一秒钟长官答礼。如果仍然以空距来计算，有人坐在汽车上，有人在走路，或者双方在不同的车上，等到离开八步时才开始敬礼，对方的手还没完全拿起来，我方的车就开过去了，连回礼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以时距来计算，我方敬礼二秒钟，对方看见了，也回礼二秒钟，彼此都有反应的机会。所以不论车速快慢，都是以两秒钟为原则，而两秒钟的距离则依状况自定。通常车子开得愈快，我们就愈不容易看清楚车上究竟有没有长官，甚至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军人，因为车子上一定要悬挂明显的阶级标示。建军要按照各种时代、各种条件而有不同的规定，不过很多事情都没有人加以研究，探讨原理，是相当可惜的。
　　德国军制的理念是一个人要先懂得全面，然后再负责局部，如此就懂得如何与别人配合，所以德军编制中师参谋长是中校，团长是上校，副师长是准将，师长是少将。先当师参谋长，以幕僚的身份懂其全面，然后再去当团长。我们在抗战前采用的就是德国的军制，政府搬迁来台后，军事制度改采美制，遂改为先当团长后当师参谋长，然后升副师长、师长。我跟父亲说这种制度有两个坏处，第一，在人情方面不上路，例如有三个团长，原来是生死弟兄，好得不得了，等到要升师参谋长时，三个团长抢一个师参谋长，这三个人就变成冤家了；第二，从理智方面来说，父亲常说要先全盘历练，了解了全盘之后，再去负一部分的责任时，才会主动配合整体的需要。换句话说，当师参谋长能了解全师的需求，等到成为团长时，他知道他这个团在全师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会自动地来配合，等到师长下命令，他心理上早已有准备，知道在这种状况之下，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当初在军中的时候我还为了这个问题争论过一段时间，可是我们的长官并没有加以思考，认为规定先当团长就是先当团长，没什么好争的，先当团长或是师参谋长都一样。其实这是不一样的，从前是先当师参谋长或是军里的处长，然后再当团长，就是要军官先知道全面，先观摩别人如何领导全局。
　　德军有一个规定，要先当过师的二种科长以上，才能当师参谋长，例如你历练过参一、参二，我只有历练过参三，你比我优先当师参谋长，因为你有二个幕僚部门的经验与知识，所以有些人宁可当过三个不同科的科长，再去接师参谋长。德军一个主官下有两个副官，一个是人事副官，一个是教育副官。换句话说，一个主官要负责两件事情，把人事摆在副官处。我们没有人详细研究为什么美军多设了一个人事处，其实美军是按照法军的制度，而法军的制度是拿破仑制定的。我认为美军是参考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参一管人事、参二管情报、参三管作战、参四管后勤，参五是全盘性的，甚至于把军政府摆在参五。
人事编制(1)
　　军官制度里，过去有军官与军佐之分，我们把军佐看成低于少尉一等，这是完全错误的。军中的文官有一种是与军官分担机密者，称为佐官，与从前的军佐不同；另一种则是与士官分担机密者。在外国都有staff sergent，我们只有战斗士，既没有技术士又没有参谋士，后来技术士有了，但是还是把他们看成作战士。我在装甲兵司令部的时候，技术士的地位则是自成一体的。
　　特种人员应该有特种的人事制度，我们应该设立一个专家的职位，这种职位在美国就叫做warrant officer，我们将这个名称翻译为准尉是不对的，因为准尉这个阶级是不正常的，而且准尉这个名称总是被认为其地位在少尉之下，正确的名称应该是佐官，意思就是辅佐军官，与军官共同担负机要的人。他的身份是军中的专家，阶级从一级到九级，佐官在某个等级以上还可以进军官俱乐部。例如一个雷达专业人员，可以从佐官一级二级三级一直升到九级，仍然从事雷达的工作，我们现在如果派一个军官去管理雷达业务，他不是专业人员，也搞不清楚状况，即使受了专业的训练，过几天又会因为阶级升迁而调走，造成军中的损失。
　　此外，专家（Expert）和专业士（Specialist）是不同的，美军广播电台的广播员都称自己为新闻专业士某某人，如“本新闻由一等专业士（Specialist）编纂，由三等专业士（Specialist）报告”；如果换成我们中国人办的电台，一定又是由一个中校与一个少校担任。我们把军官系统混淆了，其坏处是专业性工作无法持久；美国的专业士则是一直做下去，一直做到九级，到最后他的薪水可以相当于中校。所以任何一个干部都有机密等级的考核，阶级升了，机密等级不一定升。
　　举例来说，英国有一次要到德军后方做个突击，他找了四个专家，这四个专家是从监牢找来的死刑犯，一个是开锁专家，一个是爆破专家，四个人最后把任务达成安然回防，由英女皇亲自颁赠勋章，得到吊袜带勋章。这个吊袜带勋章是英国最高荣誉的勋章。（古时候有一个英国国王赠勋时，大家都得到勋章，只剩下一个功劳最大的大臣没有得到勋章，这个大臣也觉得奇怪，心里想：“我出生入死贡献这么大，怎么会没有？”结果旁边有一位大臣悄悄对国王说：“这个人功劳很大，几乎是首功，您怎么没提到他？”国王笑了一笑说：“现在我们的勋章已经发完了，大家觉得这次的赠勋公平吗？”底下没有人说话，国王便说：“你们不讲，我来替你们讲，某公爵这么大的功劳，结果没有列入受勋名单中，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身为公爵，还有什么奖可以给他呢！其实我早已准备好了。”原来他悄悄地把自己的吊袜带解了下来，揣在怀里，并对众臣说：“你们看，这是我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的袜子就会掉下来，这是我们英国最高的勋章，也是我保留着要送给某公爵的，请某公爵上前领勋。”国王亲自站起来走下去为公爵赠勋，从此吊袜带变成勋章里的最高等级。）
　　整个军队应该根据现时代的需求，建立一个新的架构，要有新的部队与新的人事分配。我向父亲提出另外三种不合理的人事分配，分别是参谋士、女青年大队与花木兰。我说：“父亲记不记得每一次下去视察演习，指挥所里都用军官来插地图，这不是很浪费吗？这事情我们训练一批士官就可以了，这些完全是参谋士的工作，为什么要浪费一个军官来做这个事情”？父亲想了之后也认为我说得对。我又指出有很多参谋业务根本不需要军官，以档案官来说，如果以军官充任，他升到某一个阶级后就非要调职不可。事实上，档案处的处长的确必须是一个军官，但底下的工作人员却不必要以军官充任，至多需要一、二个军官而已。美方的军事机构里，长官的门外有一个秘书，这一个秘书应该由女青年大队充任，派一个中校或上校来做，岂不是造成人力浪费。
人事编制(2)
　　之后我又举了一个例子给父亲听：“每一次我们上了空军的飞机，从此地到高雄或花莲，父亲有没有注意服勤的每一位空中女服务员的阶级都是中尉，您认为有派一个中尉端茶送水、打毛巾把子的必要吗？”父亲想了一想，就说：“不可以让军官做这些事情。”我说：“可是也没有必要把她们降成跟下女一般，她们在空中服务，在京城跟高级将领接触，应该要有她们的身份，但是绝不是又把她们混到军官堆里头去。”我们现在的花木兰只是一个点缀，而没有变成整个军事体制内的一部份，只是在前方喊个话、在军中教唱歌、演个话剧，这有什么作用呢？“花木兰”在美国称为妇女辅助队员，也有升迁的管道，担任军官的就要受军官训练，有些则是佐官。
　　父亲听了我的说明以后，也觉得这一套建军的人事制度并不像从前那么单纯的只要有尉官、校官、将官就可以，必须要专业化，而且不论支薪或一切福利都要比照军官。这方面美国有一套制度，但是我们没有完全学习，还是保留自己的一套，而人家不好的东西不该学的，我们却学来了，还把原有的制度给扔掉了。
　　国军编制上有一个内务班长、教练班长，一个连里面有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总共有九个班长及副班长，另外还有若干特种勤务的士官。这一方面，国军也学习德军，但是并没有好好运用内务班长及教育班长，什么事情都是由编制内的排长、班长来做，久而久之，他们也疲累了。如果内务班长及教育班长制度不加以推动的话，士官便会不开。我们的口号是“军官士官不离兵”，其实是错误的，军官与士官如果不离开兵，又如何去接受军官团教育与士官团教育呢？这点我们国军始终没有学到。事实上，军队里只要留一个值星军官，其他军官都可以回家；再留一个值星士官，其他士官也可以回家，由内务班长来管理即可，内务班长则由资深士兵来担任，再辛苦也不过一年就退伍了。
编写典令及统一军语(1)
　　父亲的建军思想非常新，而且非常科学，只可惜他的干部没有完全了解。一般干部习惯于待命，听完训辞后不会主动行动，一定要等到命令下达后才会行动。父亲在训话后，参谋本部也没有马上采取行动。有一次，我跟父亲谈话时，父亲说：“我们在开会时，读了训辞等于是白读，他们读训辞时，心里还有一些感动，读完之后就撂下了，一般的人把我的训辞简直当做《毛语录》，大家都说我的训辞很重要，但是念完后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我向父亲建议，干脆取消念训辞的形式，父亲问我：“念训辞都不管用了，不念还得了？”我回答父亲：“父亲，这句话我不同意，念训辞的效果等于零，不念还是等于零，怎么会‘怎么得了呢’？其实根本没什么差别。”
　　父亲知道我的习惯，当我那样说话时，心里一定有办法，他就问我：“你觉得该怎么办呢？”我跟父亲说：“训辞可念可不念，但是念训辞时一定要根据内容来限定等级，念完后要纳入研究，就是所谓军官团的研究，研究之后，要把结果纳入典令里面，典令里面不称‘领袖说’，只写“国防部”或各军司令总部所颁授的典令第几号。把训辞变成典令后，在时过境迁时还可以修改，如果是父亲的训辞，谁敢改父亲的训辞？父亲有一次在训话时曾说：‘如果我从前的训辞有事过境迁的状况，你们要主动地来修改。’我认为这个立意虽然很好，但是问题是谁敢来修改，如果把当时的训辞改为典范令（即后来之军中手册）就好了，可惜后来实行得不够彻底。”
　　另外，我又建议父亲，将父亲的观念纳入干部学校的教材里面，父亲的观念就可以普遍流传。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也立刻下令照章执行，但是做得还不够彻底。
　　父亲曾经再三叮嘱要重编典范令，但是典范令太多了，如果没有科学的组织就无法实现。后来我又建议一个方法，以德国典令为范本，该典令为《作战纲要》，分成上下两册，上册是人人必读的，下册则是机密文件，限制阅读。在大战期间德国把该纲要改成五册，阶层限制更为明确。其中第五册是把该部书所使用的军语集中起来编成一册，其中还有军令，如果没有经过总部的许可，不能更换其中一个名词，或将军语做另外的解释，同时也规定修改整篇的时间。父亲多年来也计划要把我们的军语重新整理，但是也没有做到。这件事情进行起来的确很难，同样的一件事情，各军种的说法就不一样，例如mantinnes在陆军称为保养，海军则称为维护，三军说法都不一样，后来父亲下令要名称一致，就改称为保修。
　　另一方面，中国的军语常常和民间的用语有一段距离，外国则将日常用语变成军语，所以人人能懂、能记。我国则是用旧的操典，与日常用语相差更远，一方面是因为翻译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早年都是一批学人来编写操典，所以文言太多。
　　我向父亲报告德军的做法之后，父亲觉得他们非常科学，便下令各兵种分别编成一册手册，最后编军语，每一个军语都加上定义或涵义。编好之后由陆军总部召开一个会议，陆军各兵科一起来审视有无不同之处。如果有不同者则进行协商，最后加以固定不再各行其是，从此各兵种之间的沟通不会产生问题。
　　我们要能够做到从参谋本部到各总部及陆海空各部队，在部队作战训练、干部教育上打成一片，首先就要从军语辞典的统一开始做起，使大家有共同的沟通语言。军语辞典的修正过程，最初是从上级开始诱导下属，由“国防部”开始，后来，我把德国的方法向父亲报告，父亲认为德国的方法比较可行，就改采德军的方法。德军的任何一本手册，都把有关的军语提出，编在手册后面，成为附编，从下属开始做检讨，例如集合炮兵、装甲兵、步兵一起检讨附编，如果发现有同样的事情用不同军语，或是同样的军语有不同的解释，大家讨论之后，裁定一个共用的军语。陆军整理好后，海、空二军也按照这种方式，找出冲突之处，将观念统一。可惜我们没有彻底实行。军语的统一必须继续不断，因为会产生新的战法，也会增添新的装备，如此一定会有新的术语产生，所以要每年不断的修正。德军在主要手册后面都会加上一张纸，上面有一张表格以及各军种总司令的命令：如果有建议者，就把建议事项填在表上，直接寄到总部。总部接到建议表，如果该建议有很大价值者，总部还会给予建议者奖赏。所以每一个干部可以不断参加修订新手册的工作。父亲很欣赏这种方式，要我们采用这个办法。如果干部们真的按照父亲的指示来做，国军的军语一定很快就能统一。所以国军的统一思想工作，要从修正手册开始着手，修正手册要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就一定要统一军语。
编写典令及统一军语(2)
　　我到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当校长时，第一个星期就着手策划下一次演习的状况，其中有一部分与后勤有关。按照国军翻译的美军后勤手册中，有一个状况是：在某一条河边要建立一个码头，称为“打火机码头”。因为这是一个术语，大家必须统一，我看手册后面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修正的说明，而且在最后一次修正时编为国军的后勤手册，但是在编为国军手册时，还是称为打火机码头。当时我问教官，为何称为打火机码头，教官说：“大概是漏了一个字，应该称为打火机型码头”。我说：“市面上有各种类型的打火机，哪一型才算是标准，英文的lighter有打火机、驳船二种意思，因为大船无法靠近码头，所以需要小船接运，由小船将大船上的人或物资送到岸边，这种码头就称为驳船码头。”我要他们找美军手册来，他们就找来了美军最原始的手册，果然手册上写的是“lighter wharf”。如果翻译成“轻型码头”，还可以接受，但是他们竟然翻译成“打火机码头”，这就是因为翻译者不是军人出身，只知道按照字义直接翻译，但是后勤教官应该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怎能如此轻忽。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因为很多人不用脑筋，使得统一国军观念的要求，多年来一直纠纷不断。领袖只能交办一次，再追问一次，无法时时刻刻注意，毕竟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他还有政治、经济等方面要指导。领袖在政治、经济、军事、心理上都没有好的助手，反而有很多人替他开倒车，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我在学校这一段时间，使我更认识了三军的弱点。以陆军而言，从“国防部”、各总部、各军团，一直到营、连长，凡是到学校来受训的人，我都曾与他们个别谈话。
　　美军每一个军种都有手册，只要有一样东西就有手册，假定有新的战车，也会有手册说明。我们第一次购买M41战车之后，也是我们“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次有自己的射击场。在射击场举行揭幕典礼时，由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将军亲自主持，当天由我第一个试射，我从来没看过M41，可是我把T.M.读熟后，在射击场发射三炮，每炮都命中靶心。
士官团与军官团
　　在军事制度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军官团与士官团的制度。军官团从前是以团为范围，团长为核心，师长为辅导；士官团是以连为范围，士官长为核心，连长为辅导。军官团与士官团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人事与教育。在德军的编制上，师长下设两个副官，一个是人事副官，一个是教育副官，师长透过两位副官的作业来辅导下属的几个团。所以，平时干部们除了受学校教育之外，在任期间，一个团还要把营连排的建制打破，只包含军官，这一个抽象的名词就称为军官团。它既不是一个建制，也没有编组，而是指全团的军官。团长的责任就是教育与辅导这些军官，辅导包括人事与教育。所以军官团教育就要注意每一位年轻军官的理想、前瞻与发展，帮助他们规划教育进程以及未来职务升迁，我们常常发生“好人不求职”的情形，完全以上级的分配为依归，这种人常常耽误了前途；还有一种人就是到处钻营，有一句话形容得最为贴切：有人便有事，没人别求事。所以到了今天为止，我们的建军还没有上轨道，就是因为军官团体制不健全所致。
　　再谈到士官团制度。士官长是一种职务，不是阶级，本来一个连里面有一个士官长的编制，但是国军最后却将士官长变成一种阶级，如此一来，一个连里面多了好几个士官长，既然是士官之长，是士官团的带头人，怎么可以有几个士官长呢？这不就等于一个家庭里面有几个爸爸吗？如何安排士官的人事晋升及教育训练，加强学术修养，优先学习新装备的使用，都是士官团的责任，但是这些事都没有人管。好的主管虽然会主动去安排，但是总部却没有设计成一个体制，指导与鼓励部属，完全让部属自生自灭，这不是建军应有的态度。
　　有一次我与一位中共的师级干部在美国相见，他向我抱怨中共的高干子弟胡作非为。我告诉他：“这是属于你们内政的问题，我不应该加以批评，不过，我现在以纯学术的立场来分析这件事。以道德的标准来说，军队及百姓的确会看不惯高干子弟的胡作非为以及他们勾搭高级衙门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共产体制国家提倡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状况之下，样样事情都要集中到中央执行，民间以及下级部队、地方政府，都无权过问。试问你们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做到经济起飞？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只有如此，经济才有希望。英文“起飞”是take off，也就是开始的意思，如果不是由高干子弟来做，直接由高干子弟联系，就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始大贸易。这么一来，还有什么经济起飞的机会。”那位师级干部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共一定可以控制整个东方的经济，与西方抗衡，到那时候，中国就可以变成大中国了。所以我建议他不妨与高干子弟多联系。不过，站在道德的立场，这件事就另当别论了，能否在国家的制度上、法制上得到许可，以及如何取得一个平衡点，完全要看政府顶峰的全面看法。我认为应该承认体制，因为有制就有法可以循，有法就可以管制。
动员体制(1)
　　（一）国家动员
　　以军方的系统来说，动员分成国家动员、军事动员与军队动员。这种方式有其缺点：第一，没有明确的部队动员与军事动员的责任划分；第二，最上有国家动员，但是最下只到军事动员而已。所谓国力应该有四大区分———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但是我们没有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和心理动员。心理动员还有人在学术上提，而事实上真正有做到的恐怕只有父亲掌握最多。在抗战前、抗战中和抗战后，他都逐步做到。在心理动员方面有新生活运动；在经济动员方面有弊制改良，以配合不得已的通货膨胀（当时通货膨胀也是因为财政部门受到中共渗透，使得我们财务上若干政策中了中共的计，例如黄金储蓄。这种情形都是因为没有做到经济战而产生的后果）；我们虽然做到了军事战，但是军事战略和野战战略之间并没有明确划分，军事战略重点应该在建军备战，而野战战略则由战区管制，不过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战区如何共同来策划一个行动，这就属于参谋本部军事战略的范畴了，所以军事战略要管全程的野战战略。
　　（二）守势动员与攻势动员
　　国内有一个专门的动员训练班，原来是以日本人的动员训练为标准，后来我认为日本人的那一套不适合我们，父亲也认为国军自己要有一套动员的方法，日本人的那一套方法给我们参考就好。
　　动员分攻势与守势两种。以守势动员来说，国家动员愈晚愈好，过早会捣乱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及行政结构。整个国家进入动员状态后，又恢复到军政时期，整个体制会产生变化，以经济来说，一旦动员，工厂要转移，本来是做民用品的，动员后要做军用品，整个的贸易架构随之改变；以政治来说，政府的架构也会改变，本来是政府，动员后则变成战地政务；其他如交通、通信等都要以军事为主，所以动员要愈晚愈好。至于决定时间的标准则依据：（1）我们情报机构的功能。（2）我们沿海的雷达。
　　如果我们现在的潜力变成可以参战的实力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改良我们的情报机构，非要有一个月的情报不可。但是在情报组织改善之前，如果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么我们的动员就必须改为一个星期。像日本人给我们的动员计划，动员制度的设计是根据当年日本的经验，他们三个月动员都还没关系，那边先打，后方动员的归动员，这个方法并不适合我们。
　　另外，我们必须检查我们的雷达装备。敌人来攻时，究竟要距离我们海岸多少距离，我们才来得及防卫。早些年，我们的雷达只有二十海里，改良后达到六十海里，但是也不够。雷达不够精密，我们怎么知道敌人来攻呢？现在的雷达较好，可以一直进入大陆的心脏地带。父亲听了我这些话以后，他说他知道我的用意了，要一方面改善我们的情报组织，另一方面要改善我们沿海直接的雷达设施。这个雷达设施要和我们空军作战战管整个扣合在一起，防空的战管一直推到金门马祖最前方的战营，所有的雷达组织变成一个系统。美国的雷达体制是归陆军管理的，而我们是归空军管理，由空军管理是否能够解决海上与地面的问题，这个要详细的考虑。如果是因为空军拿到消息以后再转到地面作战的指挥部的这点时间而令我们作战吃亏了，这是不可以的，所以绝对不要有军种的意气用事。再者，将来如果跟美军协同作战，美国是陆军归陆军，海军归海军，空军归空军，如果我们这边的雷达是归陆军的，我们的陆军跟美军的相对部门一联系，他们的零件马上就可以发过来，我们的雷达就能继续保持有效了。如果还要从空军那儿打个转，那就成问题了，同意与否是个问题，就算同意了，也需要一点作业时间，今天的作战是每秒必争。父亲也很同意我的说法。守势的动员是在确实知道敌人来攻后才发动命令，因此平时的动员计划与制度要做到使动员的力量达于民间，在多少时间之内把民间所有的潜力变成可以参战的实力，这就是动员的定义和目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曾经建议所有的计程车都应使用五门车，一来可以放置枪械弹药，二来也可以载运伤兵，结果我们没有做到。另外一点，机踏车小的一种可以作为传令、输送之用，另一种粗宽轮子的越野车可以用来战斗，结果也没有纳入动员体制。所有交通工具里面，只有卡车纳入动员体制。
动员体制(2)
　　以攻势动员来说，则必须确定何时下动员令。我们先做军事动员，军队先行出发，确知敌人雷达性能，当我们的军队触及雷达前沿时，也就是下动员令的时候了。一下动员令，老百姓就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来研究，建设我们的建军备战。备战的重点应该在民间，将来军事的运输量应该有多少，现在建码头时就可以计算进去，而这一笔预算则纳入交通部里面，如此“国防部”的预算就会大大降低。其他国家也都是这么做的。
　　此外，我们有国防医学院，我们把国防医学院每年的预算除以国防医学院每年毕业的学生后可以发现，培植一个医生的花费甚大，如果我们把这笔预算分配到各大学去，即使培养一个医学院学生也不需要原来经费的一半。如果不放心，可以建立一个小兵营，学生的生活起居都在兵营里面，接受军事管理，上课时才到各大学去。同样的，中正理工学院也不必自己办，把预算统统交给教育部来编列，不但国防经费可以降低，教育经费亦可符合“宪法”规定百分之十五的要求，这样做不是很好吗？可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样样事情都想自己来做。
　　动员分为国家动员、军事动员、军队动员，立即动员属于军队动员的一种。平时若无训练军队动员，临时就无法动员。除此之外，还要加上留守业务，战斗部队离开后，营房里面的留守人员要把东西整理清楚，私人的行李要集中在一处，上面都挂有名牌，这些是平常就要准备的。
战争论
　　有许多事情，在执行之前不一定写成书的，你可以把战略写出来特别是许多关于战争指导的事情，也只有像父亲那样怀有一颗仁慈的心，后来我慢慢分析，然后在替父亲拟稿时，一点一滴地编到讲稿里。以战争为例，战争目的分成内在与外在，以外在目的来说，战争只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此目的是仁慈的，是救国救民的，战争内在的目的则是杀敌至果，要压迫敌人放下武器，要敌人臣服于我们的政治意志。因此以目的的层面来说，一个拿战争作为手段，一个是战争本身的目的，其目的只有杀敌至果，不能考虑别的事情，而外在的目的也绝不能颠倒，所以要救自己，也要救别人，这一方面就变成战争论中一个重要的要项。战争的本质在以战止战，以目的来说两者不同，以手段来说，战争绝不能滥杀无辜、赶尽杀绝，但是内在的战争是残酷的，如果外在仁慈，内在则是残酷的，就如父亲所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酷。”
战备支援
　　我担任第三厅副厅长（相当于现在的作战次长）时，因为厅长病故，我代理厅长参加国防会议。在某一次国防会议中，“国防部”提报一个反攻的案子，在报告中说我们有资财可以支援反攻作战四十八天，最后我分析这个案子并做了一个结论———本案只能支援八天。父亲听了之后很生气，因为其他人报告时都说可以支援四十八天，前后相差太多。这么大的一个反攻作战计划，登陆后只能打八天，到那时候又不能撤退，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父亲当时朝着参谋总长看，总长朝着副总长看，副总长就朝着次长看，大家都无言以对，其实他们也是无辜的，因为错误出在第四厅。不过，父亲非常仁慈，从不令部下紧张，当时他就回过头来对着我说：“蒋代厅长，你说只有八天的支援能量，是从哪方面来看？”我说：“报告‘总统’，所有的支援都足够维持四十八天，或是四十八天以上，所以他们报告有四十八天的支援量，但是我们只能以后勤物资最少的支援量来做打算，因为其中一样东西没有了，其他的东西再多也没有用处，所有的物资中润滑油只能支援八天，没有一辆车子到了没有润滑油时，还能加汽油就走的，所以我说本案只能支援八天。”后来父亲还大大地称赞我一番，并告诉我一个参谋作业必须如此细腻。我举这么一个例子，是因为相似的例子时常发生，向元首报告必须注意，攸关战略的才是重点。
预备役
　　我们的预备役不健全，对国家而言是一种浪费。“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为了那一朝，都得养着，这是不行的。要发展预备役，保持预备兵的能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在民间的职务都已经是经理级以上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官阶只是预备役少尉、中尉而已。有一次我在瑞士去看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银行经理，我到他办公室去，他正在写东西，我问他：“一个银行经理还需要自己写东西吗？”他说他在做一个演习作战计划。他是预备师的师长，每一个月他都要请团长级的人聚餐，包括师部参谋长、第一科至第四科科长、第一团至第三团团长、炮兵团团长以及其他直属部队的营长，每一次聚餐都讨论一个问题，同时团长回去后会找各营营长聚餐；依次类推，营长找各连连长，连长找各排排长，排长找各班班长，班长找本班的兵，都是一个月见一次面，讨论问题，所以瑞士全国皆兵。反观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在三军大学创了一个专有名词，中国人的计划、行动都是“太监式的”———做了一半，下面没有了。我在三军大学一提出这个名词之后，他们在作业上就提高警觉了。
攻守一体制
　　一个防御计划一定有一个逆袭计划，敌人打进来时，我们如何把他打出去，保持我们的阵地；此外，如果我们是守势，守势计划的最后一段则是转移攻势的时机与方式。我们对于“攻守一体制”叫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做好，如何从守势转移攻势，在哪种时机转移，以哪种方式转移，为了这种有计划的做法，联勤的生产一定要有策划。如果我能够早十年当联勤总司令，我就可以把国军发展到相当程度。我曾经说过：“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只花了六年的时间准备，就敢发动欧洲大战，希特勒是以五十年以前的德国工业来备战，打一个五十年以前的战争，现在以台湾的工业基础，给我六年的时间，我绝对可以让国军打回大陆去。因为以中共当时的工业基础而言，除了拿到一点二次大战所留下的武器之外，只有愈用愈坏，愈用愈少，敌不过我们所建立的新军，只要给我六年的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打回大陆去。而且经过六年之后，大陆人民对共产主义也厌倦了，所以这场仗很容易打，只可惜我当联勤总司令的时间太晚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我们有机会反攻时，美国又百般阻挠。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有一架战斗机要飞跃一百几十海里的海峡才能到大陆，还要进入内陆五十里或一百里，甚至更远，到了那里没有多久又要赶回来，否则回不到基地，因此飞机外有外加油箱，通常是翼肩外加油箱，这个东西看来简单，像个雪茄烟似的，挂在翅膀两端，在过海峡之后，先用翼肩油箱，一有状况就把翼肩油箱拉回掉，飞机就恢复战斗性能。这种油箱我们自己不会制造，因为其流线型要和飞机性能配合，否则可能折断机翼，因此要计算好流线力学。后来我们想制造，美国也不准，说由他们供应很方便，不必花这么多钱，结果每当有一线反攻时机时，美国就把此地的翼肩油箱收回送到关岛，每一架飞机只给四个，只能飞两次。试问每一架飞机只能飞两次还能打什么仗？所以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受美国限制。此外，如果陆军要以超过一个营的兵力向大陆做一个突击登陆的威力搜索，必须经过美方同意，美方不同意，我们就不能做。究其实，就是怕我们反攻。所谓协防司令部，究竟是协谁的防，坦白说，就是不让我们反攻。大陆的赤化，从延安到雅尔达会议，可以说是美国一手策划的。
游泳的经验(1)
　　我这次大病一场，心脏曾经停止跳动三次，最长的一次是四分钟，最后又活过来了，而且脑子也没有受损，可能与我自小水下的功夫有关。
　　小时候，我家前面有一个潭，就在武岭之下。笤溪非常湍急，到了武岭下形成一个潭，溪水比较安定。有一个叔公经常带着我到溪水游泳，也在潭中教我潜水，使我练就了一身的游泳功夫。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着母亲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母亲与其他香客都在庙里拜拜，只有我一个人到海边游泳。我游着游着，突然发现岸上的人愈来愈小，我就警觉到海水退潮了。潮水非常快速地把我带到海中，我怎么游也游不到岸边。当时我非常镇定，也幸亏我水下的功夫还不错，我就一下潜到海底，抓着海底的沙，爬进岸边；憋不住气时，就浮到海面上呼吸几口，虽然会被冲走一段距离，但是我又迅速地潜回海底，抓着沙爬进岸边，就这样，我爬回了岸上。
　　我从来没有计算过我能够在水里待多久，后来在学校里有一次测验，成绩是两分半钟，相当惊人，因为一般人能够有两分钟以上的非常少。
　　苏州东吴大学靠近城边，那时候有内城河及外城河，学校与城墙之间有一条内城河，同学们常常在内城河里游泳。有一次，我们有七个人一起去内城河游泳，结果有八个人起来，这下子把我们都吓坏了，那个尸体不知道沉在河里多久，经过我们拨动河水后，就在我们七个人中间浮起来，脑胀得好大，而且尸体已经发绿。我们一见状，就赶快游回学校边上一个小码头的台阶，速度之快，我想应该有资格参加亚运了。我从来没有游得那么快过。
　　学校在下午三点钟有一堂游泳课，老师向来要我们先站队、报数，看看有没有人缺课，等到上完课之后，再站队、报数，我们向老师鞠躬之后就解散。有一天，我们站队时发现少了一个人：我们都认为他没有来，他事前也没有请假。那天的课程是跳水，学校的游泳池是十公尺宽、二十五公尺长的小型标准池，深度分别为三公尺、九公尺、六公尺。我们跳水是在九公尺处跳，我跳下水后，身体翻过来，脚一蹬，感觉踩到一样东西。回到岸上后，我就跟老师报告：“报告老师，下面有一个西瓜。”老师一听，立刻潜下水，把那位同学拖起来，大家一看，原来就是那位缺课的同学。原来那位同学在中午吃过饭后，就先到游泳池游泳了，他的泳技并不好，因为天气热，所以他喜欢在上课前去游泳池泡泡水。我们检查时发现，他并不是溺毙的，而是胃里的东西涌出来，塞住食道，食道一胀开，就把器官憋住了，他是闷死后沉到游泳池底的。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经验与教训。
　　我在德国留学时，经常与几位德国同学结伴去游泳。有一年冬天，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四人租了一部车子，开到郊外，我们把冰砸破之后，就在冰河里游泳。我们并不怕冷，而且我们的身体锻炼到可以在冰天雪地里光着上身，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与大自然好象合为一体，不受大自然气候的影响。
　　有一次我在周末到南德的一个大湖游泳，湖中有一个小岛，距离大约有五千公尺，通常我们都不带游泳衣，骑着机车，到了湖畔后，把衣服一脱就下水了。不必担心有人会偷车和衣服。湖边与中间岛屿之间，还有一个突出的半岛，我刚游过半岛时，发现有一条船，船上有三位女性在划船，她们将船与我平行，还问我要不要到船上休息，喝汽水、吃冰淇淋，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穿衣服，她们说：“你看看我们。”我就扒在船边上，没想到她们三个也没有穿衣服。她们说：“我们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所以我就到船上与她们聊天、吃东西。这个经验让我觉得一个中国乡下土孩子出国，看到一个新世界，新的生活方式，我发现中外对礼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那次我真是上了一课。
　　我回到国内后，哥哥把我调到江西，帮他办夏令营。那个夏令营一共有三个大队及一个直属区队，区队的队员都是女生，其他三个大队的队员都是男生。第一、二大队的成员是中学生，第三大队的成员是高中毕业生与大学肄业生。我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有一次出去远足，回到赣州城时，要走过一座渡江的桥，我还没有走到桥头就跳下水了，横渡赣江。赣江的水相当急，我算好我游泳的速度，并配合河流的速度，正好游到桥头上岸，比队伍还早到。但是我事后想一想，那时候我毫无准备，也没有跟任何人说，就跳到湍急的赣江，虽然渡过了，毕竟也是年轻逞强，多少有点冒险。
游泳的经验(2)
　　我家有一个游泳池，有一天，我邀请很多朋友到我家游泳。前几年我因为白内障，水晶体被取出，并装了一副隐形眼镜。当我跳下水后，发现隐形眼镜被冲掉了。那时候我有一点紧张，因为根本看不见，完全白茫茫的一片。幸好我可以辨认上下左右就立刻浮出水面，我叫着说：“我的眼睛掉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我的眼睛居然会掉。那副隐形眼镜戴久了，会影响角膜的呼吸，所以后来我又重新开刀，安装了一个人工水晶体。所以现在我既没有远视，也没有近视，我戴眼镜完全是因为闪光。
扶乩之奇
　　陈济民（陈济棠之兄）会看相，陈济棠叛变那年，陈济民看到父亲印堂发黑，认为父亲时运不济，他还特别到我们溪口老家看风水，他一看到丰镐房门口大街旁的两面墙中间有一个弄堂，两面墙显得一高一低，他就断言说我们家的风水断掉了。陈济民离开没有多久，父亲也回乡下去了，他常常在进行大事之前，会先回到乡下去住一段时间，在祖母坟茔旁边的房子住上几天，思考问题。他回到乡下后，看到丰镐房的弄堂，觉得不好看，所以就做了一个门以及一面弧形的墙，把原来一高一低的两面墙连接起来。当时广东有一所航空班，能够使用的飞机有二十五架，作为平时作战与训练飞行之用。教育长是蒋孝棠，人长的瘦黑，很像广东人，他的父亲是蒋国英。蒋孝棠虽然年龄比我大，但是他比我小一辈，在那时候都没有人知道蒋孝棠是我们蒋家的人。蒋国英的父亲很早就离开溪口，他长大后赴日习医，他的父亲住在南京镇江，所以蒋国英回国后便在镇江办了一个医院，自己当院长。蒋国英字怀仁，所以以“怀仁”来替医院命名。他生了五个儿子，蒋孝棠排行第四，从小就跟着祖父到广东，就在广东念书，所以他一口广东话。后来他学习飞行，慢慢地就变成陈济棠的手下，先后担任飞行学校的教官、组长，继而担任教育长。陈济棠叛变时，蒋孝棠就带着二十五架飞机飞南京。在事情发生之前，陈济棠曾经去扶乩，得到的答案是“机不可失”。他以为是要掌握时机，叛变方可成功，没有想到“机不可失”的“机”指的是那二十五架飞机，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扶乩是非常神奇的，不但预测得准确，而且在开始时神灵都会先报出自己的身份或名字。我当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时，有一次在孝感住在一户大户人家里，这户人家因为战乱而离开，我们的军部就设在这户人家里。有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人懂得扶乩，他们就开始扶乩，到后来，突然出现英文字，他们叫我去看，我一看，上面写着Williams，我们问过看房子的老家人之后才知道，原来威廉士是附近天主教堂的神父，在两年以前过世，没想到我们扶乩时把他请来了。有的时候我们把关公请来了，有的时候则请到了诸葛亮。
同名之累
　　夫人有一个秘书，名字叫Pearl Chen。她是檀香山华侨，她的英文很好，但其貌不扬。我回国时，结识了一位欧亚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碰巧她也叫Pearl Chen，结果外面传言因为她到我们家吃过几次饭以后，被父亲发现，父亲非常喜欢她，就把她留下来当夫人的秘书，把我派到西北，使我们相隔两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候我刚回重庆不久，我与这位朋友也没有婚嫁之谊，而且我到西北是原本就计划好的，没想到外人竟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有一次我在家里吃晚饭时，向父亲及夫人提起这件事，夫人大笑，还问父亲：“我这个Pearl Chen你会要啊？”父亲则笑得假牙都掉下来了。
翻译
　　我最怕帮大官翻译，因为无法翻译出来，即使你把他每一句话翻译完，对方还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这些官员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绕圈子。我在“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任内时，有一次我经过参谋总长门口，他叫我进去做翻译，因为外宾快要到了，而他的联络官还没到，他要我先翻译一段，等他的联络官到了以后再接替。我心里想翻译是我最讨厌的事，也是最不擅长的，可是说着说着外宾来了，只好去帮忙翻译。那时候刚好有韩战后到台湾的一万四千个中共官兵，就是所谓的一万四千个证人，总长向外宾说明“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口号是“一二三，到台湾”，要我翻译成英文，而且要押韵。我不知道从那儿来的灵感，翻译成“One Two Three，We Weat to be Free”。既押韵，意思也对。这么一翻译，这位长官就认为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我说你完全误会了，我的英文很糟糕，不过我自己知道糟在那里，错在那里。我的英文是不够好的，但是人家讲错了我还是可以听得出来。
升级
　　我当少将长达十余年，父亲要升我为中将时，我向父亲婉辞。原因有二：一，在未反攻大陆之前，没有心情升级；二，如果升迁慢，我还能多当几年军人，因为上将是特任官，一当了三星上将之后，就会与政治有所接触，我个人不想与党政业务有任何接触，因为一接触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产生，到那时候，我不论表达意见与否都不好。父亲非常同意我的看法，所以我就做了十几年的少将与十几年的中将。那时候我还向父亲说了一句赤裸裸的话：“蒋家的下一代，有一位政治家就够了，不要再有任何人去搅合。”
　　民国六十四年，就是老太爷故世那年，我升上将。原本他要升我为上将，我没有答应，我跟父亲说：“希望父亲把这个人情留给哥哥，而且我做军人做到中将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上将是个政治官，所以一开始父亲要升我为上将时，我不愿意。后来我是在父亲过世后那年在哥哥任内升上将的。我升上将一事，老夫人、何应钦将军都有帮忙，因为那年我六十岁，如果再不升上将的话，就要退役，我退役对哥哥不利，人家会有批评，所以就升了上将。
枪支风波
　　近几年来，每当有一点动乱的可能时，管区警察就会借故把我的自卫手枪（左轮38）拿走。第一次的理由是知道我有一把奇特的手枪，想拿去看看，起先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计谋。以后他们又假借替我检查武器的理由，把我的手枪拿走，这种情形已经发生过好多次。起初我也不疑有他，后来我才发现，每次有选举或其他特殊状况时，管区警察就会把我的枪拿走。
　　我是个武器收藏家，有许多很珍贵的武器，政府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把自卫手枪之后，我就把这些武器都放进联勤总部的陈列馆，馆内角落有一个柜子，放的就是我所收藏的武器。我有空时，就到联勤总部去看看它们。
　　我不是编制内的总统府资政，每个月只能领两万两千元的车马费，总统府也没有派随身护从给我。有一些顾问、资政虽然有汽车与随从，但是都是使用原单位的车辆与人员，而不是总统府编派的，如果没有人提出抗议，这些人也不会受到处罚。
　　从前我住在天母时，住处有宪兵守卫，冬天时我替他们增购冬衣，雨天时替他们买雨衣，而且我的住处与宪兵排本部有一段距离，我还替他们买摩托车、脚踏车，过生日与节日时，还要请他们吃东西。我的收入实在不够照顾他们。虽然在规定上我不用如此照顾他们，可是我不能不照应他们。起先我不要宪兵护卫，民国六十七至七十年，王永树当国安局长时，他跟我说：“纬国兄，你的侄子那儿我都派了卫兵，你的住处不派，人家会骂我。”他跟我说了第三遍后，我才答应，所以他就派了两个卫兵过来。后来我搬到山上之后，宪兵队就和我商量，原来的宪兵排驻在地在我家附近，房子不好，而且交通也不方便，既然我正在盖新房子，能否在我家前面多盖三间，让宪兵队能够移过来，一方面他们也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我家也可以受到保卫。所以现在变成好像是他们派了一个加强班，有十几个人住在我家前面，实际的情形是我供应住的地方给他们。他们现在有一间储藏室、一间卧房、一间厨房以及一间小型康乐室。这些宪兵虽然住在我家前面，但是并不是我家的卫兵，所以我仍然要有一只自卫手枪。但是每当我特别需要自卫手枪时，他们就把我的手枪拿走。
　　一个军人最大的羞耻就是缴械，除非是战俘才要缴械。欧洲至今还保留一个古风，在战俘营里面，一个被俘虏的指挥官仍然被允许保有指挥刀（佩剑）。我当了一辈子的职业军人，临了还要一年数次的缴械，我百思不解。国安局无法管到“国安会”秘书长的头上，如果没有政策性的指示，他们不会这么做的，而且这几次都是由警局出面，而不是国安局出面。警局不是我的指挥关系人，实在没有理由来替我保养及检查枪支，而且时间经常在一二个星期左右，第一次时间最长，后来还有一次把我的枪弄坏了，一打开之后，左轮的轮子居然掉下来，装不上去，结果我拿到联勤去修理。这种事情实在无从追究。由警局出面让我缴械，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侮辱，连这一点的尊敬都没有，实在是使人无法接受。
　　我查问了一下，登记个人私枪的有十二个人，但是个人有私枪的不止十二人。这十二人是守法的好人，我是其中之一，其他十一位是否也被缴械，我并不清楚，但是我是受到这种对待的，动不动就要我缴枪。而且他们并没有说出缴枪的真正理由，这是我在经历过几次经验之后所分析出来的心得。
军人素质(1)
　　民国二十一年，我在东吴念书，住在苏州。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该地很容易受到波及，所以我就暂时离开苏州到湖州去，在湖州待了两个多月，上海平定之后我就回到苏州。那时候的苏州火车站乱糟糟的，我下火车时发现有很多士兵，有一个兵拿着步枪上了刺刀，走过来搜查旅客。我从火车上下来，带了一个小铺盖，就是把一条被子叠好卷起来，再用绳子绑好，这个兵要我伸手进铺盖摸一摸有没有东西，我心里想：是你检查我还是我检查我？既然是你要检查我，你反而要我把手伸进去摸一摸，即使有东西，我还会告诉你吗？我问那个兵为什么不自己摸呢？他就“啪”一个巴掌打过来，说：“让你自己摸是给你面子！”所以我只好把手伸进铺盖去摸一摸，摸完后，他把手一挥说：“走了。”我也就走了。之后，我看到很多旅客的行李都是被打开的，弄得乱七八糟。我体会到部队里的阿兵哥平时受够委屈，当兵这个职业也不好玩，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够在火车站检查别人，当然会耀武扬威。另一方面这一次我所看到的军队，与我在广东所看到国民革命军完全不一样，使我对军队的认识又增加了一层，同时对社会的认识也增加了一层。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老人家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及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军人素质(2)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有一次我们在德国的武官换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谓“十三太保”之一。武汉失守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令烧长沙，他明知不对，却又不讲。因为中央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不能把一个完整的城交给日本，但是烧城应该由里往外烧，他反而从四个城门开始烧，人民还没撤走，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所以他被依军法判处死刑，执行枪毙。当时他是长沙警备司令，阶级是少将）。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要跟我换，他给我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连栓都拉不开，完全锈死，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交换。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我对中国军人实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谁，竟然敢这样占我便宜，我就怀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阶级压人家之外，还能做什么事。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挂的手枪锈得不能用，还不觉得是耻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他对我有礼貌，也只是封建的观念而已。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现实，努力纠正。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共产党看准这一弱点，便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化敌为友
　　民国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学校大操场上，落雪刚停，有一个同班同学，硬逼我从他裤裆下钻过去，结果我钻过去了。那个学生在我们班上年龄是最大的，个子也是最高的，因为他已经第三次留级了，他当众骂我是“继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那时候我们在第二、三堂之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他各堂间则是十分钟。一个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纳三十位左右的学生，就在同一天，我们合并三个班级在一个大教室上课，那个大教室可以容纳八十个人。在第二堂下课时，那个大个子就在讲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总是过一段时间要找个机会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场羞辱过我，现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说：“你明知我扳不过你，你的个儿这么大。”他说：“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晓得我练过工夫，尤其两个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里边一紧一按，他马上就晓得我有多大的劲，不过我还是让他扳过去了。后来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蒋建镐扳不过我，其实全校没有人扳得过他，刚才我要他钻裤裆，实在是我的不对，我当着大家向蒋建镐道歉，以后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实在是一个功夫最好的人。”从此这个人也不做混混了，书也念得不错，跟我们一起毕业，后来他考进上海海关，做了关务员。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错，不过我们毕业后就没有来往了。
吃闭门羹
　　民国四十二年，我的先室过世，父亲就送我到美国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念书。那时候从中国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训班，我则进正规班。念了一年后，民国四十三年我回到台湾，与母亲（姚夫人）住在一起。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车，他借了一辆很漂亮的七人座车给我，平常他自己都舍不得用。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也觉得无聊，便带了一本书及笔记本到淡水海滩上做一些思维的工作。情报学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报学校大门口后，卫兵不让我进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驾驶就下去跟卫兵说：“那是蒋纬国将军。”卫兵大概念过几天书，他就跟我的驾驶说：“你告诉他，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叫他别开玩笑。”就是不让我进去。后来卫兵排排长出来了，他问清楚情形后就骂那个卫兵：“蒋纬国将军就是蒋纬国将军。”那个卫兵说：“对不起，我以为他开玩笑的，我跟他说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
公路遇袭
　　民国四十四年，有一天我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那时候的纵贯道上常常会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桥，公路上路肩虽然很宽，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间一段，两辆车要会车时，外面的轮子就会落在路肩上，而过桥时则只能有一辆车通过。我们的车到铜锣山时，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坐了一大群军眷，男女皆有，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可能是到某处参加晚会后要会营房。那天我还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车子，说也奇怪，我在台湾从不戴枪出门的，那天临走时，因为是晚上从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驾驶说：“咱们今天把枪带着吧。”于是我们各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把四五手枪，我身上带着四五手枪，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解决义演纠纷
　　在“一江山事件”之后，有一天我穿着军装到空军总部去接洽事情。那时候我是“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阶级是少将。那天总部外面围了很多人，围墙上也贴了很多标语，这些标语跟共产党的差不多。当时我还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直接到总部里面去办事，办完事情后，听到广播器呼叫：“请蒋纬国将军到大礼堂门口服务处，有你的电话。”我就到服务处接电话。我接起电话说：“我是蒋纬国。”电话那头就说：“喔！蒋将军，请你稍等，夫人请你讲话。”蒋夫人问我当时人在何处，我说我在空军总部大礼堂门口旁的服务台，她问我知不知道大礼堂里在做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她说：“大礼堂正在举办‘古今中外服装义演’，是我与陈香梅两人联合主持，特别为‘一江山事件’的遗眷和空军总部托儿所募捐的。陈香梅现在正在大礼堂里，有人阻止他们演出，使义演无法开锣，你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听说今天来观赏的使节有很多人受到困扰，特别是东方面孔的外国使节，不论是在空军总部外面或是里面，都受到侮辱。你赶快去看一看。”
　　我挂完电话后就进去大礼堂，看到反对者的宣传口号是“我们中国人拿中国女孩子的大腿去慰劳美国洋鬼子”，带头的则是江海东。江海东当时是军邮社的总干事，官拜少将，他带着两辆军友社的广播车，又动员了退伍的青年军，从基隆开车到台北，集结了一大堆人，大概有六七百人聚集在空军总部门口。我走到大礼堂台上，看到第一场是贵妃醉酒装，由当时著名的武旦戴绮霞示范表演。我到后台一看，挡住戴绮霞不让她出场的就是江海东本人，穿着少将的军装，我听到他对戴绮霞说：“你今天如果出台去，以后你就休想在台湾的市面上混。”我就过去对戴绮霞说：“戴小姐，你上台好了。”然后我就“砰”地一下用擒拿术把江海东的手扣起来，我问江海东：“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做什么事情？”他说：“她们拿我们中国女孩子去慰劳美国洋鬼子啊！”就和外面讲的口号一样。我说：“你晓不晓得是谁主持的？”他回答说：“陈香梅啊！”我说：“错了，是夫人与陈香梅两人联合主持的，你怎么可以捣乱呢！”于是我就把他押到外头去，戴绮霞也就顺利出场了。
　　义演会有好几箱借来的服装被挡在外头，没有江海东的命令不准进入，我就押着江海东到空军总部门口，他就拼命叫：“有人打人啊！有人打人啊！”他一叫，我就把手紧一紧，并告诉他：“再叫我就把你的手弄断，谁打过谁啊，我们两人一块好好走！”那时候有很多人包围上来，我手里拿着一本说明书，他们看我穿着军装，也不敢随便动，我看见有一个人是青年军二○六师退休的，我说：“我是二○六师六○六团的。”那个人就接口说：“我是六○八团的。”于是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人想知道里面究竟在做什么？”那时候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乱哄哄的，那位二○六师的同胞就说：“也给他机会讲讲嘛！”我就说：“这是我们‘总统’夫人与美国陈纳德将军夫人陈香梅女士联合为我们一江山牺牲弟兄的遗眷募捐的，各位看这本册子，有现代服装与古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上台表演，而且都是有名望的人，哪有拿中国女孩子的大腿去慰劳美国大兵的事情！不要中了共产党的诡计。”那时候服装也放行了，我讲完后便说：“只有带头的人负责，我们不要被人家利用。”江海东那时候就大叫说：“你是少将，我也是少将，你凭什么抓我？”我说：“你做这种事情，就不能算是少将。”说完又把手紧了一下。最后我就把江海东送到警备总部，然后向老夫人复命。
　　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后非常生气地说：“这个人在审判定案之前，谁都不准去监牢看他。”后来审判还没结案，过了三个月后哥哥就悄悄把他放出来，没有多久他便升上中将，在总政战部管三军人事。
　　跟着哥哥从江西出来的有王升、李焕、江国栋三人，江海东无法与他们三人并列，后来因为江国栋死了，王升才蹿起来的。江国栋是这三个人之中最好的。
不打不相识
　　德国人的习惯是论位子而不论桌子，只要有位子，不管认不认识，都会坐同一张桌子。有一次我德国慕尼黑的一个中国小饭馆里吃饭，那天人很少，我坐的那张长条桌的另一个犄角有两个德国人坐在那里，另外一张桌子坐着一位中国人，瘦瘦小小的，黑黑黄黄的，一个人在那里吃东西。这两个德国人就一直用很难听的话说那个中国人，那些话语对我们中国人是有侮辱性的。我就告诉那两个德国人：“中国人有句话‘一不打瘦黄，二不打和尚’，你们不要看他瘦小，他的功夫了不起。而且如果你们侮辱他，我也不饶你们。”说着说着这两个人就站起来了，对我说：“怎么，你想打架啊！”我说：“我并不想打，不过你们用这种态度不会有好处的。”其中一个人想伸手过来抓我，我站起来一掌推前面那个人，他往后退又撞到后面那个人，两人都坐在地上，倒在犄角里面，我又对他们说：“那个中国人的功夫比我高十倍以上，他只是不像我这样毛毛躁躁的，你们千万不要去惹他。”然后我还是装做没事情似的，一边伸手把他们拉起来，一边招呼侍应生，“小姐，啤酒三杯。”就这样跟他们变成朋友了。
　　在西方社会里，有时候不能太过于礼貌。还有一次也是在慕尼黑，有二十多个年龄在二十出头的孩子围着我，你一句我一句的说中国人的坏话。当时我一直忍耐着，突然有一个人说：“你们中国人都是猪，蒋介石是最臭最大的猪。”我就跟他说：“这句话请你收回去，你骂我个人可以，骂我整个中国人不可以，尤其骂我们的领袖更不可以。请你把话收回去。”他说：“我们德国人说出来的话从不收回的。”我说：“我就要请你收回去。”其中有一个人推了我一把，说：“怎么样，你要用什么方法让我们收回去？”我说：“你要动手吗？”他说：“动手又怎么样！”说完就“啪”的一拳打过来，我一让、一抬手，他就“咻”地摔出去了。我说：“你们要打架也要推派个像样点的。”结果他们就推派了一个很强壮的人出来，个子有一米八左右，他打我两下，我都是用虚招躲闪，然后我给他一个虚招，他一闪，我一抬手，又“啪”的一声把他摔出去了。结果他们大伙哄一下地全上来了，我心里想：这下完了，没想到他们把我抱起来朝天上扔，他们非常佩服我，说：“中国人是最好的朋友，蒋介石是我们好朋友里面的最好的朋友。”我问他们为什么会把话收回呢？他们说：“刚才讲的话也没办法收回，因为我们从来不收回。可是，我们重新讲总可以啊！”后来这些人也变成我的朋友了。我觉得有些时候实在是我们自己太不中用了，所以被人家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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