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喜欢看京戏。宁波有一个东方戏院，父亲经常带我和王世和去看戏，我们通常都坐在第一排。舞台上有一排电灯，每个电灯有一个灯罩，灯泡朝舞台，灯罩朝观众席，所以能够照亮舞台而观众看不到灯泡。有一次我发现有一个灯泡的灯光朝外，王世和就过去把灯泡转一转，结果触电了，手沾在上头，人一直抖动，手也拿不下来，父亲就退后几步，用很快的速度把他撞开，他的手一离开灯泡，人也就没事了。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碰那个灯泡，原来那个灯泡会走电。
童年琐忆(4)
有一次父亲带我搭乘轮船从宁波到上海去，只要与父亲同行，我们就坐头等舱。那时候头等舱又名大菜间，因为当时人说吃西餐叫做吃大菜。大菜间餐桌上有个电风扇，我不懂其危险性，跳到桌子上后又站起来，结果电风扇的扇页就割到我的眉毛，血流满面，我也惨叫了一声，父亲赶快把我抱下来急救，用纱布把伤口包扎起来。在旅途中，我有一次在甲板上大叫，父亲对我说：“在公共场合中，不可以乱跑、大声叫喊。”我是很听话的，只要长辈教我，我一定会立即改正。
我和母亲出门时坐的是官舱，一个房间可以坐三到四个人，通常有一个阿姨及一位女佣人随行。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我们是在傍晚左右上船，在船上吃晚饭、睡觉，第二天上午，船就抵达目的地。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早上醒来要跟母亲说梦，母亲连忙阻止，她说：“不能说，要吃过早餐才能说。”正在此时，女佣人为我们拿洗脸水来，她吃过早餐了，便跟母亲说：“太太，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也憋不住了，便跟母亲说：“妈，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爸爸回来了。”母亲说：“既然你们都说了，我也要说了，我也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们今天早晨多摆一双筷子，看看会不会应验。”我们说着说着外头正好有人敲门。我一听到敲门的声音，也不管是谁，就一路喊着“爸爸”，并且飞快地跑到门口开门。打开门一看，果然是父亲回来了。
父亲一进门，见桌上多摆了一双筷子，便问我们是否有客人来吃饭，我们异口同声说这位客人就是父亲。父亲也觉得奇怪，问我们如何得知他回来，我们便向父亲说明三人同做一梦，都梦见父亲回来的事情。父亲回来时，带了一篮松花（皮蛋），他就请女佣人去拿两个来当早餐吃，结果我们等了好久，还不见女佣人将松花拿来，母亲便问：“娘姨（上海人对女佣人之尊称），先生带回来的皮蛋，你怎么还不拿来？”那位女佣人就说：“糟糕，都坏掉了，我都给扔掉了。”其实那是最好的松花，她以为坏掉了，还把它扔掉，实在很可惜。
（四）移居上海
后来我们又搬到上海。在宁波、上海，就是我接触现代城市教育的时候。
有一次，王世和带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那是一处综合性游乐场，有百货公司、戏院、电影院（当时只有默片）。我最喜欢的是一种手摇电影，只要丢一个铜板就可以看了，它是一个铜盒，铜板一丢下去，里面的电灯就亮了，再用手一摇，画面就一张张连续下去，看起来有连续的动作，这也就是最早期的电影。大世界对面有新世界，隔着一条马路，地底下有通道相连。
我在上海经历两件事情，使我深刻体会洋人如何在中国境内造成中国人民的耻辱。第一件事是上海法租界里有一座法国公园，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第二件事是外滩附近有一条大马路（现在称为南京路），马路转角处有一中国人与英国人相撞，那位中国人被撞倒在地上，而英国人则拿着手杖打那个中国人。当时父亲挽着我在街上走，我一见状，就想跑过去帮助那位中国人，父亲将我一把拉住，并且拖回来。他问我：“你干嘛！”我说：“我去帮他忙啊！”父亲说：“不必，你也帮不了他的忙。”
回到家后，父亲就讲道理给我听。他说：“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走在转角处，谁也没有看到谁，两人互相撞了一下，为什么中国人要倒在地上，为什么不是那个洋人倒在地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所以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把身体练好才是真的。”此外，父亲还讲了精武门（霍元甲）的故事给我听。总之，中国人自己不强大起来，一定会遭受外侮。父亲也鼓励我要好好练功夫，后来我到了苏州以后，便找了一位老师，正式练功夫。
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学会了吃西餐的方法，同时也进入一个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乡下孩子。
童年琐忆(5)
（五）定居苏州
从民国二年到十六年，母亲与父亲度过最困难的时候。十六年，母亲逼着父亲娶宋家小姐后，就带着我到苏州去。我无意说谁好或是不好，这只是一段革命的实际经过，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民国十六年，我与母亲到苏州后，就在吴家（吴忠信）的隔壁租了一间房子。很多报章杂志上说我有两个义父，一个是戴季陶先生，一个是吴忠信先生。事实上，我都是称吴忠信先生为吴老伯，我们之间没有义父义子的关系。也有人说我们住在吴家，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是住在吴家的隔壁，在同一条小巷子里面，房子是并排的，园子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有两个门，中间还隔着一道墙。
后来我和母亲搬到自己盖的房子———南园，该地位于苏州南城。我在苏州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我的武功也继续锻炼，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一段时间。我练的是少林拳，老师虽然也教我们太极拳，但是只是讲解一些，并不是主要科目，而且我们打太极拳的招式虽然一样，但是融合了少林拳的方式在内。事实上，太极拳分成两路，一路是文太极，一路是武太极，武太极现在已经失传。我从六十岁以后就开始退火，平常只打一些散拳。当年我们学拳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叮嘱我们，六十岁以后要停止打整套的拳，所以我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练功了，如果继续练功，等到生命结束时是非常痛苦的。我现在已经发现右臂经常疼痛，已经请一位专家帮忙我继续退火。
（六）随父亲回溪口
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父亲下野后又带着我回到溪口。起先我们住在雪窦寺，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吴忠信先生。当时雪窦寺的主持方丈是太虚法师，他是全中国最有名的一位佛学家，是佛教界里最受大家崇敬的大师。他每天为父亲讲经两个钟头，我就站在旁边听，我对佛学的基本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多少可以进入情况。
小学、中学与大学(1)
我的小学教育主要是家教完成的，搬到上海后，我就进入万竹小学就读。北伐军出师后，我转学到上海资源小学就读，时间很短。民国十六年，我和母亲搬到苏州后，我考进东吴大学附属中学，父亲每年都派人带我去与他相聚。
民国二十三年中学毕业时，除了学校的毕业考之外，还有全国大会考。那年是第一次举办大会考，考过大会考后，才算是国家承认的中学毕业。念完中学后，我去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考完后，我就利用暑假到上海割扁桃腺。我的扁桃腺常常发炎，每次一发炎，整个人就瘫痪了。母亲一直舍不得让我去割扁桃腺，但是我考虑到在军校里面不能因为扁桃腺时常发炎而无法接受训练，所以我就想干脆到上海去割扁桃腺，一劳永逸。母亲的亲戚介绍一位外国医生Dr.Donloap（登洛普医生）替我开刀，没想到手术时流血过多，医师说我在三个月内不能做激烈运动，偏巧那三个月就是入伍训练的时间，所以我虽然考上军校却无法就学。如此一来，我就要继续考大学，但是我还是想当军人。父亲说新时代的职业军人必须要懂数理，所以要我去念数理，刚好我也喜欢数理。那年，我同时考取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许可。不过父亲认为当时北方已经在闹共产，尤其是北大，所以北方不能去；上海又太繁华，父亲怕我学坏；而那时大官子弟出国是不为一般群众所接受的，所以也不适合。当初我考大学前，父亲只告诉我要念数理，而这三所学校就是数理最强的，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回苏州东吴大学理学院就读物理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在上海，理学院与文学院在苏州）主修物理，副修数学。
我一心一意想做一个职业军官，想进军官学校，所以我不想在东吴大学待太久的时间。物理系的课程分别是大一力学，重点是大二光学，大三是声学与热学，大四学的是电学。幸好这些课程可以同时念，而且没有硬性规定要按照年次顺序来修学分，不过，最重要的是实验室的课程不能跳过，所以我就选了一三五下午及二四六上午的课程，第一年修大一及大二的课程，第二年就修大三大四的课程。我不是一个资质很高的人，但是我求学的方法非常科学，平时在讲堂里听得非常仔细，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即使是下课或是周末，我都要请老师再讲解一次，直到懂了为止。老师上课时讲的内容如果课本上没有，我就会注记在课本上，我还有一本笔记本，记得又快又清楚，凡是老师重复的地方或是特别着重的地方，我就立刻记录下来。我比较困扰的是国文，特别是背的方面，我有一个表哥跟我同班，他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要念二十遍，才背起来，但是我不在乎，无论如何，我都要背起来；英文就不同了，我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表哥念二十遍都还不见得流利。我学过的课程只要有不懂的，我都会多念，直到弄懂为止，因为懂了之后就不容易遗忘了。考试之前，我就翻笔记，第二天考试绝不成问题，成绩最低也有八十分以上。结果我只用两年的时间就把物理系念完了，学分不足的部分，我就利用暑假来补足。可是学校没有两年发文凭的规矩，而且那时候我自己也太骄傲了一点，我跟学校说：“我不在乎你的文凭，我要去拿军校的文凭。”事实上，我的确只在乎军校的文凭。
学校当时已经有军训课程，我们有一批同学逼着学校为我们聘请严格的教官，结果学校被我们逼得换了三次军训教官，最后一次我们才满意。那位教官教导我们的时候比带领军队还凶，要求很严格，我们只要有一点不合乎规定，就要重新再做；同时我们也排定出操时间，教官训练我们的时候还特别挑地点不好的地方让我们卧倒。
我以两年的时间修完物理系的课程后，就跟父亲说：“我现在可以进军校了吧！”父亲说：“一个现代军官必须要懂得政治、经济，你再回文学院，从大一念起，念政治、经济。”于是我又进文学院，主科修政治，第一副科修经济，第二副科修社会学。东吴物理系两年毕业，主科物理，副科数学；文学院，主科政治，第一副科经济、第二副科社会。学期中间，刚好中国与德国之间有个以物易物的交易，我们拿麦子、棉花、桐油、钨矿砂等物品跟德国换取当时德国自己使用的武器装备，那些装备是全世界最好的。莱谢劳将军（General Von Reichenau）刚好到中国来，同时国内也开始训练新军，父亲就把我交给莱谢劳将军，学校课程还未结束，我就到德国受训去了。
小学、中学与大学(2)
到德国之前，我已经在暑假期间受完预备军官训练，成为少尉预备军官。我在暑期做的事情，恐怕比正式上课期间还要多，有人问我：“你在搞什么名堂？”我说：“反正暑期闲着也是闲着，干嘛把它浪费呢？”我们甚至还组织一个乐队，大约有五、六人，每一个人都能兼顾几样乐器，我的主乐器是夏威夷吉他、斑鸠琴、小喇叭以及手风琴。我们这个乐队蛮疯狂的，经常在苏州电台的一个夏威夷音乐节目中表演，而且那时候刚好流行夏威夷音乐，我们不仅演奏还有演唱。我把中国的评剧改编成爵士音乐，中间还加了很多过门，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改编的曲调；同时又把中国小调变成爵士音乐。此外，我也把打牙板变成爵士音乐。
除了音乐以外，在暑假期间，我还额外补习弹道学、比较宗教学，这些都是学校正式课程里所没有的。我做这些事之前都跟父亲报告过，父亲说：“你不要吃多嚼不烂。”我说：“我能吃多少就嚼多少。”
留学德国(1)
（一）赴德旅途
我到德国去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在西安事变之前。记得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我曾经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在信里为父亲打气。我在信中一开始就跟父亲开玩笑（我是家里比较顽皮的，但是我是“调皮不捣蛋”，父亲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引导我，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在信中说：“父亲，我非常抱歉，我实在不应该出国，我一离开以后，国内就出乱子了。”四年后（民国二十九年），我回国时，父亲就问我回国后有何感想，我说：“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的嘛，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父亲也是哭笑不得。我在父亲旁边，让他能够得到一点轻松的调剂，恐怕家里面也只有我能够做得到。
二十五年十月底，我在上海上船，船经过马来西亚，顺着马来西亚半岛往上走，先到达槟城，第二站到巴拉湾。十月三十一日我在巴拉湾打了一个电报给父亲：我在“不老湾”向父亲祝寿。船通过巴拉湾又穿越印度洋，先后经过锡兰、孟买与哥伦巴斯，然后从哥伦巴斯进入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南端的城市是苏伊士，北端则是Port Said（波特赛港）。我就在苏伊士弃船上岸，几个同船的人合租了一部汽车，一行人就到埃及看人面狮身像、金字塔，还到开罗参观博物馆，最后经过亚历山大港到Port Said赶上原来那班船，所以我没有看过苏伊士运河。听说该运河是一级一级高起来的。
我每天在甲板上的游泳池游泳，从Port Said上船以后，第二天一早我又到船上的体育馆练习骑马（假马）。体育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德国人，年龄约二十出头，我记得他的名字是Arshm，我称呼他为阿兴，我向他学斗剑、游泳、拳击。那天早晨，阿兴问我：“你今天还想游泳啊？”我说：“怎么，不可以啊？”他就叫我看外头，我从船舱一直走到最上头，看到外面大雪纷飞，与我们穿越红海到埃及时看到的景象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我问阿兴：“为什么不能游？”他说：“你要游，我陪你游。”结果游泳池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游泳。那年我二十二岁，健康情况良好，尤其我割了扁桃腺以后个子还长高了一些。我没有割扁桃腺以前，个子又矮又小，民国二十三年夏天到二十四年夏天，我的身高增加了四英寸半。
在赴德的船上，我遇到了一位东吴的老同学徐维铸，不过他住二等舱，我住在头等舱，见面机会比较少。我在船上还认识了一位德国长者，他为我补习德文，我从来没学过德文，他非常热心，每天教我，我也很用功。不过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当船抵达地中海时他问我一个问题：“你对于希特勒压迫犹太人，甚至赶走他们、暗杀他们的做法，有什么感想？”我这个从乡下出来的单纯小孩，对德国根本一无所知，不过我知道犹太人被压迫这件事，因为上海来了很多犹太人，他们都是从德国逃出来的。但是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犹太人在哪一个国家就是哪一国人的这种知识，我只知道犹太人是一个人种，而且是一个宗教种族，不是一个犹太国。我的德文老师如此问我，我当然站在德国这一边，所以我就回答他说：“希特勒是了不起的，他做得很对。”结果我的德文老师说他就是犹太人。我很快地将话锋一转：“对呀，我知道你是犹太人啊，以犹太这么优秀的一个民族，他想再住在德国的话，德国人还有机会混吗，除了把你们赶尽杀绝之外，我看希特勒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些犹太朋友，我觉得犹太人的想法和我们中国人很相近，尤其是生活习惯与家庭观念。我称赞犹太人以后，我的德文老师特别得意，他说：“你说对了，如果我是希特勒，我也只有这个办法。”经历过这件事以后，我就告诉自己，身在国外不要乱说话，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要多看看苗头，以免说了不该说的话。
这位老师是个大学教授，他念过七十余部中国古籍，包括经史子集，学问非常好，专门研究中国的哲学。德国人是西洋人里最早研究与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的《易经》也是德国人先接受。莱布尼兹首先欣赏《易经》的“二进法”，“二进法”与电脑的关系是他先发现的，他认为《易经》是建立在二进位的逻辑上。
留学德国(2)
（二）滑雪经验
十一月十九日，船抵达马赛，我从马赛坐火车到巴黎，再从巴黎换火车到柏林。到马赛来接我的是驻德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他一路上招呼我，帮我卖火车票、订旅馆、付饭钱，不过这些都是用我的钱支付的，而他却把发票都收进自己的口袋里，回到大使馆后又可以报一笔账。从此我开始了解官场里面贪污的情形，不过我没有举发他，平时还是很尊敬他。
一九三六年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但是当我抵达德国时，奥运会已经闭幕了，我就赶到德国南部观赏冬季奥运，没想到等我赶到时，冬季世运也闭幕了。我想既然到了南部，即使没有看到奥运，但是我可以学习适应环境，于是我就在当地学滑雪。我到德国南部时还有一位朋友随行，所以我请了一位私人教练教我们滑雪。我的朋友学过几次，但是并不如我滑得好。那位教练是阿尔卑斯山的山民，他不仅对路线熟，而且也非常清楚雪性，最重要的是他会随时讲解给我们听，这次的学习，对我尔后参加山地兵的训练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天我要出去滑雪时，在山屋外面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听他们讲话的口音就知道是美国人。他们穿着泳衣在外面晒太阳，虽然当天没有风，晒晒太阳非常暖和，但是在高山上紫外线很强，长时间曝晒非常危险，我就告诉他们：“Don′t expose yourself more than two hours，it will kill you.”他向我招招手，对我表示谢意。等到我们中午滑完雪回来时，我发现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晒太阳，我心里想：完了，他们已经晒了四个钟头。我问他们这段期间有没有进去过山屋，他们说晒着太阳很舒服，所以一直在那儿，没有进去过。我告诉他们，下午一定会全身起水泡，同时我也责怪店主没有警告他们。到了下午喝茶的时候，他们两人开始发烧，我们就连夜雇了马车，将他们两人送到城里的医院治疗，至于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一个人的皮肤如果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呼吸时，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致命。
我的运动细胞很好，学习能力很强，不过却在一次滑雪途中出了一点小意外。那一次，教练带着我们滑雪，地点是一个很大的山坡，我们朝斜的方向往下滑，要转弯到另一个山坡，那天还下着雪，所以我们要赶紧跟着教练滑雪板的痕迹，否则时间一久痕迹就不见了，不过，如果我们跟不上，教练也会回头来找我们。我的朋友在转弯时摔了一跤，因为刚刚下过雪，比较松软，所以他摔倒后留下一个大洞。他爬起来又继续滑，我紧跟在后，才转弯滑雪板就插进刚才那个洞里，两只脚扭转了一百八十度，痛得要命，但是我还是赶快爬起来跟上他们，当天晚上脚就肿了。回到山屋时，我就用剪刀把滑雪鞋剪开，第二天坐马车下山。
（三）学习德文
回到柏林后，我遇见了谭伯羽（谭延闿之长子），父亲写了一封信给他，拜托他照顾我。他比我大二十岁左右，对我非常照顾。我抵达柏林时已经接近过年，他介绍我进入柏林大学的语言先修班。这个德文班是个浓缩型的教授法，我也特别用功，虽然每天只上半天课，但是我每天都要花八至九个钟头念德文。
学校没有提供宿舍，所以我就在校外租房子住。我的房东是个意大利人，夫妇俩没有孩子，原来有一个侄子与他们住在一起，后来被他们赶出去，我就住在他的房间，有一间卧房、书房和一间浴室，居住环境很好，这在德国是很难见的。德国人只要家里房间有多余的，就会把房间租给人家，但是不会有这么好的环境。房东太太也是意大利人，当年已经四十六岁，她登报时指定把房子租给一个到西方念书的东方孩子，我看到报纸启事，觉得不错，就去向他们租房子。房东太太特别喜欢我，爱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每天上课前和回家后，她都会亲亲我、抱抱我，所以我的衣服上常常会有黄头发出现。别人看到就说我一到德国这么快就交上女朋友了，我说对方的确是女的，但不是女朋友，我是很快的就找到德国妈妈了。她真的对我很好，除了每天跟我讲德文外，还给我很多篇短文，这些短文有些是笑话，有些是名人的演讲摘要，所以，我除了在柏林大学学德文之外，回到住处还有房东太太的教导，因此我的德文进步很快。我把她给我的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房东家里有客人来时，他们邀我一起聚会，房东太太就会说：“Wego（我的德文名字“Wego”是安国哥为我取的），演讲一段给我的朋友听听。”
留学德国(3)
我就真的像演讲一样，说给他们听。把演讲稿背熟了以后，这些文章就等于是自己的，对于学习语文来说助益很大。我在柏林大学语言先修班学习德文的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而已，很快地就毕业了，也没有再进一步地去念高级班，因为高级班教授的是德国文学，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升级。
念完语言先修班后，我首先到德国一位伯爵夫人处，她喜欢中国以及中国孩子，所以她时常找中国孩子到她家里住。她的房子很大，花园也很大，居住环境非常好。她特别找我去，我在她家住了四个多月，她教导我德国上层社会有关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礼仪。德国社会很保守，很讲究礼仪，伯爵夫人是德国上层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我能够受到她的教导，实在很幸运。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同时有几个中国人住在那里时，伯爵夫人不准我们讲中文，只能讲德文，所以在那期间我的德文又精进不少，而且生活习惯完全改过来，变成一个欧洲上层社会的人。
（四）入伍训练
1.基本训练
德国的军事制度中，入伍教育与军官教育是衔接的。入伍教育的课程是从单兵动作到班、排的小战术训练，属于战斗阶层。在入伍时，入伍生（军官候补生）除了平时军事训练之外，还要再加强排、班的小战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了军官学校之后，便要接受营连战术的教育。入伍训练时，从战斗到勤务都要加以学习，要了解所有的武器及装备，还要学习连的行政事务。
德军的入伍训练中，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重视以及强调的。他们的训练一开始就是班教练，而各个教练是在班教练里面完成的，让士兵在一开始就有全班性的概念，培养自己是班里的一员的习惯。换句话说，就是训练士兵如何协同作战，如射击及前进时相互掩护。当军队接近战线时，在敌人火力下，一个班只准一个兵前进，其他都是火力掩护，后面的先跃进，在状况许可之下，可以有两人一起行动，但是人数不能再超过。火力掩护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只要有准备，前进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军如此的用意是训练军队团体行动，不塑造个人英雄。不论搜索、攻击、防御都要在班教练里面完成，这种训练是我们所欠缺的。
在战场上接近火线时，应该由一排掩护、一排前进，接下来由一班掩护、一班前进，到了最后就是各个跃进。跃进时，一个班里面只有一个兵在跃进，其他的都是火力掩护，这点我们做到了，但是撤退时，我们没有做到各个跃退。我们的长官只想到由一个连掩护另一个连撤退，试问掩护完后，原先负责掩护的这个连该如何撤退呢？同样的情形，当一个排掩护其他排撤退、一个班掩护其他班撤退之后，他们该如何撤退？所以跃进时应由后面先跃进，跃退时则由前面先跃退，一个班如果已经剩下七个人，就用七枝枪先掩护一个人撤退，再掩护第二个人撤退，如此一来，这些人才能安全撤退，否则就会做无谓的牺牲。国军没有专门的人来教导各个跃退，在战场上也不会使用，德军则把此视为重要的科目。
单兵教练在班教练里完成以及各个跃退的训练，是德军的特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入伍生称为军官候补生，主要课程就是学习单兵、班、排的小战术（小部队的战术），除了白天出操外，晚上还有入伍生导师为我们补课，讲解许多基础的课程，例如班、排小战术。等到入伍一年后，最基本的班、排、伍战术都可以运用了，例如各种地形的攻、防、退、追、遭遇等。我发现其中有一个科目是我们国军所缺乏的，那就是在宿营或行军中遭袭后突然发起攻击，也就是在一个口令之下，将行军时的三行纵队立即散开，成战斗队形。通常行军间呈战斗队形时，速度会比较慢，如果在公路上行军，一个钟头只能走十公里，所以必须成三行纵队行军，但是在行军间如果突然受到敌人的攻击，我们必须立刻从行军队形转变成攻击队形。国军如果有这种训练，中伏的机会就会减少。总而言之，在行进中要能够发起攻击，在宿营中也要能够发起攻击，这两种都称为奇袭，对我们很有帮助。我回来以后就介绍给国军。
留学德国(4)
军官候补生晚上要学习连的行政事务，例如如何领款、领弹药、领零件、领被服，还要学习如何送伤患，这些都是连里面实际的行动。班长如果每天带着部队出操，一定会吃不消，所以德军的规定里，教育班长是一周轮值一次，勤务伍长是每天轮值一次。编制内的士官不一定每天与我们一起出操，他们有专门的士官讲堂，由全连的军官分别授课。课程排定后，由军官教导士官，再由士官教导士兵，较为机密的课程则不必教导士兵。例如我们攻击波兰，士官必须清楚波兰碉堡的构造；如果攻击苏俄，也必须清楚苏俄的情形，这种都是机密的讲堂，外国学生不准参加的，但是我穿的是德国军装，算是德国人，所以我也上了课。
德军的规定里，二等兵的名称为二等射手，二等兵当一年后就升上等兵，名称为自由人（德文），袖子上是一个三角形。上等兵不仅没有人来管，反而还要去管别人，担任连里面很多管理工作，如教育班长、内务班长。尤其在下班后，士官都回家了，就由内务班长来管理。没有资格升上等兵的就升为一等兵，一等兵的袖子上是一个菱形，没有资格当内务班长或教育班长。这是德军制度里较为独特的。
在德国，上等兵与二等兵又有另外一个名称，称为上旗手与下旗手。到了军官学校以后就变成下士，过了半年升为上士，年资够但没有资格升为上士的就升为中士。这个制度在国内从来没听过。但是它的确有道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德军制度的报告，父亲非常欣赏，也交代陆军总部加以研究，但是陆军总部研究之后没有任何答复。我们常常有很多事情一经拖延就消失于无形了。我在第一师当连长时，曾经把我在德国学习的方法一一加以运用，连里面一个空缺都没有，而且还多了两个人，他们是来了之后不肯走的。所以并不是不能实行，而是没有人愿意去做。
德军的规定是一个星期打一次靶，每次打五发子弹；美军则是规定一年内子弹的消耗量，每次打靶时并不限定数目，能打多少就打多少，一下子就打几十发，打完以后又要隔好长一段时间才打靶，这种训练没有德军来得踏实。
受训期间，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检查清理装备及整理内务后到俱乐部喝杯啤酒，聊聊天，轻松一下。所费不多，只要二、三块马克就够了，所以德军规定皮夹里不能超过八块马克。如果皮夹里的钱超过八块马克，而又不幸遗失，失主也不敢告发，因为自己已经犯了规，一旦告发，反而还会遭致“引诱德国人破坏记录”的罪名，罪加一等，所以在部队里面从来没有偷窃的事情发生。每一个连里面都有一个军需士，我们的钱可以放在军需士那儿。
连里面有军需士、被服士、军械士，管理非常整齐。德国的营房都是三层楼的建筑，地下一楼是用来放军械的。连士官长住在一楼犄角处的套房，妻小也住在一起，平时这栋楼就由他来管，士官长的太太就像妈妈一样，大家相处起来就像一家人，非常温暖。
2.山地兵训练
德国的规定是要先入伍才能进军官学校。入伍训练只有一年，不过是真正在部队入伍，方式是在每一连里面插进一、二个入伍生，让入伍生能够领略部队的生活。我被分配在山地兵第一师第九十八团第二营第五连。
我参加山地兵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它是兵种里面最艰苦的，如果我能够在德国的山地兵接受一年的艰苦训练，并且通过考验的话，我回到国内后，什么部队都难不倒我了。山地兵的背包比一般军种还要重。一般军种的背包是二十五磅，山地兵的背包是四十五磅，再加上武器、弹药、十字锹、防毒面具等，一个人身上大概要背七十磅的东西，所以一场行军下来是非常辛苦的。每当快熬不住的时候，我就想：“总比国内那些在火线上的人安全多了。”就这样慢慢熬过来了。
我曾经受过攀登训练。在山地兵训练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攀登训练，大约有九分之一的人接受训练就够了，因为有人攀岩上去后，就会丢绳梯下来，其余的人爬绳梯上去就可以。至于接受训练的资格则是身体强壮以及行动灵巧者。
留学德国(5)
凡是一个连无法展开的山脊线或山谷底，就称为山地。山地战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其编制也与其他部队不同，一般编列在营部队的重武器，在山地兵则编列在连里面，因为山路太狭窄，临时配属到连里面会来不及，所以山地兵部队都是把重武器往下配给，团武器配在营部，营武器配在连部，以下依此类推。例如一个营有三个步枪连，一个重兵器连（机枪、迫击炮），可是在山地兵的武器配制上，重兵器是属于连部的。山地兵的作战正面也比一般部队散开，其通信工具也不同。山地兵使用的是回光通信器，如同打电报一般，用灯光来传递信息。虽然两个山头距离不远，但是常常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才能从这个山头走到另一个山头，所以要用回光通信器来联络。后来慢慢改善之后，也用红外线通信器来传递信息。
山地兵喝水的纪律是相当好的。当我们在山地行军时，休息时间只能喝一格水。如此限制，一是因为水源不够，二是喝太多反而会发烧，身体吃不消。山上行军时体力消耗得很厉害，汗流浃背，一停下来，山风吹来又觉得特别冷，这些都是山地兵平时要训练的。山地兵行军消耗水份多，但是又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充，很容易便秘，所以要经常排泄，免得排泄物停留体内过久，将水分吸干之后，造成便秘。到了晚上，不论有没有水，都要把鞋袜脱下来揉一揉，如果有水，就把脚与袜子烫一烫，即使没有水洗澡也要洗脚。这点中国部队都做到了，因为中国部队机动的唯一本钱就是这两条腿，所以对脚的保护特别重视，其他行业如轿夫、挑夫也一样。
重兵器连里有重机枪、迫击炮，还有两门轻步兵榴弹炮，这是山地兵独特的地方。每一个班都有两门，此外还有枪榴弹，等于是手榴弹，只是用枪打出去。
我在入伍训练时参与了两次军事行动，在第一次行动时就让我领略了德军行动的精确性。德军军营里有专门保管枪的地方，在宿舍的门口有一个枪架，枪架上方有一个缺口，下方有一个枪座，可以放置枪托，而枪架呈四十五度角，当士兵出门时就可以顺利拿枪。这些枪平时都不是实弹枪，实弹枪都放在地下室，由军械士管理。当我们进军奥国的时候，第一次行军走了九十五公里，穿过阿尔卑斯山，在一天之内就到达。我们的行军纪律非常好，保持预先规定的距离，当我们在阿尔卑斯山山脊停下来吃午餐时，发现旁边有一堆堆的弹药箱摆在路边，其距离跟我们连排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它是按照我们连、营、团的行军长径摆的，而我们的行军一点误差都没有。我们吃过午饭后，就在旁边的弹药箱拿弹药，那时候才拿到真正的弹药。
当时我的阶级还是上等兵，虽然在中国我是少尉阶级，但是在德国我是重新入伍，称为军官候补生。当军队在休息吃饭的时候，我奉命带了二个连上的兵到边境上侦察。侦察完之后，我就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画了一张简单的要图，派了一个上等兵向营长报告。同时我也在第一线吃完我的午餐。最后按照营长告诉我的时间，向部队招手，部队就前进了。
这次的进军，造成德奥合并，而且事实上奥国人很欢迎德国人。当时山地兵并没有进入奥国，只在奥国边界。
我第二次参与德军的战役是夺回捷克的周边领土，叫做苏台登区。德国与奥国合并之后，上有东普鲁士，下有捷克，捷克下有奥国支撑，拿下波兰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德军进攻波兰时，采用三个钳形攻势，八天就打下波兰，这个战略就如同当年俄国侵略东北所采用的战略，也是采取三个钳形攻势。
（五）军官学校
德国一共有五个军官学校，他们的习惯是北方人进南方的军官学校，南方人进北方的军官学校，其目的是让子弟多了解德国。我受完入伍训练之后，就被分配到慕尼黑军校。德国的军官学校只训练一年，但是实质上比我们训练三年还要扎实。
军官学校的课程就是反复训练营连战术，所以每一位毕业军官对于营、连、排、班、伍战术都充分了解，并且了解团以下之火力支援以及装备。例如通信，到现在我还记得如何打电报，不论用音响、旗号、无线电都可以。在营连战术里面，除了战斗之外，其他如军队勤务、营教练计划、射击场管理、伤患照顾、后勤补给等事，都是实际运用，如果只把战术讲得天花乱坠而没有实际运用，等到行动时就不知道该如何把弹药送到战场，也不知道在敌人火力下如何行动。我在大陆时，曾经写了一篇《步兵班在战场上如何节约兵力》，内容就是包括以上所说的。
留学德国(6)
我在德国军官学校受训一年，从来没有拿过枪，我们的上课地点不是在讲堂里就是在野外。每个班里有个班主任，通常由少校担任。在上课时由班主任先描述战况，我们以营长的身分来做纸上作业，先写下要点，由主任收集起来，再从中抽出一张，被抽到的人就向全班作口头报告。然后班主任就综合一个案子，假定一个构想，再分配职务，以自己被分配的角色来构思战术，报告完后，由大家批评，所以这种课程始终是让我们应用。
传递信息与确定位置是作战时相当困难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事。当军队在第一线时，我们利用一个小型的竹筒，用发射的方法，传令到师部，因为在火线上，士兵不能随便走动，一站起来就成为枪弹的目标。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如何让后方军官知道我军的第一线身在何处。那时候我交给每一个班的正、副班长每人一面指挥旗，这面指挥旗是长方形的，一面是迷彩，另一面是红白相间的小方格，非常明显，平时折起来成为正方形。在没有敌情状况之下，反过来折为红白相间的小指挥旗；在第一线时，就把旗帜拉开，往地上一插，迷彩面对敌人，红白相间面对我方，后方一看就知道第一线的前沿在何处。作战时，如果连长、营长都不知道自己的第一线在何处，这场战役打起来是很辛苦的。
至于晚上的联络方法在白天就已经标定好。如果白天没有准备，到了晚上行动时是非常困难的，只能一字队形，后面的人拉着前面的刺刀鞘，有一次我们行军就是这样子走。美军有一种装备荧光条，以备夜间作战使用，他们把荧光条套在脖子上，在二十五公尺以内可以清楚看见。距离远一点则看不见，所以不必担心被敌人发觉。夜间作战是小部队作战，不是伍就是组，除非有良好准备，才用一个排作战，否则在夜间作战的原则是以静制动。有一次我带领战车部队作战时，在后方烧两堆火，每一辆战车都向后方标定，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展开之后，他们始终保持与火炬之间的角度，中间并保持五十公尺的间隔，那一次相当成功。不过白天要着重侦察，晚上作战才能有把握。
德国的团装备有一五五炮，营里的重兵器连有七五炮，山地兵有很多骡子与驴子来运送武器。有的团甚至还有八八高射炮，这种高射炮有一个瞄准镜，从两头看出去，由交会点就可以算出距离，再由仰角算出高度，由高度与距离的变化可以算出速度。如果八八炮缺乏瞄准镜，就没有用处可言了。德军在入伍时，不论工兵的装备、通信的装备、兵工的装备都要学，所以到了军官学校后，不像我国的军官学校还有基本训练。
德国的军官学校学生要学习骑马、跳舞、剑术，才能成为真正的军官。这些科目我都学得很好。一位军官会开吉普车没什么稀奇，而且坐在吉普车上的威风与骑在马背上的威风相较之下，实在逊色很多，养成的性格也不同；同样的，打手枪与斗剑所养成的性格也不同。我最得意的是那一年放暑假时，我到柏林去向一位很有名的剑术老师学习一个月，等我回到慕尼黑军校与老师斗剑时，可以说是所向无敌，而且三两下就把老师手里的剑打掉了，旁边观看的女孩子也疯狂地叫喊。
希特勒曾经召见军官学校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在德国那段时间，我见过希特勒三次。我与其他高级将领也见过面，但谈不上有交情。我与莱谢劳将军比较有联系。
后来我到LEIPZIG（中文译名为莱比锡，听说蒙古西征时一直打到莱比锡，主将拔都骑在马上，手里拿着长枪，啪的一下就把守城指挥官的脑袋敲下来），待在第七军团。军团完整的名称叫做army courp，我们现在把army称为军团是错误的。我们的编制是师—军—军团，德国的编制是师—军团—军，而且是野战军，所以他们的集团军比我们高一层。第七军团是一个摩托化与机械化的部队，所谓机械化与摩托化的不同处，在于摩托化部队在战斗时要下车，在车上就可以战斗的称为机械化，例如战车部队、装甲车。我在第七军团当了几个月的见习官，他们一方面派专人为我介绍德军的编装、战术思想，让我进入状况；另一方面，Courp属于一个战略阶层，所以他们也为我讲解野战战略。我另外有一个基础打得很好，我在国内时不过是个预备军官，到了柏林后，他们派我当蒋百里将军的侍从官，我在蒋将军身边两个多月，他一有空就跟我聊天，他也听别人说过我对德国的关系，所以他特别喜欢我。
留学德国(7)
我在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奥德河畔的步兵第八师，该师是山地兵，靠近波兰前方。当时德军预备向波兰发动钳形攻势，两翼采取攻势，我们的基地是口袋底，任务是守势作战，在德军向波兰发动攻势后，预防波兰军队突穿口袋底。我自慕尼黑军校毕业后，先到柏林，再从柏林出发，预备到波兰边境。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国内要我离开德军回国的命令，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德国在九月一日攻打波兰，而我则在九月十六日离开欧洲。我先在柏林住了几天，然后到比利时、荷兰，我在阿姆斯特丹搭乘一条德国轮船，从荷兰到美国纽约。因为苏伊士运河已经封锁了，无法直接从欧洲回到中国，所以先从大西洋到纽约，再从太平洋回来。
我出国前已经是少尉预备军官，到德国后，我重新入伍，再进入慕尼黑军官学校，最后以德国陆军少尉的身分离开。我在德国留学时，欧洲的风尚相当保守，男女朋友连手都没有拉过，我们在德国过了一段相当正常的交友关系。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在柏林大学读了四个月语言训练班，成绩远超过在国内学习十年。此外我在伯爵夫人家学习到欧洲一切生活教养的习惯，也是我在德国重要的收获，这是一般留学生无法接触到的。
赴美受训
一九三九年，我在荷兰上船，准备搭船赴美，结果在比利时遇见蒋将军的三小姐，其实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但是因为有人要为我们说媒，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当时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认为我回国后当一个排长，一场战争打下来凶多吉少，我又何必不负责任地制造一个寡妇呢，所以我不想结婚。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
离开德国后，我到了美国，预备从美国回国。没想到到了美国后接到武官军事委员会传过来的一个命令，我国有一位空军中校蒋孝棠奉命到美国视察空军学校教育、后勤管理与部队训练，因为这位中校英文不太灵光，所以上级临时派我做他的随从官。他是我们蒋家孝字辈的，换句话说，他是我的侄子，但是在阶级上，他是中校，而我只是少尉。
美国当时没有独立的空军，只有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队，我们大部分都是参观陆军航空队，不论学校、部队或是工厂都有，他们的工厂大部分都是民营的，我们也参观他们的后勤及电信设备，从西岸一路看到东岸。这位蒋孝棠中校，他比我小一辈，但是阶级比我高，他是长官，我是随从官，在外头，我为他开车门、点烟。我们每天参观各处设施实在很累，所以回到旅馆后，我就往沙发上一躺，对他说：“孝棠，倒杯茶来！”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发现了，就问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就说：“在家里，他是侄子，我是叔叔；在外面他是中校，我是少尉。”那个人就说：“你们倒是公私分明啊！”就这样，我与空军结了缘。
参观行程结束后，孝棠就回国了，我奉命进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空战战术训练班受训。在我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军官进入美国空战战术学校受训。这个训练班是个独立的学校，后来正式成立空军之后，统称为空军大学（Airforce University），而此训练班也成为其中之一的班次。
一般人都说空军战术，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称为空战战术，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队都要以此为标准。空战战术包括驱逐战术、轰炸战术（重轰炸、轻轰炸与低空轰炸）、侦察战术以及地勤，我在此训练班得到完整的训练，毕业时成绩相当不错。
训练完后，我向国内请示，经过同意后便到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那时候美国尚无装甲兵训练学校，只是一个装甲部队的训练中心，而且美国那时候也没有装甲师，只有步兵战车、骑兵战车，把战车当成步兵与骑兵来使用，只能视为步兵里的重武器而已。当时欧洲已经开战了，美国也开始军事动员，要训练装甲车单独作战，所以要编练装甲师。当时正好美国要编练成立第一个装甲师，他们邀请我去当顾问，想从中了解德国装甲部队的编练与使用。我在此中心待了四个多月，帮助美国成立装甲师，时间是一九四〇年。从战车排一直到装甲师，帮他们完成编训，并且帮他们写教范。他们要我公开在讲堂上课，我加以拒绝，我告诉他们：“我在此地帮你们编训是一件秘密，我如果公开讲课，如何对德军交代，我可以在办公室里与几位负责的人谈话，交换意见。”所以我就帮他们编练装甲兵战斗、通信、后方兵工保养、工兵架桥，一直到装甲师演习。不过我的阶级还是少尉。
美国装甲师编练成功之后，举行了一次演习。美军对我相当器重，虽然没有付我薪水，但是在演习时，他们让我担任师部副参谋长。有一位三星将军Charfee，他是装甲兵训练中心的指挥官。这个人很好，我每天与他至少见面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时候还到他那儿吃晚饭。他时常跟我讨论，对我帮助很大，因为透过讨论，我才能回想起以前所学种种，也能把过去的经历点点滴滴组织起来。不过我回国后，仍然选择到步兵部队。
那一次演习中，我负责策划后勤。在白天，有关作战的由参谋长负责，我也给他很多建议。到了晚上，当他们都休息时，我就通宵策划后勤补给。那时候的补给分成五类，第一类是食物；第二、四类是零件、整件；第三类是枪药炮弹；第五类是汽油。我把他们的后勤体制建立起来，对我而言算是一个历练；对美国而言，也总算帮助他们完成装甲建军。接着我就接到要我回国的命令了。
学成归国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我回到国内，距离出国时间整整四年。期间没有机会回来，因为那时候没有越洋飞机。那一年是第一次有水陆两用飞机从西太平洋飞到亚洲，所以我先从美国坐船到檀香山，到了檀香山后再换飞机。那架飞机名为飞剪号，有四个发动机，是水陆两用客机。那时候还无法直达亚洲，飞机从檀香山起飞后要先后经过威克岛、中途岛、关岛、马尼拉，最后才到香港，然后还要在香港换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重庆。那种水陆两用飞机不是很稳定，如果飞机在两站的中间点之前坏了一个或二个发动机，飞机又得飞回前一站，如果飞机飞过两站之间的中间点，就继续往前飞，如果坏了三个发动机，我们就得扔箱子了。我们从檀香山出发，前后一共有二次返回檀香山，第三次起飞后，通过中间点之后飞机已经坏了两个发动机，我们又继续飞到威克岛。可见那时候的飞行还是相当困难，如果当年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后，继而占领檀香山，美国人想渡过东太平洋这一段地区是不可能的，只能使用船只，因为当时美国海军航空队与航空母舰还没有准备完成。
求学时代(1)
我在苏州念书的时候，有人来向母亲说媒，女方姓薛。薛家在无锡是纺织业的龙头老大，薛家小姐在振海女中念书，我家正好在学校后面，刚好与女生宿舍隔邻，中间隔了一个小弄堂，所以她们看我家非常清楚。我并不认识这位薛家小姐，而且在我的生活习惯中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别人向我母亲说媒后，我们就在别人安排的一个偶然机会下见了一面，以后也没有来往。后来念大学时，她转学到东吴大学来，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来往。因为我读书很专心，而且我对体育也很投入，同时我自己又练功夫，所以对于交女朋友一事，可以说是从未想过。一方面我觉得很浪费时间，另一方面是我开窍开得晚。我们平常相处都是几个固定的男生，这些朋友不是北方人就是广东人。我很少与江浙人相处，所以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与脾气，比较接近北方人与广东人，换句话说我的个性是开朗直爽的。
在大学以前我从未交过女朋友，也只有一次与女性朋友出游的记录。有一年，某一个亲戚的同学从南京到苏州来，她是金陵女大的女学生，姓冯。我为尽地主之谊，就带她去狮子林、拙政园等名胜古迹去游玩。在求学时代我与异性的来往，也仅此而已。
我在国内求学时，女性同学固然不少，但是大家相处在一起，都是以同学之礼相待，从来没有性别的区别。到德国留学时，欧洲风气仍然很保守，特别是德国。
在德国时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中认识的，两人非常投缘，后来我经常受到伯爵夫人邀请，到她家去参加茶聚。德国那时流行英国式的茶聚，由主人发请帖，时间大多是在星期三或是星期四的下午，主人会准备茶点招待客人，接到请帖的人则自己决定是否参加。我参加过几次伯爵夫人的茶聚。
伯爵夫人的女公子身高六尺三寸，我与她交往半年多，她常邀请我到她家作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手都没有拉过。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我跟她见面，她总是躺着的。”其实是因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着跟我说话，我就要昂首看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对我的德语训练帮助很大。
半年多以后，我到德国南部接受入伍训练，开始过军队生活。那时有一位李澳帕德·史特考夫斯基（著名的音乐指挥家）的离异妻子和女儿两人到德国南部避冬。她们住在一个家庭式的旅馆，史特考夫斯基夫人时常邀请我们到她们住处去，我也因此认识她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桑雅（Soya）。她们两个人都对我非常好，我们经常三人一起出游。
我与异性朋友都不曾有过肌肤之亲，不像现在的人把感情看得如此轻率。从前的社会风气很保守，我也在这种保守风气中度过我的双十年华。大部分时间，我的消遣就是爬山、滑雪。后来我还参加了两次没有火药的战争（即德国占领奥国与捷克苏台登区）。我也没有时间交任何异性朋友。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我奉命离德返国，路经比利时的时候，有人要帮忙做媒，对方是蒋百里将军的三小姐蒋英。当时我考虑到回国后要做一个基层干部，凶多吉少，所以我就拒绝了。没想到她是一个共产党，幸好我当时没有答应别人替我说媒，否则蒋家因此出了一个共产党，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我当时一心一意要做一个职业军人，急着赶回国内参加抗战，便逃掉了男女关系的一劫。
在美国时，因为任务移动得很快而且频繁，所以也没有机会与时间去交女朋友。曾经有一次，有人想说媒，我也没有答应。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国后要当排长，在枪林弹雨中，生命没有任何保障，所以我就处处避免有感情上的负担，连进一步的接触都拒绝了。二、先室静宜
回到重庆后，我没有被立刻分发到部队。那段时间我参加社会活动比较多，以我家庭的关系，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多，但是谈不上有男女朋友的关系，只是增加很多的社交活动。
求学时代(2)
回国后第二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我跟着何应钦将军到西安。西北的女性非常少，更谈不上有交友机会了。有一次，何将军集合部队讲话，那时纪律非常严明，我在台上看见台下有一个士兵摇晃了一下之后，就笔直地朝前倒下，我一见状，立刻飞身过去，单腿跪下，在他倒下之前，把他接住，然后把他抱到阴凉的地方，那时我才发现“他”竟是一位女兵。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西北军有一队是专门训练女干部的。
从小的生活发展，造成我对男女情感之事看得很淡。再加上我自小练功，平时的精力都消耗在锻炼身体上，根本无心去谈男女之事。所以我个人对于男女情爱一事看得很淡薄。
我在西安时，认识了几位小姐，那时母亲也催我赶快结婚，我请示父亲之后，就和石家小姐订了婚。当时也有许多人想替我做媒，结果因为机会不凑巧，没有进一步接触，所以也就变成了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当时如果不是母亲催我，我仍然没有结婚的打算，抗战未成，何以家为？
民国三十四年，我与静宜在王曲七分校的常宁宫举行婚礼。常宁宫是古名，当时是七分校的办公地点，大家仍旧沿用古名，胡宗南将军取其吉利，便在常宁宫布置结婚礼堂。父亲到西北视察时，也是在常宁宫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我本来是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后来为了父亲要到西北开军事会议，他们挑选了一些人，成立第十连（即护卫连），由我兼任连长，负责训练事宜，父亲到西北时的内卫就是由第十连担任。那时候我几乎一星期没有睡觉，不过当时年纪还轻，也不在乎。常宁宫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性的地方。
民国四十二年，我先室病故，那段时间我很灰心。关于我先室病故的经过情形是这样子的：当时她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个礼拜，十月三十一日父亲生日当天，我们在军官俱乐部举行庆祝晚会；我母亲又正好生病，住在广州街中心诊所。而静宜当天开始阵痛，我发现后立刻联络她的主治大夫———台北市妇产医院李院长（全台湾妇产科的第一把交椅），我跟他说要把静宜送到医院去，他来家里看过之后，说那不是阵痛，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没想到后来他竟然跟别人说我要他打催生剂，想凑在十月三十一日生下小孩。
当时我又要跑军官俱乐部（我把军官俱乐部的乐队训练成爵士乐队，我们会演奏舞曲，那时会演奏舞曲的乐队并不多，台视设立之后，群星会的开场曲就是采用我们那时候所演奏的舞曲），又要跑医院看母亲，又要照顾老婆临产。李院长怎么样也不让我送静宜到医院生产，晚上最后一次来看诊之后，他还是不答应。
我三方面跑，搞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李院长，请他无论如何再到家里看一下。因为前一天晚上我请他来看时，他认为静宜还没有要生产，可是我母亲的佣人已经摸到小孩的头发了，而且羊水都已经流光了。那时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现在早有外孙了。李院长来到家里听诊之后，发现小孩已经缩上去了，而且也没有心跳了。结果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到阳台上跳脚，说：“哎！我以后怎么做人！我以后怎么在台北市待下去！”他只顾着自己的前途，对孩子的事情以及产妇的事情，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告诉我小孩已经死在肚子里头。
后来我们就赶快把静宜送到医院去，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是个女孩子。静宜经过这件事情，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她经常要吃止痛药，李院长就替她打吗啡，剂量不是很多，但是外面却传言我妻子有吗啡瘾，这些都是李院长造的谣。
我把静宜生下的死胎泡在药水缸里面，一直放在家里。后来朋友劝我，如此做不仅伤感，而且对我们夫妻两人心情的恢复也没有帮助，所以我就把死胎送回医院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国防部”应美国邀请，派我们陆海空军将领组团访问美国陆军，成员有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装甲兵司令、通信学校校长，由徐培根将军（陆军大学校长）带队。我们往返都是搭乘美国空军运输线（Military Air Transportation Service，简称MATS），美军还帮我们在日本订了旅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钱。待访问结束，我们的飞机抵达日本后，我接到我的挚友打到大使馆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静宜病危，速返。我接到电报后，就与大使商量，向他借了一点钱，买了一张民航的飞机票，先返回台湾，其余将领仍然搭乘MATS返国。
求学时代(3)
我回到台北后，静宜已经病故了。静宜自从难产后，身体一直有病痛，也睡不好，在我回国的前一天，她吃了三倍的安眠药，想要好好睡一觉，以备第二天欢迎我回国。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医院。我的岳母也赶到中心诊所，院方告诉我岳母说是静宜自杀，等到静宜醒来，我岳母便问她为何要做傻事，静宜不解，并说她没有自杀。结果当她想坐起来的时候，有四个男人分别把她的手脚按住，不让她起来，她挣扎着要起来，结果就在挣扎之间，静宜心脏病突发。她的心脏本来就不好，曾经有过八次小产，第九次是怀孕，虽然很成功，没想到最后却被李院长误事，而李院长居然反过来造谣说是我们要他打催生针。
静宜有一次出国去玩，把用剩的外币放在口袋里，她也没有忌讳，结果外面又造谣，说她走私美金，因此被父亲赐死。很多谣言都说她吃安眠药自杀。又有谣言说是哥哥派人置她于死地，总之外面谣言四起，都是莫须有的。
吾妻爱伦(1)
静宜死后，父亲有一天告诉我：“中年丧妻是很不好的事情，现在国内也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你趁这个机会再去念一点书。”于是我就到美国陆军参谋学员念正规班。通常从台湾去的人都是年招训班，正规班的毕业生将来就是将校阶级的军官，招训班则是训练幕僚人员，为期四个月。另外还有一种特训班是专门为中国人创办的，有翻译训练课程，时间更短，只是去了解美国的指参教育，从台湾去的都是几位将级官，例如刘安祺、高魁元。
回到国内后，我就接触正规的指参作业。
又过了一年，父亲告诉我：“中年单身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失去家庭习惯，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再婚。”那时刚好有一个中德文经协会召开年会，邱先生也在受邀之列，刚好邱太太生病，所以邱先生就带着他的女儿（邱爱伦）来参加年会，我就是在那个场合上认识爱伦的，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往。后来爱伦到日本索非亚大学进修，该校白天以日文上课，晚间以英文上课，所以她白天在一家公司工作，晚上则在索非亚大学上课。
两年之后，也就是民国四十六年，我与爱伦结婚。她在赴日进修之前，我们已经订婚了。以我的状况而言，我们不适合在国内结婚，因为宴请宾客很难周到，如果稍微铺张一点，又要遭到外界的批评，而且我的朋友、共事过的好同事又很多，无法一一邀请，所以我就决定到日本结婚。我向父亲报告过之后，父亲完全同意。
我与爱伦是在日本东京郊外的一座美国籍牧师的家庭教堂举行婚礼的，那座教堂不大，与我们在士林的家庭教堂差不多，屋顶是圆的，我们的宾客都是大使馆的职员。婚礼由冯执正大使当证婚人，冯先生的女儿是全世界知名的、独一无二的女性外籍斗牛士，非常男性化。男方代表是蒋华秀夫妇，女方代表则是戴安国。婚礼之后，大使馆的四十余名名职员都参加了茶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平安度过了结婚典礼。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插曲。当时东京已经是个相当商业化的城市，所有的教堂与牧师在几个月以前就要约定好。我临走时向哥哥道别，哥哥问我能不能不在东京结婚，我说：“可以，但是时间要挪后，这次来不及了。”哥哥说：“你可以跟教堂商量一下嘛！”我听了之后很生气地说：“你在‘中华民国’可以说了算数，你到日本则不然，你的话日本人不会听的。”他也知道我很生气，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他发火过。我接着又说：“日本是个工商社会，非常科学化，你还活在帝王世界，你说一句话，别人就会百依百顺，我样样事情都要靠自己去接头；更何况在东京不是你说一句话就能成事的。”哥哥后来又问我：“你能不能不在教堂里结婚，改成在牧师的家里举行婚礼。”我说：“这点我可以和牧师商量，但是我也不能答应你，我要和牧师商量过后才能决定。”说完话后，我就离开哥哥家到东京去。
我与牧师商量在他家举婚礼时，牧师表示热诚的欢迎，他说：“本来结婚就是对上帝负责，在哪里举行婚礼都可以，不一定要在教堂里，在野外也是可以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在牧师家里举行婚礼。
婚礼举办之后，我与爱伦在日本度蜜月，游览日本的名胜古迹，如日光、箱根，我们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回到台北后，就举行传统的仪式，新娘子向老人家奉茶。这就是我们的结婚过程。
爱伦从小在中国长大，后来又到日本留学，她个性非常耿直、开朗，夫人很喜欢她，因为她从来不讲假话，就如同我在父亲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一样。
四、我儿孝刚
民国五十一年，孝刚在台北出生。孝刚出生后，父亲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们家的小孩容易受社会的诱惑，被社会宠坏，人家对我们蒋家的子弟总是客气一些，最后蒋家子弟就会变成特权阶级。”所以孝刚自复兴小学毕业后，我就把他送到国外去念书，那年刚好父亲过世。
吾妻爱伦(2)
孝刚的语文能力不错，我们也没有特别教他英文，在家里看外语片时，他年纪虽小，但是听得懂英文，有时候我没有听懂的部分，反而还要问他，他就会翻译给我听。他到美国念初中（Deer field）及高中，这两所学校都非常好。学校要求外籍学生每星期用自己的本国文写信给父母，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保持自己的母国语文，做法相当不错。
他在美国念书时，有一度台独分子想绑架他，作为人质，向国民党威胁。刚好约旦国王胡笙有两个儿子就读该校，其中有一个和他同班，一个比他高一班，和孝刚是好朋友，胡笙就命令四个保镖同时护卫孝刚。孝刚自己并不晓得这件事，所幸后来绑架事件也没有发生。
孝刚高中毕业后，我们准许他到欧洲旅行，作为奖励。没想到他在旅行时去报考剑桥大学，事前我们都不知道。该校原来在圣诞节前放榜，我们也托了一位朋友帮忙看榜，一直没有消息，我们非常着急，结果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的朋友就打电话来报佳音，孝刚这次不但考取，而且口试部分还得以免试。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原来准备在二十四日晚上畅饮的香槟酒，在二十三日就用来庆祝孝刚金榜题名。
孝刚在剑桥大学念法律，这是他自己的兴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平常我灌输他一个观念，念法律科系，毕业后的发展方向非常多，可以做生意、作公务员、作教员，选择性非常多。他在剑桥大学主修银行法，毕业后进入研究所就读，取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Mster of Laws）。
孝刚念完研究所后，又回到美国，准备考纽约州的律师执照。纽约州的律师执照非常难考，考十次八次未获录取的大有人在，而且他们排外心态很重，对外国学生百般刁难。我建议孝刚先在纽约补习半年，找一位好老师，一对一学习，半年以后再去考试，结果他一考便取。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英国法与美国法不同。
考取律师执照后，孝刚就在纽约当律师。我告诉孝刚：“国内很乱，而且很‘脏’，各种引诱太多，万一又有黑帮的力量介入其中，我是非常为难的。”政治压力、黑帮压力，再加上金钱压力，这些都是很棘手的问题，所以我建议他先在国外实习几年再回国。孝刚在美国工作五年后，于前年（八十一年）返国，现在在台湾当律师。这次我生病，幸亏他在台湾，即时决定开刀，救回我一命，实在是一大功劳，如果他的决心下得不够确定、也不够快，我的生命也早就结束了。
孝刚已经结婚，育有一女，今年（民国八十三年）四月再添一子。
陆军第一师(1)
（一）分发报到
民国三十年初，何应钦将军带我从重庆到西安报到，我们从重庆坐何将军的飞机到西安，亲手把我交给胡宗南将军分发。当天夜里，我们随何上将坐陇海线往潼关方向走，第二天一大早到了某一站去视察前方部队，我跟着何将军一起去，也算是视察团里的一员。夜里一点半钟，我听到部队吹起床号，而事实上我们视察部队集合讲话的时间是早晨五点钟，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点半就吹起床号呢？原来师部告诉团要四点半起床，团告诉营四点钟起床，营告诉连三点半起床，连起床后要打扫环境、整理内务，集合部队时要从连集合场到营集合场，再到团集合场，最后到师集合场，如此算来，士兵不就要一点半钟起床了吗！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开始讲话，天由朦朦黑转成东方鱼肚白，等到讲了半个钟头后，天已经大亮，何将军就走下讲台去看部队。后来何将军就问为什么这些士兵红眼睛的、有眼屎的那么多，我心里想，他们一点半钟就起床，到现在已经四个钟头了，眼睛怎能不红，他们半夜都没睡嘛！我开始怀疑为了一个长官去讲话，用这种方式来消耗部队的做法是否适合。
接着我跟着何将军去视察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该校位于西安王曲，名为武典坡。就像平常一样，中央大官一来，先是部队集合，视察官站在台上，指挥官报告人数后举行阅兵，我们就上马去阅兵。我是跟着他们去的，而且我是小少尉，当然排在最后，他们先挑老实的马，把不好的马留给我。每一匹马都有一位马夫牵着，这是相当不好的习惯，长官骑马，前面还要有一位马夫牵着，实在没有道理。我上马前一定会先紧一紧马肚带，那位马夫就说他已经紧过了，结果我左脚踩着马镫上去后，人虽然上马了，但是马鞍却掉到马肚底下去了，我骑在光背马上，那匹马也受惊了，就前仰后翻的跳了起来，我就用右手抱着马脖子，左手伸过去抱着马头，把马头拉过来，在马鼻子上一拧，情况就控制住了。然后我翻身下马，重新把马鞍放好，把马肚带紧好，然后飞身上马，追上前面的队伍。当时所有人都替我捏一把冷汗，后来我把马控制住后，他们纷纷称赞我的骑术。从这件事情我又对中国军队多了解了一些。
何部长走后，胡宗南将军带我去看军械库，想炫耀一下西北部队所藏的军械，好比三国时代，蒋干过江之后，周瑜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去看仓库，显示军力之充足。当时是熊惠权熊副官陪我去的，那位库长佩戴红底两条杠三颗星的徽章，是一个炮兵上校。我在军械库存里发现一种丹麦制造的枪，放在枪架上，一看就知道是两用机枪，摆在枪架上可当重机枪用，拿下来可当轻机枪用，不过并没有标示重量。我就问那位库长：“报告库存长，请问这挺机枪有多重？”他想了半天后回答我说：“大概八斤。”通常一挺轻机枪的重量也不止八公斤，我便怀疑地问：“不止吧！”他说：“老秤，老秤。”这么一个军械库存长，就算不是管这个库的，也应该知道大概，而且哪有说武器是论老秤来算的，可以说对武器是一无所知。胡长官本来想向我炫耀他的军械库，结果却让我发现他的部队水准不过如此而已。后来我也想到，怎么会派炮兵上校去后方管仓库呢？说不定他还不是炮兵呢！这些都是国军给予我的初步印象。
（二）少尉排长
民国三十年五月，胡宗南将军派我到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第一排当排长，地点在赤水。接到命令后，我就搭火车到赤水，随身只带了一个铺盖卷和一个暖水瓶。当时师部派副官处处长来接我，我下车后，他要替我拿铺盖卷，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阶级观念也是很重的，我只是一个小少尉，人家是上校，怎么让他替我拿东西。结果他抢着要拿我的暖水瓶，我说我自己拿就可以，可他非要抢抢夺夺地从我肩上拉过去，结果这么一拉一扯之下，暖水瓶的另一头撞在火车上，当场水瓶里的水哗啦啦地流下来，暖水瓶也摔坏不能用了。所以我是空手到差。
陆军第一师(2)
出了火车站后，他问我会不会骑马，我说稍微知道一点。他也准备了马，又问我还有没有行李，我说：“没有，就我光身一个。”他说：“军中有毯子，没有关系。”我心里想：军队里吃、穿、睡总是不用发愁的。我们就先骑马到师部报到，当时师长是李铣洲。途中经过一条小溪，溪上有一座小桥，小桥下有一个妇女在洗衣服，她拿了一根棒槌捶衣服。我们走在桥上时，刚好那位妇女左手拿着白色的衣服，右手拿着棒槌捶下去。马一听到声音，受到惊吓，大叫了起来。那位妇女也受到惊吓，手里的衣服就往上一搧，马更为害怕，竟站起来了，那位副官处长也因此摔到桥下。幸亏那座桥不高，而且溪底已经没有水，只有湿软的土，我就赶快把他的马拉住，并且把他拉起来再骑上马。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发现这些马根本不配作为军马，而且那些骑马的人对马也毫无调教，连棒槌都怕，到了战场上听到炮弹声音怎么办？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感慨，国军的第一师算是最好的了，对于马术的训练竟如此糟糕，真是“军官无骑术，军马无调教”。后来我当了营长之后，胡长官送我一匹马，这匹马刚送来时也不好，不过，经过我调教之后相当出色。
从历史来看，唐朝在开国时民间有七十万匹马，马政办得非常好，所以国家强盛。到宋时，也只有中高级军官有马骑。当时我有一个感觉，中国部队实在是不行，一般将领没有机动作战的观念，完全是纯步兵的思想，营长的马也不过是代步而已。两条腿走的部队，需要四条腿的马去搜索，因为马队可以越野，搜索后可以即时告诉步兵前面的状况。后来变成两条腿打仗的部队由两条腿的搜索队去搜索，又没有完整通信工具，怎么来得及回来报告呢？所以在军制上是错误的。
（三）上尉连长
1.基础教育
国军里面的兵大部分都是文盲，不过他们的国家信念以及对领袖的忠诚度是无庸置疑的。军官的程度稍微好一点，不过有些从行伍升上来的军官，也不认得几个字。我到了部队之后就开始训练士兵，除了开设识字班之外，我还教他们如何画图。学写字不难，但是要训练成能写报告，则不太容易，而且也费时太久，不过每个人都会画画，所以我除了教他们识字之外，还教他们画要图。在训练的过程中，我先教他们画地形，然后教他们画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是各种武器、讯息的代号，如T代表时间，T＋2就是二枝香的时间，在要图上先用三角形画出自己的所在地，如果发现敌人的武器所在，就画上该武器的符号，再注明距离，一个报告很快就完成了。如果以写文章的方式，不仅费时，而且也繁杂难懂。我一次派两人出去，一个人留在原地观察，另一个人将要图送回，就这样展开了部队的训练与实际应用，不识字的士兵照样可以写报告。如此一来，战力自然加强。我试验成功之后，才向师长报告，后来全师展开同样的训练。
一般说来，军校干部比较会说话，但是论起实干，还是行伍出身的人比较好。我从来不会骄傲，所以与行伍出身的人相处得很好。军校的人与我讲理论讲不过我，行伍出身的人讲动作讲不过我，我领导他们，让他们心服口服。
2.野战训练
我去第一师报到后，就发现该部队的部队教育与训练的计划虽然也有各个教练、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与营教练的课程，但是完全不切实际。我就请求师长让我有机会自己实施部队训练的进度，等到要进行营教练时，我一定赶上进度，参加营演习。师长说：“我们也正想知道你在德国所学的部队训练的方法。”我跟师长说：“我们的各个教练所花费的时间太多，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士兵都不够聪明；而德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们一开始训练就是班教练，各个教练则在班教练里实施，让每个士兵在一开始就了解自己是团队里的一员。我们从各个教练开始着手，士兵们始终以自己为一个单位，做得再准确，还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团体。如果再把团队集合在一起，基本想法就不相同，所以要从班教练里面来完成各个教练，然后在排教练里完成班级教练，使士兵了解在实施各个教练时自己在全班的位置及功能，也知道如何与邻兵联络。”这个显著的改进给了国军一个很大的启示，可惜他们没有普遍的注意。不过至少师长注意到了，我们第三团都改成如此的方式。
陆军第一师(3)
过去各个教练还教分解动作，我则教导他们连贯动作，并让他们清楚每一个动作的目的，士兵们对这种方式大感兴趣。另一方面，我在平时又带动一些游戏，让部队既活泼又有纪律，这些游戏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花式操枪。因为一天之内能够教授的东西不多，如果反复进行，容易令士兵感到乏味，所以我就教他们花式操枪。花式操枪原来是英国安妮女王训练卫队时所使用的方法（Queen Ann's Drill），我再把它加以改良，加入更多的花式动作，适合于国军军事训练，从一班到一个排，最后到全连。后来第一次表演时，大家都称赞有加，士兵也很快乐。平时我们在部队里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没有人一天到晚绷着一张脸。原本我所带领的那一连实在是最笨的，但是到后来，他们灵活得不得了，战术教练更是不在话下。
我花很少的时间在姿势教练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教导野战教练，所以等到营演习时，我这个连就参加营演习了，而且是在攻击营的重点连、右翼连。当时正好军训部派了一组视察组，实际上左翼并没有部队，是虚设的，只有我这一个连，他们要考验我这个连，给我们很多状况，不让我们进展太快。结果太阳都快下山了，一个攻击性的作战怎能到天快黑时才到敌人阵地呢，那不是正好被敌人逮个正着吗？所以这时候非发起冲锋不可。视察官是一个上校，他跑到我旁边来对我说：“蒋连长，你现在怎么处理？”那时候营长还没有攻击命令下来，我就说：“报告视察官，月光不许可我们再等候了，而且在攻击中常常可以又争取到有利的状况。如果营长还没有命令下来，我就要把握有利状况，发起攻击。”视察官说：“很好！这个决心很好。”他裁夺后，我就命令号兵吹冲锋号，号兵吹号时，那个视察官一巴掌把号兵的号打在地上，他说：“你躺下，你挂彩了，哪有人在离敌人这么近的地方站起来吹冲锋号的。”那时候我躺在地上，我就拿起冲锋号来吹，所以后来这件事情传开后，他们说：“蒋纬国能做、能说，还能吹。”
我们发起冲锋，进入敌阵后就开始近战格斗，然后演习结束。结果他们又发现，每一个班有间隔距离，可是等到冲锋一发起，每一个班向一个点慢慢靠拢，裁判官说这个班的班长挂彩后，班长就地倒下，马上就有其他士兵出来主动指挥，绝对不会有一个班没有指挥官的。另一方面，部队靠拢后，轻机枪的扇面就打开了，掩护两侧的步枪组，如果部队不靠拢，轻机枪很难掩护部队。这是国军过去所忽略的。等到进入敌阵后，就开始二对一或三对一作战，因为我们的部队是集中的，而敌人的防御配备本来就是疏散的，在我方的轻机枪扫射下，也很难支援对方。等到步枪组掌握状况之后，班长就喊：“散开！”每一个士兵就进入自己临时的阵地，用射击来拥护，后面的轻机枪就转移阵地，视察官看到这一幕后便给我们很高的分数，因为我们这一次进攻是成功的，而且很整齐。另外，每次遇到小水沟，我便要连里的士兵背着视察官走过去，视察官认为我连这种小地方都能注意，对我们的表现非常满意。
总之，一个部队训练的重点在野战，而野战必须保持活泼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所以平时如果不给士兵相当的自由，只会照着别人的话来做，这种士兵是不能打仗的。平时我们的机械操，如双杠、木马、铁杠，都是我自己领头做的。我能够单臂旋转，然后脱手甩出去，然后在空中翻一个跟头下来，每一个士兵都会跟着做。至于振臂上，一拉就上去，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而且不论胖瘦，每一个士兵都是活蹦乱跳的。
3.近战格斗训练班
胡宗南将军对形式的注意多过于实际，不过，我到西北军后，只要我设计某一个新科目后，胡长官就会把全师的干部召集起来，由我示范给他们看，他们回去后再如法炮制，帮助全师的发展。那一段时间，如果上级有一个更好的组织与管制，那么国家的收获会更大一点。另外，我常常会为了一个单元的科目，向胡长官建议，因为我们不能向长官出题，也不能指望长官主动想起。
陆军第一师(4)
国军在与日军作战时，我方在前进到敌人阵地前，表现得都很不错，可是一旦冲锋发起后，还看不见敌人，等我方到日军阵地旁边后，日军才跳出几个兵，轻轻一个拨弄，我们的士兵全倒在地上，这就是我们的近战格斗没有训练好。所以我在当营长时，就主动向他建议在七分校随时开设短期班，我向胡长官保证，受过近战格斗训练的人，与日军作战时，绝对比日军还要强劲。当时我的位阶只有少校，所以我就推荐周雨寰当班主任，我则担任总教官。周雨寰先生是四川人，是黄埔八期毕业的军官，当时他的阶级是上校，来台北担任陆军第二○八师师长，二○八师也是我建议改变为海军陆战队。
胡宗南将军接受我的建议，把我从前线调回王曲七分校，成立近战格斗训练班。由周雨寰当班主任，我当总教官，训练一批由各师各团派来原本就受过格斗训练的人。他们受完训后，还要回到原有的部队去训练士兵。这些教官是经过挑选来的，结果我发现他们在推派人选上也只是敷衍了事。
一般的劈刺训练显得有些花拳绣腿，只会前进前进、后退后退、往左直刺、往右直刺，事实上，一把枪最低限度可以用来砍、刺、挑、扫、捶。我开始教导他们刺枪、空手夺枪、空手夺刀等技能，并且以圆锹、十字锹或预备枪管当武器，学习近战格斗。我们使用木头枪及护身、防面，刚开始都不教任何方式，只让他们自己对刺，慢慢地他们自己就发展出来使用刺刀的方法，而且我已经先为他们编好一套方法，包含了挑、砍、刺、扫、捶，再配合前后左右各方向，就变成了八卦刺枪术。除此之外，我还教他们如何攻击战车、破坏战车，也就是战车肉搏战。
有一次胡将军来看我们训练，我就表演了一套打圆阵给他看，外围有十个人使用木枪，穿着护身、护面，我一个人站在中间，也穿了护身，但是没有用护面，他们不断向我突刺，但不论有几个人向我进攻，他们都近不了我的身。胡长官看了之后便问我是不是在德国学的，我说这是我自己发展的。我是将中国齐眉棍棍法与红缨枪枪法综合应用发展出一套劈刺的方法，另外，我自小学过少林功夫，所以也把少林功夫融汇在劈刺术里。这种刺枪术无论是使用刺刀砍、刺、挑，或是使用枪托扫、捶，在身手方面都很灵活，四面八方都可以顾及，我为这种刺枪术定了一个名字，叫做八卦枪。我们从空手夺白刃、空手夺枪，一直到战车肉搏战都很熟练，自从学习了近战格斗之后，我们守十二支河时，日军就没有再前进。由此可知，近战格斗的训练，确实对国军有所贡献，可以增加很多战斗力。
北方部队较看重武术训练，不过他们的武术还是过于保守，不仅不肯传授，也没有普遍教练的方法。我到第一军之后，才将这一套变成正式的教练方法。后来我离开以后，也没有人接任，这些受过训练的教官也只是半成熟的人，并没有传授他人。事实上，一个人艺高则胆大，有了基本的武艺之后，遇到危急情况也不会慌乱。步兵最基本的就是步枪，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训练，就能产生自信，不会无辜牺牲。过去士兵都是在冲锋肉搏战时因为不会劈刺而丧命。
这个训练班是先训练第一军下的第一师，后来扩大到第一军。可惜我只训练一期，这些人员（ 种子教官）回去后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就不清楚了。后来我也调离第一师到青年军去了。
（四）驻守潼关
抗战时，潼关以东归汤恩伯部队防守，潼关以西归胡宗南部队防守，分别为第一战区与第十战区。我起先在赤水，该地是神话传说中斩龙之处，后来到东全店，最后才到潼关守河防。地理上，我与汤恩伯总部管辖之战区相隔一条十二支河，常常看到汤总部之军队卖渡，造成我们这边战区的困扰。
敌人一直把一○五平射炮标定在我们的火车上，火车在进入射程度之前要先烧火，把蒸汽烧足后再用最高的速度通过，称为闯关，从东向西来的火车很容易通过，只要在射程内快速通过即可，所以闯关车从来没有出过毛病。
陆军第一师(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