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上海市委的代表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
这时，张春桥已在与另一路人马的代表——包炮紧紧握手。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张春桥钻进了“首都红三司”为他准备的吉普车，把包炮拉进车里，关紧车门。然后，张春桥对司机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去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
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吉普车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事。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包炮提醒司机道。
当吉普车驶入安亭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已是凌晨了。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顶雨伞马上遮住了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张春桥一看，撑伞者自己却在雨中淋着。他是一个穿了一身褪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的年轻人，清秀的脸上漾着微笑。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马上热情地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握手。紧紧一握，手就松开来了。年轻人只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
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中，偶而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使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溜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三点，应该说足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潘国平还在嘟嘟嚷嚷，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
与张春桥第一次合作风更大了，雨更猛了。
安亭堆料场，站在木堆上，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挤在吊车上，上千名造反队员在那里等候张春桥的到来。
红色的造反大旗，蓝色的工作服，绿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这三种颜色组成了这支造反大军。
十二日上午八时，一辆大卡车在泥水中驶来。
人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口号声：“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要听中央文革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卡车一身泥浆，在堆料场停下。人们朝大卡车聚拢。
卡车上站着一群人，那个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便是从天而降的张春桥。他的左边站着王洪文，右侧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王洪文给张春桥打着黑布伞。这时，张春桥推开了王洪文手中的伞，因为他见到造反队员们都在雨中淋着。王洪文当即收下手中的伞，以表示与大家“有苦同当”。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了！”潘国平用他咬亮的嗓子、清晰的吐字，一下子在堆料场上激起一阵欢呼声。
在欢呼声中，张春桥开始讲话了。顿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伸长脖子听着这“来自北京的声音”。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显得很“谦虚”。
顿时，“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口号声响成一片。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队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张春桥引述的毛泽东语录，使场上的听众受到鼓舞。他继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张春桥的这几句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但是，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他老人家也在成天地想着大厂怎么搞？中厂怎么搞？小厂怎么搞？三班制怎么搞？”很自然的，张春桥的话被热烈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说完一通开场白之后，张春桥言归正传。他掏出了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接着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这时，会场上的热烈气氛迅速消退了。人群中出现骚动。
就在这时，王洪文开腔了。他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说道：“‘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山上海市委来负。
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平反！“
全场的情绪，顿时由冷转热，掌声再度响起。
王洪文趁机发出了号召：“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听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也提高了声调，再一次表态：“这一次，我到上海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我，要我很好地向你们学习。你们这里有很多有才干的人，要我很好地依靠你们。我向大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我绝不回北京！”
在一片欢呼声中，张春桥结束了讲话。由于有王洪文与他唱“双簧”，使他的讲话大大增强了鼓动力。这是王洪文第一次与张春桥合作，再一次给张春桥留下好感。
张春桥走了。王洪文和潘国平跳下了卡车，动员着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王洪文右倾！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王洪文受到了一群人的围攻。
“工总司”的队伍分化了，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愿意回上海，跟着王洪文走了；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北上，“不到北京不回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成了他们的头头，率队步行，沿着铁路前进，朝着苏州方向前进了……
昆山历险记十二日中午，王洪文率领着一千多造反队员，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回到了上海。
上海街头，贴着针锋相对的大字标语：“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安亭事件好得很！”
“工总司是暴徒！”
“工总司岿然不动！”
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马上打电话给“工总司”：“王洪文吗？你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
奉张春桥之命，王洪文跳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朝江苏昆山急驰。一上车，他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一千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一千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
王洪文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
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得“司令”。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找他们干什么？”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王洪文把张春桥这王牌甩了出来，吓唬青年们。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人骂他叛徒。他们象押犯人似的，把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说实在的，这一千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
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拆”，算是“总部”的人。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一九六四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份？”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份——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王“司令”手下，正缺“成份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王洪文向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你是叛徒！右倾！”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足一伙的！”
王洪文的脸变得雪白。他想不到，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把王洪文关起来！”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于是，王洪文与周宝林被关了起来。那“牢房”，是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刚刚还在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王洪文感到沮丧。没有床，没有被，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过了子夜之后，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阵鼾声。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四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自由”了。
周宝林送他，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周宝林挥手。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溶在黑色的夜幕中。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一夜“历险”，王洪文一溜烟逃回了上海。
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
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在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我们！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
中午，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中午开会，在往常是几乎未曾有过的。
张春桥仍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到曹荻秋的电话，张春桥只得去开会。
他心中明白，中午开会，显然是为了针对下午的“工总司”的会议。不过，张春桥有所恃而无所恐，因为他已连夜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
上海市委书记处，曹荻秋与张春桥面对着面。
曹荻秋申述着自己的意见：“‘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
料定曹荻秋会说这番话，张春桥一支接一支地悠悠抽烟。
曹荻秋继续说明自己的态度：“‘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
“‘工总司’在安亭同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张春桥依然笃悠悠地吞云吐雾，那双三角眼乜视着曹荻秋。如今，他是以双重身份出席会议：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受曹荻秋的领导，因为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可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他，则是在曹荻秋之上……
显然，曹荻秋也察觉张春桥这般矜持的原因。虽然他的意见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其他同志的支持，赞同，但他还是当场接通了打给陶铸的长途电话。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上。曹荻秋当着张春桥的面，向陶铸说明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
从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话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曹荻秋对着电话话筒说了一句：“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
曹荻秋要张春桥听电话。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着头。
“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等张春桥听完电话，曹荻秋说了这句话，紧急会议就结束了。
张春桥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地一捻，站了起来，不言不语走了。
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在文化广场那扇形大厅里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最高指示”。张春桥迟迟未到，使队员们的心越来越着急。
一次次打电话给张春桥，才知道他在上海市委开会。据告，会议重要，不接电话。
王洪文不由得坐立不安：张春桥会不会变卦了呢？如果张春桥变卦，站到曹荻秋一边去，那么“工总司”就面临着总崩溃！
张春桥在王洪文的盼望之中毕竟来了。文化广场顿时响起一片口号声：“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站到话筒前。
张春桥说些什么呢？当年的“工总司”印发的传单《特级报导》（大抵因为太急，所以把标题中的“特急”误写成“特级”）尚可查到。兹照录于下：特级报导：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接见“工总司”由安亭返回上海的部分造反队员，作了重要讲话。
张春桥同志说：“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几个问题。
现在说明一下——“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十一月九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
“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第三个问题，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做检查。
“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其实，我到这里来，对你们是没有怀疑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
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
“这一条我同意……”
就在这《特级报导》刚刚印发，上海的大街小巷马上又贴满浆糊未干的新传单，标题为《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大抵反复传抄的次数太多，种种“版本”的《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文字互有出入。笔者从当年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格纸上，字迹幼稚，其中把曹荻秋写成“曹获秋”，大抵出于“工总司”哪个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所签“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照手稿抄录，全文如下：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张春桥签字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手中。上海的“三巨头”聚集在一起。
“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下指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他完全违背了市委在中午作出的决定，违背了陶铸同志今天中午在电话里对他的指示！”曹荻秋怒形于色。
“三巨头”越说越生气。
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
魏文伯、曹荻秋双手赞成。
电话占线——那是打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因为陈伯达正在给张春桥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大抵是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很难令人听懂，便让王力替他接电话，充当“翻译”。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知道了吗？”陈丕显劈头便问陈伯达。
“知道了，知道了。”王力替陈伯达回答道。
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他为什么违反组织的决定？”
陈伯达的答复，象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啪的一声挂上电话，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张春桥呢？他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谈话中，曾回忆道：“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了字。回去以后，我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晚上，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显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已向中央作了请示、所以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通话结束之后才一分钟，据陈伯达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丕显给他打去了电话。陈丕显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这样，‘中央文革’就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伯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批评了他们的意见。……”
在陈丕显给陈伯达挂了电话之后，曹荻秋说道：“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鲜明的态度，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就在上海“三巨头”与陶铸通话的时候，张春桥打电话找王洪文。
王洪文在干什么呢？他正在跟“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们“庆贺胜利”。因为张春桥签署了“五项条件”，就是“工总司”的“辉煌胜利”。
此刻，王洪文眉飞色舞。平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他，这时口吐真言。他对手下的小兄弟们发表一番感慨万千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乱世出英雄！如今，我们都是英雄了！
“政治斗争，其实是最残酷无情的。杀人不用刀。搞政治斗争，婆婆妈妈不行，心慈手软不行。要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要六亲不认才行！
“古语说得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败了，天下人都会骂你。即使你是个强盗，如果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拍你的马屁，不取说一个不字。
“现在，安亭出了个”王司令‘，全国都知道了。谁见到我都喊’王司令‘。你们要大刀阔斧地干！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里去，弄个市长当当；造到部里去，弄个部长当当。
“我如果当上市长，你们嘿嘿，将来都是‘长’——弄个局长、区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王洪文正说得唾沫横飞，有人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春桥同志来电话。”
王洪文赶紧去接电话。张春桥给了他新的任务：“明天去苏州！”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知道，“工总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队伍，已经从昆山抵达苏州。张春桥要他去苏州，显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没有完成的任务。
一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王洪文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全都没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夜醒来，“尖刀班”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互相埋怨了一顿。
听说夜里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学里乱哄哄。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集中在昆山中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于是，改选开始了。
“报成份！报成份！”台下有人喊道。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报成份”。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份”。
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份”比别的“候选人”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