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她只在十一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一九五六年八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主任 苏福金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
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这家老纱厂。
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
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她上中专之前，在一九五六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三角。
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七十九元二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
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
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
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
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
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
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
在一九六四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
一九六六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
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飘。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
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十一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个字。
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三十厂不是象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象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
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骛不驯的造反派。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
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工作队之旗。
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二○○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干部，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
果真，十月二十九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士”聚集恭候了。
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
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了一把火。
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十一月四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领着“战斗队”进行了一番战斗：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去游街。这支“战斗队”一路上呼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顿时，杨树浦工厂区轰动了。王洪文对王秀珍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也就在王洪文结识王秀珍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取经”。此人名唤黄金海，乃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车工、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同龄。
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是万人大厂，规模比上海国棉十七厂还大，坐落在杨树浦长阳路上，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相距几站路而已。王洪文与黄金海挂上了串连之钩。
“如今，我们‘三点一线’，互相支援，共同造反。”王洪文对王秀珍、黄金海说道。
王洪文所说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这“一线”把“三点”串在一起。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在“永忠队”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下，市委工作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近乎靠边了。
十一月六日“永忠队”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大轰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斗。
“我们勒令你明天向全厂作检查！”“永忠队”的队员拍着桌子，向市委工作队队长提出最后通牒。
“好吧，我明天作检查。”迫于无奈，施惠珍只得答应下来。
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热闹”的场面，却不见王洪文。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
他踏上那叮当叮当作响的八路有轨电车，穿过杨树浦工厂区，再从外滩向市中心前进，过了静安寺，终于来到愚园路的一幢小洋房。
那里原本是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便把房主赶走了。眼下，那里已成为“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所在地。
“首都红三司”，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响，原本是军事专有名词的“司令部”一词广为“外延”，红卫兵们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司令部”了。首都的红卫兵，本来只有一个“司令部”，骨干是高干子弟。不久，另一个“司令部”冒了出来，与高干子弟们抗衡。于是，便分为“一司”、“二司”。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清华园里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成为红卫兵中的“名人”，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冈山兵团”的首领。蒯大富不愿俯就“红一司”，也不愿加入“红二司”，他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
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
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中，有一个姓包的红卫兵，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
出于对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沉着。据云，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因此他属于“红五类”，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他又与“中央文革”某“首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
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于是，十一月一日至四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兵团）
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
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
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
就这样，在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上海良工阀门厂 陈阿大（钳工）
上海玻璃机械厂 潘国平（工人）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黄金海（车工）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 叶昌明（化验工）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 谢鹏飞（锻工）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王洪文（保卫科干事）
上海八二二厂 岑麒麟（技术员）
到了下午三时半，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
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象个学生，二十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
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肩佩“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因此“总”字是王洪文从翁森鹤那里照抄而来。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一工人”。
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6293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厂，按家庭出身也不错，于是，潘国平也以甚高的呼声当选。
王洪文为他的“三点一线”中的“一点”——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鼓吹了一番，使黄金海进入了核心组。
二十三岁的叶昌明，在科研部门工作，也当选为核心组成员。
岑麒麟没有当选。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渊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既把“司令”当，便把今来行。王洪文说道：“我们要造声势，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要贴海报，发宣言，要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获秋到会。我们要把成立大会，开成批判上海市委，批判陈、曹的大会！”
关于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谁都认为事不宜迟，但又得有几天着手准备。王洪文选定了十一月九日，这一天正值上海棉纺系统厂休日，他可以从厂里多拉一些人出来，以壮声势。
“我们总司令部需要有个办公的地方！”潘国平说道。
“我们支援你们。”那些“首都红三司”的“小将”们马上答应道，“我们还占了巨鹿路六九一号一座房子，给你们当司令部。我们还可以帮你们起草宣言，印海报……”
“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袖章！”又有人说道。“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肩佩红袖章，这不能不使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产生羡慕之感、效仿之情。
“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有入为难地说，“从哪里去弄那么多布票、钱去买红布？”
“要布票？要钱？你还配当造反派？”王洪文一扬手臂，大声喊道，“我们造反去！”
在浓重的夜色中，“造反司令”带着黄金海、陈阿大等呼啸而去……
深夜抢红布在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是著名的老字号商店之一。在南京东路，在西藏南路，在金陵中路，那些最为繁华的地段，都可以看见“协大祥绸布商店”醒目的招牌。
十一月六日子夜时分。位于西藏南路二十五的协大祥绸布商店，门户紧闭，店堂里一片漆黑。
突然，响起了急骤的乒乒乓乓敲门声。
“什么事？”值班的店员赶紧上前问道。
“买布！”
“半夜来买布？”
“买红布，做袖章。”
“明天来买行吗？”
“革命需要，马上就要做袖章！”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那年月，一听说是什么“造反司令部”的，便知道不好惹，店员只得支吾一声，打开一扇小门。
王洪文领着十几个哥们，闯了进去。店堂里的灯亮了。王洪文说了声：“找，找红布！”众哥们便四下翻找起来。
没有红布，只找到几段红色府绸。
“府绸也行——只要是红的就行。”王洪文说罢，就叫哥儿们拿走红色府绸。
“布票呢？钞票呢？”店员急忙拉住王洪文。
“你找曹老头儿要去！”王洪文哈哈大笑。
店员明白，王洪文所说的“曹老头儿”，就是曹获秋。他马上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夺下了红府绸。
无奈，王洪文只好给上海市委拨电话。深更半夜，曹获秋怎么会在办公室？
“你们明天从市委打了证明，再来取布。”店员坚持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王洪文说罢，哥们便从店员手中抢红府绸。
店员怎敌得过这班“好汉”？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这点红府绸，只有几十尺，恐怕不够用。”有人说道。
“跟我来！”王洪文说道。
到底是在棉纺系统工作的，王洪文知道前面不远处，在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交叉口，是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不言而喻，批发部里一定会有大量的红布。
这一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之后，吩咐两个哥们看守大门，两个哥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场。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
这时，已是十一月七日凌晨一时多了。王洪文毫无倦意。他的双眼射出兴奋的目光，对哥们说：“这是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旗开得胜！”
王洪文的“革命行动”，就是从抢红布开始的……
抢红布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此后人们简称之为“工总司”）
大受鼓舞。
十一月八日上午，“工总司”从抢红布发展到抢档案。那是王洪文打算在“工总司”
成立大会上，拿出一枚“重磅炸弹”，用来轰击上海市委。据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造反派头目谢鹏飞，被打成反革命，那些“黑材料”在厂档案室。“司令”王洪文正在为筹备成立大会忙得不亦乐乎，便派遣核心组成员黄金海和谢鹏飞等带着四十多人，奔赴江湾，闯进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档案室，抢走了有关档案。王洪文得意洋洋，称之为“工总司”的第二次“革命行动”……
王“司令”忙得团团转：忙着成立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总务组，宣传组；忙着审看“宣言”、“海报”；忙着安排做袖章，做大旗；忙着安排大会发言；最重要的是，忙着与上海市委谈判……
向曹荻秋下达“最后通牒”
上海西区，十五层的米黄色大厦，大门口高悬“衡山宾馆”四字大字。这座建于一九三六年的大型宾馆，座落在衡山路上，与中共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只相隔数百公尺。
头发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宾馆里。虽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但是因为他当时查出患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于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线，他已经成为全市造反派炮轰的目标，便从康平路转移至此办公。
他原名官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八月二日，出生在四川资阳县南津驿镇。他改名曹荻秋，取义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
早在一九二九年，曹荻秋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出任中共四川温江县工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初，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一年三月，他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总指挥。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他与弟弟曹心哲在沪西被捕，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被党营救出狱。一九三九年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
解放初，曹荻秋担任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一九五五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一九六五年四月，柯庆施病逝，曹获秋成为解放以来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上海市第三任市长。然而，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因为出任市长不久，“文革”之火便在上海燃烧，他这个市长如同坐在火上执政！
秘书进来了，送来的不是中央文件，却是正在上海街头巷尾张贴的一份海报：
海报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这张海报的口气倒不小。一个尚未成立、还在筹备之中的群众组织，居然可以对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
显然，“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
曹获秋给中共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的答复也很明确：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
十一月八日上午，从康平路办公厅——“康办”打来电话，告诉曹荻秋，“工总司”
代表已经来到那里，要求见他。
“请刘冠同志接待他们。”曹荻秋答道。
刘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首荻秋的意见，出面接待了来访者。
“我们要见曹荻秋？”来访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
“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告荻秋同志。”刘冠回答道。
“我们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口气跟那海报一样大。
“你们说吧。”刘冠掏出工作笔记，记下了他们的“三项严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
最后，来访者仿佛在那里提交最后通牒一般，说道：“限于今天下午二时前答复！”
在这些“代表”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三项严正要求”转告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
面对王洪文的挑战，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了那“三项严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对策——“三不”，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还兼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把有关决定打电话转告了张春桥，他也表示同意。
“最后通牒”的时间——十一月八日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
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了：“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
上海上空彤云密布，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喧闹的“工总司”成立大会十一月九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照理厂里安安静静。这一天一反往常。上午十点多，三辆“巨龙”型公共汽车停在厂门口。“永忠队”的八百来名队员，拥挤在三辆“巨龙”之中。有些队员已佩上崭新的红袖章，上面印着一行小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面是三个大字“造反队”。
“巨龙”车沿着杨树浦路西去，直奔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当时的上海最大的露天广场是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最大的室内广场，要算文化广场了。扇形的会场，阶梯形的座位，既是上海的最大的剧场，也是召开各种全市性会议的地方。
王洪文的胸前，挂起了写着“主席团”的红布条。他穿起那件肩上有一根小带子的军官服。他的心忐忑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主持过这么样的万人大会。他推举“副司令”
潘国平作为大会的执行主席，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小潘那样的口才是不行的。再说，即便是在厂里，各种大辩论的场合，他也总是在幕后操纵，不大出头露面。
这是一次乱哄哄的会议。各路造反兵马陆陆续续到来，头儿们彼此都不熟。他们的对立面——“保”字派的工人也大批涌入。各色袖章、分属于不同“司令部”的红卫兵们，也活跃于会场。
虽然海报上写着“中午十二时正”开会，可是，拖拖拉拉，直到下午两点多，潘国平才跑到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
潘国平的话音还在大厅里回荡，一群红卫兵便跳上了主席台，夺走了话筒。顿时，大厅里响起红卫兵的声音：“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在外边招摇撞骗……”
这一突然袭击，出乎潘国平的意料。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顿时象哑巴似的，竟答不上来。
台下马上有人起哄，呼喊“揪出政治扒手”，会场大乱。
王洪文坐在台上，吃了一惊，随即采取紧急措施：撤下潘国平，临时叫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充当大会执行主席。
一场风波刚刚平息，会场安静下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群工人又挤到主席台前。
王洪文一看，糟了，来的正是厂里的对头——“捍卫会”的工人。他们大声呼喊：“王洪文也是政治扒手！把王洪文揪出来！”
苗头不对，王洪文赶紧扯下胸前那主席团红布条，躲到后台去，成了名副其实的幕后指挥。
这两阵骚乱，使会场乱得象一锅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