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
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
“小将”们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地发觉“时间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外滩。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白地红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白地黑字牌子的庄严大厦，被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刷上一张具有爆炸性的大字报。
标题：《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署名；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
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大字报马上触动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经。北京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还未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
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七百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伯的北京红卫兵。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
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九月三日清早七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们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上午十时，从上海市委传出消息，领导同意接见北京小将，但不能全体接见，只能与代表谈话。
十时十四分，二十多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被允许通过由工人纠察队员们组成的人墙，走进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们感到沮丧，出面接见的不是陈丕显，不是曹获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
“我们要见陈丕显！我们要见曹获秋！”北京红卫兵们继续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不断地高呼着口号。
雨中，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洪文在一侧，倾听着双方的论战。尽管他明显地倾向北京红卫兵，但是他在这种场合，并不出头露面。
针尖对麦芒。双方的论点，尖锐地对立着：“我们要见陈丕显、曹获秋！”
“上海市委首长要管理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什么要接见你们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我们要炮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我们要保卫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样，都是烂掉的！”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在雨水淋湿的墙上，工人们贴出一张刚刚写成的大字报，标题非常醒目：《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年轻的红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个标题的深刻含义。经历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人们牢牢记得：开始反右派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醒目文章便是《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显然，一九五七年的老经验，被用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中了——多少人当时对“文革”是那么的不理解啊！
大字报的作者，署着：“上海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在一连串的签名中，可以看到刘喜荣、杨林大、王宝余、丁末郎等等。他们确实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
大字报清楚地表达了老工人们的观点：“十七年来，市委和柯庆施同志对上海的三大革命斗争抓得很紧。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看，是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制造出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等等。从阶级斗争看，铲除了资产阶级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谊舞。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克服了。还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上海市委组织和讨论的。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义的。北京市委烂掉，不等于上海市委也会烂掉。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革命的，对于这一点，中央也是肯定的。……“
大字报刚刚贴出，便招来一群北京红卫兵，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展开一场舌战。
雨水很快把大字报的字迹冲得一片模糊。没多久，另一份重新抄好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又贴了出来——在上海众多的工厂之中，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家活跃的厂子。
既出了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也有力量雄厚的老工人队伍。
北京红卫兵越来越多。九月四日，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红卫兵，多达一干余人。
北京红卫兵们批评上海市委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明显的便是市委大楼前没有挂毛泽东画像。天真烂漫的“小将们”搬来毛泽东巨幅油画像，要挂在上海市委大楼上。这下子，老工人们不能不支持，机关工作人员们不能不支持，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毛泽东画像高悬在上海市委大楼顶层那张《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大字报，使上海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北京红卫兵们的注意。北京红卫兵冲向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厂门口，他们被拦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介绍信。
于是，在国棉十七厂门口，出现了两副截然不同的对联。
于是，王洪文成了北京红卫兵的战友。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感染了他，鼓舞了他。
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九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得到贯彻。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指示各省、市党委不得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北京红卫兵士气大振，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喊出了“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杀向上海的工厂……
带头批判“资及路线”
上海有着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那是人们熟知的。硕大的崇明岛，是长江口黄涛浊浪之中的砥柱。当年王洪文摸鱼捉蟹，便在崇明岛上。
在黄浦江里，也有一岛，名叫复兴岛。说是岛，因为一条运河把它与杨树浦切开，四面临水。复兴岛不大，岛上只有一条路——共青路，只有一个公园——复兴岛公园。
它地处上海东北角，远离喧闹的市中心，是个僻静的所在。它倒是王洪文常去的地方，因为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向东，跨过定海桥，便是复兴岛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星期三，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王洪文出现在复兴岛公园里。他的四周，围坐着他的造反派战友。
王洪文手里，拿着报纸。他在逐字逐句地捉摸着。眼下的他，已经真的在吃“政治饭”了。他非常注意北京发出的每一项战斗号令。
这一天，王洪文和他的伙伴们在着力捉摸一个新的政治名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是五天前，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两天前，富有权威性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又一次强调：“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全国各报登载了林彪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从未见诸于马列经典著作的新名词。时下如此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王洪文的目光扫过报上一个个铅字，正在“吃透”着北京新的号召……
其实，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最清楚者莫过于当年“中央文革”
成员，“王、关、戚”的那个“关”——关锋。林彪的讲话，他参与起草。十三期《红旗》社论，亦出自关锋笔下。笔者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在北京访问了闭门幽居的关锋。
据他解释，产生这一名词的背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猛烈地抨击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毛泽东在这里所抨击的，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这一做法。
顺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这一思维，一种新的提法产生了：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两个司令部”的名称易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呢？其中一条的名称，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叫什么好呢？
这下子，使“中央文革”的秀才们颇费脑筋。按照对偶的规则，最初提出来的，自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正好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应。
不过，“反革命”是有着专门的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一词，似乎火药味太浓了点，容易产生误解，即把执行这一路线的人都说成“反革命”。
王力思索良久，加上两个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这么一来，固然区别于“反革命”，但是念起来十分拗口。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用过这样的提法：“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反复揣摩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关锋从其中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句得到启示，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锋等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及《红旗》十三期社论，用上了“资产阶级巨动路线”
这一名同，送毛泽东、林彪审阅，他们都画了圈。于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便响彻中国大陆……
坐在复兴岛上，手中拿着报纸，王洪文虽然并不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但是他已有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如同大彻大悟一般，他说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过去，我反工作组，只是因为工作组要整我；现在，学习了林副主席讲话、《红旗》社论，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厂里立即掀起一个批判工作组的高潮！”
一张大字报的底稿，在复兴岛上拟就了。
两天之后——十月七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贴出王洪文等署名的长篇大字报，那标题颇有气派：《就目前形势谈看法》。
大字报指出：“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种局面，曲折和阻力仍然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保工作队，一派反工作队。
厂礼堂里响起洪亮的声音。辩论会在那里一次又一次举行。保有保的理由，反有反的依据。每一个上台的人在发言之前，都要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辩论会有时成了“语录战”。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双方都把“最高指示”作为信条……
就在大字报、大辩论乱哄哄之际，却不见王洪文的身影。
据说，王洪文病了，托人交来了“病假单”。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定海路的小屋里，也不见他的踪迹。
王洪文到哪里去了？他在干什么？
十月十一日，王洪文出现在厂医务室，要求厂医再给他开几天病假。
“王洪文，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一个工人当面质问王洪文。
“你是保卫科的？你管得着？”王洪文白了他一眼。
“你在装病！你在骗病假单！”那位工人大声嚷嚷。
“你是医生？你管得着？”王洪文霍地站了起来，双手叉腰，毫无生病的样子。
“我就是要管——你反对工作队！”
“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就是要反！”
你一言，我一语，在医务室里展开了大辩论。
辩论声惊动了四周，一百多个工人涌进了医务室。王洪文被围在当中。
据王洪文回忆：“有人扯我的衣襟，我一还手，就打了起来王洪文不吃眼前亏，滑脚溜了。
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王洪文“失踪”了。
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
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直到两天之后——十月十三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
《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十五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
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哦，王洪文请“病假”，原来是在准备去北京呢！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
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
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十月十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
“工人也能去？”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十月十一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意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
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
哪三项建议呢？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十九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十四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翌日——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一一五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十四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
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十月十四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十五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二二二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
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象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印。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
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十月十八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十月十八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
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成为“永忠队”头头“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十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十四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
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
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十八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
“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
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
“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
“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
当选为头头之后，王洪文便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在他的眼里，这些传单仿佛成了中央文件似的。他不时地引述着传单上的话，那模样，如同引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毛主席说过，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康老（引者注：当时对康生的流行的称呼）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
“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到北京去了十天，王洪文的水平仿佛猛然提高了。他接着说道：“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
老保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拳头。他的讲话，马上成为“永忠队”的行动指南。
王洪文当即定下一系列炮轰工作队的计划。
王洪文从北京回来才一天多，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火药味骤然变浓了。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永忠队”便出动了。队员们手提浆糊桶，在厂的南、北大门口，都刷上大字标语，每一个字都有乒乓球桌面那么大：“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
在杨树浦路上，他们也刷出一条条大字标语：“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
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上午八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
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这时，王洪文进厂了。他一出现在厂门口，又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捍卫会”的工人们质问王洪文：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溜到哪里去了？廖祖康闻讯，带着技校的“革到底”战斗队杀入重围，救出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当天夜里，乘着“捍卫会”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队”在王洪文指挥下，发动了突然袭击：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抢走材料，查封工作队的抽斗……
斗争，日紧一日：十月二十九日，“永忠队”在厂最高处刷出大幅对联——“大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批是“SOS”。
“捍卫会”奋起反击，也来个“上纲上线”，指着“永忠队”说：“‘SOS’，是向外国人求援的信号。你们写上‘SOS’，是叛国行为！”
于是，五、六百人簇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口，就“SOS”展开大辩论。
行人们驻足围观，上千人挤在那里，使杨树浦路交通阻断，震动了杨树浦工厂区。
十一月一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
大字标语。
十一月四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
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
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向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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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 >> 第四章 当上“造反司令” 第四章 当上“造反司令”
结识王秀珍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
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
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
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
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