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部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训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一九六六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
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
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选择了新的接班人。
在当时，伊然以“接班人”自命的，乃张春桥。此人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国际，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甚至也出乎“接班人”
本人的意料，毛泽东个人专断，决定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
就这样，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第三次错误。历史已经清楚表明：第一次，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第二次，选用了林彪，是错误的；第三次，选用了王洪文，又一次错了！
“工农兵”干部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象，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象，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这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门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的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他的“亲密战友”。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央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没头没脑，毛泽东忽地问了张春桥这句话。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过了几天，毛泽东见到张春桥，又问起了王洪文的身世。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毛泽东瞩目于王洪文，意味着“接班人”不再是他，使他沮丧，使他嫉妒王洪文。然而，伟大领袖的决策，从不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毛泽东一旦决定了，任何人无法改变。毛泽东看中王洪文，对于张春桥来说，还是有利的。因为王洪文是他一手拉上政治舞台的，王洪文对他言听计从，王洪文进入中央，使他多了一个伙伴，多了一份力量。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于是，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进京学习。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王洪文进京近两个月，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六时四十分，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委员（内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谈话中透露了关于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现把张春桥讲话记录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于下面：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九月七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众：没有听到这个反映）。
你们没有听到，消息比我还不灵！我听到外地都在传，有人说，因为有人要解放陈丕显，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错误，所以到北京去办学习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洪文同志与马老通电话时，说很寂寞。……
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往常剑戟森森的张春桥，嘴巴是很紧的，大抵是“小兄弟”们急切向他打听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说出了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简单，如今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小兄弟”们飞快地传播着“特大喜讯”——因为王洪文是他们的靠山。
成为筹备中共“十大”的负责人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虽然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上确立的，但中共“七大”可以说开始了毛泽东时代。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强凋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二号人物的地位。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大会全面肯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全盛时期。
“九。—三”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写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亲密战友”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不能不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十三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一九八○年左右才考虑召开。然而，那载着“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怎么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是康生和张春桥为之捉刀，毕竟多处明显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习惯语言”，诸如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打上了林记印戳。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几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这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中共变成唯有主席毛泽东，而副主席一位也没有！何况，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七人，亟待补充新人。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端倪。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二百四十六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中共“十大”的准备工作。
五月二十日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毛泽东没有露面，但会议的一切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印发了三个重要文件：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林彪的日记是他的内心独白。人们感到震惊，这位“语录不离手”的“副统帅”的内心，竟是那样龌龊、卑劣！印发这批笔记，为的是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
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这是经毛泽东阅定的，规定中共“十大”的代表条件：（1）所有代表必须是中共党员；（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引者注：即指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经过锻炼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3）本人历史清楚。
三是印发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在这个文件中，却要向主席请示！
会上传出最敏感的消息，莫过于接班人问题了。会议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这么一来，王洪文结束了学习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束了“实习”阶段。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进京“实习”，经过毛泽东八个多月的观察，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四十二岁的年轻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于是，王洪文正式从上海跨入中央，尽管在名义上还颇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还处于“过渡时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充分“显影”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王洪文委以如下重任：一、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二、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草案。
在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另一个人作为候补者，那便是华国锋。
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华国锋，那年五十二岁，他比毛泽东小二十八岁，比王洪文大十四岁。华国锋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的“最高长官”——从一九五二年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行署专员，直至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九七○年十月，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便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华国锋。
至于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是考虑到他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另外，会议还宣布解放十三名老干部，即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
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中国各省市忽然都办起了“学习班”。这些“学习班”戒备森严，“学习”什么，外界莫知。
全国举办的三十四个“学习班”，都是从八月十二日开始，为期一周，十九日结束。
那是根据中共中央八月八日的通知，在全国各地以“学习班”名义，举办中共“十大”预备会议，讨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十大”文件，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在这些“学习班”结束之后，八月二十日，一百零四名委员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有关人事安排的会议，任务是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毛泽东依然没有出席会议，由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即重视对于新生力量的提拔。
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这么一来，连周恩来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由于毛泽东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跃居到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
至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只欠东风——由中共“十大”得以确认了。
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登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与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时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团成员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泽东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便是他！
又是别出心裁，这一次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毛泽东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张春桥（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德马天水 马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邓颖超（女） 王体 王六生 王必成王永祯 王秀珍（女）……
在这张名单上，王洪文已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在这张名单上，张春桥单列一行，因为他担任了大会秘书长！须知，中共“七大”
的大会秘书长是任弼时，中共“八大”的大会秘书长是邓小平，这表明张春桥已在党内掌握重要实权。
年届八十的毛泽东是中共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与四年前“九大”时相比，他已明显地苍老，尽管当他登上主席台时耳边不绝地响着“万岁，万万岁”的热烈呼声。
七十五岁的周恩来显得瘦削，脸上浅褐色的老年斑明显增多。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么坚定，目光还是那样敏锐。
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疴缠身的周恩来相比，三十八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着活力。他依然穿着一身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在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之后，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排印稿，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
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为那班“造反英雄”们助了威：“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四十九天，“八大”开了十二天，“九大”开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
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八月二十四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二十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
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的发言，令人作呕。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竭尽吹捧之能事：“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又“起誓”又拍着胸脯说的话，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很大影响。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八月二十八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
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未予同意。当戚本禹编了一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内中亦收入邓小平言论，毛泽东亲笔圈掉了邓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大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使他也成为大会的一个热点人物。
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还有马天水。他因为对张、姚、王曲意逢迎，从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李德生（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中共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 朱德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一九六六年的“造反英雄”，成了一九七三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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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 >> 第十二章 四人结“帮” 第十二章 四人结“帮”
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了新华社九月十二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讯）
毛泽东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一九七一年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象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的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
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象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一月五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二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四月二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五月七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五月十一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五月十八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五月二十五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九月十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九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十月五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毛泽东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返回北京。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十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一九七○年八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王洪文从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形成“四人小宗派”
就象王洪文在毛泽东书房里的形象那样：最初站如松，坐如钟，不久就翘起了大腿，歪靠于沙发。王洪文刚刚当选为副主席，说一句话，写一行批示，都小心翼翼，没多久就显露出他的劣迹……
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产生了。
一封反映总参问题的来信，最初是江青看的。照理，应该送毛泽东，或者主管军队的叶剑英。江青提笔，却把信批给了王洪文、张春桥。
江青写道：洪文、春桥同志：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我每日用四分之一，有时是三分之一的时间看群众来信。如要真象来信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我看了这封信很气愤！意见可能偏激。不过只供参考。
江青 25ywh72 1974信存洪文同志处。又及。
张春桥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叫“圈阅”。
张春桥在“圈阅”之后，写下批示：“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春桥”
王洪文接着“圈阅”，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开头，出于谨慎，出于他在中央立足未稳，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来的文件，一般只是画一个圈儿，如此而已。
不过，中共十届政治局委员有二十一人，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共有二十五人。
江青并非政治局常委，只是政治局委员，她批阅的文件，怎么只批给王、张、姚？怎么只在这么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传来传去？这不能不令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们感到奇怪。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多了，王洪文仿佛翅膀硬了，胆子也大了。他也学着江青的样子批文件了。
一封来自“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信，标题为《对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同志的一次讲话提出意见》。李德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纪登奎、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中。照理，王洪文应转送毛泽东或周恩来阅处。奇怪的是，王洪文却批给了江青：“请江青同志阅。我意见这封信不印发了，也不传阅了。是否妥当请江青同志阐示。
洪文5ywh74 1974“
江青写下批语，要求继续传阅此信：“建议传春桥、文元同志。妥否？请酌。 江青一九七四、四、五”
王洪文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意见，写道：“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请春桥、文元同志阅。”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看了此信，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圈。
用不论江西的那封信提出的意见如何，也不论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的是非曲直，象这么一封涉及三位政治局委员的信，却只在一个小小的圈子——王、张、江、姚中传阅，主席不知，当事者不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知，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江、张、姚自中共“九大”后进入政治局，已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有着历史渊源：自一九六四年江青发动“京剧革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在上海曲意奉迎这位来自北京的“女客人”，为她在上海抓“样板戏”，江与张有了密切来往；一九六五年，江青为了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经张春桥介绍，结识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组组长姚文元，江、张、姚结成一伙。
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结下“火线友谊”，成为张春桥手下一员猛将。
在中共“十大”之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