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帮”中，论职务，王洪文最高；论资历，王洪文最浅；论年纪，王洪文最小。
江青是这个“帮”的领袖。她仗着“第一夫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
张春桥是这个“帮”的军师。他是一位“座山雕”式的人物，脑子里的歪点子最多，肚子里的祸水最多。
姚文元是这个“帮”的笔杆子。他以笔为棍，东征西讨。他控制大报小报，以舆论左右中国政局。从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到批周扬、批陶铸，直至批“周公”、批邓，其源盖出于姚文元这“无产阶级金棍子”。
王、张、江、姚同住钓鱼台国宾馆。成为副主席之后的王洪文，不再住钓鱼台九号楼二层的侧楼。他转“侧”为“正”，迁入钓鱼台十六号楼，占领了第二层楼。
姚文元把家属接来北京，住在北京民族饭店附近的大院，但仍在钓鱼台办公。
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
毛泽东第一次对这个“帮”提出警告，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在京的那么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指着王、张、江、姚道：“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四人小宗派”，这是毛泽东对王、张、江、姚的最初的“称号”。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不要王洪文在侧。
虽说如此，毛泽东对于王洪文，还期待着他的改正。期待着他“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病重入院起，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对王洪文仍留有余地。毛泽东对那个“四人小宗派”，也留有余地。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让王洪文和张春桥出面去接待。
一九七四年国庆二十五周年即将来临，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因病住院，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九日给王洪文写了一信：昨晚作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从周恩来致王洪文的信中看出，王洪文当时虽然已被毛泽东所疏远，但仍保持第三号人物的地位。
翌日晚，中外来宾四千五百多人云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王洪文主持这一盛大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抱病出来致祝酒词。
长沙告状就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结束不久，王洪文栽了一个大跟斗……
国庆节过去之后，毛泽东准备前往长沙过冬。临行前，十月四日，毛泽东让女秘书张玉凤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挂电话，告诉他重要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王洪文依然搞他的“四人小宗派”。当天晚上，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四人小宗派”之中，这消息如同炸雷一般！
按照“四人小宗派”的如意算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应该由张春桥来坐。毛泽东作出的新的人事安排，完全打乱了江青集团的夺权阴谋。
“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江青气得七窍生烟，把一肚子的怒火朝周恩来喷泄。
十月十七日，夜幕沉沉，四颗脑袋在钓鱼台十七号楼聚集。江青召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急商要事。因为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已定于翌日抵京访问，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将由邓小平陪同，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诚如王洪文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受到审讯时所供认的，那天夜里，他们四个人“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这“四人小宗派”作出紧急决定，翌日派王洪文直飞长沙。点子是江青出的，因为由她出面的话，要得毛泽东同意，才可去长沙，何况她只愿坐火车，来回太慢；张春桥与邓小平争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由他出面，显然太露骨；由姚文元出面，也不合适，他的职务较低，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向毛泽东建议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该由谁来当，不妥当；唯一最恰当的人选是王洪文，“少壮派”，飞来飞去不在乎，况且他是党的副主席。
王洪文曾供认：“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匆匆去，匆匆来。王洪文坐着专机，在十八日早晨飞往长沙，当天夜里就飞回北京。
在长沙，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的灰！
在毛泽东和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在侧。张玉凤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毛泽东的警告犹在他的耳际回响，他却已回到“上海帮”之中。他明知与江、张、姚搞在一起的后果将是什么，但“上海帮”是他的靠山，“四人小宗派”是他的力量所在。他，还是搞“上海帮”！
王洪文败北而归，江青心不甘。趁着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王海容要陪外宾去长沙，江青召见了这两个年轻人，托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唐闻生和王海容把江青的意见带到了长沙。
毛泽东听罢，面露温色，说道：“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一言点穿了江青的真正用意，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权力，对于阴谋家的诱惑，如同利润对于资本家的诱惑。四届人大的召开，在阴谋家们看来，是一次夺权的好机会，正因为这样，尽管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时当上国家主席而机毁人亡，江青却仍踏上林彪覆辙。
四届人大，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产的大会：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届人大顺利召开，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一九六四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与二届人大的选举结果相同。前三届人大，都是五年一届，都是“顺产”。唯有四届人大，遭受“文革”折腾，一拖再拖，拖到一九七四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江青夺权心切。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挨了批，托唐闻生、王海容捎话到长沙又遭毛泽东严词斥责，不得已，她亲自出马了……
毛泽东责令检查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
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一九七四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口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份量颇重的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毕，毛泽东意未犹尽，又补写一句：“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十一月十九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惊然惊悟。
……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两度自己出面要权，毛泽东寸步不让。江青自知再给毛泽东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的。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象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那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另一架则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周恩来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撅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周恩来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周恩来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的生活。华国锋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泽东作为头等大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从北京为毛泽东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
自从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毛泽东见过面之后，两位老战友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
周恩来重疴在身，原本计划在长沙逗留三天，于二十五日返回北京。
二十五日，当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辞行时，毛泽东却劝他再小住几日。
翌日清晨，毛泽东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腊梅和纯白茶花。
毛泽东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哦，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毛泽东八十一寿辰！
这天，王洪文被毛泽东打发到韶山参观去了。
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入夜，毛泽东邀周恩来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到夜深。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的决定。
也就在这个夜晚，毛泽东的谈话中一些意见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并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如下的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话，被奉为“三项指示”，以至被奉为“以三项指示为纲”。
且不论毛泽东的第一项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项指示和第三项指示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
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周恩来在长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
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十二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刚到长沙，毛泽东就对他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十二月二十四日，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王洪文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江青要他说的话。
毛泽东极度不悦，他把“上海帮”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毛泽东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王洪文不由得一震，因为江青说过，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四届人大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毛泽东的话，坚持周恩来仍为总理，而第一副总理已确定为邓小平，这么一来，张春桥充其量只能当上副总理。
毛泽东动肝火了，对王洪文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象触电似的，吃了一惊。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他闷闷不乐，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没说。
灯下，王洪文提起了笔，又放了下来。直到第三天，王洪文才写出一份检查。
现把王洪文的检查原文照录于下：主席：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
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十月十七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王洪文的心境是复杂、沉重的。他已经成了那个从庐山败退的林彪，他的“接班人”
的地位已经完全动摇……
“接班人”告吹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取代了李德生。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报告是历届人大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人大委员长——朱德。
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一月九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所拒绝。
王洪文忍声吞气，人大副委员长达二十一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哩呱哇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传达。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待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王洪文毕竟不象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江青同志：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洪文20 2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一百一十四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要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以下是王洪文一九七五年五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七四年一月升四、廿五两次大会（指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而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就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花天酒地回上海一九七五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池，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三番。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
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酪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
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圈，优哉游哉。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化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干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化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象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旧居”。“圣地”。《大事记》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午夜，僻远的上海定海路上，几辆轿车停了下来。一伙人走出轿车，在定海路上一座小屋前驻足。
“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这是一间值得永远怀念的小屋。真快，一转眼，九年了！”王洪文满怀深情，在小屋前跟廖祖康说着。
刚刚出席了上海的庆祝国庆晚会。趁着余兴，王洪文突然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到定海路那间小屋。
有着“纪念癖”，当年搞过“工总司半周年纪念”的王洪文，在他的“旧居”面前的一席话，马上被“小兄弟”心领神会。
他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门口，也挂上红地金字横匾：“王洪文旧居”。
他的“旧居”，真的被“小兄弟”们精心保护起来了，以便日后办个“王副主席纪念馆”之类。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则早已被“小兄弟”作为“圣地”保留原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办公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木椅子，还是王洪文当年放文件的那个文件柜，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选民证，写着“王洪文”三字——一切都保持当年的风貌。
王洪文说过：“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他的一句话，使那个办公室成了“圣地”。
王秀珍成了“朝圣”的向导。她曾亲笔写下回忆：“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这个办公室的考虑，告诉了十七棉党委负责人。他们照办了，连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选民证和他用过的桌椅都照原样保留着。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和二月十五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
光是保留“旧居”、“圣地”还不够，王洪文还授意为他写“造反史”。
一本三万多字的《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王洪文的“关怀”
下，历时一年多，终于写出来了。
这本《大事记》的基调是三条：第一，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第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第三，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领袖，该厂造反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王洪文领导下取得的。
上海国棉十七厂高顺兴、王树理、曾勇同。曾揭发过王洪文炮制《大事记》的经过：“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亲自策划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
“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说他‘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董回沪后，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同年十二月，经王洪文同意，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引者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董秋芳、孙一中、周彦朋、尹家龙、刘荣根等召开会议，安排三人写作班，编写《大事记》）。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时，又催促此事。十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审查（引者注——《大事记》初稿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由廖祖康交给王洪文。十一月五日，王洪文把《大事记》看了两遍）。王看了以后，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引者注——即十一月六日，王洪文在上海东湖宾馆召见董秋芳、孙一中、张元启），一开始就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二百处却一声不响。
还提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又说‘十七厂夺权日期由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依据‘。他还交待：搞《大事记》的事’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保密‘。
“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革命左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把他写的大字报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推动了十七厂‘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大事记》中说什么‘王洪文的一席话，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还说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纺厂一次，这个‘三十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者注—一指王洪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应王秀珍之邀去上海国棉三十厂介绍赴京串连情况）等等。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工人领袖’……”
这份《大事记》经王洪文审定，曾打印过。后来为了“保密”，又一一收回，销毁，只剩下两本。
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之后，王洪文的亲信曾打算把那两本《大事记》“塞进铁管，两头焊死，埋到地板下或黄浦江防汛墙内，永久保存”。
本书作者终于见到了这藏之密室的《大事记》。王洪文精心炮制的《大事记》，成了本书作者写作这本王洪文传记时的重要采访线索和参考资料。
重逢“小兄弟”
在上海“调查研究”的一百多天，朝朝夕夕，王洪文和“小兄弟”们“酒肉穿肠过”，喜相聚，庆高升。
鸟枪换炮。今日的“小兄弟”们，来来去去，轿车进，轿车出，个个都成了“领导干部”。
当年，在安亭事件“胜利”之际，王洪文已夸下海口：“我当上市长，你们也弄个‘长’当当！”如今，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小兄弟”们怎不攀着高枝儿向上爬？！
就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就叮嘱过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
一九七三年十月，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上海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
开办了。这个“学习班”，是为了向中央“输送”干部而准备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哦，“造反司令”成了副主席，他的“小兄弟”们都要弄个部长当当了。
“小兄弟”们当然很起劲。王洪文说是要二十名，而上海市委组织部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底上报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上，开列着八十八名！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明确地告诉上海：“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
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定的名单，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报王洪文了。
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会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
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