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作“指示”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保持着他的咬文嚼字的习惯：“我完全同意刚才春桥同志的意见。春桥同志已经把发展新党员的标准说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在运动中站错队的，不是不可以发展，但不能作为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对象。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也就是说，要首先考虑者造反，考虑造反派骨干，考虑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
经过张春桥、姚文元这么一番“指示”，谁的心里部明明白白：在良工阀门厂，第一批，不，第一个要发展入党的，当然是陈阿大。陈阿大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工总司”的常委，又是“市革会”工交组的负责人，响当当的“优秀造反派”。
轮到王洪文讲话了。他当时毕竟还不是“中央首长”，讲话也就可以更加随便些。
他指名道姓提到了陈阿大。王洪文说了一句“名言”：“依我看，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
杨富珍，上海国棉一厂的挡车女工，著名的劳动模范，入党多年。王洪文居然说“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走后，一个由“市革会”派出的“调查组”，便进驻良工阀门厂。与此同时，另两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上海“老造反”单位——上海国棉十七厂和上港七区。
已经以“一月革命”震动全国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企望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整党、建党阶段，也为全国树立“样板”。
由张春桥、姚文元授意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急急送往北京。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画了一个圈。于是，“发展优秀工人造反派”入党，便成为王洪文的重点工作。陈阿大，成了“重点的重点”。张春桥关照王洪文，要把陈阿大树为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先进典型”。
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同造反，共命运，王洪文“拉他一把”，那是情理之中。
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典型”，那是因为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时，陈阿大带领一班人马上街，高呼：“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陈阿大在“关键时刻”，“立场”如此“鲜明”、坚定“，自然博得张春桥的垂青和厚爱。
陈阿大其人陈阿大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取名“阿大”。他有一个弟弟，照理“推理”，名唤“陈阿二”。另外，还有一个小妹妹和两个小弟弟。
大抵受父辈影响，家中以数字来命名。他的伯父叫陈七一，他的父亲叫陈七二。
陈七二原是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人氏。父亲陈阿澳是当地渔民。论出身，倒也符合“文革”中的“红五类”标准。
陈七二从小在家乡捉鱼。到了十八岁那年，撑船做点小生意。闲时，仍捉鱼摸蟹，增加点收入。到了二十二岁，陈七二做了绍兴至上海的快班船船工，来来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陈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时，总是写“贫农，船工”。
老是在绍兴和上海之间来来回回，陈七二觉得太辛苦，生活不安定。三十二岁那年，他一边从绍兴贩运萝卜干到上海卖，一边在上海做临时工。后来，他进入上海中华造船厂做搬运工，做饮事贝，做门卫。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陈七二的妻子章桂花头胎得子，便以“阿大”命名。阿大的童年，在绍兴乡下度过，住在外婆家中。
阿大十岁那年，父亲陈七二已在上海南市聚奎街落脚。于是，阿大便到上海来念小学。
毕竟子女太多，收入微薄，陈七二不堪沉重的家庭负担。业余贩运绍兴萝卜干，赚钱也有限。有一回，他在十八瓷萝卜干（约千把斤）中掺了水，以增加重量，多赚点钱。
不料，被人发现，反而罚了款。
无奈，阿大在初中刚上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一九五七年，十五岁的陈阿大到上海南码头做临时工。毕竟是长子，要为父亲分忧。
因为父亲已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当搬运工，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便把两个儿子——陈阿大和陈阿二，都介绍到该厂工作。
陈阿大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进中华造船厂的，起初做搬运工，后来做钳工。
阿大当时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中华造船厂当年曾为陈阿大兄弟写下这样的鉴定：“兄弟俩于一九五八年一起入我厂。阿弟不听组织的话，脱离我厂。阿大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吃穿节约，出身较苦。”
在中华造船厂度过三个春秋。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岁的陈阿大应征入伍。
入伍后，陈阿大是列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一四部队教导营当饲养员，后来当炊事员。
一年以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一○部队当高炮指挥仪测手。
陈阿大在部队里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陈阿大入伍一周年，部队对陈阿大所作的鉴定如下（原文照录）：“在工作中自干饲养员以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猪食没有，亲自去找。
“组织纪律性强。一年来从未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在部队中度过两年半。一九六五年三月，上等兵陈阿大（退役军衔为下士）复员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因为他当过兵，厂里也就让他兼任车间保卫干事，基干民兵排长。
进入良工阀门厂之后，正遇上该厂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一个职工，都要填写履历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职工登记表”。陈阿大进厂才两个多月，便因马虎而写过一次检讨书——他把厂里发的履历表弄丢了。他不得不向该厂“四清”
工作队写检讨，这份检讨现仍可从档案内查到。他把检讨书写成了“申请书”。兹照录原文于下，错别字处在括号内注明。虽然丢失表格不过小事一桩，但从这份“申请书”
中倒可觑见陈阿大的“风格”：申请书兹有昨天工作部（应为工作队——引者注）发给我两份历史表格（应为履历表——引者注），在回家（时）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对这项工作认认（识）
不足，造成了极不好的因（影）响，对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认（识）了错误，以后加强思想学习，充分提高警惕。以后最（再）不重犯，请组织和领导上给我严肃处理。
陈阿大一九六五。6.29一九六六年一月，陈阿大加入共青团。
就陈阿大在“文革”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来看，还是过得去的。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上海首批发展的新党员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种各样的“辫子”，唯陈阿大算是干净些。张春桥说陈阿大“出身苦、表现好、当过兵、入过团”，为的是替陈阿大树为“纳新典型”制造舆论。
不过，陈阿大从乡下来沪之后，曾与上海的小流氓鬼混，养成一股流氓习气。进入部队之后，他受到严格的军人纪律的约束。复员以后，他变得大大咧咧、无拘无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军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举杠铃，拉“拉簧”（锻练胸肌的体育运动器械）。
陈阿大是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在厂里，他从来不用手推门而人，总是用脚把门踢开；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么把脚搁在桌子上，要么反过来，骑在椅子上；工人们怕与他下棋。如果他拉着你一定要下一盘，你得让着点，输给他。要不，你别想回家——他非要赢不可；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个样。他总要赢了球，才会高高兴兴回家……
“文革”一开始，陈阿大就成了厂里活跃的人物，成了一车间的造反派的头儿。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几个，后来十几个、几十个，以至发展到一百多个。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号，用他的“名言”来说，那就是：“胆大好做官”，“这一回，造反有窜头。”
“窜头”，上海的土话，也就是“奔头”。
陈阿大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之一；“工总司”开筹备会时，他就是七个筹委之一；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国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车，奔到南京才被截住；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
陈阿大成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对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尝尝味道！”
“文革”是一场闹剧。作为闹剧舞台上的一员“闹将”，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觉得“有劲”极了。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自从陈阿大成为“工总司”的常委，他对于武斗就更加起劲了。他打一个电话，可以调来几十辆卡车、上千造反队员。他说：“这比下象棋、下陆军棋有劲多了！”
在砸“联司”的时候，陈阿大又说了一句“名言”：“把上海钢铁厂火红的钢锭运来，把‘联司’烤成面包干！”
陈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剧”演员的本色，在那“严肃”的“文化大革命”中，陈阿大常常闹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为此博得了“陈阿憨”的雅号。
良工阀门厂要造个新食堂，设计人员向他汇报说：“新食堂是长方形的。”陈阿大眉头一皱道：“什么长方形？”设计人员连忙打开图纸给他看，不懂“长方形”的他发火了：“什么图纸，我不懂，你们不要用技术压人！”
在讨论马列著作的会上，心不在焉的陈阿大听见别人在谈列宁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宁跟袁世凯也建立外交关系哩！”有人很客气地向他指出：“‘十月革命’在一九一七年才发生，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已经去世，袁世凯与列宁‘碰勿着’！”
陈阿大当时说不出话来，却记在心里，过了几天，又开学习会了。陈阿大板起面孔，象考官似的问那人：“你说说，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势，就跟他输了棋非要赢一盘一模一样。
当了“官”之后，种种场合，人们要他作“指示”。他的发言稿，总是要别人代为捉刀。有一回，同济大学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要陈阿大讲话。陈阿大拿起发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着，念着，忽然冒出了什么“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类与“活学活用”毫不相干的话，令人莫名其妙。后来，人们才知道，陈阿大有两份发言稿，另一份也是别人起草的，是在厂里讲话用的。这两份发言稿弄混了，有一页厂里讲话用的稿纸不知怎么搞的，混入“活学活用”讲话稿。陈阿大居然照念不误！
陈阿大虽说是“草包”一个，不过，却把权捏在手心，从不放松片刻。
他成了“工总司”的常委之后，良工阀门厂的一举一动，都得向他“汇报”。“厂革会”的名单，要他过目、审定才算数。他说一，别人不能说二。
每逢回厂，轿车一到，便要开“汇报会”。开会时，倘若有人把热水瓶放在桌子上，他准会挥挥手，叫人拿开——他的习惯是谁发言他就盯着谁看，不许热水瓶挡住视线。
此后，良工阀门厂里便形成“规矩”，一听说陈阿大回厂，人们赶紧把热水瓶从会议桌上拿开；在“汇报”结束之后，阿大照例要作一番“指示”。他的话，必须用笔记下来，不可疏忽。倘若人们忘了，或者违背了他的意见，那么，下一次他回厂，你就等着挨训吧！
当然，还有一个“规矩”：听到他回厂的消息，要马上通知食堂，做一顿好菜好饭。
要不，阿大又会发脾气。
陈阿大跟“上体司”的“胡司令”结识之后，意气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陈阿大向“胡司令”学习，在良工阀门厂居然搞了个“良体司”。据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披露：这个“良体司”名义上叫“维护社会治安，捉流氓阿飞”，实际上是破坏社会治安，进行流氓阿飞犯罪活动。他们把一些无辜的群众抓进“良体司”，施行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折磨。陈阿大指使一帮人，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罚，什么“翻跟斗”、“倒着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们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长的煤渣路上翻跟斗，来回数十次，弄得人精疲力尽，再拖到房问里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还要被打的人自己计数，数错了要重新打起。有时还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轻了不行，打得声音不响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红又肿，方才罢休。有时叫受害者相互对打，看谁打得重，好让他们这一伙法西斯棍徒“开心开心”。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来，剥去衣服，无耻地加以污辱，残酷毒打。陈阿大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阶级报复。良工阀门厂有个同志，写了一张《谨防毒蛇出洞》的大字报，揭了陈阿大一伙的老底。陈阿大怀恨在心，捏造罪名，把这个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关进“良体司”，用棍棒轮番抽打，把被打者发出的惨叫声，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受害者的家属听，逼迫家属要受害者承认他们所捏造的“罪名”。
周围居民听到这种声音，都愤慨地说：这是良工阀门厂的“白公馆”“渣滓洞”。……
在上海滩，陈阿大是数得着的“武斗英雄”、“造反大将”：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报》事件有他，主张把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文化广场改到人民广场的是他，这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泰安路抓“支联站”头头的有他，八月四日砸“联司”时从中华造船厂调三艘登陆艇、巡逻艇封锁黄浦江、切断“联司”水上退路的是他，这年十月调动大批人马集中西郊、图谋围攻上海青浦县反对派的也是他……
张春桥说：“入党做官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造反派头上。”在张春桥准备树立陈阿大为“纳新典型”时，陈阿大当然明白张春桥所说的“入党做官”的道理。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光临”良工阀门厂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尽管“市革会调查组”进驻良工阀门厂，万事俱备，东风也已吹起，可是却不见陈阿大递交入党申请书。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写申请书。陈阿大不主动写申请书，“调查组”再“积极”也无济于事。
陈阿大为什么迟迟不写入党申请书呢？
原来，这位“陈阿憨”不知道入党要写申请书！
“调查组”自然不便直接对陈阿大进行“启发”。他们连忙向“市革会”汇报。
于是，“市革会”一位“常委”出面，找陈阿大“聊聊”，给他指点迷津。
陈阿大恍然大悟，连忙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写了入党申请报告。
“调查组”收到陈阿大的报告，如获至宝，以异乎寻常的“加速度”办理。
才九天——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良工阀门厂的中共核心小组（在“文革”中，原厂党委已被“砸烂”，新建党的核心小组）在金工车间召开中共党支部大会，讨论陈阿大入党。
非同小可，“市革会”的常委王秀珍、黄涛亲自出席这么个小小的支部会议。
讨论陈阿大的党支部会议，一时成了为陈阿大评功摆好的会议。
党支部宣读关于陈阿大的调查资料，称赞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担任工总司常委、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后，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如此这般，归根结底，是因为陈阿大“学习毛泽东思想好”。
王秀珍与陈阿大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又把陈阿大着着实实地称赞了一番：“阿大路线斗争觉悟高”，“阿大勇挑革命重担”，“阿大立场坚定，态度鲜明”，“阿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最令人作呕的是那个黄涛。此人是马天水式的“老干部”，获得“解放”后，成为“市革会”工交组的第一把手（陈阿大为第二把手）。此刻，他扳着手指头，一口气说了陈阿大的“十个好”！诸如“有水平”、“觉悟高”、“是老干部的学习榜样”等等。
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也发了言。
就这样，陈阿大被“突击入党”！
张春桥的笔，在上海“九大”代表名单上，写了“陈阿大”三个字。
陈阿大不愧为一位“喜剧”演员，到了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忽然发觉陈阿大竟未填写过“入党志愿书”！
须知，按照中共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写入党申请报告和填写入党志愿书，都是入党必不可缺的手续。
无奈，陈阿大只得在已经入党之后，再填写“入党志愿书”！
他匆匆忙忙填毕。由于支部大会早已开过，志愿书上的“入党介绍人意见”、“党支部大会通过吸收申请人入党的决议”、“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三个栏目便空在那里，没有补写。直至粉碎“四人帮”后，陈阿大被开除出党时，他当年的“入党志愿书”上这三个栏目仍是空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成了一份没有入党介绍人、没有支部同意、没有上级批准的没有填完的表格——这在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中是极为罕见的！
更稀奇的是，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一式三份，最初的一份是别人代填的！然后，陈阿大照抄，填了另两份。这三份“入党志愿书”，他居然没有交给党组织，一直塞在自己的抽斗里。直至他锒铛入狱，这三份“入党志愿书”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斗中查出。
王洪文手下，有五员大将，人称“五虎将”。陈阿大是其中一员“虎将”。另四员乃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马振龙。在陈阿大入党之后，那四员“虎将”也变成了“布尔什维克”……
“小兄弟”们“布尔什维克化”
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
造反之初，王洪文便与黄金海“串连”，有过“并肩战斗”的“深厚友谊”。
黄金海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九三五年——与王洪文同庚。“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黄金海带领着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就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胃病发作，阵阵剧痛难熬，不得已，他向“司令”王洪文请了假。这样，当王洪文、潘国平带队冲往上海站月台时，少了一员“虎将”。翌日，安亭事件爆发。消息传来，黄金海在家里躺不住了。他忍着胃痛，带着两大捆咒骂上海市委的传单，赶往安亭。王洪文把他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与陈阿大一样，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在诱捕耿金章时，黄金海又立了“大功”。
一九六七年三月，黄金海奉王洪文之命，前往上海青浦县。那时，青浦县两派严重对立。黄金海支持其中倒向“工总司”的一派，压制倒向“联司”的一派。黄金海在倒向“工总司”的那一派的大会上，向他们授旗、授刀，鼓励他们用武力“踏平”反对派。
在他的煽动之下，青浦县武斗不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丝织六厂工人秦明芳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消息传出，黄金海和戴立清急急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
王洪文说黄金海与他有着“生死之交”。他指名道姓，要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发展黄金海入党。王洪文的理由颇为奇特：“黄金海已经是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呀！
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小兄弟”黄金海成了“布尔什维克”。
“戴溜子”戴立清，比王洪文小三岁，生于一九三八年，山东省郯城县人氏。
这个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在“文革”中跃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后，并入王洪文的“工总司”，居然也弄了个“常委”当当。冲冲杀杀，在上海滩上够威风的。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特别是在砸“联司”的日子里，“戴溜子”为“工总司”立下汗马功劳。
几乎不可想象，这么个“红色工人”，一度成为上海科技系统的负责人，“领导”
着那些教授、研究员、专家们。
一九六八年，在上海科技系统大会上，由戴立清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
戴立清声称，上海科技系统“敌情严重”，有着“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
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无端蒙尘。这些教授大都留洋归来，都有着一批外国朋友，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简直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戴立清把他列入“特嫌”名中，使汪教授遭到多次批斗、审查。幸亏汪渐教授乐观、豁达，挺过了难关，迎来风定云开之日。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这位在科学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院国外联系院士。
上海七○八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和张春桥，戴立清便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关便是五年。笔者在“文革”后见到李志侠，他正专心致志于推动七○八所的科研工作。
据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回忆，带队前往彭寓抄家的，便是戴立清。
彭加木是上海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身患癌症不屈不挠，战胜恶疾之后，热心支援边疆科研工作，在“文革”前是上海科技系统的先进标兵。戴立清居然把彭加木也划入“特嫌”名单。
一九六八年秋，上海科学院不远处的肇嘉浜路宿舍，忽然在傍晚时候来了一辆大客车，坐了许多造反队员，押着夏叔芳。据说是帮助彭家“扫四旧”。
彭加木已隔离在研究所里，家中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儿彭荔。进屋后，戴立清要夏叔芳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孝明等投降书》，把她当成了“南京政府”和“杜孝明”。接着，戴立清向她交待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于是，她又成了“胁从”，而“主犯”显然是彭加木。
戴立清又抄过很多家，颇有“经验”。他先给造反队员“示范”：他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彭家冬日生炉子取暖用的，已废弃多年，却引起他的注意。他捋起袖子，在烟道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一看，以为发现什么“密码本”之类。结果大失所望，那是个小沙袋——彭加木女儿小时候玩的，偶然落进烟道，想不到给戴立清抄出来了！
在戴立清亲自督阵之下，抄家者从下午五点一直抄到深夜十二点，装了一车“战利品”扬长而去……
为了使这个“戴溜子”入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戴立清所在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声言谁反对戴立清人党，便是“压制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毕竟还是有人不顾高压，表示反对。结果，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送到上级党委时，有关公司党委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写上：“恨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在中共党员入党时，上级党组织签署这样的审批意见，是颇为罕见的。
戴立清入了党，马上就做“官”——竟被提升为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
叶昌明，上海嘉定县人，一九四四年出生。他原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指名道姓，要发展叶昌明入党。但是，受到叶昌明所在单位的抵制。此人的雅号叫“刁德一”，又恶又刁。所在单位几次三番抵制了王洪文的“指示”，提出了一条否定叶昌明入党的重要理由：叶昌明与一桩人命案有关，尚待查清。
这时，马天水为王洪文帮腔，给叶昌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说：“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条人命案不查清，叶昌明就不能入党了吗？”
马天水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
哦，不光是王洪文那么说，就连“老干部”也是那么说。只得又是“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叶昌明入党之后，被王洪文安排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后来以至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列席常委”！
马振龙是江苏泰兴县人，一九四○年生，原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也是王洪文的“工总司”干将。
王洪文责令有关部门为马振龙打开入党大门。此人入党后，成为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成为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要手表，要香烟，要高级糖果，要高级照相机。要罐头，只消打一个电话，“后勤部长”保证供应！
本来，中共党员在“工总司”中属“稀有元素”。随着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一个个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何况“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势力大大加强，渐渐地超过了“秀才帮”的实力。
张春桥居然鼓吹起来：“上海在优秀的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战斗力。……”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有正直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抵制让叶昌明入党。王洪文和马天水大发雷霆：“他不让叶昌明人党，就开除他的党籍！”结果，这位党员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调离时，对他作如下“鉴定”：“这样的人不适宜搞政治工作”！
跃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对于王洪文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天下午于首都人民大会堂召开。
两年多以前——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在北京和平门大街上，拥挤在成千上万的大串连来京的红卫兵之中，王洪文远远地见过毛泽东一眼，曾为此而“激动万分”。
然而，中共九大拉开帷幕，在暸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当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步上主席台之际，王洪文也登上了主席台！
在此之前，王洪文虽然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毕竟只是“地方粮票”，从未在中央抛头露面。这次，他不仅当上“九大”代表，而且一跃成为主席团成员！
主席团成员共一百七十六名，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分四个档次排列姓名——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群汪东兴 温玉成董必武 刘伯承 朱德 陈云 李富春 陈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于会泳 王体 王震 王世藩 王进喜 王克京 王秀珍 王秉璋 王洪文……
显而易见，唯第四档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名的。由于“徐”字笔划较多，徐景贤的名字出现在主席团名单后半部。
王洪文第一次走上如此庄严的主席台，开始他的高层政治生活。他穿了一身新军装，但没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他的装束，介乎军人与工农之间。在“九大”代表中，军人一律军装，而工人、农民代表通常是穿蓝衣服，干部则穿灰色中山装。
在主席台第一排正中就坐的是毛泽东，他的左侧坐着林彪，右侧坐着周恩来。自林彪向左，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主席台的第二排左侧，坐着王洪文。他离前排的毛泽东和林彪，只有五、六米而已，可以清清楚楚、长时间地注视着伟大领袖及其亲密战友，再不象那时立于红卫兵群中匆匆一瞥。
下午五时，在雷动的掌声平息之后，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那双略带粉红色的透明塑料边框的老花眼镜，坐在那里开始念政治报告。
这个政治报告最初由陈伯达执笔。后来，康生和张春桥推倒了“陈老夫子”的初稿，另起炉灶，写出政治报告。经毛泽东改定，由林彪来念。
尽管面前放着景德镇白瓷杯，服务员不时来冲上茶水，王洪文却很拘谨，未敢喝一口。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和林彪。
听到林彪报告中这样一段话，王洪文微微一笑：“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造反起家的“司令”，如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承认，变成了“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会议进行到半途——四月十四日，王洪文头一回在全国党代表会上亮相。
这天，举行了全体会议。在毛泽东、林彪讲话之后、依次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其中，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是作为工、农、兵、妇女和干部代表发言的。
三十四岁的王洪文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流利地念着发言稿，毛泽东不时把目光投向这个模样俊俏的年轻人。王洪文在毛泽东的记忆屏幕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这一次作大会发言，使王洪文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的形象，顿时变得高大起来。
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鼎盛时期。“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破天荒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团也获得很大胜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王洪文成为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用当时的话来说，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
四月二十四日，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
这是一次“大换血”式的选举，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仅五十三人继续当选。
王洪文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的名单之中——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入中央的起点。
与他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还有王秀珍、徐景贤。作为老劳模，上海国棉一厂女挡车工杨富珍也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马天水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中。
王洪文的“小兄弟”金祖敏，也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此人原是上海电机厂副工段长，比王洪文大一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成为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
大会期间，发过三回新闻公报。不过，这三份新闻公报对于上海组的爆炸性新闻，却只字未提。虽然出自上海组的新闻，“九大”代表人人皆知，而且会后又通过层层传达向全国扩散那是一出由张春桥导演，王洪文、徐景贤充任主要演员的闹剧。
炮轰陈毅每一次开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照例领到一个文件袋，袋里装着会议文件。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每一个代表的文件袋里，被塞进一份并非党代会文件的小册子。
这小册子是上海组散发的。负责编造（既不是“编著”也不是“编选”，而是编造！）的，便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小册子白皮黑字，印着书名：《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以及在与外宾谈话的记录中，摘抄、选编而成，有的断章取义，有的乱上纲，有的则是陈毅说出了真理而被他们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全书共分九个部分，诸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上海组把如此不论不类的小册子，在中共九大上散发，用意是非常明白的：要在全党批臭陈毅，批倒陈毅。
张春桥发动了这场攻势。
对于上海人来说，陈老总的光彩夺目的形象是无法从心头抹去的；一九四九年红色的五月，是他，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歼敌十五万三千余人；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出任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百废待兴的上海，是陈老总领导着上海人民振兴，迈上了一级又一级台阶；豪爽，直率，真诚，磊落，陈老总与上海人民肝胆相照，赢得上海人民的崇敬；虽然他从一九五四年起调往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但他仍兼任上海市市长，直至一九五八年——他是解放后任期最长的上海市市长，共九年；张春桥忌恨陈老总，还不仅仅因为他对上海的深远影响，不仅仅因为在一九六七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他与张春桥抗争，而且还在于阿丕（陈丕显）是他的老部下，张春桥把他视为陈丕显的“黑后台”。
“陈毅不倒，上海不太平！”张春桥深刻地意识到陈毅对上海的潜在的、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张春桥阅定的出席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上，却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为此，陈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函。陈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从出世之日起，与他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发来公函？
拆开一看，函末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红色大印，那公函以做岸不屑的口气写道：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XX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尽快寄回……
明知是张春桥玩弄的鬼计，陈毅坦坦荡荡，居然填好履历表，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寄去！
他知道，张春桥依仗“最高指示”之威，趁机给他难堪。
那是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了召开“九大”问题，同时又对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和一九六八年春的“二月逆流翻案风”进行了批判。陈毅早已是林彪的眼中钉，“新贵”张春桥又恨透了他。
陈毅眼看着“九大”将是林彪、张春桥之流的“胜利的大会”，便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许多‘批判’，我当‘九大’代表，不够格！”
毛泽东听罢，说道：“我看，你当‘九大’代表是够格的——你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
张春桥马上记下了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急急告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张春桥的指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拟就了那份公函。经张春桥阅定，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公函迅速寄到陈毅手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王洪文和徐景贤共同编造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快人快语，胸无城府，陈毅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他敢怒敢言，难得的直性子，难得的坦诚。他的种种“反动言论”，常常是从他通篇赤子之言中掐头去尾而编造出来的。在“文革”中，面对大闹外交部的红卫兵，陈毅曾慷慨陈同，作了《我这个外交部长》即席答辩。这篇讲话曾被斥为“大毒草”，许多话被断章取义作为“反动言论”
加以“批判”。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根据陈毅讲话录音整理的记录全文，深为陈毅赤炭般的革命热情所感动不已。兹把《我这个外交部长》照录于下，通篇激情澎湃，没有半点“反动”
色彩：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
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而，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磨菇，明天来跟你磨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
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一九五二年犯过一次，一九四九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过去）犯错误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在井冈山的两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
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完全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还不错嘛！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引者注；这句话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如果外交人员都象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引者注：这又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
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
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泄密，完全为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引者注：指江青）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引者注：指红卫兵）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引者注：这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帐。“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十一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
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先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引者注：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引者注：此处“运动”指政治运动），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5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心如铁石，气贯长虹。“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世危识忠奸。陈毅的“右派言论”，实乃一席忠言。
然而，林彪要整他，张春桥要打倒他。
在中共九大，陈毅分在华东组，参加上海小组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