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任。（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我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
我们开始搞革命时，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轻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真是始料不及，一张传单，经《文汇报》刊载，经毛泽东赞扬，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传单的第一个署名单位，便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
的名字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顿时使“工总司”声誉鹊起。
最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在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了编者按。据王力告诉笔者，按语是他起草的。按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末段“这是一个大革命”起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话。如此富有权威性的编者按，被人们视为中共中央的声音。当天，除了《人民日报》外，中央各报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舆论一律，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全国震动了！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
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文汇报》来说，是再度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了），又同时刊出了在昨夜刚刚定稿的《紧急通告》。
又是始料不及，《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产生的“反馈”
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更加强烈。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的会议，讨论通过贺电。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划上了等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对于上海“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十一日发出的贺电，贺电的台头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使“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成金光灿灿！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蹭了多少回，最后终于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眼下的“工总司”，象铁蛋掉在铜碗里，已是噹噹响的“左派”了！
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的贺电，全文如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比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如今，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这份贺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如此庄重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发去贺电，其目的在于挽救濒临危机的中国经济，号召全国各地赶紧“抓革命，促生产”。
然而，贺电把上海“工总司”等树为“模范”、“光辉的榜样”，却使“造反英雄”
们从此有恃无恐。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一月八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
前前后后，不过五天罢了。
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一月十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一月六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在震惊、沮丧之后，首先“醒悟”过来的是“军师”张春桥。他明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旦成了陈丕显的“政治资本”，那将意味着什么？
阴谋家的“高明度”与其脸皮的“厚度”成正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牛不打草稿，撒谎不脸红，这些都是阴谋家的“基本功”。张春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迹多年，谙熟阴谋之术。
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
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印。
一月十二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一月四日回沪之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当时“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是这样形容会场气氛：“人民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沸腾。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手擎《毛主席语录》，抬着大红喜报，高举毛主席像，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能不激动啊！上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天下。
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他老人家争气。……“
在万众欢呼声中，张春桥站了起来。平素不苟言笑的他，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笑容可掬。他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走向话筒的，他的手中拿着中央贺电。
张春桥的讲话，以许许多多的“们”和许许多多“革命的”开始的。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念罢贺电，张春桥变得非常谦逊，自称“小学生”：“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的，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张春桥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里，三十二次提到毛泽东！读一读他当年的发言稿，那“毛主席”的出现的频率，是那么的高——几乎每一句话里都要提到：“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
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
这时，张春桥对两个文件作了极高的评价——与几天之前判若两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哦，“革命宣言”，“前进的号角”，“进军的号角”，张春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小学生”唱毕，另一个“小学生”上场。姚文元一身军装，用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动作，羞答答地把右手举到帽沿，行了个秀才式的军礼——不是行伍出身的他，不习惯于行军礼。
姚文元也是一样，一开口，一连串的“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才一句话，就说了三回“小学生”和五个“革命的”。只是那时候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打倒了，要不，定然可以据此编出很精彩的“革命的”绕口令！
接着登场的是王洪文。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这是昨夜十一点，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新生事物”——“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就算诞生了。
大会结束了，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谁都料想不到，王洪大突然采取了“闪电行动”：抓走了陈丕显，关进了“老窝”
——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
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
王洪文富有“创造性”。他觉得用厂里的大卡车游街，还不够醒目。一月十四日下午，他干脆调来一辆鲜红色的卡车——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勒令”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长，竟这样遭受王洪文的无端凌辱！
耿金章宣布“夺权”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
一月十五日凌晨三时半，上海的市民们酣梦正香的时刻，从康平路发出惊人的消息：“二兵团”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了冷落、寂静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木头疙瘩”——大印。
“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
“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木头疙瘩”’。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王洪文那“工总司”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
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
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
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在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一月六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告上海全币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张春桥十分明确地说：“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部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
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一月九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是“知道了”，并没有大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
的代表。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
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
“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张春桥软硬兼施“金章同志吗？”康平路的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甜甜的声音。对于耿金章，张春桥不象王洪文那样喊他“老耿”，因为“老耿”与“老鲠”、“老梗”同音，那“骨鲠在喉”的“鲠”以及“梗着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张春桥称他“金章同志”，一听，就叫人象夏天吃了冰琪琳似的，怪舒服。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好，我马上就来！”
耿金章有着自己的“警卫班”。他一坐上轿车，前有开道的，后有押尾的，够气派的。一溜烟，才几分钟，一串轿车便驶入兴国路。
兴国路招待所被一堵高墙围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名为招待所，实际上是内部的高级宾馆。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散落在如茵芳草之间。虽然外面的口号声震天响，这里却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小洋楼从门口开始铺着红地毯，铺遍走廊、楼梯和房间。这儿成了张、姚的据点。在“文革”期间，张、姚回上海，总在这里落脚。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五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春桥同志！”
是的，那不是警卫员，而是张春桥。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宠若惊！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五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张春桥慢条斯里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
“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
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他意识到张春桥找他谈话，另有用意。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
张春桥的秘书给耿金章打来电话，说是张春桥在家里等他。
这是耿金章头一回知道张春桥的家在哪里。他记得，他来到康平路，从一扇小门进去，马上有警卫前来询问。经他说明身份之后，来到后面的小院。
来开门的是文静，她已经知道他是耿金章。她把他引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张春桥已在那里等他，王洪文也在那里！
小客厅里放着三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双人沙发。张春桥坐在当中的双人沙发上，他和王洪文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张春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一听到这句话，隔着茶几、情绪对立的耿金章和王洪文，互相瞧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低下了头。
“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
耿金章默不作声。王洪文也沉默不语。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
耿金章竭力克制着自己，依然保持沉默。他心中明白，张春桥所支持的不是他，而是王洪文！
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
“二兵团”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与王洪文的裂痕也越来越深。
因为他不听话，张春桥开始疏远他。上海的机密要事，张春桥只找王洪文商量，把他撇在一边。也正因为这样，耿金章甩开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自说自话”联合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对康平路进行突然袭击……
如今，张春桥重新提起那次在他家里的谈话，顿时使兴冲冲的耿金章，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耿金章象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耿金章的脸色变得灰白。张春桥的话，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没有张春桥的支持，他的夺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张春桥善于察颜观色，从耿金章脸色的变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便变得和颜悦邑。“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张春桥的话，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耿金章经不起张春桥的软硬兼施，终于表态了：“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张春桥大喜，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耿金章的轿车开动了，回头一看，张春桥还在那里向他频频挥手，美美地笑着，显得亲切极了，可爱极了。
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
消息飞快传进王洪文的耳朵。他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早在安亭跟定了张春桥，跟对了！上海的夺权，没有张春桥的点头，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
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又从康平路爆出新闻：“上三司”重整旗鼓，再度杀进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
“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
张春桥在衡山宾馆召集紧急会议，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闻讯赶来。
“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
“这任务交给我们‘工总司’！”王洪文当即应声。
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功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一月二十五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又笑“城头变幻大王旗”。
兹按档案所收传单原件，照录于下：特大号外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这次“夺印”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
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
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
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亦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那是二十四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二十三颗，可谓战果辉煌！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这一回，张春桥派出了徐景贤。
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夺得了吗？”
徐景贤的舌头，其威力不亚于王洪文那“工总司”的拳头。
徐景贤向“红革会”陈述利害。他的一席话，逼得“红革会”不得不撕碎那《大号外》，承认了错误。
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
“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
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一场“炮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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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 >> 第八章 “上海人民公社” 第八章 “上海人民公社”
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
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
一月十二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
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一月十五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王洪文心领神会。
一月十九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越：“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剩下来的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
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
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
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姚文元还报告道：“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这名称，在张春桥、姚文元看来，有两条“最高指示”作为依据：第一，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于是，如同“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继续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并以‘只争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并于当晚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汇报，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
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一月二十五日。
可是，一月二十五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张、姚、王在上海的“登基”
之日。
那是因为一月二十四日午夜，“红革会”得知消息之后，先下手了——夺走了那大大小小二十三颗大印！
“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
好不容易，张春桥派徐景贤逼着“红革会”交出大印，却招来“红革会”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节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后推……
荡平“红革会”
“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耿金章抓起电话耳机，从里面传出的甜蜜而熟悉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金章同志吗？”
不言而喻，那是张春桥打来的电话。
时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徐景贤被抓了，你知道吗？”果真，张春桥说出了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