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工人造反报》载：“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工人造反报》又载：“‘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十二月二十九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
抄了张春桥的家！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
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
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那传单说：“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
占了理！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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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 >> 第七章 “一月革命” 第七章 “一月革命”
造陈丕显的反噹，噹，噹……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一九六七年。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那是五天前——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寿辰。“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
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沪宁线上，五十七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黄浦江，一百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四十多万吨；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
拥有六十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八十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一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凌晨三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那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腓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
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部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继续到会。
会议开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
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踉他说的话：“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帐。你的帐，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拂袖而去。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上海的桃子熟了！”
张春桥紧握着王洪文的手，说出了这句话。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立即进京。当天，王洪文便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一月三日晚，张春桥、姚文元选择了一个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与王洪文见面。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自从在安亭与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颇为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张春桥对手下的人，向来要求绝对服从，容不得说个“不”字。‘姚文元能够成为他的亲密伙伴，便在于姚文元对他唯命是从。张春桥并不喜欢那种对谁都耍“造反派脾气”的造反派，而是只偏爱那种兼具狮子和绵羊双重性的造反派：对“走资派”如猛狮，在他面前如绵羊。他看中王洪文，不仅仅因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于王洪文的“忠诚”……
“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一次提到了“桃子”问题。自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便使“桃子”成为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水果。向来擅长“活学活用”的张春桥，虽然住在北京钓鱼台，无意于“钓鱼”，却深思熟虑于摘取上海的“桃子”。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
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
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
上海的局势剧变。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一月五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
这张传单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
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
草稿经过修改，在一月三日印出初稿。
一月四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十一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二十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当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一月四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
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一月五日头版版面。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
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暂且先按下北京的反响不表。
自从一月五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在翌日召开的大会。他并不着重发什么《急告全市人民书》，他所着急的是夺权。
一月六日，上海飘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原计划开十万人大会，只到了两万多人。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由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
戴立清主持。
接连熬夜的王洪文双眼充满血丝，坐在主席台上。他不住地打着阿欠。不过，一想到他精心炮制的三个“通令”将在大会上露面，将会对上海、对全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他顿时精神焕发了。
“曹老头儿”早已成为打倒对象，被拉上主席台挨斗，那是意料中之事。
陈丕显也给拉来了，高高地站在一个木箱上，“低头示众。”《工人造反报》在翌日刊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陈丕显低头认罪”的照片。陈丕显身边，站着两个腰束皮带、目露凶光的造反队员。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曾印发过，现仍能查到。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的“造反英雄”的口气，大声地在话筒前叫喊道：“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事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王洪文斥骂着“曹老爷”，什么“丧心病狂”，什么“狗胆包天”，如同泼妇骂街一般。
在那年月，造反派们的发言，总是左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右一个“最高指示”，王洪文却与众不同，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春桥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为“工总司”辩护。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在“批判”有人说“造反派队伍不纯”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说“‘工总司’搞乱了上海”之时，引进了张春桥的精心的辩解词：“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引者注），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王洪文在即将结束发言时，对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断言：“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足要砸烂它！”
王洪文振臂领呼口号：“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发言之后，一个又一个发言者象走马灯似的，来到话筒前。
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对于今目的青年读者来说，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但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的。这三个“通令”，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照录原文于下：第一号通令：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获秋倡江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间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的称呼——引者注）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第二号通令：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第三号通令：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为此，大会通令如下：（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紧急通告》的诞生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磨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话回绝了。
“经济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张春桥、姚文元也用一句话推辞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此致上海市委要求者代表蒋XX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场《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众小匪：“带‘溜子’！”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眼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给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把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楣——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到会的共有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朱永嘉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江苏无锡人，与姚文元同龄——一九三一年生。当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找明史资料。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这位“秀才”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十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时分了。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只有三十二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一月十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一月八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工总司”成了“光辉的榜样”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小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注：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
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
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意即唐平铸接替了吴冷西。吴冷西原为《人民日报》总编——引者注），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指《文汇报》、《解放日报》——引者注）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都管不了（此处的“你”指陈伯达——引者注），红卫兵，来就管得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