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粤港两地作案，绑架香港多位顶级多位顶级富豪，勒索港币16亿，走私炸药800多公斤，光天化日之下 杀人灭口，一气就武装抢劫了5家金铺，并香港警察当街驳火……震惊了香港…
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1)杨黎光
要犯在押
被称为世纪大盗的香港人张子强已经伏法两年多了，关于他的神秘传说仍然不断，社会上编撰臆造，相互抄袭，甚至有人自称独家采访了因躲避黑社会的追杀而逃到泰国的张子强妻子罗艳芳，实际上是凭着一些报刊资料编写“传奇”。
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子强被人神化了：
人们心中有着太多的谜团：张子强是人？是鬼？还是“神”了？
出广州市区往北约20公里，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叫柯木。这里早先是广州市的远郊，又在山边，直到今天交通也不是十分方便。那天我在广东省公安厅同志陪同下，第一次来到这儿，绕了好几个大圈，才找到一处很不起眼的建筑。这片建筑就是广东省看守所。
1998年元月25日上午，一辆轿车开进了广东省看守所的院子。从车上下来的是广东省公安厅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朱明剑下车后朱明健急步走向看守所办公室，对已经等在这儿的所领导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将有重要案犯送来，我来和你们研究一下看管工作。你们看守所要确保安全关押，不出任何问题。”
办公室里的气氛立即变得凝重起来。几位所领导都意识到这是个非同小可的案犯。因为，昨天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陈绍基也亲自来看守所检查工作，并告知将有重要案犯关押进行。什么样的案犯，竟惊动省公安厅两位主要领导，亲自来布置关押工作。
下午约1点钟，一辆警车开进了省看守所，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的几位刑警从车上押下来两名案犯。一名约40多岁，皮肤白皙，身高约1米 72，穿一件灰色的夹克，尽管戴着手铐，仍然挺胸凸肚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当办案人员和看守所办交接手续时，他转身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好像是来出差临时住宿的旅客；另一名因长着一头灰白的头发，看不出准确年龄，人精瘦，穿一件浅色的西装，情绪比前者低落。两人都说粤语。在省看守所的在押人员登记表上登记着，年轻一点的叫陈庆威，有着一头灰白头发的叫陈树光。
接着，两名案犯被分别送往监仓。自称叫陈庆威的被关押在612仓。灰白头发的陈树光关押在205仓。
管教干部押着陈庆威走进看守所监仓区的长长走廊。按照看守所有关规定，人犯关进监仓前要进行一次谈话，教育在押人员要遵守监规监纪。一位所领导和负责陈庆威看管工作的管教干部将他带到院内的谈话室，在门口管教干部打开他的手铐，陈庆威绅士般地一边向管教干部施礼，一边用粤语说：“谢谢，谢谢！”
打开了手铐的陈庆威非常放松地坐在椅子上，他显然不把面前的管教干部放在眼里。
所领导说：“陈庆威，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公安部制定的看守所在押人员有关管理规定……”陈庆威装作听不懂普通话，用白话挑衅地说：“我听不太懂国语。你能不能讲白话。”接着改用英语说，“Can you speak Cantonese or English（或者说英语）。”
看守所领导正色地说：“告诉你，这是在内地，标准语言就是普通话。将来的开庭、呈堂供词、讯问笔录和一切法律文书都会用中文和普通话。你听不懂普通话，或者装作听不懂普通话，对你都是不利的。”
陈庆威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接着两手抄在胸前，眼睛望着窗外用英语说：“I can not understand you so that I can't protect my rights．There is a lan- guage barrier between us．（听不懂你的话，不能维护我的权利。你等于鸡讲给鸭听。）”站在一旁的年轻管教干部是政法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他听后立即用英语对陈庆威把看守所领导的话翻译了一遍。
陈庆威一听眼前这个年轻的管教讲得这样的一口纯正的英语，不由刮目相看。他把抱在胸前的手放了下来，身体也坐正了。
陈庆威说：“Sir，where did you learn so fluent oral English？（先生这样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在哪儿学的？）”年轻的管教干部说：“At the col- lege．（在大学。）”陈庆威说：“I’ve only been to primary school，I learned my English when I was in prison of Hong kong．（我只上过小学，我的英文是在香港少年惩教署坐监的时候学的。）”年轻的管教干部改用普通话说：“那你现在要学学普通话了。”
陈庆威用生硬的普通话说：“我是香港人，我在大陆没有犯罪，我想我很快能回香港。”
所领导就把语速放慢义正词严地说：“不管你能不能很快回香港，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必须遵守监规。”
陈庆威说：“这个我明白了。”
谈话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年轻的管教干部押着陈庆威来到612仓。
612仓内关押着的都是曾经担任过一定职务有经济犯罪嫌疑的人，他们和一般刑事犯罪嫌疑人不同，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文化层次较高。另外，看守所和监狱不同，看守所关押的都是正在等待法院判决的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一般无须参加劳动。因此，在关押期间除了看守所组织他们学习法律知识外，有的关押人员还在学习其他知识。陈庆威被押进612仓时，监仓里的人有的在看法律书籍，有的正在跟着一个会英文的一副干部模样的人学英语。
走进612仓的陈庆威，好像走进一间旅馆客房的旅客，满面挂着笑容，彬彬有礼地与仓内所有的人一个一个打招呼。反而让仓内的人感到诧异：来了一个什么人？
陈庆威见大家并不是很热情，就熟门熟路地在仓内地铺上找了一个位置躺了下来。他躺下的时候，把监仓其他人摆放得非常整齐的卧具弄乱了。
那名年龄大的教英语的对他说：“你不要弄乱了别人的卧具，监仓里是有内务规定的。”
陈庆威脸上虽然还挂着笑，但眼中已经露出不满的凶光：“不用你讲，监狱我是常进常出的，规矩我都知道。我很快就会回香港的。”
教英语的看了他一眼，没有接他的话，又继续教。陈庆威躺在一边听到不准确的发音，用英语自言自语地说：“You are misleading your stu- dents with such a poor English．（这样的水平，误人子弟。）”整个下午，陈庆威都躺在地铺上，显得很平静，甚至还睡了一会儿午觉。放风的时候，他走进放风仓，像观风景似的看看天，看看地，还找一找院子里有没有蚂蚁打架。同监仓的人都不明白这个人是个什么人。
一般来说，第一次关进来的人，或者哪怕就是“二进宫”、“三进宫”的，失去了自由，总是沮丧的，而且会一直在担心自己会受到法律多重的惩罚。虽然612仓关押的都是有关经济犯罪的嫌疑人，这些人一般在社会上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不会像刑事罪犯那样野蛮，不会对新关进来的人加以“教训”，但大家见到这样无所谓的人，也觉得诧异不已。
到了晚上，一位管教人员打开了 612仓的仓门，叫道：“陈庆威，提审。”
一直躺在那儿的陈庆威，一个鲤鱼打挺从地铺上坐起来，立即朝着监仓门口走去。管教人员押着他，走进了监仓区外看守所提审室。
陈庆威看见审讯台上坐着三位预审人员，一位中年，两位青年。
提审要犯
提审室约20平方米，室内除了一张审讯台，中间还有一张有着宽宽的扶手的黄色木椅。他知道那张木椅是他的位子，就朝木椅走去，仍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坐到木椅上后，把身体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甚至架起了二郎腿。他表情镇静、自信。两位预审人员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经历了无数次审讯的惯犯，也看出了一个香港黑社会老大的那种气势。
这三位预审人员，中年的叫林林，青年的一个叫张晓鹏，一个叫李海波。林林主审，张晓鹏担任记录。
陈庆威直视着预审人员先开了口说：“我没有犯罪，请问你们为什么拘留我？”
脸上仿佛总带着笑容的林林说：“我们是广东省公安厅的，现正在调查一个名叫张子强的疑犯涉嫌买卖爆炸品的事情。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陈庆威说：“我叫陈庆威，英文名： CHAN HINA WAI。你们扣留的我的证件上写的就是我的名字。”
林林点燃了香烟后，拿起放在桌上的陈庆威那本假“港澳同胞回乡证”，翻开看了看，又扔在桌上，说：“你叫陈庆威吗？”
陈庆威说：“我叫陈庆威，难道你不相信？”
林林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问：“你还叫过什么名字？包括花名等。”
陈庆威回答：“彼德，我的英文名。除此以外，再没用其它名字。”
林林说：“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是广东省公安厅的，希望你正视目前的现实。你应该如实回答我的提问。”
陈庆威说：“我明白，我明白。”
林林接着问：“现在请你讲一讲你的家庭情况。”
陈庆威说：“我没有家庭……这与案件无关，我不想回答。”
林林说：“你的身份证号码，回乡证号码？”
陈庆威说：“都忘记了。”
林林说：“你的身份证放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在你所带的行李中，只看见回乡证，没有发现你的身份证？”
陈庆威说：“可能放在我的行李袋里，但我不敢肯定。”
林林说：“你的出生年月？”
陈庆威说：“我于1957年9月9日出生于广东番禺。”
林林说：“家里还有什么人？”
陈庆威说：“就我一个人。”
林林又吸了一口烟，望着陈庆威面露笑容地说：“你没有结婚？”
张晓鹏也停下了记录，望着陈庆威。
陈庆威说：“我没有结婚，没有妻子，没有孩子。”
林林与张晓鹏相视一笑说：“你以前是干什么职业的？”
陈庆威想了想，停顿了好一会儿说：“我不想讲。”
林林又问：“你的住址？”
陈庆威说：“铜锣湾，香港的铜锣湾，你知道吗？”
林林回答：“我当然知道，我去过，那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之一，对吗？”
陈庆威说：“是的，是的，看来你对香港还是挺熟悉的。”
林林问：“那请你讲一下你具体的地址，好吗？”
陈庆威说：“我没有固定的住址。香港同大陆不一样，住得不好，随时都可以换地方住的。又不需要办什么手续。”
林林换了一个话题问：“你何时从何地入境的？”
陈庆威说：“大约在1998年1月15日左右，由澳门从珠海拱北入境的。”
陈庆威这时想了想，又说：“其实我的情况我不讲你们也许知道，否则你们不会抓我。”
林林说：“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公安机关需要查明疑犯的身份。你有没有犯罪前科？”
陈庆威说：“这个问题很敏感，我拒绝回答。”想了想又说：“我在大陆没有犯罪，我是香港居民。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我拒绝回答你这样的问题。”
林林又笑了笑说：“你要这样做，我们今天也不强求你，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向你讲明，那就是你的相貌与一个叫张子强的疑犯很相像，而张子强涉嫌炸药案。要再问一遍，你的姓名和家庭情况。”
陈庆威停顿了一会儿，还是回答：“我叫陈庆威，证件写着的。”
林林追问：“那你就继续使用陈庆威这个名字？”
陈庆威说：“是的。”
张晓鹏将审讯笔录递给林林，林林看了看后递给陈庆威说：“你看一看，如果和你讲的一致，请你在上面签字。”
陈庆威非常警觉地接过只有两页半纸的讯问笔录，仔细地看了又看，想了想，然后拿起笔，却不是在上面签字，而是在所有空白处一道一道画杠杠，一共画了70多道横杠，把三页纸所有没有写字的地方都画得满满当当的，然后才在一处自己留下的空白处，用繁体字歪歪扭扭地写下：以上记录我都睇过正确。他这样做目的是害怕别人在他签过字的讯问笔录上，再加上对他不利的内容，可见此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惯犯。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
签完字以后陈庆威被管教干部押回监仓，他仍然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走在监仓区那长长的走廊上，他甚至非常放松地大幅摆动着两只手臂，一摇一晃地走着，仿佛在自家后院散步。进612仓后，他笑嘻嘻地用白话和同监仓的人打招呼，再次表现出是一个惯于进出监狱的人，很适应监仓里的生活。
陈庆威在地铺上躺了下来。
就寝前，大家都去洗漱冲凉，可陈庆威躺在地铺上不动。
同仓在押人员洗漱回来，见他仍躺在那儿，就问：“你不去洗洗。”
他说：“哦，不用不用，我很快就会回香港的。回了香港再洗。”
同监仓的人都看着他，不知这个案犯是怎么一回事。
等大家都洗漱完，陈庆威已经进入梦乡了。
这个在监仓里第一夜就睡得这样香的“陈庆威”，就是被人们称为“世纪大盗”的张子强。
第一次采访张子强案件是2000年3月 22日，我在广东省公安厅宣传处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位于柯木村的广东省看守所。接待我的是当年第一个从办案人员手中接收张子强和最后把张子强送上刑场执行枪决的省看守所的一位教导员。那天，他首先领着我看了当年关押张子强的地方，边走边对我说：“虽然张子强关在我们这儿近一年，但是当时案件正在侦破阶段，保密纪律非常严格，包括对于我们这些近身看管他的人，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我们看管的是谁。张子强是1998年元月25日关进来的，直到6月份以后，张子强案件侦破已经明朗化了，有一天，预审人员叫我们去监仓带张子强，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自称叫‘陈庆威’的人，就是张子强。”
说话间，教导员领着我跨过了省看守所的那个大铁门，进了看守所的大院内。我看见院内正在施工。教导员对我说：“我们正在建设新的监仓，最初关押张子强的612仓已经拆了。”
当时张子强关押进来的时候，厅领导一再向我们强调，这桩案件特别重大，看守工作一定要慎之又慎。我们的工作是十二万分地细心。当时有传媒报道说，张子强吃方便面时，把辣椒粉收集起来，准备袭警，全是无稽之谈。第一，张子强基本不吃辣的；第二，当时为了防止万一，我们规定在给张子强的菜中，吃肉不能有骨头，吃鱼不能有鱼刺，张子强根本不可能收集到什么辣椒粉；第三，张子强在关押期间，没有对看管人员产生过对抗情绪，更谈不上准备袭击看管人员，也没有发现有企图逃跑的迹象，他也非常明白根本是逃不出去的。”
说着，我们俩已经走进院子，教导员指着前面一幢红色的监舍说：“张子强后来从612仓到这幢楼的806仓，就在这个楼上。由于基建，这幢楼现在已经没有关人了。我们上去看看。”
这幢红色的建筑，上下两层，如今空无一人。教导员领着我上楼。他边走边说：“张子强就关押在楼上的第一间监仓，编号为806。”
我上楼时，突然看见当年张子强坐着接受审讯的那张黄色宽扶手的木椅就放在楼梯旁的过道里。
教导员说：“张子强被关进三天后就是春节了。正月初一我值班，为了稳定张子强的情绪，我找张子强谈话，他就坐在这张椅子上。作为看守所领导，虽然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张子强，但知道他是一个重要案犯，我应多了解他的思想状况。当时，他也一直不肯承认他就是张子强。”
1998年春节是元月27日，那天正好是教导员值班。他请年轻的管教干部小王把张子强带到谈话室。
当小王押着张子强走进提审室时，教导员看见张子强已经三天没有刮胡子了，下巴上黑乎乎的。
张子强走到那张椅子上坐下，还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笑着用白话对教导员说：“新年好！”
小王也在一边坐下。
教导员说：“陈庆威，今天我们随便聊聊，不是提审。你怎么没刮胡子。”
张子强说：“不要紧，我回香港刮。”
教导员说：“回香港刮？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香港吗？”
张子强说：“我在内地没犯事，你们应该送我回香港。”
教导员说：“没犯事会抓你吗？送你回香港就没事了？”
此时张子强讲话的神态，完全不像一个案犯，而像是在茶馆里和人聊天。他坐在椅子上，左腿架在右腿上，一只手抱着腿，一只手往前一挥，说：“我在香港坐过无数次的牢，进进出出是常事，就算香港警察抓到我也无所谓。哈哈，没事，没事，送我回香港就行。”
教导员说：“陈庆威，没事？你也太看轻内地公安了吧。没事会在这个大过年的把你请到这里来？”
张子强说：“我知道内地公安厉害。但我在内地真的没犯事。我就是在香港有事，也可以请律师。我有钱，有钱就可能请好律师。有了好律师，就可没事。”
教导员说：“香港也是法治社会，有钱就可以使有事变成没事？我想不会的，那社会的公正公平在哪里？”
张子强用手点了点教导员说：“这点你就没有我懂了，我16岁开始坐牢，今年我都40多岁了。香港的法律我都翻烂了，我懂。香港的法律和内地的法律不同，内地的法律注重保护国家的利益，香港的法律注重保护个人的权利。”
坐在一旁一直没开口的小王，忍不住插了一句：“香港法律是英国人在管制期间制定的，属英美法系。英美法系有它先进的一面，也有它的不足。中国是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人们当家做主，注重保护国家的利益也就是注重保护人民的利益。”
张子强嬉皮笑脸地说：“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我小学都没读完，我没有办法和你谈得这么深。但是我知道如何利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些年，我就这么过来的。”
教导员正色地说：“你现身在内地，对你适用的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你恐怕要好好钻钻《刑法》了。”
张子强语塞，略有所思，然后说：“《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张子强在与教导员的谈话中，信口开河天南海北，处处表现自己在香港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连香港警察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可是在他信口开河中，也表现出一个职业罪犯的谨慎，如他一再重申自己在内地没有犯罪，而在香港他犯过什么罪，则只字不提。他也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教导员感到这是一个在内地非常罕见的案犯，熟悉香港法律，善于与警察打交道。
谈话结束后，小王押送张子强回监仓。张子强走在前，小王走在后，这时，张子强的精神比刚才明显差多了。他低着头往前走，好像满腹的心事。到了612监仓前，他竟径直走过去了。
小王说：“站祝”
张子强一回头，才发现走过了监仓，马上走回来。
小王掏出钥匙准备开门，开门前按照规定对张子强说：“蹲下。”
张子强没有动。
小王又一次喝令：“陈庆威我告诉你，每一次进出监舍，管教人员在开门时，按规定在押人员都必须蹲下，听见没有？”
张子强百般不情愿地蹲下。
小王打开612监仓的门后，示意张子强进去。张子强站起来走进了监仓。锁好门后，小王没有立即离开，而是通过监仓门上的小窗户观察了一会儿。
走进监仓的张子强精神明显有点低沉。他走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了下来，略有所思。这时，他抬头看见同监仓的那位年纪比较大的经济罪犯，正捧着一本书在聚精会神地看。由于这人年纪大戴着老花眼镜，把书卷成一团捧在手上，张子强只看到一个“法”字，他知道这是一本法律的书，于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很想拿过来看一看，但这人正看得聚精会神，他又不好意思上前借。
于是张子强的注意力始终在这本书上。过了一会儿，只听一声深深的叹息，这位看法律书的老人大概在法律书上看到自己所犯罪行的量刑标准，神情沉重地把书放到地铺上。
张子强一眼看到放在地铺上的那本书，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他正欲上前借阅，那老人又拿起书仔细看起来。
所有进了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在关押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想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触犯了《刑法》的哪一条哪一款，量刑会有多重，即要判多少年。或者在法律中，找到有利于减轻处罚的条款。这个时候看《刑法》，几乎是在了解自己的命运。此时，老人看了一会儿，又把书放下，久久不说话。
张子强乘机凑上来，憋着用生硬的普通话说：“老先生，我可以借你这本书看看吗？”
老人没有马上同意，反问道：“你不是一直说，要回香港吗？回香港，内地的法律对你没有用。”
张子强说：“我这人一直很好学。坐牢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我的英文，我对香港法律的熟悉，都是在坐牢时学的。1995年我在香港坐牢，请了一个英国的大律师，每次到赤柱监狱来见我，大家讲的都是英文。那时，我的英文很不好，所以要律师楼的师爷来一句一句翻。后来，我下决心学英文。到开庭前，我基本可以单独和英国律师对话了。人啦，要逼。逼到一定的时候，做不了的事情都做了。”
老人把《刑法》递给张子强，张子强如获至宝地捧着《刑法》坐到一边仔细翻看着。但是，这本用简体汉字印刷的《刑法》，他读起来如同天书，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已经对文字进行过几次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简化汉字，而香港至今通行的仍是繁体字。本来中文水平就不高的张子强，读简化汉字的《刑法》，非常艰难，他仍一页一页地“啃”着。
“9810”的由来
12岁涉入黑道，16岁第一次坐牢，在香港留下无数案底，1990年在香港启德机场抢了价值3000万港币的劳力士手表，1991年又在启德机场抢了1．7亿元现金的张子强，与涉嫌在深圳杀人和绑架人质的香港头号通缉犯叶继欢联手，又在香港做下惊天大案。
在公安部的直接指导下，“9810大案”指挥部成立，粤港警方高级官员在广州会晤……2000年3月23日，我来到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采访当年侦破和审讯张子强案的办案人员。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走进了省公安厅大厦1007室时，看见几位干警正在整理档案。有近百卷卷宗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靠墙的桌子上，真有堆积如山之感。
当年负责审讯张子强的林林同志笑迎上来。林林个子不高，50多岁，形象朴实无华，通过与林林的多日相处和随着对整个案件侦破预审过程的了解，林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貌不惊人，言不高声，但个性坚忍不拔，工作锲而不舍。他在工作中总带着一丝抹不去的微笑，就是在审讯最艰难的阶段，他的谋略和坚忍也都掩在他那笑容中。
林林见我进来，说：“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清理张子强案的案卷。”
我说：“这么多？”
林林说：“张子强犯罪集团最后送上法庭提起公诉的一共是36个人，这样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又是横跨粤港两地作案，制造了多宗惊天大案，犯罪时间差不多横跨近10年，这10年中的犯罪，我们都要把它弄清楚，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案卷了。当时，中央指示‘一定要把张子强案办成铁案’，这是要求我们证据要充足，这些案卷里记录着的就是张子强犯罪集团的犯罪经过和证据。这些都是副卷，正卷还要多一些，全送法院了。”
我拿起一本卷宗，封面上写着“9810大案”，就问：“老林，这个案件为什么代号叫‘9810’呢？”
林林背靠着那堆积如山的案卷，开始向我介绍张子强案件……林林说：“‘9810’是一个时间。”
随着林林的介绍，张子强案件的由来在我眼前打开……1998年1月10日，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陈绍基接到公安部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通报了香港张子强、叶继欢犯罪集团横跨粤港两地作案的情况，要求广东省警方立案侦查。
通话的时间并不长，但陈绍基厅长却心里沉甸甸的。公安部领导同志最后说：“陈厅长，香港回归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我们的既定国策。以香港黑社会分子张子强为首的这伙犯罪成员，横跨粤港两地作案，绑架勒索，已经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央领导指示我们，打击以张子强为首的香港犯罪集团以及黑社会势力，是为了确保回归后的香港治安稳定，维护香港良好的经济环境。这件任务主要落在你们的肩上了，部里刑侦局将全力支持配合你们侦破此案。以后文件情报等，就按照我们刚才的商定，以今天的日期作为此案的代号，叫作‘9810大案’吧。”
陈厅长说：“请转告公安部领导并中央领导，广东警察一定不会辜负中央的期望。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做准备。”
公安部的领导说：“一两天内，我们部刑侦局将派人去广州协助你们办案。”
两天后，也就是1998年1月12日，在广州白云机场，一驾波音747飞机在夜幕下徐徐降落。飞机刚刚停稳，就有一辆轿车开上了停机坪，轿车里坐着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郑少东，他亲自来接北京公安部派来的要员。接着，有三位身穿便衣的公安部要员提着公文箱下了廊桥，大家只是握了握手，就钻进了轿车。轿车立即朝市内开去。
轿车一直开进了一个大院，门口一块醒目的牌子：广东省公安厅。
北京来的要员是公安部刑侦局的张局长和一位张副局长，还有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杜处长。陈厅长迎上来握着手说：“张局长，由于任务紧急，刚下飞机就请你们开会，辛苦了。我们已经向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作了汇报，省委领导指示我们抽调精兵强将，成立‘9810’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陈厅长转身指着朱副厅长，说：“朱副厅长你们都很熟了，我们厅里大家都习惯叫他朱老总，决定由他任‘9810大案’副总指挥。”
张局长和大家一一握手后，说：“由于案件目前处于高度机密，先向你们几位领导详细介绍案情。根据公安部领导指示，今后有关‘9810大案’，除办案人员外，在公安厅内部也暂时处于保密状态。”
陈厅长马上指示省厅刑侦局抽调精干人员，成立指挥部。办公地点就暂时设在省公安厅大厦刑侦局的1007室。公安部的同志到达时，指挥部的人员全部集中在会议室等待着指示。
很快，紧闭着的陈厅长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陈厅长和朱副厅长、郑局长陪着公安部的同志走了出来，沿着走廊走进了一间小会议室。推开门的时候，小会议室里整整齐齐地坐着一排抽调来“9810大案”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家看见陈厅长他们进来，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陈厅长介绍：“这几位都是刑侦局的干将。这是处长何涛，一个办案好手，这是副处长林林，30多年的警龄了，他是一位搞预审的高手。这是科长莫泉，别看她是女同志，个子小，可是情报资料分析的高手。这几位都是优秀侦查员，张晓鹏、李海波，既能办案，又是技术侦查工作的高手。”
张局长一一和大家握手。大家落座后，由公安部刑侦局的张副局长向大家介绍案情。张副局长从密码箱里拿出一叠材料走到台前，他的助手立即帮他装好了幻灯片。
张副局长首先对大家说：“同志们，这次我们面对的可不是一个一般的香港黑社会犯罪团伙，而是一个犯案累累，胆大妄为，明目张胆地挑战法律，挑战香港警察，破坏了香港社会安定的犯罪集团。”
这时，银幕上打出了第一张幻灯片，是张子强的头像。张副局长指着这张头像说：“他叫张子强，绰号‘大富豪’、‘变态佬’，今年43岁，12岁开始混迹社会，16岁就入黑道，在香港警局留下无数案底。几十年来，作案无数，是香港黑社会中一个作恶多端的犯罪集团的头目。”
银幕上又出现一个男人的照片。
张副局长指着这张照片说：“他叫叶继欢，是一个在香港家喻户晓的悍匪，今年37岁，广东海丰人，1978年偷渡去香港，从1979年开始就在香港持枪打劫。”
这时，银幕上换了一张照片，画面是从闭路电视上拍下来的，这个人一手持一枚AK47冲锋枪，一手挟持一名人质，站在街头向香港警察开火。
张副局长说：“他与他的同伙多次与香港警察在街头驳火，是一个手段凶狠的另一黑社会头子，被香港警方列为头号通缉犯。”
幻灯片又出现一个中年人的照片，我们已经在前面认识他，他与张子强一同关押在省看守所，自称叫陈树光。
张副局长说：“这个人的真名叫胡济舒，绰号‘蝠鼠’，今年47岁，广东东莞人，现为香港居民，是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军师，参与张子强策划的多宗案件，现被香港警方通缉。”
幻灯片上又出现一个约50多岁，脸上有一道刀疤的男人照片。
张副局长说：“他叫张志烽，今年53岁，绰号‘阿斩’，广东南海人，后偷渡到香港，是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骨干成员，跟随张子强在香港参与了多宗重大案件。”
张副局长最后总结说：“据我们初步了解，这两伙犯罪集团，近年来纠集在一起，横跨香港和内地从事抢劫、杀人、绑架等重大犯罪活动，已经干下了多宗震惊香港和内地的大案，并在黑社会扬言，要将香港富商逐个绑架，严重危害了回归后的香港社会稳定和繁荣，也破坏了香港的投资环境。据了解，一些香港富商已经花巨款买防弹车，请保镖，一些实业家有将投资向海外转移的迹象，如果形成事实，势必又会影响香港的经济稳定和香港人的就业率。”
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成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引起我公安机关注意的呢？
林林从案卷中抽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从照片看见：一个男人横卧街头，身中多枪，倒在血泊中。
林林说：“最早要从1995年11月发生在深圳水库的一起街头凶杀案说起”，说着，林林从如山的案卷中，挑出一卷递给我，卷宗的封面上几个大字：香港人蔡志雄被杀害。
吃完晚饭，我马上回到省公安厅大厦的1007室，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案卷。在打开案卷的一瞬间，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一组血淋淋的照片。由于我多年作家兼记者的生涯，曾经写过不少大要案，更是见过许多离奇的案件，但是那天晚上，在广东省公安厅大厦寂静的 1007办公室里，近距离地面对着这样一组由法医做过严格技术鉴定的死者照片，我还是体会了一种说不出的惊悸，一个人野蛮地剥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最大的犯罪，这就是对社会最大的危害。
随着一页一页案卷的打开，3年前发生在深圳水库街头杀人的一幕也就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深圳水库的主要功能，就是供香港淡水。几十年前建这个水库的时候，离当时的宝安县城所在地即现在深圳市的前身还很远。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飞快发展，深圳城市已经发展到了深圳水库的边缘，这里也建起很多住宅楼。由于这些住宅楼在深圳经济特区二线内，再加上房屋租金相对比市区便宜，所以来这里租房居住的外来人口也很多，因此也难免鱼龙混杂，治安环境比较复杂。
1995年11月27日下午，在这里发生了一起当街杀人的案件。
水库旁边有一条路叫爱国路，虽不太繁华，但是这里有一个消费中心，路旁边有不少商店、排档和酒楼。发生杀人案件时，由于是白天，路上有不少行人。路的两边还有不少排档，排档里都有三三两两的人喝茶吃东西。
下午约3点多钟，有两个男人走进了爱国路旁的一家糖水店，坐下来喝糖水。这是广东人的一种养生习惯。在广州、香港、澳门和广东其他一些城市里，到处都有这样的糖水店。这两个人进了糖水店以后，一个面朝店内，一个面朝店外即朝马路坐下来，一人要了一碗糖水吃了起来。
过了约十分钟，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穿着一双拖鞋走上爱国路，经过这家糖水店门前，这时，面朝店外的那个吃糖水的人看见了他，立即追了出来，喊住了街边的男子。两人就站在马路边交谈，谈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
街边男子要走，从糖水店里追出来的男人不让走，就打手提电话叫车，打完后两人接着争吵。过了大约半小时，有一辆三菱吉普车开来，从糖水店里追出来的人就拉那人上车，那人不肯，突然拔腿狂奔，后面的人紧追不舍。
跑了约十几米，追赶的人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支手枪，朝着前面奔跑的人“砰”的一枪，只见前面狂奔的人像被猛击一掌腾空而起，然后重重地摔在人行道的边沿上，趴在地上痛苦的抽搐。
马路上的行人和商店里的人都被枪声和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开枪的人一直追到被击倒的人旁边，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近距离地朝着躺在地上的人的后脑开了一枪，然后，喊一直远远站在糖水店门口的同伙，匆匆逃走。那辆停在一旁的吉普车也急忙开走，一会儿人车都没有了踪影。
人们急忙打“110”报警。20分钟后，深圳罗湖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警察赶到，立即把现场包围起来。被枪击的人已经死亡。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侦查，发现现场只留下两枚弹壳。从死者的身上找到一本《港澳同胞回乡证》，证明是香港人，名叫蔡志雄。事后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有迹象显示凶手是香港黑社会的人。至于凶手为什么要杀蔡志雄，一直没有找到线索，此案一直没有侦破。但是，后来深圳公安局反黑大队把视线盯上了一个叫叶继欢的香港人，可惜当时有关叶继欢的情况了解甚少，只知道此人行踪不定，很有可能是杀害蔡志雄的凶手。
接着，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发现1995年元月发生的中国（深圳）物资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经营部经理李晨曦在深圳失踪的案件，可能也与叶继欢的犯罪集团有关。
接着，我在有关叶继欢犯罪集团的案卷中，找到了李晨曦失踪案的材料。李晨曦1995年元月失踪，直到张子强、叶继欢犯罪集团被破获前，一直是一个悬案，由于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无法确定他是生是死，所以一直被列作失踪案。
1995年的钢材市场十分紧俏。当时中国（深圳）物资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经营部在深圳有一批钢材，一共有2500多吨。由于货俏，货主待价而沽，具体销售工作由深圳营业部经理李晨曦负责。当时有不少人找李晨曦谈销售的事，所以那段时间李晨曦经常出入酒楼。
1995年1月14日晚上，李晨曦又一次应邀到深圳南方国际大酒店吃饭。据说，李晨曦本人能喝几杯，但那天晚上有多位客户陪他，到晚上酒足饭饱后，李晨曦已经半醉了。
那天晚上，他们从深圳南方国际大酒店出来时大约9点多，南方大酒店门前仍然灯火通明，霓虹灯闪烁。
几个人陪着李晨曦走出酒店，李晨曦显然是饮酒过多，满脸通红，说话已经不太清爽。
李晨曦对陪同他的人说：“我要回去了。”
陪同的人说：“李经理，还早呢，我们去歌厅唱歌，小姐都找好了，在那儿等着我们呢。”
李晨曦醉意很浓，挥挥手说：“不去了，不去了。”但陪同的人一边扶着他不让走，一边站在街边张望着像是等车。
这时，一辆无牌吉普车飞速开来，就停在李晨曦旁边，几个人立即把李晨曦拉上了车，随即吉普车立即朝着深圳二线关外开去。
从此，李晨曦就失踪了，再也没有人看见他。
李晨曦失踪的第二天凌晨，在他深圳租用的写字楼的走廊上出现了两个人影。当时，由于是深夜，写字楼除了值班保安，楼内空无一人。这两个人影显然熟悉李晨曦的办公室，径直走到门前，拿出一把钥匙一把一把地试，试了几次终于把门打开了。这黑影盗走的是李晨曦存放在某仓库的那2500吨钢材的提单。紧接着，于第三天也就是1月16日提走了其中的277吨。
后来，李晨曦所在单位发现李晨曦几天没有上班，到处也找不到他，就觉得有问题，于是向深圳市公安局报了案。深圳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仓库里的钢材已经被人提走了277吨，知道事有蹊跷，在进一步侦查中发现，当晚请李晨曦吃饭的人，也销声匿迹了。这两桩案件都与香港黑社会叶继欢犯罪集团有关。
公安部刑侦局张副局长在向“9810大案”指挥部的同志介绍情况的时候说：“近年来，发现张子强和叶继欢这两个犯罪集团纠集到了一起，利用两地法律制度的不同，犯罪逐步升级。有情报显示，他们已经在香港策划实施了多宗绑架富商的案件，索取了巨额的赎金。目前他们又在秘密策划另一宗绑架大案。”
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11)(2003年06月02日)凉茶铺1月12日，公安部刑侦局张副局长向专案组介绍了情况后，“9810大案”指挥部正式开始运作。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伙犯罪分子的背景资料，朱明健副厅长紧急约见了香港警方。香港警方对于打击“大富豪”犯罪集团给予了高度的合作。第二天，他们就派出高级警官来到省公安厅。
1998年1月14日，粤港警方高级官员第一次在广东省公安厅会晤。
通过会晤得知，张子强及其同伙，是一个在香港警方留下无数案底的职业犯罪集团。
张子强祖籍广西玉林市，1955年4月7日出生，4岁那年随家人来到香港。
张子强的父亲是两手空空随着当时的“逃港潮”逃到香港的。到香港后既没钱，也无一技之长，为了全家糊口，凭着在家乡对中草药的一点知识，在香港油麻地的庙街开了一个小小的“凉茶铺”。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当年香港的油麻地和什么是广东人的凉茶铺。因为，这对于后来张子强的成长有着一个“鸡蛋与温度的关系”，即成长环境与经济条件影响了张子强的人生观，使他很小就进入了对抗社会，以破坏的手段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直到走入极端，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香港人和凡是到过香港的人没有不知道油麻地的。如今香港油麻地和旺角一带，是香港九龙半岛最为繁华的地段之一。这里的地价恐怕是全世界最贵的，据说身价不在数千万之上，你很难在油麻地拥有一套住房。这里已经不是“寸土寸金”的概念，而是“地凭人贵”，就是说住在油麻地是一种富有身份的象征。
而四五十年代住在油麻地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过那时和现在恰好相反。当时的油麻地比现在小得多。现在的油麻地由于经济的杠杆作用，大部分都是后来填海扩大的。当时的油麻地很小，离海滩不远，一些地方只是海边的荒地，只有一些低矮的建筑，有点像后来的棚户区。住在这儿的不是穷人，就是一些三教九流，是滋生黑社会的地方，这里当年常常发生一些黑社会的火拼。
张子强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那么，当年张子强的父亲在油麻地庙街开的又是怎样的一个“凉茶铺”呢？
庙街地处油麻地的最南端，是油麻地与尖沙咀的分界处。张子强父亲开的“凉茶铺”与中国北方的茶楼、茶馆完全不同，过去北京和上海的茶楼、茶馆是有钱人去消遣的地方，有些茶楼还与戏院连在一起。去茶楼、茶馆就是去品茶、听戏、会朋友。“凉茶铺”与现在风靡全国的广东式茶楼也不同。北方人去茶楼是为了品茶，而广东人去茶楼无论早茶、午茶、夜茶，重点都是品点心。而张子强父亲开的“凉茶铺”有点像北京街头的“大碗茶”，所不同的是北京的“大碗茶”是供大众解渴的，而张子强父亲开的这种“凉茶铺”却和我前面所说的“糖水品”一样，是为了解热消暑的。区别在于，“凉茶铺”比“糖水店”更大众化，价钱更便宜。
广东，尤其是沿海地区，由于地处北回归线上，气候炎热又潮湿，人们觉得自己身上的“热气”不容易散发，因此，民间就流传着找一些清热解毒的植物，也就是一些中草药，将其熬成汁，喝下解除“热气”，称为凉茶。这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广东的“凉茶”有着广泛民间消费基础，几乎是有广东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凉茶铺”。
张子强父亲带着妻儿逃到香港后，为了生存，凭着自己在家乡的一点中草药知识，就在油麻地的庙街开了这样一间简陋的“凉茶铺”。这样的“凉茶铺”不可能有太高的利润，所以，张子强父亲的“凉茶铺”开了多年也只能维持生计而已。
张子强就是在这样一个三教九流的外界环境和拮据的家庭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他小学还没读完便无心上学，终日流连在“凉茶铺”周围，与街童玩耍、打架。油麻地环境复杂，三教九流混杂，慢慢地张子强就与街头恶棍和黑社会成员交往，“贼性”开始在意识中萌芽。
他先在父亲的“凉茶铺”做帮手，后来父亲见他不学好又把他送到一间洋服店，也就是专做西装的裁缝店当学徒。但是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拳头，都没有把张子强引上正道。早年张子强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是严厉的，以至今天在看守所里的张子强还经常回忆起父亲当年怎样打他。但只靠打骂的简单教育方法，不仅没有使张子强回心转意，反而使他对父亲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至今在看守所里张子强还说，他对父亲没有什么感情。
张子强开始涉入黑社会，并自立小头目。他12岁就开始进警察局，16岁第一次坐牢，在香港作案无数，多次被抓，在警方留下了厚厚的记录。后来张子强在看守所与预审员和管教干部都谈到过，他以自我欣赏的自白方式回顾了自己走过的路。
成年以后的张子强，尽管他结婚、成家、生子，但并没有“金盆洗手”，所犯案件反而逐步升级，终于干下了多宗轰动香港的大案，后来几乎成了香港家喻户晓的人物。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子强和张子强案件，我去香港进行实地采访。
2000年10月13日，我去香港采访张子强案，事先广东省公安厅通过国际刑警组织香港联络处已经联系好了我去香港采访的有关事宜。这天下午我到了香港，香港警务处国际刑警组织香港联络科的一位助理联络主任接待我，并且负责安排我在香港的采访行程。张子强所实施的这两宗绑架案，由于被害人在香港没有报案，因此香港警方没有立案，从香港法律的角度来讲，在香港就没有张子强所实施的这两宗绑架案件。因此，我在香港不能说要求采访张子强案件，而香港警方，也不能直接向我提供任何张子强的资料。
我到香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搜集更多的张子强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实地踏察张子强作案的现常同时我也了解香港的法律和“一国两制”的现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实地察看明细表，这个表上只有地名和事件，而不提半句与张子强有何关系，事前传给了香港警务处国际刑警联络科。香港警务处国际刑警联络科的官员接待我时说，他们只能根据我的要求，带领我到我要去的地方。
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采访，香港警方派出的梁警官非常精干负责，十分准确地把我带到每一个我要求采访的地点，他基本上不和我谈张子强案件。
张子强伏法后，一直传说张子强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去泰国隐居了。这是张子强在伏法前写给妻子罗艳芳的信中要求的，还有说，罗艳芳手头还有很多钱，为此香港黑社会要追杀她，所以罗艳芳带着儿子躲到泰国去了。甚至，还有人自称到泰国采访了罗艳芳，并写出了一本书。我后来果真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张子强写给罗艳芳的这封信。这里也不妨全文照录，让读者来分析，去伪存真。
在这本书上，张子强给妻子罗艳芳的信是这样写的。
阿娜：
我知道你已想尽了办法，我也知你已祈祷了万千遍，每当我在黑暗中时，我都感到了你的声音。
可是实在是对不起，我还是要走了。
我曾经想过我们的晚年，是在一个安静的小镇里度过，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钓鱼，养鸡，然后等待孩子从学校回来。
可是，当我想这样做时，已经晚了，已经没有人会给我这个机会了。
也许你不相信，在这几个月里，我过得特别地平静。尽管几乎没有一分钱，但也没有任何工作，每天只是看着那只小窗户，希望它亮起来，然后，又希望它黑下去。
有人说，坐牢是一种可怕的生活。我想，对我来说绝对不是那么可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每天的工作，都太有规律了，起床，吃饭，甚至上厕所。
我知道你们曾为我奔走相告，为我四处游说，想让我再活下去。但是，我在这里大声地说：求求你们！不要再知（痴）心妄想，不要再作这种努力！
内地公安，并不像香港报纸描述的那么可怕。我觉得他们甚至很可爱，他们的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友善，和我说起话来，像一个友好的朋友，更不要说，有什么打我、折磨我的事。真的，你要相信，或许是在我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岁月里，我过得很平静。
如果我真的在香港受审，我肯定不会死，也肯定有机会出狱，我想如果那样的话，我迟早还是会有一次惨死的机会。
相信我的话，除了我对你和孩子感到愧疚之外，我相信，自己对死的理解，有一种快乐的理解，真的，很快乐。
当一个人真正感到了生命要结束时，才会发现，安静地坐在一张凳上，是多么地幸福。如果有一个妻子，有两个孩子，那个世界，除了是天堂，还能是什么呢？
我后悔认识你，后悔我们有一次那样的相识，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或许我就不会再在黑社会里混了，或许我就可以做一个平庸的丈夫，那才是人间的日子啊，天天可以和老婆亲热和吵架，那才是天堂埃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多少钱，不过，无论你剩多少，还是离开香港吧，到一个有湖的地方去居住，带上我对你的思念。
从今以后，无论你是改嫁或者找情人，都会给我带来一份快乐。我知道，你在快乐的时刻，一定会想起我。毕竟，最初是我给你最快乐的时刻，也是你给我最初的快乐。
不过，我希望你抚养好两个孩子，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我已经不需要他们的爱了，我也无法再爱他们，我现在就如山上的一个小石子，可以给人间的任何人使用，但我本身不会快乐。
不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爸爸很爱他们，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好好读书，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要善于做一个平民，一个能吃饱，能有衣穿，不时可以弄些小钱回来花的平民。
富翁的日子并不好过，也是对人世的不公平。别人都那么穷，你富得好意思吗？所以，不要太富。
如果你到了新的安居点，就把我的骨灰，撒到那湖中，我乐意和鱼儿们在一起欢乐。如果你愿意，就钓鱼吧，每一条鱼，都能有我的灵气。
照顾好我的母亲，我从来就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快乐，这一辈子，除了你之外，她也是最爱我的人。我爱她，正如我爱你一样。
阿娜，相信我，不要难过，我真的是在一种极平静的心绪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站的。我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感到平静，感到无欲无求。
你救过我多次，多谢你了！没有你，我早就离开了人间！
吻你！
寻找张子强的家
其中，1996年8月购入的位于香港金巴伦道的一套豪宅共花去了4150万港币。这套豪宅在张子强案发后，被其妻子罗艳芳于1998年8月以差不多低一半的价格2600万港币匆匆卖出。这些住宅只是张子强犯罪所获财富的一角。
我通过调查了解到，虽然判决书上说张子强的家庭住址是香港南湾道 10号雅景阁1楼H座，其实这只是张子强于1996年7月以忠裕实业公司的名义用1180万港币购入的一处豪宅，而张子强一家并没有住入。他们平时住在香港何文田街龙文大厦的11楼A座。从资料上查这套公寓的业主也不是张子强，而是倍亮发展公司。接着我查到，这间公司的董事有罗艳芳，还有一个叫张伟民和一个叫邓细妹的，后来又查到张伟民和邓细妹是张子强的父母。1998年7月张子强又以其母亲邓细妹的名义，以680万港币买下这套公寓的隔壁B座，然后将两套房子连通。邓细妹一个家庭妇女，哪来的680万港币的巨款，其中的猫腻不难看出。
我知道了张子强家的住址，但我不能向香港警方提出要到张子强家看看。于是，我换了一种方法，即写出一个具体的地址，请他带我去找这个地方。他也明白这就是张子强的家，因为当时广东省公安厅抓获张子强后，通过香港国际刑警组织通知张子强的家庭，通知书就是他们送的。我们两人都不提张子强这个名字，他把我带到了这个地址。
这幢公寓是个小高层，只有11层，每层两户，11楼住的是张子强一家。小电梯载着我们到了11楼，电梯打开的时候，我首先看到是一面墙。接着看到墙下有一个小香炉，香炉里插着香，香是点燃的，飘着袅袅的白烟。接着，我看见由于是两套打通的，所以张子强家的门开得比较大，大约有一般人家两扇门那么大。这时，我看见了以前不少报纸都登过的那尊据说是张子强请的一位泰国艺术家以张子强的妻子罗艳芳的面容而雕塑的狮身人面像。原来，这狮身人面像不是一尊，而是两尊，分别放在门前过道的两边。张子强家里亮着灯，我听到房子里有孩子的哭闹声。
我当然无法敲门采访，就是敲了门罗艳芳也不会回答我的提问。我们没有惊动罗艳芳，就悄悄地离开了，但它证实了我的分析，罗艳芳根本就没有离开香港。后来，我又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香港根本没有罗艳芳去泰国的签证记录。罗艳芳逃到泰国并被黑社会追杀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从张子强家出来，我请香港警员领我去香港启德机场，因为，当年张子强曾在这儿成功地进行了两次轰动香港的抢劫案。
香港启德机场曾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也是一个几乎建在城市内的机常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弹丸之地，她的所有平地几乎都是填海获得的，启德机场也是填海建成。我们的车开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到了启德机常过去出国我曾多次在启德机场乘飞机，所以对那儿的繁忙印象深刻。这一天正好冷空气南下，香港下着小雨，我们冒雨实地察看。
到了启德机场，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启德机场吗？启德机场已于 1997年搬迁香港赤腊角，现在宽大的停机坪变成了一个小商品市常结果使我大失所望，启德机场的货运大楼，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一片平地，连一点瓦砾都没有留下。可是当年张子强就是在这儿，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抢劫。
这时，我发现背后还有一幢建筑没有拆除，陪同我的梁警官告诉我那是机场警署大楼，张子强当年实施抢劫的地方离警署不到50米。可见，张子强胆大包天。
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15)(2003年06月09日)劳力士悬案我站在小雨中，望着早已人去物非的启德机场，眼前浮现出当年张子强曾在这儿制造的震惊香港的那场抢劫案。
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戴瑞士名表劳力士成为一些老板的身份的象征。因此从几万元一只的普通劳力士到一百多万元一只的钻石劳力士都有，在香港销路都很好。总部设在瑞士的劳力士公司每隔一段时间，便空运一批劳力士至香港，然后由一家私营保安公司负责从机场押运至香港中环劳力士香港公司所在地，整个过程严格保密。
1990年香港启德机场，可不像现在这样宁静。那时，每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落。
2月22日的这一天，瑞士劳力士总公司，又往香港空运了一批劳力士表，由一家香港保安公司负责押运。这天中午约11点半左右，一辆保安公司的押运车，经过自动闸门驶进了机场的仓库区，然后在仓库楼前停下。车门一打开，3名身穿制服的押运员跳下车。训练有素的押运员们分工明确，一人下车后就站在车旁，手持雷鸣灯猎枪警戒，另外两人走进仓库办手续。
走进仓库区的押运员将有关手续交给仓库货运站，货运站的人查验无误后，就将他们要提的几十箱货运到押运车旁，押运员当即清点，清点无误后，押运员与货运站办了交割手续，当一箱一箱的手表都搬上车后，押运员刚刚要送上车门，突然，5个蒙面人仿佛从天而降。蒙面人也是分工明确，两人跑到驾驶室，用手枪顶住了坐在驾驶室的押运员，缴下了已经惊呆了的押运员手中的武器。另外的人用手枪顶住搬手表的两名押运员，并迅速将他们推上了车，立即用塑料手铐将他们铐上，又用胶带纸封了嘴，并且从外面将车门锁上。
蒙面人训练有素，在驾驶室的蒙面人逼押运员脱下制服，自己立即穿上，然后坐到驾驶座上。就在后面的押运员被锁进汽车车厢里的同时，汽车发动了，立即遁尘而去。整个抢劫过程不到 10分钟。
押运车离开货运仓库以后，顺利地驶离了货运站的大闸，然后朝机场隧道方向驶去。车到隧道口以后，又突然改变方向，沿启福道向观塘方向开去。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车多人多，押运车立即汇进了公路上车的海洋，不一会儿，就没有了踪影。
像负责这种贵重物品押运工作的保安公司，都有较严格的工作程序，押运车在工作途中要随时保持和公司总部的联系。但这次公司总部没有在预定的时间接到押运员的报告，于是马上和押运车联系。1990年手提电话还没有开始普及，但保安公司给押运员配备了传呼机，公司总部马上传呼押运员，但一遍又一遍的传呼都没有回音。公司总部明白出事了，于是马上向警方报案。
香港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通知所有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密切注意一辆押运车。
数小时后，警方在香港九龙湾的常怡道路旁，发现了那辆失踪的押运车。打开后车门，发现3名押运员都在车上，仍然被反绑着双手，蒙着眼睛。车上 40箱手表已被搬走。据押运员说，抢劫者在这儿换了车，然后不知去向。
下午约5点钟，香港警方又接到路人报案，在香港安达臣配水库泵房前，有一辆货车着火……警方赶到现场进行了勘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但在货车残骸附近的草丛中，发现了几只崭新的女式劳力士手表。事后统计，此次一共抢走了40箱2500只劳力士手表，总价值为3000万港币。此案香港警方查了很长时间，发现了一些迹象，显示为张子强团伙所为，但是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只好作为悬案挂了起来。
香港最大劫款案
一年半以后，香港启德机场又发生了一宗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劫款案……1991年7月12日上午，香港某银行要调配一部分现金到美国。由香港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运送这批现金到启德机场，然后空运到美国，其中有美金1700万，港币3500万，总值约港币1．7亿。
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开进启德机场的仓库区，车子在货运行政楼前停下，其中一名押运员下车走进行政楼办手续。车内还有3名手持雷鸣灯猎枪的押运员。两人站在车头，一人坐在车厢里。
这时，如同一年前电影重映，突然几名蒙面劫匪出现在装甲解款车前，其中4名戴面罩，1名没有戴，没有戴的这名就是张子强。张子强持手枪在前，领着两名匪徒首先将车头的两名押运员用手枪逼进车厢内。其他的匪徒冲进车厢内，用手枪顶住了里面的押运员。
3名押运员立即被劫匪用布蒙住了眼睛和嘴巴。
一名蒙面劫匪跳进了驾驶室，坐到司机的座位，解款车立即发动，烟一般地消失了。
解款车刚刚离开的时候，进行政大楼办手续的那名押运员走了出来。他一看不见解款车，立即惊呆了，再四处张望，不见车子的影子，他立即掏出对讲机报警。
此时，解款车已经到了机场地下隧道。
那天我从启德机场出来的时候，就请陪同我的香港警察领我去看看张子强当年实施两次抢劫都要经过的这个机场隧道。当我们的车经过这个隧道时，我发现隧道虽然不长，但那是开车进入机场的必经之路。如今启德机场已经搬迁，但旧的机场隧道仍然车辆川流不息。可见张子强当年的贼胆包天，而又设计精密，几乎算好了行动的分分钞秒，因为只要稍一耽误，警方一封锁隧道口，他就插翅难逃。
但当时在香港警方赶到抢劫现场时，张子强他们已经开解款车经过了机场隧道，拐上九龙宏安道，前行不久又拐进了丽晶花园，然后迅速绕了丽晶花园一圈，沿宏安道拐上启业道，把车子停在正在兴建的大老山隧道的天桥边。
这里停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显然是来接应的。解款车还没有停下，立即从面包车上跳下几个人，等车子停稳后，马上同车上的劫匪一道，搬运解款车上的现金。现金都装在一个一个的帆布袋里。劫匪们一共搬了9个大口袋和1个小口袋。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车上被绑并被蒙着眼睛的押运员都很紧张，其中有一名押运员满脸是汗，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流进了眼窝，这样使蒙住眼睛的黑布往下滑了一点，露出了这名押运员的半只眼睛。押运员以这半只眼睛从滑下的蒙布边上看见了没有戴面罩的张子强。
几名劫匪都只顾着搬钱，他们非常迅速地将解款车上的钱转移到那辆白色面包车上，没有人注意到那几个被绑着的押运员。搬完钱劫匪们立即登上面包车沿着太子道东往旺角方向飞驶而去。
解款车和车上的押运员被遗在路边。
留在解款车中的押运员们，紧张地坐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他们不知道劫匪们最后会怎样处置他们，因为有的劫匪会杀人灭口的。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那个喜欢出汗的押运员的蒙面黑布又掉下来了，这时他才发现劫匪已经逃走了，于是就拼命挣扎呼喊。由于这里是郊外，喊了一会儿也没有人前来帮助他们，于是大家挣扎着相互松开了被绑住的手。
此时，公路上飞驶的白色面包车里，劫匪们欣喜若狂，大家脱下了面罩，弹“额”相庆。
张子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挑开了一个装现金的大帆布袋封口，袋里露出了一扎扎港币，这些港币几乎都是旧钞。满面是笑容的张子强拿出一扎有着银行封签的千元面额港币，扔给坐在一旁同样是满面笑容的胡济舒。胡济舒用手像玩扑克牌似的翻了翻，说：“嗬，都是‘大黄牛’！”（由于千元面额的港币是黄颜色的，所以香港人喜欢把它叫作“大黄牛”。）说完，又把钱扔进了帆布袋中。
张子强又用刀挑开了另一个口袋，口袋里露出了一扎扎百元面额的美元。
这时，笑容从张子强的脸上退去了，眉头却渐渐地皱起来。胡济舒伸过头来，看见口袋里的美元都是新币。他立即拿起一扎，同样用手飞快地翻了一下后对张子强说：“不好，是连号的。”接着，又将口袋里的钱翻了翻，再拿出一扎，仍然是连号的。胡济舒直起腰来，看着张子强。
张子强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扎美元，用刀挑破美元上捆扎的纸带，然后将一扎美元“哗”的全部扔出了车外。
坐在窗边的一劫匪赶紧伸手去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看着扔出去的美元雪片一样飞扬，散浇在车外野地里，回头不解地问：“好不容易得来的美元，扔了它干什么？”
张子强盘腿而坐，闭眼不语。
胡济舒敲了一下叫喊的劫匪，说：“你不懂，这叫祭天地，保平安。”
这是张子强迷信的一种表现。
这不禁使我想起，在上一次抢劫劳力士手表时，警方在现场也找到一些新的劳力士手表。香港有传媒在报道中说，张子强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他几乎每一次抢劫，都会留下一些赃款赃物，名为“留下买路钱”。后来张子强案发以后，有香港记者采访张子强的老婆罗艳芳，罗艳芳在谈到张子强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他好喜欢看书，好信玄学，认为世事如游戏，人好渺小，其他人都好幼稚。”这段话虽然罗艳芳在粉饰张子强，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张子强很迷信，他看的书也多是迷信方面的书。他甚至在作案前不许部下近女色。
不仅张子强迷信，罗艳芳也很迷信。到最后张子强一审被判死刑，罗艳芳四处奔走，想保住张子强的一条命，行动之一，就是跑到香港黄大仙庙为张子强求了一签，并请玄学“高人”指点迷津。结果一侠“高人”给她出一个“高招”：用庙里求的符纸包一小捧米，送给张子强消灾。
后来我从张子强的辩护律师李建华的助手那儿得知，罗艳芳在张子强开庭的时候，给张子强带了一些衣服，其中包括后来张子强穿上刑场的那套西装。张子强执行枪决后，这位助手陪同罗艳芳的父亲罗培辉去领张子强留下的衣物，结果从一件衣服的口袋里，确实找到了一张黄纸符包着的一小捧米。张子强的岳父罗培辉就在张子强度过最后日子的广东省看守所的附近，找了块偏僻的地方把这些东西全部火化了。
启德机场17亿港币被劫案，震动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包括美国的金融系统。香港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全力侦破。从现场没有找到太多的线索，而其中一位押运员虽然看到了一张劫匪没有戴面罩，但因不是他熟悉的人，在没有抓到劫匪前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再加上当时押运员太紧张，事后向警方描述此人时说得也是不十分清楚。警方经过分析认为，这样大笔的现金以这样精确的作案手法被劫，一定有“内鬼”配合。警方不动声色地把侦查目标指出了卫安护卫公司内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有一个女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案发不久，香港某银行走进了一位女人，她在营业厅柜台前拿出10万港币现金存了进去。接着，在同一间银行的另一个营业所，这个女人又往同一个账号存进了10万港币现金。接着又是用同样的手法，前后在不同的营业所存钱。
银行通知警方后，警方经过缜密的调查，发现这个女人叫黄X琦，在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发生后不久，分多次往银行里一共存进了41万港币现钞，经验证这笔现钞全部是启德机场被劫的现钞。
警方扩大线索进行了近一步调查，结果有了重大发现，向黄X琦提供这笔现钞的是一个叫罗艳芳的女人。再调查，发现罗艳芳是卫安护卫公司运输部的文员。卫安护卫公司即是负责启德机场现钞押运的那间公司。警方马上把侦查视线转向了罗艳芳。
卫安护卫公司办公地点，在香港红杏鹤园东街的卫安中心大厦。当警方把视线转向罗艳芳以后，开始对她进行监视。
这一天，有一位年轻的女人走出卫安中心大厦。她衣着得体，非常彬彬有礼地跟大厦门口担任护卫的老伯打招呼。刚出门不久，另一位女同事从楼里出来，边走边喊：“罗艳芳，中午一块儿吃饭好吗？”
罗艳芳笑着说：“行，我请客。”两人有说有笑地进了街边的一间茶餐厅。
马路对面的一辆小车里，两名香港便衣警察正在监视着罗艳芳，其中一人拿着照相机用变焦镜头拍下了罗艳芳。接着，便衣警察进了卫安公司总部。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有了重大发现：罗艳芳的丈夫就是在警局有着一大叠案底的黑社会人物张子强！接着又发现张子强的收入与支出存在很大问题，结合张子强、罗艳芳存进银行的现金就是启德机场失劫的钱，警方认为张子强罗艳芳夫妻是启德机场劫款案的重大嫌疑人。于是，拘捕了张子强、罗艳芳。
1992年11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涉嫌抢劫机场解款车案。
那天当法庭上座无虚席，因为启德机场劫款案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现金劫案，案件的审理不仅有许多旁听者，香港各大传媒也都派出强大的记者队伍跟踪报道。法庭开庭的那段时间，报纸、电视、电台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新闻。
法庭上，张子强否认自己参与了启德机场现钞抢劫。
控方律师对法官说：“控方请求证人出庭。”
在法官的允许下，法警引上来一位男人。他就是发生抢劫那天，由于紧张满脸出汗，以至于蒙面布滑下来的卫安护卫公司押运员。
控方律师问：“请问您的身份？”
押运员回答：“卫安公司押运员。”
控方律师问：“1991年7月12日上午您在哪里？”
押运员回答：“我当时随解款车押运至启德机场货运仓库。”
控方律师问：“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押运员回答：“解款车被劫持。”
控方律师问：“你当时看到了什么？”
押运员回答：“一开始我什么都没看见，因为劫匪都戴着面罩，后来他们又将我的眼睛蒙上。但车开到一个地方换车时，我的蒙布由于出汗滑了下来……”控方律师问：“你看到了什么？”
押运员回答：“我看见当时车停在香港大老山隧道的天桥边，旁边有人带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这里接应。车上的人正在搬运装钱的袋子。大家都蒙着面，只有一个人没有蒙面。”
控方律师问押运员：“您能指出你所看见的这个人在法庭上吗？”
押运员犹犹豫豫地指了指坐在被告席上张子强。
张子强冷笑看看这位押运员。
经过这位解款车押运员的指认，使指控张子强的证据得到更有力的佐证。法庭裁定张子强罪名成立，判决入狱18年。而罗艳芳却由于证据不足，判无罪当庭释放。
帮助我收集这些资料的是一位香港同行，我们是在采访中相识的。他叫胡德立，今年50多岁了，是一位辛苦了一生仍然在辛劳的千千万万个香港人中的一员。尽管他差不多干了几十年的记者，但在香港的报纸上你看不到他的名字，因为，香港报纸和内地的不同，我们内地报纸在发记者文章的时候，都会在本报讯的后面署上本报记者某某某的名字，但香港由于传媒业竞争惨烈，从业人员跳槽多，除了专栏作家的专栏文章有署名，一般记者在发文章时，报社都不署名，所以，胡先生当了几十年的记者，在多家报馆干过，但你很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胡先生当年全程跟踪采访了张子强案，他不但情况非常熟悉，而且还帮我找来了许多当年的资料。看到这些资料，我发现，张子强抢劫香港机场解款车案当年在香港的开庭，传媒的关注度不亚于后来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
那天在香港我找到胡先生时，他立即用那种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喊：“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跟胡先生完全说明来香港的目的，因为直到今天张子强仍然是香港传媒关注的对象，我不想让香港传媒知道我来港的目的，以免又炒出一些小道消息。香港传媒的竞争是十分惨烈的。内地传媒现在也竞争，但它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一个谁在市场上占有率高，谁的影响更大，谁的经济实力更强的竞争。而香港传媒的每一次激烈竞争的结果，都会有报纸消亡，所以，我说是“惨烈”的。因此，香港传媒在“天下无大事”的时候，常常自己炒作一些事来，让读者来买他的报纸。
胡德立看见我，非常热情地说：“忙不忙？我请你喝咖啡？”
我笑了笑。他以为我要拒绝他，马上说：“喝喝咖啡，我们互相交流交流也许对大家都有好处。”我说：“好，我请客。”
我跟着胡先生走进一间咖啡厅，咖啡厅里人不多。两人落座。
胡德立很快进入主题：“杨先生，最近在忙什么？”
我说：“没有忙什么。”
胡先生又问：“那么，你来香港……”
我说：“随便转转，顺便找一点资料。”
胡先生用手指着我说：“您说的就是实话了，现在大家不是提倡实话实说嘛。中央电视台还有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谈话节目叫《实话实话》呢，我专门在香港报纸上写一篇文章，就是讲大陆现在提倡实话实说。可杨先生就不是实话实说了。我先实话实说好不好？”
我笑笑说：“好呀。”
胡先生狡黠地笑着说：“杨先生分明在忙着采写张子强案件的电视剧吧？”
我立即警觉了：“您怎么知道的？”
胡先生又笑着说：“你看，你看，你承认了吧。我也实话告诉你，我是从大陆报纸上登的一篇消息看到的，广东省公安厅和有关方面正在筹拍一部有关侦破张子强案件的20集电视剧，我看到编剧的名字是你。”
罗艳芳的营救
说实话，这就是香港传媒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所以他说他像狗一样到处嗅，不然很难在竞争惨烈的环境里生存。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我当然对张子强案很感兴趣。听说，当年张子强抢启德机场解款车案开庭时，你是全程跟踪采访的？”
胡先生笑笑说：“我们香港人喜欢讲缘分，我们俩也许有缘分。大家都是同行，同行说话容易沟通。我虽然跳了好几个报社，但张子强案件一直是我跟踪报道的。我差不多跟踪了七八年了，他在香港的很多情况，我都清楚，也报道过，从1992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审理他的案件开始，一直到后来他被终审法院判无罪释放。你要全面地写张子强案，我可以向你提供他在香港方面的一些背景材料，条件是……”我笑笑回答：“胡先生，我很敬佩你的敬业精神。你比我年长，在新闻界你是前辈，我应该向你学习。”
胡先生仍然狡黠地说：“你还是没有实话实说。唉，谈什么前辈，我只是比你大一些而已，混碗饭吃，而且还很辛苦。香港弹丸之地，600多万人口，有那么多家报纸，竞争简直可以说很惨烈。你看我头发都花白了，还在街头跑新闻，像一只老狗啦，鼻子不行啦。只能多跑跑，要养家糊口埃”我说：“张子强案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而且你们香港一些传媒感兴趣的，和我所感兴趣的不一样，这次重新采写张子强案件一定要还读者一个真实。”
胡先生正色地说：“张子强案件我跟踪了七八年，我对他的看法也许跟你所说的那些香港传媒看法不一样。香港和大陆虽然一国两制，法律体系也不同，但毕竟都是中国人，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不应相差太远。我非常了解，张子强是一个善于钻法律空子的案犯，而他老婆罗艳芳也不是一个一般的角色，她不仅和张子强一样熟谙法律，而且她还比张子强更胜一筹，善于利用传媒的宣传来博取同情。1992年11月，罗艳芳被判无罪释放后，她一出来立即展开了营救张子强的行动。首先她花重金为张子强请了香港最好的律师上诉，接着她特意约见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胡先生详细地向我叙述了罗艳芳是如何营救张子强的。我后来从张子强与审讯人员的交谈、和管教干部的交谈，以及他的同伙在交待中所谈到张子强平时和他们的交谈，都提到对于罗艳芳的这一次营救，他一辈子铭记在心。他后来常说“艳芳，你救了我”，指的就是这一次。
那一天，罗艳芳租下了香港某宾馆的一间会议室，向传媒广发邀请，召开新闻发布会。由于张子强案开庭审理已成为香港头条新闻，各传媒都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报道。现在张子强的妻子，也是曾被作为同谋的罗艳芳召开新闻发布会，当然吸引了各传媒的关注。那天会议室里挤满了香港记者，胡德立先生也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在律师的陪同下，罗艳芳穿着长裙，戴着墨镜，走进了新闻发布会会常那么，这次新闻发布会罗艳芳和她请的律师，又是抓住哪一点来为张子强解脱呢？
我在前面曾经说到，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开庭审理时，那位曾在现场看到张子强脸的押运员出庭作证，对于判决张子强有罪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罗艳芳请到的这位律师所采取的辩护策略，就是设法否定这位押运员证人的可信性。他在查阅了全部案卷后，找到了一个空子，即警方在抓到张子强后，曾请这位押运员到警局辨认。这位押运员在辨认中，没有立即认出张子强，而是在快要离开时，才想起来转身指认张子强就是当时在现场的那位没有戴面罩的人。律师抓住这一点，认为这个指认是不可信的。
惊天铁案
———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21)
(2003年06月17日)
大盗被判无罪释放
那天新闻发布会上，律师陪同罗艳芳落座后，首先对着众多的话筒说：“张子强先生是冤枉的。警方指控张先生的惟一证人，是一个押运员，他声称曾在现场看见张子强。可是，在现场进行指认时，他又不能立即认出张先生，却在离开指认现场时，又回头指认张先生。这个指认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程度。而且，这个证据是独立的，不能形成一个证据链，因此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
有记者问罗艳芳：“罗艳芳女士有什么说的？”罗艳芳面对着镜头，慢慢地取下了墨镜，人们看到她泪流满面。她说：“警方不但制造冤案，还搞刑讯逼供。你们看！”接着，罗艳芳突然撩起自己的长裙，露出雪白的大腿，大腿内侧有一道长长的浅红色的伤疤。
整个新闻发布会会场立即躁动起来，罗艳芳哭着说：“在里面，警察为了让我招供，竟用刀在我大腿上划了一刀。”
现场一片惊呼声。
罗艳芳又戴上墨镜。我们不得不承认她制造了一个惊人的效果，这个效果由传媒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说司法制度是独立的，但它不可能一点都不受大众舆论的影响。
在我弄明白了张子强的整个犯罪事实后，我更能理解当时罗艳芳这个惊人之举的背后是什么。当时她确实表演得很成功。我想，那天当她再次戴上墨镜的时候，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在哭还是在笑。
上诉的时间持续得很长。1995年6月 23日，香港终审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的上诉案，这时候罗艳芳和律师的努力已经十分见成效。等到香港终审法院开庭时，很多人都已经确信，张子强的上诉一定会成功。香港颇有影响的《南华早报》，甚至在开庭的当天早上，就发表文章预测，张子强的上诉一定会成功。”
那天开庭时，胡德立先生和其他记者都一早到了法庭旁听，坐下后一位同行轻声对胡德立说：“愿不愿打赌？”
胡德立问：“赌什么？”
这位记者说：“赌张子强今天能否上诉成功。”
胡德立问：“你赌成功还是不成功？”
这位记者说：“我赌张子强今天上诉成功。”
胡德立说：“那我们就没什么赌了，我也认为张子强今天肯定能上诉成功。”
这位记者问：“你真的认为张子强是无辜的吗？”
胡德立望着法庭被告席上的张子强，张子强一副无辜的样子，接着胡德立用手上的带望远镜头的照相机对准张子强，随着焦距的推进，他看到张子强脸上的表情确实是无辜的，但眼睛却露着狡黠的目光。胡德立放下照相机，说：“如果张子强是无辜的，维多利亚港的海水就是淡的了。”两人一笑。
那天还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曲，法庭书记员让全体起立，终审法院大法官杜辉宣布判决：“……经过重新审理，宣告张子强被控罪名成立。”法庭片刻宁静，大家惊讶地相互瞪着眼睛。突然，杜辉改口，“张子强被控罪名不成立。”原来是杜辉大法官的口误。
张子强长长舒了一口气，他望着坐在听众席上的罗艳芳。
杜辉又说：“将被告张子强当庭释放。”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整个香港人都记忆深刻的，特别是事隔3年后，当张子强又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时，人人都会想起3年前，张子强在罗艳芳和律师的陪同下，走出香港终审法院的那一刻。
宣布张子强无罪并当庭释放后，张子强在罗艳芳的陪同下，走出法庭。终审法院门口，挤满了记者。张子强满脸是笑，朝着无数个电视镜头和照相机伸出两根手指，做出“V”字胜利的手势。
就这样，连续在香港启德机场作了两桩大案，抢劫金额合计近2亿港币的罪犯张子强，被警方抓获后，法庭已经定罪判了他18年徒刑，最终却脱罪了。
抓贼反被贼咬
在香港终审法院门口朝着记者做出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的张子强并没有到此为止，第二天他张扬地开着他的那辆黄色林宝坚尼名贵跑车，约请香港电视台记者“控诉”警察，一时间香港各电视台和报纸都出现了张子强开着他的那辆名贵跑车的画面，以至当张子强几年后被广东省公安厅抓住以后，香港各电视台立即就从自己的资料库调出了张子强的画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侦破张子强案的过程中，广州警方和深圳警方都分别找到了张子强当年在启德机场抢走的那批连号美金。
抓贼的反被贼咬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犯罪高手！
那天在香港的那个咖啡厅里，胡德立告诉我：“张子强夫妇不仅充分利用传媒攻击香港警方，还以冤案的名义向香港警方索赔，为此香港警方后来向张子强赔了 800万港币。张子强的名字，一时间在香港差不多家喻户晓，成了一个社会明星。”
我问胡德立：“香港社会怎样看这件事？”
胡德立说：“你所说的香港社会是指什么？这个概念很模糊。在香港从某种角度来说，社会反映就是传媒的反映，而传媒代表的很复杂。再说在香港总有那么一批人，不唱唱反调就无法生存，于是这个世界也就热闹了，于是就忙乎我们这些记者，这不也就多了一碗饭吃。哈哈———哈哈。”
我说：“作为记者，总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正义感，应该告诉读者一个真实。”
胡德立说：“什么叫真实，存在就是一种真实。内地把传媒叫党的喉舌，人民的喉舌，你们讲究使命感；香港的传媒应该叫作传声筒，有什么传什么，什么热闹大家都去凑。我们记者也就靠这个生存。记者本身不是没有看法，也不乏具有正义感的，但法律都判他无罪了，记者能说他有罪吗？”
我说：“有罪的被判无罪，这总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打击犯罪是法律的神圣职责。法律如果保护了罪犯，那么谁来保护人民？”
胡德立哈哈一笑，说：“我当记者后，经常跑内地采访，我明白，这件事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这涉及到两地不同的法律体系。香港法律是英国人在这儿近百年建立的，属于英美法系。英美法系从所谓的‘天赋人权’出发，进行无罪认定。一个证据被律师钻了空子，就会推翻最终的结果。”
我说：“从张子强案件就可以看出它的虚伪。明明是张子强作的案，结果被判无罪释放，警方还要赔他800万。警方赔就是香港政府赔，政府的钱是人民纳税的，实际上是人民拿钱赔了危害社会的罪犯。其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是这个惊世大盗继续危害社会。”
胡德立有意把话题引入他的目的：“这样就热闹了。张子强已经伏法一年多了，我们记者还有事做。”
那天，和胡德立的交谈用了差不多一个下午，我望着头发已经灰白的胡德立，从心里感谢他对我的帮助。作为都是从事报纸工作的同行，我很敬重他的敬业精神，但我现在无法答应他的要求。我们在遗憾中分手。望着胡德立消失在香港街头永不停息的人流中，我心生感慨，香港弹丸之地，居住着600多万人口，绝大部分人都活得不轻松。据香港政府统计署统计，香港人收入最低与收入最高家庭的差距是23倍，名列全球前10位。
我多次去过香港，站在香港街头，望着成千上万的香港人像过江之鲫匆匆地走过，我就想起蜜蜂的巢。那一个个行色匆匆的香港人，就如同蜂巢里的工蜂，飞进飞出，辛勤工作，虽然都做着想富裕起来的梦，但绝大部分人都是为了生存而奔波着。胡德立是其中的一员。在这些做着富裕梦的人中，有极少数的人采取反社会的手段，用香港人的话，叫走偏门，他们用犯罪的手段去豪夺别人的财富，如张子强以及他的同伙。
张子强的自白
我最初见到张子强当然是从电视和报纸上，从相貌特征上看，他和我曾经见过的许许多多的香港人没什么两样。我真正对张子强有感性认识，应该是在广东省公安厅，不过这个时候张子强已经伏法了。我见到的是当时审讯张子强时审讯实况的录像。
采访的时候，林林就建议我先看看审讯张子强的录像，林林说：“你是一个记者，又是一个作家，你应该先从感性上认识一下这个张子强，这对于你今后的写作会有好处。我1968年就从部队来到省公安厅，几十年来和成千个罪犯较量过，改革开放以后，又和形形色色的香港、澳门的罪犯斗争过，张子强绝对是一个惟一。我们在审讯他的半年中，张子强和一些死不开口的罪犯不同，他常常摆出一副黑社会老大的派头，审讯中有时是半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又口水喷喷地说个不停，谈了不少他自己的经历和他对人，对钱，对犯罪，甚至包括对女人的看法。录像中有一些这样的记录，你看一看，对你了解他肯定会有好处。”林林从中挑选了一些他觉得有价值的录像让我先看。
这盒录像带里录的是张子强开始交待前的一次审讯。这时候，通过林林他们长期的工作，张子强的情绪已经从非常对立趋向缓和。林林此时采取的是继续松弛张子强的对立情绪、争取张子强早日开口交待罪行的预审策略，在审讯中故意和张子强做着拉家常式的谈话。
这时候已经是6月，天气比较热了。张子强穿一件白色的背心，条纹短裤，脚上是一双拖鞋，非常放松地靠坐在那张黄色的木椅上。这盘录像带并不是这天审讯录的第一盘，所以，录像带一开始，就看见张子强在手舞足蹈地说话。
张子强正在和预审人员谈他的人生观，他说：“……人，如果没钱，绝对万万不能，有钱也不是万能的，但没了钱万万不能。人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自然要有经济（实力），没有经济（实力）影响你，你会知道有多大？”张子强这时身体前倾着，望着林林他们，反问林林。接着，他又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让自己受穷。我没有时间和耐心在正当的行业中去打工赚钱，我已经40多岁了，我要富起来，就必须采取一些突破性的手法。在这个世界上，钱是最重要的！”
这是张子强关于他犯罪根源的自白。
张子强在这一段谈话中，一再强调钱是最重要的，可在实际生活中，他却是一个最不懂得钱的重要性的人，一个挥金如土的人。张子强这个一再强调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人，拿到钱以后，他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在两次绑架中，一个人就分得6亿多港币的赎金，而且全是现金。拿到这笔钱，他第一时间就去了澳门葡京赌场，而且两天多的时间里就输掉了6000多万。其中，有一注就下了300万。我后来去澳门采访，专门去葡京赌场看过赌博，300万的筹码放在赌台上就很吓人。据说，张子强用手一推，然后翻开“荷官”（赌台上专门司职发牌的人）送来的两张牌，仅仅用了不到2分钟，就把这300万输掉了。张子强后来在审讯中自己算了一笔账，他说他在葡京赌场输掉了大约有6亿多港币。也许他故意夸大了，但我在澳门采访时，澳门警方告诉我，张子强的豪赌，在澳门大家都是知道的。
张子强没有正式职业，也没有听说他有企业和正当的生意，钱从哪儿来？只能是犯罪所得。犯罪得来的钱，花光了，再用犯罪手段去弄钱。张子强说：“我这种不断想进行绑架勒索的想法，就好像是登山运动员，爬上一个高峰后，又想上另一个高峰。”高峰是什么？高峰就是更大的犯罪！他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大，所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颗毒瘤。
张子强在谈到他对人生的认识时说：“我到李先生（第一次绑架的人质的父亲）家中去谈判，李先生劝我通过正当的生意来赚钱。我和他讲人生的道理，我说，自己也想做生意，也有那个头脑，但没有那个耐性。人生很短促，一棵树能活几百年，几千年，一个人有思想有头脑只能活几十年。我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先天比较差，在香港这个社会中没有办法和别人竞争，即使自己可以补充先天不足，我的身体和年龄也不允许，只好走这条冒险的路。”
和林林做了初步交谈后，我又采访当时在“9810大案”指挥部里担任情报资料分析甄别工作的莫泉科长。莫泉说：“当年‘9810大案’指挥部，最初就静悄悄地设立在这间1007号办公室里。唉，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就感到好像是昨天的事。”
莫泉马上进入了主题：“指挥部成立的当天夜里，我干了一个通宵，我把当时公安部张局长介绍的情况和香港警方提供的有关情报进行了综合分析后，粗略地绘制了一个犯罪分子人物关系图，想给指挥部的同志有一个参考。在分析中，我发现，具体到犯罪分子基本情况时，我们除了张子强、胡济舒、张志烽和叶继欢，其他所有的涉案嫌疑人的情况资料都很少，只有一些花名、绰号。从破案的角度来看，线索太少。我知道我们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莫泉告诉我说，那天把人物关系图绘好后，刚钉到墙上，就看见朱明健副厅长走了进来。
莫泉说：“朱老总早。”
朱明健伸了腰说：“睡不着，任务重埃”他走到图表前仔细看着，表扬莫泉，“小莫啊，强将手下无弱兵，一个晚上就搞出来了。”
两人相视而笑。莫泉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在朱明健手下工作，当年朱明健当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时，莫泉就在那儿当科员。
朱明健看着图表沉思：“小莫，其实5年前我们就和这一伙罪犯打过交道了。”
莫泉：“您说是哪一宗？”
朱明健说：“你还记得吗，1993年我刚在刑侦处当处长，接到国际刑警组织转来香港警方请求协查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的通报，后来，我们在广州抓到一个叫胡文的香港人，他身上带着的一批美元与启德机场失窃美元号码相同。我们将胡文交香港警方，后来张子强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胡文也被放了。出来以后的胡文竟然又跑回广州，三番五次地来找我们胡闹，想要回那批美元。记得吗？”
莫泉说：“我想起了，胡文好像是个结巴，说话断断续续的，听起来很吃力。朱老总，我倒想起另一桩案子，1997年10月我们在查获一桩毒品案时，发现背后和一个外号叫‘大富豪’的人有关，后来进一步查，这个‘大富豪’就叫张子强。”
朱明健说：“是啊，这是一个横跨香港内地犯案累累的犯罪集团，我们是再次交手。如果抓不到铁证，就办不成铁案啊！”
莫泉说：“可是现在线索实在太少，都是一堆绰号花名，怎么办？”
朱明健说：“再和香港警方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支持。在黑社会里，相互之间不叫真名、只知道花名、绰号，香港警方一定掌握，请他们协助查一查这些绰号。同时请他们提供更多一点张子强、胡济舒、张志烽的背景资料。小莫，这桩案子是香港回归后，粤港警方的一次重要合作，我们一定要配合好，今后由你负责和香港警方的联系工作。”
香港回归后，由于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虽然粤港警方进行了很多成功的合作，但由于两地司法制度不同，两地警方的合作，也循着国际间刑警组织合作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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