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这本书中，我汇集了20次重大战役。这些重大战役中都有某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对战役的结局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对这些战役本身，我只作了梗概性的介绍，而对那些决定性的因素，我在各章的第二部分都作了详细的阐述。有些读者对这些战役很熟悉，有些读者可能不太熟悉。因此，我特别注意介绍这些战役的政治和军事背景。
　　我们在评价很久以前的战役时应尽可能准确地搞清当时的特定环境，避免以“事后诸葛”的态度对指挥官的决定品头论足，或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评价他们的品德。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赞成或反对某项决定往往都有很多原因，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决定也是如此。
　　我当然不能说我在本书中所讲的假若采取或不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战役就可能有什么样的结局之类的意见都是对的。即使经过最深入的研究，要对那些遥远的事件明察秋毫，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也不是件易事。读者可作出自己的评判，但我希望，我对这些基本要素的陈述是公正的，在重现这些事件的经过时，我没有凭想象给基本事实添枝加叶。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战役的胜负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战斗的胜负首先取决于参战士兵的勇气和决心。没有勇气和决心，取胜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极其危险的关头，天生具有无畏气概的人只是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勇气的产生靠的是纪律、特别是自律。一支好的部(分)队(无论是团、营，还是炮兵连)应该是培养士兵自律、自豪、同甘共苦、克尽职守、不怕牺牲等优秀品质的学校。有了这种培养，士兵才会浑身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才会经受住残酷战斗的考验而前仆后继，一往无前，才会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打下这样的烙印：在最后关头，宁可一死，也不临阵退缩、受人耻笑。
　　这一思想贯串于本书所描述的历次大会战中。本书中没有一个因怯懦而失败的战例，相反，本书中倒是有两个上级指挥官指挥不力，而团指挥官及其部属却勇敢顽强地夺得胜利的例子。其实，战役的胜负更多地决定于其他一些因素，最明显的是双方指挥官的个人才能。指挥才能在任何战役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在古代的历次战役中，将帅们必须身先士卒，象英雄那样毫不犹豫地奔向最危险的地方。他们必须扮演好在人们心目中的角色，甚至要做得比人们期待的更好。在以后的战争中，当好指挥官更加不易。虽然优秀的将领不必再冒不必要的危险，只是在危急时刻，他们才须挺身而出，亲临交战地域，但是，他们始终要让部属看到他们，感到他们的存在。即使得不到士兵的爱戴，他们至少也应靠自己的品行、勇气和军事才能赢得士兵的敬佩和信任。
　　其他许多因素也影响着战役的胜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的因素，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战场心理因素。从古至今，因指挥官体质不佳(疲惫不堪、发烧、生病)而导致战役失败的事例屡见不鲜。忌妒和敌意会使计划破产，战斗失利(忌妒会人为地导致协同不力，敌意则使对立的一派或一支军队心怀敌意，大搞阴谋)。固执偏狭或傲慢轻敌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如今，高级将领叛变和不忠诚的事件并不多见，胜利或失败也很少取决于个别事件的影响，这实在是幸事。但在过去，这种现象却一再发生，并往往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再就是一些指挥官无法控制的因素了。将领们在参战前往往制定了圆满的作战计划，对战役过程作了精确的预计，对胜利充满了信心，结果却发现，他们不得不受命运的支配。总会有意外事件发生，人们不可能总交好运。不测事件可能是人为引发的：对重要命令产生误解；或从来就没有接到命令；或由于过分主动而未按原计划行动，从而使作战行动失去控制。不测事件也可能是由大自然造成的：暴雨使道路变成部队无法通过的泥潭，使河流变成无法徒涉的洪流。当然，这些无法预见的不幸事件不一定都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因素，但这类事件经常严重打乱预定计划，有时甚至会改变整个战役的进程。
　　上述这些重要规律在本书所收集的战役中均有例证，并且在每次战役的叙述之后都被简要地加以强调。本书的结尾还有简短的一章专门论述战争性质和战法。该章讨论了各种原则和谋略以及它们与战役的联系。
　　对于这样一本书来说，清晰的高质量的图示是必不可少的。沃森上校先前已绘制了不少高质量的地图。我们密切合作，力图在每一张作战地图上将这些因素清楚地标示出来，并尽可能将文中所提到的所有地名都标上去。
　　我的出版社经理威廉·阿姆斯特朗一如既往地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写这样一本书就是他的建议。其他许多人也向我提供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查尔斯·罗利爵士，他向我提供了他研究内兹比战役的大量成果；以前曾在美国国家公园署供职的哈里·帕凡兹教授，他阅读了本书的葛底斯堡战役一章，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累斯特郡财产与土地署署长迈克尔·哈里先生，他不惜花去大量时间带我到博斯沃思实地考察；理查德·拉姆先生，他让我阅读他论述林尼战役的文章。最使我感激的是伦敦与国防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不辞辛苦，有求必应，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与以前一样，我的秘书愉快地为我付出了极大的劳动，我对她表示特别的感谢。
第1章扎马之战(公元前202年)
　　扎马之战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后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打败了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以前，迦太基已成为西地中海的主要大国。在这以后的数世纪期间，迦太基进行了频繁的征战，并把它的商业帝国扩展到了北非、西班牙、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但是，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它和与之保持了几乎300年同盟关系的罗马发生了冲突。那时，罗马主宰着整个意大利半岛，它对迦太基人距自己如此之近深感不安，而且，它对西西里岛早已垂涎三尺。所以，公元前264年，罗马发动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41年。在战争过程中，由于在陆地和海上(这场战争主要是海战)作战的迦太基将领们没有得到国内政治家的有力支持，结果，他们的舰队被歼灭，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落入敌手。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哈米尔卡·巴卡在西班牙大力增强迦太基人的实力。公元前218年罗马人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哈米尔卡·巴卡的儿子汉尼拔就是从西班牙向罗马发起陆路进攻的。
　　汉尼拔在意大利转战16载，取得了(特别是在初期)巨大的战果，赢得了诸如特雷比亚、特拉西梅诺湖、坎尼等会战的胜利。然而，他在征战中并没有得到迦太基的大力支持。公元前207年，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率军增援，结果却在意大利北部的梅陶罗河畔战败而死。事实上汉尼拔在被召回迦太基之前已在意大利南部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迦太基人还在其他战场作战，其中最重要的战场是西班牙。战争爆发后不久，罗马派西庇阿两兄弟(巴布利阿斯与尼阿斯，他们分别是阿非利加努斯的父亲和叔叔)前往西班牙摧毁迦太基的实力，并切断汉尼拔的补给线。起初，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当哈斯德鲁巴和他的弟弟马戈以及另一个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儿子)统帅的3个迦太基军团增援伊比利亚半岛后，西庇阿两兄弟随即遭到失败，并在战斗中阵亡。这场灾难后不久，罗马元老院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理智的决定，即派遣24岁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到西班牙指挥那里的军队。西庇阿随后在那里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战绩。
　　西庇阿曾跟随其父在意大利北部与汉尼拔作战，后来又在坎尼与汉尼拔交锋。然而，当他去西班牙走马上任时，他的军事才能还鲜为人知。不久，他就用行动证明了自已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对各种作战原则，特别是对坚持既定目标、保持机动以及节约兵力等原则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是一个勇敢的统帅，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他总是尽可能地做好充分准备后才进行战斗。汉尼拔是他在扎马之战中的杰出对手，但论才能，汉尼拔比他要略逊一筹。尽管他的战略有时遭到非议，但从他在意大利的大多数作战表现来看，这些诋毁之词并没有多少证据。扎马之战时，西庇阿已成为第一流的军人，因而他能够发号施令。
　　到公元前205年，经过贝库、伊利巴和埃布罗河会战的胜利之后，西庇阿已把迦太基人赶出了西班牙，并已能够返回罗马。但他深知，只有在迦太基，而不是在意大利，才能彻底打败汉尼拔。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不得不攻入迦太基本土。当他还在西班牙时，他采取了一个极端冒险而又颇有勇气的行动，即到北非访问，目的是争取很有力量的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的支持，结果，他如愿以偿。另一个努米底亚的王公马西尼萨，以前曾在西班牙为迦太基而战，这时也和罗马达成了协议。从军事角度来看，进军非洲的通路已经扫清，但在政治上，西庇阿却有许多对手。不过，公元前205年他被选为执政官，并被委派兼管西西里省。众所周知，那里将是进攻非洲的跳板。
　　在西西里岛时，西庇阿为了清除政治上的障碍，会见了努米底亚的使节。他从这位使节那里得知：西法克斯已经和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女儿索福尼斯芭结婚，并已废止与罗马签订的和约；在今后任何战斗中，西法克斯都将站在迦太基人一边。鉴于这种情况，西庇阿立刻采取了行动。公元前204年的春天，他率领约2.8万人(其中有2000骑兵)的部队扬帆起航，在非洲的法雷纳海角登陆。迦太基城位于突尼斯湾内，大约在两个海角，即法雷纳角和邦角的中间。即将发生的战斗是在现在的突尼斯，即埃尔卡夫-苏塞一线以北的地方展开的。这个地方虽然夏季用水是一个问题。但气候还比较宜人。
　　西庇阿很快得到了马西尼萨率领的200名努米底亚骑兵的援助。在乌提卡西南方向约3英里的一次战斗中，这些骑兵将汉诺将军率领下的一支迦太基军队诱入西庇阿设下的埋伏圈，使西庇阿彻底击败了这支前来对付他的军队。此后，西庇阿曾试图攻陷乌提卡，但由于那里的防御十分坚固，他采用了多种围攻方法也未能攻下。鉴于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率领的大批迦太基军队(可能有3.5万名士兵)正在逼进，同时，西法克斯正威胁着他的后方，因此，西庇阿决定在该城东部约2英里处扎寨过冬。
　　然而，公元前203年春，西庇阿取得了两项重大胜利。他派自己的舰队和2000人的兵力封锁乌提卡，自己则率兵南进，在马西尼萨的巨大帮助下，采取某种欺骗手段首先突袭了西法克斯的营地，继而又袭击了哈斯德鲁巴的营地。西庇阿用火攻摧毁了这两个营地，数以千计的敌人从大火中逃出时被砍杀。虽然哈斯德鲁巴和西法克斯在这场杀戮中死里逃生，但1个月后，他们又在一个叫做大平原的地方惨遭失败。该地位于巴格拉达斯谷地，在迦太基西南方向约8英里的地方。这两个迦太基统帅又一次安全脱逃。但西庇阿在突尼斯一带攻城掠地的同时，又派出副将莱利乌斯和马西尼萨前去追击西法克斯。经过激烈战斗，他们终于擒获了西法克斯。
　　起初，迦太基元老院在遭到新的沉重打击后，仍然异常镇静。他们向西庇阿的舰队发动攻势，并险些摧毁了这支舰队。与此同时，他们从意大利召回了汉尼拔和马戈。但是不久，主和派在迦太基元老院里占了上风，迦太基元老院决定与西庇阿媾和。罗马人的条件非常苛刻，其目的是使迦太基沦为一个一蹶不振的非洲国家，只保持名誉上的独立。迦太基元老院接受了这些条件，并派了一名使节到罗马去签署和约。但是，就在该条约报回之前，迦太基人两次违反了停战协议，西庇阿立即恢复了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汉尼拔已在小莱普提斯(拉姆塔)登陆，沿海岸向哈德鲁梅(苏塞)进军。在那里他得到了从利古里亚渡海前来的马戈部队的增援。马戈因在上次战斗中负伤而死于航海途中。汉尼拔曾在哈德鲁梅停留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曾请求努米底亚的提哈乌斯王公前来协助，因此，他需要在此等待这位王公的到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汉尼拔和马戈从意大利带出来多少部队，据说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出来的“老部下”为数1.2万人，马戈的部队大约是1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雇佣兵)。汉尼拔肯定得到了提哈乌斯的援助，后者带来了2000匹马和大量迦太基兵员。汉尼拔的总兵力约有4万人。如果依托迦太基的安全基地作战，这些部队本可以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形势的发展却使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基地。
　　西庇阿采取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冒险行动。当汉尼拔还在哈德鲁梅时，他沿巴格拉达斯山谷向西推进，将通往他设在乌提卡的基地的交通线暴露出来。在此之前，他已火速通知马西尼萨派尽可能多的部队(特别是骑兵)前来参战。迦太基人与西庇阿媾和之后，马西尼萨已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去了，他正忙于尽可能多地掠取西法克斯的财物。西庇阿不想在没有马西尼萨军队参战的情况下与汉尼拔交锋。通过向内地推进，他向自己的同盟者靠近了。同时，他把沿途所有的迦太基城镇无情地捣毁，从而切断了迦太基城的一个主要供给来源。
　　这样就出现了下面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迦太基人吵闹着要汉尼拔追击西庇阿并与之决战。几天之后，汉尼拔便应迦太基人的要求，强行向扎马推进，尽管他可能并未完全作好准备。汉尼拔在扎马作战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是个迷，但人们通常认为，它是在距哈德鲁梅正西8英里的地方。
　　引起战斗的某些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具体细节，目前仍不清楚。由于波利比奥斯和李维的叙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很不一致，因此他们的著作对我们搞清楚这些事件帮助不大。但人们通常接受这种说法。即汉尼拔曾派3名暗探去侦察西庇阿在扎马以西约30英里处的营地。后来这3名暗探被俘，但西庇阿在释放他们之前，同意让他们参观自己的大部分营地。可以推断，西庇阿之所以这样慷慨大方，目的就在于使这3名暗探对西庇阿的军队在士气和物质上的优势形成深刻印象。不管怎样说，这件事使汉尼拔欲与西庇阿会面。为此，汉尼拔派了一名传令官去完成这个任务。两位统帅在一个由西庇阿提出的地点举行了会谈。为了这次会谈，汉尼拔被迫把他的营地迁移到一片无水的山坡地，这使他的部队饱受干渴之苦。在谈判过程中，汉尼拔提出了令西庇阿难以接受的和平条件。这样，两位统帅离开会场，各自展开自己的军队准备交战。
　　很明显，这个故事很有内容，但它也留下了许多尚未解答的问题。例如，马西尼萨和他的6000步兵及4000骑兵是在暗探离去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到达西庇阿的营地的？波利比奥斯说在此之前，而李维却说在此之后。为什么汉尼拔要离开原来的有利位置向前开进？难道他认为在马西尼萨与西庇阿汇合之前，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就能赢得战斗的胜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和西庇阿的会面上呢？或许，他知道马西尼萨已到，并感到胜利极无把握，因此在拿帝国的命运冒险之前再作最后一次和平努力？这些问题可以继续探讨，但事实的全部真相永远无法知晓。然而，正是汉尼拔军队的奇怪调动和毫无结果的谈判导致了扎马之战。
　　公元前202年的10月，西庇阿与汉尼拔的军队进行了完全公平的较量。汉尼拔拥有最多的步兵(2.9万至3.6万人)，而西庇阿则在骑兵上占有优势(4000至6000人)。汉尼拔还有80头战象，其数量比以往任何一次战斗中的数量都多，不过，这些大象可能只有一部分受过训练。
　　西庇阿采用他惯用的作战队形，把他的大军排成三列阵式，第一列为铠甲步兵，其后是主力兵，第三列是后备兵[注：简单地说，罗马人各兵种的情况是这样的：“轻散步兵”是装备有投枪、剑、盾和圆盾的散兵；“铠甲步兵”是配有同样武器穿铠甲的第一线部队；“主力兵”是重步兵，他们的任务是支援铠甲步兵；“后备兵”是由精选出来的老兵组成的第三线部队(通常一个军团中有600名这样的老兵)，人数相当于铠甲步兵和主力兵的一半，他们装备有刺枪、盾和胸甲；“支队”是军团的下属单位，人数在100至160人之间。]。他在西班牙已领教过迦太基人战象的厉害，所以决定避免将大量的步兵支队交错散布于整个阵位，而是把他们排成纵队直接布置在一线部队的后面，这样他就可以在自己阵式的整个纵深内留出一条相当宽的通道，以便让汉尼拔的大象在受惊奔跑时通过。为了使这种漏斗形的布阵效果更好，他缩短了铠甲步兵与主力兵之间的间隔，以避免那些大象横向冲撞。铠甲步兵支队之间的间隙由轻散步兵填补，这些矛枪手将首先参战。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沿各列战线相机待命。西庇阿的左翼是莱利乌斯指挥的意大利骑兵，右翼是马西尼萨指挥的努米底亚的骑兵和步兵混合部队，西庇阿可能共有罗马步兵2.3万人，骑兵1500人；马西尼萨步兵6000人，骑兵4000人；可能还有努米底亚王公达卡马斯的600名骑兵。
　　汉尼拔的军队成份复杂，这支军队远比西庇阿的军队更难指挥和控制。为了快速突破敌阵，并使第一线步兵迅速扩大突破后的战果，汉尼拔把象群布置在部队的最前面。虽然波利比奥斯没有提到任何轻步兵，但是，汉尼拔的第一线部队是由利古利亚与高卢的雇佣兵、巴利阿里的投石兵和摩尔人的部队组成的，而后两者通常是轻步兵，可能直接在象群后充当前锋部队。第二线部队由本地的利比亚和迦太基人组成，他们将在第一线部队被突破后独立进行战斗。距第二线约200码处是有战斗经验的意大利老兵卫队，他们大部分是布鲁提亚人，将充当独立的预备队。部队的右翼是迦太基骑兵，左翼是努米底亚骑兵，两者加起来总数不超过4000人。
　　汉尼拔之所以组织独立预备队，并将他们部署在距二线部队一定距离以外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为他认真研究了他的对手在以往战斗中所使用过的战术，对西庇阿可能采用的进攻计划有所了解。西庇阿喜欢首先扫清对方军队的两翼，然后进行向心攻击，以铠甲步兵对突出出来的中央之敌实施包围——这种战术是他在坎尼会战中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汉尼拔把他最精锐的部队留作预备队，他做好了进行各种钳形攻势的准备，一旦前两线的部队得手，汉尼拔的预备队将对西庇阿的后备兵给予最后一击。
　　会战的第一阶段中有可能发生了散兵战，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汉尼拔计划首先用象群发动冲击。汉尼拔的象群冲击进行得非常糟。罗马人的号手和旗手吹起刺耳的军乐对象群进行阻拦，许多大象——它们可能没有受过良好的作战训练——受到惊吓。象群的最大受害者是汉尼拔的努米底亚骑兵，他们同时受到马西尼萨骑兵的冲击，并很快被击溃。那些冲到对方阵前的大象确实在已冲到它们面前的罗马轻步兵中引起了一阵惊慌，但这些大象尚未突破敌阵就被不断投来的标枪所驱散，有些大象穿过西庇阿事先为它们留出的通道，消失在阵列的后方，另一些大象则向右翼逃去。莱利乌斯趁敌混乱之机向汉尼拔右翼的迦太基骑兵发起攻击，将他们逐出了战场。就这样，当会战的第一阶段结束时，汉尼拔的大象和骑兵已被打散，他的两翼已经暴露。
　　第二阶段的战斗出现了某种异常混乱的局面。一旦象群和骑兵被赶出战场，双方军队都向前冲击，但汉尼拔的第三线部队仍站在原地未动，因此，他们距主力部队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了。当汉尼拔的雇佣兵与西庇阿的铠甲步兵厮杀在一起时，战场的相对寂静突然被多种语言的骇人呼喊声打破了。起初，西庇阿的铠甲步兵被机动能力较强的敌人打退，但他们的防线始终未被突破。在背后主力兵的呐喊助威声中，这些铠甲步兵最后终于把高卢人和利古利亚人压了回去，罗马军队很快占据了优势。
　　与西庇阿的铠甲步兵不同，汉尼拔的雇佣兵完全未从第二线部队那里得到鼓励。这些利比亚人和迦太基人任凭同伴蒙受敌军的全力打击而不上前协助，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出于汉尼拔的命令，而并非由于胆怯，因为一般说来，非洲人打仗是非常勇敢的。但是，不管怎样，雇佣兵仍并不喜欢他们这种做法，在忍受不住的情况下，便退向第二线寻求保护，而第二线部队拒绝接纳他们。于是迦太基人的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之间发生了内讧。最后，非洲人自己也摆脱了雇佣兵向第三线退去。但汉尼拔坚持不允许他们拥进他的老兵卫队中，他命令老兵卫队平举矛枪，将退下来的部队赶到两旁。不过，在被赶出战场之后，这些退下来的部队中的佼佼者在敌对行为中断后，似乎又被重新组织起来，并被部署在意大利老兵的两侧。
　　这时战斗的关键时刻出现了。受到严重削弱的西庇阿的铠甲步兵正准备扩张他们击退雇佣兵和非洲人的战果，可西庇阿却把他们撤了回来。此时。战场上尸横遍野，一片恐怖景象，死伤者的鲜血流满战场。西庇阿需要暂停一下，以整编部队，汉尼拔竟让他得逞。罗马人在受到严重削弱的铠甲步兵两侧增派了主力兵和后备兵，从而扩展了战斗队形。马西尼萨的步兵在会战中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少，如果他们这时仍在战场上的话(他们没有随他们的骑兵跟进)，西庇阿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如果他们不在，那么交战双方的兵力几乎是相等的。可以肯定，在武器、勇气、指挥才能和决心等其他方面，双方也是旗鼓相当的。
　　最后，还是罗马人以稀疏的队形(这是半岛战术的萌芽)在布满血污的战场上首先发动了最后的攻势。毫无疑问，西庇阿本来有希望将敌人包围，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汉尼拔精锐部队的顽强抵抗。他的所有部队陷入苦战，几乎没有机动的余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追赶迦太基骑兵的罗马骑兵返回了战场，并向鏖战中的汉尼拔部队的背后发起了冲击。汉尼拔的部队转身迎战来敌，但他们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已无获胜的希望。他们大部战死于阵前，极少数企图逃跑的人被驰骋于战场的罗马骑兵砍杀。据说在扎马会战中，迦太基人战死2万人，被俘1.5万人。罗马方面只有1500人战死，4000人受伤。
　　见大势已去，汉尼拔逃到了哈德鲁梅，并从那里被召到迦太基，参加与罗马军队的和平谈判。这时，迦太基在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已向西庇阿投降。汉尼拔敦促元老院接受和约。事实上，迦太基人并没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尽管西庇阿近来饱受迦太基人背信弃义之苦，但他胜利后却显得非常宽容大度。
　　55年后，即扎马会战中的两位英雄被流放——他俩一个是自愿的，另一个则是被迫的——很久以后，很少有人还想到复仇，迦太基也被夷为平地。迦太基帝国生存了几乎400年，但迦太基人未能使广大疆域内的人民获益。商业使这个帝国具有一种残酷而且掠夺成性的特征。它的消亡为更高一级的罗马文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可以说，地中海世界的命运浸淌着从扎马战场上流来的鲜血。
图1:扎马之战(公元前202年)
图2:扎马之战(公元前202年)
　　扎马之战中的关键性事件是罗马骑兵的返回。就象历史上存在着其他许多“如果”，“但是”一样，人们尽可以推测，要是没有莱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的到来，会战的结果又将会如何。战争中的两位最伟大的统帅为了他们的未来世界进行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搏斗。当时双方获胜的可能性是非常接近的。尽管罗马军队在纪律和训练方面略胜一筹，看来更可能获胜，但汉尼拔取胜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会战的关键阶段发生了作用呢？汉尼拔的骑兵仅有西庇阿骑兵的三分之二(也许还要少，如果西庇阿得到达卡马斯率领的第二支努米底亚部队的话)，但他的步兵在战斗开始时却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可是，他的大象在战斗中与步兵们糟糕地搅在了一起，他部署在两翼的骑兵似乎也未发挥很大作用。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迦太基人的左翼，提哈乌斯的骑兵数量只相当于马西尼萨骑兵数量的一半；而在右翼，虽然双方的骑兵数量旗鼓相当，但是，罗马骑兵几乎肯定比迦太基骑兵更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值得提及的事情，因为常常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汉尼拔命令他的骑兵只稍作抵抗，以便使他们能尽可能地把对方的骑兵吸引到远离战场的地方去。这样，他就可以用他的优势步兵赢得战斗的胜利。
　　这些他可能做到了，尽管让训练有素的步兵假装败退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命令全部骑兵只进行象征性抵抗后便撤离战场对于步兵的士气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命令骑兵撤离战斗、离开战场，尽管不那么容易，但并非做不到。问题是一旦他们溜之大吉，以后的战斗结局将会怎样就很难说了。遗憾的是迦太基骑兵的命运未被记录下来，他们是被追上和被消灭？还是被禁止长时间离开战场的罗马人放弃了追击？搞清这些问题是有益的。很可能汉尼拔并没有发出特别的命令，因为将发生什么结果，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总是计划单独用步兵夺取战斗的胜利。
　　与骑兵行动密切相关的是步兵战斗最后阶段之前的那段战斗间歇以及汉尼拔打算让他的第三线部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正如德国作者莱曼所提到的那样，汉尼拔看来根本没有料到要从背后抵挡骑兵的进攻，因为这些第三线部队是汉尼拔用以决胜的部队，他们一定是被用来进攻的。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战斗是按汉尼拔的计划进行的，他们的任务将是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聚歼西庇阿的后备兵以及残余的主力兵。鉴于在早期的战斗中，西庇阿的主力兵几乎未受到影响，可以想象，汉尼拔象西庇阿一样需要使战斗暂停一下。
　　对汉尼拔的计划来说，时间是最为重要的。汉尼拔不知道罗马骑兵会离开战场多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让西庇阿获得喘息的机会，以便把伤员向后方转移，并重新组织起战斗队形，这对汉尼拔是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汉尼拔在西庇阿召回铠甲部队之前就令部队前去与之交战，那将恰恰促使那位罗马将领实施他最拿手的战术，即用主力兵和后备兵合围迦太基的军队，这对汉尼拔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当西庇阿将铠甲步兵召回时，汉尼拔一定看到罗马的主力兵虽然参加了战斗，但他们并没有受到严重削弱。因此，将要进攻的罗马步兵几乎比汉尼拔的老兵卫队强大一倍。所以，汉尼拔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听任战斗暂停下来，并收容第一、第二线部队中的幸存者充实自己的部队。这种情况对西庇阿来说再合适不过，因为无论汉尼拔对他的骑兵下了什么命令，西庇阿的骑兵都会明白他们不能离开战场太久。
　　这样，到了第二阶段末尾，汉尼拔的失败已成定局。对他来说，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在罗马骑兵不可避免地回到战场之前他还剩多长时间。波利比奥斯说，他们“在紧要关头顺应天意地到达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他的话表示怀疑。罗马骑兵的返回是扎马会战中的决定性事件，无论西庇阿还是汉尼拔(他更不可能)都无力左右这件事。无论多么伟大的将领有时也需要运气。在汉尼拔的最后一次会战中，他成了弃儿——因为在扎马，命运之神捉弄了他。
　　会战的胜负往往决定于一个失败的指挥官(几乎肯定地说，也包括胜利的指挥官)所无法控制的因素，扎马之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较好的例子。在激烈的步兵战斗中，罗马人的胜利来得十分勉强，但无可争辨的事实是，在关键时刻罗马骑兵幸运地返回了战场。
第2章黑斯廷斯之战(1066年10月14日)
　　忏悔者爱德华死于1066年1月5日。他死之后，贤人会议(又称咨议会)选举韦塞克斯伯爵哈罗德·戈德温森为英格兰国王。然而，他登基坐殿显得很不硬气，因为他既没有王族的血统，又没有势力很大的麦西亚伯爵和诺森伯里亚伯爵的支持。而且，还有两位外国王公认为自己对英格兰王冠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表示绝不退让。
　　1042年哈迪卡纽特国王死后，丹麦对英国的统治遂告结束。但是，挪威国王马格努斯一世却声称，根据他与哈迪卡纽特之间的协议，他应有权继承王位。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试图从忏悔者爱德华手中夺取王冠。事实上，他的继承人哈拉尔三世正等待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格兰。
　　诺曼底公爵威廉要求继承王位的理由稍微充分一些。由于他姑祖母埃玛的关系，他与爱德华是嫡表兄弟。完全有理由认为爱德华流亡诺曼底时，曾允诺由威廉继承王位，虽然他无权那样做。而且，当哈罗德的船在法国海岸遇难，他本人被无耻的潘索伯爵囚禁时，威廉救了他，并十分尊重和友好地对待了他。哈罗德被诱立下誓约：在爱德华死后，不反对威廉继承英格兰王位。
　　在以上两个王位争夺者中，首先入侵英格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巨人哈拉尔三世。英格兰国王曾认为更大的战争威胁来自诺曼底，所以，整个夏季他都把自己的侍卫队和民军[注：侍卫队起源于丹麦，由克奴特召募来作为王室的卫队。哈罗德的侍卫队是他最精锐的部队，约有3000人。民军是由从英格兰各郡所属的区(共有数百个区)征集的自由民组成的。每一次征召都能集结约1.2万名这样的非正规部队，他们配备从长矛到投石器和叉等各式各样的武器。]沿南部边界展开，严阵以待。到9月初，部队的薪饷和给养就耗尽了，而且，他的士兵多是自给农民，需要在收获的季节留在家乡。于是，哈罗德被迫解散民军，率舰队返回伦敦。这一行动虽然对这次战役并不能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却是十分不利的。然而，威廉却在长时间的等待中，使自己的封建武装做好了战斗准备，从而大大方便了出师任务的完成。同时，由于英国舰队在返回伦敦途中遭到了损失，威廉暂时取得了对海峡的控制权。
　　解散民军几天后，哈罗德得到消息：与哈拉尔三世联合反叛的哈罗德的弟弟托斯蒂格，在斯卡伯勒抢劫烧杀之后，率领他的狭长快速战船沿着乌斯河到达李卡尔，在那里率领约1万人登陆，然后向约克进军。9月20日，哈拉尔三世在富尔福德与莫卡伯爵和埃德温伯爵率领的军队相遇，经过一整天的激战，英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这一损失对黑斯廷斯战役的结局具有深刻的影响。
　　哈拉尔三世的入侵使哈罗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哈罗德清楚地知道威廉正等待着有利的风向，然而，他又不能坐视外敌入侵北方不管。他甚至没有时间与北方贵族联系。哈罗德开始了可载入史册的一次伟大的进军，率领他的侍卫队沿埃尔迈恩大道疾进，同时，边进军边征集各郡部队。当挪威人轻松自在地驻扎在德文特河东岸，以为他还在南方时，哈罗德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在9月25日的斯坦福布里奇之战中，困乏的撒克逊人表现出不可征服的意志，经过6小时的苦战，他们击溃了北欧人，杀死了哈拉尔和托斯蒂格。哈罗德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并非没有代价：他的侍卫队和各郡部队都受到惨重损失。两天后，风向转南，9月28日，诺曼底军队毫无阻挡地在佩文西登陆了。
　　听到忏悔者爱德华的死讯和哈罗德继承王位的消息，威廉极为愤怒。他发出信件提醒哈罗德记住自己的誓约，但哈罗德置之不理。于是，威廉就准备进行战争了。诺曼底军队不同于撒克逊军队，它是封建体制的军队，每一位贵族和主教各有自己的封地，但他们必须供养和装备规定数量的骑士为诺曼底公爵效劳。这一次，威廉说服贵族们把他们的骑士数量增加了一倍。此外，人们很快又听到消息说，这是得到了教皇支持的神圣使命，胜利者将得到丰厚的报酬。于是，法国各地的志愿者聚集到诺曼底。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及被征召的士兵都是步兵，因为运输问题限制了可以渡过海峡的马匹的数量。在佩文西登陆的诺曼底军队约有8000人，其中2000名是骑士。
　　哈罗德可能是在约克，或是在回伦敦的路上得到威廉登陆的消息的。他策马向前，超越自己的部队，沿途命令各郡集结新的部队。威廉并没有向伦敦进军的意图，在会战开始之前，他必须驻扎在他的舰队附近。他的军队从佩文西进驻到黑斯廷斯，捣毁了周围的村镇，等待哈罗德的到来。威廉没有等待很久，哈罗德就率军抵达那里了。哈罗德此时的急躁盲动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哈罗德出发迎战威廉时只有不足5000名士兵，但他一路上发出命令，要各郡部队加入他的行列，或者直接赶到指定的集结地。我们不知道集结地的确切位置，它可能是在科尔德贝克山上(现在巴特尔镇的北部)，也可能是在历史上称为森拉克的山脊上。在那里哈罗德建立了防御阵地。这两个防御阵地都距伦敦约60英里，如果哈罗德的出发日期是10月12日(很可能如此)，他应当在13日晚到达防御阵地。但由于各支部队之间的距离拉开很大，加上在崎岖小路上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经过整整一夜，实际上直到第二天上午，他的部队才陆续到齐。
　　哈罗德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十分清楚周围的环境。他选择了一个极好的防御阵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诺曼底人。哈罗德面对的敌人拥有强大的步兵和弓箭手，特别是拥有强大的骑兵，而他的军队没有骑兵，甚至没有弓箭手。他的侍卫队的主要装备是盾和双手使用的长柄战斧，他们可能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步兵。至于哈罗德的民军，虽然他们通常在大乡绅的有力领导下，作战异常勇敢，但他们缺乏纪律，并且既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又没有有效抗击骑兵的武器。所以，必须设法诱使诺曼底人进攻防守坚固的阵地，在诺曼底骑兵进攻受挫时，哈罗德的军队再选择有利时机发动反攻，把诺曼底军队赶回去。
　　哈罗德选择的防御位置，横跨一条山脊，这条山脊构成了一条狭窄地带(现在的巴特尔大街占据其大部)的一部分。它的两侧十分陡峭。森拉克山脊的坡度虽然没有连接森拉克山脊与科尔德贝克山的狭窄地带的坡度大，但进攻中央阵地和山脊东部地区的军队必须爬坡攀登。防御位置的西部(撒克逊防线的右侧)是一片低地，甚至在10月份这里依然是一片沼泽，因为森拉克山脊和泰尔汉姆山之间的山谷中，许多小溪流和阿斯顿河纵横交错。哈罗德把军队沿山脊呈一线展开，两翼相距约600多码。他还在侍卫队前部署了一部分民军(装备有投石器和标枪)，这部分民军在掷完投石和标枪后将撤到侍卫队背后。这一天清晨，援军继续不断地到来，哈罗德的线式防御队伍应当相当的密集。
　　诺曼底军队10月14日星期六清晨5时30分离开了位于黑斯廷斯的营地。可能约在9时30分，这支长长的纵队(约3英里长)进入阵地，成一字形展开，准备进攻。威廉计划发动一字形进攻，他的部队分成三部分：右翼是法国和佛兰芒雇佣兵；中央是由威廉亲自指挥的诺曼底军队，兵力超过了两翼兵力之和；左翼是布列塔尼人。整个黑斯廷斯战役可以清楚地分成四个阶段。当然阶段与阶段之间可能存在着短暂的停顿，因为没有一支穿着锁子甲发动仰攻的军队能在长达近9小时的战斗中持续不断地冲锋。第一阶段持续约1小时，威廉指挥弓箭手发起攻击，但在撒克逊人的“盾墙”前显得无能为力。由于哈罗德的弓箭手数量极少，诺曼底人很快就不受对方箭矢的威胁了。
　　在第二阶段，威廉指挥他英勇的、久经战斗锻炼的步兵发起进攻。这些步兵与哈罗德的侍卫队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场上到处回响着兵器的撞击声。在激战中，双方伤亡惨重。然而，威廉的步兵虽然在一些地区突入了撒克逊方阵，但方阵不久就得到加强，始终保持着不可突破的完整阵形。诺曼底步兵有条不紊地撤下来后，威廉把他军队的王牌——骑兵——移至前列，向撒克逊人发起了第三阶段的攻击。
　　这次攻击同前两次攻击一样也没有成功。撒克逊人阵地前的道路都很难走，骑兵根本无法快速前进，而且，没有铠甲保护的马极易受到撒克逊人投射兵器的攻击。这一阶段，诺曼底军队的左翼发生了一起几乎是灾难性的事件：布列塔尼骑兵由于不如同盟者顽强，或是由于遭到了更激烈的抵抗，开始向后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又引起紧跟在他们后面准备扩大攻击成果的步兵的溃退。这样，诺曼底军队的中央被完全暴露了。
　　当英格兰右翼的民军反击时，诺曼底军队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完全混乱的状态。他们全线都在溃退，混乱中，威廉也落下了马，战场上响起了一片“威廉死了”的喊声。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它可能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威廉此刻显示了一位真正领袖人物的品格，他摘下头盔，以便让人们认出他，然后骑上马，驰骋于整个前线，鼓舞军队更顽强地战斗。于是，双方在侧翼的沼泽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残杀。虽然诺曼底骑兵在泥泞的沼泽地上挣扎，许多骑兵被摔下马来，但是，参加反击的撒克逊人还是被他们全歼了。这一点对哈罗德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但并不是致命的，因为这件事发生时，哈罗德的全部兵力都已到齐，他有力量去补充防线中出现的缺口。
　　这时大概半天过去了，无疑战斗出现了暂时的停顿，因为双方都受到重创，必须重新组织和进行补充。但不久，威廉又一次指挥骑兵发起了攻击，而英格兰人又一次失算，重复使用了他们对付布列塔尼人的方法。这次事件发生在英格兰防线的左翼，英格兰的反攻部队又被彻底歼灭。
　　下午4时左右，这次会战中最具决定性和最血腥的阶段开始了，尽管撒克逊军队伤亡惨重，但其整个防线仍岿然不动。威廉决定指挥三种力量协同攻击。他命令弓箭手加大射箭角度，这样虽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但却迫使英格兰人举起盾牌，从而使那道“盾墙”不复存在。在弓箭射击的掩护下，其余诺曼底骑兵和数量依然众多的步兵冲上去与敌人搏斗。哈罗德的侍卫队在攻击面前依然顽强地抵抗着，但是，由于在第二次反击中兵力被严重削弱，撒克逊防线开始出现缺口，又没有兵力去填补。终于，诺曼底人在高地上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一旦到了平地上，诺曼底的骑士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象楔子一样插入撒克逊的队伍中。
　　太阳落山后不久，侍卫还没有来得及向英军大旗聚拢，威廉军队的四名骑士便冲向大旗，把英格兰国王砍倒了[注：箭射中了国王眼睛的传说可能是真的，但从贝叶挂毯的绣图上看，是一名侍卫的眼睛被射中。]。国王的两位兄弟已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战死。英格兰军队失去了指挥官，民军也已精疲力竭，于是他们四散溃逃，希望黑夜和安德雷斯威尔德森林能把他们隐藏起来。诺曼底公爵私生子威廉赢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诺曼底王朝在英格兰的统治开始了。然而，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也是可歌可泣的一天：仅存下来的侍卫向金色的韦塞克斯龙旗和带作战者图案的旗帜靠拢，与他们的国王死在了一起。
图3:1066年10月14日黑斯廷斯之战的战场位置(与现在的巴特尔镇图重叠)
图4:黑斯廷斯之战(1066年10月14日)
　　哈罗德之所以在黑斯廷斯战败。除了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他不得不两线作战外，还存在着四个重要原因：第一，在富尔福德损失了几乎全部的北方贵族的部队；第二，未做充分准备就仓卒、鲁莽地从伦敦出发了；第三(这是最有争议的一点)，当布列塔尼骑士退却时，对其采取了反击行动；第四，对诺曼底防线的右翼发起了反击(它对战役的最终胜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直到1065年的秋天，实际上一直是戈德温家族统治着英格兰。哈罗德是握有实权的韦塞克斯伯爵，他的兄弟托斯蒂格和吉尔斯分别是诺森伯里亚伯爵和东英吉利亚伯爵，而另一位兄弟利奥弗温伯爵的采邑从白金汉郡一直延伸至肯特郡。只是有了年轻的麦西亚伯爵埃德温之后，由戈德温家族控制整个英格兰的局面才被打破。但是，由于北方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叛乱，爱德华国王不得不放逐托斯蒂格，封埃德温的弟弟莫卡为诺森伯里亚伯爵。这样，两个年轻人控制了半个王国和北方的民军。他们受父亲艾尔福格伯爵的影响，对哈罗德和他兄弟政治权势的上升十分不满。
　　有些情况表明，莫卡最初可能并未承认哈罗德的国王地位，而且北方对哈罗德国王极为不满。哈罗德不得不亲自去约克平息暴乱。而且，为了更牢靠地获得麦西亚家族的支持，哈罗德以联姻手段，与埃德温和莫卡的姐妹、圭内斯和波伊斯国王格里菲斯·阿普·卢埃林的遗孀伊迪丝结婚。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危机来临时，埃德温和莫卡不忠于或背叛英格兰。实际上，挪威人或诺曼底人获得胜利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他们受到指责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自己的一支强大军队指挥不力。人们批评他们没有在北方入侵者深入内陆之前采取进攻行动。但是，他们要那样做是很困难的，并且不明智。诱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离开海洋越远，他们的处境就越危险。约克是一个很好的作战基地，但是，他们离开这个基地到野外去作战是明智的吗？当时，交通比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要快：昔日那四通八达的罗马大路网虽然已是野草萋萋，但仍然可以通行。然而，没有任何理由能使我们相信，北方的伯爵们得到了哈罗德即将到来的消息，他们很可能推测哈罗德仍然在守卫南方的海岸。
　　约克在罗马时代曾是一个坚固的堡垒，但这已成为过去，很可能两位伯爵认为他们的防御工事不足以抵御挪威人，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们认为哈罗德即使来，也不可能及时赶到，因此，他们最大的生存希望就是选择对于他们人数较少的军队稍微有利的地点进行作战。他们把船只停靠在台德卡斯特，如果哈拉尔三世愚蠢地把船队开到河上游乌斯河和沃夫河汇合处，他们就可以从台德卡斯特出发，切断哈拉尔三世的退路。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准备采取进攻战略。
　　假设埃德温和莫卡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哈罗德的确切消息，我们就很难再对他们的做法加以责难。但是，如果他们的防御能坚持3天，那么，南北联合的撒克逊军队就能以极小的伤亡击溃挪威人。然后就会有两支军队进军与威廉作战，并很可能把他击败。实际上，这两位北方伯爵集结了一些军队，但几乎可以肯定没有骑兵，因为哈罗德那样着急地赶了回去，这支队伍无法及时赶到苏塞克斯发挥任何作用。
　　上述这一因素直接导致了对战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个因素，并且与第二个因素紧密相连。哈罗德是否在向南方进军之前应在伦敦停留较长的时间，同时，应当与威廉一样，在他与威廉之间的地区实行坚壁清野，使诺曼底人因缺乏给养而站不稳脚根呢？
　　似乎可以肯定，哈罗德在10月1日得到了威廉登陆的消息。亚眠的盖伊说，这时哈罗德正在回伦敦的路上。他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当哈罗德得知威廉已经等到他们需要的风向时，他是不会再在北方停留6天时间的。但是，他究竟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无论他在哪里，他都会立刻发出命令，要求各郡集结所征的兵员。然而，大多数大乡绅无法在国王规定的时间内，即10月12日集结起所征的兵员，与哈罗德一起向南方进军。
　　哈罗德，当然还有他的侍卫队，可能于10月5日回到了伦敦，以后几天，在斯坦福布里奇之战中幸存下来的民军也陆续回来了。这是一支疲惫而又零乱的军队，它需要休息，却没有得到休息。即使不是更早，那么到达伦敦时，哈罗德也应当得知了黑斯廷斯周围村镇被烧毁的消息。威廉十分了解哈罗德缺乏耐心、易于冲动的个性。针对这一弱点，他使哈罗德的部分伯爵领地上烈焰腾腾，以此逼使哈罗德急促上阵。威廉自己既等待不起，又不能远离他的舰队。
　　如果哈罗德等待，则有百利而无一害，反之，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他离开伦敦时，只带了自己和他兄弟的侍卫队，缺乏弓箭手和步兵。虽然在进军途中，有些大乡绅和骑马的自由民加入了他的队伍，但是，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全部民军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还有一些民军虽然及时赶到了战场，但到达时都已精疲力尽了。有些伯爵，包括北方的伯爵，根本不可能及时赶到。
　　让威廉烧毁哈罗德最忠诚的支持者居住的村镇，对哈罗德的事业当然不会有利，但哈罗德率领一支疲惫、参差不齐的队伍离开伦敦，却正中威廉的下怀。人们有时认为，哈罗德犯了一个对任何指挥官来说都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他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以为他已经集结起来的队伍能够打败威廉，这种看法未必成立。更可能的情况是：在有些战役中，指挥官的秉性使胜利的机会明显地减少。这次战役就属于这种情况。
　　当决定发起战役时，哈罗德本应有一支强大的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可是他的军队既不精力充沛，又没有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那么，哈罗德在军事事务中不容置疑的清晰判断和敏捷思维，是否能帮助他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呢？这需要时机。在战役过程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时机(如果确实可以说它是个机会的话)。这就是在诺曼底人左翼作战的布列塔尼骑士退却时，不仅引起了步兵的退却，而且也暴露了诺曼底人的左翼，造成了诺曼底军队全线突然的溃退。
　　哈罗德的战略是打防御战，直到诺曼底的骑兵在盾墙前受挫后才转入进攻。威廉的战略是通过突袭和计谋击破撒克逊方阵。为此，诺曼底骑兵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在诺曼底骑兵受到重挫之前，撒克逊方阵必须保持严整。哈罗德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自己的位置。
　　在黑斯廷斯之战的记载方面，最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和文物有：普瓦蒂埃的威廉(他是公爵的牧师)、瑞米耶日的威廉、贝叶挂毯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从英格兰方面来讲是最可靠的记述，然而，比较粗略，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地了解到当时在撒克逊防线右翼所发生的一切。布列塔尼人肯定受到了严重打击，他们的退却不可能是佯动；但是，哈罗德军队中的某个大乡绅或是哈罗德的某个兄弟是否发出了反击的命令，则从未有材料透露。只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向溃逃的布列塔尼人发起了追击。从他们一贯缺乏纪律的情况看，有理由认为这是一次盲动出击。
　　诺曼底的队伍一时大乱，这种现象直到公爵以他巨大的个人力量重新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后才结束。因此，这段很短的时间正是哈罗德指挥撒克逊全线部队向前推进的有利时机。整个英格兰军队的强大进攻，可能压倒诺曼底弓箭手和步兵，但是，双方的伤亡都会非常惨重。有些人(包括富勒将军)认为哈罗德如果采取这样一次行动，他将取得胜利。然而，对形势的认识，在处于生死关头的英格兰国王和对此经过900年认真思考和总结的后人之间可能是极其不同的。哈罗德很可能认为，进行最后搏斗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他自己的援军正陆续到来，更重要的是诺曼底骑兵依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一旦诺曼底的骑兵重新站稳脚跟，他们就将迅速、猛烈地打击民军，而民军是骑兵极易打击的目标。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证明。
　　这是这次战役中的决定性时刻，但这只是对诺曼底人而非撒克逊人而言。如果威廉没能成功地应付那种紧急情况，诺曼底侵略者就会真正陷入危机之中。在中世纪的战役中，一旦国王(这里是公爵)倒下的喊声四起，一旦王室旗帜在战场上消失，人们的战斗激情就会顿然消失，随之而来的是难以消除的恐慌。哈罗德在战役的这个阶段中始终保持着盾墙可能是正确的。不幸的是，在接着出现的事件(的确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事件)中，他再也找不到发起攻击的机会了。
　　在第二个事件中，相当一部分英格兰民军被诱出并遭到干净利落的惩罚。这比第一次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时已经到了下午，哈罗德国王已没有任何支援力量，队伍已不那么严整，变得松散了。
　　在发生布列塔尼人退却事件后，战斗可能停了较长一段时间后，威廉才又一次指挥骑兵冲上山脊。普瓦蒂埃的威廉强调指出，此时，威廉已认识到他无法突破盾墙，同时想到从左翼的混乱中最终偶然赢得的胜利，决定以两次计划严密的诈退来赢得战役的胜利。倘若战斗中有较长时间的停顿，威廉也许有时间对这种最困难的作战行动进行筹划组织。但是，他的牧师当时并不在场。以后在写国王的这段经历时，这位牧师不愿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诺曼底的骑兵同他们的布列塔尼伙伴一样被击败了。尽管人们已普遍接受了他的说法，即那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但他的说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们应当记住，在一心一意向前冲击的过程中，要命令几百人改变方向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不管第二次退却是伪装的，还是偶然发生的，它都是战役的转折点。毫无疑问，中央的诺曼底骑兵由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一点没有因右翼的退却而惊慌失措，而是迅速地冲向那些愚蠢地离开撒克逊防线的士兵，砍杀、分割、包围、踩踏他们。战斗很快结束了。没有一个撒克逊人逃回到当时已空虚的撒克逊盾墙中去。战役的最后一个阶段就这样轻易地结束了。
　　这就是使哈罗德在黑斯廷斯之战中败北，从而改变了英格兰命运的四个因素。明确指出这四个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困难的，但是，如果能够假设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能脱离其他因素而独立地发生作用的话，那么，北方民军的丧失很可能是威廉取胜的最直接的原因。
　　黑斯廷斯之战同扎马之战一样，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指挥官的失败是由于发生了他无法控制的偶然情况。然而，这场战役也说明了控制战局的强者如果临危不乱，则可以把偶然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对于民军两次离开防线的行动，我们不能指责哈罗德，不是他命令他们那样干的。他无力制止他们，他在这一战役中失败很可能是由于他们自作主张所致。威廉公爵在他的士兵意外地陷入混乱、自己也掉下马来的关键时刻爬起来，骑上马，重新出现在人们都能看见他的危险地方，从而挽救了十分危急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形势，避免了使一时的挫折进一步转变成一场大溃败。
第3章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年8月)
　　曼齐刻尔特之战在军事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此战最终导致了西方世界政治轴心的变化。尽管拜占庭帝国后来又收复了安纳托利亚的部分领土，但曼齐刻尔特之战却敲响了拜占庭帝国的丧钟，虽然此后发生的其他灾难(主要是1176年的密列奥塞法隆之战和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远征)也是拜占庭帝国崩溃的原因。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一直是欧洲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因此，曼齐刻尔特之战的确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战。
　　自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旧址建都以来，拜占庭帝国历经沧桑。它曾有过繁荣、发展和统一的年代，也曾有过内部动荡、外敌入侵、生存受到威胁的黑暗时代。在其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拜占庭帝国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打仗。
　　曼齐刻尔特会战爆发前的半个世纪是拜占庭帝国极其衰败的一段时期。巴西尔二世不仅是个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且是个富有才干的统帅。他曾重创保加利亚王国，因此得到一个贴切而不文雅的绰号：“保加利亚人的屠夫”。当他于1025年去世的时候，拜占庭帝国已元气大伤。不久，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便趁拜占庭军队士气低落和战斗力下降的机会对其进行侵扰。但是，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更为严重和直接的威胁还是来自东面的塞尔柱突厥人。这个民族勇猛剽悍，不仅傲慢而且还富有侵略性。
　　关于突厥人的由来我们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但他们很可能于9世纪末来自咸海北部的某个地区。他们的首领是古兹王公的一位王子(这位王子晚年皈依了伊斯兰教)，塞尔柱民族的名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早在11世纪初叶他们就曾多次袭击拜占庭的领土，不过那时，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抢劫而已。然而到了11世纪中叶，由于发现对手的抵抗很弱，而且每次袭击都能掠获很多东西，突厥人的入侵变得愈加频繁和深入了。形势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亚美尼亚，这个国家原是个重要的缓冲国，经过长期不断的军事征讨和艰难的谈判，拜占庭帝国于1045年将它吞并。但是在1064年，塞尔柱人攻陷了亚美尼亚的首府和最后的要塞阿尼，终于完全占领了这个国家。亚美尼亚的陷落无疑是拜占庭帝国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
　　曼齐刻尔特会战的胜利者艾勒卜·艾尔斯兰(意思是勇猛的狮子)是塞尔柱王朝的缔造者塞尔柱的重孙；他生于1029年，1063年成为苏丹。在贤臣尼札姆·穆勒克的得力辅佐下，他统治着一个从河间地带一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庞大帝国。人们对他的性格所知甚少，但有关他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位伟大的勇士和卓越的统帅。显然，他很强硬，很有手腕，因此很可能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也都一样凶狠残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他给了拜占庭帝国致命一击，但是他的抱负(和他的祖先一样)却是要直取法蒂玛王朝的所在地开罗，因为塞尔柱突厥人是逊尼派教徒，立志要扩张阿拔斯王朝的势力。令人费解且十分重要的是，拜占庭似乎从未想到过要利用伊斯兰教内部的严重不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发生曼齐刻尔特会战的那个时代里，塞尔柱人在开阔地进行的直接对阵中并不是拜占庭军队的对手。尽管拜占庭王朝晚期的几位皇帝昏庸无能，但只要管理得当，拜占庭军队仍能有所建树。然而，突厥人都是优秀的骑手，个个擅长弓箭，他们远比拜占庭军队机动灵活，而且还精通埋伏和诱骗之道。他们竭力避免在开阔地作战，力求在崎岖不平的山地进行机动战。11世纪上半叶，塞尔柱军队主要由土库曼人[注：土库曼人泛指9世纪末期河间地带的游牧部落。当时他们已成为穆斯林。]组成。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这支军队也日趋职业化，成了多民族的军队。由于突厥人不断从被征服的领土上招兵买马，他们的军队中奴隶成分的士兵(即古拉姆兵和后来的马穆鲁克兵)渐渐超过了土库曼人。“奴隶”一词在这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虽然那些奴隶兵可以被买卖，但他们能够得到报酬，分享战利品，而且还可以靠卓著的战功晋升为埃米尔。
　　巴西尔二世死后，拜占庭帝国便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灾难深重而又变幻莫测的年代。几代皇帝皇后都软弱无能、荒淫无耻、残暴贪婪，他们和他们的奸夫淫妇们单独或联合地统治着这个帝国。这些人不顾军事需要，任凭国内的官僚恣意妄为。但是到了1068年，拜占庭出现了一位皇帝，他试图弥补由这帮贪图享乐的家伙给拜占庭造成的极大损失。此人就是罗曼努斯·迪奥哲尼斯。
　　1067年，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执政7年后死去，他在位的7年是拜占庭帝国多灾多难的7年。由于他的儿子迈克尔七世年幼，君士坦丁十世的妻子欧多西亚·玛克勒姆玻利提萨皇后和他的弟弟约翰·杜卡斯暂时摄政。但到1068中1月，欧多西亚背弃了她在前夫弥留之际许下的不再改嫁的诺言，嫁给了罗曼努斯。罗曼努斯后来与迈克尔七世同朝为帝，因而被后人称为罗曼努斯四世。罗曼努斯出生于卡帕多西亚的一个显贵的军事世家。虽然他秉性鲁莽，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卓越的统帅。他深知恢复军队士气和信心的必要性，然而，此举对于他来说并非易事，因为有些部队并不信服他，特别是雇佣军和瓦朗吉禁卫军对他偏爱本地部队的行为极为不满，同时，统治阶层的某些成员特别是杜卡斯家族也对他深恶痛绝。罗曼努斯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除掉约翰·杜卡斯。他曾想这样做，可后来又愚蠢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罗曼努斯很快就意识到了重占亚美尼亚地区的军事意义。早在1068年他就准备率军出征亚美尼亚。但是，从叙利亚边界传来的坏消息使他转而开向了东南。不可否认，罗曼努斯在这一年里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这些战果并不辉煌。在与突厥人的一些交战中，他的将领和士兵都暴露了许多需要克服的弱点。在1071年那次决定命运的会战之前，罗曼努斯还征伐了其他一些地方。两年里他接连征讨了安纳托利亚，卡帕多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区。无论何时何地与突厥人交战，他一般都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战果。因此，他收复了拜占庭帝国的部分领地。
　　曼齐刻尔特会战爆发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只简单地加以说明。1070年深秋，拜占庭皇帝和艾勒卜·艾尔斯兰签订了停战协议，这使得艾勒卜·艾尔斯兰确信他的东北翼是安全的，从而可以准备向哈里发法蒂玛王朝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当苏丹的姐夫(当时他正密谋反叛苏丹)大纵深侵入安纳托利亚境内之后，罗曼努斯便认为协议已被撕毁。在此后爆发的另一场战斗中，由曼努埃尔·康尼努斯指挥的拜占庭军队败北，更多的领土被苏丹的另一位埃米尔所侵占。对此，艾勒卜·艾尔斯兰很可能了解得不多，他仍然认为或者至少希望双方都在信守协议。此时，他正在围攻南进途中遇到的敌军要塞埃泽萨城。出于保护后方的谨慎考虑，他攻占了亚美尼亚地区，其中包括曼齐刻尔特在内的某些要塞。这迫使罗曼努斯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
　　1071年3月，罗曼努斯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他边行军边征集兵员，等到了塞巴斯提，他手下已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步兵、弓弩手和主要作战力量重骑兵。牛拖着火炮形成威武壮观的炮队，大队的后面是蜿蜒不断的辎重队。关于这支军队的人数人们众说纷纭。20万至30万人的说法(某些穆斯林作家作此估计)显然夸张，8万至10万人可能比较符合实际。这支军队是由操着数种语言的雇佣兵和从各省(每个省都由一位总督管辖，该总督还负责指挥当地部队，通常为一个军团)征调来的地方部队组成的，其中包括法兰克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西徐亚人和帕齐纳克人(非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罗曼努斯的主要目的是收复亚美尼亚的各个要塞。收复失地和重建缓冲国是罗曼努斯的根本目标。当时拜占庭的政策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并非坦途。曾担任过皇家禁卫军的德意志雇佣兵举行了一起小规模的兵变。尽管这次兵变很快便被平息下去了，但是从迈克尔·阿塔雷埃特斯(他是那个时代唯一记录此事的作家)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由于自己的妄自尊大和专横跋扈，罗曼努斯失去了士兵的拥护。罗曼努斯的专横跋扈在他的另一次过激行动中进一步反映出来。渡过桑加瑞斯河(位于君士坦丁堡以东大约200英里处)之后不久，罗曼努斯解雇了许多他不满意的或是怀疑对他不忠的雇佣兵。在返回首都的那些人当中有位叫尼斯福鲁斯·博塔厄埃特斯的人，他曾是罗曼努斯的情敌。他被轰走很可能是因为遭到了罗曼努斯的嫉恨。而安德罗尼卡·杜卡斯的忠诚本来比任何人都值得怀疑。然而他却被留下担任了高级将领。事实证明，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1071年7月拜占庭军队抵达埃尔祖鲁姆后，罗曼努斯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究竟是驻守在这个边陲小镇，向该城以东扫荡，切断塞尔柱人的粮草供应；还是继续向前开进，深入敌境。罗曼努斯的一位高级将领的孙子尼斯福鲁斯·布里恩尼乌斯(他与罗曼努斯的一位高级将领同名)在他的著作中(准确无误地)谈到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当时罗曼努斯似乎丝毫不知艾勒卜·艾尔斯兰的位置及其实力。由此可以断定，这点恰是罗曼努斯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失败的众多决定性因素之一。
　　其实，当罗曼努斯离开君士坦丁堡时，艾勒卜·艾尔斯兰还在埃泽萨至阿勒颇间的某地，幻想着实现推翻哈里发法蒂玛王朝的雄心壮志。直到5月间，他才得知罗曼努斯正向亚美尼亚地区开进。他立刻回师防守已被他征服的领土。他的行军路线和集结军队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但情况似乎是，他在阿勒颇舍弃了从当地征召的士兵，带着大约4000名禁卫军迅速渡过幼发拉底河(据说在渡河时他的一些人马被淹死)，然后经摩苏尔直插霍伊(位于凡湖以东大约120英里处)。在霍伊，他如愿以偿地征集了数千人马，这些人马主要来自库尔德人。很可能在抵达霍伊之前的某个时候，他就派遣了大臣去大不里士，调集已由帝国快骑特使们召集起来的增援部队。在以后大约6周时间里，艾勒卜·艾尔斯兰肯定走过了约700英里贫瘠而干旱的地区。到7月底，他已在霍伊征集了一支拥有4万兵力的军队。这真是奇迹！
　　与此同时，在埃尔祖鲁姆，罗曼努斯明智地否决了那些劝他采取守势的人的意见。因为他认为破坏这片他希望很快占为已有的地区没有多大意义。尽管他并不知道艾勒卜·艾尔斯兰军队的位置，他还是决定开进亚美尼亚地区。由于缺少情报，他指派法兰克雇拥军将领鲁塞尔带领一支侦察部队到凡湖西岸侦察基拉特一带的情况，罗曼努斯本人则率部准备进攻曼齐刻尔特。在此之前，他已使部队做好了穿越荒凉地区，向东南进军的准备。
　　罗曼努斯的两个主要目标是曼齐刻尔特和基拉特。或许是凭直觉，或许是因为他对当地情报的搜集方法有所改进，他相信尽管基拉特可能会有重兵把守，但曼齐刻尔特很可能是薄弱环节。虽然罗曼努斯不知道敌军的确切位置，但是他估计敌人正在乌尔米耶湖东面某地集结军队。因此，他采取了一个历来都被认为是冒险的分兵行动：派格鲁吉亚将领约瑟夫·塔查尼奥茨率领一支庞大的、几乎包括所有步兵在内的军队和鲁塞尔部一起去攻占基拉特。约瑟夫·塔查尼奥茨曾竭力主张在埃尔祖鲁姆驻守，同时他也反对分兵的做法。
　　罗曼努斯当时对曼齐刻尔特的估计是正确的。尽管该地战略意义重大，但它的防守力量却很薄弱。结果罗曼努斯未经战斗就轻取了该城。罗曼努斯皇帝在城中留下部分守军后，便返回他的大本营去庆贺他在此次会战中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胜利。他确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两支部队相距80英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时已是8月中旬，艾勒卜·艾尔斯兰的军队正从霍伊沿凡湖南岸匆忙赶来。行进在主力前面的是由富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松达克指挥的一支1万人左右的部队。8月16日或者8月16日前后(这应该是罗曼努斯进入曼齐刻尔特的日子)，这支塞尔柱先头部队在基拉特一带与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的联军遭遇。
　　我们并不了解交战双方的确切兵力，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艾勒卜·艾尔斯兰一方的人数相对少些——不过4至5万人。松达克先头部队的兵力肯定要比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联军少得多，然而后者却被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而且他们并没有向罗曼努斯的方向靠拢，而是朝着西面的梅利泰内方向退去。更有甚者，这些战败的将领们竟无一人把这次战斗的情况报告给罗曼努斯皇帝。的确，现在也很难说他们当时是否被击败了，有关的记载不尽相同，但是即便当时拜占庭人进行了抵抗，这种抵抗也不过是最低限度的。
　　据我们所知，曼齐刻尔特会战是在某个星期五进行的。人们普遍的看法是8月19日的那个星期五，而不是8月26日的那个星期五。由此推断，皇帝是在17日(占据曼齐刻尔特后的第二天)获悉他的前哨部队遭到了敌人的攻击的。罗曼努斯当时估计，这股敌人不过是敌方的小部队，因此他派布里恩尼乌斯带领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前去驱赶那些“骚扰者”。然而，布里恩尼乌斯的人马却遭到从远处射来的密集而准确的弓箭的攻击。接着，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布里思尼乌斯很快意识到，他所遇到的情况远比受到几个战斗巡逻兵的袭击严峻得多。实际上，这些突厥人(此时可能又得到了加强)正是追击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联军的敌军。然而，罗曼努斯却不相信这一事实。最初，他对于布里恩尼乌斯要求支援的报告置之不理。后来，可能是因为接到了战斗更为激烈的报告，他才派亚美尼亚将领巴西利阿库斯，一个冲动而又愚蠢的家伙，率领一个骑兵团前去支援布里恩尼乌斯这个“无能而懦弱的蠢才”，以挽回损失。
　　曼齐刻尔特会战的确切地点观已无人知晓，但是通过对现存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曼齐刻尔特会战显然是在平原地带进行的。这块平原一直延伸到山区。艾勒卜·艾尔斯兰从基拉特到曼齐刻尔特须翻过一座山，下了山才是位于曼齐刻尔特东南大约8英里的广阔平原。这块辽阔平原的背后和两侧都是起伏不定的山地。这里很可能就是曼齐刻尔特会战的主战场。在该平原的边缘地带，巴西利阿库斯落入了突厥人设置的圈套。由于违背了拜占庭最严格的军事原则，他被敌人的诈败诱入了伏击圈。他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生俘。
　　罗曼努斯从逃回的伤兵那里得知了这一坏消息。在并不清楚战败的程度并仍未掌握准确情报的情况下，他就命令布里恩尼乌斯率一支加强的部队去接应和掩护巴西利阿库斯撤退。当布里恩尼乌斯驱马来到山脚下时，他才了解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很显然，布里恩尼乌斯遇到的是苏丹的部分主力部队。布里恩尼乌斯且战且退，撤出了他的大部分部队，但他自己却在掩护部队撤退时三处负伤。
　　那天晚上，拜占庭军队的大营遭到大批突厥人的袭击。他们企图一举全歼拜军。阿塔雷埃特斯对当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受伤的士兵和战马在厉声嘶叫，雇佣兵因辨不清敌友而胡喊乱叫，大营外当地小贩们也在挥动手中的器皿起哄，战场内外一片混乱。拜占庭军终于守住了大营。第二天，罗曼努斯派出残存的步兵将敌人赶离军营和附近的穆拉特河两岸。
　　罗曼努斯仍在犹豫不决。此时，他对敌情和战况仍一无所知。大战之前，他曾派人试图召回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信使的遭遇我们不得而知，估计他们很可能是被敌人杀死了，因为战斗发生时，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正由梅利泰内附近向西行进。相反，在己方领土行军作战的艾勒卜·艾尔斯兰自始至终对其对手的每步行动都了如指掌。看来，很可能是他让巴格达哈里发的代表于8月18日(星期四)突然来到拜军大营，试图与罗曼努斯议和。但是，罗曼努斯断然回绝。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罗曼努斯也许是对的，因为他必须以征服者的身份回到君士坦丁堡，否则他将失去一切。
　　次日，拜占庭皇帝纠集残存的部队准备战斗。拜占庭军右翼由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阿利亚特指挥，罗曼努斯率卫队居中，布里恩尼乌斯统领左翼。雇佣骑兵组成的强大预备队(其中包括已不再担任禁卫军的德意志人)统归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指挥。安·杜卡斯无疑是位将才，但他阴险狡诈，不可信任。
　　奥曼在他的书中推测，开战那天塞尔柱军队的兵力远远超过拜占庭军的兵力，可是，人们却普遍认为，罗曼努斯开战时的兵力要比艾勒卜·艾尔斯兰所能征集到的兵力多得多。其实，由于拜占庭的大部分部队已经背叛，许多人被杀，双方在曼齐刻尔特战场上的兵力相差并不悬殊。据说在当时，艾勒卜·艾尔斯兰将调度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宦官将军塔劳格，而他自己则亲临最前线指挥。塔劳格采用了惯用的突厥阵法，这种阵法使塞尔柱军队在必要时可掩护中军撤退到崎岖的山地，而山地作战正是突厥人的拿手好戏。为防意外，苏丹采取了预防措施：首先，他让埃米尔们起誓，如果他战死，他们将效忠他的儿子马里克沙；其次，他穿上白色的战袍，并以剑和权杖代替弓箭。他的这些做法均表示他将血战到底。但是，这些做法有时也会被人认为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也许确实如此！然而，苏丹并不希望因此而降低士气。大概中古时期的君主们战前都要采取类似的预防措施吧。
　　在这天的战斗中，罗曼努斯违背了“智者”利奥在《战术学》中规定的与突厥人作战的原则，因而注定要失败。诚然，罗曼努斯尽力按第一个原则，即要尽快从正面与敌交战的原则去做了，然而，未等罗曼努斯赶到，塞尔柱人早已乘快骑撤退到几英里以外。与此同时，他们以骚扰战术猛击罗曼努斯的两翼。由于罗曼努斯的大部分步兵已被塔查尼奥茨带走，因此他的两翼失去了保护。苦苦拚杀的骑兵被冰雹似的箭矢激怒了，他们纷纷追赶敌军，结果大部分陷入了敌军的伏击圈。
　　拜占庭军的大部分人马逐步越过苏丹遗弃的军营，朝着崎岖的山地逼近。毫无疑问，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和两翼部队同样的命运。罗曼努斯一心想抓住这股敌军，直到天黑他才意识到，如果不赶快撤回，他那堆满粮草但却无重兵把守的军营将被洗劫一空。他别无选择，只好下令撤退。就整体而言，拜军的进攻组织得井然有序，然而撤退却是另一回事了！撤退从来就是很难组织的行动，如果指挥控制不当，撤退的目的很容易被曲解。由于与侧翼部队缺乏配合，拜占庭军阵营开始出现裂痕。这正是突厥人所期待的时机！他们的轻骑兵飞快地冲入拜占庭军，使其乱成一团。罗曼努斯急令部队转身迎敌。这一招本来可能挽回局势，但是，后卫部队指挥官安德罗尼卡·杜卡斯却拒不服从命令，反而带着部队向营地退去，从而使拜占庭军的殿后部队遭到敌骑兵的疯狂砍杀。
　　当夜幕降临时，失去希望和凝聚力的拜占庭军两翼部队开始崩溃瓦解。中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罗曼努斯仍在竭尽全力勇敢地拚杀，直到胯下的战马倒下，他本人受伤被俘。这是突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俘获拜占庭皇帝！这场屠杀一直持续到深夜，皇帝的军营被洗劫一空。次日，整个拜占庭大军已溃不成军了。
　　罗曼努斯被带到苏丹面前，苏丹对他非常宽宏大度。让这位威信丧失殆尽的皇帝保住皇冠，完全符合苏丹的利益。于是，拜突双方签订了和约，内容有：拜占庭交付巨额赎金，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将拜占庭占领的某些重要地区归还突厥人。此后，苏丹释放了罗曼努斯。为了表示尊重，苏丹还派一支小部队护送他回去。
　　但是，拜占庭帝国决不会允许一位蒙受了象曼齐刻尔特惨败这样耻辱的皇帝继续留在帝位上。趁罗曼努斯外出之际，杜卡斯一伙儿把欧多西亚皇后贬到修道院，并宣布懦弱无能的迈克尔七世为唯一的合法皇帝。罗曼努斯设法重新纠集了一支军队。1071年秋，他踏上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试图夺回王位，结果却在多西亚被君士坦丁·杜卡斯击败。罗曼努斯从战场上悄悄溜出，向东面的西利西亚逃去。随后，他再次纠集起一支军队出征，结果又遭失败。这次他是被叛将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打败的，并不幸被俘。不久，他遭到当时常见的一种酷刑，被人用拇指挖去双眼，悲惨地死去。
　　塞尔柱人逐渐主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取代了拜占庭帝国的农舍。虽然那里的许多城镇以后仍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那些曾向拜占庭提供过最佳兵源的省份已不复存在，拜占庭军队从此再也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安纳托利亚了。虽然后来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斯一世收复了部分失地，但是曼齐刻尔特会战的结局却预示了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统治的终结。随着十字军的长年征战，拜占庭帝国终于迅速地没落了。尽管曼齐刻尔特会战进行了不过几个小时，但它对欧洲的影响却持续了许多年。
图5:曼齐刻尔特
图6: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年双方行军路线图)
图7: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年8月)
　　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曾经不可一世的拜占庭军队遭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惨败。有四个重大因素对这场灾难产生了直接影响：罗曼努斯即位时拜占庭军队的状况，11世纪后半叶亚美尼亚地区的丧失，会战中对敌情的一无所知以及将军们的叛变。
　　有人认为，其实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前，拜占庭军队就已输掉了这场战争。然而，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与此相反，奥曼说：“尽管自从巴西尔二世死后(1024年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内政管理就已逐渐地腐败了，但是还不能说拜占庭军队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就已衰败了。”毫无疑问，这种说法也不妥当，它太偏向另一边了。也许富勒的评论最为中肯：“可以肯定，1071年时，这个军事组织(战斗序列和进攻方法)几乎和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一样完善。但是由于朝廷40年来管理失当，加之克扣军饷，军队的士气已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虽然拜占庭军队仍很强大，但是已经衰落了。它并非缺乏勇敢的精神、完整的组织和战术技能，而是缺乏纪律性、士气和信心。”除了富勒列举的上述三点外，高级将领缺乏忠诚也是一个问题。
　　拜占庭军队的基础是6世纪末期至7世纪中期各省总督建立的军队。当时，帝国的各个行省都驻有一定数量的职业兵，他们都能得到足够的土地，以此来维持富裕的生活。一旦接到总督的命令，他们便可自备干粮和武器参加战斗。这些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构成了拜占庭帝国军队的主体(虽然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中总还有些雇佣兵和皇帝卫队)，他们可以免交所有税款及土地税。这支军队的军官大多出身于名门望族。
　　尽管士兵们从土地方面获得利益是与他们的军事义务相联系的，但是严格地讲，这支军队并不完全是支封建军队，因为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军事战略的制定都要考虑如何保持经济的繁荣、内部的稳定以及农民士兵阶层与贵族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拜占庭的兵役制度是募兵制，而不是征兵制。军队的编制和军事训练是根据两部著名的军事条令制订的。第一部条令称作《战略学》，它是由莫里斯皇帝于579年编辑而成的，当时莫里斯还只是个将军。300年以后，“智者”利奥六世编写了另一部条令《战术学》。这两部条令全面地论述了各项军事原则，并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们和严格挑选士兵、高标准训练以及严明纪律等措施共同保证了军队的专业化和科学化。
　　不幸的是，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的50年里，先后执政的几个皇帝都忽视了军队建设对帝国利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由于大地主的贪婪，“自由士兵-农民”阶层这一军队的骨干力量被逐渐削弱，并被最终取缔了。尽管有些明智的皇帝试图阻止这种趋势，但是从9世纪起，这种情形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它不仅对军队组织是个致命打击，而且还危及到土地和财政政策。
　　随着1057年君士坦丁五世杜卡斯的即位，军队的衰落达到了极点。这个一味寻欢作乐、放荡不羁的昏君以前曾是前任皇帝的财政大臣，他与教会和官僚狼狈为奸，疏远军界，因此，国家很快便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为了充斥国库，他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结果导致那些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士兵纷纷破产，国家的主要兵源日益枯竭。这意味着来自本土的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国家不得不依赖于辅助士兵[注：系指在其首领的带领下服役于拜占庭帝国的野蛮人部落。]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形形色色的雇佣兵，而这些士兵中的许多人素质很差。到1067年君士坦丁皇帝驾崩时，这支军队已日暮途穷。对于那些名门贵族来说，从军已不再是什么富有吸引力的职业了。由于国内文官当政，将军们备受冷遇，加之军费减少，国家安全赖以依靠的整个军事机器正在逐步地崩溃。
　　1068中1月罗曼努斯登基时，他所继承的就是这样一支军队。他竭尽全力想使这支备受冷落的军队重新振作起来，但是，阻力太大，而且时间也太短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军队多年形成的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是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军队衰败密切相关，并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11世纪后半时亚美尼亚落入突厥人之手。大约从希拉克略(他本人也是亚美尼亚人)时代(610-641)起，亚美尼亚人就在拜占庭帝国军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帝国最精锐的骑兵是亚美尼亚人，许多将领和皇帝都是亚美尼亚血统，帝国东部边境的安危也掌握在亚美尼亚人手中，后来大量吞并小农土地的军事贵族大多数也是亚美尼亚人。
　　谁都不会对亚美尼亚置若罔闻，拜占庭人当然也不例外。亚美尼亚问题历来困扰着人们。这个基督教国家海拔5000英尺，四周几乎都是高山，其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它是往来东西南北的商业要道的交汇点，又是御敌的理想屏障和进攻的有力跳板：拜占庭人要想进入亚美尼亚，必须经过一条海拔约3000英尺的峡谷；而对于塞尔柱人来说，通往安纳托利亚的路却一直是下坡路。亚美尼亚的部分地区土地非常肥沃，早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的两个世纪，拜占庭对亚美尼亚就已垂涎三尺。它不满足于自己只享有宗主权，而要一点一点地将亚美尼亚完全吞并。
　　该政策出笼的时候，甚至到11世纪中叶该政策终结时，拜占庭还没有受到来自东面的直接威胁。内部动荡使亚美尼亚作为一个缓冲国的作用减小了，但是如果不是拜占庭几代皇帝在亚美尼亚问题上犯下种种愚蠢而荒谬的错误，拜占庭所宣称的亚美尼亚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尽管拜占庭吞并亚美尼亚更可能是出于扩张领土的野心)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很久以前，能吃苦耐劳的亚美尼亚居民就已开始大量移民，他们有的是出于自愿，有的是被动员去的。名门贵族们在拜占庭的其他地方定居还可得到大块土地。这种做法有助于削弱亚美尼亚的世俗和教会(那里的教会存在着明显的教派之争)势力。为了进一步向该目标努力，拜占庭还废除了当地长期存在的政府机关和政治制度。这一过程在君士坦丁十世时又进一步扩大到军事领域。这位皇帝取缔了对该地的防卫发挥着关键作用的5万当地军队，并代之以不堪一击的驻防军，这使得亚美尼亚根本无法抵御日益猛烈的塞尔柱人的袭击。
　　毫无疑问，亚美尼亚人憎很这样对待他们。拜占庭的上述做法使他们陷入了衰落的深渊，因此他们越来越忿恨不平，根本没有抗击侵略者的愿望。如果亚美尼亚能恰如其分地发挥其缓冲国的作用，曼齐刻尔特会战完全有可能避免，罗曼努斯四世也会有充裕的时间重整军备。把屈辱强加于亚美尼亚人头上以及完全剥夺该国的防御能力，导致了1064年亚美尼亚的沦陷，而这对1071年曼齐刻尔特会战的失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曼齐刻尔特会战的失败导致了亚美尼亚的永久丧失；并最终对拜占庭帝国的未来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们对罗曼努斯在1071年的失败作出了种种解释，但是很少有人——如果说有的话——着重分析他根本不掌握情报这个因素，而这一点(除去将领背叛的因素外)恰恰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与艾勒卜·艾尔斯兰不同，罗曼努斯的绝大多数作战行动是在敌方领土上进行的，因此人们通常认为，他不了解情况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事实很简单，即使罗曼努斯果真有情报部门的话，那么该部门的工作也是极其糟糕的。不错，出征地区广阔无垠，但罗曼努斯有的是骑兵，在多民族地区，经过认真挑选的侦察人员可以渗入任何地方，建立起有效的间谍网和情报系统。但是，罗曼努斯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这样做，这使他在战前和会战中犹豫不决，并且连连作出错误的决定。
　　在埃尔祖鲁姆，罗曼努斯优柔寡断就是因为缺少情报。因此，罗曼努斯派鲁塞尔前去侦察。然而，由于某种原因，鲁塞尔从来没有送回过情报。也许罗曼努斯命令鲁塞尔回来时再汇报情况，但是这无疑太晚了。这使得罗曼努斯没有听从一位高级将领的劝告，作出了分兵的决定。罗曼努斯之所以作此决定乃是因为，他认为艾勒卜·艾尔斯兰当时正在乌尔米耶湖一带活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他的这种冒险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证明，该决断是错误的。即使塔查尼奥茨不临阵脱逃，这也仍旧是个错误的决定。会战之初，罗曼努斯除从逃回的伤兵那里得到过点滴消息外，似乎从未从前线得到过情报。一位统帅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制定出制胜的决策的。毫无疑问，在会战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完全不掌握准确的情报，罗曼努斯始终未能使其军队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会战的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无疑是约瑟夫·塔查尼奥茨和安德罗尼卡·杜卡斯这两位高级将领以及雇佣兵首领鲁塞尔的行动。塔查尼奥茨指挥着相当一部分军队(具体兵力尚不清楚)，但他似乎一箭未发就率部逃离了战场。如果他进行过战斗而被打败(如某些穆斯林作家所述)的话，他定会向主力部队求援，或者至少会派信使捎个口信。
　　虽然鲁塞尔是个雇佣兵，把流血拚杀视为职业，但是一旦塔查尼奥茨逃离战场，鲁塞尔很可能想到他也不妨溜之大吉，另投新主。然而，塔查尼奥茨的行动就令人费解了。一般的看法是，塔查尼奥茨叛逃了，而且事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有三种推测可以解释他叛逃的原因，其中一种推测排除了他的行为是故意叛变，但此三种推测均无充分的证据。塔查尼奥茨曾两次与罗曼努斯当面发生冲突，一次是在是否应该离开埃尔祖鲁姆的问题上，另一次是在是否分兵的问题上。决定这两个问题时，罗曼努斯均未采纳他的意见。他会不会因为憎恨上级这种傲慢态度而叛逃呢？因情感受到伤害就将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这种想法似乎过于离奇了。莫非他是反罗曼努斯的杜卡斯集团中的一名成员，早就与杜卡斯策划好，在时机成熟时一同造反？目前我们对塔查尼奥茨的政治倾向毫无所知，但是据布里恩尼乌斯说：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从其竭力反对分兵的情况来看，他不象是要阴谋反叛。然而，有这样一个事实值得注意，即拜占庭军士气非常低落，时常有违抗命令的现象发生，鉴于当时形势严峻，而且又有逃跑的机会，有没有可能拜占庭军发生兵变并胁迫塔查尼奥茨逃走呢？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即使部下允许，他也不太想回到皇帝的身边。由于现存的资料太少，这个谜还无法解开。但是，他的行为对罗曼努斯的失败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我们目前所知，罗曼努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塔查尼奥茨不忠——即使他真的不忠。但是，安德罗尼卡却是另外一回事。虽然约翰·杜卡斯已被流放到安纳托利亚，但他是罗曼努斯的死敌，是留下来的危险人物。杜卡斯家族的效忠宣誓是毫无意义的。如前所述，罗曼努斯早应除掉此人。让杜卡斯的儿子安德罗尼卡参战更是个致命的错误，事实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也许罗曼努斯是想将安德罗尼卡作为人质来约束他父亲的行为，使其循规蹈矩。安德罗尼卡被认为是帝国最优秀的将军之一，但罗曼努斯却委任他指挥后卫部队，这或许说明罗曼努斯希望他自始至终地远离战场。
　　用阿塔雷埃特斯的话说，“安德罗尼卡早已图谋不轨，阴谋推翻皇帝”。当拜占庭军开始撤退，罗曼努斯下令后卫部队迎战并击退突厥人的进攻时，安德罗尼卡认为实现其阴谋的时机已到。当时拜占庭军阵中已经出现了空隙，突厥人已开始渗透进来。军旗反向通常是撤退的信号，但是在混乱中可能会被误解，而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安德罗尼卡不但没去攻击渗入的敌人，反而火上浇油，到处散布罗曼努斯已被打败的消息，并带领后卫部队撤向军营，使拜占庭军失去了后卫保护。这是精心策划的早有预谋的叛逆行为，它必然导致拜占庭军的迅速溃败。
　　以上就是直接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并间接导致拜占庭帝国最终解体的关键因素。
　　罗曼努斯因部下叛变而在会战中遭到失败。变节行为往往是指挥官无法控制的因素。假如指挥官因此而失败，那么他是极其不幸的。然而有趣的是，罗曼努斯明明知道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有可能带领他的部队叛变(塔查尼奥茨可能也是个叛将，但这点至今查无实据)，却仍然把相当一部分兵力交给他。罗曼努斯这样做定有原因，而且一定是出于孤注一掷的冒险心理。罗曼努斯并不是因为他无法控制的原因而遭到失败的，他只不过是个不走运的指挥官。他这类将军常常要吃败仗。
第4章耶路撤冷王国——哈丁之战的前奏
　　1081年，康尼努斯家族的阿列克塞一世登上拜占庭的皇位，使这个处于绝望中的帝国出现了生机。阿列克塞一世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无法应付土耳其的威胁，便请求教皇乌尔班二世提供雇佣军。教皇欣然同意，但他提供的援军规模比阿列克塞所要求的大得多。1096年夏到1097年春，教皇提供的军队到达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不是几千名身经百战的雇佣军，而是一支既有战斗人员、又有非战斗人员的大军。他们各有自己的统领，都要求吃好住好，动不动就大发雷霆。
　　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到达时，政治形势对他们十分有利：一个由塞尔柱苏丹领导的统一的穆斯林帝国的威胁尚未形成；鲁姆苏丹国已经独立；一个新的王朝——达尼什曼德王朝——业已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的埃米尔有好几个；巴勒斯坦则由以开罗为中心的强盛的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管辖。因此，十字军面对的是一群四分五裂、相互猜疑的敌人。这对他们来说可谓万幸，因为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敌人，他们决不会取胜。
　　拜占庭和十字军的关系经历了多次变化，两者有时彼此合作、有时互不干涉、有时相互对立。只要利益需要，他们还与周边的穆斯林结成秘密同盟。拜占庭和十字军的初期合作很顺利(阿列克塞一世巴不得十字军离开他的国土)。1097年夏秋，这种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尽管基督徒的伤亡很大，但双方的军队还是在小亚细亚取得了两次战役(尼西亚和多利留姆)的胜利。10月底，布洛涅的鲍德温已占领了埃泽萨及其附近地区，拜占庭与十字军的主力部队则已开到了安条克。
　　然而，就在叙利亚北部的这座重镇面前，十字军遇到了当地居民的顽强的抵抗；更糟糕的是，十字军首领之间出现了不和(这种不和再也没有止息)。首批十字军参战的动力无疑是出自对自己使命的信念以及去耶路撒冷朝圣和把圣城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的真切愿望。遗撼的是，这种高尚的理想很快便淡漠了，代之而来的是争夺领土的欲望。名利取代了神圣的誓言。
　　十字军围困安条克达7个多月之久。虽然城内军民历尽艰辛顽强抵抗，但由于叛徒出卖，该城终于1098年6月被攻陷。经过一番争执，塔兰托的博希蒙德被封为安条克的公爵，并奉命留守该城，其他十字军部队在图卢兹的雷蒙德率领下继续向耶路撤冷前进。圣城耶路撒冷比安条克还要坚固，十字军十分缺乏攻城的器械和木材。恰在这时，一支基督徒船队将一些材料运到未被占领的雅法，于是这些材料便被武装押送到耶路撒冷。炎热和缺水使战场环境变得难以忍受，直到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才攻下圣城。随后的大屠杀骇人听闻，整个文明世界都为之惊恐：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种族、肤色、信仰，所有居民均遭杀戮。即使在那个凶恶残暴的时代，这场大屠杀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了。
　　甚至在占领耶路撒冷之前，十字军内部就已对由谁和怎样治理该城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非神职的候选人只剩下图卢兹的雷蒙德和布永的戈弗雷，但这两人都拒绝在这座基督曾被加冕的圣城称王。最后，戈弗雷接受了推举，成为“圣墓卫士”，乔克斯的阿诺尔德被推举为主教。
　　戈弗雷虽然在后来的战争中表现得英勇善战，但其性格有些懦弱。他在拉姆勒打败了埃及人，但由于嫉妒和不信任雷蒙德，他失去了夺取重镇阿什凯隆的良机。一年之后他即去世，随即，接班人的问题又引起一场争论。雷蒙德是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首领中仍然效忠于阿列克塞皇帝的少数人之一，但他当时远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的博希蒙德已被土耳其人俘获；于是埃泽萨的鲍德温成了戈弗雷的继任者。1100年圣诞节，加冕仪式在“圣诞教堂”举行。当新主教、比萨的戴姆伯特把王冠戴在鲍德温的头上时，后者看上去坦然无愧。这样，参加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他们到达君士坦丁堡后仅四年半的时间里便实现了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的宏愿。
　　自从攻取尼西亚以来，法兰克人(对十字军的通称，包括拉丁人在内)在前往耶路撤冷的途中几乎每前进1英里都要经过战斗，后来的40年间情况依然如此。收复基督教圣地和就地安家落户不仅需要打仗，而且还需要使用外交手腕，即挑拨穆斯林与穆斯林(间或穆斯林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使他们相互制约。法兰克人要随时准备根据当时的最大利益与他们之中的某一方站在一起。
　　后来耶路撒冷王国形成了四个主要国家：耶路撒冷、安条克、的黎波里和埃泽萨。的黎波里于1109年8月向法兰克人投降。和以往一样，围绕如何瓜分战利品的问题出现了一番争执，结果图卢兹的雷蒙德之子伯特伦伯爵成了最大的受益者。1101年，伯爵曾再次率十字军(大部分由伦巴人组成)东征，但不甚成功。他死于1105年，死前曾在从穆斯林手中攻取的黎波里的战斗中立下头功。的黎波里和埃泽萨的伯爵虽然常常独立行事，但名义上还是耶路撒冷国王的属臣，而安条克的公爵则从未向国王称臣。不过，在国家危难之际，这四个国家一般(并不总是)都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为了保住并扩张他们已经征服的领土，法兰克人连年征战。12世纪前半叶，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巴格达塞尔柱苏丹的埃米尔[注：埃米尔是穆斯林国家的酋长或贵族、王公。]和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埃及部队。法兰克人的战略是不让这些强大的敌人联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占领阿勒颇、霍姆斯和大马士革这几个中间要地。他们未能夺取这些城市，但他们通过巧妙的外交手腕和多年的艰苦征战成功地挫败了敌人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任何努力。
　　另一方面，法兰克人要想生存就必须占据沿海平原的港口，以便接收源源不断从欧洲运来的人员与物资，便利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为此，他们1099年占领了雅法，1101年占领了艾尔苏夫和凯撒里亚，1110年占领了西顿，1124年占领了提尔，1153年占领了阿什凯隆。约旦以东地区和豪兰山的部分地区主要是靠撒马利亚和加利利两封地的统治者发动大规模袭击取得的。
　　1118年发生了对耶路撒冷王国意义重大的三个事件。4月7日，鲍德温国王在与埃及人作战时死去。他是位政绩卓著的统治者。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起一个北起贝鲁特、南至死海的生机勃勃的王国。他膝下无子。稍事迟疑之后，宫廷会议选举他的堂弟、埃泽萨伯爵布尔格的鲍德温为继承人。4个月后，阿列克塞皇帝驾崩。尽管他对经常挑起争端的十字军总的说来表现得十分忍耐，但他一直与安条克不和。也就在这一年，“军事教团”诞生了。
　　自1070年以来，耶路撒冷一直为贫穷的朝圣者提供食宿，那里的僧侣向本笃会派效忠；到了1118年，他们获准建立自己的教团，称作“救护骑士团”，听命于教皇。他们的首领决定：一部分教友继续为饥饿和染病的朝圣者从事慈善工作，但教团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骑士军，其鲜明的标志是外衣上配戴一枚白色的十字章。与此同时，一个名叫“佩恩斯的休”的骑士说服了国王鲍德温，获准组建另一支军事和宗教教团，取名为“圣殿骑士团”，因为它的总部一开始设在靠近所罗门圣殿的皇宫一侧。这个独立的教团内分三个等级：骑士、军士和教士。他们的徽记是一枚红十字章，骑士配戴在白色外衣上，军士配戴在黑色外衣上。
　　这两个教团的最初任务是保持朝圣路线的畅通，但他们不久便发展为精锐的职业军，能够在任何地方与敌人交手。他们在欧洲大规模招兵募捐，终于强大起来。起初，封建骑士是拉丁军队的中流砥柱，但不久之后骑士队伍即显得人数不足，难以履行他们应履行的众多职责；虽然雇佣军是支被广泛使用的力量，但它的开支太大。于是，“军事教团”便成了拉丁军最主要的成份。他们的战斗力很强，但又坚持独立性，前者的益处往往被后者所抵销。他们不是以部属而是以伙伴的身份参战，因此拉丁王公们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
　　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必须对付叙利亚和伊拉克埃米尔中的许多劲敌，但他们最主要的对手无疑是伊马德丁·赞吉和他的儿子努尔丁和撒拉丁·优素福(史称撒拉丁，是三人中最强的一个)。伊马德丁早在1127年就已名声显赫，但当时他正集中力量征服穆斯林中的对手，因此未立即使法兰克人感到不安；然而，当他于1129年实际控制了内陆的叙利亚后，他便在大马士革城外大战法兰克军(他差一点诈取了该城)，并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直到1144年，伊马德丁才占领埃泽萨，给了耶路撒冷王国最沉重的一击。此时国王鲍德温二世及其继承人、他的女婿富尔克均已去世，治理王国的是幼王鲍德温三世的母后梅利森德女王。此时，精明强干的埃泽萨伯爵科特尼的乔斯林也已离开人世，他的儿子(爵位的继承者)是个软弱无能的浪荡公子。
　　不过，即使统治者再能干，他们也很难保住埃泽萨。此地极易被夺取，因为它既无天然屏障，又无充足的兵力。在周围皆是敌国的情况下，埃泽萨要想生存只能依靠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安条克)进行合作。此时安条克的统治者是普瓦捷的雷蒙德，他一个时期以来与拜占庭皇帝约翰及其继承人曼努埃尔兵戎相见，因此，当埃泽萨伯爵请求援助时，雷蒙德拒绝了；梅利森德女王虽然派出援兵，但为时已晚。
　　埃泽萨失陷的消息使欧洲大为惊恐，那里的人们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此事促发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8年到达圣地的十字军是由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德意志皇帝康拉德率领的。此次东征的情况与50年前第一次东征时大不相同。土耳其人的抵抗更加顽强、组织得更好，德法联军途经小亚细亚时伤亡惨重；拜占庭皇帝的热情大不如前；东方的法兰克人失去了旧日的宗教狂热，与穆斯林邻国的生活方式已趋于一致。对此，这些新朝圣者既不能理解、也不愿宽恕。
　　路易七世率法军从爱琴海岸的阿塔利亚乘船过海，在安条克登陆。他几乎立即与雷蒙德伯爵产生了意见分歧。伯爵打算用新来的军队收复埃泽萨、攻占阿勒颇，以此加强王国的北部——这毕竟是十字军东征的根本目的。但是，新来的军队一方面表示完全乐于消灭异教徒，另一方面又表示他们首先是作为朝圣者前来洗涤自己的灵魂的，无疑路易本人(可能还有许多法军)期望先去享受赤足步入圣墓教堂的殊荣。这样，路易便领着人马直奔耶路撒冷，并在那里与在阿卡登陆并先期到达圣城的康拉德会合了。
　　不久(1148年6月)，在阿卡举行的东西法兰克首领协商会议决定放弃任何收复埃泽萨的企图，转而攻打大马士革。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因为大马士革是叙利亚诸城中防御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而且其统治者多年来愿与法兰克人友好相处。7月24日，基督徒军队兵临大马士革城下，但5天之后，他们便败退到加利利。领导分裂、指挥不力、内部不和、猜疑背叛等都是导致这次大失败的因素。康拉德和其他许多十字军随即离去，几个月后路易也走了。此战使拉丁王国伤筋动骨，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拉丁王国与穆斯林和拜占庭的关系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伟大的战士和寻常百姓一样，最终也要入土安息，遗下的子孙未必伟大或更伟大。不过也有例外：赞吉1146年遇刺身亡，其子努尔丁却以同样的魄力和才干继承了父业，他联合各酋长国打击法兰克人。如果当初安条克的雷蒙德能说服路易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他们是很有可能阻止住努尔丁发展的，因为在1148年初努尔丁还不够强大，难以抗拒德法两军的进攻。实际上，在那一年年底，雷蒙德曾小胜努尔丁。但到了1149年6月，努尔丁便报仇雪恨，击败并打死了雷蒙德以及前来援助他的阿萨辛[注：阿萨辛是由波斯人哈桑·萨巴赫于1090年建立的团体。萨巴赫是一个虔诚的什叶派教徒，与阿拔斯哈里发及其追随者誓不两立。作为他亲手创建的教团的大头领，他要求手下的人在政治性暗杀活动中必要时应自我牺牲。]的首领。安条克公国虽然保住了，但努尔丁攻克了奥龙特斯河谷中的大部分城堡，大大缩小了这个公国的领地。
　　安条克的雷蒙德阵亡两年之后，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二世又被暗杀，这给鲍德温三世的统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鲍德温三世虽年仅20岁，但已很有胆识，他不仅抓住机会掌握了这两个公国的命运，而且还在1153年攻占了阿什凯隆这一要地。1154年，通过改朝换代的办法，努尔丁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大马士革，使原来不肯听命于他的叙利亚各埃米尔们从此对他俯首称臣。如今拉丁王国的整个东部地区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先前对拉丁人极为有利的各埃米尔之间的松散邦联而今有了统一的首领。
　　1155年，鲍德温认为，与努尔丁签订和约是明智的。但两年后他愚蠢地撕毁了和约。结果，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太巴列湖正北一战中遭到惨败。1159年，鲍德温三世的王国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一年，曼努埃尔皇帝很想与努尔丁签订休战条约，因为他认为，在拜占庭与法兰克人的关系中，撒拉逊[注：撒拉逊人是欧洲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他们多为叙利亚及其附近沙漠地区的游牧民。]人是有用的政治法码。
　　1162年，年仅32岁的鲍德温三世死去，他的兄弟阿马尔里克继位。阿马尔里克在位期间最主要的作为是6年之中5次进犯埃及，其中最后一次是1169年与曼努埃尔的帝国军队协同实施的大规模两栖作战。征服埃及所能带来的商业和战略利益是很多的，因为努尔丁也很想占有法蒂玛王国，以便完成对拉丁人的包围。努尔丁也有自己的有利条件，因为在派骁将阿萨德丁·谢尔库赫率兵南进的同时，他还能在法兰克王国的北部边境实施牵制性军事行动，迫使阿马尔里克急忙赶回来保卫他的王国。
　　当然，阿马尔里克也是有所成就的。拉丁军与法蒂玛的大臣沙瓦尔相配合，曾一度占领过开罗。但阿马尔里克的整个计划好高骛远，不切实际。1169年，谢尔库赫终于作为努尔丁的代理人在开罗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同年春，谢尔库赫去世，他的侄儿撒拉丁继位。撒拉丁不失时机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征服了整个埃及。
　　在基督徒的对手中，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撒拉丁。他一心一意地要灭绝他们。从1170年起，直到1192年他与理查一世签约为止，他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消灭基督徒。撒拉丁1138年生于亚美尼亚的特克里特，在巴勒贝克和大马士革度过大部分的青年时代。他的父亲先后侍从于赞吉和努尔丁。如果不是他的叔叔谢尔库赫1160年带他去参加埃及战役，并把他造就成一个为伊斯兰而战的征服者，他可能会在大马士革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不过，他之所以名留青史，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军事才能，而且还由于他的宽宏大量、远见卓识和刚直不阿。必要时，他也可以冷酷无情，但总的看来，他的行动准则是正义、真理和信义。
　　对拉丁王国来说幸运的是：撒拉丁在把全部力量集结起来之前经过了多年的挫折。努尔丁在世期间，撒拉丁发现自己没有自由，他的宗主国对他在埃及的扩张行动疑虑重重(他在那里废除了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之后便成了那里的最高统治者)。1174年努尔丁去世后，撒拉丁立即着手夺取对叙利亚的宗主权，然而在这10多年里，他不得不与赞吉王朝打打谈谈，因为赞吉王朝为了捍卫他们的后继国王，自然少不了与其先王的属臣之子较量。
　　撒拉丁一方面努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还经常与法兰克人交战。1177年，他在拉姆勒附近遭到惨败。虽然一年之后他报了仇，但总的说，他在与拉丁王国的交手中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因为后者的政策是保住自己城池，尽量避免大规模交战。
　　此时，拉丁王国正进入最危险的时期，最后一个实际起作用的国王阿马尔里克于1174年去世，其子鲍德温四世继位，时年仅13岁，且患有麻疯病。虽然鲍德温在忍受那折磨人的顽疾和对付撒拉丁的屡屡挑战中很快便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勇气，但同往常一样，围绕摄政问题，拉丁王国陷入了激烈的内部纷争；穆斯林一年比一年团结，而拉丁王国却日益分裂。
　　赞吉王朝的王公们想取得作为后盾的法兰克军队的援助，但广大士兵对他们没有好感。撒拉丁通过武力征服和谈判缔约逐步确立了对这些邑地的统治地位。1183年夏，他以缔约方式取得阿勒颇，这样他的政敌就只剩下摩苏尔的顽固不化的努尔丁的侄子伊兹丁了。两年之后，勇敢而不幸的麻疯病患者鲍德温国王终于从痛苦中得到解脱。在此之前的最后两年中，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三世一直是摄政王，他在众贵族的一致支持下，与撒拉丁谈判签订了为期4年的和约。
　　解脱了后顾之忧后，撒拉丁便全力以赴降服伊兹丁，后者终于在1186年初俯首称臣，至此，撒拉丁的帝国伟业遂告完成。从昔兰尼加到美索不达米亚，撒拉丁实现了众多埃米尔的大联合。在北方，拜占庭帝国自1176年在密列奥塞法隆全军覆没后已无力他顾，胜利的塞尔柱苏丹主动向撒拉丁表示友好。撒拉丁要收复耶路撒冷，只剩下法兰克人与和约这两个障碍了。
第5章哈丁之战(1187年7月4日)
　　国王鲍德温四世指定其外甥(另一个鲍德温)，即其姐姐西比拉与阿什凯隆-雅法伯爵蒙特费拉特的威廉所生之子，为继承人。1177年威廉去世，3年之后西比拉改嫁给吕济尼昂的居伊，新郎是由他的兄长、宫廷总管阿马尔里克带到东方来成亲的。国王(鲍德温四世)和他的贵族们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因为居伊还不过是个孩子，软弱无能，毫无经验。他通过结亲进入王室，这样，这个未见过世面的法国小贵族之子就有可能继承王位。
　　居伊是哈丁之战这场戏中拉丁人一方的四个主角之一，其他三人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沙蒂永的雷纳尔德(有时也叫雷金纳德或雷纳)和“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里德福特的杰勒德。雷蒙德对居伊毫无好感，雷纳尔德和杰勒德也对雷蒙德颇怀敌意。
　　1185年，当撒拉丁开始最后完成其征服大业、鲍德温四世病入膏肓之际，雷蒙德被推为摄政王。这是他第二次摄政，他第一次摄政是在鲍德温未成年期间。1162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继承了的黎波里的爵位，后来又通过其妻埃斯齐娃以国王封臣的身份掌握了加利利。他是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曾当努尔丁的俘虏达8年之久。如今他45岁，既是个实干家，又是个雄心勃勃的人；既是个好战士，又是个高明的政务家和谋士。他恐怕是对付那个危难时期的种种挑战的最合适的人，但在上层他有许多劲敌。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沙蒂永的雷纳尔德随路易国王来到巴勒斯坦并留了下来。他生性多变、反复无常、令人讨厌。他是对哈丁大败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不过，他有一些可以弥补他缺点的特点即英俊勇敢。安条克的康斯坦丝为之倾倒，两人遂结为夫妇。通过康斯坦丝，雷纳尔德成了法国的公爵。不久之后，他对塞浦路斯进行了一次掠夺性的远征，引起了拜占庭皇帝和自己国王的不满。1160年，努尔丁的部队应十字军的要求将他劫去达16年之久。获释之后，他娶米伊的斯特凡妮为妻(康斯坦丝已在他被监禁期间死去)，并且通过她成了卡拉克和蒙雷阿勒的勋爵。卡拉克位于死海的东南端。为了对无辜的商队和红海港口进行袭击，他从这个城堡出发，撕毁了与撒拉丁的两次和约，制造了无数的麻烦。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劣行，撒拉丁两次围困他的城堡(均未奏效)，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杀死他。
　　里德福特的杰勒德于1173年到达的黎被里，成为雷蒙德麾下的一名骑士。但不久他便与雷蒙德发生了争吵，因为后者未履行为他娶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的诺言。杰勒德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十分恼火，一直不肯原谅雷蒙德。不久之后，杰勒德参加了“圣殿骑士团”，青云直上升到执事。1184年，“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托罗热的阿诺尔德在欧洲募兵期间去世，杰勒德被推选为继承人。这样，他实际上便成为该王国的最高统帅。
　　1185年，鲍德温四世去世，雷蒙德在宫廷要臣对他颇有敌意的情况下继续摄政。法兰克人很不走运，正好一年之后，幼王鲍德温五世夭亡。鲍德温四世生前已为这类紧急情况的出现作了安排，贵族们也曾发誓支持雷蒙德继续治理国家，直到由教皇、拜占庭皇帝、法国和英国国王组成的委员会在西比拉(鲍德温五世之母，原蒙特费拉特的威廉之妻)和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妹伊萨贝拉中间选定一个为止。但是，居伊的一群狐朋狗党骗过了雷蒙德，违背自己的誓言，不等委员会裁决便将西比拉和居伊从阿什凯隆送到耶路撤冷，并为他们双双举行了加冕典礼。
　　雷蒙德发现自己上了当。便将忠于他的贵族召集到纳布卢斯。他们一致同意雷蒙德的主张：第一，王位应交予伊萨贝拉及其丈夫托伦的汉弗莱(两人当时也在纳布卢斯)；第二，向耶路撒冷进军。除“圣殿骑士团”和雷纳尔德以外，雷蒙德受到王国所有大小诸侯的支持。这次突袭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不料汉弗莱闻知自己可能要当国王，大惊失色，偷偷赶到耶路撒冷，与西比拉媾和。这样，反对派失去了名义上的首脑，只好解散，大部分贵族归顺居伊，但雷蒙德不肯如此，而是退职回到妻子的封邑太巴列。
　　撒拉丁怀着极大兴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是个重信义的人，尽管他知道拉丁王国内部严重分裂，现在正是他推波助澜、搅乱该国的大好时机，但他宁愿恪守和约。不料沙蒂永的雷纳尔德为他代劳了。1187年初，雷纳尔德向一支由开罗到大马士革的商队进行了第三次掳掠性的袭击，将护送船队的军人或打死、或生俘，把大批掠夺品运进城堡。撒拉丁强烈要求赔偿损失和释放战俘，但遭到雷纳尔德的拒绝；撒拉丁又向居伊交涉，居伊大为吃惊，责令雷纳尔德照办。雷纳尔德再次拒绝，竟然声称自己是为独立的国家，与撒拉丁根本没有和约。
　　此时战争已不可避免，尽管安条克公爵和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各自都在活动，争取重修和约。但是雷蒙德走得更远，他现在自认(不无道理)，只有他能够救王国，也只有他才配当国王。于是他争取撒拉丁全力支持他来达此目的。谁都知道，撒拉丁自己的目标就是消灭这个王国，可见，撒拉逊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关系多么错综复杂！侍臣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居伊不要为雷蒙德的叛国行为向太巴列兴师问罪而引起一场内战。作为变通办法，他派出一个斡旋团，成员有伊贝林的巴利安、提尔的大主教和“军事教团”的大头领们。
　　关于后来的详细情况人们众说纷纭，但最终结果无可置疑。看来当时的情况是：撒拉丁想派一支精锐的突击队穿过雷蒙德伯爵的领地去加利利，但此举为何目的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注：撒拉丁的同时代人传记作者贝哈丁称：当时并无突击队，消灭斡旋团的部队是撒拉丁之子阿夫达尔率领的主力军一部，正开往战斗阵地。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据说撒拉丁曾征求雷蒙德的同意，而后者为了不得罪盟友便答应了，条件是部队需日出而往，日落而返，而且不得损坏财产。雷蒙德随后还向包括正在前往太巴列途中的斡旋团在内的所有基督徒团体发出了通报。突击队如约准时在日落时返回，未曾损坏财产，但是杀了不少斡旋团的人，并把他们的人头挑在刺刀上得意洋洋地招摇过市。
　　斡旋团一行(除留在纳布卢斯另有公干的巴利安外)于4月30日晚到达富拉，在那里，他们收到了雷蒙德发来的通报。里德福特的杰勒德决心与突击队交战(雷蒙德在通报中讲要避免交战)，从周围地区匆忙召集了一些“圣殿骑士团”的人。第二天，在人们通常称作“克雷森泉”的地方发生了冲突。此处大约在拿骚勒以北10英里。即使加上杰勒德的援军，双方数量也太悬殊，因为据说穆斯林有7000人。结果冲突成了一场大屠杀，只有杰勒德和两三名骑士得以生逃，杰勒德还受了伤。提尔的大主教明智地决定中途留在拿骚勒，他与巴利安和西顿的雷金纳德(看来是战斗的幸存者之一)最后到达了太巴列。此役使居伊痛失了一批精兵良将，雷蒙德和杰勒德的敌对也更尖锐了。
　　这件事使雷蒙德羞傀万分，于是重返岗位，决心尽职。他废除了与撒拉丁的和约，然后随斡旋团一道去晋见居伊。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向居伊和西比拉表示臣服，他们也对他表现得宽宏大度。表面看来，现在基督徒的团结已占了上风，但这种团结的下面仍埋藏着强烈的愤恨和猜疑。
　　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实力较量秣马厉兵。各种史料对参战的人数历来说法不一，差异很大，而且大都偏高。1187年6月底在阿卡集结的拉丁军大概有1200名骑士、1万名骑兵，还有很多(可能有2000名)图尔科波里人。图尔科波里人是从当地招募来的，主要是些骑兵。他们是弓箭手，比骑士轻装，但除在一些特殊场合外，其战斗作用与骑士相同。他们在“军事教团”的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军事教团”又是王国职业部队的核心。在“总动员”(现在居伊已下了总动员令)的情况下，两个教团都能各自集合起400名骑士。然而这样做意味着大大削弱城堡的防护力量，而城堡是王国战略防御的核心。
　　在雷纳尔德进行最后一次掳掠后，撒拉丁立即宣布讨伐。他从豪兰、阿勒颇和帝国其他地域调集了人马，甚至伊兹丁也从摩苏尔给他派来一支强大的分遣队。撒拉丁兵力的确切数目，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超过了法兰克人，可能总共多达2万人。大部分士兵骑着体型小而速度快的乡间马，其武器主要是弓箭。撒拉丁还有相当数量的铠甲骑手，他们象土耳其的骑士那样，用剑和矛作战。
　　考虑到在哈丁所发生的情况，回忆一下骑士的装束是很有意思的。那时骑士披的是锁子甲，(其下摆和袖子一直延伸到膝部、小腿、臂和手)，内有紧身皮上衣，外罩一层布衣。外衣的作用是防止炎热的阳光把铠甲晒烫。骑士颈部和面部有防护甲，头戴锅形或圆锥形头盔，外加护鼻罩。骑马的军士以及图尔科波里人则不这样重甲披身。骑士作战时不骑笨重的骑兵军马，而是骑更小巧的安达卢西亚马。如果说马匹也有护甲，那只是局部的，与骑士相比，马匹更容易受到弓箭的伤害。
　　5月底，撒拉丁将其军队集合于豪兰山区太巴列以东的阿什塔拉。在这里，他给众多的埃米尔下达了作战命令，并作了如下的布置：侄子塔吉丁负责右翼，他最能干的副手格克贝里负责左翼，他自己则指挥中路。6月26日(星期五)，部队向太巴列湖南端的乌库旺纳挺进，在该地驻留5日。侦察队向撒拉丁报告说，法兰克人已在萨富里雅集结，该地在拿骚勒以北，常被用作基地。[注：很可能是“克雷森泉”。那些突击队员被派到此处侦察。但即使是武力侦察，7000人也未免多了一点。]撒拉丁把大军部署在由北向东约15英里的太巴列正北的山区。1183年和1184年，法兰克人曾两度凭借坚固的阵地拒绝应战。这一次也许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到更有利于己方作战的地区，撒拉丁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围困太巴列，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该城。但雷蒙德的妻子埃施瓦伯爵夫人死守在城中的营堡内，向居伊求援。
　　7月2日夜间，基督军一方作出了进军的决定，这对拉丁王国的前途有决定性意义，对此后面将有详述。雷蒙德曾力主留在萨富里雅，他的这一主张最初也已为众人所接受，但后来居伊在雷纳尔德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决定放弃此方案。会议把雷蒙德的忠告斥责为叛徒的奸计，认为拒绝战斗必将使大家蒙受耻辱。
　　很多骑士对这个最后决定感到遗憾，他们恳请居伊重新考虑，但这一次居伊坚定不移。出于忠诚，众人最终服从了决定。于是，7月3日清晨，在手捧“真十字架”[注：这枚小巧玲珑的十字架存放在镶着珠宝的盒子里，基督徒打仗时带着它，其他重大场合也展示它。作为神圣的标志，它就象后来军队中的国旗或军旗差不多。阿拉伯传记家称之为基督教信仰的最高象征。]的阿卡主教的陪同下，这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拉丁军队向太巴列进发。队伍中必定有很多人对此行怀有疑问，但没有几个能估计到这次冒险行动的致命后果。照惯例，雷蒙德(部队先通过他的领地)率部走在前面，国王和“真十字架”居中，“圣殿骑士团”殿后。
　　把“圣殿骑士团”和“救护骑士团”放在这样的行进位置上无疑是个正常而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众所周知，撒拉丁的战术是先作包围之势，然后增加对后卫部队的压力，使其脱离主力部队。后来所发生的情况果真如此。那是个热不堪言的一天，基督徒军队在到达太巴列之前必须通过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无边无际、干旱荒芜，滴水不见。很快，人员(其中有些身着沉重的盔甲)和马匹便干渴难忍。他们刚走了大约7英里，敌人的轻骑兵就发起进攻，利箭扑面射来。从那时起，虽然居伊的士兵在嘴唇干裂结起厚痂、舌头干得象皮条的情况下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但土耳其人轮番攻击，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居伊的后卫部队所受压力太大，开始与中央脱节，于是杰勒德请国王下令停止前进。
　　主力部队此时已行进到一个名叫马里斯卡尔西亚的废弃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差不多在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的正中间。向东几英里有一条山脉，高达1100英尺，其间有三个隘口，沿着陡跌的地势通往低于海平面600多英尺的太巴列。山脉的北端有两个突出向外的山崖，称作“哈丁角”，屏护着下面约600英尺的同名村庄。雷蒙德伯爵及前卫部队用力赶到大军前面，或许已经看到了太巴列山上撒拉丁人马的部署情况。不管怎样，他派人向后面送了一封信，力劝居伊加速前行，于夜幕降临之前赶到有水的地方。但居伊觉得人困马乏，便下令原地宿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十分关键的决定。
　　战争的幸存者恐伯谁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伤员们不断地叫喊着要水喝，可是没有一滴水来湿润一下舌头。整个夜晚，敌人的巡逻队在周围游荡，高声赞颂真主把基督教徒送到了他们的手心。有些权威人士说，除了扰乱军队外，他们还纵火烧了附近的灌木丛，但看来此举更有可能发生在第二天的战斗之中。
　　7月4日(星期六)晨，居伊的大军按原次序出发，穿过卢西亚，打算在哈丁旁边的北山口实施突破。开始时先头部队取得一些进展，敌军让出了某些地段；但撒拉丁的兵力部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其狡滑的用心。战斗于哈丁角的正南方进行，撒拉丁把部队摆成一个月牙形，两翼前突、中央后缩，这样很快就能对拉丁军形成严密的包围之势，用伊马德丁的话来说“连一只蚂蚁都休想逃脱”。撒拉逊人精神抖擞，士气高昂，远非基督徒军可比，而且据伊马德丁说，撒拉丁始终有一支载有大量箭矢和其它武器的骆驼队处于待命状态。
　　两军想必都是采取简单的战术，按各自的“作战教程”作战。法兰克人的重骑兵有步兵弓箭手的保护，而弓箭手又有厚厚的软铠甲保护着。弓箭手的任务是当骑士出击时把队伍展开，骑士回归时再把队伍收拢起来。撒拉逊骑手的任务是骚扰居伊的侧翼和后卫，准备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哈丁战役中，基督教徒士气低落，根本谈不上使用什么战术，以致输掉了这场战斗；这些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干渴难忍的士兵再也挺不住了。战斗开始后不久，他们离开大路，爬上就近的一座小山，就再也不想动了，无论国王怎样央求也毫无用处。不久，撒拉逊人来了，很多基督徒沦为俘虏，但更多的人死在地上，他们的舌头都肿胀着伸在外面。
　　骑士失去步兵便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这种规模的战斗中很难取胜。居伊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性，便以“真十字架”为中心，将人马组成密集的方阵。他们在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英勇奋战。但突然他们又被滚滚浓烟包围，因为撒拉丁已下令将野草点燃，以便进一步扰乱法兰克人。居伊将哈丁山坡作为最后的立足点。在这里，约有200名骑士聚集在国王周围殊死搏斗，直到最后撒拉丁下令停止屠杀。基督教徒的骑兵几乎全军覆没，阿卡主教阵亡，“真十字架”落到了异教徒手中。
　　战斗即将结束时，雷蒙德伯爵可能是奉命、也可能是自作主张率领伊贝林的巴利安、西顿的雷金纳德和其他几个人孤注一掷，拼死冲出重围。他们眼见大势已去，只好逃离战场，寻个安全之地。有些编年史家没有很多的依据便断言是塔吉丁让队伍为他们闪开一条路，以便计擒，但并非有意帮助他们逃跑。这后一种解释使雷蒙德的人格受到进一步的诋毁。不过他很快便什么都不用想了，因为3个月之后死亡使他从军事叛变的奇耻大辱中得到解脱；而他自己深信，自己这样做是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忠贞不渝。
　　这场大屠杀结束后，拉丁军的战俘被集中起来，撒拉丁对那些幸存的基督徒作了大致公正的处理。他对国王居伊相当仁慈，对其他骑士也宽宏大量，除一人之外全部释放。[注：令人惊奇的是，这其中还包括“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里德福特的杰勒德。“救护骑士团”的大头领已在哈丁阵亡。]这唯一的例外是沙蒂永的雷纳尔德，撒拉丁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亲手将他处死。下层军官、军士和骑兵的遭遇则不太好。他们大部分沦为奴隶。“军事教团”的下场最掺，撒拉丁把他们视为最坏的人，是对其信仰的威胁。他们之中至少有200人被残酷地用剑挑死。那是个暴虐肆行的时代，虽然穆斯林苏丹的这种行为可能被看作野蛮之举，但与14年之后一位基督教国王(而且还是一位英国国王)在阿卡下令屠杀2000多名战俘的事件相比却可谓小巫见大巫。
　　大部分城堡的军队都已被抽调去组成拉丁大军，哈丁之战的胜利使撒拉丁得以轻而易举地荡平这些城堡。少数几个进行了抵抗的城堡可以用释放重要战俘的方式来换取，如用居伊和杰勒德换阿什凯隆。只有极少数城堡(如克拉克)坚守了一年以上。一年半之后，十字军手里还剩下提尔、安条克和叙利亚的的黎波里。1187年10月，耶路撒冷宣布投降，撒拉丁对待那里的居民十分大度，这与1099年第一次东征时十字军的可耻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哈丁之战对十字军运动的影响与曼齐刻尔特之战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十分相似，战败的一方都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与撒拉丁之死使得已经大大削弱和缩小的拉丁王国继续苟延残喘了100年。曼齐刻尔特之战与哈丁之战都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哈丁之战的胜利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胜利，是新月对十字架(基督教正是打着这种旗帜参战的)的胜利。十字军丢掉了耶路撤冷以及内陆的战略要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教皇也失去了对十字军的控制，以后十字军运动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
图8:哈丁之战(1187年7月4日巴勒斯坦)
图9:哈丁之战(1187年7月4日)
　　可以说，拉丁王国早在7年前，即在1180年鲍德温四世的姐姐西比拉嫁给吕济尼昂的居伊、王国分为两派的时候就注定要在哈丁之战中败北了。前面我们已经部分地谈到了拉丁王国内部各要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复杂细节以及鲍德温四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和他儿子在位的整个时间内经常发生的权势之争。长时期的贵族统治和以科特尼的阿格尼丝(鲍德温四世和西比拉女王的母后)及其亲戚和其他宫廷大臣为首的阴谋集团的胡作非为从精神上摧毁了这个王国，这一点是导致王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拉丁王国的命运最后还是在“哈丁角”决定的。
　　雷蒙德从太巴列来向居伊和西比拉称臣，掩盖了已经大大伤害了王国的内部纷争。然而，掩盖纷争的只是一张一捅即破的薄纸。人们不能不对哈丁之战前夜的居伊抱一点同情。他戴着拉丁国的王冠，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象在大风天中站在塔尖上一样。在萨富里雅他被争吵不休的贵族们闹得焦头烂额。他自己也缺乏自信，没有主见。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的命运就系在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身上。
　　7月初，拉丁王国的大军驻扎在“萨富里雅喷泉”，此地位于没有城墙的萨富里雅镇以南1英里处，周围是肥沃的耕地，溪水充足，夏天也不缺水。如前所述，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相距15英里，其间地面崎岖不平，由于无水而干裂荒芜，一支2万人的大军肯定不适于呆在那里。
　　前面已经讲过居伊决定向萨富里雅进军之前发生的事情：撒拉丁进攻太巴列(很可能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离开营地)；埃施瓦伯爵夫人请求宗主前去援救；她丈夫力主留在萨富里雅而不去救援(这是个正确军事主张)；居伊先是同意雷蒙德的意见，后在雷纳尔德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
　　关于雷蒙德在萨富里雅会议(也可能是在此前的阿卡会议)上讲了些什么，当代或近代的各种叙述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在多大程度上没有用事后的眼光添枝加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关于雷蒙德在会上反对过进军迎敌的说法几乎肯定是真实的。他首先提醒会议：尽管遇到危险的毕竟是他的妻子和他的领地，但他相信，埃施瓦不会受到伤害，而且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太巴列。他指出：在沿途没有水而且沿途还要受到敌人袭扰的情况下进军15英里，真是愚蠢透顶，这样做正好给撒拉丁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他可以在自己选定的地点与一支又渴又乏的军队交战。据说他最后还提醒会议注意：拉丁的军事战略一贯是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交战，因为穆斯林只要一时打不赢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主张就地防守[注：有些记载称：他甚至建议撤到沿海以确保避免交战。不过这一点看来不大可能。]；他断定，撒拉丁或者会来进攻，或者无可奈何地解散部队。
　　雷蒙德的话句句在理，看来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可不知为什么，与雷蒙德一样久经沙场的雷纳尔德和杰勒德后来竟向国王居伊提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也许他们不会仅仅出于对雷蒙德的仇恨就置自己的生死和全军的安危于不顾吧！或者他们果真相信雷蒙德是个叛徒，妄图把部队引入敌人的圈套？看来这也极不可能(尽管他们无疑希望国王对此信以为真)。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确实认为，基督徒可以打赢，至少可以在交战之前找到水。
　　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十字军若是在天亮之前出发，在凉爽的清晨走上三四个小时，午后不久即可与敌交火，那时还不至于太渴。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拔营太晚，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撒拉逊轻骑兵的袭扰。在这个问题上，居伊的战术可能有失误之处。因为他本应用足够的步兵以致命的弓箭压制住那些打了就跑的土耳其人，不让他们靠近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后卫，就象1183年他统率部队时所做的那样。据说箭矢并不缺乏，可能是用牲口驮着的。杰勒德是当时在场的最懂行的军人，看来很可能是他明确表示：雷蒙德的主张是错误的；前突尽管有风险，但却是值得的。他这样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居伊最终作出进军的决定则更多是出于个人考虑。为了消灭撒拉丁和他的军队，他已经把整个王国的骑兵集合起来。拒绝交战(尤其是不顾“圣殿骑士团”大头领的反对而拒绝交战)可能会严重动摇本已十分不稳的王位。当时他一定回想起了1183年，那年(那时他还是摄政王)他在萨富里雅集结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一支军队，并把它带到戈里亚特潭。在那里，他占据了有利地形，与撒拉丁对峙。尽管几乎所有的骑士都敦促他出战，可是5天之内他除了散布失败和怀疑情绪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直至穆斯林部队散去。鲍德温认为这是卑鄙怯懦的行径，十分恼怒，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职务。
　　还应该考虑到埃施瓦伯爵夫人的呼吁。雷蒙德断言她不会受到伤害，这样说可能是不对的。不管怎样，封臣受难时国王前去救援，这已是公认的职责。当然，也并非总能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上一次履行此种责任是应作恶多端的雷纳尔德的请求，而正是他几年之后撕毁和约，借口是：他管辖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最后一个因素是居伊和雷蒙德之间的私人关系。起初居伊成为国王时，雷蒙德威胁要进行武装干涉，拒绝参加加冕典礼。如今，在居伊登上王位后的第一次战斗中，雷蒙德会不会有意把居伊引向毁灭呢？这似乎有些捕风捉影，但雷纳尔德和杰勒德是心狠手辣、搬弄是非的能手，无需他们多说，居伊就可能信以为真。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1187年7月3日(星期五)吕济尼昂的居伊下令进军时，他就已经输掉了十字军参加的历次战斗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他违背传统，尤其是在没有预备队作后盾的情况下，拿部队作不必要的冒险。为此，他一直为人们所谴责；但过分责备他也不公道，因为他当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而他又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另外，依笔者之见，他自信能取胜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条件是他要合理地使用部队，而实际上他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进军的决定显然是这场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部队投入行动后，还有另一个有待作出的关键性决定。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但又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有关撒拉逊军队的部署情况的各种说法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作出各种推测自然容易，但真要提出结论性的观点却必需有足够的事实作根据。
　　如果综合一下当代或近代传说中的一致点，我们似乎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在那个时期，从萨富里雅有两条路通往太巴列：一条向东南方向，经萨卜特村通向加利利湖南端，然后沿湖畔向北；另一条在马里斯卡尔西亚村和卢比亚村之间向北，穿过哈丁到哈马姆干河，这条河在太巴列以北流入加利利湖。这两条路距太巴列都是20英里左右。可能还有第三条路：从萨卜特村岔出去的更直接的路。
　　关于撒拉丁部队的确切位置，编年史家没有说得很清楚。毫无疑问，他控制着哈丁角地区和太巴列山脉的北部；但在战斗前一天他在萨卜特村(在其集结地以南4英里处)还有部队吗？可能他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支队，还派了另一支队去守卫加利利湖南端的森纳布拉桥，但可能两个地方人数都不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据说居伊中打算走南线的。
　　居伊的主力部队午后到达马里斯卡尔西亚和卢比亚两村之间的地带时，已经感到厌战，后卫部队更是如此。雷蒙德率领的先头部队看来没有受到敌军大的袭扰。他几次派人送信给后面催促国王继续前行，因为那个地区的泉水已经干涸，他十分清楚部队急需用水。基于某种原因，他建议居伊折向北行。这意味着居伊需要通过哈丁杀出一条路，以便寻找水源。可能雷蒙德在萨卜特村已与敌人交过火，认为那条路线难以通过。从我们掌握的少量资料来看，似乎通过北路成功的可能性最小。如果我们相信雷蒙德手下的一些骑士把行军路线出卖给撒拉丁的说法(不过，这很可能是后来某些人为了进一步指责雷蒙德的所谓背叛行为而杜撰出来的)，那么雷蒙德选择北路就值得怀疑了。
　　然而路线的选择很快便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不幸的居伊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为激烈对立的两派作仲裁人。这两派都各执己意，互不相让。“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坚决主张当天不再前进而就地宿营，他说自己的部队在反敌人骚扰的战斗中一直首当其冲，不宜再与敌人交战；而雷蒙德则同样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再过15个小时部队仍喝不上水，谁也不要指望打赢这一仗。居伊再次拒绝了雷蒙德的主张，下令部队就地宿营过夜。
　　事态的发展再次证明雷蒙德的主张是正确的；历史学家大都谴责居伊作出这一致命的错误决定。实际上，他可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如果他下令继续向哈丁前进，向来自行其事的“军事骑士团”是否会听命于他又是个大问题。象以往一样，步兵是战斗的关键因素。第二天，他们干渴难忍，束手无策。几个小时之前他们是不是就渴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说实在的，人们也无从知道雷蒙德究竟为什么建议走这条最难走的路线。如果穿过萨卜特继续前行，是有可能到达加利利湖而避免这场灾难的。
　　居伊决定拿他的王国冒战争的危险，这是个勇敢的决定，或许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愚蠢的决定。如果他是个能力更强、运气更好的将军，胜利很可能是十拿九稳的，撒拉逊人对此十分清楚。战争的胜败往往就差在毫厘之间。有些胜利名垂青史，有些胜利被人遗忘；但后人却很少宽恕失败。不管怎样，在大难临头之际，国王表现得还算坚强。
　　撒拉丁无疑是位杰出的将军，但他在哈丁的胜利是他在基督军离开有充足给养的基地、被迫通过干旱沙漠的情况下拣来的。忌妒猜疑、彻头彻尾的恶意使基督军裂痕累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是有一位强有力的铁腕统帅，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能镇住争斗的各派。而吕济尼昂的居伊不是这种人。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在本书叙述的所有战斗中，唯有这一次失利是由人的因素造成的。这里几乎集中了人类的一切弱点，而唯独缺乏勇气。
第6章博斯沃思之战(1485年8月22日)
　　爱德华四世1483年4月9日去世时，他的儿子爱德华年仅12岁，不过此前他已指定他的兄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作为小国王未成年时期的摄政官。爱德华四世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正住在拉德洛，与他的舅舅里弗斯伯爵安东尼在一起，而格洛斯特公爵则在英格兰的北部。当时爱德华已经娶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为妻，但伍德维尔家族声誉不佳，已经很难控制伦敦的咨议会。伍德维尔家族无法阻止理查摄政，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摄政委员会来辖制摄政官的行动。他们很快就把新国王从拉德洛送回到伦敦。
　　几乎在新国王离开拉德洛的同时，理查离开约克郡，于4月29日在诺丁汉与他的骑兵队汇合。都铎王朝的史学家们常常带有偏见地将理查描写成一个邪恶残忍的怪物，而事实上，他并非如此。他对他的兄弟非常忠诚，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和勇敢的战士。他精明强干，只是在利益面前太好冲动。他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雄心勃勃，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残酷手段。他的这一特点在与侄子在米德兰相遇时充分暴露出来：他解散了新国王的威尔士卫队，逮捕了新国王的舅舅里弗斯伯爵、同父异母哥哥理查德·格雷爵士以及新国王的侍从托马斯·沃恩爵士(这些人以后均被处死)。在去伦敦的路上，他一再向这位不知所措的孩子表示效忠。他们于5月4日到达伦敦。
　　理查也许并没有想在这个时候就给自己加冕，但他已下定决心，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他在新国王未成年期间的摄政统治；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一些仇视伍德维尔家族的贵族效忠于他。白金汉公爵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爱德华三世第五个儿子的直系后裔，其野心不亚于理查。起初白金汉公爵给了他巨大的帮助，当6月中旬理查开始考虑自登王位时，白金汉公爵设法让年幼的国王“更舒适地住进”伦敦塔。爱德华王后及其一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避难时，他又陪同理查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说服爱德华王后极不情愿地交出了她第二个儿子约克公爵理查德，让他随同他的哥哥住进了伦敦塔。这两个孩子后来都死在了那里，被害的时间很可能是1483年的秋天。
　　与此同时，白金汉公爵积极在伦敦为理查登基制造舆论，6月23日他甚至率领一个代表团晋见理查，对他表示效忠，希望他作为理查三世登上王位。新国王如期于7月6日加冕。但是3个月之后，白金汉公爵不知因何缘故(据推测很可能是出于强烈的野心)改变主意倒向了伍德维尔家族。他们与玛格丽特·博福特(那时已与斯坦利勋爵结婚)取得了联系，并通过她为她被流放的儿子亨利·都铎[注：亨利继承王位的希望微乎其微，因为他的血统有点私生的味道。他母亲是爱德华三世之子冈特的约翰(理查二世批准其姓博福特)的重孙女，他的父亲埃德蒙·都铎是欧文·都铎和亨利五世的遗孀凯瑟琳的儿子。]在布列塔尼公爵的支持下率军入侵英国作了准备。他们计划在亨利入侵的同时由白金汉公爵在国内西部地区策动暴乱。亨利确实航行过海了(只是有些延误)，但是他到达普尔时只剩下了两只船，而且国内暴动已经失败，白金汉公爵已被处决。亨利的入侵计划虽告失败，然而它却告诉理查，与他争夺王位的大有人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查的王位变得更加不稳，他到处面临着叛乱。1484年4月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离开了人世，而且据说他的妻子再也不能生育。许多人都赞成约克家族的伊丽莎自与亨利·都铎的拟议中的婚姻，他们把这看成是结束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争斗的一种手段，因为这种争斗太令人厌烦了。当在法国绑架亨利并把他交给理查的图谋失败后，亨利在英国的追随者更多了。也许当理查获悉长期威胁他的兰开斯特家族的入侵肯定要到1485年夏天才会进行时，他多少感到轻松了一些。这一年的6月他住进了诺丁汉堡。他在主要公路上每隔20英里设一个驿站。通过这驿站他能与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
　　亨利于8月1日从阿夫勒尔起航。随他同行的有他的叔父牛津勋爵贾斯泊·都铎和一些与他共同流放的骑士，他的舰队满载着大约2000名法国雇佣兵。他于8月7日在米尔福德港附近的米尔贝登陆，这里是他童年时就了如指掌的地方，好象他的伟大冒险注定要从这里开始似的。他首先向哈弗福德韦斯特、继而又向阿伯里斯特威斯挺进，并于8月10日到达那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然后他继续向东部和东北进军，攻下威尔士浦，并于8月15日占领了什鲁斯伯里。这之后他又占领了纽波特、斯塔福德、利奇菲尔德、塔姆沃思和阿瑟斯通。8月20日他在阿瑟斯通宿营。
　　亨利离开法国在威尔士登陆，以及他通过威尔士进入英格兰的日期都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关于两军的作战准备，战斗部署和战斗进程人们却知之不全，甚至对战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这一问题人们最近还在争论。目前，这些未知因素只有一部分得到了解答，大部分的问题需要靠我们通过对现有证据的仔细研究和对古战场的缜密考证作出推测。
　　使大多数人较能接受的两种说法是《克罗伊兰编年史》和波利多尔·弗吉尔的描述。《克罗伊兰编年史》的后续作者(其身份不详)很可能参加了那场战役，但是从他的描写极其简短来判断，他可能所见不多。波利多尔·弗吉尔(一位意大利学者，1510年加入英国籍)的描述是现存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献，但此书是1506年之后应亨利七世的请求写的，距那次战斗的实际发生有一个时代上的间隔，或许有点偏见。然而尽管弗吉尔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些处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真实地再现历史事实的。
　　在途经威尔士向前进军的过程中，亨利无疑吸收了众多的追随者，无论是南方的沃尔特·赫伯特爵士，还是北方的威廉·斯坦利爵士，都没有阻挡他。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迪内弗尔家族的里斯·阿普·托马斯，他是卡马森郡、彭布罗克郡及卡迪根郡中一个有权势的大土地所有者。里斯是一个著名的兰开斯特派的同情者，虽然直到8月13日亨利到达威尔士浦时，他才带着他的大部队与亨利的部队会合，但几乎可以断定，亨利在远征前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他给亨利计划了能防止南面侧攻的进军路线。在什鲁斯伯里，吉尔伯特·塔尔伯特爵士率领500名士兵加入了亨利的队伍。此后，亨利的进军路线主要是服从他争取斯坦利兄弟——斯坦利勋爵托马斯和他的兄弟威廉爵士——的需要。
　　与此同时，理查的情况如何呢？理查是于8月11日得知亨利登陆的消息的，当时他正在诺丁汉，更确切地说是在诺丁汉附近的贝斯克伍德洛奇。看来在威尔士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依然忠于他的，因为虽然当时英国有很好的驿站网(不过内地威尔士驿站很可能不这样发达)，但要在4天之内骑马跑200英里仍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他不久便得知，除了其他人之外，威廉·斯坦利也背叛了他；但是他对其兄弟托马斯仍抱有一线希望。
　　理查对亨利轻易而迅速地通过威尔士既吃惊又气恼。在亨利抵达什鲁斯伯里时，他尚未集结起他的全部人马。斯坦利勋爵一直在兰开夏视察他的庄园，东区的诺森伯兰伯爵也行动迟缓。但是，当理查的快速行动部队(骑马侦察兵)向他报告，亨利已到达利奇菲尔德时，他意识到他不能再在诺丁汉呆下去了，因为叛乱者可能决定直奔伦敦。8月19日，保王派军队(包括那天率领部队刚刚到达的诺森伯兰伯爵)离开诺丁汉开往莱斯特。
　　亨利从什鲁斯伯里推进到斯塔福德，然后折向东南，经利奇菲尔德和塔姆沃思向阿瑟斯通推进。在利奇菲尔德和塔姆沃思，他收集了一些大炮，这些辎重影响了军队的推进速度，而在此之前，他的军队的进军速度本来一直是很快的。在阿瑟斯通，亨利会见了斯坦利兄弟，但此次会晤没有结果。8月21日，理查和亨利的军队都到达了接敌位置。亨利从阿瑟斯通推进到一个叫怀特穆尔斯的地方，这里位于罗马大道以北，距阿瑟斯通5英里；而理查则从莱斯特向西开进到了萨顿切尼西北的高地。
　　国王的营址很可能位于向申顿方向延伸约1英里的一个山梁的东北端。这里是山梁的最高点，高达417英尺，因此可以使理查对周围大部分地区看得清清楚楚。制高点安比昂山南面的那块地方叫作雷德莫平原(这场战斗最初就叫雷德莫之战)，这场战斗发生时，这里还是一片崎岖不平未曾开垦的土地。山的东面和南面是一大片沼泽地，关于这片沼泽地的大小，多少年来人们的描述有许许多多。它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是亨利想要与理查军队厮杀就必须避开的地方；二是斯坦利勋爵及其随从的阵地就设在这里。人们一致的看法是，这片地区为东西走向，从萨顿切尼南面不远的地方延伸至安比昂山的西南面，从北到南的平均宽度为600码，因此它是保护理查左翼的一道令人生畏的屏障。
　　安比昂山的西端距国王设营的地方1英里，这里是这片地区最好的作战场所。8月22日早晨，保王派军队很早就拨营向这一阵地进发。部队很可能是成战斗纵队前进和战斗的，诺福克公爵指挥前卫部队走在最前，国王率主力部队紧跟其后，无精打采的诺森伯兰伯爵率领后卫走在最后。关于理查军队的人数，历史学家的看法不尽一致，最高的估计认为有大约1.2万人。这个数字很可能太高了，即使加上叛变者和逃兵，国王的军队也到不了1万人。诺福克的前卫部队大约有1200名弓箭手，他的儿子萨雷勋爵率200名胸甲骑兵构成其侧翼。国王的主力部队由钩镰枪手和长矛兵组成，以重骑兵为其两翼。诺森伯兰伯爵率领着大约2000名钩镰枪手。理查的大炮可能分配给了诺福克部队南面的左翼部队。
　　亨利·都铎的军队从法国扬帆过海的时候只有2000名法国雇佣兵和少量的流亡伙伴，而他到达怀特穆尔斯的时候，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多。在开战前不久，由于约翰·萨维奇爵士(威廉·斯坦利的女婿)以及其他重要叛逃者赶来投奔，这个数字又有所增加。即使如此，除斯坦利兄弟外，他的军队总数也不超过5000人(斯坦利兄弟大约掌握有4000人，他完全有理由希望他们站到他这一边)。亨利要想获胜就必须得到斯坦利兄弟的合作，然而自从阿瑟斯通会晤之后，直到战役胜利，亨利一直无法与斯坦利兄弟再次会见，每次亨利请求合作，他俩都给予模棱两可的回答，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他们一直是令人恼火的未知因素。
　　亨利向安比昂山开进的情况大概和理查差不多，也是以骑兵为两翼成战斗纵队前进，牛津勋爵指挥前卫部队，亨利和彭布罗克勋爵(贾斯珀·都铎)率主力跟进。牛津勋爵沿着沼泽地边缘前进，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安比昂山脚下，与在他上面的诺福克公爵的弓箭手相距仅几百码。这样的时刻一定令人非常不安，但他以令人赞叹的沉着，把他的前卫部队展开成弓箭手在前，钩镰手在后的战斗队形。吉尔伯特·塔尔伯特爵士在右翼指挥从什罗普郡征来的士兵，约翰·萨维奇爵士在左翼指挥威尔士人。都铎的右侧有沼泽地掩护，但左侧极易受到攻击。
　　亨利不是一个真正的武士，看来他在这次战斗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入侵者一方实际上指挥作战的是牛津勋爵。牛津勋爵打算将手下人全部投入战斗，因此，当战斗刚一开始，牛津勋爵便用大炮猛轰对方。而与此同时，诺福克公爵一方的弓箭也雨点般地射向牛津勋爵的前卫部队。一般说来，先打炮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鼓舞先头部队，激励他们尽量接近敌人，使他们敢于以较为适当的方式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拼杀。然而这次炮击刚开始不久便奇怪地中断了。牛津勋爵害怕在他的整个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被敌包围，便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向前超过他的军旗10英尺。这种似乎不合情理的踌躇，起初使诺福克公爵的士兵为之一惊，他们怀疑其中有诈。结果在两军发起进攻之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歇。
　　战斗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它对理查来说是一场背信弃义和损失惨重的悲剧。当诺福克公爵和牛津勋爵的前卫部队进入肉博战，士兵们在挥舞的钢刀、长矛和钩镰下纷纷倒下的时候，双方的主力部队都很快派出了援兵。诺福克公爵是第一个阵亡的高级指挥官，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的死对理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快，两军阵线都开始出现宽大的缺口，谁胜谁负完全取决于三个人——站在旁边隔岸观火的两个人和近在咫尺的一个人。
　　诺森伯兰伯爵是第一个表现出背叛意向的人。他率兵前往莱斯特时就极为拖拉，他的所作所为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只要能不参战，他就不参战。当理查在战役的紧要关头急令他率部参战时，他拒绝执行命令，说他最好留在后面，以防斯坦利兄弟捣乱。事实上，他是在等着看斯坦利兄弟如何行动。
　　然而他不是唯一等着看斯坦利兄弟如何行动的人，理查和亨利·都铎都明白，现在谁胜谁负全掌握在斯坦利兄弟手里。这两位指挥官都知道打不起消耗战，因为，没有斯坦利兄弟的军队，亨利想在兵力上占优势是不可能的；理查则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也效仿诺森伯兰伯爵畏缩不前或者临阵脱逃。亨利似乎曾经采取过一系列积极的行动争取斯坦利兄弟参加战斗。威廉·斯坦利的部队离亨利部队的左翼不远，亨利曾在卫士的陪同下打着军旗骑马来到部队左翼，希望这样更容易使威廉·斯坦利集合到他的麾下支持他的事业。
　　据说理查国王看到亨利的马队在左翼很显眼，易于攻击，便认定不能象他的随从恳求的那样以逃跑求生存，而是应该抓住战机，给这个给他带来这么多麻烦的人以决定性的一击，从而结束战斗。于是这位高傲而易冲动的金雀花王朝的国王骑着他高大的白马，迅速集合起他的王室成员和卫队(大约不超过100人)，经过威廉·斯坦利的正前方向安比昂山的西北坡冲击，以期砍倒这位威尔士的篡权者。
　　这场厮杀真是威武雄壮，在最初的几秒钟里，理查便杀死了亨利的旗手威廉·布兰登爵士，并将以勇力过人而著称的勇士约翰·切尼爵士砍下了马。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眼看就要达到其既定目标了，可就在此时，亨利的支持者(此时威廉·斯坦利的人很可能也参加了进来)把亨利围在了中间保护起来。红色的龙旗又飘扬起来，理查国王被施下马，死于乱刀之下。
　　理查就这样以传统的中世纪骑士的气概战死在沙场，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战死沙场的国王。不过，尽管上述描述最为人们所接受，但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其实并不可信。他们说国王是在讨伐斯坦利勋爵的背叛时，在他部队的左翼(即现在被称为理查国王井的地方)，落马陷入泥沼而死的。不管哪一种说法正确，结果都一样：国王一死，他的追随者便没有理由，或者说再无意志继续战斗，他们似乎已四散逃窜。如果保王派军队死了1000人的说法准确的话，那么许多人肯定是死于沼泽地或死于短暂的追杀，因为对于一场仅仅持续了2个小时的战斗来说，1000人的伤亡数字实在太高了。胜利者一方损失最多不超过200人。
　　看来斯坦利勋爵没有参战，但他恭维地将理查戴过的王冠戴在了新国王的头上。王冠原戴主的尸体被胜利者剥光了衣服，用绳子挂在马上，运到了莱斯特，并在这里曝尸两天示众。经过这番羞辱之后，这位金雀花王朝的最后一代国王被埋在了方济各会教派的教堂。但即使在那里，他也没有得到永久的安息，因为当博斯沃思之战得胜者的儿子解散修道会的时候，方济各会的教堂遭到了劫掠，理查的坟墓被毁坏，他的尸首被扔进了索尔河。
　　玫瑰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博斯沃思之战两年后，一个名叫兰伯特·西姆内尔的人发动了叛乱，而实际操纵这场叛乱的人是曾经被理查指定为继承人，并且可能参加了博斯沃思之战的林肯伯爵。亨利不得不在1487年6月16日发动斯托克之战镇压这次叛乱。至此玫瑰战争才告结束。但是，正是博斯沃思之战才使英国君主政治史上最辉煌的都铎王朝得以诞生。
图10:博斯沃思之战(1485年8月22日)
　　军队的背叛是博斯沃思之战中的决定性因素。理查也许没有抓住战机在战役初期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战术打击。如果国王在牛津勋爵心绪不安地将其前卫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和突然停止炮击之时命令他的主力部队全线出击，他很可能迅速取得胜利。当然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容易的，因为敌军就在几百码以外，而且还是在一个小山头上，占有有利的地形。但是战机稍纵即逝。由于我们对战斗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因此不能说采取某个具体行动，或不采取某个具体行动肯定具有决定意义。
　　亨利的最终胜利是斯坦利兄弟的行为，而不是诺森伯兰伯爵的行为造成的，因为不管斯坦利兄弟倒向哪边，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都会紧跟的。托马斯·斯坦利娶了玛格丽特·博福特为第二个妻子。博福特原先嫁的是里士满伯爵埃德蒙·泰迪，即埃德蒙·都铎，她是亨利·都铎的母亲。她与斯坦利的婚姻是纯洁的婚姻，它给了四分五裂的英国人民弥合裂痕的机会，虽然玛格丽特曾参与了与在法国的亨利的秘密谈判，但尚无托马斯·斯坦利参与了谈判的记载。恰恰相反，经过一阵动摇(到伦敦塔的短暂拜访反映了这种动摇)之后，他更加依附于理查，并且作为宫廷总管和王室总务官，经常伺候国王；即使在白金汉暴乱时，尽管玛格丽特深深地卷入了这一事件，他的忠诚也没有动摇过。
　　1483年加冕之后，理查一定认为，既然几乎全国的贵族都表示赞成，他的地位肯定是稳固的。斯坦利也完全有理由为他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国王感到庆幸。但是到了1485年春天，理查的统治基础开始瓦解。这年3月，他失去了他忠实的妻子安妮·内维尔的支持，而且一年前，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已离开了人世。这使人们对理查王朝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在威尔士，人们非常同情亨利·都铎，支持他推翻理查。许多人都积极行动起来为兰开斯特家族的事业而奔走。
　　按理说，理查应该时刻提防那些从经历上看就很可能会出事的人对他的背叛。他一定清楚这些人中的头一个便是托马斯·斯坦利。诚然，他跟他的兄弟威廉不同，自从爱德华四世在蒂克斯伯里获胜后，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环境，他都坚定不移地支持约克家族。但是他是一个典型的看风使舵的人，从布卢尔希思到巴尼特，他都是拖拉、搪塞，总是表现得慎之又慎，先赞成这一边，然后又支持另一方。的确，谨慎是托马斯的特点，正象急躁是威廉的特点一样。到目前为止——对托马斯来说，直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斯坦利兄弟靠谨慎、狡诈甚至很不老实的处世方法，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得到发迹。他们总能站在胜利者的一边，而且一旦情况有变，他们又总能逃脱背叛的坏名声。
　　既然理查很清楚斯坦利兄弟不可靠，而且威廉比托马斯更不可靠，他在1485年1月还让托马斯掌握一支军队就很令人奇怪了。其实他别无他择，在英国，除诺福克家族和诺森伯兰家族之外，最有权势的便是斯坦利家族，没有斯坦利家族的支持，他就不可能牢牢地控制往西北部地区。斯坦利勋爵把控制西北部地区的责任交给了他的儿子斯特兰奇勋爵乔治和他的兄弟威廉·斯坦利，前者负责兰开夏郡，后者负责柴郡。这样在局势不稳定的时候，威廉·斯坦利就负责守卫英国这片最敏感的地区，以防亨利·都铎可能的入侵。几乎可以肯定，在亨利登陆前不久，威廉·斯坦利便掌握了入侵的详细计划，但是他无意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行动。
　　然而，此时理查并没有发觉威廉有意背叛，托马斯表面上也非常忠实于国王。但是到了7月，当御前会议在诺丁汉举行时，托马斯请求理查允许他去北部巡视他的庄园，借口是这个地方他几乎有两年没有去了。这是一个十分不祥的请求，毫无疑问其他人强烈要求理查拒绝此请求，因为托马斯蛰居一地闭门不出，他的不忠确定无疑。但是那样做是不合适的，因为他的儿子将统率他的军队，重要的是理查应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信任。显然理查所给予的信任程度太小了，他提出只有托马斯把他的儿子送来顶替他，他才允许他离开。斯坦利这样做了，斯特兰奇勋爵在理查出发前一周到达了北安普敦。
　　当托马斯请求允许离开国王时，也许他们双方都知道亨利即将入侵，但与亨利顺利到达博斯沃思最有牵连的人是威廉。理查一听到亨利登陆的消息，便向许多人发出命令，要他们到莱斯特与他会合。但威廉不在此之列(虽然托马斯是其中之一)，因为国王知道他完全明白他在北威尔士应该做些什么。但不幸的是威廉并没有恪尽职守阻截亨利，而是将他的部队带到了临近什鲁斯伯里的地方。在这里，他的军队离亨利的军队很近，虽然这两人直到8月17日才在斯塔福德会晤。会晤是简短的，而且就亨利而言是不满意的，因为威廉不准备这么早就作出承诺。
　　与此同时，托马斯一接到国王要他去莱斯特的命令(此时他可能正在向什鲁斯伯里前进)，便提出了一个不成其为借口的借口，说他正在患盗汗症，而通常患这种病的人是很难启口请假的。大约就在此时，斯特兰奇勋爵因试图逃离诺丁汉城堡而被捕；经审问，他供认其叔父和约翰·萨维奇爵士与此事有牵连，但他拒绝承认其父有背叛的图谋。现在理查至少已对兄弟两人中的一人了解清楚，他立即将其斥责为叛逆，但他对另一人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其儿子就在他的掌握之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据波利多尔·弗吉尔记载，8月20日亨利在阿瑟斯通会见了威廉·斯坦利和托马斯·斯坦利，“他们商讨了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如何与理查国王决战的问题……。”这次会晤是友好的，但亨利对会晤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斯坦利兄弟继续支吾搪塞不表示态度。对于托马斯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威廉来说，此时仍犹豫不决是不合情理的。
　　会晤结束后，亨利仍然留在阿瑟斯通直到他的军队到达，第二天他继续向怀特穆尔斯前进。斯坦利兄弟在战斗开始前和战斗过程中的确切位置难以确定。似乎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战斗前夜威廉将他的营帐设在安比昂山北部偏西大约1英里处，这个地方距一个叫尼尔科顿的小村庄很近；但是托马斯的营帐设在哪里则不得而知。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他的营帐设在战场南部的斯托克戈尔丁-达德林顿地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即使想参加战斗，沼泽地也使他难以参加战斗。很可能他也在战场的北部地区，距他的兄弟很近。他的确切位置究竟在何处无关紧要，因为几乎可以断定，他没有参加实际的战斗。
　　假如威廉·斯坦利的军队与托马斯的军队靠得很近的话，从理查的阵地上一定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并且他们离亨利的军队也不会很远。战斗打响的那天早晨，理查在离开营地之前给斯坦利勋爵送去最后一道命令，要他立刻与他一起参加战斗，否则他的儿子将被处死。据说斯坦利的回答是他还有别的儿子，他将不与国王一起作战。这也许是真的，他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不过斯特兰奇勋爵并没有死。
　　在战斗快要打响之前，亨利也给他的继父送去了一封急信，并且据信他得到了多少有点令人鼓舞的回答：他将作好部署等到时机成熟时参加战斗。波利多尔·弗吉尔说亨利“非常焦急”。对托马斯来说时机一直没有成熟。但是就在理查奋力厮杀企图砍倒亨利的时候，或者稍晚一点点的时候，威廉的军队毫无疑问参加了战斗。
　　托马斯·斯坦利并没有参与把他的继子推上王位的战斗，但他却因等待观望而得到了丰厚的奖赏，他的爵位上升到了伯爵。在亨利加冕时，德比伯爵穿着昂贵的黑貂皮长袍，把国王剑从伦敦塔送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但是贡献比他大得多的威廉却没有得到如此高的奖赏，他的鲁莽终于使他走向了灭亡。他愚蠢地参与了珀金·沃贝克事件，于1495年2月被处死。
　　关于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的背叛行径前面已经简要地讲过，这里没有多少要说了。克罗伊兰编年史家写得非常生动和简洁，他写到：“诺森伯兰伯爵带着规模和素质与其身份相符的军队据守在哪里，哪里就看不见敌方的部队，也没有愤怒的交战。”
　　这个家族的历史是一部难以使约克家族相信这位伯爵的可靠性的历史，因为他的父亲和祖父曾为兰开斯特族作战，分别阵亡在圣奥尔本斯和陶顿。战前理查就很清楚诺森伯兰的忠诚是很靠不住的，因此他们的合作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当国王召唤他的时候，他找了一个貌似有理的借口，说眼下时疫流行，无法从东区召集人马(毫无疑问东区的这些人肯定会忠实地为理查而战)。可见他很可能已经与亨利·都铎有了背叛性的往来。珀西家族在英国东北部很有权势，但是在亨利登陆之前，理查把诺森伯兰伯爵干掉很可能，或者说肯定，是比较明智的。从实际情况看，理查可能十分乐意让他的2000名士兵担任后卫，正象诺森伯兰伯爵天真地所说，这样可以防止斯坦利进攻勤王派军队的翼侧，因为在前方背叛所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诺森伯兰伯爵和斯坦利兄弟的背叛对博斯沃思之战的结局有多大影响呢？如果波利多尔·弗吉尔的叙述是确实的，即威廉·斯坦利的军队及时介入搭救亨利，使他未在理查及跟随他疯狂冲击亨利军队翼侧的士兵的刀下丧命，那么无疑是威廉的积极支持和托马斯的消极支持使亨利赢得了胜利。假如理查在威廉的军队参战之前就已被杀死，那么威廉的介入自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在中世纪的战争中，一旦国王或首领被打死，部队通常会树倒猢狲散，正如理查在博斯沃思战死后的情形一样。但是如果理查胜利了，威廉求生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所以看来可以肯定，当看到战斗的发展不太妙时，威廉及时介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自始至终，斯坦利兄弟是决定这场战役胜负的关键人物，因为如果他们与理查一起作战，亨利必败无疑。如果同意这个观点，这就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亨利在登陆之前从斯坦利兄弟那里得到了某种保证的话，那么这种保证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要知道，如果没有他们和里斯·阿普·托马斯的合作，亨利的冒险行动肯定是极其危险的。一般的看法是，虽然里斯很可能事先作出了许诺，但斯坦利兄弟事先没有作出什么许诺。但是也许下面的看法是饶有趣味的：亨利通过玛格丽特·博福特和其他支持者得知，通过威尔士进军就基本上可以保证取得胜利，他还得知斯坦利兄弟对他有好感，并且他们讲道义，乐意为他的成功助一臂之力。
　　诺森伯兰伯爵的背叛一定使理查感到非常恼怒，因为他的背叛彻底破坏了他对战场的指挥。最初的半小时过去之后，战斗处于相持状态。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诺森伯兰伯爵能够奉理查之命将其军队投入战斗，理查完全有可能在斯坦利兄弟还在踌躇之时把亨利的军队彻底打败。勤王派军队有兵多将广和地形有利的良好条件，只有军队内部的背叛才能使他们失败，而诺森伯兰伯爵恰恰在战场上作出了背叛之举。
　　理查国王可能错过了一个战术上击败亨利·都铎的机会，不过这是个一闪而过的机会。博斯沃思之战是一位将领在不了解部下是否忠诚的情况下被迫与敌作战的典型战例。
　　战争从来都是失败于战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不利情况：部队训练差，组织不得力，对高级指挥官缺乏信任，内部有人对统治者怀有敌意，等等。可以说博斯沃思之战失败于这些原因中的最后一个。不过理查统治得并不坏，虽然他害怕背叛，但他又无能为力。出于亨利和理查均无法控制的因素，亨利取得了胜利。
第7章内兹比战役(1645年4月至6月)
　　英国内战的爆发有一个漫长曲折的酝酿过程，最早可追溯到都铎王朝末年。斯图亚特王朝从都铎王朝那里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方面通货急速膨胀，宗教方面改革很不彻底。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归咎于查理国王。但是，他骄奢淫逸，刚愎自用，使形势日趋恶化。从1629年起，他抛弃议会，实行独裁统治达11年之久。当他最终于1642年恢复议会时，又顽固地坚持原有立场，丝毫不肯同议会中的政敌妥协。
　　1641年11月，事情发展到了严重关头，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大抗议书”——一份令查理声誉扫地的诉状。接着，议会又通过了民军法，剥夺了国王对军队的控制权。英国政界逐渐形成两源：保王派和议会派，俗称“骑士党”和“圆颅党”。但在当时，英国的形势尚未发展到内战非打不可的地步，尽管查理本人竭力想挑起战争。1642年1月，查理亲率300名士兵，闯入位于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企图逮捕带头弹劾王后的5名下院议员。由于事先有人通风报信，他们几位乘船从河上逃走。这件事弄得查理狼狈不堪，而他的政敌却因此威望剧增。1月10日，国王偕同王后悄悄溜出了伦敦。
　　当年夏天，约翰·皮姆促使议会通过了19点建议。这些建议经过大量压缩修改，行文简洁，措辞委婉，从宗教和世俗两个方面向国王提出了种种要求，实际上是想让国王充当议会的傀儡。查理认为，国王的绝对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决无妥协可言，他不能屈服于议会的压力，答应这样的要求。于是双方只好兵戎相见。1642年8月22日，国王在诺丁汉竖起战旗，向议会宣战。国家从此陷入一场令人深恶痛绝的内战之中。
　　在1642年，英国还没有名副其实的常备军。最初，王国的防务主要靠海军(内战爆发时大部分海军官兵站在议会一边)。国家一旦遭到入侵，就由各要塞守备队和各郡民军出面抵御。民军直接隶属于各郡军事长官，大多数是步兵——滑膛枪手和长矛兵，顾名思义，他们是调来集训的，并非已受过专门训练。他们中间，除伦敦和康沃尔的民军素质明显较高之外，绝大多数几乎完全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伦敦的8000多名民军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是议会的一支现成的强大力量。此外，他们在伦敦塔附近拥有一座大型军械库。保王派要想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就得夺取一些重要港口以及设防城镇中的武器弹药。但是，他们发现要做到这一点不大容易，因为海军已为议会夺取了赫尔港，保王派驻守的多佛堡也已失守，布里斯托尔和普利茅斯两地均已宣布支持议会。
　　起初军队的兵员主要来自志愿人员。双方都有现成的兵源，尽管他们多数没有作战经验。不久，国王的侄子鲁珀特亲王和莫里斯亲王带着一些部队和武器弹药从荷兰回到英国，加入了国王的行列。鲁珀特很快成了一名无所畏惧、性情暴烈的骑兵领袖。他血气方刚，恃才傲物，喜欢炫耀自己，甚至连查理身边的一些老顾问和指挥官都不太放在眼里。他很自负，倒也通晓军事，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国王常常以他的意见为基础制定战略。
　　起初，国王军队的力量非常薄弱，无力进行大规模作战。然而，负责指挥议会军的埃塞克斯伯爵却在伦敦按兵不动，一直等到查理提出挑战差不多3个星期后才出来应战。埃塞克斯将军办事慢条斯理，优柔寡断，情报工作也搞得一团糟(虽然后来议会军的侦察工作远远超过了王党军)。结果，他未能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把部队部署到国王盘据的什鲁斯伯里与伦敦的中间地带。10月12日，正当他在伍斯特策划加强英国中部西南两侧的防务时，国王却离开什鲁斯伯里，从他身边溜了过去。内战的头一仗是场小规模的骑兵战，发生在伍斯特南边的波伊克布里奇。鲁珀特亲王击败了埃塞克斯主力的先头骑兵部队。
　　1642年10月23日，双方在埃奇丘陵打了第一场大仗。两军鏖战3个多小时未决出胜负。然而，王党军终于迫使议会军撤退，让出了通往伦敦的道路。在这次战斗中，鲁珀特亲王的骑兵首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发动了毫无控制的骑兵冲锋，它既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又带有极大的危险性。
　　查理优柔寡断的个性这时典型地显露出来。鲁珀特曾请求查理允准他率领3000轻骑直捣伦敦，有理由相信，他这样做是会成功的。然而，国王对于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还是设法与议会寻求和解，一直举棋不定，直到埃塞克斯勋爵率部回到首都后才决定向伦敦进军。到11月份，王党军在特思哈姆格林发现通往伦敦的道路已被2.4万议会军封锁。于是查理不得不把部队撤到雷丁。从此他再也未能以自由人的身份到达离伦敦这样近的地方。
　　1643年，在英国西南部和英格兰中部发生过一些战斗，相比之下规模都不大。在西南部，王党军表现出色，捷报频传：1月在康沃尔地区赢得了布拉多克高地的胜利，5月在斯特拉顿又打了一次胜仗。2个月后王党军的两位将军，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和比维尔·格林维尔爵士，在巴思附近的兰斯当击败了议会军中的一流将军威廉·沃勒爵士。但是，在这场战斗中王党军伤亡惨重。骁勇善战的比维尔爵士在临近胜利时阵亡。他的牺牲对国王是一个重大损失。此后不久，霍普顿也在一次炮弹爆炸中被炸成重伤。尽管如此，王党军在莫里斯亲王和威尔莫特勋爵指挥下，还是取得了节节胜利。7月13日，王党军在朗德威高地一仗中获胜。月底，莫里斯亲王攻占了布里斯托尔。9月，埃克塞特向莫里斯亲王投降。
　　在英格兰中部地区以及稍远的北部地区，王党军也取得了累累战果。尤其是6月份在阿德瓦尔顿荒原，纽卡斯尔勋爵大败费尔法克斯勋爵及其儿子托马斯爵士，使王党军占据了整个西赖丁地区。因此，1643年他们的士兵在纽伯里摆开阵势准备迎战埃塞克斯勋爵时，显得非常自信。这是1643年中规模最大的一仗。只要他们能把埃塞克斯的部队彻底歼灭，最后胜利恐怕就属于他们了。然而结果并非如此。在城西的那场混战中，炮兵扮演了重要角色。炮兵在这场战斗中的作用，比在内战中的其他任何一场战斗中都大。最后双方谁也没有取得明显胜利。但是埃塞克斯迫使国王退出了战场，打开了通往伦敦之路。所以桂冠主要归埃塞克斯。
　　1644年是以王党军在南特威奇的失败开始的。随后在3月份“圆颅党”又取得了重大胜利。沃勒在温切斯特附近的切里顿击败了福思勋爵和霍普顿勋爵共同指挥的部队。这是议会军第一次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但是1644年，最重要的一次战斗发生在马斯顿荒原。7月2日晚，鲁珀特亲王向曼彻斯特伯爵和利文伯爵指挥的议会-苏格兰联军发起进攻。当时联军把约克城围得水泄不通。战斗中一会儿是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一会儿是天空晴朗，一轮明月。结果王党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丢掉了北方。
　　马斯顿荒原之战使王党军遭受了重大挫折。然而，在9月份，国王和理查德·格林维尔爵士在康沃尔的洛斯特威西尔智胜埃塞克斯勋爵，使其部队遭到惨败。他们从中多少得到了一些慰藉。国王在回师牛津途中，走到纽伯里时，发现一支部队挡住了去路。这是曼彻斯特勋爵指挥的部队，人数大大超过国王的部队。但是第二次纽伯里战斗。双方打了个平手。最后王党军还是穿过该地到了牛津。
　　在1645年6月之前(即内兹比战役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主要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在苏格兰，蒙特罗斯伯爵取得显赫的战绩；二是在英格兰，议会派创建了新模范军。到1644年底，蒙特罗斯击溃了三支盟约军中的两支。1645年2月，他在弗洛奇打败了坎贝尔的宗族部队，接着又连胜两仗(5月9日在奥尔德恩，6月2日在奥尔福德)。从战术上讲，这两仗打得都非常漂亮。新模范军是我们正规军的前身。它是为把分散的力量组合成高效率的作战机器所作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议会派靠它打赢了内兹比战役。即使没有其他理由，仅这一点也值得在此对新模范军特别提几句。
　　新模范军最后确定的编制为：11个骑兵团(每团600人)，12个步兵团(每团1200人)和1000名龙骑兵；此外还配有一支强大的炮队，装备有德米卡弗林中型火炮和萨克小炮。起初，这支部队打算用埃塞克斯、沃勒和曼彻斯特的部队改编。可是他们力量不足，提供不了那么多兵员。骑兵问题不大，因为志愿参加骑兵的人很多。但是步兵尚缺7000多人。在伦敦和东南各郡也没有征够所要求的数额。到4月份，这支部队投入战斗时，编制上尚缺4000人。虽说一两个月后补足了缺额，但补上的这些人既未受过军事训练，又不懂纪律。
　　当时议会两院曾就由谁来指挥这支精锐部队的问题展开了辩论。上院倾向于从埃塞克斯和曼彻斯特两人中选择，而下院则提名托马斯·费尔法克斯来担任统帅。费尔法克斯是一名职业军人，战功卓著，而且从不介入政治斗争。1645年1月21日，费尔法克斯终于被正式任命为该军统帅，然而几乎过了6个月之后两王国联合委员会才允许他在战场上实施全权指挥，不受节制。菲利普·斯基庞被任命为步兵少将兼参谋长。
　　此时各项职务基本任命完毕，唯独骑兵中将一职暂时空缺。到这支军队参战时，议会颁布了“自我约束法”[注：它是议会在1645年4月通过的一项措施，即不允许上、下两院中任何一名议员担任政府公职或军事指挥官，旨在撤换不称职的高级官员。]。这给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任命造成了麻烦。克伦威尔显然是最佳人选。不过议会还是很快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使这位最杰出的战士摆脱了羁绊。到6月份，议会正式任命他为骑兵中将。
　　到4月底，新模范军仍未满员，但议会认为它已经准备就绪，可以行动了。议会把马西将军、波因茨将军和利文伯爵的3支部队分别派到西部、北部和边境地区。可是苏格兰人不愿朝南走得太远，因为蒙特罗斯正在他们的家乡大肆骚扰盟约军。国王在牛津驻有一支部队，他本人在牛津一直住到5月初。国王另有一支部队在西南地区，由戈林勋爵和雷普顿勋爵指挥。查理·杰勒德爵士指挥的是一支由可以召之即来的威尔士人组成的庞大队伍。这样，第一次内战的决定性战役的舞台已经搭好。这是一场迪格比勋爵称之为“成败在此一举”的战斗。
　　当时新模范军仍然缺编，而且根本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然而议会还是决定派费尔法克斯率领1.1万名官兵前去救援汤顿。国王那时由于得到了来自西部的戈林勋爵骑兵的增援，力量顿时大增，于是在5月7日离开了牛津。这使两王国联合委员会惊恐万状。他们急忙命令尚在布兰福德的费尔法克斯派5个团去汤顿，他本人赶紧带领其余人马返回。这可是天赐良机。王党军可以在费尔法克斯与驻扎在牛律地区的克伦威尔部会师之前切断前者的退路，随后再将他们各个击破。
　　5月8日，国王在斯托昂泽沃尔德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会上讨论了两项建议：一是挥师西进，进攻费尔法克斯；二是设法救援(受到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围攻的)切斯特，然后打败苏格兰人，夺回整个北部地区。开会时他们还不知道费尔法克斯已经奉命分兵，所以要西进就得出动大量部队。另外他们了解到苏格兰军队已陷入困境，而切斯特因有海路可通爱尔兰，地位极其重要。于是鲁珀特亲王和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强烈主张挥师北上，尽管他俩出发点各不相同。其他人则赞成进攻费尔法克斯，趁新模范军尚未部署停当打它个措手不及。最后国王采取了折中办法：由国王率领一部分部队挥师北上，由戈林率领其骑兵返回西部——这正中戈林下怀，他本不愿意受制于人。这种折中方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戈林走后，国王身边仅留下大约3000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他在向北挺进时把所有能集中的守备部队都集中起来，以加强他那薄弱的力量。议会方面决定包围牛津。但是查理国王并没有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拨转马头返回牛津。国王认为牛津城粮秣充足，固若金汤，不用担心。然而，他对失去戈林开始感到后悔。他意识到，没有戈林几乎就没有可能击败费尔法克斯。于是他命令戈林立即率领他“能动员的所有人马”向马基特哈伯勒进发。戈林根本不打算服从国王的命令，找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借口加以推托。查尔斯·杰勒德爵士也接到了国王要他把部队带往马基特哈伯勒的命令。
　　王党军抵达马基特德雷顿时听到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布里尔顿已经撤走了包围切斯特的军队。现已不必匆忙北上。国王决定转向东进，等增援部队到达后一起夺取莱斯特。攻打莱斯特是在夜间。经过短时间的激战，鲁珀特亲王攻克该城，然后无端地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卑鄙的屠杀。攻占莱斯特后，王党军内部再次出现意见分歧。迪格比勋爵和一些人主张向牛津进发，击败费尔法克斯。而鲁珀特认为，目前兵力不足，等增援部队来后再说，而且费尔法克斯肯定会尾随而来。在这两点上，鲁珀特的看法都是正确的。
　　最后决定向达文特里进军。6月7日，王党军抵达该地，并在此停留6天，目的是搜罗大批牛羊送往牛律。为了护送这些牛羊，他们出动1200名骑兵。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那时国王和鲁珀特亲王想必都已获悉牛津城已经解围，他们绝不应花那么多时间和兵力干这种事情。他们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天，结果主动权落到了费尔法克斯手里。费尔法克斯终于在杰勒德的威尔士士兵和其他援军尚未到来之前紧紧咬住了王党军。
　　6月5日，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前去袭击博斯塔尔豪斯，但没有成功，转而向纽波特伯格内尔以北推进，到达斯托尼斯特拉福特。途中，弗默依登团与他会合，使其实力增加到1.3万人左右。因此，与国王相比，他在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费尔法克斯在斯托尼斯特拉福特一直停留到6月11日。在此期间，他把团改编成旅并让指挥官熟悉战斗序列。他还紧急派人去克伦威尔处，令他率领骑兵前来会合。当时克伦威尔正忙着为东部联盟招兵买马。随后，费尔法克斯率部朝北安普敦方向机动。在快接近北安普敦时，部队折向西行，朝基斯林波里进发。他知道王党军目前正在达文特里地区。
　　在内兹比战役打响之前那段时间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议会军的情报保障工作做得比王党军好得多。议会军的指挥官和伦敦的两王国联合委员会能够迅速得知王党军的调动情况(虽然他们并不总是能正确解释那些调动)，而查理国王和鲁珀特亲王却常常不知道费尔法克斯的位置。王党军在巴勒山遭到偷袭一事就是明证。当时情况确实很危险。查理正在福斯莱公园狩猎，鲁珀特也没有想到敌人近在咫尺，其巡逻队竟然同他的前哨接上了火，王党军分散在各处毫无准备。幸好天色已晚，费尔法克斯无法再对王党军发动进攻。
　　鲁珀特亲王希望在援军到来之前避免交战，国王也赞同这个意见。因此他们从巴勒出发时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对去向严加保密。他们向马基特哈伯勒前进，准备进军贝尔沃堡，但是没有成功。6月13日凌晨，议会军侦察队总负责人沃森送来了有关王党军撤退的消息。与此同时，戈林的一封信被截获。费尔法克斯从中得知戈林的军队还在汤顿城前，因此不必担心这支部队。6月13日夜，费尔法克斯在吉尔德斯伯勒扎营驻宿并派出巡逻队前去盯住敌人。巡逻队在内兹比抓了对方几名后卫人员。
　　13日午夜，国王在马基特哈伯勒召开御前会议。大家担心，敌人已近在眼前，如果进一步撤退，势必会影响士气，于是决定战斗。鲁珀特对此虽持保留态度(他仍坚持原来的观点，认为现在作战为时尚早)，但是决定既已作出，他只好在14日凌晨把部队沿着从东法恩登到大奥克桑登的高地一线展开。这里居高临下，在此地实施防御，等着拥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前来进攻，那是再理想不过了。
　　当天日出时，“圆颅党”军队抵达内兹比岭。上午8时左右，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策马前去侦察地形，想选择一处最佳阵地。当时还不能肯定王党军是否会停下来进行战斗、两位将军心里最关心的是如何选择一处可能促使王党军冒险发动攻击的阵地。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克伦威尔建议选择米尔山一带的高地，他认为这块高地似乎比他们目前所占据的内兹比东北的有利地形更为合适，因为后者前面是一片起伏不平的沼泽地。费尔法克斯表示同意。他令军队开进阵地，开始将他们部署在前山坡上，但后来又把他们撤到背面的山坡上，或许是考虑到新兵处在敌人视野之外心里会踏实一些。直到王党军向前推进时，议会军才从山背后冲出迎战。
　　上午7时30分在东法恩登岭，鲁珀特亲王派侦察队长去侦察敌人阵地。但是鲁斯回来说没有新情况，其原因难以理解(尽管它可能反映出王党军的侦察工作十分薄弱)。鲁珀特只好亲自出马。他很快发现了敌军此时正向最后阵地机动，当然，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官，不会认为敌人是在撤退。但是他又是一位进攻精神极强的人，难以抗拒机会的诱惑，他想趁此时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他一面派传令官向国王汇报，要求国王火速把兵调上来；一面继续骑马勘察阵地。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
　　鲁珀特选择的阵地在杜斯特山的山梁上。军队进入阵地后分三线部署。第一线，久经沙场的名将雅各布·阿斯特利率步兵居中，鲁珀特亲王的骑兵居右，兰代尔的部队居左。第二线是霍华德上校的步兵，骑兵中队夹在步兵团中间。第三线为预备队，共1300人，由国王的近卫骑兵、鲁珀特亲王的步兵和国王的骑兵卫队组成。总共有骑兵4280人，步兵3900人。
　　在杜斯特山以南半英里处平行驻扎着费尔法克斯的部队，共计1.46万人，其中骑兵7200人，步兵6400人，奥凯上校指挥的龙骑兵1000人。他们成二线配置，中央为斯基庞少将的步兵，右翼为克伦威尔的骑兵，左翼为艾尔顿上校的骑兵。最左翼是一片称为萨尔比树篱的茂密的灌木丛，克伦威尔将它选为左翼屏障，并令奥凯的龙骑兵下马沿树篱布防。
　　上午11时左右，战斗开始了；王党军稳步向前推进。整个战线几乎同时打响。在东侧，克伦威尔挥兵迎战正朝这边冲来的兰代尔部。北方骑兵只有1700人，数量上居于劣势，根本不是克伦威尔骑兵的对手，何况克伦威尔的部队还占了下坡的便宜。北方骑兵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被驱赶到鲁珀特的预备队的位置。当对方败局已定时，克伦威尔非常明智地命令手下的2个团钳制兰代尔的部队，防止他们重新集结，同时调集其余兵力，准备迎接最后阶段的决战。克伦威尔这一指挥策略与鲁珀特那种一味冲杀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中路，阿斯特利的部队与“圆颅党”的步兵相比占有明显优势。前者作战经验丰富，后者新兵居多。阿斯特利部队经过艰苦的白刃战之后，冲破对方第一道防线，迫敌退到第二道防线。然而由于兵力不足，后来又未得到骑兵支援，他们自己反倒成了瓮中之鳖。对王党军右翼采取的作战行动也许至关重要，它可能对战役结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至少可以肯定它对阿斯特利步兵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鲁珀特亲王实际上是王党军的统帅，尽管他发现国王越来越相信自身的军事才能，并且很想亲自掌握战场指挥权。尽管如此，作为统帅的鲁珀特亲王无论如何不该亲自带领骑兵冲锋，应该把骑兵交给莫里斯亲王去指挥，自己掌管战役的全局。然而这显然不符合他的个性。如果骑兵要发起冲锋，他是非亲自参加不可的。他率领两路骑兵去迎战艾尔顿部，混战一场后，穷追不舍，结果跑出了战场范围。
　　鲁珀特的部队向前推进，必然会遭到埋伏在萨尔比树篱内的奥凯部队交叉火力的射击，从而可能稍微加快了向前推进的速度。实际上奥凯的龙骑兵并没有击中对方多少骑兵。由于某种原因，在这一翼，双方骑兵在距离对方不远的地方都收住了脚步。相视一两分钟后，鲁珀特首先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双方激战了半个小时。刚开始艾尔顿略占上风，他右翼的两个骑兵中队突破了正面的王党军骑兵部队，可是中路的骑兵中队未能发起冲锋。最左翼的“圆颅党”骑兵则被对方打得落荒而逃。
　　这时，鲁珀特带着他能聚集起来的全部骑兵飞奔着离开了战场，去追赶艾尔顿的部队，一直追到距内兹比1英里以外的地方才收住缰绳。在那里他们与“圆颅党”辎重部队遭遇，受到了该部护卫队的猛烈攻击，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待鲁珀特把打散的骑兵收拢来，拨转马头返回战场时，他的马队已无力投入战斗，而且无论如何现在也为时太晚了。留在战场上的王党军步兵遭到了克伦威尔骑兵和艾尔顿余部的左右夹攻，同时奥凯的龙骑兵现在也重新跃上战马。王党军步兵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在庞大的俘虏队伍中数他们的人最多。
　　鲁珀特亲王回到国王和预备队那里(预备队多数没有投入战斗，如果鲁珀特在场全面指挥的话，他们是应当投入战斗的)。鲁珀特与国王作了部署，准备应付正在重新组织以便发起最后冲击夺取胜利的敌人。但是议会军并没有发起最后冲击，因为只需奥凯的龙骑兵一阵排枪就足以解决问题了。虽然王党军的军官仍竭尽全力企图稳住阵脚，但士兵们再也招架不住，纷纷逃离战场。追击大体上是有节制的，但仍追出了12英里。追击中杀死了不少人。在这次战役中，议会军方面损失不大，约有180人阵亡。王党军方面在战斗中损失了大约450人，后来遭议会军追击时又有350人丧生。另外，所有的给养都落到了胜利者之手。议会军还缴获了装有国王私人书信的文件箱，其中有国王与王后之间的使他们身败名裂的一些信件。
　　第一次国内战争在内兹比战役之后又拖了一年。然而内兹比战役已敲响了国王军事机器的丧钟。因为王党军虽然被打死的不多，但是有5000名官兵被俘，其中有许多是久经沙场的军官。国王再也无力征集一支部队到战场上与新模范军一决雌雄了。被一支人数比自己几乎多一倍的军队打败或许不算丢脸，况且，敌人赢得也并不轻松。但是必然会有许多王党分子在悲怆之中认真地思考那些对他们的失败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
图11:内兹比战役(1645年4月至6月)
图12:内兹比战役(1645年6月14日)
　　有些仗本来是决不应该打的，内兹比战役就是其中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党军在长达6个星期的时间里优柔寡断，办事拖沓，盲目调和，这不可能不导致一场灾难。在1645年4月，或许保王派可以迫使议会向查理国王提出能为他所接受的条件——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而且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戈林是取得立即成功的关键，倘若他到牛津与国王会合，他们必定能把新模范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新模范军有一半正在西部来回运动，而且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如果国王把戈林的部队置于自己指挥之下，以后再将杰勒德的部队也纳入统一指挥，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夺回整个北部地区是不成问题的。那样的话，国王的境遇就会大为改观。可是他们在斯托昂泽沃尔德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后来又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徒劳地迂回运动，最后查理不得不在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人决战。
　　双方一旦交战，兵力较强，指挥得力的一方，可能获胜。费尔法克斯是一名卓越的指挥官，克伦威尔指挥骑兵的艺术非常高超(仅克伦威尔亲临战场这一点所起的作用就等于把他带到战场上的600名骑兵的作用提高一倍)。阿斯特利的步兵虽然英勇善战，但由于没有骑兵支援，无法与斯基庞的人马抗衡。鲁珀特亲王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导致国王失败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鲁珀特的错误在于决定放弃东法思登-大奥克桑登这块易守难攻的防御阵地；此外在战斗紧要关头，他的骑兵离开了战场，这也是他的责任。
　　6月13日夜，王党军正在马基特哈伯勒。国王对是否应当向北进发又犹豫不决起来(虽然鲁珀特仍主张北上)。当时立即执行的计划是向贝尔沃进军，把兵力从纽瓦克收回来。但在当天夜里他们又得到消息，说费尔法克斯的军队离他们只有6英里。正在附近的卢伯纳姆睡觉的国王被人叫了起来。在随即举行的会议上，迪格比和其他一些人竭力敦促国王命令部队停下来迎战。他们的论点是：敌人已近在咫尺，进一步后撤必然会给人以败退的印象，这样会挫伤士气。鲁珀特则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劣势兵力对付强大的敌人无疑是极不明智的。可是他的意见遭到否决。
　　马基特哈伯勒周围的地势起伏不平，几乎没有树林，但有连绵不断的山脉。山岭之间的地带有些即使在夏季也是沼泽地。在马基特哈伯勒以南大约2英里的地方(正好在东法恩登南边)有一山梁，它向东延伸，恰好穿过小奥克桑登。这是一处很好的天然防御阵地。雅各布·阿斯特利非常欣赏这块地方，选它作为步兵阵地。部队在这里待命等待敌人越过泥泞难行的地段朝这里进攻。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兵力的不足。诚然，侧翼都没有天然屏障保护，可是若想迂回包抄这一阵地，就得沿相当陡峭的山坡朝上冲。
　　前面已经提到，6月14日上午8时左右，鲁珀特亲自策马前去侦察，他看到敌人正朝着他们最后选定的阵地运动。当初他对用劣势兵力去对付强大的敌人颇有顾虑，但这时他似乎象一匹身经百战的老马嗅到了战斗气息后急不可耐地四蹄乱扒一样，一切顾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马上派人回去传令，命令部队开往他新选择的阵地。这阵地恰好与“圆颅党”部队在米尔山地区选择的阵地相一致。
　　鲁珀特在作这个决定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推测而已。他对防御战历来不屑一顾，或许他认为既然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在他认为不适当的时间开战，那么发动进攻的最佳时机应是敌人立足未稳之时(他本人绝不会认为议会军当时是在后撤)。如果是这样，他心里必然清楚，他至少要用2个小时才能使部队进入作战阵地，而费尔法克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就能把一切准备就绪。
　　令人费解的是王党军居然决定孤注一掷，向明显占优势的敌人发动进攻。鲁珀特或许打不赢防御战，但几乎可以肯定，他可以把部队基本完整地带离战场，相机再战。后来的情况更是糟糕。发起进攻后，如果能及时得到骑兵的适当支援，他那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部队还是有可能打赢这一仗的。可是，由于鲁珀特的骑兵轻举妄动，而克伦威尔的骑兵则沉着坚定，这就使王党军步兵在勇气、训练和纪律方面的长处未能发挥作用。
　　王党军在穿越布罗德荒原时是稳步推进的，右翼的骑兵略微在前。但是在整个战线上，战斗几乎是同时打响的。鲁珀特手下有两名主要指挥官，一位是他的兄弟莫里斯亲王，另一位是北安普敦伯爵。他在一线部署了约850名骑兵，在二线(或者说预备队)部署了880名骑兵(分为5队，每队约100至200人)。鲁珀特共拥有骑兵1730人，大大少于亨利·艾尔顿用来对付他的5个团的兵力。
　　有些材料说，骑兵战开始时，鲁珀特的骑兵是一溜小跑向前推进的，由于马到之处所向披靡，他们的推进很快就变成了轻松的追杀。但事实上，战斗只是在开始时停顿了一下(当时艾尔顿的某些骑兵团表现出短暂的迟疑)，然后两军便激烈地厮杀起来。艾尔顿是一名骁勇的军人，但不是杰出的指挥宫。作为骑兵指挥官，他与鲁珀特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不过他本人率领的那个团在抗击两位亲王的猛烈进攻时表现得非常出色。后来他犯了一个错误，掉转马头去支援步兵，使议会军左翼的巴特勒上校完全失去保护。当鲁珀特命令北安普敦勋爵把二线部队调上来后，巴特勒上校的团就招架不住了，结果被打得溃不成军，与艾尔顿部的一些骑兵一起被逐出了战场。鲁珀特差不多出动了手下所有骑兵对其穷追不舍。另外，据从战场发给下院议长的报告称，同艾尔顿的骑兵一起溃逃的还有1000多名步兵。
　　步兵战斗对鲁珀特在右翼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战斗打响前，费尔法克斯把部队(敢死队除外)撤往后山坡阵地。当王党军逼近时，他们刚爬过山顶，时间只允许他们在投掷长矛之前用滑膛枪齐射一次。议会军虽然占有人多地利的优势，可是他们的一些部队，尤其是斯基庞手下的某些团，缺乏良好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圆颅党”军队右翼的费尔法克斯团坚守了阵地(实际上，他们没有进行激战)，但斯基庞的人马很快乱作一团。艾尔顿部剩下的部分骑兵临时来支援他们。但是当战斗正激烈进行，斯基庞试图稳住部队时，他自己被对方击中。他的部下因此失去了斗志。不久王党军把他们赶到了预备队所在处。还有不少胆怯者纷纷逃命。虽然他们的军官身先士卒并竭力维持部队，但也无济于事。形势十分危急，艾尔顿本人也挂了彩，还一度成了对方的俘虏。费尔法克斯的左翼被突破了，中央也陷入混乱。双方人员后来都曾公开说，如果鲁珀特的骑兵当时在场的话，王党军必定会赢得胜利。
　　在“圆颅党”军队的右翼，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对抗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指挥的骑兵的作战中指挥若定。克伦威尔人马所在的山坡遍地都是野兔洞穴，骑兵下山十分不便。首先与敌人交锋的是左边的惠利团。双方在近距离用手枪对射一阵之后，便拔刀拼杀起来。克伦威尔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于是便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攻击兰代尔的左侧。王党军的中路和右侧都遭到强大的压力，左侧则被对方包围，不得不向后撤退，整支部队立即成鸟兽散。克伦威尔牢牢控制着手下人马，他留下4支骑兵去追击敌人，命令其余部队攻向阿斯特利暴露的侧翼。就在此时，奥凯从萨尔比树篱那边出现，他的龙骑兵跨上战马从另一侧向王党军发动了攻击。
　　王党军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机会了，而且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那时国王还掌握着预备队。他依然象往常那样勇武，准备冲在近卫骑兵的前面，率领预备队决一死战。可是苏格兰的卡恩沃思伯爵把他的坐骑朝后一拉，大喊一声：“你想去送死吗？”光荣的机会就此丧失。与此同时，国王的步兵已被对方压垮，大多弃械投降，虽然也有一些部队，如乔治·莱尔爵士的“蓝衣团”，仍在坚持战斗，直至阵亡。
　　在上述情况发生时，鲁珀特部队的具体情况不十分清楚，不过无论情况如何他离开战场所造成的危害都是巨大的。他手下的部分骑兵或许在追击艾尔顿部时追出了内兹比。无疑，他们在路上进行了抢劫，结果耽误了集结。他们还与“圆颅党”的辎重护卫队发生过短暂冲突。然而，关键是当他们最后回到战场时，王党军的败局已定。这时鲁珀特已无能为力，只好去与遭到惨败的国王会合了。
　　把克伦威尔与鲁珀特二人的表现作比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首先，很难再找到象他们那样截然不同的人物。但是作为骑兵指挥官，鲁珀特确实比克伦威尔逊色多了。克伦威尔象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伟大的骑兵统帅古斯塔夫二世一样深深懂得，对于打仗来说，冷静筹划和掌握好战斗进程是最可贵的用兵之道，不能象鲁珀特——或者说后来的卡迪根——那样只知道一味冲杀。一味冲杀虽然使战争惊心动魄，但很少能使战争获得胜利。
　　或许把鲁珀特的用兵方法与克伦威尔的用兵方法相比较同样有点不大公平，因为后者在兵力上占有优势(3600对1700)，在攻击中有兵可分，而鲁珀特在兵力上明显处于劣势。但是，鲁珀特在击溃了议会军左翼后，假若没有失去对部队的控制，本可以留下2个团去追击敌人，用其余人马来对付当时没有骑兵掩护又受到强大压力濒于崩溃的“圆颅党”步兵。如果这样做，他很有可能打赢这一仗。
　　在这次战役中存在着许多决定性因素，如在斯托昂泽沃尔德御前会议上决定分兵，此后戈林不服从命令．鲁珀特放弃有利防线，后来又长时间离开战场等等。如果对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反其道而行之，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内兹比战役不同于博斯沃思战役。博斯沃思战役的胜负在战前难以完全预料，而内兹比战役则不同，在战前就可以完全肯定。实际上，这一仗根本就不该打。但是，两军交战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指挥。王党军中没有一人能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相匹敌，他们的指挥是分散的。鲁珀特亲王实际上从国王手中接管了指挥大权。然而国王是统帅，而且绝不仅仅是挂名统帅。指挥分散常常会酿成灾难。这次战役中，鲁珀特试图指挥一半骑兵和整个战役，这种现象或许就是因为缺乏集中指挥所造成的。他本人不是一位称职的将军，这一点在内兹比或许比在其他战役中暴露得更加充分。
第8章洛伊滕战役(1757年12月5日)
　　1740年5月31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继承了普鲁士王位。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提高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地位，使之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德意志诸侯。老国王给儿子留下了一支8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在他的忠臣和密友，德绍的利奥彼德亲王(陆军元帅)的严格监督下，在波茨坦练兵场上训练出来的。但是，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历史上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给普鲁士军队注入了充满生机的、不朽的精神。他身处逆境时的勇气、他旺盛的精力和他对战略战术的精通，使他锻造了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欧洲第一流的军队。
　　弗里德里希能在战争中多次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他肯向自己的错误学习，更重要的是，他是历史上进攻心理最强的将领之一。他十分信赖火炮，同时又重视机动性，这使他成为第一位在战场上使用马挽炮的人。他的意图是，通过快速机动的火炮，随时掌握有压制敌人炮兵连的火炮，并以近距离火力支援，为冲锋铺平道路。当然，他不可能总是如愿以偿，但是，在洛伊滕，机动炮兵连在普鲁士步兵向村庄发起进攻时给了他们强有力的支援。
　　然而，弗里德里希之所以在与他同时代乃至历代的将领中出类拔萃，是因为他是一位骑兵指挥官。他对骑兵的装备、战术和骑术进行了广泛而重大的改革。他所继承的骑兵部队由骑重装马匹的重装骑手组成，他们以笨重的小跑接敌，成一线展开发射武器。他很快地改变了这一切。
　　他首次指挥作战是1741年在莫尔维茨。在那次会战中，他的步兵把部队从失败中解救出来。会战后，他清楚地认识到，骑兵与步兵紧密混编是无益的。他禁止将火器安置在马上使用(侧卫和骑哨除外)，主张以骑兵手持马刀有控制地冲锋。他期望他的骑兵能够在崎岖地段冲锋1英里，最后800码疾速飞驰。个人和编队严格的纪律和严酷的训练是弗里德里希成功的奥秘。他拥有一批一流的骑兵指挥官，赛德利茨将军和德里森将军是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在弗里德里希或他的将军指挥的22次主要战役中，可以说其中的15次是骑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许多重要的因素制约着弗里德里希的战略战术。尽管他极大地扩充了其父传给他的军队，但是在战争中他的军队在数量上几乎总是劣于对手。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的士兵有许多是外国人(在1750年，他有13.2万人，其中5万名是外国人)，这就难以避免开小差的现象。然而，他往往能够以高超的战术克服人数的不足。弗里德里希在《军事教令》中有一条著名的格言：“使你自己的翼侧和后方安全，尽力破坏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这是一条永恒的战争准则。”他经常调整战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正是在努力寻找破坏强敌侧翼的新方法的过程中，他发明了著名的“斜击”战术。在洛伊滕战役中，弗里德里希运用“斜击”战术的艺术已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
　　这位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克服的其他制约因素是：财政困难，(这不允许他的军队长时间在战场作战)、情报不足(直到骑兵部队合理改编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后勤问题严重(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高贵的普鲁士军官们习惯于在作战行动中携带大量辎重以及粮秣运输困难。这使普军不能远离基地作战)。因此，普鲁士军队很少远距离追击敌人。弗里德里希的战略通常是短促地突入敌方领土，把敌人打垮和破坏敌交通线。
　　1740年12月，弗里德里希以某种站不住脚的借口入侵西里西亚。根据5年以后的《德累斯顿条约》，他似乎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但是，他终生卷进了一场与奥地利王室的战斗中，而且得到了一个无耻的阴谋家和残忍的侵略者的恶名。玛利亚·特里莎对丢失西里西亚十分沮丧，整个欧洲以极大的畏惧注视着这个来自柏林的身如闪电的人物。弗里德里希实现自己的野心只是个时机问题。当1756年“七年战争”席卷大半个欧洲时，弗里德里希已经准备就绪。他率领6万军队侵入中立的萨克森(从军事角度看，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很快就打垮了奥古斯特选帝侯的军队。战败的士兵后来穿上普鲁士军服，为弗里德里希打仗。
　　整个1757年，即实施洛伊滕战役的这一年，普鲁士军队连连陷入困境。除了能从指挥汉诺威军队的坎伯兰公爵那里得到一点靠不住的援助外，弗里德里希不得不单独与来自英国、俄国，法国和瑞典的军队战斗。的确，他能够内线作战，但是，由于至多只有大约20万人，而所面临的是由50多万人形成的钢铁般的包围圈，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拿出他所有的军事才华，否则普鲁士将被从地图上抹掉。然而，弗里德里希不能无处不在，他或他的指挥官们很少能集中4万人以上的部队去对抗几乎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军队难免会有挫折。在布拉格血战中，弗里德里希勉强躲过了失败，而科林一仗，普鲁士人却没有逃脱灾难，贝沃恩公爵没能解救施韦德尼茨之围，结果，那里拥有6000人和180门炮的驻军被迫投降。接着，贝沃恩公爵又在布雷斯劳打了败仗。但在罗斯巴赫，弗里德里希于11月5日赢得了对苏比斯亲王指挥的法国军队的决定性胜利。他在罗斯巴赫稍事休整后便又继续前进。他率领1.4万人从莱比锡开到帕尔西维茨，其间170英里，用了15天时间。
　　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到达帕尔西维茨。得知贝沃恩公爵的军队在布雷斯劳战败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令这支部队的余部到帕尔西维茨与自己会合，并把它交由齐滕将军指挥。但即使在两军会合后，弗里德里希也只能集中2.4万名步兵(48个营)，1.2万名骑兵(128个中队)和167门炮(其中重炮71门)。弗里德里希知道奥军兵力很可能两倍于已，但在洛伊滕战役中他几乎没使用任何外国雇佣兵。在普鲁士士兵中间，他有一群坚定、果敢的人作后盾，他们绝不亚于其他的欧洲人。尽管弗里德里希在罗斯巴赫取得了胜利，但形势对普鲁士人仍很不利。然而，弗里德里希从不绝望，他召集其部将，用激动人心的演说激励士气。12月4日，普军继续向诺伊马克特开进。
　　在这个小镇，弗里德里希发现了1000名克罗地亚士兵，他们挡住了他的前卫部队，后又企图沿这个小镇靠近布雷斯劳的一侧逃跑。普鲁士骑兵冲入他们当中，杀死了300人，俘获600人。更为重要的是，一座完整的战地面包房落入普鲁士人之手，这是奥地利人难以承受的损失。普军从那里得到了许多必需的食品。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从俘虏口中获得了有关敌军位置的重要情报。
　　奥地利军队有84个步兵营，144个骑兵中队和210门炮；奥军的准确人数我们不得而知，但不会比8万人的数字相差很远。洛林的查尔斯亲王，即玛利亚·特里莎的小叔子，任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他在战场上的纪录不佳，因而不可能建立起自信。1742年在乔图西茨、1745年在霍恩弗里德贝格和索尔、1757中在布拉格，他都战败了。他只在布雷斯劳对付一个弱小的对手时才部分地洗刷了自己的耻辱。查尔斯身边有科林战役的胜利者道恩元帅，但是他宁愿听鲁齐兹将军的奉承，也不听从这位元帅的忠告。他率领奥军从一个安全的基地出发，去占领一个新的阵地。虽然这个新的阵地很坚固，但奥军的行动却使弗里德里希的进攻行动变得容易多了。过了不久，当弗里德里希眺望奥军阵地时，他对布伦兹维克的弗朗西斯说：“狐狸爬出了洞穴，看我怎么教训它。”尽管普军数量上居于劣势，他的将军们也还有疑虑，但他仍决定出击。
　　奥地利人由从布雷斯劳西面渡过的罗赫河的后面出发，越过施韦德尼茨河，前去占领可控制这一地区的主要道路(该道路从诺伊马克特通往布雷斯劳)的阵地。他们的右翼是位于道路以北大约2英里的尼培恩村。在那里，鲁齐兹伯爵统领8个营在无法通行的泥炭沼泽地后面扎营坚守。他们的左翼原来只延伸到尼培恩以南约4英里处的洛伊滕，但是在战斗开始前，查尔斯亲王命令纳达斯提将军把他的部队南移至撒格舒兹村。这一侧尽管不如鲁齐兹的那一侧安全，但也被沼泽地保护起来。奥军阵地前方的地形微起伏，有一两个小高地和一个较大的高地，这个较大的高地位于波尔诺村，奥军的诺斯蒂茨将军指挥的5个团战前曾占领了这一高地。弗里德里希占有一个相当大的优势，那就是他对这一带的地形相当熟悉，因为这里是他在和平时期最喜欢用于进行军事演习的地方。拿下波尔诺村后，他又占有了一个甚至更大的优势，因为拿下这个前沿阵地后，普军的接敌行动受到了地形的掩护。
　　12月5日凌晨5时，普鲁士军队从诺伊马克特以四路纵队行进。当他们到达波尔诺村时，天依然未放亮，此外，冷雾也遮敝了他们的行动。部署在大道两边的诺斯蒂茨将军的3个萨克森龙骑兵团和2个轻骑兵团遭到普军的突然袭击。在寒冷、暗淡的黎明，普鲁士骑兵冲向奥军正面和翼侧。敌方骑兵旋风般的冲击使萨克森人魂飞魄散，他们跟着自己的指挥官诺斯蒂茨仓皇败退到尼培恩村。诺斯蒂茨受了致命伤，600名奥军士兵落人了普军之手。弗里德里希命令他的骑兵进行了有限的追击。
　　当他的其他部队逼近波尔诺时，弗里德里希策马登上那个主要高地。由于晨雾已经消散，从那里他能够看到奥军的整个部署。奥军现在成两线配置。因为纳达斯提的军队虽在此之前曾形成了第三条防线，但这时他的部队已调整其左翼，使之从洛伊腾延伸到撒格舒兹附近的骑兵驻防地。在这一翼支援骑兵的步兵团是符腾堡、匈牙利、巴伐利亚的军队——他们中没有一个团是可以信赖的。弗里德里希十分清楚，险情难测的沼泽地使得敌人的右翼难以攻破，但其左翼却有被迂回包抄的某种机会，尽管敌左翼防线位于令人讨厌的泥淖地。因此他判定，取得成功的唯一办法是对敌人左翼和左翼中心实施攻击，尤其要猛击左翼末端和撒格舒兹与洛伊滕之间的要点。
　　为了实现这一决心，普军计划从波尔诺以4路纵队前进，随时准备冲击敌人的防线。前卫部队的3个营和拥有10门12磅重炮的1个炮连，由韦德尔将军指挥；右翼部队(稍稍提前行动)的43个骑兵中队和德绍的莫里斯亲王率领的6个营由齐腾指挥；其余的步兵部队为左翼，由雷佐夫将军指挥，其翼侧由德里森将军统辖的40个骑兵中队掩护；后卫部队由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指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普军的南下行动未被奥军察觉。道恩显然对形势缺乏了解，他认定弗里德里希的目标是要切断奥军在波希米亚的交通线，所以普军已经溜走了。但是右翼的鲁齐兹没有这种错觉，因为他能够看到弗里德里希的一些骑兵。这些骑兵是弗里德里希为了欺骗对方而留在波尔诺的山丘上的。鲁齐兹不但认为普军肯定会发动进攻，而且认为进攻矛头是对着他的，于是他立即请求增援。起初这一要求被拒绝，但是经再三请求，查尔斯亲王终于同意从战线中部抽调一些预备队，从左翼抽调一些骑兵去增援他。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准备展开一个典型的“斜击”队形攻击查尔斯亲王的左翼时，奥军左翼的一部分和预备队的很大一部分却远在4英里之外。
　　普鲁士军队能够在他们的意图被发现以前充分地接近攻击目标。午后不久，韦德尔的几个营在骑兵和10门12磅重炮支援下，成梯队前进到罗贝亭兹和撒格舒兹之间。这时轮到纳达斯提发出救援的叫喊了，但为时已晚，因为下午1时，韦德尔的部队正在分割其左翼。作为主要突击力量的韦德尔的主力营向纳达斯提的防线右翼迂回。为穿过沼泽和森林，他们不仅绕过他的翼侧，而且绕到防线上被“放弃”的一翼的背后。在那里，他们冲入一个炮兵阵地，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军队赶往洛伊滕，并抓了2000名俘虏。
　　同时，莫里斯亲王迅速占领了撒格费兹那边的坡地，朝普军前卫部队方向驱赶敌人。而齐滕则指挥他的骑兵设法通过沼泽地，进攻纳达斯提。纳达斯提的部队被击溃，纷纷逃往战线后面约2英里的拉特纳尔森林。奥军左翼防线被攻破，但由于炮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得到右翼的增援，奥军又试图在葛特劳后面重整旗鼓，建立新防线。但是形势的发展迫使查尔斯逐步放弃新防线。他很快被敌人包围(在这一局部，奥军在数量上远少于普军)，整个防线再次被迫后移。大炮被安全撤至洛伊滕。少量德意志军队仍然不顾倾泄而来的弹丸和铁片勇敢冲锋，但是他们很快被淹没在战场的硝烟和残杀之中。
　　这一切更多地是偶然结果而非事先计划，因为奥地利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现在混乱不堪，使得下达命令和接受指令都极其困难。整个战线横转75度，形成了新的态势。战线的支点在洛伊滕的中央。鲁齐兹朝西南方向转，而纳达斯提被迫北移。由于洛伊滕提供了坚固的天然屏障，奥军炮兵又配置良好，两军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不分胜负。
　　正是在这个时刻，弗里德里希调来了他的左翼部队。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怎么同敌人交火。他们行进到洛伊滕后遭到奥地利炮兵的猛烈射击。尽管洛伊滕拥挤不堪，尸横遍地，但奥军仍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弗里德里希配置在布特贝格高地的重炮的炮火准确有效，近卫军异常勇敢地向洛伊滕发起猛攻．以操练时一样的准确性打击防守的奥军。普军重炮的配合和近卫军的坚决进击在此时此地起了决定性作用。然而胜利还未到来。
　　这时仍未与敌交火的鲁齐兹的部队，如果包抄普军战线的翼侧，奥军本来是可以围歼普军的。下午4时许，鲁齐兹率部发起进攻，但地形再次欺骗了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从他的左翼抽调4个骑兵中队防备奥军的翼侧包围，并把它交由德里森将军指挥。而拉达克斯多夫和洛伊滕之间较高的地势使奥军没能发现德里森的这支骑兵部队。德里森在来自布特贝格高地的炮火的掩护下发起攻击。拜罗伊特龙骑兵冲击正面和翼侧，普特卡默尔的轻骑兵冲向后方，鲁齐兹的部队大部被歼，他本人也被击毙。接着，德里森迂回攻击敌后方的步兵。
　　当夜幕快要降临时，奥地利军队受到重创，趋于瓦解，但还没有彻底溃败。他们企图在萨拉-里萨轴线上建立第二条防线，顶住普鲁士人的猛烈进攻，进行最后一搏。但是这条战线还没形成就扭曲、崩溃了。在普鲁士骑兵的追击下，整个奥军部队仓皇后退，经施韦德尼茨河上的4座桥溃逃。洛伊滕之战，奥军伤亡约1万人，2.1万人被俘，116门大炮被缴。普军共伤亡6250人，其中阵亡1141人。这是普军的一个巨大胜利。弗里德里希后来曾说，要是白昼再延长两个小时，洛伊滕战役就可能成为那个世纪最具决定性的战役。
　　尽管普军在这场漫长而悲惨的战争中还取得了其他一些胜利，如1760年的利格尼茨和托尔高之战的胜利，但无疑，洛伊滕战役是弗里德里希运用战术和计谋最为成功的一次。拿破仑曾说过：“这次战役是运动、机动的决断的杰作。仅此一战就足以使弗里德里希名垂千古，并使他跻身于世界伟大将领的行列。”他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洛伊滕之战的胜利确保了普鲁士的生存，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在拿破仑入侵的黑暗岁月中，当国土被恐惧和凶兆笼罩的时候，正是这种民族的统一增强了人民的力量。
图13:洛伊滕战役(1757年12月5日的东欧)
图14:洛伊滕战役(1757年12月5日)
　　在这场十分重要的战役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对“斜击”战术的出色运用。由于查尔斯亲王的无能，弗里德里希的成功来得更为容易。查尔斯亲王在这次战役中犯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错误。
　　查尔斯亲王在布雷斯劳打败贝沃恩公爵之前，就知道普鲁士国王将率领大约1.4万人的部队进犯西里西亚。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帕尔西维茨和利格尼茨一线截住弗里德里希，因为他的军队在数量上超过普军(至少占6比1的优势)。而且，他还可以凭借人员和火炮的压倒优势，在他自己选择的战场上作战。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允许弗里德里希与贝沃恩兵合一处。查尔斯亲王为什么要越过施韦德尼茨河？它虽是一条小河，但是有些河段两岸十分陡峭，而且它周围的土地在12月份呈沼泽状态，因此，它是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凭借着数量上的优势，查尔斯亲王本来应当派遣一支部队从上游越过小河，在弗里德里希的军队试图渡河时，对普军的翼侧构成巨大的威胁。
　　假若弗里德里希真的决心冒险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中打一仗的话，查尔斯选择上述两种做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使他自己取胜，然而他忽视了这两个明显的选择。查尔斯为什么不再前进得远一些，去牢牢占领罗贝亭兹、撒格舒兹和波尔诺地区的所有山坡地呢？那样不是可以使弗里德里希丧失在隐蔽条件下实施机动所需的广阔空间吗？在查尔斯忽视了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策略，使弗里德里希能够实施他的翼侧攻击之后，他所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战役开始的时候调动自己的整个右翼去攻击普军的左翼。奥军如果迅速果断地这样做，就有可能严重破坏“斜击”战术的完美实施。
　　普军1742年3月的《军事教令》涉及到了骑兵，从中可以看到“斜击”战术的雏形。但是，人们不知道弗里德里希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把它用于实战，也不知这一思想是否真的出自这位普鲁士君主。有人说它是公元前4世纪埃帕米农达特别喜爱的战术，后被历代伟大将领模仿而流传下来。但是可以肯定，弗里德里希的这种策略使18世纪的线式战术达到了顶锋。他在洛伊滕战役之前至少有3次运用过“斜击”战术(也许1745年在霍思弗里德贝格是第一次)，但是只有洛伊滕战役这一次被认为是最完美的。
　　“斜击”战术的原则十分简单，但是只有在士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指挥官卓有才干时才能实行。甚至作战计划也必须是灵活的，指挥官要准备在最后一刻随机应变。弗里德里希设计的这种战术有两个目标：首先是集中压倒优势的兵力，打击敌人脆弱的翼侧或后方，这样就使他那支相对弱小的军队在局部取得优势；其次要能够尽最大可能控制整个作战行动。在18世纪的战争中，后者是不易达到的。由于展开成斜形攻击队形，一旦部队投入战斗，统帅就会失去对进攻部队的直接控制。但是“被放弃的”一翼的骑兵(缺乏机动力的步兵是另一回事)却能够在必要时对命令的任何变化作出反应。
　　由于总是比敌人弱小，能展开的正面也较小，普鲁士军队易受翼侧攻击，并难以对敌实施翼侧攻击。“斜击”战术旨在克服这个弱点。为了使这种战法取得成功，必须以夜行军或精心的欺骗，或通过隐蔽的途径，掩盖作战企图，然后依靠气势和速度实现意图，否则，敌人就有时间去增援受威胁的一翼，整个作战行动就可能归于失败。
　　为了对攻击点施加最大的压力，加强进攻一翼(在洛伊滕战役中为右翼)是必要的。然而，另一翼会遇到困难，因为开始时它是“被放弃的”一翼，它希望得到成梯形展开的进攻一翼的支援。这一翼通常展开成一条长而浅的作战线，主要任务是把敌人吸引在固定的阵地上。假如这一翼在战斗中不起作用，敌人就能够把兵力转移到受威胁的一翼。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一翼打得过狠，战役的总目标也无法实现。
　　很明显，进攻角度的正确、作战时机与阶段的恰当，要求有很高的技巧，而且难以把握。进攻中，前线指挥官可以而且确实需要对攻击目标进行细微调整。但是，假如主攻方向的首次攻击失利，那么再组织和发起攻击常常是不可能的。对“斜形攻击队形”可以视情况作一些调整，例如在洛伊滕，对敌攻击线为对角线，而在库纳尔斯道夫(两年以后的一场灾难)攻击线是垂直的；但是把一翼“放弃”给敌人和加强进攻一翼的原则仍然不能违反。
　　“斜击”战术看上去很简单，但假如忽视其原则，它很容易误入歧途。在洛伊滕战役之前6个月的科林战役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科林战役中，普军的接敌运动完全暴露在敌面前，进攻一翼的指挥官没有得到有力的加强，而“被遗弃的”一翼的指挥官却以过大的力量与敌交战，结果导致进攻的失败。但是在洛伊滕，快速运动、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和坚决打击这些成功的诀窍被严格坚持，整个作战行动得到完美的实施，这使弗里德里希取得了大捷。
　　洛伊滕战役是本书所例举的战争胜负仅仅由是否谙熟军事技巧来决定的唯一战例。弗里德里希完全能够被一个有能力的对手(不必是一个卓越的对手)击败，但是，一旦脱离危险，他的无可置疑的军事才华便使他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9章萨拉托加战役：弗里曼农场之战和比米斯高地之战(1777年9月19日和10月7日)
　　七年战争于1763年结束。这场战争使大英帝国扩大了海外商业市场和领土。但是，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人民不愿仅仅成为一个海外投资场所，他们开始要求实行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对于这种愿望乔治三世及其英国议会既不同情，也不理解。他们认为，帝制就意味着效忠和服从。在以后的12年里，由于几任英国首席财政大臣浑噩昏庸，实行错误的财政立法，某些善意又被殖民地人民误解，加之英国政府极其愚蠢地企图用高压手段扭转历史车轮，继续实行殖民统治，殖民地人民怨声载道。
　　当时已经是马萨诸塞州总督的盖奇将军，曾经警告过国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将会导致战争，但是政府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当新英格兰人忍无可忍，准备揭竿而起的时候，盖奇奉命于1775年4月派兵前往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艾兰镇压暴乱。在列克星敦，叛乱者——这是当时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的称呼——重创了他的部队。虽然盖奇将军6月在邦克山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的部队(总共不过6000人)损失了1000多人，而美洲人损失不到500人。1776年3月，英国人感到坚守不住阵地，因而不得不撤出波士顿。殖民地人民对取得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都不再抱希望，于是在这年7月4日宣布独立。
　　早在1775年5月，一些美洲人在富有感召力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和伊桑·艾伦的领导下，就曾袭击过提康德罗加的英国驻军，并且攻占了城堡，缴获了一批重炮。这年冬天，斯凯勒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一道攻打驻加拿大的卡尔顿将军的部队，差点儿占领了魁北克。1776年5月，约翰·伯戈因将军率英国和德国雇佣军的增援部队到达加拿大，他同时带来了沿哈得孙河南下与沿哈得孙河北上的威廉·豪将军(那时他已经接替盖奇的职务)的部队会合的计划。那年秋天，卡尔顿曾试图实施这个计划，但是他只到达尚普兰湖边的克朗波因特。他感到没有足够的力量占领提康德罗加。
　　伯戈因(他于1776年12月返回英国)认为卡尔顿的行为是怯懦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于次年2月向殖民大臣乔治·杰曼勋爵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从加拿大出兵作战的考虑》的文件。简单地说，这份文件建议在克朗波因特集中8000英军、2000加拿大人和1000多“野蛮人”(即红印第安人)以及一支炮兵辎重部队和水兵部队。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先到提康德罗加，然后沿哈得孙河南下到奥尔巴尼，而豪将军将派一支部队沿哈得孙河北上。与此同时，一支牵制部队从奥斯威戈出发，然后沿莫霍克河而下，到奥尔巴尼与主力部队会合。
　　伯戈因在他的《考虑》中说得十分明白，加拿大军队的唯一目标就是与豪将军的部队会合，这样，在攻下奥尔巴尼并打通通往纽约的交通线后，豪将军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把他的部队全部投向南方作战。鉴于豪将军未予合作，强调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得到国王和杰曼批准的这一计划，从战略上来讲是完全正确的。占领提康德罗加-哈得孙河一线后，英军就可以有效地切断新英格兰各殖民地与其他各殖民地的联系，遏制并进而征服他们，然后再集中力量去对付南方各殖民地——如果那时他们仍然掌握有武装的话。这一计划还充分利用了几乎畅通无阻的水路(只在乔治堡中断一小段距离)，以解决从提康德罗加到奥尔巴尼的运输问题。
　　然而，很快便出现了复杂的情况。豪将军也从美洲向杰曼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计划。杰曼于1776年11月30日收到了他的第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分三路，从加拿大、纽约和罗得艾兰，向前推进，为此豪将军需要1.5万多人的部队。但是3个星期后，当豪将军感到他不可能得到这么多部队时，他便把计划改成了给北路军以尽可能多的援助，但主攻方向指向费城。杰曼1777年2月23日收到这一改变了的计划。后来豪再次改变计划，说“除了向南进攻，和偶尔向哈得孙河方向派点牵制部队以外”，他已经放弃了一切远征的想法，还说他将通过海路运兵，从南面向费城进攻。
　　直到5月8日，伦敦才收到豪将军的最后计划，而此时伯戈因(他已受命指挥北方军队)已经带着他自己的经过批准的计划到达加拿大。豪的最后计划是最糟的选择，因为它意味着豪的部队要从华盛顿和哈得孙河下游之间撤走。尽管如此，国王和殖民大臣杰曼还是批准了这个计划，条件是不管豪如何考虑，“都要及时与奉命从加拿大出发南下的军队合作”。这是豪所接到的关于援助北方军队的最明确的命令。可是直到8月25日他才收到这封信，而此时伯戈因已经驻扎在靠近萨拉托加的哈得孙河一带，等待豪对他的支援。
　　伯戈因是在蒙特利尔集中部队的。他是个文雅、风趣而又雄心勃勃的人，极为勇敢。他在欧洲服役7年，职衔颇高，表现甚佳。他非常注重对官兵的训练，一直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指挥官。在战役之初，他统辖英军7个团和德国雇佣军8个团，后者由巴龙·冯·里德泽尔少将直接指挥。英军总兵力，包括411名炮兵在内，共4488人；德国雇佣军共4699人。在斯基恩斯博罗还有148名加拿大人、500名印第安人和682名托利党人(效忠派分子)加入了这支军队。另外，还有一大批非战斗人员。按照当时的惯例，从以上各团中抽出投弹手和轻步兵连，组成一支精锐部队。从留在加拿大作卫戌部队的3个团中抽出来的轻步兵连也加入了这支精锐部队。印第安人就是爱寻衅滋事，否则他们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总共约有9000名印第安人士兵，其中有些是坚韧顽强、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的正规兵。另外还有一支由30条火力强大的武装船只组成的舰队和一些陆路运输用的马车。
　　由圣莱杰上校指挥的牵制部队启程前往莫霍克河谷不几天，6月20日，伯戈因的军队及其舰队便向提康德罗加进发。提康德罗加要塞由圣克莱尔将军指挥，守军兵力不足，大约只有2500人。伯戈因预计一定会有一场令人生畏的攻坚战，因此，带去了一个数量可观的炮兵辎重队(提康德罗加之战后，许多大炮都丢下了[注：人们批评伯戈因带着那么多的火炮行军，但是，参加这次战役的那些人的大量证词说明，带走的大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口径上讲都是必要的。])。但是他遇到的抵抗不大。7月6日，英军就攻克了这一要塞。
　　攻克提康德罗加，意义并不重大，但是提康德罗加在伯戈因的后方，伯戈因不能让对方占据它。伯戈因不失时机地命令追击。不知什么原因，圣克莱尔在撤退时在哈伯德顿留下2个团等待他的后卫部队。这两个团遭到迅速赶来的西蒙·弗雷泽将军的投弹手和轻步兵营以及随后赶到的里德泽尔的德国雇佣军的袭击。经过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伯戈因的部队伤亡174人，美国部队则伤亡166人，被俘228人。美国人被打败了，但是他们的英勇善战，给伯戈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以前，他一直错误地低估了他们。
　　8月16日在佛蒙特州(该州新设立不久)的一个小地方本宁顿又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很激烈，伯戈因更深切地感到了美国人的英勇善战。哈伯德顿之战结束后，圣克莱尔的部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该部退而加入了驻扎在爱德华堡的斯凯勒将军(他指挥美国军队的北方军)的部队。伯戈因为等给养，不得不在斯基恩斯搏罗耽搁两个星期——他的整个战役就是输在给养问题上——但是，他还是于7月24日出发，在全部被美国人设置了路障的小路上向爱德华堡前进了23英里。他把重炮和物资首先运到提康德罗加，然后再用船将它们沿乔治湖运到他所在的乔治堡[注：人们常常批评伯戈因没有沿着这条路线运送他的全部军队，但是他决定军队步行也是有充分理由的。]。7月30日，他的军队到达爱德华堡，此时，斯凯勒已放弃了这个地方，撤到斯蒂尔沃特的防御阵地。伯戈因虽然在部队数量和士气上仍占有优势，但他的时间紧迫，因为他的给养已非常短缺。正因为如此，伯戈因产生了袭击佛蒙特州的想法。然而，这一想法却招致了灾难。
　　一段时期以来，冯·里德泽尔将军一直在催促伯戈因购买马匹。装备他的龙骑兵。由于穿着马靴行军，他的龙骑兵的战斗力大为削弱。正因为如此，当一惯乐观的菲利普·斯基恩(效忠派头子，伯戈因的政治谋士，家住斯基恩斯博罗)对伯戈因说，在康涅狄格河谷能收罗到效忠分子、马匹和给养，而且可能遇到的抵抗微不足道时，伯戈因便派出了一支由德国人鲍姆中校带领的小部队。不过，进行这样一种冒险活动，这支部队人数太少了。
　　鲍姆很快了解到，本宁顿(据说在那儿可以找到马匹)并不象告诉他的那样由400名民兵把守，而是由一支1500人全副武装的部队把守，其指挥官名叫约翰·斯塔克，是一位极其能干的新英格兰人。鲍姆立即上报了这一情况。伯戈因于8月15日派布雷曼中校率增援部队前去支援。但是增援部队尚未到达，鲍姆的部队已被击败，鲍姆本人也已阵亡。斯塔克接着又打败了布雷曼。布雷曼的部队行动迟缓(当然路也确实难走)，而且撤退时队伍混乱。若不是夜幕降临，他们难逃覆灭的下场。本宁顿一仗使伯戈因损失527名德国雇佣兵(其中有28名军官)和37名巡逻骑兵。美国部队仅仅伤40人，亡30人，而且还缴获了4门大炮。自这场败仗后，伯戈因的军队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元气。
　　至8月底，伯戈因的处境己非常不妙。他获悉豪打算进军费城，但是他自己的部队中能够打仗的人已减少到6974名，其中正规军士兵仅4646人；前进即意味着切断自己的交通线，因此，他必须集中大量的物资储备，而这又需要时间，同时他不知道圣莱杰在干什么[注：实际上，圣莱杰已被阿诺德机智地打败，印第安人也背弃了他。8月22日，他已经踏上去奥斯威戈的归程。]。而且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不幸的事件：他所属部队中难以管束的印第安人剥了一位当地神职人员女儿的头皮。由于这一不幸的事件，他和他的部队在整个美国都遭到了强烈的谴责。要撤退，机会仍然是有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撤退，是不会有人责难他的。但是他决定继续前进。他命令英军在萨拉托加以北的哈得孙河上架设浮桥，9月13日英军通过浮桥渡过哈得孙河，第二天德国雇佣军也过了河。伯戈因的部队分三路沿河的西岸向下开进。由于过河前招募了一些新兵，此时这支军队已经增加到了7702人。
　　与此同时，美国北方军更换了指挥官：霍雷肖·盖茨少将接替了斯凯勒。盖茨曾在英军中当过步兵军官，由于无钱购买团长的官阶，他弃官退出英国军队。在与权势集团不和的处境下，他返回了他青年时代服役过的美洲。他是一个谨慎和多少有点缺乏想象力的指挥官，遇事总愿躲在后面。他接任后不久，便把部队从莫霍克河口带到哈得孙河上游的一个名叫比米斯高地的地方。这是一个天然的坚固防御阵地，经过一位名叫柯斯丘什科的波兰工程师的精心设计，该阵地变得更加坚固。盖茨共有28个步兵团、200名轻骑兵和22门火炮。他的大陆军[注：费城大陆会议于1776年7月4日宣布美国独立后，着手建立了大陆军。大陆军是联邦军队，服役期二至三年。短期服役(一、二个月)的民兵仍由各殖民地掌握。]和丹尼尔·摩根上校的500名火枪手都是一流的，但是新近从新英格兰招来的民兵却非常缺乏训练，不过，盖茨的部队比伯戈因的部队人数多，并且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时间也对盖茨有利。
　　美军的防御阵地长1.25英里，纵深0.75英里。土木工事和胸墙从鸟瞰哈得孙河的高地一直延伸到左侧的尼尔森(当地的一个农场主)住宅。由于正前方有一条深峡谷，阵地变得更加坚固。这条防线主要由大陆军各旅把守。在防线的右侧，美军的大炮控制着道路和河流。在防线的中央，美军的防御工事沿西北走向，一直通到尼尔森的谷仓。这里也布置了炮群。谷仓的西面是一座小山丘，这里，美军只修建了部分防御工事，但是主阵地沿西南方向一直通到盖茨的总部。
　　伯戈因与敌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9月17日，地点在索德住宅地区。这里距盖茨的阵地大约5英里。当时伯戈因正在通过一片树木茂密的地区。他缺乏可靠的侦察人员，因为此时最好的印第安人都已离开了他。另一方面，盖茨对伯戈因部队里发生的情况却了如指掌，因为他的副官长詹姆斯·威尔金森中校对伯戈因的军队几乎是跟踪侦察的，而且一些德国雇佣兵开小差投靠到美军。然而，伯戈因知道通往奥尔巴尼的道路已被封锁，而且得知敌人阵地的左侧有一座未被占领的小山丘。因此，他决定不再沿着通往奥尔巴尼的道路开进，与盖茨的部队正面接触，而是绕到敌人阵地的左侧，迂回包抄，把战线从悬崖推向河岸。
　　9月19日上午8时，伯戈因的军队在浓雾和毛毛雨中从索德住宅出发。他们兵分三路：弗雷泽指挥右路，汉密尔顿将军指挥中路，菲利普斯将军在里德泽尔的支援下率左路沿河边的道路前进。弗雷泽这一路向西横扫，伯戈因率领中路沿一条大车道穿过大谷河，然后继续向西，从弗里曼农场的北面穿过(弗里曼是一个效忠派分子，不久前已放弃了这个农场，将要发生的战斗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三路纵队间隔很远，中路和左路更是如此。大约上午9点，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英军士兵的身上，使他们的红色外衣显得格外鲜艳，刺刀闪闪发光。此时他们正背着沉重的装备，沿着他们很不习惯的灌木和森林地带曲折前进。
　　伯戈因在弗里曼农场停下，以便让弗雷泽那一路到达进攻发起地域，因为他们的接敌行军路线最长。下午1点钟刚过，伯戈因估计弗雷泽已经准备好，便按预先的约定鸣炮发出信号，通知各路英军立即前进接敌。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英军的先头侦察部队遭到了猛烈的炮火袭击。盖茨其实是不主张采取进攻行动的，他原计划留在防御工事里，让英国部队进攻他。但是，在左翼指挥官阿诺德少将的催促下，他作了让步，允许摩根的来福枪手在迪尔伯恩步兵的支援下出击。正是这些人与福布斯指挥的英军中路先头部队接上了火，并且几乎把他们歼灭。
　　这场战斗成了一场残酷的火力比赛，它一直持续到黄昏。摩根的来福枪手得到普尔将军所部2个团的增援，但是，由于遭到弗雷泽先头部队强大的侧射火力的压制，美军包围英军右路的企图未能成功。汉密尔顿指挥的中路英军是主攻部队，在这里作战的4个英军团中，第62团吃的苦头最大。他们打得非常英勇，得到了伯戈因的特别嘉奖。“干得好，我勇敢的弟兄们！”伯戈因喊声盖过了战场上的冲杀声。夜幕降临时，下午投入进攻的250名英军只剩下大约70人。
　　弗雷泽给了汉密尔顿力所能及的援助，但是摩根的步兵一直咬着他的部队不放。在这场近距离的战斗中，英国人的炮火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为他们的炮手伤亡很大。不过，美国人也未能利用他们缴获的火炮，因为那些幸存的炮手总是把火绳杆取下来。对伯戈因极为不利的是，他损失了许多军官。他们穿着鲜艳漂亮的服装，因此很容易被美国狙击手瞄准击中。伯戈因总是亲自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但是他怎么也左右不了战局。不知为什么，他长时间不与他左侧的里德泽尔取得联系，其实最后为英军挽救局面的恰恰是里德泽尔那一路部队。
　　大陆军左翼阿诺德的部队伤亡惨重，但是他们还是全力投入战斗。只要再作最后一次冲击，他们就可能突破英军防线并取得胜利。但是，盖茨担心阿诺德轻举妄动，不愿给他增派部队。此时，里德泽尔的部队正好赶到。菲利普斯将军首先从河边赶来，看到形势非常危急，他立即从里德泽尔那里调来4门大炮，并亲自带队冲锋，为第62团解除了压力。与此同时，里德泽尔本人也终于从伯戈因那里接到了命令(已是下午5点)，带着他自己的团、布龙斯威克·冯·雷茨团的2个连以及2门发射6磅重炮弹的大炮投入了战斗。由于德国雇佣兵猛打猛冲，他们的炮手几乎以平射角度向敌发射霰弹，再加上夜幕迅速降临，伯戈因的中路英军得救了。阿诺德所部撤回到堑壕里。这场战斗使双方部队都遭受了很大损失。伯戈因的部队伤亡600人(包括35名军官)，占实际参战人数的大约三分之一。美国人损失283名各级官兵，另有33人失踪。
　　这是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英国人虽然仍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他们的士气仍然是高昂的，但这丝毫不能使伯戈因感到轻松。他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不仅要对这场战役负责(许多人仍对这场战役的胜利抱有希望)，而且要对伤员和不知疲倦地照料他们的妇女们负责。给养和士兵都在减少。退却的道路是暗淡的和难以预测的；前进的道路也是十分危险的。
　　到弗里曼农场之战开始时，约翰·斯塔克和林肯将军已经夺取了爱德华堡；在提康德罗加吃过败仗的约翰·布朗上校此时也已攻占了乔治堡，并在尚普兰湖上缴获了伯戈因的许多给养船只。所以在打过这一仗之后，伯戈因的后路实际上已被切断，尽管一两天后伯戈因才知道这一情况。但是，伯戈因早已定下了决不后退的决心，而且如果不是接到克林顿将军从纽约寄来的信，他会在9月21日再次发起进攻。克林顿答应向奥尔巴尼进军，因此，伯戈因决定等待克林顿开始行动的确切消息。在此同时，他准备加固从哈得孙河一直延伸到弗里曼农场西北高地的防线，修筑一系列的多面堡和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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