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危急的关头，华沙的得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科尔斯基将军，因为他率领第5集团军在弗克拉河防线打得十分漂亮，击退了俄军的一次次攻击。即使这样，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为虽然第1集团军仍然屹立在华沙面前，但是西科尔斯基的左翼已遭迂回，而且俄军第4集团军在16日已经开始在普通斯克地区攻击他的后方。然而，那天上午，毕苏斯基在维普日河一线发动了反攻，波军的形势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好了。
俄军的两个方面军本该由一个指挥官统一指挥，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俄军的这两个方面军只是由莫济里集团脆弱地连接在一起的。尽管这一集团的兵力不详，但是，他们很显然是俄军第57步兵师的一部分。这些人员和西方面军的第16集团军被毕苏斯基的反攻打得措手不及。假如俄军总参谋部不轻视几天前第12集团军缴获的波军作战命令而抓住战机的话，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结果，毕苏斯基的第一个作战目标，即夺取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华沙公路，在两天的预定时间内就实现了。
实际上，毕苏斯基对敌军缺乏抵抗的现象非常耽心，生怕中了敌军的圈套。直到18日他的部队与敌军全面接触，他才放下心来。18日这天，他的各师部队在左翼进攻新明斯克，在右翼沿布格河一线挺进。俄军第16集团军惊惶失措，在他们的进攻面前狼狈而逃。这次翼侧攻击非常成功，毕苏斯基不顾哥萨克巡逻队的威胁，决定返回华沙，以便发展这一极其有利的形势。在华沙，他发现下级指挥官们仍处于深深的绝望中，总担心被俄第4集团军包围。毕苏斯基不得不说服他们按他构想的作战计划发动进攻。
他的命令是：第1和第2集团军向前突击，与此同时，第5集团军向北直逼东普鲁士边境，以求切断图哈切夫斯基的第4集团军的退路。波兰第4集团军将全速向比亚韦斯托克铁路线上的马乌基尼亚推进，歼灭溃退的俄第16集团军。除了第1集团军因兵力过于分散未能按作战命令完成任务外，波军的其余各部队的作战行动均取得了迅速而全面的成功。起初，波军官兵曾满腹狐疑，而现在，他们怀着坚定面自信的目标向前推进，一切犹豫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另一方面，在遥远的后方指挥俄军的图哈切夫斯基此时越来越失去信心。直到18日他才得到毕苏斯基发动翼侧进攻的消息，而此时他的第16集团军正在波军的痛击下狼狈而逃。然而，第16集团军司令官(他几乎耽搁了24小时才采取行动)竟然还向他报告说，他认为形势并不严重。不过图哈切夫斯基对战场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他的第4集团军司令官未能在弗克拉河一线围歼西科尔斯基的部队，而此时西科尔斯基的部队正给俄第15集团军造成巨大的压力。俄军左翼的情况也同样严重。虽然图哈切夫斯基已多次向布琼尼发出紧急命令，要他率哥萨克骑兵向北进攻，但布琼尼拒不执行命令，而执意要首先攻下利沃夫(而他却始终未能做到这一点)。图哈切夫斯基正确地判断出战场情况异常严重，因此他命令立即撤退。
他下达的脱离接触的命令是简单明确的，但由于时间太迟，有些部队已难以执行这一命令。波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其速度令人惊骇。
俄第4集团军应该在8月20日到普扎斯内什-马库夫一线集结。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除非它的前进受到严重的阻碍——它应给第15集团军以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第15集团军已接到命令要和第3集团军一起顶住敌人的进攻，以便让第4集团军的后备部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集结。第16集团军应该撤到利维茨河的东岸，莫济里集团负责掩护其左翼。第12集团军将攻击渡过维普日河的波兰军队。最后——希望似乎很渺茫——第3和第16集团军将分别抽出一个师的兵力，强行向德罗希琴-亚努夫地区推进，以便成为俄军的总预备队。
但是，这项计划的每一步都被波兰人挫败了。在俄军的右翼，第4集团军司令官(一位没有作战经验的将军，后来因没有击败西科尔斯基并占领华沙而受到图哈切夫斯基的指责)暂时与总指挥部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并不知道撤退的命令，还以为总的形势对苏俄军队有利，因此继续沿着维斯瓦河发动攻击。当他于19日终于重新与明斯克恢复联系时，他仍非常乐观，但他马上就收到了让他撤退的强制性命令。第15集团军在加伊·汗骑兵军的有力支援下，在切哈努夫地区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企图在纳雷夫河与普鲁士边境之间打通一条狭窄的走廊，让第4集团军突围。但是，该集团军获救的希望已十分渺茫。
第16集团军在20日被打垮，节节败退。这就使士气高昂的波兰第2和第4集团军(一直远离苏俄第12集团军的攻击范围)能够从翼侧攻击俄第3和第15集团军，并迫使他们退到普扎斯内什-马库夫-奥斯特鲁夫-别尔斯克一线以后。两天后，波军又推进到奥斯特罗文卡-沃姆扎-比亚韦斯托克。随着苏俄第3和第15集团军潮水般的败退，俄第4集团军已经无法赶到姆瓦瓦，加伊·汗将军所部的英勇抗击虽然使该地区的波军打得十分艰苦，但是他的努力并没能阻止他的骑兵军和第4集团军中的大部分人涌进德国边境。
8月25日，毕苏斯基下令停止追击。他的部队已经到了格罗德诺、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布格河上的弗沃达瓦一线。而俄国人在预备队的掩护下正设法在涅曼河东侧重新组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俄国军队，包括被俘和在普鲁士境内被缴械的人员，至少损失15万人，大约230门大炮，1000余挺机枪和大量的弹药，波兰军队约损失5万人。
华沙之战结束了，但战斗并没有停止。9月12日，趁俄军立足未稳，波军便恢复了攻势。到9月28日，西科尔斯基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平斯克以南到捷尔诺波尔一线的地区。与此同时，毕苏斯基在涅曼河上的格罗德诺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尔后又在什恰拉河一线把打了败仗的苏俄军队赶到明斯克。俄军的唯一攻势是由布琼尼将军在南部对扎莫希奇发动的，但也被击退。到9月26日，苏俄4个集团军实际上已被消灭，5万人被俘，160门大炮被缴获。10月，波兰和苏俄达成了停战协议，次年3月双方签定了里加条约。根据该条约，波兰人的东部边界线比华沙之战前俄国人所提出的边界线还要向东推进很多。
图43:华沙战役(1919年4月)
图44:华沙之战(毕苏斯基的翼侧攻击)
图哈切夫斯基真能拿下华沙吗？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真能实现饮马莱茵河的梦想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回答“他能够”。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十分可能”。那么是什么力量拯救了华抄？拯救了中欧呢？在这次战役中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图哈切夫斯基远离战场，他遇到的许多麻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毕苏斯基大胆发动翼侧攻击的杰出才能，因为正是这场翼侧进攻才使波兰打赢了这场战役，因而它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行动。但是徜若图哈切夫斯基在毕苏斯基发动攻击之前就占领了华沙(这一点他本来肯定可以做到)，那么，毕苏斯基的侧翼攻击即使能够发起，也为时太晚了。
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华沙之战时他年仅27岁。他出生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里，作为沙皇禁卫军谢苗诺夫斯基警卫队的一名中尉军官，他曾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他被捕入狱。1917年秋获释出狱后几个月，他便加入了共产党。主要由于他的朋友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举荐，他提升很快。1918年至1920年间，他以极大的热忱多次率领第1、第5、第8和第9集团军投入了反对高尔察克元帅和邓尼金将军等白俄军队的战争。他因此先后担任了南方战区、高加索战区和西方战区的总司令。
在军事思想方面，图哈切夫斯基走在了他的同事们的前头。他非常聪明，具有极强的理解能力。他确信战争必须是总体战。他发表了许多学术演讲和论文专著，逐渐成了空战、装甲战和化学战方面公认的专家。他的勇敢精神是无人怀疑的，而且他具备指挥官的许多素质。然而在华沙之战中，他却想在距前线300英里之外的后方指挥他的部队，这与他的一贯作风大相径庭。这一仗使他失去了应得的胜利，但对欧洲来说这又是极为幸运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他很可能成为把基督教的各种文化和欧洲文明扫进地狱之门的苏俄异教徒的军事魔王。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上的声望并没有因这次华沙之战而受到损害，他后来担任了苏军总参谋长。但在1937年，斯大林处决了他，并把他的许多极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付之一炬。
现在看来，当图哈切夫斯基发现波军在他前面仓促溃逃时，他的战略部署很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认为华沙已成了他随时可取的囊中之物，他放弃了用4个集团军进行正面攻击的计划，而是用2个集团军(第4和第15集团军)向西向南进攻维斯瓦河上的波军据点，并渡过该河。他的这一部署有三重目的：攻击波兰守军的翼侧和后方；切断波军通过但泽走廊撤退的通道；以完成图哈切夫斯基向西进攻德国的革命抱负。
这是一次代价极高的失策。假如图哈切夫斯基深入前线，亲自掌握战斗的情况并了解部队的位置和处境，这种失策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现在，他不仅没有攻下华沙，而且还使自己陷入了被动：让第4集团军背向德国边境。一旦情况出了偏差——事实果真如此——该集团军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1923年，图哈切夫斯基在莫斯科军事学院作了一系列的演讲。他在讲演中承认，他未能占领华沙是因为兵力配置不当，但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向波军发动协调一致的向心突击或同时对波军两翼发动进攻的必要性。俄军两翼部队相距很远，同时发动进攻是要花时间的，而时间正是毕苏斯基所需要的。而且两翼进攻还要冒兵力分散的极大危险。但是，图哈切夫斯基在拥有4个集团军的情况下却未对波军发动全面的向心攻击，这的确使人难以理解。
集中兵力是战争的一条重要原则，图哈切夫斯基和加米涅夫都犯了忽视这一原则的错误。加米涅夫本应将俄军的两个方面军交由一个人指挥，以利于协同动作。然而，华沙之战时，俄军两个方面军的两个指挥部却相距200英里。更糟糕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两人互不喜欢，这与6年前萨姆索诺夫与伦南坎普夫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相似。8月10日，叶戈罗夫接到了让他派布琼尼的骑兵去警卫图哈切夫斯基的左翼的命令，但布琼尼执意要首先拿下利沃夫，而叶戈罗夫并没有制止他。倘若叶戈罗夫服从命令，他很可能会阻止毕苏斯基的翼侧进攻。不过即使没有布琼尼的支援，图哈切夫斯基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他的战略获得成功：他亲临前线，发动一次正面进攻来控制和协调合围波军的行动。然而，他的指挥部却远在明斯克，通信情况又非常糟糕。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成功地指挥这次复杂的作战行动的。
图哈切夫斯基是个优秀的将军，他不会不懂得士气的重要性。在从别列律纳河进军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十分重视包围敌人以及此举对敌军士气的影响。事实上，这正是他企图在波军后方渡过维斯瓦河的一个原因。然面，由于指挥不当，他使自己的部队远远脱离了后勤补给线。这样，他的部队竟一时陷入了要么取胜，要么饿死的困境。俄军本来就对自己的后勤系统不抱任何希望，遭到波军的反攻后，他们本来就不很高的士气自然会一落千丈。图哈切夫斯基远离前线仅仅是造成这种恶果的部分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运输计划不当，他没有意识到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就地解决给养问题的。如果一直在前线，他就有可能掌握部队的前进速度，使其同3.3万辆为部队提供粮食和弹药的摇摇晃晃的四轮车同步前进。
这一连串的失误——失去控制、失去支援、失去后勤补给——已足以使苏俄军队丧失取胜的机会。此外，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铺得太开，为敌人发动有胆量的反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而毕苏斯基恰恰把握住了这一机遇。
在贝尔维德宫苦思冥想一夜(8月5日至6日的那个夜晚)之后，毕苏斯基拟订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但这一计划却得不到部下、国防委员会或英法代表团的赞同，因为这个计划要把北部战区的部队调到南部战区，以便攻击已经铺开却部署不当的俄第16集团军，而华沙的人们却普遍认为，北部防区脆弱，应该从南部抽调部队来加强维斯瓦河的防御，并在部队士气恢复后从维斯瓦河发动反攻。
毕苏斯基的参谋长罗兹瓦都斯基将军曾于8月6日上午向他的上司递交了一份作战计划。他在该计划中建议第4集团军在华沙东南方向30英里处的加尔沃林集结，然后北上直逼华沙。这一计划与毕苏斯基的设想非常接近，但它冒的风险更大，而且没有考虑到士气的因素，而士气恰恰是毕苏斯基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毕苏斯基以国家元首的权威和对自己的判断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使犹疑不决者相信，为了促成胜利的到来，必须铤而走险。8月6日，毕苏斯基签发了命令，为参战部队作了战略部署。
尽管部队的最初集结既困难又危险，但毕苏斯基的计划并不复杂，他的目标是：在他把5个半师的兵力调到维普日河南岸对付比较脆弱的莫济里集团时，波军应在华沙前面的利沃夫附近把俄军牵制2至3天的时间。一旦击溃了莫济里集团，他将以最快的速度——他没有骑兵——率部队猛扑俄第16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他预计这必将使敌人乱作一团。这种行动不仅可以防止该集团军突破华沙防线，而且还可为波军在中央实施强有力的反攻创造一个有利的机会。该计划的核心是对俄军实施双重反击，他本人负责实施较难的部分。
“震荡”部队(毕苏斯基的说法)是由第4集团军的第14、第16和第21师以及正在南线作战的2个精锐师，即第1独立师和第3独立师组成的。这两部分部队在脱离战斗并随后进行集结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都在与敌人交战。第4集团军当时正在布格河一线作战，这3个师不得不在敌人面前实施侧翼行军，其中正在亚努夫地区作战的第14师必须行军40英里以上才能到达集结地域。
从南部地区抽调部队困难更大。尽管这里的部队从士气和战斗力上讲都比北部地区的部队强一些，而且他们最近还阻止并打退了布琼尼的哥萨克骑兵的强烈攻击，但是，布琼尼将军仍是个现实的威胁。如果从这里抽出2个精锐的独立师，波俄两军的兵力双比就会变得十分悬殊，波军的战线上就会出现一个可以利用的缺口。从这里抽调2个师的工作是由雷兹·希米格维将军负责的。他不顾有人预言会失败，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进攻，并在一个骑兵旅的帮助下极其巧妙地使部队脱离了战斗。
波军“震荡”部队的集结地区选择在维普日河南岸，左侧以登布林为依托。时间是这次行动的关键，部队于8月13日之前全部调集完毕，这主要应归功于有关的指挥官。有很多问题可能导致这次计划失败，而且也差点导致了失败。当那些正与敌军紧张拼杀的战士不明不白地从前线撤下来的时候(尤其是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之后)，他们的士气很可能受到影响。但毕苏斯基到达普瓦维(他的新指挥部所在地)时，却惊喜地发现，尽管部队的被装和装备极为糟糕，但部队的士气总的看来还是很高的，而且部队似乎也能胜任他们面临的任务。南线部队撤下来时经过了残酷的战斗，在战斗中，一位携带发动侧翼进攻命令的军官阵亡，作战命令因此落入俄军手中。这一意外事件很可能使波军整个作战计划付诸东流，可幸运的是，俄军总参谋部怀疑这一文件的可靠性，仍然根据从第12集团军那里得到的错误情报行事。
毕苏斯基原定于8月17日发起反攻。他觉得刚刚撤离战场的部队需要3至4天的时间休整、补充装备和领会作战意图。但是来自华沙方面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将攻击时间提前一天，定在16日凌晨，因为华沙桥头堡的处境异常紧张。他的第一个作战目标是占领华沙-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公路，其攻击部队的序列从左至右依次是第14师、第16师、第21师、第1独立师和第3独立师。进攻是在一个十分宽阔的正面实施的，第14师从登布林向北稍偏西方向推进，而第3独立师几乎是向正北方向并沿着布格河西岸向前推进。
俄军完全没有料到波军会从翼侧发起攻击，事实上，他们在18日之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而图哈切夫斯基正是在这一天才第一次得知波军发动反攻的消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莫济里集团崩溃得太快，显然来不及上报情况。图哈切夫斯基后来把毕苏斯基的迅速推进归因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华沙正面的激战迫使他从交通线上撤走部队；二是他曾指望布琼尼对波军右翼采取行动，但布琼尼只顾自己在利沃夫前的作战。俄军第12集团军只是到8月13日才划归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虽然该部肯定对波军第3独立师造成了严重威胁，但它似乎并没有接到任何情报和命令。
8月17日波军第14师到达加尔沃林及其郊外，第21师到达武库夫，这2个师均末遇到俄军抵抗。这天，毕苏斯基正同第21师指挥所的参谋共进午餐，有人报告，俄军的抵抗已遭到一群情绪激昂的，持各种农具的农民的坚决还击。那天夜里，第14师还占领了科乌别尔，翌日，第14师抵达新明斯克。同一天，第21师到达索科武夫，而第1独立师到达了布格河畔的德罗希琴附近。来自前线部队的战报都提到。波军伤亡很小，而俄第16集团军的左翼一片混乱，土崩瓦解。还有消息说，华沙卫戍区的波军第15师已经按照命令沿着华沙-明斯克公路向东发动攻击。该师现已奉命与第4集团军会师。
8月18日，在前线长时间穿梭指挥和鼓励将士的毕苏斯基回到华沙。在他离开的那天，部队的热情受到了影响，翼侧攻击少有甚至没有进展，这足以说明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回到华沙，他发现将士们精神萎靡，总参谋部对前方战况知之甚少，还在担心遭敌合围。虽然毕苏斯基命令第1、第2和第5集团军立即发动进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的信心和勇气，但是直到8月22日第15师攻克希尼亚多沃的消息传来时，华沙居民才开始认识到不仅华沙已经获救，而且俄军已经彻底失败。即使在这个时候，人们也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胜利的全部意义。
华沙被解救了，东欧和中欧同华沙一样不再受到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了。这全靠波兰士兵的勇敢以及波兰国家元首制定的英明决策。但是，胜利也应该部分归功于英法代表团。在那些严峻而光荣的日日夜夜里，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外交战线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后勤补给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道义上提供了虽不明显但却无法否认的支持。尤其是代表团的军事成员们，无论在战场内外，他们都发挥了稳定人心，提供建议和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的功绩都是不可抹煞的。
图哈切夫斯基可能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但他的确是一名优秀的将军。那么为什么他在进攻华沙期间要从遥远的后方来指挥他的集团军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图哈切夫斯基非常明白自己的通信条件差，从明斯克与叶戈罗夫的方面军取得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他应对自己低估了对方的反击能力从而导致战役失利而感到内疚。几乎可以肯定，他对敌方统帅毕苏斯基的军事才能重视不够。无论图哈切夫斯基把指挥部设在遥远的后方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指挥所远离战场毕竟是他在关键时刻与战场脱离联系的主要原因。华沙之战与坦嫩贝格战役一样，是一次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品格的战斗：毕苏斯基发起了英勇顽强并且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反击，西科尔斯基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防御，这使远在后方的图哈切夫斯基惊惶失措。图哈切夫斯基发现，他已丧失了主动权和士气，再也无法力挽狂澜。
华沙得救还应该考虑到另一个因素，即波兰民族在危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团结。派系斗争和阴谋活动至少暂时被放在一边了。在那段严峻的时期里，波兰国内的任何背叛行为，哪怕是意见分歧，都有可能严重地损害部队的战斗力，甚至可能使战争归于失败。
第23章奠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
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战时在印度支那地区始终保持军事存在的法国，企图恢复战前格局，重新成为印度支那的殖民大国。但事与愿违，法国人很快发现自己处于无法摆脱的内外交困之中，而且他们的企图使他们自己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1930年，一位共产党革命家缔造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他就是后来改名为胡志明的那个人。他被法国人逐出越南，后来在中国的广西省站住了脚，并在1941年组建了名为“越盟”的政党。胡志明在广西开始与武元甲共事。武元甲原是河内的一名教师，后来成为胡的副手，并逐步成长为胡的军队统帅。
1945年3月日本人撤离了占领的印度支那，这对越盟帮助颇大。当年8月底，胡志明在河内建立政府，并任政府首脑。他手下有5000人的游击队，由武元甲指挥。该游击队控制了东京湾和北安南山脉。胡志明曾一度受到中国国民党有限度的保护。当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法军于11月在西贡登陆时，国民党军队曾在北纬16度线上封锁了他们北上的道路。但是中国人除了供给一些缴获的日造步枪外，无法提供其他物资援助。国民党军队于1946年5月撤离越南。
胡志明十分清楚，游击队虽然日渐壮大。但还不具备对付法军的能力。因此，他决定谈判，其结果是与法方达成了一项双方均不满意而且难以持久的协议。武元甲主张武装抵抗，他忙于在东京湾东北部大本营(越北)扩大游击武装，进行训练。而胡志明则冷静、深沉、有耐心。他非常清楚：和平，即使不稳定的和平，只要伴有停火或休战，对他来讲都至关重要。因此，他继续出席会谈和进行谈判。
然而，1946年秋法国人终于失去耐心，提出了胡志明认为非常难以接受的要求。越盟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获得独立，当年11月底，它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法战争。但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并非一无所获。胡、武两位越南领导人已掌握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立即开始实施精心制定的游击战计划。这支武装力量已扩大到3万人，活动在若干个地区内，每个地区都有一独立的组织，但由武元甲统一指挥。
1949年共产党中国成立，它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是越盟成长的“助长剂”。到1950年，武元甲已在越北地区建立一支含4个步兵师的正规部队，每个师下辖4个团，每个团下辖3个营，总兵力达1万人。其后勤供给主要依靠在当地征募的一支庞大的农民队伍。
1950年秋，武元甲认为自己的力量已很强大，足以向法国远征军及新近成立的越南国民军发动进攻。作战初期，武元甲有选择地在某些地区巧妙地运用兵力优势。他极为成功地将法军从东京湾北部彻底赶走，并对河内及海防造成严重威胁。但当年12月，随着法国伟大的军事家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后成为元帅)的到来，法国人的命运大为好转。1951年，越南人的日子极不好过。
1951年1月，一场大规模的攻击战在红河三角洲打响，法军由德拉特·德塔西尼亲自指挥。此仗可谓艰苦卓绝，势均力敌。武元甲虽然占有3:1的兵力优势，但在3日苦战中伤亡6000人。同年，又经过两次更加惨重的失败之后，武元甲不得不转入游击战。德拉特·德塔西尼当年年底返回法国，后死于癌症，处世尤为谨慎的萨朗将军接替了他。法军调换指挥官，使武元甲得到喘息机会，重新获得了主动权。他不仅弥补了损失，而且将部队扩编为6个师。这6个师包括第351重型师，该师辖1个工兵团，2个炮兵团，1个重武器团，1个高炮团，后来又增加了1个野战火箭部队。
重型师的组建及其他收获是胡志明1950年4月访问北京后的间接成果。他在北京与红色中国达成协议，即由中国向他提供各类武器及军事教官。从此之后，中国人源源不断地从云南边境运来大批野战火炮、高射炮、轻武器以及弹药。中国只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才短时期中断向越盟供应军火，而这一中断有利于越南，因为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可以向越南提供从美国人那里缴获的先进武器。中国在越南的参战情况不详，但有一支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在越南，以确保越军正确使用中国武器。在奠边府战役中，中国肯定至少有一个高炮团参战。但从表面上看，武元甲这个被法国人蔑视的自学成才的军事天才，是所有主要战斗的指挥官。
1953年5月，纳瓦尔将军接替了萨朗将军。他曾是骑兵部队军官，在参谋部担任过要职(主要在情报部门)，还任过装甲部队指挥官。他虽然富有自信心，但由于没有在高级司令部工作的经验，加之对印度支那一无所知，因此对能否担当此任感到没有把握。但是法国政客毫不理睬他的意见，将他派往越南，并令他将战局改善到使法国政府能够进行谈判的程度。
纳瓦尔抵达印度支那时，法军总兵力为18.9万人，其中法军5.4万人，外籍军团(其中许多是德国人)2万人，北非部队(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人)3万人，空军1万人，海军5000人和越南军队7万人。然而，这些部队的大部需在红河三角洲“德拉特防线”的一系列防御阵地上执行守备任务，或在法军管辖之下的其他地方执行同类任务。武元甲拥有6个师和3个独立团，其中至少有8万人是训练有素的一线部队；他还有强大的二线部队，可从事地方作战。此外，武元甲还拥有一支庞大的，训练水平参差不齐的后备队。越盟控制了东京湾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安南山脉“腰部”的制高点并在更南的区域设有少量据点。
局势对纳瓦尔并非有利，但他立即察觉到自己的指挥弱点，并且制定了一个长期计划。该计划以增强部队机动力、增加兵力、并得到美国的援助为基础。纳瓦尔将此计划带回巴黎，但并未得到批准。在他返回越南时，巴黎只答应给他增加10个营的兵力以及有条件地提供一些美援，并且命令他必须立即行动。他执行了命令，在北部打了一场胜仗，即在安南山脉“腰部”获得一次小胜，并成功地撤回了那商筑垒营地的法军。
建立那商营地曾是萨朗将军唯一的成功之举。3个伞兵营准确地空降在敌占区，在那里修筑了一个堑壕纵横的营地。而越盟部队对它的一系列进攻都只能是毫无意义的，代价高昂的自我损耗(越盟的确这样做了)。成功地撤离那商，促使纳瓦尔认为在敌方领土上建立的据点并没有多大危险。基于这种认识，加上法军负有保护友好王国老挝的义务，纳瓦尔决定在奠边府设立规模更大的筑垒营地。控制由北方入侵老挝的唯一通道。
奠边府位于河内以西约180英里处。自1952年11月起，它一直在越盟控制之中，很有可能成为越南入侵老挝的前进基地。奠边府差不多正好位于一个大约12英里长，8英里宽的肥沃、富庶的谷地中央。谷地周围是丛林覆盖，连绵起伏的山峦，有不少山峰高达3000多英尺。这里既不易防守，也不易实施空运补给。
纳瓦尔任命勒内·科尼少将为东京湾部队司令。负责从河内的基地指挥奠边府筑垒活动。科尼身材魁梧，精明强干，他跟着自己敬佩的德拉特·德塔西尼来到印度支那。科尼雄心勃勃，直言不讳，性情暴躁。如果对某一命令持有异议，他就会提出不同意见。纳瓦尔选用科尼必定是由于他赏识科尼的才干，他们俩关系一般。然而，他们一致认定卡斯特里上校是守备部队司令官的最佳人选。卡斯特里是一位骑兵军官，与纳瓦尔相识。不久前他成功地指挥了红河三角洲的装甲部队。奠边府将被用作实施进攻或防御作战的基地，因为纳瓦尔预计在这一带要打一场运动战，而一名骑兵出身的军官当基地司令，的确很合适。
1953年11月20日上午，10点半刚过，第6殖民伞兵营和第1伞兵团的第2营抵达两个空降地域上空。“卡斯特行动”正式开始。奠边府谷地在阳光下显得非常宁静和平，农民在田间地头干活，越盟部队毫无准备。两个空降营降落在相距3英里的两个地域。第1伞兵团的士兵没有遇到抵抗，殖民伞兵营在奠边府西北着陆，遇到强烈抵抗并有一些伤亡。中午刚过，殖民伞兵部队第1营加上2个75毫米炮兵连，1个迫击炮连和1个外科医疗小队空降着陆。越盟部队下午4时撤离该地区，留下96具尸体。
次日，包括一辆推土机在内的重型装备空投到位，工兵们开始修复主要的简易机场，加固“堡垒”。奠边府谷地由若干个小村庄组成，地势平坦，只有几处小山包，楠云河从谷地中流过。法军以前占领该地时，曾修建了两个简易机场，较长的跑道为1.6万码，靠近奠边府；另一个比较小的机场位于奠边府以南3英里处。
整个防御体系由数个据点构成。每个据点以一女子名字命名，各据点由数个(理论上)相互可以支援的支撑点构成。北边是孤立的加布里埃尔据点，由阿尔及利亚第5步兵团驻守。其东南面是比阿特丽斯据点，由外籍军团第13半旅的第3营驻守。由主要机场周围的工事构成的于盖特据点，由外籍军团第2团第1营和一支155毫米炮兵部队驻守。于盖特据点西面和北面是安妮·玛丽据点，由泰国人驻守。在安妮·玛丽据点以南是克洛迪娜据点，由外籍军团第13半旅的第1营驻守。楠云河以东是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据点，分别由阿尔及利亚第3步兵团第3营和第4摩洛哥步兵团驻守。再往南3英里便是孤立的伊莎贝尔据点。这一处境危险的据点由下列部队坚守：外籍军团第3团第3营、阿尔及利亚步兵第4团第2营、一支法国人指挥的摩洛哥部队、一个105毫米炮兵连和一支坦克部队。战地司令部和野战医院位于克洛迪娜据点正北的地下掩蔽部里。步兵的坦克和炮兵等机动部队也集中在此。当时，奠边府谷地的法军兵力近5000人。
以后的几周里，巴黎的军政高级官员乘坐飞机接踵而至，以便从纳瓦尔和科尼将军那里了解法军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命运与奠边府这片稻田息息相关。在奠边府，人们每天都在挖掘沟壕，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加固工事，给来访贵宾留下深刻印象。纳瓦尔将军估计敌方至少要用3个整师才能包围奠边府。牵制住这么多敌方部队将对法军计划于元月在安南进行的战斗(亚特南特之战)十分有利。万一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纳瓦尔确信其防守火力足以压制敌方进攻。奠边府尤如“发怒的刺猬”，将给越盟以沉重的打击。
然而，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如此乐观。纳瓦尔本人在表示自信的同时，也并未忽视让科尼准备一项秘密撤退计划，以防事态恶化。科尼对此乐于从命，因为他本来就对防守奠边府持保留意见。主要反对派是空军高级将领法伊将军，他指出，机场是守备部队的生命线，极易遭受敌人的打击，法军的赌注下错了地方。然而，炮兵司令官皮罗上校则盲目乐观，过分自信。他认为其反炮火计划会有效地摧毁敌人丛林中运来的任何火炮。当问及是否还需要更多的火炮时，他回答说现有火炮已超过所需数量。结果，法军炮兵的失利成为法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在占领奠边府谷地之后的3个月中，法军多次出击。12月初，法军派出一支部队协助莱州的泰国守备部队撤离。另外，为了获取情报、骚扰敌人和破坏敌运输线，法军还使用各种武器对敌纵深实施猛烈袭击。但多数袭击和出击均无实质性结果。由于空中补给困难或遭敌人伏击，法军多次失败，损失惨重。派遣游击队潜入敌后也收效甚微。到1月份，奠边府显然已丧失了“进攻跳板”的作用。由于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显然企图以全面进攻吞掉这块“诱饵”，法军打算增派更多的部队、火炮以及坦克，企图增强防御力量，但这一切已为时过晚。
纳瓦尔和科尼不仅过份低估了武元甲可投入战场的一线部队的数量，而且还低估了武元甲在恶劣的地形上运输重型武器的能力，以及进行运动战的能力。武元甲于1953-1954年冬季采用运动战逃脱了法国人的包围。武元甲令所属师、团部队来回运动，避免任何正面激战。他的部队甚至可以在老挝进出自如。为免遭敌人的猛烈攻击，武元甲大部队昼夜兼程，夜间行程更远。蜿蜒的行军纵队逐步接近了法军营地。越盟的每个士兵除携带武器外，还带有水壶和30磅大米，此外还带有一把挖壕用的行军锹。
3月13日做好进攻准备时，武元甲已在法军各据点附近集结了4个步兵师和1个重型师的兵力。武元甲总共投入4.9万人(战役过程中又投入1万人)对付法国守军。法军虽又增强了12个营的兵力，但总兵力仅为1.32万人，其中一线部队不足7000人。
最使法军震惊的是，越盟第351重型师操纵火力的精湛技术。越盟的重型武器比法军多2倍以上。此外，他们以惊人的能力将重武器施上陡峭的丛林小路，必要时以捆扎树梢的巧妙方式伪装武器，还用人力将火炮拖运到前沿的斜坡上。他们挖掩体把火炮隐蔽定位，使其可向法军营地的薄弱点，尤其是法军的机构实施直瞄射击。伊莎贝尔据点的炮火打不到它们。中部的反击炮火也无法压制它们。假如法军夺取并固守高地，局势则可能完全不同。
3月13日，奠边府谷地响起了雷鸣般的炮声。这一天，越盟的炮火持续不断，从未减弱，法军的回击不起作用。越盟的炮火集中打击比阿特丽斯据点，同时打击整个营地的中心。正在指挥外籍军团第13半旅第3营作战的佩戈少校由于指挥所中弹而丧命。紧接着，中心扇形防御阵地指挥官戈谢上校阵亡。但直到下午5时30分，勇敢顽强的越南人才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比阿特丽斯据点发起攻击。他们勇猛地扑向铁丝网，死伤逾千，成营的援兵又蜂拥而至。到午夜时分，法方竭尽全力勇敢作战的外籍军团在比阿特丽斯据点全部被歼，该据点落入越盟手中。比阿特丽斯据点是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薄弱据点，一攻即克。但它的失守意味着该营地的其它据点已处于越盟火力的直接打击之下。
次日傍晚，北边孤立的加布里埃尔据点遭到袭击。战斗进程十分类似比阿特丽斯据点，也是一发炮弹直接命中指挥所；皮罗上校受命消灭敌人的炮兵，但其炮手同样没能完成任务。又是大批越军蜂拥而来，许多人被打死在铁丝网上，大量援军照样往前冲。阿尔及利亚人虽顽强抵抗，但终于失败。
3月15日，安妮·玛丽据点遭到猛烈攻击，而泰军第3营(驻守在第1、第2支撑点)毫无作战兴趣。但没有理由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战。他们对越南人了如指掌，因而能够在夜色中悄悄地溜走。消失在丛林中或投降敌方。最后只剩下一个支撑点仍然在固守，防守者被迫撤到于盖特据点。战斗打响后的48小时之内，法军就有3个据点落到敌人手中。更严重的是，法军失去了自己的炮兵指挥官：夸下海口的皮罗幻想破灭，羞愧难忍，将一颗手榴弹放在自己胸前，拉响了导火索。
从初次突击之后直到3月底，没有激烈的战斗。然而筑垒营地的守卫者和进攻者依然活动频繁。武元甲需要喘息时间，以便补充新兵，补偿强攻法军3个据点时所造成的巨大人员损失。他还需要时间让他缓慢但确有保障的后勤部门完成弹药储备。成千上万的民工[注：战役初期，武元甲有3.15万人提供近距离保障。此外，在其漫长的后勤运输线上还有相同数量的后勤保障大军。]和自行车蚂蚁般地在羊肠小道上忙碌着。与此同时，武元甲紧缩了对法军营地的钢铁包围圈，向敌方延伸堑壕，以便下次进攻时使用。
法国人处境困难，即使在战斗的间隙，法军高级指挥官也明白他们不会取胜，仅后勤供给困难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便两个机场同时使用，现有飞机也不够用，许多飞机已无法使用。这给后来的伤员后送工作带来严重问题。偶尔抵达的救护飞机在3月底之前还能勉强着陆(常常冒着敌人的炮火)，直升机在后来几周内仍然艰难地冒险着陆。但是事实证明，即使这样也不能运走野战医院的所有重伤员，医院已无法处理大量死伤人员。
在下一次激战开始之前，守备司令部遇到了更大的麻烦。皮罗上校已死，卡斯特里的参谋长负伤，需要后送。卡斯特里本人则几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不得不将朗格莱中校调到司令部协助指挥。科尼将军甚至考虑要亲临奠边府进行指挥，但有人说服了他不要去。奠边府已经没有指望，现在还不是东京湾武装力量总指挥官表现自己献身狂热的时刻，即使此举可使他名留千古。
双方摆好架势准备进入战役第二阶段时，法军依然士气高昂，尽管他们面临严峻局面。来自法军周围高地的敌军炮火越来越猛。即便如此，法军的后勤供给仍未间断(虽然某些物资由于空投高度过高而落人敌手)。此外，还有部分枪支和作战人员空投着陆。空降部队中包括比雅尔少校的第6殖民伞兵营，该营与首批人员一同着陆，后被派至其它地方作战。
3月30日至4月4日为战役第二阶段。朗格莱和卡斯特里竭尽全力利用所有物资加强防御，而且在各个重要支撑点配置了一定数量的可靠部队。他们将重点放在楠云河以东的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据点。越盟的炮击和攻击目标正是这两个据点。越盟第312师的战士从多米尼克据点前方200码处的堑壕中跳出，蜂拥而上，将铁丝网和雷区置之度外。阿尔及利亚人被越军的猛攻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向后方逃遁。
后来被称为“五高地之战”的战斗是不祥的开端，多米尼克据点6个支撑点中的3个很快失守。外籍军团空降部队进行反攻，不久，2个据点失而复得。但第二天战斗快结束时，越盟军队夺取了该据点东北部并准备向纵深突入。
当双方激烈争夺多米尼克据点之际，埃利亚娜据点遭到越盟第316师主力的猛烈进攻。此据点某个支撑点上的2个连的摩洛哥人步阿尔及利亚人的后尘，逃之夭夭。密集的炮火还削弱了这一重要据点的其他阵地。但守卫者坚守了一整夜。黎明时，战斗有所平息，法军采取果断措施试图夺回多米尼克据点阵地，但未能成功。
4月1日夜，于盖特据点外围的一个支撑点遭到来自西北方向第308师2个团的攻击，该处简易机场部分失守。防守者不得不保存实力，因为现有的反攻部队必须用来营救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两据点。万一这两个据点失守，无论于盖特据点能否守住均没有实际意义了。4月2日，伊莎贝尔据点遭到攻击，几天前奉命前来参加奠边府战役的外籍军团第3团第3营被击溃，只有他们的坦克幸免恶运。后来3天里。越盟第304师第57步兵团向守备部队发起一系列猛烈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
4月2日和3日，在所有遭到进攻的地区都发生了残酷的肉博战。4月4日凌晨，越盟第308师企图对机场扩大战果，但同样在遭到大量伤亡之后渐渐减弱了攻势。人员处于绝对劣势的守备部队经过激烈战斗，伤亡相当大，但毕竟幸存下来。武元甲企图攻破法军营地内部防线。但伤亡数千人，未达目的。越盟的损失能得到补偿，而法方则无法补偿。战斗初期，第1空降轻步兵团第2营及其装备投入法军营地，但在敌密集的高射炮火下，这只不过是绝望的一搏，无济于事。在这次空降之前，奠边府地区步兵已减至4500人以下(其中1600人在伊莎贝尔据点)：5个伞兵营中只有1个营为300余人，坦克只剩4辆，火炮损失亦很惨重。
武元甲对“五高地”和于盖特据点北部阵地发起的进攻虽然凶猛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并没获得他所希望的胜利。法军的防守如此顽强，出乎越盟的预料。但无论如何，越盟部队超人的勇敢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并未付之东流。4月初战斗平息下来时，他们已占领机场的一部分，多米尼克据点的2个支撑点和埃利亚娜的1个支撑点。多米尼克据点阵地的失守，对法军来说后果尤为严重，因为越盟军队可以扼守通往防御中心的东北入口，他们离中心阵地不足1英里。防御体系四周受制，形势险峻。这样一来，敌人炮火目标区缩小了，空投补给物资也受到严重影响。
继续增援的决定不易落实，因为此仗败局已定，突围希望渺茫。然而，科尼认为：“五高地”之战造成的损失至少应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4月9日至12日，主要援军空降着陆，但效果并不理想，因空投区域狭小，加上不久前雨季开始，空降困难重重。4月9日夜晚，气候尤为恶劣，外籍军团第2伞兵营实施空降。比别的部队幸运的是，该营的2个连和营指挥所都在“筑垒”区内着陆。4月11日至12日夜间，空降的850人中40%落入越盟手中。这批空降兵中大多数来自外籍军团步兵营的志愿者，其中有些人是第一次在这样恶劣的，难免伤亡的条件下跳伞。
战斗曾一度减弱，但气象条件则更加恶化。法国人希望雨季能够成为盟友，但实际上雨季成为法军的另一大敌。铅灰色的天空，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使干涸的泥土变成泥流。越南人完全适应这种条件，但被困的法国人在狭窄、污浊、无护墙的壕沟里挣扎着行走。大雨甚至穿透掩蔽体的单薄顶篷。伤员的处境正极度恶化，手术条件极端困难，伤口很快因感染而坏死。乌云和阴霾妨碍了空中补给，但对越盟的高射炮手毫无影响。防御区越来越小，但仍需食品供应，甚至战俘也离不开食品。前景一片黑暗，绝望的气氛笼罩着西贡和河内。法军决定组织救援部队。
武元甲利用4月中旬的几个星期稳步地把堑壕挖至卡斯特里的司令部和法军主要防线附近。处境孤立的伊莎贝尔据点虽然被四面包围，但仍在顽强坚守。越盟从老挝和其它地方调来了新部队，训练营地的后备队也被调来充实部队，为下一步大举进攻做准备。越盟要求中国提供720吨弹药和1个高射炮团。武元甲计划投入3.5万名步兵，1.2万名炮兵、工兵、通信兵和其他小分队。奠边府防御部队掘壕固守，准备全力顶住即将来临的攻击。
4月间，在对“五高地”的进攻大部受阻之后，越盟集中力量进攻于盖特据点北边的3个支撑点和仍在法国人手中的部分机场(主要空投区)。在“五高地之战”进行之时，这里的战斗就已经开始。相对平息近1个月之后，战斗重新开始，并成为迄今为止最激烈的战斗。法军寡不敌众，援军的数量远远不够。4月28日于盖特据点的3个规模不大但很重要的支撑点失守，越南人又攻占了机场的一部分。法军伤亡500人，其中包括精锐的外籍军团伞兵。但越盟付出的代价更大，损失3个团的大部分兵力。对武元甲来讲，这只不过是暂时受挫，但他需要一周时间补充弹药和兵力，以便发动他所设想的决定性进攻。
酝酿已久的“孔多行动”计划，原来是为追击被奠边府积极顽强的防卫力量所击溃的越盟军队而制定的。但到4月份，该计划不得不改为竭尽全力营救奠边府守军的应急计划。老挝法军指挥官克雷佛克上校在纳瓦尔指挥下负责实施该项计划，但该计划很快由于高级军官的反对而陷入困境。
4月初，如果部队行动迅速，科尼也会承认此计划的有用之处。但纳瓦尔耽搁了时间，因为他在增派更多部队去奠边府解围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时，科尼与纳瓦尔关系已经很僵。4月14日，科尼告诉卡斯特里救援部队正在途中，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克雷佛克的部分部队已经出发，但纳瓦尔到27日才下达最后命令，而且还取消了空降部队。克雷佛克尽了最大努力加快行军速度，但其北非和老挝部队未受过丛林作战训练，无法及时突破越盟军队的包围圈。
与此同时，武元甲急于速胜，这不仅因为战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还因为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印度支那形势。为此，5月1日武元甲又一次组织部队向法军据点发动进攻。越盟不再采用蚕食战术，而是转为实施大规模进攻。其交通壕已挖到法军防御阵地边缘，进攻前不进行炮火准备，视死如归的越南人携带可塑炸药炸毁铁丝网和堑壕。整个战线转入激烈的近战，整个战场枪炮声不断。5月2日晚，越军在埃利亚娜和于盖特据点取得一些进展，夺取了伊莎贝尔据点的前哨阵地。但在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中，法军把越军从刚失守的阵地上赶走。这表明法军仍有很强的战斗力。
法军的末日已快来临，这并非因为守军已丧失勇气和斗志——他们直到最后仍斗志昂扬，英勇奋战——而是因为他们已弹尽粮绝。后勤保障始终是战斗的关键。只要气候允许法军飞机起飞，它们就会用密集的机关炮、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打击越南人。但越盟的人海运输线坚不可摧，而法国人除狂轰滥炸外别无办法。的确，5月2日至3日夜晚，殖民伞兵某营部分人员空降着陆(他们是几天前从法国来到越南的)，可是为时太晚．毫无作用，只不过使奠边府行将失守的痛苦、牺牲和无效挣扎更加不堪忍受。有的指挥官比较明智，指挥该营余下人员赶快撤离。
战斗的最后几天，雨季气候恶劣到极点，乌云压顶，大雨倾盆。情况日趋严重，但法国空军继续空投物资(5月6日空投196吨)。由于法军的地盘太小，大量的物资落入越盟手中，他们很快穿起法式军服或头戴美式钢盔，向法军进攻。
法军被迫一寸一寸地放弃于盖特和克洛迪娜据点的阵地。双方进行的凶猛肉搏战，简直象是回到了野蛮时代。一个越盟士兵倒下，另一个士兵带着以身殉职的狂热感情又冲上来。法军的防御圈越缩越小。最后2天的战斗主要集中在埃利亚娜据点的主要支撑点上。5月7日晨，又一群越盟士兵攻上来，最后一个据点终于崩溃。当日下午奠边府的法军防线开始土崩瓦解，只有一些孤立的阵地在进行零星战斗。为了避免又一个无谓的血腥战斗之夜，卡斯特里宣布下午5时3分停止战斗。当时，只有伊莎贝尔据点还没有完全大乱。
虽然伊莎贝尔据点遭到重炮袭击，但直至最后几天，该据点的主阵地还没有遭到越盟的猛烈攻击。然而，伊莎贝尔据点内的情况有许多方面不如其它据点。该据点的主要任务是用11门105毫米榴弹炮为主要防御阵地提供侧翼火力支援。为完成这一任务，1166人加上大炮、坦克被部署在一个十分狭小、相当潮湿的环形防御地带内。战斗一打响，守军的小型简易机场即被摧毁，通往奠边府的道路被切断，越南人包围了该据点。据点守军甚至连光顾两个为提高士气而设的妓院的福分都没有，因为司令部故意把妓院放在比较靠北的地方。该据点守军的生存完全依靠空投物资。但由于伊莎贝尔据点的空投区很小，空投物资丢失的比例比奠边府主阵地大得多。
从5月1日开始，越南人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伊莎贝尔据点。后来7天的战斗比任何时候都要激烈，轰击这个不大的据点的炮火非常猛烈。到5月7日下午，虽然部分支撑点被摧毁，但主阵地仍未失守。下午4时许，该据点指挥官拉朗德上校接到卡斯特里发来的无线电报，电报说，战斗将于傍晚结束，拉朗德可以执行“信天翁行动”计划。该计划是一个撤退计划，它要求主阵地的守军经由伊莎贝尔据点撤离，由伊莎贝尔守军断后。但前沿阵地已经失守，主阵地守军突围已不可能。拉朗德出于对士气的考虑，对此计划守口如瓶。现在，他只好在没经过演练的情况下就按计划撤退。晚上10时，2个连消失在夜幕中，但他们很快就被截断，淹没在强敌之中，变得四分五裂。有的士兵返回伊莎贝尔，小部分逃进丛林。战斗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继续抵抗下去已毫无意义。5月8日凌晨1时，拉朗德上校投降，奠边府围攻战结束。
毫无疑问，越盟取得奠边府围攻战的胜利，是因为武元甲指挥有方。的确，武元甲拥有一支兵力众多，基本上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愿为自由而献身的军队。然而，他的激情和精神，与他快速多变的战术才能一样，激励着他的军队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持续作战能力和奋斗精神。武元甲为胜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据估计，越盟军队在此次围攻战中伤亡人数高达2.3万人，其中死亡8000人。兵力较弱的法军防御部队(其中外籍军团的7个营占总人数的半数以上)也损失惨重，以整数计算，伤亡9000人，其中亡2000人，另外7000人在5月8日被作为俘虏押走。
奠边府围攻战不是第一次越南战争的结束，因为战争后来还持续了3个月之久。法国和越盟政府均已厌倦战争。但越方准备顽强坚持到底，以便在谈判前再占领一些地盘。武元甲当时已经拥有约9万可用来对付法国人的第一线部队。而法军则在6月做出决定，更换总司令，由伊利少将接替纳瓦尔。伊利指挥了最后一次战斗——奥韦涅战斗。他派兵占领了河内至海防公路以南的一个地区，形成一个国中之国。伊利面临许多困难，不得不发动一些小规模的非决定性战斗来攻打当地人的设防阵地。战斗很快平息下去。7月3日，法越双方代表在中甲(在河内正北不远)举行会谈，其中讨论了交换战俘问题。这才是结束整个围攻战的开端。7月23日，包括越盟政府代表在内的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们同意停火。因此，越盟获得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老挝、柬埔寨和南越也获得独立。印度支那进入相对和平与幸福的时期。但不久，这种和平和幸福又一次遭到破坏。
图45:奠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
图46:奠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
现在看来，法军在奠边府围攻战中失败的原因很多。参战人员缺乏勇气和持续作战能力决非原因之一。但是，深入敌占区建立孤立无援的攻防基地的方针可能是错误的，值得进一步研究。有许多判断错误，主要是法军总参谋部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越南解放军的实力、机动能力、火力以及越盟指挥官的能力，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炮战能力。如果投入足够的空军力量，尽管不一定能打赢这次战役，但法军至少能守住奠边府。
也许是作为北约成员国，对北约负有义务，法国很难向印度支那提供数量充足的飞机，尤其是重型轰炸机。美国本来可以在不大规模卷入的条件下改变双方的军力对比，但它拒绝提供空中补给支援。最后一个原因是，法军在战役中没有总体指挥。纳瓦尔、科尼、法伊、卡斯特里和朗格莱都只注重战术问题。更糟糕的是，纳瓦尔和科尼关系很僵，已经达到相互仇视的程度。
以上是战役失败的大体原因。具体从战役本身来看，后勤保障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越盟显然占绝对优势。除了部分食品(越盟士兵靠大米、扁豆和干鱼度日)和后来法方空投落入越南人手中的物资之外，越盟在战役中所需要的物资均由中国提供。运送这些物资的路线很难确定，因为途径太多，太复杂。第二次越战以前，中国昆明有铁路通往印度支那的边城老街，但没有资料表明物资靠火车运往越南。物资很可能是经从蒙自到曼耗以及从凯华富(音译)到班巴的道路，从老街、高平甚至谅山地区进入越南境内，然后由土路运往奠边府。到1954年3月，越南人修筑了莱州至奠边府的初级公路，为运输来自老街方向的物资提供了方便。
通过这些国内和国外道路以及丛林小道，漫长的脚夫运输队艰难地将弹药给养运往战区，一个师一个师的部队也通过这些道路抵达前线。法国海空军飞行员直到围攻战结束前还冒险去破坏这一条条运输线，但很少成功。道路一旦遭到破坏，越方工兵就很快修复，或者绕道而行。红河上的桥梁和军需供应点均得到良好保护，要接近这些目标和主要道路，飞行员要冲过密集的高射炮火构成的“死亡走廊”。越盟的物资运输及部队机动尽可能在夜间进行。但即使在白天也难以对他们进行空袭。越南人在伪装方面不学自会，弹药库、行军纵队、火炮阵地被丛林掩蔽得滴水不漏，他们的无烟炉在做饭时不会暴露目标。这些是阻碍法军成功地进行遮断袭击的因素。
武元甲后勤补给系统的主力是成千上万名承担接力运输任务的脚夫。他们是招募来的农民，往往自带粮食。靠手提肩挑来保障部队的供应根本不可能，因此，他们采用经过改装的自行车。越盟从1951年起一直采用“标致牌”自行车。这种车车座被拆掉，车架用木制撑架加固，车龙头用竹杆加长，以便载重物时把握方向。改装后的自行车可运载重达450磅的零散物资(一般情况下每人只能携带45磅重的东西)。只要天气晴朗，这种车便可灵活地在丛林小路上运行。因此，如果武元甲拥有5万辆自行车，就等于他的运输队一次可以运送约1万吨左右的弹药、武器配件、汽油和食品。
战役的最后一个月里，雨季来临，自行车运输变得异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可是，那时越南人已有了600辆2.5吨的俄式莫洛托夫卡车[扫校者注：即解放卡车]在土路或公路上行驶。负责公路保养的是一支庞大的苦力劳动大军。纳瓦尔曾指望这些道路雨季时无法使用，从而使越盟的后勤保障象他自己的那样发生困难，但事实与此相反。更糟的是，低云层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越盟运输队免遭法军飞机的袭击，同时也严重妨碍了法军准确地空投物资。
如上所述，越盟后勤系统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工。而法军的供给则完全依靠空中支援。越盟需要多少民工即可征用多少，而法军飞机的数量从未得到满足。简言之，这就是法军战败的原因。
如果纳瓦尔在战役前几周预储充足的给养，他后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武元甲用高超的指挥才能迫使纳瓦尔违反他自己宣布的政策，使他耗尽人力物力为其机动小分队建立空降场，企图挫败越盟对老挝和湄公河流域地区的进攻。为完成此任务，法军运输指挥部耗尽了全部物资储备。
奠边府围攻战中，法军至多拥有100架运输机和50架轰炸机(B-26)，但机组人员缺编。然而从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至结束的最后一天，法空军冒着37毫米高炮的准确炮火的袭击，共出动了1629架次，损伤相当严重。法军承认损失了23架飞机。法军也缺少地勤人员。如果飞机得不到维修，美国人就不愿提供更多的飞机。最后，美国确实提供了1200名地勤人员，从而改善了法军补给状况，但这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在战役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达科他”式飞机还能够着陆，守卫奠边府的部队每日150吨的最低食品需求量还可以得到满足。改为空投之后，情况变得异常严峻。4月有两次空投的记录为217吨和229吨，但通常的记录都远低于最低需求量。行政参谋人员还有另外两个难题。其一，在安排药品、弹药、增援部队和食品的空投顺序时，食品往往置于最后一项。这意味着削弱战斗力，因为士兵有时的食品仅够维持生命。其二，食品本身也有问题，因为欧洲人能接受的营养食品，伊斯兰教徒不能容忍，非洲人和越南人也受不了。他们所需的食品品种不同。
法国海军飞行员出色地对付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的处境。直到战役的最后一刻，援兵和物资还不分昼夜地被空投到日渐缩小的防区内。宝贵的物资落入敌人手中不可避免，但这很少是飞行员的过失，而是冲突升级中必须承担的风险。这种使冲突升级的决策在战役初期即大错特错，它无疑是导致最终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在讨论这场战役的过程中，导致失败或胜利的许多因素都已分析了。在奠边府围攻战中，决定战役胜负的因素有三个，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即补给问题，我们还从未在以前的各章中正式谈过，尽管在华沙战役和博罗季诺战役中，补给问题已成为虽不关键但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法国人没有可靠手段向其基地不断提供援军、弹药、食品和医疗保障。而越盟则相反，除医疗保障外(他们并没因此产生太多困难)，他们靠严密的组织和强壮的劳工，出色地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不给后勤保障以应有的重视，肯定要打败仗。
另外，还有两个错误导致法国人的失败。正如英国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的情况一样，他们低估了反抗他们的当地军队的力量和能力，并且在没有明确的指挥体系的情况下进行作战。这两种错误都是致命的。但在奠边府围攻战中，这两个问题与防御部队得不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的严重失误相比，则处于次要地位。
第24章战争的性质与战法
战争通常是由纷争引起的。纷争往往导致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战斗。战斗是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过去，打仗被认为是一种骑士般的浪漫行动，在近代，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仍然毁誉参半。然而，随着更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战争已被视为一种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一种丝毫无助于解决国际争端，甚至无助于消除罪恶的手段。尽管如此，如果有人说今后再也不会发生战争了，那也是十分草率的，因为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在核威慑不复存在的条件下，战争完全可能再度爆发。对此，各国必须有所准备。
战争是研究战争的课堂。在军事领域也象在其他领域一样，尽管亲身经验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但我们仍能从过去的战役以及指挥这些战役的战争大师的作战方法中学到很多东西。笔者的四舅查尔斯·内皮尔爵士——他本人就是位战争大师——曾经给他认识的一位年轻军官写过这样一段话：“博览群书会使你出类拔萃……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学习，为担任某种职务，特别是为担任更高的职务作准备。一旦担任了某种职务，他就没有时间读书了；如果上任时他的头脑空空如也，再想充实自己就来不及了。”
自从有了战争以来，军事战略一直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迫敌作战的艺术，它决定着作战的时间、地点和人数。而战术则是迫敌交战后克敌制胜的方式和手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兵器毁伤力的提高，作战指挥者们不断创造出新的攻防战法，以适应武器装备的发展。因此，战术和军事科学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的。然而，一些根本性的作战原则却是亘古不变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今，这些原则都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
通过研究战役的胜败之道，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战争的战法。在本书所论述的第一场战役中，我们会发现贯穿于后面各次战役的那些策略和原则。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出现了运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实例。当时汉尼拔(他本人就是该战略的倡导者)转战意大利南部山区时，众多罗马将军显然对他无能为力。然而，曾运用间接路线战略对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基地给予致命打击的西庇阿此时又故计重演。他不顾政治上的强大阻力，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悄悄从西西里岛出发，把战争引向了迦太基，引向了汉尼拔的后方。
间接路线战略和战术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包括时间和空间因素，而且还把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争史告诉我们，沿敌人预知的方向直接发动进攻往往是不会成功的，而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将帅却通过间接战略或战术赢得了胜利。不过，在取得这些胜利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总是综合运用心理和生理因素，因为不采取某种形式的突然性和欺骗性行动，他们的机动就会被敌人阻止。可用很多方式实施间接路线，如战略的，战术的。除西庇阿出其不意地打到汉尼拔的老家之外，本书至少还有其他七个运用了间接路线战略的战例。
威廉公爵在佩文西登陆后，没有北进与哈罗德直接对抗，而是聪明地采取了一种他知道将诱使英王劳师远征的战略。英王在开战前不得不带领一支兵员不足的军队长途跋涉。萨拉丁在哈丁之战开始前亦获得了这种重要的心理优势。为将基督徒军队从萨富里雅的安全基地中诱出，他经过精心策划，率小部队夺取了太巴列。基督徒军队在赶往哈丁角与占有坚固阵地的萨拉丁的军队开战之前，不得不穿越一片炎热的沙漠。
在西里西亚碰巧处于内线作战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也是位惯于运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大师，洛伊腾战役便是他运用该战略的得意之笔。美国内战中，麦克莱伦和格兰特在半岛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中采取间接路线战略，利用海上力量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其手段与西庇阿在扎马之战中的做法如出一辄。坦嫩贝格战役中鲁登道夫进攻萨姆索诺夫左翼以及华沙之战中毕苏斯基的反击亦是采取这种战法的实例。
西庇阿击败汉尼拔的战略以及他指导战役的技艺堪称高超战争艺术之最，它所提供的经验多少世纪以来一直给后人以启发和教益。到达非洲后，西庇阿先狡猾地将汉诺的迦太基军队诱入伏击圈，然后又在兵力占优势的敌军面前转入了防御。第二年春天，他通过实施欺骗，以前来进攻的两支敌军完全预想不到的方式，在一次夜战中捣毁了敌人的营地，歼灭了数以千计的敌军。这次战斗的胜利使西庇阿得以向迦太基城发动直接进攻。然而，由于西法克斯仍未被彻底击败，而且汉尼拔定会在后方造成威胁，西庇阿不敢对迦太基城实施长期围困。因此，他决定用心理手段而不是物质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转向西南，进入迦太基的产粮区，在那里击败了哈斯德鲁巴，彻底破坏了迦太基的粮食供应。此后，他又分兵两路，一路追捕西法克斯，一路直逼迦太基城。
迦太基军队的失败以及西庇阿施加的间接压力终于迫使迦太基元老院与西庇阿进行和谈。然而，汉尼拔在小莱普提斯登陆后，和平协议被撕毁，战争的最后一幕即将开始。西庇阿再次作出惊人之举，他既没有向前进攻，也没有原地防御，而是率部离开迦太基城和汉尼拔，进入巴格拉达斯河谷地区，破坏了迦太基人的补给线，并靠近了他的重要盟友马西尼萨。这样做极为冒险，因为这会使西庇阿也将自己的交通线和退路暴露给敌人。然而，西庇阿赌赢了。迦太基元老院强迫汉尼拔追击他。于是，西庇阿在扎马取得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辉煌胜利。
这里之所以简要重述迦太基战争，是因为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普遍适用的作战原则和战法。突然性、机动能力、补给、通信、集中兵力、士气、政治干预以及指挥才能等各种因素均在这次非洲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达成突然性，就必须快速机动和实施欺骗。尽管在战略上和战术上达成突然性均不容易，但在战略上则更难一些。指挥官无不力求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起进攻，以智谋获取决定性的战术优势。然而，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那样，突然性的达成往往要靠运气。尽管达成突然性是采取“任何作战行动的出发点”，但是达成突然性的“特别成功”的战例却极为罕见。这就是说，最初达成的(特别是战略上的)突然性效果可能会被以后发生的事件所抵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815年6月的那次战役，当时拿破仑以大胆的计划和隐蔽的行动(这是达成突然性的另一个因素)完全达到了出敌不意的效果，然而，他却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盟军在安齐奥[扫校者注：1944年，二战意大利战场]的登陆无疑大大出乎德国人的意料之外，然而，最使人感到意外的恐怕还是盟军没有充分利用这次达成突然性所取得的效果。
另一方面，战争史上靠突然性取得巨大战术成功的事例却屡见不鲜。弗里德里希在洛伊腾战役中采用的新的进攻方式，马格鲁德在里士满城外采用的欺骗手段，祖鲁人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实施的高速、隐蔽的机动以及罗斯克兰斯在奇克莫加发动的佯攻，均是靠出敌不意首先夺取战役优势的妙举。在上述的两个战役中，这种最初的优势导致了整个战役的最终胜利。
西庇阿通过逐步切断迦太基城的粮食补给线和实施灵活机动，各个歼敌的方法，打击了迦太基人的士气，迫使他们媾和。士气的重要性无庸赘言。拿破仑有句名言：“精神与物质是三比一的关系”。伟大的将领们都明白，士气低落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古往今来，作战士兵(因为人性是亘古不变的)无不由于他们的士气而表现出一定的精神状态，或高昂、或沮丧。战争的正义性、将帅的才干、武器的效能、衣食的供应、士兵家属的安全和生活状况，均是与部队士气密切相关的基本因素。可以说，士气在任何战斗中都至关重要，每位指挥官都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己方部队的士气，钝挫敌军的士气。从扎马之战中的大象到奠边府战役中的妓女，人们为提高士兵的士气真可谓绞尽了脑汁。
建立高效的补给系统是军队保持高昂斗志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如哈丁之战和奠边府之战所示，后勤供应本身也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即使在很久以前军队可就地取给的时代里，交通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军队通常需要设立补给站。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就地取给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这种方法也的确限制了能投入作战的士兵数量。尽管有许多饥寒交迫的军队战胜恶劣条件的例子，但不能长期地使士兵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否则，军队的士气就会受到影响。比起强行掠夺牲畜、谷物等物资的行为来说，正常征用体制的建立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在古代，军队的后勤补给始终是一项令人头疼，很难做好的工作。这一工作的难度直到道路得到改善(在牛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时代，恶劣的路况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机动和作战)和铁路出现以后才真正得到缓解。
交通线具有双重作用：第一，它是连接后方基地、或在某些场合(如博罗季诺战役)连接后方补给站的纽带；第二，它又是退却的路线。袭击敌方交通线的行动最适于由经过特殊训练的小股部队或游击队实施。在上一次大战中，特别是在“西部沙漠”之战中，有许多这方面成功的战例。将大规模正面进攻变为侧翼进攻是很难的，因为这需要把部队从正面阵地调到敌军翼侧。只有在时机绝对有利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才能成功。通常，它是很难奏效的，甚至是很危险的。
在突尼斯的战争中，西庇阿使自己的交通线暴露在敌人的进攻之下，在博罗季诺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中，拿破仑和格兰特的处境也是如此。然而在这三人之中，西庇阿的处境最为危险，因为如果汉尼拔能够不受牵制地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西庇阿的退路就会被切断，他就只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投入交战。俄国人没有足够的兵力对拿破仑的后方补给站造成威胁，这对拿破仑来说十分幸运。如果这些补给站梯次配置在多条后方交通线上，拿破仑的处境会更好些。格兰特采取的是就地取给的办法，他对敌人了如指掌，因此认为自己的退路没有受到很大威胁。
与补给和交通线密切相关连的问题是要塞的出现。要塞在战争中始终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本书讲到的许多战役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哈丁之战，甚至在更早的交战中，十字军能从“圣地”安全逃脱，全凭他们建造的位置适当的要塞。这些要塞不仅为十字军的后勤供应提供了便利条件，保护了他们的交通线，而且还为他们的进攻作战提供了前进基地，为他们的退却提供了避难所。在英格兰内战中，要塞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它们保护了坚固设防的城镇，封锁了敌人的交通线。尽管在通常情况下要塞迟早要被攻陷，但它们能严重地迟滞敌人的作战行动。奠边府是另一种类型的要塞，它在许多方面起着类似城堡的作用。该要塞的作用本来是封锁入侵老挝的通路，并充当进攻作战的前进基地。这个要塞之所以未能起到第二个作用，是因为它太小，无法容纳足以发动进攻的部队。
西庇阿非常清楚机动的重要性。的确，在大多数战争中，部队都要靠机动制胜。指挥官都力求机动自己的部队，以便能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大军事家们几乎都把集中兵力视为惯例，而把分兵视为特例。在有些情况下，分兵是对的，西庇阿就曾派莱利乌斯击败了西法克斯。他的冒险是值得的，因为他必须使盟友马西尼萨重新掌权。然而，罗曼努斯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将部队一分为二，彼此相隔30英里，罗斯克兰斯在奇克莫加将自己的两翼伸展到40英里以上，就很难说有什么道理了。如果布雷格及时发起攻击，联邦军定会一败涂地，因为当时他已巧妙地集中了兵力，并精心制定了作战计划。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合击或包围敌人，实施分兵是完全正确的。
在洛伊腾战役中，弗里德里希运用著名的“斜击”战术狠击奥地利军队的左翼，不仅在战术上完全达成了突然性，而且还充分证明了他分兵的决策是正确的。拿破仑在四臂村和林尼之战中也采用了分兵的战法。这次分兵本来是可以象以往一样取得胜利的，然而，由于不幸的情况多次发生，法军没能为实施主攻集中足够的兵力，他终于失败了。这就引出了节约兵力的问题，节约兵力与集中兵力关系密切。
节约兵力是指充分利用交战地域及其附近的兵力。克劳塞维茨认为，宁可使用部队不当，也不要让部队无所事事。在本书谈及的20次战役中，指挥官犯这方面的错误是屡见不鲜的。在博斯沃思之战中，理查就将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留作了预备队。将部队留作预备队也是使用部队的一种方式，只是预备队的作用在战斗初期比较消极罢了。但是，有时根本就不需要留预备队，博斯沃思之战就属于这类情况。如果理查将多少有些靠不住的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放在前沿，他就可以抽出一支部队卷击亨利的左翼，从而对斯坦利兄弟以及整个战役施加决定性影响。实际情况是，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参加战斗，就象330年后戴尔隆的法军在林尼之战中没有参战一样。在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有7.7万人和30门大炮闲置未用；在阿尔马河之战中，俄国骑兵没有投入战斗，失去了转败为胜的良机；在七天战役中，杰克逊的所有部队实际上都没有派上用场；在坦嫩贝格战役中，伦南坎普夫的部队也是如此。事后品头论足当然容易。在某些战役中，指挥官当时作出那样的决定也许自有道理。但节约兵力确实是一项重要作战原则。
要研究战争样式，还必须简要回顾一下军事将领们所受到的政治干预。在我们讲述的某些战役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汉尼拔是迦太基的伟大将领，他根本不同意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政治家们制定的计划。如果不是迦太基元老院硬逼着他按他们的计划行事，迦太基人也许会在扎马之战中获胜。在内兹比之战中，“两王国联合委员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百余年后，乔治三世的大臣所起的也是这种坏作用。在这两个例子中，政治家们的干预严重地干扰了战地指挥官们的战役行动。在萨拉托加战役中政治家竟然从3000英里之外进行干预，并用风帆传递命令。在美国内战中，林肯总统至少有一次(即半岛战役时)错误地干预了战场指挥官的行动，而且那次战役可能就是因此而失败的。戴维斯总统比林肯总统对军事懂得多些，但他给战场指择官们直接下达命令的做法也有损于南部同盟的最大利益。
战争是由政府发动并由政府控制的政治活动。在当今时代，战争的火焰可能燃遍全球，这就要求战略大师们有能力处理好世界不同地区的各种战役之间的关系。如果政治家具有实战经验，并深入地研究过军事历史(如温斯顿·丘吉尔——尽管象他这样的人很少)，他们是有资格为指导战争全局制定战略计划的。然而，作战行动一旦开始，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就不应该再受到政治家们的干预了。
还有一种作战阶段值得提及，这就是追击。在叙述扎马之战时，我们没有必要提及追击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汉尼拔的骑兵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我们可以从本书的第二个战例，即黑斯廷斯战役，开始探讨追击问题。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诺曼底的骑士们似乎在天黑前仅有的数小时里实施了一次多少有些失去控制的追击。据编年史学家记载，哈罗德的卫队曾集结起来，试图掩护已经溃退的撒克逊军队，在威廉下令收兵以前，许多骑士在所谓的“马尔福斯”地区丢掉了性命。
实施追击的要领是：迅速、无情、时间越长越好。只有这样，追击一方才能充分利用敌军士气低落的有利条件。追击的制约因素有三个：一是部队疲劳，即追击部队在实施追击以前很可能已经过长途行军和激烈战斗；二是天然障碍(包括夜暗)；三是敌军的行动。
在骑兵主宰战场的年代里，骑兵部队在追击中能给敌人造成最大杀伤。但是，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骑兵的作用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身披沉重护甲的骑士和战马在快速追击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随着长弓和火药的出现，战场上的骑士们演变成了步兵。然而，由于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克伦威尔以及弗里德里希大帝等一批伟大将帅们的聪明才智，骑兵在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又重新得到发挥。在内兹比战役中骑兵在夜幕降临前追杀了11英里，成了追击行动的主角。在通常情况下，追击在夜幕降临时就停止了，不过，在本书列举的洛伊腾战役、滑铁卢战役和华沙战役中，追击行动并未因夜幕落下而中止。
然而，单一的骑兵只能对付士气低落、正在逃跑的敌军，而无法对付组织有序的撤退之敌。约米尼说，退却“无疑是战争中最困难的作战行动”。只有在有条不紊地实施，并由强大后卫部队掩护的情况下，撤退行动才能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当敌人投入预备队时，追击行动都必须迅速有序地进行，而且三个兵种要联合行动。即使最辉煌的胜利也可能因在追击中蒙受损失而显得黯淡无光。据说在黑斯廷斯之战中，诺曼底人就是在一次小小的与敌后卫部队的交战中蒙受了很大损失。
战争中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即敌人已被打败，但立即追歼逃敌却不可能。然而，历史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明明可以追击，却没有实施追击的战例，本书述及的博罗季诺战役、葛底斯堡战役以及奇克莫加战役中就有这类情况。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俄国人虽遭重创，但却不急于撤离战场。如果拿破仑硬逼他们离开，他们肯定会进一步顽强抵抗，而这时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因疾病和伤亡而严重减员了。拿破仑把眼光投向了莫斯科，他想使部队尽可能完整地进入俄国首都。他后来尽管没有再损兵折将便如愿以偿，却未能达到战争目的。现在也许有人会说，拿破仑当初真应对库图佐夫穷追猛打，将其彻底歼灭。然而，要知道，当时在战场上作战的俄军除库图佐夫的部队之外还有其他部队，拿破仑的目标并不限于仅仅消灭其中的一支。
如果说拿破仑没有进行追击尚有情可原，米德和布雷格的所作所为就毫无道理了。当李的部队从塞米纳里岭有条不紊地撤退时，米德根本就没打算实施追击。直到一天半以后，联邦军才不慌不忙地向前开进。由于波托马克河水位上升，李在战役结束后10天内无法渡河南下，因而不得不背水占领防御阵地。米德的部队虽然在兵力和士气方面都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却让李兵不血刃地渡过了波托马克河，林肯对此怒不可遏。布雷格在奇克莫加获胜后没有乘胜追击罗斯克兰斯的部队，从而失去了一次类似的歼敌机会。当时托马斯将军的军已成强弩之末，如果布雷格行动迅速，很可能在罗斯维尔山口将整个联邦军队彻底击败，查塔努加也可能不会失守。布雷格辩解说，他的部队伤亡惨重，过于疲劳。虽然这是事实，但他的部队士气高昂，他完全应该进行追击。
以上就是2000多年前扎马之战所孕育的作战原则和战法，其中许多原则在本书后来述及的战役中依然适用。诚然，这些原则和战法并不能囊括战争的所有原则和战法，但是，它们由于具有典型性，在未来战争中仍然不会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