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争论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９７１年７月）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继波兰普遍的粮食暴乱对苏联的支持的波兰政权引起严重的挑战之后，中国报刊上又出现了反苏攻击。不过，自１９７０年以来，第一次对苏联的主要攻击出现在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的文章里，这篇文章于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８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上，以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尽管如此，苏联副外长列昂尼德·伊里奇夫，仍于３月２１日会见了周恩来，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参见第十二章）。
文章说：“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的苏维埃国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复辟了的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苏修叛徒们把苏联变成了一小撮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乐园，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监狱。”
文章还谴责“苏修叛徒们”利用“最野蛮、最残暴的手段……
镇压国内各族人民”，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严加控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到处进行军事扩张，对别的国家进行种种阴险的颠覆活动。”
１９７１年４月，这篇《红旗》杂志上重新开始了中国对所谓的苏联扩张主义的攻击，说苏联：“加剧蜕变为法西斯专政，实行与其在世界霸权斗争中的对手美帝国主义一起侵略和合作的政策。”在稍后的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的《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是“叛徒”，“全世界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
至于苏联的报刊，在中美关系改善这一时期，对此表现了特别的不满。１９７１年４月发表的一些文章指责中国政府与美国“勾结”。在１９７１年７月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指责逐步加强了。
林彪方面的情况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９７３年８月）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中国的前国防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被指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乘飞机飞往苏联，在蒙古境内爆炸身亡。当这一消息报道之后，同年９月苏联的反华宣传有所缓和。据中国方面说，林彪企图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暗杀毛泽东。１９７１年９月３０日，《泰晤士报》评论道。“反华宣传的沉默表明：
俄国人希望北京发生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变化，而且他们在坐等静观情况的变化，他们不打算使自己显得似乎比平常更加反华……”西方评论家认为：林彪危机主要是由中共领导内部在对外和对内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所引起的，它反映了林彪所主要依赖支持的党的左翼和周恩来总理所领导的稳健派之间的分裂。继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这种分裂明朗化了。会议之后，两名突出的左翼分子陈伯达和李雪峰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大家认为，分歧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有人认为，林彪元帅反对稳健派在１９７１年最初几个月内所积极推行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缓和的政策，这一斗争以７月１５日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而达到顶峰。据一些资料报道，他提倡如果采取这项政策，应同时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在此之前就提出了世界革命的策略；在１９６５年发表的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一篇文章中，他曾预言，不发达国家的革命战争将结束“美国和西欧的包围”。
（２）林彪以及军界反对削弱军队政治优势的措施；文化大革命在破坏共产党的各个机构的同时，却大大加强了军队的政治作用，军队基本控制了各省的革委会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经济企业。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在重新建立各省党委会的同时，加强了同１９６９年以来正在发展着的极左派的斗争。从而，巩固了稳健派的地位。对过激的“５．１６”组织（该组织曾对北京的外国外交使馆组织了多次进次）的打击构成了政府实行缓和政策的组成部分。
（３）１９７０年９月提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设想了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的纲领。据说，林彪元帅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反对通过缩减军费开支来为这个纲领筹措资金，他们争论说，与美国的缓和政策将会恶化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样，就有必要加强武装力量。
林彪的所谓阴谋（显然，是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或１２日发现了这个阴谋）的详细情况，没有正式公布。但是，许多据说来源于中国资料的非正式报道，于将近一年以后，在１９７２年７月和８月出现了，其中包括苏联卷入了这个事件的说法。
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３日，中国民族主义政府的情报机构（在台湾），发表了他们声称的（中共）寄给各省党的领导的正式报告。据这份文件报道，林彪元帅在１９７０年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与毛泽东发生了口角，并且与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黄永胜将军、吴法宪将军、海军将军李作鹏和邱会作将军（军队后勤部部长和政治委员）组织了“５７１”计划。据说这些阴谋家们计划起义，他们期望苏联支持这次起义。他们计划要么赢得毛泽东主席，迫使他接受他们的要求，要么暗害他。据说，“５７１”这个代号用汉字来说类似“武装起义”这几个字（的读音）。
在后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中，重复谴责了苏联（与林彪）的勾结。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举行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主要是指责已故的林彪元帅和攻击苏联，周恩来认为，苏联支持了林彪元帅已经尝试的军事政变。
在讲到林彪阴谋集团的详情时，周恩来指出：“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周继续指出：“继刘少奇（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期被视为‘走资派’而被撤职。——作者注）及其支持者垮台后，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当时，苏联谴责了这种清洗（参见第七章）。
周恩来把苏联与所谓的新右派分子的威胁联系在一起。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重新回到林彪元帅及其支持者的话题上之后，周恩来继续指出：“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上，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
……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林彪这一类……
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展现了他的总暴露和总失败……”“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结束时，追补通过了一个决议：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林彪元帅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争论的加剧
（１９７１年后期～１９７４年初期）
由林彪危机引起一段间歇后，苏联的反华宣传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１９７１年１２月的战争而重新开始。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中国和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参见第八章）。
《真理报》（１２月２２日）指责中国企图，“与美国做交易”，并把苏联报刊上原来没有攻击过的周恩来描述成“反印和反苏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７２年３月，当边界谈判中断三个月后又重新开始时，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消声匿迹了，但是，当年秋天，双方的争论又加剧了。
１９７３年３月７日，《泰晤士报》评论到：“最近，中国指责俄国人在日本的领空侦察，抢劫巴基斯坦的鱼源；通过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大量购买，破坏委内瑞拉（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经济；把自己武装起来威胁西欧；通过承认大量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而伤害阿拉伯国家。反过来，俄国指责中国卷入了世界毒品生意之中……”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５日，当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尝试由于中国“公开的反苏”政策而失败时，几个月的间歇又一次结束了。１９７３年８月和９月，在不结盟国家的阿尔及尔会议召开之前和召开之中，苏联的宣传断言，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了，它已被旨在变成核大国和主宰亚洲的军事官僚政治专政家们所统治。
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意图进行了相似的攻击，要求警惕苏联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显而易见，在答复党内对政府与美国的缓和政策的批评中，周的整个讲话都强调相信：苏联对中国的安全造成的威胁要比美帝国主义大得多；他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正在日益衰落”，因而“它（不得不）从越南撤退……”周恩来指出：“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强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撤走专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洲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代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这句话最后提到的各岛是指捉泽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占领着日本北方几个岛屿，日本声称是自己国内领土的一部分。——作者注）
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必要妥协区别开来，”他继续指出：“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１９７３年后期和１９７４年初期，双方都严厉攻击对方国内政策的所谓镇压本性，一国声称另一国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另一国称对方的政权是众叛亲离，大失人心。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７日，苏联作家协会的《文学报》杂志指责中国政府实行反对少数民族的“接近种族灭绝”的政策。据说，一些少数民族已被完全灭绝。该杂志断言，在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２年间，新疆、内蒙、西藏、四川、海南和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遭到了残暴的镇压，当１９７２年西藏新的起义被镇压时，有一万二千多人被杀。（关于１９７２年西藏大叛乱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西藏被流放者的进一步证实。——作者注）。
１９７４年１月８日，北京《人民日报》回击了这种攻击，宣称苏联正处于普遍反抗“苏修叛徒集团”所引起的混乱之中，“新沙皇处境危险”。文章特别指出，除了在精神病院给持有不同意见者服用失去理智的药物外，一百多万人被禁闭在一千多个劳改营里，他们用坦克、装甲车、伞兵部队来镇压普遍的动乱。自１９６０年以来，这种动乱采取了罢工、暗中破坏，示威游行、成立地下革命组织的形式；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乌克兰几千名大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统治。
互相驱逐外交官
（１９７４年１月）
１９７４年１月，当五名苏联公民（包括三名外交官）因进行所谓间谍活动被驱逐出中国，一名中国外交官以相似的指控方式也被驱逐出苏联时，中苏关系降到了自１９６９年边界战争以来的最低点。１月１９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宣称，Ｖ·Ｉ·马尔琴科（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书记），Ｕ·Ａ·谢苗诺夫（苏联大使馆的第三书记），和他们的妻子们以及Ａ·Ａ·科洛索夫（翻译），在与两名苏联特工秘密会晤时被捕，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２日，新华社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说：１月１５日傍晚，苏联五名外交官驱车到北京郊区的一座桥上，在那里，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会见了一位名叫李洪枢的中国人，一位不知姓名的李的同犯把用秘密文字写成的情报交给了谢苗诺夫，谢苗诺夫给了他一个包，包里面装有一台有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和用隐显墨水写成的说明书，“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一张伪造的出境证，一大笔钱以及其他谍报材料。这时，信号灯亮了，警察逮捕了这四个人，拍摄了现场，当其他三名苏联公民驱车来接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时，他们也被捕了。
李洪枢的所谓招供也发表了。声明宣称，他于１９６７年飞往苏联，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于１９７２年６月返回中国，从那时起，他在莫斯科和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命令下，在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７日，他接到莫斯科的一份无线电报，命令他与其“朋友”一起到北京，于１月１５日到北京那座桥上与大使馆人员接头。他抵达北京后，于１月１５日晨给大使馆拍发了密码无线电信号，并接到了批准这次约会的答复信号。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１日，苏联的一个抗议照会宣称：马尔琴科、他的妻子以及谢苗诺夫夫人在街上车子被堵塞，他们的车子被拖下来落在了后面，他们驱车来到另一条街上，那里聚集着一群人，安置了电影摄相机。摄相之后，他们被带到一幢大楼，试图让他们供认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在街上行走时被捕，并且受到与上述相似的对待。
尽管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官方否认了他们行踪的一切情况。直到１月１９日，才释放了他们。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９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人员关恒广被指控企图从一位苏联妇女那里获得军事情报在伊尔库次克（西伯利亚）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１月２５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在答复苏联的抗议时，把关恒广的被捕说成是“一个反华丑剧”和“一个卑鄙的报复行动”。
中国照会声称，关完成值勤任务返回北京时，乘座的国际列车在伊尔库次克车站被阻挡，其借口是发现了一名乘客正患天花。他被从车上带下来，被迫留在隔离站，在那里，一位妇女设法把一个“画片夹”塞进他的手里。接着警察走进房间，拘捕了他，带他乘飞机飞回莫斯科，他一直受审，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
周恩来在向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到这一事件。他指出：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
苏联领导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在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宪法，修改了原来１９５４年起草的宪法的序言。１９５４年宪法涉及到了中国与“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并且用“我们应该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句话替换了它。
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
（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
林彪垮台之后，中苏关系的上述这些发展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发展，都出现在中国政府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继续竞争的背景下，人们认为，周恩来的威望仅次于毛泽东，他领导的稳健派在党、政、军中博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在文化革命中被撤职的高级官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邓小平，他于１９７３年４月恢复了地位）
重返政治生涯，使稳健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政府内的激进派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毛泽东之妻）为代表，他们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虽然林彪的垮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继续控制着报刊电台，从工会、民兵和共青团中得到支持；人们还认为，他们通过江青来接近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在国内政策方面，两派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接见方面的优先权问题。
周恩来在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通常所指的“四个现代化”。——作者注），“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当双方都完全支持这个计划时，激进派认为，经济方面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诸如市场关系，在“按劳分配”原则下付酬而造成分配上的差别等，有可能在“修正主义”的领导下——例如，大家认为的苏联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领导——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们强调了毛主席的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并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利”，迅速朝建立“按需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社会前进。
另一方面，稳健派认为，政治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因此，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提倡政治的稳定性，他们准备恢复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具有实用的技术资格的官员们的地位，并且反对可能降低科技研究水平的大学教育的试验。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从广义上可以引用邓小平的话来概括：“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派都对苏联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态度赞成缓和激进派所推行的对抗政策以及他们对“苏修集团”无限制的反感。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国内局势发展中明朗化了。大家认为，激进派应对旨在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运动负责。这首先是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１９７４年夏开始而且至少持续到１９７５年７月的工业不安定浪潮。为了对这次运动所引起的混乱作出反应，１９７４年秋毛泽东提出了安定团结。这被看作是激进派的失败，正如周恩来１９７５年１月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的。
在报告中，他大大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但是，１９７５年２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下，激进派继续进攻。这场运动强调：
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仍然存在，如果“资产阶级的权利”不受到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将仍然存在。１９７５年秋天，激进派发动了一场反对“投降主义”的新运动，其矛头多半是指向对苏联持调和态度的共产党人。
然而，稳健派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的一大批政治军事领导人，都在１９７５年夏秋恢复了地位，而且，９月份发动的农业机械化运动有助于转移对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问题的注意力。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了，在选择总理接班人问题上，导致了两派间的直接冲突。最后，选举华国锋继周恩来接任总理，而没有选举邓小平（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日益履行了周的许多职责），这被外国评论家看作是一种妥协的举动，因为，华国锋在党内与任何一派都没有联系，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进一步证实了对他的总理任命。
然而，１９７６年２月，当激进派开始了一场反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激烈运动时，两派之间的斗争激化了。特别是邓小平蒙受了耻辱，１９７６年１月以后，他没有再公开露面。
１９７６年４月，报道他被撤了职务。
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二十五大报告
（１９７６年２月）
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５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报告。虽然他提到了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他指责毛主义“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调和的方法似乎基于苏联的希望：即中国政治领导人最近的变化将对苏联产生更有利的政策。
关于中国，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现领导人的政策明目张胆地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只说毛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不相容，现在已经不够了。它们甚至是直接敌对的。……我们仍将同毛主义作斗争，作原则性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我想再次重申：对待中国也象对待其它国家一样，我们坚定地奉行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总之，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不但如此，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北京回到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策上来，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走上同社会主义世界合作的团结的道路，那么，这定将得到我们方面相应的反应……。问题就在中国方面了。
”继华国锋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被证实之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发了祝贺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苏联“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８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署名为“Ｉ·亚历山大罗夫”（发表苏联政策的重要声明常常使用的假名）
的长篇文章，好象苏联政府要同中国政府内的稳健派联盟，希望主动改善关系。文章把中国政府的反苏政策归咎于“毛泽东集团”，并且说：“正如最近北京和其他城市大规模的不安定局面所表明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毛主义一道走的”。文章还呼吁恢复边界谈判。（参见第七章）。
这种做法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任何反应。与此同时，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９日招待当时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的宴会上，华国锋谴责苏联是“野心很大”的“战争最危险的策源地”。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９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门前还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两名中国卫兵和一名市民遇难。５月１３日，中国官方发言人说，这次爆炸事件是“一个现场遇难的反革命分子的一次破坏活动”。
中苏经济关系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
自１９５９年（当时苏联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两国的互换贸易等值总数达二百亿美元以上，即占中国对外贸易的４７％）中苏关系破裂以来，中苏贸易逐步下降。文化革命加速了这个过程，１９７０年，贸易数额下降到四千五百万美元。不过，从那以后，贸易扩大了：中国的进口需求——特别是资本货物——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虽然，中国工业设备的进口来自西方和日本；但是，与苏联的商业联系，由于这种贸易的易货方式和直接铁运的方便而特别吸引中国。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２日，中国政府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伊万·格里申率领的代表团缔结了一项新的贸易支付协定。尽管１９７１年夏（见上述）两国关系恶化，然而１９７１年８月５日和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３日，还是签订了两项更进一步的贸易和支付协定。在这些协定下，两国的贸易值计划从１９７１年的一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２年的二亿八千八百万美元。
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在前一个月签订的协定下，提出了一项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直达航空服务。迄今为止，苏联的航空公司在伊尔库茨克中途停下，只管理这段航线；而中国民航总局只服务北京——伊尔库茨克这段航线。大家同意，苏联公司和中国公司各管理一周的直接飞行，双方都使用Ｉ－ｌｙｕｓｈｉｎ６２ｓ标志。
１９７４年７月４日，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４日，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１日，两国分别签订了每年的贸易支付协定。已经确定的贸易额１９７４年为二亿美元：１９７５年为一亿五千八百七十万美元；１９７６年为二亿一千万美元。
贸易方式没有变化，苏联提供机械和设备，中国提供原料和消费品。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６日，《金融时报》评论道：“现在，贸易的规模把苏联列到同联合王国相等的北京合作者的名册里，尽管日本、法国、西德和日益增长的美国远远地超过了苏联”。
第十章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２年）
当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隔离逐步地减少。尤其是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后更是如此。
由于中国同苏联存在着日益紧张的关系，从而促使中国人鼓起勇气寻求外部世界的联系，同时也使中国人对美国的建议作出反应。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加快了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的进程。
越南战争结束后，中国决心引进外国技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则希望平衡其在东亚的势力，这两种因素有助于中美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但中美双方都视对方为对付苏联的一只法码。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和美国在援助台湾问题上出了问题，中国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立的状况，制定了明显的平衡政策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七十年代是苏美关系的缓和时期。
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苏美两国的相互联系得到了发展，并签署了几个有关限制核武器的重要协定。但是，１９７６年以后，由于中美关系所具有的反苏意义和美国人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怀疑，从而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和１９８０年罗德纳·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两件事实际上中止了苏美关系缓和的进程。与此相反，这些事件却使中苏关系得到了重要的发展。
美国对中国限制的放松
（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９７１年３月）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１日，美国宣布放松某些自１９５０年以来对中国强制实行的旅游限制。取消限制的内容包括：（１）允许到国外旅游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达１００美元的中国大陆产品。而在这段时间里，除印刷品外，美国一直禁止在中国大陆制造的一切物品进口。（２）对某些美国公民撤销他们对中国旅游的禁令。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林蒂克就此进行解释说，这些措施仅仅是美国单方面采取的；采取这些措施没有同中国当局磋商过，而且美国也不期望北京对此作出任何酬答。他还补充说，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美国宣布，尼克松总统已决定放松美国对华贸易的某些限制。根据这些放松的原则，美国将撤销三项禁止贸易令，内容是：
（１）允许美国公司的外国从属机构同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
（２）尽管禁止中美两国直接贸易的法令仍然有效，但美国公司可以购头中国产品，然后转卖给第三国。
（３）允许美国公民在国外购买供自己家庭使用的中国商品，数量不限。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５日，美国宣布撤销美国公民到中国旅游的最后逗留期限的限制。这一决定是美国政府采取的，旨在缓和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采取的一个步骤。然而，中国方面对美国的主动没有作出明显的反应。
乒乓球外交
（１９７１年４月）
１９７１年４月６日，在日本长崎市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持近尾声。中美两国均派代表队参加了这次比赛。美国参赛队接到一个令人惊异的访问中国的邀请。美国队当即接受了这一邀请。自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以来，美国运动员被邀请访问中国尚属首次。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对这一邀请表示欢迎。并表示，在没有得到北京官方的同意之前，美国是不会安排这次出访的。
美国运动员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０日至１７日在华访问期间，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范围的旅游、观光活动，还进行了多次表演赛。周恩来总理４月１４日在北京接见了美国运动员。在欢迎美国人的宴会上，他说：“由于你们接受我们的邀请，你们已经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我深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的开端毫无疑问地会得到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美国运动员回国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给予崇高礼遇和友好接待备加赞赏。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Ｂ·斯廷霍文发表声明说：“中国乒乓球队接受了他的邀请，不久将访问美国。”他的声明深受美国白宫的欢迎。
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４日，尼克松总统宣布进一步放松对中国贸易和旅游方面的限制：（１）
美国准备为中国的来访者从速办理护照签证手续。（２）美国将放宽货币管制，允许中国使用美元。（３）取消美国各公司给往返中国的船只、飞机提供燃料的种种限制。但是，中国往返于北越、北朝鲜或古巴的运载工具则除外。（４）美国的船只、飞机在各非中国大陆港口可以运载中国的货物。悬挂外国国旗的美国船只可以访问中国港口。１９７１年５月７日，美国正式取消了货币管制。这样，自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以来中断的中美两国的直接贸易又重新开始了。
由于尼克松在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０日进一步放松对中国贸易的限制，从而使美国二十一年来禁止对中国出口非战略物资的历史即告结束。尼克松的这一决定带来的结果是：美国放宽了同中国贸易条件的范围。这其中包括从中国进口商品。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６日，中美两国直通电话线又重新恢复使用（１９６８年以来一直中断）。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国政府释放了两名在押的美国人，其中一名是１９５２年在中国东北因飞机被击落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承认和台湾被驱逐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举行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联合国以７６票赞成，３５票反对，１７票弃权，通过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提案，这一提案包括中华人民并和国在安理会有常驻代表的资格。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立即”取消台湾民族主义政体的代表席位——这是联合国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取消成员国的代表席位。产生这样结果的提案是由阿尔巴尼亚和其他２２个成员国联合提出来的。联合国经过六天对中国代表席位的辩论，最终通过了这一提案。苏联也投票赞成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代表席位。
在上述提案被通过之前，联合国大会曾否决了美国的一个提案。这一提案是由美国和另外１８个国家联合提出来的。
提案要求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占２／３多数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取消中华民国（即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的建议作出裁决，并指出，“他们的要求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提案的投票结果是：
５５票赞成，５７票反对（包括苏联），１５票弃权。
美国国务卿威廉斯·罗杰斯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２日曾明确表示：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与此同时，他又表示反对任何取消台湾代表资格的行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在８月１７日提交给吴丹（联合国秘书长）的备忘录中，重申了美国的这一立场，他要求联合国大会在讨论中国的代表席位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代表席位要同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代表资格的确定，应该考虑不可否认的两个国家同时存在的事实”。美国的备忘录还谈到：
“如果这样做的话，象以前根据联合国宪章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一样，在各成员国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代表席位这个问题上，联合国无需采取什么立场。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同时，联合国应该作出规定，中华民国的代表席位不应被取消。如果联合国想在和平共存和促进人类进步方面取得成功的话，联合国就应该以公正和现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代表席位问题”。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６日，在一次临时性紧急会议上，尼克松总统说，美国决定投票赞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承认该国在安理会的席位，美国的这一决定“考虑了所面临的现实。”同时，他又强调说，美国将投票反对将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我们将尽我们的努力，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达到这一目标。”然而，北京的外交部则早在８月２０日强调指出：“除非联合国将‘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加入联合国。”声明指出：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任何类似的谬论，坚决反对‘决定维持台湾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现状’的谬论；坚决反对制造‘台独’的阴谋。如果联合国出现类似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绝对不与联合国有任何接触。
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毫不动摇的。任何人玩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不管是谁、无论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兜售同样的货色都不会得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必须从联合国和它的全部机构中滚出去。联合国必须完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这一声明是中国对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第一次作出的官方反应，尽管新华通讯社早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２日对罗杰斯的声明作出了义正词严的驳斥。
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联合公报》
（１９７２年２月）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８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随行的有美国国务卿威廉斯·罗杰斯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在抵达北京以后，尼克松会见了周恩来。接着，在基辛格的陪同下，尼克松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当地报纸除报道这次会谈是“认真而坦率”以外，没有进行更详细的报道。
在访问逗留期间，尼克松多次会见周恩来并同他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会谈。总统一行到中国各地著名的风景区游览，罗杰斯多次同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会谈。起初，宣传机构很少公开尼克松来访的消息。而在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２日以后，中国的各主要报纸突出地登载了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会谈的消息。访问于２月２７日结束。在上海，尼克松和周恩来结束了会谈。
那天，在上海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尼克松把七天中国之行描绘成“改变世界的一周”。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７日，双方发表了冗长的联合公报。公报声明：
“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而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的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成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成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美国白宫宣布：经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同意，通过外交渠道，中美两国指定各自的驻巴黎大使继续进行联系。紧接着，两国大使立即在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举行会谈。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尼克松撤销美国船只、飞机通往中国的长达２２年的限制。这一行动表明了美国政府在《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鼓舞下，“推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贸易与交往的发展”的意图。但任何通航中国的美国船只、飞机，必须预先得到中国的许可。
基辛格使团抵达北京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１月）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５日，基辛格博士抵达北京。在为期五天的访问期间，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姬鹏飞（外交部长）和乔冠华（副外长）进行了会谈。２月１７日，基辛格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长达２小时的会谈。
基辛格访问结束后发表的一个简短公报说：“会谈是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的。是认真、坦率和建设性的。”他们商定了一项扩大贸易以及科学、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的具体计划。双方重申了上海联合公报的各项原则。经商定，每一方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一个联络处。其细节将通过现有渠道拟就。双方认为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
基辛格回国后，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２日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说：
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从敌对状态进入正常化。”他还说，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的联络处，对没有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中美两国来说，将会促成两国间的正常的密切的联系。（３月１２日和１５日，中国当局释放了自１９５２年起就关押的和在越南战争中被俘的三名美国飞行员） 。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４日，基辛格（已担任美国国务卿）再度访华。访问期间，他同周恩来、姬鹏飞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会谈；他还同毛主席进行了２小时的会谈。
１１月１４日，在以他的名义举行的宴会上，基辛格阐明了他的观点：“不论将来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不变的因素。”
在基辛格结束对北京的访问时，中美两国重申信守上海联合公报中确定的各项原则。美国方面重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方面再次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公报最后谈到，双方满意地注意到，在北京和华盛顿的联络处正顺利地行使其职能。双方商定，应该继续扩大联络处的工作范围。
在过去一年里，两国贸易有了迅速发展。双方认为，采取措施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贸易创造条件，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双方表示将在上海联合公报的基础上为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继续努力。
福特总统访华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由国务卿基辛格陪同，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日至５日访问了北京。
访问期间，他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进行了会谈。毛主席接见了福特总统。访问的各项细节是由基辛格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北京会谈期间安排的。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在谈到同苏联缓和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１２月１日的宴会上，在福特和邓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邓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对于世界霸权的争夺愈演愈烈，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样争夺下去，势必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正是和平经念的最起劲的那个国家。‘缓和’的辞藻掩盖不住战争危险日益增长的严酷现实。”
福特总统指出：在国际领域中，我们“共同关心的是希望看到世界不被军事力量或压力——即我们在联合声明中所说的霸权——所统治……当然，在争取到达我们的目标时，我们各自将根据自己在世界上的不同处境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做法……美国将既努力减少危险，也努力探索新的和平机会，但我们对此不抱幻想。当前的形势要求力量、警惕和坚定性。但是，在我们继续决心反抗任何威胁别人的独立和幸福的行动的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争取实现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
”尽管会谈结束后没有发表公报，但１２月５日，基辛格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会谈对美中双方都有利。因为他们能使“双方领导人相互理解和懂得能够采取平行政策的做法。”虽然欧洲和安哥拉是“平行政策”的地区，但很明显，美国要花时间去解决继续承认台湾民族主义政府的基本问题。对美国在南朝鲜保留军事力量的问题，两国仍然存在着分歧。扩大两国间贸易、文化和科学交流的设想将通过正式渠道继续实现。
福特在评论他在北京的会谈时说：“我们也肯定了，我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点……并且根本反对别人以任何形式把霸权强加在亚洲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我在我们的会谈中重申，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我们的关系正成为国际政治前景的一个持久的特征。”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５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作为友谊的表示，中国当局将归还越南战争中被击毙的两名美国海军航空兵的骨灰。
中美关系正常化和苏联的反应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自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后，到１９７７年８月没有美国政府官员访华。
１９７７年８月，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访问北京，同黄华（当时的外交部长）、邓小平（刚恢复副总理职务不久）
和华国锋主席举行会谈。两国政府间中断联系，主要是由于中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即：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同时，也由于１９７６年底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
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８日，万斯在纽约再度会见黄华。据后来透露，在这次会谈中，他们已正式同意讨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至２３日到中国访问，并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他宣布，“美国对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已下了决心。”
在北京的日子里，布热津斯基发表了若干被看作是有强烈的反苏腔调的声明。在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的一次宴会上，他说：“我们认识到中国决心抵抗任何国家寻求建立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的努力，我们也有这种决心……只有那些想支配别人的人才会害怕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非正式的评论和报道中，他把苏联比作“野蛮人”和“北极熊”。
苏联《消息报》在８月４日的评论中说：“他本人（指布热津斯基——译者注）所作的反苏声明与美国政府一点也不抵触……我们已明确地指出，在削减核战争的危险和裁军方面，在反苏主义基础上同中国形成的集团与美国的合作有着更为接近的可能性。华盛顿应该考虑这一点而不应考虑微不足道的反苏计划……”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若干名美国高级官员到中国访问，他们为在教育和科学的交流、能源工程和发展农业方面达成协议而进行会谈。此外，布热津斯基的访华进一步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１９７８年７月中旬，双方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谈判。
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采取灵活的态度的建议，是有益于谈判的。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９日，邓小平说，中国政府承认台湾有与大陆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愿意寻求一个现实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当局讨论台湾回归祖国的条件。中国政府不会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做法。因为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这种保证会使台湾当局拒绝谈判。邓还指出，中国要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将不会放弃三大条件，这就是：美国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取消同台湾现存的条约和从台湾岛上撤出美国的所有军事力量。同时，美国应减少同台湾继续保持正常的联系。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美国官员声明说：美国已经接受中国关于美国和台湾关系问题的三大基本条件。但美国政府也坚持自己的三大条件：（１）同台湾于１９４５年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不能立即终止。根据该条约的规定，终止该条约需要在通知对方一年后才能生效。（２）美国政府表示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同时，中国不再就台湾问题作出与此相反的声明。（３）即使在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和终止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以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然而，据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报道，邓小平发表声明说，尽管中国政府仍然坚持美国必须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但中国不再把这一点作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６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政府以前曾决定有限度地向台湾当局提供防御性喷气式战斗机。今后美国政府将不（按台湾的要求）向台湾当局提供能够攻击中国大陆的战斗机。１２月３日，赛勒斯·万斯表示，美国通过北约各成员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政策有所改变。声明说，各国对此问题“应该自己作出决定”。他还暗示，美国目前不会鼓励向中国出售武器。
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同美国参议院代表团会谈时说，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合理的进程”，但他又补充说：“我们不理解的是一个号称自己致力于和平与国际友好关系的国家，与此同时却向中国出售武器，在中国建立一个不仅使战火在亚洲扩散而且将会遍及整个世界范围的危险军事中心。”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６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公报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１）“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２）“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３）“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１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在联合公报发表的同一时间里，两国政府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表明各自的立场：
美国声明：“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开始，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１月１日同一天，根据美国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美国将通知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终止美国同中华民国制定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还声明在４个月内，将从台湾撤走原保留在台湾的军事人员。将来，在没有政府官方代表参加和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仍保持商业、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美国政府将请求调整美国的法律和法规，以便在新的形势下，允许同台湾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官方的关系……美国将继续注视着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希望中国人民能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声明：“中华人民并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了解决……至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华国锋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在回答中美建交会不会恶化中苏关系的问题时，他说：“不是同盟，也不是轴心……所以谈不到正常化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问题……当然，这毫无疑问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我们在公报里已经提到了反对霸权主义。我们既反对大霸权主义，也反对小霸权主义，既反对全球性的霸权主义，也反对地区性的霸权主义”。（中国的宣传机构经常遣责苏联谋求“全球性的霸权”、越南谋求“地区性的霸权”）
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中，卡特总统保证：“这一步骤除了维护世界和平以外，没有别的目的。”塔斯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１日的一篇报道声称，勃烈日涅夫在他的复信中说，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建立正式关系是自然的事。但正常化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和双方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却是另一个问题。他关注着这一事实，即“假如人们记住中国领导人的常用词汇的话，中美两国联合公报毫无疑问地包含着有所指的词汇（意指霸权）”。这封信作出结论说，苏联始终在实践中密切地注视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从中为苏联的政策作出适当的结论。
一般来说，苏联报刊对中美联合公报抱怀疑的态度。但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日，《真理报》对卡特在１２月１５日所作的“我们没有利用同中国的新关系去损害苏联或其他国家利益的任何企图”的保证表示欢迎。但该报又评论道：“时间将会证明上述言论是否与实际行为和政治行动相一致。”苏联军队报纸《红星报》在１２月１７日指出：“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复活主义和中国大国沙文主义”，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它还遣责中国企图煽动一场使美国和苏联互相毁灭、从而为中国的“全球霸权”铺平道路的战争。
美国政府发言人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５日发表声明说，卡特总统在他给勃烈日涅夫的复信中反复强调，美国承认，中国不是直接反对苏联的；同时又承认，向北京出售武器不是美国的政策。但是，其他国家出售防御性武器以及中国购买这些武器，这都是国家主权的问题。
美国将不阻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售武器。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至２月１日，由外交部长黄华陪同，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邓在华盛顿同卡特总统进行了会谈，另外还签署了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和外交交流四项内容的协定。
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声明：双方“一致认为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有所不同的方面。”公报补充说：“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邓在访美期间，由于在某些公开的场合反复地攻击苏联，从而使美国政府很是为难。邓在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时，称苏联是“战争的温床”。坚持说美国处于“战略撤退”的状态。邓宣称，“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控制这头北极熊的话，对我们来说，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联合。”
１月３１日，在另一次谈话中，邓说：１９６３年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和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４年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约束不了也减少不了苏联扩充军备的努力和他们的扩军政策。”在否认中国反对这类协定的同时，邓宣称：“需要的是，采取更加现实的、更加切实可行的步骤，比如说，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关于台湾问题，邓在１月３０日告诉美国参众两院议员：
“只要台湾回归住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向台湾更进一步地表示了和解的姿态。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日，塔斯社发表了一则新闻电讯，评论邓小平的谈话，要求美国政府阐明对邓的“煽动性声明”的态度。《真理报》在２月４日发表评论说：“苏联公众舆论不能闭着眼睛面对美国给中国来访者提供宽阔的论坛，用以诽谤苏联这样的事实。这种反苏行为似乎指的就是中美联合公报中提到的‘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人们感兴趣的是想知道华盛顿的观点在哪些具体方面与北京领导人的政策相一致……”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２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特卓有成效地表明了他本人与邓对苏联声明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卡特强调说，他希望与苏联改善关系。
中美经济和军事协定
（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９８１年）
１９７９年以前，尽管中美两国贸易实际上起伏较大，但两国贸易量已达到了颇具规模的水平。两国期待着关系正常化会导致两国贸易的稳步增长。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外贸部长李强表示，美国公司可以在北京设立永久性办事处。美国公司可以同中国贸易公司共同承担风险。他补充说，“只要条件适合，中国准备接受外国贷款。”这似乎与中国先前的“自力更生”政策相悖。
１９７９年１月５日，美国钢铁联合公司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关于在中国东北吉达山建立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矿石加工基地的协定。这项工程拟于１９８３年完工。３月２日，中美两国就尚未解决的所有权问题签订了一项协定。
１９１９年５月８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四项有关中美两国科学和技术相互交流的协定。接着，６月１２日签订了一项关于美国向中国援助一台五万千瓦高能加速器的协定。６月２２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关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五年合作协定。１９７９年７月７日，中美两国签订了美国允许中国为最惠国的协定。这一贸易协定于１９８０年２月１日生效。结果，美国将中国产平的税率从２０％降为１０．５％左右（这一税率是美国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贸易税率）。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后，１９８０年１月５日至９日，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问北京。中国方面同他会谈的有：徐向前元帅、邓小平副总理、耿飚副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黄华。访问期间，布朗暗示，尽管没有打算采取共同的步骤以加强“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以对付苏联占领阿富汗，但中国与美国除了在外交方面进行合作以外，同时在防御领域也应当进行合作（关于这一点两国都有同样的看法）。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０日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发表声明说，美国将向中国提供新的技术，但不是提供武器，虽然其中某些技术可以用于军事目的。１月２４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正准备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攻击性武器）。据透露，布朗在访问北京期间，他就已经着手进行这宗交易了。５月中旬，中国副外长章文晋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宣布了某些订货协定。３月底，耿飚也曾宣布过同样内容的协定。１９８０年９月，美国政府同意批准有关先进电子和军事设备的４００多种产品的出口许可。据报道，从战略的重要性考虑，中国准备向美国出售稀有金属。
正象布朗访问中国期间，中美官方报纸宣布的那样，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中美两国签署了一份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信息地面接收站协定的备忘录。该站接收的信息由美国代号为Ｌａｎｄｓａｔ——Ｄ卫星系统传送。美国国防部承认，尽管这一卫星系统用于民用，但该系统的技术也可以用于军事。
１９８０年３月，中美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为美国大规模援助中国发展水电工程铺开了道路。协定是根据１９７９年８月美国副总统瓦尔特·蒙代尔访华商谈的内容签订的。
１９８０年４月４日，美国总统卡特授权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中国发放贷款，以便有利于美国在华推销商品。１９８１年５月，中国银行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一项协定。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７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又签署了一项有关领事航海和民航协定。同一天，美国同意从１９８０年起到１９８２年止，美国有限度地从中国进口六种纺织品。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２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又签署一项协定。
根据该协定，从１９８１年起到１９８４年止，中国每年将从美国购进６００万吨到８００万吨谷物。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总值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０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７９年的２３０亿美元；从１９８０年的４８０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８１年的５５０亿美元。双边贸易的平衡对美国十分有利。美国大批量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４日至１７日，美国新上任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北京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他同黄华、耿飚（最近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及负责经济方面事务的副总理薄一波举行会谈。同时还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赵应邀出访美国）、邓小平。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国务卿黑格宣布，美国方面已原则上同意考虑中国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请求。第二天，美国国务院还强调出售的武器仅仅是用于防御目的而已（尽管美国承认“某些武器装备明显地能够用于防御和进攻的目的”）。
美国国务卿说，会谈是富有建设性的。他还强调了里根总统希望同中国发展关系，希望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结盟”的法律条文；他还希望改善出口控制手续，扩大同中国的贸易。中美两国一致同意建立一个美中商业贸易联系委员会。黑格说：虽然他还没有来中国完成“出售武器的使命”，但是，“我们确实一致同意我们的防御体系方面的交流能进一步扩大。”他还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将于８月份访问美国。届时将讨论武器的销售问题。而这将是对“双重使用技术的实质性放松”，即商业和军事潜力、军火项目的限制将进一步得到解除。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９日，《真理报》在评论黑格的声明时指出，黑格的声明“鼓吹中美由敌变友，是在扩大军事战略方面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黑格的声明旨在作出最大努力，利用中国的反苏倾向进行冒险，目的是损害缓和局势，挑动局部地区发生冲突，威胁世界和平。”
６月２７日，《真理报》在一篇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苏联发表半官方评论常用的笔名）的文章中，对黑格的声明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
中国军事化的危险……在于存在着如下事实：“中国人手中的美国武器将首先在中国较小的邻国使用。顺便说一下，在这些邻国中，有美国的盟国。”
文章接着宣称：“很明显，中国在加速实现它在东南亚和南亚的领土要求……如果华盛顿利用现在中国领导人狂热的反苏情绪来推行美国的全球反苏战略，北京会因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而追随之。也就是说，使苏美两国相斗，经过核战争后，中国就能够统治全世界。按照北京的计划，这场核战争将消灭美国和欧洲，但会有许多或数亿中国人存活下来。……以反苏为基础的中美合作，在对待苏联方面，在苏美、苏中关系的来龙去脉方面，应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广播说：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由美国提供设备、中国人操纵的两个电子情报收集站，正在监测苏联在中亚的导弹试验。第二天，《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广播。但仅说只有一个情报收集站。中美双方官方发言人就此事拒绝作出肯定和否定的回答。６月１８日，塔斯社在引证这篇报道时指出：中国人已经扮演了为“帝国主义情报服务自愿代理人”的“可耻角色”（１９７９年４月，邓小平曾对一个来访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代表团说，中国将进口美国监听设备，在单独由中国人充当监听人员的条件下，同美国共同使用这些情报）。
台湾因素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２年８月）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８日至２９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同年４月１０日，卡特总统签署了这一法令。根据该法令，美国通过在台湾的办事机构，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
法令规定：“采取任何非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将会使美国对此进行严肃的考虑。”法令要求美国“通过提供具有防御性武器的办法，帮助台湾人民保持足够的自卫防御能力。”法令还详细地规定，从移民的目的考虑，原则上要把台湾当作独立的国家看待。这项法令的签署，遭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反对。４月１９日，邓小平发表声明说，这项法令等于几乎取消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６日，在台湾的美国办事机构开始进行工作。该机构临时配置离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充当外事官员。根据美国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设在台湾的台湾非官方机构）签署的协定，设在台湾的美国办事机构人员和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成员均享有外交特权。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随着美国与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终止通知的下达，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小组的最后一批成员于同年４月离开了台湾岛。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共同防御条约自行终止。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在１９７９年２月５日发表声明说，在１９７９年内，美国将不再答应向台湾提供武器。尽管这些武器早就同意向台湾出售，并准备运往台湾。但是，１９８０年１月３日，美国国务院又宣布：美国将向台湾出售一些防御性武器。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０日，新华通讯社强烈地遣责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违背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
１９８０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在参加竞选期间，建议美国应同台湾恢复官方关系。这招致了中国宣传机构的猛烈指责。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５日，中国就里根参加总统竞选发表一项声明，声明指出：
“我们希望并期望新的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上海公报和中美两国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并得到巩固。”
在里根政府执政的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其原因是受到里根在竞选期间发表的声明和某些别的因素的影响。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５日，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允许中国购买额外的可作军事用途的技术的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我们宁愿不购买美国的武器，也不同意美国通过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方式而继续干涉中国内政。”评论最后补充说，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将不得不作出强硬的反应。”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４日至１７日，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了北京。这次访问的主要内容与中国的贸易和军事关系有关（如上所述），同时也包括台湾问题。在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后，６月１６日，黑格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黑格解释说，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来往的“非官方”关系将继续下去。“这一点已被中国领导人所理解。”他说，我强调美国将继续按照美中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里根总统打算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友好国家对待。美国和中国虽然不是盟国，但双方有许多共同的利益。美国还将修订外贸管制措施以扩大对华贸易。”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黑格承认他已经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但拒绝作详细的回答。
在１９８１年下半年和１９８２年的头一个月，由于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没有达成统一的协定，尽管黑格访华，但中美关系仍然很紧张。结果，中国不接受黑格提出的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建议，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对美国的访问。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国政府就和平统一台湾问题提出了更详细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态度。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３日，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国家首脑会议上，赵紫阳会见了里根总统。据报道，他警告里根，如果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那将会危及中美关系。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３０日，黄华访问了华盛顿。访问期间，他同黑格进行了会谈。据报道，他要求美国政府不再向台湾销售比原有武器更尖端的武器了，提供给台湾武器的数量应逐步减少。在指定的日期，美国应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１日，美国又宣布向台湾提供更多的武器。后来，据透露，美国政府已经拒绝接受中国要求美国确定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最后期限的建议。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９日，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移民入境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美国允许每年从中国大陆移民二万人，从台湾移民二万人。对此，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６日，中国方面照会美国政府，对里根总统签署的这项法令表示抗议，北京方面说，这项法令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待。要求美国应纠正这种“错误”。
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５月间，中美关系稍微有所改进。同年３月７日至９日，布什副总统访问北京。同黄华、赵紫阳和邓小平进行了会谈。３月８日，布什副总统声明说，中美双方代表已经同意就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继续举行会谈。据报道，布什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不同意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最后期限的意见，但是，美国并不希望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
１９８２年４月５日，里根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该信的内容在同年４月９日公开。在信中，里根对中国在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的和平建议表示欢迎。里根的这种观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４月５日这一天，里根给胡耀邦（１９８１年６月接替华国锋任党的主席职务）的信中说，他重申了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同年夏天，美国又进一步表示，对台湾政府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随着通过外交途径在北京举行谈判的延长，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中美两国政府发布了一个联合公报。公报声明：“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公报指出，“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原有的供应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通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公报发表后，中美双方作了不同的解释。美国方面把公报看作是中国不会通过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保证。中国方面则把公报看作美国在限定的时间内结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保证。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１日和１０月１０日，中国政府再次批评美国表示支持台湾的做法。同年１０月，在中美展开论战的同时，中苏两国之间开始进行磋商，这是自１９７９年以来双方进行的第一次磋商。１９８２年秋，中国官方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在苏美两国之间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中国把美苏两国的政策同等地看作是“霸权主义”，但近几年来，“霸权主义”这个术语却主要是为苏联保留的。
第十一章 后毛泽东时期的中苏关系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２年）
中国经过一段整顿和巩固的时期以后，１９７６年９月，毛主席逝世。在中国政府内部，邓小平的支持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中国的国内政策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政府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任务要求政治上安定和实行党的纪律。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强有力地推行了“对外开放政策”。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国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见第十章）。与此同时，同日本、西欧的关系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对“修正主义”苏联在口头上的谴责也有所减少。苏联希望更进一步地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人仍然担心苏联的“霸权主义”意图，从而使中苏两国恢复关系受阻。７０年代末期，支配着中国外交政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苏联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就支持或不支持印度支那的越南、柬埔寨的问题，就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问题，再次挑起了论战。
当１９８０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时，比较平稳发展的中美关系受到了破坏（见第十章）。
但是，到了８０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这样，使中国对苏联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反应。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
（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９７７年７月）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主席逝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进行的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起初，在高级领导层中，没有一种派别能起支配作用。
但是，到了同年１０月７日，中共中央常委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继任毛主席的职务。与此同时，激进派的四位领导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中国报刊称之为“四人帮”）因阴谋篡党夺权而被捕。尽管部队在一些地区（如福建省）被命令进行休整，但“稳健派”的彻底胜利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掀起了声讨“四人帮”的运动。
开始，“四人帮”被指控为“丧心病狂地打倒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采取的“错误”政策受到了批判。继之，他们又被指控为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实现。后来，宣传机构又指出，尽管他们表面上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但实质上他们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宣传机构强调了他们以前曾经与林彪元帅有过联系。１９７７年５月，在一篇文章中，作者断言张春桥在１９５４年已成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追随者”。为了隐藏其反革命本性，１９５８年张曾经采取极端的“左”倾机会主义政策。在对外交往中，“四人帮”被说成是“对外国人摇尾乞怜、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人。这场运动扩大了范围，攻击了“四人帮”在各省的代理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开始进行内部清洗，１９７７年３月和１０月又再次进行清洗。
结果，许多省党组织的领导人被更换。
在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四人帮”被开除出党。他们被定的罪名是：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江青被判处死刑，后来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这次全会确定了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恢复了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被撤销的职务。这样，巩固了稳健派的地位。
苏联的主动和争论的重新开始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７年４月）
苏联宣传机构始终把中国对苏联的敌视政策归因于毛主席和中国党内“激进派”的影响，并认为“稳健派”领导人不支持这一政策。因此，毛主席的逝世以及中共党的领导人的更换，唤起了苏联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
苏联评论家指出：１９７５年，中国发起的反对“投降主义”的运动攻击了中苏恢复友好关系的提倡者。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中国释放了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见第１２章），这种做法暗示着中国为采取更调和的政策而迈出的第一步。但调和的进程因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的逝世、由于激进派的压力致使邓小平蒙受耻辱而受阻。据信，在中国军队的领导层支持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呼声尤为强烈。１９７６年２月，塔斯社的一位评论员写道：
“赞同现实主义的国内和国外政策的意见……正在领导人中不断传播。这些倾向与所谓温和主义或实用主义路线的立场相联系。这种立场与政府机构或军队组织的代表有关……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过程，暴露了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即一些领导人自己毫不妥协地采取反“左”行动的阶层和另一些炫耀对毛主席忠诚的阶层。但是，有些人的政治经历显示出他们是作为“稳健派”属于老的一代或第二代领导人的范畴的。例如华国锋于政治局在名义上就是这一阶层的代表。此外，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苏联电视播放的中国纪录片曾猛烈地攻击毛主席和他的夫人江青，但没有攻击周恩来。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逝世后，苏联作了若干促进发展中苏良好关系的缓和姿态。苏联的宣传媒介暂时停止了所有的反华宣传。此外，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中苏两国几年来首次的直接联系。
但唁电被拒绝接受，未能在中国报刊上刊登，因为当时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尚存的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然而，中国的报刊却简短地报道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特·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伊·瓦·尔希波夫，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曾于９月１３日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消息。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柯夫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没有涉及到毛主席。文章声称：“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
双方本着共同的愿望和睦邻的精神，从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利害关系考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国庆贺电也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江青和“激进派”的领导人被捕，苏联国内对此表示欢迎。尽管苏联报刊避开对中国国内所有发展情况发表评论，但苏联记者维克多·刘易斯（被认为是苏联官方观点的反映者）１０月１２日在伦敦《晚间新闻》发表评论说：
“敌视苏联的大多数领导人已被撤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下半月，勃列日涅夫在自毛逝世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他呼吁两国言归于好。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在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理所当然地特别关注亚洲问题，这包括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睦邻、真正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为未来和实现建设性的对话作好准备，我们应该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建立关系。
任何一个用这种方法处理这种问题的国家都能期待着我们的理解。“过去曾比苏联人更引人注目的批评中国的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说：“巩固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正在亚洲面前开辟。”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勃列日涅夫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舞台。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政治路线。但很清楚，过去１５年中北京实行的对外政策已极大地被世界各国所怀疑。
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诉诸武力的原则。
换言之，我们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本着睦邻的精神，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职责，而这一切效果和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双方所采取的立场。”
然而，在反苏宣传的性质上，不会因中国领导人的更换而带来苏联所期待的缓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勃列日涅夫祝贺华国锋任职的贺电被拒绝接受。同年１１月２日，中国政府发表的正式声明宣布，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政策将不会改变。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日，中国外交部一名官员告诉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记者：“如果苏联愿意停止争论，那么，苏联必须承认自１９６０年以来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其路线……。实际上，能与苏联和平共处吗？照我们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
同一天，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
“反苏的谩骂”继续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同时，评论还涉及到中国抵制投票承认苏联幕后操纵的安哥拉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事，声称中国代表炮制了一个“荒谬的声明”，反对接纳安哥拉加入该组织。这是自毛逝世以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对中国的第一次批评。
但是，同年秋天，没有报道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过强烈的反苏讲话。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５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费奥多尔·库拉托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表了讲话。他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同中国断绝差不多１５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这次大会是十年来发言者不攻击中国的大会，也是中国外交代表不退出会场的大会。但是，同年１１月５日，在中非共和国总统博卡萨举行的一个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发言中说：“社会帝国主义在不断地诽谤和威胁我国的同时，也对同我们的关系不停地作出缓和的表示，以便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甚至到目前为止，苏联还蛮横地要求我们改变政策，这简直是痴心忘想、白日做梦。
”苏联大使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在李发言的过程中退席。
１９７６年底至１９７７年初，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打算以失败告终（见十二章）。苏联报刊的报道，抱怨中国人继续进行反苏谩骂。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３０日，苏联报刊发表的不少文章批评华国锋１２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大会上的发言是：
“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谩骂。”
说这次全国农业大会是对苏联的间接攻击。１９７７年２月１０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再次强烈抗议中国的反苏攻击。该文章指出：“这样做只能是干着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有利的事。他们是国际关系的缓和的损毁者。”虽然如此，中国报刊对苏联的继续攻击丝毫不减。１９７７年４月，苏联反对中国的言论又重新开始了。
苏联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对中国进行长达几个月的攻击是从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２日开始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米哈伊尔·齐姆亚宁谴责“中国制造了国际紧张局势”，“与最反动的势力结成联盟”。５月４日，一篇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把中国领导人说成是明显的拥护“新世界刽子手”的人，他们“实行太平洋和东南亚扩张主义计划。”５月１９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反苏宣传表示抗议。照会抗议说：
“在中国蛊惑人心骗局的帮助下，我们所采取的旨在造成一个正常局势的行动，以及改进洲际关系的有利前提，都变成了他们反苏的口实。”
中国的调解行动和反苏攻击的恢复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１月）
中国的反苏宣传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７年年底。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中国的《人民日报》谴责该宪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卑鄙背叛。”中国攻击的矛头主要是直接对着苏联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苏联对非洲的政策。中国把苏联说成是当前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这些观点，在华国锋所作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中尤为突出（中共十一大在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华的报告着重强调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见下一节），并重申了中国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政权的攻击。
华说：“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到处侵略扩张，使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同它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我们一贯主张，中苏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对改善中苏国家关系根本没有诚意，不但使拖延八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毫无结果，而且为了摆脱内外困境，转移视线，声东击西，不断掀起反华浪潮。他们用种种手段妄图迫使我们改变毛主席制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使中苏国家关系‘走进死胡同’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领导集团。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要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当拿出实际行动来。”
在这个报告的前几章里，华谴责苏联“加紧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要把整个欧洲、亚洲控制起来。虽然苏美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争夺的重点仍然是欧洲。苏联陈重兵于欧洲东部，同时又加紧在非洲和中东掠夺战略资源和抢占战略基地，企图东取波斯湾，南下好望角，西断大西洋交通要道，从侧翼迂回和包围欧洲。”华说，任何缓和政策都“会助长苏联的扩张野心。”他声称目前的世界形势促使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１９７７年８月２６日，塔斯社对华的报告作了评述：“这次大会确立了把人民引向继续实行国家军事化的目标。……首先，这足以证明，中国存在着来自苏联的‘威胁’是虚构的和根本不存在的，……缓和政策应受到尖锐的攻击。然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点应得到确认。换言之，实行战争政策和赞美战争的事继续进行着，……将世界发生的事件用这样的方式作出解释，以符合毛泽东主义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众所周知，根据这个报告，这个理论是被用来为北京与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结成联盟作辩护的，这样做，为的是与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团体相对立。”
然而，１９７７年年底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显露出与中国官方声明所唱的敌对调子的不相一致。１９７７年６月，王幼平被任命为中国驻莫斯科大使，而自１９７６年３月以来，中国驻苏大使的职位一直空缺着。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７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庆祝十月革命６０周年的贺电中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参加了纪念活动。可以肯定，这是自１９６９年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
然而，同年１１月７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指出：“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航向。他们把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竭力推行霸权主义，把苏联变成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变成当代一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变成新的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
（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三个世界”的理论支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这种“三个世界”的理论对整个世界是这样分析的：
苏联和美国是第一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包括中国）是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各国。这一理论与把世界划分为帝国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方法完全不同。中国的这种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的“背离”，导致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决裂（见第十三章）。
根据中国的资料记载，这一理论是１９７４年２月毛泽东在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中阐述的。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从而使这一理论公开化。
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在以后的两年里，中共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斗争上，因而很少宣传这一理论。但是，这一理论与中国的稳健派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指出：“四人帮”曾疯狂地反对这一理论。此外，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捕，１９７７年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后，这一理论突出地出现在党的宣传刊物上。１９７７年夏，中共突出地宣传了这一理论。在同年８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１９７８年１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再次肯定了这一理论。
这一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制定政策的依据，成了中国稳健派领导集团的对外政策具有的主要特色的东西。这种外交政策：（１）确认了中国最重要的斗争矛头是反对苏联，因为苏联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观点也是稳健派的观点。（２）为中国寻求与反对苏联的世界势力结成同盟进行辩护，这也包括为中国同美国、西欧不断增长的密切关系作辩护。（３）让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中树立一个明显的独立偶像。
这一理论最完整的阐述出现在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篇文章里。文章想方设法证实毛主席创立的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教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文章叙述道：“世界各种政治发展，经历了一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面临着一种新的历史形势……。”文章作了如下论证：“而到了后来，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虽然还存在着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过去的那样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历史条件也没有使重新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提供必要基础。”
文章继续叙述道：６０年代，苏联发展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一个象美国那样威胁世界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消耗了力量，由于它面对着日益增长的西欧与日本的经济力量，使“美帝国主义”处于“衰落”状态。因此，“帝国主义阵营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听从美国的指挥，甚至公开同美国分庭抗礼。”与此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艰巨的斗争相继宣告独立……中国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属于第三世界。”文章声称，“在全世界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主力军”。应该对这种斗争给予“支持和援助，……由于苏联领导集团的背叛、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分裂，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已逐渐遭到破坏。”
文章说由于上述情况的变化，使世界形势形成了如下局势：“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们已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它们之间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苏美两霸对于世界的争夺，它们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威胁和全世界人民对于它们的反抗，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
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受剥削压迫最深、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一起，共同形成第三世界，它们站在反对苏美两霸斗争的最前列，成为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它们既对被压迫民族进行压迫剥削，又受超级大国的控制欺负，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都有矛盾，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然而，文章又强调，“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
这是因为：“第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比美国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美帝国主义无疑也在继续谋求称霸世界，但它的摊子已经铺得太大，当前不能不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第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威胁来进行扩张……。第三，苏联的官僚垄断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变为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为法西斯专政的政权，这就使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容易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把整个国家机器军国主义化……。第四，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成的，它可以利用列宁的威望，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 ”
苏联呼吁召开最高级会议
（１９７８年２月）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前两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倡议苏中两国应该发表联合声明，其内容包括：“在和平共处、坚决地坚持平等的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放弃诉诸武力的基础上，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信上还建议双方代表的会谈应尽早在北京或莫斯科举行。“在足够高的水平上，确定双方都可以共同接受的文本。”信件作出结论说：
“就我们来说，我们准备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在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就苏联这封信的内容直接地作了回答。
华说：“中苏两国曾经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是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挑起的。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到今天的地步，也是他们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造成的。原则争论必须进行下去。同时，我们历来认为，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口头上说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但实际上顽固坚持敌视我国的政策，甚至狂妄地要我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完全是白日作梦。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的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拿出实际行动来。”
同年３月９日，在中国官方给苏联的正式答复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答复中，中国把苏联提出的原则声明看作是“内容空洞的、毫无价值的”，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国在答复中宣布，改善中苏关系，必须先采取解决边界争端问题这一步骤。然而，同年５月至６月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发展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９７９年９月）
１９７８年夏秋和１９７９年最初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使中苏关系再次造成了紧张的局势。１９７８年８月华国锋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的访问，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同一个月，中国同日本缔结了友好和平条约。条约里有“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含蓄地直接反对苏联，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美两国一致同意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访问（见第十章）。在苏联所采取的敌视观点看来，中国、日本和美国结成太平洋联盟的可能性很大。中苏两国还卷入到印度支那再次发生的冲突中去。７０年代，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后来，随着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在１９７９年２月在中越边界地区教训了越南。在中越发生武装冲突前，为了结成统一联盟反对中国，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苏联同越南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
这些事件发生的结果，使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相互攻击达到了自１９６９年以来最疯狂、最剧烈的程度。苏联宣传机构开始谴责中国实行“霸权主义”的政策。“霸权主义”一词是中国在以前经常用来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的。
即使如此，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２日，苏联还是任命伊利亚·谢尔巴科夫为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瓦西里·托尔史蒂科夫的大使职务（瓦西里·托尔史蒂科夫自１９７０年起任此职），伊利亚·谢尔巴科夫在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８日向中国政府递交了国书。
中国内部政策的放宽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１年）
自１９７８年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以前制定的政策在中国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与不断地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邓小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在华国锋辞职后，成了无可争辩的中国老资格政治家。华于１９８０年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替此职。赵被认为是邓的政策的支持者。据称，华的辞职是中央委员会为了防止权力过份集中于某个人身上（华当时还是中共党的主席）。毫无疑问，这与１９８０年底和１９８１年初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的严重危机有关。这种危机通过１９８１年６月华辞去党的主席职务而由胡耀邦接替此职得到了解决。胡是与邓有着密切关系的人。
华的辞职的内部原因，是在他任职期间对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评价造成的。华提倡的“两个凡是”的政策特别地受到了批评。“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据说这种政策导致了华犯了若干种“左”的错误。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稳健派领导人认为再次发表毛主席对有关政策的论述方面的著作是非常必要的。诸如《论十大关系》、《三项指示》，这显然是为他们制定的新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后来，稳健派领导人口头上仍然继续说怀念毛主席，但却停止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毛的理论和政策逐渐地受到了严重的批评。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也断言毛主席在晚年“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中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这导致了产生“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的“左”倾错误，毛对此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作出这样的最后历史结论。得到了党的幕后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邓小平的批准。
“四人帮”及其支持者的“左”派势力被说成执行新的放宽政策的障碍。“稳健派”的政治势力通过继续捉拿“四人帮”的支持者，通过给成千上万个在文革期间和早些时候蒙冤受辱的人平反而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个过程在１９８０年２月为已故的刘少奇平反达到了最高峰。刘是前国家主席，１９６８年被指控为“修正主义头目”，而被解除党和政府的职务（见第十二章）。稳健派强调要不断地稳定政治局势。同时，这一时期带来的变化鼓舞着人们要求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北京开始出现了呼吁要求有更多的民主的标语和小字报。但是，１９７９年的头几个月，北京农民进行的一系列示威、游行，上海等地待业青年进行的骚乱导致了国内的强烈反响。反对者的运动遭到了镇压。自华国锋失去权力么后，这一时期的特点表现为党的控制能力的巩固和思想指导路线的统一。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中国宣布要对国家和政府机构进行精简。以后，又对“左”派的错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了清洗。
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坚信政局的稳定是放宽国内政策并获得成功的保证。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定的政策被取消。１９７９年６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宣布，取消在文革期间建立起来的、作为地方政府机构的革命委员会。
取代该机构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次制定了刑法，并采用正规的审判程序。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
而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些变化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党和政府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并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为了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设备和技术援助，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从１９７８年起，中国接受了外国政府和外国银行的贷款。同时，１９７９年通过了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法律。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国政府批准了在中国东南部地区建立经济特区的规定，鼓励外商和海外华侨来华投资。
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中国政府强调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国家给创办的工业企业和国营农场在管理和资金方面予更多的自主权。为了使工资与产量挂钩，国家鼓励实行资金分配制度、按件计酬和利润分成计划。
与此同时，提高人民公社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了农副产品的税率，并且停止了将人民公社合并为更大组织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