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５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柯西金访问了河内。访问期间，美国于２月７日开始对北越进行有规律的空袭。２月１０日，他飞抵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会见。自赫鲁晓夫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访问中国首都以来，这是毛与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据中国的信件说，“柯西金同志强调需要帮助美国‘找到一条离开越南的出路’。我们指出，既然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剧对越南的侵略，那么还有什么时间进行谈判。……
柯西金同志在同意我们的观点的同时，声明新的苏联领导‘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他人讨价还价。’”２月１１日，柯西金离开北京，没有发表会谈公报。
返回苏联后，他在１９６５年２月２日的广播中说，会谈“帮助澄清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在那个月的早些时候，即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６日，苏联政府向中国和北越建议举行一次关于印度支那的国际会议，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就于２月２３日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这个建议。然而，２月２５日，美国政府宣布，这“不是期望中的谈判。”
１９６５年４月３日，苏联建议举行苏联、中国和北越三国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议，坚持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统一行动这一事实，……将对越南（北越）民主共和国形成重要的支持，并冷却美国军国主义的热情。”据后来《观察家》杂志发表的信件，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中国政府认为，因为“你们企图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把我们诱入你们的圈套，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你们的国际策略中代表越南和中国讲话，提高你们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政治交易的地位。”
１９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
（１９６５年３月）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３日，《真理报》宣布，“在兄弟党进行协商的基础上，为了对起草委员会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作出更好的准备，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定于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举行。”这一宣布是２６党会议被推迟的第一个集会形式。
除了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北朝鲜、北越、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各党以外，所有被邀的党都接受了邀请。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透露，它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就接到了邀请，但没有予以答复。有几个党，主要是英国，古巴、意大利、波兰各党接受了邀请，它们有保留地给予了答复，结果，苏联共产党被迫放弃了自己原先关于会议应当为国际会议准备一个草案纲领的意图，而且３月１日的会议也被官方说成只是一个“协商会议。”
据报道，在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至５日于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一些代表团迫切要求通过一个确定的国际会议日期和指责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冲突的决议。意大利和英国的代表反对这一要求，他们认为，这会扩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最后通过的声明建议召开一个由参加１９６０年会议的８１个党组成的预备协商会议，来讨论新的国际会议问题，并呼吁停止“对兄弟党在名声上不好的和卑劣的公开攻击。”会议还通过了一项遣责美国对北越空袭的决议。
中国恢复论战
（１９６５年３月）
在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莫斯科会议开幕的这一天，中国报刊上又一次开始了对苏联党的直接攻击。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对在莫斯科最近发表的由鲍里斯·波诺罗寥夫编辑的、书名为《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一书提出了抗议，它说，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和恶毒的攻击”。中国报刊评论道：“这本书竭力鼓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再次说明，赫鲁晓夫的下台，只是改换招牌，贩卖的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老货色。”
这本“反华新书，再一次暴露出那些满口说是要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实际上……却是加强分裂；说的是要停止公开论战，做的是加紧反华宣传……”１９６５年３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最近苏联报刊支持的“‘三和’‘两全’路线”等方面的摘录（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作者注。）文章指出，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文章评论说：
“既然还是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呢？……”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至目前为止对苏联新领导人的最猛烈的攻击，文章指责莫斯科会议是“非法的”和“分裂的”会议，并要求苏联领导人应当公开抛弃自己的“错误。”文章说：“苏联新领导人换掉了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换一块招牌，想用更巧妙的手法，……来更好地贯彻和发展赫鲁晓夫主义。……（他们）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反动政策，”他们的政策可以被称作“三假二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文章说，中国不打算接受这种“非法的和分裂的”莫斯科会议对中止论战的呼吁，如果“几千年无法驳倒苏联的论点”，那么“就批评它一万年”。
《人民日报》文章把莫斯科会议抗议（美国）对北越的轰炸说成是“第一流的笑剧”时宣称：“现在，苏共新领导人叫嚷支持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捞取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的政治资本，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妄图消灭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最后，文章要求苏联领导人应当公开承认莫斯科会议是“非法的”；公开抛弃“赫鲁晓夫主义”，抛弃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１９６１年的党纲；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中国、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公开保证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０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的示威活动和北京的反苏示威活动
（１９６５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５年３月４日，大约两千名中国的和越南的留学生再次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外面举行示威游行。尽管大使馆被大约一千名骑警和步警保护着，但学生们挤过去向大楼扔石块，直到大约五百名士兵被召集来清理街道时才恢复了秩序。在这次战斗中，一个士兵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几名警察和学生受了伤。中国政府在３月６日给苏联的一个照会中，对“无情镇压”示威活动提出了抗议，要求苏联政府向学生道歉和惩罚那些有责任的人。中国政府特别提出，虽然６名受伤的留学生需要治疗，但是，他们却被强迫逐出一家莫斯科医院。
３月６日，北京大学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行了一次抗议示威游行——这是自共产党革命以来在中国首都所发生的第一次这种类型的示威游行。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２日，苏联在答复中完全否认了中国的断言，坚持说示威者用棍棒和石块袭击手无寸铁的警察，严重打伤了３０多名警察和士兵。它宣称，事过之后，一群中国公民要求医疗，当成立了一个医疗检查小组时，他们侮辱医务工作人员说他们不需要治疗。最后，照会警告说，外国人扰乱公共秩序的罪行应该受到审讯和惩罚。３月１６日，中国政府的答复拒绝了苏联的照会，断言说，这是“歪曲事实和颠倒黑白”。
１９６５年５月７日，新华社宣称，苏联警察用暴力驱散了４月３日列宁格勒的越南留学生所举行的示威活动，并打伤了七名留学生，逮捕了８２名留学生。
中国对苏联新领导人的抨击
（１９６５年６月～９月）
在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长篇社论中，中国共产党对自赫鲁晓夫被撤职以来的苏联领导人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攻击。社论断言，他们“的本质还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还是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还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自赫鲁晓夫被撤职以后，苏联党尽量避免对中国进行公开的攻击，它在６月１９日《真理报》的一篇社论中答复说，对中国的攻击感到痛惜，并呼吁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团结起来，反对中国所说的“美国在越南的侵略”。
在１９６５年９月３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林彪元帅设想美国和西欧将被亚、非、拉国家“人民战争”的全世界革命运动所“包围”；他嘲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坚持的“地球上任何星星之火都会引起世界核大战，会毁灭人类”的观点。林彪元帅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路线”说成是“胡说八道”，他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下武器，要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放下武器，而在全副武装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面前听任宰割……”
苏联对新的中印危机的反应
（１９６５年９月）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于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６日向印度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除非三天之内印度拆除它在锡金边境的一切军事设施，否则，它必须“对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中国在锡金边境和拉达克布署了军队。９月１９日，中国又把最后通牒令延长了三天，然而实际上，它于９月２１日就收回了这个最后通牒令。而当中国声称印度已经拆除了军事设施时，印度政府否定了这个断言。
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苏联《真理报》在对中国最后通牒的第一篇评论中指出：“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中国递交照会的同时，伴随着中国军队向印度边境的推进和集结。这种报道只能引起所有那些对尽早结束印度——巴基斯坦武装冲突、对加强所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力量的团结、对恢复南亚和东南亚和平、以及对结束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尤其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的阴谋感兴趣的人们的关心。”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４日，新华社遣责苏联的这篇文章是“诽谤性的。”
进一步的争论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１月）
为了答复中国的进一步攻击，《真理报》于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发表了一篇表明苏联观点的详尽声明。
《真理报》在强调“一个不可能只用言语，甚至用最革命的话把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这边”之后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是由若干个小分队组成的，每个小分队都具有它自己的特殊使命，而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振兴自己的繁荣和力量而作出最有用的贡献。文章继续说：“社会主义国家在解答革命任务中，不能代替其他自由斗争的小分队。社会主义国家在解答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中不能代替年轻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或者说，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不能代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因为那将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这些行动将可能导致发动世界热核战争，导致对全体人类的一切严重后果。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其对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义务中，将会导致失败，并且会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不可补的损失……”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出现了一篇对苏联党猛烈攻击的标题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文章断言，新的苏联领导人“实行的还是赫鲁晓夫路线，只是采取了比赫鲁晓夫更加狡猾、更加虚伪的两面派手法，”他们“联合美帝”。他们“同美国积极酝酿所谓‘阻止核扩散’以及其他‘裁军’的新交易，企图保持苏美两个核霸主的军事垄断地位，来反对中国和所有独立自主的国家。”文章声称，“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苏联新领导人公开联印反华。”
中国的文章继续说：“有人问，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可以团结民族主义国家的上层人士，争取同他们联合行动，而同苏共新领导人却不能联合行动呢？”文章回答如下：“在当代，反对还是联合美帝国主义，是鉴别一切政治势力能不能包括有反美统一战线之内的标志。……苏共新领导根本不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且同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要同美帝国主义联合主宰世界。”
中国的文章拒绝了苏联在越南问题上的联合行动，并重复了苏联企图进行和谈的详情。
文章继续说，苏联对越南提供的经济援助“同苏联的国力很不相称。他们援助一些东西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欺骗国内外人民，企图控制越南局势，企图在越南问题上取得发言权，企图拿越南问题同美帝国主义作交易。”文章否定了苏联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助北越军事物资运输的断言之后，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结束公开论战的建议，宣称“我们将争论到底”。
文章在答复苏联关于所有共产党国家有“一个同一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声明时断言：“在最近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所作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决议，标志着苏联经济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跨了一大步。（这个决议建议给工业企业以更大的自由，建议更加充分地发挥奖金方案的作用，以及建议利用利润动机作为提高更大效率的一种刺激。——作者注。）……苏共新领导在农村中也加速发展资本主义，扩大私有经济，扩大私养牲畜，扩大自由市场，鼓励自由买卖。他们利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来鼓励和扶植新的富农经济的发展。……
正因为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所以他们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经常对兄弟党的同志指出，如果将来中国发生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的情况，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应当坚决揭露，坚决斗争，应当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根据同样的立场，我们认为，坚决揭露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
，这是我们应当履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６日，《真理报》把中国的文章说成是“充满着不能容忍的、毫无根据的、造谣中伤的和挑蠥E性的捏造，”最后，《真理报》在１１月２８日的一篇社论中答复了中国的文章。
《真理报》社论说：“一年多来，我们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好意和争取联合一切革命力量，避免公开论战。”社论继续说：
“这并非我们党无话可说。……
不幸的是，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党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答复。……实际上，现在，反对赞成联合行动的那些党提出了政治上和组织上分裂的政策——一种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现在，反对联合要求分裂就是与革命利益背道而驰的行动。……苏联共产主义一向是毫不留情地反对戴着各种面具——包括那些超革命者——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转向右倾道路的机会主义者……”
苏联致其他各国共产党的信件
（１９６６年２月）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４日，苏联报道了苏共中央最近就苏中两党关系致东欧其他共产党的一封信。３月２２日，汉堡《死亡世界》报发表了被认为是有根据的信件的副本；这份报纸提供了苏联建议与中国合作和苏联援助北越的详细情况，提供了苏联遣责中国党希望引起苏美之间的战争的详细情况。信件内容被概述如下：
信中声称：“自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全体会议以来，苏共中央委员会竭尽所能使之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苏共中央委员会为了努力创造一种有利的政治气氛，已经单方面停止了公开论战。……在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１９６４年１１月——见本章开头部分——作者注）中……我们提出了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广泛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举行关于互相中止论战的苏中两党代表团最高级的双边会谈的建议，包括扩大中苏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合作以及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外交政策活动的具体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本不理睬那个最高级双边会谈的建议。中共领导人没有同意扩大贸易、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建议，甚至对进一步缩减这种合作采取了另外的措施……
“现在，反苏方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内国外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领导日益加强对苏联政府和社会秩序的颠履活动。
北京广播电台向苏联定向播发文章的材料，企图使苏联各个阶层的人们互相对立。……
北京广播电台正在从事反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的直接呼吁。
“中共领导比以往更加固执地宣传中苏之间潜在的军事冲突的理论。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十分谎谬地说，苏联在中国北方的行动是与美国反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一种‘配合’。……
这种想法顽固地向中国人民表明有必要为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作好准备。苏共中央已经通报各兄弟党，中国一方正在挑起边界争端。最近几个月来，这类冲突又一次增加了。……中国政府拒绝恢复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断的关于确定边界的谈判。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拖下来而不予以解决。另外，与此同时，中国散布并断言说苏联在远东非法占领了中国的领土……
“当前，中共领导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的态度，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信件继续指出：“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包括火箭装置、高射炮、飞机、坦克、海岸炮、战舰和其他项目。１９６５年一年就把价值约５亿卢布的武器和其它战争物资交由越南民主共和国自由使用。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培训飞行员、火箭人员、坦克驾驶员、炮兵等方面得到了支持。我们提供的军事援助达到了越南领导本身认为所需要的程度。苏联给予了南越民族解放战线广泛的军事和物资支援。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向中国领导人建议组成支持越南的联合行动。但是，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一行动。……我们党曾两次建议：‘三党——越南劳动党、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举行最高级会晤，就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联合行动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建议，得到了越南劳动党政治局的同意，但中国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中共领导阻碍了苏联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直接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援助问题所履行的协议。中共领导人不允许装有武器的苏联运输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飞行。中国人还在向越南运输战争物资的铁路上设置障碍……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一场漫长的越南战争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并以此声称中国是一个‘被围攻的要塞’。有各种理由证明：
在越南问题上引起苏美冲突是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目的之一……。这样，他们可以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坐山观虎斗’。新的事实不断地证明，中国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沙文主义的大国计划，随时准备牺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大国政策导致了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遭受了一系列严重挫折这一事实。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已经引起了甚至那些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其朋友的国家普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信任。这一点在非洲大陆和一系列亚洲国家变得特别清楚。……
“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论坛的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的大国政策服务。
……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被世界战争的路线所代替。林彪在最近的那篇文章中最全面地解释了这些思想……
“苏联共产党……一向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既可以是武装的，也可以是和平的。……相反，中国领导人从一整套的斗争形式中只得出了一条结论：武装起义，战争（夺取政权）。……中国领导人迫使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接受与其实际条件无关的直接革命的目标的努力，实际上是试图强加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盲动主义者身上的一种阴谋策略。然而，这些策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提供了榨取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血汗的机会，提供了暴露若干共产党的领导人员和活动分子的机会。……”（该段主要指亲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发动的未遂政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镇压之后，至少有１５万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人遭到屠杀。——作者注）
信中继续指出：“中国领导人强调这一观点，即（紧张的）国际局势对暴力革命有利，它为共产党人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因此，陈毅在最近的一次会谈中声称：
‘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定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那么我们将欢迎它。……如果它们提前明天到来，我们将欢迎它’。譬如说，人们会觉得陈毅的声明怎么样呢？‘在原子弹的帮助下，人类可能会被毁掉一、二代人，但是，第三代人将会起来反抗，而且，和平将会得以恢复’。……我们的人民曾多次拿起武器保卫革命的成果，他们不怕帝国主义的威协。不过，我们明确地反对冒险，反对敦促人民进行世界核战争……
信件结束时说：“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的霸权活动旨在使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服从其大国利益。……中国领导人在批评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据中国领导人所说）革命精神不足和优柔寡断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却表现出了异常的谨慎，而这不是没有目的的……”
苏共二十三大
（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了拒绝派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并且发表了拒绝邀请的信件。中共的信件声称，苏联领导已向其他共产党发送了信件，“煽动他们共同反华”，苏联领导人在信中散布中国正在阻止苏联对北越的援助和正在侵犯苏联的领土的“谣言”。信件继续指出，中国已经派代表团出席了前三次代表大会，但是，“你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反斯大林。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反苏、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地大反阿尔巴尼亚，并且指责中国共产党，使我们的代表团团长不得不中途回国。”
信件宣称：“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曾经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逐步地暴露了自己背叛列宁、背叛列宁主义的真面目……，使苏共领导变成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希望你们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又向苏共新领导提出了多次的劝告，希望你们改弦更张……而你们却毫不悔改。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
信件进而指责苏联党“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指责苏联党“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指责苏联党“力图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圈。
”最后，信中指出：“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出席你们这一次大会。”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８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共真诚地希望与中国友好，并且“愿意在任何时候同中共一起重新研究现有的分歧，以便找到……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
他还表达了支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举行新的世界共产党会议。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
——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中立态度（１９６６年８月）
在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期间，在过去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中国的五个主要共产党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党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的态度。这一时期，苏联对北越的影响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原来在非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企图发动政变之后，已名存实亡；１９６６年８月，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的可能使人联想到的原因，包括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联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更为圆滑和更为谨慎的态度；中国未能给予北越以有效的援助；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为了援助越南这一提议，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建议；中国提倡的“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一政策被认为应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大屠杀负责；中国干预其他共产党的事务和支持组成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的政党；中国被指称为干预亚非国家的内政——这种干预导致了中国同几个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断绝以及与印度尼西亚和加纳出现的紧张关系，还有对１９６５年９月印巴战争的干预。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的信件中，建议召开一个由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和亚洲共产党国家组成的会议，讨论对北越的援助协作的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２月１２日拒绝了这一建议，它在答复中声称，将不参加“背信弃义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举行的任何会议。
从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１１日，由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谢胡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宣称：“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其中心是苏共领导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而且永远不允许现代修正主义有任何喘息。”
公报继续指出：“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叛徒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永远也不对他们表示任何心慈手软；必须全力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而且永远不接受他们‘停止分裂活动的要求；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在我们自己和他们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永远不与他们‘联合行动。’……很久以来，现代修正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勾结着。……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和反对现代修主义的斗争是两种不可分割的任务……”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原先在１９６６年１月１日声称：各国共产党既使不能重新建立思想上的一致，但也有必要“组成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越南问题上的一致的国际行动。”１９６６年３月，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代表团访问北京进行了使中国共产党相信亚洲共产党人应该与苏联合作支持北越的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宫本显治率领代表团又访问了平壤，在那里，他与北朝鲜共产党一起发表了呼吁统一行动的联合声明。８月份，日本党公开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并且在９月初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日本党在对苏联“修正主义”仍然表示遣责的同时，也强烈地抨击了中国政府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
日本党的声明否定了中国党的论点：即苏联援助越南的目的就是使北越依赖于苏联，以致于使她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赞成无条件地同美国谈判。声明遣责中国反对联合行动是完全消极的态度。声明暗示，中国害怕对北越外援的增加可能导致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并且会危及中国自身的安全。日本党的声明还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类似于赫鲁晓夫所使用过的为苏联的消极态度辩护的观点：不过有关联合行动的所有协定必须是有条件的：即苏联应保证“最大限度地增加对越南的武器援助，对越南的积极援助直到最后，不允许欺骗他们的期望以及绝对禁止苏联单独与美国进行秘密交易。”声明指出苏联领导人已被划分为赞成对越南问题妥协解决的“修正主义者”和“反修正主义者”。声明提倡，外国共产党在促进苏联党内“反修正主义”政策发展的同时，应当继续进行反对他们“修正主义”的斗争。
据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日本共产党已经命令其党员从党的地方总部去掉了毛泽东的画像，从共产党的书店里收回了所有中国的书籍，不经允许不准访华和不准收听北京广播电台。９月８日，五名党的官员因违抗上述命令而被开除。日本党政策的变化部分歧因于自身力量的日益增大，这使日本党更加不依赖于中国党的支持。自１９５９年的以来，日本共产党党员从４５００人增加到１９５０００人，而且日本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成员从４０００人增加到２０００００人，与此同时。党报《赤旗报》的发行超过了１００万册。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２日，北朝鲜共产党也发表了声明，坚决拥护对越南的联合行动，并且肯定了自己在苏中两党问题上的独立性。声明指责中国党通过暗示企图把自己的理论和方针强加给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声明宣称不允许一个大党对“一个小党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施加压力。所有共产党人可以独自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声明进而指出：“没有特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家”（这里明显是涉及中国自称的“毛泽东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一个党的指导理论，只有在该国范围内具有价值”，而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党，因为各国党的需要不同。因此，每一个党都必须不受外来干预地独立决定它是否应当信奉另一党的经验，决不能“按照他人谱写的乐曲跳舞”，或者在“思想上被任何人所束缚。”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８日，《真理报》转载了北朝鲜党的机关报《劳动新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在措词上攻击“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显而易见，攻击的矛头是攻击中国党的。文章指出，“托洛茨基主义者”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坚持认为，共产党国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诽谤苏联；他们拒绝把和平斗争方式与军事斗争方式结合起来，而只主张“疯狂的反抗。”
１９６６年６月，周恩来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之行（他与罗马尼亚领导未能达成协议）
和后来阿尔巴尼亚对实行中立政策的各个共产党的攻击，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党的孤立。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
随着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中共中央第八届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开始了中苏论战新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８月１３日①发表的一份长篇公报重审了中国党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敌对态度，拒绝了在越南问题上与苏共的合作。虽然这个公报只是重复了中国党过去曾屡次表达过的观点，但是，这个被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公报被西方观察家看作是中国党与苏联党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
中共公报断言，苏联的政策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对越南的政策是“表面上支持越南的事业，但实际上背叛了越南的事业。”公报继续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在过去的四年中，两党关系破裂的扩大，可以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中共公报和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所发表的公报之间的对比来加以说明。１９６２年的公报宣称：“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与苏共发展友谊，互助和合作的关系”是中国的政策；公报同时表示拥护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而这个新公报则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苏共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敌对态度。并且，没有提到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最猛烈地谴责苏共为“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中间，有邓小平——他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和１９６３年莫斯科会谈中率领了中国代表团，以及彭真——他在上述两个场合都是代表团成员，并且还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
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处的游行示威
（１９６６年８月）
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被组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他们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在北京开始示威游行。
红卫兵们经常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着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进行游行示威，而且把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刻意命名为“反修街”。８月２０日，一群人阻止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离开大使馆去履行正式约会。８月２６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反对这种“直接破坏大家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行动，并要求立即结束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的这种“流氓行为”。８月２９日至３０日，中国官方通过在苏联大使馆外面组织群众示威游行来予以反击。在这次示威游行中，成千上万名红卫兵敲锣打鼓，高喊反苏口号。不过，大使馆的门口被军队和警察严密守卫着，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苏共发表的声明把大使馆外面的这种“暴行”说成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团结的一个新的严重措施”。８月２８日，东德大使馆在其武官和家属受到红卫兵的攻击之后，已经提出过一次强烈抗议。
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在进行反苏活动的同时，伴随着普遍的反宗教的示威活动。这种活动导致了北京和其他城市天主教教堂和新教教堂的关闭，宗教象征被摧毁，很多外国尼姑被驱逐。
在１９６６年９月的上半个月里，苏联报刊集中报道了其他共产党对中国政策的批评，但是９月２０日，伊兹韦斯蒂娅写了一篇社论，把中国国内最近的发展说成是“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悲剧，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前所未有的耻辱。”
社论在阐明了中国已经将自己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之后，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力量最终必将领导中国回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
苏联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２月）
从１９６６年９月起，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日益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采取了批判性的态度。在对中国所反复声称的苏美“勾结”的答复中，苏联发言人暗示，中国政府本身在与美国发展联系的同时，企图引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
这一观点是由伊兹韦斯蒂娅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１日发表的一篇全部是由西方报纸的引文组成的文章中首次提出来的。
文章不加评论地引述了被认为是“高地美洲人”的观点：“如果人们站在北京的言语逐步升级的一边，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越南冲突问题上中国的存在”。
文章特别提到陈毅元帅（中国的外交部长）会见日本政治家访问团时所发表的声明，他在讲话中没有排除就谈判解决越南问题与美国会谈的可能性。
北京官方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声明。文章还引证了中美大使级接触时，在华沙就避免中美之间就越南问题上的冲突而制定的“详细而系统的文件”。文章宣称，美国飞行员有避开中国边界的严格命令，而且中国政府同意把可能发生的任何“错误”看作是“不幸的事件”。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７周年庆祝会上，当林彪元帅断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狼狈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时，除罗马尼亚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交代表们都离开了会场。１１月７日，当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说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影响，“姑息了美帝国主义的新罪行”时，中国的代表们离开了莫斯科的俄国革命周年庆祝会。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当格列奇科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继任者）说：
“如果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采取统一行动的话，侵略者在越南的赌博的失败之时将会来得更快”时，红场五一节的阅兵场上再一次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自赫鲁晓夫下台以来，苏联所发表的对中国政策的最强烈的攻击，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７日《真理报》对中国领导人的公开攻击。《真理报》公开攻击中国领导人企图引起苏美战争，并且提出，文化大革命是针对那些反对这一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真理报》说：“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欺骗性在国际范围内日益暴露了出来”。“一方面，他们企图把导致国际形势继续恶化和最终导致战争的路线（这一路线被冠之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强加给其他兄弟党；另一方面，他们推行一种允许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保持场外旁观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在把一切苏美交往说成是‘勾结’的同时，他们从不放过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发展关系的任何机会。他们的所谓使战争‘逐步升级’纯粹是口头上的，是与中国新闻界关于中苏边界紧张局势的主题的强烈宣传相伴随的。因此，资产阶级新闻界发表与中国之间达成默契、以及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北京的现行政策特别感到满意的报道是毫不奇怪的……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不能不顾及这一事实：即经过革命学校教育的党的干部，尽管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反苏运动，但是，他们日益逐渐认识到，由于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给中国造成的一切损害，用捏造关于苏联与美国‘勾结’和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谎言来欺骗他们，这是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及其集团选择了诽谤和消灭党的干部，以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最优秀的代表的道路的原因。为了达此目的，毛泽东及其集团利用大学生、中学生以及军队和行政机关中的一部分人……”另一方面，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１日，陈毅元帅在巴西报刊上发表的谈话中指出：苏联正在计划与美国联盟攻击中国。“俄国人从东欧调遣了十三个师布署在了中国的边境上”，陈毅说：“但是，我们不怕苏美的进攻”。他后来继续说：“中国人民作好了战争的准备，并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我们现在有原子弹，还有火箭。我们不怕美国人发动的核战争或常规战争，或者其他任何战争”。
他继续指出：苏联政策的目的就是与美国组成“新的神圣同盟”联合进攻中国，俄国人从北面进攻，美国人从南面进攻。
他进而说：“为此，中国正在准备战争，落在中国的所有原子弹中国将会加重回击他们……”
苏联官方第一次对毛泽东进行攻击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苏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３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政策的决议。对毛泽东进行指名道姓的攻击，这在苏联党的官方声明中还是第一次。
决议指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反苏的大国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中共现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所推行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援助帝国主义。苏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坚决揭露中国现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大国民族主义的方针，有必要加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０年两次莫斯科会议所制定的总路线的斗争。……苏共中央表示同意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于为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的新的协商会议所出现的目前的有利条件，这次会议必须在各党之间的互相磋商过程中做好充分的准备……”１９６７年１月上半月期间，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几乎所有成员，在苏联主要城市的一系列党员会会议上都发表了讲话，解释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意义。１月１３日，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市讲话时说，文化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一大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他强调指出，苏联党在指责“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思想和政策时，并不是在攻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希望中国党能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中国驱逐外国留学生和苏联新闻工作者与苏联驱逐中国留学生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２月）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０日，中国政府要求外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在１０月１０日前，把所有外国在中国的留学生遣返回国，因为他们的教师由于文化革命太忙，无法照顾他们。为此，１０月７日，苏联政府宣布：鉴于中苏关于文化合作协议在互惠基础上交换留学生的规定，所有中国留学生必须在１０月３１日前离开苏联，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准备再一次交换留学生，苏联政府就再考虑交流。１０月２２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拒绝接受中国对苏联驱逐中国留学生提出的抗议照会之后，１０月２３日，红卫兵开始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行示威游行。这一示威游行持续了好几天。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苏联的一个照会对红卫兵的行为提出了抗议。照会指出：红卫兵封锁大使馆的入口，威胁苏联外交官，沉迷于“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辱骂、猥亵动作和姿势，以及恶意刁难”。照会评论道：
“这不可能回避公然违反世界公认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所留下的印象，不可能回避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和使馆豁免权在中国成为一些事情的实践标准。”
１１月１日，中国的答复驳斥苏联的抗议是“荒唐的和毫无道理的”，并且宣称，苏联政策“与美帝勾结，加紧努力恶化中苏关系，毫无道理地从苏联驱逐出所有中国留学生”。照会继续指出：“这种行为必然引起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无比愤慨。对中国革命青年来说，自发地聚集起来同反修街附近的苏联大使馆作斗争和贴标语，抗议毫无理由地驱逐中国留学生，这是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
苏联党新领导上台以来（更不用说以前的时期了），与美国、印度和日本勾结围攻中国，你们背信弃义和专横地撕毁中苏协定，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倾向于恶化两国之间的关系。
你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要求定居北京的六名苏联新闻记者中的三名在十天之内离开中国，因为莫斯科只有三名中国新闻记者；中国外交部还宣称：苏联新闻记者散布有关文化革命的“谣言”，“诋毁”文化革命，“以满足苏修领导集团反华的需要”。１１月２３日，苏联外交部评论道：从前任何一方从未提出过限制新闻记者数目的问题，并且保留必要时将对中国新闻记者采取适当措施的权利，中国新闻记者的报道充满了“诽谤性捏造”。
红场事件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月）
１９６７年１月，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中国人都被召回国去参加文化革命。１月２５日，一群从法国和芬兰途径莫斯科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在红场进行喧闹。对这次喧闹，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截然不同的报道。
据苏方的说法，由中国大使馆官员陪同的中国留学生排队站在列宁陵墓入口处前面朗颂毛泽东语录，而七、八百人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着。当一名警察让他们不要阻挡队伍时，他们开始“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其中一个人朝一位妇女的面部打击。接着，其他人开始欧打旁观者，一个妇女遭到践踏，直到队伍里的人们臂挽臂，形成了一堵墙，把中国人推回他们的公共汽车为止。１月２８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苏联发言人说：当时在列宁陵墓附近只有二名或三名警察，在整个红场不超过十名警察，同时，事件的目击者否定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受伤。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声明宣称：中国留欧学生６９人，在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怀着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无限崇敬的心情），排着整齐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在他们朗读毛主席语录时，苏联政府出动了预先布置好的军警和便衣特务二、三百人；围攻毒打他们，打伤了三十余人，重伤四人，其中一人肋骨被打断，生命在垂危中。”声明谴责了“这个法西斯暴行”，并且把“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比作德、意、日法西斯，比作蒋介石、沙皇尼古拉二世、纸老虎和“几只在漫天大雪中快要冻死的苍蝇”。之后，声明表示相信苏联人民总有一天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把修正主义的统治砸个稀巴烂！”
苏联外交部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的照会中抗议中国留学生的行为，并且要求中国大使馆保证：“在苏联领土上的中国公民举止得体”。同一天，中国大使馆实行反抗议，要求那些对“这起严重的预谋罪行”负责的人进行赔礼道歉和应受到严厉惩罚。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据说两名已经受伤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外国记者讲了话，苏联记者被排除在外。据《泰晤士报》的记者说，其中一名“眼睛有点发青”的中国留学生宣称，警察“踢我的下身，以致使我的伤口流血”。另一位留学生好象脸上包扎着纱布，明显地给人一种严重受伤的印象；然而，在强烈谴责“法西斯主义的坏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过程中，他摘掉了面罩，露出了没有受伤的面孔。
Ｉ９６７年２月３日，苏联外交部要求中国代办清除中国大使馆外面的陈列窗。在那里，展览着红场事件的照片和谴责苏联领导人的材料。在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后，当天晚些时候，苏联公民清除了那些陈列资料。
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宣称。１６０至１７０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欧打３１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３人严重受伤。声明继续说：“只有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才能干出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厚颜无耻地违反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准则的暴行。中苏关系被破坏到这种严重的程度，完全是苏修统治集团造成的……”苏联发言人说，大约３０名苏联公民“被橱窗中展览的材料所激怒”，他们拆除了陈列品，没有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而且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还用拳头打了他们。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新的示威游行和苏中互相驱逐外交官员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３月）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之后，共产党中国发表了最强烈的反苏宣传文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文章包括下列内容：
“一小撮苏修混蛋们，你们听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你们欠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
你们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的暴行，同沙皇、希特勒、三Ｋ党何其相似！这充分证明你们在苏联搞的是最反动、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傍晚，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示威游行。包括武装士兵在内的大批人群朝出入于苏联大使馆的人啐唾沫，进行骚扰，朝他们的车上扔颜料，用棍棒欧打他们；这些人群还越过围栏，猛掷干草和燃烧的火把，制造一种失火的危险。大使馆大门和围拦上张贴着反苏标语，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模似像被吊在树上。
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高喊着反苏口号，干扰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睡眠。西方记者被误认为俄国人，难以逃脱中国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虽然苏联外交部于１月２９日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保护苏联大使馆，赔偿对大使馆大楼的破坏，但是，示威者变得更加狂暴。２月２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１６个小时。第二天，从北越归国的苏联专家遭到围攻。２月４日，苏联提出第二次抗议，警告中国政府说：“苏联人的克制和忍耐是有限度的”，“苏联保留视情况采取措施的权利，以保护苏联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至６日，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分三批从北京撤走。２月４日离开的那些人在机场遭到红卫兵的嘲弄。次日，第二批人被红卫兵阻碍了６个小时未能登机，红卫兵闯进公共汽车里，把他们带到机场。他们到达那里时，红卫兵打他们，向他们啐唾沫。
２月６日，发生了最残暴的场面，妇女（有的抱着孩子）和儿童被红卫兵逼迫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下爬过去。当苏联和欧洲其他外交官们——包括唐纳德·霍普森（英国代办）和卢西恩·帕耶（法国大使）力图保护妇女和儿童时，遭到粗暴的虐待。返回大使馆的苏联官员们遭到袭击，一些人在公共汽车里被囚禁了１２个小时。示威者破开苏联大使馆大门，走进庭院，挥舞着亵渎人格的标语牌。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馆，禁止苏联使馆官员离开使馆大院，否则，他们的安全无法予以保障。
有几天，大使馆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２月７日，东欧的外交官给苏联同行送食品，次日他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走近苏联大使馆，那么他们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２月９日，那些外交官不顾警告和监督把从莫斯科空运来的食品供应送到苏联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苏联政府在第三份抗议照会中指出：
“中国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只能说明，不是蓄意地破坏苏中关系，就是这个当局没有能力保障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正常关系的国家的代表在该国生活和工作的起码条件。苏联政府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针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及使馆人员行动自由所采取的蛮横措施。
如不能在最短期限内做到这一点，苏联方面保留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权利。”
当天，苏联政府单方面取消了允许中苏公民不需签证互访对方国家的协定。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国政府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苏联大使馆被围攻，特别是苏联妇女和儿童被侮辱这些情况，在苏联激起了极大的愤慨，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聚会。从２月６日至９日，代表们每天带着抗议决议案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中国使馆拒绝接受抗议决议案时，代表们把这些抗议决议案贴在附近。２月７日，苏联一个代表团获得允许进入使馆院内，但是随后，中国人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说，他们强行闯入了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周恩来在北京的一次群众会议上，强烈指责苏联“修正主义”，但他说决不会对苏联外交官员采取报复行为。他的讲话予以广播，但没有在报刊上发表。２月１２日，苏联大使馆接到通知，“如果他们不挑起事端的话”，他们现在可以离开使馆大楼。于是，使馆外的示威活动结束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巴黎的莱蒙德在发表的一篇分析示威游行原因的文章中指出：“在围绕于毛泽东周围的文革小组的心目中，加强国内团结，反抗苏联‘外来威胁’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时，反抗‘革命派’的暴行的斗争已经在部分地区蔓延，而且甚至发展成为边境地区——如：新疆、西藏、满洲和云南——的内战。一些东欧外交官把康生（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５年中国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官员和研究中国与兄弟党关系的专家）看作是与‘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决裂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周恩来似乎代表着比较温和的一派的观点，而且试图避免发生最坏的情况。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反苏运动可能是以下列考虑作为动机的：
“（１）继续与苏联人之间所剩无几的联系和最后向苏联人提供中国情报的必要性。……
直到最近，在北京之外发生的事件上，苏联外交官要比其他任何同事消息灵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被红卫兵的报纸指责为把党的文件传给了苏联人，甚至在毛泽东的官邸也安装了窃听器。杨尚昆的事情可能在引起破裂的决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２）在不远的将来，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的前景被认为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在北京看来，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面的有机统一是毫无用处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使莫斯科承担最后决裂的责任的办法。
去年，日本共产党对北京路线保持忠诚的最后几个党中的一个对‘修正主义’给予支持这一事实，普遍被认为有助于使毛泽东相信对外国党的一切考虑都是无用的。
“（３）希望事先割断中国与最终解决越南战争的关系。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使馆的两名二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他们解雇了抗议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而进行罢工的大使馆的中国雇员；这种“政治迫害”被看作是“对中国法律的极端鄙视和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粗暴侮辱”。３月１８日，苏联政府驱逐了中国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三等秘书，指责他们策划组织了大使馆的反苏活动。３月２５日，莱蒙德说，中苏报刊对驱逐的两名中国外交官的报道都表示了克制。他并且评论说：“在周恩来２月１１日的讲话以后，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不恶化关系的默契。”
苏联谴责毛泽东和文化革命
（１９６７年２月～５月）
继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被围攻之后，从１９６７年２月起，苏联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攻击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表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真理报》上的一篇对文化革命的长篇分析文章。
《真理报》说：“毫无疑问，希望转移中国人民对他们正在忍受的贫困和困难的注意力，转移中国人民对中国在内外政策方面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注意力，这是中国现领导反苏政策和反苏宣传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大跃进’政策和令人悲惨回忆的人民公社运动失败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其反对苏联国家和党的政治斗争中发出了第一次攻击，这决不是偶然的。……此后不久，纯粹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因素在中国的宣传中就已经变得明显起来了。……北京领导人通过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被敌人四面八方地包围着的手段，企图把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北京领导人希望转移工人对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并且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军事和官僚专政辩护……
“伴随着由毛泽东发动的经济冒险，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被迫放弃了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建设，并且公开放弃了旨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政策。在这些条件下，北京的统治者不得不把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人宣布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完全否认了这些思想，于是中国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诽谤的运动，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及文化水平的斗争说成是‘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领导人面对反对他们政策的人的不断增加，他们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运动。在苏联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整个实路中，始终如一地发展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以及自始至终严格坚持一切组织活动中的民主原则，因此，它们指出毛泽东及其政权的危险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毛泽东集团一直反对自己的党。因此，党的最基本的准则和原则——党的机构的选举、从党的领导人至它的组织的选举、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等等——在中国都受到了践踏。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推行到了荒谬可笑和盲目至极的地步。
“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党组织的破坏和党的战斗力的困挠和消灭，现在在被部队和安全机构支持下的毛泽东的突击部队所继续进行下去。为了对所有这一切进行辩护，并使那不由自主地把本国所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共产党的实践相比较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毛泽东集团需要以对‘修正主义’的荒谬谴责来诽谤苏联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总是对他们背叛的旗帜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集团也毫不例外。
他们正在煽起歇斯底里反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切断中国人民与权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经验的联系。
今天，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一经验不仅是无关联，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了解这一点只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明：他们的领导人离开革命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是多么的遥远……
“由于害怕党和人民，毛泽东集团的作用不是被加强了，而是被削弱了。最近的事件已经显示出了北京领导人具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党和人民。‘文化革命’暴露出来了已经扩大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甚至已经渗透到军队和青年人中间的不满的程度，而毛泽东集团就是领先了这些人。在‘文化革命’旗帜下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毛泽东及其合作者为权力而进行的一种激烈的斗争。他们的政策表明，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准备牺牲一切——牺牲社会主义的利益、他们的人民的利益以及革命的利益……”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文章把毛泽东说成是“妄自尊大的人”；伊兹韦斯蒂娅指责他在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文化种族灭绝”；而《文学报》则指出，毛泽东“想在亚洲、甚至亚洲以外创造类似种族主义者的德国”。
莫斯科电台把它的中国广播节目增加到一周八十四个小时，而第二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以前只用欧洲语文广播，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也开始用汉语广播。这两个电台对毛泽东及其亲密的支持者——如林彪元帅和康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据说，康生的双手“沾满了许多被他拷打和枪毙的共产党人的鲜血。”中国的广播电台以每天二十二小时几乎不停地用俄语宣传广播来进行反击。
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真理报》驻北京记者被勒令在七天之内离开中国，理由是他“诽谤了文化革命，诽谤了中国人民，诽谤了毛泽东”。
“斯维尔斯克号”事件①和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攻击
（１９６７年６月至８月）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３日，塔斯社报道，最近，苏联外交部就反对红卫兵对苏联外交官的敌对行动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采取措施以保障苏联外交官正常工作和安全所需的必要条件。尽管提出了这一抗议，但是６月１７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两位成员因事出访沈阳时，还是遭到了红卫兵的攻击。红卫兵指控他们收集有关文化革命的情报，并筹划了对他们的“审讯”。对于苏联６月２１日的抗议，中国外交部于７月３日用对苏联外交官员“偷窃情报”提出反抗议的方式予以答复。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又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当时，大连港当局宣称，一艘苏联商船“斯维尔斯克号”二副不仅拒绝接受一枚毛泽东像章，而且还把它扔进大海。结果这艘船被阻止航行。当第二天船长上前索要出港证时被捕，与此同时，红卫兵在船上横行霸道，贴反苏标语。虽然苏联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船长，保障该船顺利出港，但是８月１２日，船长在卡车上被游行通过大街。一群暴徒又拥上这艘船，堵死了烟囱，弄断了天线，并且砸坏了其他设备。在柯西金致电周恩来，警告他说这些“专横的违法行为对于履行苏中之间的现有贸易关系令人怀疑”之后，８月１３日，“斯维尔斯克号”才被允许航行；当天的中国照会宣称，“斯维尔斯克号”的全体船员被指示在港内侮辱毛泽东，因此才决定“驱逐”船长，并让这艘船离开中国的海域。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０日，苏联的一份照会回忆说，除“斯维尔斯克号”事件外，１９６６年９月，苏联的另一艘船只因以某种借口而在大连被扣留了二十天。
照会声称，８月１５日，另外两艘船只没有装货被迫航行出港。
照会声称，这些事件使我们“对履行贸易航海协定表示怀疑，……因为，在这种反常的条件下，苏联的船只不能入港”。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４日，对“斯维尔斯克号”事件的抗议示威活动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举行。８月１７日，红卫兵对使馆大楼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红卫兵砸碎窗户，破坏家俱和文件，毒打一名苏联外交官，并且放火烧毁了使馆的一辆小车。８月１８日，苏联的一份照会谴责这种攻击是“由毛泽东集团预谋、组织和进行的一次严重挑衅”，是一种“对两国正常关系的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
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庆祝会。中国对苏联的邀请不屑一顾。在１１月３日至４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苏共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批评了“中共某些领导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堕落”；他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先进力量维护社会主义成果而进行顽强斗争”；他宣称，“毛泽东集团采取了阻挠协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进行援助的立场”。这时，中国的外交官离席而去。
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北京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元帅谴责苏联领导人是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同一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十月革命的叛徒”，并且声称，文化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中国对苏联及其追随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
（１９６８年８月）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夜间，苏联军队和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军队一起侵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其目的在于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自由共产党人政权。８月２３日，周恩来把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入侵说成是“苏修叛徒、工贼集团对它的所谓盟国推行法西斯强权政治的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并且宣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苏修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占领的英勇斗争。……苏修叛徒集团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声明强烈指责杜布切克的政权的“修正主义”和平没有能够组织武装反抗入侵。
苏联的“有限主权论”和林彪元帅的回击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９６９年４月）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企图通过提出所谓“有限主权论”（即：当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内部发展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时，其他共产党国家进行干预是正当的）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
勃列日涅夫在坚持说共产党国家主张严格尊重主权之后，继而指出：“而当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只有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
虽然，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一个苏联政府曾在中国唆使下，在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已经运用过的学说，但是这个学说现在受到了中国的强烈谴责，这大概是因为它可以用来为苏联干预中国辩护罢了。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评论了这个理论，并且预言苏联政府将会被其人民所推翻。
林彪指出：“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吓……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一小撮叛徒集团。”
林彪元帅在其报告的另一段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观点，他使“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即：苏联——作者注）与社会主义国家（即：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作者注）相对立。他还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模式中存在着一种斗争，暗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林彪说：“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的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第八章 边界争端与武装冲突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９年）
中苏边界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缓冲国隔开而分为两部分：一、中亚部分。它把中国新疆自治区与苏联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隔开。二、远东部分。它把中国东北与西伯利亚东北隔开。
从十八世纪起，中亚的俄国边界从巴尔喀什湖向东逐步推进，原先在中国宗主国下的大量地区在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１年被沙俄兼并。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开始后的数年中，中国行政区的地图对苏联领土的大量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且最近更多的中国地图标明苏联认为是最后的边界地区为“未明确规定”部分。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前，苏联政府曾积极鼓励新疆的反华运动。在新疆，绝大多数人并非中国人。在反对当地中国政府的暴乱之后，被当地的中国政府逐出。之后，在苏联的保护下，于１９４４年在伊犁地区建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该地区拥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口，而且只是在１９４９年之后才被重新统一归入新疆。虽然，自１９４９年以来，至少有二百万中国内地人定居新疆，但是，当地绝大多数人口仍然由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以及乌兹别克人组成——这些同样的种族组成了与之毗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人口。
在远东，黑龙江北部和乌苏里江东部人口稀少的荒原，由于满族人征服中国，从而使之在十七世纪成为中国帝国的部分。但实际上，中国人从未在那里定居过。１８５８年中俄《瑷珲条约》给予了俄国阿穆尔河①北部二十三万平方英里的主权，并且把乌苏里北部（阿穆尔的主要附庸国）十五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置于中俄联合控制之下。该条约是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当时，即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５８年，中国由于同英、法发生战争而被削弱。１８６０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东部的领土并入了俄罗斯帝国。
后来，俄罗斯帝国在新得到的领土上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②港市。
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条约承认了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治外法权，这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政府于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发表声明：苏联政府“宣布前俄国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占领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掠夺占领的一切领土都无偿地和永久归还中国。”
１９２４年苏联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否定了过去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秘密条约，放弃了俄国在中国的一切势力范围、治外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不过，苏联政府并没有处理边界问题。
自中国共产党革命以来，边界问题一直被搁置起来。当两国关系恶化时，它又一次居于重要地位。苏中资料后来的声明披露出：尽管当时没有向苏联技术专家公布，但是，在他们被从中国召回之后，１９６０年７月１日便开始了边境事件。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在他的讲话中指出。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２日和９月２１日，中国曾向苏联政府建议应当通过举行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提出边界问题
（１９６３年）
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国首先公开提到了修正边界的可能性，以此作为对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赫鲁晓夫讲话中的一段内容的答复。在这段话中，当他为古巴危机期间他的政策辩护时，谈到了中国对西方列强原来吞并中国领土的态度。
赫鲁晓夫宣称：“一个人必须十分谨慎，不要以不负责的指责匆匆行事，例如：一些人执行正统的政策，而另一些人执行错误的政策；有些人攻击帝国主义，而另一些人容忍帝国主义。”赫鲁晓夫讽刺性地把印度驱逐果阿地区的葡萄牙人与中国政府不履行法律责任对澳门和香港采取（和印度）类似的行动相对照之后，继续指出：“来自这些地区的气味决不比果阿地区的殖民主义所释放出来的气味芳香。但是，谁也不会指责中国使殖民主义的这些碎砖烂瓦保持原样。刺激中国采取自己认为不合时宜的行动，这将是错误的。如果中国政府容忍澳门和香港，很明显，她这样做是有正确的理由。因此，指责中国这些做法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让步和姑息，这将是荒唐可笑的……”为了答复这段话，１９６３年３月８日，《人民日报》提到了前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九个条约，其中包括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并质问道：“你们指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这个评论被看作是中国保留要求在将来某个时期归还这些领土的权利的一个建议。
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１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声明宣称：中国“故意侵犯”苏联边境，并且中国宣传机构要求修正边界。
声明指出：“１９６０年以来，中国的军队和平民一直故意地侵犯苏联边境。在１９６０年一年，中国一方对苏联边境的侵犯记录达五千余次。中国一方未经允许还试图‘开发’一些地区的苏联领土。”声明继续引用了被称为中国满洲政府所发表的一份文件，并提供了中国渔民不理睬苏联边防战士发出的不要接近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有争议的岛屿的命令的事实情况。
声明继续指出：“苏联政府多次邀请中国政府就确定边界线问题举行协商会谈，以排除任何可能的误会。然而，中国一方在继续侵犯边界的同时，回避了这些协商会谈。这只能使我们提高警惕，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宣传机构在明确地暗示所谓过去所造成的苏中边界某些地区的‘不公平的定界’。不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人为地造成任何领土问题，都将会走上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中亚边界的紧张局势
（１９６３年）
１９６３年９月发表的中国声明和苏联声明指出：新疆边境碼e在着一种紧张的局势。９月６日，《人民日报》宣称，苏联一些机构和人员在新疆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并且胁迫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跑入苏联”。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０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说，四名新疆难民说：中国对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些人的态度大大恶化了，特别是当他们自称是苏联公民时；他们并且说，大约有四百名同情苏联的干部被送到了劳改营。
根据莫斯科报道，最近几年，在新疆的穆斯林哈萨克人、维吾尔族人和其他民族之间发生过多起暴乱，他们对中国企图禁止他们的宗教和语言表示不满。在１９６２年６月到１９６３年９月间，大约有五万名哈萨克人和其他部落的人逃入了苏联。
边界谈判与在边界问题上的进一步争吵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
边界谈判于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５日在北京开始举行，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就于其后的５月份中止了。据苏联方面的资料报道，苏联代表团提出了“澄清”边界某些地区的建议，但是中国代表团对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５８万平方英里）的苏联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中国同时声明目前将不坚持自己的要求。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中国代表团把《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同时，提出以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来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并在此条件下“对双方边界的个别地段作必要的调整。”但是，苏联代表团拒绝接受这些建议。虽然原则上双方已经商定在晚些时候继续于莫斯科会谈，但后来没有举行进一步的谈判。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接见一批日本社会党人时恢复了争吵。据报道，在会见中，毛泽东说道：“有太多的地方都被苏联占领着。……有人曾经说，新疆省和阿穆尔河北面的领土都必须包括在苏联的领土内。苏联正陈兵于边境。
……中国还没有向苏联提出清算关于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半岛以及其他城镇和贝加尔湖东部地区的帐，这些地区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俄国的领土了。”
１９６４年９月２日，《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同时配发了一个长篇社论。社论警告说，坚持中国领土要求的任何企图都会发生“最危险的后果”。
《真理报》社论指出：“我们面临着一个具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这个计划不是出现在今天，也不是出现在昨天。１９５４年，中国出版的一本现代史教科书上的一幅地图标明了（就作者的看法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这幅地图把缅甸、越南、朝鲜、泰国、马来亚、尼伯尔、不丹和锡金都包括在中国地盘之内。中国北面的边界穿过斯塔诺夫克山脉，切断了苏联的沿海领土。在西面，吉尔吉斯、塔吉尔、哈萨克一直到巴尔喀什湖的一部分领土被包括在中国地盘之内。库页岛也标明为中国的领土。如果人们相信这本教科书，那么所有的这些土地和国家就是‘中国政府的版土’，并且它们已经被从这本教科书中给划走了……”“中国领导人根据什么权利要求从来就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主权呢？他们指的是几百年前，中国军队路过这些领土，而且中国皇帝有时从这些人中收集贡金。如果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毛泽东所运用的所谓典型的历史争端只能说是孩子气的。……那些质问苏联１５０万平方公里领土所有权的人们，难道他们想到世世代代生息和劳动在这片领土上的苏联人民会怎样接受这些要求，并把这片领土看作是自己的祖国的吗？”……最后，《真理报》宣称，“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作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
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５日，赫鲁晓夫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通过提倡新疆和内蒙古的非中国人的民族自决而答复了毛的声明。
赫鲁晓夫指出：“毛泽东宣称，苏联面积太大，沙俄占领了太多的中国领土。我不愿维护沙皇主义；沙皇和中国皇帝是一丘之貉。可是中国皇帝征服了内蒙古、满洲、西藏和新疆。新疆不是中国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居住在那里。大多数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居住在苏联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但是新疆也有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甚至还有乌兹别克人。因此，同样，独立的蒙古国只有一半蒙古人。另一半蒙古人定居在中国。毛泽东希望不在政治基础上而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解决政治问题。如果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我们不缺乏论据。哈萨克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支持民族自决。中国人也必须同样如此……”１９６６年初，苏联共产党在发给其他共产党的信件中（见第五章）指责中国“引起边界争端”。５月２０日，陈毅元帅（当时的中国外长）答复这种断言时指责苏联在１９６０年７月和１９６５年底之间挑起了五千多起事件，指责苏联陈兵中国边境，并进行以中国为假设敌的军事演习。
文化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
在文化革命初期阶段，边界紧张局势大大增加。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日，据莫斯科报道，估计有二百万中国人在苏联边境，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之间的边界上，参加了群众示威游行，以支持中国的领土要求。而且中国军队向往返于阿穆尔河上的苏联轮船几次开火。
鉴于紧张的局势，苏联于１２月７日报道，苏联为哈萨克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公民建立了军事培训学校。
１９６７年２月，在苏联大使馆被围困期间，局势特别紧张。
２月２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
“苏修和美日帝国主义者”通过黑龙江省进攻中国的阴谋被粉碎了。２月１１日，所有的中国边境军队处于戒备状态。第二天，北京的墙报宣称：最近，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击退了海参崴附近苏联的一个营的进攻；这一报道未得到其他任何资料的证实。
西方资料估计，当时中苏边界上的军队数目，苏军为近４０个师（其中，许多个师是刚从西欧调来的），中国军队为５０—６０个师，即６０万以上的兵力。然而，据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１日莫斯科报道，除边防战士外，所有的中国军队从苏联和蒙古边界撤退了大约１００英里，创造了一块所有居民被疏散的“无人之地”。
１９６７年１月，苏联报刊报道说：最近几个月，几万名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越过新疆边境在苏联避难，他们的离去被归咎于文化革命的恐吓和与此相伴随的对苏联同情者的搜捕。大量的中国人定居新疆，并且被称之为对少数民族的迫害。２月２１日的报道说，新疆边境地区公民的疏散工作进行得特别彻底，从而几乎结束了难民向苏联的逃入。
根据莫斯科的外交资料，１９６８年发生了许多小事件，但是双方都未公布这些事件；不过，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的一个中国抗议照会宣称：８月９日到２９日之间，苏联军用飞机在黑龙江省上空飞行了２９次。
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
战斗
（１９６９年３月）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到３月１５日，在乌苏里江附近发生了苏中边防战士之间的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的生命伤亡。战斗发生在一个荒无人烟的１．５英里长、半英里宽的小岛上，苏联人称这个岛为达曼斯基岛，中国人称这个岛为珍宝岛。它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南大约１１０英里，海参崴北２０５英里。根据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个岛的地位是有争议的。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０日，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坚持认为：按照国际法，乌苏里江主要河床的中心线就是边界线，珍宝岛位于这条中心线的中国一方，它一直处于中国的管辖之下，而且在１９６４年边界谈判时被苏联代表团承认为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３月２９日苏联的一个照会（见下述）坚持认为：１８６１年双方政府通过的一幅地图表明，乌苏里江中国一边的江岸为这个地区的边界线。这个问题因春天冰雪融化后乌苏里江经常淹没江岸和改变河床这一事实而复杂化了。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０日的中国声明宣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至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期间，苏联边防军曾１６次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有几次打伤了中国边防战士。而苏联海军陆战队少将瓦西里·洛巴诺夫（苏联驻太平洋边区的指挥官）在３月１６日声称，中国军队在最近一年半期间，经常企图占领这个岛。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双方对冲突都进行了完全相反的报道。按照苏联的说法，３月１日至２日夜间，大约３００名中国士兵用白斗篷伪装起来，穿越冰冻的江河，登上达曼斯基岛，在那里埋伏着。次日清晨，另外３０名中国人登上这个岛，当苏联边防军向他们走来，准备提出抗议时，中国人没有警告就开了火。与此同时，在这个岛上的军队和在中国岸上的其他军队朝另一批苏联边防军开枪开炮。据说，苏联军队在一个邻近边防哨所援军的帮助下，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打退了入侵者。在这次战斗中，苏军死亡３１人，包括一名军官，受伤１４人，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声明说，一大批苏军伴随着四辆装甲车朝着正常巡逻执勤的中国边防战士开火，打死打伤许多边防战士。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两国政府都向对方送去了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苏联照会要求立即进行调查，严惩这一事件的肇事者，并采取紧急措施阻止任何继续侵犯边界的行为。照会还宣称，“中国当局不顾后果的挑衅行动”，将“遭到我们的断然拒绝”。同样，中国照会要求严惩罪犯，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力；而且宣称，如果苏联政府继续“挑起武装冲突”，它将遭到“坚决的反击”。
１９６９年３月３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了群众抗议示威游行，实际上，苏联大使馆被数以万计高呼“吊死柯西金”“油炸勃列日涅夫”口号的中国军人和公民包围了四天。
在以后的几天里，整个中国都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据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有二亿六千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在苏联方面，虽然３月３日至４日，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了示威游行，但是直到３月７日，莫斯科才举行了示威游行，当５万多人列队走过中国大使馆时，人群中一些人朝中国使馆大楼扔石头、冰块、墨水屏和颜料炸弹，砸烂了许多窗户，这是多年来这个城市所见到的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
１９６９年３月７日，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讲述这个事件的详情之后，宣称中国人开枪和刺杀伤员，有些死亡者的面部“如此残缺不全，以致于无法辩认”。３月８日，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发生了比前一天规模更大的有１０万余人参加的示威活动。
虽然这一次没有发生骚乱，但是３月８日至９日，俄罗斯其他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集会。
在北京，３月１１日，在苏联大使馆外开始了对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扔石头的抗议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活动持续了三天。《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于３月１４日宣布，如果苏联领导想打仗，“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文章补充说：“苏修泡制的‘有限主权论’有助于苏军进驻其他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作者注）。这使我们认识到，苏修最近这次的武装挑衅决不是偶然的。”
苏联大使馆拒绝接受中国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３日的照会，该照会宣称：３月４日至３月１２日之间，苏联装甲车辆已经有六次“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直升飞机有两次在珍宝岛上空飞行。
苏联官方声明声称，３月１４日，一群中国士兵企图“入侵”这个岛，但被驱散。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发生了进一步的战斗，显然，这次战斗比３月２日的规模更大。３月１６日洛巴诺夫将军告诉新闻界：中国一个团的步兵——或者说一共二千人——在中国岸上的大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掩护下，向这个岛不断发动进攻，在邻近边防哨所和后备队边防军的援助下，经过七个小时的战斗，赶走了中国步兵。据北京广播电台提供的说法是，大批苏军在坦克车的支援下，不断地向在该岛上值勤的中国边防战士进攻，并且经过１１个小时的战斗，苏军被赶了回去。在战斗中，苏联的重型大炮和坦克炮轰了这个岛和中国江岸。虽然双方都没有详细说明伤亡情况，但显然伤亡严重。苏联新闻界报道提到了死亡的１２名军官和军士的名字，其中包括一个上校，——根据《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的说法——苏联方面有整整一个团的边防军和后备队，或者说近三千人参加了这次战斗。
随后，关于这个地区报道的只是一些小事件。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８日，苏联报刊有好几次报道说，中国人把迫击炮和机枪对准这个岛，并且在自己的江岸一边挖了防御工事；４月１３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俄国人在乌苏里边界犯下了“新的侵略罪行”，但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国的一个照会指责苏联政府“不断地”派兵入侵中国领士，并且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武装挑衅”。同一天的苏联照会坚持认为，“达曼斯基岛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声称：“如果有人再次企图破坏苏联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各族人民将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土，并对这类侵犯边界的行径给以毁灭性的还击”。
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战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中国报刊和苏联报刊发起了对对方国家领导人的恶毒和好斗性的攻击。３月２０日，北京《人民日报》把“赫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之流”说成是“一小撮坏蛋”，宣称苏联人民憎恨“这些新沙皇”；而在３月２３日，苏联军报《红星报》谴责毛泽东是“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沾满了人类的鲜血”，并且把他比作希特勒。然而，尽管最近的战斗依然严重，但是双方都不再继续进行抗议示威游行这一事实表明，双方政府都不急于把问题推向极端。
苏联提出边界谈判的建议
（１９６９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２日，柯西金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次日，中国政府以便函的形式答复说：“鉴于中苏目前的关系，以电话会谈是不适宜的。如果苏联政府有话要说，请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来。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９日，苏联政府在一个措词温和、篇幅冗长的照会中详细重申了自己对达曼斯基岛的主权要求，并且建议尽快继续１９６４年中断的边界谈判。
这个照会谈了苏联对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和１５日事件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根据１９５１年缔结的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船运的协定，中国政府已经表示接受现时的边界；根据要求，苏联主管当局允许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那些江上的一些岛屿——这是一种暗示：他们不再争论苏联对那些岛屿（包括达曼斯基岛）的主权要求。
照会继续回顾了五十年代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评论说：“如果不是由于中国方面所采取的立场，那么我们两国间的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将会毫无疑问地成功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今天来说也是适用的。……每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出现危险时，苏联忠实于其友好、联盟和互助条约许下的诺言，总是站出来支持人民的中国。”（西方观察家们把这些声明看作是在中国政策的变化事件中，苏联准备对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的一个建议。——作者注）
在对边界谈判中断表示惋惜和回顾了１９６０年中国周恩来总理所说的苏中边界未确定部分“在地图上是无足轻重的差异，是很容易和平解决的”之后，苏联照会敦促中国政府“遏制可能会引起复杂化的任何边界行动，并且在和平的气氛中通过谈判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照会建议尽快恢复１９６４年于北京开始的边界协商会，最后还说：“苏联政府坚信，苏中两国人民的重要利益最终将有可能消除和克服苏中关系中的困难。苏联政府已经声明过，并且认为有必要重申：
苏联政府坚决拒绝任何人在苏联领土问题上的任何侵犯，以及用语言工具来讲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坏话的任何企图都将会遭到严厉的反击。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对苏联照会的答复。４月１１日，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建议：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５日或于中国方面认为适当的其他任何时期在莫斯科继续开始边界谈判。
第九章 争论与双边关系的发展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
中苏边界问题的会谈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开始，但在以后的数月（参见第七章）里进展甚微。与此相应，中国报刊上的反苏论战暂时不见了；但是，到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下半月又重新开始了争论；反过来，苏联报刊也重新开始了其反华运动。１９７０年１月６日，《真理报》谴责说：“中国在进行备战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报刊对苏联的日益恶毒的攻击。”最近几周，出现在苏联报刊上的文章反复谴责挑起战争歇斯底里的中国领导人。
在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的这个时期里，许多事情受到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国政府内部日益占优势的温和派的影响。
苏联依然被看作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两国关系的特点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对抗和论争。然而，中国激进派对莫斯科的军事敌视政策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放松了，这一政策被周恩来的力求避免不必要激怒苏联的比较实际的对外政策所代替。此外，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与美国发展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参见第十章），作为对看得到的苏联威胁的一种战略抗衡。
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的反应
（１９７０年４月～７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都出席了１９７０年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都未被邀请。４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再次说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预是保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必需的，而且使苏联的行动与中国在亚洲支持“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自我扩张政策形成了对比。
在涉及苏联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段落中，勃列日涅夫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阴谋……是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精心策划并用恶意宣传作掩护的企图。这种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勾结，并在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使捷克斯洛伐克同兄弟国家隔绝起来，从而给欧洲社会主义阵地以严重的打击，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性，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信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盟国的坚决行动，粉碎了敌人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并最终破坏欧洲大陆和平的危险计划……”勃列日涅夫继续指出：“遗憾的是，也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十分清楚，这种状况是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政策的产物，是他们同列宁遗训的原则相决裂的结果。……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反苏运动，只是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效劳。最后，这一运动是在凭空捏造的来自苏联的威胁的幌子下进行的。这一运动的那些发起人以自己的反对列宁的国家，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暴露了他们是列宁革命事业的背叛者。”
“至于苏联，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主张在凡是社会主义之间的良好关系遭到破坏的地方恢复这种关系。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今后仍将按照列宁的教导积极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面努力……”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２日，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长篇社论，它被看作是开始双边谈判以来对苏联领导的最猛烈的攻击。社论重申了中国的断言：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声称赫鲁晓夫１９５６年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否定斯大林化政策——见上述第二章，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反革命政变。”社论引用了毛泽东１９６４年５月说过的话：“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社论还猛烈抨击了用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的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并把它称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理论”。社论把其内容解释如下：
“其一，‘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们主权和命运在内。……也就是说，你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你们。……”“其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他们有权‘以军事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
你们所说的‘国际专政’，就是要把别的国家置于新沙皇的统治和奴役之下……”“其三，‘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勃列日涅夫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行动’。你们所说的‘统一’，就是把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统一’到你们那里。你们所说的‘不可分割’，就是不许别国摆脱你们的控制和奴役……”“其四，‘国际分工论’，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推行所谓‘国际分工’，而且把它扩展到亚、非、拉国家。……苏修集团正是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这种殖民政策。他们的‘国际分工论’，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农业’或者‘苏联工业，亚非拉附属加工厂。’……”“其五，‘利益有关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对于即使在地理上遥远，但是却涉及到我们的安全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那种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这种所谓‘利益有关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论调。……苏修的腔调同老沙皇和美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伴随这些争论之后，是一国指责另一国具有扩张主义意图的一系列历史交换文件。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８日，《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摘下假面具的假革命者》的强有力的五千字社论。社论指出：
“若干年来，中国领导一直在亚洲宣传破坏进步政权，引起国与国的冲突，以及孤立人民的真正同盟者——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北京这样行事向帝国主义者证明，它不打算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采取一致的行动。这种立场使帝国主义集团能够实行他们反人民的计划和方案，印度支那的最近事件。例如，美国对柬蒲寨的干预可以补充说明这一点。根据北京领导人的行为，毫无疑问，他们力求在自己的全球阴谋中利用各国人民的英雄自由斗争，这种全球阴谋起源于大汉梦想。
成为若不能统治全世界，至少能统治亚洲的‘大中国’的新皇帝……”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呼吁中国人民“随时准备击退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和侵略”的一篇联合社论中，指责苏联准备进攻中国。
两国互换大使
（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０月）
１９７０年秋，当以互换大使的方式采取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时，中苏关系显示出明显的改善。９月１６日，在莫斯科宣布任命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列宁格勒地区的共产党书记）为驻中国的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于１０月１０日抵达北京，中国的新大使刘新权（前副外长）于１１月２２日抵达莫斯科。在１９６７年，由文化革命所引起的极度紧张时期两国都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从此，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代办级。
比较调和的情绪进一步反映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日中国国庆节之际苏联政府的祝词，和同年１１月７日俄国革命纪念日之际中国政府的祝词里。两国的祝词语调都非常热情。苏联的祝词表达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的祝词则指出：“中国始终认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的报告
（１９７１年３月）
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苏共二十四大在莫斯科开幕，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他在回顾了与中国的关系之后，特别提到，两国关系最近有所改善，并力劝中国在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方面进行合作。
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生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特殊的、与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思想政治纲领，却要求我们放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镇压和“个人迷信”——
作者注）的路线和苏共纲领。他们展开了反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激烈的敌对宣传，提出了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甚至把事态弄到１９６９年春夏在边境上发生武装事件的地步……”“近一年半以来，由于我们方面表现的主动性，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１９６９年９月，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了会晤，在此以后，在北京开始了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调解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谈判进展缓慢，为了使谈判取得圆满的结果，当然需要不单是一方的建设性立场。”
“去年年底，苏联和中国互派了大使。在长期中断后，签署了贸易协定，贸易额略有增长。这是一些有益的步骤。我们今后也准备按这一方面行事。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的宣传和政策中，反苏路线仍在继续，而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已把这一敌视苏联的方针固定下来。……我们党和苏联政府深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符合我们两国根本的长远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巩固和平的利益。因此，我们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全力促进两国睦邻关系和友谊的恢复……”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后面的一段话里，又批评了中国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他指出：“反帝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帝力量，首先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我们提到的时期里，想从各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进攻的企图，最为尖锐地表现出来了，中国领导着手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以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幌子的分裂主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往往同这些集团结成同盟。在某些地方，民族主义自我孤立的倾向加强了。……资产阶级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现在恰恰是最乐意把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倾向上，特别是以反苏主义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