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印军队之间的战斗在印度的东北边界和拉达克地区爆发了。在东北边界地区，中国军队向南推进了１００多英里，威胁着阿萨姆平原；但是，在拉达克地区，中国军队没有越过声称为中国领土的边界线。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国人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撤回了军队。
苏联政府对这一事件采取了缄默的态度，对任何一方都不表示明显的支持。１１月５日《真理报》呼吁中印之间“无条件”地停火和立即进行谈判。
１９６２年的共产党会议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２月）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至１２月举行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进展的情况，说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危机的加深。在１１月５日至１４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托多尔·日夫科夫（党的第一书记）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谴责。在言词上也明显地有意指责中国人。
他指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无所不为，他们捏造弥天大谎，并把它们散布于全世界。……他们宣布几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都因当代或现代修正主义而陷于困境。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宗派活动和冒险行为以及虚伪的分裂活动保持沉默，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上述最后一句话他故意引用了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
中国代表团和欧洲各党代表团之间的争论发生在１１月２０日至２４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但是，亚诺什·卡达尔（党的第一书记）采取了调和的态度，他向中国代表团呼吁考虑他们在大会上发表的观点，正象他向他们保证的那样，匈牙利党将重视中国党的观点。然而，在１２月２日至８日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当意大利党的领导人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并指出：“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党不需要指桑骂槐”时，争论至少公开化了。
意大利党的总书记帕米尔罗·陶里亚蒂强调指出，核战争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古巴危机期间苏联的政策捍卫了古巴的独立。他谴责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和荒唐的”；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诬蔑和攻击行径”和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保持了不可容忍的团结”表示痛惜。他还警告中国代表团，“当你们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
同样的问题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４日至８日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公开地争论。中国代表团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封信，建议召开“一次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协商会议”，来讨论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
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讲话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
赫鲁晓夫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讲话中，为古巴危机期间他的政策辩护。他在评论中印冲突以及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时，暗示道，阿尔巴尼亚对苏联的攻击是被中国唆使的。
他说：“在古巴冲突的和平调停期间，大家可以听到那些自称他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们不满的尖厉声音，纵然他们的行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尤其指的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们对苏联的批评实际上是重复西方那些最反动最好战的集团所说的话。为什么今天这些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来自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之口呢？我很想从我的生涯中列举一件事来说明这一点……
“我记得在采矿居住区有着脏嘴巴的人，有时他们常常去找一个刚刚会说话而不理解话的意思的小孩，并且教他最下流的话。他们会告诉他：‘去到那所房子里向那些人说这些话’。有时他们甚至教他更难听的话。他们会说：‘去到你妈妈那里把这些话给她再说一遍。
现在给你三个戈比，说完之后给你五个’。于是，这小孩跑到那所房子里，或者跑到他母亲那里，把这些脏话重复了一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象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有人教他们脏话，于是他们就说这些脏话和用这些脏话反对苏联共产党。但是苏联共产党是他们的妈妈呀！说这些脏话他们得到了允诺的三个戈比，如果他们使用更难听和更粗野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另外五个戈比……”关于中印冲突的问题，他说：“首先，出现了一种情况：
由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与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而造成了一次严重的武装冲突……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步骤是明智的：它声明单方面停火，并（从１２月１日起）开始撤回它的军队。我们对这种作法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欢迎中国同志的这种行动。
“有人可能会说：‘你们怎么竟说这是明智的步骤呢？因为这是在死了那么多的人、流了那么多的血之后所采取的步骤啊。假使双方根本不采取军事行动，岂不更好吗？’是的，这样当然更好些。……但是，既然未能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那么，最好现在表现出勇气，停止冲突……
“但是，有一些人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决定却试图作出不同的解释。他们问道：‘这难道不是撤退吗？’他们还问道：‘这难道不是中国同志的一种让步吗？’当然，这些问题是那些爱吹毛求疵的人提出来的。”
当谈到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时，赫鲁晓夫说：
“有人硬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南斯拉夫早就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私人资本、私人企业或私人财产和私人银行。……因此，……就不能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策正是从这点出发，并把南斯拉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它建立相互关系的……”赫鲁晓夫谈到了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并且指出：
“兄弟党的会议警告说，如果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一贯的斗争，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成为个别党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阶段中的主要危险。从那时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结论是多么地富有远见。
“有些人……只是片面强调修正主义的危险，只是断章取义地提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但一个人必须对事物抱有具体的见解。在古巴危机中，当那些伪装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进行挑衅活动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就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古巴危机尤其表明：正是那些采取了和正在采取教条主义立场的人们出现了主要危险。……”
中国对外国批评的回击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９６３年１月）
《人民日报》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５日答复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并于１２月３１日回击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１２月２５日的《人民日报》在为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口号辩护时，坚决主张共产党人应当“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谴责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时，《人民日报》指出：“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那就必然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中轻率、鲁莽，那就必然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轻率、鲁莽，那就既会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会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的‘进攻性’核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
文章继续谴责了在中印战争问题上更同情“印度反动派”而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当谴责利涉用党的代表大会作为攻击其他共产党的讲台时，文章指出，这种“恶劣的表现”起源于１９６１年的苏共党代表大会上①——
（①这里是指１９６１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译者注。）
这是文章中唯一直接涉及苏联的地方。最后，文章重复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另一篇题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长篇文章中，重复了上述许多争论。这篇文章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就是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所表达的观点，并且谴责了陶里亚蒂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关于古巴危机，文章指出：“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
”文章断言，“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显然是指赫鲁晓夫——
作者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人民日报》坚决主张，莫斯科声明中对南斯拉夫政策的谴责仍然对各个共产党具有约束力。
到１９６３年１月７日《真理报》所发表的一篇长达一万字的文章为止，苏联领导人最充分地暴露出了自己的态度。《真理报》以把帝国主义描述为“纸老虎”这样的语言，“只能在人民中间引起自满情绪和削弱他们的警惕性”为借口，为与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讲话相一致的苏联外交政策辩护，并再次谴责了把帝国主义描述为“纸老虎”的观点。
当文章坚持认为苏联党仍然赞同莫斯科声明时评论到，“一些人只是片面地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时时诋毁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文章继续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由于他们自己发动了“一场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无礼攻击”，从而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形式和精神，而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恢复友好关系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团结。文章继续指出：“最近，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国内外政策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消除了大量对建设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所抱的错误和有破坏性的观点。那些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的人……是故意地在撒谎。……苏联共产党公开声明，苏联共产党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若干意识形态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毫无疑问与南斯拉夫这个正在建议社会主义的国家恢复友好关系，能够更快地有助于克服在若干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的答复文章引用了赫鲁晓夫早些时候对南斯拉夫的攻击，并谴责说：“我们不能理解，有些同志在过去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为什么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会谈
（１９６３年１～５月）
在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１日举行的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为苏联的观点进行辩护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他呼吁“停止共产党之间的攻击”，并以立即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将导致分裂的危险为借口而反对立即召开这一会议。中国代表伍修权欢迎停止互相攻击这个建议，但支持早日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
但伍修权的讲话被“呸”声所数次淹没，而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则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１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正在动摇兄弟党的团结的公开的持久的激烈争论”的关心，并建议召开一个两党代表会议，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作准备。在答复苏联的信件之前，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他的对手的攻击。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７日《人民日报》①批评了苏联党第二十次（①原文误著为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６日——译者注。）
代表大会，宣称它“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
文章认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公开化，起源于１９５９年９月的戴维营会谈和塔斯社对印度边界争执的声明，“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的是第一次。”“某些同志”攻击中国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诬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一些同志”对中国“施加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几百个”“兄弟国家之间的协定和合同”。
《人民日报》继续指出，苏联不顾中国和解的尝试，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并且干涉阿尔巴尼亚的内政。一种“无原则的妥协”，在古巴问题上起了作用，“一个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政策，而且以军事物资供应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党的攻击在东德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这次代表大会造成了“严重的分裂的危险”。文章结束时说，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必要先决条件，应把停止对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与把南斯拉夫人定罪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连在一起。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８日至３月３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了一篇十万字的题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的文章，文章嘲笑苏联领导人害怕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国的文章和干扰北京的无线电广播。文章指责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特别是指责他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赞成议会方法。
１９６３年３月９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答复苏联党的信件时，重复了１９６２年４月７日信中提出的建议，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保留对公开攻击答复的权力时，将停止攻击。３月３０日，苏联党答复，建议会议可以在当年晚些时候在莫斯科召开。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语调上是调和的，它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但是指出，苏联党２月份就提出与他们开始讨论，而且现在仍然准备这样做。关于南斯拉夫，信中声明，“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它的关系上，我们争取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大家庭接近，这是符合各兄弟党的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力量的路线的。我们还考虑到最近在南斯拉夫的经济上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定的良好趋向。与此同时，苏共也看到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并且认为必须把这一点直接了当地告诉南斯拉夫同志。”在呼吁停止攻击时，信中指出，“我们可以讲出不少东西，来保卫苏共的列宁主义路线，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答复中国报刊最近所发表的文章中毫无根据的攻击。现在我们之所以不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叫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感到高兴……”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五条建议
（１９６３年６月）
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３月３０日来信的６万字复信，复信于次日被送往莫斯科，并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出来。这封信提出了在莫斯科会谈中进行讨论的二十五条建议，它是已经发表的中国方面情况的最充分的声明，虽然信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名字，而只是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有些人”，但是，它却包含了对１９５６年以来赫鲁晓夫的政策和理论的全面的控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中陈述的二十五条建议，概述如下：
（１）“几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心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２）“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可以总结如下：……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阶级的新世界……
（３）“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４）“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５）“……以下的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１．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２．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３．认为……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４．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就能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５）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
（６）“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十三个国家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坚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这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和古巴，而不是南斯拉夫，“由十三个国家组成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说法，最近才开始使用；１９６１年１２月《人民日报》提到“十二个兄弟党”，当时，古巴还没有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注）
“如果有人……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制造分裂，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力图取消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援助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段显然针对的是苏联，尤其针对的是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作者注）
“如果有人跟在别人后面，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维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和政策……那就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７）“１９６０年声明指出：
……‘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
（８）“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９）“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需要学会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内。……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１０）“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它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为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１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走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事实上，岂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
（１２）“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现在自称为从列宁之后对革命路线作了最大创造性贡献的一些人，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一些人，……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没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怀疑的……
（１３）“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怪论，正如１９６０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说穿了，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
（１４）“有人说，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反对革命。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大战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现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
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
（１５）“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销毁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不过），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已经过时了……
（１６）“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作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载在这本天书上面。他们还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这样歪曲列宁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和平共处的反对者……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与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是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１７）“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１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
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１９）“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呢？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党的内部问题，也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２０）“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是把领袖与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借口所谓的‘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是颠覆活动，又是什么呢？……
（２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依靠自力更生……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从本国的局部的利益出发，片面地要求别的兄弟国家服从自己的需要，并且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反对别的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甚至对别的兄弟国家施加经济压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损人利己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甚至认为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互助合作的榜样，那更是极其荒谬的。
（这一段明显地涉及到在同年２月的经互会上所出现的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分歧。当时，罗马尼亚的代表反对苏联所提出的包含有打乱罗马尼亚工业发展方案的经济协作计划。——作者注）
（２２）“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的原则，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置身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允许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允许把自己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则，那就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依恃所谓多数来强制虯E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代表大会、领导人的讲话、通过决议和声明的方式，公开指名道姓地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
“你们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继续攻击阿尔巴尼至同志采取‘分裂主义’。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问题的解决的。
“究竟是谁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分开暴露在别人面前？究竟是谁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所有这些问题，那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追述过去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但愿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几年来，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准则的严重事件，……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２３）“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１９６０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拿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迫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２４）“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２５）“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公开论战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争论，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辩的文章在自己的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其，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
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
……我们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５日到１９６３年３月８日，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你们在３月３０日的来信的未尾，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大概就是指的这些文章。把我们回答攻击者的文章叫做‘攻击’，这完全是颠倒是非。
“既然你们把我们的文章说得是‘毫无根据’，是那么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象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的这七篇所谓‘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统统发表出来，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呢？当然，你们也尽可以逐条驳斥这些你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的义章。
“你们说我们的文章‘毫无根据’，说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如实地把我们的真正论点告诉苏联人民。这种做法，总不能说是对待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对待真理，对待群众的严肃态度吧……”这封信最后指出“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例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等等，我们也希望在（莫斯科）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第四章 论战的加剧（下）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
中国使馆官员被苏联驱逐
（１９６３年６月）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８日开幕。当天，苏共中央委员会宣布，由于中共中央的信件对苏联“毫无根据的攻击”，因此，“目前”在苏联将不予以发表，其他共产党要求：“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会使论战进一步加剧。”６月２１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公报驳回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对二十次、二十一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对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
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７日，苏联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召回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复信的复制本的三名中国使馆官员。但这一要求被中国外交部说成是“毫无理由的和不友好的。”苏联外交部７月１４日的声明说，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置苏联外交部的两次抗议于不顾，在莫斯科和苏联其它城市散发了大量用俄文印刷的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的信件。中国于７月５日发表的一个照会对这一驱逐提出了抗议，坚持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驻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式机构及全体人员散发自己的政府和党已经发表的文件是完全正常的。”
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５日，中苏两党的会谈于莫斯科在绝密的条件下开始举行，邓小平、彭真和伍修权代表中国共产党，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尤·安德罗波夫、鲍里斯·波诺马寥夫、列昂尼德·萨丘科夫、斯捷潘·契尔沃年科（苏联驻北京大使）代表苏联党。会谈于７月２０日结束，没有正式达成协议；次日发表的公报说，根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已经决定“双方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苏共对“二十五条”的答复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７月１４日，《真理报》发表了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的信件和苏共中央一万八千字的复信。
苏共中央的复信采取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形式。这封信谴责了中国领导人正准备在核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生命；谴责中国领导人拥护恢复斯大林的领导方法和在一些共产党内组织破坏活动；这封信暗示，中国领导人被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激励，而不是被共产主义的原则所激励。苏共中央的复信概述如下：
引言。“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释，促使我们发表中共中央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读到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结的响亮词句后面看到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
“还有什么对苏联和苏共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信件中呢？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暗示‘在帝国主义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了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关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谈到中国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时，信中回忆说，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１９８个工业企业和其它项目；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向中国提供了１４００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正在对中国的８８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给予技术援助。
关于论战的展开。信中说，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当绝大多数共产党拒绝了中共的观点时，中国代表团“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此后不久，他们就“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作为传声筒”，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后来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一系列呼吁没有得到北京的响应。
信中声称，中国领导人通过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把各兄弟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际关系中。“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从１９６１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要求把苏联代表和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排除出亚非会议。
关于战争与和平。苏共中央的信说，“（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
……第一，中国同志……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以及同他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他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
“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问题，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
……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码？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的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是应该的。这不可能象中国同志说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相反地，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呢？它宣称这样一些论点：
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呢？……他们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同战争危险进行斗争……”关于热核战争。“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问题。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是对一但爆发热核战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亿万人呢？还是对这种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
“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过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这句话指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作者注）“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里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其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试问中国同志：
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将来’。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用不着了……
“我们自己在制造热核武器，并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我们对它的破坏力非常清楚。
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
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请问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的中国同志：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帝国主义统治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原子弹不会辩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
“中国同志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经不是用阶级的态度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
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谁来建设‘美好的将来’呢？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一口号中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而是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
关于古巴危机。信中继续说：“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我们把火箭运到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从保卫古巴革命的必要性出发，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他们中国的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单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的冲突，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变为世界性的，产生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实际威胁。在当时的局势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的支配而走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形势所造成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危机达成协议，不许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侵略。大家知道，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为交换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协议……使得有可能粉碎准备蛮干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明智和现实态度的说法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难道他们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们一定要欺骗人的。但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信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计。加勒比海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次，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对古巴的国境进行任何入侵。我们也作出了从古巴运走火箭的保证，并履行它。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还对古巴人民作出过保证：如果美帝国主义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领土，我们就会要进一步援助古巴人民……
“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呢？也许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点使他们不满吧？
关于裁军问题。“中共领导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苏共中央的信中继续说。“中国同志千方百计地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军。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起来……
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他们可以无休止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命性’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
关于和平共处。“中共中央在６月１４日的信中指责各共产党，说它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是（一种）……真正骇人听闻的臆造和诽谤。……当我们谈到和平共处原则时，我们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而言。和平共处原则当然绝对不能引伸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中……
关于个人迷信和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信中接着引用了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在１９５６年完全赞同苏共二十大包括对‘个人迷信’的指责的决议所发表的那些声明，并且说“他们对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谈到“恢复党内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时，信中说：“在个人迷信时期毒化人民生活的恐俱、怀疑和傍徨的气氛已经永远消失了……请问一问那些父母在个人迷信时期成了镇压的受害者的人，承认他们的父母兄弟是正直的人，他们自己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变节者，……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苏联人听到中国同志企图辱骂苏共纲领，感到吃惊和荒诞。”信中继续说。“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时，暗示苏联社会的有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脱化’。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民穿草鞋和喝大锅清水汤，这就是共产主义，而如果劳动者生活得好和希望明天生活得更好，这仿佛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关于革命斗争的方法。分歧中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和方法问题。在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看来是这样：他们自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则忘记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它们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真正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和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福利的提高，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列宁教导说：‘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但是，有些同志却认定列宁是不正确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吗？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一碰到了社会主义建改中的困难就灰心失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经济成就，……对国际革命运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通过另一些在他们看来更为便利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责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说他们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议会迷’，甚至说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党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应当解释，没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干的……
“在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的问题上，中国同志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
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信中继续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它们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愿不愿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方针？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大肆宣嚷的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指责中国人“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时，信中说，在最近三年里，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下降了一半以上，由于中国破坏协定，使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损失。信中继续说：“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见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信件中的第２２条——作者注）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经济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政策不能把它看成别的，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信中还指责中国领导“策划和支持各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这些反党集团有比利时、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和锡兰等国的共产党。信中说，“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党的立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领导人用许多种语言发表文章，辱骂性地攻击苏联、法国、意大利、印度和美国等国的共产党，“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于自己的影响和控制”。
关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尽力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作为自己的传声筒”，并且“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道路”。
信中否认了中国关于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并引用了１９５５年《人民日报》的一句话：“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苏共中央的信问道：“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他们把这看作是他们认为有利的借口，用来污蔑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
信中继续说：“在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但是，象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现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所遇到的问题，范围日益扩大，而且每一个兄弟党都在不同条件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党对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我们仿效中国领导人的榜样，那么，由于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们的严重分歧，我们不是早就该宣布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但这是对解决问题的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尽管同阿尔巴尼亚领导有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从自己开始采取措施，不使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中国对苏联声明的评论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９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对苏共中央７月１４日的信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评论。他说，苏共中央信件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位发言人的声明，语调具有讽刺意味，声明宣布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再一次发表其６月１４日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的复信，并且还要用多种语言广播这两份文件。他说：“我们广播苏共中央７月１４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劝告尽可能多的人来学习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因为它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７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中央信件的全文，并附有一篇编者按，断言“这封信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方法”。《人民日报》指责苏共领导人“恶意地指责所谓‘中国的好战态度’特别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苏共中央的信件指责中国领导人完全改变了原来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态度，为了答复这封信，《人民日报》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全盘肯定”苏共二十大。《人民日报》继续指出：“对苏共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而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我们一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也多次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我们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照顾苏共和苏联的威信，我们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没有公开批评过苏共领导人”。
为了答复苏共中央关于中国已经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断言，《人民日报》指出，１９６０年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国防、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困难和损失，成为中苏经济贸易联系减缩的主要原因。中国是受害者。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反而责怪中国缩减了中苏经济贸易联系，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颠倒是非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中国对禁止核试验协定条约的谴责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３１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声明，谴责７月２５日苏联、美国在莫斯科草签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协定条约为“肮脏的骗局”。
声明说，这个条约“与爱好和平人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它没有阻止美国进行“核讹诈和核扩散”的政策，并且表明了一种美国、苏联和英国保留自己的“核垄断”的企图。条约的范围不包括地下试验，这被看作是有利于“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核武器”。苏联政府被指责为“心甘情愿地听任美帝国主义夺取军事优势，”“出卖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中国声明宣称，世界人民需要真和平，而不“假”和平，条约映出了“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丑恶面目”。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日，周恩来向各国元首发了一封信，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彻底、全面、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问题。
除阿尔巴尼亚外，接受这个建议的国家仅仅有：北朝鲜和北越（当时，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争论上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以及巴基斯坦。
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了与中国保持亲密友好的政策。
刘少奇在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８日讲话中，把原子弹说成是“纸老虎”。谈到“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新型武器”时，他断言，“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活着就是一切。活命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
苏联政府为了答复中国政府７月３１日的声明。于１９６３年８月３日发表一个长篇声明。苏联政府把中国声明说成是“充满失望和悲观情绪”，它表达了自己的诧异：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苏共对中国政府作出的“无耻的”断言起了强烈反应，把中国的态度说成是“实际上等于对鼓吹世界热核战争和反对解决国际圆桌会议争论的问题的那些人的纵容”。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与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背道而驰”的态度，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置于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公开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公开反对欧、亚、非、拉美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活动之中。
苏联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１日的一个声明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个核禁试条约的真正动机，就是他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得到他们自己的原子弹。９月１日，中国政府在答复中指责苏共把１９５７年有关核武器的秘密协定的细目传给了美国。
第五章 减少争论的尝试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
１９６３年底至１９６４年初，中苏论战仍在继续。同时，伴随着实现双方和好、或者至少是暂时中止意识形态方面敌对状态的尝试（这一尝试主要表现在苏联方面）。然而，这些行动收效甚微，到１９６４年中期，双方仍然象以前一样激烈地严厉批评对方。
中国对苏联共产党的驳斥
（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９６４年２月）
在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到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期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七篇答复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公开信的文章。
在回顾论战历史的介绍文章之后，紧接着的两篇文章分别为斯大林辩护并攻击南斯拉夫政权为“野蛮的法西斯专政”。第四篇文章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对亚非拉人民的斗争采取“消极、藐视和否定态度”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指责他们通过复活“黄祸论”来煽动种族仇恨。
第五篇文章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文章指出：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也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文章的后一部分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中正是这样做的。
第六篇文章指责赫鲁晓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和平共处的概念变为“阶级投降”政策。第七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为“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１９６３年夏秋，苏联报刊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总的来说，避免了中国攻击赫鲁晓夫所包含的那种个人辱骂。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６日，苏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现在声称支持它以前攻击过的和平共处政策，但它没有排除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国际“革命战争”的可能性。文章指出，“用世界战争的方法努力实现其他国家的革命，这是一条共产党人在原则上所不能接受的道路，因为这是以反列宁主义的、从外部‘加速’革命的思想为基础的。此外，这是一条用打核战争的方法而不顾世界战争的现实后果的道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３日，《共产党人》声称，中国宣传机构正在进行“神化毛泽东”和进行“一场自托洛茨基主义时代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运动”。
中国宣传机构正在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的“反党和宗派团体”，企图从这些团体（大部分是由各国共产党开除的人组成的）中拼凑一个国际集团。
苏联建议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并建议结束论战（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９６４年２月）
１９６３年秋天，苏联报刊发表了许许多多外国共产党倡议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个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声明。１０月２５日，赫鲁晓夫呼吁结束公开论战，并建议如果中苏两党之间还有分歧，那“就让时间来检验谁的观点更正确。”然而，１１月１５日，新华社声称，自这个呼吁以来，苏联报刊已经发表了８０多篇反华文章，新华社并把这个呼吁说成是“只不过是掩盖苏联领导人疯狂的反华活动的一个花招。”１１月２９日，苏联党在致中国党的一封信中建议中止论战，准备国际会议。
信中强调了公开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损害之后说：“除了那些有分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信中要求“平心静气地，没有偏见地弄清目前的争论，摒弃一切非固有的东西”之后，建议谈判应该在两国贸易增加和苏联对中国工业技术援助增加的情况下开始。
信中建议，公开论战应该被通过彼此协商会谈和交换信件所代替，这会对国际共产党会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后，信中说：“所有党的义务是，促使创造能使这种会议获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这一会议不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件不屑一顾，直到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才予以答复。与此同时，中国党继续发表文章攻击苏联共产党，并要求在那些支持苏联的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建立亲华政党。２月４日《人民日报》公开拥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并坚持认为：“象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倾向于一分为二。”
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１９６４年２月）
中共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苏联领导放弃了调和的态度。在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发表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给了其他各国共产党，但没有发给中国共产党）
中，苏联领导说苏共中央将在其即将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中国党的活动，此后将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再一次提出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的问题。２月１４日，米哈依尔·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篇关于论战的长篇报告，它包括了苏联当时对中国领导的最全面的指控。然而，这篇报告应罗马尼亚党的请求，当时没有发表。
苏斯洛夫指责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中国领导人“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好象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中一样发号施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硬规定一些条件；他们可以按照这些条件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党和人民或者列入社会主义，或者‘革除’出社会主义。”例如，他引证了中国领导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中国领导对南斯拉夫给予了赞扬，而现在他们却把南斯拉夫遣责为“法西斯专政。”
当谈到阿尔巴尼亚党时，苏斯洛夫评论道：“中国——阿尔巴尼亚同盟——是在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对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采取敌对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在中国一样，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保卫个人迷信，是同他们多年来自己培植个人迷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活动中采取恶劣方法有联系的。”
苏斯洛夫还指责中国领导人企图破坏苏联所做的防止世界战争威胁的努力。例如，在１９６２年，他们利用古巴危机的有利条件，去扩大印度边界的冲突。他继续指责道：“中共领导明显的冒险主义立场在它对核武器问题的态度上暴露出来。”中国领导人曾企图坚持要苏联给他们原子弹，而当苏联没有给他们原子武器的样品时，他们表示了深深的耻辱。他接着说：“我们认为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是不适宜的。”这样做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西德和日本就会进行原子武装。它们作为在经济上和科学上更加发达的国家，无疑能够比中国制造更多的原子弹，更快地建立起核潜力。”
当《报告》转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时，苏斯洛夫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背弃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的学说。”强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一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而毫不考虑群众的情绪和他们对革命的准备，不考虑国内外形势。”这种态度“拒绝细致的和耐心的群众工作，对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指望被革命的词藻所代替，或者更坏，被脱离人民的一小撮人的冒险行动所代替……。
”苏斯洛夫评论道：“如果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把一切希望都无例外地仅仅寄托在武装斗争上，毫不考虑人民群众是否总是愿意支持这种斗争，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惨痛的失败。”
《报告》在宣称“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之后，苏斯洛夫继续指出。“在北京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比利时、巴西、澳大利亚、锡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最近都建立了反党的分裂主义的叛徒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人数，有的地方是几个人，有的地方是几十人。……中共中央领导正在把事态引到更远的地方——
它公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评凑一个有特殊纲领、有集团纪律、以北京为中心、由同他们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中共领导力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共的一个领导人，象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样凌驾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并且随心所欲地决定它们的政策中和活动中的一切问题……”《报告》在结束时指出：“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打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展开派别活动。……我们党主张再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来讨论当代的根本问题，主张在这样的会议上最广泛地交换意见，以便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中共领导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造成的。因此，所有兄弟党集体来确定为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所必需的途经和手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苏中两党之间信件的交换
（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引起了中苏两党冗长的和语言刻薄的信件互换。中共中央在注明２月２０日的信中，指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仅采用“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而且还“摆出‘老子党’”的样子和策划“假团结，真分裂”。
苏联共产党（２月２２日）指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答复苏联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并且说，“既然你们顽固地不答复我们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说成是我们的软弱表现，那么２月１２日的信给你们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没有益处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封信（２月２７日）命令式地重复要求苏联共产党寄来２月１２日的信件。
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中共中央终于答复了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表示愿意就边界问题达成谈判协议，但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经济援助的要求，并提出了关于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条件。（下边的小标题摘自原文）
关于经济援助问题。信中宣称：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贵得多。
“不只是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苏联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援助。……到１９６２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价值２１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产品价值１４亿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或者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它占去我们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数……”关于技术援助问题。信中继续指出：“在苏共领导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但是，你们却不顾我们的反对……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１３９０名苏联专家，撕毁了３４３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件，废除了２５７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学研究项目被迫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止，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
……”信中进而讽刺地说道：
“我们很关切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给你们以帮助的话，我们将乐于这样做。”
关于中苏贸易问题。信中继续指出：“近几年来中苏之间贸易额缩减的真正原因，你们应当是最清楚的。这正是你们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结果。你们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们进口成套设备的需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硬要我们买下这些东西搁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吗？……
“何况，你们从１９６０年起，……在两国经济和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拒绝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资。我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量地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我们连续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灾害，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向你们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所造成的。……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他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你们欺负工业化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中国党的信件指责苏联共产党在１９６１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攻击阿尔巴尼亚开始了公开论战。信件继续指出：“你们是做了一件坏事。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忙。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信件坚持认为，苏联报刊从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５日至１０月底就发表了近２００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就是在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来信以后，这些反华文章和材料也没有停止过。
信中继续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发表了七篇答复你们的公开信（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的信件——作者注）的文章。我们对你们在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中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和多边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收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
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建议，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到２５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大会作进一步的准备。”
１９６４年３月７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答复中共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７日和２９日的信件中，提出了１９６４年秋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反提案。苏共中央的信件说“你们有意拖延对我们信件的（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作者注）正式答复，实际上，你们是用加剧论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步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们的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苏联共产党的信件否定了中国指责苏共是以“老子党”自居。它说：“我们不能不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时，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他也采取过类似的立场。……
现在，局势已经不是１９１９年那样了，列宁已经不在了，而且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大家庭……”苏联共产党的信并没有企图答复中国党２月２９日的信件中所包含的指责，而是集中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信件指出：“我们确认：中共中央在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搁之后，同意了我们的关于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同时，我们无法理解，你们把实行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拖延这么久的动机是什么。……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更是无法解释的。……你们建议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议，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会议，至少推迟一年……”信中否定了中国党提出的召开１７个党的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的建议，并且认为由曾经共同准备了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的２６个党（即：中国党信中提出的１７党，再加上锡兰、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党）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１９６４年５月，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
“二、２６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１９６４年６、７月份召开。”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１９６４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最后，苏联党的信声称：“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须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罗马尼亚的调停尝试
（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罗马尼亚工人党在整个论战过程中扮演了一种独立的角色。１９６４年２月至３月，它试图充当双方的调解国。罗马尼亚人收到苏共中央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后，要求苏联共产党不要发表苏斯洛夫的报告，要求中国党立即结束论战，并建议举行一次两党领导人会议。
苏联共产党同意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下推迟发表这篇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同意暂时中止论战，并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北京。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日至１１日，由总理扬·格奥尔基·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和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之间的会谈在北京举行，但是，会谈收效甚微。因为中国领导坚持，只有在双边或者多边会谈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停止论战。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５日，在避免公开分裂的一次新的尝试中，罗马尼亚总统乔治乌·德治分别交给中国和苏联驻布加勒斯特的大使一个草案，呼吁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并建议由苏联、中国、罗马尼亚各共产党官员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而不仅是某些政党组成的”国际会议作准备。
重新开始论战
（１９６４年３月～４月）
在中苏两党互通信件和罗马尼亚调停的尝试正在进行的同时，中苏双方都避开了公开论战，但是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６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结运动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共又发动了新的宣传攻势。
中国代表团成员指责苏联政府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背叛阿尔及利亚革命”、“拒绝帮助阿拉伯人民解放巴勒斯坦”、“在道义上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刚果前总理、１９６１年被谋害。）的被杀负责。”苏联代表团的领导则予以反驳，指责中国人“企图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使国与国之间和整个大陆之间相互敌对。”其他大多数代表团拒绝与任何一方结盟。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第八篇（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中最长的一篇）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在北京发表。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驳斥赫鲁晓夫的“总的错误”，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承认，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中国曾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在设想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苏联的草案仅仅指的是和平过渡，非和平过渡只是在经过许多争论之后才加上去的；文章补充说，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对在这个问题上因赞同折衷办法而提出的批评。文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抨击。文章把他描述为“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访问
（１９６４年４月）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访问匈牙利。访问期间，他作了几个讲话，为苏联关于和平共处和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赫鲁晓夫在４月６日说：“一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一直想要一个较好的生活，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些批评时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生活得更糟。’……有人说，‘世界革命怎么样呢？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吗？
’我们坚决拒绝这种训令。
……我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和为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但是我们拒绝那种所谓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从而应当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
……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
“有人批评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人说：
‘你们害怕战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这些勇敢的人们说：
‘只有小孩和白痴才不害怕战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发生了世界战争，那么怎么办呢？假定有一半人类被毁灭，但另一半还会生存。’对这种观点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让人民自己来判断吧……
“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
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
……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它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民以更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４年４月９日布达佩斯的一次讲话中，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在讲话中他把中国领导人描述为“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泥潭中。”他还遣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霸权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中国拒绝苏联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１９６４年５月～７月）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６４年５月７日的信件中否定了苏共中央３月７日的信件中所包括的一切建议，事实上这是提出无限期地延长举行已经建议的国际会议。信中在拒绝苏联任何停止论战的建议时指出：“我们的报刊，对你们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公开信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表的２０００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信中指责苏联“要联合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指责苏联“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信中质问：
“对于你们干的这许多坏事，……你们怎么能够期望我们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默不作声呢？”
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答复苏联共产党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时指出：“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５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１０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５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我们认为，为了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议，需要作好一系列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更长一些时间……”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重申自己建议只有１７个党参加的筹备会议时指出，在苏联共产党的信中提到的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巴西）里，共产党已经分裂为两个党，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修正主义”的党，而在印度，信中断言：“丹吉已经堕落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走卒，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在这种情况下，至于邀请哪一个党参加，中苏两党意见不一，但是，中国认为，“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联共产党在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的复信中重复了它提出的尽早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苏共中央的信中在声称“压倒多数的兄弟党”支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之后，坚持认为，中国之所以反对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信中指出，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致决定，“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关于谁有资格参加会议问题，信中坚持认为：“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斗争的……反党分子组成的，”“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在答复中国对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各党领导人的攻击时，信中指出“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作出判断的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的信说：“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
召开由２６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１９６０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内就同兄弟党商定。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中国共产党的复信（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８日）中又一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继续指出：“既然你们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迥旋余地。……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
苏联提出举行筹备会议的建议再次又被中国共产党拒绝
（１９６４年７月～８月）
１９６４年７月３０日，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破坏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当时，它邀请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组织筹备会议的其他２５个党，于当年１２月１５日派代团到莫斯科开始为１９６５年的国际会议作准备。苏共中央信件中阐明：“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它们主张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新的国际会议，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继续说：“兄弟党在１９５７年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到目前为止，必要的协商已经进行了，……所有共产党的立场也都清楚了。……苏共中央考虑到绝大多数兄弟党已经明确表示的意志，认为已经到了开始筹备召开国际会议工作的时候了。我们认为，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委员会。
“由于在事先交换意见过程中已经看出了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问题会成为召开起草委员会的新的障碍，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出路是按照筹备１９６０年会议时的成员来召集起草委员会，也即由下述２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组成（当时列举的２６个国家，包括苏联党自己——作者注）。苏共中央邀请上述兄弟党的代表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前到达莫斯科……
“召开会议不是为了对谁遣责，把谁‘革除’出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给谁戴污辱性的帽子，相互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我们认为，会议应该集中自己的努力，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分歧的途径。……在所有问题上可能不会一下子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们深信，这也并不意味着使分裂‘肯定下来’，也不意味着为继续寻找走向团结的途径会制造出障碍……
“我们深信，只要起草委员会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以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１９６５年年中，而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参加过１９６０年会议的所有８１个党的代表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这一个或那一个党拒绝参加集体工作，都不能成为再行拖延……的理由……”１９６４年８月３０日，中国共产党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拒绝了这一邀请，信件开头如下：
“你们在这次来信中蛮横地规定：不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就召开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只能是你们所指定的２６个党，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你们甚至等不及你们所指定的起草委员会开始，就规定国际会议要在明年年中举行。”
中共中央的信继续指出：“你们的来信还悍然宣布，不管兄弟党参加不参加，你们指定的起草委员会都要如期开张，你们片面召开的国际会议都要如期举行。这样，你们在今年１２月召开起草委员会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
“你们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今天，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共同的任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你们却一心一意地勾结美帝国主义，寻找使你们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你们一再向美帝国主义表白，你们要从所有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前线上脱身出来。当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明确宣布支持越南反对美国侵犯，反而助纣为虐，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通过联合国干涉越南。在你们执行这种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同你们达成什么协议，采取什么共同行动呢？……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关于国际会议的筹备、召开、和参加成员等所有问题，必须由全世界所有的兄弟党、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兄弟党，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例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锡兰和印度等已经脱离了现存共产党的亲中国的政党。——作者注）。否则，不论你们召开什么样的起草委员会，什么样的国际会议，统统都是非法的……”
论战的加剧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月）
１９６４年夏秋期间，双方的论战日益恶毒起来。７月１４日（苏共的公开信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第九篇答复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复信，文章包括了到此为止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最猛烈的抨击。
中国的文章认为，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中国的文章继续说：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避了道路。……赫鲁晓夫……
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中国的评论还作出了如下断定：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化的西方文化（在苏联）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
各方都引证了美国１９６４年８月５日对北越海军基地的轰炸袭击。以此证实对方反对支持自卫的例证。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的信件遣责苏共支持美国在北越的“侵略行动。”９月４日，赫鲁晓夫在布拉格说：“我们的对手正在利用中国政治上的异端分子的活动所制造的困难。”在后面，他引证了“美帝国主义者不断侵略东南亚，武装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干预老挝的内政。”
从１９６３年夏起，双方都加强了自己的电台宣传。据１９６３年８月报道：“最近，在中国西北和阿尔巴尼亚建立的强大的发射机正在广播对苏联和东欧的宣传。一年以后，莫斯科电台以一周７０个小时用中文进行广播，北京电台也以一周６３小时用俄文广播。
第六章 后赫鲁晓夫时期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撤去党和政府的职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接替了赫鲁晓夫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阿列克谢·柯西金接替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据西方记者报道，赫鲁晓夫被指责为把苏联与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变为他本人与毛泽东之间个人的长期不和，他还被指责为过低估计中国科学发展的速度，使中国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苏关系的短暂改善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１月）
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中关系暂时有所改善。据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宣布，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致电：“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并希望“能继续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至１３日，周恩来和中国其他六位主要的共产党人访问了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访问期间，他们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被官方描述为“坦率的和同志般的”会谈。１１月６日，勃列日涅夫在周恩来出席的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呼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与此同时，他指出，苏共将继续遵循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
勃列日涅夫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是自己的责任，他还说，“迫切需要”召开一个由各国共产党参加的新的国际会议；不过，他没有提到赫鲁晓夫提出的于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召开一个由２６个党组成的筹备会议的建议。他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或政府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它党或国家身上；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形式之间的选择可以由有关国家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决定。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提出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不结盟国家合作、和平共处以及“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战争”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他提出警告反对“侵略势力”，并说，只要还没有达成裁军协议，苏联将把自己的防御力量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几周内，中苏两党都互相避免直接攻击。然而，论战仍然以间接的形式继续着。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新闻界攻击他们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苏联新闻界维护了过去曾被中国人攻击的政策。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１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强烈遣责赫鲁晓夫的文章，对他的主要指责概括如下：（１）他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攻击斯大林。
（２）他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３）他削弱了苏联的国防力量并企图通过签订核禁试条约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４）他通过鼓吹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阻挠革命运动。（５）他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６）他支持“叛徒铁托集团。”（７）他想方设法伤害和暗中破坏阿尔巴尼亚。（８）他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
（９）他在“经济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发展。
（１０）他利用“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分子、叛徒、变节者”来进行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分裂活动。
（１１）他以“老子党”自居，违背兄弟党的协商一致的原则，召开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非法会议。（１２）他实行了一系列企图使苏联向资本主义倒退的政策。
《红旗》杂志上的文章还认为，赫鲁晓夫在与中国交往中，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走了几百名苏联专家，制造了边境纠纷，在新疆进行了颠履活动，煽动和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最后，文章说，任何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企图，都将是“行不通的”。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６日，《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部分地答复了中国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这篇社论断言，遣责个人迷信是“不能倒转的”。并维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已被“全民国家”所代替这一理论。（１９６１年苏联共产党的纲领所提出的这个理论，曾被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２５条”中的第１９条所驳斥——作者注）
对越南政策的争执
（１９６５年１月～４月）
在１９６５年的最初几个月里，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大大加深了苏中之间的分歧。苏联再三作出努力使（越南问题）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而中国则坚决反对任何妥协的建议。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４日，伦敦《观察家》杂志发表了中国政府和党的一封信，信中提供了一些有关苏联秘密和平行动的详情。根据这个资料的说法，１９６５年１月，美国政府曾表示希望苏联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说服北越政府停止支持和武装（南方的）越共，停止对南越城市的袭击。这些要求由苏联政府传达给了北越，中国的信件把这些要求说成是“十分荒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