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
作者：彼得·琼斯 西安·凯维尔
郭学德 朱耀先 黄飚 译
译者序
第一章 友好和合作时期
第二章 分歧的开始
第三章 公开论战的开始
第四章 论战的加剧（上）
第四章 论战的加剧（下）
第五章 减少争论的尝试
第六章 后赫鲁晓夫时期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八章 边界争端与武装冲突
第九章 争论与双边关系的发展
第十章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
第十一章 后毛泽东时期的中苏关系
第十二章 边界争端
第十三章 国际上的继续竞争
第十四章 后勃列日涅夫时期
译者序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包括中苏两国和两国共产党的关系），无疑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最曲折复杂、最丰富多彩和最具有浪漫色彩的事件。尽管中苏两国、两党的历史随着１９９１年８月苏共的解散和同年１２月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结束了。但是，作为一段曾经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又对世界和世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来说，了解和研究其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入探讨整个中苏关系的历史之所以如此发展、其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之所以如此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不仅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是十分有意义，而且对于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
一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的四十余年中，中苏关系跌宕起伏，迂回曲折，扑溯迷离，动人心弦；在这四十余年中，既有情意融融的春天，也有秋风飒飒的秋天，更有白雪皑皑的冬天；在这四十余年中，既发生过许多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团结一致的美好故事，也发生过许多令人惊诧不已、啼笑皆非、悲痛遗憾的事件……这四十余年的历史，这四十余年历史中的许多事件，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仍值得人们深刻思考……当然，不忘却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现在，更好地走向未来。这正如亲身经历过中苏关系四十余年历史的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９年２月会见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所说的：
中苏关系应该“结束过去，放眼未来”。“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他涉及到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涉及到过去，因此，解决他们，必须认识过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老帐”，而是“应当认识、记住、考虑他的教训，以便前进。”回顾中苏关系的昨天，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这正是我们执著和潜心翻译这本《中苏关系内幕纪实》（原名《中苏关系三十五年》）的主要想法之一。
中苏关系不仅内容丰富曲折，动人心弦，而且由于中苏两国、两国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从而使得中苏关系及其影响也在当代世界政治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中苏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而且又是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苏两国共产党是世界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一个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共产党，一个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共产党，而且又是两个最大的执政的共产党。
因此，中苏关系——无论是友好，还是恶化，都会对当代世界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四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历史已经表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中苏双方的论战和对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苏两国国内历史进程和历史面貌的发展，影响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面貌的巨大变化，而且还影响了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迁。（当然，上述影响是互相的）。认真研究和总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四十余年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都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们翻译这本《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的主要想法之一。
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四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历史，是当代世界历史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之一。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国外已出版了许多研究文章和著作。在我们国内，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章甚少，专著和译著更少。我们翻译此书，希望能够对国内这一方胊e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也希望该书成为一本人们所喜欢的雅俗共赏的读物。.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四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这是中苏关系的友好合作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苏双方进行了亲密的互助合作和互相支持。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正式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１９５０年２月，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它协定。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于新中国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五十年代前半期，双方分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政治上，中苏两国共同支持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和印度支那人民的抗法斗争；苏联支持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并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苏联还一贯支持在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中国也对苏联当时所提出的缓和国际局面，维护世界和平的倡议给予了响应和支持。中苏双方在经济、文化领域进行了密切合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设备和技术资料，派遣了许多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了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中国也向苏联提供了他所十分需要的许多矿产品和农产品，其中包括苏联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矿产品，等等。总之，这一时期，中苏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在经济上密切合作，中苏关系基本上是亲密友好的。
第二个时期，从１９５６年２月的苏共二十大到１９６５年３月的“１９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这是中苏关系分歧，论战和彻底破裂时期。
这一时期的历史又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１９５６年２月的苏共二十大到１９６０年６月的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这是内部交换意见阶段。双方主要围绕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对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期。此外，双方还在两国内政，对外关系和民族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一阶段，双方主要是进行内部交换意见，正面说理，尽量避免分去公开化。
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６０年６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到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发表。这是不点名的论战阶段，双方主要围绕布加勒斯特会议、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及“加勒比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中国公民逃往苏联和苏联撤回专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吵。但在这一阶段，双方在报刊上都尽量避免指名道姓地攻击对方。中国方面往往是借攻击南斯拉夫和铁托而影射苏联和赫鲁晓夫；苏联方面往往是借攻击阿尔巴尼亚和霍查而暗指中国和毛泽东。
第三个阶段，是从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苏联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到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赫鲁晓夫下台。这是中苏公开论战阶段。
在这一阶段，双方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及所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激烈的、公开的论战。
第四个阶段，是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赫鲁晓夫下台到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９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这是中苏两党关系的彻底破裂阶段。在这一阶段，双方围绕召开不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以及召开会议的日期和参加会议的成员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至５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由１９个共产党参加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在苏联邀请的２６个共产党中，中国、阿尔巴尼亚等７个共产党拒绝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以后，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原来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分裂了，原来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了。
第三个时期，从１９６５年３月莫斯科会议到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这是中苏关系的全面对抗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苏双方的互相攻击，对抗达到了顶峰。在理论宣传方面，双方互相攻击，互相谩骂。在军事方面，双方都把对方作为直接威胁自己的敌人，各自在边界上陈兵百万并且围绕领土和边界纠纷，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双方争夺珍宝岛（达曼斯基岛）的一次武装冲突，结果造成了众多人员的伤亡。在世界范围内，双方围绕着越南问题，美国问题，印巴战争问题，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等，进行了对抗和斗争。
第四个时期，从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到１９８９年５月戈尔巴乔夫访华。这是中苏关系趋于缓和、相互接触、相互谅解和重新走向正常化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内部情况的变化，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新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另一方面，苏联国内的情况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进入八十年代后，世界形势也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趋势。由于中苏双方国内情况的变化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中苏关系自１９８２年后开始趋于缓和。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９年，双方在经济、文化、科学、体育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进行了十几轮副外长级蹉商。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和１９８９年２月，中苏外长进行了互访。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使中苏关系自１９６５年３月破裂以后，重新实现了正常化。中苏关系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
回顾四十年中苏关系的历史，特别是那段使整个世界惊诧万分的中苏公开大论战的历史，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当时双方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和采取的许多做法值得重新认识和反思。
三
由彼得·琼斯（ＰｅｔｅｒＪｏｎｅｓ）和西安·凯维尔（ＳｉａｎＫｅｖｉｌ）合著的《中苏关系内幕纪实》（原名《中苏关系三十五年》）一书，详细而又简明地介绍了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４年三十五年间中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在书中，作者采取了客观主义描述的手法。总的来说，作者态度比较客观，评介比较公正，书中所援引使用的资料，也大都有案可稽。该书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除此之外，该书还披露了不为人们多知的事件的内幕，如１９５９年彭德怀庐山会议事件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中苏双方互相驱逐使馆人员，红卫兵对苏联驻华使馆的围攻，以及红场事件和珍宝岛事件等。
该书所介绍的中苏关系的时间截止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这是该书的一个缺撼。这只有等该书再版时补救了。此外，作者在描述中难免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观点的影响。例如作者把“文化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看成是“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斗争，等等。这些，相信读者是会分析的。
该书由郭学德组织翻译，由郭学德（译目录及一至五章）、朱耀先（译六至九及十四章）、黄飚（译十至十三章）三位同志合作译出，由朱耀先同志负责校对。最后由郭学德同志通修定稿，并加注了全部中文注释。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翻译中疏误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该书翻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和老师的关心和指导。专门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学者藤世宗教授，通审了全部书稿，写出了中肯的推荐意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在该书翻译过程中，我们还在资料方面得到了河南省委党校图书馆刘珺、高抗美、陈金枝、王爱英、王凌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郭学德
一九九三年
第一章 友好和合作时期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５年）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约四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其长期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得到了苏联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势。
尽管蒋介石的兵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很快就停止了抵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正式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第二天，苏联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没有执行苏联政府忠告的事实证明，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未来冲突的种子早在此时就已经萌芽了。这一事实在若干年后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公开透露出，早在１９４５年，约瑟夫·斯大林曾警告中国共产党人不要重新开始国内的战争行动，并力劝他们与国民党政权合作。
友好条约及其它协定
（１９５０年２月）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于２月１４日结束。同时签订了：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２．《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３．《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规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最迟不过１９５２年年底，苏联将把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又称满洲铁路—译者注）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苏联将把自己的军队从旅顺港海军基地撤走，其设施移交给中国。《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规定：
苏联向中国提供总额为３亿美元的长期贷款，使中国能够从苏联买到工业、采矿和铁路设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如下条款：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其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其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一个正式公竌e宣布，谈判“在双方热诚亲切和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并且，“进一步证实了双方在各个方胊e加强和发展友好与合作关系的愿望”。但是，１９６２年毛泽东曾经说，斯大林曾有两个月阻挡签订同盟条约，因为，他害怕中国共产党人会像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样，实行独立政策。直到朝鲜战争（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之后，他才开始信赖中国共产党人。
在苏联经济援助和专家的帮助下，中苏合建和改建了５０个企业。在新疆成立了中苏合营公司，开采、加工金属和石油；在大连建造和修理海军战舰，经营国内航运。
中国的联合国成员国问题
１９５０年８月１日，联合国安理会的苏联代表建议，中国应当由共产党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加入联合国。这一建议在以后的联合国会议上被屡次提出，但直到１９７１年才取得成功。这一时期，尽管中苏之间有一些分歧，但是，苏联始终如一地支持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
朝鲜战争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３年）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到当年１０月，用来对抗北朝鲜人的联合国军队迅速向中国边境推进，于是，中国军队进入朝鲜。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价值（根据美国估计）达２００个亿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大约一千架米格—１５型飞机以及对东北和中国运输系统的军事工业援助。由苏联援助的中国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武装部队，一直在朝鲜停留到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停战协定签定、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生产出模仿和复制的苏联重型大炮和坦克，其后在苏联的许可下，又开始生产米格式飞机。与此同时，小规模的中国海军配备上了先由苏联提供、后由中国自己制造的潜水艇。
苏联延长把长春铁路（满洲铁路）权益移交给中国和对旅顺港共同管理的期限
（１９５２年９月）
持续一个月的苏联领导人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之间的莫斯科会谈结束后，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于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５日宣布：按照１９５０年的协定，长春铁路将在年底移交完毕；但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军队从旅顺港的撤走将延期到日本与中苏两国缔结和约为止。
苏联增加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１９５３年９月）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格奥尔基·马林科夫接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接任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职务。苏联新政权大大地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同年９月１５日所发表的毛泽东给马林科夫的一封信透露，苏联政府“承诺扩大对中国９１个新增工业企业和５０个正在建造和改建的工业企业提供系统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旅顺港归还中国和苏联进一步增加援助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
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５年之间，一场争夺苏联最高权力的斗争，在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之间展开，后者显然寻找并得到了中国的支持。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９日，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包括苏联当时的国防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抵达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周年。据１０月１２日所宣布的消息，当赫鲁晓夫访问结束时，达成了如下协定。
１．鉴于朝鲜战争结束所引起的远东形势的变化和日内瓦协定的签定所带来的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以及中国国防力量的增强，苏联军队在１９５５年５月３１日前将全部从旅顺港撤走，其装备也将无偿地移交给中国。
２．苏联将向中国提供５亿２千万卢布的长期贷款；苏联将援助中国增建１５个工业企业和对以前协定中规定的１４１个企业增供设备；中苏技术专家和科学家联合委员会一年至少会晤两次，讨论苏联对中国的技术援助问题。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苏联将把中苏合营股份公司的全部股份移交给中国，其价值货物在若干年内才能偿还完。
３．修建连接中苏两国的两条新铁路：一条是从阿拉木图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达兰州；另一条是从集宁到乌兰巴托，该铁路已经与西伯利亚铁路连接起来。中苏两国政府负责修建各自境内的第一条铁路，蒙古将与苏联合作修建第二条铁路。
原子能合作协定
（１９５５年５月）
１９５５年３月８日，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尼古拉·布尔加宁接任。尼古拉·布尔加宁在他的第一个正式声明中说：“中国可以在一切情况下依靠苏联。”
５月１日莫斯科电台宣布，苏联已经与中国签订了关于为和平目的，苏联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协定规定：①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以及提供实验原子反应堆的加速器；②免费提供安装这些设备所需的科学技术资料和苏联专家；③提供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直到中国不需要进一步援助而且能够保持自己的原子反应堆为止；④在原子核物理方面培训中国人员。
第二章 分歧的开始
（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９年）
从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到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二十大”尼基塔·赫鲁晓夫宣布否定斯大林的政策期间，中苏两国的友谊与合作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其后的四年期间，主要由于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两国关系开始逐渐疏远，虽然当时的分歧尚未达到公开化的程度。
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５６年）
在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至２５日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重申了苏联共产党对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政策的支持，否定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并且认为，在一些国家通过议会的道路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关于和平共处原则。赫鲁晓夫指出：“由于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些宣布以不参加集团和联盟作为外交政策原则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和平力量就大大地增强了”。因此，“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包括欧洲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和平地区。这个地区包括的范围非常广阔，居民人口将近１５亿，占全球人口的多数。”
赫鲁晓夫接着说：“在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影响下，西方有势力的人士中间出现了一些头脑清醒的征象。在这些人士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一场战争，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该是多么危险的赌博……。资本主义国家的著名人士越来越经常地承认，在使用原子武器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关于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他指出：“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与美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对巩固世界和平将有重大的意义。如果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成为苏联和美国的关系的基础，那么这会对全人类有着确实伟大的意义……。这些原则——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现在已经得到２０多个国家的赞成和支持。……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合作。我们提议这样做，是心怀善意的，并不是口蜜腹剑。……”
在详述苏联对和平共处的态度对，赫鲁晓夫指出：“有人认为：苏联提出和平共处原则，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权宜的考虑。但是，人人知道，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起，我们就以同样的坚定态度主张和平共处，由此可见，和平共处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不用说，在我们共产党人中间是没有资本主义信徒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曾经干涉过或者准备干涉那些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内政。……”“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确信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我们一向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在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是该国的人民内部的事情。……
和平共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而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关于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当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不可避免时，赫鲁晓夫指出：“有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原理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制定的：对战争不感兴趣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弱软，组织得不好，因而不能迫使帝国主义放弃战争。……然而，在目前，情况已经根本改变。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并且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在这个阵营中，和平力量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此外，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今天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拥护和平的运动已经产生，并且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引其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将存在的原理，仍然是有效的。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持最高度的警惕。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代表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利益的反动势力，今后依然会企图进行军事冒险和侵略，并且依然可能企图发动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今后，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拥有实实在在的手段，不容许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如果他们真的想发动战争，那就给侵略者以歼灭性打击，粉碎他们的冒险计划。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赫鲁晓夫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需要采取若干形式之后，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是走法并不完全一样，”他并且说这句话已经被历史的经验所进一步证实。他进而说道：“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
“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与内战连系在一起。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的激烈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说是取决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取决于剥削阶级的抵抗程度，取决于剥削阶级自己是否使用暴力。”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继续指出：“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是否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于最先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样的道路是未曾有过的。……但是，从那时起，历史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有可能用新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同时，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的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移到人民手中。……争取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改造社会的条件。当然，在那些资本主义还很强大而且拥有宠大的军事、警察机构的国家，反动势力必然要进行顽强的抵抗。在那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进行。”
在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谴责了斯大林依靠酷刑迫使清白无辜的人民招供，并将他们大量地处死；谴责了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策略；谴责了１９４８年斯大林对破坏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所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在任何意义上都决不标志着苏联政策的新发展，而与当时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关系的观点相一致。在１９５２年斯大林出席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曾经指出：“苏联所奉行的和平与各族人民安全的政策的根据是：如果有着相互合作的愿望，有着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意愿，而且平等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得到遵守，那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和合作就是十分可能的。苏联过去一直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而且不问其社会制度的差异。……我们决不打算用武器强迫任何人接受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经济制度。斯大林同志说：‘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如果要求革命，就得自己进行它的革命；如果不要求，那就不会发生革命。’……”赫鲁晓夫在其报告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９日中印两国所签订的协定中首次系统阐述的。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万隆所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上，周恩来支持关于提倡全面禁止生产核武器和普遍裁军的决议，并发表了中美关系的下列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去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赫鲁晓夫报告的新特点在于他否定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承认资本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虽然这些理论连同他对斯大林的谴责后来成为中苏两党激烈论战的主题，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并没有对这些理论和他对斯大林的谴责进行公开的争论，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发表的声明中认可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
中国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中的介入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１月）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政策的否定在整个东欧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一反响在波兰和匈牙利采取了公开反对斯大林体制的形式。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１日的一次会议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新的政治局，斯大林分子被排除出政治局，并选举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是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于１０月１９日飞往华沙，与此同时苏联坦克兵团开始向华沙推进。然而，波兰领导人立场坚定，１０月２３日赫鲁晓夫保证所有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将返回基地。在后来的官方声明中，中国共产党透露出了它对波兰危机的干预，并规劝苏联领导人不要使用武力，也不要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去谴责波兰党。
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匈牙利发生了一次武装起义，随之而来，在１０月３０日建立了四党联合政府，该政府宣布终止一党制。在同一天，苏联政府宣布从布达佩斯立即撤出苏联军队，但是至１１月４日，苏联军队进攻了布达佩斯，用武力镇压了匈牙利民族起义，并建立了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政府。其后，中国政府的声明透露，上述政策的变更，是以中国人的意见行事的，并且宣称赫鲁晓夫采取了举棋不定的态度；而是在中国政府的竭力劝说下，苏联才“去保卫匈牙利革命”的。
１９５７年元月７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他于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６日访问了华沙，并于１月１６日至１７日访问了布达佩斯，尔后又于１７日返回莫斯科继续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１月１８日，布尔加宁元帅与周恩来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倡，以欧亚集体安全条约和大国裁军协定来取代军事联盟，并认为苏联和中国与美国建立和平共处的尝试，被“美国垄断集团统治世界的主张以及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准备政策”所阻挠。该声明谴责匈牙利主义是“由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和匈牙利反革命分子所煽动的”，他们旨在“企图消灭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法西斯专政，并从而在欧洲建立一个战争的策源地，”该声明还把平息匈牙利暴乱说成是“和平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大胜利”。声明肯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完全平等的原则，并且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把他们的团结和独立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中国原子能武器的秘密协定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５日签署的秘密协定中，苏联将承担向中国提供能使中国自己生产核武器所必需的科学情报和技术资料。直到１９６３年，中国才披露了这一协定的存在。
十二国莫斯科宣言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
为了庆祝“十月革命”４０周年，来自所有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聚集莫斯科。中国代表团由毛泽东率领。在庆祝期间，除南斯拉夫以外的其余十二个共产党国家的执政党代表于１１月１４日至１６日进行了会晤商讨，会谈结束后，他们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毛泽东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后来引起了许多争论。他指出，存在着一种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是，即使核战争爆发，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人口能幸存下来，而“整个世界将会变成社会主义。”
十二国宣言重申了和平共处原则和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谴责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是，按照后来中国声明的说法，宣言所体现的最后形式与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修正案在语言上不尽相同。
宣言声明：十二党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的列宁主义原则，……这一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共同提出的五项原则以及亚非国家万隆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原则是一致的。”
关于“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宣言》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共产党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但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这一个或那一个党在个别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对于每一个共产党来说，哪一个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
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对于目前的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
（修正主义）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宣言》继续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以自己的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工人阵线和人民阵线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党派和社会团体达成各种可能形成的协议和建立各种可能形式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上，把大多数的人民团结起来，不经过内战取得国家政权，从而保证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工人阶级……有可能……
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工具，同时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在剥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即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曾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取决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修正主义”这一名词最初运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伯恩斯坦主义。伯恩斯坦在１８９８年提出了签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当被修正的观点。从此以后，这一概念被共产党人用来形容那些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名词被用来形容那些不重视目前政治形势的实际的极左分子的学说和政策。——著者注）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参加莫斯科庆祝会的６４个共产主义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签署了一项和平宣言，宣言号召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终止军备竞赛和军事集团，支持和平共处政策。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虽然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字，但既没有参加十二国共产党的讨论，也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庆祝会的爱德华·卡德尔在返回贝尔格莱德后说：“我们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是因为我们不同意这个宣言。”１９５８年，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所采取的被称为“修正主义”性质的新纲领遭到苏联新闻界的攻击和中国新闻界更加猛烈的攻击时，苏南两党的关系急剧恶化了。
中东危机
（１９５８年７～８月）
关于国际政策问题，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根本分歧是在１９５８年夏第一次明朗化的。
伊拉克７月１４日革命发生后，黎巴嫩夏蒙总统请求艾森豪威尔总统派美军驻扎该国，约旦国王候赛因向英国发出相似的呼吁，结果美国海军陆战队于７月１５日在黎巴嫩登陆，英国伞兵部也于两天后进驻约旦。赫鲁晓夫７月１９日在给艾森蒙威尔总统的一封信中，建议立即召开一个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和印度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艾森豪威尔在７月２２日的复信中建议，这样一个会议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机构内举行。次日，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个建议。
赫鲁晓夫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访问了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宣称：两国政府的“观点完全一致”，谴责美国和英国对黎巴嫩和约旦的“侵略行为”；要求立即召开一个有关政府首脑会议，并要求美英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走军队。公报还指出，两国共产党将进行一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这种主要危险已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公报指出：“中苏两国将竭尽一切可能，继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防止新的战争灾难而努力。双方重申：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必须按照得到国际上广泛承认的著名的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一切国际争端应当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在互利与和平竞赛的基础上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应当受到鼓励……”“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在各国间就裁减军备、停止实验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取消一切军事集团和外国设置的一切军事基地、缔结和平和集体安全公约达成协议。”
“但是，战争能否避免，不能仅靠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和他们单方面的努力。西方大国的侵略集团至今拒绝对于维护和平采取任何认真的步骤，反而肆无忌惮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使人类濒于战争灾难的边缘。但是，他们应当知道，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竟敢把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么所有爱好和平和爱好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必将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彻底消灭帝国主义侵略，奠定世界的永久和平。”
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后，又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５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以联合国安理会由美国及其同盟国所控制为理由，收回了他对艾林豪威尔所建议召开的最高级会议的支持，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出席联合国会议。他态度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被认为是北京会谈的直接结果。
赫鲁晓夫在后来的信中特别指出：“如果现在看一看安理会的成员，不能不得出结论，这个机构……变成了主要是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参加国组成的一种特殊委员会，其中，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席位被政治僵尸蒋介石的代表所窃据。
“无视人民中国的这种政策是不明智的。这个伟大的国家存在着，不断巩固和发展着，不管某些政府是否承认它。……
安理会和联合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就不可能象联合国宪章所要求的那样成为维护和平与保障安全的真正有效的组织。……因此造成这样的情况：安理会实际上瘫痪了，它不能通过任何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真正有助于保障世界和平的决定……”
金门危机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０月）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中国军队开始几乎全天炮轰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岛。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９月４日公然宣称，将用美国军队来保护金门，而且到本月中旬，一支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已经聚集在西太平洋。赫鲁晓夫于９月８日警告艾林豪威尔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的伟大朋友、同盟国和邻邦，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与此同时他强调，希望“找到与你们的共同语言”以便有关各方能够“共同消除在远东出现的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在９月１３日的答复中，谴责了中国政府的“侵略行为”。在９月１３日的照会中，赫鲁晓夫坚持认为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应对这一危机负责，在美国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之前，远东将不会有持久的和平。
美国政府正式拒绝了这一照会。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６日，中国政府暂时停止了对金门的炮击之后，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了缓和。
１９６２年９月，毛泽东透露，当时赫鲁晓夫曾建议中苏两国建立一支联合舰队。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拒绝，按照毛泽东的解释，他们把这个建议看作是苏联控制中国海岸线和便于可能封锁中国的一种企图。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５８年４月至８月间，把农业合作社变为工农联合的人民公社的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８月份正式批准了这一运动，并与此同时批准了中国迅速工业化的“大跃进”政策，与１９５７年生产的５９０万吨钢产量指标相比，这一政策要求１９５８年的钢产量指标增加到１０７０万吨，为了这一目标，中国党放弃了原来的工业产量主要靠苏联援助下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建成的大工业综合体的政策。相反，采取了在全国各地建立成千上万中小型炼钢厂的政策。
中国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没有得到苏联共产党的同意，苏联新闻界和广播电台对于这一政策保持了异常沉默的态度。
《华盛顿邮报》于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报道说：赫鲁晓夫在与美国参议员赫伯特·汉弗莱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把人民公社制度说成是“反动的”和不适当的。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为了集中精力于理论工作，要求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只保留党的主席的建议。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是由于人民公社运动，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以及中国对沿海岛屿政策的失败，而被迫辞去共和国主席这一职务的。
与此同时，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国家工业化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即从“按劳分配”原则到“按需分配”的原则）的过渡，“从现在起将需要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多年的时间”；“按需”分配生活用品的尝试是“以好高鹜远的方式进入共产主义的一种尝试——这毋用置疑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思想。”１９５９年４月，刘少奇接替毛泽东担任了共和国主席。
苏共二十一大
（１９５９年１月～２月）
在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７日至２月５日举行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苏之间紧张迹象没有显露出来。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侵犯政策”说成是远东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并建议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无核区。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许多独特的形式，但是，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分歧。我们对兄弟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都完全同意，尽管他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的方法不同。”
周恩来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谈到了中苏之间“永久的颠扑不破的”友谊，读了一份毛泽东赞扬赫鲁晓夫“正确领导”的电文，但没有提到后者的远东无核区的建议。
彭德怀事件插曲
（１９５９年５月～９月）
在１９５９年５月２９日至６月４日赫鲁晓夫正式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据后来透露，彭德怀“元帅”让赫鲁晓夫看了一个强烈抨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备忘录。其后，彭德怀向７月和８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这份备忘录。
会议于９月１７日宣布，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已被林彪元帅接替。这一新的任命标志着中国军事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正如彭德怀元帅倾向于苏联人关于现代武器是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的理论一样，林彪元帅则是毛泽东关于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一理论的主要鼓吹者。
苏联撕毁核武器协定
（１９５９年６月）
苏联于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日撕毁了１９５７年所签订的向中国提供生产核武器援助的秘密协定。显而易见，这一政策变更的动机是由赫鲁晓夫希望实现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和在远东建立无核区的计划，以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好战倾向日益不信任所引发的，这一政策的变更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并导致了彭德怀元帅的倒台。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５日，中国的一篇广播首先透露了协定的详细情况，并宣称苏联撕毁协定是“苏联领导人９月到美国艾森豪威尔会谈的见面礼。”
西藏事件
（１９５９年８月）
１９５９年夏秋的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是由赫鲁晓夫试图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和中国对印度边界的政策所引起的，这些事件使中苏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发展到了紧急关头。该年８月２５日至２６日，中国军队占领了西藏边境哨所，印度政府声称，这个边境哨所是他们的东北边境机构。然而，周恩来在给印度政府的一个照会中坚持认为，这一边境哨所在中国领土之内，并且被印度军队所非法占领。
１９５９年９月９日，塔斯社发表的一个声明指出，苏联“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的友好关系”；中苏两国人民“是由建立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颠扑不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所连结在一起的”；“苏印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成功发展是与和平共处思想相一致的。”声明表示，苏联对中印两国将会解决由“悲惨的”边境事件引起的误解抱有信心，并声称“为了煽动冷战，……利用这些事件的歧图……应当受到坚决的谴责。”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见下文）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声称，上述“有倾向性”的公报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我们的分歧。”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１９５９年９月）
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８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结束后，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进行了三天个人会谈。赫鲁晓夫在访问期间的公开声明中，多次强调核武器的危险性，呼吁和平共处和平遍彻底裁军，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返回莫斯科后，他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真诚希望结束冷战和改善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信心。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赞扬激起了中国人的特别愤怒；在１９６０年的莫斯科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仅从外交礼节上考虑，无法解释和原谅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平他帝国主义者言不得体的赞颂。”
赫鲁晓夫访问北京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０月）
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返回莫斯科后，立即飞往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国领导人在公开的声明中避开了对赫鲁晓夫访美的批评。在９月３０日的宴会上，周恩来祝贺他“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所获得的成功”。赫鲁晓夫在答谢辞中强调必须以解决国际争端为手段消除战争，警告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了和平——
这是最大的幸福。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越壮大，它就越有可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事业。现在，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因此，有了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可能性。”
“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出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既成形势的倾向。”
“我刚从美国回来，在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因此，我们这一方面也应该尽力排除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用谈判来解决争端。……
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
“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继续说：“拥有种种手段，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通过干涉我们这些国家的内政来把我们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开，并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对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甚至像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崇高而进步的制度，如果人民不要它，也不能用武力强迫他们接受。因此，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哪一个国家什么时候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要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这件事对我们是最最神圣的。……”在北京期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是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这暗示着他们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４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之际，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即“能够永远地排除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并且指出：苏联“将利用一切可能来消除‘冷战’。”
达拉克事件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当印度警察巡逻队的９名成员在与中国军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和１０名成员被俘时，中印边界第二个严重事件发生了。
印度政府声称，这一事件发生于达拉克（位于克什米尔北部地区）境内４０英里处；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印度人员侵入了中国领土。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政府将“全力帮助”找到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这一争端应该在友好的气氛中得以解决；关于达拉克事件，他指出，该地区“荒无人烟，而且毫无特殊价值”。苏联新闻界对这个事件采取了完全中立的态度，把中印两国各自的观点在报纸上置于同等地位，不加任何评论。
苏联继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
（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９年）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这一时期仍在继续，其签署的主要协定如下：
（１）１９５６年４月７日签订的协定规定，除了中苏在早些时候所规定的（苏联援建的）
１５６个工业企业以外，中国将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５５个新的工业企业。将要建设的这些新企业包括冶金厂、机械工程、化工厂、塑料和人造纤维厂、电器和无线电厂、发电厂、人造液体燃料厂、航空工业研究所等。这些设备的总值大约为２５亿卢布（按当时的兑换率约合６亿３千６百万美元），中国政府将以向苏联提供各种各样的物资来支付上述设备的金额。
（２）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日，宣布了中苏两国共同开发构成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之间边界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协定。这个协定为在该流域修建一系列的水电站、工业开发和为阿穆尔河（该河流没有足够的深度适合大船航行，而且河口一年之中有许多时间被冻结）修建一个新的出海口提供计划。
（３）１９５８年８月８日，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新建和扩建４７个冶金、化学、煤炭、机器制造、木材和建筑材料企业以及发电站等项目。
（４）１９５９年２月７日签订了一项关于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７年８年时间，苏联向设想追加的７８个大型建设项目（比前一个协定多了３１个项目，并以这一次的项目代替以前的项目）
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协定。在协定期间，苏联援助的总价值计５０亿卢布（约合１２亿５千万美元），中国将以货物交付来抵偿上述价值。
（５）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签订了一项关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定书，在协定书中，苏中协定准备就冶金、机器制造、煤炭和化工工业，以及科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互相交换专家和技术资料。
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０日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份调查中，莱蒙德说：“苏联援助所建造的１４１个‘项目’（例如：１９５３年宣布的那些项目）——工厂、企业、水坝、实验室、科学发展项目等等——逐渐发展成为１９５４年的１５６个项目，进而到１９５６年发展成为２１１个项目，最高到１９５９年发展成为大约２５０个项目。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人仅仅是根据苏联人的方案来建设这些工厂的。苏联人提供了所有的机器，指导了这些机器的安装、试机，只是当生产开始时苏联人才离开的。
周恩来曾经说过，在１９４９的至１９５９年期间，苏联提供了１０８００名技术专家，另加来自中欧的１５００名技术专家。苏联人则声称，在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７年期间，在苏联共为中国培训了１３６００名中国专家、留学生和工人。苏联向中国贷款的总数目从未透露过，但是，美国专家估计为２２亿美元，其中，４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
第三章 公开论战的开始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
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公诸于世。虽然在１９６２年底以前，双方都在竭力控制以免相互直接攻击。当时，中国人一般总是公开攻与“修正主义者”，尤其是南斯拉夫人，常常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当时由亲苏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所领导）这种指桑骂槐的方法去攻击苏联领导人。
苏联共产党人一般是直接攻击“教条主义者”，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人（１９６１年与阿尔巴尼亚党关系破裂后）。在论战的初期阶段，争论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中国人否定了赫鲁晓夫下述“天真的幻想”的观点：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裁军是可能的。
一些西方政治家承认了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认为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不仅包括否定阶级斗争，而且包括“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
（２）关于支持和平共处原则的争论。苏联共产党强调，核战争将证明对有关各方面造成的惨重损失是同等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上表达的观点，即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更大胜利。
（３）在援助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运动中，考虑到对国际形势的影响，苏联表现得比中国较为谨慎。例如：１９５８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所建立的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人立即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而苏联并非如此，它直到１９６０年才给予了承认，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与法国关系的复杂化。
（４）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问题上，苏联理论家坚持主张，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以此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该理论的一个实例就是１９４５年斯大林曾经劝告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合作。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６日强调，不为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高压行动”，构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宗派主义形式”。谴责那种“输出革命”和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那些内部条件不成熟的国家的观点。８月３０日，北京《人民日报》在答复中声称：
“如果把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看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单纯地拍手称赞，或者大力支持，而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帝斗争却是默不作声，或者厌恶鄙视，那就在事实上采取了资产阶级观点。”
（５）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共产主义政党有可能通过非暴力革命的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持怀疑的态度。
（６）苏联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例如，在与印度关系的问题上），严重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７）中国人不支持苏联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苏联的资料表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国成为了同样的个人崇拜的中心。
（８）中国人谴责苏联共产党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例如：１９５６年苏联共产党事先不与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商量而谴责斯大林；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理论。苏联共产党则指责中国人用“分裂主义”活动分裂共产主义运动来进行报复。
（９）苏联共产党坚持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工业化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理论，并把中国人的人民公社运动（见上述）看作是一种“超越一定历史阶段”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国理论家认为，农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基础”。
（１０）苏联新闻界日益强调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危险性。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关于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这一主张。
论战的开始（１９６０年４月～６月）
中国共产党的《红旗》杂志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６日在第一篇位置上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该文章强有力地论述了中国在争论的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它在承认和平共处原则和坚持共产党人必须尽力避免一场大论战的同时，坚持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性就依然存在。它否定关于核战争将毁灭文明的观点，并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着自己真正美好的未来”。这篇文章还区分了由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而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只会促进革命的发展。这些文章在引用列宁所支持的关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时，提倡应当“坚定而毫不动摇地”支持一切革命运动。
苏联发言人立即对这一挑战作出了答复。奥托·库西宁（苏共主席团成员）在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地区里”存在着“一种分裂”，但是，“在与和平的强硬敌人并存的地方，出现了思想清醒的政治家，他们认为，以新的大规模破坏手段进行的战争将是疯狂的。”他进而批评了那些固执己见地坚持帝国主义是侵略成性的观点的人，批评了那些没有能够认识到需要利用这种新因素从另一场战争中拯救人类的人。
１９６０年，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４０周年之际，苏联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直接涉及论战的文章。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中，列宁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６月１０日，索韦特斯卡娅·罗西娅说：“目前的左翼分子把达到和平共处、停止武器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形势中最轻微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６月２３日，《共产党人》杂志宣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派的。”
中国报刊依次有力地回击了这些批评。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５日，《红旗》杂志指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坚持认为“清醒的”和“理智的”帝国主义政治家们，“使自己适应这种明确的方向”，而且，这组成了“形势中的一个新因素”。６月２５日《人民日报》断言说：“只要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美国继续统治和美帝国主义继续存在，战争的威胁将不会消除，世界和平将无法得到保证”。《人民日报》还谴责“被帝国主义的核战争讹诈吓呆的”“修正主义者”，“夸大这种战争的后果和不惜任何代价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布加勒斯特会议
（１９６０年６月）
苏联共产党在１９６０年６月２日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建议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解决分歧。
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但要求需要时间为会议作好准备。
６月７日苏联共产党建议，即将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可以为预备会议提供机会，中国人对此表示同意。
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于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至２５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除南斯拉夫外，来自欧亚各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苏联代表团由赫鲁晓夫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率领。６月２１日，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重申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观点，并为他在当年５月１６日至１７日在巴黎举行的流产的最高级会议上①的行为辩护。
(①指１９６０年５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巴黎举行的预备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声明，谴责美国ｕ—２型间谍飞机对苏联的挑衅，要求美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遭到拒绝，于是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译者注)他说：“在现代条件下，当存在着两个世界体系的时候，必须这样来按排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排除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应该看到，在帝国主义各国，对和平共处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在巴黎同戴高乐总统和联合王国的麦克米伦首相谈话时，我觉得他们表现出对和平共处的必要性有一定的了解，他们甚至向我证明，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今后也需要遵循共处政策……
“我们不打算向挑战行为屈服和放弃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共处的政策，是巩固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消除‘冷战’的政策。……在现时战争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这一论点，同和平共处政策具有直接的关系，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现在仍然有效，这些原理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指路明灯。
但是，不应忘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是在几十年以前提出和发展的……”关于对后面这个论点的发挥，赫鲁晓夫继续说到：“具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强大的苏联正在日益壮大和巩固。
现在拥有十亿多人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壮大和巩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正在为和平积极斗争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已经提高了。……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不能机械地重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几十年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即肯定地说：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历史中可能将会有这样的时期：到那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保持着资本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也要查找书本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讲的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话，而简单地重复说，既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不能够不考虑……世界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变，而重复伟大的列宁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说的话，……”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２日，彭真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与赫鲁晓夫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赞同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的同时，坚决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总会有侵略战争的危险”。他补充道，只有当“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国家及拉丁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时才能阻止战争。他声称：“这就有必要同玩弄帝国主义游戏的铁托集团”搞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与此同时，秘密讨论在代表团之间开始进行。苏联代表团散发了一封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１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立场详细批评的信件。该信特别谴责中国人在承认和平共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又改变了态度；谴责中国人把战争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以此引起一种绝望精神来“瓦解革命斗争”；信中还说，和平共处并不包含放弃民族解放运动，这正如中国共产党所建议的，苏联共产党并没有把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看作是唯一的道路。在讨论（常常是激烈的）过程中；据说，赫鲁晓夫曾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称他是“一个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左倾修正主义者”，指责中国在对待印度关系方面是“大国沙文主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４日通过的公报重申了十二党对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的确认，其中包括有关和平共处、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声明。公报还重申了十二党对和平宣言的赞同，并强调加强“世界上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之间团结的必要性”。公报还同意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在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３日至１６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批准苏联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谴责“教条主义和左翼宗派主义倾向”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０日的复信中，详细地答复了苏联共产党６月２１日的信，信中特别坚持认为中苏意见的冲突一直可以追溯到１９５６年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①当时，苏联党忽视了斯大林的“积极作用”，并且没有事先同其他兄弟党商量就提出了“和平过渡”的错误理论。
苏联撤消对中国的技术援助
（１９６０年７月～８月）
苏联政府于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下个月撤回所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与苏联政府的其他任何行动相比（可能除撕毁核武器协定以外），这一单方面的决定激起了中国更大的不满，当中国正在遭受北京电台所描述的“在过去从未有过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水灾、台风、蝗灾和其它病虫害）
的时候，这一单方面的决定对中国的经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根据中国后来的声明，苏联撤走了１３９０名专家，取消了３４３个技术援助合同，终止了２５７个科技合作项目，结果，许多正在进行的工程不得不半途中止，一些正在试产的工厂和矿山无法按期投入生产。
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
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６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聚集莫斯科，为即将召开的国际共产党会议准备了一个声明草案。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苏联代表团最初同意了草案中的重大变动，但是，当赫鲁晓夫１０月１４日从纽约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回来以后，苏联代表团又收回了它原先所同意的草案。１１月５日，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９月１０日的信件予以答复，信中激烈地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国际共产党会议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１日开幕，８１个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未被邀请。虽然这次会议是在绝对秘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会议的许多详细过程自那以后已被许多参加会议的党所公布的资料而告知天下。
１１月１４日，邓小平在会议上阐明了中国的立场，他抗议苏联１１月５日的复信，并坚持认为这封信歪曲了中国的观点。他否认了中国共产党认为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资本主义存在期间世界战争是可能的。当他重申“只”支持地区性革命战争而反对反革命地区性战争时，指出，象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战争就没有导致世界性战争。中国共产党希望世界和平，但这不可能建立在帝国主义政客们的良好愿望上，而且全面裁军的谈判也是不诚实和平人的。
他继续指出，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宣称，印度政府为了延长其统治正在制造边境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没有支持中国而是偏袒印度政府。在结束时，邓小平在谴责苏联共产党过高估计和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为中国党的经济政策辩护之后，论述了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虽然苏联共产党是“领导党”，但是，不存在“高贵的”和“卑贱的”党，各个共产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因此，苏联共产党无权用其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来约束其他党。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坚决支持邓小平。他揭露，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领导人猛烈谴责中国共产党，他们采用了“无法忍受的压力”来迫使阿尔巴尼亚加入一个反对中国的集团。
会议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５日闭幕，１２月５日发表了会议结束时总结的２万字声明。虽然声明在措词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作了一些让步，但总的来说，它体现了苏联共产党的观点的胜利。其主要论点如下：
关于战争与和平。《声明》指出：
“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但是，已经形成了能够粉碎它的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清醒地估计力量对比和现代战争的惨重后果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表示赞成和平共处政策。
……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
“不久的未来，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将获得新的成就。
苏联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中国将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业产品将占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和平地区将更加扩大。……在这些条件下，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调和。相反，它要求工人阶级、所有共产党为争取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加强斗争。但是，各国之间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争执不应该用战争来解决……”关于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声明》指出：“共产党人从来就承认民族解放战争的进步的革命的意义。”“殖民地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通过武装斗争或非战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独立……”“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只有在同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行坚决斗争的条件下，把本民族的一切爱国力量结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够顺利地解决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工农联盟是争取和保卫民族独立，实现深刻的民主改革和保障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解放斗争的程度，在不小的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联盟的力量和巩固性。……在目前的条件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同帝国主义军团没有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客观上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任务的实现有着利害关系，因而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进步性。然而它是动摇不定的，除了具有进步性以外，它还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
“人民在获得政治独立以后，就会为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和巩固民族独立问题寻求答案。不同的阶级和政党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选择哪一条发展道路，这是各国人民自已内部的事情。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妥协。而人民群众确信，消灭长期落后状态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最后道路，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共产党的为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它们支持民族政府为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破坏帝国主义的阵地而采取的行动。同时，它们积极反对反民主、反人民的行动，反对统治集团危害民族独立的措施……”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声明》逐字逐句重审了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一段论述。
关于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声明》在谴责“个人崇拜”束傅创造性的思想和首创精神之后，重审了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关于“修正主义……仍然是主要危险，”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者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这一公式。最后，《声明》称苏联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公认的先锋队”，并且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成是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
苏联、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
（１９６１年）
莫斯科会议之后，苏联和中国都暂时抑制了公开争论，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９所签订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协定（详情未知）表明，苏联准备对中国继续提供经济援助。但是，中苏在对待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两国关系上的鲜明态度，把他们观点上的分歧暴露无遗。
１９６１年２月３日公布了中阿两国扩大贸易和中国向阿尔巴尼亚贷款所签订的协定，公报强调了两国政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另一方面，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恶化了。同年５月，苏联撤走了８艘驻扎在阿尔巴尼亚海岸基地的苏联潜艇。同一时期，中国新闻界继续对“铁托集团”进行猛烈攻击。与之相反，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则出现了稳步改善；同年３月，两国签订子５年贸易协定，南斯拉夫外长于１９６１年７月访问了莫斯科。
苏共二十二大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３１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加深了中苏关系的破裂。在会议上，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受到了赫鲁晓夫和其他发言人的猛烈批评；代表大会并且决定将斯大林的尸体从列宁墓中移出。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的纲领，该纲领特别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再是必要的了。……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将先于国家消灭。
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这些论述后来遭到了中国政治家们的强烈批评。
代表大会导致了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关系的公开破裂。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离开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当代一些最重要问题的共同的、一致同意的路线。……他们自己重复着我国在个人迷信时期曾经有过的那种方法”。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在代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这一声明在第二天受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欢迎，他们谴责了赫鲁晓夫的“反马克思主义谎言”。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周恩来没有等到代表大会结束就离开莫斯科回到了北京。
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７日的讲话中，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血腥暴行”，并宣称，“我国在个人迷信时期曾经有过的一切恶劣的东西，都以更坏的形式出现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针对周恩来的讲话，他批评说：“我们对我们中国朋友的不安具有同感，珍视他们对团结的关心。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了。”
苏联于１２月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名义上保持中立的同时，实行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明显支持。例如；《人民日报》１１月高度赞扬了霍查的“正确领导”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妥协的斗争”。
提出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
（１９６２年２月～４月）
１９６２年初，印度尼西亚、北越、英国、瑞典和新西兰等国共产党提出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２日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表示支持上述建议，并建议“放弃容易激化而不能消除我们分歧的公开声明”。中国在答复中（４月７日）建议结束公开攻击，开始党与党之间双边会谈和多边会谈；苏联应带头恢复苏联与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共产党政党之间的正常关系。中国党建议把这些作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初步措施。当时虽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是事实上，人们都注意到１９６２年整个春夏，中苏之间的公开攻击实际上暂停了。
第四章 论战的加剧（上）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
１９６２年秋的三件大事——苏联与南斯拉夫友好关系的重新建立、古巴危机和中印战争——导致了中苏双方论战的重新开始。在这次论战中，双方很快地抛弃了他们的攻击是针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伪装。
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
（１９６２年５月～１０月）
在访问保加利亚期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２年５月１６日瓦尔纳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苏联必须全力以赴地与南斯拉夫合作并以此帮助南斯拉夫加强其社会主义地位。此后，反南斯拉夫的论战在苏联新闻界销声匿迹了。当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时担任国家元首职务）于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至１０月４日正式访问南斯拉夫时，他指出，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建立在赫鲁晓夫瓦尔纳讲话所规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激起了反南斯拉夫宣传的加剧。９月２８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激烈攻击“铁托集团”的声明。声明宣称：“铁托集团在背叛共产主义事业和满足帝国主义的需要方面变得更加卑鄙”。
伴随着与苏联意识形态论战的加剧，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在中国暴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古巴危机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２日，肯尼迪总统声明，美国政府掌握着苏联设置在古巴的、能够把核导弹发射到美国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导弹基地的确凿证据，在导弹基地由联合国监督之下撤离之前，“将对所有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设备的船只进行严格的检查”。当肯尼迪总统于１０月２７日保证美国将不会入侵古巴，作为报答，赫鲁晓夫在第二天同意拆除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时，古巴危机结束了。中国政府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反美示威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的这种妥协。１０月２９日，由北京的示威者发给古巴政府的一份电报宣称：“６亿５千万中国人民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诚的战友，永远和古巴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与中印战争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１月）
苏联向印度空军提供苏制米格式战斗机和特许在印度建立一座制造这种飞机的工厂的协定，于１９６２年夏签订。虽然，苏联的第一批战斗机直到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１日，中印战争结束后才抵达印度，但是，由于中国与印度的紧张关系，该协定极大地触怒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