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农副产品现在已允许在自由市场上交换。开始实行这些改革时，国内立即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１９７９年，政府采取了调整政策，即采取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而后再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后来，政策又强调，应该根据市场的需要建立相应的企业。
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立场的变化
（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９８０年３月）
随着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中国的反苏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毛逝世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报刊继续痛斥苏联的“修正主义”的国内政策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然而，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中国报刊发表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中苏之间的差异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在于苏联的霸权主义。这些重要的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自１９６０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反对苏联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观点、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然而，在最近几年里，中国已同美国、西欧和日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同时，中国领导人不再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而更多地强调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此外，６０年代初期，中国曾把南斯拉夫当作“修正主义”的榜样进行猛烈的谴责。１９６８年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南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和友好。
（２）１９７８年开始重新评价毛的政策并提出了纠正毛对苏联态度的问题。
（３）近年来，中国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政策上的变化容易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而受到攻击。
中国党已准备好重新考虑对苏联的态度。这种迹象最早见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文章声称，“中国没有垄断真正的社会主义称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实行自己的政策，有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补充说，“不应用抽象的原则性的名称把这个或那个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２日至２１日，苏联当代文学讨论会在中国哈尔滨举行。据１２月２０日报道，讨论会提出了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四种观点。根据该报道的介绍，参加讨论会的大多数代表认为，尽管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但是，其国内政策“基本上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不少代表把苏联描绘成“不完善的、僵化的、有不少缺点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南斯拉夫的开放社会主义和匈牙利的温和社会主义有区别”。少数代表则坚持认为，苏联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另一些代表提出，应作进一步研究后再对苏联的社会性质下结论。这份报道的单行本于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０日在北京公开发行，数天内即售完。
１９８０年４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九篇苏共公开信的文章，曾于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至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这段时间发表。《人民日报》声称：在九篇苏联的文章里，“修正主义的起因和性质已被错误地阐述”、“甚至错误地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提出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是修正主义。”尽管文章对中苏两国政党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作了全面的解释，但文章又承认，中苏之间的分歧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在纯政策问题方面。设于北京的苏联大使馆所在街道曾于文革期间改名为“反修街”，而到了１９８０年４月，又恢复了它原来的没有政治含义的街名。
在意大利共产党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访华期间，即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对陪同贝林格来访的新闻记者说，中苏两党不可能举行会谈。因为苏联威胁着别的党，干涉别国内政并用武力侵占别国领土。５月５日邓小平指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推行的是霸权主义政策，侵略别的国家。”可见，胡、邓两人都是针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而谴责苏联党的，而不是针对苏联国内政策以及意识形态而谴责苏联党的。
１９８０年３月，第一期《苏联文学》杂志在北京创刊。著名作家茅盾在创刊词中写道：在文学和文学交流中没有宗派。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
（１９８０年４月）
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１９５０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一年后即告期满。中国将不同苏联继续延长这一条约的期限，但中国愿意同苏联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举行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签订，１９５０年４月开始实施，条约规定有效期为３０年。除非在条约期满的前一年，两党中的任何一方宣布终止条约，否则条约的期限将自动地延长五年（见第一章）。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于并非中国方面的原因遭到践踏已名存实亡”。中国政府决定不延长该条约的年限。声明谈到：
“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建议，中苏两国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苏联政府发表官方声明，指出，在对待同盟条约不必要补充其他附加条约的立场上，中国曾于１９７１年拒绝苏联提出的签订放弃使用武力条约的建议。１９７３年，中国又拒绝苏联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声明把中国领导人对条约态度的改变归咎于他们有“霸权野心。”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７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提出关于两国政府关系原则的文件，并以该文件提出的原则作为改善两国关系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原则。要求中国政府考虑苏联政府提出的有关会议的议题和目的的看法。５月５日，中国对此作出答复：大范围的会谈或单独就双方边界问题进行的谈判都应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问题，并制订出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基本原则，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解决有关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
１９７９年６月４日，苏联政府主动提出，在同年７月或８月在莫斯科举行中苏副外长级谈判，或者举行由两国政府授权的代表谈判。同时，苏联政府还建议，中苏双方应一致否认在国际事务中有特权或霸权的要求。７月１６日，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反应：中国同意在同年９月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谈判，随后在北京举行第二轮谈判。７月２３日，苏联接受了这一建议。
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７日，中苏双方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预备会议。苏联代表团由副外长伊利切夫率领。他自１９７０年以来一直率领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由王幼平率领，他在不久前被任命为副外长。尽管谈判的议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双方都同意于１０月１２日举行第一轮谈判的第五次会谈。正式谈判于１０月１７日举行。第一轮谈判的第六次会谈定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３０日进行。
官方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
但是，据同年１２月８日《真理报》透露，苏联代表提出了发展两国政府关系的原则的宣言草案。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代表曾提到中国的安全问题，这其中也包括边界争端问题。中国代表团还请求苏联结束支持越南扩张主义政策、减少对越南的援助。据报道，苏联代表答复说，苏联援助越南是根据１９７８年苏越签订的《苏越友好互助合作条约》而实行的。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发表声明，并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照会苏联政府，强烈谴责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但是，中国政府发言人说，由于会谈涉及到双边问题，因此，会谈不会因阿富汗危机而受到影响。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９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苏联入侵阿富汗，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这为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又制造了新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宜举行中苏谈判。”
一些评论家提出，中国对谈判政策的改变是哈罗德·布朗博士（美国国防部长）在１９８０年１月５日至９日访华的结果。（见第十章），此外，其他的原因是中国领导层内部有意见分歧。根据以后的分析，人们了解到，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至２５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极大地加强了邓小平的地位，而邓是对苏态度最不肯作出让步的中国领导之一。
１９８０年春，中苏双方在恢复谈判的观点比较接近。２月１２日，杨守正（前驻莫桑比克大使）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接替王幼平大使的职务。苏联国防部远东部主任、莫斯科谈判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米哈伊尔·贾丕才于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到达北京，进行所谓“应苏联大使邀请的私人访问。”非官方电台“八·一广播电台”４月１４日广播说，中国代表已回到北京。他们就改善中苏关系与“苏联有关人士进行了秘密联系。”他们已回来四天了。
“八·一广播电台”的名字取自中国建军节。该电台从１９７９年３月开始用汉语广播。声称是对中国军队广播。该电台的广播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以邓小平为敌。据信，该电台是在苏联创建的。
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Ｉ·亚历山托夫的文章。文章提出应该恢复中苏谈判。但是，４月１０日，中国官方发言人发表声明：
“中国对中苏谈判的立场已公开声明过，并且将坚持同样的立场”。４月１１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期满日，但是，中苏双方的报刊都忽视了这件事。
两国关系的稳定
（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９８２年３月）
勃列日涅夫在１９８１年２月的讲话、胡耀邦在１９８２年９月的讲话，表明了中苏两党的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各自的立场。但双方都没有进行新的攻击。据报道，到１９８２年初，中苏已建立了缓和的双边关系。
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３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里，引人注目地用适度调和的调子概述了苏中近来的关系。
他指出：“必须特别谈谈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二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表明，不论是在国内政策还是在国际政策中，歪曲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实质会造成什么结果。
“中国现任领导人自己把他们国家在所谓文化革命时期的秩序称为‘最残酷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对于这种评价我们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遗憾的是，现在还不能说北京的对外政策有什么好转。这种政策的目的依然是要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同帝国主义的政策密切配合。这当然不能使中国回到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来。帝国主义者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朋友。
“美国、日本和一系列北约国家愿意同中国扩大军事政治联系，其用意很简单——使中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敌对态度为其所用，为其帝国主义利益服务……如果说苏中关系仍然处于冻结状态，那么其原因不在于我们的立场。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不寻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作了政治报告。该报告极大地减少了对苏联的攻击。报道指出，中苏两国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友好的。
“中苏关系演变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是由于苏联执行了霸权主义政策。”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
在报告的后面的章节里，胡耀邦在论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使用了“霸权主义”一词。“霸权主义”不仅是指苏联的政策，而且也是指两个超级大国。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成了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报告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推行的分裂“一个中国”的政策。这里主要是指１９８０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批准了《与台湾关系法》（见第十章）。
１９８２年的头三个月，在因台湾问题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同时，中苏两国建立了联系。３月２８日北京广播电台广播说，中国代表团一行已于１月１２日至１９日为参加举行贸易谈判的预备会议访问了莫斯科，并草签了一项协定。３月２９日，三名中国经济学家为了研究苏联的经济访问了莫斯科。
中苏经济方面的关系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２年）
根据中苏每年贸易与付款协定，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两国间的贸易量出现了极大的波动。１９７８年中苏贸易额达五亿一千六百万美元，是自６０年代以来双边贸易的最高额。
１９７９年贸易额达五亿零三百万美元。１９８０年减少到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１９８１年又减少到两亿美元（与中日贸易总额比较，在同一时期，中日贸易额为一千亿美元。与中美贸易额比较，在同一时期，中美贸易额为五百五十亿美元）。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０日，中苏又签订了一项双边贸易协定，把中苏贸易额增至三亿零二百万美元。根据该协定，中国在减少购买苏联主要工业品的同时，增加了对原材料的进口。１９８２年２月６日，中苏又签订了一项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可以通过跨越苏联国土的铁路向西欧和伊朗出口物资。
第十二章 边界争端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２年）
１９６９年３月和８月，在远东和中亚地区爆发激战之后，中苏两国于当年年底再次举行边界争端的谈判。但是，谈判没有结果。后来，解决所有争论的尝试又告失败。更多的边境冲突断断续续地发生。
相持不下的谈判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４年８月）
１９６９年春夏两季，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小岛上接连不断地发生的零星冲突，造成了双方的一些伤亡。１９６９年４月和８月，处于中亚地区的中苏边界又发生了冲突。８月１３日的战斗达到了最高峰，造成了双方的较大伤亡。中苏两国的紧张状态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到了８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宣布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但是，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北越胡志明主席逝世。由于北越公布了他赞同“兄弟党之间恢复团结”的政治遗嘱，形势才发生了变化。在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后，９月１１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飞到北京，在那里，他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都同意重新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
后来，中苏之间达成协议的精确期限成了辩论的主题。根据苏联的资料记载，苏联同意采取措施避免在边界上发生武装冲突，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采取措施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措施包括：恢复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扩大双边贸易等等。而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谈判时这两国总理指着中苏两国的地图，确定哪里是产生边界争端的地方。后来双方同意从这些地区撤走各自的武装部队并缔结一项维持边界现状的条约。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就边界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声明说：“中苏边界问题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其责任完全不在中国方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领土，相反，是苏联政府坚持要违背这些条约的规定，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并且还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这种侵占是合法的。正是由于苏联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的立场，因而在中苏边界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成为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根源……”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经过中断几次谈判以后，１９７３年７月，谈判又继续举行。尽管官方没有发表声明报道谈判的进展情况。但非官方的报道说，在谈判初期，双方都处于僵持状态。
香港的共产党报纸《大公报》有时充当中国政府的喉舌。
１９７０年１月９日《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因为“在会谈期间，苏联拒绝对本国武装部队的约束，也不同意遣散冲突地区的武装部队。”据从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渠道提供的消息证实，中国坚持要求苏联承认，苏联通过“不平等条约”（包括沙俄条约），掠夺了在远东地区的大面积中国领土。而且谈判的问题只限于与边界有关的问题。然而，苏联代表团明确地主动将在黑龙江的有争议的岛屿（包括珍宝岛）移交给中国。
苏联反对谈论“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同时建议谈判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到两国间的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方面。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３日，苏联代表团团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副手马耶·金·马特洛索夫离开北京返回莫斯科。
名义上是为了回国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１９７０年１月２日，当库兹涅佐夫回到北京时，据说金·马特洛索夫正在接受医院治疗。他的职位由他的副手金·维克多·甘科夫斯基接替。
《时代》杂志评论说：“人们还不知道，金·甘科夫斯基的确切职务。但是人们相信，他是靠近中国新疆省边界地区的苏联边防军总司令。马特洛索夫在东西伯利亚地区也拥有类似的指挥权。因而，这些变化意味着第一阶段的谈判与中国接壤的苏联远东边境问题有关，而现在谈判却又涉及到西部的边界问题。”
１９７０年６月３０日，库兹涅佐夫由于健康问题返回莫斯科。据报道，在库兹涅佐夫缺席的情况下，谈判仍继续进行。
在一个很少见到的谈判的资料里，人们可以看到谈判的内容。
７月７日，《真理报》评论道：
“北京领导人通过蛮横地篡改历史资料，或者断章取义，人为地试图制造一个领土问题。他们提出不平等条约仍然是谈判的争论问题。１９６３年曾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过谈判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于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５日抵达北京，接替库兹涅佐夫的职位。
举行谈判后，中苏报纸的报道没有提到中苏的边界冲突事件，但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存在。１９６９年中苏往各自的边境地区大量增派部队。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７日，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阅兵活动的报道表明，苏联有一个独立的军事防御区，即众所周知的中亚军区，包括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地区。
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５日，苏联代表团多次提出建议：两国应签订一项双方放弃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的条约。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认为没有必要拒绝这一建议，并指出，１９５０年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仍然有效。中国拒绝了苏联第二次提出的建议。该建议主张发表同盟条约仍然有效的声明。在这一轮谈判中，苏联代表表示愿意作出让步，承认有争议的阿穆尔河岛和乌苏里江的大部分地区的边界线，应以沿着“河道中心最深处”而确定。但是，要中国放弃整个黑瞎子岛（被苏联看作是军事要点的位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个岛屿），中国难以接受这种建议。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在接见斯堪的那维亚新闻记者时，周恩来说：“一方面，苏联方面现在坚持说边界问题没有争议……另一方面，现在他们又否认边界问题仍有争议的地段……也许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正在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担心在别的国家的某些地区会产生连锁反应……”。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３日，《金融时报》在评论中苏边界谈判时指出：“边界问题，北京和莫斯科涉及很少……这说明，北京谈判实际上没有直接涉及到边界争端问题的解决。就解决边界争端问题来说，双方应尽可能创造出使边界谈判能够开始进行的条件，……中国政府已提出了一项双边协定……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和俄国：（１）维持边界现状。（２）撤出在有争议地区的武装部队……。北京谈判造成僵局的事实说明，那些双方提出的协定的项目已成了谈判的症结。什么是‘边界现状’？‘实际控制线’是什么？这些问题使双方在谈判时争论不休。很明显，俄国人会怀疑，以后中国会提出一条商定的实际控制的边界线走向的问题。中国提出的从争议地区撤出武装部队的建议，莫斯科已明确表态，不愿意接受中国这一建议。中国的建议仅仅指望双方应在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赞成建立一个不影响主权要求的非军事区。出于战略考虑，显然，俄国人从根本上拒绝了这一建议……”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４日，勃列日涅夫透露，苏联曾于１９７３年６月再次主动向中国提出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条约包括下列内容；即：“不使用来自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各类武器进行相互攻击。制止使用武力进行相互威胁。”他还说，北京对此一直没有作出答复。据北京的报纸报道，中国认为，除非苏联执行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的协定，从中苏有争议的地区撤走武装部队，否则中国肯定会拒绝上述两项建议，因为这两项建议毫无意义。在中国拒绝苏联主动提出的第二次建议后，１９７３年７月，伊利切夫从北京返回莫斯科。后来，据说他正式恢复了苏联副外长的职务。但这与中国无关。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３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庆祝纪念十月革命胜利的电报中建议，在排除任何威胁的条件下，中苏应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１１月２５日，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答复中，重申了双方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在中苏谈判取得某些进展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１９７３年第一期刊登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一道命令，决定把苏联远东地区一些原来用汉语和满语命名的城镇改为俄语名称。３月７日，新华通讯社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苏联政府的这一命令。声明指出，苏联政府的这道命令，企图表明首先到这些地区居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俄国人。后来，通过这道命令的执行，在这一地区的大约２５０条河流、山脉同样被更换了名字。
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边界谈判被迫暂停一年。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５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谈判又重新恢复。两个月后，谈判又中断。８月１９日，伊利切夫飞回莫斯科。
对互不侵犯条约的进一步交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２月）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日，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发来贺电，庆祝中国革命胜利２５周年。贺电重申了苏联政府主动提出的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贺电说：“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主张恢复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苏联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不使用武力条约、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在互利基础上发展各方面关系的建议就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７日，中国政府给苏联政府发了贺电，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日。同时，对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作了答复。中国政府重申了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应以中苏双方从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为前提条件的建议。
贺电说：“中国政府历来建议，中苏两党应通过谈判，实现中苏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
贺电继续说：“为此目的，根据１９６９年９月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首先必须签订一项协定。该协定应包括下列内容：双方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在维持边界现状的基础上，阻止武力冲突，双方在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然后，通过谈判，解决全部的边界问题。
我们始终相信，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象过去那样，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捍卫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国广播电台用俄语播送了这篇贺电，但是，北京的报刊并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在莫斯科，《真理报》仅仅发表了贺电摘要。该摘要没有提到中国提出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从有争议的地区撤走武装部队的建议。尽管《真理报》全文发表了其他２５个国家的贺电。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６日，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贺电提出的建议作出正式答复。该答复指出，关于中苏关系的全部问题，包括边界争端问题，“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前提下”，苏联政府赞成谈判。但是，在中国政府的贺电中，中国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并没有为谅解提供最基本的东西。勃列日涅夫在同一天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他是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讲话中拒绝中国政府这一建议的。
他说，“乍一看，似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表明了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立场。但是，麻烦的是，他们言行不一。北京提出的不只是一个先决条件，即要求我们从我国的领土的许多地区撤走边防部队。
而这些被叫作有争议的地区，正是中国领导人对我国领土有要求的地区。另外，北京还直言不讳地宣布，只有满足中国的所谓有争议的地区的要求后，中国政府才同意边界问题的谈判。很明显，这样的立场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拒绝答应这些先决条件。”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中国杂志《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再次肯定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不要求归还被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吞并的领土。但是这些不平等的条约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苏联违犯了这些条约，继续侵占中国领土。作为全部解决有争议地区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地区也同样考虑进行“调整”。
该杂志呼吁苏联把边境武装部队减少到“赫鲁晓夫”时期（即１９６４年以前）的水平。
在边界地区结束军事演习，结束挑衅活动，停止派遣特务进入中国。苏联应承认俄国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通过武力割去的中国领土。苏联应同中国缔结临时协定以保持边界现状。
中亚边界的紧张
（１９７４年３月～１９７６年２月）
据苏联的消息说，１９７４年３月１４日，一架由两名边防士兵驾驶的直升飞机在途中抢运一名病危的维修人员时迷失了方向，被其在中国的边疆省份新疆降落。第二天，尽管苏联外交部要求归还直升飞机和机组人员，但是，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照会中断言，直升飞机上既没有医务人员也没有药品，而从飞机上发现的证件可以证明飞机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照会还指出，自１９７３年１月以来，苏联飞机非法闯入新疆多达６１次。照会声明：“除非苏联政府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全部由苏联负责。”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８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否认中国作的结论。照会声明，近来发生的包括１９７３年２月发生的飞机进入中国领空的事件，那只是苏联的民用飞机按常规飞行时迷失了方向。
苏联作了第三次抗议后，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反应。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允许一名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探望直升飞机机组人员的请求。中国官方还反复声明：这三名苏联人“在适当的时候”将受到审讯。但中国报纸没有报道审讯的准备情况。
这一事件与１９７４年１月中国驱逐五名声称犯有间谍罪的苏联侨民不同（见第九章）。
这一事件成了苏联报刊掀起一个宣传运动的主题。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５日，苏联《消息报》发表声明说，１９７３年６月，苏联曾建议中苏两国应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包括国家首脑级谈判（众所周知，１９７３年６月苏联建议互不侵犯条约，但尚未透露有关举行国家首脑级谈判的建议）。５月８日《文学报》杂志声称，中国人已经在边界制造了大规模的侵犯事件，但是，苏联忍住了，没有把这些事件公开。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苏联方面收到了若干个未加证实的有关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报告。据这些报告里所说的，１１月份，苏联军队同中国军队在中蒙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在冲突中，大约有３０人伤亡。１９７５年１月，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在苏联的《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声称，中国军队已侵犯蒙古边境地区，砍伐树木、放火烧毁森林并将带有传染病的牲畜赶入蒙古境内。
三名被押的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７日获释（他们被关押了２１个月）。两天后，他们返回莫斯科。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经过调查，国家安全机关认为，苏联人无意进入中国领空的说法是可靠的——这一说法彻底地否定了中国当初关于苏联直升飞机从事间谍活动所作的结论。
尽管中国已作了和解的姿态，但是，在随后的几周里，两国继续进行着相互攻击的宣传活动。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和６日，北京广播电台声称，中国军队曾几次将入侵新疆的苏联军队驱赶出境。但是，广播没有说出这些事件发生的日期和细节。苏联方面绝对地否认了这种说法。
恢复边界谈判
（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９７７年２月）
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２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中苏边界谈判又重新开始。５月５日，伊利切夫离开北京回莫斯科。但是，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仍留在北京。根据未得到证实的资料透露，边界问题已达成一项协议。
协议的内容包括，边界问题应进行一个项目又一个项目的检查。开始达成这一协议时，已具备了这种较大的可能性。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６日，中国政府发给苏联政府的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贺电比上一年要简短得多。关于边界问题，贺电是仅仅提及，严格来说，双方应根据１９６９年９月达成的谅解，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采取实际步骤，解决边界争端问题。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８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的长篇文章（Ｉ·亚历山德罗夫是苏联政府用来发表重要政策声明的笔名）。文章呼吁应重新恢复中苏边界谈判（见第九章）。中国政府对这一呼吁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提出了对苏联边界地区整整３．３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无理要求。北京方面蓄意使自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就开始的谈判陷入僵局。中国代表团提出一个先决条件，既要求苏联承认所有这些苏联领土为‘有争议地区’，并要求苏联放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此外，中国用最后通牒的口气宣布：只有在满足中国的所谓‘有争议的地区’的领土要求以后，中国代表团才准备对边界的争端问题进行直接的调查。对这些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清楚的。苏联准备通过实际的和具体的谈判，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不能有任何先决条件……至于需要核实的中苏边界的若干地区，在平等并且可以接受的前提下，苏联也准备这样做。围绕边界谈判这件事，北京当局人为地炮制了许多问题。而边界争端问题的解决，是符合苏联和中国的根本利益的……”“根据苏中边界谈判的项目，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讨论并履行这些建议，是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使我们的谈判立即从死胡同里走出来。谈判是否能朝着这个方向取得进展；完全取决于中国方面。”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１０月１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文章建议，“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进行边界谈判（见第十一章）。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７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中苏边界谈判又重新开始（谈判已中断了１８个月）。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８日，伊利切夫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举行了会谈。２月２８日，伊利切夫飞回莫斯科。
关于远东河流的谈判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７年）
对于离了谱的边界争端问题，尽管中苏两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远东河流航行的特殊问题上，谈判却取得了某些进展。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９日，中苏远东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在中国黑河镇举行会议。该联合委员会纯粹是与技术问题有关的组织。除了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没有举行会议以外，自１９５１年成立以来，该委员会都一年一度正常地举行会议。１２月１９日，塔斯社发表评论说，会议“以签订一份合适的议定书”而告结束。但是，１２月２３日，新华通讯社却发表声明指出：“在所有进行过讨论的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中苏两国声明都没有解释该委员会为什么１９６９年达成协议七个星期以后，又用五个月时间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３日，在给中国的一个照会里，苏联外交部声明：“如果中国恢复尊重苏联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苏联方面坚持认为，解决中国船只通过苏联内陆河道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
苏联的照会特别提到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该处在哈巴罗夫斯克①附近。两河的汇合处是名叫黑瞎子的三角形岛屿（面积１２８平方英里）。当时苏联占领该岛，但中国仍然要求拥有该岛的主权。该岛以漠河以北为界，通向西南的狭窄的著名的卡扎克维奇河道、一条较宽的通向东南的河道流经该岛。苏联坚持认为，这两条河道均是阿穆尔河的支流。阿穆尔河与位于黑沙淄南面的乌苏里江汇合。然而，中国则坚持认为这两条河道是乌苏里江的支流。这两条支流的汇合处应是在黑瞎子的东面，即在卡扎克维奇附近。
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苏联炮艇阻止中国船只通过东面河道。
苏联认为，这一河道是苏联的内陆河道。中国船只得被迫使用卡扎克维奇河道。但是，到了夏季，河道太浅，不利船只航行。苏联在照会里提出建议，两国应合作加深该河道。河道加深以后，中国船只在得到苏联当局的约定和通知后，可以利用这两条河道。
１９７４年５月３０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把苏联照会提出的建议看作是“敲榨勒索”。
因此，中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声明又指出，黑瞎子岛是中国的领土，而苏联政府认为的这两条河道是她的内陆河道。中国船只有权使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到两河汇合处之间的河道。尽管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苏联一直强行阻止中国船只在这里通行。
中苏远东河流联合委员会已有三年不召开会议了。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７日至１０月６日，该委员会在中国黑河镇召开会议。
会议期间，双方就船只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航行这一问题达成一项有限的协定。而黑瞎子岛则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协定规定，中国船只在河道太浅不能航行时，可以使用东面的河道。
中苏边界事件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０年）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０年，中亚和远东的中苏边境地区，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事件。据报道，在这些武装冲突事件中，至少有三名中国边民和两名苏联边民死亡。中国官方谴责苏联顽固地在新疆地区侵占中国领土。
这些谴责的详细内容如下：
关于中亚边界。中国发言人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告诉外国记者：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９年，苏联掠夺了中国新疆北部额敏地区的１８５平方英里土地；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７年，在新疆西部的伊黎河流域，苏联又掠夺了１０８０平方英里的领土，驱赶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牧民，在道路上设置铁丝网障碍物。这位发言人补充说，在两国有争议的地区，除了３６８６平方英里面积的领土外，苏联侵占了３４７５平方英里面积的领土。但是，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９日，另一名中国官员说，沿新疆边界的２０个地区是有争议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领土面积由３９０平方英里变成了１１６００平方英里，在这些有争议的地区，苏联“象蚕虫一叶一叶地蚕食桑叶一样，侵占了这些地区。”
据中国方面的消息透露，１９７７年７月初，６名苏联武装特务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新疆境内。在同当地民兵发生的冲突中，一名特务被打死，一名自杀，其他４名逃跑。苏联方面则称这６名苏联人是鸦片走私犯。据报道，８月５日，两名苏联边防士兵潜入中国领土，枪杀一名哈萨克牧民，打伤并逮捕另一名牧民。１０天后，苏联将这位牧民移交给中国当局。
１９７９年２至３月，在中国教训越南期间，新疆边界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中苏双方都在这一地区增派了武装部队，老人和小孩被迫从伊黎、塔城以及这一地区的城镇疏散。边境地区邮局也中断了调解双方争执的正常联系。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７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非书面照会，宣称早些日子４名中国武装人员在塔城地区穿过苏联领土。在同苏联士兵的交火中，一名被打死，另一名受伤并被拘禁。但是，７月２４日，中国政府在向苏联政府提出的照会中，坚持说，２０名苏联边防士兵首先开火，杀死一名中国人，打伤另一名中国人并越过边界把死者的尸体和受伤者移至苏联境内。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４日，苏联将这位受伤的中国人移交给中国当局。
关于远东边界。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照会中声明，５月９日，大约有３０名苏联武装人员穿过乌苏里江，在中国的河岸登陆，打伤若干名中国边民。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向中国政府道歉说，苏联边防士兵在晚上追捕一名武装逃犯中，误把中国河岸当作苏联的一个小岛。苏联外交部否认苏联边防士兵有对中国边民的骚扰行为。５月１７日，中国外交部驳斥了这种解释，坚持说这一严重事件是在白天发生的，并一再重申，苏联边防士兵开枪并打伤了若干名中国边民。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５日，在额尔古纳河边界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中苏双方对这一事件作了截然相反的说明。１０月６日，中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时宣称，４名苏联武装人员在中国河岸登陆，绑架一名牧民。苏联武装人员在遭到牧民反抗时将牧民打死。同时，他们还向中国士兵开火（中国士兵被迫还击），打死一名士兵。１０月９日，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声称，中国边防士兵向三名正在船上进行捕鱼作业的手无寸铁的苏联边民开枪，打死一名边民。１９８２年２月，尽管中国官方人士在哈尔滨宣布说，１９８１年中苏边界发生了１００多起大小事件，但是，自此以后，双方报纸没有报道有关边界死亡事件的消息。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１年，中国黑龙江省省报报道了几则审判苏联间谍的消息。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０日，在牡丹江市抓获了一名中国人，此人犯有充当苏联间谍的罪行。在对他实行逮捕时，此人拒捕，并枪杀一名中国警察。
８月１６日，中国当局枪决了该罪犯。１９７４年，中国当局逮捕了一名苏联公民。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０日，在中国北安镇查获了此人犯有间谍罪的罪证。罪犯被判７年监禁。对于为什么延迟那么长时间才对罪犯进行判决，报纸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
１９８１年４月４日，中国当局宣布，最近在伊春市判决一名中国人犯有苏联间谍罪，并对此人实行枪决。
会谈被国际事件的发展所打断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９８０年１月）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在和平共处、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苏中两国应该发表一个发展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华国锋在２月２６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直接对苏联的建议作了回答。
华在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对边界争端的立场：
“首先，应当按照１９６９年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有争议的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苏联应当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苏边境撤军，撤到６０年代初期那样。中苏关系究竟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苏联方面。”
１９７８年３月９日，中国政府在答复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中，谴责苏联政府不愿履行中苏两国总理在１９６９年达成的谅解，甚至还否认这种谅解的存在。如果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政府应同意同中国政府签订一项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通过谈判，逐步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从蒙古和中苏边界撤走苏联武装部队。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日，蒙古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声明说，苏联部队是应蒙古的请求而驻扎的。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的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继续存在，苏联部队将继续在蒙古驻扎。
中苏边界谈判自１９７７年２月中断以来一直没有举行过。
１９７８年５月４日，谈判又在北京举行。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到了６月，谈判只好中断。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７９年初，中苏两国的紧张局势在各个边界地区不断加剧。双方相互攻击不断升级，进一步举行边界争端的谈判受到限制。苏联政府不能容忍举世瞩目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改善。同时，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苏联和中国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卷入柬埔寨和越南的纠纷中去了（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的内容，可见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
１９７９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重新接触。同年秋天，两国就改善双方关系问题举行了谈判。９月２７日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预备会议。１１月３０日举行正式会谈。
根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代表团要求苏联把在中国边界武装部队的人数和装备减少到１９６４年的水平。苏联武装部队应从蒙古和中国有领土要求的地区撤走。据报道，苏联代表团答复说，苏联减少在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中国也减少在同一地区的武装部队。双方应同样减少那里的部队。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底，随着苏军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认为“不宜”再继续举行中苏谈判。
直至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双方没有举行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谈判。因而，中苏边界谈判再度中断。
中国在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主动性
（１９８１年６月）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的《人民日报》登载了１９７９年莫斯科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汇川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关于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建议：
李声明，目前的中苏边界，是由沙皇俄国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确定的。根据这些条约，沙皇俄国从中国割去了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大约折合５８万平方英里），相当于３个法国或１２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对华宣言中明确宣布：“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１９２４年５月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又规定，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之前，仍维持现有疆界。根据这一协定，中苏双方在１９２６年举行了会谈。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没有签订平等新约。结果，“中苏边界问题至今还是悬案。”
李继续指出：尽管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国政府仍准备以这些现存的条约为基础，来确定边界的界线。但是，苏联报刊的文章不仅坚持以这些条约来划定目前的边界，而且坚持以“历史形成的”和被苏联军队“实际守卫的”，边界来划定目前的边界，而“历史形成的”和“实际守卫的”，边界与以上述条约划定的边界相去甚远。因此，应当以这些条约为基础来解决全部边界问题。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李提出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１）应当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２）边界问题应在条约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３）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的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归还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４）签订中苏平等新条约并以此勘定边界线。（５）履行两国总理谅解，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的一切争议地区（即根据１９６４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
撤出或不再进入，脱离接触，并为此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
这篇文章是在美国国防部长亚历山大·黑格离开北京的当天发表的。黑格在北京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谈判，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对美国的警告：中国试图同苏联改善关系（见第十章）。几天后，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告诉西德一个代表团说，中国希望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同苏联恢复谈判，但是，谈判必须涉及到苏军撤出中国边境地区、撤出阿富汗等问题。
１９８１年夏，在苏联同阿富汗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时，中苏又发生了新的摩擦。该条约承认，苏联对中苏边界领土有要求，同时，中国对这些地区也同样有领土要求。（详细情节可参见第十三章。）
苏联的友好表示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８２年３月）
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５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在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１２月２９日，一位中国官方发言人说，中国最近已答复了苏联的建议，并强调说，由于上次谈判没有取得成功，故在进行这次谈判之前，应作好充分的准备。据报道，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４日，莫斯科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谢尔盖·齐赫文斯基抵达北京，同中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为期１０天的秘密会谈。
１９８２年１月８日，李先念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的来访成员时说，在中苏边界地区，面积为８００００到９０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地域属于两国有争议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已被苏联武装部队所占领。在未来的中苏谈判中，将会涉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中苏边界和蒙古撤走武装部队等问题。李补充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赞成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是，“这种关系不是老子和儿子那样的关系。
”１９８２年２月１日，苏联政府再次提出建议，应恢复苏中边界谈判。但是，２月２３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说，苏联并不打算同中国商谈“领土问题”。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反复强调，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了重新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建议。他又强调说，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苏联准备继续同中国就“存在的边界问题”、在边境地区“实行加强双方信任的可能性的措施”进行谈判。
尽管中苏两国的联系不断增加，但是，边界谈判从来没有正式恢复过。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４年，双方进行可能解决边界争端问题的谈判，则属于彻底改善中苏关系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见第十四章）。
中蒙关系和蒙古坚定支持苏联
（１９６９～１９８４年）
由于蒙古处于中苏两国之间，因此，蒙古很容易就卷入了中苏论战，特别是卷入了两个大国的边界争论。自６０年代初以来，蒙古一直同苏联保持着密切而且稳固的关系。但是，同中国的关系却淡漠了。根据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５日签订的《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大量的苏联军队驻扎在中蒙边境地区，这成了影响中蒙关系的主要问题。
中苏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时，由于蒙古支持苏联，因而，在１９６４年，中蒙关系开始变得淡漠起来。１９６７年中期，中蒙两国关系达到了最低点。后来，中国教师被驱逐出乌兰巴托（蒙古首都），大批的中国人在北京的蒙古大使馆外示威，８月，蒙古大使馆遭到了围攻。
但是，１９７１年８月２０日，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抵达乌兰巴托；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４日，蒙古新任驻中国大使抵达北京，中蒙两国在同年就恢复了正常关系。
１９７８年初，中国政府把苏联从蒙古撤军作为中国同苏联交换解决边界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华国锋在讲话中谈到了这一意见。同年３月９日，中国官方在答复苏联主动提出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建议时也提到了这一意见。４月１２日，蒙古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声明说，苏联部队是应蒙古的请求而驻扎蒙古的。
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的存在，苏联部队将继续驻扎。
１９７８年以后，由于中国向苏联提出苏联应从蒙古撤军的要求，从而使中蒙关系恶化起来了。两国的摩擦是由蒙古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和６月驱逐华人引期的。当时蒙古指控华人犯有“预谋罪和组织罪”，犯有教唆、“贪污、种植鸦片和从事地下职业”等罪行。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初，蒙古人民革命党日报《真理报》声称，在蒙古的一部分华人（在蒙古的华人大约有７，０００人）承认，为了在有信仰动摇的人群中煽动反对社会的民族情绪，他们根据北京的命令，在蒙古收集军事和经济情报。在乌兰巴托的汉语学校也受到了围攻。学校被认为是中国人灌输“沙文主义”的地方。学校校长被宣判犯有一系列严重的罪行。
１９８０年６月，一名中国外交官员被指控为间谍，被驱逐出乌兰巴托。１９８０年９月２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６名中国侨民因有“非法活动”而被驱逐。这些非法活动包括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等。
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６日，蒙古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蒙古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在增强蒙古防御能力方面，苏联援助蒙古的重要性。报告一再声明，苏联军队是“应我们国家的请求”而驻扎蒙古的。
泽登巴尔评论说，蒙古同中国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中国领导人“歪曲了社会主义原则，野蛮地违背了两国政府相互关系的准则，并且用大霸权主义的政策与行动取代这些准则，用威胁和命令来取代这些准则”。他指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站到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一边去了。”他又补充说，蒙古将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做法的不妥协的斗争”，因为中国的做法“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威胁”。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９８３年３月至６月，蒙古又发生了进一步强行驱逐华人的事件。当时，按照蒙古政府的说法，蒙古政府要求“一部分华人”从乌兰巴托（大部分华人在此地居住）迁移到蒙古北部的农场去。
据１９８３年８月报道，经蒙古政府与中国政府磋商后，蒙古政府驱逐华人的事件有所减少。但是，据中国方面的消息透露，９月份，平均每天至少仍有１００名华侨被驱逐。蒙古外交部长曼加林·杜哥苏伦在一个声明中指出，目前，在蒙古仅仅有２００至３００名中国侨民干活，这些侨民担心整个华人团体会全部被驱逐。
据来自外交方面的消息透露，驱逐华人是蒙古政府企图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第二阶段谈判施加影响（见第十四章），同时，蒙古的这种做法与反对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从蒙古撤军有关。
１９８３年５月，蒙古《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抨击中国的这种要求是“大肆叫嚣要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的一个行动，是在解决中苏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一种企图。在这些行动和企图的背后，中国的做法直接损害了蒙古人民的根本利益。”文章宣称，苏联军队驻扎蒙古是暂时的，是应蒙古政府的请求而驻扎的。文章重申，由于中国鼓吹扩张主义政策，蒙古人民对此有长期的忧虑。据报道，１９８３年８月，杜哥苏伦说，中国长期地企图破坏蒙古独立，企图吞并蒙古。他宣称，“据一些消息透露，几乎一半的（中国）军队已集结在中蒙边境地区。”从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５日到３月１５日，蒙古政府提出了传统性的、大量的防务工作的任务，同时，又发动了“响应元帅（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报告中提出号召的运动”。蒙古政府进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提高蒙古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
第十三章 国际上的继续竞争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４年）
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期，通过在世界某些地区的直接竞争，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分裂程度比以前更为严重了。这种分裂对亚洲的影响尤为强烈。
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中苏两国１９７９年都对自己的邻国采取了军事行动。中国人怀疑苏联企图包围中国。因为印度和越南都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导致了中国对印度采取了敌视态度（特别是在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２年），继而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又对越南采取了敌视态度。
１９７９年以后，苏联出兵阿富汗。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对此极为关注，而苏联则担心中日可能会形成联盟。在两国的国际竞争中，苏联担心中国会首先同日本发展关系。
此外，在战场上，中国向苏联提出的挑战比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影响更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形成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后来，中国发展了同亚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特别是在西欧，中国寻求帮助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的国家的合作，寻求同反苏势力的合作。７０年代期间，中国对其他共产党国家也采取了更为实际的姿态。在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接触中，中国获得了有益的联系。中国和苏联在国际上的竞争不断地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影响。两国的分裂也进一步加深。
印度——巴基斯坦战争及其后果
（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２年７月）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东巴基斯坦（后来称为孟加拉国）的危机导致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
在东巴基斯坦危机期间，苏联和中国采取了相互敌对的立场。这从苏联与印度、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长期的密切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在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以前，或自此以后，中国同印度的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人一直怀疑印度人在扶持潜藏在西藏的敌对势力。而对苏联来说，在南亚地区，印度是苏联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与此同时，中国则通过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保持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
１９７１年，东巴基斯坦人要求将该地区建成一个完全自治的省份，这件事发展成为东巴基斯坦的危机。东巴基斯坦的反抗者与巴基斯坦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一年。这场战争造成了９００多万难民涌进邻国印度。这给印度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东巴基斯坦的危机导致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抗。最后，在１１月底，印度出兵东巴基斯坦并迅速控制了整个地区。１２月１７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实现了停火。
在１９７１年东巴基斯坦危机发展期间，中国和苏联分别在许多场合发表声明，中国表示全力支持巴基斯坦，而苏联则表示全力支持印度。苏联谴责巴基斯坦政府放任危机局势的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则谴责印度干涉巴基斯坦的内部事务。中国把东巴基斯坦事件与１９５９年的西藏叛乱事件作了比较，并断言，印度人是这些事件的煽动者。
起初，中国对印度出兵巴基斯坦的反应不是很强烈。但不久便表示支持巴基斯坦，谴责印度对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李先念副总理发表声明指出：“最近几天来，印度政府在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对东巴基斯坦进行颠覆活动和军事挑衅。
”他重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５日，塔斯社发表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已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用政治的手段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没有取得成功。声明呼吁“尽快结束流血战争，在尊重东巴基斯坦合法权利、尊重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用政治手段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４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印度已经实行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第９条。根据该条文，在任何一方受到威胁或攻击时，印度应与苏联进行磋商。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６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用最强硬的言辞一再强调，１９５９年西藏叛乱与印度人有着同谋的关系。
文章在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强盗逻辑”与日本在３０年代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作了比较之后，在将孟加拉国与日本的“满洲国”傀儡政府作了比较之后指出：“印度反动派之所以这样猖狂，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帝国主义（指苏联）的支持。”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９日，《真理报》在回敬中国对苏联的攻击时指出，中国是印巴战争的煽动者。《真理报》宣称，一方面，毛泽东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缓慢迂回地进入东巴基斯坦，在他们的代理人的帮助下，他们在东巴基斯坦“实行人民战争”。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宣布支持巴基斯坦的军人政府。他们企图将巴基斯坦军人政权变成他们在亚洲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工具。他们的做法与巴基斯坦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在国际舞台上，在他们演出的肮脏的把戏中，中国人只不过是把巴基斯坦当作玩偶而已……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４日至５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印度——巴基斯坦问题展开辩论。中国代表黄华呼吁安理会“谴责印度政府的侵略行为”。在对呼吁印度与巴基斯坦双方实行停火、双方军事人员立即撤回到自己本国边界一侧的提案进行表决时，苏联代表雅科夫·马立克投了反对票。他声明，应该把印度同巴基斯坦一样同等对待，不应该因东巴基斯坦的危机而指责印度。是由于巴基斯坦的做法而导致了印度、巴基斯坦战争的爆发。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５日至６日，联合国安理会试图通过一项提案，但没有成功。因为苏联不准备承认这一没有涉及到东巴基斯坦政治局势的提案。同时，美国和中国也同样不会赞成这一提案。在安理会进行辩论时，中国代表和苏联代表交替地进行激烈的辩论。例如，黄华在１２月６日宣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到处实行侵略、颠覆和扩张政策。”马立克对此进行了反驳：“中国代表用漏洞百出的、病态般的诽谤反对苏联，渴望着充当帝国主义大院里的小丑角色”。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６日，联合国安理会最后作出决定，将辩论的问题提交给第二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直接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结盟）提出了一个议案，呼吁印度、巴基斯坦应立即停火，将本国的军队撤到双方边界一侧。马立克又一次否决了这一提案。他提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只不过是实现停火而已，而实际上，巴基斯坦当局会继续采取报复和恐怖行动。”巴基斯坦政府必须“停止流血事件，立即无条件地承认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意愿。”中国代表乔冠华声明，“印度政府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苏联政府是印度侵略者的后台老板。”他呼吁，“联合国必须强烈地谴责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行为，彻底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印度侵略者的厚颜无耻的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一提案。苏联和它的盟国（罗马尼亚除外）投了反对票。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３日，安理会再次召开理事会。美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议案。
该提案实际上与１２月７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提案完全相同。
雅科夫·马立克反对这个提案。他一再声明，这个提案忽视了印度、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辩论过程中，马立克提出安理会应让孟加拉国（东巴基斯坦）的代表阿布·赛义德·乔杜里法官到会发言。马立克是在１２月４日的安理会上第一次提出这个议案的，但是，当时安理会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磋商。在同一场合，黄华反对马立克的提案（黄华在１２月４日提出，让孟加拉国代表到会发言，无异于干涉巴基斯坦的内政）。结果，乔杜里法官没能在安理会发言。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猛烈抨击印度和苏联的政策。声明在谴责东巴基斯坦的印度军队的“最凶残的暴行”之后强调指出，印度“不仅要吞并东巴基斯坦，而且还要消灭整个巴基斯坦。”声明指出，苏联对印度实行政策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的控制，进而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整个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同时，又扶植印度成为南亚次大陆的次超级大国，作为苏联侵略亚洲的助手和伙伴。”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对印度和苏联也进行了类似的抨击，谴责印度对东巴基斯坦人民实行大屠杀。１２月２２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反驳文章，宣称中国已强烈要求美国派战舰进入印度洋，并且指责周恩来是中国实行反苏政策的主要煽动者。
东巴基斯坦实行停火以后，安理会于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再次举行会议。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和解的议案。提案呼吁严格遵守停火协定，印巴双方的武装部队应尽快撤到各自国土上去。安理会以１３票对零票通过了这个提案。苏联代表对这一提案表示弃权。中国代表投了赞成票，但又表示对该提案不甚满意。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孟加拉国流亡政府在达卡宣告成立（３月２６日）孟加拉国。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４日，苏联承认了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并立即给孟加拉国提供经济援助。中国直到１９７５年８月３１日才予以承认。
与日本的关系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３年）
中国和苏联对获得日本这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强大的邻邦都很感兴趣。为了抗衡苏联在太平洋不断增长的势力，中国很想得到日本的支持；同时，苏联也需要防止中国和日本结成反苏联盟。由于边界争端，特别是苏联和日本的边界争端，使情况复杂化了。就日本方面来说，日本试图在与中国、苏联打交道时，在两者中间保持平衡。
苏联与日本的领土争端问题主要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时，苏联所占领的距离日本东北部海岸较远的几个岛屿。这些有争议的岛屿包括：
国后、择捉、齿舞和色丹四岛。日本人认为，这些岛屿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岛屿位于库页群岛的最南端，无论是从战略上考虑还是作为捕捞中心，都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苏日两国在１９５６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双方对这些岛屿争论不休，从而使之成了双方缔结和平条约的障碍。
由于日本人声称北方诸岛为有争议的岛屿，为此苏联和日本断断续续举行了多次讨论“北方领土”问题的部长级会议。尽管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的自然资源，日苏两国在１９７４年６月至１９７５年７月签订了一系列协定。
自从１９７２年９月中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以来，日本一直与中国商谈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据报道，１９７５年２月初，苏联驻日本大使奥莱格·特罗亚诺夫斯基提出，如果日本与中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本应对苏日关系所“引起令人遗憾的反应”承担责任。据说，他反复强调，苏联早就建议日本推迟同中国签订和平条约，而与苏联签订“友好亲善条约”。这个建议是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旬，日本外务大臣宫泽喜一访问莫斯科会见葛罗米柯时，由葛罗米柯提出来的。
１９７５年２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在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是，日本以签订友好亲善条约将会在实际上中止日本要求归还有争议的岛屿条约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日本政府坚持公开宣布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目标。为此，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８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警告日本不要“毫无限制地被拖进中国政策的轨道。”声明指出，从日本和苏联的共同利益考虑，日本和苏联都应挫败所有第三国试图阻止苏联和日本改善关系的企图。
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９日，日本外务省对苏联的声明作了答复，提出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并不是“直接反对第三国”。同一天，田中角荣首相也发表声明，指出：“当我们在北京举行谈判时，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没有保持特殊关系的国家，例如苏联。关于反霸条款（与中国签订任何条约均有此款），只不过是普遍能接受的和平原则的一个词汇而已。”
据报道，１９７５年９月中旬，葛罗米柯严重警告宫泽喜一，反对日本与中国签订包含有“反对霸权主义”条款的条约。日本外务大臣表示，要在条约中保留这样的条款。然而他又说，中国政府坚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必须有这个条款。在以后进行的两年多的中日谈判中，“反霸条款”一直是谈判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１９７８年４月至６月，中日之间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个是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拥有权问题。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对琉球群岛的一部分有领土要求。另一个问题是日本和南朝鲜互相交换了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之间的大陆架的文件。
而这两个问题成了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日，中国捕鱼船队在琉球群岛水域进行捕鱼作业。后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北京的官员也强调，这起事件是“偶然发生的”。同时表示中国将避免在那些岛屿与日本再次发生冲突。１９７８年８月中旬有人提出，中国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控制权。
对于日本、南朝鲜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协定。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国政府重申，１９７７年６月２２日，日本和南朝鲜交换了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文件。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日本和南朝鲜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问题，成了中日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以后两个月内，中国和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第二条规定：
“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四条规定：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中国反对条约中“反霸条款”所包含的意思是直接指任何特定的第三国的那些说明词句。
苏联对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反应强烈。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３日，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日本对北京“强加于日本的单方面的苛刻条件”已作出让步。日本正冒险卷入中国霸权主义政策的旋涡之中。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前，苏联曾警告日本，日本同中国签订这样的条约，要考虑由此而引起的苏日关系不良后果的可能性。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中日关系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结果，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６日，两国签订了８年贸易协定。同时，又签订了许多经济合作协定。
这些协定包括发展中国工业规划以及在中国海域开采石油等等。中国用石油和煤炭偿还日本的设备款项和贷款。
中日在加强经济联系的同时，两国之间部长级领导人的接触也在增多。而象部长级领导人这样高水平?的接触是空前的。在中日领导人互访期间，他们除了商谈双边经济关系以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特别谈到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增长问题；苏联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入侵阿富汗的问题以及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问题等等。尽管两国对太平洋和阿富汗事态的发展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以后，日本并没有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而与此同时，当１９７９年３月中国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时，日本对此却提出了抗议。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７９年期间，苏联和日本就签订和平条约和解决“北方领土”争端的问题，举行了多次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日本政府声称，苏联正在不断加强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正在增大与日本有争议的岛屿上的军事力量。
苏联对日本人的发牢骚式的舆论表示不满。１９８０年９月２日，苏联新闻机构Ｎｏｖｏｓｔｉ提出：最近“日本在民族主义和反苏主义的基础上，与美国和中国的霸权主义者结成了危险的同盟。”
尽管苏联和日本的关系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在这个时期，苏日两国同意在库页岛和西伯利亚地区共同实施开发煤矿资源的计划。１９８０年，苏日双方贸易有所增长，但是，由于日本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实行制裁，两国的贸易量减少了。由于中国政府再次调整了发展计划，１９８０年，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也受到了影响。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７日至６月１日，在华国锋访问日本期间，谷牧（副总理）表示，中国可能会不得不砍掉一些与日本合作的项目，同时减少原来商定的对日本的石油输出。日本对中国取消部分合同大失所望。但是，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３日，谷牧对由中国方面的决定而造成的“难题”，向日本政府表示歉意。他表示，日本将得到由此而引起的损失赔偿。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波兰强制实行戒严令。１９８２年２月，日本政府参加了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对苏联实行的某些制裁。１９８３年８月３１日至９月１日夜，苏联战斗机在库页岛地区上空击落了一架南朝鲜航空班机。日本同西方国家一道，对苏联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１９８２年中期，由于日本文部省正式修订日本历史教科书，导致了中国和日本的争论，中日关系一度受到了影响。日本历史教科书把日本在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在亚洲大陆的暴行描写到最轻的程度。中国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后来，日本同意再修改教科书。
印度支那的冲突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４年）
七十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和越南处于敌对状态，其结果使印度支那成了中国和苏联进行对抗的最前沿的地区。越南在它的邻国柬埔寨和老挝驻扎武装部队，这一作法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国人怀疑越南的目标是要统治整个印度支那，而且怀疑越南的做法得到了苏联的鼓励。鉴于苏联的扩张主义和苏联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证据，中国人完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苏联指责中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延长印度支那的冲突，中国的行动加剧了国际的紧张局势。
１９７５年４月，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赢得胜利之后，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很快便开始恶化起来了。越南逐步倒向了苏联，与此同时，在中苏的相互攻击中，柬埔寨显示出了对中国的同情。中越关系由于悬而未决的、有争议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些群岛位于南中国海）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与此同时，自１９７５年以后，越南同柬埔寨的关系日益恶化，边界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到了１９７７年，越南和柬埔寨还发生了激战。同年１２月３１日，柬埔寨同越南断绝了外交关系。中国支持柬埔寨，苏联和它的盟国则支持越南；中苏两个大国互相指责对方在该地区有霸权主义野心。
１９７８年初，中越关系迅速恶化。在越南的大多数华侨，对越南的经济政策和该地区的形势非常不安。当时，在越南的华侨人数达１５０万人。１９７８年中期，由于越南当局的驱赶，使１６万多名华侨逃回中国。中国对越南驱赶华侨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据报道，１９７８年４月间，中越两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８月以后，中越边界事件更加频繁发生。１９７８年７月３日，即越南被吸收为经互会成员国后的第４天，中国停止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３日，苏联和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此外，还签订了６个经济协定。在１９７８年整整一年里，由于苏联、越南之间关系的发展，由于柬埔寨边界武装冲突事件的发生，使得中国和苏联之间出现了紧张局势。
１９７８年期间，越南、柬埔寨边界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止过。
最后，１２月２５日，越南军队侵入了柬埔寨。１９７９年１月７日，柬埔寨首都金边失陷第二天，柬埔寨流亡者成立了以韩桑林为总理的“人民革命议会”。自１９７５年以来，柬埔寨流亡者一直领导着反对红色高棉政权的武装斗争。越南和苏联集团承认了这个新政权；与此同时，中国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谴责韩桑林政权。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４日，中国宣称：“越南侵略者”“得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据不确切的消息透露，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国通过泰国向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提供援助。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１日至１５日，联合国安理会对印度支那的危机进行了辩论。苏联对呼吁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提案投了反对票。在辩论期间，中国代表陈楚指出，苏联把越南当作“亚洲的古巴”，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苏联代表奥莱格·特罗亚诺夫斯基谴责红色高棉政权在波尔布特的领导下，在进行毛泽东主义社会的建设中，实行“公开的种族灭绝”政策，侵略越南和泰国。
１９７９年初，中越边界的武装冲突接连不断。２月１７日，中国教训了越南。中国声称：这是在越南对中国进行了多次武装挑衅之后，中国对越南进行的有限度的自卫还击。中国军队占领了越南边境地区的许多城镇，在遭受严重伤亡以后，中国军队于３月５日开始撤退。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越南。后来，即１９７９年春季，中越两国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结果。
尽管苏联表示，只要战争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苏联将不卷入这场战争，但是，苏联仍然严厉地抨击了中国的“入侵”。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８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中国把东南亚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文章宣称，在越南同美国发生战争期间，中国曾出兵北越，但同时中国又阻止苏联向越南运送军事物资。中国扶植波尔布特政权在柬埔寨执政；中国“已经详细制订了大规模消灭柬埔寨人民的计划”，并以此作为“使柬埔寨……与中国同化”的步骤，“将柬埔寨改造成为一个对‘不顺从的’越南形成包围的重要的桥头堡，并使柬埔寨成为中国直接向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进军的通道”。为了“使越南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中国曾命令波尔布特政权进攻越南。
文章还指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中国。文章接着指出，“北京并不否认侵略越南的时间选择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联系……”。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中，谴责中国的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并指出“纵容中国政策的实行会产生任何形式的危险。”但在整篇讲话中，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提到美国。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３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东南亚的局势开始进行辩论。由于苏联坚持投票反对任何不特别谴责中国的提案，于是，辩论陷入了僵局。陈楚威胁道，中国投票反对任何在辩论中提出的没有越南侵略柬埔寨内容的提案。经过进一步磋商后，３月１６日，安理会对越南侵略柬埔寨“深表遗憾”的提案进行了辩论。安理会呼吁，任何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外国军队都应撤走。奥莱格·特罗亚诺夫斯基对这一提案投了反对票，因为他认为该提案没有包含“明确谴责中国的侵略”的内容，而且该提案把“侵略者与他的受害者摆到了同样的位置上。”尽管陈楚批评该提案没有充分地谴责越南，并对提案批评中国的“正义行动”表示遗憾（而当时，中国已完全从越南撤走了它的全部军队。）但陈楚还是投票赞成这一提案。
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初发生的事件，对中国和老挝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１９７５年，共产党在老挝执掌了政权。直到１９７８年，在边界地区发生冲突和中苏相互攻击的问题上，老挝希望保持中立。但是，老挝政府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老挝承认柬埔寨韩桑林政权，同时，在中国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后，老挝则呼吁中国从越南撤走军队。自从１９７９年３月以来，中国同老挝的关系日趋紧张，这导致了中老边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１９７９年４月底，越南官方第一次承认在老挝驻扎有军队。４月２９日，越南外长阮基石说，根据１９７７年７月越南同老挝签订的越老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也应老挝政府的要求，越南在老挝驻扎了军队。１９８１年，在中国、老挝边界上发生了更多的事件。有报告证实，中国正在援助一些老挝组织，反对老挝政府。
从１９７９年起，越南继续在柬埔寨驻扎部队，企图镇压红色高棉政权和其他组织对韩桑林政权的反抗。中国坚持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改善中越关系的一个条件。苏联不断增加对越南的经济援助。中国和越南在边界地区的冲突仍时有发生。中国炮击越南的高峰期往往与越南在柬埔寨发动攻势的时期相一致。
越南在柬埔寨驻扎军队成了中苏分岐的中心问题之一。
中国要求苏联撤销对越南的支持与援助，并把它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条件之一。对于苏联海军可能会使用越南港口，中国领导人表明了反对的立场。
苏联拒绝讨论柬埔寨问题。坚持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会对第三国有影响，而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则是根据１９７８年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进行的。
苏联在阿富汗的介入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７８年４月，阿富汗发生了政变。这个政变产生了统治阿富汗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府。该政府与苏联发展有密切的关系。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该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苏联向阿富汗运送军事物资，给阿富汗派谴顾问，以帮助新政府镇压穆斯林抵抗组织，因为穆斯林抵抗组织动员阿富汗的大多数人反对阿富汗当局。此外，苏联给阿富汗提供了更大范围的经济援助。苏联在阿富汗势力的不断增加引起了中国的关注。中国人担心，中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将会受到威胁。
１９７９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使这个问题成了中苏互相攻击的焦点之一。
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７９年间，阿富汗和苏联当局多次谴责中国援助穆斯林反抗组织。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１日，中国向在北京的阿富汗临时代办递交了抗议照会，对上述指责进行了驳斥。后来，中国政府谴责苏联政府，说苏联政府企图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地区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１９７９年９月，哈菲苏拉·阿明领导的反对派，推翻了阿富汗领导人——努尔·穆罕默得·塔拉奇总统的统治。在阿明的控制下，阿富汗的国内形势，阿富汗同苏联的关系恶化起来了。１２月底，阿明下台并被处死，并由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接替阿明的职务。政府更换以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６日，大约有４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名苏联士兵进驻阿富汗。苏联政府坚持说，面对阿富汗外部敌人的武装挑衅，根据苏联和阿富汗的友好合作条约，阿富汗政府要求苏联出兵阿富汗。从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考虑，苏联采取行动，向阿富汗的武装部队提供军事援助，以镇压穆斯林抵抗战士。据估计，至１９８０年底，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人数已增到８５，０００人，此外，在阿富汗全国范围内，苏联还部署了数百辆坦克。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国把苏联的侵略行为称为“１９６８年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来的又一次十分严重的国际事件。”这是苏联第一次对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入侵，这一事件“严重威胁着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次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暴露了它“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苏联已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天使”了。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政府向苏联驻华大使递交了抗议照会。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苏联不仅想在阿富汗获得“永久的居住地”，而且“企图把这一计划作为向南插入巴基斯坦和亚洲次大陆的步骤。”文章接着指出，“苏军在战略要地阿富汗驻军４５，０００人，从南亚到非洲之角这一广大弧形地区将无宁日。”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８日至２３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巴基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抵达伊斯兰堡时，黄发表讲话指出，阿富汗事态的发展为他的这次访问增添了新的重大意义。在结束访问时，黄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同巴基斯坦政府会谈的内容主要与阿富汗问题有关。
他向全世界呼吁：“包括美国、西欧和日本应该给阿富汗的邻国以真正的支持，以反对苏联超级大国。”
黄说，中国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企图掠夺海湾石油、割断美国与西方联系的另一个步骤。工业国家和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应该在阿富汗问题上形成战略联合，通过对苏联扩张主义的认识，一定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根据巴基斯坦拉合尔乌尔都语日报《时代之声》报道，面对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中国愿意向巴基斯坦提供充足的军事和经济援助。１９８０年１月９日，《真理报》指出，中国正在通过喀喇昆仑山公路（连结中巴两国的要道）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装备。但是，１月２２日，巴基斯坦当局发表声明指出，巴基斯坦没有同中国缔结任何军事援助条约。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９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由于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中苏关系正常化被迫中止（“中苏关系正常化”一词在１９７９年秋天出现在中苏报刊上，见第十一章）。
从这一点来说，苏联在阿富汗驻扎军队又成了恢复中苏边界谈判和全面改善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苏联、阿富汗签订了边界走向条约。
这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响。该条约涉及到萨雷阔勒岭地区。该地区人口稀少，但却是阿富汗的咽喉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萨雷阔勒岭向东北延伸与中国边界相接，是苏联、阿富汗国土的南北分界线。
边界走向条约没有更准确地透露细节，但是，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７日喀布尔广播电台广播说，条约对阿富汗与苏联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调整。在条约签订以后的两个月里，苏联军队大规模地开往萨雷阔勒岭地区并占领了该地区。据报道，８月中旬，苏联军队驱赶了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名阿富汗居民。苏联军队已接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边界，并在这一地区派了官员。此外苏联还在这一地区建立一大块军事基地。
１９８１年７月２２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特别重申，苏联无权与第三国（指阿富汗）签订涉及到中阿两国边界地区的边界走向条约。因为中阿边界紧密接邻的以北地区不是苏联的合法领土，而实际上，先是中国与俄国，后是中国与苏联政府，对这一边界地区问题的争论已进行了几乎９０年。因此，声明指出，苏联、阿富汗边界走向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声明还强调，中国和阿富汗之间已于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签订了边界条约，中阿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根据中阿边界条约规定，中阿勘定了沿萨雷阔勒岭以东最边缘地区的４３英里的边界线。
中国反对苏联的实例依据是１８８４年签订的关于《中俄喀什地区边界草约》（或者如新华通讯社在１９８１年８月３１日所称之为的《中俄喀什边界条约》）。这一条约是俄国入侵和侵占了中亚地区传统的中国领土一个很长时期之后签订的。该条约明确说明：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边界转往西南，中国边界一直伸向正南”。根据中国人的说法，俄国人在１８９２年非法占领了大约２００００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随后又企图通过把１８９４年中俄两国就边界问题的互换照会，说成是签订了边界条约，从而使上述非法占领的领土合法化。
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１日，塔斯社对上述观点进行了答复，声称：阿富汗和苏联之间新签订的边界条约纯属两国之间的事情。与第三国无关。塔斯社还谴责中国通过“篡改历史”，“捏造”了一个有争议的领土问题。而这个所谓有争议的问题早在１８９４年通过沙俄和中国清朝政府互相交换文件而得到了最终的解决。“１８９４年所划的边界线仍然有效”，“除此之外，绝无其他任何边界线”。
１９８１年８月２４日，新华通讯社发表声明说，苏联军队已在萨雷阔勒岭地区布署了弹道导弹。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８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珍妮·柯克苇文顿女士声称：苏联已经执行了一个吞并“Ｄｅeａｃｔｏ”突出部的计划；并且还声称，６月１６日，苏联、阿富汗签订的条约包括了阿富汗同意苏联正式吞并该地区这一内容。
对于阿富汗危机，中国政府继续对苏联坚持强硬的敌对立场。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成了中国在两国解决分歧问题的谈判中提出的三大条件之一。但是，苏联坚持说，苏联在阿富汗驻军，是一个只影响该国国内安全的问题，因此，苏联没有必要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
与东欧国家的关系
（１９６８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６９年以后，中国企图利用东欧国家对苏联施加压力。
中国同南斯拉夫政权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状态减弱了，同时，还同南斯拉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与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为保护中罗的友好关系而辛勤地耕耘着。中、罗、南三国能够联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对１９６８年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都持共同的反对立场（见第八章）。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１年，中国在与南斯拉夫的接触中改善了相互间的友好关系。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７日，中南两国的外交关系恢复到大使级的水平?（自１９５８年以来，两国仅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临时代办机构）。与此同时，中国同罗马尼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迹象进一步表明，中国实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公开反对苏联。
从６０年代末期，中国报刊停止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攻击。中国此时的报刊只限于对忠实地支持苏联的国家的批评。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中旬，波兰的波罗的海附近的城市工人举行罢工。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备加称赞。而《真理报》却谴责中国说，波兰的内政遭到了中国的“不可宽恕的干涉”。
据报道，１９７０年１０月，齐奥塞斯库访问了美国。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６日以来，罗马尼亚成了疏通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外交渠道。１９７１年６月１日至９日，在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理扬·格奥尔基·莫里的陪同下，齐奥塞斯库对北京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同毛主席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
１９７１年６月１日，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赞扬罗马尼亚抵制了“外来压力”和“大国沙文主义”。周在含蓄地回答齐奥塞斯库要求结束中苏争端的问题时说，“罗马尼亚正在克服重重困难，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中间求生存。”访问结束后，中罗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再次肯定了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时，罗马尼亚发表声明指出，“没有中国就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声明对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化关系表示赞赏。
１９７１年６月９日至１５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米尔科·特帕瓦茨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
在访问开始时，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称赞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精神，称赞南斯拉夫反对超级大国的干涉、颠覆、侵略和威胁的斗争”。
特帕瓦茨访华期间，正是南斯拉夫同苏联集团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时期。据报道，１９７１年６月初，南斯拉夫政府向苏联驻南大使提出书面抗议，指出：１９４８年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关系破裂后，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工作人员”在莫斯科避难。这些工作人员仍在莫斯科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对此，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反对。据南斯拉夫的消息透露，苏联政府支持在西欧的极右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
１９７１年８月，继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和７月１５日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后，罗马尼亚同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极度紧张起来。莫斯科深疑这是对苏联施加压力的一种企图。１９７１年８月２日，苏联集团的共产党领导人（包括罗马尼亚）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召开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谴责“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公报。“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苏联分别指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政策的常用语。克里米亚会议结束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报纸发起了一个猛烈地反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运动。
上述国家指责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表明它们要充当中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反苏轴心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对此表示反对。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８日，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Ｖ．Ｉ．德罗兹坚科会见了齐奥塞斯库。据非官方消息报道，苏联大使向齐奥塞斯库递交了一份照会，谴责罗马尼亚在中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在巴尔干半岛组织反苏集团，并要求罗马尼亚结束这样的活动。
但是，齐奥塞斯库一再声明，罗马尼亚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齐奥塞斯库拒绝了实行统一控制世界共产主义的计划。１９７８年８月２２日至３１日，由李德生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罗马尼亚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李将军再次声明，中国政府支持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苏联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一直持续到１９７１年夏。据报道，８月１８日，铁托总统收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同一天，苏联向罗马尼亚递交了照会）。
信中说，苏联对南斯拉夫同中国保持日益增长的友好关系深感不安。对铁托来说，苏联等国在匈牙利举行的军事演习以及计划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军事演习，都被看作是直接反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表示。然而，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２日至２５日，勃列日涅夫访问了南斯拉夫。
７０年代中期，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保持同苏联领导人正常的接触的同时，也继续加强同中国领导人的联系。１９７８年３月，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恢复了两党关系。中国和南斯拉夫的贸易量也随之增加了。
１９７８年８月，华国锋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是继毛泽东１９５７年访问莫斯科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席第一次出访欧洲。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华国锋访问了罗马尼亚。
这段时间恰好是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纪念日。８月１６日，华国锋在讲话中声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到处伸手，不断对一些国家进行渗透、颠覆、侵略和扩张。”
他在讲话中用的是比较温和的腔调。据报道，罗马尼亚政府曾请求中国客人避开谈及苏联，以免遭到苏联的攻击。８月１８日，罗马尼亚政府发布新闻公报。公报涉及到华的讲话内容（据报道，双方对公报的某些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公报谴责了“任何统治形式和单方面的苛刻条件”，但没有使用“霸权主义”这一容易引起争论的词语。然而，苏联报刊谴责了华的这次访问。８月２４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抨击“北京的侵略行径”，并指出：“只有那些将马眼罩蒙住自己的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在访问南斯拉夫第一天所作的讲话中，华国锋反复地强调，苏美两国正在互相争夺，企图称霸世界。在讲话中，华赞扬了南斯拉夫的自治和不结盟政策。他指出，“不结盟运动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一支十分重要力量。”他谴责有人“力图破坏不结盟运动的团结，改变它的方向，使不结盟运动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霸权主义目的。”《真理报》含蓄地批评了南斯拉夫人不把自己同华的讲话分离开来的做法。
１９７８年，在越南和柬埔寨发生武装冲突期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保持了中立。然而到了１２月，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攻击越南侵略柬埔寨。后来，又反对越南在柬埔寨驻扎军队。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３日，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在莫斯科召开最高级会议，罗马尼亚在会上又与各成员国产生了意见分歧。齐奥塞斯库拒绝将罗马尼亚的军费提高到３％，并拒绝将罗马尼亚军队交由华沙条约组织指挥。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强烈地批评了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４年，中国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多次进行互访。１９８３年５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虽然他称赞了南斯拉夫的不结盟运动，但他没有直接谈到苏联，也没有攻击霸权主义。一些观察家认为，胡的温和式的调子与当时中苏谈判取得的某些进展有关。
胡耀邦于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５日离开南斯拉夫后，钱琪琛（外交部副部长、中苏谈判的首席代表、一直陪同胡的出访）
继续对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人们认为，这是中国希望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的迹象。１９８２年初，中国没有谴责波兰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颁布的制裁。１９８２年２月初，中国同波兰签订了贸易协定。
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８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在南斯拉夫访问时指出：“两国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双方认为，“两国在国内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整个七十年代期间，中国与南斯拉夫恢复了友好关系，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改善了关系，但是，中国失去了阿尔巴尼亚的支持。阿尔巴尼亚是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１９７７年中期，阿尔巴尼亚开始批评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至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１日，阿尔巴尼亚逐渐发展到尖锐地攻击中国政策的地步。这时，中国宣布中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所有经济援助。后来，阿尔巴尼亚继续谴责中国。
尽管中阿两国在１９８３年恢复了贸易关系，但是，阿尔巴尼亚没有改变对中国的政治批评。
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６９年以后，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中国用类似处理同美国关系的方式，来处理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西方采取敌视态度之后，决定把西欧国家作为一种反苏力量和经济、技术合作的伙伴，来发展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苏联追求促进欧洲的缓和，而且苏联也真心希望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从某种意义上讲，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近期目的是为了继续同中国抗衡。
在两条战线上保持强大的防御力量，这给苏联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苏联领导人也为苏联可能会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敌对势力的进攻而担扰。
六十年代期间，苏联和法国是缓和的积极倡导者。当时，查理士·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统。苏法两国多次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发展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并在各个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协定。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西德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举行大选，威利·布兰特当选为政府总理。尔后，西德也开始了类似上述的进程。七十年代期间，苏联进一步改善并保持了同西欧国家的关系，这导致了苏联普遍同这些国家扩大了贸易和技术交流。同时，西欧的紧张局势也有所降温。
中国同西欧的接触在开始时是十分有限的。例如，中国放松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欧洲国家的限制，并恢复了同西欧的直通电话联系。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３日，中英两国的外交关系在中断了２２年之后（在这期间，两国只是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临时代办机构），中国同英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并立即从台湾撤走了总领事馆。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即西德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在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
七十年代中期，中苏都发展了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
苏联是通过经互会发展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的。从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６年初，经互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了多次谈判，并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李连璧被任命为中国驻欧洲共同体大使。
因而，中国成了向欧洲共同体委派官员的第二个共产党国家（另一个国家是南斯拉夫）。
《欧洲共同体》（由欧洲委员会伦敦办事处正式出版）评论道：“１９６９年，北京仍然生动地描绘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帝国主义矛盾的中心’和‘美国的阴谋’，但到了１９７１年，欧洲共同体在其扩大的边缘上，已经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平衡因素。而对中国来说，中国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是——维护或抛弃两极世界（即由苏联和美国统治的两极世界）。”
１９７８年４月３日，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定了５年非特惠贸易协定。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经互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进一步举行谈判，尽管严重的障碍阻止这些联系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６日，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发表声明指出，在不损害苏联提倡的缓和局势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希望同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苏联和西方国家互相猜疑，从这一点来说，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卡拉汉还提到英国向中国出售８０架哈里喷气式战斗机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为购买重要的军事装备还同法国进行了磋商。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４日，中国同法国签订了一项比较重要的贸易协定。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４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证实，据早些时候报道，勃列日涅夫几次向卡拉汉提出个人警告，说英国向中国出售哈里喷气式战斗机将会严重地损害苏英关系。根据塔斯社的消息透露，苏联领导人指出，除了别的不说，“提供军事装备决非普通的贸易机构所能为之”。这样的贸易“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出售军事装备使解决国际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这样做会逐渐破坏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基础。”据了解，法国和意大利也受到了同样的警告（这两个国家也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１月１６日，华国锋访问了西欧四国，它们是：法国、西德、英国和意大利。在访问期间，华国锋多次尖锐地攻击苏联。１０月６日，在他动身前往西欧四国之前，华国锋为西欧记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首先强调，中国并不反对缓和，但是却要反对“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与扩张主义政策”。并说：“问题是霸权主义在向外扩张侵略，你想缓和也缓和不了。过去一年来，世界上，特别是中东、非洲、红海、海湾、南亚地区、印度支那的局势……我们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一个是提醒人们不要搞绥靖政策。”
在开始进行对法国的访问时，华国锋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举行了会谈（陪同华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１０月１８日，华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谈了对苏关系的看法。
他说，尽管西方同苏联签订了一些有关文件，“也许这些协议、条约有某种作用”，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采取扎扎实实的行动，对那些扩张侵略行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苏联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比西欧更占有优势。中国希望欧洲应该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和增强防御能力。因为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他坚持说，苏联一直把推动越南实现“大印支联邦”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以便把它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同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军事部署联在一起，从而造成战略上的优势。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８日，在访问西德时，华表示支持德国的统一。他重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者的侵略和扩张。”在英国（华在那里停留至１１月３日），华在讲话中攻击苏联的地方要比在访问的初期多。华称赞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说她“清楚地认识到战争危险的根源，并采取了有效的反对措施。”
１０月３１日，他评论说，发展中英合作“会成为某些人不舒服的原因。”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日，在英格兰银行总裁举行的午宴上，华再度指出：“某些人想谋求世界霸权”。
１１月３日至６日，华国锋访问了意大利。访问期间，华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该党经常与苏联党发生争执）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会见了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科斯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或在西欧之行的各站，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四国签订了许多经济或其他协定。在多个场合，华清楚地表明，中国希望扩大同西欧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据１１月２日华在英国作的评论认为：从政治上说，欧洲之行的目的并不是同西欧结成同盟，而是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以后，东西方关系的气候恶化了（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在西欧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苏联出兵阿富汗）。这种恶化的气候为中国增加同西欧的对话提供了有利的场所。与此同时，出于政治原因或者为了促进西欧国家或公司同中国发展贸易而进行竞争，中国对平衡它同美国和日本的联系也极感兴趣。
１９８４年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１６日，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对西欧进行了访问。他访问了法国、比利时、瑞典、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在他动身前往西欧前夕，赵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将始终“支持西欧为使西欧本身的强大而作的努力”。５月３０日，在法国议会大厅发表演讲时，赵极力主张两个超级大国“都采取克制的态度，停止部署新的核武器，并进行认真谈判，为实现大幅度削减核武器作出各自应有的努力。”他还说，“一个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中国同一个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欧洲之间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肯定将对缓和国际局势，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赵的整个西欧之行期间，中国与欧洲国家又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