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犯了错(1)
2.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赫鲁晓夫这次访华还做了一件让毛泽东大为称赞的事情，就是把中苏在新疆的两个合资公司归还给了中国。毛泽东说，他终于把斯大林曾强迫他吞下的苦果又退还了回去。
这两个公司的成立，一直被看作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师哲回忆说，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还表现在中苏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
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以及创办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协定，签订于1950年3月27日。
实际上，在此之前，即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在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时就表示出对中国新疆矿藏资源开采的极大兴趣。他向毛泽东建议，中国应该修建一条从成都到兰州的石油管道，并且流露出中苏共同开采新疆石油的想法。
赫鲁晓夫后来承认，“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新疆问题提出来了。”但是，赫鲁晓夫没有说清楚，究竟是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直接同他谈过这个问题，还是指示米高扬来处理这件事。
米高扬确实参与过这两个协定的起草和谈判。1950年1月下旬，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将这两个协定的最初草案送给了斯大林，当时的名称为“苏中金属公司”和“苏中石油公司”。后来，苏方在周恩来的要求下，对这两个草案作了修改。毛泽东、周恩来回国后，由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伍修权等同米高扬、葛罗米柯及苏联外交部的其他官员进行谈判。
3月27日，这两个协定在莫斯科签字。苏方签字人为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为驻苏大使王稼祥。但协定的全文，包括秘密议定书在内都没有公布。
这两个公司是按照平权合股的原则组成的，“其目的在协助中国本国工业之发展及加强中苏两国间之经济合作”。①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任务是：在新疆境内进行寻觅、探测、开采及提炼石油与天然气。中苏有色金属公司的任务是：在新疆境内进行寻觅、探测及开采有色金属。两公司的产品由中苏双方平分。公司的开支及其所得之利润同样亦由双方平分。公司的领导职务由双方代表轮流担任。协定规定，在头三年中，两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由中方出任，副主任由苏方出任。两公司总经理一职均由苏联人担任，副总经理由中国人担任。公司职员，中苏两国各占一半。两个协定的有效期限均为三十年。
当年翻译协定文本的伍修权说，中方从这一合作中也得到了好处。当时中国技术落后，没有能力开采这些地下矿藏。尽管苏方从中得到不少好处，但对中国也还是有利的。
但是，在当时中苏两国无法对等的情况下，中方不得不接受协定中某些不利的规定。也就是说，中方在产品和利润分配方面被迫接受了对自己不利的条款。关于这一点，就连赫鲁晓夫也不得不承认，两个合股公司的“全部产品都运到了苏联”。而且，莫斯科还要求中国不得将开采出来的原料卖给第三国，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一种压制”。②
不过，斯大林这样做并非不可理解。苏联在波兰、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曾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对此，赫鲁晓夫坦言，“我们在所有欧洲人民民主国家都组织过这样的合营公司”，例如，罗马尼亚就曾对此很恼火。所以，在北京看来，建立这样的公司如同对中国独立性的打击，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犯。这种事既不应该同中国，也不应该同其他兄弟国家做。虽然中国人不满意，但他们没有作任何抗辩就接受了苏联的这一建议。③
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犯了错(2)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赫鲁晓夫多次批评过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他说，过去，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的一个侮辱”，①就是“向毛建议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中国人未提异议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他们对这个主意无疑是很不高兴的。他们一定会觉得苏联在打新疆的主意，一定会认为这个机构是对中国领土和独立的侵犯。这样，斯大林就在中国撒下了敌意和反苏、反俄情绪的种子。”②为此，赫鲁晓夫曾提醒斯大林说，中国人很可能会反对我们像过去英国人、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那样“向他们索取贸易特许权”。听了赫鲁晓夫的话，斯大林不以为然，毫不客气地大声责怪赫鲁晓夫不该插手这件事。
果然，当3月29日《人民日报》将协定签署的消息公布于众时，“在中国的爱国人士中就引起了抗议”。次日，刘少奇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提到了这一情况。指示说，在北京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波动”，许多青年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人“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③
但是，在公开场合下，中方对莫斯科的做法还是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无论如何也不应把苏联在中国创办的合资公司同帝国主义者的行为相提并论。因为帝国主义者“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投资的方法进行经济侵略”，但苏联投资于这四个公司，“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为了另外一种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以苏联的资金和技术帮助我国开发我们当时无力开发的资源或难以经营的企业，以便为我国建立起在经济上完全独立的基础。”中方甚至拿出事实来证明莫斯科没有侵犯中国主权，这就是众所皆知的中长铁路问题。中苏共管期间，1000多名苏联专家直接帮助中国管理和建设这条铁路，并“为新中国铁路建设培养了二万多名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这项任务完成之后，苏联把中长铁路无偿地交还中国自己管理。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把中苏合股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立刻受到了中方的欢迎。“这样的事情，也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做到的。苏联政府帮助把共同经营的企业建设好了，人才也培养出来了，经验也教给我们了，它就把企业移交给我国，完全归我国所有。如果把这样的事实来和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时代的经济侵略作一对比，我国人民对于苏联给予我国的真诚慷慨的援助怎么能够不万分感谢呢！”①
赫鲁晓夫归还中苏合资公司(1)
3. 赫鲁晓夫归还中苏合资公司，毛泽东表示：“我们感谢他”
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曾提出：希望建立中苏航空公司，同时开辟从苏联经哈尔滨和沈阳至大连、从沈阳至北京、以及从北京经乌兰巴托至苏联的航线。1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也向斯大林和科瓦廖夫表示过，希望建立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航线，以及签订有关中苏航空协定。
这项协定的谈判主要是在刘亚楼和葛罗米柯之间进行的。1950年1月26日，苏方递交了第一份草案。经过协商，双方一致同意开辟三条航线。由于其中一条需要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为此，葛罗米柯和刘亚楼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苏方起初认为，没有必要在协定签字前，就征求蒙古政府是否允许飞机从其领空飞过。但是，刘亚楼坚持认为，在协定签字前应该问一问蒙古。在涉及蒙古地位问题上，葛罗米柯如此轻率，他的态度明显地流露出莫斯科的大国主义行为。毫无疑问，刘亚楼的建议，使葛罗米柯一度陷入尴尬境地。
在资金上，中方计划投入375万美元，并在国内修建14个机场。随之而来，双方的分歧也就产生了。谁来承担这些机场的维修任务，是航空公司还是两国政府？另外，双方还就公司的利润税收问题展开了争论。刘亚楼指出，中国的航空公司不止一家，如果新成立的中苏合营公司比其他公司纳税偏低，那么，中国的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就会因为这一让步而大为不满。因此，刘亚楼建议，按公司流动资产而不是按利润纳税，这样会更好一些。但是，葛罗米柯表示反对。他说，国际上通常是名义上高征税，实际上只收15％至20％的税。于是，苏方建议按最高限额20％征税。
2月11日，双方对协定文本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两天之后，中方因故提出，在2月14日签字仍有困难，建议延期。
中方推迟签字的原因是考虑到协定中的有关规定涉及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问题。有鉴于此，刘亚楼要求把协定中的中国城市名称全都按照中文的称呼来写。在刘亚楼的坚持下，苏方最终同意用沈阳代替“Mukden”，用伊宁代替“Kulja”，用乌鲁木齐代替“ummchi”。另外，刘亚楼还坚持要求在中文文本中，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应注明旧称。刘亚楼还告诉葛罗米柯，他已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将于最近几天在莫斯科签署该协定，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的一两天内就发表“协定或关于协定的公报”。①
2月19日，周恩来致电王稼祥、伍修权等，同意民航协定签字，然后送北京批准。可是，直到2月21日，中方仍未提交协定文本，但中方表示尽快签字。于是，苏方又建议3月21日为签字日期。到了3月18日，眼看签字日期就要临近，中方谈判代表仍然没有将最后文本提交给苏方。莫斯科开始抱怨，这样拖下去会影响苏联1950年年度计划的完成。
在苏方的一再催促下，3月27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规定双方经营的民航线路有三条，即：北京至赤塔，北京至伊尔库茨克，北京至阿拉木图。公司利润分成及领导职务分配与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规定相同，即：公司的一切开支及所得利润，由双方平分。公司领导职务，由双方之代表轮流担任。公司成立的最初两年，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中方出任，副主任由苏方出任。公司总经理由苏联人担任，副总经理由中国人担任。上述职务每隔两年轮换一次。协定有效期限为10年。
有关公报发布的时间问题，葛罗米柯建议推迟几天，但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有说明。这样一来，尽管3月27日签订了包括民航公司协定在内的三个协定，但有关该公司协定的公报却晚于新疆两个协定公布。
赫鲁晓夫归还中苏合资公司(2)
4月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苏签订《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的公报。该公报称，公司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其目的在于“协助中国本国航空事业之发展及加强中苏两国间之经济合作”。
这四个中苏合股公司，即：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中苏造船公司和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前两个在新疆，后两个在大连。应当承认，这几个公司的创办，对中国开发矿产资源、发展冶金、民航和造船事业，以及传授苏联的先进技术和培养中国的技术人才等，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可否认，它们对苏方也是有利的，使苏联在西方国家封锁的情况下得到了从国际市场上难以买到的各种稀有金属和战略物资。
但是，由于新中国领导人对中外合办企业不太理解，总觉得有损于国家主权，加之在合办过程中，苏方确实存在着不尊重中国主权的行为，甚至想把合股公司办成独立于中国主权以外的经济实体。所以，中方后来缺乏将这几个合资公司继续办下去的热情，希望莫斯科尽快归还中国。但又考虑到这样做会影响两国的正常关系，所以一直难以启口。
好在与斯大林不同的是，赫鲁晓夫认为，莫斯科的这一行为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所以，他上台后主动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将四个公司还给中国。
经过几天的谈判，中苏于1954年10月12日发表了《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公报声称：这四个公司的创办，正值“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时期”，因此，“各股份公司在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事业中，已起了积极的作用，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自己的经济以后，正在顺利地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的经济部门已经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并且能够自己管理属于各股份公司的业务。于是，中苏就各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全部移交给中国达成了协议。苏方所占的股份，“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供应苏联通常出口货物的办法，在数年之内偿还。”
对于赫鲁晓夫的表现，毛泽东当然很满意。两年之后，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大批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虽然责怪赫鲁晓夫不该这样对待斯大林，但他对赫鲁晓夫还是表示了好感。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他把新疆的几个合资公司还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他”。
周恩来请求苏联帮助修建铁路(1)
4.周恩来请求苏联帮助修建铁路，赫鲁晓夫表现得并不爽快
第一次来华的赫鲁晓夫表现得如此慷慨，而中国人对他也是热情有加。9月30日，在首都各界举行的庆祝建国五周年大会上，当赫鲁晓夫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接着是一阵热烈的鼓掌。赫鲁晓夫的讲话不断为掌声打断。在友好的中国人面前，他表示，到 1959年底，苏联政府将参加中国141项大工业企业的新建和改建工作。他甚至慷慨激昂地说：“帮助我们的朋友和兄弟——中国人民来加强他们的人民民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自己应尽的兄弟的责任。”赫鲁晓夫讲完后，全场再次起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以“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代表致敬”。
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已经同意向中国提供141个援建项目。赫鲁晓夫上任后答应新增加15个援建项目，使“一五”计划时期苏联对中国援建的项目扩大到156个。这新增的15个项目，从选址、设计、搜集设计基础资料，供应设备、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供应新技术，一直到新产品的制造等，都由苏方负责。10月12日，双方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这次访华还推动两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打下来，中国从苏联购买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各种军事装备，这是一笔惊人的开支。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从苏联进口大量机器设备。结果，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基本上用完。在此情况下，赫鲁晓夫许诺再次向中国提供一笔长期贷款，用于支付中国购买苏联机器设备的费用。
对于赫鲁晓夫的上述姿态，中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是苏联对中国“无私”的援助。《人民日报》于10月2日发表社论，称赞苏联对于中国“给予了慷慨无私的帮助”。社论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即以优惠的条件贷款给中国，使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得到充裕的资金，并且派遣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帮助建设。“这样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是历史上的创举。”
10月13日，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苏联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可靠和最忠实的朋友。苏联对中国的伟大的、全面的和技术精湛的兄弟援助，是真正友好的和真正建设性的。它向全世界显示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互相帮助和促进共同进步和繁荣的真诚愿望。”
可是，赫鲁晓夫并不这么认为。当中方一再向莫斯科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时，赫鲁晓夫却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的支持。”①
在双方谈判修建中国到阿拉木图的铁路时，赫鲁晓夫就显得并不那么无私了。关于这条铁路，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曾提出过，希望同苏联合作，修建从兰州经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但斯大林没有同意，只答应修建从中国的集宁经蒙古的乌兰巴托通往苏联的铁路。后来，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时再次提到这两条铁路的问题。当时周恩来曾希望苏联首先帮助修建中蒙铁路，而不是新疆铁路。此次赫鲁晓夫访华，中方又提出修建新疆铁路的要求。尽管在一番讨价还价以后，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但赫鲁晓夫表现得并不爽快。
他后来回忆说，在中国人看来，通过乌兰巴托连接苏联和中国的那条铁路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不能理解，既然这条铁路对我们非常有用，为什么对他们就没有好处。”以前，苏联需要通过远东运输货物，有了乌兰巴托这条铁路后，路程将大为缩短，而且把莫斯科同北京直接连接起来了。“然而，中国人说，他们想要的是另一条铁路，它在阿拉木图附近跨过两国边界，然后穿过中国矿藏丰富的地区。”赫鲁晓夫表示，如果中国境内的铁路由中方负责修建，那么，苏方愿意承建苏联境内的这段铁路。这段铁路较短，自然条件也好。而且，苏联的工人在训练和设备使用方面也比中国工人强，因此，对苏方来说，完成这段铁路根本不费什么事。所以，莫斯科当然乐意修建本国的这段铁路。然而，“中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修建他们那一段是件棘手的事——他们根本就干不了！”于是，周恩来就来找赫鲁晓夫，向他提出，中方希望苏联政府承建中国境内的铁路。但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是中国人向苏方提出的“不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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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请求苏联帮助修建铁路(2)
对于周恩来的请求，赫鲁晓夫毫无思想准备。“我们肯定这是一笔相当昂贵的人情。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要架很多桥，凿很多洞——这一切都是要花很多钱的。”中方提出的问题，无疑使赫鲁晓夫感到为难，因为“拒绝朋友这个不愉快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赫鲁晓夫告诉周恩来：“非常遗憾，周同志，我们实在不能承建你们国内的那一段铁路。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太多了，实在承担不起这个任务。”
这件事虽然就此作罢，但是，赫鲁晓夫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拒绝中国的要求这一决定，就像在双方关系的天平上又加上了一块石头，使天平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友好的一侧倾斜。”他承认，“金钱不应该妨碍友谊——但友谊是一回事，职责又是一回事。只要每个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为自己的人民服务，这种令人扫兴的事情在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中就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件事在中苏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后来，赫鲁晓夫坦率地说，“这件事加剧了苏中两国之间正在形成的紧张关系”。①
10月12日，中苏签订了关于修建兰州经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铁路的协定。该协定规定，这条铁路在中国境内由中国政府负责修建，在苏联境内由苏联政府负责修建。对于中国修建这条铁路，苏联政府将给予全面的技术援助。
实际上，中国境内的兰州玉门段铁路已于1953年开始动工。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方虽然修建了兰州至新疆的铁路，苏联修建了本国境内一段铁路，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苏两国的铁路仍未接通。
此外，中苏双方在10月12日还签订了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双方将互相提供技术资料，交换有关情报，并派遣专家，以进行技术援助和介绍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双方提供技术资料，不需支付经费，仅支付用于复制各项资料的副本所需的实际费用。为保证协定的实施，还成立了中苏委员会，中苏双方各派7名委员组成。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协定的有效期为五年。
从协定内容来看，中苏双方基本上是对等的，即都负有向对方提供资料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因中国科学技术相对落后，除一些传统的技术外，能提供给苏联的科技资料并不多。相反，苏联却向中国提供了在当时还是相对先进的科技资料、科技情报，而且，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又都是无偿的，所以，中国从该项合作中得到了较多的好处。
中国还要挂斯大林的像(1)
1.莫斯科批判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中国还要挂斯大林的像
1956年2月14日至2月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2月11日，中共中央宣布派遣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由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
此前，赫鲁晓夫曾告诉朱德，斯大林在农业上犯了严重错误，他根本不了解农民，以为把土地分给农民就万事大吉了，以后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挤出东西来。斯大林只在1928年去过一趟西伯利亚农村，以后就再也没有到过农村，他只是从电影里了解农村。会谈期间，赫鲁晓夫暗示中共代表团，苏共将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共代表团立即作出反应，向国内致电询问是否参加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会议。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代表团参加。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的态度。
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午夜，苏共中央又将出席大会的代表重新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开了一个不让外国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
考虑到这一举动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赫鲁晓夫告诫与会者：任何有关会议的消息不能透露给外界，尤其不能让新闻界知道。这是我们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一切都要限制，我们不能授敌人以口实”。他还特意叮嘱：“家丑不可外扬”。
既然如此，莫斯科根本就不会邀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说是受苏共中央委托，有一份重要文件需要通报。因朱德年事已高，代表团商量后决定由邓小平听通报。中方翻译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念完之后苏方就将原件拿走了。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究竟说了些什么，竟让中国共产党感到如此震惊？原来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详细地叙述了斯大林与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发生的大清洗的关系。斯大林亲自制造了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然后用这个概念将许多人从肉体上消灭。1937年至1938年，许多人被指控为“敌人”。其实他们“根本不是敌人”，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甚至在报告中暗示，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基洛夫1934年被害一案可能与斯大林有关。然后，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被害一事，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从而大开杀戒。仅1934年参加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当中，就有1108人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而被捕。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的有98人，占70%。赫鲁晓夫还说，1937年至1938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损失。”①仅这两年，经斯大林亲手批准捕杀的名单就有383份，达万多人，都是党、政、军及文艺界的重要干部。
一夜之间，斯大林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杀人犯，这对共产党人的形象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很多人都想不通。
3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毛泽东显然不满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因为莫斯科事先没有同各国共产党商量，就轻易地对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提出批评。
3月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周恩来、邓小平、王稼祥、张闻天等，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纷纷。毛泽东指出，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开，倒三七开，还是倒四六开？他觉得还是三七开比较合适，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中国还要挂斯大林的像(2)
毛泽东看问题显然比赫鲁晓夫更具有洞察力，他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的杰出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物，“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②
他还特别提到了杀人的问题，并由此联系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那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一批人，如果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不能起来。现在“有人听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③然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杀的，尤其是不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不同，他没有杀掉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最突出的就是王明和李立三。毛泽东不仅没有杀掉他们，反而让他们当了七大、八大中央委员。事实证明毛泽东这样做并没有错，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①但是，这一点斯大林就做不到，他把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包括布哈林那样的人在内，都杀掉了。所以，毛泽东对此很不理解，“斯大林不知道是怎样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颇有一点赵太爷的味道，“犯了错误就杀掉”，结果自己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②他对梁漱溟就是这样，尽管梁漱溟曾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毛泽东较真。要是换成斯大林，梁漱溟的脑袋早就搬家了。可是，毛泽东还让他继续当政协委员。把他养起来，“让他去骂，骂得无理就反驳，骂得有理就接受。”
斯大林还说过“反革命越搞越多”的话，毛泽东觉得不以为然，认为“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只会越搞越少，不会越搞越多。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可在另一个时间就不是了。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虽然有很大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做了很多错事。斯大林就是过分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本来是件好事，但是过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大错误。”③
尽管如此，但毛泽东还是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总的评价，也是他死守的一条底线。从这以后，他一直都坚持这样的评价。这是后来中苏两党分歧的焦点，两党因为这件事打了一场十年之久的笔墨官司。
赫鲁晓夫不只是在秘密报告中批判了斯大林，一个多月后，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方，莫斯科已经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画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共领导人的像。尽管这位大使没有明确要求中国也照办，但这使毛泽东“很为难”。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一个重要人物的画像摘掉。即使领导者们同意了，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所以，毛泽东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人民不满意”。其实，不仅人民不满意，毛泽东本人也不会这样做，这从9月24日他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些曾经受过斯大林压制的朋友们说：你们可能不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我们和你们的情况不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只有中央知道。斯大林压制过你们，这件事情你们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你们南斯拉夫人可能会说，“苏联人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你们中国人还挂。”①1958年3月，毛泽东再次表示，莫斯科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
中国还要挂斯大林的像(3)
很显然，中苏两党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个问题在随后的中苏两党关系中一再表现出来，毛泽东在多种场合下，跟不同的人反复谈起过中共中央和他本人对斯大林的评价。
毛泽东从感情上对斯大林并“不怎么样”(1)
2.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毛泽东从感情上对他并“不怎么样”
斯大林的错误一直被掩盖着，以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后，“许多人惊讶不止”。①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但现在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他“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将来见到了赫鲁晓夫，“也要对他讲”。②
毛泽东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归纳为四点：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二、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全都交给美国，给蒋介石”。四、“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
斯大林通过苏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直接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王稼祥对此有着深刻体会，他在3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苏联不仅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在中国党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如立三路线，就“与斯大林有关”。尤其是王明路线，达三四年之久，“直接与斯大林有关”。
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过去在讲到中国革命的错误时只讲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联系到斯大林。但是，这并意味着斯大林一贯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接着，毛泽东讲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如何不信任。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亚洲的铁托，这件事压在毛泽东心里达六年之久。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1949年12月他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受到的冷遇，用他的话说，“这两个月很不好受”。那个时候，毛泽东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七十大寿，但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而是想同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没想到，斯大林不同意，因为“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斯大林曾经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又不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共产主义者，而是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毛泽东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①他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却采取了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后来，斯大林虽然改变了态度，答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但又讨价还价，从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还搞了四个合营公司，才把条约签了下来。所以，毛泽东一想起来“就有气”，说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管，旅顺口要做苏联海军基地，在新疆还搞了“什么合股公司”，对新疆和东北三省，斯大林是“不想放手的”。②
针对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他的个人品质，刘少奇明确表示，“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也不能说是斯大林的错误是“个性粗暴造成的”。刘少奇还讲了1949年他去莫斯科的一些情况，他在莫斯科的境遇比毛泽东要好一些。所以，刘少奇说斯大林还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他当着刘少奇的面承认不准中国打内战是不对的，甚至还赔礼道歉，坚持要“为中国党干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加上斯大林性格的粗暴，所以，从情感上说，毛泽东对在见到斯大林之前，对他“就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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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感情上对斯大林并“不怎么样”(2)
毛泽东承认，他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只读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胜利冲昏头脑》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至于斯大林写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那就更不爱看了。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去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①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斯大林跟列宁不一样，列宁能把心掏给别人，平等待人。斯大林却“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连他的著作里“都有这种气氛”。有了这种印象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那阵子，他同斯大林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会“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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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对“一棍子打死”斯大林(1)
3.尽管斯大林犯过错误，但毛泽东反对“一棍子打死”
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有些地方批评得相当尖锐。甚至连一些历史旧账都被翻了出来，有些事情还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很多年。但是，这并意味着中共将斯大林的功绩一笔勾销了。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最初的谈话中曾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③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做法，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是难免的，“特别像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认为，“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主观主义问题，思想方法片面性问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
这当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看法，4月5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分析斯大林犯“某些严重错误”的原因时指出，斯大林在胜利面前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所以，对某些重大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社论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
无论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完全错了”，其实都是指苏共“全盘否定”了斯大林。12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问题。会议指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斯大林要作具体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①毛泽东多次责怪莫斯科，不该“一棍子打死斯大林”。
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说，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有了足够的研究。而且，赫鲁晓夫还肯定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②赫鲁晓夫还不止一次地提到斯大林的功绩。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再次强调：“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对斯大林的功绩只字未提，但在秘密报告中却多次提到斯大林的功绩。据他自己说，反对个人崇拜，其目的在于不要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斯大林就是“被过分夸大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斯大林那些鲜为人知的错误，无非是要降低“某个人的作用”。
但是，问题在于，苏共中央对斯大林批判的尺度并没有把握好，而且做得有些过分。所以，中苏两党在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也就很自然了。
4月6日，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明确告诉米高扬，中苏之间对斯大林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①。
中共中央不反对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是认为在批判的同时就应该对斯大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只讲错误，不提功劳，这就等于“一棍子打死”。其实，赫鲁晓夫也有他的想法。正如他在秘密报告开头所说的那样，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因为斯大林的功绩在“大量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中“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所以，他在报告中就没有必要再谈斯大林的功绩了。可是，在中共中央看来，这样做显然不符合辩证法，怎么能只讲错误，不讲成绩呢？由于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就导致了对斯大林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毛泽东反对“一棍子打死”斯大林(2)
从3月中旬到年底，中共中央在批评斯大林的同时，也肯定了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党内会议上，还是在会见国际友人时，毛泽东一有机会就谈斯大林的问题。4月29日，他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共产党代表，同他们谈了中共中央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说，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总之，“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9月24日，他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尽管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但他依旧说了斯大林的好话。
说到底，中苏两党围绕斯大林评价问题出现的分歧，就是指对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及程度的看法，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分量”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抖露”出的斯大林的错误，不过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错误，也是“可以纠正的”。如果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①这就是他给斯大林的错误所定的“位置”。
中国领导人有一种看法，认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只是一个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在江西根据地时期曾发生过对“AB团”的肃反以及“富田事变”，后来在延安时期又发生过“抢救失足者运动”。这两起事件同斯大林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大搞“逼供信”，获取了大量的假口供。在“富田事变”中造成红军第二十军从班排长到军长一级干部几乎全部被杀。后来这种肃反又扩大到其他根据地，如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都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错杀了很多优秀的红军干部、战士。“抢救运动”造成大批党的干部被诬陷为内奸、特务，好在这场运动后来被毛泽东及时发现并制止，才没有酿成严重的惨剧。
关于“富田事变”，毛泽东认为，我们处理得“比较妥当”。后来，中共中央作出规定：在党政机关中搞肃反，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社会上则进行劳动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
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时间还不太长。用毛泽东的话说，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起，迄今为止也只有100年多一点的时间。实现共产主义又是空前伟大的事业。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①
可见，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就走不到一起了。中共认为斯大林犯错误，一是“难免”。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②所以犯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二是个人认识上的问题，即主观脱离了客观。
但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没有这样去看问题，莫斯科所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③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关注的是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如何吸取教训，以及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而苏共中央考虑的则是如何揭露斯大林犯错误的过程和事实。所以，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毛泽东反对“一棍子打死”斯大林(3)
据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100万人，④其中有不少是真正的反革命。而且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是必要的，否则“人民就抬不起头来”。⑤
其实，被斯大林镇压掉的人远远不止这么多。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虽然提到十七大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害，这不包括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还有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被杀，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苏军5个元帅中的3个、4个一级指挥员中的3个，加上所有集团军的军长、所有的师长、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合在一起有5万多人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有的学者考证，仅在1936年至1939年，被清洗和被杀害的人数就已经超过100万。用赫鲁晓夫的话说，有很多“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
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囚禁和流放的人数超过1000万。据查证，仅1938年8月20日那天，经斯大林亲手批准枪决的所谓“人民的敌人”及其家属就达735人。12月12日，斯大林又批准枪杀了3167名军事干部及其家属。
斯大林如此疯狂地杀害自己的同志，是很难用主观脱离客观的主观主义来解释的，个人崇拜同样也无法解释，如果归结于个人品质，也难免牵强附会。是斯大林的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毛病吗？这恐怕也解释不通。
无论怎么说，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说过，斯大林是“错误与反革命界线不分，错杀了很多人。”①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评价斯大林时，把他看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又给他戴了一顶帽子：“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大反斯大林，不仅在苏###内引起了思想混乱，而且西方敌对势力也在利用秘密报告大做文章，赫鲁晓夫明显地感到了压力。加之中共中央坚持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有了明显的变化。1956年底，赫鲁晓夫在一次宴会上说：“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曾同阶级敌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就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捅了娄子”(1)
1.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捅了娄子”，波兹南事件似乎印证了这句话
毛泽东说过，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是“捅了娄子”，引起全世界的震动。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印证了毛泽东这句话。
波兰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国家，曾经被俄国、普鲁斯、奥匈帝国瓜分，让异族统治了12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的帮助下获得解放，但斯大林同时又把他创立的社会主义体制推广到波兰。而且，让波兰人感到震惊的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人大肆清洗了波兰共产党，许多波兰共产党人无声无息地在苏联“失踪”。后来波兰人才知道，他们在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被处死了。斯大林实际上消灭了波兰共产党，后来重建的波兰党称为工人党。而且，波兰人不会忘记，1939年，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订的一项条约把他们的国家给瓜分了。
波兰危机的出现，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际背景。1948年，波兰领导层发生人事更迭。主张走“波兰道路”的哥穆尔卡被当作“铁托分子”遭受清洗，被指控犯了“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离开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由贝鲁特接任。贝鲁特上台后，在政治上大搞集权，在经济上照办苏联那一套，片面发展重工业，结果造成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物价上涨，群众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国内不满情绪不断增长。
就在此时，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批判了斯大林。秘密报告对波兰产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贝鲁特在莫斯科得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情绪异常激动，导致心肌梗塞，于3月12日死在莫斯科。3月底，波兰许多共产党人都听到了秘密报告的传达，并成了他们谈论的话题。不久，黑市上就有报告文本出售了，一位美国人以低于三百美元的价格买了一份。
毫无疑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波兰掀起了轩然大波，加速了波兰社会矛盾的发展。贝鲁特去世之后，奥哈布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有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波兰造成的冲击，奥哈布是这样描述的：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的残酷真相的透露使全党和整个社会感到震惊，“关于过去时代的黑暗面的令人痛苦的真相，在许多同志和非党群众间，引起了激愤、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并且失去了在评价那个时代的成就和错误的时候应有的全面观点。”波兹南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
波兹南事件的发起者是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的工人。该厂有着120多年的历史，在万多名职工当中，有4600多名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1956年1至5月，该厂未能完成生产计划，导致工人工资持续下降。工人们提出抗议，但政府迟迟没有给予解决。5月16日，策盖尔斯基车辆厂职工代表提出了增加工资、降低税收的要求。对于这样的问题，厂方显然无权解决，只好向国家机械工业部和中央作了汇报。6月11日，在工厂领导和省负责人联系会议上，有人甚至指责工人不该“带头闹事”，更不应该提出“无理”要求，尤其不该给党中央写信。21日，工人只得停下工作举行集合，声称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工人们将举行罢工并上街游行。结果，官方代表不但不答应解决问题，反而一再批评那些“挑衅分子”企图在波兹南搞“冒险”活动，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策盖尔斯基车辆厂的工人们终于走出工厂，奔向斯大林广场。其他工厂的工人闻讯后，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聚越多，足有十万之多。庞大的游行队伍唱着波兰国歌，高呼“提高工资”、“降低税收”的口号，有人甚至高喊“俄国佬滚出去！”、“我们要自由的波兰！”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捅了娄子”(2)
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进了游行队伍，还发表演说，鼓动群众推翻波兰政府。有人喊出了“释放###！”、“捣毁监狱！”等令人担忧的口号。受到蛊惑的人们冲向监狱，用铁杠撬开牢门，释放了数百名犯人。被挑动起来的人们，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他们甚至抢夺了武器弹药。随后，游行者又冲击了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双方发生枪战，互有伤亡。在此情况下，军方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冲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面对波兹南出现的###局面，市民们迫切希望中央政府尽早采取措施，制止流血事件。但是，波兰当局认为，在监狱被捣毁，公安局遭到袭击的情况下，政治解决的大门已经被堵死了。波兰中央政治局派出的代表团抵达波兹南后，立即成立了军事指挥部，并开来两个装甲兵团。
6月28日，波兹南市民度过了一个“黑色的星期四”。在这天的冲突中，有55人丧生，后来又有19人死去，受伤者达570多人。死者当中，有32名工人，4名警察，4名军人，其余均为市民。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各国共产党一开始几乎都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叛乱。6月28日，波兹南广播电台声称：这是“一小撮挑衅分子和流氓分子为了使外国人亲眼看到国家的困难而挑起的骚动”。29日，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的一则公告把事件看作是“严重的骚乱”，还说：“一段时间以来，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和地下反动力量企图利用波兹南某些工厂的经济困难和缺点，挑起反对人民政府的活动。”公告认为，“敌人选中正在举行国际博览会的波兹南作为挑衅地点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是给波兰国家的好名声“抹黑”，为波兰发展国际和平合作“制造困难”。
把波兹南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西方国家的“收买”，或者“流氓分子”的挑衅，显然过于简单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解释越来越难以令人置信。7月18日至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召开二届七中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迫使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西方敌对势力挑起的政治事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波兰工人党顶着压力，对波兹南事件作了重新评价，认为事件主要是由官僚主义者对工人不关心造成的，而阶级敌人乘机利用了人民的不满。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由于官僚主义的偏差，对人民的要求“采取冷漠的态度”，结果导致事件的发生。
“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1)
2. 毛泽东说，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
1956年10月19日，波兰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中召开。哥穆尔卡在会上对波兹南事件发生的原因作了透彻的分析。他指出，如果“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笨拙的企图。当然，特务和挑衅分子始终会有，始终会活动，而且到处都会有，到处都会活动。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绝不能够决定工人阶级的态度”。如果特务和挑衅分子能够煽动工人采取行动，那么，波兰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就会很容易达到他们的目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哥穆尔卡认为，造成波兹南悲剧和使得整个工人阶级感到极为不满的原因，“应该在我们自己中间、在党的领导中间和政府中间去寻找”。火种已经积累了多年。过去大力宣传的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六年经济计划，已经“使广大劳动群众的希望破灭了”。而表示实际工资在六年计划期间增加27％的数字把戏，也已“证明是一种失败”。它只有使人民更加愤怒。
哥穆尔卡甚至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设想，认为解决波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应该从制度方面去寻找。他声称，要改变波兰生活中一切不好的地方，包括改变波兰经济目前所处的状况，“光是撤换一些人是不够的”。
在八中全会上，波兰党将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哥穆尔卡可能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这对莫斯科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于是，莫斯科紧急通知华沙，要求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莫斯科谈判。但波兰党的答复是，等会议开完之后再来。苏共中央只好决定派代表团去华沙，波兰党中央却回答说他们正在举行全会，无暇接待，苏共代表团最好在会议结束后来华沙。
对于波兰党的再三拖延，赫鲁晓夫极为恼火，他顾不上波兰领导人是否同意，于波兰工人党八中全会召开的当天，率领苏共中央代表团飞抵华沙。同去的有卡岗诺维奇、莫洛托夫、米高扬，还有国防部长朱可夫、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苏联党政军的头头脑脑差不多都来了，大有兴师问罪的架势。
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那时我们的神经紧张已极。我们对苏联在波兰受到辱骂感到生气。所以我们决定不顾哥穆尔卡的劝告，无论如何都要前往。”①
由于苏共代表团的不请自来，波兰领导人只得暂停正在举行的会议，奥哈布、哥穆尔卡赶往机场迎接。
此前，莫斯科已经下令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了华沙，并将驻防东德的苏军调往波兰西部边境。同时，莫斯科还命令苏联在白俄罗斯的驻军向波兰东部边境集结。另外，苏军波罗的海舰队也奉命开往波兰港口格旦斯克。
在怒气冲天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说苏联军人曾经为你们这个国家流了很多血，现在，有人却想把波兰“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绝对办不到”。实际上，赫鲁晓夫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对波兰领导人来说，他们想做的不过是走“波兰自己的道路”，而这在莫斯科看来，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双方会谈过程中，华沙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表示支持波兰党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赫鲁晓夫立即下令苏联军队向华沙推进。很快，波兰党的领导人也知道了苏军调动的报告，会场上立刻出现一阵骚动。赫鲁晓夫向与会者宣称：“华沙已经被包围。”哥穆尔卡警告赫鲁晓夫，苏联军队必须返回原驻地，“否则将会发生一些可怕的和不可逆转的事情”。哥穆尔卡还声称，如果赫鲁晓夫不下令解除苏军对华沙的包围，他将通过广播电台向全波兰人民呼吁。哥穆尔卡的态度如此强硬，这是赫鲁晓夫没有料到的，他只好命令军队原地停下来。
“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2)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哥穆尔卡向苏共领导人提出，波兰党有能力解决本国的问题，如果需要苏联的帮助，波兰党自己会提出来，用不着你们兴师动众。同时，哥穆尔卡还保证，波兰党不会做出有损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事情，更不会倒向西方。
会谈于10月19日深夜结束，双方发表了一项公报，宣布波兰党中央代表团将于近期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中央继续举行会谈。
据师哲回忆，在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到达华沙的当天，尤金将苏共中央的一个紧急通知送给了刘少奇。他说，波兰党中央即将召开二届八中全会，苏共中央在会议筹备的过程中就已经知道了。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于某些政策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国家的根本利益。尤金还说，苏共中央对波兰党中央八中全会的倾向表示担忧，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向这个方向发展，苏共中央已经向华沙派出代表团。
吴冷西回忆说，10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波兰问题以及如何答复苏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说，苏共中央告诉我们，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在波兰驻军，有义务保卫东欧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的发生，准备调动军队。苏共想知道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毛泽东据此判断，苏联打算武装干涉波兰，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毛泽东问新华社有什么消息？吴冷西回答说，据当天上午接到的西方通讯社的消息，波兰已经动员了军队，连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华沙工人都武装起来了。同时，苏联军队也在调动。
对莫斯科的所作所为，毛泽东表示不满。无论如何，苏联不应该动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在旧中国习以为常。但是，苏联和波兰的关系不是父子关系，而是两个国家、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苏波关系搞得如此紧张，主要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苏联动用军队，就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①
10月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闭幕。哥穆尔卡凭借74票的优势顺利进入政治局，并当选为波兰党的第一书记，而亲苏的罗科索夫斯基只得了23票，未能当选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对此颇感意外。当天，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说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去了华沙，准备同波兰党举行谈判。但波兰情况十分严重，希望中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苏共中央在电报中指明要刘少奇或者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接到苏共中央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于当晚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莫斯科的电报。会议一直开到零时四十五分，最后决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去莫斯科。鉴于情况紧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后立即约见了尤金。
毛泽东对尤金说，苏联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已经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他让尤金回去后立刻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就说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苏联，并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毛泽东的话说得相当严厉，而且重复了一遍。①
其实，赫鲁晓夫对他当时的举动未必不感到后悔。多年后，他承认，当时“我们太性急了”，而且是鲁莽行事。“事后看起来，我们应当按照哥穆尔卡的意见办事。但是事已如此，也没有办法了。”②
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与波兰更容易沟通(1)
3. 赫鲁晓夫说，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是好讲话的”
10月23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此时，莫斯科已经转变了对波兰的态度，不仅撤退了军队，而且承认了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形势随之缓和下来。据赫鲁晓夫说，他们起初怀疑波兰要投向美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所以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等到了华沙后，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发现苏共中央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于是又改变了方针。
赫鲁晓夫告诉中共代表团，苏联对波兰人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人是好讲话的，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希望中国同志劝一劝他们，这“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此时，考虑到中共同苏共在处理波兰问题上的方针基本趋向一致，刘少奇明确向赫鲁晓夫表示：中共中央支持你们。这当然是赫鲁晓夫爱听的一句话，所以，他心花怒放，激动地问胡乔木：“宣传家同志，你同意刚才说的政策吗？它可行吗？你支持我们吗？”③
10月24日，中共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差不多都到齐了。虽说是苏共主席团的会议，其实是苏共中央在听中共代表团的批评。刘少奇在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批评了苏共的一些做法。刘少奇分析了苏波矛盾产生的原因和需要吸取的教训。他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一个相互关系的问题，这种关系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来处理？大国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地要多承担一些义务，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苏联长时期以来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中国在内，但就是搞不好关系。刘少奇还提醒苏共中央考虑一下，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否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①他劝道，你们苏联共产党在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交往时，应该学会同他们协商、合作，不要只替自己着想。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各国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大党主义是造成苏联同兄弟党关系不和的主要原因，刘少奇要求苏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消除相互关系中的不良影响，不要自以为是，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
但是，苏共中央也在叫苦。他们埋怨波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苏情绪太过于强烈，莫斯科在波兰驻军是为了保障苏联在民主德国驻军运输线的畅通，也是为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中共代表团下榻的别墅来拜访，双方谈起波兰要求苏联撤军的问题。此时，毛泽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苏联能否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开放一些，把军队撤出来，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连忙向中共代表团解释，现在一切都平等了，如果说经济上有什么不平等，那实在太冤枉了。他颇感委屈的是，波兰人现在根本就不提为了波兰的解放有多少苏联人流了血以及有多少苏联人牺牲了生命，他们也不提苏联给过波兰多少面包，而且这些面包都是从苏联人嘴里省下来的。赫鲁晓夫激动地说，如果还有什么不平等的话，那就是人家波兰揩我们的油，甚至掠夺我们，吃大亏的应该是我们。况且，我们还尽心尽力帮助他们。①
谈话持续到深夜，莫斯科最终接受了中共代表团的意见，承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放手。如果华沙条约国不同意苏联驻军，他们就把军队撤回来。苏共中央还答应发表一项宣言，赫鲁晓夫就发表宣言的时间问题同刘少奇交换了意见。
中共代表团设想，由苏联政府先发表宣言，然后中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支持，并将这一设想报告了中共中央。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了代表团的设想。
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与波兰更容易沟通(2)
10月30日，苏方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指出：苏联对外关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切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友好和合作的政策”。这种政策最深刻、最一贯地表现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只能够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宣言表明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关系所抱的态度，即“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共同来讨论一些措施，保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经济上的互利和平等这一原则的任何可能性。”②
10月31日晚，中共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肯定了苏联宣言的正确性，认为这个宣言对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声明认为，苏共中央采取的这个步骤，“将有助于消除社会主义各国间的隔阂和误解，并且可以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和合作。”
网
中国准备挨全世界的骂
4. 周恩来表示：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中国准备挨全世界的骂”
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之后，赫鲁晓夫发现，在波兰问题上他的话仍然不灵，只好再次请求中共帮助他收拾局面。接到赫鲁晓夫的求援后，毛泽东让正在国外进行访问的周恩来前往莫斯科。
1957年1月7日，周恩来冒着风雪飞抵莫斯科。与刘少奇上次来访不同，这次，苏联党政主要领导都到机场迎接。随后，双方在1月7日至10日、1月17日至19日，共举行了五次会谈。
在1月10日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波兰问题。周恩来首先表示，有关党内的问题，主要靠他们自己去解决，“我们卷到中间去很不好办。”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重申了他的观点。他告诫鲁莽的苏联领导人，处理兄弟党的关系，切记不要高人一等，即使是像苏联这样的大党，在各国党面前也应做到平等，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
1月11日，周恩来抵达华沙。此时，波兰正处于选举的前夕。尽管波兰工人党在努力纠正工作中的失误，但是，许多群众、甚至一些党员对政府的工作仍然表示不满，同苏联的对立情绪依然强烈。波兰《人民论坛报》的一位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新华社记者：波兰人民，尤其是党员，对周恩来的访问抱有很大兴趣，因为“中国党和政府对我们党的充分谅解和支持，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周恩来到达华沙的当天，双方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哥穆尔卡详细介绍了波兰的情况。他说，波兰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工人上街游行的直接原因是工资太低，因为党没有兑现曾经许下的诺言。哥穆尔卡指出：波兰工人党的主要缺点是，在通过民族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及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缺乏思想准备。他对中国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大加赞赏，声称文章对波兰帮助很大。哥穆尔卡解释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波兰党内分成两派，一派要求改变现状；另一派相当保守，他们害怕由此会引起苏联的干涉和本国反动势力的上升。结果党内产生了斗争，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陷入瘫痪，无法照常进行工作。直至二届八中全会召开，波兰党内要求重新调整苏波关系的力量才有所增长。但在八中全会的第一天，赫鲁晓夫就率领代表团到达华沙，表示“要进行强硬干涉”。苏联军队也作了调动。消息传开后，华沙立刻沸腾起来。但是，党从政治上采取措施，终于稳住了阵脚。
会谈中，周恩来肯定了波兰工人党的立场。他说：“我们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用合乎马列主义的原则来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在平等的原则上来解决。”周恩来同意哥穆尔卡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意见应该从内部解决，不应该公开争吵。他强调说，尽管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存在很多问题，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不平等”。苏联虽然有错误，但它开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条路总还是对的。”“我们是列宁时代的党，大家都还在摸索道路，多少都会犯些错误，应该互相帮助。”
在1月12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说，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不一样，中国支持苏联在匈牙利问题上的态度，当时确实需要采取果断措施。但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中国准备挨全世界的骂。①
经过几次会谈，波兰工人党虽然对一些问题仍持保留意见，但他们表示，周恩来的发言包含着许多有益的东西，“我们将仔细地研究”②
1月17日，周恩来在返回莫斯科的当天下午，又同赫鲁晓夫举行了一次会谈。第二天，双方发表了一项声明。1月24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谈了他对苏波兰关系的看法。他说，莫斯科即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也只是为着应付一时，并非彻底觉悟。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赫鲁晓夫，兵临华沙进行威胁，“这显然是武力干涉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非镇压反革命。”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承认过这种错误，甚至承认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是不许可的，但是，“他们却又狡辩这不是错误。”③
匈牙利骚乱，毛泽东倾向进攻(1)
5. 匈牙利发生骚乱，毛泽东倾向进攻
据新华社驻布达佩斯记者报道，从1956年10月底到11月初这一段时间里，匈牙利社会主义战士们、忠于人民民主制度的爱国人士，遭到了残暴的迫害和屠杀。在布达佩斯克兹塔尔沙格广场，反革命分子用大炮摧毁了市党委会的房子，党组织的书记被杀害了，武装暴徒还到处搜查和袭击共产党人的住宅。阳台上、树上都可以看到吊着的尸体，有人在马克思广场和议会大厦之间看到一棵树上就悬着七具尸首。暴徒们有时把人的脑壳打碎后还把尸体吊在电线杆子上，有时把人杀死了还在口中插一把刺刀。他们甚至袭击运输伤员的飞机、卡车和救护车，打死医院中的伤员和病人。在外省许多县的反革命分子建立了武装的宪兵组织。在索伯尔齐—沙特马尔州，一个村庄就开列了一张要屠杀的二百个共产党人的名单。在吉厄尔的一个最大的城市中，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的军事法庭，把城市和农村中的党组织的书记们判处死刑。在这短短的几天内，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忽然消失了。
匈牙利事件发生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好在莫斯科。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布达佩斯2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赫鲁晓夫从朱可夫那里得知布达佩斯发生了严重骚乱，匈牙利国防部长请求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帮助恢复秩序。随后，刘少奇就此事打电话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认为，目前情况尚不明确，暂不宜表态。
10月24日，苏军已经开进布达佩斯。与此同时，米高扬也紧急飞往布达佩斯，参加匈牙利工人党中央会议，并同纳吉举行了商谈。但是，纳吉坚持要求苏军撤出布达佩斯。
在匈牙利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下，赫鲁晓夫有些退缩了。10月29日，米高扬奉命再次飞往布达佩斯，同匈牙利当局商谈撤军问题。当天，赫鲁晓夫会见了刘少奇，说匈牙利政府要求苏军撤离，如果其他国家也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么，华沙条约组织就完蛋了。刘少奇告诉赫鲁晓夫，苏军最好不要撤退，要保住华沙条约。
此时，毛泽东从北京打来电话，明确表示苏军应该撤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改变了看法。他对赫鲁晓夫说，如果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怎么办？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取得群众的拥护，你们怎么办？这个责任可要加在你们身上。会谈一直进行到深夜，苏共主席团最终还是同意了中共代表团的意见。①
可是，苏军撤退后，匈牙利反动势力有了可乘之机，局势进一步恶化。30日上午，苏共中央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事件的报告送给了刘少奇。此前，中共代表团对匈牙利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看了这个报告后，代表团深感吃惊。报告称：苏军已于29日撤离布达佩斯，结果匈牙利局势严重失控，大批反革命分子得以出狱或从国外返回，掀起反苏###浪潮，匈牙利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迅速瓦解。匈牙利眼看就要转向西方集团，变成法西斯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了。米高扬在报告中建议莫斯科，必须从根本上考虑对匈牙利的方针问题。
中共代表团就米高扬介绍的情况讨论了一整天，考虑了两种可能的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匈牙利，把匈牙利让给反革命分子，结果会是数万人头落地；二是苏军不撤离，深入到群众中去，采取进攻的策略，打退反革命势力的进攻。经过比较，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一天下来，也没有得出什么结果。于是，刘少奇只好打电话请示毛泽东。
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苏联从匈牙利撤军问题。毛泽东说，苏联出兵干涉波兰内政是错误的，这时候却在匈牙利问题上匆忙决定撤军，置匈牙利人民政权的垮台于不顾，同样也是错误的。
匈牙利骚乱，毛泽东倾向进攻(2)
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个时候如果苏联撒手不管匈牙利，那么匈牙利社会主义就完了。因此，苏军应该留在匈牙利平息反革命叛乱，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因为匈牙利跟波兰不同，苏联在匈牙利驻军，既是依据华沙条约的规定，又是应匈牙利政府的邀请。在匈牙利党和政府无法控制局势的情况下，苏联如果不帮一把，匈牙利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丢掉。会议认为，在出兵问题上，应该将波兰和匈牙利区别开来。苏联采取武装干涉波兰内政的方针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匈牙利的情况就不同了。苏军帮助匈牙利平息反革命叛乱，完全符合国际主义原则。相反，苏共中央如果不采取这种方针，而是听任匈牙利政权被推翻，那才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背叛。
最后，毛泽东决定，把两种方法都向苏联提出来，同他们商量。但是，毛泽东还是倾向于进攻，最好等反革命暴露得更加充分，在群众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所以，他指示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
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代表团连夜同苏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刘少奇明确表示，匈牙利的局势不能就这样算了，否则要犯错误。邓小平认为，应该先掌握住匈牙利政权，不能让政权落入敌人手里。苏军应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坚决维护匈牙利政权。
听了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后，苏共主席团成员颇感震惊。赫鲁晓夫表示为难，认为苏联出兵就意味着占领匈牙利，那样一来，我们岂不成了征服者了。他声称，苏共中央已经考虑过这件事，大家认为这样做对苏联非常不利，一致主张退让。①
可是，到了10月31日，匈牙利局势再度恶化，纳吉正式宣布匈牙利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此时，英法两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准备出兵埃及。为此，美国驻苏大使秘密谋求同苏联协商。在此情况下，西方国家乘苏联出兵之机向莫斯科发难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这使得苏共主席团大胆地作出了出兵匈牙利的决定。
当晚，中共代表团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以便同苏共主席团举行会谈。仅隔了一天的时间，莫斯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赫鲁晓夫告诉刘少奇，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天的会，决定进攻。苏联有那么多军队在匈牙利，如果这个时候撤离，放弃匈牙利，让反革命得逞，全世界共产党人都会骂我们是傻子。
亲苏的卡达尔政府成立
6. 亲苏的卡达尔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颇为满意
1956年11月1日，苏军大举开进匈牙利。同一天，纳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要求“立即就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退一事进行谈判”。当天上午，纳吉告诉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洛波夫：匈牙利政府很快就要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纳吉还宣称，他将请求联合国帮助维护匈牙利的中立地位。
对于纳吉的行为，莫斯科和北京十分不满。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纳吉政府尽管连自己外交部机关的安全都不能保护，却没有停止在内外政策方面对匈牙利社会主义事业和匈牙利民族利益的背叛活动。纳吉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组织政府的，在他开始领导政府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将忠于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但是，现在看来，“这只是一种欺骗”。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利用纳吉政府的混乱局势，成立了各种名目的党派和组织，向革命力量举行疯狂的进攻。匈牙利目前的形势“使中国人民想起了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以后的局势”。社论认为，不能把匈牙利事件同波兰事件相提并论。波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继续拥护华沙条约，继续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而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却占着优势，并且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
当天，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社论，谴责了纳吉的背叛行为。社论说，匈牙利的反动势力利用了纳吉政府的纵容，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了，他们制造的血腥恐怖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此情况下，纳吉不能、也不想同黑暗的反动势力展开斗争。纳吉政府实际上已经崩溃，把阵地让给了反动分子。
莫斯科显然已经失去了对纳吉的信心，开始寻找新的匈牙利领导人。11月4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同一天，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持续一周之久的匈牙利骚乱得以平息。
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 庆祝匈牙利人民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指出：匈牙利人民已经成立了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并且取得了驻匈苏军的援助，推翻了背叛匈牙利人民、背叛匈牙利民族的纳吉反动政府，击败了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控制了匈牙利的整个局势。十多天来深切关怀匈牙利命运的中国人民，“热烈祝贺匈牙利劳动人民和一切爱国者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感到高兴的是，“处在反革命分子恐怖下的匈牙利兄弟们，已经得到了自由”。
社论对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平息骚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匈牙利人民的胜利是依靠了苏联的援助而取得的”，并且称赞说：“苏联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立场完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立场。”
对于匈牙利骚乱的平息和新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件事，说这是中共劝说苏共中央领导同志的结果。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出了反而好(1)
7.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
1956年11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在谈论波兰、匈牙利事件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了，还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结果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
11月4日，也就是苏军开进布达佩斯的当天，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当时估计，苏军返回匈牙利后，骚乱将会平息，但是，对匈牙利来说，要想巩固政权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他同时意识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说明在匈牙利完全按照过去那一套显然不行了，但新的一套还得靠匈牙利的同志去摸索，而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不仅支持赫鲁晓夫，还要支持卡达尔。
然而，到了11月中旬，毛泽东对波匈事件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对形势的估计不如以前那么乐观了，言论也更为激烈了。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发表的看法引起毛泽东的不悦。他开始倾向于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分析波匈事件，并由此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几个帝国主义算不了什么，再加“几十个帝国主义也不怕”。但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能出事。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地方出了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他认为这是坏事。不过，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在一定的条件下，都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
一个月之后，他又对工商界人士说，匈牙利事件是出了好，还是不出好？既然有问题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①他相信，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毛泽东还把匈牙利事件同中###内的斗争联系到一起，话说得毫不客气。他说，苏联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吃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如果有一天真的“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国内出了“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怎么办？用毛泽东的话说，“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②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显然过于严重了。他一反过去的做法，不仅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非常之差，而且对哥穆尔卡也表现得极度不满了。认为苏共二十大刮了一阵台风，不仅发生了波匈事件，连中国的“一些蚂蚁”也出洞了。他批评党内有些同志不讲辩证法，遇事不作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在他看来，中国的东西并非一无是处。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甚至讲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认为有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高岗就是其中之一。他警告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希望这些人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由中央去讲，至于情报，就“不要去通”了。①
此时，中苏两党之间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越来越明显。对于这种分歧，以前还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才知道。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气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党内公开化了②。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出了反而好(2)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刚开完，周恩来开始出访亚欧11国。1957年1月16日，周恩来飞往布达佩斯。在周恩来这次出访计划中起初没有匈牙利，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还是去一趟匈牙利，帮助缓和苏、匈关系。周恩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当即答应了赫鲁晓夫的请求。
自匈牙利新政府成立以来，已有几个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访问了布达佩斯，但是，匈牙利对周恩来的访问极为重视。当匈牙利政府得知周恩来即将访问本国的消息后，卡达尔立即飞往莫斯科会见周恩来。他表示，周恩来访问匈牙利，“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我们政府的地位方面是会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因此，哪怕是去访问两个钟头也是好的。这次能去布达佩斯一天，我们是很高兴的。”他还称赞说，《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给了匈牙利很大帮助。“这绝不是客气，对那些思想混乱的好人，对动摇的共产党人影响很大，因为他们对中国无怀疑，无偏见，比《真理报》讲这些话要好。”
周恩来抵达布达佩斯时候，匈牙利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局势仍相当混乱，大街上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苏军将几辆坦克开到周恩来下榻的宾馆附近。周恩来于到达的当天下午，出席了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布达佩斯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的党和非党积极分子大会，这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该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群众###。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肯定“匈牙利人民在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他表示，“六万万中国人民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斗争”。周恩来的讲话博得了在场的1500名代表的热烈掌声。①
临别前，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热情讲话。他说，我们是在匈牙利经历严重斗争的时候来的，带着对匈牙利的同情和支持来的，中国一直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匈牙利人民斗争的发展，每时每刻都为匈牙利人民的困难担心。他相信，历史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和平坦的，“一时的挫折，只能使我们更加坚强。”
莫斯科另眼相看大跃进(1)
1.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莫斯科却另眼相看
台海海峡危机发生前后，苏联驻华大使馆陆续接到苏联在华专家关于中国“大跃进”的报告。这些报告除了说明中国正在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以外，还特别提到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包括反对迷信外国，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等说法。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联络部还明确表示，希望苏联在国内报刊上“积极评价”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中国驻苏大使也不失时机地向赫鲁晓夫“谈一些我国大跃进的形势”。①
在大多数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使这样，苏联人仍然认为，他们要赶上美国，至少还需要15年的时间，而且还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做到。可是，经济文化比苏联落后的中国，却说苏联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停留得太久了”，甚至想超越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不能不让苏联人深感不悦。苏联驻华大使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曾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的这种做法，认为在经济如此落后的条件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只能促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膨胀，除此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
中国驻苏大使馆发回来的报告也证实了苏联人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有不同的看法。报告说，自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国内存在一些新变化，有些问题值得注意。例如：苏联对中国当前的许多新事物新思想理解不深刻，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吃饭不要钱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等问题就不太了解。
近几年来，俄罗斯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针对苏联的，是为了防止来自苏联的威胁。说到底，就是想取代苏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他们看来，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国后，“异常卖力地在各条战线上”同苏联“作对”。“毛泽东集中全力在自己国家内和党内，进行各种形式和在各种口号掩护下的不妥协的斗争，力图大步前进，超过赫鲁晓夫，超过他的党和国家。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后出现的‘三面红旗’，或者说毛泽东的三个基本政治方针，正是以此为宗旨的。这里并不是与苏联进行和平竞赛，并不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进行竞赛，而是为了变成强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莫斯科和赫鲁晓夫。”①
不可否认，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确实与苏联有关。在去莫斯科之前，毛泽东曾说过，莫斯科那些人利令智昏，无非是搞了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涨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到莫斯科之后，赫鲁晓夫告诉他，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这样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在莫斯科期间，他审定修改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要求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而且，就在毛泽东宣称“十五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之前，《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回国不到两周，刘少奇就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大会上公开宣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
1958年5月8日、17日、20日、23日，毛泽东四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所以，“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这些都是迷信，而“一切迷信都要打破”。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还提起一件事，昨天有位同志说“跟了某人走就是不错的”。他认为，这位同志说得不对，这个“跟”字用得不好。①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独立思考不是很好吗？
莫斯科另眼相看大跃进(2)
破除迷信，不要服从洋人，这些话使莫斯科听起来很刺耳。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苏联经验不再被奉为神圣。有份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章称，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必要把苏联的老方法运用到工业方面去”。结果，忽视苏联经验，不信任苏联专家的事件屡屡发生。国家二机部的一份报告透露，中国工作人员“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结果同苏联专家“彼此之间有些争论”，“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扭来扭去，各执一词。”②
1958年夏季，不少企业甚至把技术部门撤销了，并且取消了必要的操作细则和生产定额标准。这种做法，不仅使苏联专家无用武之地，而且破坏了企业的生产程序，结果许多产品不合格，造成极大的浪费。当时苏联援建的鞍山钢铁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例，该公司将技术检查科的人员全部裁减，各车间在没有工艺规程的情况下盲目进行生产，产品也没有经过必要的检验。随之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苏联专家关于遵守工艺规程的建议被置之不理，有些车间甚至把工艺规程废除了，一些工作人员无视苏联专家的劝告和意见。结果不仅使一级钢轨的产量由原来的93%下降到42%至45%，而且使某些高炉拱顶的寿命由原来能炼四百至五百炉，减少到只能炼五十炉。1959年同1958年相比，轧管车间的废品增加了两倍，一号初轧机的废品差不多增长了两倍半，二号初轧机的废品增加了两倍多。
不仅如此，一些建设部门经常违反苏联专家提出的设计要求，随意取代设计中规定的定型材料，毫无道理地违反苏联专家在设计时定下来的标准。由于忽视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违反苏方提供的技术规程，经常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如新安江水电站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故。
这种给企业生产带来极大破坏的做法竟然被冠以“革新”的帽子，引起苏联专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劝告企业领导人，不要毫无根据地违反已经确定下来的并且经过苏联的实践检验过的生产工艺程序，也不能违反有关产品质量的技术要求，更不能打破企业合理的管理结构。专家们不仅提出口头劝告，还向企业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写信。苏联专家彼斯托夫斯基1958年至1959年曾在中国参加过动力设备的安装工作，他在1959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中国人严重违反苏联技术标准要求的现象。他说：“中国同志决定靠降低安全系数来简化动力装备，不遵守某些电力技术规章，在设备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安装关键设备，不按技术标准和规章制度使用设备，任意使设备超负荷工作，破坏锅炉的动力状态。同时，还为这些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辩解说，这是反对技术上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和神秘主义。这些违反规章制度的做法，使我们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处于困难的境地。”①
不仅如此，一些中国人自以为是的举止触动了“老大哥”的神经，使苏联人颇为不满。中国驻苏大使馆在1959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披露说，最近一些时候，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外接触中，言谈不够谦虚，认为苏联不如我们中国有办法，没有什么可以向他们学了。不适当地强调中国的成就，甚至夸大中国的建设速度。有些人对苏联人态度傲慢，使苏联人难堪。于是，大使馆建议，今后如果对苏联有什么不同意见，应尽量避免在报刊上或群众中间公开表露出来。对在华的苏联专家应多做一些工作，要以谦虚的态度对待他们。①
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坚持让苏联专家听从中国的“大跃进”。他不可能因为苏联人有意见，就使“大跃进”偃旗息鼓。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要团结一切苏联专家，同我们一道，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即使有少数人在一个时期和我们意见不一致，也应该好好说服他们。总而言之，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团结一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
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1)
2. 对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赫鲁晓夫颇多微词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一份报告，汇报了1958年中国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还改成了一个极为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且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钢的产量上就超过英国了。”
就是在这种极度膨胀的气氛下，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甚至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即从1957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1958年的一千一百万吨。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又提出1959年钢产量要达到二千七百万吨或三千万吨。出身于农村的毛泽东，对农业的熟悉远远胜于工业。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使他接触的都是农民，对工业知之不多。他承认自己不懂工业，但他相信，工业并非“高不可攀”。
结果呢？赫鲁晓夫认为，“大跃进”期间，中国的“工业也受到了破坏。中国人开始缺少原料，他们工厂的设备遭到了严重毁坏——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开始宣传机器的定额生产能力是一种‘资产阶级概念’。例如，他们吹牛说，他们用从苏联购买来机器可以生产出比苏联工厂印的说明书上所介绍的数量更多的产品。结果，机器的寿命大为缩短。有技术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马屁精’或‘颠覆分子’并且被分配去干体力活。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混乱。实际上，他们的整个经济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赫鲁晓夫对中国当时风行一时的小高炉、小转炉这种土法炼铁的做法也颇多微词，称之为“后院式炼钢工业”。他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屋后筑起了小型高炉。“我们不由得怀疑用这种方式炼出来的生铁其质量和成本如何。这些土高炉的技术极端原始，中国人正倒退到人们已有几百年不用的老方法上去。这就像是一种流行病。集体，甚至个人家庭都要垒起自己的鼓风炉。”有位刚从中国回去的苏联人告诉赫鲁晓夫：孙中山的夫人也搞了一个这样的炉子。赫鲁晓夫听后惊讶不已：“我不知道她是否从她的炉子里炼出过什么生铁。”①
赫鲁晓夫还提到，1959年初，周恩来去莫斯科，曾对他说：中国的炼钢工业情况非常糟，希望苏联能够派些专家到中国去帮助整顿一下。周恩来还解释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合格的苏联专家，人数比目前在中国的苏联顾问要多。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能告诉我们哪些事我们做错了，应该如何做才对。
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后决定，由扎夏季科去一趟中国。扎夏季科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副主席。几个星期之后，他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
“扎夏季科同志，那边的情况如何？”赫鲁晓夫急切地问道，“你给我们的中国兄弟都提了一些什么意见?”
扎夏季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只能告诉您一件事：对中国人捅出的娄子，他们责怪不了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我视察了他们的一个炼钢厂。他们把一切都毁了。他们的平炉、鼓风炉、轧钢机——这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我提出要见见这个厂的厂长，出来的却是一个兽医。“我问周恩来：‘周同志，我们在苏联培养的、从我们的学校里毕业出来的那些炼钢工程师都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他们都在农村劳动，‘炼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像这位兽医这样的人，他们连冶金的起码知识都没有，却在那里管理炼钢厂。我看得出来，周自己也认为整个事儿办得有点愚蠢，但是他作不了主——‘大跃进’不是他提出来的。”①
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2)
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于是乎，1958年夏季，人民公社在中国一哄而起。8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办公共食堂。他还将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推荐到《红旗》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章程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共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
对此，赫鲁晓夫不以为然。他批评说：“毛解散了中国的集体农庄，创造了公社来取而代之。他把农民连同他们的一切个人所有全都公社化了。这简直是荒唐。生产资料集体化是一码事，而把个人所有公有化则完全是另一码事——而且这种做法肯定会导致许多令人不快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把公社转成了军事组织。结果，一直搞得很有生气的中国农业突然一下子遭到了严重挫折，农村爆发了饥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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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苏联人留面子(1)
3. 毛泽东主张，在过渡问题上还应该给苏联人留点面子
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搞“穷过渡”，这是中苏犯过的通病。早在1939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宣布，苏联进入了“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3月2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极具诱惑力的社论。该社论声称：“十八大将作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胜利道路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共产主义！这个对许多人来说是不能实现的理想，对于我们，十八大的同代人，共产主义就是最近的明天。”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苏联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但是，战争刚刚结束，即1946年，斯大林又满怀信心地宣称：“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是完全可能的。”22年后，中国人竟然也讨论起“一个县能否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
1958年前后，赫鲁晓夫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调子越唱越高。莫斯科打算从1959年起，在12年内到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宣布，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
1958年3月，毛泽东看到一份报告，介绍了河南一个县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兴奋不已，欣然命笔，写了一篇《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登在6月1日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动起来的群众的狂热情绪推向新的高潮。毛泽东相信，“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宣布：“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
于是，毛泽东同莫斯科为建成共产主义展开了竞赛。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甚至宣布，中国应该超过苏联，提早进入共产主义。他相信，中国人口多，现在有六亿，再过十几年就是八亿。人多干劲大，一干就会超过英国、美国。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他甚至在党内一次会议上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对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中国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的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当然应当走到前面去。①他甚至还说，苏联人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我们中国就不提这类口号。我们有自己的口号，中国的口号既“高明些”，又“快些好些”。②
苏共二十一大召开前夕，莫斯科公布了苏联的七年计划，其中规定：在1959年到1965年，苏联的钢产量将达到8600万至9100万吨，石油达到2亿3千万至2亿4千万吨，发电量达到5000亿至5200亿度，粮食产量将达到100亿至110亿普特。这个计划以其“空前巨大的规模”和“飞跃发展的速度”，摆开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雄姿”。195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苏联走向共产主义的巨大步骤》的社论，介绍了苏联的七年计划。
毛泽东不知道苏联的计量单位1普特等于中国的多少公斤，连忙让人去查一查。经查，1普特等于公斤。
苏联七年计划的公布和苏共二十一大的召开，意味着莫斯科加快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步伐。毛泽东由此提出中国和苏联哪一个先过渡的问题。①
毛泽东给苏联人留面子(2)
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无非是三个，即：增加社会产品；将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生产提高到商品交换；高度文化水平。问题在于，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这三个条件不容易达到。如果有了这些，再加上人民公社，“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而这些条件中国都具备了，这是毛泽东认为中国有可能先于苏联过渡的依据。
但是，考虑到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位以及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必要性，毛泽东主张，在过渡问题上还应该给苏联人留点面子。因此，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中国无论如何一定要后过渡。如果中国先过渡，苏联人脸上就无光。形势逼人，要逼赫鲁晓夫先过渡。毛泽东说，依我们现在的速度，用不着12年，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天下第一国了。可是，苏联人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
河北省徐水县是全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样板。一时间，人们前呼后拥地跑到徐水参观。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忙派塔斯社记者到那里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则让人目瞪口呆。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不仅有土豆和牛肉，还有小家庭和钢琴，而中国的共产主义却是政治挂帅加上窝窝头。于是赫鲁晓夫嘲笑说：“中国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对此提出了批评：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富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分歧(1)
4. 毛泽东认定，苏联有反对派和怀疑派，所以要“向全世界作战”
只搞了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就暴露出来了。不仅美国人批评，苏联人的指责就更多。赫鲁晓夫认定，“大跃进”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他想表明可以用中国的特殊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他建议人们读一读他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所作的报告。“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①
赫鲁晓夫说，中国人善于发明吸引人的话语。他们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作为“大跃进”这个口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是另一个口号，即“五年内赶上英国，再稍许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美国！”结果，苏联人读到这个口号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领导人激励自己的人民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取得进步，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想法却是荒谬可笑的。”苏联也想赶上美国，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订出一个确切期限的阶段——虽然我们有时候也有点跃跃欲试。”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5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结果如何呢？就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中国深深地入了困境”，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方面立刻倒退了”。
据赫鲁晓夫本人说，中国的“大跃进”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使赫鲁晓夫感到十分担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赫鲁晓夫还说，他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有：一是将受到中国影响的保加利亚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谈话，提醒他们：“假如你们坚持要模仿中国的‘大跃进’，其结果有可能弄得一团糟。”二是在苏###内解释中国的问题，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党委也接受了中国人这些口号的时候，我们更感到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①
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尤金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消息传来，毛泽东极为不满。
也就在这时，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批评意见。结果，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一次公开讲话给彭德怀造成了麻烦。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对公社提出了批评。他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②赫鲁晓夫所讲的只是苏联的公社，也没有指名批评中国。但是，美国人直截了当地说，赫鲁晓夫的讲话是针对中国的。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分歧(2)
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之后不久，即7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该报驻华沙的记者甚至说：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毛泽东很快就得知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和《纽约时报》的消息，并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
显然，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的讲话，认为赫鲁晓夫在指桑骂槐，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他开始把赫鲁晓夫和美国人对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到一起，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的严厉批判。
此前，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并在莫斯科会见了赫鲁晓夫。从国外回来一个月的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彭德怀的批评使毛泽东很不高兴，恰好这时毛泽东得到苏联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议论纷纷的报告，说的都是中国的困难，专挑毛病讲，其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严重错误。尤其是在彭德怀写信4天之后，赫鲁晓夫在波兰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泽东很自然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彭德怀在国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是不是与赫鲁晓夫有勾结？结果，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时候，把话讲得很重，而且感情冲动，语言激烈。他说，彭德怀这次是闻了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法的气味，是从国际上取经来了，捞了资本来了。有人甚至怀疑彭德怀第二次同赫鲁晓夫谈话有问题，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俩人，大使馆的翻译并不在场。
于是，毛泽东决心向全世界作战，包括中国共产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日，毛泽东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写了一封短信，并将上述材料和他写的批语送给王稼祥。毛泽东在批语上写了几句驳斥赫鲁晓夫的话。毛泽东还表示，他打算写一篇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他认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①
邓小平亲历“聋子对话”(1)
1. 邓小平亲历“聋子对话”，毛泽东称代表团做了一件好事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3月9日，中共中央回信苏共中央，同意举行两党会谈，并且表示：“一次谈不完，可以多谈几次，可以多举行两党会谈。”会谈地点，可选在北京，也可以在莫斯科。在收到中共中央的复信后，3月30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赫鲁晓夫不能到中国来，遂将会谈地点定在莫斯科，并邀请毛泽东去苏联。但在此前，毛泽东就已经向苏联大使明确表示过，他现在不准备去莫斯科访问。
也正是在上述来信中，苏共中央提出了中共难以接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为此，6月14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作了答复，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二十五条。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强调了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批评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以及“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中共中央在复信中说，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权力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现在，“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毫无根据的攻击”你们的那些文章，“统统公开发表，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是非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禁止公开争论’。”
6月1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并且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还用各种文字出版小册子。这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全面公开了，莫斯科对此极为不满，指责中共中央“突然认为可以公开在全世界面前不仅陈述旧的分歧，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责”。
中苏两党你来我往的信件和声明，以及公开发表的争论文章，已经让人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中苏两党会谈拉开了帷幕。
参加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为彭真，成员包括康生、###、刘宁一、伍修权以及新任驻苏大使潘自力。
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从7月6日开始，双方进行了一段长达十多天的你来我往的“聋子对话”，一直持续到7月20日。
中共中央在6月14日的来信中希望两党就斯大林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问题进行会谈。但是，这封信刺激了莫斯科的神经。苏共中央非常不满地对苏联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说：中共中央“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还“暗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他们“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①
于是，在第一天的会谈中，苏斯洛夫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他在发言中攻击中共中央6月14日的来信，大谈苏共中央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的论点如何正确。对于苏斯洛夫的发言，邓小平没有当场表态。在7月8日的会谈中，邓小平在发言中着重讲了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实质。他说，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两党之间就出现了分歧。其间经过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和戴维营会谈、苏共二十二大，分歧最终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分歧。7月10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由苏斯洛夫发言，主要是回答两党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苏斯洛夫在发言中再次攻击中国共产党搞分裂，把中共中央发表的七篇论战文章说成是分裂主义的表现。
邓小平亲历“聋子对话”(2)
当天，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想不到，苏共中央竟然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起一次新的攻击，迫使我们不能不作出公开的答复。这种情况，只能使我们感到遗憾。”中苏两党是平等的，采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态度，是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的。对于中苏分歧，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我们这样说，我们也这样做，我们是言行一致的。目前，令人担心的倒是，苏共中央不仅把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而且正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和决议，通过连篇累牍的讲话和文章，掀起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人们不禁要问，苏共同志究竟准备把中苏分歧扩大到什么地步呢？”
在7月12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谈中，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他在发言中着重批评了苏共搞分裂主义，而且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邓小平还质问苏斯洛夫，你们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对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
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作为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这一天，正是苏、美、英进行停止核试验谈判的头一天。苏共中央选择这个时间公开发表这封信，表明它不打算通过会谈来消除两党之间的分歧。
中方对此极为不满，批评苏共中央不该在会谈期间发表这封信，将两党在会谈中的分歧公开化。7月19日，中方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7月20日，《人民日报》又作了全文发表，并且加了编者按。中共中央明确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①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之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纸，从15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并且用个人署名的文章和读者来信的形式，吹嘘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报纸以及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的报纸，也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指责中国共产党。对此，中方明确表示，“这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凡是重要的，我们也将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并在必要时予以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会谈将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7月21日，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回到北京西郊机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到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几次中的一次。
尽管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但毛泽东对代表团的表现还是相当满意的。他称赞说，代表团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别看邓小平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①
中苏关系的两件大事
2. 毛泽东建议：披露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件大事
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向苏联全体党员和党组织宣布：“中共领导同我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双方分歧的实质是“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各持相反的态度。”苏共中央还明确表示，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坚定地遵循这一原则”。
考虑到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首先提到的问题就是两党之间的分歧，邓小平在莫斯科会谈时第一次发言所谈的也是这个问题，所以，9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指出：两党的分歧并不像苏共中央所说的那样，是从1960年4月开始的，“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中共中央为什么要把苏共二十大作为两党分歧的开始？文章对此说得很清楚。因为在这次大会上，苏共中央“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这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在介绍了两党分歧的由来之后，还论述了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做法，苏共领导人表面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却怀恨在心，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文章首次公开披露了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大事件。指出：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是从1958年开始的，就是苏联领导人提出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着，在戴维营会谈前夕，苏方于6月20日撕毁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技术资料的协议。于是，文章说，中苏思想分歧演变成国家关系的恶化，完全是苏方挑起来的。
最后，文章概括说：七年来的事实证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党之间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①而大论战也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苏共领导强加在中共身上的，所有的责任都应当由苏共领导来负。
中苏大论战(1)
3. 随着论战的全面展开，双方发表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情绪化
还在“七评”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毛泽东就说过，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于是，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七篇文章便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为题。文章给苏共领导人戴了两顶大帽子，一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二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文章除了强调团结外，还对苏联国内政策提出了批评。文章指出，苏共制定的理论和政策是“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目前的苏共领导”，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批评苏共领导搞“修正主义”，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①
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莫斯科受到极大刺激。苏联人曾告诉金日成，他们最恼火的就是中国人于2月4日发表的那篇文章，骂苏共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于是，苏共中央于2月中旬召开中央全会，声称要对中共实行“坚决反击”，并采取“集体措施”。
2月下旬至3月上旬，中共中央考虑到要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举行会谈，所以，决定暂停论战文章的发表。但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离开不久，即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八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文章发表后，苏共中央认为，这篇文章使论战达到了“顶点”。
随着中苏论战的全面展开，双方已经难以心平气和地说理了，发表的论战文章不可避免地情绪化了。苏方在文章中称中共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是“臭名远扬”的25条。而且，赫鲁晓夫在多次讲话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发表的论战文章已经很难对苏联的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了。突出地表现，就是对苏共和苏联国家政权性质作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八评”文章指出，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统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结果，“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文章认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南斯拉夫是这种“和平演变”的先例，“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①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为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会产生修正主义的，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对国内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社会的看法。他将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标题改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文章对苏联国内情况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毛泽东在1962年初的判断，指出：“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由党政机关和企业、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文章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①
中苏大论战(2)
无论莫斯科接受也好，不能接受也好，苏联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内的特权现象。她说，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对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1934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为3∶1；到了1953年，一名部长的月工资为5000—6000卢布，而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250卢布。当时，苏###内还实行兼职取酬制度，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并领取该职务的全部报酬。党委部门的领导干部同时也在政府部门任职，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同时也在党委系统任职。这样以来，干部的全部工作报酬与普通工人的工资相比，差别就更大了，为40∶1，甚至达到50∶1。斯大林本人就兼了几个职务，他拿了几份工资，这些工资都原封不动地装满了几大抽屉。不仅如此，在斯大林时期，苏联还向领导干部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大信封”制度。领导干部每月都能拿到这样一个装着钞票的信封，钱的数额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渠道发放的，不纳税，也不纳入党费计算的基数。除现金收入方面的特权外，还有非现金方面的各种补助和种种特权，包括配给制、免费医疗、特殊食堂等。此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或者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四套住宅：莫斯科一套公寓、国家提供各种服务的市内豪华住宅、市郊一栋别墅、黑海一栋夏季别墅。如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这些领袖人物，仅维持他们的办事机构和警卫人员，每年的开支就达几百万卢布，维持斯大林生活的费用每年达到几千万卢布。
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时惊讶地发现，连高尔基这样的人物都“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人多达四五十个。罗曼·罗兰感慨地说：“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而进行艰苦的斗争。”难怪罗曼·罗兰惊呼，在联共(布)与人民群众之间出现了“危险的紧张的关系”，出现了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①
于是，《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揭露了苏###内特权阶层的贪污腐败现象，并且列举了以下例子：乌兹别克斯坦一个丝织厂厂长，伙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采取“生产不入账”的办法中饱私囊。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像这样的例子，文中列举了很多。因此，文章认为，“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文章由此指出：“赫鲁晓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在苏联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情况”。鉴于这些事实，文章确信，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而且，苏联集体农庄领导人将他们把持的农庄也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
中苏大论战(3)
不仅如此，文章还对苏联文化领域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文章认为，“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思想领域内也“猖狂地泛滥起来”。具体地说，“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此外，在苏联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还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占据了思想和文化部门后，就开始热心于“在苏联复兴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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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怀念斯大林(1)
4. 毛泽东相信，包括苏联在内，多数人会越来越怀念斯大林
中苏两党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对此，苏共中央直言不讳地告诉它的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中共和我们“在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作斗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还说：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好，想复活斯大林，那“就把他带走和他一道生活吧”！
但是，中方明确表示，对苏共二十大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对于苏共“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问题，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指责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但文章回避使用“个人崇拜”这一提法，代之以“个人迷信”。中共中央首先肯定了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其原因在于“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要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其实质就在于“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
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论斯大林问题的文章，批评了苏共领导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毛泽东在修改文章时加了一大段话：“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毛泽东还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利用“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①
中共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的起点也确定在苏共二十大，就是因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同样，中共认为苏共二十二大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系统化的标志，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又一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所以，对斯大林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②
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曾大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赫鲁晓夫甚至感叹说：“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③
对于赫鲁晓夫这番话，中共中央给予了严厉批评。说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毛泽东怀念斯大林(2)
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都坚信不疑：绝大多数苏联人，是不会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的。“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因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