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交锋(1)
5. 双方的论战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一样，要想让它突然停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方发表了五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后，苏共中央于1963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苏共中央还提出，希望改善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并且表示：第一，要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增加订货，供应成套设备，特别是石油和采矿设备；第二，如果中国需要的话，可以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建设；第三，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时候，希望两国能够协调，互助合作；第四，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毛泽东在分析苏共中央来信的原因时认为，这封信是被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有三怕，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怕，就是怕公开论战。但是，还应该看到，赫鲁晓夫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想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是想嫁祸于我，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说，我们虽然在1962年年底、1963年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表面上我们似乎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这一建议提出之后，我们在形式上就转入了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中央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于是，毛泽东建议，不要急于答复苏共中央的来信，也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更谈不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十评。平均起来，大概每个月发表一篇。他甚至表示，我们要制订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如果苏共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就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①
刘少奇在解释中共中央对待苏共中央来信的态度时，谈了四点看法：第一，我们一贯主张团结、反对公开论战。但公开论战不是由我们挑起的，而是由苏共挑起的。第二，苏共既然挑起公开论战，发表了那么多决议、文告、讲话、文章，我们就有权力答辩。苏共既然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们，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手段回答他们。第三，苏共领导一贯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他们虽然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还在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因此，我们还要看一看，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看看他们对停止公开论战到底有多少诚意，然后才谈得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第四，兄弟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公开论战也应该讲民主、讲平等，不能因为苏共要论战就论战，要停止就停止。这样不行。刘少奇认为，要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然后才能停止公开论战。协议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苏共要承认过去公开指责中国党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且宣布撤销那些决议、讲话、文章。否则，就不能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保留答复的权利，我们要什么时候答复就什么时候答复。①
在迟迟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复信之后，苏共中央终于忍耐不住了，于1964年2月12日致信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提出开展“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派别、破坏活动的斗争”。但是，苏共中央没有将这封信送给中共中央。结果，中共中央抓住这一点，于2月20日给莫斯科去信说：“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明目张胆地经常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近几年来，苏共领导总是阴一面，阳一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中共中央在信中十分不满地说，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停，这种惟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①
激烈交锋(2)
接到中共中央的上述来信之后，苏共中央于当天回信对此作了解释，说他们没有将2月12日的信送给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共中央还没有回答苏共中央11月29日的信。苏共中央不满地表示，你们不仅没有答复苏联共产党，而且于2月4日公开发表文章。你们还说苏共“惟我独尊”、“蛮横无理”、“大国沙文主义习气”，你们才是这样。
在拖了几个月之后，中共中央于2月29日对苏共中央11月29日的来信给予了答复。中共中央在信中说，我们早在1962年4月就向你们提出了加强团结、消除分歧的五项主张。但是，你们把这些建议当成耳旁风，根本不予理睬，继续扩大公开论战。我们在1963年3月9日给你们的信中再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并且提出：为了停止公开论战，需要两党和有关各兄弟党讨论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可是，你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建议。7月20日，中苏两党会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主张在会谈公报中写上：中苏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我们的这个建议再一次遭到你们的拒绝。而且，你们不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在中苏两党莫斯科谈判期间，竟然于7月14日发表了给全体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②
公开论战以来，对方发表了多少论战文章，双方都有一个初步统计。苏方称，自1963年11月以来，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和其他材料，并且通过电台用外语加以播发，“许多反苏文章播发几十次”。苏共声称，他们在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发出之后，就“单方面地停止了发表论战材料”。
据中方的不完全统计，从1963年7月15日到l0月底的三个半月时间里，苏联的报刊发表了近两千篇文章和材料，还登载了42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反华决议、声明和文章。
于是，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明确表示，你们发表了那么多反华材料和文章，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写了七篇答复你们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对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提出来的问题也没有来得及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设想：“你说要公开论战就公开论战，你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就停止公开论战呢？怎么能设想，我们会听从你的指挥棒，放弃答复权利，听任你们在全世界散布许多谣言、谩骂、诬蔑、捏造呢？那不是要我们中国共产党向你们修正主义路线屈膝投降吗？”中共中央还强调说，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是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是遵循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是坚持还是放弃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但中共中央表示，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而竭尽自己的努力。①
3月4日，刘少奇在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时明确表示，在当前情况下中方无法停下来。因为，公开论战是苏共发起的，要停，首先它必须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是不能停下来的。从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个党，发表了两千多篇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我们对每一篇文章都是要答复的，我们有这个权利。莫斯科攻击了我们，我们就有权利答辩，为自己辩护。所以，如果要停止论战，苏共首先必须承认他们发动公开论战是错误的，撤销他们所有的决议、声明和文章，公开向全世界宣布。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公开论战，可以放弃回答的权利，不再算旧账了。但是，在目前还谈不上停战，因为我们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而且，苏共中央召开的二中全会还决定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倒要看一看，他们的“坚决反击”和“集体措施”究竟是什么。所以，现在更不能停。
激烈交锋(3)
罗马尼亚代表团离开之后，中方暂停发表论战文章的期限也随之结束。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第八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第一次在文章标题中指名道姓地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这使莫斯科明显地感觉到，自三月下旬以来，中国报纸大大地扩大了“反对苏共和苏联”的“敌视运动”。特别是“八评”发表后，莫斯科立即作出了过激反应，于4月3日公布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与此同时，《真理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
此后，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大会、小会上不断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4月3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声称：中共领导人“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分裂主义纲领”。他还说，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批评我们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立场”。12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演说时声称要对中国领导人“给予坚决的回击”。他甚至翻开几年前的旧账，说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冒险性的试验”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中国的经济已经紊乱，国内发生了饥饿。”
对于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上述举动，一贯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毛泽东，决心以牙还牙。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4月3日公布的三份材料。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将赫鲁晓夫4月3日至4月18日的讲话中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全都摘录发表了。发表时，《人民日报》编辑部还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说：苏共领导一直耍两面派手法。半年多以来，“一面空喊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公开反华，并且大吵大嚷，要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什么‘最坚决的回击’，采取什么‘集体措施’，还要‘公布材料，阐明观点’，摆出一付吓人的架子，好像手里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宝似的。”至于赫鲁晓夫讲话的内容，“除了更加粗野之外，只不过增加了拍桌，跺脚，挥舞拳头，咬牙切齿等等表演而已。”苏共领导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更没有什么新鲜”。我们的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所以，“我们奉劝苏共领导，你们不必为中国人民‘操心’吧，你们还是多照管一下自己家里的事情吧。”
此时，双方的论战就像一列正处于高速行驶的火车一样，要想让它突然停止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5月7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严厉批评了苏共自2月以来对中共所采取的一系列举动，并且再次强调：只有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停止公开论战。但是，你们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答复完。接着，你们又发表了两千多篇反对中共的决议、声明和文章，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还差得很远。“你们攻击我们多少，我们就有权利答复多少。所以，现在根本谈不上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
7月14日，被称为“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根”的第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见报。半个月后，苏共中央来信，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由2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筹备会议。接到来信后，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把文章做绝了”，要“下决心分裂了”。于是，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语气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你们7月30日的来信表明，你们不顾一切后果，又朝着自己挖掘的坟墓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在这个紧迫的时间，究竟是自走绝路，还是回头是岸，希望你们权衡利害，善自抉择。”①
可惜，国际会议还没有来得及召开，10月14日，赫鲁晓夫就下台了。1966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随之中断。几乎就在同时，毛泽东在下发他1962年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改写了有关对苏联评价的部分内容，加上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分量极重的话。
谈判出现严重分歧(1)
1.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1964年2月25日，中苏两国为解决边界争端开始举行谈判。据中方后来披露，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明确指出：《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有关当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中国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全部无条件地退还给对方。但是，“不排除双方在条约的基础上，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然而，“苏联方面拒绝接受上述中国方面的合理建议。他们拒不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坚决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①
当年参加谈判的李凤林回忆说，中方在谈判中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于任何一方违反那些条约而侵占的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中方的立场既宽宏大量又公平合理，我们在发言中还表示对历史形成的情况苏联人民没有责任。然而，苏方不但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那些条约作为唯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竟然要中国把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而且，“苏方一直回避称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之为苏中核定某些地段边界线的磋商”。这实际上反映了苏方的立场，即：“中苏边界根本没有问题，个别地段由于界标年久失修，核对一下就万事大吉。很明显，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根本无意解决问题，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用边界问题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同时支持中国的邻国，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给中国制造困难，形成对中国的包围。”②
但是，赫鲁晓夫后来的回忆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根据旧的条约，边界线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因此，从法律上说，“那些岛屿应该归属苏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照顾住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居民的利益，允许牧民在严格说来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放牧和砍柴。总之，我们对中国方面的需要采取了友好和体谅的态度。”赫鲁晓夫还说：谈判开始时，双方口头上陈述自己的要求。“中国人说他们有权获得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的相当大一片土地。我们根本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在会谈的第二阶段，双方都拿出了表明各自要求的地图。“中国人把他们的地图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发现他们不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提出要求了，但是他们声称界河上的那些岛屿是属于他们的。那些岛屿靠中国比靠苏联近。他们建议重新划定边界线，让边界线从河中心通过，而不是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虽然这个建议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大部分岛屿，但它同国际惯例是相符合的，因此我们同意了”。这样以来，我们就解决了互相间的争执。然而，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即“中国人要求拥有沿阿穆尔河的航行权”。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谈判陷入了僵局”。后来，“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们一分为二”。但是，在我们看来最明智的和有助于修好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却并不值得称道”。最后阶段的谈判时，我们发现“中国人不肯接受我们的立场”。他们虽然放弃了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大半个中亚的要求，却“要我们承认现存的边界线是以当年沙皇强加在软弱的中国政府头上的不合法和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的。他们希望新签订的条约中包含这样一个条款，说明新的边界使100年前强加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永久化了”。但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怎么可能签署这样的文件呢？假如我们签署了，我们就等于默认不公正待遇必须加以纠正——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对有关领土的权力。于是，我们的代表团回到了苏联”。①
谈判出现严重分歧(2)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但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
所以，中方坚持认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理由是：1689年9月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边界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均为中国领土。而“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当时还是中国的内河”。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侵略中国，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之际，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两国共管。1860年11月，沙俄再次借助英、法侵华战争的军事压力，在英、法侵略军攻占北京的情况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问题在于，即使根据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的领土”。《中俄北京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所以，“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中国管辖，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一直有中国居民在这些岛上进行生产。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联方面自己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②
而莫斯科的看法是，当前远东地区苏中存在的这条边界“是许多世代以前就形成的，是沿着自然的界线通过的，这条界线把苏联和中国的领土分割开来。”这条边界是由《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法律上规定的。1861年，中俄“双方在地图上签字并盖上了两国国印，地图上标明了乌苏里边疆地区的分界线。在达曼斯基岛地区，这条线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苏联和中国都有上述文件的原本。在这些条约里，以及在各个议定书、地图和记文里业已固定下来的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至今完全有效。苏联政府的立场是双方严格地、始终不渝地履行这些条款”。①
对此，中方认为，1860年以前，“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北京条约》才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因此，“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并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中方还强调，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江岸的一部分，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至今枯水期珍宝岛还和中国江岸相联，岛西边的江汊从来没有成为航道。”
然而，苏联政府搬出了《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说这张地图标明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企图“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但是，这张附图是“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当时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问题在于，“这张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更不是为了划分岛屿的归属”。因此，“它根本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事实上，《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并进行管辖的。”沙皇俄国边界官员给中国方面的信件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例如，1908年5月8日，沙皇俄国阿穆尔州边界官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两国以河流分界，则以循河流中心之线做为边界线。在通航河流上，该线即为航道。”同年9月6日，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再次指出：“河流中的岛屿系以航道划分。”①
谈判出现严重分歧(3)
有鉴于此，苏方代表在谈判中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归属”。并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该“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②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为后来中苏冲突埋下了种子。
在1964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大约在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③
毛泽东果真要把被沙皇割占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都要回来吗？未必如此。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①
没有飞机坦克，我们照样打胜仗(1)
2. 毛泽东说，我们不要飞机、坦克，照样打胜仗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中断。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苏方还在中苏边界多次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地区布置的导弹大约有70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导弹数量不断加强。1966年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兰州和包头。1969年5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轰炸机、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1968年，勃列日涅夫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企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实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苏联原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说，1966年至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其间的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就达四千一百八十九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①
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拦截。1967年夏，苏联边防军及阿穆尔河分舰队的人员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1967年1月以后，苏联军队一再侵入乌苏里江，阻止中国边防军上岛巡逻。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民在七里沁岛进行冰上捕鱼等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奋力保护岛上的群众。双方多次发生争辩，苏方先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军民，然后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军民用棍棒进行还击，因力量薄弱，结果有100多人被打伤，苏军只有10人受伤。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当天，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正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以来第一次惨重的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中央军委还作了一些克制性的规定：如遭到苏方殴打，我方可以还手，但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方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如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方可以相应地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方两次警告无效，对方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还击。但是，在采取上述自卫措施时，应做到“先礼后兵”，并且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方境内。①
没有飞机坦克，我们照样打胜仗(2)
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反击准备。但苏方因东欧国家局势不稳而收敛了越界行为，直到乌苏里江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
然而，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在边界上未采取射击行动。8月，苏联大规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即，苏联领导人又想在边界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当时，苏联在中苏边界东段的军队有十多个师。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军队大都忙于地方支左和制止武斗，边防线上只有少量守备部队和警戒部队，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另外，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九大。在此情况下，苏联边防军多次挑起了边界冲突。
1968年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用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中方人员用棍棒进行还击。在1969年1月23日的殴打中，中国边防人员有28人负伤，部分武器被抢走。进入2月份后，只要中国边防人员登上珍宝岛，苏军就立即进行干涉，而且苏军出动的人员往往是中方人员的2至3倍。从2月6日至25日，曾发生5起苏军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但中国边防人员保持克制，并未开枪还击。
因苏军在珍宝岛一再挑衅，中方开始考虑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还击。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制定了在珍宝岛进行反对苏军干涉的方案，打算以3个连的兵力参加战斗，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2月19日，总参谋部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
可以肯定地说，中方对苏军的反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作了周密部署，抽调精干小分队，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和挑衅。黑龙江省军区决定，在靠近珍宝岛的边防站成立临时指挥所，沈阳军区还成立了虎（林）饶（河）前线指挥部。中央军委、沈阳军区强调，自卫还击要严格限制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行动要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
3月2日，双方在珍宝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当天，虎饶前线指挥部决定派出部队前往珍宝岛巡逻，并向中国一侧岸上派出2个步兵连、4个侦察排、1个无后座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秘密掩护巡逻分队，遇到情况时即可采取行动。上午8时40分，中国边防部队两个小组共30人前往珍宝岛巡逻。其中，孙玉国带领的第一巡逻小组上岛后，很快就被对面苏军发现。10分钟后，苏军立即从两个边防哨所派出70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卡车、l辆指挥车向珍宝岛驶来，试图堵截中国巡逻队。
此前，苏军上岛阻拦中国边防巡逻队时，通常是手持棍棒，枪背在肩上，也不戴钢盔。但是，这一天，苏军手持冲锋枪，头戴钢盔，随时准备进入战斗状态。原来，苏军远东指挥部已下令，指示驱赶中国“越境”人员，必要时可以开枪。苏军上岛后，立即对中国边防巡逻队形成包围之事，企图迫使中国巡逻队后退。中国巡逻队要求苏军离开珍宝岛，苏军不予理睬，继续向前进逼。此时，未被苏军发现的中国边防第二巡逻小组突然出现在眼前，并从苏军侧翼穿插过来，挡住苏军的一支小分队。苏军发现中国军队早有准备，仓促之中向中国边防巡逻队开枪。中国巡逻队没有来得及展开，当即伤亡6人。中国边防军第二巡逻小组听到枪声后迅速还击，当场打死苏军7人。这时，正在珍宝岛中国一侧岸上隐蔽待命的部队，也奉命投入战斗。①
没有飞机坦克，我们照样打胜仗(3)
战斗进行了30多分钟，于9时50分结束，中国边防军打死打伤苏军60多人。据苏方的统计，苏军被打死31人。另外，中国边防军还击毁苏军装甲车1辆、指挥车1辆和卡车1辆，其余苏军人员退出珍宝岛。中国边防军阵亡17人，负伤35人，失踪1人。
当天，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交了抗议照会，指出：3月2日9时17分，苏联边防当局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四辆装甲车和汽车，“公然侵入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对正在执行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进行猖狂挑衅，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这次严重流血事件，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这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蓄意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中的又一次新的严重罪行。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莫斯科：“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指出：长期以来，珍宝岛地区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我国边防部队人员一直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怎么能够说珍宝岛地区突然跑到‘苏联国境线’那边去了呢？怎么能够说这块中国领土成了苏修边防军‘警卫’的地方呢？明明是苏修军队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向中国边防部队人员猖狂进攻，你们却反诬是中国边防部队人员发动‘挑衅’。”
同一天，哈尔滨市一百万军民冒着严寒，举行示威游行。中苏边境的呼玛、爱珲、萝北、饶河、虎林等地军民在###上用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说明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当地居民反映，他们祖祖辈辈一直在珍宝岛、卡脖子岛、七里沁岛上打鱼谋生，很多人还在珍宝岛上盖了房子。
尽管这次冲突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但中国还是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而且在对外宣传方面也很注意分寸。当时，全国有亿多人参加了游行活动。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严格遵守中央的指示，做到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3月6日，周恩来将宣传部门送审的稿件中有关“苏修”的字眼改为“苏联”。他还多次指示边防部队，要严格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行事。
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苏军在远东地区进入了临战戒备状态。此后，苏军多次派出配备有装甲车的武装部队越过乌苏里江，于3月4日、5日、7日、10日、11日、12日和14日登上珍宝岛。同时，中国边防军继续上岛巡逻，但双方没有发生冲突。
当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回忆说，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他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3月2日战斗结束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汊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30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苏方出动了几十辆车、几十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他们没有再增援部队，也用炮向我们射击，我们也用炮回敬他们”。
没有飞机坦克，我们照样打胜仗(4)
鉴于苏军装甲车辆频繁进入珍宝岛活动，3月14日夜，中国边防军派出1个步兵班进入珍宝岛警戒，掩护工兵在乌苏里江的江汊上埋设反坦克地雷。此时，苏军向边界地区增加了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营和4个大口径火炮营。3月15日凌晨4时，苏军6辆装甲车乘着黑夜掩护30多名步兵登上珍宝岛，潜伏在丛林里，准备偷袭上岛的中国巡逻队。但是，苏军的举动被中国边防部队发觉，双方随即发生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
上午7时40分，中国边防军两支巡逻队登上珍宝岛。8时零2分，中国边防巡逻队与岛上的苏军开始交火。激战一个多小时后，中国边防军击毁苏军两辆装甲车，苏军撤回到苏联一侧，第一次战斗结束。9时46分，苏军出动3架飞机向珍宝岛俯冲过来。接着，苏军在岸上炮火掩护下，出动坦克6辆、装甲车5辆，分两路向珍宝岛上的中国军队展开攻击，同时以4辆坦克向珍宝岛南侧江汊运动，企图从背后攻击中国军队。中国边防部队在岸上火力支援下，顽强抵抗苏军的冲击。这时，中国边防军无后座力炮班登上珍宝岛后，立即架炮向苏军坦克射击。然而，中国边防军使用的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都是四十年代设计的，威力有限，只打掉了苏军两辆装甲车，击毁一辆坦克。苏军坦克遭到打击后队形顿时混乱起来，1辆坦克闯入雷区被炸毁，其余坦克慌忙逃回苏联一侧。
下午1时35分，苏军以大口径火炮、坦克炮向珍宝岛及江岸中国一侧防御阵地、边防站及后方桥梁猛烈轰击，火力正面达10公里，纵深达7公里。在持续2小时的炮击之后，15时13分，苏军又出动10辆坦克、14辆装甲车、100多名步兵向珍宝岛发起第三次攻击。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敢把敌人放近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开火”，用无后座力炮、火箭筒在距苏军几米、十几米的地方开火，多次打退了苏军的冲锋。15时30分，岸上中国炮兵群也加入战斗，以猛烈的火力集中轰击，击毁苏军1辆坦克，4辆装甲车，击伤两辆，还打死了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和一名中校。下午17时后，天色转暗，苏军全部撤出珍宝岛，第三次战斗结束。①
从当天的冲突来看，双方都作了准备。苏军于凌晨4时就在列昂诺夫的率领下悄悄地潜伏到岛上，试图给中国边防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没成想，中国边防军比苏军准备得更充分。于是，列昂诺夫请求增援。等上报到莫斯科时，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还在印度，勃列日涅夫正在去匈牙利的路上，没有人敢下令增援。直到下午，勃列日涅夫才得知消息，同意派兵增援。等援兵出动时，珍宝岛战斗已经结束，列昂诺夫也命归西天。
在3月15日的冲突中，苏军共出动50多辆坦克、装甲车，向中国领土发射了1万多发炮弹，并出动了36架次飞机。中国边防军只有步兵和部分炮兵、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没有出动空军支援，在装备和火力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凭着顽强的战斗精神，打退了苏军三次进攻，击毁2辆坦克、7辆装甲车，打死苏军近60人，打伤80多人。中国边防军只牺牲12人，负伤27人。毛泽东后来评价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当天下午4时，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但遭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拒绝。几个小时后，苏联政府匆匆忙忙地发表了一个所谓的“抗议声明”，一方面说“正采取一切措施以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又说珍宝岛“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此，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照会，指出：3月15日凌晨，苏联政府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又一次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和该岛西侧的中国河道，首先向岛上的中国边防巡逻人员开枪射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苏联方面不断增加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并向中国境内纵深开炮，事态正在扩大中。苏联政府在挑起了3月2日的严重流血事件之后，“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不断派兵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现在又一手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苏联政府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苏联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中国政府保留进一步提出要求的权利。”
没有飞机坦克，我们照样打胜仗(5)
3月17日，苏联边防军再次出动5辆坦克、70多名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登上珍宝岛，在岛上埋设了大量的防步兵地雷，并想拖走被地雷炸毁的T—62型坦克。中国炮兵群猛烈开火，苏军急忙从岛上撤走。随后，苏军将这辆坦克沉入江底。不久，中国海军在民兵的配合下将这辆坦克捞起，送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
经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的战斗，中国边防部队共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17辆。据苏方统计，苏军在冲突中死58人，伤94人。苏军进攻被打退后，加之岛上又布置了大量地雷，也就没再登上珍宝岛。中国边防军在岛上只留了少量部队。
毛泽东说：现在总感到要打仗(1)
3. 毛泽东说：现在总感到要打仗，这不仅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不断增加，冲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珍宝岛冲突，更是一次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此后，苏联还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中国领导人感觉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珍宝岛冲突发生后，中国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强调要准备打仗。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指出：中国的安全面临着威胁，苏联“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苏联企图把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套做法搬到亚洲来，“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领土”。社论表示：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如果苏联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苏联来多少人，我们都要把他们“坚决、彻底、干净地全部消灭”。3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对付苏联可能发动战争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总感到要打仗，要打大仗，要打仗不仅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敌我都在准备动员。毛泽东甚至认为，苏联想卷土重来，占领旅顺大连。他们的胃口特别大，目的不是珍宝岛，而是中国。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他们有2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嫌少，他们还要控制东欧，变为他们的殖民地、附属国。各国反动派都想打我们，但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联。中苏有2000公里的国境线，他们随时都可能挑起战争，比如东北和新疆，都是和我们连接着的。要准备打仗。按世界战争规律说来，已经差不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到2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24年了，我们从精神上、物质上都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地球还是照样转，无非是中国人死一半，但中国是消灭不了的。他还指出，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都要为着打仗，都要从应付战争来考虑，要准备把他们所有的原子弹、氢弹都引到我们中国的国土上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马上进行动员，要宣传，提高全国人民的战斗意志，敌人来了，给他一点便宜、甜头，这样就造成了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他要求全国各个县都要组织武装部队，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①
中共九大强调：“我们绝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绝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②如果苏联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此时，莫斯科希望能同中国进行协商对话。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中国提出，希望能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的备忘录中表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声称，中国侵犯了苏联的“达曼斯基岛”，并且已被“击退”，一方面又说这种冲突“同苏中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表示要同中国恢复“协商”。4月11日，苏联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双方于4月15日在莫斯科进行协商。未等中国政府答复，苏联于第二天连忙就这个问题发布了一项照会。
毛泽东说：现在总感到要打仗(2)
对此，5月29日，中国政府明确指出：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方面蓄意挑起的。近年来，苏联军队一再出动直升飞机、装甲车、汽车，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挑衅，仅在1969年一、二两个月内，就达八次之多。他们绑架中国居民，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抢劫枪支弹药。对于苏联方面的挑衅，中国方面一直采取极大的克制态度，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要求苏联方面停止入侵挑衅。但是，苏联方面却认为中国软弱可欺，越来越肆无忌惮。苏联军队侵入中国领土，杀人放火，打死、轧死手无寸铁的中国渔民、农民，甚至活活把他们扔到江里。“苏联政府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上对中国老百姓的暴行，同当年列宁所痛斥的沙俄政府的暴行有什么两样？”但是，中国政府在声明中也表示，“应当通过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另订平等的新约，代替不平等的旧约；而不是就‘核定苏中两国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进行‘协商’。”同时，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6月13日，莫斯科建议“两三个月之后”，也就是不迟于9月中旬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莫斯科又提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解决边界争端。但是，勃列日涅夫这批新的苏共领导人不了解毛泽东根本就不怕原子弹恐吓，因而错误地认为，只有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中国领导人才会答应谈判。
珍宝岛冲突在莫斯科引起了很大震动。苏共中央政治局里，特别是军队委员们，情绪亢奋。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宣扬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甚至主张对中国核基地进行打击。莫斯科还设想过联合美国，共同对中国的核实施发动攻击，破坏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罗布泊、兰州等地的设施。苏联军方主办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炫耀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毁灭性打击。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透露，莫斯科曾向东欧共产党国家通报了苏联可能对中国核实施进行打击的设想。不久，美国情报部门又透露，苏联远东空军进入为期一个月的一级战备状态。种种迹象表明，莫斯科正在考虑准备对中国发动一场核战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最终没有撕下核封条？根本原因是中国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中国政府声明，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胆敢袭击中国的战略要点”，那就意味着战争，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将奋起抗击，将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而且，中国也拥有原子弹，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反击力量。9月23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29日，又在西部地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轰炸机“轰—6”是一种亚音速轰炸机，可以装载一枚百万吨级的核弹，这对苏联远东地区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另外，随着苏联在中苏边界增派兵力，中国也在东北、西北增加了中程导弹的数量。
另一个原因是来自美国的警告，美国领导人不会容忍莫斯科在核战争上冒险。1969年，中美关系出现转机。所以，美国意识到，如果莫斯科不惜代价发动核战争，那将危害美国的利益。尼克松明确表示，要让莫斯科知道，美国“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副国务卿理查森也说，如果中苏冲突演变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破坏”，美国将不会视而不见。美国不但拒绝同苏联一道打击中国核实施，而且通过波兰大使馆将苏联准备攻击中国核实施的消息告诉了中国驻波兰大使。
在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同时，苏联又在中国西北边界挑起事端。1969年6、7月间，苏联制造的边界挑衅事件就达400多起。苏军还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构筑工事，修建望台，架设军用天线。7月31日，苏军出动直升飞机，军用车辆和近百名士兵侵入新疆拖里禾角克地区。8月8日，苏军再次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由于中方的克制，才没有发生流血事件。经过一连串的试探性挑衅之后，8月13日，苏军300多人在两架直升飞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越过边界线包围了正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进行正常巡逻的38名中国边防军人。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中国巡逻队员全部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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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现在总感到要打仗(3)
当天，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苏军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两公里，无端地向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中国边防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目前，苏联方面正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和坦克，企图挑起更大的武装冲突，事态正在发展中。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蓄意侵犯中国领土、挑起新的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苏联政府立即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全部入侵的军队，立即停止射击，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苏军挑起这次严重的边境流血事件是蓄谋已久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是“他们联美反华的又一新罪行”。
苏联的上述行动，引起了中国的不安。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得越来越严重了，并且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全国防空领导小组。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领导小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令，说苏美正在加紧勾结，企图侵犯中国，要坚决响应毛泽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准备打仗”的号召，要求“时刻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特别是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当天，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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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核战疏散领导人(1)
4. 考虑到可能发生核大战，中国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
就在中国大张旗鼓地为战争作准备的时候，从越南河内传来消息：赴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求在回国途中与周恩来会晤。
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病逝。9月9日，越南为胡志明举行葬礼。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赶往河内，中国也派出以李先念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去参加葬礼。在河内期间，苏联代表团通过越南外交部转告李先念，柯西金希望在回国途中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虽然同意了，但表示会晤地点只能在机场。
9月11日，周恩来同柯西金在机场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晤。周恩来指出，中苏两党之间的争论不应该影响到国家关系，不应该妨碍两国之间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在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做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论的地区双方武装脱离接触。周恩来还对柯西金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战争，我们的核武器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要先发制人地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此外，双方还谈了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柯西金保证，苏联没有对中国发起核袭击的打算，对两国有争议的地方，双方都没有必要为边界问题打仗。
但是，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反应不一。林彪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对苏联的意图也将信将疑。9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结果，认为苏联故意施放烟幕弹的看法占了多数。于是，毛泽东在9月17日公布的庆祝国庆20周年的口号中，增加上了一条“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的口号。
9月18日、22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少领导人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苏联大举侵略施放烟幕的，因为柯西金的缓和承诺并不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而且，苏联外交部的人仍在宣称苏中冲突无法避免。有关迹象显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做好了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于是，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战备措施。在22日召开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现在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①
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部长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落实加强东北、华北、西北的战备问题。会议一直开到27日。林彪在会议结束时强调：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西郊机场，发现地面飞机摆放过密，担心遭到敌人打击，又正赶上国庆节临近，为预防苏军乘国庆节发动突然袭击，就于当晚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开会，当即宣布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军飞机降落，留在机场值班的人要配发武器。他甚至考虑到，要不要放掉密云水库里的水，以免苏军轰炸大坝，水淹北京。
根据9月11日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达成的协议，从10月20日起，两国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考虑到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及有关苏联大军进驻外蒙古的情报，中国领导人仍在担忧苏联很可能会把谈判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国庆节刚过，林彪就带着黄永胜、吴法宪等前往山西、河北等地察看地形。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要求总参谋部收集整理德国闪击波兰和苏联以及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资料，并分发给外交部等部门负责人参考。
警惕核战疏散领导人(2)
接着，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对中国的突然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的指示。会后，毛泽东明确要求，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在中苏谈判开始前应紧急疏散。①
结果，在北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20日之前已全部疏散完毕。10月14日，毛泽东去了武汉。16日，林彪去了苏州。同时，周恩来率领留守北京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转移到北京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
10月17日，刚疏散到苏州的林彪打电话给黄永胜，作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下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18日，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命令称：林副主席指示，近两天来，美苏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联谈判代表团预定明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联搞欺骗，尤其在19日、20日要特别注意。为此，应立即疏散重武器，精干指挥班子也应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同时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于是，全军紧急疏散。同时，许多大中城市也举行了防空演习和紧急疏散行动。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都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全军共疏散94万余人，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
然而，中国领导人担心的战争并没有爆发。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边界紧张局势开始得到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