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精选) 作者：何明 罗锋
毛泽东曾经不满斯大林(1)
1. 毛泽东不满斯大林紧要关头“不让我们革命”
斯大林一共给毛泽东发过多少封电报，恐怕没有人统计过。在这些电报中，有两封电报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以致十多年后，毛泽东还经常提起，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的错事。他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其中一次就是“不许革命”。所以，研究中苏关系，不能不提到这两封电报。
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驻延安情报组给毛泽东转来一封密电，落款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当年给毛泽东当翻译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叙述的：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
不管电报全文是怎么说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斯大林反对中国进行内战，要求毛泽东同蒋介石谋求妥协。而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让他不革命。所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斯大林“不许革命”。
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将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全体代表留下来又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披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肃反”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3月中旬至下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的，要中国共产党执行，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在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不过，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路线，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可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但是，我们没有听他的。第四次，是1949年阻止解放军过长江。毛泽东表示，“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①
一个月之后，即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了一些错事”。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那封电报。他相当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在这一点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一样”。毛泽东还说，在中苏两党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有几件事与斯大林有关。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令毛泽东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灭亡”。②
这封电报确实成了毛泽东对斯大林抱怨最多的一件事，也是最能体现他愤懑情绪的一件事。以至于他在同尤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说：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据师哲回忆，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泽东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接到这封电报后，毛泽东把自己关在窑洞里生了一阵子闷气，连门都不愿出。当事人回忆说，毛泽东的极大不快就是“大发雷霆”。
毛泽东不满斯大林的电报是有道理的。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就希望苏联对中国革命提供援助。1944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同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谈话时说过，美国人连中国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解决远东的复杂问题了。“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没有莫斯科的参加。”毛泽东打算通过苏联的介入，以及苏联东部边境问题的解决，从而解决“中国的棘手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曾经帮助过莫斯科。当日本人威胁苏联远东地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向中蒙边境派出两个团的兵力。将来中国共产党还会这样做，而且规模要大得多。
毛泽东曾经不满斯大林(2)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中国革命胜利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90多万军队，120多万党员，解放区人口达1亿多。这时候的共产党，和以前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超过共产党，但远不如共产党军队英勇善战，所以在质量上要大打折扣。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上的一败涂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不仅毛泽东，就连一些美国人也看出国民党没有指望了。况且，美军观察组又进驻延安，此事被毛泽东看作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崭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令美国人都刮目相看了。当时，无论中国，还是国际社会，都不约而同地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战后的中国究竟鹿死谁手？
此前，194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次抗战以后，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①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前六次代表大会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等大城市召开，而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举行的。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中共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山沟里转悠了十多年。中共七大召开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夜，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所以，毛泽东把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的目光投向大城市。4月24日，他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去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我们一旦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的八路军就要开到那里去。“我们一定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①
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第一次给毛泽东提供了这样的机遇。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联一百多万军队从中苏、中蒙边境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突然袭击。为此，毛泽东、朱德还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电报说：“斯大林大元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就在苏联出兵的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来，苏联出兵东北，无疑是一个“伟大历史突变”。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所属部队，要敢于迅速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有三道命令是配合苏军作战。
8月12日，蒋介石发出要八路军停止前进，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说：“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说到这里，台下一阵大笑。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对蒋介石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是我们。”
8月20日，根据苏军在东北的作战情况，毛泽东决定派9个团“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当天，毛泽东又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同一天，毛泽东还多次电告中共华中局，要他们坚决执行起义计划，除发动上海、南京、杭州地区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外，还应迅速调派新四军进城援助。此外，毛泽东又电告华北各局，指示他们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内迅速组织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尤其是平津。毫无疑问，如果这些起义计划能够付诸实施，那么大半个中国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眼看“把中国拿下来”的目标即将实现，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发来了那封电报。这能不让毛泽东生气吗？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只好改变原定的战略部署。21日，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取消上海的起义计划。
毛泽东曾经不满斯大林(3)
8月22日，斯大林又发来电报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但是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就无法理解，如果打起内战，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表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安全问题不用担心，将由美、苏两国负责。
斯大林连续向延安发来两封内容相同的电报，原因何在？1945年8月14日，莫斯科与重庆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会谈期间，宋子文曾向斯大林提起，国民党中央政府想把军队合并起来，建立全国的统一政权。斯大林表示赞同，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军队和一个政府。
就在莫斯科同重庆签订条约的当天，惯于玩弄外交手段的美国人提醒他的盟友蒋介石，应该不失时机地向延安摇动橄榄枝。
美国人的用意很明确，一旦延安拒绝和谈，就意味着要承担内战的责任。于是，重庆的第一封电报在当天就发到了延安，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共商国事。
此时，斯大林正准备参照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即以中共加入国民政府的方式帮助蒋介石实现中国的统一，达到他斯大林说的中国只能有一个军队和一个政府的目的。
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表示苏联已与美国取得谅解。在莫斯科的压力下，华盛顿将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并且支持国民党同共产党在重庆举行谈判。作为对美国这一承诺的回应，苏联不得不保证，它将把苏军占领的地区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中共七大期间，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毛泽东认为苏联一定会援助中国共产党。而且，他还努力地使全党都相信这一点。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既然肯帮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夺取胜利，就不会置中国共产党于不顾。当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之时，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电贺苏军的胜利。在七大前夕，毛泽东又收到斯大林的回电。这就使他更加相信，斯大林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了。所以，毛泽东在七大主席团会议上说，我们需要苏联，苏联也需要我们。在七大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又说，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他还对数百名代表说：“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到来，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①
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曾这样叙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中共中央主席近年来已经作出了抉择。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美国会全力支持蒋介石。这就表明只得指望苏联。共产党正按此对整个工作重新加以部署……毛把宝押在联共（布）的国际主义原则上。他这样做是经过冷静的深思熟虑……党员们对这一切信以为真。他们为苏联的胜利而高兴。报纸、广播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演讲，造成了一种言过其实的对苏联友好的气氛。在延安，从普通党员到党的高级工作人员都认为，苏联武装力量理所当然地会解决延安到目前为止所有无力解决的问题。他们将为中共解决内蒙古，打垮满洲的关东军，而苏联武装的胜利桂冠将属于延安。
可是，正当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肯定苏联一定会援助中国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得到的却几乎是让共产党向国民党缴枪的电报。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一向是很灵的，这一回怎么就不灵了呢？可想而知，当毛泽东拿到这份电报时是何种心情。
接到莫斯科的电报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苏联不可能援助我们，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外，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明了苏联不允许共产党同国民党发生冲突的原因：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并受到苏中条约的限制，不适合帮助我们；二是苏联如果援助我们，美国就肯定支持蒋介石，这将损害国际和平，并可能引起世界大战。他举例说，这就像在欧洲，苏联只能帮助保加利亚，却不能插手希腊，因为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因为美国的势力太大，国民党与共产党，如同希腊流亡政府与抵抗组织，前者有权，后者无权。所以，我们要准备走法国式的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但是，毛泽东告诉大家，苏联还是真心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要看问题的实质，不能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毛泽东相信，外交归外交，党的关系归党的关系，这是两码事。只要不使苏联在外交上感到为难，斯大林一定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毛泽东的估计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估计，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有机会去东北工作。“如何工作？派干部去是确定的”，不过，“派军队去不能定，要看”。
难道斯大林想劝阻解放军过江(1)
2. 斯大林再次建议国共和谈，难道他真想劝阻解放军过江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唯莫斯科的命令是从。对于斯大林的“不许革命”，毛泽东当然“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多的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
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在1948年7月至12月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但是，毛泽东也料到，国民党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
所以，毛泽东提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毛泽东还提醒说，现在中国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这就是国民党内部有人开始大谈“光荣的和平”，而且美国官方人士也在热心于中国的“和平”。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他宣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他在评论中说，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可是，毛泽东没有料到，正当他全力以赴地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前进之际，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给他发来一封电报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等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我们打算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是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和实现和平的。但是在同意进行调停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一方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政府想使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一方也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举措，并征得另一方对苏联进行调停的同意。”斯大林在电报中让毛泽东大体这样答复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一向赞成中国和平，但是，由于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因此南京政府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不能让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赞成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
难道斯大林想劝阻解放军过江(2)
斯大林这封电报又使毛泽东感到不悦。此时，不只是东北，就连华北乃至整个黄河流域都将落入共产党的手中，眼看蒋介石就要兵败大陆。可是，四年前的一幕又重演了，斯大林的电报无疑再度勾起了毛泽东的往事。毛泽东由此怀疑，斯大林是否有意在中国搞“南北朝”，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如同前一封电报一样，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的胜利半信半疑。他们试图说服我们，停止在这里，把长江作为与蒋的分界线，建立‘南北朝’。”甚至到了1957年，毛泽东对此事仍刻骨铭心。他说：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他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另外，周恩来也说起过“南北朝”的事情。1955年1月，周恩来对即将赴莫斯科任驻苏大使的刘晓说，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
斯大林到底有没有在中国搞“南北朝”的想法？师哲回忆说，“南北朝”的提出是在1949年4月间，我们已进入北京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谈判时，才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有几个人懂得‘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词都不懂，怎么会提出搞‘南北朝’呢？”①看来，师哲明确否认了斯大林有搞“南北朝”的想法。
从20多天后米高扬同毛泽东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并没有劝阻解放军过江。米高扬问毛泽东，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夺取南京、上海？毛泽东回答说，现在不忙于这个。他还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占领中国。毛泽东甚至避免夺取大城市，而是极力占领农村地区。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干部。在干部培养出来时，我们就要占领南京和上海。
米高扬显然不赞成毛泽东的想法。因为苏共中央和莫斯科的看法是，中国共产党占领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米高扬劝说毛泽东，不要拖延建立革命政府一事，应该在占领南京、上海之后立即宣布建立新的革命政府。
如果国民党拒绝和谈(1)
3. 斯大林说，如果国民党拒绝和谈，共产党将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从斯大林同毛泽东来往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并没有提出搞“南北朝”的建议。在1月10日的电报发出之后的第二天，斯大林又发了一封补充电报解释说：在前一封电报里，“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草案，旨在破坏和平谈判。很清楚，国民党在没有外国、特别是没有美国进行调停的情况下，是决不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样清楚的是，国民党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犯参加的情况下，也是绝不愿意进行谈判的”。因此，斯大林估计，国民党将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和谈。其结果将是，中国共产党是同意和谈的，因此“就不能够指责它愿意把内战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就将成为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所玩弄的和平花招就将被戳穿，而你们就可以把必将获得胜利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①
1月1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他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尤其是美国，虽然极其希望参加中国停战的调停工作，从而达到保存国民党政权的目的。但是，这三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中国人民中已经丧失了威信。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已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了。在此情况下，这三个国家是否还愿意继续站在帮助南京政府一边从而继续得罪人民解放军，“这似乎也成为问题了”。所以，毛泽东不同意莫斯科的建议。他告诉斯大林，如果苏联在对南京政府的复照中“采取您在1月10日来电中所表述的立场”，那么，这必将使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应该的，这就势必“使国民党获得诬蔑我们为好战分子的口实。而对国民党不满、希望人民解放军很快获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则将感到大失所望”。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苏联能够从国际关系利益出发，在复照中采取中共中央提出的立场并能采纳中共的建议，“那是会非常符合我们的愿望的”。如果斯大林这样做的话，那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帮助。毛泽东表示，对于能否允许南京政府人士，包括战犯在内，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问题，“还需再加考虑”。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告诉莫斯科：中共中央倾向于采取这样一种立场：为了使中国人民更快地获得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场战争是南京政府发动的，它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它已失去了全国人民的信任。所以，为了最快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南京政府应当把政权交给人民，“它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存在下去”。毛泽东向莫斯科表明：如果现在就同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进行和平谈判，并以这些人的名义同共产党一道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那么，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正是投其所好。而这样做，“必将给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乃至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很大的混乱，必将给我们现在所坚持的完全正义的立场造成巨大的损害”。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从1947年7月起，中国共产党就谨慎地和长期地注视着“谈判的欺骗性”。只要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失败，“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就必然要诉诸谈判”，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这种骗局对中国人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鉴于这种骗局“将给人民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只得在政治上再次采取一种迂回手段，即“不得不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称，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留了很多的回旋余地，“以便看一看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对国民党的和谈骗局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但是，毛泽东认为，现在“应当理直气壮地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现在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季就能够渡过长江，进攻南京”。①
如果国民党拒绝和谈(2)
1月14日，斯大林回电毛泽东。他承认，南京政府和美国的和谈建议“无疑是其玩弄欺骗政策的一种表现”。斯大林在电报中提出：一方面，南京政府事实上并不想同共产党言和，因为“同共产党言和就意味着国民党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而这种放弃将会导致国民党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死亡和国民党军队的彻底瓦解。另一方面，国民党也清楚，共产党是绝不会同国民党言和的，因为“共产党也不可能放弃其消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那么，南京政府到底想要什么呢？据斯大林判断，国民党想要的并不是同共产党谋和，而是“同共产党休战即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利用休战作为喘息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加以整顿，加固长江南岸的防线，从美国运来武器装备，积蓄力量，然后就撕毁停战协议，向人民解放军发起进攻，并把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斯大林认为，这就是南京政府和美国目前所推行的欺骗政策的基本内容。
那么，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和美国玩弄的这种花招？斯大林提出两种办法。一种是公开地、毫不掩地拒绝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从而宣布必须把国内战争进行下去。但是，这意味着“把和平旗帜这一如此重要的武器交到了国民党人手中”。而另一种答复是：（1）承认实现中国和平是合乎愿望的；（2）双方应在没有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为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3）谈判是在共产党同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因为南京政府是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因此它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4）一旦双方就中国的和平问题和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军事行动就应立即停止。斯大林之所以提出这些条件，因为在他看来，国民党是不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国民党不接受这些条件，人民就会明白，“主张把内战继续打下去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这面旗帜就落在了共产党的手里”。斯大林强调，这一局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对内战感到厌倦，他们愿意支持那些主张实现和平的人。①
最终，毛泽东还是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在接到斯大林来电的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表示：人民渴望和平，但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是针对蒋介石在1月1日和谈建议中所提的五项条件而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份《声明》基本上体现了莫斯科的精神。当天，毛泽东电告斯大林，在基本精神上，“我们同你们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公布的八项条件，表明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月15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之间在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建议问题上观点已趋于一致，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发动了‘和平’运动。”
如果国民党拒绝和谈(3)
在此情况下，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会见了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向他转交了苏联政府的复函。在复函中，莫斯科表示，苏联政府一贯遵守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因此，苏联充当调停工作是不合适的。莫斯科的复函还说，恢复中国作为一个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这种统一只能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即通过有关双方的直接谈判来达到。
4月1日，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表示，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过江，“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但是，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南京解放。
为中国提供3亿美元(1)
1. 斯大林同意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向中国派遣专家
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之后，中国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准备。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被推翻，新中国的成立被提上议事日程。米高扬曾在西柏坡表示，很多问题要由莫斯科来确定，这其中包括对新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问题。另外，新中国成立的大政方针也需要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商量，以便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方面工作的了解与支持。
5月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派遣苏联专家。毛泽东表示，至于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中国共产党单独就可以完成。但是，经济建设任务“需要你们的帮助”。而这个问题又需要双方高层面对面地会谈，在毛泽东不能前往莫斯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副主席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
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原定于6月20日启程，因科瓦廖夫的“汽车连出事故，致迟开三小时”，结果推迟到6月21日。陪同刘少奇访问的主要人员有苏联专家总顾问科瓦廖夫，以及中方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翻译师哲。
据师哲回忆，访苏期间，斯大林同刘少奇共举行了六次会谈，但他只记得两次会谈的确切日期，其他几次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
6月27日，代表团被安排到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孔策沃别墅。当天，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斯大林，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米高扬及科瓦廖夫。中方参加人员除刘少奇外，还有高岗、王稼祥以及翻译师哲。
在一阵寒暄之后，斯大林请中共代表团转达他对毛泽东的问候。刘少奇对斯大林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随即，双方开始讨论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根据科瓦廖夫当时的纪录，双方就以下问题进行了会谈：（1）苏联向中国贷款数额及贷款利息；（2）向中国派遣各方面（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专家；（3）向上海派遣专家及大城市的管理问题；（4）清除上海等港口水雷，恢复港口航行的措施；（5）解放新疆的策略及将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6）中国海军舰队的组建及军港的保卫；（7）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航线，在中国建设飞机装配修理厂；（8）决定在三四天以后召开苏共主席团会议，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及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9）国家机构设置、工商企业管理等。
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决定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以机器设备、各种原料和其他商品形式提供，每年平均6000万美元，分5年贷完。斯大林声明，中苏两党签订这样的协议尚属第一次。关于这笔贷款的利息，斯大林觉得百分之一的年利息似乎低了点。因为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息为两厘，但考虑到中国还在打仗，所以莫斯科同意按年息一厘向中国提供贷款。考虑到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建立，刘少奇又是秘密访问莫斯科，所以，斯大林建议，贷款协定只能以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同苏联签订。
关于贷款问题，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向中国派遣专家，这是中共领导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会谈中，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专家，共15人，他们将根据中国的要求随时出发。但后来实际人数大大突破了这个界线。至于专家的待遇，斯大林坚持要按中国最优秀专家的最高标准向苏联专家提供报酬。“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专家享有较高的工资，斯大林提出，“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①
为中国提供3亿美元(2)
根据上述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定最高标准为二千五百斤小米”，另外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食堂，对苏联专家给予照顾。但是，到1950年初，尤其是中方提出要签订中长铁路协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方还应支付一笔费用，作为对苏联专家以前工作单位的补偿。这样，中国政府需要按每人每月2000到4000卢布交给苏联政府，相当于每月10000到18000斤小米，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只有2800斤小米。
在专家问题谈完之后，斯大林又把话题转到新疆问题上。他建议，应尽早占领新疆，那里拥有丰富的石油。但是，占领新疆必须经过甘肃，而马步芳的骑兵就盘踞在这一带。14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同马步芳的较量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斯大林认为，中共过去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在他看来，马步芳的骑兵是很容易被打垮的。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40架飞机，帮助解放军消灭这股骑兵。
应中方的请求，斯大林同意帮助在上海水域排雷，但要通过中国东北方面来实施，苏联可以卖给东北人民政府几艘扫雷艇，在大连、旅顺培训中国海员学习排雷技术。
当天，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会谈情况，并就贷款方式、向中国派遣专家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请示。
刘少奇表示中共需要联共帮助(1)
2. 刘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联共（布）的指示和帮助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明确宣布：集中国革命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也是没有的。毛泽东批评说，“没有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是幼稚的想法。他表示，中国在国际上只能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的文章对刘少奇的访苏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7月2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内容，国内外的出版物都没有详细记载。会谈的当天，刘少奇曾给毛泽东发过两次电报。7月3日、4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中苏双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把借款和定货问题具体化。鉴于国内经济机关开始成立，解放区不断扩大，既缺乏专家，又缺乏材料，“故目前还无法提出全部清单”，毛泽东同意代表团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苏方通报情况，并提出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7月4日，中共代表团以刘少奇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长达一万余字的书面报告，向斯大林全面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同时向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征求意见。
此外，刘少奇还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了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他特意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中共应当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之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刘少奇还提出，应尽可能地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互派代表，以便处理两党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两党间的理解。他还强调，在外交上，中共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已经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道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刘少奇在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颇为敏感的问题，如旅顺、蒙古问题。苏联红军从中国东北撤军时，搬走了很多机器设备。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在旅顺驻军，这引起了中国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的不满。中国共产党曾解释说，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并用它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蒙古问题，代表团表示，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
另外，刘少奇在报告中同意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就是四个中苏合营公司的由来。毛泽东后来多次对这件事表示了不满，动辄就提“合营公司”的事情，认为这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起来的，他想控制中国。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界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即将管理这么大的国家，领导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刘少奇表示，“在这方面，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共产党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①
刘少奇表示中共需要联共帮助(2)
斯大林用了几天时间阅读了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所写的批语表明，他对代表团的报告还是相当满意的。
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1)
3. 斯大林声称：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
在6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曾表示，联共（布）中央准备于“三四天后”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报告。于是，7月11日晚，中共代表团与联共（布）中央举行第三次会谈，地点在克里姆林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的有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苏方参加会谈的主要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政治局候补委员什维尔尼克以及军队领导人和科瓦廖夫。
斯大林首先说明，这次会谈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他称赞刘少奇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①在询问一些具体问题之后，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整个会谈，苏方差不多是斯大林一个人在说，“其他同志发言甚少，会议十分严肃。”②斯大林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斯大林对代表团说，你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还作了解释，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东欧各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在战争中同希特勒合作，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所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却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投降日本，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然企图同美国建立关系，取得美国的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是极不利的，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
其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你们引述我在1926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他建议，中共应该制定现阶段的宪法，通过选举产生政府。他说，中国现在是联合政府，就不能只向一党负责，应该向各党负责。在斯大林看来，如果###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赢得多数，就可以组织一党政府。
再次，关于外交问题。斯大林表示赞成中共代表团在报告中提出的外交原则。他说，应该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通商贸易。你们不应急于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承认，还要观察一下，看他们如何表现。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想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承认你们，你们可以先同他们做买卖，然后再谈承认问题。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刻承认你们。他说，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不仅保护了苏联，同时也保护了中国革命的利益。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立刻从旅顺撤兵。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还邀请所有与会人员同中共代表团一起观看电影。他选择了四部影片，并在放映时亲自向中共代表团进行解释。
在随后的十几天内，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参观了苏联的工厂、集体农庄，访问了全苏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财政部、国家银行，了解了计划经济工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7月23日，双方就苏联就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达成初步协议。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到，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必须占领台湾，这需要空军。毛泽东希望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同斯大林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此方面提供帮助，在6个月至1年的时间内，为我们培训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人员。另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至200架歼击机、40至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
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2)
但是，斯大林拒绝在台湾问题上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他解释说，用苏联军队支持进攻台湾，就意味着苏联同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如果苏联领导人这样做，俄国人民将不会理解，他们将会把我们轰下台。
不过，在新疆问题上，斯大林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后来，解放军向新疆进军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的计划进行的。在斯大林的建议下，中共改变了1950年占领新疆的计划。8月14日，邓力群奉命飞抵伊宁，在苏联总领事馆的协助下开展工作。为加速向新疆进军，苏联派出40架飞机帮助运送解放军。1949年年底，新疆和平解放。
7月27日，斯大林邀请中共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赴宴，双方继续举行会谈。重点集中在两党两国关系上。斯大林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①
鉴于过去他对中国革命所做的一些事情，斯大林怀有歉意地问中共代表团：“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回答说：“没有。”斯大林提到了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他承认，毛泽东当时去重庆是有危险的，CC系的特务有害毛泽东同志的可能。他对自己当初的举动解释说，美国人曾经问过我们：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他问道：“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妨害了你们？”刘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斯大林极为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②
7月30日，刘少奇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贷款协定。当天，高岗回国。由于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是秘密进行的，对外界声称是东北人民政府代表团。所以，7月31日，《真理报》在高岗走后发表一则消息称：不久前，高岗先生率领东北民主政府代表团从东北来到莫斯科，商谈商务问题。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达成了东北与苏联换货协定，为期一年。东北将向苏联提供大豆、植物油、玉米、大米等。苏联方面将向东北提供工业设备、汽车、石油产品、纺织品、药品等。
8月14日，刘少奇圆满地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踏上归国旅程，于25日到达沈阳。
对于这次访问，师哲作了如下描述：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他从来不主动提出讨论和解决哪些问题，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的每句话，体会少奇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斯大林根据中方的要求或愿望进行商谈，提出意见、建议或指出解决的办法。并且他不准别人插手，以免横出枝节。因而在会谈中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①
毛泽东艰难的莫斯科之行(1)
1. 在遭到斯大林的多次谢绝后，毛泽东终于开始了莫斯科之行
毛泽东访苏的想法，最早萌发于1947年，但每次提出来后，都被斯大林谢绝了。尽管斯大林有多种理由，但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令他最为担忧。因为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出访苏联，斯大林不能不有所顾及。直到1949年年初，斯大林还在考虑毛泽东以当时的身份出访莫斯科是否适合。1月14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毛泽东现时到莫斯科来未必是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是游击队的领导人，尽管他打算化名到莫斯科来，但要隐瞒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必定会透露出去。斯大林担心，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会被西方舆论利用，说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想从莫斯科得到什么指示。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于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暂时推迟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而代之以米高扬去西柏坡。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去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
对毛泽东来说，访问莫斯科无疑是他的一个夙愿。从1949年1月起，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谈话时多次提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中，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的只有他毛泽东了。有鉴于此，科瓦廖夫多次建议，毛泽东应当亲自同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建立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了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照会之后，激动得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斯大林担心的毛泽东的身份问题已不复存在。11月5日，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愿意在任何时候欢迎毛泽东去莫斯科。毛泽东表示，他渴望能在12月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①
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于11月10日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
11月12日，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②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
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①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日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
12月6日，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推迟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日，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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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艰难的莫斯科之行(2)
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三种解决方式：1. 不加任何修改；2. 签订新条约；3. 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当然想签订新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
毛泽东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他第一次访苏的感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或许是中共同南共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毛泽东说起话来也就毫无保留了。他告诉南共代表团，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所以，“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①
其实，在动身之前，毛泽东还很高兴，对这次访问充满着信心。在他看来，签订一项新条约将不会有问题。因为无论是米高扬还是斯大林都承认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况且斯大林已经答应，等他去莫斯科讨论条约问题。科瓦廖夫回忆说，出访之前许多问题都已磋商好后，毛很激动。尤其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将解决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不带陪同人员，不带中央委员和政府领导干部，甚至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需绕行一趟，也无需答礼。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①
毛泽东在车站作了一个简要的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
斯大林出尔反尔(1)
2. 斯大林出尔反尔，毛泽东颇多怨言
12月16日下午6时，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除毛泽东和斯大林外，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翻译师哲，苏方翻译费德林。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并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文件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提祝寿的问题，实际上会谈是从有关战争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①随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声称，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将话题转到中苏条约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但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对修改中苏条约产生了顾虑。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该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
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方面的利益当赌注。斯大林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的有关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想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单靠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中长铁路也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强调，作为共产党人，不便在别国领土上，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说：既然苏军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么为什么，比如英国人不能在香港，而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斯大林出尔反尔(2)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反驳斯大林。他甚至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所以，他强调说：“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已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①
毛泽东已经表示过，签订新条约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被迫承认“不要急于修改条约”，这令他多么扫兴！难怪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毛泽东由此想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是“半个铁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件事。此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1956年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②
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新中国刚刚建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科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如何困难。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时曾表示，得到3亿美元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但不知道莫斯科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毛泽东还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共将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布）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布）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爽快地答应：“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这可能在中国引起良好的反响。”
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斯大林表示，在这方面苏联愿意给予帮助。“空中航线可途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帮助有保障。”①
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够提供军事援助。早在7月25日，毛泽东就此事曾电告过刘少奇。斯大林虽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考虑到台湾问题涉及美国利益，苏联提供援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所以，他表示苏联只能提供参谋人员和教练员，其他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中挑选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的答复不满意，就连斯大林也未必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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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出尔反尔(3)
会谈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尔·尤金派给了毛泽东。
几年之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流露了他的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何要说这番话？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过，毛泽东对尤金却颇有好感。因为尤金在斯大林面前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好话，他曾告诉斯大林：“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斯大林还是怀疑”。①
尽管第一次会谈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快，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对于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表示极大的欢欣和兴奋，因为这是中苏友谊伟大前途的象征，这是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
去莫斯科祝寿难道“还能骂他”(1)
3. 毛泽东说，去莫斯科祝寿，不歌颂斯大林，难道“还能骂他”
自12月16日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日与斯大林会谈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在此期间，科瓦廖夫经常去看望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但是，毛泽东在18日的电报中说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情意恳切”，看不出“情绪很不好”。而且19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还声称“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18日电的回答”。①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于20日还同毛泽东商谈过斯大林寿辰的安排问题。
这几天，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内外对他访苏的反映，为此他特意指示胡乔木帮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毛泽东：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事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②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毛泽东声称，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毛泽东洋溢热情的祝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后，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成见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过：“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纪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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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莫斯科祝寿难道“还能骂他”(2)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提条约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指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
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日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
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作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
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签订新条约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作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
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一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
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1月1日，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1)
4.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
斯大林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原来，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辟谣。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条约。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日，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①
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讨论条约。
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这一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它“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日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②
《答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即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办法：1. 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2. 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3. 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随即，毛泽东开始计算起周恩来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他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①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2)
这天应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十多天来最高兴的一天，他的心情特别地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晋谒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还建议毛泽东去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毛泽东甚至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还没有出门单独拜访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请他们自收到电报时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他希望周恩来带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一行不要坐飞机。
1月3日上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民航协定及贸易协定。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毛泽东还作出如下判断：为了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①
1月5日，毛泽东就周恩来等赴苏时间及谈判准备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称：1. 周恩来带17人左右来莫斯科“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2. 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1月21日或22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1月19日到达；3. 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
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请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应嘱到会者保守机密；第二，周恩来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②
第二天，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并对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理由作了解释。他说，中苏两国之所以签订新条约，是因为革命胜利后两国形成了全新的关系。现在，日本不再有军队，国民党已经被打败。中国国内有部分人对旧条约不满。因此，签订新条约将有利于中苏两国。
但是，维辛斯基的态度又变得犹豫起来。他认为，新条约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 维辛斯基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③
1月13日，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再次举行会谈。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这两项措施是：第一，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第二，没收设在上海的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两项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部撤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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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3)
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肯定：“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但是，“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所以，毛泽东要求对他们“注意解释”。
会谈中，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向联合国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为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为紧张，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而“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惟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维辛斯基的建议，并将此事电告了刘少奇，要中央考虑首席代表的人选问题。
1月10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到苏联各处看一看。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4日晚9时，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
就在这时，美国人又节外生枝。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毛泽东，并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并建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批驳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最无耻的谣言”，声称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1月21日，苏联、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宣称，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和领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官方”声明，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以讥笑谩骂的笔调痛斥美国当局或许比“官方”声明更能解除心头厌恶。谈话稿中使用的“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等只有在批判文章里才可以用得着的句子拿到“官方”声明里就未必合适了。写惯了这类文稿的毛泽东还是选择了他熟悉的方式发表了这么一个谈话，如同几个月前他批驳艾奇逊给新华社写的五篇评论。
可是，俄国人不这么看。据师哲回忆，那篇谈话见报后，斯大林把毛泽东请到克里姆林宫，说了一通不满的话。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问道：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上次商定分别发表一项声明。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4)
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当得知胡乔木的头衔是新闻总署署长后，斯大林说道：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
莫洛托夫也对此表示了极为不满，他说，我们原来商定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声明，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他责怪中方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去做，“违背了我们的协议”。
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
由于不懂什么是“官方”声明，才招致了这样的麻烦。俄国人认为，在外交场合“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就会“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好在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计较，他希望中方吸取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斯大林还特意邀请毛泽东与自己同坐一辆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师哲试图打破僵局，就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做客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毛泽东见他俩谈话，就问道：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毛泽东要师哲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①
从1月22日开始，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
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渴望的访苏就这样结束了。中苏两党本来就有隔阂，毛泽东的访苏不仅没有化解这种隔阂，反而因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而有所增加，这是毛泽东对他第一次访苏耿耿于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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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毛泽东意见相左(1)
1.斯大林的估计过于乐观，毛泽东则认为战争将长期化
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40分，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部队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28日，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
不久，美国就介入了朝鲜战争。6月2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全然不顾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规定，要求联合国成员国“援助”李承晚集团。当天上午，杜鲁门宣布，美国海军和空军应支持南朝鲜军队。这天夜里，美国第一批飞机抵达朝鲜上空。次日，又有大批美军飞机蜂拥而至，对三八线以南地区狂轰滥炸。7月1日，美军首批参战的“史密斯特遣队”在釜山登陆。
然而，对于美国的介入，斯大林并不在乎，他甚至认为，北朝鲜的部队“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美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就在美军抵达南朝鲜的当天，斯大林电告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要他报告朝鲜领导人如何看待美国空军对北朝鲜地区的袭击，“他们是否被吓坏了，还是在顽强地继续坚守？”①斯大林表示，莫斯科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请求。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美国的干涉却显得较为慎重，他认为，北朝鲜的部队必须注意防御。7月2日，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并转告说，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同志就预见到美国很有可能出兵，但是没有引起朝鲜同志的足够重视。现在美军已进入朝鲜，人民军能否挫败美国的武装干涉顺利解放南朝鲜实在令人担心。毛泽东希望朝鲜同志应该加强对仁川一带的防御，因为美国人可能在那里或其他地方登陆，对人民军实行分割包围。周恩来还告诉罗申，为了以防万一，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进行抵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希望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同时希望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苏联能够出动空军对中国部队给予空中掩护。
罗申很快将中共准备在东北集结军队的想法告诉了莫斯科，斯大林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他让罗申转告周恩来：在敌人越过三八线的时候，集中9个师的兵力，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这是正确的。他表示，苏联“将尽力提供空中掩护”。
7月7日，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成立所谓“联合国军”。同一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保卫东北边防的问题，并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准备抽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和在齐齐哈尔从事农垦的第四十二军，以及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部队，共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但是，斯大林的乐观态度并没有维持多久。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人民军虽然顽强奋战，从北纬38度线一直打到北纬35度线。然而，随着战线不断向南推移，补给线也在延伸，长达300公里，海岸线的防御任务逐渐加重。除此以外，人民军还要顶住敌人的空中压力，保证军需品的供应。特别是美国的武装干涉逐步升级，美军派往朝鲜的军队不断增加，双方力量的对比逐渐发生变化，战争开始形成胶着状态。
7月23日，即人民军发起第四次战役的第三天，麦克阿瑟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了一份登陆计划，准备以陆、海、空三军配合，于9月在人民军后方实施登陆。8月28日，五角大楼批准了这一计划。
可是，就在当天，斯大林还让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不要因为和外国干涉者的战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他相信：“外国干涉者很快地可被赶出朝鲜。”他还安慰金日成，“现在朝鲜并不孤立，他有现在和将来都将援助他的盟友。”①另外，他还就如何作战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斯大林和毛泽东意见相左(2)
朝鲜战局的发展，明显地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参战紧迫性的估计。8月5日，毛泽东在给高岗的电报中说，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他要求各部于8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②8月15日，毛泽东指示高岗，要他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到了8月底，毛泽东对事态的判断越来越严重了，他建议在原来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达到12个军。
9月15日拂晓6时30分，美军第一陆战师所属的第五陆战团首先在朝鲜半岛蜂腰部仁川月尾岛登陆。到夜晚，已有18000名美国军人登陆仁川。
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汉城。此时，人民军的主力还远在洛东江，从仁川到汉城一线，人民军的兵力，包括汉城守备部队在内不足2万人，而美军在仁川登陆的部队有7万余人，形势对人民军极为不利。斯大林看出了这一点，于9月18日电告什特科夫，让金日成立即从洛东江前线抽调4个师回防汉城。另外，莫斯科还向北朝鲜派去了以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为首的特别代表团，并再次要求金日成将部队从洛东江调回。可惜，斯大林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人民军的被动局面。9月28日，美军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完全占领汉城。
汉城被美军攻占后，人民军南北联系受阻，尤其是在美军占领咸昌后，人民军后方的主要交通线被截断。在此情况下，被迫转入退却。
9月30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了朝鲜的局势：敌人已经完全切断第一方面军的6个师和两个旅，第二方面军的7个师。汉城已经陷落，能开赴三八线抵御敌人的部队已经没有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扎哈罗夫甚至建议向中国求援。
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求援(1)
2.敌人越过了三八线，金日成只好向苏联和中国求援
在汉城失守后的第二天晚上，金日成询问什特科夫，敌人是否会真的越过三八线，如果敌人真的越过三八线，北朝鲜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抗强大的美国人了。
金日成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0月1日，敌人越过了三八线。不过不是美国人，而是南朝鲜的一个师。但当时的情报显示，美军正在做越过三八线的准备，并且有可能直趋平壤。在此情况下，金日成只好向苏联和中国求援。
10月1日凌晨，金日成的求援信由什特科夫转给了斯大林。求援信说，本来敌人已经被赶到南朝鲜的最南端了，我们极有可能在最后的决定性战役中取得胜利。但是，美国动员了太平洋地区所有的陆、海、空军，于1950年9月16日在仁川登陆。随后，敌人同我们在汉城展开巷战。金日成诚恳地说，如果敌人加快向北朝鲜实行进攻，我们将无力用自己的力量阻止他们。因此，我们不得不向您请求特别帮助。“也就是说，当敌军越过三八线时，我们非常需要苏联的直接军事援助。”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建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支援。”①
10月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禹携带金日成、朴宪永联合签名的求援信来到北京，亲手交给毛泽东。信中虽然表示，北朝鲜一定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但又说，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靠我们自己的方量，是难以克服此种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中国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两封求援信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向北部地区发动进攻时，希望苏联和中国直接出动武装力量给予援助。
但是，莫斯科不可能直接出兵。在接到求援信的当天，斯大林回信金日成，鼓励说，不要低估了朝鲜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实力和能力，“北朝鲜有极大可动员的潜力和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及以北地区进行抵抗的观点是错误的”，莫斯科相信，“朝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并尽其所能地进行战斗”。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问题，斯大林表示，“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与中国同志商量。”
同一天，斯大林在给罗申的电报中对朝鲜局势的估计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他要罗申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但斯大林表示，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无疑感到高兴。”①
斯大林这样说，无疑把出兵援助朝鲜的责任推给了中国，而且使他的中国盟友陷入无法拒绝的境地。10月2日，毛泽东就派遣军队入朝作战一事草拟了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表示，中国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一旦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同美国人作战，就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准备同美国进入战争状态，还要准备美国可能使用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①
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求援(2)
这两个问题当中，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中国军队能歼灭美军，主要的是歼灭其第八军，形势就会变得于革命阵营和中国都有利。如果这样的话，战争的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也不会很长。但毛泽东担心的是出现最为不利的情况，即：“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遭到破坏，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②毛泽东考虑，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决定将预先调至东北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中国军队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进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在电报中分析说，美国一个军，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1500门，而中国的一个军只有36门这样的炮。敌人掌握着制空权，而中国训练的空军最早也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用于作战。因此，“我们目前尚无一次歼灭美国一个军的把握。”毛泽东甚至想到，一次可以集中四个军对付美军一个军，用2200门至3000门口径为7公分的各种大炮对付美军的1500门大炮，以便“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但是，美国军队毕竟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队，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后来在朝鲜根本实现不了。别说每次消灭美军一个军，就连美军的一个团也难以一次歼灭掉。
除上述12个师外，毛泽东还准备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地区调动24个师配置于陇海、津浦、北宁各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1951年春季及夏季，视当时的情况逐步用上去。①
但是，当天晚上，毛泽东约见了罗申，通过他向斯大林转发了一封与上述内容完全不同的电报。这封电报于10月3日转到斯大林手里。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我们原计划当敌人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进入北朝鲜，援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认真考虑后，现在我们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有可能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主要是指同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敌人可能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美国同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于是，“中共中央的很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当然，不出兵援助朝鲜，这对于处境极为困难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出几个师的兵力，而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的话，这必将导致美国同中国的公开冲突，同时我们的和平建设计划必将遭到彻底破坏，而国内的很多人将会对我们表示不满。”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忍耐的态度，暂不出兵”。毛泽东建议，朝鲜应该改变斗争形式，转为游击战争。但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①毛泽东还想就此事同斯大林商量一下，如果他同意，周恩来和林彪准备赴苏联，同斯大林讨论此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对于这封电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俄国学者对毛泽东第一封电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甚至认为这封电报根本没有发出去，或者日期有误。中国有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这是一封未发出去的电报。据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考证，这两封电报都是存在的，不像是伪造，但前一封电报没有发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内容不一致的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为什么没有发出去？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得认真分析一下10月初中共领导层对出兵朝鲜的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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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求援(3)
10月1日，毛泽东同时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和金日成的求援信。当晚，北京还笼罩在国庆的气氛中，毛泽东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除任弼时因病未出席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都参加了。结果，会议出人意料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会议一直开到天亮，仍没有结果，准备第二天接着开。
此前，周恩来曾多次提到，中国应该帮助朝鲜，甚至说要同美军作战，并且公开表示：“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②
由于得到周恩来的支持，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指示高岗、邓华，边防部队应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③可以推断，毛泽东给斯大林的那封关于出兵的电报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的。
问题出在电报起草后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多数同志认为，出兵朝鲜非同小事，应慎重行事，受毛泽东器重并准备委以志愿军总司令的林彪，却明确表示不赞成出兵朝鲜。据雷英夫回忆，在军委常委的一次会议上，林彪说过，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
林彪的话不无道理。中国同美国相比，其军事力量确实不在同一水平上。美国拥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有航空母舰，有原子弹，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中国的空军还在训练中，海军还指望苏联帮助培训，工业化建设有待起步。中国一旦出兵朝鲜，同美国人打起来，美国人逼急了，扔两颗原子弹，或者出动飞机对中国狂轰滥炸，也够中国受的。所以，林彪声称，最好不出兵，如果真要出兵，那也只能是“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视情况而定，“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①
但是，周恩来不同意林彪的看法。他说，现在已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朝鲜政府又一再请求中国出兵，我们怎能见死不救？而且，周恩来相信，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而正义的战争一定会胜利。
鉴于中央内部产生意见分歧，尤其是林彪在2日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上称病不能带兵出征。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出兵一事。于是，在2日书记处会议结束后的当晚，毛泽东约见了罗申，草拟了那封表示“暂不出兵”的电报。这封电报已经发至莫斯科。
不过，毛泽东仍留下余地，申明这不是“最后决定”，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将参加。
苏共中央有放弃北朝鲜打算(1)
3.苏共中央决定：避免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北朝鲜
10月3日，金日成再次请求中国出兵援助。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但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不赞成出兵的人仍然占多数。会议还在进行当中，对情况一无所知的彭德怀匆匆赶到会场。由于初来乍到，加之对会议内容并不知晓，彭德怀在会上没有发言。
会上，毛泽东说了这样几句话：“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这几句话，彭德怀“反复念了几十遍”。他也承认：“苏联完全撒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会后，毛泽东在同彭德怀谈话时问道，如果苏联援助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彭德怀肯定地回答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达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我们就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
据彭德怀回忆，他把毛泽东的那几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后，后来“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①
此时，彭德怀的态度对毛泽东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在得到彭德怀的肯定答复后，毛泽东非常满意：“有你去，我们就放心了。”于是，毛泽东明确提议，有关苏联援助的问题，将由周恩来去苏联同斯大林商谈解决，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由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会上，彭德怀站在毛泽东一边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有了转变。在其他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表示，出兵援助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几年胜利。“如果美军到了鸭绿江边，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十多年后，彭德怀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
但是，毛泽东2日的电报使苏联人产生了新的看法。罗申认为，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这同他们以前的谈话是“矛盾的”。罗申相信，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当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但是，罗申显然不清楚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据他推测，可能是美英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①
斯大林将毛泽东“暂不出兵”的消息告诉了金日成。他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他本人希望中国能够立即出兵，掩护朝鲜同志建立预备队，但“毛泽东拒绝了”。
10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再次讨论了朝鲜问题。苏共中央最终取得一致意见：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北朝鲜。
但是，就在当天，斯大林还致电毛泽东，劝中国出兵，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美国目前还不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日本的元气也没有恢复过来，目前无力援助美国。因此，如果中国派出五六个师赴朝参战，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做出让步，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说不定还会放弃台湾。如果中国只是消极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
斯大林对事态的估计未免简单化了。按照他的分析，只要中国参战，美国就会让步。其实，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不说，这一参战，反而使中国丧失了解放台湾的时机。斯大林在电报中还安慰说，如果中国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①他甚至声称，要打就趁早打，再往后拖几年日本军国主义就复活了，届时朝鲜就会成为美国和日本的桥头堡。
苏共中央有放弃北朝鲜打算(2)
实际上，在斯大林致电毛泽东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由彭德怀率军入朝作战。斯大林很快就知道了此事。7日，毛泽东再次通过罗申转告斯大林，他赞同斯大林5日来电的基本观点，过一段时间后中国将派9个师入朝作战。但毛泽东同时表示，入朝作战和苏联援助的问题，还需要同斯大林详细会谈。
10月8日，周恩来同林彪飞抵莫斯科。次日，在布尔加宁的陪同下赶往黑海附近斯大林的疗养所。午后，双方开始谈判。
有关谈判的记录和正式文件目前尚未发现，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判断。有关材料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师哲的回忆。他认为，周恩来是带着“中国不能出兵援朝”的意见去的，只是在接到毛泽东准备出兵的电报后，才同斯大林商谈苏联提供军事援助问题。二是康一民的回忆。与师哲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斯大林中国出兵的决定，并商谈苏联军事援助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三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回忆。他俩认为，周恩来带去的是出兵与不出兵两种意见。
据师哲回忆，在斯大林介绍完朝鲜前线的情况后，周恩来说，中国考虑和研究了国内的实际情况，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因为中国经历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现在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实在困难。况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也是困难重重。战争不是儿戏，一旦陷入进去，多年脱不了身，如何收场？何况，如果这场战争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因此，还是不出兵较好。①
斯大林说，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进攻朝鲜北部地区。金日成如果没有后援，最多能维持一个星期。在此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以保持现有的力量，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无论是北朝鲜人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都意味着让敌人将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李承晚陈兵鸭绿江、图们江。到那时，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也就谈不上了。美国人从空中、陆地、海上随时都可以入侵中国。斯大林甚至要求将北朝鲜的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境内，而将老弱病残者、伤员大部分撤到苏联。他解释说，把北朝鲜的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便于日后重新进入朝鲜。因为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要比苏联容易得多。他还认为，关于撤退计划最好马上就电告金日成，不要拖延。
斯大林这样做自然有他的想法。让北朝鲜的主要力量撤到中国，即使将来回不去，那也只是留在中国境内，跟苏联无关。相反，收留老弱病残者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林彪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他说，不必撤走朝鲜的有生力量，应该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山多、林密，他们可以深入山沟森林，开展长期的游击战争，甚至可以转战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
对于林彪的这个建议，斯大林当然不会赞成。他说，敌人是不会允许游击队存在下去的，他们会很快把它消灭掉。既然中国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应考虑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声称，苏联也曾想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可惜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如果我们再回到朝鲜就有困难了，因为这等于苏联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我们的设想是，中国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联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苏联再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是，斯大林声明，苏联的空军掩护，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进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会对苏联造成很不好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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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有放弃北朝鲜打算(3)
关于这次会谈，20年后，毛泽东、周恩来在同金日成谈话时有一段回忆。
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②
看来，斯大林虽然同意提供空中支援，但前提是，飞机不能过鸭绿江，这一点从师哲、周恩来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
问题在于，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必须跨过鸭绿江，战场在朝鲜境内。苏联空军不过鸭绿江，就等于没有提供空中掩护，这是中国领导人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真正原因。
根据事先的商定，周恩来带去的是两种意见。既然苏方不同意提供空中援助，那么中国就只好不出兵。
10月10日和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又举行了会谈。斯大林仍然坚持认为，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飞机支援志愿军。结果，有关空中掩护的答复始终不能使周恩来感到满意。但斯大林承诺，苏联完全可以满足向中国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的要求。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
经过讨论，双方最后决定，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东北。据此，双方分别通知了北京和平壤。
斯大林为中国出兵流泪(1)
4.毛泽东决定：没有苏联空中掩护照样出兵，斯大林为此流下了眼泪
但是，在周恩来赴苏的当天，即10月8日，毛泽东还是下令组建了志愿军。他在给彭德怀、高岗等人的电报中称：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出发，协同人民军向侵略者作战”。同时，毛泽东还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倪志亮，将出兵朝鲜一事转告金日成。当天，彭德怀去了东北。9日，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主持召开东北边防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策。
直到这时，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10月11日，斯大林还在坚持苏联空军将推迟出动。当周恩来和斯大林的联名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时，已是10月12日下午了。接到电报后，毛泽东紧急电令彭德怀、高岗，指示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第十三兵团各部仍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并要求高岗、彭德怀立即来京商谈。同时，毛泽东又给饶漱石、陈毅发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要求宋时轮的九兵团原地整训，而且在“干部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①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高岗奉命来到北京。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出兵朝鲜一事再次进行讨论。毛泽东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人，苏联空军虽然暂时不能进入朝鲜，但他们已经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会议最后决定，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在美军向朝鲜北部地区大举进攻的情况下，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都必须立即出兵援助朝鲜。
几乎就在同时，即莫斯科时间13日下午，斯大林也作出一项正式决定。他通知什特科夫，让他转告金日成，中国人已经决定不出兵，金日成最好把他的剩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境内。第二天，什特科夫报告莫斯科说，他已经向金日成转达了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惊讶”，并痛苦地表示：“他们将照此执行。”
师哲回忆说，在黑海同斯大林会谈结束回到莫斯科后，他到康一民的住处想看一看国内有什么新指示。他发现康一民正在抄一封电报，电文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当师哲得知电报内容后吃了一惊，他急忙将此事告诉了周恩来。可是，“周总理不相信，认为我看错了。”
师哲又返回康一民的房间，将电报首页拿给了周恩来。看过电报后，周恩来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因为几个钟头之前，他所谈的话与这个电文中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刚刚讲过中国不能出兵援朝，并以极有说服力的话向斯大林证明了这点，而且也作出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但现在，国内又来电说大家主张出兵抗美援朝。”①师哲的回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时间上有些模糊，内容也不够详细。
对此，毛泽东回忆说，我们当时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最后才决定，国内去了电话，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②
看来，师哲看到的电报应该是13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有关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也就是当天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
康一民之所以说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告诉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可能只是记住了这封电报的内容。
斯大林为中国出兵流泪(2)
此后，周恩来开始同苏方重新会谈，其中涉及苏联提供军事装备和空中掩护问题。这就是康一民所说的周恩来同斯大林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
13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出兵朝鲜的决定告诉了罗申。他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还有空中掩护问题并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随后，他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告诉了罗申，声称“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先派出9个师组成第一梯队，尽管装备差一些，但可以打李承晚的伪军。然后，再准备第二梯队。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苏联空军掩护的问题，而且“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随即，罗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
当晚22时，毛泽东又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的电报，通报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以及需要同斯大林进一步商谈的问题：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门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3.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的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对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①
14日凌晨，斯大林看到了罗申的电报，他立即通过什特科夫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金日成，要金日成暂缓执行他13日发出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因为他刚收到毛泽东的来电，得知“中共中央再度讨论了形势，决定不管中国军队多么缺乏武器装备，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②
当天，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去两封电报。在第一封电报里，毛泽东通报了朝鲜情况及志愿军参战的初步打算。他指出，我军将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地区，其余三个军及三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就可能使“美伪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持平壤元山线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占。”在第二封电报里，毛泽东通报了志愿军出动的时间及部署。他告诉周恩来，我军定于10月19日开动，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毛泽东还说，等6个月后，“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他相信，“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有利益的”。①
斯大林为中国出兵流泪(3)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13日的电报后，于当晚约见了莫洛托夫，请他将电文转告斯大林，并征求斯大林的意见。14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另外，苏联志愿空军“进入朝鲜战争，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如何解决？”②周恩来还附上了中国政府开出的第一批各种炮及其所属器材的订货单。
斯大林得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后异常兴奋，于14日再次致电金日成：“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因此，您知道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情况介绍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来决定。而中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祝您成功。”③
然而，苏方许诺的空中掩护，是打了折扣的。由于担心苏联飞行员被美军俘获，暴露出苏联参战的真相，引起美苏直接冲突，苏方不打算配合志愿军在朝鲜地面作战。苏方答应的空中掩护，只是负责掩护志愿军的后方，即使等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苏联空军也不能飞到朝鲜境内。也就是说，苏联的空军不能越过鸭绿江。
斯大林的这个决定显然对中国出兵极为不利。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并没有动摇决心。15日，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倪志亮的电报，让他转告金日成：“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0月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当天，朴宪永奉命来到沈阳，请求中国尽快出兵。10月16日，彭德怀在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10月17日，毛泽东再度电告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于18日返回北京，至于出兵时间，“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即在周恩来返回北京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最终确定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间。当晚21时，毛泽东电令邓华等13兵团领导同志：“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①
19日晚，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当斯大林得知志愿军出兵的决定后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连声说道：“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此后，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这一认识的转变，使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
苏联送给中国的一份珍贵礼物
1.苏联送给中国的一份珍贵礼物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是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赫鲁晓夫这次来访，带来了一支庞大的展览队伍。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西直门外苏联展览馆隆重开幕。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对这次展出都极为重视。周恩来为展览会开幕剪彩。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苏方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中方出席开幕式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李济深、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
苏联参展的商品有一万一千五百多件，包括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和电器工业的各种最新型和最大型产品；各种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其他各种日用品工业、手工业产品；各种谷物、经济作物、畜产品、水果蔬菜及其制品。此外，还展出了各种书刊、教材、油画、雕塑、乐谱、图片。
对中国这样一个当时还不能制造汽车和拖拉机的国家来说，苏联那些五花八门的展品确实让人开了眼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在参观展览时题词，对苏方的展览表示“很满意、很高兴”，它用“真凭实据表现了苏联工农业经济的突飞猛进，苏联技术科学的高度发展，苏联教育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苏联人民生活的幸福”，这些光荣的成就“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且使中国人民得到学习的最好榜样”，也是“苏联对我国热情援助的一种表现”。①
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为展览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称赞这次展览“为我国盛大的节日增加了光彩，为我国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再一次指出了壮丽的远景。它是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人民给我们的一份最隆重、最珍贵的贺仪，它是我们未来的象征，中国人民正以万分热烈的心情来欢迎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内容丰富的展览会的开幕。”①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在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和感受到苏联人民在过着怎样美满和幸福的生活。“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文化娱乐生活过得好。这一切，我们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知道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能过这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展览结束后，苏联将包括机床和农业机器在内的八十三件展品送给了中国。其中有：履带式拖拉机、耕耘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载重汽车、汽油车、加油车等，这些成套设备可以装备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
莫斯科表现得如此慷慨，毛泽东曾两次致信赫鲁晓夫及苏联代表团，指出：中国人民从这次慷慨的援助中“再一次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的关怀和支援”，对莫斯科这种“慷慨的赠礼”，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