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急火燎地问他：“刘老师，刚才你在广播里说受警告处分的，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樊斌，一个叫秦庾——怎么，你认识他们吗？”
“是高二（３）班的秦庾吗？”
“是啊。”
我突然不知怎么问下去。眼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他身后的天边——天边，一朵小个子云被大个子的云吞噬了。
“刘老师，”不管怎么样，我还得想办法继续下去，“这件事是您办的吗？”
“是啊。”他说完，悠闲地啜了口茶。
“刘老师，会不会搞错了？”
“这怎么可能？他们自己承认的，还写了检讨书。你认识他们吗？”
我看着那朵小个子云再也没有从大个子云里出来——天气不怎么好，有点阴沉沉的。
听见他问，我支吾道：“有一点。我打听一下。没事了，刘老师你去忙吧。”
他又啜口茶，笑眯眯地说：“哦，王海燕，你被Ｆ大学提前录取，我还没祝贺你哪。祝贺你啦！不容易啊。”
我说着谢谢，不知不觉就如飞地走远了。
天真的不大好，放学之前也许要下雨——我带雨衣了吗？
我的朋友总说，我这人办起事来雷厉风行的，像那些电子游戏里的小人一样，两条腿从不停下，从这里直奔到那里，又从那里直奔到这里，奔波来去，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有时我并不胸有成竹，虽然我跑来跑去马不停蹄，但我心里是着急啊。听到秦庾被处分，而他又从没告诉过我，我真是急死了，当下又跑去找他。
站在他们班教室的门口，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沉默。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沉默。
“你究竟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我觉得不能再说下去。再说下去，我一定要哭了。
他依然沉默。
“你知道别人多为你担心吗？你……”
我没有说下去，上课铃声打断了我的话。那个铃就挂在秦庾他们教室的对面，响起来声音极其刺耳。我住了口。世界猛地被这一种刺耳的铃声占据，我从耳鼓到心尖，都在颤抖。
颤抖中，我看到秦庾原本一直低垂着的头抬了起来。他望定我，脸部被突如其来的一阵怨愤扭曲得几乎变了形——他这种神情我以前从没看到过，我满耳的铃声，“铃铃铃铃铃铃”，我双手冰凉，从耳鼓到心尖都在颤抖——他张开嘴，说了一句什么话，每个字都咬牙切齿的。随后他转身跑回了教室。
铃声戛然而止。整个世界，刚才被这可怕的铃声填满了，满得秦庾的一句话都挤不进来，现在却是纯粹的、可怕的空虚。天气是不好，天边的云又黑又重，好像立刻就会掉下来。这么安静——太安静了。我控制不住地想，秦庾到底说了什么？
我忽然对一些从前不怕的事怕起来了。比如，怕碰到王海燕。再比如，怕回家。
家里永远有爸爸和妈妈。不知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他们近来心情比较好，反正他们最近对我特别和气，一会儿秦庾要不要这一会儿秦庾要不要那。他们对我和气当然好，不过他们这种和气——不知为什么——好像一种对待客人的客气。比如，我早上理理自己的床，妈妈会猛地窜过来说：“我来我来，你去上学吧。”这多怪，平常么，我的床总是我自己理，爸爸妈妈打从我七岁开始就竭力主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怎么到我这么大，反而反悔了呢？我就抢道：“不用不用，我来我来。”可妈妈居然说：“小孩子要听话，快去上学。”咦，平时我赖着不做家务，她才说我“不听话”，今天怎么反了？我没有办法——她是我妈，反常我也得忍着点——就去理书包、换鞋子。我站在门口系鞋带，妈妈又不舍得我走似的，问这问那，问我学校里怎么样、老师怎么样、同学怎么样、有没有测验……天晓得，最近我顶顶恨讲学校的事。我支支吾吾地说一点敷衍她，她却突然说：“咦，你怎么还不去上学？”不是她有事问我吗？我答应一声，要走，她又想到什么，又要问我了。这可真没完没了。再比如，我们一家人在饭桌前吃晚饭，总是我吃不下，他们两个胃口很好地扒饭，想把我在学校里的事情当成下饭小菜，前言不搭后语地问我这问我那，差不多连我们教室里有几把扫帚都想问问清楚，我快给他们那种友善的语气给逼疯啦。
我宁愿他们像过去一样，根本不管我的学习，由我自生自灭。爸爸看报纸，妈妈反对爸爸看报纸；妈妈看台湾言情片，爸爸反对妈妈看台湾言情片——我呢，我是最最模范的儿子，他们除了供我吃饱穿暖和零钱之外，半分心也不用操。
真的，我怀念过去那个家。我们家这种情况在同学里挺少见的。梁守谦差不多天天补课，他爸妈对他的每一次测验都了如指掌；赵鸥这个人名字听上去像物理单位“兆欧”，我们老说她能量超常，可像她这种能量超常的优等学生，还是要马不停蹄地学英语、学弹琴，连什么劳什子的无线电测像都学——我可上八辈子都没听说过；樊斌的爸爸跟学校的老师比叔叔阿姨还亲，可他每一次到学校里来看望那些亲切的老师，回去对自己儿子准比仇人还凶。我家不一样，我家里人大概有一种不关心下一代的传统——奶奶撇下爸爸一个人，住回老家去，爸妈又不爱多管束我。我正好乐得逍遥自在。依我看，爸妈那血淋淋的爱情也很不错。在他们那代人里，他们俩真是观念先进，结婚后过了那么多年两人生活（瞧，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没逼他们生孩子，一点也不关心）；生下我之后，大概还想保持两人生活，正好我识相地做了个不用他们操心的孩子，所以他俩在医院里就相互递刀子，在家里就相互递盘子——一般妈妈反对爸爸看报纸，就是希望他到厨房里给她递油递醋、递碗递盆，过分的时候，居然还打发我下楼去买盐买糖、买葱买姜的，真是为老不尊——他们两个一个在单位里做下手，一个在家里做下手，两下一抵消，正好平等，结婚快二十年了，在我面前当一对道貌岸然的父母，在我背后当一对卿卿我我的恋人，社会角色扮演得又投入又到位。哈，我这个儿子，有他们两个当父母，实在是我最大的福气。
可惜，王海燕变得越来越烦人，他们两个像跟她串通好的，也变得越来越烦人。我担心他们别是听到了什么。不对，要是他们听到了什么，还会不来问我吗？处分可是大事。我到这个地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告诉他们了，我就怕他们像王海燕一样，满脸急死人的神情来问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我真要吃不消了。不告诉就是不告诉，女孩子干吗事儿那么多，非要找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告诉她？告诉她对我有什么用？不过是多添一个人替我担心而已，烦也要烦死了。
我怀念过去的她，虽然有时爱夸夸其谈，但从来也不对我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次带她到我奶奶家去玩，在那座怪里怪气的桥上，看到小孩子挺蠢地写上去的话，说的都是某某爱某某——实在地说，这种话真蠢透啦，我当时站在那儿，看这些话感觉非常地不得劲儿——她不知为什么，叫了我一声就哭起来；我不明白她哭是什么意思，但我当时是非常非常感动，我感动得话也说不出来，像个神经病似的，只说了句天不早我们要走了；在回去的车上，我终于有机会也有勇气去握住她的手——我觉得那时的她是最最好的一个人，也不夸夸其谈也不假模假式——我感觉她的手指头轻微的动作，偷眼看她，只看到她后颈没有梳进去的几缕浅淡的头发，我真觉得她是最好最好的一个人。可是上个星期她跑到我教室门口，满脸心急火燎的，一个劲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简直不认识她啦。幸好上课铃响了，我的声音躲进铃声里，可以对她说我想什么——我不敢正面对她说、不敢直接拒绝她，她那种样子，我简直怕她，我就怕她来摆出一副关心我的架势。我被她气疯啦。她当时听到铃声，忽然住口不说了，但她依然盯着我，好像要告诉我，我不对她说那件绝子绝孙的作弊的事让她多难过，于是我趁着铃声就冲她吼。我吼了句“我凭什么告诉你”，然后我跑回教室里去——她听没听到和我可没关系，反正我说过了，她没听到是她的事，说到底，她说话总是给一些土豆似的家伙听，博取别人的赞美，我说话是为了我高兴说话，别人听没听到我概不负责。我讨厌她把我当成和那些土豆一样的人对待。
我穿过阅览室——我忽然发现这句话里含着一种奇怪的动机——我穿过阅览室，但这次并不是去广播室见王海燕什么的。我穿过阅览室，仅仅因为我比较喜欢阅览室另一头的那张桌子，我要去坐在那里做功课。
阅览室里的女生永远比男生多，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劳什子的原因。从前我不大到阅览室来做功课，这是近来养成的习惯。教室里老是有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老是有几个女生在尖声叫喊——最主要的是，樊斌那个人老是要来缠我。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逃到阅览室来。樊斌是那样一种人：他要是拍拍你混账的肩膀说，嘿，别到那儿去，那儿没劲，老子从来也不去，那么他其实就认为他所鄙视的那个地方肯定一个正常人也没有——私下里说说，他自己究竟有几分正常，我还一直在怀疑呢。
我坐到比较喜欢的那张桌子前面。我喜欢那张桌子，因为桌子上有一个洞——这儿所有的桌子都挺新，这张桌子也不例外，可是它仍然有个光荣的洞——我看书、做功课时，可以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洞洞里面，摸摸桌子底部毛毛的木头。我小时候学过布袋木偶戏，从那以后就喜欢桌子上有洞，好让我把手指伸进去，不管伸几个，我都有一种演布袋木偶戏的感觉。我学布袋木偶戏，也是因为我特别干净，像小女孩似的，好管，所以老师才推荐我去；我老演邪恶的角色，像《狼和小羊》里的狼啦、《拔萝卜》里的耗子啦、《乌鸦和狐狸》里的狐狸啦——唉，原来从小我就是反派人物，怪不得现在这么倒霉。
说到倒霉，我希望自己还不至于倒霉到那种程度，又遇见上次叫吉吉的女孩子。我差不多都把这码事儿给忘啦，要不是今天到阅览室里，我可准要把这给忘啦。可我一走进阅览室那劳什子的门，就记起她上次站在门口转过身来的动作——她突然站定，然后头微微地一低，不知用一个什么动作转过了身；她的姿态出人意料地飘逸、轻巧，让人错觉她没有重量，只是一只浮在地面上的气球，轻盈、美丽，在我面前晃动着；她的声音也晃动着溶入正午暖洋洋懒洋洋的空气中，她说：
“我叫吉吉。”
但我希望不要再遇见这个叫做吉吉的女生了。我其实是全世界最最大的傻瓜蛋。她知道我受了处分，她知道我为什么受处分，她知道我怎么受的处分——她要是知道我这么多事情，我怎么能保她不知道我的生日、我小时候穿马路差点被车撞死、我演过布袋木偶戏、我有一只给抽筋扒皮的猫叫针筒呢？问题是，她的事我一样也不知道，除了知道她自称吉吉——我甚至还吃不准她是不是真叫吉吉，毕竟，不管怎么说也得承认吉吉这种名字有点荒唐。
我做着功课，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桌子上那个洞洞里面。我这会儿挺悠闲自在的。不悠闲自在的时候，总难免要想起处分呀、王海燕呀、爸妈呀，我耳朵里老是响着那个傻帽儿的青春期老师在破烂不堪的喇叭里读什么经研究决定给予秦庾警告处分——就是那一个个土豆“研究决定”给予我处分，说不定他们还挺尽心尽力地举着他们傻帽儿的手进行表决哪，一个人倒霉起来就这样，连一群土豆也能举手反对你。所以我得趁着悠闲自在的时候好好做功课、过日子。再下个礼拜我们要期末考了——为了会考，期末考提前——我从没那么害怕过考试。
有个人在我桌对面坐下了。我没兴趣去看那人的面孔。我希望一个人待着——我还以为在这阅览室里，除了我没第二个人愿意坐这张有洞的桌子呢——可既然有人来，我总不见得把他打出去。我知道，在这个阅览室里还有一张桌子没有人坐：是那张靠窗的桌子；王海燕总是习惯坐那张桌子，她还习惯借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典，煞有介事地把它们全摊开，然后在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气做她自己的事；她那张桌子似乎有什么巫气，即便她根本不来，也不怎么有人坐。听说有一回，一个倒霉蛋坐在那儿，她来了之后一声不吭，噼噼啪啪大力翻开她借来的劳什子词典，把个桌子占去三分之二。那倒霉蛋又坐了十来分钟，在生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都饱受压迫，越坐缩得越紧终于逃掉了。我很佩服王海燕这种威慑力，虽然有这样威慑力的人不免可怕，可我第一个不成。比方说，现在有个人坐在我对面，写字的时候笔尖钩着纸发出粘连在一起的细小响动，可我连看他一眼都不敢。
“秦庾。”
咦，有人在叫我。这声音很轻，很透明，不带什么分量，像一个在空气中晃动着的气球。我还记得，上次在阅览室里，也是这样的一个声音，透明地说：“人都走光了。”
吉吉！
我不得不抬头看一看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了——浅象牙色的面孔、长睫毛下一对透明的清水眼、长头发温柔地保护着她的脸，在我眼前晃动着的一个金色气球——是吉吉。
她手里捏支笔，既没笑，也没不笑，静静地看着我：
“心情好一点没有？”
“什么？”我回不过神来似的问。
她轻轻一笑，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低下头去写她的作业。我是后来才知道她的这种习惯的，她一向不重复自己的话。我看她的教科书用风景照的挂历纸包着，上边蓝天白云，青草地点缀着丁香花，还有几间红顶小屋，活像玩具。有人走过去，也有人走过来，她全不理会，只自顾自地写作业。有她坐在对面，我简直没法做作业，一会儿看看窗外的树，一会儿看看坐在角落里的图书管理员，一会儿看看长发温柔地保护着她的脸——她总是一副安分的表情、一种安分的动作，叫我忍不住喜欢坐在她对面、跟她说点什么，随便是什么。
“你常常来阅览室吗？”我没话找话地问。
她把目光从作业上移开，静静看我一眼，答道：“不是常常来。”低下头去做她没完没了的作业。过了半晌，她又开口，对作业本子说：“常常碰到你。”
“我只碰见你两次啊。”
“我只来过两次啊。”
第三章 秦庾 - 秦庾（3）
第三章 秦庾 - 秦庾（3） 不知为什么，听了她这句话，我马上在心里起了一股幽微的兴奋。我把伸在桌子洞眼里的手指拿出来，摸摸那个洞光滑的边缘。我看到自己的钢笔笔套放在洞旁边——我一向用惯了钢笔的，因为从小家里就找不到钢笔以外的笔，我想大概是我冒傻气的爸爸想借此证明自己的爽快、干练、科学性和不赶时髦的稳健（其实么，不过是枝钢笔而已）。
她这个人看上去似乎并不特别健谈，而且对自己不健谈这一点还挺心安理得的。我听过一种数学公式式的说法，说什么一个人要是不肯开口讲话，那他不是头号天才就是头号大傻瓜——老实告诉你说，像这种说法可千万别上它的当，很简单，要是那人生就是个哑巴呢？更何况这儿的这个吉吉，她不讲话，既不因为她笨，也不因为她聪明——她不说话，我估摸着只为了一个不为什么的原因。唉，老实说吧，如果她跟王海燕那样夸夸其谈，那我这会儿早不在这里了。
“我说，”我又没话找话，“你在几班？”
“你在几班？”她反问道。
“高二（３）班。”
她望着作业本微笑，带着一种对我在高二（３）班这件事相当满意的模样。
“那，你在几班呢？”我怕她忘了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一遍。
她飞快地瞥我一眼——那么快，简直连头也没抬，不知怎么就是瞥了我一眼——随后问：“你知道我在几年级？”
唉，我想知道她在几班的那点小兴致，蓦然就飞啦。有些事可真蹊跷，就好比我的这点兴致，不知为了什么就飞得无影无踪啦。我的心境又开始坏起来，像我头一次遇见她那会儿一样。我很埋怨她——永远只有我告诉她的份儿，而她总是一样也不肯告诉我，她总是问我，问我这问我那，可问的时候又抱着种“说不说随你”的态度，倒好像我这个人压根儿是个把戏。哼，要不是她提醒我，我还真忘了，我这人可不压根儿、压根儿就是一个混账的把戏，非要把什么都告诉她，还由着一帮土豆似的家伙举手表决处分我——我这个把戏，个子还挺高，年纪还挺大，我还有个名字哪。嘿，我忽然发现自己简直跟李老师躺在公墓里的儿子差不多——他长年累月地躺在那儿，让人家从他身上踩过去，每年还有人去看望他，放点儿花、点炷香、摆几个菜什么的。这事儿真荒唐，去看他的人都是些心肠很好的人，可都活得太兴头啦，忘了他压根儿不要吃什么菜，忘了他两个眼眶里深深的全是烂泥巴，嘴里也是，耳朵里也是，鼻子里也是，总之，他都成了个泥人，他们还要他吃菜，他早没名字了，他们还叫他那个混账的名字。他一直在想、一直在等，可他们不相信他在想、在等，因为他等的并不是他们，他想的也不是他们想的那些个冒傻气的事儿。不过，他至少还躺得安分，不像我，晚上睡不着，还非得起床站着，樊斌把我说的话当下流小调处理，妈妈不许我理自己的床，王海燕要我告诉她不知什么可怕的事，随时随地有人从我身上踩过去，一帮土豆似的家伙围着我成年累月地举手表决，青春期的老师追着我写劳什子的检讨——可是，天知道他从来也不读，连看都不看一眼。
“我告诉你吧，”我想得气起来，情不自禁地开口说道，“这可真是颠倒错乱！”
吉吉带着点吃惊的神色抬头看我——接着，我注意到，阅览室里所有的人都带着点吃惊的神色抬头看着我。
“你是对我说吗？”吉吉若有所思地观察了一会儿我的脸色，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是——不，其实也不是的。我是——”我是对自己的表现十分羞愧，并且我其实拿不准究竟是不是对她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好吧。”她又没笑，又没不笑，眼睛那样透明地打量我，声音也是透明轻盈地在空气里面，“不管怎么样，也不管你是对谁说，请你轻一点。”
“我可以出去。”我心情很差地赌着气说。
这时，她说了一句话——她早就该说这句话了，她说每句话都像在说这一句话。她说：
“随你的便。”
我明白，我早明白。她说的一切一切，其实都是这一句话：随你的便。她这人就这样缺乏意义。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差点确信自己能够从她坐的地方走过去，毫无阻拦、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事实上我真该那么做，要是我真那么做了，也许可以省去许多烦恼。
可惜我没有。她说完她的话，就开始理东西准备离开。在她理东西时，我一动也没动。我气死啦，我气得动不了啦。我就是被她这种倒八辈子霉的做派气得发疯——我走，她说你走，我说，她说你说，我问，她也问，她随我干什么，可她什么都知道，她还挺理所当然。她整个人那么透明，那么轻。她理着东西，不看对面气得要死的我，却一个劲儿地对我说话——她说话声音很轻，声音透明地飘浮在空气里：
“你心情还是不好。这可不怎么样。我告诉你吧，你这样没用。你别以为你生气、跟你自己过不去，就算惩罚了别人。你生气，随你的便。大家都那么好，凭什么为你变得不高兴？你表现要好一些，否则没人救得了你。”
她一股脑儿地说话，说的话每个字都叫我气得发疯。我看她理完东西，抬头随随便便地望着我，眼睛里是一片透明，让她身后的东西全闪起一种光。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说，没什么原因，也没什么目的，反正你自己得让你自己好，否则——随你的便。”
我无法相信，吉吉说完她的“随你的便”之后，就径直走到门口——在老地方、同一个时刻、同一个情景，她忽然站住，头微微一低，随后猛地转过身来，优雅而轻巧的动作使得她的衣角自由自在地飞扬了起来。她带动着周围的空气，在正午暖洋洋的阳光中，形成了光彩熠熠的金色螺纹线。她调皮地把手背在身后，露出手里一本书的粉色边缘，接着出人意料地莞尔一笑，飞快地回头走掉了——她走路的样子飘飘欲仙，叫人忘记她用脚走路。
她刚才站立的地方，正午的阳光缓缓流动着，螺纹线已然消失，可空气仍旧闪闪发光。
我无法相信。我无法相信那些话是她说的。她透明的眼睛、她透明的声音、她坐在那里安分的动作——可她却说了那样一番话！好像我是一个孬种。可怕的是，我认为她有道理！世界那么大，难道没有比我更混账的人吗？也许我早该承认自己是个孬种了，我自己常常这么称呼自己。从小我就是这么回事，我把猫咪叫做“针筒”，因为它老抓我——现在我当然明白，它抓我是因为我惹它惹得太过分，可那时我就一味地把它当成不讲道理的混账东西；我把“针筒”放到书包里，想要带它上街，为了好时时观察它，我把书包翻过来背在前边，猫咪和我的肚皮隔着一层牛津布，热乎乎的，不停地动，动得我肚子痒兮兮痒兮兮——其实那个时候，街上的大大小小肯定把我当神经病处理，可我还不知道。“针筒”走丢了也好，要不然，说不定我一直到现在还跟傻子似的把书包往前背着，活像个倒霉的孕妇。瞧我都干了些什么呢？吉吉说得真对。只是我决不能承认她对。我不是有意要这样的，我不是有意跟自己过不去——只有白痴才会有意跟自己过不去。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
我走出阅览室，一个劲儿地冲自己说“我不是有意的”，我说得如此陶醉，眼睛都快闭上了。为了不让眼睛真闭上，我从一扇挺脏的气窗那儿往楼下望，看到一个家伙正骑车打楼前的空地经过；那人极胖，却骑了辆特小号自行车，嗨，模样可真精彩，我赌一块钱：你就光看得见他那硕大无朋的肚子绝对看不见他的车轮子。我很带劲地瞅着他，忽然想到“针筒”走失的另一个理由。我想着，要是它被抓去，真格的给抽了筋扒了皮做成没人要的猫皮大衣，那也算安全了，否则它在马路上溜达的时候，被这个胖家伙用特小号车轮子碾一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真该承认自己是个大孬种，我讲的笑话连我自己都不认为有针眼大的地方好笑。樊斌那人虽然又低级又下流，可说出来的话至少有他一个人在那儿扯着嗓子笑，别人越是不笑，他笑得越起劲——他这种人完全和人家反一反，我发誓，他的心脏一定长在右边。
我可烦走路啦，老实说。我百无聊赖地往教室那儿走，经过办公室门口，碰到李老师正巧走出来，我被她截住啦！我真被她截住了。她一见我就说：
“秦庾，我正找你。你进来一下。”
唉，我懂。要是我在哪儿碰见她，她一准说“我正找你”，好像她一生下来就在找我，一直找到现在似的。我知道她是个善良热情的老师，我也知道她这年纪的人比较喜欢我这种看上去文明礼貌的男生——瞧，我又说“她这年纪的人”了，上回我发现她和我妈一样大的时候，整整为我妈骄傲了三天三夜，跟李老师比起来，我妈活像个长生不老仙，难怪我爸这么喜欢他俩那血淋淋的爱情——可她不能老找我呀，尤其在我作弊之后，一看到她我就低头，她却像没事人一样。人到了她这种年纪，也许都那么会装蒜。
我于是跟在她身后，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只坐着另外一个化学老师——他是个男老师，长了个尖尖的秃头，戴副黑眶眼镜，看人时自下而上，十分威严。他教的是五班、六班，据那几个班的人说，这老师是真叫严格，可惜他的姓把他的威风抵消了一半：他姓花，学生叫他“花老师”的时候，总是有意地拉长声调。他孤零零地占据着正对门口的那个位置，我走进去时，他抬起头，自下而上把我瞅了一遍，心里有什么老大的气似的伸出手取过茶杯，威风凛凛地啜了一口茶，与此同时还是不放过我，死死盯住我，盯得我头皮发毛。我尽量不去与他的目光打交道，跟着李老师走到她的桌子前面。
李老师坐下了，挺和气地吩咐我也坐。我听她的，乖乖坐到她身边的一把椅子上。这把椅子放在紧贴李老师书桌的桌前，不知该是哪位老师坐的——看上去大概是个年纪轻的女老师，布置得很干净。李老师对我进行谆谆教诲的这段时间里，我就分出点神来打量一下这张书桌。
李老师并没什么要紧的话说，无非是要我好好复习，争取期末考试考好，会考也考好，不要再弄出什么是非来——我可真不希望她仍然这样关心我。我偷眼打量着面前这张不知是谁的书桌——桌子左角放一摞作业本，还有生物教科书，右角搁着个玻璃制的花瓶，还插上一朵红玫瑰，日子长了，玫瑰不新鲜，花瓣边缘显出焦黑来；中间按惯例摆本台历，忘了翻，还是昨天的日期，空白处写着：大鸟生日（我兀自好笑，不知这位了不起的“大鸟”算何方神圣）；玻璃台板下边压着几张照片，有集体照，有两三个人的合影，也有单人的照片，照片上那位眉清目秀的是五班、六班的生物老师，也该是这张桌子的主人了；除去照片，还有一张周海媚的海报占了显赫的位置，触目惊心的；书桌的抽屉关着，可是有张纸的边角露在外面，是关抽屉时不小心弄出来的，看得出写着“大体上”三个字——大体上什么呢？我就是砸烂了脑袋也想不出来。
“你们这批学生，高三就马上分班了——你三加一加什么，想好了吗？”
我正为“大体上”这个悬念苦思冥想，却被李老师的问话打断了。“加——”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头，“化学。”
李老师不知怎么，现出十分欣慰的样子，说：“咦，你不好意思什么？”
李老师桌子上惟一的装饰品就是个相架，夹着她死去的儿子的照片，她在玻璃台板下边压的也全是她那位可怜的儿子从小到死的照片。我就怕她这一手，我就怕她看着我的时候，眼光里老像在说：唉，要是我儿子不死，也正好是你这么大呀。一个人如果倒霉，就是这样——全世界有上亿个我这么大的男生，可李老师偏偏认为我像她儿子！我干吗要像她儿子？像她那个满身泥巴的儿子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有父母，我活得好好的，可我非得像她的儿子，这多不公平。
我决心不考虑这件事。趁着李老师发表议论时，我可又一心一意琢磨起“大体上”三个字来啦。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猛地一句话跳进了我的耳鼓：“时间不早了，去准备上课吧。”
这以前我始终昏昏沉沉的，对李老师的话嗯嗯啊啊，一心琢磨着“大体上”，也没注意别的老师出出进进，一听这句话，我“腾”地蹿起来——我怕我蹿得太猛，那个威风凛凛的花老师又抬头自下而上打量了我一番，接着用红笔在面前的一本作业本上写下什么，像给我这个动作打分似的。我自己觉得刚才太心不在焉，有点对不住李老师的一片好心，就看看她冲我仰起的脸——她仍然坐在椅子上，虽然已经说了这么些，却似乎还有话要说。我看着她，想不出该不该说话，不知不觉叫了声：
“李老师……”
她笑笑，伸手拉拉我的衣角，真像个老奶奶。嘴里说：
“用功点。”
我使劲点点头。我那么使劲点头，其实不为别的，只因为我那劳什子的心坎里，忽然涌起一股该死的感激。李老师这个人，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很好很好的人，我不想伤了她的心。我记得作弊被抓住之后，我和樊斌两个人留在教室里面等待查办，李老师跑进门，一径来到我跟前，劈头一句话就是：
“你昏头了，你！”
对，我可不是昏头了。我不想伤李老师的心，可还是伤了她的心；我不想骗爸妈，可我还是不能不骗他们；我不想这样粗暴地对待王海燕，可我还是忍不住厌烦她——我可不是昏头了。不过我自个儿琢磨着，我昏头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的，我压根儿从一生下来就昏头昏脑。但我保证我不是有意的，不是。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
教室里的气氛紧张不到哪里去。大家好像都不把会考放在心上，反而对再下个礼拜的期末考试存着点小心。今年会考制度又改了，变成以及格不及格论处——那总该及格的喽。
要是在近期末的时候，考试的气氛不怎么浓厚，那么学生就是另一种面目。放假之后的日程可以提前来讨论讨论。据说，刘亚伟又计划到外地去进行他的什么“探险事业”了。刘亚伟这种人，平时看看真是愚蠢到家，说出来的话没劲透啦，一张嘴就是一模一样的字——他倒确实在说不一样的字，可听上去全像一个字——不过话说回来，他在旅行这件事上可真了不起！他曾经沿着长江，走遍了南京、九江、宜昌、三峡、丰都、重庆、宜宾，也曾经打从京沪线一路北上，游历了扬州、徐州、天津、北京，接着再往北到了承德，到了沈阳、哈尔滨，一直闯到我们听都没听说过的边远村落；他一说起关公庙、白帝城、徐州的古战场、承德的避暑山庄，就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精彩得让人忘记到底在听哪位傻帽儿讲；他还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路上怎样遭抢、怎样精打细算、怎样过缺这少那的日子——他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会用信用卡的人；他这个暑假里好像打算沿着黄河扫荡一番了——唉，济南、开封、郑州、洛阳……这些地方，倒霉的我压根儿连想也不敢想。所以说，我就佩服刘亚伟这一点。能量超常的赵鸥今年夏天要去参加钢琴演奏的十级考试了，好像还要准备考ＴＯＥＦＬ。梁守谦早、中、晚的补课日程已是水泄不通。樊斌自说自话什么“准备把宝贵的青春浪费在游戏机房里”——傻帽儿话，亏他说得出来，傻到家了，他大概还以为自己幽默得要命呢。只有我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我只希望劳什子的王海燕别来找我，让我静一静——我得找个地方避开她。我可真怕她，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她对我很关心，绝不可能吃了我，可我倒宁愿她有吃我的心。
樊斌本来正在讲台前晃来晃去，左手拿本生物书，右手摇着把扇子，看见我进门，他马上凑上前来，一迭声张狂地问：“选什么，到底敲定了没？”
“什么选什么？”我一眼看到他就烦心，故意装成听不懂。
“三加一选什么呀。”
“你选什么？”我反问道。
他一摇扇子，两眼往上一翻，得意洋洋地说：“你选什么老子选什么。”
千万别这样！千万！千万！
“我还没决定。”我说着赶紧逃到座位上。
他死缠烂打地摇着扇子跟了过来。我对他这种无赖简直腻烦透啦。我就知道，他接下来肯定要说：“得了。”我真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他这种人。他明明知道我讨厌他、不愿意回答他的问话，却偏偏死气白赖地缠住我要我说这说那。他这类毫无自知之明的做派，其实也实在叫人佩服。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我没有表现得对他如此腻烦的话，他压根儿不会赶在我身后唠叨个不停。可我没这倒霉的涵养，一看到他我就浑身没劲。
“得了，”他跑过来，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到我课桌上，把我的书角都压皱了，果然说，“你是不是加化学？”
我最讨厌他这种亲狎的语气，好像我跟他有什么倒八辈子霉的关系似的。他凑得那么近，我连他牙缝里的菜叶都看得一清二楚，恶心透了。
我没心思去理睬他，他也不生气，反而凑得更近地问：
“是不是？是不是？”
我气疯啦——我老实告诉你说，我可真气疯啦。有这么一种人，他的好脾气、好耐性，不会令人愉快，倒是招人讨厌，樊斌就是这种典型。我一气，开口就说：“你别老问我。你还是去问问你的长腿妹妹吧。”
他居然又好意思说那句话：“我的长腿妹妹就是你呀。”
我可不是想揍他。不过，他说完这句话倒出乎意料地走了。我松口气。同桌董智威靠在我耳边小声说：
“你怎么这样刺激他？”
我笑死了——明明是他刺激我嘛。
“你呀，以后少对他提什么长腿妹妹。”董智威接着说。
“为什么？提不得吗？”
“你不觉得他不爱听吗？他根本没什么长腿妹妹嘛。”
“那个女生……”
董智威笑笑，答道：“那个女生会喜欢他吗？那个女生压根儿不认识他。她上次是替张老师来叫他去老师办公室谈话的。”
我诧异地看董智威一眼，又看走过去的樊斌一眼。我从不知道樊斌这混账过得这样尴尬——难怪他要死气白赖地缠着我这种倒霉蛋，也是我该。可是他也不一定要搞得那么傻，真叫人看不起——你不认识人家，你就不认识人家呗，干吗装出一副和人家有祖上八辈子关系的样子，多恶心！不过，说起来，也是我们自个儿乐意看他那种蹩脚的邪魔外道。
嗨，我想着，这些事儿实在怪怕人的。原来我身边的人压根儿不是我以为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都不是我瞧上去那样。我这么一想，满眼看上去都是离我极远极远的人。说不定去告我作弊的人就是董智威呢！我怎么知道他到底是哪回事？他离我十万八千里远，我怎么知道他？
可他又怎么知道我呢？别人把我看成什么模样，我可摸不着头脑。
我掉头打量了一下董智威——没错，他在初中里就坐在我前排，现在又是我同桌，我还以为对他可再熟悉也没有了。过去我常常笑话他那两颗硕大无朋又远隔千里的混账门牙。可是，我忽然恐怖地想到，说不定他这两颗门牙压根儿是假装的呢？
前面几排的赵鸥，她会弹钢琴，学习也是顶顶棒的。可是，我怎么一定知道，她没有什么可怕的秘密呢？
我怎么知道谁要害我呢？我怎么知道去告我状的不是身边的随便哪一个人呢？我知道什么呢？
我这人可不是发神经病。自从受了处分之后，我老是自言自语的，难怪要发神经病。上初中时，班里有个人因为作弊被学校处分，可我看他整天精神奕奕，处分简直比补药还管用——为什么我不能像他那样呢？为什么我要婆婆妈妈的，一天到晚想着这倒霉的事呢？我不敢保那个初中同学心里到底难过不难过，但他至少在表面上快活得跟疯了一样。我就不行，我根本是什么都不行。
可能吉吉也是这么看我的。不知为什么，我很在乎吉吉的想法，即使她从来不愿意告诉我她有什么想法。这大概是由于我很相信她吧。我明白她一定不会骗我。她根本什么也不告诉我，她又怎么骗我呢？即使樊斌骗我、董智威骗我、赵鸥骗我、李老师骗我——即使人人都骗我，吉吉也一定不会骗我。她是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我分明看到她又近又透明地坐在我的对面——她怎么会骗我呢？我就是被她给我的这种很近很近的感觉打动了，我就是被她给我的这种很透明很透明的感觉打动了，才会走过去把一切都告诉她的吧？除了她，其他人都离我那么远。我这倒霉的人。
还有三个人不会骗我。一个是王海燕——她不骗我是为她自己，她老是告诫自己待人要真诚，好像除了真诚之外她别无生存的目标，所以她这喋喋不休地指挥我往东往西干这干那的人，就不会骗我。另外两个是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近对我不怎么样，怪里怪气，可我相信他们是全世界最模范的爸爸妈妈——他们连相爱的事实都不试图对我这倒霉蛋隐瞒，他们还骗我什么呢？他们也许没什么了不起，但他们是我父母，我知道他们值得信赖。
其实，从小我最欣赏爸妈这一点——他们简直不把我当小孩看待，似乎一切都该由我无师自通。他们送给我一只小猫叫我养，让我给它起名字，让我决定它该吃什么；他们两个对小猫从来不感兴趣，这一点他们也不骗我，我也理解。孩子的理解力往往超过大人的想象，而且孩子比大人宽容——我爸妈是少数深谙这个道理的大人。我明白他们最感兴趣的也就是彼此而已。孩子的观察力也往往超过大人的想象——我不知爸妈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我承认，有一段日子我很愤懑，因为发现他们往往把我丢在一边。他们把小猫当成挡箭牌，差不多要我认小猫作爸妈了。我不明白他们干吗对我的孤立如此漠视。我们三个一起到公园去玩，他俩就喜欢走那种半个人影也没有的极为无聊的小径，也不管我乐意不乐意；我最恨那小径，窄得只容得下他们两个，我要么跟在他俩屁股后面走走停停，要么就只好走在烂泥地里——出门之前，他们说好了是带我去玩，谁知到头来他们谁也不睬我。我们三个一起去逛街，我提出要买这要买那，他们对我的回答只有两种：“去买”，接着掏钱让我自己去，也不管要不要过马路；或者，“不买”，那就完蛋啦，我再说死也没用，他们不会再理睬，因为答案已经给我了，理由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好在他俩都不算吝啬，“去买”的次数和“不买”的次数几乎一样多，我也就没什么可以多抱怨的。我只是觉得很愤懑。我在家里不受重视，我的感受连屁的作用都没有，他们以为一个小孩有了小猫就永远不会孤单。我亲眼看见同学在家里嚷一句“没劲”，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倾巢出动满足他的需要。可我喊“没劲”喊破嗓子也无所谓，他们会说，找你的猫咪去，我们在忙。
就是这样。很多人说，当今中国的孩子是“小皇帝”、“小公主”，但我从来也不是的。我小时候，根本没被当成皇帝看待，连皇太子都不够格。我猜想，在爸妈眼里，我就是他俩“爱情的结晶”，时时提醒他们记得他们那波澜壮阔的伟大爱情。
刚上学时，我可没那么乖，我还逃课来着。我背着书包到马路上溜达一整天，希望爸爸妈妈能来找我。这样的勾当我干了好几次，没别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来找我。他们来找我了，带我回家去；他们是民主的父母，不打孩子，只是问我为什么逃课。我气疯啦——他们明知道我为什么逃课，还成心来问我——我就咬紧牙关，不说。后来我发现，这种勾当根本没用，他们就是不肯承认他们漠视我。他们大概认为我故意捣蛋，所以一再地告诉我他们的工作多么重要、告诉我他们今天有多少手术要做、告诉我病人多么需要他们……我终于明白过来：他们早八百年前就忘记了，我是多么需要他们。于是我立刻改邪归正，学乖了，从此以后他们再用不着被逼着为我操半分心，我老是学校里最乖巧的孩子。
渐渐地，我开始发现，他们不常管我也不错，我比学校里任何一个同学过得都自在。只要我不闹事、不考砸，那我的日子绝对就是自由自在，没人追着我学这学那，也没人要求我成为雷锋赖宁张海迪什么的。爸爸偶尔得意地说，这叫“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他们偶尔也会待我亲热一阵，那得看他们自己高兴。我越长越大，对这种家庭氛围也越来越满意——在这宽松的环境里，我有多少别人无法企及的自由，简直是不可想象。我的爸爸妈妈是一对很不错的父母——我真这么认为。他们有事从不瞒我，总要我一起参与决定，但也不强求我发表意见——总之，一切随便，只要我安安分分的就好。
我怎么可以把处分的事去告诉他们呢？他们会不会收回我的自由？也许不会。他们从没尝试过，说不定根本没想到过。但我不是辜负了他们给我的混账自由么？这些个混账自由，我还真该感谢他们给我这么大的自由。
我们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和我儿子闹翻了。
我们是无法可施，才不得不这样的。凭良心说，儿子这些年没让我们多操一分心，也算是个好儿子。我们一直对他很满意，认为他懂事情。我觉得我们是开明的父母，不愿意给小辈增加许多负担，也不想多给他束缚。从前我们以为，在这样的思想下面，儿子的表现令人满意。可最近，一切都变了。
儿子被学校处分的事，我们早就知道。那天他班主任来电话，是他妈妈庾雯接的，我当时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听她提起电话，先是很诧异地说：“噢，李老师！”儿子进高中之后，这是破天荒头一遭，老师打电话来，我想，不知什么事。可我心里并没重视，因为儿子从没闯过祸，去开家长会时，听到的大都是夸奖他的话，至于一两句批评，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缺点——这些老师的水平，我有些了解，我看他们要么是老脑筋，要么就缩头缩尾，真正高水平的没有几个，我们国家现在就这样，除了老师的教学水平之外，其他素质一概靠边站，依我看，我儿子将来会比他们有思想得多。接着，庾雯似乎很震惊地说：“啊？！”紧跟上又一句：“真的吗？……会不会搞错了……哦，哦……”她一迭声地“哦”，声音越来越低——我放下报纸，开始对这件事感兴趣了。庾雯放下电话，转身看着我，我让她那种尴尬的眼神看得也慌起来，问她什么事。她说：“你不要急——你儿子受到警告处分了。”我们就是这样知道他作弊的事的。
以前我们都以为儿子绝不至于干出作弊这样的事情来，刚刚听说消息时，我和庾雯都震惊得不得了，然后是失望。不过我们马上决定，不去捅破他的心事，让他自己来告诉我们。他班主任打电话来那天，他正巧晚回家，我和庾雯两个人到厨房去准备晚饭，心事重重地商量着儿子的事。过去我老认为，一个作弊的学生肯定不是好学生，可事情轮到自己儿子头上，我却发现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丝毫没有变化，还是一个很模范的儿子。我非常愿意相信他，我甚至决定，只要他敢于向我们承认他受处分的事，我一定不为难他什么——我真是愿意相信他的，毕竟他做我儿子十几年了，我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样：他是个很好的孩子。庾雯到底是个女人，遇上点事就心不在焉的，该放盐的时候拿了糖，一撒又一大把。我对她说你不要这样，事情不会那么糟。她看看我，简直要哭出来似的喃喃道，怎么办啊秦磊，他是你儿子呀。我说，他是我们儿子，所以你应该相信他，他不是坏人。我知道的呀，她说，我知道的呀，可是受处分的都是学校里最差的学生……我也不知怎么去安慰她，只好不吭声。过了一会儿，她自己又说，哎呀，我刚才怎么连问问老师处分能不能撤销都忘了。我不理会她，只提醒她说：“你别忘了，刚才我们说定的，等会儿儿子回来，千万别提这事，要像平时一样。让他自己告诉我们，懂不懂？”她说知道了，把锅里的菜炒得“刺啦啦刺啦啦”直响，一边背书似的喃喃着，要像平时一样，要像平时一样，忽然又问，“他会告诉我们吗？”当然了，他当然会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儿子，他会告诉我们的——我安慰她说。
儿子平常回来晚了，我们从来不问他去了哪里，我们觉得十六七岁的男孩子，这点自由总要给的；可那天他进门时，我忍不住问了句：“你哪儿去了？”
从那天起，日子就过得不那么舒服了。儿子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作弊的任何一个字。每天临睡前，庾雯总要说一句：“他今天还没说。”我知道，不能过分地指望他自己说了，可我仍然自我安慰似的尾随上一句：“明天，明天他一定会说的。我们可别逼他。”她很顺从地点点头。我们关了灯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心里都明白对方也没睡着。有一天早上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也不知昨晚什么时候睡着的，却看见庾雯大张着眼睛直直地注视着床上方的吊灯，忽然说：“秦磊。”我回问：“啊？”“你说，秦庾是不是我们的儿子？”我愣愣，不知怎么办，最后还是笑了，调侃地说：“你睡糊涂了吧？”她使劲地眨眨眼，接着很认真地摇摇头，说：“他要是我们的儿子，为什么连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们？他要是我们的儿子，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过问他的事？”“别傻了。”我伸手想摸摸她的耳垂，她把我的手推开了，扭头注视着我，说：“你说，我们这些年是不是没有好好关心过儿子？我们有没有太顾着自己？”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这怎么可能？这件事我们十几年前就讨论过了——我们总不能为了儿子放弃我们的生活吧？并且孩子应当有他的自由，管头管脚对他可不好……”“可是你不觉得和他多陌生吗？事情发生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们对他的一切都不了解！我们除了知道他喜欢吃罗宋汤、知道他的衣服鞋子穿几号，还知道他什么？他像我们儿子吗？要是他是我们儿子，为什么我们对他的了解少得这样可怜？你怎么敢说你是知道他的呢？现在他的档案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可他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听。我们做了这些年父母，究竟懂不懂做父母的意思？”
我们无法忘记这场谈话。当时房间里还很昏暗，什么东西都影影绰绰的——过了四十五岁之后，我们都开始醒得越来越早，庾雯常常抱怨自己开始像她妈妈了——我们两个像平时一样，挨着躺在床上，衣冠不整的；往常，我最喜欢这个时刻，这个时刻我很容易就会发现我们结婚已这么些年了，而在我身旁的这个好女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是我温柔贤淑的妻子，这个念头让我十分安心。我们往往会快乐地聊起过去的岁月，当她悄悄地靠在我心口时，让我错觉她不再是母亲、护士、媳妇、党员和其他一切社会角色，而只是我的妻子——可那天，她提起了儿子，提起了自私，她似乎想破坏我们不成文的约定，我无法忘记她的语气，仿佛在提醒我，这些年我们做错了，一错到底。
可惜，不论是错是对，都无法挽回了。儿子已经这样，我们也已经这样，沟通从不是我们和他之间的强项——换言之，我们连过问他在学校里的事儿都不习惯。这漫长的一星期里，我们时时想问起他的学习生活，也给他机会让他告诉我们处分的事，可我们问的态度如此窘迫，他的回答也极不情愿，正如庾雯说的，他简直不像我们的儿子。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头一次发现，作为一个父亲，我的经验有多贫乏。
今天吃晚饭时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庾雯问起他下个礼拜期末考的事，他先是皱眉头，接着又找些话搪塞，什么“我会考好的”、“准备好了”、“没问题”，心不在焉的样子叫人生气极了。毕竟他是我儿子，什么时候我们变得这样缩头缩尾、忍气吞声了？有时候到底谁错了我都搞不清楚。一气之下，我摔了筷子。他们两个都吓了一跳，庾雯战战兢兢地叫我别这样。我顾不了了，冲口就说：“你以为你被处分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吗？”他一听这句话，突然愤怒地瞪了我一眼。我更加火冒三丈，站起身撑着桌子，手却被庾雯拉住了——她一个劲儿地说：“你快别这样。”又对秦庾说：“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这个时候她反而显得异常地镇静了。
他深深埋着头，半晌不言语，样子很犟。过去我们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即便他一年级时逃课，也不过问他几句、嘱咐几句就完事，今天的气氛是真的很紧张。他说话的语调愤愤的，倒好像我们对不住他，他说：
“既然你们知道了——又干吗问我？！”
这场风波究竟是怎么平息的、又是由谁平息的，我一点也记不起来。奇怪的是，我当时只是生气，气得火冒三丈，可却没想过要打他。说实话，我没打过他，从来没有打过他——我发现我这个爸爸当得真冤枉，连孩子都没打过一下，我究竟能在儿子身上留下什么呢？他当我是他爸，其实对他来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不知过了今天，我怎么去面对他。我算是哪门子的爸爸呢？或许过去我确实没有好好关心他，所以现在也没有资格去过问他的事？然而，即使一切都不能确定，有一个事实却可以确定，那就是我爱他——他是我惟一的儿子，我一直深深地爱他，从来没有过我对他的爱减少的事，过去、现在、将来，我总是不变地爱着他的。我爱他，难道这还不够吗？还要我做什么，才算是关心他呢？我给他自由，这错了吗？
这真好笑！我能做一个好的丈夫，可却不能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丈夫和父亲，两者相矛盾吗？从前我始终认为这不可能。从前我以为自己既是好丈夫又是好父亲，现在我才突然发现，我的人生是有缺憾的，那就是没能当好父亲——这个念头紧紧地攫住了我。但我知道，这十几年下来，要尝试改变是不容易了，况且我根本不愿意改变。
我吓死了。我今天吃晚饭的时候，真的被他们父子俩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秦磊这个人，脾气一向最好，医院里人人夸奖他，说他跟谁都不闹红脸——我也知道他脾气好。可是今天，他发那么大的火，我还从没看到过。他摔掉的那双筷子，撞到地板上，我拿去洗的时候，轻轻一碰就折了。
秦庾这孩子，我不知他哪里来的气。爸爸说他一两句重话，他居然那么凶。不管怎么说，受处分那么大的事，不向我们提总是不对。他瞪秦磊那一眼，谁看到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他的爸爸！
这场无名风波，可说来得快，去得也快。激烈是异常的激烈，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两句争论。不过，家里就此罩下了一层阴影，我感觉得出来。我先把秦庾送到他房间里去，叫他关上门好好反思反思——其实，我主要想让秦磊冷静一下。关上房门转过身，我看到他坐在饭桌前面，左手搁到桌上，搭住饭碗，右手攥紧了拳头压着膝盖——我真想站到他身后去，对他说些什么。但我没有。想了想，我到厨房去取块抹布，收拾桌子。桌上一片狼藉——今天吃的虾是秦磊下厨烧的，凡是与虾有关的菜，总是他当仁不让，在厨房里，我一高兴就叫他“老虾”，他听了也会很高兴——我收拾桌子时，尽量低垂着眼盯住桌上的虾头虾壳，不去看坐在桌前的他，我很怕看到他颓丧的样子而又无力替他振作。再说，我也是胆战心惊。破天荒第一次，我关上了厨房的门洗碗。我想，还是别让他听到什么声响的好，省得他再气起来，我就没办法了。静静听着自来水流动的细小声音，我心里还兀自害怕着，想想刚才的一幕一幕，浑身起寒意。真不知我怎么会表现得如此镇定——我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秦磊是我的丈夫，秦庾是我十七岁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男人，比我高大，比我强壮，却要依靠我的臂膀去拉开他们、解决他们之间的纷争——我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我忍不住抽出手，放到灯光下仔细看了看。我没敢承认——太小，太小了。
这有多可笑！似乎我第一次用“男人”两个字来定义我的丈夫和儿子。这些年来，我始终把秦磊看成我的丈夫、把秦庾看成我的儿子，差不多忘记了，他们首先是男人，他们之间的争端，是男人的争端。我可以理解秦磊，我懂他做到这一步有多么不容易，我甚至奇怪他早几天怎么没发作；我知道，他作为父亲的尊严受到了伤害，看到自己的儿子对他不重视，他生气，真的生气。但我不太明白秦庾，不明白他究竟因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愤怒、这么冤枉、这么孤独和偏执——在这件事里，究竟有哪一点，他是做对了的？我作为母亲，除了可以给他一点关心和同情之外，无法给他半分的理解。我尝试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事；他没有正视我，而是低下了头——他体会到了我的关心和同情，但是拒绝理解。他低头，并不表示屈服——早在他很小的时候，他逃过几次课，当我们询问他原因时，他就低下头，一开始我们以为他知错了，谁知不久他又故技重演，后来他到底怎么会变乖的，我到现在还拿不准。我把他送进房间，他顺从地进去了，可是，就在我打算出去的一刹那，他猛地抬起了头，望定我，脸部由于一阵突如其来的怨愤扭曲得几乎变了形——他这种神情，我以前从没看到过；我以为他要说什么，但他只张了张嘴，结果什么也没说。
这是报应。他长那么大，我们没为他操半分心，最近，他却已经让我们操透了心——这还远远不够。在儿子身上，我们是真正的无知。
洗完碗，走出厨房，我看到昏黄的灯下，秦磊独自一个人坐着，左手放在桌上，原本搭住的饭碗早被我拿走了，右手遮盖着膝头——我很高兴他不再攥紧拳头了。我站在他背后，细细地打量着他：他穿的是我买给他的竖条衬衫，把袖子挽起来露出了小臂（我最喜欢他这种穿法，显得长身玉立，非常好看），只是现在，他弯腰弓背，完全地静止着、静止着——这是我的丈夫，那么孤独无助的一个父亲。他生气时，我有些怕，但现在，他在伤心，我懂得怎样让他好受一点。我看看对面的墙壁——他的身体投影在墙上，巨大、灰色，僵直的动作在这种放大下显得夸张，这灰影几乎是在笼罩他、窒息他、吞噬他，而他那么孤独无助。我走过去，蹲在他的身旁，抓起他搁在膝头的右手——虽然我的手不够大，但是多年的默契给予我驾驭的能力。我明白现在不是谈论我们两个的时候——自从知道秦庾受了处分，我们差不多再没谈论过两人的事情——但是，仅仅这样握着手，保持住这一点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维系，就是一分熨帖的安慰。他掉过头来，勉强笑了笑。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说：你是我最熟悉的、一直爱着的男人，那里，是我们深爱和关心的儿子。
真的。我常常说这句话：他是我们两个的儿子。
他真是我们两个的儿子吗？
这些天来，我始终在问自己这句话。我问这句话问得人都快傻掉了。在这以前，我过得很快活，我有丈夫、有儿子、有稳定的工作，我当了护士长，我四十七岁，可是买衣服仍然很方便——我觉得一个女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就属于大逆不道了。但是，自从那天接听了儿子班主任打来的电话，我开始怀疑。这种情形就好比有一天我抬起头来，忽然发现天空到处布满了裂缝——我所坚信万年不倒的天空马上就要倾覆了，但我还无法知道在那上头是些什么。我保存了大半生的信念已在瓦解，而新的信念还不知身在何处，这种时候人会有什么感觉？我走路都开始头重脚轻。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错问题。假如这仅仅是儿子的过错，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听候发落。可怕的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没有告诉我们——这就不仅仅是他的过错了。秦磊在教育孩子方面相当固执，简直有点刚愎自用，他总是主张给孩子足够的自由、足够的权利，以培养他的独立人格。我承认，在秦磊提出“自由”、“权利”、“人格”、“思想”等等诸如此类的名词之前，我连想都没想到过这码事，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爱儿子，我要让他过得快快乐乐——这就是我所有的想法。我生他时，秦磊气定神闲地在查病房，可以说我是由儿子陪着生出了儿子；当我第一次抱他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让他过得快快乐乐，让他不懂得什么叫烦恼、什么叫痛苦——这当然是我一相情愿的想法。后来秦磊用他那一套去养育儿子，我也跟在他后面，给儿子自由、给儿子权利，给儿子所有他爸爸认为可以造就他独立人格的东西，有时去朋友家串门，看到他们的孩子每天必须坐在琴凳上两个小时，反复地练琴，或者握住硕大无朋的毛笔一遍遍练字练画，或者被逼着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无穷无尽的数目字，我就真心地为自己什么都不会、除了“独立人格”之外无一是处的儿子感到得意——我觉得有一个快乐的儿子比什么都强。现在我只怕，从前我们误解了他，我只怕快乐的不过是我们自己。
最近我一直在观察秦庾。我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我不知道他在学校里上些什么课，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要好的朋友，我不知道他的教室在几楼，我不知道常打电话给他的那个嗓音清甜的女孩子是谁，我不知道他整天在想些什么，我甚至刚刚发现他长了胡子！我怕承认这一点：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我口口声声说着爱我惟一的儿子，可我对他的关心还不如对自己体形的关心多。我不清楚其他母亲有没有类似的想法，其他母亲有没有想去看一看，自己的孩子究竟有几分跟自己相像——我觉得秦庾根本不像我，也看不出哪里像他爸爸。这难道不可怕吗？我们为他准备了这个家庭帮他面对整个世界，为了他的快乐，我们挖空心思地给他自由、权利，给他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的全部条件——到头来发现，他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不带一丝父母的痕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做过什么事，让他难以忘怀吗？我们说过什么话，对他的人生有启发吗？我们爱他，可我们有过什么行动，来表示我们是爱他的吗？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说爱他？到底有什么资格说他是我们两个的儿子？
我的同事小林，连他儿子哪个手指甲盖上有虫斑都说得丝毫不差——可我有多少时间没有碰过儿子的手指头了？做母亲的做到这个地步，我刚刚发现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一个不敢确认自己儿子是自己儿子的母亲，难道不是枉做了一回母亲吗？
有几次，我试着跟秦磊说起这些想法。不知是我没说好，还是什么，他听了之后，满脸的退缩和拒绝。他的信念比我的坚定多了，从今晚他的表现看来，他是毫不怀疑自己的正确。可要是来问我，要是时间能倒转，我宁愿做一个最传统、最保守、最不尊重孩子权利和自由的母亲，只要儿子看起来像我，只要我能知道他的一切。
我养过的那只猫——叫“针筒”的猫，冬天喜欢趴在我的膝头睡觉。我在家里过寒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就这么坐着，让针筒趴在膝头幸福地睡。我把手放在它蜷缩起来的身上——就是后腿前面一点——明显地感觉到它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它的气似乎很长。我再把手放到自己肚子上，却感觉不到有什么起伏，当时我一阵害怕，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其实我不大明白，像针筒那样的猫们怎么可以活得如此没有意义：针筒从来没有抓过老鼠——我猜想它根本不清楚老鼠是什么样子，假如用是否知道老鼠的样子来判断一只猫的话，那我比它更像猫；而其他在家里养猫的同学也没见过他们的猫抓老鼠；对它们来说，生命的第一大意义大概是睡觉，早也睡，晚也睡，冬天找暖和的地方睡，夏天找凉快的地方睡，睡完醒来，弓弓背打个哈欠，悠悠地衔条小鱼吃，接着再睡；偶尔它们也玩：它们可以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半天，也可以一心一意地企图将一根高悬的绳圈什么的碎尸万段——反正猫的生命目的尽在于此，而且我看针筒那样子，它幸福极了、满意极了，它“呼噜呼噜”打着瞌睡，活像个骄傲的皇帝。
我想着，要是人能够有猫这样的觉悟，那世界就会适合生存得多——可惜人没有这种觉悟。比方我这个傻啦吧唧的倒霉蛋，这会儿几乎连家都待不下去。
天已经晚了，很晚很晚，窗外不知何时还下起了倒霉的雨。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时爸爸深夜被叫出去给他上亿个病人做手术，妈妈就不睡了，要么陪爸爸去医院，要么坐在卧室里看杂志——我知道这些，因为小时候我睡得不大沉，而他们两个人睡眼惺忪地翻衬衣、翻袜子时又老弄出接二连三的响动来。有一天晚上，爸爸被医院叫出去的时候在下大雨，隔三差五地还打雷闪电，我被他俩找东西和讨论的声音弄得醒了一下，就又心满意足地睡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好几个小时——我被人一阵推搡，不快地醒过来，蒙蒙眬眬中，我听见妈妈的声音说：“秦庾？秦庾……”说老实话，我不情愿被吵醒，因为我正在做一个梦，梦里跟窗外一样：下雨、刮风、打雷、闪电——于是我闭着眼，哼哼了一声，只听妈妈说：“秦庾你要紧吗？打雷怕不怕？要不要来和妈妈睡？”我伸手往下巴那儿搔了搔，迷迷糊糊又哼哼一声，表示不用，屁事不管，打算继续做梦。我猜想，她大概回卧室去了。可是紧跟着，“哗啦啦”一声炸雷，我也不清楚是梦里的雷还是窗外的雷，只隐隐约约觉得眼皮外面光明了一瞬，接着又被人一阵猛推猛搡——看样子我是非睁眼不可了，要不然妈妈决不会让我安生。睁眼一看，就看见妈妈的脸，床头灯在她身后亮着，勾勒出她面孔的轮廓。可我背着光看不清她的鼻子眉毛，只看见她的一对眼睛，眼白部分又清又亮。她两手握着我的肩膀，有些气喘似的问：“打雷怕不怕？”我摇头。“要不要上妈妈那儿？”我摇头。她顿了顿，还问：“真的不怕？”我望着她，望了一会儿，在床上坐起来——因为我觉得在枕头上点头太吃力——点点头说：“行，我去和妈睡。”我觉得在枕头上点头太吃力，所以要坐起来。妈妈咧嘴一笑，露出的牙齿在窗外的闪电照映下是蓝莹莹的，她牵着我的手，到隔壁大房间去。大房间里亮着床头灯，粉红色——是妈妈挑的粉红色灯罩，就是那种倒过来形状像铅桶、外面蒙着纱的老式灯罩，我觉得非常好看——床上乱糟糟的，摊了几本书和杂志，妈妈去睡在床的右边，我就去睡在床的左边——我睡的那一边，床单上有个填填，是爸爸留下的。妈妈问我，不睡觉好不好，念书给我听好不好。我说，行。于是她就让我靠在枕头上，她也靠好——枕头是她做的，枕套子上的花也是她绣的，内容是浅粉色的桃花，我曾经在别人家见过枕套子上绣牡丹、绣菊花、绣牵牛花、绣蝴蝶、绣金鱼，可从没见过和妈妈一样绣上浅粉色桃花的，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妈妈够水准。那天晚上，窗外下着大雷雨，闪电下的雨滴像钢针一样，天空一阵黑、一阵白，雷声一会儿滚、一会儿炸；室内，在粉红色的灯光下，靠着绣上浅粉色桃花的枕头，妈妈给我念书——到初中里我才知道，书是妈妈所钟爱的《追忆似水年华》。后来她又有无数次念这本书给我听；她大概有个雄心壮志，想把这本二百四十多万字的小说从头至尾地念一遍给我听，可每次念，她都忘了上回念到哪儿，只好从头开始，所以直到现在，我才只听过这部巨作的前十多页；何况近几年来我根本坐不下来听这倒霉的普鲁斯特，而妈妈也对我的文学鉴赏能力丧失了信心。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尤其是在那晚的大雷雨中，妈妈柔和的嗓音念出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我，尽管我不清楚那些永远理不清的意义。我记得妈妈翻开书页，捧好书，像开始什么重大工程似的、郑重其事地念道：
“追忆似水年华——马塞尔·普鲁斯特。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第一卷，贡布雷。一。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有时候，蜡烛才灭，我的眼皮儿随即合上，都来不及咕哝一句：‘我要睡着了。’半小时之后，我才想到应该睡觉；这一想，我反倒清醒过来。我打算把自以为还捏在手里的书放好，吹灭灯火……我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忽远忽近，就像林中鸟儿的啭鸣，表明距离的远近。汽笛声中，我仿佛看到一片空旷的田野，匆匆的旅人赶往附近的车站……”
妈妈的声音柔和而亲切，和窗外的雷声形成一股抗衡之势。她不知疲倦地读啊读啊，醉心于书中的描述，直到我打断她问道：
“妈妈，为什么每次爸爸去做手术，你都不肯睡？”
她停住了，扭头看看我，微笑了一下。伸出手指头，在书页的边缘上轻轻来回地摩挲。半晌，她答道：
“爸爸没有睡，妈妈怎么可以睡？”
说完，她又冲我很快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爸爸动手术，妈妈是护士，要陪着他。”顿一顿，怕我听不懂似的，又像是自言自语：“爸爸是救人的性命，妈妈要在这儿陪陪他。”
我望了望窗外的雨，又问：“妈妈，你怕死人吗？”
她温柔地凝视着我，握住我的手，答道：“妈妈不喜欢看到别人死，但是妈妈不怕死人。”
“那，怕打雷、怕闪电吗？”
她一听这话，眼神微微地变了，想一想，说：“只要陪着爸爸在一起，妈妈什么也不怕——只要爸妈陪着你，你也什么都不用怕。”
我明白，妈妈她怕打雷、怕闪电——女的都这样。而且她们还不肯直说。自从那一晚，我比从前更爱妈妈了，因为我知道她也有害怕的东西，而且她在害怕的时候会来求助于我——虽然仅仅是那么一次，也令我深感骄傲。可我也知道，爸爸对妈妈比我更要紧：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害怕，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来找我，要不是爸爸，她谁都不会等、谁都不愿陪的，她让我睡在大床上、给我念书、和我说话、对我微笑，都为了她要陪着爸爸不睡觉——我到底是不要紧的，从小我就明白。到头来，她只会对我说一句倒了八辈子霉的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这世上的人都疯了，疯得一模一样，全巴望着我告诉他们处分的事——可笑的是，他们既然早就知道，又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告诉他们呢？
天知道，我曾经相信，我的爸妈绝不会欺骗我。可我错了。想到当我一心隐瞒处分的事时，他们两个早就知道这事，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现在回忆过去的一个多礼拜，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始终在刺探我！我曾经相信他们的，因为我以为他们是最好的爸爸和妈妈，可我错了。这对爸爸妈妈，他们送给我一只小猫，他们从不逼我干这干那，他们从事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他们在我眼前相爱，他们用绣上桃花的枕头套子和粉红的灯罩——可他们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事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件由一帮土豆似的家伙决定的事告诉别人？我为什么要被人耍来耍去、骗来骗去？我早明白，他们全为了他们自己：王海燕是为了满足她必须关心谁的欲望；李老师是为了持久地把我当成她那儿子的破烂代替人；樊斌是为了别叫我埋怨他而他能好过些；我的好父母，他们是为了保住他们父母的身份。
我认了。反正是我自己让王海燕以为我有多需要她狗屁的帮助，反正我至少得过一年才能离开肿眼泡的李老师，反正我死也摆脱不了同我一样倒霉的樊斌，反正我没法开除我的爸妈。我闷极了，我宁愿为了那道透露给樊斌的化学题给枪毙，也不要这么多人来关心我——他们哪里关心我？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所受的伤害，他们为了表演自己的难过，从不管我是不是会被闷死。
世上的人全是这样。即便是李老师的儿子死了，她所想的也不过是：我再见不到他了！谁见不到谁，还不是一样活吗？只有王海燕这种假模假式、夸夸其谈的人，才会津津乐道人和人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岂不知我再也不想和她有什么可怕的联系了，她漂亮也好、聪明也好、是Ｆ大学的疯狂大学生也好，总之我再也不想见到她。死的就让他好好死，活的就诚实点活，干吗都把“责任”、“情感”、“缘分”、“爱”一类让人恶心的字眼挂在嘴边，好好的日子还要故弄什么玄虚，故意搞得乱七八糟，再自以为是地去忏悔，像夜间谈话节目里那个不要脸的鼻音先生一样，其实不过想证明一个狗屁的高贵而已。
爸妈也很虚伪。既然那么想知道，干脆来问我。吞吞吐吐这些天，刺探来刺探去，憋出火气自找罪受。过去我需要他们重视，他们说“忙”，现在我不愿他们管，他们又痛心疾首。他们让我失望，他们怪谁？也不用那么看重“开明父母”的称号——即使看重，也不用假模假式地硬撑。
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我从床上起来，去开窗。风把雨往屋里吹——雨滴很细，可是密，兜头兜面过来，脸上只觉一阵凉意，手一摸，已经干了——这到底算什么呢？淋到还是没有淋到？我又想念针筒了。针筒这猫活得多快乐，它不思考，就没迷惑；不像我，一过了睡觉时间，就死活睡不着。
我同桌死了。
是煤气中毒——在洗澡的时候。
真不能相信，那是我的同桌。只是在昨天，她还笑眯眯地告诉我她天天熬到什么时候睡；她手里拿着一方白地缀粉蓝色碎花的手帕，轻轻地抹一下鼻尖，抱怨着说，天越来越热，希望高考那两天下雨，可就好死了。
她不应该说什么“好死了”。现在看起来，从她出生那一天起，她就不该说一个跟死有关的字，那都是凶兆。现在，她真死了。这种事，这种事如果不是降临到天天耳鬓厮磨的人身上，叫人怎么能够相信呢？
今天一天，她没有来上课；要不是刚才，班主任特地打电话通知我，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已经不在了。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秦庾——我天天等他来电话，每次电话铃响都会神经紧张——我赶在提起话筒之前清清喉咙，然后才有礼貌地对着话筒说“喂”。电话那头，班主任林老师的声音说：“王海燕。”我听出来是谁，心一松，说：“林老师啊。有事儿吗？”“王海燕——”“林老师？”我听她欲言又止，和平时雷厉风行的做派完全不同，心里像感觉到什么似的，猛一下紧张起来。只听她低沉着嗓音，心事重重地又叫了声“王海燕”，顿一顿，似乎要说什么，却再次停滞不前。我屏住呼吸，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一边用空着的左手去扭电话线，一边嘎着声音催促道：“林老师……什么事？”她这才很迟缓很迟缓——几乎是拖泥带水地说：“你同桌——她——不在了。”“不在？她哪儿去了？”我甚至没有反应过来，紧接上去就问。沉默——林老师沉默，我也沉默。我攥着电话听筒，眼神迷离地凝望前方那堵雪白的墙，头顶上的灯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猛然间跳动着闪了一闪，我的太阳穴被闪得生疼。我似乎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又似乎不十分明白——这一切都像在做梦，那么不真实，不真实到连我的心脏都似乎没有跳动。世界刹那间安静下来，所有的嘈杂都退得远远的；安静到不真实的空气中，只有林老师的声音，在缓缓叙述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原委：她爸爸去值夜班，她妈妈到小姐妹家去学习一种新的绒线编织花样，她一个人在家里复习功课，也许因为疲劳，她开了热水器洗澡，然后——林老师没有说下去，似乎是顺理成章地，事情就发生了。整个叙述过程中，我和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着说同桌的名字，好像这样一来，死的就可以是另外一个人了。
然而，我同桌真的是死了。死了。虽然我不愿意说她的名字。虽然她的模样、她的声音还近近地在我眼前、在我耳畔。虽然除了我之外，班里的其他同学还继续以为她仍旧在世上，鲜活、乖巧，和他们一道抱怨功课、抱怨高考、抱怨教育体制、抱怨盼不完过不完的未来。她已经死了——死，就这么简单。
我们究竟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她刚刚开始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抱有信心，她刚刚开始对所填的志愿有了志在必得的勇气——真的，最近几天，她不知为了什么，变得很自信、很朝气，前段日子为各方面的重负所压下去的快乐，奇迹般又活了回来，三年以来，我头一次看到她这样镇定地面对挑战……
有一天，她趴在桌上演算着数学题，我刚刚从老师办公室回来——张老师叫我去帮他理些卷子——坐定在椅子上，拿垫板扇扇风。她忽然微微抬了头，放下笔，竖起一双手，仔仔细细端详了一会儿。我的眼光也被引了过去，看着她一个个小贝壳似的指甲。她有点感觉到我的目光，扭头冲我一笑，又去径自打量自己的手。一双手翻过来翻过去的。蓦地她叹口气，仍然注视着手，说：“你说，抹上指甲油，好不好？”我忍不住笑起来，问了句：“你？你说蔻丹么？”“不是的，”她望着手，竟有些陶然欲醉的模样，“我在想，考完之后，我要抹上那种冰蓝色的指甲油。”我坐在位子上，已经想象到她的手指甲染上冰蓝色之后，整个人会显得多清爽。还没来得及做番评论，她已经收手拿起笔，在草稿本上走笔如飞，一边点点头，下了什么巨大的决心似的说：“嗯，就是这样！”
还有一天，我坐在她身边读一本莫名其妙的武打小说（反正我在教室里时，总是尽量不出声音），她正看文言文。她把下巴颏儿贴在课桌边缘，左手往后撑着椅子，右手放在桌上，五个手指头弹钢琴似的动来动去。我无意间一瞥，只见她脸上漾着淡淡的笑意，整个人的样子特别舒展——我只瞥她那么一眼，也被她感染了幸福的气息。看她开心成这样，我心下诧异，凑过去看她的语文书——“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再看她自己——眉头舒展，眼神又清又亮，嘴边一缕笑意，若即若离、似有似无，像风里的歌声，风过、风住，抓也抓不牢，可是曲意总在那里。我忍不住问：“喂，看情书啊？美成这样，至于吗？”她轻轻“嗯”了一声——音调里显然是有段时间不讲话，想说又发不出声的样子——如大梦初醒般扭头看我，眼睛懒懒地只睁开一半，笑眯眯地说：“你才美呢。人家复习功课也来不及。”我笑道：“那你又幸福得不得了了？”她抿嘴一笑，不置可否，转过脸向着窗外——望了一会儿，把整个半边面孔贴在课桌上，背对着我懒洋洋地说：“天气多好。太阳多亮。文言文我已经全掌握了……”越说声音越低，越低越是幸福无比。
那时看着她，我心里的不快一扫而空。我想，多好啊，她从没这么笃定过，她可以考好了。
那时的她，身上有种快乐的光，亮得令人不敢正视。
可我刚才挂上电话，什么都说不出来，蜷在沙发里面，只希望缩到无限小。这样热的天，我却手脚冰冷，一个劲儿地颤抖。我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无可奈何的颤抖。我想，也许这时我最该做的事是哭，把做家务的爸爸妈妈都哭过来，好告诉他们，我的同桌，我三年的同桌死掉了，死掉了。可我欲哭无泪，而终于颤抖了。
门一开，姐姐甩掉高跟鞋走进来。她是新新人类，穿上露肩装向全上海进行了一整天的肩膀展示，这会儿得意万分地哼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看到我，她一下子呆了。
“怎么？”她瞪住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