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阳光
序言：欣慰和感谢
这本小说最初出版的时间是１９９７年，当时取得了令我非常难忘的成功。我并没有想到几年以后，它会重新出版。按照我的想法，当然是要写新的东西，希望能证明自己比过去写得更好。不过，现在被告知，最初的作品还是有重新印刷的价值，我也感到欣慰。
在我自己家里的书架上面，并没有一本《》。早几年前，就已经全部被我拿来送人。按照习惯，我是不会再去翻阅它的了，被人问起，也照旧是满不在乎。然而我当然总是希望，它尚有它的可读之处，在几年之后，还有人喜欢它。初版半年多时间里，我曾经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实在毫无理由，仅仅因为疏懒，我没有怎么回复，即便回了，态度也并不认真。我自己的生活就嫌纷乱，还要回答他人提出的问题，甚至给出指导，我想这大概是办不好的事情。对喜欢我作品的读者，我没有许多话可以说，只是感谢你们阅读了我的小说。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是不会停止写新的东西。
这篇短序居然变成了一个写作保证书，这也是为我所始料未及的。
许佳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那个女孩子坐在桌前的样子很安分——我只是走过去时从眼角里瞥了她一下，可是立刻得出了这个结论。得出这个结论后，我依旧朝前走，但是心情渐渐地坏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这几天我的心情一直不好，现在尤其地坏。当然喽，谁都会说，遇上我这样的倒霉事，人人都不可能有好心情。但那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说心情坏和心情真坏根本是两码事。我看人不顺眼，看树也不顺眼，不管是什么样的宣传画看上去都像和我作对——我并不想这样；我想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在心情坏的时候一点也不想心情坏。
我是真的烦。我现在心里烦得连路也不想走了。我正在穿过图书阅览室。阅览室的后边是广播室，王海燕正在那里等我——在学校里，她要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就总是约我在广播室见面。她是校广播台的负责人，广播室简直成了她的私人会客室。最近我是那里的常客。她大概是以为在我这么倒霉的时候，她理应多表示一些同情和关心。我知道，她一直在为我的事情奔走，想凭她在行政楼里的小小地位挽回我的悲惨下场，可惜她也不过是一个学生会主席而已。虽然她的努力都失败了，但她还是在尽力地让我意识到，她是这个学校里最爱护我、关心我的人。其实我也明白这一点，但我最近开始烦起她来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烦身边的一切东西，包括她。她频繁地约我会面，我简直在没见到她之前就可以背出她的所有措辞——无非是说叫我不要灰心、要争取在高三毕业之前把处分记录去掉，告诉我她有多关心我，她始终支持我，叫我有事去找她一类的话。我烦死了。我现在穿过阅览室的时候就在烦走路，我基本上是干什么烦什么。我还烦去见王海燕这件事，还烦坐在阅览室里的那些人。
为了不叫人家注意，我紧挨着墙壁走。墙上有一张宣传画剥落了，有人干脆把它撕了下来，只留下几处撕不掉的斑驳纸片，一副年深日久的傻样子——唉，写着我光荣大名的那张布告正贴在校门口。阳光照耀下，它显得簇新簇新，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才能剥落得像这张宣传画似的面目全非。不知道，我这个烦得要命的人什么时候才会像旧宣传画一样被彻底遗忘。
我突然想，还是不要去了。去也是烦，不去也是烦，我去干什么呢？再去见王海燕，我对她的美好印象就会消失殆尽的。我还是不要去了。这个决定一冒出来，我就立刻站住，然后转身往回走。
是的，我折回去了。然后我看见刚才那个女孩子还是专心致志地坐在原地，埋头读她的书，长头发温柔地保护着她的脸。我想我这个人大概是不正常了，我竟会笔直地向她走过去，往她桌对面一坐，带着一副认识她很久的神情。唉，我是不大正常了。她并不特别漂亮，也没有什么地方吸引我——也许是为了她自始至终安分地坐在桌子前面的姿势吧，我不懂。全校人都认识我——自从被处分的消息全校通报，我就摆脱不掉这个梦魇了。惟独她，安分地坐着，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她的两腿并得很拢，伸长了双臂，把合着的两手插在两腿中间，身体略略往前倾，头却是低低地垂着，她的长发轻轻摩挲着她的脸、她的肩——也许是她的这个姿势打动了我。
我坐到她对面时，她抬头轻轻看了我一眼——她脸上的那个表情，表示她并不认识我，真个地令我非常感动。她也没笑，也没不笑，给我一种印象，仿佛她是从她眼底那本书里冒出来的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精灵，因为人毕竟是这个世界的，而她像从另一个空间、另一个时间来，跟这个学校、这个城市、这个千真万确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我真感动。我被她和世界的这种没有联系打动了。她是一个一分钟之前还不存在的彩色气球，在我眼前晃动。
猛地我开口说起话来了——我说什么呢？我说：
“我就是被处分的那个人。”
她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第二次看我。她疑疑惑惑地打量着我，问：“你在跟我说话？”
“我就是那个被处分的人。”我重复道。
她仍然是那个和她不相干的眼神，望着我，半张开嘴：
“为什么？”
“作弊。”
她不要是有点怕了，怕碰到神经病。是的，她一定有点怕，她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退缩，像正站在十步开外看我，实际上她就在我的眼前。不管她怕不怕，我没有停下来，我已经失去了自制力，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我被处分的来龙去脉：樊斌怎样急切地呼唤我的答案、我怎样一丝不苟地把解题过程抄下来、怎样把纸团丢向他、监考老师怎样发现了我们的“交流”、怎样把纸团塞进屁股上的裤子口袋里、班主任怎样骂我们、李老师怎样给我们打了零分又怎样希望掩人耳目、一个匿名的乌龟王八蛋怎样把我们出卖给校长、校长怎样派那个青春期的政教处干部来审讯我们、喇叭里怎样通报我们被给予警告处分的决议，那张破烂布告怎样被贴在了校门口……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要提起处分的事，不要提起混账的处分的事，因为我就怕会出现现在这样没完没了的情况。我喋喋不休，活像个女人似的说着，奇怪的是，我说这件事时，是那么漠然的一种口气，倒有些隔岸观火的意思——而事实是，传纸条的是我，被像个诈骗犯一样抓到的是我，倒霉的也正是我。我几乎不带任何感情地叙述，既没有语气也没有动作，简直没有什么标点符号表示停顿。这可太丢面子啦，我痛苦地在心里想，嘴上却不住地讲述。我的这种文字水平差不多可以用它来写小说。
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我已经来不及去注意了。我是满心的愤懑，对全世界的愤懑，我的愤懑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顾不上去注意坐在对面的是她——是这样的，我好像是越过了她的身体、忽视她的存在、注视着她的背后在叙述我倒霉的经历。那么，她的后面是什么呢？
世界的尽头。
她的后面是我世界的尽头，而她——我竟会有这诗意的幻想，真叫我吃惊——是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
我世界尽头的这位保护人，在我叙述的全过程中始终没有吱声，也没有动。她坐在我的对面，好像和我、和这学校、和这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直到我的叙述结束，她也仍然没有动，不出声地望着我。她的眼睛又大又透明，她薄薄的长发温柔地摩挲她的面颊。
让我再想一想她的那对眼睛，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悄没声息地望着我——我说，它们又大又透明，因为它们确实是透明的，是纯粹的透明。有一种很滥的说法，宣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的眼睛不是这样，她的眼睛是“世界的窗户”。我看不见她的心灵，可是我在那对透明的眸子里看到了这个世界！她这个人在那里，差不多像没有人在那里，因为你感觉可以透过她的眼睛看见她后面的东西；惟一的不同是，她的眼睛给这世界带来了一种光，一种纯粹的、透明的折射光，一种不带颜色但是看得见的光。
让我再想一想她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
她望着我，透明地望着我。接着，她说：
“人都走光了。”
她说的时候，也不像笑，也不像没笑，她也没有环顾四周，只是十分有把握地、透明地望着我，说：“人都走光了。”
我扭头看看四周——阅览室里空无一人。
我忽然恨她，她让我说出了一切，然后说，人都走光了；她那么缺乏意义，仿佛我的愤懑都是些无聊的把戏。我恨她，我发疯似的渴望再看一看她透明的眼睛，我恨她。我掏出笔，几乎野蛮地抢过她手里的书，在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下我的名字，然后把书扔还给她。她先看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退缩，接着看看书，轻声念道：
“秦庾？秦庾……”
她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的名字，接着把书一合，扭头就走，留下发怒的我坐在原地。我很喜欢她走路的样子，叫人忘记她是用脚走路的。我依然在恨她，而今这恨又多了一层意义：她把书一合，扭头就走，倒好像我的名字是一个无聊的把戏！惟独她不属于这个世界，惟独她什么也没有，惟独她跟我没有关系。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出乎意料而美丽。她走到阅览室门口，忽然停下脚步，头微微一低，然后蓦地转过身，莞尔一笑，动作那么轻巧、飘逸，我还以为她根本没有重量，而只是一个飘浮在空气中的金色气球！过去我从来不知道简单的转身动作会这么优美，我简直无法发现她是在何时、用何种方式转身的！正午的阳光照在门口，她那一转身似乎带动了她周围的空气，把阳光聚集到她身边，画出一圈圈熠熠闪光的螺纹线。她的声音暖洋洋的，恍若螺纹线似的转动。她说：
“我叫吉吉。”
我回到教室时，李老师已经站在讲台前了。她回过头，轻描淡写地瞥了我一眼，说：“快一点，我们准备上课了。”我把头一低——我的这个动作现在成为习惯了，从期中考试之后，我见到她就总是把头那么一低——走到座位上。说句实话，我越来越恨这个座位；这个座位是最后一排靠右的座位，如果我从教室前门走过去，那我就必须像头野兽似的经历每一个同学的注目——教室总是那么小，而桌椅总是那么挤，我偏偏又长得有手有脚并且那么高大，到处磕磕碰碰的，要么是他的书，要么是她的铅笔盒。我总算充分地体会到双手抱着头的投降动作有多科学，照我看，全校的师生员工都该双手抱着头走来走去——想想看，这多有趣，学校会变得跟集中营一个样，大家亲密无间地胳膊肘挨着胳膊肘，除了彼此的脑袋之外什么都撞不到。
我欣赏这个双手抱头的动作，但是除非大家都这样做，否则我不会做。要是我一个人走过去、穿过课桌椅时，做出那么个动作的话，那不就等于是我向他们投降了吗？我凭什么要向他们投降呢？这未免荒唐。要是我向他们投降，那么我受到的警告处分、我经过的那些审讯都算什么？他们又不是来采访我的新闻记者，我也不是什么劳动模范。我是叛徒。如果我是叛徒、是教唆犯、是盲流，那我得为此骄傲，否则我真的变成叛徒、教唆犯和盲流啦。而我现在只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叛徒的角色而已——那些演员，不管他们扮演的是汉奸还是黑手党头目，都深深地为自己的角色骄傲，因为他们是它们的创造者。这些道理，我想我说给谁听谁也听不懂——说句老实话，连我自己还常常糊涂呢。
唉，我究竟在说些什么呢？我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学生，我还有那么个女里女气的名字，我还失了王海燕的约，我还把我的倒霉经历告诉了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到现在我还吃不准她的名字究竟是真是假，我还看见李老师就像只公鸭子似的垂下头，我还在穿过课桌椅时撞翻了赵鸥的铅笔盒，给她捡笔的时候我又把梁守谦的书带到地上——我整个是笨手笨脚又女里女气的一个倒霉蛋，我肯定早就给人笑死了。
其实，我最对不起的还是李老师。李老师她老人家最喜欢我，把我看成她亲儿子似的，我却在考她教的化学科目时作弊，还被抓到了。后来她发慈悲，帮我们掩盖了罪行，只给我们打了个零分，没有上报，可又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去做的揭发，害惨了总有一千万个人，弄得她老人家脸上也很不光彩。我想来想去，恨死了那个除了说些蹩脚笑话什么都说不上的打小报告的乌龟王八蛋，但我又不知道他是谁——唉，得了吧，我连那混账是男是女也还不知道。但我真对不起李老师。我这人就是不够光明磊落，老低着头算什么意思呢？我不知李老师还会不会像从前一样，摸摸我那不怎么样的脑袋说：高三你加化学，你在这方面是很有潜力的。我想李老师大概没了乙炔什么的就活不下去，所以她待我才像亲儿子似的——对了，她是没有儿子的。如果说她有，那么他静静地躺在公墓里也数不上有多少年了；这些年里，他跟所有那些死人一样，什么也说不上来。
其实，我过去一直怕李老师待我好，她一待我好，就不像老师了，简直跟个老奶奶似的，那叫什么呢？但她现在不待我那么好了，我又怕，我瞧她现在一天到晚的腔调，差不多成了个全日制的老奶奶。
我对不住她，总的来说。
樊斌这家伙，我吃不准他是什么路道，简直像要粘在我身上、附在我身上。我倒宁愿他离得我远一点。从前他不这样跟我下死劲儿地装铁哥们儿，我看他还是不错的，除了稍微有一点夸夸其谈之外，其他什么都像正直公民。最近——就是作弊被逮住后的最近——他不对了，一天到晚在我周围转来转去，让人感觉像便衣警察，惹得我心头起火。要说夸夸其谈呢，我和王海燕相处了那么长时间，已经早就不当一回事儿啦，他樊斌不仅夸夸其谈的水平不如王海燕，连夸夸其谈的欲望也不如王海燕，属于小巫见大巫。可是他那股子黏劲，真恶心。早知如此，当初我随便怎么也不肯把答案抄给他。
老天爷，他可又在凑过来了！我发现一个道理——越是你想避开的人，你就越避不开，假如你为了避开他什么都乐意做，那他就会跟神仙似的，在你身边飞来飞去，让你什么都做不成。樊斌就是这样的一种混账情况，我都背得出他的姿势——他明明可以直直地走过来，可非要往左边走三步，停一停，再走三步，然后连着往我这儿走六步；站住的时候，光是两只脚站住，头还在往我这儿凑近，他的头和脚中间那部分，就活像弹簧似的，柔软得叫人恶心；接着，他会猛然抽出手（在没抽手之前，你压根儿不知道他有手，所以说是“抽出手”，就像日本人剖腹自杀时抽出弯刀），在空中画四分之一个圆，重重拍我的头顶或者肩膀或者脊背；与此同时，他的五官猛然挤到一块儿做出惊人的笑容，他的这个表情和他抽手的动作连接得如此完整，让人以为他的手是一个开关一类的玩意儿，而他的五官是他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齿轮和皮带所带动的终端。在做完这一切以后，他就万分得意地对牢我的耳朵嚷嚷道：
“找什么？找鱼吗？”
这是他想出来的蹩脚笑话，说我的名字秦庾用上海话念像“寻鱼”，所以老爱说我是在“找鱼”。他不知道我最恨吃鱼。他要是因为处分那件事感到抱歉，那他还是干脆别生下来的好。可我不想把这些告诉他。我一告诉他，他一定会毫不当成一回事地拍拍我身体的哪一部分，油腔滑调地说：“得了，你这人实在奇怪。”我老实地说，要是有个人成天只知道讲废话、除了废话什么也不讲，他还偏要把你的话也当成废话处理、把你看成和他一样的傻瓜蛋，那可憋气透了。
我明白他这会儿想干什么。我学校的倒霉一天刚刚结束，跑到车棚里拿自行车。我非常乐意一个人回家，当街看看广告牌，把处分的事暂时忘掉，可他非要来抓住我，坚持同我一起回家，然后，一路上他就喋喋不休地唠叨，骂学校里的每一个领导、骂告状的王八蛋（那王八蛋实在该骂）、骂老师同学——他骂人的本领如此之高，到末了可以把看门的老大爷和扫厕所的老奶奶一起骂进去，好像他们也对处分这件事负责。天知道，这件事提得还不够多吗？要是我有力气，就一定把他甩出去——提着他的衣领往前甩，然后松手，看他怪叫一声就到了帝国大厦顶层，飞机票护照什么的一概减免。
我猜得一点也不错。按照常规，他说了关于鱼的笑话之后就更加凑近我问：“回家吗？”
我没理他。我最恨这么着，明明知道你要干什么，还非要死气白赖地问，老实说，我最恨这么着。我不理他，他才不在乎，乐呵呵地跑过去把自己的车推出来，重新回到我身边时兴高采烈地说：“我和你一起回家！”
怎么了，我又不是他那位长腿的妹妹，要他这么死气白赖地厮磨着。他在高一认识一个女生，上次跑来找过他的，大眼睛窄条脸，最漂亮的是那对又细又长的腿，个头比樊斌还高半个头。我们哄他，把她叫成“长腿妹妹”。
我气呼呼地跳上车往前冲，他也跟上来。梁守谦正经过我们身边，在车上叫：“樊斌你怎么又赖着秦庾？你的长腿妹妹呢？”樊斌咧嘴一笑，哇哇嚷道：“秦庾就是我的长腿妹妹呀！”
呸，见他的鬼去吧！我可真想把他揪下来。我算他哪门子的混账妹妹，那我还不如撞到树上死掉。再说，那个漂亮的女生要是真喜欢他，那她不是呆就是傻。这可真无聊，无聊透顶。
校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得照挡在校门口的木牌子上说的：下车推行。我慢慢挪动着步子，眼睛随随便便地看出去——我看见王海燕在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和一个女生起劲地讨论着什么；我还看见……
我还看见，人丛里，有一抹黑发，静静地保护着她的脸，长睫毛下一对透明的眼睛，在我眼前晃动着的一只金色气球——这喧嚣杂沓的校门、这喧嚣杂沓的世界，猛地安静下来，樊斌没有了，梁守谦没有了，王海燕也没有了，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吉吉！
吉吉，那个阅览室里安分的女孩子，那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女孩子，那个不认识我的女孩子——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她就在我的眼前。
只不过是一刹那工夫。一刹那过去，吉吉忽然不见了。从前，我始终没有在哪里看到过她，或者听到过她，今天是第一次。而她又像个臆想似的，一刹那间就消失在人丛里，无影无踪。可是，我刚才真的看到了她。她走起路来也像是静止的。
樊斌在身旁问着：“喂，喂，喂，今天究竟几号啊？”
“５月２８号。”我心不在焉地答道。这家伙，连日子都过糊涂了。
说起我的家——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十分愿意说到我的家，不因为它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它没什么可说，嗨，我正要说到这一点——它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说。我一向不大对人家说到我家和我家里人，今天我说，也是因为不说就没法讲清我这个故事。讲故事这玩意儿我不内行，所以我没法跳过去讲。总归是我倒霉，撞上这种事——其实我不怎么想说自己在“讲故事”，我这件事不是特别精彩曲折，首先我就是那么个女里女气的家伙，做出来的事件件倒霉，我最好还是把这叫做“介绍我的倒霉经历”吧。
我也不是从小到大就总倒霉的。如果我打从生出来那天起就没断过倒霉事的话，那我早就出名了，也不会为了作弊这档子事被处分什么的。我也就是从上高中那会儿开始倒了霉——可我总还有十五年左右的光景不那么倒霉，说起来不至于憋气，顺带地我也好介绍一下我家里那几个人——瞧啊，我差不多把介绍我家这事儿给忘干净啦，我这人说话老跑题儿，所以我说不好故事。
其实，看见我的名字的人，十有八九猜得出我爸妈那些事儿。我爸姓秦，我妈姓庾，他俩就挺省事地把我叫成秦庾。这名字我看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听上去活像个小女孩，容易造成误会；沾了这名字的光，我现在就有些女里女气的，挺讨厌，要是他们当初叫我秦大庾，或者干脆像山里人一样叫秦二狗什么的，那我现在准有出息。
说起我爸妈，他俩是世界上最没说头的一对爸妈。我爸是医生，我妈是护士，老在一块儿动刀子——我妈递刀子，我爸主刀，一来二往的，他们就结婚了。他们这种爱情，听上去有点血淋淋的，挺恐怖。刚结婚那会儿，他们还不想要我，因为爸爸在参加一个什么研究，搞放射性的玩意儿，怕生个怪胎；过了五六年，两个人都不如结婚时那么意气风发了，担心再老点会生低能儿，爸爸的劳什子研究也早结束啦，他们就性急慌忙地生了我——我估计，我现在这么倒霉，跟他们生我时急急忙忙的大有关系。不过，生我的时候，不是爸爸主刀，爸爸是搞脑外科的，离肚子比较远。妈妈到现在也常常不无怨尤地说，生我那会儿，爸爸压根儿不在场，在楼上查病房。爸爸就说，只不过隔着一层楼板嘛，怎么能算不在场？妈妈反驳道，呸，隔层楼板，死了你也不知道，还是儿子好，跟妈只隔一层肚皮。爸爸夸张地大笑，又说，要不是你儿子，谁害你上手术台呀？你又不是没见过生小孩，难道还怕不成？妈妈没有词，只好摆女性特权道，那你去生生看。
我敢说，要不是实在不能生，爸爸真会去“生生看”。爸爸这人对手术的事儿有恶癖，翻起医书来像看武打小说，有时会一个人躲到卫生间去假想生病。妈妈就常说他屁病没有，要么有点精神病。在家里，其实妈妈更像医生，会把什么都弄得很干净、很卫生。爸爸呢，只会往外摊东西，有时真的生病拉肚子，还要问妈妈找黄连素，极没用。
所以，我的爸爸是一个最模范的爸爸，我的妈妈是一个最模范的妈妈，我呢，曾经是他们最模范的孩子。我上了四年幼儿园、六年小学、三年重点初中、两年重点高中——要不是因为处分的事，我仍然是模范的孩子。唉，我忽然发现，我那不倒霉的十五年光景，又无聊又乏味，根本没有什么可说，全是些数字。除了上边那些表示时间的数字外，还有——我的名字特别难写，所以我在五岁那年学了整整四天才学会；我在幼儿园里，排队出操总是在第一个，因为我是个干干净净活像小女孩的小男孩；总有一百万次，爸爸妈妈因为有手术要做，不到幼儿园来接我，我就兴高采烈地走回去——从小我就爱好独自回家，所以樊斌老缠着我，真叫我腻烦透了；我在一年级别“一条杠”，在二年级别“二条杠”，从三年级开始别“三条杠”，一直别到小学毕业；在初中里，全班三十个女生都乐意和我交朋友，她们说我“乖”，其实我不大喜欢那些疯疯癫癫的傻丫头，我倒霉也有可能是她们给引起的；我考高中那一年，人人考得高，我赶热闹也考了４９０分，于是大家都夸奖我是跟我爸学的；我倒霉的开始和被人说“乖”的结束，大概就是上高中的第一天，认识王海燕吧。
这就是我一帆风顺的十五年。这会儿，我的倒霉事可到了高潮。这个高潮实在该死。我还差点忘了，这个高潮并没完全达到最高的程度——学校通知我把这事儿报告父母，我还没说哪。
我不想说了。我这会儿跨进家门，然后关上房门、换好拖鞋，看到妈妈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爸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就不好意思搅和了他们的兴致——要知道，妈妈总是把盐什么的加最不易引起癌症的量到菜里，爸爸总是连报纸夹缝里的征婚启事也看（他简直视此为人生一大乐趣，偶尔还大声念出来让大家共乐，我认为他对自己那段血淋淋的恋爱史满意透了）——看他们那种一本正经过日子的安详劲儿，处分这事跟我们家压根儿不搭界。
处分是我自己的事儿，犯不着他们一起来操心，他们操心也没用，顶多跟王海燕一样惹我烦。我已经不是模范孩子了，可我希望他们依然是模范的家长。像王海燕——真遗憾，恐怕我不是跟着她的大学提前录取通知书一起飞到她手里的好消息——一切只不过因为她白为我操心了一场。我希望爸爸妈妈千万别这么着，那我就算还没倒霉到头。虽然是他们急急忙忙地养出了我这么个倒霉蛋，但也没法叫他们负责。
我这家呀，就这样，没什么好讲。
时间太晚，过了我该睡的那会儿。我在睡觉这方面跟小孩子没什么两样——一是认床，到了个新地方保证睡不着；二就是过了该睡的时间就连眼都闭不上。一个人要是有些讨厌的习惯，那可真叫痛苦。
睡不着觉不是好玩的事——要是你没经历过，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得一个劲儿地翻身，否则你会神经崩溃的；你刚翻身那会儿，还以为能照这样睡上几百年呢，其实你不出三秒钟就会全身不对劲。数羊不是什么好办法——我是说，要是有人对你说，睡不着时就数羊的话，你千万别相信他，数羊会活活地要了你的命。失眠的人对失眠毫无办法，只好闭着眼睛心烦意乱地假寐，一不小心还紧紧皱着眉头，活像个穿着紧身衣的疯子。
有些假模假式的家伙会让你去听夜间谈话节目。这套办法对王海燕也许有用，对我可不行。有那么一回，我打开了该死的随身听，老天爷，那一晚真令我终身难忘！我听了总有两个小时的工夫，比刚开始听时还精神焕发，特想打人，还想吐。有个假模假式的男人操着很重的鼻音向全上海睡不着觉的可怜虫们宣布他被三个女孩困扰，说他不知该怎么办什么的。这可真恶心，要是一个人明明占了便宜还要做出痛苦的模样来，可就恶心透了。主持人是个声音很甜蜜的小姐，一个劲儿地对那男人灌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看她心肠很好，只是对这种无赖她毫无办法。嗨，我当时就坐在被窝里听那男人一个劲地操着鼻音唠叨——那三个女孩子要是非缠着这种操鼻音说话的男人，那她们不是聋子就是傻瓜。我听着听着，想象这男人和我一样缩在被窝里，把电话机放在手边，头发乱七八糟，兴许还光着膀子；他把整整一瓶咖啡都冲光啦，肚子里咣当咣当全是咖啡，愁肠百结地打电话给主持人说他苦恼得失眠，听上去好像他压根儿没买过咖啡似的；到了早晨，他“啪”地挂上电话，洗漱打扮去上班，一忽儿这个女孩来找他，一忽儿那个女孩来呼他，三个女孩他全舍不得，再到晚上呢，他又觉得自己不是正人君子，三个女孩他全不能要啦。这可真恶心，我希望大学毕业之后别也变成这么个假模假式的家伙。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要听什么夜间谈话节目了，这种节目成批制造和这男人同样的货色，假模假式透啦。
时间真的太晚，我实在睡不着。小时候我养过一只猫，就是一种最普通的家猫，长着棕黄色的毛，四个爪子是雪白的，每天晚上都睡在我的脚边，有时我过了睡觉时间睡不着，就使劲地听听它发出的呼噜呼噜的声音——我始终怀疑，猫都有肺病，它们呼吸的声音老是不干不净的。现在这只猫早就没啦。那时我家就住在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三楼（打从我生出来，我家就没搬过），楼里养猫的只有我们一家；照理说，在楼上养猫还是比较安全的，可是有一天，那只猫还是跑丢了，哪里也找不到，都说它被猫贩子抓去抽筋扒皮了。所以说，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也没只猫来陪陪我。我的猫，我叫它做“针筒”。
有一个人最爱好来陪我。就是王海燕。我不停地讲也讲了不少啦，好像总在说她的坏话，听上去似乎她是个十分讨厌的女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她这人，总的来说真是挺好的。我知道她这人不常失眠，但是她最爱好听夜间谈话节目，所以说，她多少有一点假模假式。我还说过她夸夸其谈之类的话，不过她这人真的挺好。我以前从没跟人家讲起过她，大概因为不好意思——谁都说不大出这种话，谁能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品头论足的呢？又不是去买一斤香蕉。总之，假使她是我所喜欢的人，她总有些别人没有的好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好处，我从来说不清她的好处，只能说说她的坏处。她的好处可比坏处多得多。
她是不怎么避讳人家说闲话的，常常明目张胆地跑到我们班来找我。坐在我前前后后的女生都争着对我说“她很灵的哦”——这个“灵”，不是说她有仙气，是上海话“灵光”里的那个“灵”——常在一起玩的男同学，说到她老是夸奖她漂亮、聪明。其实，在我还没喜欢她的时候，大约也在心里夸奖过她“漂亮”的，在我和她要好之后，不知怎么的，不要说夸她漂亮，连她漂亮这个念头都没起过，好像她漂不漂亮跟我没关系，也不知道是因为她不漂亮，还是因为我自己古怪。
天是很晚了，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倒从没想想王海燕的事。最近心里烦，她越来越烦，一点也不愿意想到她，说真格的，连见也不想见到她。可是我眼盯着天花板、摊手摊脚地翻来覆去时，突然发现，我和她曾经有过一段很说得上是快活的日子。那真是很快活的日子，我老实告诉你说。
有些事情，你说不清楚。比方说，我是怎么会喜欢她的呢？
她是学校里的红人。又是学生会主席，又是优等生，开大会她总坐在校长什么的身边，门门考试都头等的，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幸亏我认识她的时候还不知道她是这么个家伙，否则我一准不要认识她。他们这种人，说不上什么地方不好，可实在太惹眼了，看着不像学生，活像校长混账的亲戚，说实话，挺讨厌。她也是的。虽然我说她好处比坏处多，可是总有些坏处。比如，她大概因为老是做演讲、做报告的缘故，特别爱夸夸其谈——我也说过了——她讲话的水平确实精彩，只可惜，这样精彩的本领，一天到晚就用来冲着些土豆似的傻瓜做报告，只说些冠冕堂皇的狗屁话；再比如，她得奖成习惯了，常常把得来的奖金、奖品捐给学校、灾区、希望工程什么的，然后在周一升旗仪式上被某某校领导盛赞一番，正经点说，这也不是坏事，可不管怎么样，听上去总是假模假式透了，要不是我认识她，我肯定要骂她。
所幸，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没这么多头衔让我景仰。她站在我们教室门口，笑意盈盈、声音朗朗，只是个没有任何拖三拖四的“尾巴”的女生。
第一章 秦庾 - 秦庾（6）
第一章 秦庾 - 秦庾（6） 让我好好想一想。时间真的太晚，钟走的声音在我耳边，但我并不知是几点。精神是好，可一个人直挺挺赖在床上假寐，脑子有点不清楚。让我好好想一想。那是开学的头一天，中午，她站在门口叫：“哪个是秦庾？”
哪个是秦庾？我是秦庾呀。我一看这个人，压根儿不认识。我光看着她，她也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女里女气的秦庾，毕竟全班都在看着她。我注意到她说话似乎不是真的需要人家回答，要是她在两句话中间有个停顿，那只是个象征性的停顿，表示她并不反对别人插话。她没在意不知道哪个是秦庾，就继续叫道：“这儿有封秦庾的信。哪个叫秦庾？”——她拿起信，往上面瞟了一小眼——“秦——庾——”
我知道，不能让她再这样叫下去了。我说过不怎么喜欢我这名字，让她这样叫，我不乐意，很不乐意。于是我打从我那狭小的座位里站起来，挺傻地冲她叫回去：“我是，我是，我是。”说着，我就穿过那些挤挤歪歪的课桌椅，一路上撞翻了总有二十个铅笔盒。说实话，我真窘，她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瞪着我，声音很大地问：“你是秦庾？”“我是，我是。”我答道。“秦庾？你就是秦庾？”我猜想，她不逼我亲口交代我那女里女气的名字就不会善罢甘休，我只好承认道：“是，我就是——秦庾。”说的时候，我很有些不好意思。她让我感觉像个罪犯似的。
果然如此，她一听我自己交代自己的傻帽儿名字，就爽朗地把信递给我，一边还说：“你的信，秦——庾——”老实告诉你说，她的这个习惯真不怎么样，就是叫我名字的时候把音调拖得跟卷筒卫生纸一样长。我接过信——唉，有件事说出来很悲惨，这是我的头一封别人自愿写给我的信；我说别人自愿写给我，因为从前我也收到过几封妹妹寄来的信，都是老师布置的书信体作文，那可是货真价实的作文和最最标准的信——信是初中里一个同学写来的，不怎么激动人心。激动人心的是，不知怎么，她没急着走，反而像看什么画片似的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蓦然一笑，冲着我说：
“我是王海燕，秦——庾——”
她的自我介绍真叫人难忘，我认真地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像说前边那些的声音朗朗，反而压低了音量，给人一种感觉，仿佛她是专门对我说的这句话，不要别人听见，无形中提醒我竖起耳朵一丝不苟地听，即便不是要紧的话，用这种音调说也显得要紧了。王海燕的嗓子是很奇怪的：大声说话时，清脆响亮，一句是一句，你不要听也由不得自己不听；小声说话时，柔和温婉，说一大段也是行云流水地滑了过去，你不知不觉就已经入神地听了半天。而且，她不像一般人那样，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叫某某”，她说“我是某某”，好像人家早该认识她似的。
不错，是早该认识她。下午的开学典礼上，她坐在教导主任身边，全校师生都听到了她的自我介绍：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是王海燕。”
对，她就是王海燕，就是高我一级那位大名鼎鼎的王海燕，就是学校老师的宠儿王海燕，就是有权做些普通学生做不成的事的王海燕，就是预备党员王海燕。这真是疯了。我认识她的时候，绝没料到她身上有这么多劳什子的头衔。这一定是疯了。我这人倒果真古怪，我发现，我干什么要这么不喜欢她有好多劳什子的头衔呢？不管怎么说，有时这么些头衔还特别管用呢——比方说，她这个人，极其幸运地被Ｆ大学新闻系提前录取啦。这可不是年年都有的事儿，而她这么幸运，不是因为她这人很好，却是因为她有那么些假兮兮的劳什子头衔。这还真不错，我是说，要是哪个家伙能不参加高考就被Ｆ大学这种地方录取，那不用说，他真幸运得要了命啦。像我这种人，没什么头衔，就一天到晚倒霉，还被处分什么的，真惨。
唉，我又跑题了。一个人要是说话跑题，那一定得改一改，否则他永远讲不完哪怕是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总之，撇开那些总有一千万个的头衔不说，王海燕实在是个好人。我就这样和她有了交情。她干吗跟我要好，我可不知道。
想想王海燕的事，真不错。我这会儿有睡意了。希望四点还没到。能睡我就睡。王海燕这人不管怎么好，也是开始变烦了，不要去多想。况且，我今天仍旧没把处分的事儿告诉爸妈听。
我把手伸到书桌旁边的书橱那儿去拿一本英文词典。我光顾着瞧手底下那道英文选择题，没怎么在意拿词典的手——不管怎么说，我的书橱、我的词典，我知道它放在哪个位置。
这些玩意儿可真讨厌——幸亏我不再用得着为它们负责了。我是在帮我同桌校对她的课外习题答案，她老是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惴惴不安。很高兴，被提前录取的人是我。当一个人不再为了高考而去做高考试题的时候，那些试题就显得不怎么讨厌。见鬼，我那本放在老地方的牛津双解词典到哪儿去了？妈妈肯定又整理过我的书橱了。她这个人死爱干净，可总是越帮越忙，我希望她今后别再来随便碰我的书橱什么的，明天早上我得去对她说一下，毕竟这不是她在百货店里管的那几个货架——我很想现在就去说，可时间太晚了，叫醒她总不合适。
这是什么？啊，是《新概念英语》的课本。这是我的吗？我什么时候读的这玩意儿？这是第三册。我什么时候读的第三册？妈妈怎么把这没用的旧书放到词典的位置上来了，这也太出格。噢，这儿，这儿还写着我的名字——多幼稚的字啊，我干吗写字都那么用力。想起来了，这该是我上初二的时候……瞧啊，我那时笔记做得多认真……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课文，我记得，很有劲，写一团乱七八糟的场面——就是这课，第33课，“ＡDaytoRemember”，“难忘的一天”——让我再看看，它怎么说？“Ｗe have all experienceddays when everything go wrong A day may begin well enough,but suddenly everythingse ems to get out of control.”“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诸事不利的日子。有时一天开始时可能还算顺利，但是突然间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
突然间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这些事情真奇怪——干吗我非要在今天看到这本旧书上的这段话？不错，这就是我的一天——今天——突然间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
我到广播室去等秦庾。我跟他说好的，叫他中午到那儿找我。我坐在那里，等着他来敲门。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坐在椅子上，一个人，望着窗外——窗外有一株叫不出什么名字的大树，伸长的树枝几乎够到了广播室的窗棂，这树真美——我望着、望着，等一个人来敲门，然后我站起来，给他开门。我想象他站在门外，带着一种礼貌而又满含怨意的神色——他很习惯在脸上带着这种神色。不可否认，他有时显得稍微女孩儿气一点，尤其是，当他带着这种礼貌而委屈的神色时。不幸的是，我非常喜欢他的这种神色，我觉得他通过这种神色传递给我一个信息，他告诉我他需要我的安慰和帮助。
不错，我乐意等他。可是，如果我等啊等啊而他总不来，这有多扫兴啊。我本人是相当守约的，在我的记忆中，我还没有失约过，我的表总是拨快五分钟。我认为，一个人要是想被人作为成人对待，他要做到的首要又首要的事就是按时赴约。可是，天哪，秦庾这个人总是跟个小孩子似的，他做不到一切基本的事情，又不许别人说他错，又不许别人原谅他错，成天带着他那副委屈的面孔——我有时真不明白我干吗要对他好。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没有来！如果他让我等了一个钟头，终于还是来了，那么我保证我绝不会去问他迟到的理由，因为——唉，我真不愿这么想——不管怎么说，他来了，他来，就够了。但是他没有来！有什么要紧得放不下的事情，让他连到这里对我说一声没空都做不到呢？即便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不失约也是起码的要求啊。
我坐在那张傻乎乎的破椅子上等他。我气得要死。我对自己说，他怎么能这样对我！
他真的这样对我了。我想我不应该再回避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了。自从他受到学校的警告处分之后，他对我的态度一天比一天坏。起先我还以为是因为他的心情不好，但是，这绝不是主要的原因。我好多次想流眼泪，我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像个梦魇般纠缠着我。不，我不愿说，我不愿说，我不愿说关于这个预感的任何一个字，不能让它活过来，要把它压下去。但是，他为什么不理睬我？为什么要失约？他难道真的不知道我多想他好吗？他难道真的感觉不到我做出的那些努力吗？还是因为，他只不过像一个小孩子，受了伤害就要迁怒于他人？他大概忘记了，那些天里我拼命地去询问情况，把教导主任都给惹恼了。他忘记，他消失，我一个人等来等去，还要对自己说什么没关系没关系——这怎么是没关系呢？
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埋着头在做作业，我一进门，所有人都抬起头，目光纷纷聚焦到我身上。我老觉得他们这种目光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苦和嫉妒。不过，他们对我真的仍旧很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只是不管谁，当他在那里挥汗如雨地奋斗时，却看到另一个人已经逍遥自在地坐享其成，他当然有点不舒服。
我同桌倒还没来。她家住得离学校很近，每天中午她都在家里做功课，要耗到上课那会儿才来的；她这人太恋家，觉得什么事都是在家里做最有效率。我常常跟她说，一个人要养成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本领，随便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都能达到最佳状态。她看我的样子明显是认为不可思议。
我坐到座位上，拿出随身听塞上耳机，听音乐。我在听柯以敏的《爱我》专辑。我非常喜欢她在耳边唱：“你的手指你的眸，你的喉结你的口……”这歌词配上她优雅柔和的声音，再也没有更好的了。我还有一本用来消遣的言情小说可以看，作者的手法拙劣透了，不过写得挺滑稽。反正我现在总得找点事做做，不然我又要像刚才在广播室里那样，一个劲儿地猜测秦庾为什么不来、秦庾为什么不来。小说看着看着，我控制不住，哈哈大笑，结果他们个个像大力金刚神似的冲我瞠目而视。
我悲惨地被他们合伙赶出了教室，他们说我“扰乱军心”。
从等秦庾落空之后，今天什么事都不顺。先是像上边说的那样被他们哄到了走道上，再是当我站在走道栏杆边看那本拙劣的言情小说时，书不知怎么地掉到了楼下的一摊积水里，然后是放学时发现自行车被人挪到别处去了，找半天才找到，这会儿，又找不到我用惯的牛津双解词典——瞧啊，我手里现在只有这本没什么用的《新概念英语》，我在初二读它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一个人的一天是怎么会突然变得乱糟糟的。我想我也不应该发怒什么的，因为拥有“难忘的一天”的人远不止我一个，这世界上到处在发生这类事。
让我再来找找我的词典。我那本词典是挺老了，１９８４年的第一版，后边还印着“内部交流”的字样。我也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反正我一在家里找到它，它就算归我了。我非常喜欢词典——尤其是比较大的词典——一类的书，它们都有硬质精装的封皮，每一张纸页都是很薄很薄的字典纸，光滑而有韧性，字全部都用小号，页页都是铺天盖地的，绝没有搪塞、虚夸、华而不实，词典是最实在、最充实的一种书。我最喜欢坐到图书馆里，很奢侈地摊开一本又一本词典类的大书，我就可以霸占一块属于我的领地——其实，我常常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词典来作参考，只是，我希望用词典来建筑一堵高墙，暂时将我与外界隔绝开来——置身于词典之中，就是置身于一种氛围中了。我还往往抱着我的词典在校园里来来往往；我的词典是真的要用，并不是什么装饰物，但是不可否认，有了词典在我身边，我就好像有了庇佑，走路、说话，我都能够更加自信和从容。我比较偏好旧时出的词典，比方我那本１９８４年的牛津双解，是一种墨绿色的封面，烫金的“Oxford”，每个字母都有镇定力，外边还包着像牛皮纸颜色但是比牛皮纸厚实精制得多的书套，典雅、朴实、书卷气，一点也不张扬，不像现在新出的那些词典，封面上全是红红绿绿的几何图形，缺乏那种历史的悠久气氛。
唉，过去我常常想，我喜欢的人，他一定像一本词典，丰富、厚实、典雅而书卷气，在他那里我就觉得有了庇佑，觉得能够跳得更高、看得更远，做什么都更有信心。我有这个想法，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在遇到秦庾之前，我始终固执地坚守着这名贵的理想。但那是在遇到秦庾之前。遇到秦庾已经近两年了，我浑浑噩噩地过了和他一起的两年，差不多把这理想给忘记啦。
是我自己乐意把它忘记的。然而，现在是秦庾提醒我又记起它。叫我怪谁呢？
姐姐在床上翻了个身，迷迷糊糊中说着什么，听上去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嘻，该不是她男朋友的名字吧？她这个人，天天早晨梳洗停当出门的时候，真是城市里最最时髦靓丽的那一部落中的一分子，可是私底下臭习惯最多，你看她在晚饭大吃大嚼之后蹦到沙发上剔牙的情景，真要为她身上那件宽大精致得穷奢极欲的阿拉伯风格睡袍感到惋惜，再比如睡觉说梦话、流口水加上睡相极差，我这个做妹妹的同房顶顶了解她。
姐姐这个人，从小就把我比下去。她大我五岁，总是把穿不下的衣服给我穿。我记得尤其清楚的，是她上高中那三年，她一天比一天漂亮，更显得十一二岁的我瘦小干瘪；女孩子在这一段时间里，相差五岁就是大人和小孩的区别，我看她才称得上青春年少，而那时的我，虽然比她还小，倒反而像黄脸婆似的。那时她的朋友聚会也多了起来，现在我想想，也许是为了方便对爸妈交代，她常常拉着我去聚会啊、郊游啊。那时的自己真是可笑，一门心思地念书，剪一个清汤挂面的头也还这里翘那里翘，整个脸差不多都埋在头发里，心理上又什么都不懂，对姐姐和她那帮红男绿女的朋友之间的你来我往、枝枝节节，用上海话说就是一个“木知木觉”；又过了一两年，姐姐都上大学了，我才渐渐思量出了她的小秘密——真的，我还记得姐姐的朋友里，有一个很帅的男生，对人说话的样子是气宇轩昂，一副不好接近的神情，然而他对姐姐却是不同的态度……我想出来这一点，还以为拿到了姐姐的什么把柄，得意洋洋地去审她，谁知她一笑了之，说：这些小孩的把戏，也只有你小孩子认为回味无穷。
姐姐就是这样随便的人。随随便便地上小学、上中学，随随便便地考个大学，随随便便读几门功课，再随随便便找个工作，然后随随便便谈几次恋爱。她年纪越大就越随便。但是，就她这样一种随便的做派行事，成就却往往惊人——她随便考的试，成绩总是头等的；她随便挑的大学和专业，却是重点和热门；她随便进的公司，坐落在徐家汇那些写字楼里；她随便交的男朋友，个个被她随便地退回去，问她他们什么不好，她挺随便地说：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时间长了，觉得闷。只是有一件，我真担心她现在太随便，等年纪大了，一慌，只好随随便便嫁个人，随随便便生个小孩，过两年，又随随便便地离了婚——那就不太好了。不过这是触霉头的话，少想为好。
我跟姐姐不一样。我羡慕她这种潇洒来去的随便作风，可是我做不来。因为她是大、她是好，从小她把我比下去，我只好自己靠自己出头，让爸妈也知道我，知道我也聪明、我也优秀。我一直在比赛场上，努力地去争，争是我的生存状态。我现在能够有这样的成绩、能够直升Ｆ大学新闻系，这不是随便来的，这都是我一分一分靠自己争取来的。我应该高兴才对——我的确高兴。但是，当我发现自己苦苦争取来的东西，姐姐却随随便便地拿到了，活像在路边捡一枚硬币那么简单，我发现自己依旧被她比下去了。
算啦，不管怎么说，我是很成功的。我确实应当高兴才对。我所争取的东西，我全都得到了。
噢，不对。秦庾，秦庾是个例外——他来，我没有做任何刻意的争取，现在他在走远，我想伸手抓住他，我试了，但是没有用，争取对他没有用。没有用我也要争一争，否则怎么办？我总不见得坐在椅子上看他走吧？
姐姐又翻了个身，面向着我，我看见她伸手在揉眼睛，接着，两眼有些睁不开地望着我，黏糊糊地说：
“还不睡呀？又在呆想什么？”
“想你怎么睡这么死。”
“我？我没心事啊。”她狡黠地说，“没有心事，就有觉可睡。”
“我是有事做而已。我大学都考上了，还能有什么心事？”
她笑起来说：“你以为我生出来就这么大啊？大学算什么心事？社会中、历史中，最要紧的角色是人——你们老师没教过你吗？人是最要紧的！”
姐姐这人，睡意蒙眬的还谈什么社会什么历史，真要好笑死了。可是，她说话倒一句是一句，我不去睬她算了。
她见我不响，又笑道：“你们小孩子的把戏，我可以去编本词典了。”
“你去编好了，编出来只能当草纸用。老姐姐，你到底有多久没碰书啦？”
这是真的，自从去年姐姐开始工作，我就没见她看书。
“我？我月月都看书呀。”她笑容可掬地申辩道。
唉，这真是对牛弹琴。她那些彩色图片充斥的时装杂志，怎么也算不上书。说实话，靠了那些杂志，她倒真的从文学到音乐从没落伍过，可那也只是侃大山的材料而已，真货绝没什么。
她大概知道我要说什么，抢在我头里说：“有的事你不明白。你呀，下次要好好跟我学习学习，你也要上大学了，你说你明白什么？”说完，翻身又睡。
我明白什么？我是不明白，她高中里那位气宇轩昂的男生怎么就是“把戏”？秦庾怎么又是“把戏”？彩色图片怎么顶用？跟她学又学些什么？
我没跟她学过什么。从小是我一个人闯，我拿不准前面有什么，但总得往前走，有些事也总要自己去经历，即便要受伤、要流很多眼泪，把自己交给自己保管总是最安全的。别人能教我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别人说的都是白说，一杯水的冷暖非得自己尝一尝才能了解。我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也一样不负责任。可是我要对我自己负责任呀。我就是这么固执的一个人，爸妈总为这骂我，可我已经这样了，人总该照着自己想的去做。
数学老师又在黑板前强调一个什么很重要了。她强调要点的时候，往往用粉笔把黑板上的那个要点又是圈、又是画、又是点，手里大概使上了吃奶的力气，粉笔截截折断，直到短得无可断处为止——总是这样，把那个所谓的要点弄得谁也看不清，只看到圈圈和杠杠，她那种穷凶极恶的样子，倒好像跟粉笔是前世冤家、跟要点是本代仇人。
幸好，我用不到再去听她的啦。唉，一件事情，不到你不用做的时候，你就无法发现它的无聊。从前我对数学倒真真是兴趣百倍，他们都说我解不出一道题简直比死了亲娘还难受。现在大功告成，从今以后我恐怕再用不着去碰数学啦，于是我猛然发现数学的无聊、无味、无意义。一看见ｘ、ｙ、ｚ我就想笑，因为想到它们纠缠我个不休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不是对数学有偏见，其实门门功课都这样。我加的是文科，物理生物化学早就丢了，剩下的，除了数学，还有语文、英语、政治。语文不是不好，但是现在这种应考语文，机械、繁冗，还要写技术性那么强的作文，文字的趣味统统消失殆尽；英语么，还好一点，总算用得到的，可选择题我是做腻味透了；至于政治，还用我说吗？
为什么我还要来学校上课呢？别的没什么，主要是班主任要求我来。况且，让我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吃吃喝喝养膘吗？我到学校里来还比较自由，哪天有事，请个假就可以走的；到校的时候也自由，看看言情小说听听歌，日子过得又无聊又惬意。还有几个同级和我一样提前录取的人，天天也过这样的日子，比起身边那些黑眼圈红鼻头生物钟完全被打乱的“苦命人”，我们真是快活得没有话讲。我到学校里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陪陪秦庾。受处分之后他心情很差，这可以理解，我想，这样的时候他最需要我的帮助。
长久以来他就给我这种信息：他需要我的帮助；近来这信息更强烈了些。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那一天，他就显得那么无助，无助地站在我面前。
那是高二开学的第一天，我中午到门房去取报社的汇款单，正巧碰见门房老大爷在分信。我看见一封信落在地上，就顺手捡了起来。这信的信封很精致——雪白的纸张，靠左边缘一段印花条纹，条纹还以烫金勾勒，信封背面是凹凸印制的商标，有浮雕的感觉。我在心里暗暗赞了一声，注意看看用这么好看的信封寄信给谁——是高一的新生，叫秦庾的。我一直偏好秦姓，可从没想到“秦”和“庾”两个姓放在一起，能组成如此富音乐感的名字。看看高一这个班就在我们班楼下，我就把信夹进随身带的词典里，打算顺路给他送去。
站在那个班门口，我往里看看。那个叫秦庾的人来了吗？如果来了，是哪个呢？我就叫：“哪个是秦庾？”
哪个是秦庾？秦庾！我这是头一次念他的名字，不知怎么，我猛然联想起“东边日出西边雨”的诗句来——秦庾，念起来像是“晴雨”，多秀气的名字！
我叫了好多遍，教室后排才有个男生站起来往我这儿走。我有点吃不准他是不是信封上的人，不过我真的喜欢秦庾这名字，一个劲儿地念。我就这样看到了秦庾。他带着礼貌而略显委屈的神情站在我面前，赌气似的不做声，我问他好多遍，他才承认说自己是秦庾。我可不是喜欢他那个不大快乐的表情！所以说，从一开始我就有这感觉——他需要人帮助，而那人就是我。
同桌摇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提醒：“到你啦到你啦！”到我什么？怎么会到我？我才在回想秦庾的事呢。老师不是一直就不叫我了吗？我抬头看数学张老师，她也正看着我。大眼瞪小眼，刹那间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对我们说：
“噢，忘了。不是你。”
我们究竟是怎么会找到那座奇怪的桥的呢？我想，那座桥是我和秦庾交往的回忆中惟一的一桩奇遇。我不是说，我们发现了钻石矿或者油田什么的。大概，一个人在碰到我现在这样的困境时，总会回想起过去那些最快乐的时光吧？这真是不大明智，假如我能一下子把我和他的小片断统统忘记，那有多好啊！但是不，偏偏那些小片断都来了。过去他对我还好的时候，我的日子这么繁忙——学习、开会、比赛、写发言稿——而他对我的好，给我忙来忙去的这些事都加上了小花边的点缀——一种浅粉色带黄色花蕊的单瓣小花；现在呢，我被提前录取了，一下子变成个无所事事的人，我正想拥有这段时间，把世界的门重重关上，把一切都抛诸脑后，把前一段时间里沉迷于解题的心思好好地转移到他身上，他却完全地拒绝了。他干吗要拒绝？我明明看到他那无助的神情，可是，我更明显地看到他的不耐烦、他的拒绝，到最后，他居然一声不吭地消失。我不敢去找他，也不敢打电话去问他，我从没试过去指责他什么，即便他作弊这件事，我虽然认为他不对，也没有当他面说过“不对”两个字——我突然发现，长久以来，总是我占主动地位，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总是我用尽千方百计去安慰他、帮助他，而他，他始终一动不动。我这次是不是也试着一动不动，等他过来呢？这不是我所习惯的状态，我是习惯有动作、有争取的，但是，在动作失去效用时，也许我要试着放弃动作。谁知道呢？
我真的很难过。一想到秦庾的事就很难过。我想念那种粉色黄蕊的单瓣小花——我们两个在那座奇怪的桥的缝隙里发现的小花。
那是我高二的下半学期，他还是高一。期中考试刚刚结束，也正到了五月适合出游的时候。教导主任睡了一觉，不知怎么就想起春游的事情，愿意带我们出去走一圈。其实我们对教导主任出主意组织的春游根本没有信心——谁都知道，他恨不得我们吃饭睡觉走路都能受教。我跟这赶时髦配无边眼镜的老政治教师比较熟，对他关于人生的严肃态度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的口头禅就是“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班同学在那个星期里一天到晚让我“去跟这老厌物商量商量”，我知道他们，他们早就制订了满满的“作战计划”，如果没有这“老厌物”的介入，他们可以利用双休日玩得找不到家门。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比前几年又不同了，更加会玩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平时个个架上眼镜像个读书人，脚一沾地却收不回来，很有劲。不过，“老厌物”是很严肃的人，严肃的人往往特别固执，我才不去碰这种钉子。我跟他们说，你们不去就不去，没关系，不会强迫你们去的。我和秦庾定好了出去玩，我也不打算去的。教导主任的春游计划出来了，是到一个什么革命遗址去凭吊——那时我反正不去，根本没在意是什么地方。统计春游人数的结果，我想教导主任看了要吃不下饭的：最多的班是二十几人，最少的班干脆一个也没有！我的估计是对的，年级组长和我英雄所见略同，没敢把这结果交上去，而是亲自跑到那几个参加者少的班里挨个游说，花了整整一中午的辛苦和数吨口水，总算好歹把人数拉到了每班至少二十个。那天放学，他还拉了我到办公室里，想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苦地鼓动我“带个头”。唉，我看他那无可奈何的模样，差一点就要答应啦。只是，我和秦庾说得好好的，他带我到郊区他奶奶家去玩，我不想为了一个什么学生干部要带头的傻理由放弃和他一起到郊外踏青的机会。当我从年级组长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晚了，校园里空空的，我一只手提着沉重的书包，还能轻捷地蹦蹦跳跳——我联想起一星期前，也是同一个空空的校园，秦庾站在我面前，说：
“今天天气很好的哦！”
我忍不住笑了，觉得他跟英国人一样，一见面只会说天气，答道：
“对呀。五月份了嘛。”
他显得一副很紧张的样子，把书包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回左手，一个劲地说话。话题很跳跃，一会儿说他过去养一只叫“针筒”的猫，一会儿说他奶奶很好，一会儿说刚刚考完试真想放松一下，一会儿又说他的猫是只黄猫，一会儿又说他奶奶住在郊外，说他奶奶住的地方像陈逸飞的画一样……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他要说什么。我到车棚里去取车，眼看他身后的夕阳浓重起来，他却仍然前言不搭后语地喋喋不休，只好打断他说：
“还有事吗？”
他住了口。我看着他，和他身后的校园、他身后的天空——这些在他后边，使我忽然有一种印象：他是凸现在一张纸上的虚构人物，他显得离我如此遥远。半晌，他嗫嚅着说：“没了。”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我看他明明有事，欲言又止的，就又问一句：“真的没事？”
“明天见。”他已经换上了他那种礼貌而恼怒的神情，说话也是藏着一副平板的怨气。
我有点弄不懂他的意思，但我知道，他过一会儿自己会好的。所以我关照一句“有事找我”，就跳上车先走了。
“我有事！”
车行了十多米，忽然听到他在后边大声地嚷嚷。
我高兴得心小跳一下，停车，掉头，看见他在那个校园和夕阳的背景中没命地奔过来。我也大喊大叫道：
“什么事！”
他跑得好快，一转眼在我面前。他刚才那阵激情忽然过去了，又变成一种局局促促的小孩样子。可是，那个校园和夕阳的背景还在。绕着我的车走到我右边，他伸手拨弄着车铃。在“铃铃”声中，我听见他说：
“我告诉你呀，我奶奶家，是很好玩的。”
我心里的一只铃，也“铃铃”地、快乐地响了起来。
我们究竟是怎么找到那座奇怪的桥的呢？
那天是星期六，小周末——就是每个班有二十几个人去参观革命遗址的那一天。我和秦庾约好的，天还没亮透，我们两个就跑去坐车。公共汽车很空——也许是早的缘故——上边的东西都咣啷咣啷的，有的窗玻璃摇不上去，有的窗玻璃摇不下来，我们挑比较干净的前后两个座位坐了，座位上虽然套了皮套子，却像非洲灾民似的瘦骨嶙峋。我坐在他前面，回头看看他，见他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坐在瘦骨嶙峋的椅子上对我笑笑。我本来就很快活的心情被他笑得愈发快活起来，向上向上，想打汽车顶上的窗口飞出去、飞到头顶那一片万里无云的天空中去。
一路上我们没说几句话。我扭头定定地望着窗外。路边歪歪扭扭的小树，一晃一晃地晃了过去，黄黄绿绿的庄稼地，轮流在我眼前闪过，路边出没着苗条轻盈的狗，偶尔有一两只小山羊拴在小树上，新生的年轻的太阳似乎隐隐散发出蜜糖的甜香。都过去了，那么长的路，要一米一米丈量出来的路，一晃就过去了；路边的树，我刚开始慢条斯理地默数着，渐渐乱了，再也数不出头绪来，我停止数数，想想那么多树、那么多田、那么多狗和山羊，都很快地过去了，惟有我和他始终坐在这里，太阳始终照在我们身上——阳光里真的有一种新鲜又温暖的甜香。
秦庾的奶奶果然住在一个很精致的地方。我想不到上海的郊区还能找到这么具有水乡风格的小街。那是一条很偏僻的小街，鲜有路人，铺着平整的石子，天长日久，石子路被磨得又光又亮，站在街口往里一看，看到的是一条窄长的亮光光的小路，一尘不染，幽静极了。他奶奶就住在小街的尽头。房子的墙根长着苔藓和青草，门前铺着青石板，也是又光又亮，那条中部微微下凹的门槛更是光光的。刚进门，无法适应屋里的黑暗，人禁不住要晃两晃；等习惯之后，就看到他的奶奶，慈祥地笑着端详我，眼神里俨然把我当成孙女一样疼爱。仰起头，可以看到高耸的房梁，暗红色，和灰尘、蛛网在一起，有情有义终生为伴。墙角挂着竹篮。八仙桌上搁着老人听的半导体，紧贴八仙桌的墙上还有一张月份牌，画的是福禄寿三位老神仙，长耳粉腮、须发冉冉。暗色的五斗橱上一只三五牌座钟，每过半小时就“当当”地敲，敲得不缓不急——这里的钟是不带有时间的意味的，因为这里的空气安闲、悠久，无所谓的时间从脚下的青石板流过，光滑美丽，散发着清凉的气息。从后门出去，发现屋后竟然流过一条河，正对着门就是水桥，块块石级也是又光又滑。河边一棵柳树，在五月的微风中柔情万种地舒展着它的枝条。石子路、青石板、磨光的门槛、潮湿的水桥……阳光穿过这许多滑润精致的东西，照过来时毫不张扬，流淌着像脚底下那潺潺的流水，落到后墙攀援的爬山虎叶片上，哧溜溜滑了下去，带着烘焙的花香，暖得让人想停下脚步，不走，不走。
我们是怎么找到那座桥的呢？其实不怎么，只不过沿着河流一直走，沐浴着金水般的阳光，听听秦庾讲他奶奶，不知不觉就到了一个连他也没到过的去处。当时是下午。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儿，我们两个就往外跑。不舍得离开河、不舍得离开石子小路、不舍得离开路边那些暗暗的花树，我们一直迷迷糊糊地往前走。听秦庾说，这里是他奶奶从小生长的地方，她没有走出过这里，一直到十七岁那年嫁给他爷爷，一直到丈夫在十多年前故世，一直到她执意重新回到家乡的河边——她的父母早就不在了，她的长辈基本上都不在了，但是她长大的房子一直在，她推门进去，那儿就是她终老的家。在这里长大，而重又在这里老去——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想：她在暮年竟然又变成一个少女，一个无牵无挂的等待的少女。
接着我们发现了那座奇怪的桥。我老远就叫了起来——远远看去，那真像一座堡垒，沉沉地屹立在河上。秦庾也很诧异，他过去没到过这里，没看到过这座桥。这桥真的像旧时的堡垒，是用一种青砖建造的，看上去很新，不是从前留下的东西，一定是设计者别出心裁地把它设计成这个样子。桥分两层，下边一层，拾级而上走进去是一条暗暗的走道，上边一层，是一个堡垒式的平台。一切都设计得很古很古，连古炮台的炮口都造在那里，桥级两边还造了花岗岩雕的古式桥栏。桥是造成堡垒的模样，可不知怎么一点没有烽火气，反而于青砖中阵阵地沁出秀气来，而且还起了个极秀气的名字缀在桥上：南水阙。我想，秀气正是这个地方的一种气质——难怪秦庾这个人，也是那么秀气。
我们为这个意外的发现很得意，好像这座桥就是我们造的。我站在下层的走道里，从那些炮口往外望，望见变宽阔的河，船在那里静静停泊着，往上，是五月万里无云的天空。我的心也变宽阔了，一高兴，扯开嗓子大叫：
“秦——庾——”
声音在走道里碰撞着，回音一遍遍地：“秦——庾——秦——庾——秦——庾——秦——”
秦庾站在走道口的光亮里面，像平常听到我拉长声调叫他时一样，有点介意地问：“干什么啊？”
回音说：“干什么啊干什么啊干什么啊……”
回音又说：“秦——庾——秦——庾——”
回音又说：“干什么啊干什么啊……”
然后回音笑了。回音一笑，就笑个没完没了。
后来我们跑到上边平台上去。明明是漂亮的青砖，却被人用白粉笔、修正液写满了字——写了些什么呢？这里，“葛燕Ｌｏｖｅ张国峰”，这里，“张国峰不Ｌｏｖｅ葛燕，张国峰Ｌｏｖｅ李菁菁”，那里，“朱康是猪，朱康Ｌｏｖｅ刘萍”，那里，“苏晓春不自量力Ｌｏｖｅ刘斌”……哈，这些可笑的初中生，这些可笑的初中生。我不想再看下去了。这些初中生在桥上写满了夹生的字眼，又不好意思直接地讲，只敢躲在外国话里瞎猜，真是一种幼稚懵懂的勇敢，胡闹得未免可爱。
我扭头看看几步开外的秦庾，忽然想，原来我们两个正在一群青春期爱情故事的团团包围中呢！想着，我笑了，眼光无意中看到生长在桥缝里的小花——粉色的，生着浅黄色花蕊，是清纯的单瓣小花——这花可不可能是为我们今天发现这座写满爱情的桥而开的呢？
河水缓缓地流着，桥静静地站着。我望定秦庾——几步开外的他忽然显得如此遥远。我忍不住叫他：
“秦庾！”
我大概叫得轻了，他没有听见，眼睛空空的在出神。他显得如此遥远。我忽然怕，怕离开这个地方。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在爱情故事的笼罩之中——不管这爱情故事有多少是真实的；只有在这里，河水才缓缓地流淌，始终不变。离开这里，我恐怕汽车开得太快，他就有力量挣脱我那小小的牵制。要不是站在这里……河水还在流着，太阳里烘焙的花香熏迷糊了我的眼睛。我提高了声音叫他：
“秦庾！”
我泪水涟涟。
他回头看我的眼神，分明已是夕阳无限好了。他笑笑说：
“不早了。我们得去赶车。”
车比早晨那班拥挤得多，座位都满了。我和秦庾还是前后座。半路上上来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个熟睡的婴儿。秦庾凑到我近旁悄悄说：
“我们让个座位给他们吧。”
年轻夫妇千恩万谢地坐了我们让出来的座位。我们两个并排站在车窗前面。我又看到那些来时的小树、农田、狗和山羊，晃着过去了。我不知，到什么时候可以再次看见它们。
秦庾轻声地问：“我奶奶那里，好不好？”
没来得及回答，我的手猛地被人握住了。我心好像悠了一下，眼皮只轻轻地眨一眨。我没有去看他，也没有去看手，也没有说话，只用手指头去感觉那只手——那只手骨节很突出。我知道，秦庾的手有着很突出的骨节。
车平稳地行驶着。他轻声说：“站稳了，别摔跤。”
我微笑了：“你也一样。”
听到秦庾被处分的事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被处分是为了期中考试作弊——期中考试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怎么拖到现在才处理？我记得那是上午第二节课之前的眼保健操时间，喇叭里出人意料地响起了政教处刘老师的声音，说：
“今天的眼保健操暂停。宣读对两位学生的处分决定。”
原本乱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同桌心不在焉地理着铅笔盒，说：“又有人倒霉了。”我应和她一声，心里还饶有趣味地想到，秦庾有一回提到过这个喇叭里的刘老师，第一句话就是，“那个青春期的老师，听他的声音，连变声期都没过。”在我想着这句挖苦话笑起来时，我突然听见了秦庾的名字，从喇叭里、从青春期的刘老师口中，冒出来。
秦庾！
他因为在期中考试的化学科目中与一个叫什么樊斌的人传递答案而受到警告处分。期中考试是一个多月之前的事，现在，期末考试、会考、高考都近了，而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居然连关于作弊的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脑子里“嗡”地一下，想到的全是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教室里只安静了那么一会儿，听完青春期的刘老师宣读处分决定，大家马上闹起来，纷纷议论着这两个倒霉蛋。后座的周扬嘀嘀咕咕地：“高三，都久经沙场了，又不是第一次听到人家受处分，干吗都那么紧张？”坐得隔他一个走廊的王春建应答道：“有点怜悯心好不好？后边那小子，是做好事，给人家看答案，倒霉被抓到，太惨啦。”大家都是高三，怜悯心也还有的。只不过这怜悯心不善于长久地敞开，光是像个蚌那样，小心翼翼张开一条缝，又飞也似的合紧了，这一合，又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张开。议论纷纷只持续了约莫三十秒，大家刚停下，就各干各的，各不相扰地等老师来。即便三十秒的放肆，也让人觉得像犯了罪。
我呆呆地坐着，一个劲地想：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刚一下课，我就直奔行政楼。半路上碰到刘老师，手里拿着杯茶，挺悠闲地走过来。我连忙叫住他。他笑眯眯地站定，问我：“王海燕，急匆匆的有什么事啊？”唉，要是换了平时，我听了他那个尖锐而自负的声音，再想到秦庾的玩笑话，一准笑出声来——这种事发生得相当频繁，以至于他挺自负地得出个结论，说我看见他就特别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