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已经半年了。」
我感觉焦急起来，在我没有回家的时候，家里并不是静止等待的，它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旧东西会消失，记忆将不存。我急忙跟母亲说：「星期天我就回来整理家里的旧东西，我也会整理爸爸的东西，在我没回来以前，你先不要丢任何东西…。」
到了周末，我依约驱车赶回乡下老家。进到家里，客厅和房间已经都是四壁空荡荡的凄凉模样，空气中瀰漫着翻动旧衣橱特有的霉味，卧房裸露出床架，衣柜的位置也空了，留下墙壁上一个灰尘框住的空白，只有厨房和餐厅还有一点「继续营运」的人烟迹象，妈妈显然是已经打包多时了。东西收拾过，大件家俱綑起来，杂物则装入纸箱，东一堆西一堆散放在客厅和房内的中央。
妈妈看我回来，也不多说，指着客厅一个角落说：「那些是帮你留下来的东西。看看你还有没有要些其他的？」
我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得出角落里有一个最大件的圆形物体，用旧衣物綑包成一团，那应该就是家里那张古董红桌的圆桌面了，它的十字型脚架已经收起来，另外綑成一包。旁边一个正方体，也用衣物包起来，应该是家里旧有那个双层纱门的碗橱。地上一个小长方型物体，也用布包着，看大小应该是家里的祖母挂钟。旁边还置放了一些包装好的东西，加上几只零星的纸箱，看不出装了什么东西。
「爸爸的东西呢？」我问。
妈妈领我走到通往厨房的走道，走道墙边零乱放了些东西。妈妈说：「我还没收拾，也不知道你要些什么。」
地上一只纸箱，妈妈从里面一捞，拿出父亲的西装和皮鞋：「伊的西装和皮鞋你要吗？」
西装当然是太旧式了，也没有人穿这种的样式了，我拿起来在身上比一比，说：「太小了，我穿不下，也许留给大哥吧？」皮鞋我也试了试，一样是穿不下。旁边还有两双进出矿坑用的双趾胶鞋，也是没法用了。
「比较好的那一套衣服和皮鞋，给他自己穿去了。」妈妈说，我也想起来入歛时父亲的打扮，那是他生前盛装时最常穿的灰西装，还有他每天擦了又擦，永远亮晶晶，穿了超过三十年的一双暗红棕色皮鞋。父亲有一套保养鞋子的道理，他曾经说，修鞋、换底要在基隆，因为地方港口特别潮湿，修鞋匠用的缝线比较耐潮，在其他地方修的鞋，穿到了潮湿地方，缝线很容易就烂掉了。
「但我留下了这个。」妈妈拿出父亲玳瑁镜框的老花眼镜，作势戴上，表示她还要继续使用；那个匮乏年代的思想，是不会丢弃任何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没有合不合用的问题。我有一次在曼谷逛跳蚤市场地摊，看到地上卖旧货的，除了各种老花眼镜以外，还有大量全副和半副的假牙，但谁会买别人的假牙放进自己的口腔之中？
「你不怕他在阴间看报纸找不到眼镜？」我想起舅舅曾经梦见外祖母向他讨假牙的故事，冲口想说出，临时又煞住了车。
妈妈双手又一边一样拿起东西：「你爸爸的手杖和草帽。」
「这个我喜欢。」我很高兴地拿起来把玩。那是父亲在矿场里用的手杖，握柄是个不锈钢的小尖嘴锄，下端是摩梭得发出光泽的深色硬木，杖头则包了铁。我曾经在多张照片里看到父亲扶着手杖站立或行走山路的模样，但不曾看见父亲在家里用它。我有几次和父亲一起进入山区，他也只是在路上捡一根竹子或树枝当做手杖，并没有用他的专用手杖；事实上，这只手杖是父亲过世前几年，才由一位矿场的老工人帮他带回家的。
草帽也是我喜欢的，那是和巴拿马草帽造型相似的大甲草帽，用蔺草编成的西式帽子，父亲年轻时候身着西装，头顶西式草帽的模样是我熟悉的。
「还有这些书和簿子。」妈妈又搬出一些发黄的簿子和书本。
一本厚书是日文的《化工辞典》，那是姐姐从图书馆借来给他的书，不晓得迟了多少年没还了；另一本是日文的《桥梁工程》，书名页里签了父亲的名字，写着「矿冶科二级生詹旺」几个字，可见那是日据时代父亲在台北技术学校读书时用的课本了，历史超过五十年，不知什么缘故流传了下来。我打开书本，看见许多书边写了笔记和算式，依稀还可想像一个年轻用功的影子。
然后是一些老式的笔记本，很多是矿场的帐本，有一本最有趣，里面画了许多坑道设计的草图；有几页突然变成英文，仔细一读，发现是写给「美援会」的求助信草稿，请求资助一个矿场可用的二手「帮浦」（pump）。父亲没有学过英文，那大概是通过别人的指点，尝试用拙劣幼稚的英文完成一封信，有好几个句子有反覆修改的痕迹。战后物资缺乏，工业用具也极难取得，为了让矿场能够继续运作，父亲不得不向美援会求助，而美援会的审核者也许包含了美国人，申请书信不得不用英文，父亲只好在笔记本里反覆练习。
这封信究竟寄出没有？他期盼得到的「帮浦」终究到手没有？我无从知道，父亲也无从让我探问了。但笔记本里与陌生语文的奋斗痕迹，侧写了台湾某一个时代人民的生活故事，笔记本无论如何是该留下来的。
妈妈和我两人一边翻捡父亲的遗物，一面嗟叹人事已非，偶而也出现一些对逝者的怀念或疑问。最后，我整理了一大箱父亲的遗物，连同家里的旧东西，包括餐桌、碗橱、挂钟等，满满一车载回台北。
几天之后，受到电击一般，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些要紧的东西，急急忙忙打电话给妈妈：「爸爸那些水晶矿石呢？」
父亲长年以开采煤矿为正业，但有时候也为别人探勘，寻找矿苗，足迹几乎遍及台湾各地山区。我几次和他一起入山，发现他和每个山区林班（伐木的工作组织）都熟，每个山区部落也都有熟识的原住民朋友。探勘矿苗时常常会带回各式各样的矿石样本（也就是所谓的「露头」），父亲对这些矿石好像也不以为意，大部分就放在他矿场的办公室里，有些稀奇好玩的，他才带回家，平日就随意堆放在客厅书桌旁和厨房碗橱旁的地上。
矿石有大有小，有铁矿石、黑色云母，还有墨绿色的辉石。但最多的是石英，白色的石头上长出透明的水晶，一根根的结晶构造，好像宝石巨柱一样，令人看了喜欢。有的水晶是黄色的，也有粉红色和紫色的，还有些是不透明的乳石英。有一块黑色大石，大约有五十公分高，切开的石头内心，是一根一根霭霭发光的紫色结晶，漂亮极了。后来我有机会在矿石店里或自然博物馆里看到各种石英矿石，我很少再看到这么巨大而美丽的样本。
「咦，没看见啊。」妈妈在电话那头说：「我收拾东西的时候，也没有看见那些石头，不知道都到那里去了？」
妈妈想了又想：「已经很久没看到了，好像不是现在才不见的。」
所以那些宝物是不见了。我心里惋惜着，后来我在自然博物馆里一面看着矿石收藏，一面和长大的小孩描述那些美丽的矿石，小孩耸耸肩，一副「那又怎样」的意味，我只好喃喃地说：「因为你没有看到它们有多漂亮。」
（12）
持子之手
悠然醒转时，耳朵已经清亮，可以听见远方菜贩叫卖的声音，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意识有点蒙矓，我可以感觉到脸上和颈上的皮肤有点温度，阳光已经洒满榻榻米房间，晒得棉被暖烘烘的，还泛出一种像干稻草一样的气味。
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房间之外传来的嘈杂音，带着一种兴奋雀跃的情绪；我转头看旁边，看见弟弟紧咬着下唇，还沉沉地睡着，一切并无异样。很快的，我就从声音当中听出端倪，原来昨天深夜里回来的父亲一早带着两个姐姐和二哥出门去散步，他们显然一起到了某处豆浆摊子去吃了新奇的东西，哥哥姐姐们回来还兴奋地谈着豆浆与米浆的滋味，以及刚刚出炉的油条与我们平日买回来的冷油条有多么地不同。
等我明白了这一切，我突然发现我错过了一场盛会，平静、平淡、平凡家庭罕有的外食活动，以及那种我们平日渴望的与日常生活不同的不寻常性，竟然就发生在我睡梦之中，我竟然在一无所知的状况下，让一件不寻常的事溜走了。我充满了悔恨与不公平感，我向父亲半是请求、半是抗议地说：「我也要去。我也要早上跟你去散步。」
父亲停下来，带着一种神祕的微笑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也许只有五秒钟，但那也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父亲很少在家，我们都觉得他份量很重，从来不敢向他请求什么，其实我一开口就已经后悔了。但父亲只是静静地说：「如果你早上起得来，我就带你去。」
我不是一个爱睡懒觉或喜欢赖床的人，我平时并不是起得很迟，即使是错过幸运活动的这一天，我也不过是七点钟起的床，只比平日晚一点，而哥哥姐姐他们也才刚回到家，意味着父亲带他们出去也许不过是六点钟，我完全有能力可以赶上这个时间。
那个晚上，我带着一种警觉性上床，那是家里还没有闹钟的年代，唯一能做的事是拴紧内心某一个看不见的发条，期望它在预定的时间可以叫醒你。正当我觉得忽睡忽醒，昏昏沉沉，内心突然一惊，我跳起来，窗外的天色已经微亮了，我爬出蚊帐看钟，还差一分钟就是六点整，时间和我内心的设定完全相同。我火速披衣起床，冲到厨房，看见在昏黄灯光下烧饭的母亲，我急急地问：「阿爸呢？」妈妈看我一眼：「出去散步了。」我急得快哭出来：「走多久了？」厨房的炉火噼哩啪啦地响着，照映着妈妈额头上的汗水，她好像无视于我的焦急：「大概十几分钟有了吧。」
我跑出门外，看到整条街空空荡荡，杳无一人，根本看不出父亲出门的方向；冲回到房里，确定哥哥姐姐他们都还在睡，可见父亲是一个人独自出门的。我坐在窗前，看着天上云彩流动，心中充满懊悔，为什么我没有再早一点起床呢？父亲又为什么不肯叫我一声或等我一下呢？
到了七点钟，父亲散步回来了，家中其他人也纷纷忙起来了，准备上学的都在吱吱喳喳地慌乱着。我还没上学，这一切忙碌与我无关，我只能在一边旁观着。父亲并没有和我说些什么，偶而眼神与我相会，也只是微微一笑。一直到哥哥姐姐们全出门了，父亲才转头轻声对我说：「明天要早一点呀。」
到了夜里，我咬着牙像是发誓一样，把内心发条上得更紧了，「明天我一定要天不亮就起床。」夜里可能也睡得不是很安稳，不断做着又快又急的梦，梦里头情节支离破碎，又不断有各种背景声响，最后一个梦有着鸡啼的声音，我内心突然像是门打开一样，觉得这不是梦境，我立刻醒坐起来，果然那是邻居公鸡的啼声，天色完全是黑暗的，只听见厨房有微微的声响，妈妈应该是起来了。
我走到厨房，看见母亲正在升火，一阵烟正扑在她脸上，我走过去问：「阿爸起来了吗？」妈妈回头看见我：「起得这么早？」停了一下又想起我的问题：「但你阿爸出去了，他今天比较早。」
我不敢置信地回到客厅，看着挂钟明白写着五点半不到，天光还像深夜一样是深墨色，只有东方微微有点浅蓝的颜色。我有点泄气地坐在椅子上，父亲还是比我更早，而且也无意等我，尽管我已经比所有的小孩都早起了。
父亲回来也一样没看我一眼，整个白天他都出门办事，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约定是否还有效，而且，也许父亲一出门就是回到深山的矿场，再回来可能已经是一个月以后。当天晚上父亲出现在餐桌上时，也许是他看穿了我期待的眼神，轻轻抛过来一句：「明天要再早一点呀。」
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可以更早醒来的办法，但睡眠是多么难以掌握的一件事，它似乎有自己的意志，睡眠控制着我，而不是我掌握了睡眠，只要一入睡，你永远不知道睡眠何时才会释放你。我想着这件事，内心觉得有点哀伤，我们能够控制的事何其稀少，控制我们的力量又何其之多。而那些比较有控制力的大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好像昏昏沉沉睡去，又好像在睡梦海洋上漂流，载浮载沉。突然间，我又完全惊醒了，四周都是黑暗包围，也都是沉睡的气息，没有一丝要天亮的意味，我不能确定这是十二点、还是早上两点，或者任何其他时间。但此刻我的耳朵似乎无比清明，我几乎可以听见客厅挂钟钟摆摇晃的嘀答声，我甚至觉得自己听见隔壁鸡笼里公鸡梳理羽毛的窸窣声。最后，我听见客厅的挂钟敲起钟来，当，当，当，当，敲了清脆的四响，所以这是早上四点了。
我在被窝里保持躺卧的姿势，觉得内心无比清醒，我决定用这样的状态等待天亮的来临。没多久，我听见父母亲的房里有声响，然后我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这个脚步声较为沉重，所以应该是父亲的脚步声了。我听见脚步声走往浴室，然后我听见马桶冲水的声音，然后我又听见漱口的刷牙声。
我偷偷在被窝里套好衣服，轻巧地滑出被窝，我蹑着脚走向浴室，等在门外。不一会儿，里面的水声停了，父亲穿着睡衣走出浴室，我站在他面前，有点怯怯地说：「爸，我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父亲似乎不感到惊讶，他笑了笑说：「现在还早，我们可能要再等一下。」
我坐在客厅等待，父亲回房去，房间里又安静了。不久后，妈妈倒是先出房来了，她的头发已经梳好，衣服也穿整齐了，她看见我，笑了笑说：「今天起得这么早？」然后就往厨房去了。
再过一会儿，父亲也装扮完毕，他穿着白色衬衫，灰色西装裤，外面加上一件绣有「台湾电力公司」字样的蓝夹克，脚上是他那双每天擦得亮晶晶的皮鞋，手上还拿着他的登山拐杖。他似乎心情很好，带着笑容，也不多说，看了我一眼，就往门外走去，我赶紧起身跟向前去。
出门之后，父亲往左边走去。我们家门前就横亘着繁忙的省道，如果向右走，我们就会经过邮局，还有邮局隔壁的包子店，再向下走就会到达市场，但我还太小，从来还没有被允许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如果向左走，不久之后就是这一排有着骑楼房子的尽头，我们就会走到两旁都是田地的路上，再过去，那是哥哥姐姐上学的七堵国民小学，那也是我尚未被允许前往的地方；再过去，那是我从未能想像的世界了…。
父亲和我两人往远处走去，街道尽头就是农田了。
我们走在铺着细砂石的人行道上，中央则是铺有沥青的车道，偶而有载运货物的卡车呼啸而过，掀起一小阵旋风尘沙，小石头则在我们脚下发出轻微的滚动摩擦声。道路两旁放眼看去都是一片片种植稻米的农田，道路与田地之间有小小的灌溉沟渠，清澈的流水不断淅沥淅沥地响着，与尚未平息的虫鸣声相互应和。远方天上才刚露出一点亮光，天色还是深沉的蓝黑色，空气冷洌，扑面有微微的刺痛，路边的野草上仍然可以看见白色粉末般的结霜。
我瑟缩着脖子，有点感到寒冷，但又害怕赶不上父亲的脚步，不敢流连周围的景致，只能勉力大跨步前行。两人默默走了好长一段路，父亲看我缩着身子，问了一句：「会冷吗？」
我急忙摇头，却又猛然打了一个寒颤，好像招供了自己的言不由衷。父亲伸过来一只大手掌，在我右肩上揉搓着，又像是嘉许的鼓励，又像是取暖的按摩。我一方面不能确定他的用意，同时又觉得有点不能消受他的力气，再走了几步路之后，我悄悄把肩膀放低，轻轻技巧地滑出他的掌握，然后退后一步跟在他背后。父亲也没特别的反应，也不知道他发现了没有。
父亲的路线是固定的还是随兴的？我也不得而知。我们走了一段马路边上，后来又转进田里无铺设的小土路，最后又走进一个树林茂盛的山坡地。父亲拄着登山杖，健步走在前方，此刻的我才五岁，从未走过这么遥远和这么变化的路途，我已经觉得腰间和小腹都有点疼痛了。在山坡一个转弯空旷处，父亲停了下来，指着树下一块大石说：「累了吗？坐下来休息。」
那是山地转弯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可以看见远方的稻田和街道。父亲额头也有汗水，他掏出一条毛巾来擦拭，一面还挥动手臂，好像希望舒活更多的筋骨。我坐在石块上喘着气，一面觉得胸口的闷气逐渐舒缓，一面发现空气已经不再刺冷，天色已经大亮，太阳也不知何时已经在远方地平线上冒出头了。
父亲兴趣盎然地打量着我，好像想着什么事，我对自己的体力不继感到有点羞惭，但父亲突然说：「下山吧，我带你去吃豆浆。」
我们沿着原路下山，好像换了一条小路穿过田地，我不太能确定那是不是原来的路，天已经亮了，景观也都好像换了一副颜色，田地里也有了更多生机，我可以看见农舍旁有鸡只走来走去，我也看见田边的野草开出了紫色的小花，也有一些蜻蜓在圳沟上盘旋飞舞。
父亲领着我走回到铺着柏油的大马路，走不多远，我看见前面远方有炊烟，路面一个铁皮屋正腾腾冒着热气和火光。走近一点，就听见人声鼎沸，那是一家正在供应早餐的豆浆店。站在大锅豆浆后方是一位老太太，她熟识般地和父亲点点头，道了一声：「早啊！」转头又看了我一眼，说：「这是恁家后生？」
旁边另有一个油锅，一位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先生正在炸油条。他面无表情地把两条细小的面条叠在一起，用筷子在中央压出一条沟槽，轻巧地用手一旋，面条转成美丽的扭曲线条，就下了油锅，油条立刻像灌了气一样膨胀起来。父亲带着我找一个位子坐下来，向老太太吩咐道：「两碗豆浆，一碗加个蛋；来一根油条和一张豆标。」
加蛋的豆浆是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喝过豆浆，它的热烫甜美、香醇滑口，让我感到又惊奇又满足。豆标也是为我点的，我也从未吃过，那是一种今日已很少看见的饼类，中间充满空气，不加油在炉上烘制，有一种干爽香甜的面饼滋味。我津津有味地摊子上嚼着面饼，啜饮着烫口的豆浆，心中充满了幸福，内心也相信这位让我敬畏不敢靠近的父亲应该是疼爱我的。
那是童年仅有的一次机会和父亲清晨外出散步，这也是我有记忆以来，父亲以一个英挺健康的成人姿态出现。没多久，父亲就重病缠身，我每日所见的父亲就是另一种衰老病倦的模样；也没多久，我们就搬离了北边的海港城市，去到景观完全不同的中部山城。而我自己，成长的孤独吞没了我，我有自己少年无法言诠的苦恼，我不再来自渴望父亲或母亲的关爱，而是更焦虑于同辈朋友的认同与接纳。
可是，幼童时代某一个早上，和父亲在田野之间一段同行的时光，父亲放在我肩上充满力道的大手，还有那香醇甜美的第一次豆浆滋味，却总是在我心中。而我也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惑，父亲真的是每日那么早起，每天让我扑个空？还是那是当时特别为我设计的一个考验？我也始终没有答案。随着父亲的过世，这个谜题是永远不能解答了。
这个画面已经许久不曾出现在我脑中，可是最近读的一本书却又把带回那一个回忆里。
那是大学问家乔治．史坦那（George Steiner, 1929-）的自传《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Errata: An Examined Life, 1997）。我本来就是史坦纳的书迷，他的自传英文版我也早早就买了，不知什么缘故始终没有打开来读。去年年底无意中发现这本书竟有中译本（台湾行人出版社，2007），这恐怕是史坦纳罕有的中文出版品吧？我能想到另一本中译可能是他的《Lessons of the Masters》（2003，中文译做《大师与门徒》，是台湾立绪出版社出版的），相对于史坦纳的等身着作，这样的翻译数量和成绩简直不成比例，而他的代表作《巴贝塔之后》（After Babel, 1975）即使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未见中文翻译的尝试呀。
史坦纳的传记是极有意思的，因为书中几乎显少「事件」。别忘了这是一位一生都在书房里读书做研究的纯学者，社会上的大事件、大行动，或者大阴谋、大破获，大体上都是与他无缘的。既然故事不发生在「身外」，只好波涛汹涌在「胸中」，他在书中反覆追索自己思想的来历与转折，弄得生平的「故事」几乎都变成了抽象的「辩证」。但大师的敏锐和渊博，即使没有「故事性」也写得峰回路转，引人入胜。其中他在书中提到在他「快满六岁生日」的某一天午后，他的父亲如何以一种若有似无的「心机」，设计了一场「诱引」他阅读希腊荷马（Homer）史诗《伊里亚德》（Iliad）的过程，父亲牵着小孩的手，一行一行读着希腊原文给小孩，让小孩在荷马温柔而残酷的诗句中，第一次经历了「经典」带来的战栗。那个一大一小父子共读的画面，极可能是我历来读书所读到的最动人的「文化传承」场面，而我在那一刻竟不禁油然想起四十几年前的一桩往事…。
「乔治．史坦纳（George Steiner, 1929- ）在他那部看似平静无波的自传《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Errata: An Examined Life, 1997）里，写到童年时他的父亲如何携他之手、富于心机地、也循循善诱地，教导他爱上古典希腊文，也经验了生平第一次「经典的战栗」的一段往事。
他在书中说，在他「快要过六岁生日的某个深冬之夜」，父亲一如往常亲自指导他晚课，却「出人意表」地打开了荷马史诗《伊利亚德》（Iliad），讲了其中一段故事给这位心智才刚开启的早慧小孩听。说这件事「出人意表」，是因为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并不让小乔治自己读「那本书」（可能是父亲觉得时候未到，或者只是因为他父亲要求一种纪律，他要求小孩一本书未读完，不可进行另一本书）。
父亲读给他听的是《伊利亚德》的第二十一章，也就是希腊联军当中最骁勇善战的名将阿奇里斯（Achilles）在河边大开杀戒的那一段，着名希腊古典翻译家罗勃．法戈斯（Robert Fagles, 1933- ）将此章加注标题为"Achilles Fights the River"（企鹅版页520），而邓欣扬中文译本（远景，1982）也把此章命名为「阿奇里斯力战河神」。后来我向学生们提起这段故事，现在的大学生已经很少读过《伊利亚德》原作（不管是那种语言的版本），我只好加上注解说：「阿奇里斯就是电影《特洛伊》（Troy, 2004）里头帅哥布莱得．彼特（Brad Pitt, 1963）演的那个角色…。」大家立刻都微笑点头，表示明白了。
父亲读给小乔治的《伊利亚德》，先是用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Heinrich Voss, 1751-1826）的德文译本，在这里也许应该增加一点说明，乔治．史坦纳的父亲本是担任奥地利中央银行高官职务的犹太人，一九二四年他深信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终将引发大难，遂举家迁往巴黎，乔治．史坦纳就是在巴黎出生，但父亲从小要求他读书不可偏废，所以他成长与读书的语言是平均分配在英文、法文和德文上，几乎都是母语，生活背景上也充满着多种语言。（他在书上说「我美丽动人的妈妈通常偶某个语言开头，以另一种语言结尾。」）
年纪尚不满六岁的史坦纳和不同的家庭教师学习不同的语言，除了三种生活上的语言，他也被要求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当然在欧洲一个书香家庭的传统，但在那天晚上之前，他显然是还没有能力读原文的《伊利亚德》的。
让我们先回到那第二十一章的「阿奇里斯力战河神」。本来阿奇里斯正和联军统帅阿伽曼侬（Agamemnon）因为战利品的争执而闹得不愉快，阿奇里斯因而不肯出战，他的好友兼部将帕特洛克罗斯（Petroclus）向他请缨：「…你，阿奇里斯，却总是如此执拗。愿上天保佑我，让我不至于像你让愤怒掌握，成为勇气的诅咒。现在如果你不肯拯救阿开亚人，下一代的子孙会如何看待你？你这个铁石心肠的人！…那么，至少让我带领密尔弥敦的军队出去打仗。也许我可以带给我们阿开亚人一点胜利光辉。请你也把你的铠甲借给我套在背上，让特洛伊人以为我是你，对，以为我是阿奇里斯，让他们吓得停住攻击，给我们阿开亚战士喘一口气，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
穿戴着阿奇里斯美丽铠甲的帕特洛克罗斯出发与特洛伊的大军相遇，但天神阿波罗在战场上混乱中敲下他的头盔并扯下他护身的胸甲，让特洛伊的大将赫克托（Hector）一枪刺进他光裸的小腹，铜制的矛头穿透他的身体，勇敢的帕特洛克罗斯就阵亡了。特洛伊战士抢走了阿奇里斯那套天神送给他父亲的辉煌铠甲，赫克特把它当做战利品穿在身上。
消息来到阿奇里斯这里，「悲恸的乌云笼罩了阿奇里斯。他的双手从地上抓起黑灰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弄脏他英俊的脸庞与干净的战衫。被击倒一般，他爬滚在泥土中，颓唐躺在那儿，他撕扯自己的头发，把它弄得一团糟…。」
巨大悲伤迅速转成了充满复仇意志的愤怒，阿奇里斯急着要为帕特洛克罗斯报仇，但他的作战铠甲已经失去，阿奇里斯的天神母亲乃上奥林帕斯山向神匠赫菲斯特思（Hephaestus）请求一副新的武装盔甲。在荷马的《伊利亚德》里，诗人又用了一整章的诗篇去描绘神匠为阿奇里斯打造新武装，光是盾牌上的雕塑图案（有城市、山水风景和作战的场面）就用了数百行的诗句一一仔细描述，我在这里显然是不能重述了。
穿戴一身光辉夺目的全新战甲、形貌犹如战神的阿奇里斯重新回到战场上，两军在平原上对阵，展开一场大厮杀。几位特洛伊的勇敢战士都不是阿奇里斯的对手，他接连屠杀了好几位名将，而阿奇里斯的军队也一路把特洛伊部队逼到克桑特思（Xanthus）河边，并把对方的队形切成两半。在一个河弯处，许多落荒害怕的特洛伊军人跳入河中逃走，阿奇里斯放下长矛，手拿一口剑大开杀戒。
河边混乱逃命的军士当中包括了一位特洛伊的王子，那就是天生苦命的莱卡翁（Lycaon）。莱卡翁和赫克特一样，都是特洛伊国王普利安的子嗣，他才回到特洛伊十二天，多年前他在一次与阿奇里斯的作战中战败受俘，被卖到远方当卑微的奴隶，此刻他才刚刚度过那些人生苦难，赎回了自由之身，赶回家乡参加家园的保卫圣战，谁知道一出场又碰见多年前打败他的「冤家」阿奇里斯。
他从河中跳出逃命，迎头撞见阿奇里斯，他自知不敌，跨倒在尘土之中，抓住阿奇里斯的膝盖，向他求情：「他乞求着，一手抓住阿奇里斯的膝盖，一手紧握长矛，想保住宝贵的性命，莱卡翁迸发急切的祈求：『阿奇里斯！我紧抱你的膝盖，请你大发慈悲，饶了我吧！此刻我向你求情，王子，你得要尊重我！』…」
乔治．史坦纳的父亲是从这里读起的，虽然故事好像没头没尾，但一开场就是生命攸关的紧张处境，可怜的莱卡翁向强者阿奇里斯求情，请求他饶恕性命，而莱卡翁绝不是造成这场战争的元凶，引发战争的是勾引美女海伦的好色王子帕里斯；而杀了帕特洛克罗斯激起阿奇里斯的复仇之火的也不是他，那是他另一个兄弟赫克特。但此刻「无辜的」莱卡翁却要牵连丧命，他的祈求合乎情理。他的求情也哭天喊地的，把这些人生的不公都说了：
「我回到家乡特洛伊才十二天，而我受尽多少苦难！现在，再一次，狠心的命运却再次把我交在你的手中。天父宙斯一定是恨我的，才叫我两次成为你的手中之囚！啊，母亲啊母亲，你给我的生命如此短暂！…」
正当小乔治也感到心碎的时刻，可是故事又要如何发展呢？阿奇里斯那举在空中的剑，是劈下来，还是不会劈下来呢？
乔治．史坦纳的父亲教他读荷马的《伊利亚德》，第一个段落读的就是生死一线的场面。莱卡翁跪在沙场上，请求阿奇里斯不要杀他，他与阿奇里斯无冤无仇，他甚至曾是阿奇里斯前次战役的俘虏，做了多年流离失所的奴隶，而他才回家乡十二天，命运就让他再次遇见阿奇里斯。莱卡翁的求饶呼喊是声嘶力竭、令人同情的：
「听着！这句话也仔细听！求求你！
别杀我！我与赫克特并非同一个子宫所生。
是赫克特杀了你的朋友，你那位强壮、温文的朋友！」
的确，如果人生是公平的，赫克特造的孽不该由同父异母的兄弟莱卡翁来承担，但阿奇里斯的反应将会如何呢？那把高举过头、亮晃晃的宝剑究竟会不会劈下来呢？不满六岁的乔治．史坦纳感到战栗也感到焦急，基于某一种对人生公平的渴望，使他不由得期望无辜的莱卡翁不至于命遭不测，但从阿奇里斯无处可发的冲天怒气来看，他又觉得莱卡翁很难逃离劫难，「老天爷，接下来的后事究竟如何」？
但父亲却在这紧要关头停了下来，他叹了一口气，有点忧郁地看着远方，欲言又止，迟迟不肯读下一段。最后，才有点无奈地说：「哎，可惜接下来这一段，福斯的译本有点不完整，没有说出全部的故事。」他又说，事实上各家的译本都有同样的问题，但桌上已经摊开了希腊原文的荷马，旁边还摆着字典和初级希腊文法，「我们要不要自己来试着解开这一个刺激的段落？」父亲问这位尚未满六岁的小孩：「这一段希腊文并不难，说不定我们可以知道阿奇里斯怎么回答？」
然后，父亲牵着小孩的手，指着书上的希腊文，一句一句地唸下去：
「笨蛋，不要和我讨价还价。什么都别再说。
不错，在帕特洛克罗斯命定之日以前，我还偶发慈悲，饶了若干特洛伊人的性命；只是活逮他们，把他们拍卖了做奴隶。
但现在，每一个特洛伊人都得死。
神祇在城门前交到我手中的每一个都不可活，每一个特洛伊人都不能活，更何况是普利安的儿子。
来吧，朋友，你也得死。为什么要哭哭啼啼？
即使是帕特洛克罗斯也死了，一个比你好太多、太多的人。
而且，你瞧，我生得这么英俊强壮不是吗？
我的父亲是个伟人，生我的母亲则是不死的女神。
但即使是我，我告诉你，
死亡和命运的力量也正等着我。
终将到来，某个清晨或黄昏或白日，有人也将在战场上取走我的性命，也许是掷出一支长矛，
或者是从他的强弓射出一支致命的箭…。」
听完这些话，自知难逃一死的莱卡翁瘫软在地，阿奇里斯无情的剑劈了下来，劈在他脖子旁的锁骨上，当场就杀死了他。
小乔治反覆跟着父亲诵读这段文字，字典和文法书都翻开了，神奇的是，在一遍一遍音韵悠扬的诵读之后，意义竟然拨云见日似地开朗起来，按作者的说法，「好像一幅色彩鲜艷、受细沙覆盖的马赛克镶嵌图案，你把水倾倒其上，那些字和造句便明晰起来，向我显露形状和意义。」
希腊文从模糊变得明晰，但文字的内容却从明晰变得朦胧，让小孩初尝启蒙本身的撕裂艰难（好像发育抽长时骨骼的疼痛）。当他读到阿奇里斯说：「…来吧，朋友，你也得死。为什么要哭哭啼啼？」这句话像死刑宣判，却又加上「朋友」这突如其来的友善字眼，口气既平静温柔又残酷恐怖，阿奇里斯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如此强悍，他既没有宽恕的柔情（最后他还是杀了莱卡翁），也没有傲慢的自信（「即使英俊强壮如我，我也终将一死。」），作者引伸说：「他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都是死亡所给予的。可怕的清明从此诞生。」
我们之所以还活着，并不是我们做过什么善事或有什么优点，而是因为死亡还没来带走我们，我们的生命因而都是死亡给予的。阿奇里斯脑筋清楚，对天地不仁有清明的体会。但这沉重的问题对一个六岁的小孩是够艰难了，也许就在那一剎那，小孩一面感到困惑，一面却悄悄成熟了。这是阅读与启蒙的奥祕，从不懂到懂得之间那条鸿沟，人总是突然间就跨越了，我们也不明白这种「超越」是如何来的。
乔治．史坦纳回到房间里，找到他的第一本荷马，「或许其余的不过是那个小时的注脚罢了」，他后来当然也发现，福斯的翻译并没有遗漏任何片段。那一个小时的印记，烙在他的一生，乔治．史坦纳后来成为大读书家，他看出荷马的智慧之光贯穿了整个西方的文化史与创作史，你可以在历代作者的创作中看见蛛丝马迹，但他说，「对我而言，在每页里我都找得到父亲的声音…。」
乔治．史坦纳的回忆让我追想起我的父亲，让我相信童年时期的某个经验「应该」是父亲「有计画地」为我设计的一场试验。他刺激我早起，要我练习如何贯彻意志，抵抗睡眠的诱惑。最后我成功爬起来的那个清晨，我和父亲有一段田野间相处的美好时光，那个经验也成了我人生的某种「印记」。
父亲不懂希腊文，他不能像乔治．史坦纳的父亲一样，循循善诱我读懂《伊利亚德》，让我「在每页里都找到父亲的声音」，但父亲给了我一个训练，我从此没有赖床这回事，至今每日睁眼即起，清晨四点、五点起来读书、工作不以为苦，我其实没有认真想过这个习惯曾经带给我多大的裨益，但这个习惯，与未满六岁时某一个清晨的经验「应该」是有关系的。
想到这里，我突然惶恐起来，我可曾同等用心地对待过自己的小孩？也是小孩约莫六岁的时候（为什么都是六岁？），我看他沉迷在日本漫画《七龙珠》与《福音战士》之中，忍不住对他说：「其实这些故事的原型都从古时候的神话来的呀。」小孩眼睛发亮：「真的？」我说：「真的，我来给你讲一个《伊利亚德》的故事。」
我把书找来，从第一章讲起，讲到生气的天神阿波罗从天上飞下来，箭支在背上的箭壶里哗啦哗啦作响，小孩张开嘴说：「哇！」他显然是觉得很过瘾了。但后来呢？后来我就忘了，等我再想起来，小孩已经长得比我高了。我觉得充满歉意，我问他：「还记得小时候给你讲《伊利亚德》的故事吗？」他说：「嗯，怎么？」
「我故事没讲完，后来怎么样了？」
「我自己已经看完了，而且看了不只一遍。」他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
我松了一口气，也许我不是成功的父亲，但小孩自己会长大。
（13）
脱衣舞孃
插图：含仁
在我快满六岁的时候，我们的家从北台湾的雨港搬迁到中部的山城，我的童年记忆因而一切为二，根据记忆画面的背景光影，我依稀可以判断某些旧事是六岁以后的事，而某些则是六岁之前的事。但六岁以前的记忆只有零码片段，破碎不成篇章，更没有编年记事可言了，我总是说不出那件事发生在前，那一件在后，也说不准那究竟是五岁、四岁、三岁、还是更早的事。这里就有一件我说不出那是五岁、四岁、或者三岁的启蒙经验，但既然场景是在每天蒙蒙轻雨的基隆港市，那就一定是六岁之前的事情无疑了。
先是街头上传来大消息，左邻右舍都在说刚刚以〈孤女的愿望〉唱红全台湾的陈芬兰，终于要来我们基隆登台了。陈芬兰那时候还只是个小女孩，我现在当然可以通过资料搜集的力量，考证出陈芬兰出版〈孤女的愿望〉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当年她才九岁，同时也算出来那年我应该是三岁，但我总疑心那个时代的时间计算没那么精确讲究，从她出唱片到大街小巷唱红〈孤女的愿望〉，再等到她辗转来基隆登台，时间也有可能已经是一九六○年或者更晚，三岁的时间座标就不对了。总之，街头巷尾的三姑六婆们议论纷纷，都在商量要不要前往市区的戏台去看她演出呢？
很少在家的父亲竟然在这个时间出现了，还豪气干云地允诺带全家人去看陈芬兰的表演，这个大手笔一定让我和全家人都感到无比兴奋，不然我为什么能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还感觉得到这件事的分量呢？大日子终于来临，爸爸妈妈难得全副盛装，小孩子们也被打扮得漂亮体面，我们就浩浩荡荡乘车往市区出发了。但遇车则晕的我等不及来到市区，就大口呕吐在父亲的身上，弄得他一身西装狼狈不堪。这个意外似乎也没有败光全家人的兴致，我们还是吃了晚饭进了戏院，坐在二楼遥远的高处，欣赏着陈芬兰的演出。
这是我第一次进戏院，看到的是那个时代氛围特有的歌舞表演，陈芬兰自然是整场秀的主角，但这也不妨碍整场歌舞表演仍然有许多其他元素：像是贯彻全场的辩士口才、荤腥不忌的主持人，中央穿插的魔术杂耍和谐丑表演，香艷刺激的歌舞综艺，以及其他多名男女歌星的协力演出。
陈芬兰当晚的表演让全场如痴如醉，她仍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的模样，一身白衣，楚楚可怜，当她用带有鼻音的哭腔唱出〈孤女的愿望〉时，你真的以为那就是她的真实身世，忘了那是一场舞台上的表演。而她的这首歌也只是她万千化身的一种，因为她还会继续演唱许多歌曲，每一首歌各有一种叙述的身分，有时候她是思春而雀跃的少女，有时候她是望穿等待的情妇，有时候她又成了失去一切的怨妇…。而每一首歌唱出时，我们都立刻相信了她新的身分。
但对或者三岁、四岁、或者五岁的我，陈芬兰的夜晚还有更多的意义。那些节目对我而言都是新鲜的经验，我望着涂抹了五颜六色的花脸丑角，感到畏惧又有无穷的向往；看到那些魔术与杂技，觉得恐怖又好奇；对大开黄腔的主持人以及满堂的回应笑声有点无法理解。但那位第一次看到歌舞剧院的小孩最觉得莫名刺激的，恐怕是那些带有情色意味的歌舞表演了；那些歌舞，有的是穿戴亮片和羽毛，伴随着歌者做为一种布景的，也有另外做为串场、大腿如林的群舞，更有一些伴有挑逗音乐、舞者几乎衣不蔽体的个人独舞。
那个晚上回到家里，梦里头出现一个镜头，那是五色旋转的舞台灯光下，一位歌女唱着歌，背后有伴奏的乐队，记得当中有八爪章鱼似的鼓手，和一位直直站立把脸贴在琴上的低音大提琴手，好像还有伸缩喇叭手。歌女两旁有若干名穿着暴露的伴舞者，她们扭动着充满亮片的衣服跳着舞，歌曲终了时，红灯闪耀，她们定格般高举一双裸露的臂膀，腋下森森碜出浓黑的腋毛。这个时候，我就惊醒了，意义不明的画面深深刺激了我，我瑟缩在蚊帐里，感到又害怕又羞耻，再也无法入睡，醒来也无法对别人明言。
这个奇怪的梦境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画面上的舞台不断随时间变化，演唱的歌女也不断替换，换成较新认识的女星，伴奏乐队也不停改变人数和队形，只有旋转的彩色灯光是不变的，伴舞者最后高举双手露出腋毛也是不变的，我也总在那一刻惊醒。这个充满性意识醒觉的梦境重复出现多年，次数频繁，更长驱直入我焦躁不安的青春少年时期，直到它被别的春梦取代为止。
事实上再有机会看到歌舞表演时，我们已经搬到中部山城，我也已经是上了学的小孩。我所居住的香蕉集散小镇偶而会来一些流浪的歌舞团，在经常演出歌舞综艺的戏院售票公演。每次新的歌舞团来到镇上演出，照例要游街宣传，贴着充满诱惑海报、装着扩音器的宣传卡车，载着成群镶满亮片戏服的浓妆舞女，在街头大声喧哗，给本来平静无波的农村小镇带来嘉年华会的炙热气氛。
这些歌舞表演已经不再有陈芬兰那种带来全镇殷望期待的大明星，代之而起的是不再迂回的情色诱惑，文案强调香艷刺激，海报的图片也是愈来愈露骨了，丰乳肥臀几乎要从平面倾泻而出。已经逐渐衰老的父亲偶而拿着经营戏院的房东送给他的招待券，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去看歌舞表演，总是到了几段脱衣独舞的尴尬时刻，父亲才会斥喝我们低下头去。
但那毕竟还是慢条斯理的农村节奏，脱衣舞还是如美国最有名也最机智的脱衣舞孃吉普赛．罗丝．李（Gypsy Rose Lee, 1914-1970）所说的名言：「值得做的事情就值得慢慢做，非常慢地做。」（If a thing is worth doing, it is worth doing slowly...very slowly.）
每位脱衣舞孃上台时，一开始或者华丽或者端庄，衣服一直紧紧包到脖子，看不出即将发生的情色。随着挑逗性的音乐响起，她才逐件卸除衣裳，而那些衣服也彷彿魔术一样，一件之后还有一件，似乎是脱之不尽的。总是要等到两首歌曲奏完，舞孃已经露出夏娃的原始潜力，她的衣服看起来已经随时可以消失，这时候，更富暗示性的音乐奏出，主持人也说出更富色彩的字眼，舞孃作势要脱去她最后的叶片，这个时候父亲才轻声说，低下头去，小孩子不要看。但我还是听得见令人困窘的音乐以及主持人的猥亵旁白，我常觉得不明所以的口干舌燥与心跳加速。直到音乐结束后，父亲会轻敲我的肩膀，示意警报已经解除，我再抬起头来，红绿灯光已改，舞台上也已经不见人影了。
很多年后，我想起这些经验，觉得已经成年的我，应该有权利观看那些我未能看完的脱衣舞码了吧？我买了戏票去一家猥琐破旧的歌舞戏院，看门收票的人也是一副纵欲伤身的模样，找到座位坐下来，观众寥寥无几，无精打彩的音乐奏起之后，一位长相抱歉村妇模样的矮短女子走出来，先照着音乐胡乱扭扭身子充作一种舞步，面无表情彷彿打卡上班一样。一首歌曲之后，乐风一转，节奏加快，暗示有事即将发生，歌舞女郎一转身，身上的披风扯开，她就一丝不挂了，同样的面无表情，同样的胡乱扭身，只是歌耶（Francisco de Goya, 1746-1828）穿衣和裸身的两张画像，但不穿衣的这位身材早已走样的女郎，惨白的皮肤上有许多暗红色的斑痕痘疮，不忍卒睹。整场脱衣舞表演，只剩快快的史脱立普（strip），不见慢慢的挑逗（tease），十倍速的时代，连古典色情都瓦解了。
（14）
潜入戏院
我和阿三哥依约前来，轻轻敲着铁门，空空空，再一次，空空空，门里面果然含糊传来回应了的一声，但听不出是不是瘦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铁门?拐一声大响，缓缓开了一条小缝，瘦猴脸色紧张地探头出来，挥着手比着赶快进来的手势，又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要我们噤声。我们急忙侧身潜入门内，铁门立即在身后关上，但又发出碰撞的?啷声，吓得瘦猴又神色仓皇地伸指比了一个千万别出声的手势。
这是一家戏院的后门，本来是散戏出场的地方。瘦猴家里开电影院，他终于答应要让我和阿三哥进场免费看电影，他开了后门放我们进去，但这件事不能让他家里其他人看见，不然他就要被老爸吊起来毒打了。我们下午依约前来，敲门做暗号，电影已经开场了，可以听见场内银幕上发出的对话回音，这个时候偷偷进场比较不惹人注意。
我们从场外的厕所倒走回来，掀开厚重的布幔，钻进全黑的戏院内。我的眼睛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戏院前方银幕有强光。过了一会儿，眼睛有点适应了，慢慢才察觉戏院内黑压压挤满了观众，不仅座位都满了，连站着的观众都有一大票，也难怪，上映的是王羽主演的邵氏大片《独臂刀》呢。瘦猴在前方拉着我的手，我拉着后方阿三哥的手，怕被挤散了，慢慢往戏院后端挤过去，想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角度和站位。
突然间，我的手腕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扣住了，我听见瘦猴惊呀了一声，感觉他松开我的手，阿三哥的手也离我而去，一阵杂沓的混乱脚步，然后我听见中年妇人的叫喊：「不要让他走了！那边！那边！」那是熟悉的口音，应该就是平日守在戏院门口收票的凶胖妇人。我心里觉得不妙，想要挣脱手腕上的紧箍，但那只手的力气太大了，扣得我的手腕快要断掉了。
我仍旧看不清楚周围的环境，光线太暗了，但影片的对白却还无动于衷地进行着。箍在手腕上的巨大力气拽着我往外走，我的脚几乎被拖在地面上，身体则是不断撞到旁边站立的观众，咒骂声与三字经也此起彼落：「你是在干啥？干！我们在看戏呀！」
我被拽出了戏院正门，光线一下子变得亮白刺眼，电影的对白声和音乐声突然消失了，情势也一下子变得明朗了，看门收票的凶胖妇人此刻涨红了脸，满面怒容，一手抓着一个小孩。我和阿三哥都被活逮了，只有瘦猴不知去向。我的右手被她粗壮的右手紧紧扣着，因为方向相反，她拉着我往外走时，我是背向着被拖出戏院。她的左手则扣住了阿三哥的右手，看阿三哥发白的嘴唇，他恐怕是吓坏了。我看不见自己的表情，我想也好不到哪里。
收票胖妇人开始骂街了，她杏眼圆睁，嗓门大到隔街可以听见：「你们这些猴囝仔，每天跑来偷看戏，一遍又一遍，以为我都在睡觉不知道？这次终于给我逮到了吧。」转头她又叫平日在戏院扫地的轻度智障工人：「阿兴仔，你去拿黑油漆来！我给他们脸上好好的画一画，让他们在街上走路比较好看，看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
妇人回头对着大街继续骂：「本来铁门要给你们通电的，把你们这些爬墙偷看白戏的猴囝仔电个痛快，看你们有多厉害。我是不忍心把你们电做肉干，死得难看，父母养你们这么大，也不知道想一想…。」
阿三哥脸色惨白，嗫嚅地说：「是…瘦猴带我们进来的。」胖妇人更气了，左手几乎要把阿三哥的手扭断了：「你讲什么？没你讲话的份，要讲送你去警察局慢慢讲。」回头又大叫：「阿兴喂，你是死去那里了！卡紧拿黑漆过来！」嘴里还不断恨恨地说：「恁这些死囝仔，不知死活。」
戏院门口已经围满了十几位群众了，老的少的，大家都挤过来看热闹，我在人群中看到班上的阿满，她正探头呆看着我们被活逮的狼狈模样。我不太敢直视旁观者的眼光，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像贼一样抓着，并不是什么光采的事，等一下如果脸上被涂了油漆，那更是无处去躲了，何况这条大街上，随时可能有学校的老师会经过，我这个平日装乖巧的「好学生」可就穿帮了…。
突然间不远处，我像溺水的人看见了光亮，大哥正从前方路上迎面走过来。可能是太羞愧或者太害怕，我根本不敢出声叫他，但他还是抬头看见了围在人群中的我，我从他的黑框眼镜中看见惊愕的表情。他慢慢走过来，开口问道：「这里发生什么事？」我很多话想说，包括：我们不是爬墙，而是戏院老板儿子带我们进来的；我们是第一次偷进戏院，以前偷看戏的与我们无关，而且我们什么戏也没看见；或者我也愿意说，我以后不敢了，从此再看不到王羽的《独臂刀》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委屈地眼眶红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大哥指着我问胖妇人：「他做了什么事？你抓他做什么？」
妇人看着他：「这是你们家的小孩？」接着又冷冷地：「爬墙偷看戏呀！不知道多少次了，现在抓到了，正要拿黑漆来涂他脸上。」
大哥说：「只是小孩不懂事，不要这样。」叹了一口气，大哥又说：「我赔你戏票钱。」妇人松开手说：「免，小孩你带回去，回去好好教示一下。」
大哥拉着我的手离开人群，我听到阿三哥闷哼一声，我回头看见妇人的手还紧紧箍在他的手腕上，他求助般地看着我，我拉拉大哥的手，但大哥紧闭双唇，面色严厉，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是救不了他了。走了几步，我再回头，阿三哥正扭着身子哀号着，不知道是不是黑漆已经来了？定睛一看，我竟发现瘦猴也无事人似地藏身旁观的人群里，他与我的视线相接了一秒，立刻低下头，不敢再直视我的眼睛…。
回到家中，大哥沉默坐在角落很久，大概是挣扎着要不要告诉父母这件事。我也一声不响坐在圆餐桌前，佯装做着功课，一面用眼角看着大哥的动静。他坐着长考到傍晚，日光已经变黄了，终于他站起来，走往客厅。我看不见他们，但我可以想像，父亲也许一如平常正坐在沙发看报纸，妈妈应该是坐在地上的小椅子勾着一件三毛钱的毛衣线头。我隔着墙听到大哥咕噜咕噜的说话声。
过了一会儿，父亲母亲都来到餐厅，父亲不语看着我，眼光锐利，彷彿是种斥责，但他看了一会儿，一声不响转身走了，我的心里刀割一样难过。母亲坐在桌前满脸怒容，额上青筋浮起，她开始高声骂起我来：「家里没钱给你看电影，你就要去做小偷吗？嗄？嗄？」
「你这样做，全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知道吗？嗄？嗄？」
「不想读书就去跟拖拉库（卡车）呀，不要浪费钱上学校呀！嗄？」
我当然知道，回到家后我早已经自我责怪一百回了。我回想起，只不过是抵抗不了爱看电影的诱惑，我已经闯过好几次祸了，好几次让父亲对我失望，还有几次虽然未被发现，自己则是充满了罪恶感。我甚至已经偷偷下决心，以后不再看电影了，只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做得到。
「我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嗄？」妈妈愈骂愈生气，霍然站起，拿着鸡毛撢子大步跨过来，雨点般地落在我的大腿和小腿上，一下一下热烫烫地在皮肤上烙刻着。我没哭也不躲，疼痛正在治疗我的羞耻，下午那个场面还默片一般盘旋在我脑中，但我已经不难过了…。
（15）
升旗台上的软骨美女
插图：含仁
已经是黄昏了，远方天边彩霞满布，橘红色染满了大半边的天空。西边一排平房教室，从这一头看过去已经成了暗黑的剪影；操场边上那几棵沉默的榕树，粗壮的枝干下端变得昏暗，上端的绿叶却镶了薄薄一层金边。音乐从操场上的扩音喇叭里流淌出来，声响被哔哔剥剥的杂音弄得有点支离破碎，升旗台上的旗杆也变成孤伶伶的一柱黑影。但水泥升旗平台上的一条瘦削的桃红身影，还一迳随着音乐伸展着、舞动着、扭曲着。
总是在某个星期五的降旗典礼之后，校长会突然宣布一个惊奇，他说典礼完毕之后会有一场演说或者表演。我们都比较期待表演，因为演讲大部分是取材于学校里的老师或者就是校长自己，他们要说的故事我们已经听过一百遍了，不外乎是有一个穷学生被有钱人老板看上，因为他脚底下的鞋底是平整的，证明他走路的时候没有扭来扭去，非常规矩而平稳，这也说明了他的性格，他的平稳规矩将证明他是个有用的人，这位慧眼老板于是雇用了他，而且后来还把附有大量嫁妆的女儿许配给他…。
但我们都不喜欢这种故事，因为它暗地里指责我们走路歪七扭八，鞋底也磨得一边高一边低。我们的确走路不规矩，可是放学的时候，我们都像一阵风一样逃离监狱般的学校，一路扭打嬉闹回家，谁还有心情规矩沉稳地走路呢？更何况我们才小学一年级，看到同班的异性同学都觉得可笑可憎，谁会关心未来的婚姻和财富？谁希罕娶到有钱老板的女儿？万一那女儿根本是个猪扒丑八怪，不管她带来多少嫁妆，那又是什么好事呢？
升旗台上的表演就则有趣得多。有一次请来的是魔术师，魔术师年纪很大了，江湖跑老了，梳得油光的头发又少又白，而且满脸倦容。他穿着白色衬衫和黑色燕尾服，但衣服也很旧了，衬衫领口发黄，燕尾服的下摆根本就有明显的破痕。他的道具都放在一张小小的高脚桌上，但道具都又脏又旧，连那块黑色桌布也露出沧桑的疲态，边上都起毛了。不过老魔术师开始表演了，立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他先从一方什么都没有的手帕里拿出一束塑胶花来，又从一张折起来的旧报纸里倒出水来浇花，然后再从自己张开的嘴里拿出一颗又一颗的乒乓球，好像永无止境，只是老魔术师手发抖不灵光，拿出来的乒乓球有时候会掉到台下去，我们却更开心了…。
到了最后，天色已经发紫昏暗了，魔术师拿出一张旧报纸，小心翼翼折成小块，用火柴点燃，当纸张烧成灰烬时，魔术师双手一揉一拍，灰烬中竟变出一张百元大钞。这真是太神奇了，而且凭空而来的百元大钞更让我们感觉到诱惑，我们把小手掌都拍红了；愁容落寞的老魔术师此刻也露出欣慰的笑容，轻巧地略为弯腰欠身，做出一个优雅的谢幕姿势来。在黄昏将尽的时光，空无一物的升旗台上，这位流浪落魄的老魔术师找到了一个奇怪而荒凉的表演舞台，还有一群不期而遇的观众。
真的是不期而遇，因为这一切并无计画，也不曾事先宣布，一直到校长脸上露出神祕微笑揭晓之前，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会遇见什么。但为什么有这些奇怪的活动？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台湾刚刚宣布把国民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我们即将变成第一届不必经过考试就能升上中学的毕业生；本来降旗之后的时间是用来给准备升学考试的学生和老师恶补之用，现在时间空出来了，也许我们乡下学校的校长灵感来了，想到这种新的「教育内容」…。（但这个猜想可能也是错的，我们是在五年级的时候才听说九年国教不用考试的消息，而升旗台上的表演却要比这早很多年就有了，只是一开始没有这么频繁多花样而已。）
可能这一切只是一位乡下校长的异想世界，他受的是日本教育，脑子里有他不合时宜的教育构想，在偏僻的乡间加以实现，也许是无人质疑的吧？但今天的教育内容比魔术还更特别了，操场的扩音喇叭播放的是一种充满诱惑意味的拉丁乐曲，主旋律是小喇叭滑音的铜管音色，台上那个娇小的红色身影，是一位穿着桃红亮片两截式泳装的软骨美女，她正在表演的是各式各样的软骨特技。
升旗台上一样空荡荡没有任何装饰和布景，中间叠起二张我们教室里的木头座椅，软骨美女随着音乐，扭动肢体，并且在那二张座椅窄小的缝隙中钻进钻入，她的骨头似乎是橡皮制的一样，可以扭转成任何角度，钻进一些我们不能想像的狭小空间。软骨美女看起来年纪很小，大概没有比我们大几岁，她脸上涂着红艷艷的胭脂，眼角也有蓝紫色浓厚的眼影，但她的脸庞仍然流露出一股童稚的茫然，她的江湖生涯大概是还浅薄的吧。
表演时的她没什么表情，也不直视台下小朋友们的眼睛，更没有能力挑逗观众的情绪，她只是例行公事似的、照本宣科地、体操表演式的把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呈现了一遍，偶而有一、二个动作特别困难，她似乎陷在一张椅子的夹杂里，但她不气馁，咬着牙、努力扭转着身子，额上青筋浮起，不一会儿，她奋力解开打结的身体，脱困而出，但她表情空洞，我们也不能在她脸上看出任何一丝高兴或者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软骨美女穿着一袭串满桃红亮片的比基尼泳装，颜色暧昧，衣难蔽体，肉身的大部分是暴露在外的，只是她幼稚的脸庞没办法和情色产生联想，她的肌肉线条刚硬，皮肤也黝黄而粗糙，你比较容易想到营养不良的非洲难民们…。
在奇怪的挑逗音乐声中，在黄昏的橘色天光下，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学生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操场上显得鸦雀无声。一位老师大概是担心表演沉闷单调，特地跑上升旗台，为大家热情解说小女孩的动作，并且一再要求我们给她鼓励的掌声。
但我看着泳装少女努力地纠缠在二张课桌椅中，好像一只受困在陷阱之中的小野兽。我一方面彷彿偷窥到一场不道德的异世界奇景，内心有种犯罪的快感和愧疚；一方面我又意识她的命运与我们迥然不同（我们无忧地在此上课，她却像一只野兽一样挣扎在课桌椅的陷阱里），心里不知不觉地为她感到失落与悲哀。放学回家的路上，软骨美女纠缠在椅子里的景象盘据在我的脑海，我甚至有一种错觉，以为此刻田野上方的天空也特别昏暗低沉，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
在边缘乡村的小学校里，来自一位校长的奇想，升旗台上因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场奇异的戏剧，有时候是杂耍特技，有时候是其他学校的合唱团，有时候是未穿戏服的歌仔戏表演，有时候则是要我们回到教室，在室内四面围起大片黑布幔，放映蛇吞小猪的奇异影片。这些不可预测的内容常常让我们开心不已，有时候甚至在同学间骚动好几天。但某一天的傍晚，在橘色天空下，一位瘦小软骨女孩的特技表演，却让一位成长中的小孩陷入困惑，反覆咀嚼，很多年以后都不能忘怀。
（16）
升旗台上的管乐队
插图：含仁
一样又到了降旗典礼时光，这意味着快要放学了，我们心里也有一种期待解脱的渴望。太阳渐渐西斜，热度不再像正午那么焦灼炙人，但这毕竟是盛夏之日，我们身上的白色制服不知道已经溼了又干、干了又溼多少次。现在略有凉意的微风吹来，吹拂着背上溼黏的衣服，带来背上皮肤一阵阵冰凉，我们正在享受这种亚热带特有的黄昏的轻松舒畅。
矮小而秃头的校长兀自还在升旗台上唠唠叨叨讲个不停，他已经讲了十几分钟了，没有人注意他在讲些什么，我们早已厌烦他千篇一律、永无止境的道德教训，我们甚至都已经看穿了大人们的伪善与言不由衷，譬如嘴里告诫我们德行比功课更重要，但他们真正关心的也总是只有我们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现在已经接近脱离监禁的时间，我们内心有一种自由的呼唤与勇气的鼓舞，台下两千名学生开始集体发出低低的嗡嗡声，好像远方传来的地鸣一样。嗡嗡声很快又转成嘘嘘声，那是我们学生表达对演讲者不满的传统方法。校长果然再一次被嘘声激怒了，他像卡通人物一样跳起来，激动而快速地挥舞着短小的右上臂：「谁？谁？谁在嘘？谁在嘘？」
本来在一旁监督秩序的军训教官们也全部醒转过来，立刻哔哔哔吹起哨子，大声斥喝：「不准嘘！谁还在嘘？通通不准嘘！」接着又趋前指着一个方向：「就是你，就是你！还嘘？还嘘？」
但大人们情急得鸡飞狗跳，让我们更加开心也更加兴奋，我们努力保持脸上的端庄，轻轻噘起嘴，腹语术一般地暗中发出嘘嘘声，声音愈来愈大。其实我们也不怕，两千人同时造反，没有人落单，谁能拿我们怎么样？把我们通通记过开除吗？那学校里还有学生吗？那校长和教官还有饭吃吗？
控制不了场面的校长终于悻悻然下了升旗台，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学生们的叛逆青春再一次得到胜利。这是一九七○年代以升旗台为中心的学校景观，充满军事教育的形式与氛围，我们是台湾中部一所以考试升学见长的男生名校，但也是一所以自由学风传统自豪的历史名校。学生们的叛逆显示在他们升旗、降旗典礼的「无视礼节」，集体嘘声则反应着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内在向往，在那个处处透露着威权逼压的时代里，这所学校的学生算是大胆而危险的了。
但在把校长嘘下台的混乱中，突然间升旗台快步跳上来一位脸型瘦削、个子娇小的老师，他唇上蓄着短髭，长得像一只斯文的老鼠，头上戴着法国艺术家的棕色蘑茹帽，脖子上围着同色系的围巾，笑容可掬地向大家弯腰曲脚行礼，他对着麦克风柔声说：「同学们，同学们，不要激动。」他的口音带着浓浓的台语腔和日本腔：「能够欣赏贝多芬才能成为伟大的国家，我们来欣赏一段音乐吧。」
他是学校里大家都认识的一位行径特异的音乐老师，也是负责学校乐队的指导老师。他指挥棒一挥，本来歪七扭八等在一旁的鼓号乐队立刻振奋起来，他们搬来定音鼓、各种乐器与谱架，很快地在狭小的升旗台上围成半圆，俨然一个没有弦乐器的「管弦乐团」。音乐老师敲敲谱架，转过身来对我们优雅地欠一欠身，再度宣布：「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Egamont Overture。」
然后大量金属音色的铜管乐器一涌而出，开始了先是低回悲怆、最后是雄壮激昂的《艾格蒙序曲》，小号和法国号是主角，但伸缩喇叭也忙进忙出，反倒是用来代替弦乐音色的木管乐器被铜管压得有点黯淡无光，只有在转折处你才感觉到它们的委婉缠绵。本来是一支平日懒洋洋吹奏国歌、国旗歌有如送葬哀乐的学校鼓号乐队，这一刻突然化身为音乐厅里热情洋溢的管弦乐团，到这里我们才知道这所中部名校的卧虎藏龙，并非浪得虚名。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乐队演奏《艾格蒙序曲》，每当学校乐团放学后在乐器室练习时，我们已经听到荒腔走板的片片段段，我也偶而还会听到参加乐队的朋友回家练习的部分。阿泰就是乐队里的首席小号手，他不只在学校里练，回到家也勤练不辍，我晚上到他家吃饭，看到他在黄昏的阁楼上练习滑音，每次吹到高音破碎时，就惊起一群鸽子四处飞散。但全部合起来一口气奏完，在升旗台上这还是首次，我有点受到感动，想到伟大的音乐可以距离你的生活很近，就觉得无比真实而亲切。
另一个在升旗台上演奏的曲目，则是轻巧活泼、脍炙人口的《波斯市场》(Persian Market)。乐曲开始时，演奏模拟骆驼商队远来，驼铃由远而近，重复的乐曲旋律要一层一层由弱转强，那考验着这些浮躁高中生的细腻与耐性。也许是乐曲本身的戏剧性与娱乐性吧？高中乐团演绎这样如诗如画、多彩多姿的曲目，反而有着一种顽皮与嬉戏的欢乐气氛，把一个学校的黄昏点缀得像个嘉年华会，高中生的心情也因此开怀了许多。
瘦小的音乐老师或许也是乱世中不得志、不合时宜的隐遁者吧？看他指挥乐团时全身震动，彷彿真的在指挥一支名扬四海的交响乐团，他也有一种陷入疯狂的陶醉表情，犹如已被贝多芬鬼魂附了身。但参加乐团的同学说，他们其实不喜欢音乐老师的指挥，因为他总是太亢奋，愈指挥愈快，浑然忘我，完全不记得乐曲本来该有的节奏与速度，连累所有的乐手必须苦苦追赶，上气不接下气。
音乐老师在学校里的有许多疯狂的言行，学生们津津乐道。一九七二年日本与台湾断交，转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台湾老百姓情感大受打击，学校里也有点气氛低沉。音乐老师在教室里鼓励学生要埋首读书，不要冲动，以求未来之大用，讲到涕泗纵横，突然间又破涕为笑说：「当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罗斯时，俄国人深受打击，但托尔斯泰说，不要气馁，日本还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他们还没有柴可夫斯基。」
老师的疯狂与梦幻，对处于升学考试压力的高中生而言，既是可笑不真实，却又深具远离现实的魅力。我们觉得苦闷，一方面要对付身体发育带来的种种新烦恼，一方面还要压抑自己的释放冲动日复一日准备考试，那是双重的煎熬。所幸学校里有一些疯癫不循常理的老师，给了我们一点生命多样性的想像。
如今回想起来，学校也是宽容的，它不但没有压抑这些个性独特的老师，甚至还留给他空间。像音乐老师带领的乐队并非一般仪仗用的军乐队，而是一个隐藏的交响乐团，他要许多预算去买定音鼓、双簧管、低音巴松管之类一般学校不常用的乐器，学校也都提供了；他上起课来也无比疯狂，彷彿他教的是专业的音乐系。他希望能教到一些音乐天才，好让他更为骄傲，他也真的教到一些，和我同年的隔壁班，有一位音乐天才，才高二，已经是训练有素的男高音；有一天，音乐老师要他上台演唱，他开口歌唱，美丽声音远传几间教室之外，我从教室门外走过，忍不住停下脚步，无法再走。学生在台上，老师在台下闭眼微笑，在那样一无所有的时代里，总有片刻美好时光让我们永远珍藏…。
（17）
少年陈瑞仁
大批红衣群众静坐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上，彻夜唱着歌并比着手势，要求陈水扁总统下台；陈水扁自己以及他的支持者则说，依照宪法总统有权且有义务应该做到任期届满。电视的谈话节目里，双方各自有自己口齿伶俐、辩才无碍的辩护者，在街头上，双方也都不乏属于自己色彩鲜明、激动昂扬的群众，而对抗的两边都有非达成目标不可的坚强意志，就像倒扁群众的领导者施明德说的：「不是阿扁倒，就是我倒。」
台湾僵持的政局彷彿再度陷入了激情对抗的无解循环，但在针锋相对之中，双方却都同意有一个可以打破僵局的变数：陈瑞仁。
「陈瑞仁！加油！陈瑞仁！加油！」广场上的红衣群众喊着他的名字，当然他们也喊着另一个名字，不过那是：「陈水扁！下台！陈水扁！下台！」在他们的轮替呼叫中，彷彿这两个名字有着一种因果或替代的关系，彷彿陈瑞仁如果聆听他们请求的声音，期望陈水扁下台的祈愿就可以应验了。
不只是倒扁的群众这么想，连民进党内部人士都说，意志坚强的阿扁绝对不会因施明德的广场倒扁行动而下台（不管民调数字多低，或街头的群众数量多高），陈瑞仁才可能是压垮陈水扁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颠倒过来，是让阿扁解套脱身的一个关键。
但这位大家殷切期盼的陈瑞仁是谁？
他就是那位正在侦办国务机要费弊案的高等检察署查黑中心的检察官，也就是破天荒当着国家元首的面说：「总统先生，您可能涉及伪造文书和贪污罪，您要不要在询问时请辩护律师在场？」竖立了台湾司法里程碑的检察官。
在卷入这场风暴之前，陈瑞仁检察官的名字也出现在「股市秃鹰案」 （在股市秃案里他勇敢地起诉了他的学长、金检局局长李进诚）；再更早几年，他的名字和照片曾经与「海军上校尹清枫命案」连在一起（那是一九九三年，他扮演的是一位与国防部以及军方各种高官频频冲撞、却一无所获的年轻检察官）；在那之前，他还是拒绝升任主任检察官的改革派司法人员…。
再更早呢？再更早我就要回想到我所认识的朋友：少年陈瑞仁。
这里的少年指的大约是王光祈「少年中国」相同的少年。陈瑞仁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后来又一起到台北的大学求学（那所大学如今却成了「贪腐集团」的摇篮），我们还曾经一度赁屋同居，相濡以沫好一阵子。至少他是我心目中少年时期最好的朋友。那时候的陈瑞仁，还不是检察官陈瑞仁，也还不是需要别人尊敬的任何人物，他只是我的朋友陈瑞仁，那种像歌里的「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天真无邪的朋友。
也许年轻时期我能看到的不同，当我看到记者笔下的陈瑞仁「查案的态度就跟他的外表一样严肃不苟言笑」，忍不住要大笑起来。
我认识的陈瑞仁，从来不是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他一直是全班同学中最爱耍宝搞笑、人缘也极佳的活泼大男孩。记得高中一年级第一天上课，刚从女校转入我们男校任教的英文女老师，穿着一袭超短迷你裙旋风般进了教室，我们这些青春期的大男孩全都骚动了。英文老师在课中要同学试造一个句子，陈瑞仁站起来大胆地佯装造句说：「Do you like me?」女老师很有默契地不评论句子的对错，直接回答说：「No, absolutely not.」全班哄堂大笑，那是我们的青春世代所能拥有的最大娱乐了。
即使是离开学校很多年，我们在同学会再次见面，他当众叙述我写的文章内容中可能涉及的犯罪，引述法条扬言要收押禁见，幽默开玩笑的功力不减当年，他当然不是刻板严肃的人。
但是有没有可能陈瑞仁检察官在我们这些老朋友看不见他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变得严肃？
我想起瑞典夫妻档推理小说家荷瓦儿与法勒（Maj Sjwall and Per Wahloo）两人笔下的主人翁：斯德哥尔摩市刑事警探马丁．贝克（Martin Beck）。因为长年办案，生活不正常，又看尽社会的黑暗阴郁，使他变成一个胃部隐隐作痛，沉默、忧郁而带着哀伤的人。我可怜的老同学，有没有可能因为屡办大案，看了太多权谋与罪恶，变得不再开朗欢乐？
或者像科学作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在《达尔文大震撼》（Ever Since Darwin, 1977）一书里所写的达尔文，因为看见自己的演化论发现将带给人类和宗教的冲击，心底有不可承受之重，从此一改年轻时的活泼轻浮，后来变得严谨肃穆，不易亲近。我的同学陈瑞仁，难道也是看见什么难以承受的真相，才变得不苟言笑吗？
我宁可相信我的同学还是如往常一样，每天会妙语如珠并开怀大笑，「严肃不苟言笑」只是记者远距观察的一场美丽误会。但是当我想到全国红绿两边的激情对抗，竟然一厢情愿仰赖他的办案结论，不禁也替他感到沉重。
首先，国务机要费这个案子是不好办的。美国推理小说名家达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 1894-1961）早有名言，案子不好破，不是因为犯罪太精巧，而是利益纠葛太深，办案过程有无数拦阻你的障碍。想想看尹清枫案吧，案子最惊人之处是办案过程所碰见的各种毫无遮拦的阻挡，军购的利益太大，涉案的人层级太高，小小的检察官在权力蜘蛛网中匍匐前进，其艰难可知。陈瑞仁没有能够破尹清枫这个案子，我们都知道是非战之罪。国家元首涉案怎么会容易侦办？总统或其家人如果真有罪行，可以想见国家机器反扑、阻拦办案的力量（威胁或者利诱）会有多大。一旦办出有罪结论，还可能被政治抹黑抹红抹蓝，指控他是政治阴谋的工具。
但反过来说，办出没有犯罪证据的结论能息众人之怒吗？倒扁阵营会相信司法独立，而不会指控这是政治压力导致的结论吗？
严肃办案的检察官陈瑞仁，我已经看到他有为有守、不卑不亢的风格，做为他的朋友，我是替他感到骄傲的。但可以预见的典型台湾悲剧，我的朋友陈瑞仁是已经进入「英雄屠宰场」了，他最终的答案是此是彼，都将触怒一半的国人，难以翻身。他的确应如他自己所说：「要有回家种田的打算了。」但陈瑞仁的父亲是中学老师，已经早不种地，他竹山老家是否还有田地我是不知道的，可见这田地只能是「田园将芜胡不归」的田，不可能是可供务农的田了。
高中的时候我们读义大利建国三杰的故事，看到伽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在建国之后不受封录，带着一袋豆子飘然引去，两人大受感动，相约将来若有所立，不要忘了自己的出身来历，我们来时一无所有，走的时候也不必带有云彩。我们当中若有人忘了，我们就寄豆子给他。
陈瑞仁，你做得很好，我没有要寄豆子给你，但如果你想提早拿到豆子，请告诉我。
（18）
笋滚笋的滋味
插图：含仁
距离大学联考放榜的时间愈近，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愈大，连夏日盛暑的空气中都瀰漫一股烧焦般的紧张气味。虽然联考成绩单我们已经收到，考好考坏自己早有结论，但会被分发到什么学校、科系，却还没有丁点消息，那种等待命运揭晓前的苦闷煎熬，着实令人难受。我们几个高中毕业生同学相邀到山区走一走，避开那个放榜时一翻两瞪眼的骤死场面，一声号召竟有十一个好朋友应约前来，一起出发到山里头去，可见大家都憋坏了。
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台湾中部有名的森林名胜：溪头。选择溪头做为出游地的原因，一方面是向往它美丽林景的自然魅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同学当中就有志明家住溪头附近，可以地陪导游兼食宿接待，这对我们这些阮囊羞涩的穷学生来说还蛮重要的；最后一个原因，则是我们都想去走一走当时很热门的学生冒险路线，名气响亮的「溪阿纵走」。
所谓的「溪阿纵走」，指的是一条从溪头走到阿里山的登山路线，在那个交通不易的时代，这条通俗路线还算有一点难度，特别是从溪头到溪底、以及来到林班登山口的交通。当时没有车可以到达，最常见的交通手段是拜托伐木工人用卡车载你走无铺装的林业道路到登山口，通常清晨四、五点就得摸黑出发，所以前一天必须先住在溪头附近。入山之后，依你脚程的快慢，一般还必须再在山区里走上十二、三个小时，一路上穿越的是人工林和原始林，行经树草茂密的走道和山脉绫线，再走过一段载运木材的林道铁轨，才能抵达阿里山，而你也已经从南投县走到了嘉义县境内。到了阿里山，通常时间也已近黄昏，你可能必须再投宿一夜，第二天看完阿里山闻名的云海和日出，再乘阿里山铁道火车下山。
到了溪头，志明就来车站迎接我们，预备带我们四处去逛逛；而班长阿仁本来也来自竹山，对溪头也很熟。两个人带着我们去吃了一个所费无几却滋味美好的大餐，最后还是志明付的钱请的客。乡下餐厅没什么奇怪花样，大部分的菜都是老实而熟悉的农家菜色，不外乎是豆干炒肉丝、炒高丽菜、菜餔煎蛋之类的，但有一道看似清澈平淡的汤，滋味鲜美无比，则是我们在其他村子里从来没见过的东西。阿仁说那叫做「笋滚笋」，是溪头特有的菜色。原来溪头人把曝晒腌渍的笋干拿来和当日新掘的鲜笋同煮为汤，借笋干的咸衬托鲜笋的甜，本来是穷人无肉煮笋的替代，不料竟成为一种滋味无穷的乡土菜肴。
竹笋本来就是甘鲜甜美的自然野味，在乡下地方唾手可得，但料理竹笋时，煮、炒、焖、卤，或做汤，都需要一点猪肉增添它的鲜味，母亲煮笋的时候总爱说一句「四脚行过就好食」，大概一方面是赞美猪肉（四脚）在料理提味时的神奇作用，一方面却又感叹穷人家肉食的得之不易。
一群高中生对溪头的「笋滚笋」惊为美味，加上正是发育好动的年纪，胃口本来就大，同行的太三就是班上食量最大的同学，平日上学就得带两个便当，我们其他人也都是常感飢饿的饿鬼。我们一口气吃掉了几锅饭，把所有的菜肴也一扫而空，连最后一滴汤汁也用来拌饭，通通不放过。
但我们真正的目的地不在游人如织的溪头，而在更深入、当时还未有铺装道路可达的「溪底」（溪底现在已经新辟为「杉林溪底」的游园区）。吃过饭后，我们一行人步行从山径抵溪底，借宿在一间已经无人居住的工寮。工寮本来也是伐木工人工作居住之处，但后来林班移动，工人也随着移居，不再住在这个废弃的工寮了；在地的志明有地缘之便，借来了工寮栖身，连带也让我们使用寮中的厨具和棉被。
溪底还是完全无人迹的自然原始之地，木造铁皮的工寮紧邻一潭碧绿湖水，景色优美，我们大声呼叫，空谷响起回音，也只是惊起一些飞鸟，无损于树林中无边的沉静。同学中的启泰是天赋异禀的男高音，每个周日在教会唱诗班里都是扮演吃重的角色，此刻在森林中高唱圣歌，森林像是个巨大的共鸣箱，把他的声音烘托得清亮高亢，音色饱满，好像美声歌王吉利（Beniamino Gigli, 1890-1957）一般，只是有几只乌鸦在树梢顶上呱呱呱热心地唱和着，让我们忍不住发笑。那时候，一片的山岚雾气随风轻轻飘下湖面，突然间雾失楼台与美景，我们就被笼罩在白茫茫之间，连彼此都看不见彼此了。
我们在水潭边生火煮速食面，跳到潭水里打水仗，在石头上聊天嬉戏。夜里头气温下降，刺骨的冷风从工寮缝隙吹进屋内，工寮里的透着湿气的棉被显然是不管用，我们一面瑟缩着取暖，一面笑闹着开彼此的玩笑。但放榜的日子就在第二天，此刻我们在一个远离文明、消息全无的地方，大家也尽量不想去提及这件事，但我们心头上还是有沉沉的压力挥之不去。
第二天，我们四点半摸黑冒冷起来，直接步行走到登山口，开始我们的「溪阿纵走」。开始时走的是卡车能通行的泥土大路，很快地就走进仅能通人的密林山径，杂草有时比人还高，走在前面领头的人就颇有披荆斩棘的感觉。不过天很快就亮了，每到转弯处常有眺望的山景，一路行走说笑，偶而驻足看景，流汗中有山风吹拂，倒也觉得心旷神怡。但大家年纪轻，自恃脚程，贪图速度，对美景不多流连，犹如将军赶路一般。
我们找到一个视野开阔的空旷高处，停下来吃午饭。午饭是前一天在溪头餐厅里订来的餐盒，很基本的台式便当，有大块炸排骨和半个卤蛋，加上一点咸菜和萝卜干；但在群山轻风之间，与朋友笑谈之中，冷却的餐盒也吃得津津有味。过午之后我们逐渐靠近阿里山，地势转为上坡路，开始有了体力的考验；阿孝和启泰前一段路过度亢奋，现在就有一点气喘不过来的模样。走到林道铁路的时候，几位同学已经累得笑不出来，幸亏痛苦撞墙的时间很短，那是最后一段路了，好像转了弯，不觉阿里山已在眼前。
当晚我们投宿在阿里山一家旅馆里，大家睡在一个榻榻米通铺，本来说好都不去听放榜的广播，免得影响我们高中时期最后一起共同出游的心情。夜里头我因为白天的体力消耗而沉沉睡去，睡到一半却听见收音机广播的声音，显然有人是沉不住气了。班长阿仁先是抗议了一下，但是很快地也沉默下听，毕竟大家对这件「终身大事」是没办法完全潇洒的。
广播中报出一个一个名字，很快地我听到自己的名字，虽然在广播中也显得不真实。没多久，又听见连顺的名字，他考得是比大家预期出色；然后听到阿仁的名字，虽然是不错的排名，但以他的实力是考坏了；然后又听到太三、启泰和几位同学的放榜唱名，他们都考坏了。名字一个一个唱过去，报到全部结束，志明和另外两位朋友是完全没听到名字，他们是落榜了。
第二天起来，大家心情变得复杂了，本来是每天在一起的好朋友，如今要各奔前程，而且考试的结果有点把我们分裂为不同等级的人了。我们有点不知如何恭贺对方或安慰彼此，大家开了一点言不及义的玩笑，就坐火车下山了。一路上大家各怀心事，也意识到将来再要这样出游，大概是不容易了吧？
果然我们一别三十多年，其中几位朋友是不曾再相见了。后来我进大学、入社会，再也得不到这样忠诚无邪的朋友，我常常在梦中想到他们，以及那一场森林中的旅行。三十年后，我重游溪头，在餐厅中问起「笋滚笋」，老板说没听过这是什么菜，唉，一切都消逝了，我突然没来由憎恶起这增添了许多水泥建筑的溪头。
（19）
难忘的书店
有着卷曲栗色头发的白人男性店员猛地抬起头，眼光锐利地穿过圆框眼镜的镜片，再穿过堆放在他面前柜台的二十多本书的缝隙，他眼球滚动打量了我一下，沉吟半晌，喉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脑筋可能正像硬碟一样迅速转动搜寻，突然间，彷彿追赶进度似的，他跳过打招呼寒暄客套，没头没脑地开口了：「你每个月都有按时收到书讯吗？」
这真是太神奇了，杰克，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上一次」来到这家书店买书的时候，就是由这位斯文白净的年轻男店员为我结的帐，也是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收到他们书店的每月书讯，并亲自为我办了登记手续，我还一度担心他们不肯寄海外呢。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劈头就问我，是否按时都有收到书讯的缘故。问题是，那个「上一次」，是六年前的事！
什么样的一家书店，能让它的店员六年后还记得偶然交会、立刻就彗星一样消逝在夜空的一名远方顾客？
当然我自己大概也太抢眼了，长发披肩，东方面孔，戴着可笑的贝雷帽，还因为寒冬披披挂挂穿了大衣围巾之类。那时候挑的书太多了，我狼狈地抱着书顶到下巴，艰难地把两大落书满满堆在他面前，他笑了起来，我扑扑身上灰尘，对他眨眨眼说：「我可能还要挑一些。」
「慢慢来（Take your time）。」他吹了个口哨，好心情地说。
我又抓了不甘心遗漏的两本精装旧书，回到柜台结帐，当他振笔疾书，埋头记录那些书单时，我又插话说：「我需要一些帮忙，你们能帮我把这些书寄到台湾吗？」
彷彿是理所当然，也彷彿是专业训练的机器人，他也不问台湾是什么或在哪里，头也不抬地说：「我们收实际的邮费再加五?五元的手续费，我必须先拿到里面去秤一下重量。」
「费厄泼赖（fair play）。」我用了标准的推理小说迷的用语，当然，费厄泼赖是五四时代胡适们的翻译。
没有错，我所在的地方，正是纽约市西五十六街一百二十八号、推理小说读者心目中的圣地之一：「神祕书店」（The Mysterious Bookshop）。
这家书店由知名的推理小说理论家、评论家、藏书家、版本学家、出版人兼编辑人的奥图．潘哲乐（Otto Penzler, 1942-）所创办并经营，是美国历史最老、声誉最隆的推理小说专门书店，我几次去到书店都遇见潘哲乐本人，声如洪钟地君临天下，指挥店员团团转，他招牌式的矮胖身材和灰白头发很难错认，事实上，他本人仍然住在同一个住址。
建筑本身是一栋正面狭窄的砖造老房子（招牌隐而不显，走在外面不小心就错过了），墙外有生铁铸造的斜挂消防梯，层层叠叠蜿蜒上行（就像电影《西城故事》里的那种）。屋内一楼是新旧并陈的平装书区，二楼主要是整理得井然有序的精装旧书，书店中央则有一座通往二楼的黑色铁铸旋转楼梯，既醒目又超现实。推理小说迷当然知道这座楼梯除了怀旧美感之外，还是推理小说的精神标志，指涉的正是美国推理小说开山女祖宗玛丽．兰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 1876-1958）的经典名作，书名就是《旋转楼梯》（The Circular Staircase, 1908）。
为了寻找某些绝版推理小说，我多次来到这家书店，它的新书搜罗齐备，很多冷僻的小出版社的书都找得到。旧书则整理得干净整洁，选书高明，版本则大多书况良好，价钱也比其他旧书店里贵出许多。但店员知识丰富，几乎都是推理行家，顾客有问必答。在它每月发行的书讯里，每一位店员都有自己的推荐，也都能写一小段评论文字，读久了你就彷彿和某位丹（Dan）或莎莉（Sally）好像也是老朋友似的。
大概顾客里的东方面孔不多，每次我去也都会受到一点关心的寒暄，大部分是客套地问：「你从日本来吗？」（他们显然也不是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医师就说，你从阿富汗来？把华生吓了一大跳。）
我大致上也只淡淡回答：「不，我来自台湾。」也没多透露自己的来历。但这一次我铁了心要大搬家，把许多想读想搜的书，一次都抱过来买单，这位店员就注意到这位出手大方的奇怪大户了，结完帐后他问，有兴趣每月收到他们的免费书讯吗？我说我每次来都随手拿了当月的书讯，但我猜想你们是不能免邮资寄海外的吧？
「我们可以寄的。」栗色头发的店员露出诚恳的表情：「给我你的资料，我帮你登录。」
离开书店，回到远方的国门，我并没有期待什么。书店店员果然信守诺言，每个月准时寄来薄薄几十页的黑白书讯，精彩的内容常让我沉迷其中，它的讯息也让我与推理小说的封闭世界有着持续的连系，而店员们的名字每期出现，的确也带来一种熟稔的错觉。但世事倥偬，我的工作有了变化，纽约不再是工作的动线，而买书也大多改在网路上解决了。这一次来到「神祕书店」之后，我竟然整整六年未再涉足纽约。
后来心血来潮，我重游魂牵梦系的高谭旧地，其中一个重要的想念，就是这家藏身都会一角、有着旋转楼梯的昏暗书店。我进了书店，听到店员和若干客人叫着小名，热络打招呼，他们彷彿彼此都相识，都属于同一个俱乐部，只有我是一位来历不明的陌生人。但这也不会让我不自在，独自海外旅行，我早已习惯做为一个「外人」。
在书架东翻西找，阔别多年，书店收藏的内容还是令人心动，我忍不住又挑了一些书，想到已经过重的行李，手上节制了些，最后我抱了二十几本书，顶着下巴，慢慢走向柜台。柜台后坐着六年前同一位白种男性店员，卷曲的栗色头发，圆框的厚片眼镜，下巴蓄着一小撮胡子，唇上却剃得光鲜，他脸上好像没什么时间走过的痕迹，六年前就像昨天一样。
我把书落成两落放在他面前，他猛地抬起头，眼光锐利地穿过圆框眼镜的镜片，再穿过堆放在他面前柜台的书本缝隙，他瞇着眼一度显得徬徨，彷彿失落什么或搜寻什么，最后他想起来，他省略所有的寒暄招呼，也不能叫出我的名字，只能郑重地说：「每个月都有按时收到书讯吗？」
你不可能忘记这样的书店。
小镇上有两家书店，以人口规模来说算是多的，隔壁村子就连一家书店都没有呢。两家书店陈设布置十分相似，都是长长深进的店面。书架占去右边一面墙，另一边和中央则摆了货架和玻璃橱窗，卖的是一些文具和日用品。左前方有一个木制的结帐柜台，店面底部是薄木板隔间，老板一家人就住在隔间后面，吃饭时候你会听到木板后面传来碗盘轻碰的声音。木板隔间的墙壁上则挂着明星月历，三月份的葛兰正明眸皓齿地对着你微笑。
书架上的书本也大致相似，从第二棚架开始都是初中、高中的参考书，数学、英文最多，摆在最前面，然后是理化、生物，最后是一点国文参考书。再往下，你看到一整柜高考、普考、特考的考试用书，然后还有半小柜放着黄历、算命、六法全书和字典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只有第一架，最吸引我的目光，因为那是仅有的小说、世界文学名着，和其他文艺书籍。
大部分看起来美丽醒目的书籍都是皇冠出版的，红色的书背有着一个白色皇冠的标志。其他的书还有出自文坛、拾穗之类的出版社。
那是六十年代的台湾乡村，生活简单美好，不用大脑。到了午后，太阳炙晒整个镇上的街道，连柏油路都冒烟了，小贩躲在树下午睡，根本不理会盘旋在他的腌芭乐上的苍蝇。总有几个家庭在听歌仔戏的广播，哭腔的六字戏文像苍蝇一样盘旋在头顶上，挥之不去。
我绕着镇上走着，一切都太平常太无聊了，一个成长中有无数渴望的青少年，小镇对他真的是太小了，他多么想知道一点外面世界的事。然后走着走着，我又来到其中一家叫三省堂的书店，看着第一架花枝招展，和考试全然无关的书，咽着口水，想像它们的内容。
每个标题都充满着诱惑：《狂风沙》一套三册，司马中原着（连作者名字都不可思议地异国情调）；《铁浆》，朱亚甯着；《几度夕阳红》，琼瑶着......。你不能从书名拼凑出整个故事来，你甚至不能想像它的故事是什么时代、那种类型。
书名、作者名愈神祕难解，就对我更充满吸引力。
但那也是匮乏的年代，我们上学、吃饭都成问题，看闲书更是不可企及的奢侈。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想找出一些读物，我可以翻出大哥藏在柜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各种章回小说，但我和弟弟都看过好几遍了，熟到彼此可以用小说对白说话了。弟弟说：「买枝冰棒如何？口中都淡出鸟来。」
「好啊！」我不热中地应着。
「但洒家缺少盘缠。」
「喔，那咱们去劫个生辰纲来。」
兄弟两人带着几粒弹珠走出去，一个傍晚的厮杀，我把隔壁小孩的弹珠全赢了来，再用四毛钱卖还给他。冰棒一枝两毛，两支三毛，我们还有一毛钱剩余。
到台中去读书的姊姊则是另一个文化输入来源，大姊突然带回来一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厚厚一巨册，上下两栏，密密麻麻小字。我看的第一个故事是〈赤发盟〉（The Adventure of Red-Headed League），看到红发老板抄书的哑剧，觉得诡异莫名，再读到福尔摩斯潜入地下，前方暗处有人影晃动，只觉血脉贲张，对侦探小说一下子就入迷了，四十年不能自拔。
二姊通勤台中更久，又是出了名的好学生，三省堂书店找上她。原来小镇上的书店地处偏远，规模也太小，像皇冠那样的大出版社是不可能把书送到乡下的，它只送到台中的「中央书局」，小镇上的书店得自己跑到台中去取回来。来回一趟即使是摩托车也颇耗费油钱和精神，书店老板找上通学的好学生，拜托她下了课去大书店取回来。有什么酬劳？那带回来的书可以留在家中一晚，第二天清晨才拿到书店。
那是不得了的奢华了，过屠门而大嚼；二姊一本本书带回来，晚上我霸着书本不放，不肯熄灯，躲在榻榻米的一角读着，直到读完或不支睡去。
有一天带回来的是三大册的《微曦》，冯冯的作品，恐怕是五十万字的大河之作。我像秃鹰一样攫住书，抱着不肯放。那是一个苦儿奋斗记的故事，所有的不幸都恰巧发生在他身上，他一无所有，仍然在各种困难中争取一切的学习。我看着他如何饿着肚子，自己也觉得跟着饿了起来。已经是晚上过十二点了，兄姊都睡着了，但我才看完上册。
凄惨的故事持续进行着，页数还那么多，主角不可能死去，我继续努力读着，想知道主人翁究竟怎么样了，他会找到工作度过困难吗？他想成为作家的愿望会实现吗？他住的那个破房子终究能得到修补而不再漏水吗？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书本一页一页翻过去，我开始着急起来，我知道天快亮了，天亮了魔术就要消失了，书本就要离开我了。书本回到书店的书架上，就和司马中原的《狂风沙》一样，对我是可望不可及了。
主角把房子修好了，工作也顺利了，正当故事转向顺境的时候，一场突其而来的八七水灾，把他的心血全淹了，房子又毁了，他的稿子也泡汤了。一个晚上未睡的我，不知是眼睛疲累，还是心感同戚，眼泪一下子泛滥了出来。
天已经微亮，隔壁房的姊姊已经起身，她乒乒乓乓地准备着，很快她就要带着书本出门了。我还有下册的半本要看，主角也还有整个房子和写作生涯要重建，我流着泪，眼睛痠涩难耐，快速翻着书本，故事也快速进行，主角意志坚定地和环境奋斗，他当然重建了房子，帮助了弟妹，他的名山大作也完成了，出版社传来接受稿件的佳音，他抬头远望，天空透出一点亮光，点出书名：《微曦》。
微曦之中，二姊气鼓鼓地从我手中把书抢去：「我来不及了啦！」
那是我怀念的一家伴我度过青春岁月的书店，但它从来不知道有我这样不付钱的读者存在。
火车要到半夜十二点才出发，但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在此之前我们真的无处可去，只好来到同学黄某租屋的住处，小房间里摆有一张上下铺的双层床，加上两张书桌，椅子上挂着制服外套，桌上散乱地推满参考书籍，显得侷促拥挤不堪，却也透露出住宿者的身分是学生无疑。
无地容身的小房间里也是无事可做，我坐在桌前翻看黄的室友的书本，张则打起桌上那罐奶粉的主意。那还是飢饿的年代，还在发育的我们经常口渴，而且永远飢饿。打篮球的张身材鹤立鸡群，吃喝也异于常人，他拿了一个大玻璃杯，一口气从大奶粉罐里舀了八匙奶粉，泡了超大杯的牛奶，一饮而尽。几天之后，我们回到学校，我看到黄的室友在校园里四处追杀张，他说喝他的牛奶是小事，但他不能原谅有人一次用掉他八匙奶粉。而多年之后，出了社会的张某，夜宴酬酢之际端起大杯啤酒仰头干杯的场面，总让我没来由又想起那个喝牛奶的夜晚。
这些只是插曲，我们有更重要的行动。很快的我们又回到台中火车站，已近半夜的车站仍然人声鼎沸，只是气氛诡异，好像换了一批演员。白天面貌平凡、衣着保守的旅客少了，登场的是另一种族类，穿着花衬衫白裤子白皮鞋的三七仔忙进忙出，浓妆艷抹的女人神情落寞地坐在角落抽菸，另有皮肤黝黑、轮廓幽深的乘客带着大包小包，彷若正在搬家一样…。但我们心情不受影响，兴奋中带了一点刺激感和罪恶感，我们三个守口如瓶的高中生，正要逃家出走，预备前往我们从未曾去过的台南。
我们是一群高中校刊的编辑，才十七、八岁，我指的当然是很久的，呃，三十三年前，世界离我们很远，台湾还很安静无知的时候。这三位高中生刚刚编完校刊，靠着写了大量的稿子领到一笔小财富，正想拿这些稿费来做点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我提议说：「我们去台南吧。」
为什么是台南？
那是为了一家传说中的书店的缘故。
那是七十年代初启的时候，台湾的书店景观里还没有金石堂、诚品这样响当当的名字。我居住成长的乡下，不用说，书店只有两家，卖的书更是少得可怜。等我来到邻近的大城台中读书，书店的数量和书店里的书种已经让我大开眼界。
有的书店以书价低廉出名，我常爱去的一家书种齐全又常常打折的书店，名叫「汗牛书店」，虽然多半时候我也还是买不起这些打折的图书，但站在这样的书店看书，总觉得离拥有某些书的梦想近一点。
有的书店则以陈列特殊来源的书种让我流连忘返，像是一家在二楼陈列有大量台湾商务印书馆复刻版图书的「中央书局」，可能是中部地区最好的书店，我在这里沉迷于当时还生机勃勃的《人人文库》，书种的选题既多且广，有许多怪异的主题与内容。书价不但便宜，还有一种称为基本定价的特殊定价方法（譬如基本定价一元，书店如果乘以十八倍就卖十八元，书价上涨时无需重新标价，只要把基价倍数改为二十倍即可），《人人文库》还有单号、双号、特号之类的定价方法，只看号数即知价格，现在回想起来，充满怀旧的趣味。
但位于台南的「南一书局」才是爱书人传说中台湾最好的书店，书种壮观多元，令人如入宝山。很多年后，我已经成为图书出版行业里的一员，很多我的老前辈还念念不忘这家昔日台湾最好的书店。他们说，只要有任何个人或出版社出版一本新书，「南一书局」就会来信至少请购一本，因为他们希望书店里拥有台湾所有的书，而不只是贩卖固定往来出版社的图书。他们又说，他们到全省各地书店去收帐，常常痛苦不堪，书店主人似乎有着数不清的赖帐或延帐的花样（会计小姐怀孕无法对帐、老板车祸住院暂时无法清帐之类的），只有到了「南一书局」，帐目已经清理了，帐款永远已经为你准备妥当，诚实而礼貌为你奉上，如果你无法亲自前往，他们还主动为你寄来，让担任业务的工作者感动莫名。
半夜的平快车摇摇晃晃出发了，漆漆恰恰的火车穿过山区往嘉南平原驶去，暗蓝色的清澈星空掩覆着大片沉睡的农田和人家，车内灯光昏暗，大部分的旅客满脸倦容披着外衣入睡，电线杆一根根快速地倒退，我的两位朋友也入睡了，只有第一次逃家出门的我无法成眠，看着远方一丛丛竹子和一庄庄农舍的黑影发呆。
我们大约是在早晨六点钟到了台南，天色已经开始亮了，荒凉的街上也开始有些人踪，但书店要到九点钟才开门，我们只好呆坐在车站门口等候。虽然折腾一夜，也感到飢饿，路旁的豆浆店传来的香气让我们咽着口水，但我们紧握着手上仅有的财富，舍不得用在别途，这些钱是要用来在「南一书局」买书的，而宝山已在眼前。
好不容易等到九点钟书店开门，书店店面很深，书架既高且重，数量惊人的各类书种像图书馆一样层层相叠，并且分类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大早来看书找书的顾客已经陆续流入，而男女店员都穿着整洁的制服，在那个「前诚品时代」是前所未见的景观了。我很快埋进了书堆大海，完全没感觉到同伴的存在，他们大概也都在寻找他们心仪向往的书种吧？书店里的确有许多其他书店看不到的书，特别是那些有着冷僻但迷人的题目的、翻译自不明外文的、或者是像彩印画册类的高价精美图书，都让一位来自贫乏之地的渴求者感到眼界大开。
我像是一只误闯入了物资丰美的花果山的猴子，在书店里钻来钻去，每本书都被我拿下来摩梭一番，闻闻纸张的香气，读读它的目录，试试它的触感，无限柔情地想像拥有它的感觉。但我渴望拥有的书太多了，即使此刻相对富有的我，也只有能力买得起其中很小的部分。时间流逝，不知何时我的同伴已经回来我的身旁，从他们手上的提袋我知道他们都已经完成了购书之旅，就剩下我了。
这一刻我正站在艺术类图书书架的面前，我只好伸手取下了陈敦化写的《平面设计》，一本关于包浩斯（Bauhaus）运动的书，一本讲现代艺术史的翻译书，可能还有另一本艺术理论的书，我已经不能清楚记忆了。莫名所以的，结帐之前我冲动地又回到宗教哲学类的书架上拿下一本名叫《献身与领导》的书，这个动作和这本小书后来影响我很深，生命轨道从此转弯了，但那个故事说来话长，这里不能说了。而那本书的译者单国玺，后来在一九九八年成为天主教会的枢机主教，在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今年三月晋升枢机之前，单国玺是全世界唯一的华人枢机主教。
书本买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们的朝圣之旅是该结束了。我突然想起我那位念大学的姊姊就在台南，与书店可能只是咫尺之遥，她曾是我爱好文学亲近艺术的启蒙者，我们似乎可以去投靠她，延长我们冒险出走的旅行，或许还有其他有趣的事会发生。但我究竟该如何向她解释逃家不告而别这件事？
我曾经有一位诗人上司，年少时是追随蒋介石国民政府流亡台湾的小兵。热爱文学的小兵来自河南乡下，不曾见过世界，也不曾想像海洋。渡海来台时只听说台湾是个小岛，在基隆港下船上了岸，在杂沓的逃难人群中，他还特意踮起脚尖远眺，想看看小岛的另一边在那里。
他自嘲地对也还很年轻的我说这个土包子放洋记的故事，一方面是想对照衬托他后来行遍世界的生涯奇遇，一方面也许是想勉励我这个小徒弟：「嘿，看哪，即使昔日土包子如我，后来都能行走天涯，扬文名于世界，你们这些有幸读了很多书的后生晚辈，更不该妄自菲薄…。」
他的故事我是明白的。尽管台湾是一个岛，四面环着海，从地图上看，正中央连绵不尽的广大山脉也只距离大海两公分，彷彿伸手就可触及。但真实的台湾并不小，如今这个小岛不仅摩肩擦踵地蛰居着两千三百万人，还拥有登山者心向往之的一百座超过三千公尺高山（号称「台湾百岳」，但百岳的选择以山形奇险峻秀为主，真正超过三千公尺的山峰只有九十九座）。
我自己就成长在完全接触不到海洋的山城县份，身旁包围的是稻田、菜圃、果园、和养鸭的池塘，抬起头则看见山岚飘忽、水墨晕染的青色远山。少年的我梦想要瞻望世界，也曾经踮脚尖伸长脖子无数次，不但看不到海洋，连我的视线想要越过国小操场，窥见同学王小美家的后院，也还看不到呢。
青少年的初中时期，学校开始上英文课，我似乎觉得这蟹行横书、音调奇特的新语言，隐藏着开启远方神祕之门的允诺，可以让我真正跕高脚尖，探望我屡屡想见的海洋，以及从它延伸出去的彩色大世界，我很想多看一点写有英语文字的书类，但在封闭时代的穷乡僻壤，到那里寻找货真价实的洋文书呢？
我在家里翻箱倒柜，先是找出一些附近教会拿回来的英文耶诞卡片。西方人把用过不要的耶诞卡片捐出来，传教士把它们带到远方，当做小礼物送给僻地的小孩子，诱引他们对教堂发生兴趣。我手上有好多张我很宝贝珍惜的彩印镶金的西方耶诞卡，它们都有令人喜爱的美丽图案，有的画着红衣的耶诞老人和他的麋鹿雪橇；有的画着婴儿耶稣诞生在马槽里，旁边还跪拜着来祝福并献礼的东方三博士；还有的画的是平静的西式房舍，沈睡在一片洁白祥和的雪景里…。
这些图案当然给了我对西方世界的许多想像，特别是那种睡在雪景里的洋房，如果美国人真的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那他们一定是住在天堂。但这些卡片里的英文太少了，写来写去都是一些Merry Christmas, Seasonal Greetings, Best Wishes，其他就没有了。因为这些都是用过的旧卡片，有时候也有未裁剪的书写文字，上款可能用钢笔写的是Dear Mom或Mr. and Mrs. Brown之类的字样，好像也没有更多神祕知识的线索。
我又从家中的柜子里翻出一本英文版的汤玛士．曼（Thomas Mann, 1875-1955）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 1924），这一本精装英文版巨作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家的柜子里（显然当时我们家里没有人能读它，更无从拥有它），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是某一位父亲的客人留下来的。父亲交往许多不平凡的友人，有的人会从远方来看他，有时候会带来一些神奇的礼物，也有的朋友会住下来几天，有时候会留下一些忘了的随身之物。
卡片上的文字对我来说不够用，但这本书对初中一年级的我又太难了。我真正能假想自己对英文所做的努力，还是在家中大声朗诵英语课本的课文："Sitting on a bench in the Park..."，我英文老师的日本腔发音显然影响了我，在台中读书的姊姊立刻用啧啧声，对我的怪腔怪调发出不能苟同的斥责。
有一次，也是从教会里的同学那里，拿到一本由澳洲一个教会组织发行的传教刊物叫《信仰》（Faith），薄薄三、四十页，内容大致上都是阐述圣经教义，或者是某些基督徒生命体悟的故事，英文平易浅显，又有彩色插图，我一面查字典觉得可以看懂，花了好几天把它看完，心里感到很兴奋。读到书末的版权页，我又看到一个天大的福音，它说这杂志免费赠送给想阅读的人，你只要写信来我们就送你一份。
真有这样的好事？我鼓足了勇气，到邮局买了一张海外空邮邮简，生平第一次写了一封幼稚可笑的英文信，从Dear Sirs开始，到最后的Sincerely yours，写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怕被兄姐识破。索取寄出之后，我耐心一天一天算着日子，最后在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终于收到寄来的杂志。我闻着那来自远方新鲜油墨的香气，小心翼翼地翻读着每一页，故事或图片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个个英文句子，叮叮当当响着另一种声响，散发一种异国气息，我彷彿穿透了山城周围禁锢着我的群山，踮脚望见了遥远的海洋。
那本杂志一寄五、六年，等我长大来到台北读书，英文书不再困难了，不说大学里的图书馆有着汪洋一样的众多英文图书，任你摩梭采撷，学校附近还有翻印英文教科书的书店，台北外国人出没的中山北路则有一整条街翻印英文畅销书的盗版书店，只要少吃一顿饭存一点钱，你是可以找到许多英文书了。
可是看见的书愈多，却带来愈多不满足。一本书引领你知道更多书，我不可避免会在一本书里读到许多另一本书的消息，可能是作者提到它，或者在作者介绍里知道了作者曾经写过别本书；或者一本平装书的背后，列了同系列出版的许多书种；这些愈来愈多的讯息，让我知道，我找不到的书是比以前多太多了。以前我是没有书可读，如今我却知道还有那本书我不曾遇见，有了明确的对象，那种相思是更严重了。
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困难是台湾本身的封闭了，也许只有离开海岛，才是窥见世界更好的办法。我的第一个国外英文书店是香港的「辰冲书店」，香港的英文书进口比台湾历史悠久，识货的内行人也多，有好的英文书店并不奇怪，我在尖沙咀乐道的辰冲书店总店找到许多社会科学、文学历史的好书，都是当时台湾不易见的（但这个香港优势现在似乎是逐渐失去了）。
不久之后，我在日本神田书店街上找到另一家英文书店「北泽书店」（Kitazawa Shoten），发现它比香港的「辰冲书店」更符合我的期望。它不仅卖新书，也卖旧书，更有许多后来即使我在英美书店也难得看见的文史理论书，书架编目分类也颇为严谨，书店的工作者显然是书目知识渊博之人，选书精良的高明眼光也令人佩服。我每次在神田狩书，从靖国通一路向西，逛到北泽书店就停住了，再也走不了，就算走出门，手上沉重的收获也让我没办法再逛了。
再后来，我当然就直接走到英语世界的书籍世界之中，在纽约或伦敦的各色书店里徜徉。但在那样的时刻来临时，我不能不感谢像「辰冲书店」和「北泽书店」这种下一个世界的代理者或启蒙者，它们是一个台湾乡村小孩踮起脚尖时，望见的第一片海洋。
（20）
我最喜欢的书店
插图 含仁
有朋友问我，这么多年来你跑到世界各地的书店去找书，那你最喜欢的书店是哪一家？
我发现这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任性、杂食的买书人通常花心而且博爱，他们可能因为不同的理由同时喜欢许多书店。有的书店因为阳光明亮充足，进门之际就有好心情；有的书店因为藏书丰富，登门如入宝山；有的书店选书冷僻诡异，浏览书架彷若天启；有的书店因为店东迷人，造访书店像是探望老友；有的书店通宵营业，深夜寻芳别有夜店之趣；而有的书店受人喜爱的理由甚至可以和书籍不太相关，譬如你如果来到伦敦诺丁丘（Notting Hill）着名的「厨师书店」（Books for Cooks），你的第一印象不是琳琅满目的美食书籍，而是书店后方传来的阵阵咖啡与面包的香气，这是一个书店里的展示中心，每天有三道菜的美食午餐供应，其他时间也有咖啡与糕饼；这又是名厨新书发表的场地，名厨发表新书，干脆直接动手做给你吃，难道还要多费唇舌来「讲」吗？这众多踏入书店的「理由」，若要我只能光挑一家，心里上总觉得左右为难。
但如果你要我挑一个最喜欢的「买书城市」，我倒是胸有定见，我会说，伦敦是全世界最迷人的买书城市。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可能某些纽约或东京的爱书拥护者会感到不能同意，特别是那些曾经留学日本、流连过神保町旧书街的东京游子，他们根本无法相信世界上有比东京更好的买书之地（的确，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比神保町更集中、更丰富的「本屋町」？）\但是，在我有限见识的偏见里，英文书累积的质与量更胜于日文书（没有对任何其他语言不敬的意思，只是英语世界实在是太可观了），而英国书店独特的素质和气质，以及分工之细腻，在我的经验里，都是举世无双的。
话说在那个还没有网路让你悠游书海的时代，买书的人常常得要天涯海角去寻找一本他心中的书籍，这个时候，一定有某种力量会把他带来伦敦。
二十年前，我也是以同样的理由来到伦敦。那时候，我心中有一些渴望搜寻的书籍，我刚刚对「旅行」这个题目感到兴趣，我本来觉得我读的旅行文学是够多的，甚至不自量力想要写一本关于「旅行的形上学」的书，只是意识到也许可以再对旅行史下点功夫，再补充一点论据，因而又展开一些资料搜集的工作。没想到，每一本书都指向很多书，每一条线索也都指向另外一条线索，我发现「该读的书」实在太多了。埋头找书，一找就是二十年过去，原来想写的书也完全变成另一个面貌了。
这些值得再找来读的书有很多都是百年前出版的，早已绝版于市面；我偏居台湾孤岛，很多书无缘找到。好在我有一位图书馆姐姐，她当时正在美国读博士，有些书就拜托她通过「馆际交换」的方式帮我借出，再经过「分次影印」，让我有机会一睹庐山真面目。但对爱书人而言，一本影印来的书，终究不如拥有一册老老实实印刷装订的书来得心里踏实；我心中也忍不住怀藏着一份「必得书单」，希望有一天能在某地得见芳踪。
怀着这样一份祕密书单，每到一地，我就到新旧书店去碰碰运气（新书店是希望有时候遇见某些旧书有新版的机会，旧书店就是希望遇见昔日出版流通的某个版本），陆陆续续也搜集到了一些，然后我就来到了伦敦。伦敦最有名的旅行书专门店当然就是「史坦福书店」（Stanford's），我第一站来到史坦福，只见四层楼面满满放着旅游指南和地图，这真是足以激起浪游四方热情的去处，你不断听见寻书者正在询问店员某一个特殊旅行地点的相关资料，而我也听到识见不凡的店员正耐心向顾客解释：「旅游指南的合适与否要看您的旅行方式，如果您是一切自己来的背包客，我诚心建议您采用这本…。」
尽管书店库藏美不胜收，但这不是此刻我想要找的书店，史坦福书店关于旅行文学的收藏仅限于一楼的左厢，而且全部只选新书，对于我这种专找「死人作者」的考古癖并不合用。但我在店中找到一本书叫做《伦敦的书店》（The Bookshops of London: The Comprehensive Guide for Book Lovers in and around the capital，这本书原来是大英图书馆出版的，我原有的书被朋友借走，一去无回，如今我手边的版本是一九九九年的新版，改由Mainstream Publishing出版），书中分门别类对伦敦及近郊各家书店做了详尽的介绍，对企图在伦敦书海中漫游的人非常好用（日本东京也有一本名叫《东京书地图》的书店指南书，对东京大小书店都有解说，更附地图，极为好用，我已经买过至少五个版本了）。
这本书店指南把我带到一家小书店叫「旅行者书店」（Travellers' Bookstore），这家如今已经不再的书店位于西肃庭（Cecil Court），一条迷人的步行小街道，离大书街查令十字路（Charing Cross Road）不远，两旁满满都是古董店和古书店。我沿着窄小的木造楼梯爬上二楼，进门赫然看见当时绝版多时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的《我的探险生涯》（My Life as an Explorer, 1925）的复刻版就摆在平台最显着之处。
它与众不同的库藏与选书，让我一下子就相信我来到正确的寻书之地。书店除了我并无其他顾客，我很难不和站在柜台后面顶着大蓬头的年轻女经理四目相视（加上眼镜，我们算是八目对望了），我和她打了个招呼。这位穿着有点像三毛、带着流浪气质的看店小姐露出轻松的笑容说：「我让你自己浏览，但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忙，随时告诉我一声。」
我在拥挤的书架中钻进钻出，这果然旅行文学的专门书店，新书旧书并陈，热门冷门兼收，数量与种类都多到令人惊奇。我的确找到书单当中的几本书，还选了若干我本来不知道的一些其他旅行叙述。当我把一叠高高低低的书抱到柜台结帐，女经理吐了一下舌头，轻呼说：「老天爷，你是世界哪个角落来的？」我苦笑说：「一个不容易找到书的地方，难得看到这些书，忍不住都想买，我还想问妳书店卖不卖呢。」
「你如果想要，我就卖给你。开个旅行书店的缺点就是，你从此没时间去旅行了。」她也开起了玩笑。
结了帐，我又说我正在旅行，带书不便，拜托她帮我寄书，她抱着一堆书进到小房间去秤重量，再钻出来告诉我邮资，还加上一句：「我们不收处理手续费。」我向她道谢，又把口袋里的书单拿出来，问她：「妳知道我有可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些书吗？」
女经理看着书单，说：「哇，这是什么？你要写一部旅行探险史吗？」她开始细数其中的书目：「这本书我见过的，也经手过几本，最近没见到踪影；这一本书当年印得很多，也许你多跑几家有机会遇见；哇，你书单中竟然也有这本，好家伙，这可难找了，大英博物馆旁边有家卖罕本的古书店也许可以问得到，但他们可能会向你开口要两百英镑…。」
我知道我是碰到行家了。我说，不然这样，莎拉，我可以叫妳莎拉吗？我把这份书单留下来给妳，别担心，我还有一份，我也不着急，如果妳们书店收购书的时候，恰巧看见书单上的任何书，任何书，妳都帮我留下来，请妳给我一封信，告诉我价格和运费，我把钱寄来，妳就把书给我，这样可好…？
我提议把我手中想寻找绝版书的那张书单交给旧书店，如果他们在收购旧书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书，就写信报价给我，我会尽力去买。
「成交。」名叫莎拉的女经理接过书单，一面笑嘻嘻地说：「我很乐意有你这位顾客。」我也充满丰收心情离开这家位居伦敦僻静之处的「旅行者书店」。
回到台湾不久，书店的莎拉就捎来好消息：「我们最近收到一部二手的查尔斯．道谛（Charles Doughty, 1843-1926）的《古沙国游记》（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 1888），一九三七年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版本，精装上下两册，总页数超过千页，书前有「阿拉伯的劳伦斯」（T. E. Lawrence, aka Lawrence of Arabia, 1888-1935）的序言，书况绝佳，而且，好消息，书价只要十英镑，但连同运费我得要收你十五英镑，你意下如何？」
我回传真说：「非常感激，十五英镑简直就像偷到一样。我随信附上汇票一纸，收到后请即寄书给我。又及，书单上其他的书也请费心…。」
书店陆续找到若干我要的书，我也陆续开列了新增的书单，这样一来一往，不知寒暑，转眼竟过了十年。十年间，每次收到书店的来信，都让我对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服务热忱感到佩服，找到的书大抵书况良好，而所报的价格更是合理至极，我的经验简直就和写《查令十字路八十四号》（84, Charing Cross Road）的海莲．汉芙（Helene Hanff, 1916-1997）是一样的了。
但在九十年代末的某一天，莎拉给我来信说：「在这样万物价腾的时代，特别是不可忍受的房租，经营这样一家特殊兴趣的旧书店看起来是有点荒谬了，我很遗憾地要告诉您，下个月要我们关门了…。」她又说：「也许未来我们会改用邮购服务或网路书店的方式继续经营，但那目前也只是个也许，我们手头上并无具体的计画…。」
几年后我又来到伦敦，信步再走到西肃庭（Cecil Court），「旅行者书店」已经换了另一个店招，小街道两旁的旧书店也慢慢都变成卖珍本罕本的古董书店，那是收藏者的世界，不再是读书人的地方了。像一切我曾拥有的美好事物一样，这家曾经对我有特殊情谊的书店也是永远失去了。
但回到八十年代，就在我依赖指南书《伦敦的书店》找到「旅行者书店」的同一次旅行，我还按图索骥找上另一家书店，找上它的原因也是指南书把它归到旅行书类书店。这家位于高级住宅区梅尔本上街（Marylebone High Street）的书店，名叫「但特书店」（Daunt Books），书店还加了一个标语说：「为旅行者而设的书店。」（A Bookstore for Travellers）
这是气氛很迷人的一家书店，建筑物本身是爱德华时代建物，古雅细致，格局是深长的直条形，两旁是深棕色木造书架，并有楼梯走上建于两旁的半楼，半楼形成两条走廊，也满布书架，中央屋顶高耸，房间最底端有透光的镶嵌玻璃，乍看来像是缩小版的爱德华时代火车站。
虽自称是「旅行者书店」，但它其实是小说、历史、食谱一应俱全的，书店前端是精选的新书，从文学图书来看，选书品味颇不凡；书店后端和半楼走廊，则是按国家别把文学、非文学、旅行指南、旅行文学和食谱冶于一炉。这倒是我不曾看过的图书分类方法，可是又让我觉得合情入理。书店底端采光最明亮之处，有一方儿童书专区，又有一区旅行文学的二手书。
我在旧书区浏览一遍，发现库藏不如西肃庭的「旅行者书店」；但是在国别区里，那种一次可以窥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文化、与旅行的书籍汇集方法，却让我留连忘返。在这次书店邂逅之前，我才有过一个编书的梦想，想的是非常相似的概念。
八十年代，我还是一位比较年轻、热情、乐观、尚未变得世故的编辑人，脑中有无数的编辑计画相互激荡。常常我在咖啡店坐下来，连端来的热咖啡都尚未沾唇，许多编辑构想就从意识中泉涌而出，这时候我必须拿出笔记本振笔疾书，否则这些构想稍纵即逝，或者被其他新涌出的念头掩盖，我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譬如我坐下来，一个念头跑出来，我想：「也许我可以挑选历来谈人类作梦的十本最重要的也最好看的着作编为一辑，当然应该从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开始，加上荣格（Carl Jung, 1875-1961），一路曲折来到霍尔（Calvin Hall, 1909-1985），我也许可以叫它《作梦十书》。」作梦十书，或者叫它"Ten Books on Dream"，这可以是一个有趣的题目。但有了这个题目，你就很容易继续联想，如果有《作梦十书》，那我们为什么不来编《战争十书》（Ten Books on War）呢？为什么不可以有《爱情十书》（Ten Books on Love）呢？或者为什么不是《金钱十书》（Ten Books on Money）、《哲学十书》（Ten Books on Philosophy）、《死亡十书》（Ten Books on Death）、《上帝十书》（Ten Books on God）、《国家十书》（Ten Books on Nation）…？名单愈列愈长，最后竟成了一个《十书系列》（Ten Books Series）；有些书单我能立刻开列，有的书单我得就教他人，但那是后续工作了。
又有一次，我坐下来，想到现在市面上的旅游指南只有地理面向，缺少一种「整体性」（holistic）的感受，也许旅行一个国家，我们需要一种比较丰富复杂的阅读内容，我想：「也许我可以来为每一个旅行地编一个小丛书，譬如编一个《渴慕义大利》丛书…。」《渴慕义大利》（Desiring Italy），这本来是某一本书的名字，被我借来编一个小丛书，我希望在丛书中，有一本代表性的义大利诗集、一本义大利小说、一本历史作品、一本食谱、一本旅游指南，如果还能附上一部电影影碟（当时想的是录影带）、一张音乐CD，这一个义大利远比一本导游来得立体，也让人真心喜爱义大利的文化。这样一个小丛书的概念，你很快也可以把它延伸为《渴慕法兰西》（Desiring France）、《渴慕西班牙》、《渴慕葡萄牙》、《渴慕希腊》、《渴慕墨西哥》、《渴慕印度尼西亚》；你也可以缩小范围到地区，譬如《渴慕峇里岛》、《渴慕果亚》；或者是城市，《渴慕威尼斯》、《渴慕维也纳》等等，这份名单一样没完没了，也成了一种《渴慕系列》。
这些念头，当然没有成真，你并未在市面上看到这些丛书；但也有一些念头后来是被我付诸实现的，譬如各位在书市上看到的《谋杀专门店》、《旅行与探险经典》，或者《十大间谍小说》。我坐在咖啡店里的那些胡思乱想，有的是有现实世界的「杀伤力」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岂不是说过：「要小心那些白日作梦的人，因为他们真的会去做…。」
但此刻在我面前，「但特书店」的书架，俨然是我心目中活生生的《渴慕系列》，关于义大利的各类图书有一整面墙，佛罗伦斯就占了两层书架，就连威尼斯也有一层半，它不用再费力编辑了，仅仅是把世界原有的书用一种全新的概念排列起来，就完成了这个图像。
那一次，我没有在「但特书店」找到许多我要的书，可是它的形象在我心中盘旋不去。后来每次再访伦敦，我不由自主地，都想到但特书店走走，浸淫在那些国别的书架之前，通过它，让我认识一些冷僻国度的作家与作品，认识它们和我自己国家一样多灾多难的历史，通过食谱让我想像那些也许一辈子也难以尝到的美食与文化，翻一翻那些国家的语言书，想像有一天能够使用那个语言。「世界苦多，人生苦短」，这样的描述此刻如此贴切，你不由得相信这是一个更好的书店书架安排。
如果我不能一次喜欢很多书店，我愿意说，「但特书店」是我最喜欢的书店。
（21）
有咖啡的生活
插图：含仁
那是一个平凡而阴溼昏暗的冬日早上，空气冷冽，行人稀少。在德国曼因斯（Mainz）小镇的教堂旁广场上，太阳突然破云而出，本来暗淡冷清的广场一角剎那间充满了金色的温暖，教堂的尖顶和十字架也图画一般投影在黄澄澄的广场地上。广场边上的咖啡店里穿着制服和围裙的男侍者好像瞬间有了精神，他轻快地走出来，吹着口哨把本来倒放在桌上的棕色椅子一张张拿下摆好，路边的咖啡座立刻有了一种敞臂邀请的诱人姿势，而座位旁本来瑟缩的盆花也在阳光的轻抚下有了灿烂明亮的色彩和表情。
一位两眼惺忪、缩着脖子、抽着菸、无精打彩走在路上的少妇，穿着长及脚踝的暗红色大衣，拖着一只有轮子的空买菜篮，本来大概是要去买菜的吧？当她看到阳光在广场带来的舞蹈气氛，心情忽然也开朗起来，她立刻在路边咖啡座选了一个洒满阳光的座位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男侍着也带着轻快的脚步和轻佻的言语，为她端上了一杯又黑又浓的咖啡，又在一旁摆上牛奶和糖罐，咖啡杯上冒起裊裊的白烟，而香气也立刻就充满了阳光明媚的广场一角。
在一旁有一位异乡人，无意间看见突然变得生气勃勃的这一切，对阳光所带来的快速而巨大的改变感到惊奇。他来自每天阳光泛滥成灾的亚热带国家，女人们甚至习惯打着洋伞遮蔽太阳，大家也习惯尽量避开与强烈阳光相见，躲到树荫或室内，他从来不知道阳光可以引发那么明显的生之欲望。
看到这里，你们当然已经知道，那位异乡人就是年轻时期的我了。我想也不用在这里详述，我为什么挑这种时候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却又无所事事。总之，在阳光洒下广场的那时，我若有所悟的，或者说，有点受到鼓舞的，我也暂时停下原来的计画，挑了一个晒着太阳的座位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享受这个德国冬日上午突如其来的温暖太阳。
我其实不习惯什么事都不做，我来自晕眩忙碌的发展中国家，每一天都像云霄飞车一样疯狂地上下奔驰。对我而言，什么都不做，好像是一种生活上不可原谅的奢侈。现在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啜饮着热腾腾的咖啡（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香郁，却又是那么滋味动人），晒着太阳（也不是怎样了不起的温暖，郄又是那么舒适放松），看着云影流动，看着世界旋转，看着人群行走，看着时间流失…。我彷彿领悟了点什么，得到某种非常舒畅的感觉，却又十分不自在，我很想把书包里的书本和笔记本拿出来，至少我得做点什么事…。
但我斜睨不远处，那位身旁放着空菜篮满脸沧桑的棕发妇人，她就真的什么也没做，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着一支菸，吐着烟圈，凝视着前方，好像想着什么事，也好像什么都不想。她早已不举起咖啡杯了，可能是喝完了，或者咖啡已冷，她也不要喝了…。
也许是一个钟头过去，或者更短暂一些，乌云移动，再度遮住了太阳，阴影迅速掩盖了广场，天色再度变得灰沉昏暗，地面上黄澄澄的光亮和教堂的倒影消失了，咖啡座也失去温暖的魔力。棕发妇人皱了一下眉头，菸灰缸里捻熄了抽了一半的香菸，放了一张纸钞在桌上，站起身理了理衣服，拖着那只空菜蓝，头也不回地大步穿过广场，喀喀喀消失在街道的另一端。此刻空气再度变得冷冽刺肤，小镇广场也再度回到先前的暗淡冷清，蓬勃的生气一下子又消失了。而我也彷彿已经明白了这一切，我坐直身子，把桌上余温未消的咖啡端起来一饮而尽，我知道该是起身去参加凡夫俗子工作的时候了。
冬日阳光乍现，暖烘烘的光线轻抚你的双颊，生活的周边也突然有了飞扬的气息，即使是路上每个经过的行人，都显露出舞蹈一般的节奏和活力。这时候，一杯咖啡端来，捧在手上有温暖从掌心通过血管一直透到心头，咖啡香气沁入你的胸腔脾肺，一个不期而遇的瞬间，一种突然得来的喜悦，啜饮一口咖啡如今好像触动了你所有的感官，甚至包括心情，不再只是口腔到鼻腔的局部滋味。
我也许就是在这一天早上懂得了喝咖啡的滋味。在人生路上一个偶然相遇的地方，和一个不曾预期的时刻，我从一场突如其来的阳光、和一位睡眼惺忪的陌生妇人身上，学会了咖啡与生活的关系…。
我曾经试图追求一杯完美的咖啡，香气与滋味都无懈可击。我曾以为那是最好的咖啡豆，加上适当的烘焙，再得到精心的冲泡，然后不要错过刚完成的第一口香气。譬如说你用来自牙买加最昂贵稀少、用麻布袋包装着的正宗蓝山，或者现在更流行的像法国红酒一样讲究「产地小气候」（terroir）的庄园咖啡；烘焙咖啡豆时，你又用了烘焙色卡色号做依据，那几乎可以得到科学方程式一样准确的结果；然后你又试了压力壶、虹吸式、或者最挑战的手冲泸泡式的煮法；你也可以尝试不同国家的调理方法，义式、法式、土耳其式…。
但这些入口香郁、余韵绕梁的咖啡，不管当时喝来如何印象深刻，只要过了两天，我几乎无法重新唤回那些滋味在舌尖的记忆。现在坐下来，我想搜索昔日咖啡旧痕，记得的反倒都是一些情境，何时，和何人，在某处，喝的某一次咖啡…。是那些周边的事物让咖啡的滋味有了记忆的座标，咖啡是否真的滋味无穷，倒是记不清了。
仔细想想自己和咖啡的交往，最美好的关系反而是最孤独的时刻。每天早上，我刚从昏沉的睡眠醒来，这时候天还未亮，天空还是深蓝带黑的，又像是梦游一般，又像是慎重举行仪式一样，我走到厨房的水槽边，把电动咖啡壶装满水，橱柜里取出圆锥形泸纸，再取出新磨的咖啡粉，一瓢一瓢装好咖啡粉，按上煮沸钮；几分钟的发呆之后，厨房立刻散发出新煮咖啡的香气。我在橱柜里找出一只自己喜爱的杯子（每一只都是旅行时买回来的，每一只因而都隐藏了一段旅程和美好时光），在杯中注满咖啡，捧在手中慢慢地啜上令人感动的第一口。这时候如果是冬天，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需要一点毅力，这杯咖啡不仅仅是清醒回魂的媒介，也是驱寒暖胃的灵丹，它更像是个守护者，在你昏沉无助之际做你忠实的朋友，我冒险（我总是在试新东西）买回来的咖啡不一定都味道宜人，但这样的关系永远是真诚的。
咖啡与生活应该有一种关系，美好生活与人生际遇也应该有一种关系。好的咖啡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不是咖啡豆加水煮沸就完成的，而是在某一种生活的氛围以及自我的状态之中完成的。年轻的我不懂得生活，浑浑噩噩，以为不断追逐新的可能就是认真追寻人生。某个冬日早上，太阳偶然露脸，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突然停下来喝一杯咖啡，我好像在那一场无意目击的人间戏剧里学会咖啡的生活。
咖啡是何时以及如何潜入我的生活的？现在的我，每天清晨以一壶新煮的咖啡为开幕仪式，白日在办公室工作进行时以一杯接一杯的黑咖啡为续航的能源，每餐饭后以咖啡为速食或慢食的句点，最后在夜晚结束时还以咖啡做为暖胃好眠的睡前安慰。但这些酗咖啡的柔情陷溺是如何开始的？
那不会是来自我成长时的乡下农村，因为那里根本找不到咖啡。
在我已经咖啡中毒的成人时期，有一次回家过年，那大概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大年初一早上起来，突然强烈地想要有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我在乡下的家中遍寻不着咖啡的痕迹，老家的其他家人显然是不喝咖啡的。我走到街上想要找到一家咖啡店，但那也是徒然，那里会有这种东西？逛寻镇上那几条街之后，不料竟在某个街角发现一部卖咖啡的自动贩卖机，就是那种投币之后会自动转出纸杯、注入热咖啡的机器，真让我喜出望外。买到之后，我捧着纸杯就在街角蹲着喝了起来。
那部偶然救了我的命的咖啡贩卖机是哪里来的？我后来几次再回乡下，找回原来的街角，却再也找不到那部咖啡贩卖机，倒是在各处看到几部贩卖可乐冷饮的机器，可见摆一部卖热咖啡的机器原本是一场美丽的误会，那里紧急需要咖啡因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等到我来到台湾中部大城读高中，我仍然只知道「冰果室」，不知道有「咖啡店」。或许也是知道的，我只是不记得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咖啡厅」，但那好像是提供女色的不良场所。我们会去的地方是第一市场卖「蜜豆冰」的摊贩，如果我们要去比较正式的谈话场所，我们会去外面用白色大字写着「冷气开放，内有雅座」的「冰果室」。冰果室我是熟悉的，即使是我出身的小镇也有一家冰果室，我们从未有机会登堂入室，但在门口买一支冰棒或雪糕的机会则是常有的，我们看着店老板从布满结霜管子的冰柜中拿出冰棒，冷风扑到脸上，这就让我们想像「冷气开放」的滋味或许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被班上同学派去邀请隔壁女校共同出游，我递了纸条邀请女方代表放学会面，约见的地方就在学校附近一家冰果室。容貌清秀的女方代表的表情比冰果室的冷气还要冷，等我表明来意之后，她横竖的柳眉才柔软下来，原来她误以为这场约会是冲着她本人而来，她对这位妄想吃天鹅肉的傻小子颇为不悦，等到弄清楚那只是两国交会的来使，她的防卫就大大解除了。冰果室里有没有咖啡？我倒也完全不记得，我在当时只知道又大碗又好吃的「刨冰」，对其他不能有饱足感的饮料是不感兴趣的。
高中暑假我到台北探视在中央研究院打工的姐姐，夜里跟着一群大学生去一家「海鸥咖啡西餐厅」。到咖啡厅的目的不在饮料、西餐，甚至不在交谊、聊天，那群「爱乐社」的大学生是去咖啡厅听音乐的。咖啡厅有百万音响为号召，专播古典音乐，大学生们把它占领了，拿出一份曲目，央请老板照单播放，俨然是一场自选曲目的音乐会。音乐是免费的，进场的来客都得点一份饮料，饮料的价格在我当时的认识当然属于天价，我还记得我点的是与那家店的摩登装潢完全不搭调的木瓜牛奶，够本土了吧？咖啡店里当然是有咖啡的，只是那时候我也还不知道要一杯咖啡来做什么。
当晚的音乐飨宴也是令人印象深刻，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在百万音响的播送下，听起来果然和家里那部古董唱机完全不同，每个乐器发声的细节清晰入耳，连演奏者的编组和位置都可以辨识，闭上眼睛，你就「看见」一整团的交响乐团就在你眼前。
但也许你我都不必为我错过这一次喝咖啡的大好机会感到惋惜，不要忘了喝咖啡本是「外来文化」入侵和「全球化」大浪潮的一环，这时候还只是七十年代的第一页，从后来的经验我可以知道，我们从来不是去找咖啡的，而是咖啡找上了我们。在我们仍懵懵懂懂的时候，「全球化」这个概念已经从远方虎视眈眈垂涎于我们，看了很多年了，很快地，我们将蜕去青涩，成为全球市场的一个标的，而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知识技能和劳动力︶也都即将成为市场中的一个「商品」。
大学时候，我来到台北，因为半工半读的缘故，很快地投入到杂志社的工作，厕身「文化圈」，成为其中边缘的一员。其实我真正的工作是担任杂志的美术设计，我的工作更像个工人，而不像文人。我要设计刊头，发排稿子，盯印刷厂，但并不决定内容，也不需要和任何作者接触。也许是看到我这种「封闭式」的工作型态的不忍，或者只是纯粹善意地要我多看看世界，办公室里一位资深编辑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同去采访一位归国学者，我也很高兴地答应了。
访问正是在一家咖啡店进行，访问的对象是当时还很年轻、尚未写文章轰动台湾的留美经济学者高希均教授。咖啡店是当时很常见的装潢式样，厚重的棕色沙发椅，巨大的吧台，低矮的桌子，昏暗的灯光，以及穿着及地长裙的女服务生。访问不是我的工作，我从头到尾正襟危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敢说。但我试着学其他人一样点了一杯咖啡，咖啡端上来时，黑色的液体冒着轻清烟，香气迷人，我又把一旁的奶精也倒进去，奶精在咖啡表面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有一种梦幻不现实的画面，我也加了两匙糖，但它的滋味甜中带苦，还是一种陌生的、可疑的、不可轻狎的味道，我有点着迷于咖啡与牛奶相混时发出的香气，并没有立刻觉得这是一种可以亲近的饮料。
但毕竟我是来到文艺界了，在文艺界里不是每个人都喝咖啡吗？我不但坐咖啡店的机会愈来愈多，而且也开到几个有名的咖啡店，像是在台湾文学史上可有一席之地的「明星咖啡店」。走了进去，我会看到第一张桌子坐着埋首疾书的小说家段彩华，里面另一张桌子坐着黄春明，我还会看见高谈阔论的张默、洛夫以及各方人马；从明星咖啡店走出来，路边就看见摆摊卖书的周梦蝶…。
坐咖啡店变成了交际场所或生活仪式，但我和咖啡的关系还是不确定的。在明星咖啡店里，我一定点一杯它装在浅杯子里、味道清雅带酸的咖啡；然而在别的咖啡店里，我有时点咖啡，有时也点其他饮料。咖啡于我，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到了美国，可能因为异乡寂寥，也可能因为天寒干燥，每当坐下来，一杯咖啡在手，就感到身心安顿，不知不觉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回到台湾，我还没完全意识到这个新习惯，有一天早上起来未喝咖啡，到了中午，右手不听使唤，激烈地颤抖不停，喝了咖啡才停止，这才知道已经咖啡因成瘾了。
我只是我已经陷进了咖啡世界，咖啡世界也侵入我的家乡。八十年代末期，中部地区掀起「庭园咖啡」风，在台中，一家比一家豪华宽敞的咖啡店在市郊冒出来。我在过年假期回到乡下，导演侯孝贤和几个朋友忽焉来访，我看到附近农田里有新的「庭园咖啡」营业，遂邀他们共同前往。只见农田之中，一座像「样品屋」似的建物立起，屋内有雕琢繁复的法式家俱，落地窗外不远还可以看见水牛耕稼，晒得黑里透红的农村女孩拿着厚重的菜单重重放在桌上，台湾国语说：「参考一下。」我看着这一切，突然有一点不知今夕何夕的超现实之感。
神户大地震之后，我心里惦记牵挂着，急着想再去看看那个美丽的港都城市是否无恙。等真正回到这个村上春树的故乡时，那已经是大震灾的第二年了。一开始我在市内闲逛时，大部分受损的建筑已经恢复旧观，人群熙来攘往，似乎也已恢复原有的生活，灾难好像是远离了。
但行到某些街角暗处，我仍然看见有部分建筑因故未修，激烈扭曲变形的水泥线条让人触目惊心，仍可想见地震当时的威力。建筑物撕裂的破口裸露出依旧混乱的室内陈设，当然已经人去楼空了，但闹市之中突然出现一块废墟，那就变成结痂的伤疤一样，总是提醒你余悸犹存的创伤。
走着走着，来到山手通的「西村珈琲店本店」，远远就扑鼻传来熟悉的咖啡香气，我对它的安然无恙感到高兴。但到了店门口，却发现它的结构和陈列与记忆不同，本来外卖咖啡豆的柜台设在咖啡店入口的左边，如今却移到了中央，入口的木制拉门位置也好像变了。走进去坐了下来，点了它芳香带苦的肯亚A级的吉力马札罗咖啡，我才有机会慢慢审视，看到店内的资料讲到地震受灾的情形，以及他们后来如何重建的努力。
后来几天，这像是固定仪式一样，在神户的很多家店里都有一些照片或描述，叙述它在地震时是怎么样的，后来又是经过那些努力才让它恢复旧观与生气。虽说是旧观，事实上许多目前我看到的商店和地震前都不太一样，神户六十年老店「西村珈琲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也是经过重建和改装，某种意义来说，它们都「恢复」了，但它们也都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原来的模样了。
一个人一旦开始爱喝咖啡，不只是他住家或公司旁的某家咖啡店对他有意义，好像全世界的咖啡店也都开始对他而言有一种意义，他会不自觉地关心起旅行过的各个城市所邂逅的咖啡店。或者更准确地说，咖啡店有点像是他记忆城市的一个「座标」。这也是为什么我归来劫后的神户，看到昔日咖啡店的无恙会感到内心高兴，但发现它曾经受难而改装，又觉得有点失落。
就拿「西村珈琲店」来说吧，它其实不像是我会喜欢的咖啡店类型，因为它太大、太醒目、太知名，也太观光了，一般而言，我喜欢巷子里隐藏着的、人客稀少而肃穆、彷彿一移动身体就会惊扰它的安宁的小咖啡店，但「西村珈琲店」却占有我第一次来到神户的记忆。还记得我是在清晨陌生微凉的城市里寻找早餐，在路上被它浓郁的咖啡香气惊动，虽然在视觉上它也够抢眼了，厚重的黑木块加上白漆的土墙，迷漫着古雅气息，细节修饰上带着日本人的精致，使得这座巨大的木造德式建筑在日本城市景观里一点也不显得突兀。
进门之后，我发现许多客人是上班之前赶来吃早餐的白领阶级，他们看着报纸，啜饮着热腾腾的咖啡，一派通过某种生活仪式的感觉，这看起来是「地元」咖啡店了，这也让我放心很多。一般日本咖啡店的咖啡口味偏酸，不是我喜欢的路数，但我在「西村珈琲店」里点的第一杯「招牌咖啡」却苦中带甘，口感不俗，加上店内菜单上说咖啡豆是每日清晨用炭火现焙，整杯咖啡充满新鲜的芳香，那香气不正是把我从路上拉进来的原力吗？如今饱满的芳香与滚烫的黑色液体结为一体，从我的喉头徐徐流下，口腔里的香气味一直上升充满到鼻腔，舌尖端有甘甜，舌后根有苦味，加上咖啡因微微刺激着大脑表面的神经突触，带来一种混合了肉体与心灵的迷醉，一种虚幻却充实的满足感。
对它的咖啡有了好的第一印象（事实上它的厚片土司也极美味），临走时我还买了二磅它的豆子，一磅是它的「招牌咖啡」，另一磅就是后来我再去时会点的「吉力马札罗」。这二磅豆子每天早上在我厨房里释出的芳香，就使我对神户的记忆多延续了好几个星期。
「西村珈琲店」占领了我对神户的初次记忆，但我心目中代表神户记忆座标的咖啡店却属于「北野珈琲馆」。「北野珈琲馆」位在异人馆街道的北野区猎人?，位置是在游客穿梭如织的观光区内（其实我早期去神户时，即使是异人馆一带游客也是很少的，并无喧嚣之意），好处是它藏身二楼，座席无多，客人也相对稀落，店中央有一张大木桌，周围另有二、三张小台，袖珍雅致，有一种恬静清幽的错觉。坐在靠窗静谧位置，你可以看见猎人?上的游客往来，有一次我坐在靠窗坐位，望见窗户正下方一位水彩写生的老人，他架起画架，对着前方街景作画，从我的位置可以同时看见他的画和画中所对应的街景，随着时间流逝，两个画面逐渐形似而交叠，颜色也逐渐真实与写生相融，那是一个美好的旅程时间暂停的片刻。
在「北野珈琲馆」里，我最爱看留着络腮胡的男主人煮咖啡的模样；咖啡馆墙上一格一格摆满各色伊万里烧咖啡杯，店主人随手挑了一个（你也可以自己挑选指定，但任凭主人送来更有乐透机遇的乐趣，反正杯子无一不美），摆在吧台上，先注入热水温杯，他再取出手冲滴漏的锥型漏斗与小壶，热水冲烫，再放入滤纸与研磨咖啡，用长嘴小壶手工冲泡。他一杯一杯慢工冲泡，神情专注肃穆，姿势繁复优雅，彷彿茶道仪式搬到了咖啡身上。手工滤滴的咖啡，一般不会太浓或太烫，但多半口感微妙，气息幽美，历久不散，「北野珈琲馆」的咖啡也是如此，宜于专心品评，不做他事，若要聊天，也只适合偶而投射一句两句的闲谈，不适合热烈的讨论。
用来佐助热烈讨论的咖啡，也许不宜淡雅，应该浓烈简单，以强香辛口为中心；咖啡馆也是如此，像「北野珈琲馆」的雅洁装潢，就让你联想到安静，这又如何激烈争论、产生哲学呢？在大学附近充斥的咖啡馆，或者像纽约八○年代格林威治村里的波希米亚气息的咖啡店，墙上斑驳有渍，挂的黑白照片已经发黄；端来的咖啡盛在白色粗大的杯子里，又黑又浓又烫，但并不特别芳香。这种咖啡容许你大口牛饮，又放在杯中一段时间不去理它，并不需要你温柔屏息对待，凉了也可以一饮而尽，当它是苦口良药。最好它又有「续杯」（refill）服务，你无需注意杯中的状况，你和朋友大声喧哗，辩论得面红耳赤，只有在辞穷的时候才举杯掩饰，顺便滋润一下干燥的唇舌。咖啡在口时你的脑筋还转个不停，当然就不适合太精致、太芳醇的咖啡了。
不管它们是哪一种咖啡，我都有不同的理由喜欢它。但对于每个旅行途中的城市，我记挂最深的咖啡店，也许是那些重要书店附近的小咖啡店。我心目中有几个「买书城市」，来到这些城市，我的旅行目的至少都包含了一些搜罗图书的机会。譬如来到东京，我也许至少要空出一个整天能够在神田旧书街流连，但在一天之内急急忙忙逛完每家书店，已经不是我现在的心境。我已经知道人不可能买遍所有的书和读遍所有的书了，我要的只是一天的美好时光，逛完一、二家书店，手上提袋已满，我也不着急，转进小巷内，我知道那里藏有一家小咖啡店名叫「里奥」，可以供我歇脚。店内客人不多，大多低头摩索刚刚买来的旧书，女主人煮的咖啡中规中矩，起司蛋糕也还可口，我就喝完一杯咖啡再逛吧…。
大约是十几年前吧，朋友知道我爱喝咖啡，特地从国外带了咖啡豆来给我。新焙的咖啡豆用土黄色纸袋装着，印有棕色木刻画的图案，标签上写着店名「皮特咖啡与茶」（Peet's Coffee & Tea）。打开纸袋，一股浓郁的香气就扑鼻而来，引人纵饮的欲望；倒出豆子，只见颜色暗棕近黑，表面油光发亮，那是经过深度煎焙而肥美出油的豆子，应该是高山种植的Arabica原豆吧。我急急忙忙试煮一壶，热水接触现磨的咖啡粉末，煮得满室生香。啜饮一口什么也不加的黑咖啡，果然口感饱满圆润，滋味微苦带甘，下喉之后，芳香与甘醇盘旋口腔，久久不去，真的是烘焙得宜的好咖啡。
朋友说这「皮特咖啡」来自旧金山，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咖啡专卖店，在外地名气不如「星巴克咖啡」（Starbucks Coffee），但品质实有过之，历史也更悠久，堪称是美国精致咖啡的元祖。事实上，星巴克一九七一年刚在西雅图创业时，咖啡豆就是从「皮特咖啡」买来的。
我初尝「星巴克」的滋味是在温哥华，那才是九○年代初，不但星巴克尚未拓展海外（「星巴克咖啡」是在一九九六年才在东京开第一家海外店），在美国也仅散见于西岸几个城市，温哥华离西雅图近，最先得到星巴克的拓店延伸，北美洲东岸当时则连纽约市也看不到一家星巴克的咖啡店，绿色标签在美国泛滥成灾，其实是最近十年的事。全世界一开数千家咖啡店，要再想维持有个性特色的风味，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喝，就不再叫做「个性」啦。但九○年代初尝星巴克时还是有惊艷之感，也难怪朋友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皮特咖啡」。
一年或者两年之后，我因公出差来到旧金山，就兴起寻找「皮特咖啡与茶」的念头。查了书本，发现它当时在旧金山湾区一共有三家店，最有名的就是柏克莱大学（UC, Berkerley）附近的本店，位于葡萄藤街（Vine Street）与胡桃街（Walnut Street）交口。柏克莱大学位在柏克莱市（City of Berkerley），交通方便，有地铁可达，很快地我就循线索找到位置，事实上只要走到邻近街口，闻到阵阵咖啡香味，你很难错过这家受当地人热情支持的咖啡店。
「皮特咖啡与茶」并不是设有雅座、供你坐下来享用的咖啡店，它其实是个茶与咖啡的零售专卖店。店中有长长的木头柜台，五、六位穿米色制服、棕红色围裙的工作人员在柜台后忙碌着，有的忙着招呼买咖啡豆的顾客，有的忙着为客人磨豆子，有的则忙着卖现煮的咖啡给客人带走。进门处也有几张不设座位的圆台子，让你买了现煮咖啡站着享用，也有好几位看来是常客站在那儿一面和店员聊天，一面啜饮着热腾腾的咖啡。整个店里不但迷漫咖啡香气，也洋溢着一种忙碌而幸福的气味。
「皮特咖啡」现场卖多种新鲜烘焙的咖啡豆，品名琳琅满目写在头上的看板，除了各种产地的单品咖啡之外，还有它多种自家调配综合豆，站在店中一阵子，看来最畅销的是其中简单易懂的三种House Blend、Top Blend和Blend 101，都是由中南美洲的豆种混合而成。可能又是地处自由思潮前锋之地的柏克莱，店中又卖各种「公平贸易咖啡」（Fair Trade Coffee）和有机咖啡，还有小册子解释他们「公平贸易咖啡」的来历和实际采买方法。
我在店中略为犹豫，不知如何选择，最后买了Arabia Mocha-Java和Blend 101各一磅；当工作人员正在为我磨豆时，另一位店员笑容满面端给我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原来「皮特咖啡」店中的惯例，在客人采买咖啡时，总要贴心送上现煮咖啡一杯，熟客不用解释，自己就挑了一种自己喜欢的口味，我反而是被这样的殷勤吓了一跳。那咖啡煮得既浓且香（书上说它的咖啡三十分钟煮一次，半小时未喝完就倒掉），滋味饱满，寒风中颇觉享受，第一印象就不能再好了。
回到家，那两磅咖啡豆当然表现出色，很快就用罄了。每当我在台湾买不到合意的现焙咖啡时，忍不住又想起它，恨不得能很快再去旧金山湾区买它的豆子。后来的几年，我也的确偶有机会路过旧金山，也总是抽了空去买它的咖啡豆，顺便享受店员在现场奉上的现煮咖啡。有时候，几位熟悉的朋友路过湾区，也会想到带点咖啡豆给我。只是「皮特咖啡」在旧金山湾区愈开愈多，经营型态也慢慢和星巴克变得相似，也开始有若干饼干、三明治等简易餐点了；虽然买咖啡豆变得方便，但心里总是觉得怪怪的。
互联网兴起以后，我发现「皮特咖啡与茶」已经在网上开起商店，咖啡豆可寄全世界，还可以利用「定期寄送服务」，只要你选定咖啡种类，订出周期，譬如每个月两磅，它就按时每月寄出，并从你的信用卡自动扣款，直到你叫停为止。我对这种新的「全球化服务」感到兴奋，立即上网参加它的定期服务会员，选了两种咖啡豆，要它每四十天寄一次给我。
第一次从空邮收到咖啡豆，还觉得很新奇开心，也来不及计较邮资几乎等于咖啡豆价这件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咖啡愈煮愈平凡，喝起来和其他来源不再有明显的差别，不复有初遇时的感动，心里不禁有点失落。
前两年再到旧金山，发现「皮特咖啡」已经开得满坑满谷，到处都是，旧金山的国际机场每个转角都有它的踪迹，连超级市场也开始卖起它的豆子（也不能怪它步星巴克的后尘，毕竟「皮特咖啡」如今也是上市公司了）。它的咖啡采购或烘焙或许可能还维持某种水准，但那种带点寻觅难得的兴味已经荡然无存了，做为一个咖啡的隐密爱好者，你得要准备离开它了。
这两年，我的兴趣转向无意中发现、位在伦敦苏荷区老康普顿街（Old Compton Street）的老店「阿尔及利亚咖啡」（Algerian Coffee Stores）。那也是发生在一次出差之际，我在行程空档中街上闲逛，因为时间很短不能走远，只能在下榻的旅馆附近走动，不然按我的老毛病已经奔向书店街了。不料在快步行走间，忽然一阵咖啡香气传来，原来有个戴头巾的女士正推门走出一家商店，门一打开，强劲有力的咖啡香立刻飘出充满街角，我定睛一看，一家灯光黝暗的狭窄商店堆满大大小小的麻布袋，装的全是咖啡豆，门上着店名，并注明创立时间是一八八七年，已经是一百二十年的老店了。
一百二十年经营同一件事，仍然在同一位置，又维持只有一家店，这太符合如今我们追求的「正宗」和「独特」的概念，历史感十足，买错了又何妨呢。我推门走进去，墙上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咖啡的品名，多到令人眼花撩乱，简直不知从何挑起。肤色黝黑的阿拉伯人店员看我呆立无措，开口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只好请教他是否有偏苦少酸的咖啡种类可以推荐，他建议我试试来自衣索匹亚的Ethiopian Harrar Longaberry，我点头同意要了一磅，顺便又加了一磅它们的招牌咖啡Algerian Special。回程整理行李时，两包咖啡就在箱子里散发迷人的香气，诱惑得犹如鸦片。
回到家里试煮它的咖啡，果然滋味不凡，衣索匹亚咖啡野香惊人、浓苦转甘，由哥伦比亚咖啡为主体的招牌综合咖啡则是温驯柔和，口感微妙，都令人惊喜。当然，取得过程的稀少性和偶然性，更让这咖啡显得加倍有味道。后来我再回到伦敦，「阿尔及利亚咖啡」就成了必访之地了…。
只不过是为了在家里自己烹煮一杯完美香醇的咖啡，有时候你得天涯海角去寻找它。
（22）
文学门缝（上）
插图：含仁
如果你恰巧生长在乡下，那里没有书本，没有图书馆，也不容易碰上谈文学的友人，虽然你身边永远有绿油油的青翠田园、淅沥沥的潺潺流水，和层层叠叠的起伏山峦，让你心生难以言喻的某种诗意冲动，但生在乡下农村的你，在锄头与畚箕之间、在鸡猪与水牛之中，你要如何去了解文学的意义？又要如何拉开一条门缝，窥见文学的富饶殿堂？
离开乡村二十年以后，突然有一个机会，远方的家乡要邀请我回去，为年轻朋友讲一堂文学的课。那是出外读书的热心大学生们，利用暑假时间，回乡筹办的一个文学夏令营，目标是村子里喜欢文学的中学生，地点就选在农会大楼楼上的演讲厅。我满口承诺，兴冲冲地、不无浪漫憧憬地回去了。
在农会大楼演讲？这对我们这些离开家乡已久的游子是别有意义的。家乡的农会原来就极为出名，它曾是台湾农业金融的代表性机构，有着占地宽广的大型米仓，可以容纳附近三千公顷的稻田收成，据说全盛时期它一家的年度盈利可以占到全台湾所有农会的百分之八十，是全台湾最富庶的农会。
那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吧？农会大楼落成，在我们家乡那是一件热闹的盛事，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排队去参观它的落成典礼，鞭炮劈哩叭啦地响着，舞狮的阵头在广场跳着舞，广场新砌的喷水池哗啦啦流着水，水池里有磁砖贴成的五彩金龙正张牙舞爪着，镇上有地位的政治人物和乡绅富商也都到了场。它是堂皇壮丽的四层楼砖造建筑，外表贴着土黄色发亮的新磁砖，展露一种阔绰大方的气派。在那个时代，村里最高的建筑本是两层楼公寓，大部分的农家都还是中央有晒榖场的平房四合院，四层楼的农会新大楼已经是我们心目中的「摩天大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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