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摩天大楼」还名声远播，偶而在某个早上，校长会在升旗典礼时忽然宣布，今天将有来自远方的非洲友邦总统或国王，要来拜访我们的农会，参观我们的「摩天大楼」，学校里的一、三、五年级的学生轮到要去街上摇旗欢迎，而二、四、六年级则轮到放假，学生们也都可以回家，不用上课，因为老师们也都要上街欢迎致意，没有人有时间和心情上课，国家的大事呢。
学校会发给我们一人一面纸制的国旗，大家拿着红蓝相间的国旗，开开心心像郊游一般，唱唱跳跳来到离农会不远处、镇里唯一的一条柏油路干道，两旁夹道等着，常常等到日上三竿、酷热难耐的时刻，终于听到前方的骚动，我们争相探头窥伺。我们先看到四部或六部双双成对的重型机车，身穿帅气制服、戴着头盔和护目镜的黑衣警察雄纠纠地骑车开路，然后是三部或者四部硕大无朋的黑色轿车，车头灯的位置插着两国的国旗，以呼啸之姿从我们面前刮风似地经过，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大声齐唱欢迎，并且用力挥舞着手上的国旗。
但有一次，一辆黑色轿车并不像往常那样飞驰而过，而是减速缓缓驶经我们，车窗更打了开来，一位长得像《黑人牙膏》模样的人物探头出来，全身军装，胸前挂满勋章，他裂开血红大嘴，露出满口白牙，对着我们摇手微笑，那是尚未发动政变成为乌干达总统、后来变得恶名昭彰的非洲狂人阿敏将军（General Idi Amin Dada Oumee）。
但回到学校之后，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因而也不可能政治正确的乡下老师忍不住说：「夭寿哟，那有人生得那么黑骖骖，晚上老婆怎么看得见？」
再回到农会大楼演讲，离开在路旁摇国旗已经是三十几年后，心里上觉得好像是童年的梦想实现一样。但，这当然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因为四层楼高的农会此刻看起来猥琐寒碜，怎么样都不像是「摩天大楼」，镇上已有许多建筑都高过它，就连寻常人家田里的农舍也都盖成三层、四层的洋楼了。农会前的喷水池已经年久失修，水喉已喷不出水，池里积满了垃圾，磁砖镶嵌的彩龙已经斑驳剥落，失去了颜色，残缺地方甚至裸露出水泥和钢筋。
最失落的还不是如此，当我面对几十双飢渴的年轻的眼睛，努力讲着文学小说的种种乐趣和欣赏的途径。但我看到那些眼睛的背后一片茫然，半个钟头后，我只好停下来。我猜想是我举的例子出了问题，我开始问：「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读过《白鲸记》？」
全部茫然的眼睛左顾右盼，纷纷摇摇头。
「有没有人看过《傲慢与偏见》或《咆哮山庄》？」全部摇头。
「那有没有人读过白先勇的小说？或是王祯和的小说？」摇头。
我不能放弃希望：「有没有人读过黄春明？课本里有的。」还是摇头。
看来只能求助于比较大众化的小说，我再问：「《金银岛》？《鲁宾逊漂流记》？《三剑客》？」摇头，但后面有一个勇敢的声音说：「有看过卡通。」
嘿，你们不都是热爱文学，所以才来参加文艺营的吗？那你们都看些什么？
有两个人看过琼瑶，有三个人看过金庸，有一位竟然读过金幸枝，但他们连听也没听过倪匡。我已经快抓狂了，那《三国演义》呢？《西游记》呢？《水浒传》呢？没有。《三国演义》看过日本版的漫画，认识的悟空是《七龙珠》里的悟空；《水浒传》？没看过，《红楼梦》？嗯，好像有听过这个名字…。
你们喜欢读书吗？喜欢文学吗？台下全部都点头，一双双全是无辜的眼睛。一位少年犹豫而谨慎地补充说：「只是不太知道文学是什么。」
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已经比从前富裕，但家乡还是贫乏的，他们的父母可能并不知道。我勉强讲完了那场演讲，每个例子都要停下来讲一段它的故事，内容和计画完全不一样。
回台北的巴士上，我跌入了回想：出身和他们一样的我自己，在讯息匮乏的乡村成长，是得到什么样的幸运才进入另一个读书世界的呢？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兄姐的庇荫。在城里读书的大姐率先变成了文艺少女（但她的机缘又是如何得来呢），她带回来乡下没有的书，开启了一扇神奇的窗，其中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就让我陷入沉思，内心激动，赶紧躲到田里，免得母亲看见我红肿的双眼。比我大一岁的二哥喜欢画画，他找到了在台中的美国新闻处，那里有各式各样的英文艺术图书，他努力借来读着，并且试着和我讨论（虽然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来了解那些神祕的内容，这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
但另一个原因，我猜想是一本杂志。上初中的时候，我在班上当学艺股长，我的工作包含保管班上订阅的杂志，每个月我都会收到一本《幼狮文艺》。虽然是现在被视为反动机关的「救国团」办的杂志，但那个时代的《幼狮文艺》可是最前卫的文学杂志。每一期杂志里我会看到龙思良令我眼界大开的美术设计，看到后来才成为摄影家的阮义忠用简洁线条画乡土题材的小插图，一两笔画出一张竹凳子或者锄头和畚箕，最让我爱不释手。我会读到很好看的小说，像段彩华写的文笔干净俐落得像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他幽默的文字常常让我在课堂上偷看时忍不住偷笑出来。
有一天，我在杂志里读到朱西甯写的《冶金者》，我感到苦恼，因为文字太奇怪了，我觉得没办法看懂，可是又觉得深深地被作品吸引；我还没有解决这个困难，又读到了七等生的另一篇小说，这更奇怪了，连作者的名字都没办法理解，小说里更有些地方透露着近乎色情的猥亵描写，一个男子掀开一位陌生女子的裙子，注视着深处的肉色内裤，它让我深受震撼又感觉到道德动摇，我完全不了解，却又完全忘不了。不明白又受吸引，有一种力量拉扯着我，把我拉着向前再前，我苦苦思索，寻找每一本可得的书，一步一步，不知不觉，我已经钻入文学的门缝，进入一个巨大的宫殿了。
只是因为朱西甯和七等生几篇令人困惑的短篇小说，少年的他闯进一个巨大的文学宫殿，但也无端卷进一场与「理解」的搏斗。那是六○年代的旧事，一个乡下小孩在他资讯封闭的世界里，要如何才能知道文学史上有过「现代主义运动」这回事？
就像和天使摔角一样，他必须使尽吃奶的力气，不断转变可能的认识基础、反覆咀嚼，才有那么一点点可怜的想像。他会在多次的思索之后，傍晚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操场角落，下决心一样，告诉自己说：「那一定是这个意思。」但没有人能告诉他那究竟是不是对的。
尽管这些从杂志里新传递而来的「文学」，令他困惑并且深深着迷，他却还是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和「应用」。譬如他就不可能在作文课里把这些新读来的内容应用在写作之中，他还是比较熟练利用别的地方得来的知识。他手上就有一本书，是某次作文比赛获得的奖品，书名叫做《人生的座右铭》，那是道声出版社出版的励志书，里面充斥着各式各样名人的格言名句。这些句子并不难懂，在作文课里就非常好用，好像作菜时的味精一样，任何作文题目只要洒上一两句名人精鍊的隽语加以调味，分数立刻会高出好多。
但也有一些例外，即使是这些片段而支离的名人格言，有时候也会让这位乡下少年陷入苦思，不知道如何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像他有一次，就在书中读到一句从哥伦布《航海日记》里摘来的话：「今天我们继续航行，方向西南西。」因为句中缺乏某种常见的道德指示，也没有看到它明显地解释了世界上的某一件事，使得这位少年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它为什么和其他意思丰富的名句会放在一起。
但读着读着，他依稀感觉句子里有一种决心、有一种悲凉，又有一种大海中茫茫不知所以的卑微宿命，让他对自己的人生与未来也同时感到奋起又感到哀伤，好像在无边星空下的大海漂流的就是自己。
但「理解」本身是多么神祕的一件事。你本来不能「理解」的书本与内容，竟然看着看着、想着想着，有一天突然就懂了，而且以后就永远懂了。你似乎是能够「超越」自己的，更能与过去的自己决然「断裂」，「懂」与「不懂」好像是天壤之别，但又只是一线之隔，前后同一个的你好像已经是不同的人了。
这正是我少年时期奇妙的文学因缘，每月坐拥一本无从选择的《幼狮文艺》，但在杂志内容里面，我却因此认识了绝大多数与当代文学艺术活动有关的人物、名字，也认识了各种文体文类，譬如我在其中读到了台湾的「现代诗」，发现它们与课本里说到的胡适的「白话诗」完全不一样，它们更自由、更晦涩，也更富破坏性，更别说连一个韵也没有。我也从中认识了个别诗人的名字与他们的特色，也因此就给了我线索后来继续追踪他们的名字，进而读到更多书，而那正是一步一步走进厅堂的机会。
但正在与「理解」搏斗的我，并不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因缘正等着我。每天在农村稻田间百无聊赖的学校生活里，十三岁的我不会知道、也不能想像，仅只是六年之后，我将会来到这家杂志社打工，跟随其中一位我读过名字的诗人工作，坐在另一位我读过名字的小说家的办公桌对面，并且因而认识大部分我在杂志上曾经读过名字的作家与艺术家。
在管理这本《幼狮文艺》杂志之前，我的读书像上帝掷骰子的机遇游戏。家里只有几本数得出来的图书，等到少年时期阅读胃口一开，很快就「山穷水尽」了。这种心智上的饥渴，比青春发育期的肉体饥饿还来得更早也更强烈一些，这位少年必须在同学当中寻求一切书本的来源，每当我打听到有人家里有某种不曾听闻的图书，我就找机会到人家家里去看，用一个或两个下午借读完那些书。
有一次，班上一位女同学告诉我，她家里有全套的《世界各国童话故事全集》（这听起来太吸引人了），但那些书是属于她弟弟的（当时我也没有察觉这当中有着一种重男轻女的不平等），我得要先征得她弟弟的同意。我去了她家认识她那位只小我们一岁的弟弟，用一切我能讲的故事取得他的欢心，他终于同意让我看他珍藏的那一大套二十本的故事集，并且要我读完之后必须讲给他听，我当然也欣然同意了。但我花了将近一整个星期的下课时光，才陆续读完那些书，而且有两次因为回家太晚，被母亲用鸡毛撢子狠狠打了一顿。
这些觅书的经验让我发现，常常家庭背景愈不相同的同学，愈有机会拥有不同的书种。同班同学有的是外省籍公教人员的小孩，他们有时能朗诵出我不曾在课本上读到的诗词，有一位女同学就能流利背诵全篇的《木兰词》，让我羡慕不已。等到有机会拜访她的家庭，发现她家也一样是空荡荡的家徒四壁（那时代谁是有钱的呢），但书架上仅有的几本书当中，仍然有我不曾知晓的《胡适文选》和蒋梦麟的《西潮》，而《胡适文选》就是后来影响我一生想法与工作甚巨的书。坐在同学家的藤椅上读这本书时，我怎么样也不能想像，三十年后我会得到「胡适纪念馆」的委托，重新编辑《胡适作品集》，并且为了这个缘故，成了一件诽谤官司的被告。
总是读着不属于自己的书，养成我必须很快完成阅读的习惯。童年时还有一种重大的阅读活动来自镇上的「租书店」，通常店里会放有数量不少的武侠小说和漫画，供小镇上喜爱消遣读物的人们租阅。大人们通常租的是武侠小说，小孩则爱租漫画，什么小孩有零钱租阅漫画？回想起来，大部分是家里开着小店的商家小孩，忙碌看店的大人可能给一些零用钱求得小孩的清静，或者小孩自己很容易在现金交易的小店里轻易取得金钱，他们就成了有钱租书的小富翁。
这些小孩大都直接在租书店里看书，可能这种读物拿回家也不容易受到父母的赞成，但租书店似乎并不介意租书者的旁边多两位「分读」的小读者。这就是我们这些嗜读者的机会，我们可以坐在熟识朋友的旁边，看着他一页一页翻过去的图画，不花一分钱，我们也读完了这些书。正是因为贪心的缘故，我对坐在一个朋友旁边分读一本漫画书也感到不满足，后来我发展出一种技能，我坐在两位租书朋友的中间，可以同时阅读左右两本书。只是我必须自行剪接两本书的阅读顺序，像是蒙太奇一样，也许就是这种技能的建立，让我后来走在看文字维生的编辑生涯。
回想起来，我对这一切仍然感到神奇。仅仅凭着阅读，一个人竟可以穿越他所属处境的局限；而他在不懂之处苦苦思索，思索的果实竟可以就带他离开现实，造就他无限的机会。一本今天已经没有太多人赞美的杂志，也竟然可以让一个乡下小孩得以飞翔，并且就推开狭窄的门缝，进入他的阶级不易居住的广殿。我后来在编书办杂志的过程，常常也想像穷乡僻壤的某处，有一个小孩正对某一本无意中得来的读物感到困惑，我将不会担忧他的困惑，困惑将会带他走向远方，远得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
（23）
你和我和一只狗叫布
插图：含仁
那 时候，一九七○年代才刚刚翻开第一页，本名Kent Lavoie 的乡村摇滚歌手灰狼 （Lobo）的一首歌已经唱遍了全世界。
那首歌叫做〈我和你和一只狗叫布〉（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觉得音韵可爱，朗朗上口，全都跟着唱：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Travelin' and livin' off the land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How I love being a free man
我们是一群高中生，并不真的知道自由人是什么，住在全球文明的边缘角落一个叫台湾的岛上。世界上也真还没有人知道台湾是什么，除了一船船来台度假嫖妓的越南美军。台湾，是他们买醉前的东方幻想，宿醉后的蝴蝶春梦，以及战火弹片震撼中短暂的忘忧谷；台湾，也是他们的鸦片，疗愈他们疼痛无法拼合的肉体与灵魂，就像陈映真笔下〈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军曹巴尼一样。
因为有着这些夜醉街头的美国大兵，以及他们揽腰搂着的火辣浓妆台湾吧女，我们来不及清理内心的隐隐作痛，一些美国大众文化包括可口可乐与Spam火腿肉罐头、花花公子杂志及其折页女郎，以及美国告示牌流行歌排行榜（the Billboard Top 100），却也悄悄溜进我们的生活。
我们只是高中生，出外在街头逛来逛去，没钱看电影买东西，回家在笔记本中涂涂抹抹，或者是诗或者是画，满腹的苦闷无路可出，也不能拿世界怎样。披头的"Love Me Do"的天真时期已经过了，带着哀伤和吶喊的"Let It Be"刚刚为披头成团画下句点，我们没有赶上青年披头的黄金时代，我们是聆听Cat Steven的世代。
我们懵懵懂懂看着拼字错误百出的歌词，跟着美国告示牌排行榜逐首哼唱，反覆聆听盗版黑胶唱片〈学生之音〉里的破碎选辑，想捕捉当中那些远方隐约的革命暗号或灵修信息，但因为战争和学生运动都太远了，最后多半跌入情歌不知所云的伤感陷阱。我们曾经也以为灰狼罗伯是我们福音书的一部分，虽然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
即使是同时代的我们也还不认识彼此，认识同时代的人要等到很多年后。当时在台中读高中编校刊的我，一面也读着其他高中的校刊，（现在台北市政府新闻处处长）罗智成主编的〈附中青年〉就是当时全台湾最厉害的校刊。附中校刊里有一篇小说也叫〈我和你和一只狗叫布〉，也是来自「罗伯福音」的启发。那是另一位在苦闷中成长的高中生张惠国写的，时隔三十五年了，我还清楚记得故事里青春期的主角五呎十一和他与朋友间百无聊赖的生活内容。伴随着歌词，我，和你，和一只狗叫布，可见每一个世代都有某些音乐做为伴奏而成长的…。
吉他兀自继续铿铿锵锵地弹唱着，然后我们就各自长大了，进入台北一所知名的大学。我们来自全岛各地，靠海的和靠山的，通通都凑在一起了，所有原来只闻其名的校刊主编也都彼此相见了。虽然这些英雄豪杰多半见面不如闻名，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但也算是八方风雨会中州，好像有个美丽新世界正等着他们。（想想看，现在这些主编们都已年过五十，有的从政、有的经商，有些则成了名嘴或教授，有的甚至成了某件精彩香艷绯闻案的主人翁，际遇不同，但都头渐秃腹渐宽，不复当年苍白青涩的文艺青年了。）
新的年份仍然有属于它的伴奏基调，虽然那个时代我们人人初学吉他，弹到指尖流血长茧，但只能唧唧哼哼唱些和弦简单的歌曲，像灰狼罗伯的"How Can Tell Her About You"，就够手忙脚乱的了，但我们好像已经不能满足它太简单的讯息。同班同学廖爱听the Who，一遍又一遍观看电影版摇滚歌剧「汤米」（Tommy），忍不住困惑地夜里找我讨论，艰难地咀嚼并想像其中性爱与药物的气息。同寝室的诗人杨泽则爱听长笛手Ian Anderson领军的Jethro Tull，半夜强迫我听他的"Too Old to Rock 'n Roll, Too Young to Die"，并且诗兴大发，彻夜不眠埋首创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能在他笔记本里看到好几首正在发展诗作的残句和断片…。
我自己则是个没什么分辨能力和倾向的音乐杂食者，也难怪，乡下人进城，什么都感到有趣；我有时候爱听概念恢宏的Chris de Burg，有时候着迷于实验风的大卫．鲍依（David Bowie），弹起民谣吉他时却也不介意胸无大志甜美的约翰．丹佛（John Denver），我敲着吉他扯着嗓子唱着：
I had an uncle name of Matthew
he was his father's only boy
Born just south of Colby, Kansas
he was his mother's pride and joy
我只有叔叔叫阿憨仔，在乡下是个诚实而愚钝的工人，也许马修这种名字更像合适当一首歌的歌词。
唱歌的人并不同意，唱自己的歌的台湾民歌运动风潮其实也已经悄悄吹起，我目睹它的发生而不自觉。杨弦唱〈乡愁四韵〉的历史时刻，就在学校里的体育馆，我也在现场，但我只盯着台上一位负责打击乐器的美女；不久后，〈我们的歌〉和〈金韵奖〉的唱片也开始出版了。抱着吉他的齐豫，常常就坐在文学院天井的草坪上；更激进的李双泽也不遥远，同学相约到淡水去听歌，听的就是李双泽。其实一切风云已变色，像Scorpions的歌词唱的：
An August summer night
Soldiers passing by
Listening to the wind of change
时间从生命走过，一路上都有时隐时显的背景音乐，我只是都忘了。直到有一天，收音机里传来年轻音乐人兼广播DJ马世芳和张大春的对谈。马世芳彷彿是一个老灵魂装错了青春的身体，他竟然在电台上介绍早期台语歌手文夏的音乐，而文夏正在做乡村歌曲的试验呢。我的时间一下子被推回到五○年代，回到基隆雨港的家乡，灯光颜色昏黄，声音也回到单轨温暖的真空管音色，家里那部据说是村里最早的三十三转唱机兼收音机，正流泄出美丽的声音〈台中州进行曲〉，邻居们躲在楼梯口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时间静止，乐音充满，那是另一个我魂萦梦系的年代。
（24）
世界旋转 吉他哭泣
插图：含仁
六○年代，一个如今只存梦中的消逝时光，我曾经轻触般地书写过若干，并且偷偷以为那是台湾最美好的年代。
时间彷如静止的农村，露水冰凉沁肺的清晨，绿油油的稻田菜圃，每隔一段距离，路边就放着一张小竹凳，上面摆着「奉茶」的铝制水壶和塑胶茶杯，倒出来是温吞吞淡滋味的琥珀色茶水…。那是一个还体贴着风尘过路人、担心陌生人口渴的纯朴古风、善良无争的纯真年代。
那时候我也只是个张望者，也许才六岁，坐在绿色纱窗前，正安静地盯着远方张望，看着因为天亮而逐渐甦醒的世界。那是小镇上一条通往县城的沈默道路，但我知道这淡静的街道很快地将会变得活跃起来，一开始极可能是一辆急驶的摩托车，一位带着口罩穿着雨鞋的男子，载着切成对半的半边猪身，猪皮上印满紫蓝色的屠宰税章，快速往南投方向驶去；不久之后会有第二辆摩托车，载着另一半猪身疾驶而过，然后是第三辆，第四辆，第五辆，第六辆，中间或许穿插着轰隆隆的卡车…。
我不记得身后有什么音乐伴奏，六○年代对我犹如美丽的风景画片，没有戏剧，没有情节，静止的，沈默的，无争的，一张一张翻过去。我还也没有能力对那个世界有任何冲击，我的存在也没有任何重量，我的存在和不存在一样。一个小孩在乡下，只有乌鸦在电线杆上歪头看着你，你只能默默吃饭，默默行走，默默思索，默默长大。
但时间毕竟是流动的，世界是旋转的，你的思想与身体也一点一滴起着变化，背后的确流动着某些乐音，注释着你的成长。就好像「披头」（Beatles）当中斯文内向、不多话的双鱼座吉他手乔治．哈里逊（George Harrison, 1943-2001） 在〈当我的吉他温柔地哭泣〉（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1968）里唱着的：
我看着世界，注意到它在旋转
当我的吉他温柔地哭泣
每犯一个错，我们总学到教训
我的吉他仍旧温柔哭泣
I look at the world and I notice it's turning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With every mistake we must surely be learning
Still my guitar gently weeps
悄悄地六○年代翻书般的过去，七○年代已经到来。我不再是困住在乡下、不知如何是好的小孩，我是一个在城里读书的愤怒青年。头皮上的头发和头皮下的想法都大剌剌地怒张着，好像挑衅着这整个世界。世界也不再对我无动于衷，大人们错身而过时忍不住侧目斜看着我，掩不住内心不以为然的态度；训导主任阴沉地要我到办公室见他，对校刊中发表的文章给他一个解释；军训教官则指着我不符规定的头发和鞋子用山东乡音大发雷霆：「看看你，你这成什么样子！」
这当然也是乔治．哈里逊早已预见的事，他在歌中紧接着又唱着：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误入歧途
你也曾被拦阻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上下倒悬
一个警告也无
I don't know how you were diverted
You were perverted too
I don't know how you were inverted
No one alerted you.
伴奏的音乐还在身后轻轻唱着，它预言着我以及其他年轻人的命运。我来到城里，先是到了台中，然后才是台北。台中市里座落在学校旁边的美国新闻处，本身就是一个英文书的图书馆，库藏也许不算非常丰富，对我来说却已经是大开眼界，更重要的是它借书慷慨俐落，没有任何扭捏作态的规定。我捧着这些印刷装帧精美、透露着富国强国气息的厚重书籍，耽读当中各种艺术史、戏剧史，以及社会理论，还有众多美国的文学作品。我勉强和那些妖魔英文句子搏斗着，似懂非懂地和一种陌生语言打交道，有时候是理解，多半时候是对异国的想像。但这已经太够了，知识的好奇之门一旦打开，没有人能够拦着你了。
台中对我来说有无数的启蒙，也结识了许多足以让我终身怀念的友人。启蒙的来源可能是拥有无尽宝藏的图书馆、带来远方艺术表演的音乐厅、性格奇特的怪老师（长像怪诞的音乐老师，每天幻想着自己是贝多芬，批评日本不算是伟大的国家，因为他们还没有柴可夫斯基），有时候甚至是生活型态完全不同的同学（父亲在美军基地工作，早上起来会淋浴、漱消毒水，还坐在餐桌前用刀叉「锯」着两颗荷包蛋）…。
但很快我就来到台北，开始学吉他，听着英语的美军电台。远方的越战带来混合矛盾的讯息，一种是英勇美军对抗邪恶共产主义的正义价值，另一种是反战、反美国帝国主义行径的反省与思潮，我艰难地咀嚼并吞咽这一切，试图把它们变成养分，构成一个全新的人。
有一个四月天，清晨灰蒙蒙的，我爬起来听到广播消息，越共军队已经推进西贡城，心里觉得失落，不知如何看待这些正在旋转颠倒的时局。不一会儿，我的越南侨生好友冲进我的宿舍，抱着我埋头痛哭，他失去父母兄弟的连系，也已经无家可归了。
我知道我们都有些苦楚，我们已经变成大人，我们得自己面对这个世界。音乐也持续唱着：
这把老吉他教我唱情歌
它教我如何笑与如何哭
它引介我得到若干好友
也点亮生命中某些时光
助我度过若干寂寞夜晚
哦，寂寞凉夜里好一个朋友…
This old guitar taught me to sing a love song
it showed me how to laugh and how to cry.
It introduced me to some friends of mine
and brightened up some days
and helped me make it thru some lonely nights. Oh
What a friend to have on a cold and lonely night...
（25）
第一件差事
插图．含仁
副刊主编上司歪着头沉吟了半晌，小心翼翼打量着我，用着半是命令半是请求的口气：「古龙那边就由你去连络，想办法一定要叫他给我们写稿子。」
那是近三十年的旧事了，西元纪元还在七○年代，我刚刚来到当时号称台湾最大的报社上班，工作职位是副刊的助理编辑，官位还比不上孙悟空初在天庭上班的弼马温，但我大学还没毕业，课余工作还能拥有全薪的正职，算是际遇不错了。
副刊上司是任副总编辑职的主编，本来是一位大诗人文学家，也是知名的老经验文学编辑，但来到报纸副刊工作后他也自我调整了不少，他知道副刊工作不能全从文学的角度去思考，读者大众的各种口味都必须照顾，社会上新兴的文化流行也是应该回应的重点。
那时候有什么文化新流行？邵氏出品、楚原导演的武侠电影《流星、蝴蝶、剑》和《天涯、明月、刀》刚刚在港台各地掀起一股旋风，连不爱看国片的大学生都染上疯狂，说话也模仿起电影的对白。不用说，本来已经有点落寞的武侠小说原着作者古龙，一夜之间咸鱼翻身，重新成为最热门的作家。
我的主编上司考量再三，觉得有必要争取古龙来写一个新的武侠小说连载，把那股社会流行风潮引到副刊里来。但他却面临一件尴尬的事。
原来，不久以前，这个副刊本来就有古龙的武侠小说连载，但大作家常常脱稿断稿，纪律不彰，加上也不是太受欢迎，我的主编上司忍痛腰斩了小说连载，当然也就得罪了大作家。这次重新邀稿，想到开口就觉得尴尬，主编因此打量了我半晌，才决定把任务交给这位新来的小伙子。
新来的小伙子，也就是我，也觉得心怯惶恐。在那个时代（其实现在何尝不是），作家给那家报社杂志写稿，十分依赖与编辑之间的信任关系，主编常常必须直接与作家通话，很少假手他人。我虽然也有几年编辑经验，但担任的是助手之职，我替主编写信、回信，帮他看稿、改稿，却很少有以自己的身分、名义和作家说话的机会。现在，我要不提主编的名字，直接向大作家发书邀稿之请，这位大作家会理我吗？
我从主编的记事本里抄下古龙的电话，回到座位，深呼吸好几回，鼓足了勇气，才拨通号码。电话接通时，我内心还是震动了一下，因为说话的就是作家本人，他磨了砂子似的声音听起来确实有一种与武侠小说匹配的江湖味，他听完我结结巴巴报了名号和意图之后，玩味似的沉吟一阵，才缓缓用他磁性的沙哑音说：「我等一下会在某某餐厅和几位朋友吃饭，你如果有兴趣谈写稿的事，就过来聊聊吧。」
某某餐厅我是知道的，离报社也不远，我离开工作一阵子再赶回办公室，应该也还来得及。但为什么这句话我摸不通是什么意思？它又像是充满光明的希望，又像是充满嘲弄的挑衅，大作家会痛快答应写稿？还是会给我报复式的羞辱？
计程车穿过下班时的重重车阵，我内心忐忑地来到餐厅，已经是迟了半小时，走进包厢时，桌上杯盘狼藉，晚餐显然是进行了一段时间。最里面坐着的，就是古龙本人，个子虽小却有一股气势，旁边有两位男子，我都不认识，席上还有三位美艷的女子，浓妆艳抹得不适合在街上行走。
古龙没起身，比个手势要我坐下，也不理我支支吾吾解释迟到的原因；他从桌底下拿起一个纸盒，掏出一瓶黑牌约翰走路威士忌，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他说：「你知道我们谈话是要喝酒的。」他把新酒瓶推到我面前：「小朋友，喝完这瓶再谈话。」
我离开穷乡下来到城市不久，酒也没喝过几回，黑牌的约翰走路只是遥远的洋酒名称，我看桌上的瓶子，不知道该不该当真。古龙倒是笑吟吟地打开酒瓶，满满倒了一个喝啤酒的玻璃杯，并举起他自己的酒杯，我慌张地拿起酒：「古龙先生，我先敬您。」
一大口入喉，烈酒像火炙一样灼烫整个嘴巴，「别急，先喝口水。」古龙又推了一杯开水过来。旁边的男男女女已经不可遏止地笑了起来。
「古龙先生，我先把这杯干了。」我的蛮劲也来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不是吗？
古龙饶富兴味地看着我涨红的脸，他倒是不慌不忙，先给自己的杯子加冰块，看我干杯也不冲动，只抿了一口。
「要不要先吃点菜打个底？」古龙问。
「不用。」我看着消降缓慢的酒瓶，担心着进度，也担心着办公室里的工作，我又倒满一杯：「古龙先生，我再干这一杯。」
杯子又空了，旁边的小姐戏弄似的拍起手来，「再来一杯。」
我感觉到自己唇舌麻木，说话艰难，但杯子还是举起来了：「我再干了这一杯。」
不管什么好酒，大口吞咽都不是好滋味，这瓶当时算是昂贵的酒基本上是糟蹋了。但一杯又一杯，不知不觉瓶子也见底了，我觉得是到了该开口讲点写稿的事了，我说：「古龙先生……」
可是没有声音，我的嗓子好像是哑了，或者我牵动脸上说话的肌肉有困难，我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大家都笑了，但我开始感到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心跳得好像要逃离胸腔，我坐在椅子上头却忍不住趴倒在桌子上，其他人的声音也变得空洞而遥远。
迷迷糊糊中有人扶我上车，我听见古龙磨沙声说：「我送你回去。」我坐在古龙由司机驾驶的加长型宾士车，浑身冒着冷汗。黑暗中，古龙开口了：「你的主编是…？」我点点头。「你知道我和他有过节？」我又点点头。
古龙突然又笑了起来：「你知道吗？我不喜欢写稿，写稿太不好玩了。」我摇摇头，我太年轻了，听不懂这句话。
下车时我还步履不稳，古龙扶我下车，回到车上，又摇下车窗：「嘿，小朋友，你够意思，我给你写稿。」
车子如何开走，我如何上楼回到办公室，我都记不得细节。我在楼梯间吐了一回，扫地的阿姨用惋惜的口气说，「年轻人不要喝那么多酒，身体会弄坏。」
我挣扎回到座位，所有同事都瞪眼看着我，包括满脸狐疑的主编在内，我开口向他报告，声音沙哑得和古龙一样：「主编，我约到稿子了。」
（26）
新村如何成为古都
插图．含仁
车子一个转弯，经过了小公园，熟悉的巷道映入眼帘，同样的二楼公寓，同样的红砖围墙，同样的矮树篱笆，连巷口的榕树都还有着相同的弯腰姿势，我知道我已经又回到魂牵梦系的旧地：中兴新村。
那是多少年了？恐怕距离我上一次来到这里，匆匆已经三十几年过去了。
我是为了参加四姨丈的葬礼而回来的。四阿姨和二位表弟可能都没有预期我会回来，他们早已习惯我永远的忙碌与缺席，但我怎么能够不回来？在昔日父亲卧病潦倒、而家中所有的小孩都还幼小的时候，二位善良热心的姨丈，是最疼我们这些小孩、帮助我们家庭最多的亲人。但他们却是最新也最陌生的亲人，妈妈和他们甚至还语言不通呢。
三姨丈和四姨丈都是我们搬到中部山区之后才结的亲家，妈妈和爸爸作主，把美丽温柔的三阿姨和聪敏干练的四阿姨，都嫁给了在台湾省政府所在地中兴新村服务的外省单身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最新的亲戚。
三姨丈比较稳重内歛，见到不会说国语的母亲总是面带腼腆，说不了几句话；四姨丈则是热情洋溢，每次路过来访，总是人未进门，笑声和招呼声先响彻了楼梯口。也不管妈妈的国语多么困难，四姨丈总是一劲儿点头，附和地说：「大姊您说得对…。」
亲戚有相互走动之谊，我们也三不五时得到中兴新村去走走。原来在北部的亲戚，都因为我们搬到远地而生疏了来往，反倒这二位「新来的亲戚」是我们最亲密的亲人了。对不会说国语的母亲来说，这种亲戚往来是「艰难的」，有时候父亲不在家，四姨丈忽然骑着脚踏车来访（也不是什么要紧事，通常就是因为他来到附近街市买个东西，觉得应该过来看看），当他的笑声在楼梯口响起时，妈妈突然显得有点惊慌，一面仓皇抹脸整衣，一面就在我面前失去镇定，口中喃喃：「要按怎？要按怎？我又不会讲国语？」
虽然本来不熟，沟通又有困难，但三姨丈、四姨丈仍然很快成为最亲的亲戚。一个原因是距离，二位新亲戚的住处离我们只有三、五公里，脚踏车是十分钟车程，走路也是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在乡下地方，这种距离几乎就是「守望相助」的距离了；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二位姨丈都是朴直善良的人，对于我们家庭经济的困顿，总是慷慨伸出援手，忘了他们本身也是勉强温饱的基层公务员。
他们和传说中高高在上、欺负「我们台湾人」的国民党外省人不太一样，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能耐（或权势）欺负别人，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落难者」。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也极为有限，过的也是极其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失去家乡的「流离者」，有一次四姨丈提到自己多年不见的父母和故乡，竟然突如其来悲不自胜、涕泗纵横，把我们一班小孩吓了一跳。
但我们闯进这些外省亲戚的家中，看到另一种文化，譬如说他们没有我们台湾人家中普遍看见的公妈桌和祖先「神主牌」，每到过年祭祀时，我看见四姨丈就拿一张红纸用毛笔写上「李氏历代祖宗之灵」，拿这张纸包住一片厚纸板竖在桌旁，就权充祖先牌位了，全家人就对着这张红纸祭拜着，看起来也一样虔诚。姨丈家里书也不多，但和我其他外省同学家中一样，总有几本让我羡慕的书，譬如说他们书架上会有《胡适文选》、《朱自清全集》，或者蒋梦麟的《西潮》，我的本省同学家中很少有人有这些书，而姨丈还有一些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类令我同样垂涎的书，只有那些《应用公文实例》或《实用尺牍指南》，我试着读了几页，发现很难产生兴趣。
四姨丈令我孺慕向往的，不只是他随身带着流亡的一点「中华文化」碎片，还有他口中的故事，他会摸着我的头说：「宏志呀，长大了要像罗家伦一样，二十八岁就做北大校长…。」我当时不太知道这位「罗家伦」是干什么的，更无从知道我姨丈从来就「说错了」，罗家伦不曾当过北大校长，他妙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也不是二十八岁，而是三十一岁。但这句话里面的期许鼓励的意思，我是感觉得到的。
这些也都不打紧，他人的「别种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新鲜活泼的元素，刺激我们对「美好生活」有不一样的想像。这些新鲜元素当中，又以「饮食文化」最为实际而有渗透力。三姨丈和四姨丈都精于面食与烹饪，简单的材料在他们手中都有不同的生命。我们家中本来纯种的「台式料理」，如今有了新的想像。三姨丈跑来教我们做山东人的馒头、包子，和水饺，大开我们的眼界。四姨丈也有他很拿手的水饺，有一次过年，四姨丈把水饺皮擀薄，加入胡萝卜、菠菜、和蛋皮做馅料，发明了红、黄、绿三色晶莹剔透的水饺，让我们惊喜不已。
三姨丈、四姨丈是我们新得到的「外省亲戚」，这个交往过程是「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充满善意和感动的。事实上，在没有「蓝绿对抗」、「省籍情结」的操作之前，民间这种自然因为通婚、近邻、交友而得来的文化交流，大多是一些充满趣味和饶富人情的经验，很少有仇恨、敌视的交往。可能因为我们的身分地位，看不到真正大权在握、霸道横行的外省高官，位居基层的外省流亡知青，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之人，彼此相惜相敬，也是不难想像的事。
但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像我的三姨丈、四姨丈，我们通过他们，也窥见了其他外省人的生活与生命基调。我会在过年拜年之时，看见他们同样来拜年的同事或远亲，我们因而有机会同桌吃饭，听见他们用未改的乡音谈论着时事、国事、家乡事；我们也在这些短暂的相遇中，感受到他们的情感、情怀、与情操；这都是让我用「有血有肉」的方式，了解流亡在他们不曾想像的地方的这群失乡的人。更有意思的，我在这些点点滴滴的经验中，窥见了一个值得研究反省的「独特社会」：中兴新村。
在六○年代初次来到中兴新村的时候，我很讶异「它」与其他台湾农村乡镇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是它的「相貌」，我居住的乡下当时大部分还是四合院式的农村住宅，ㄇ字型的房舍围着一块晒榖场，农舍本身不是土角厝就是红砖平房；乡镇的街市商业住宅，最常见的是二层楼建筑的水泥房，基本上也是砖造的，富裕的店家或许有一块「洗石子」的地板或骑楼，那是比较稀奇的。少数的公家机关使用的建筑，有的用了旧有的日本木造房舍，像我们小镇上的医院；或者用了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洋楼，像我们当时的镇公所；只有我们小镇上富裕的农会，才用了四层的钢筋水泥「摩天大楼」…。
但来到中兴新村，它却有着大型公用建筑和大量的公园绿地；村界入口之处，不但有巍巍的牌坊大门，还有莲花池相迎；它完全没有商店招牌，却有美丽的街树和道旁花卉，红砖灰瓦的花园公寓整齐排列，秩序井然。那个时候，当然，我还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它是那么的「不一样」…。
对我来说，中兴新村给我一个「理想国」的感觉。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地景与建物看起来无不秩序井然，街道整齐干净，到处花木扶疏、宁谧安详，没有乱七八糟的碍眼建物（在这里看不到石绵瓦的铁皮屋），也没有露出破败之象的公共建设（每一座公共建筑都是新颖而端庄堂皇）。它不像我们农村到处有鸣声不断的鸡舍猪圈，更有各种水田池塘的堆肥烂泥，中兴新村对我来说，是一座「不食人间烟火」的全新市镇，它没有稻田菜圃，没有农家不可或缺的竹丛（提供日常生活使用的竹子和食用的竹笋），但它也没有我们小镇街市充斥的各种店招和商店，我不能想像它究竟靠什么生活？
我第一次亲履中兴新村是民国五十一年（一九六二），距离它的建设使用（一九五七）才不过五年，什么都是新的，倒是树木已经绿叶成荫了，不知道是保留了原有树木，还是移植而来？很快的，刚刚上学的我，就从学校老师以及其他长辈那里听来一些轶闻掌故，知道中兴新村是为台湾省政府的「疏开」而建设的新市镇，市镇的居民不是农民商人，全部是在各种政府机构上班的公务人员。我虽然没赶上战争，但听父执辈讲述「美军空袭」时老百姓如何「疏开」种种故事，对「疏开」略觉有些概念，对政府机关疏散到山间乡下的「必要性」也深信不疑。
了解中兴新村的居民不靠耕稼商贩生存，并没有解消我对它的羡慕与好奇，我在这个清洁美丽的小城看见另一种生活。譬如说，它有富丽堂皇的「中兴会堂」，那是一座纯白色巴洛克式的巨大礼堂。礼堂平日可能做省府大型集会的场地，但在周日，它又摇身一变成为播映电影的「住民娱乐场」，所有的省府员工，自然也包括我的两位姨丈，都能拿到若干电影券，周日下午，这座白色大礼堂充满嘉年华会气氛，门口那一片广大的绿地广场更成为住民放风筝、逗小孩、晒太阳的「中央公园」。
最让我感到神奇的是，当时的中兴新村从外表看，几乎看不到商店和招牌，也没有令人头疼的摊贩，但似乎居民生活上的各种需要都受到照顾。我的姨丈会带我们走往一个机关建筑，一个转角里我们会发现一家省府的「福利社」，它像后来我所认识的「超市」一样，供应着省府员工的日常生活所需，公务员们不一定用「金钱」来做交易，有许多「配给」的物资也在这里领取，省府员工的许多福利也都变成某种「票券」，凭着一张小纸条，他们有时候可以领到奶粉，甚至是一台电风扇…。但小时候的我期待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在福利社的一角摆着一只厚重的冰柜，姨丈会要福利社里的工友从中取出冰棒或雪糕，那冰凉浓郁的奶香美味，四十多年过去，我还觉得难以忘怀。
这里真的是一个神奇的自足社会，它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却又什么都不缺，在这里，什么都被照顾了，你有更多金钱也无处给你消费。如果世界上真有一种「社会主义天堂」，在我想，它应该就长这个样子…。
所有的社会主义天堂，当然都是一种假象。就连中兴新村那种宁静美丽的「和谐社会」，底层也有六○年代台湾的专制统治与军事压迫。花木扶疏的街容与蝉鸣不已的环境，底层也掩盖着老百姓恐惧噤声的「社会控制」。
可是中兴新村还是都市计画史上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为了政治目的所建设的「人工城市」，完全没有自然发展的前提，它原有的乡村和丛林面貌被弥平了，凭空建造了一座排水良好、街道整洁的「上班城市」，有点像是今天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行政专区的布城（Putrajaya）一样。中兴新村这座「人工城市」几乎没有「自然城市」常有的缺点，因为它没有自然成长的痕迹，因而也就没有随着自然发展而来的违建、破坏、和脏乱，更没有因为私产所有权所带来的各种都市规划的难题与扭曲。它贯彻了建造者的「意志」，城市规划前的任何地理迹象都不曾留下（也许只剩地形起伏和远方山景），可见「清除」的彻底，它是没有历史的，它和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之中一夜之间迎风诞生的。
这座人工城市更反应了建造者的「想像」，它不像任何台湾的城镇，倒像是对美国郊区「花园城市」的向往与回应。它有莲花池和梅园，它有大片草坪和周边花圃，它有环山的绿荫道路和幽静的住宅巷弄，它有办公楼与宿舍，也有学校与医院。它的建筑并不取材于台湾乡间的红墙黑瓦，它的植物选择也不同于台湾乡间的绿竹茄冬，它立基于台湾乡间，包围在草屯镇往南投镇的路上，但它远眺欧美社会，想要脱离现实世界，投入另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中兴新村这种奇特的建造心理与建造哲学，纪录台湾某一个世代的政治雰围，后来它的发展命运诡谲，也和它的建造前提有关。台湾政治发展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冻省」行动，使得中兴新村一夕之间被「遗弃」了，它的功能也突然「终止」了，它原来数量庞大的公务人员一夕之间被分派到各种地方。政治上一个决定，城市也突然「时间停止」了。
这一刻，我回来参加姨丈的葬礼。车子一个转弯，经过了小公园，熟悉的巷道映入眼帘，同样的二楼公寓，同样的红砖围墙，同样的矮树篱笆，连巷口的榕树都还有着相同的弯腰姿势，我知道我已经又回到魂牵梦系的旧地。几十年来，我去过的每个地方都变了，唯有中兴新村没有变。
其实它也变了。变得有一点衰败了，房舍的老旧沧桑浮现了，各种暂时使用的违建也横七竖八的生长了，昔日簇新的办公楼如今也褪色了，招牌与商店也变多了…。但其他台湾乡村都变了面貌，它却大致还和四十年前一样。
我来到位于新村山脚下的殡仪馆，坐在略嫌侷促的小礼堂里，丧礼乐队是穿着开衩短旗袍的辣妹，像「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正用胡琴、古筝等乐器演奏着不知名的哀乐，但曲子我愈听愈觉耳熟，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乐曲其实是放慢了速度的罗大佑《爱的箴言》，没多久又有一首曲子被我认出，那是放慢转速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台湾的世俗葬礼一向「与时俱进」，永远能够吸纳新的元素成为新的内容，和布袋戏一样。
坐在礼堂里，在哀乐缭绕中，我忍不住低下头想，台湾究竟该旧还是该新？或者用时髦的话说，台湾该「守旧」还是「创新」？从前这个题目容易回答，但今天这个问题可就难了，我们已经知道「历史」得来不易，我们不会轻易放弃任何已经拥有的东西。这个问题放到中兴新村来，我们应该怎么想？
中兴新村的建造理由与建造哲学是过去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可能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和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去对付某一个存在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再可能建造另一个「新村」了。但已经逐渐古老的「新村」怎么办？我们要拿中兴新村怎么办呢…？
我想起朱天心小说《古都》里的台北，一个恣意破坏记忆的城市，叫人想让记忆驻足流连也难。事实上，何止是台北，你回到台湾任何一个你成长的城市乡镇，你都会发现找不到昔日的故厝（已经拆掉了），甚至找不到昔日的街道（已经拓宽改建了），你可能也找不到旧日的学校或校舍、古庙或庙前的老榕树…，那些做为你记忆座标的足迹碑痕都已流转变换，你忍不住要问：「这是哪里？」甚至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过」。
比较起来，至少朱天心在小说中找到「对照组」是日本的京都，京都相对就是沉静安稳的存在，我们蜉蝣般的生命虽然不能丈量「千年古都」的意义，不过年复一年你重游旧地，发现古庙还在此，老树还在彼，百年老店也还在营业，你的心情因而是安定的。
但我这个「社会科学」的学习生，很快地就找到「同情」台北的理由，一种也许我可以称为城市的「社会动力学」。在我想，台北很难成为古都，是因为它还很「有用」，每天还在发展，而发展就是变化，发展就是破坏，它很难不成为一个破坏记忆的城市。只有一个城市「过去的地位」比现在重要，比未来重要，它才能有一部分「没有用」，它才能成为一个，唉，所谓的「古都」。我说的确实就是台南或鹿港那样的例子，它们过去曾经极重要，如今因为某种缘故不再撑得起原有的架构，台南不再是行政中心，鹿港不再是集货商港，它们原有的发展动能停住了，因而「变成」古都。
也就是说，包括日本京都在内，古都大多不是「自愿的」，它们大部分是被历史前进路线「遗弃」，失去了变新的动能（也就是使用的功能），它们就停在那里，时间冻结，成为某一种「过去时刻的胶囊」，也就是所谓的「古都」。只要给任何「古都」再度发展的动能，譬如苏州变成高新科技园区的例子，地产开发商就会像「使有机物腐败的细菌」一样，让你的城市立刻变了样，你得要费尽千辛万苦的力气，才能免于记忆被完全抹煞。我所说的「千辛万苦」，指的就是今天的欧洲各国，为了保存古城或古城区，他们必须拥有众多深知历史资产意义的居民，愿意为共同的文化遗产牺牲许多发展的机会，更必须放弃种种更动古迹与文物的自由，才能换来「主动的」（也就是「自愿的」）某种可以留住记忆的古城。
中兴新村就是一个被历史发展轨迹「遗弃」了的城市，它的动能突然间随着「冻省」而「冻结」了，时间往前走，台湾社会其它城市乡镇也都往前滚动，只有它留在原地，安静而且安定，变成了，呃，一种「古都」。
昨天还是全新起造的「新村」，今天就变成缓缓老去的「古都」，历史进程有时候未免也太捉弄人了。
但感伤有什么好处？我反而还庆幸台湾凭空掉下来一个「古都」呢。现在难道不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学习如何保护、保存一个古都的时候吗？
把中兴新村变成一个「现地博物馆」如何？这片占地广大、建设完整、充满独特经验的「古都」，是让我们看见城市如何由某种意志而生，又因某种意志而死的「田野实证」，它可以成为一个未来研究学习、体会理解的「完整个案」，在知识上的意义是不得了的。
有的人可能不喜欢「中兴新村」代表的国民党霸权时期的回忆，更看不顺眼它缺少政治正确的「台味」（要说台湾的Chinatown，中兴新村比台北市更有资格），但让我们宽阔大方一些，政治上台湾人早就得胜了，如今没有台湾人的「庇护」（blessing），没有人可以当选总统的，台湾人已经当家做主了，任何在台湾发生过的事现在全成我们的「文化资产」（不再是悲情记忆），昔日留下的孔庙是这样的意思，今日保留中兴新村也是这样的意思（千万别改它的路名、楼名，也不要拆掉那些如今看起来颇为尴尬的各种铜像）。
新村已经「古老」，我们要如何保留它的「古老」，而不至于「毁坏」？我们又要如何让它可以生活，可以观光，但又时间停止，不要再有变化？这当然都是颇有挑战的课题，台湾学习做一个有教养的国家，这样的课题绝对不可或缺…。
唉，我本来返乡参加姨丈的葬礼，为什么脑筋不肯休息，想起一座城市的生与死呢？
也许是我这位「外省亲戚」带给我的感慨，他诚实平凡的一生受到大时代的浪潮冲刷，也许一直有着「此身非我有」的沧桑之感，他曾经寄身在「反共基地」里一个奇特的「乌何有之乡」，无法回家，却在此地娶妻生子，落地生根，成为台湾社会的一员。他在这里慢慢重建起家乡的「滋味」（用台湾的食材做出记忆中家乡的菜肴），重建「家族法统」（一张红纸的祖宗牌位，以及他所相信延续香火的传宗接代），他在这里接受了民主的洗礼，眼睁睁看着国民党的垮台（以及变成面目全非的「台湾国民党」），最后他更终老于此，也葬身于此，他和蒋经国或马英九一样，「也是台湾人了」。
中兴新村，诉说的就是几十万流亡台湾各式各样的外省人故事，它像是个超大型「眷村」，但和眷村又不相同，它不是军队的文化，而是公务员的文化。中兴新村鲜少目不识丁的老粗，居住者大部分颇有文化与教养，但他们大部分也不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是在官僚体制基层讨生活的人，这样的生活不一定是他们的选择，但在那个战乱流离的时代，这是他们仅有的选择。
我的四姨丈走了，和他同时代的流亡朋友也纷纷走了，还没走的也很老了，我在葬礼上看到许多哀戚的老人，那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葬礼中的年轻人很少，冻省之后的中兴新村，连新一代的公务人员都很少了，现在这里是「人口移出」的地方了，和我的农村家乡一样，新血不会再来这样的地方了，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姨丈的时代和中兴新村的时代，都要结束了。
也许我们真应该听听小说家做为预言者的逆耳忠告，也许我们真应该为保留记忆做一点努力，这里恰巧有一个城市突然被遗弃，突然冻结成一个时光胶囊，突然有了成为古都的条件，我们要不要给「新村」成为一个不受遗忘、也不受破坏的「古都」的机会呢？
葬礼之后，我和二姐送已然老去却聪明依旧的阿姨回家，车子一个转弯，经过了小公园，熟悉的巷道映入眼帘，同样的二楼公寓，同样的红砖围墙，同样的矮树篱笆，连巷口的榕树都还有着相同的弯腰姿势，走进巷道，房舍面貌也依旧，再进阿姨的房里，老式沙发铺着沙发套，简单的木头茶几上还立着热水瓶，家里的陈设恍若昨日，生活方式也停在四十年前，这曾经是我熟识的「一种台湾」，它也快要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我来送姨丈的最后一程，却彷彿送别的是一个时代，和一种存在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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