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光往事》
序
夜市
六阿姨的聘礼（六个阿姨之一）
末子阿姨的婚礼（六个阿姨之二）
四阿姨的约会（六个阿姨之三）
山的那一边（六个阿姨之四）
舅舅来访时（六个阿姨之五）
阿雪
在山中
二姐的抽屉
二哥的大考
父亲的水晶
持子之手
脱衣舞娘
潜入戏院
升旗台上的软骨美女
升旗台上的管乐队
少年陈瑞仁
笋滚笋的滋味
难忘的书店
我最喜欢的书店
有咖啡的生活
文学门缝
你和我和一只狗叫布
世界旋转 吉他哭泣
第一件差事
新村如何成为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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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人生来是个张望者，呆坐着，看着世界在他眼前流动…。
但或者不是？婴儿初生下来的时候，视线迷离，听觉锐利，他依靠听觉校正他模糊看见的一切，并赖以学习语言，这个阶段，他其实更是像个倾听者。
但那只是很短的时间，很快的，他的视觉发展起来，也许此刻世界在他眼前已经明亮并宽广许多，世界流转开始引起他的兴趣。本来他的视野仅及于照顾他的「母亲」的脸庞（他也许还不知道「母亲」的意义，但他的观察重心的确是这一位「照顾者」肌肉牵动的脸部表情），或者仅及于头上那个旋转并发出声响的吊挂音乐铃。此刻他的头部已经能够转动，他的视野大大地拓宽了，他开始看见许多事，大量的「视讯」代替了声音，成为刺激他脑部发展最重要的来源，他变成一位张望者了，而且他将一辈子都是。
想像一个小孩躺在那里，他扭动身体，旋转刚刚发育的颈椎，眼睛清澈明亮，世界在他眼前舞动流转，讯息一幕一幕不停地倾注入他的眼中。他看着世界，却还不明白每一幕画面的意义；他看着世界，却对世事无能为力…。
我仔细端详另一个成长的小孩，想像自己最初的成长，我必须藉由观察他者以了解自己，因为我已不复记忆。
我穷尽力气却仍无法记得，当我躺在那里，嘴里依依哦哦练习着尚未成型的语言，扭动身体并旋转头部，张望眼前流转而过的一切事物，我究竟有什么感受。我已经不复记忆，我是如何认识这世上的诸事诸物，我也不复记忆，「意义」是如何第一次进入我的脑中，像黑暗中划开一枝火柴一样…。
等我再有记忆，我已经是个我所认识的张望者了，清晨时光在窗前呆坐着，看着世界在他眼前流转。这个时候，我身后已经有各种杂沓的背景声音，我不必回头，就能认出其中有一种声音是我母亲在呼叫三阿姨帮忙的声音，另一种声音是母亲用锅铲碰撞炒锅的声音，也有一种声音是炉上水壶烧开的声音，当然还有大哥匆促刷牙漱口的声音，我还能听出母亲装填便当的声音，邻居妈妈斥喝小孩的声音，二姊收拾书包的声音，末子阿姨走下楼在门口拦住骑脚踏车卖菜农人的声音…，每一种声音我都能辨认，每一种声音对我都有「意义」，我是身处在一种我所熟悉的「环境」里了。
也许正因为这一切是每个人「认知系统」发展的必然过程，我们太熟悉它，以为它的存在理所当然，甚至到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地步，不曾动念想要检视或盘点它们。等到我惊觉「成长」阶段已远邈，如今剩下的只是「衰老」和「消逝」，就连我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环境」，也已完全成了逝去的风景，我才发现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并不如想像耐久，它们更像朝露泡沫，或者更像是我童年在田边路旁常看见的某种朝绽夕淍的不知名花朵，你是一转身就再也不见它了。
那约莫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或者已经是二年级？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我勇敢地想一个人走往远一点的地方。我住在小村镇的街市边缘，稍稍往外走去，就是满地的稻田与菜园；抬头我可以看见村里每个角落都见得到的一座山，山势平缓伏起，形状彷若一匹匍匐沉睡的巨兽，山名虎山，是传说中昔日国姓爷郑成功掷剑伏虎的所在。我沿着山脚下的农村道路前进，每隔一小段路，我可以看见村里的一些小聚落，通常是一丛丛竹子和几栋黑瓦土墙的房舍，农舍旁总会走出几只昂首阔步的鸡禽，机械化地点着头啄食地上的砂粒，也不时会从农舍后面传来猪只鸣啼的声音。
我快步走在灌溉用的沟渠旁，流着汗吹着风，微微有种身体上的快适感。水沟旁的高地有时候农人会种植番茄，我可以看见叶子下藏着青色的纍纍结实。水沟上方也飞舞着蜻蜓或者蝶娥，稻田整齐干净，不容易见到杂草，即使是在水田边缘或者田埂纵横之处。但是地上一朵紫色的小花引起我的注意，啊，那是多么美丽的小花呀！我幼稚的美感心灵被触动而颤抖着。它从地面的低草丛长出，约为拇指指甲的大小，淡紫色，花分四瓣，中有黄色的花蕊，露珠滴在它的身上，让它在阳光下显得晶莹剔透，也许只有广播剧里的「可怜花」可以描述它。但它太娇小脆弱了，我不敢冒险摘它，我想着回头的路上再把它摘回去，也许还来得及把它插入有水的小瓶，有机会让它持续得更久。
等我冒险完毕，回头寻找那朵花的时候，太阳已经高挂了，热气蒸腾，我头上冒着汗，汗水滑落整片脸颊。但我找不到那朵沾着露水、可怜楚楚的小紫花，我搜索记忆，想再度确定它的位置，我错记它的位置吗？还是被其他人摘取了呢？最后我在一丛野草里看见一朵干扁枯萎的残花，早上是一朵新绽盛开的花朵，不到中午它已经历经了生命，成为枯萎消逝的美丽。我彷彿受到了某种震撼，若有所失地走了好一段路，如果可怜之花的日子如此短暂，我自己又将如何呢？
我那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消失」或者「改变」，可能是生命的基调。坐在窗前再看眼前的世界，我也有了不同的感受，我逐渐认出来，即使是我坐着不动所看见的世界，也一迳地变个不停。昨天还叫卖着馒头的山东老兵，今天不再出现，他到哪里去了；挑菜来卖的大婶，有一天变成年轻的男子了：清晨送丧的队伍，带走了隔壁的阿婆，她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了…。
何况后来我也坐不住了，我长大了，离开了家，投入外面的红尘世界，从此我卷入它，和世界一起像在洗衣机里一样快速旋转，头昏目眩，无暇思考。
又有一段时间，当我在工作中奋起争斗，我以为我在经营世界，后来发现你的生涯其实只是急流泛舟，高抛或坠落，尖叫或惊叹，身不由己的时候多，自主掌舵的时候少。也许我可以修改胡适的诗句，来做戏谑式的自我写照：「清夜每自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公司，一半属朋友。」
也许就是这些真实感受，让我转而珍视短暂的人生经验，让我意识到生命里的每个片刻都有特殊的存在之理，让我相信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如果是这样，重新把人生的片段遭遇和交臂的各色亲友记录下来，不仅可供疗愈，也加强了自我的「存在感」，我们真实存在，不是吗？
是这些力量，引领我去描写我的父亲、母亲、六个奇妙的阿姨，以及我的兄弟姊妹。也是同样的力量，让我去追想成长中的平凡却刻骨铭心的遭遇，那些平凡却真实存在的邻居与友人。
此刻我彷彿是一位坐在电影院里的观影者，灯光灭去，黑暗中绿光闪烁，它投射在银幕上演出一幕幕的「过去」，但影片里的故事好像有点过度戏剧化而不真实，配音也好像太熟练、太干净而显得不写实，我也看得有点尴尬，又觉得熟悉又觉得陌生，不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电影有时候拍得好，有时候拍得坏，但既然进了电影院，不如就平心静气看下去…。
（作者按：我把一部分在《雪爪追踪》里的文字编辑成书，这篇有感而发的文章似乎是可以做为它的新序，既然文章都发表在这里，我也就把序放在这里了。）
（1）
夜市
在通往夜市的路上，父亲咳得厉害，几乎要把肺囊都咳出来，激烈的咳嗽声响彻在安静无人的街道上。他的背愈来愈佝偻，脸色也昏暗蜡黄，简直和他右手食指、中指之间被尼古丁薰黄的颜色愈来愈分不清。他穿着变黄的汗衫和灰旧的西装裤，看起来也有点邋遢而猥琐，和其他没出息的乡下中年男子没什么不同。我的心里其实是既不情愿又不甘心的。
这样的父亲和我的想像、我的愿望，以及我的描述太不吻合了。我总是在学校里向老师、同学吹嘘地描述父亲的丰功伟业，他是如何厉害的煤矿工程师，管理着多么进步的煤矿，如何在遥远的矿场里工作，虽然那个地方究竟在哪里我也一无所知，但总不会像我们所在的农村那么平凡。
事实的真相是，父亲已经病重，连医院也不再肯收留他，只要他回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也已经失去了他引以为傲的煤矿，不再外出工作，每天坐在家里同一个位置抽菸发呆，一遍一遍读着报纸，喝着反覆冲泡直到淡而无味的香片，偶而才外出散步或买菜。但他体面好看的西装、闪闪发亮的皮鞋都已经收起来，他渐渐和其他村子里的人一样，变得焦黄、衰老而猥琐，他不再在乎外表，内衣汗衫就可以当做外出服，渐渐不像我口中骄傲描述的英挺人物，这让我又着急又羞愧难当。
走往夜市的途中，我的感觉愈来愈复杂，因为很快地我们就要进入比较热闹的小镇市区，走进镇上那唯一的一条晚上灯光明亮的街道。在那条街上两旁的商店里，将会遇见我的同学坐在店里呆望着外面，他们有的家里卖现制的面条、有的卖鸡蛋和酱菜、有的验光配眼镜、有的卖木桶、水桶、铝桶，有的家里修理脚踏车，或者家里是布庄、米店、西药房…。他们将会看见我和一位平凡邋遢的衰老男子走在一起，他们将会识破我的谎言，知道我的父亲并不在远方的台北，而是在乡下无所事事。
我轻轻挣脱父亲握着的我的手，稍稍落后一步跟着他，希望这样可以暂时松开我们的关系；父亲似乎不曾察觉我的心思，继续在黑夜里咳得呕心掏肺，身体激烈地震动。穿过了两旁都是稻田的道路，我们进入灯光明亮的街市，经过同学家的制面所，经过同学家的杂货店，经过同学帮忙看守的夜市摊贩，父亲走进一家镇上仅有的西药房，我跟着后面，那也是一位同学的家，同学正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只能面无表情不理他。
进了西药房，坐在客厅的药师向父亲点头致意，请他进入后面的小房间，等父亲坐定之后，头发已发白的药师拿出一只巨大的玻璃针筒，为父亲注射一种黄澄澄的药剂。针头插入手臂的肌肉时，我瞥看见父亲皱起了眉头，大概是试着忍住疼痛吧。打完针后，药师和父亲又聊了一下天，父亲才步出药房。一星期总有一次或者两次，父亲就要到药房来打一针，我们都听说父亲病得很重，每周打针就是明证，但我也不知道他患得是什么病。
虽然和父亲一起上街，有时候带给我很大的尴尬压力，特别是他愈来愈萎顿的容貌，和愈来愈随便的穿着，但我还是喜欢和他出门，因为最后总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打完一大筒针之后的父亲似乎心情愉快，他的面容焕发起来，用力拍着我的肩头，说：「走，我们去吃面。」
我们穿过夜市，那里常常有吸引我目光的跑江湖卖膏药的师父，他们总是带来各种不同的把戏，让我们这些乡下小孩大开眼界，顺便还学到各种猥亵的禁忌知识。有一些卖跌打损伤外敷药的师父强调练功习武，他们自己就是穿着短打、一身肌肉的练家子，地摊上除了摆着药粉、药膏、贴布之外，也摆着几张证书、感谢状，和照片，旁边更散落着放着石锁、金枪、刀剑之类的武器，点明他们的来历。他们也总是先表演一段拳术或耍一趟刀枪，然后才托着盘子卖一会儿膏药。有些师父则带来奇怪的动物，有人耍猴，有人玩蛇，也有人带来能表演特异功能的老鼠、鹦鹉，或松鼠，有的师父则带来不曾见过的奇禽异兽。有一次，有一位师父带来一条两头蛇，放在一只布袋里，摊上有状极狰狞的图片，标示那袋子里是一条世间罕见头分双叉的凶猛眼镜蛇，布袋蠕蠕而动，卖药师父又几次作势要把袋中之物扔到我们脸上，吓得观众东躲西闪，沾染不祥。我站在那里看得忘了时间，直到姊姊寻到夜市把我唤回家，那条「两头蛇」始终没有现身，让我一直耿耿于怀。
但今晚和父亲一起出来，我是不可能在卖药摊子前停下观赏的。我们直接穿过夜市，来到市场口的小面摊，卖面师傅不巧也是班上一位女同学的父亲。其实也没什么巧不巧，镇上那么小的地方，每个都认得每个人，每个人都和每个人有点什么关系。
点着黄色灯泡的小面摊卖的是典型的台湾切仔面，有油面、米粉，也有我们爱吃的意面，面摊上更有各种令人垂涎的小菜。父亲和我坐下来，他自己叫了一碗意面，也为我叫了一碗，并且要面摊师傅在我那一碗面里加上一颗卤蛋，有时候则加一颗卤贡丸，是更奢华的意思了。意面的汤很清，汤上漂着一点香气十足的油葱，面上放着一些豆芽和韭菜，并且摆上一片白煮的猪肉片。我们太少有机会能够在外吃东西，这种偶然才有的小吃对我而无疑是最高美食。特别是那一颗在卤汁中卤煮极入味的贡丸，它不同于后来我来到台北才吃到的弹牙新竹贡丸，它更大更软嫩，中间包有肉未，似乎是鱼浆所制（而非一般贡丸的猪肉），我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鱼丸或贡丸。
吃完面后，父亲点起一根菸，若有所思在面摊上沉默许久，我在旁边呆呆地等着，很怕遇见面摊老爸的女儿同学，心里希望父亲赶快起身回家。我的念力彷彿奏效了，父亲好像被电到一样跳了起来，大声叫道：「头家，这边算一下。」付帐之后，我们就回家了，一前一后从灯光明亮的街上慢慢走回黑夜中的家。
父亲有一次在回家前迟疑了一下，交代我在家里不要提到在外吃面的事。我点点头，以为是家中兄弟姊妹众多，父亲不一定能「公平」地带大家出门，特别是一些兄姊已经大了，大我一岁的哥哥又在准备考初中，真正能跟着父亲出门的只有我和弟弟，父亲大概是不想让其他小孩不开心吧？
这样和父亲在夜晚的市场口吃面的机会有好多次。昏黄的光裸灯泡下，小面摊冒着白烟和香气，一碗香喷喷的清汤面，漂浮着一、两片白肉，以及那一颗大如拳头、软嫩柔美的卤贡丸，合起来成为我童年最美丽的回忆。
很多年以后，父亲已经过世，我和母亲闲聊时提及父亲带我去吃面的旧事。母亲说：「那是他该打针的钱，是他自己不想治疗了，每次只打一筒营养针，另一筒的药钱就拿去给小孩吃面了。」她又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很多年之后，到他死前才知道。」
父亲交代不要提到市场口吃面的事，原来是这回事。
（2）
六阿姨的聘礼（六个阿姨之一）
插图：含仁
两位工人模样的男子吃力地抬着一个木头架子上楼来，狭窄的楼梯通道让他们回旋困难。抬上来的架子约莫是六尺长、两尺宽，架子上满满地放着一个一个的大饼，大饼上贴着一张红纸，写个囍字。两个人把木头架子抬进来，放在榻榻米上，低头欠个身，算是行了礼，父亲正襟跪坐，头发梳得油光整齐，他弯腰深深鞠躬回礼，工人们随即退了出去。
紧接着又进来另外两名工人，这回我认出其中一位是附近糕饼店的师傅，毛巾还绑在额头上，他们抬进来另一个木头架子，架子上一样满满摆着贴有囍字的大饼，父亲再度鞠躬回礼，他们也退出了。然后是另外两名工人，架子上是同样的大饼和装饰；然后再有两名工人，又是一架子的大饼…。
可能已经来了约莫十个架子，榻榻米上已经排得到处都是了，架子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喜事大饼。但工人和架子还没停，像水流一样，来了一队，还有一队。楼梯口已经挤满了好奇窥探的邻居小孩，使得搬运工人的行进速度更加缓慢，我们自家小孩一样好奇，我躲在妈妈背后观看，哥哥姐姐们则藏在父亲背后的房间，拉开纸门张望着。
突然间，工人抬进来架子上的内容主题起了变化，这一回架上不是大饼了，而是一堆一堆的糖果，有冬瓜糖、花生糖、牛轧糖，还有大块的冰糖等等，五颜六色，十分诱人。两名工人退出去，另外两名工人上楼来，同样是一架子五颜六色的糖果。探看的人更多了，不再只是小孩，连大人都来凑热闹，父亲堆着憨憨的笑容，忙着鞠躬给送礼工人回礼，又要点头和观看的邻居打招呼。这时候，担着糖果的架子还继续川流地送上楼来。
糖果的架子走了一阵子，架上的陈列又变了，这回是各种花糕了。雪白色的方糕、米黄色的花生酥糕，一块块叠起来，堆成梯状，每个架上有好多堆。然后糕饼店的老板也抬着其中一个架子上楼来了，放下架子，立即趋前和父亲道贺，一面拿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拭他的满头大汗。
花糕走完，新的架子里的内容复杂起来，有瓜子、甘纳豆、橄榄之类的零食，我对甘纳豆特别垂涎，因为那是我最爱的零食。架子上有的也摆着香皂、肥皂之类的日用品，一块一块叠成金字塔型；还有一块一块折好的布料，或者缎子、丝绸，或者是布面，甚至还有可做西装的高级毛料。
屋子里里外外全都堆满了架子，工人还是两名一组地陆续搬东西进来。这时候鞭炮声响起，准姨丈进来，满脸诚惶诚恐立刻扑跨在父亲面前，父亲慌不迭地去扶他起来，两个大人拉拉扯扯，嘴里讲着各种客套的话语。我听到父亲说话的内容，意思好像是要他把东西拿回去，心里不禁暗暗着急起来。
准姨丈，也就是后来的六姨丈，和六阿姨交往已经一阵子了，偶而还会来家里做客，和我们家人也已经熟了。他讲着一种奇腔怪调的台湾话，还带着浓浓的鼻音，常常被我们小孩拿来模仿取笑；妈妈说因为他是福州人，讲的话和我们漳州人不一样。准六姨丈有自己的事业，是我们往来亲友中经济最宽裕的人，他的提亲得到父亲首肯之后，今天送来的聘礼就是丰硕壮观而礼数周到的，邻里街坊之间面子已经做足了。
妈妈有六个妹妹，也就是我的六个阿姨。妈妈的父母亲在战争时期就都已经过世了，六个阿姨都由大姐夫（也就是我的父亲）扶养成人，现在父亲也是以家长的身份来主持这些小姨子的婚事。六阿姨年纪较小，准备结婚却比较早，三阿姨、四阿姨都还没嫁呢。不，我这样说也不对，七阿姨年纪最小（所以叫做Sueko日文里「末子」的意思），却早在一年之前已经嫁人，只是她嫁的夫家较穷，没有这样的聘礼场面。
但父亲意志坚定，最后用长辈的口吻，下了像是命令的话：「大饼我跟你收下来，其他你拿回去，这样已经足够了。」妈妈也立刻在一旁帮腔：「对呀，这样已经足够了。」
两个男人又言词推让了一阵，但肢体已经缓和了。准六姨丈终于回过头，对着即将搬架子的工人挥挥手，工人会意止步，转身退回去，走在后面的搬运工也都吆喝着回头了：「不收了，不收了，回去吧。」准六姨丈也跟着退出去，屋子里突然间就平静了。
看到大人们离开，我高兴地在礼物架子中跳来跳去，检查各种聘礼的内容与用途，我当然最觊觎那些多达数十包的甘纳豆，粉红大颗的纳豆饱满结实，每一包都是两斤装，份量十足，我想像我们小孩可以大把大把地吃它，不必再小心翼翼一颗一颗地囓咬着。
不久后，糕饼点店的老板肩上披着毛巾匆匆跑来了，父亲不知道对着他低语说了些什么，又拍拍他的肩膀，糕饼店老板一直点头，汗珠从他额头上滴下来。糕饼店老板离开几分钟之后，一群工人又回来了，一样是两人一组，他们开始把送来的架子连同上面的礼品抬回去，一架子一架子拿走了。
所有的小孩都呆若木鸡站在旁边，惊骇地看着搬运工作的进行，看着那些美好的东西成为昙花一现的梦想，如今又重新一样一样地消失在眼前。我没说话，我才四岁，轮不到我说话。不知道是那个小孩先开的口：「妈妈，为什么这些东西要退回去？」
妈妈还没有完全感受到小孩子们的失落和失望，只是淡淡地下了坚决的结论说：「我们不能收，收了以后我们怎么还人家还得起？」
要等到很多年后，我们有了录影带的观片经验，我们才会说那像是「倒带」一样，但那时候我们不懂得这样说。工人们先把衣料拿起了，然后把日用品也拿走了，然后开始搬运那些零食。瓜子、橄榄我都不那么在乎，很快他们就开始搬那些甘纳豆了，每一个放有甘纳豆的架子抬起出去，我的内心就阴沉一分，也破碎一分。
终于，他们要搬运最后一个放有甘纳豆的架子了，他们显然无意留给我们任何一丝的希望，我忍不住冲出去，拦住工人，紧紧抱住那个架子，大哭了起来。
工人停在那里，忍不住地笑着，一面转头看着我的母亲，妈妈走过来把我抱开：「乖，那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要还人家。」
我明白那是最终的命运了，每一次的抗争最后都是同样的命运，你永远不可能对抗大人的最后决定，我有限的生命经验已经明白这件事。我不吵闹了，噙着眼泪，一面还轻轻抽泣着，安静而认命地看着工人们把那些放置在房内的礼物架子一个一个搬出去。
其中的大饼已经被妈妈指挥阿姨们收了下来，并且一面忙碌地送往左邻右舍，空架子也让工人收回去。礼物搬空之后的日式屋子，不知怎地，看起来比原来空旷荒凉许多。
（3）
末子阿姨的婚礼（六个阿姨之二）
插图．含仁
战争之际，似乎亲人容易死去。倒不一定是因为刀兵之灾本身，虽然每个人也都能说出一些空袭时砲弹如何从发梢掠过，或击中邻居的惊险故事，但我听到的直接死于空袭或射击的平民故事还是比较少，大部分是死于战乱流离、疾病无药可以医疗，或者是营养不良等的间接原因…。
与战争经验同时常常听到的故事是疟疾的流行，妈妈说患染痲剌痢亚（Malaria）打起摆子来很痛苦，一阵冷一阵灼烧，不断出汗，好像要死去一样，但发作一阵子痛苦又会突然消失，你还是得没事人一样爬起来生火烧饭，煮饭煮了一会儿，摆子又急急发作了，忍不住时只好丢下煮了一半的饭，再挣扎去床上盖着棉被发冷发热，好了再起来工作，也继续等待下一次的发作。
妈妈说这样的往事说得稀松平常，因为无药可医，痲剌痢亚传播又广，好像身旁亲友都轮流染病发作似的，这些故事也因而听起来不像灾难或悲剧，倒像是在说早上起来轮流去吃一碗豆浆那样的日常生活琐事。但毕竟许多亲人还是在那个时节里死了，生离死别的遭遇也多了。
「那时候没东西吃，也没有药医病，只能眼睁睁看她倒在眠床上，一点一点死去。」妈妈淡淡地叙述她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未曾谋面的外祖母，在战争中过世的往事。
妈妈是家中最大的女儿，已经嫁人，和她还很年轻的母亲一样，都得料理一个家，她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好像是姐妹或者相互打气的朋友，而不是母女。但外祖母在战争中经不住生病的折磨死了，身后留给母亲尚未成年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这还不包括另外在战争中夭折的最小的一个…。
妈妈讲到往事，提到这些自己的弟妹，才开始真正长吁短叹，因为这些众多弟妹的油瓶才是她内心最大的压力，她那个时代一个无力谋生的女子，这样的命运可以变成巨大的悲剧，可是父亲似乎是毫无反对意见地接受了这些来自婚姻的新牵累，也肩起亦兄亦父的照顾责任，直到他们一一成家立业。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我的这些阿姨们提及父亲时都还恭恭敬敬地说，欧尼桑（日语称呼哥哥的敬语）如何如何；妈妈和她们说话也总是说，「恁阿尼仔待你们不薄啊，一个个把你们养大，他有一口饭，你们就有一口饭呀！」阿尼仔就是欧尼桑的暱称，小时候家里的用语有许多这种日语变台语之后的变体语言，我长大之后学了一点日文才弄得明白。
这个家庭剧变可能带给妈妈长期的心理压力，总觉得亏欠先生和婆家，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也变得很严厉。但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这可是一件热闹好玩的事，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生存压力，只知道很少有其他朋友家里住着这么多年轻美丽的阿姨，每天忙进忙出。
年轻的阿姨们忙些什么？忙得就是我们这些更小的小孩。我们每个小孩都「分到」一个阿姨，像是特别照顾我们的奶妈一样。这些「分配」好像没什么规则可循，像我就「分到」家里年纪最小的阿姨：「末子阿姨」。
末子阿姨是妈妈家中最小的妹妹，妈妈叫她Sueko，也就是「末子」的意思，但我们小孩不懂日文发音，只是跟着大人叫：「苏雷可，苏雷可。」
末子阿姨有一段时间曾被送到别人家收养，妈妈可能是想减轻夫家的负担，其他妹妹比较大，已经有一些较强的个人意志，最小的妹妹还小，就送到人家家里去了。那个时代「童养媳」的风俗还在，也有人愿意收容，但到了人家家里一阵子之后，大概是不习惯，或者受到不好的对待，末子阿姨又逃了回来，妈妈不忍心，何况父亲也觉得不必如此，末子阿姨就留下来了。
留下来的末子阿姨有一点心理不平衡，又正是青春期的叛逆少女，她是唯一会和妈妈顶撞的阿姨。但末子阿姨的叛逆和脾气并不用在我身上，她做家事时，累了会发脾气，觉得老幺没人疼。但她负责照顾我时，她总是大眼睛瞪着我，满脸堆笑逗着我玩，对我好极了；我顽皮惹妈妈生气时，她总是匆匆把我抱走，生怕我会被妈妈责骂…。
末子阿姨自己也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小孩，她也不喜欢成天待在家里，喜欢到处东看西看。她常常把我用包袱布绑背在背上，趁妈妈不注意偷偷溜出门外，来到隔壁卖花生汤的人家串门子。卖花生的家里有年龄相仿的大姐姐，她们在厨房一面聊着天，一面帮忙捡着花生。我本来昏昏欲睡躺在末子阿姨的背上，被花生汤的热气与香气惊醒，忍不住挣扎起来；这时候，末子阿姨会让卖花生汤的大姐姐舀半碗花生汤给我喝，花生汤雪白浓稠，香甜柔顺，还有一大颗一大颗软绵绵的白色花生仁，十分好喝。末子阿姨一面喂我喝花生汤，一面抚着我的脸颊唱歌，直到远方传来妈妈斥骂的声音，末子阿姨吐了吐舌头，手指在唇上比了一个千万别说的手势，重新把我绑在背上，一溜烟地跑回家了。
有一天晚上，末子阿姨呜呜的哭了，她对着妈妈说：「阿姐啊，我不要嫁人。」我走过去抱住她，想知道怎么了。妈妈笑着对我说：「苏雷可明天要嫁人喽，她要你做她的花童。」末子阿姨也破涕为笑，把我搂在怀里，她又哭又笑，我太小，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依稀感觉末子阿姨在帮我穿衣服，我睁眼看她，她穿了一身白色美丽的新娘服，三阿姨走过来要帮手，末子阿姨又哭了：「最后一次我给他穿衣服了。」鞭炮在外面霹哩叭啦响，大人们匆忙的脚步交织在纸门外，我爬起来，发现自己穿了一身新衣。妈妈笑呵呵走过来说：「赶快到门口去，新姨丈就要来了。」
妈妈跟我说，要站在门口等待，看到结彩带的黑头车来，鞭炮响起就要去开车门，她反覆叮咛，一直说：「会不会？嗄？」
我像个小聪明一样大声回答：「会！」
车子果然来了，到了门口停下来，鞭炮也响了，四面漫起浓烟，我走过去开车门，但是试了几次都打不开，新姨丈笑呵呵地从里面开了门，我踉跄了一下差点摔了跤。新姨丈大手一把捉住我，笑吟吟地把一个红包袋塞进我的裤子口袋。然后大人们有许多喧哗笑声，我看见末子阿姨打扮得像仙女一样美丽，端着茶和橘子走出来，然后又有许多喧闹和仪式。
最后新姨丈扶着末子阿姨要走了，末子阿姨突然又回头满脸泪痕捉住妈妈：「阿姐呀，我不要嫁。」妈妈和父亲却都只是堆着笑，末子阿姨又冲向我，把我紧紧抱住，哇哇哇大哭起来：「阿姐呀，我舍不得小弟呀！」
但那只是仪式，阿姨最后牵着我的手，缓缓走出门外，准备要上车，鞭炮又响了。可是我在爬上汽车的时候，头顶撞上了车门，痛得大哭起来，新娘子急得把我抱在怀里，把白纱也掀起来：「呀，惜惜惜，不要哭。」
喜宴上，末子阿姨一直抱着我，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的模样。最后妈妈和父亲说要走了，末子阿姨又用红包袋包了一只鸡腿塞在我手上。回家的车上，我本来开开心心吃着鸡腿，但愈想愈不对劲，我突然发现我的苏雷可阿姨没有回来，而且可能是不会回来了；鸡腿还咬在我的嘴里，我已经忍不住大哭起来。
妈妈一巴掌打在我的后脑勺：「人家在扮喜事，你这个小孩早也哭晚也哭，是要做啥？」
（4）
四阿姨的约会（六个阿姨之三）
插图：含仁
一直窥探窗外的妈妈突然轻呼：「啊呀，来了，来了！」三阿姨闻讯则掩口惊呼：「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全家人旋即陷入紧急与混乱当中…。
我从二楼窗户探头去看，昏黄夕色里，一辆三轮车的黑影已经从远方的公路转进我们房子前方的小径，沿着稻田一路行来，很快就要来到我们家门口了。我还想继续探伺从三轮车下来的是何方神圣，冷不防三阿姨一把抓住我的后领，一面气急败坏在我身后大叫：「人家已经来了，还不赶快去穿鞋？」
我早已经穿好全身整齐的礼服等在屋里快一个钟头了，这样光鲜的打扮通常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有，现在才秋天呢，离过年还有好几个月，但今天是一个新鲜的大日子。四阿姨经过相亲之后，已经初步对男方有了好印象，现在对方诚恳邀请，两人将进行第一次单独的约会，让彼此有更多相处了解的机会。当然，在那个时代未结婚的孤男寡女怎好独自私会？女方提条件说要带一个伴同行，而选中的护花使者就是不满七岁的我了。
约会的节目是说好由男方请客的一场晚餐，小镇里没有像样的餐厅，男方因而把约会订在隔壁村子的省政府员工福利社附设的餐厅，路途可不近，男方又约好亲自来接。整个下午全家上下都神经紧绷、坐立不安、议论纷纷，妈妈盯着四阿姨的服装换了又换、看了又看，三阿姨也凑着一起讨论各种细节。现在，黄昏向晚的真理时刻终于降临，来客的三轮车已经兵临城下，接下来的故事究竟是要怎样发展呢？
但四阿姨是全家最镇定的人，她好像反倒不紧张，顺从地或者忍耐着接受两个姐姐关于服装和打扮的反覆无常的建议，有时候我也听到她在房里发出大声、带着抗议的口气说：「哎呀，这种样子怎么见人呀？」
不知道经过几次反覆的修改之后，四阿姨终于艷光四射地走了出来，全套深蓝色有方格的洋装，头发下午已经先到美发店里洗烫好了，耳朵上别着的是妈妈珍贵不轻易示人的珍珠耳环，脖子上则是一串和耳环成套的珍珠项鍊，手腕上还有外祖母留下来的翠玉手环。她脸上打了粉底，涂了胭脂，唇上还涂了红艷艷的唇膏，她几乎像是电影画报上印出来的电影明星了。三轮车来到门口时，家里叽叽喳喳乱成一团，她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抿抿嘴唇，伸手拉着我，回头看着嘴里还唸唸有词的妈妈说：「阿姐，我去了。」她挺起胸膛，英雄勇赴刑场一般，快步往门外走了出去。
四阿姨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消失在我们家庭之中，大人们提到她的名字时都低声窃语，有一种小孩不该多问的禁忌气氛，我们也都不知道她怎么了。但在我们举家搬到中部山城之后，四阿姨突然又回来了，再度成为家庭里的一员。我们小孩子都很高兴她的归来，特别是跟随妈妈最久的三阿姨刚刚嫁人，四阿姨就成了家中帮助妈妈的重要支柱。
四阿姨和三阿姨个性是很不一样的。三阿姨是性格温柔传统的古典大美女，水汪汪的大眼睛，小小的瓜子脸，害羞安静，任劳任怨，在六个阿姨当中最乖也最能干，炒的菜最好吃，巧手又能织能缝，好像什么都会，是妈妈的得力大帮手。外祖母过世后，妈妈姐兼母职，扶养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还要料理自己六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家事负担实在不轻，加上父亲的工作远在深山矿场，多半时候不在家，平日家事多亏有了三阿姨的勤劳能干。
三阿姨从未离开家，虽然年轻时追求者、提亲者很多，她总觉得妈妈家里少不了她，糊里糊涂倒错过了自己的婚事，年纪较轻的五阿姨、六阿姨、七阿姨都早嫁人了，三阿姨却一直还在我们身边。等到我们全家搬到人生地不熟的中部乡下，妈妈才着急起来，后来经过介绍，才嫁给了年纪不小的外省人公务员，这在当时台湾人正常人家是不寻常的。但这些担任低阶公务员的外省人知书达礼，安分守己，又孑然一身来台湾，没有公婆亲戚牵累，妈妈觉得是好亲事。后来三阿姨家庭幸福，证明妈妈的判断是对的。
三阿姨有了归宿，妈妈又对远行归来的四阿姨婚事感到焦急，循旧例又由人介绍了另一位在省政府工作的外省人，相亲之后，双方印象都良好，才有今天的约会之议。但我说四阿姨和三阿姨个性是不一样的，行走过江湖的四阿姨有着男孩子般的气慨，她剪了一头俐落短发，讲的普通话也和她的短发一样清脆俐落，连口音都不像台湾人。四阿姨可不像三阿姨那么温柔婉约，脸上虽然也笑容可掬，一抹眼神却锐利得可以杀人，谈吐用语虽然也客气有礼，当中却不难听出坚定的立场和坚硬的决心；妈妈有时候也感叹四阿姨生错了女儿身，如果她不是生来就穿裙子，可能会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
这位外貌像电影明星、内心其实是英雄豪杰的四阿姨，如今正牵着我的手，大步向门外走去，准备去赴人生一场重要的约会。妈妈跟着我们到了门外，一位脸上堆满殷勤笑容的男子早已伫立等在三轮车旁，年纪恐怕是比适婚年龄更大若干岁了。他的头发剪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上身穿着白色清洁的中山装，下身穿的是灰色的西装裤，白色短袜和黑色大头皮鞋，看得出来是规矩正当的人。但他拿着一方蓝色条纹手帕频频拭汗，看得出他的紧张，当然，南台湾的秋天傍晚有时候还有仲夏的感觉。
三人坐上三轮车，四阿姨技巧地把我安置在中间，那就给了她在狭小空间中一点安全的距离。车伕卖力踩着踏板往隔壁村庄驶去，天色偏蓝还未尽暗，路灯已经亮了，清风拂面，可以闻见两旁稻田的气味。男子用很客气的口气与四阿姨聊天，大部分是问一些家里的事情，还不断地发出笑声，似乎是害怕无话可说的冷场，偏偏四阿姨是很酷的，答案干净俐落，两个字说得清楚的，绝不用三个字，弄得这位老实的外省人有点招架不住。
好不容易来到了餐厅，像是用来办结婚喜宴的大厅上摆满大小桌子，满堂宾客劝酒喧哗，很是热闹。因为是省政府的职工福利餐厅，食客几乎都是外省人，大堂上各省口音交杂，就是没有台湾口音。跑堂招呼我们坐在一张铺着红白桌巾的小圆桌，笑脸男子殷勤询问四阿姨的口味，四阿姨语气明快，听不出内心情绪：「我没有不吃的东西，我也不熟这里的菜，一切您来决定，我通通乐意接受。」
还没上菜，汽水就来了，这是意外的惊喜，我的心情已经好得不得了。不久之后，菜也上来了，都是家里不曾吃过的外省菜，每一道菜都很美味。我对其中一道「葱烧海参」特别感到印象深刻，在此之前我从未吃过海参，这时觉得它软糯带脆的口感新奇，而它饱吸酱汁的滋味也十分甘美。
两个大人拘谨地轻声谈着话，男子怕冷场，嘴巴不停地说话，还一面拿着筷子劝菜；四阿姨小心着她的口红和难得穿来的洋装，抿着小口斯文地咀嚼着。他们都吃得不多，笑脸男子只好不断把菜挟到我的碗里来，我发现大人们不会在乎我吃了多少，就放胆捡好吃的拚命吃。我喝完了一整瓶汽水，男子又要了一瓶，我看见四阿姨飞来一个严厉的眼神，我假装没看见。
最后晚餐终于结束了，剩下一桌的饭菜，男子笑呵呵地说：「小弟弟要不要来一点冰淇淋呀？」四阿姨正要推辞，我却朗声说：「好呀。」四阿姨转头给我一个杀人的眼神，但我把头别开，管他呢，回家以前没有人会处罚我，此刻我好像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呢。
（5）
山的那一边（六个阿姨之四）
插图：含仁
我猜想我知道五阿姨的存在，只是我不曾见过她。
三阿姨每天煮饭、炒菜、洗衣、缝衣，做了大部分的家事，家里从来少不了她忙碌的身影，妈妈只要碰到任何头痛的麻烦事，总是习惯大叫三阿姨的名字来救命：「连娇！连娇！」当然，妈妈叫的是日文，娇字唸起来像是「救救我」的救字，而三阿姨总是立即应声出现，成为名符其实的救星。
四阿姨有一段时间不在家，我们都知道她出门在外，可能是在某处工作吧？六阿姨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像个电影明星，她在银行上班，打扮的模样有种都会的时尚感。她给我们小孩子表演过一个工作特技，把一叠百张綑好的十元钞票解开，用手指顺过一遍之后，从中一分为二。
「每边都是五十张。」她很有信心地说。
我们拿来数了数，果然都是五十张。再试一次，还是一张不差。我们吵着问她怎么做到的，她慧黠地眨眨眼，笑着说：「熟能生巧呀。」
再表演数钞票，一叠钞票在手中扇形张开，好像拿着一副扑克牌，她快速地用手指头十张十张去数，百张钞票只消三、四秒就数完了。
七阿姨，也就是末子阿姨，年纪还小，只是个青春期的大女孩，皮肤晒得黑黑的，像个庄稼女，但她有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笑起来很漂亮。她是负责照顾我的贴身保姆，成天把我背在背上，四处去蹓躂。
二阿姨年纪和妈妈较近，早嫁人了，就住在对街，她的小孩比我大哥还大，是我这一辈里最大的，大表哥因而成为我们当中的孩子王。但是二阿姨不知怎的和妈妈吵架了，弄得后来不太来往。
二、三、四、六、七，五个阿姨来来去去，没有人提及排行第五的阿姨，但我猜想我知道五阿姨的存在，只是不曾见过她。
五阿姨存在的第一个证明，来自于我自己的逻辑与疑问，幼小的我歪着脑袋问妈妈：「为什么三阿姨、四阿姨之后就变成六阿姨，第五的到哪里去了？」
妈妈的反应大出我的意外，她先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彷彿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紧接着她的嘴角抽搐，突然转身回头走往厨房，路上却忍不住端起围裙的下摆掩在脸上，开始嘤嘤地哭泣了起来。我呆若木鸡地伫立在走道上，末子阿姨快步走过来，一手抄搂起我，立刻把我带到楼下门外的骑楼，不让我卷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风暴。
但大人说话也未必比我更小心。有一次，一个不常来往的亲戚来到家里，母亲和她坐在榻榻米上，就着矮桌喝茶，问候完家中大小、闲话家常之后，冷不防这位亲戚突然问到：「阿云仔现在在哪里？」
妈妈的脸立刻垮了下来，笑容僵在嘴角，嗫嚅地说：「我也好几年没有伊的消息，听说是搬到内山去了。」内山一词虽然指的是台湾东部，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高耸巨大的中央山脉挡住了去路，去到山的那一边，听起来和远走海外到了巴西、乌拉圭之类的，音讯中断、人海阻隔，永远难再相见，是一样的意思吧？
气氛变得有点尴尬，这位亲戚显然不相信妈妈说阿云没有消息的话，继续又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些关于「第五仔」的近况与消息，平日精明灵光、应答如流的妈妈支支吾吾，答得支离破碎，不太有说服力的样子。亲戚还穷追不舍，带着刺探的意味又问道：「咁拢呒写信回来？」
妈妈吶吶地叹口气说：「呒呀，一张信也呒呀。」
所以五阿姨是存在的，我在一旁想着。五阿姨还有名字叫阿云呢，而且人住在内山，只是一封信也无。内山究竟在哪里我也不太知道，只知道如果大人说谁住在内山，就是我们不会见到他的意思。
但「一封信也无」这句话可能不是真的，因为不久之后，我就听到妈妈压低声音和三阿姨说：「阿云仔有写信回来，伊咧讲…。」然后她的声音压得更低更轻了，我装做没事人一样在纸门内外走来走去，但我听不清楚底下说的是什么。好像有几个人名，也有几个大概和金钱有关的数目字，听起来有严重的感觉。
三阿姨听着听着面色凝重，频频点头，妈妈最后又说：「诺，别让你阿尼仔知道。」
三阿姨顺从地点点头说：「我知。」
末子阿姨先嫁人了，我失去了童年最好的玩伴，但她偶而会带着扮手礼回来看妈妈。回来的她已经有了身孕，化了妆涂了口红，衣服也变艷丽了，露出成熟大人的模样。紧接着漂亮如电影明星的六阿姨也嫁人了，辞去银行的工作，搬去了台北，专心做她自己口中说的「老妈子」，我们就少看到她了。
然后我六岁时举家迁居到中部的山城，只有尚未嫁人的三阿姨、四阿姨同行，六阿姨和末子阿姨都很难见面了。六阿姨读过书，有时候会写信来，信末还会问候每个小孩。我最怀念的末子阿姨，没念过什么书，连写信也难了，慢慢地，我连她大眼睛的笑脸模样，也有点记不清了。
晚结婚的三阿姨和四阿姨来到乡下，已经都有点错过婚期了，在父亲的主导下不无委屈地嫁给了外省人。三阿姨和四阿姨结婚后都住在隔壁的村子里，坐短程公共汽车可达，骑脚踏车可达，不然走路半个钟头也可以到达。因为距离，我们已经和北部的亲戚都断了连系，只剩两个阿姨住在可以常常见面的距离，所以一直维持很亲密的往来。
两位新姨丈都是忠厚老实的读书人，跟随国民政府来台担任基层公务员，薪资微薄但生活稳定，他们都离乡背井，单身多年，不但勤劳，而且多能鄙事，都能够自己缝衣下厨。我们和唐山文化初步接触，样样觉得新奇，至少在饮食方面的确是如此。
两位姨丈，一位来自山东，一位来自河南，都擅长北方的面食文化。手劲大的三姨丈揉面做的馒头，扎实饱满又清甜耐嚼，做的包子则外皮蓬松，内馅丰盛，吃来犹如节庆一般。脑筋灵活的四姨丈花心思发明的三色水饺，分别用胡萝卜、韭菜、和白菜做馅，水饺煮起来皮变透明，露出三种内馅的颜色，成为三种不同颜色的水饺，美味之外另见巧思。
新的饮食文化闯进了我们家，我们开始学习用空酒瓶捍面，试做馒头与包子，也试用白面条煮面（台湾人本来用的是油面），并且做全新的新菜如蒜苗炒腊肉之类的。这样文化混同的新奇趣味每天都在发生，加上我们也正在适应做一个农村的乡下人，我渐渐习惯只有两位阿姨的生活，忘了我有六位阿姨这个事实，更不记得有一位提到名字要低声细语的五阿姨了。
时间一过又是二十多年，父亲过世了，办完葬礼，还有一场尾七的法事，我们选在一个寺庙为逝者唸经并开素筵。葬礼大部分是基督教仪式，因为弟弟是基督徒，对他比较方便；但尾七的法事却又变成带着民俗色彩的佛教，因为妈妈说亲戚们来了总是要拜，结果变成了人格分裂的杂拼丧事。
尾七的法事上，七名和尚虚应故事地含糊唸经，一遍遍音调平板嗡嗡嗯嗯的佛唱让人昏昏欲睡。突然间道场旋风式进来一位戴墨镜的高瘦女子，面貌和三阿姨几乎一模一样，一进门就冲到妈妈面前，妈妈惊叫：「阿云仔？」
两个人抱着开始哭，哭了一会儿，妈妈抽了空又问道：「你怎么知道要来？」阿云说是谁谁谁告诉她的，又说：「阿尼仔走了，我一定要来呀。」两人抱着继续哭。最后，众姐妹围着这位新来的、长相却同出一模的我的「新阿姨」，问东问西，问她这些年来都在干嘛，大家说了又笑，笑了又哭。
我在一旁插不进嘴，心里想着，山的那一边的五阿姨，真的是存在的。
（6）
舅舅来访时（六个阿姨之五）
插图：含仁
一如往常放学返家时，从转入通往家门的田埂上，我远远就看见门口竹椅上坐着两个男人喝茶的身影，其中一位当然一定是父亲，但另一位意外的喝茶者究竟会是谁呢？这意味着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我忍不住加快了脚步，书包也因为我的奔跑而在肩上晃荡不已。
等到我气喘如牛跑到接近家门前的空地，我已经看清楚来客的面容，虽然他的样貌变了许多，我仍然认出那是多年不见的舅舅。
爱漂亮的舅舅变胖也变老了许多，头发却稀少了，也有点花白了，不再是昔日风流倜傥的模样。我们都听说他病得很重，已经无法工作，但此刻他满面孩子气的笑颜，脸色像喝过酒一样红润，捧着腹像一尊弥勒佛似的，怎么样也看不出是个病重的人。
舅舅在长辈们的口中，是个爱派头、乱花钱的败家子，但我心里暗暗不服，败家子又怎样？败家子最受小孩子们的欢迎。舅舅一看见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像往常一样的慷慨，他笑呵呵地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扬到我的鼻下，说：「你去买一瓶黑松沙士，要冰的，大瓶的喔。」
他回头正好迎见父亲飘过来不以为然的眼神，随即又补充了一句：「天气太热了，大人小孩都喝一点沙士，也不坏。」
自从搬到中部乡下之后，我们几乎和北部的亲戚都断绝了往来，主要是交通阻隔不便，转几趟车的折腾，跑一回总要花上一整天。前一次祖母才远从北边的海港来看我们，事先老家有信来，我们知道她清晨五点就要出门了，却苦苦等到天黑，她才出现在车站，把大家都担心死了。
也是搬到中部山村之后，本来很亲密的六阿姨和末子阿姨都不容易见了，舅舅更是多年不见，他的片段消息都是从大人支离破碎的言谈中旁听拼凑而得。有关舅舅的消息常常伴随着提供消息者的品评议论，这些乡议大部分不是正面的。说他爱乱花钱，不知拿钱回家，家里没米下锅，小孩没书可读；说他不负责任，早早就辞工在家，让舅妈出门帮佣赚钱养家；说他嗜赌，把一点积蓄赌得不剩，还伸手向妻儿要钱；说他浪荡贪杯，如今搞坏身体，无法工作…。
但这不是我们眼中受欢迎的舅舅。首先，我们有六个阿姨一个舅舅，舅舅比较稀奇，已经天生占便宜。再说，阿姨们大部分时间都关在家里，就算是出门工作的六阿姨，也只是个固定上下班的职员，舅舅浪荡江湖，看过世面，言谈就比较丰富多彩。最重要的是，舅舅完全不像父亲那种不苟言笑的严肃大人，他和每个女生打情骂俏，连杂货店的欧巴桑也不放过，他又耐得住性子与小孩逗趣，假装认真对待小孩的每一句话，自己说话也疯疯癫癫，半真半假，有趣极了，再加上出手大方，慷慨请喝汽水请吃冰，怎么会不得孩子们的欢迎？
我拿了舅舅给的五块钱，旋风也似地冲往村子的杂货店去买黑松沙士，沙士听起来就比汽水还要高级呢。冰冰的沙士拿回来，玻璃瓶上流下冰凉的水滴，像是一行行的眼泪，楚楚诱人。我们兴奋地搬来板凳坐在门外的路边，每人一杯地喝着那带有药水味的冰凉棕色液体，并且听着舅舅以喜剧性的口吻描述着远方亲戚的近况，那是傍晚微凉时分，轻风吹来，我们兴味盎然地听着，一面啜饮着一种非日常的饮料，依稀就有了一种节庆的感觉。
到了全家共进晚饭的时候，舅舅更在餐桌上宣布，他将在饭后请所有的小孩到戏院看电影，我们欢声雷动，开心得不得了，妈妈一面苦笑一面摇头，一面忍不住还是埋怨说：「你不是没头路了吗？那里还能这样花钱？」舅舅笑着说：「阿姐呀，我大老远来作客，总不能身上不带钱呀。」
小孩子们度过像是放假或过年的一晚，夜里大家都睡了，我却因为太兴奋而睡不着，客厅灯光还亮着，我听见妈妈和三阿姨、四阿姨的压低的谈话声，三阿姨说：「没事伊跑来乡下要干什么？」
妈妈说：「那知？伊也没讲，我也没问伊。」
三阿姨说：「是不是又要来借钱？」
妈妈说：「应该不会吧？伊也知道我没钱借他。」
四阿姨说：「会不会又要阿尼仔帮他找工作？」
三阿姨忿忿地说：「伊敢？上次给他介绍工作，做两个月就说太累不干了，伊还有脸叫阿尼仔给他介绍工作？」
最后是四阿姨英雄式的声音：「你们不问，我明天来问他。」
第二天起来，哥哥姐姐都上学去了，我还是低年级，只上半天课，中午就放学回家了。进了门，慵懒的舅舅才刚起床，正在打哈欠、伸懒腰呢。我陪在旁边看舅舅津津有味吃着三阿姨为他准备的早午混合餐，一面等着他说出什么好玩的提案。但我一转头，警觉到四阿姨正瞅眼斜看着舅舅，随时准备发难的样子，不禁有点着急。好不容易舅舅吃完了饭，悠闲地点起一根饭后菸享受，四阿姨就说话了：「哥呀，这次你老远来，究竟是因何贵事呢？」
四阿姨还故意把「因何贵事」四个字讲得咬牙切齿，好像在唸歌仔戏的台词说白一样。舅舅听了这句带刺的话，惨笑了一下，面容变得严肃起来，回头对我说：「小弟，去请你母亲大人来一下。」
我冲到屋后的厨房去叫妈妈，妈妈一面在围裙上擦手，一面快步走出来。舅舅等大家坐定，呼了一口白烟，幽幽地说：「我这个病，没多久了…。」
「…也不是不想医，只是也医不好了。」
三阿姨眉头皱起来，妈妈低说：「不会啦，只要好好静养…。」
舅舅笑起来，好像又开心了：「不用安慰我，我都准备好了，去阴间的车票都买好了，到站就下车啦。」但那些看似爽朗的笑容也不无一些阴暗，他又说：「只是对不起太太小孩，他们以后比较辛苦。」
「我是想回老家前来看看你们，叫你们别再操我的心、生我的气。但是我也另外真的有事。」
正在专心听话的四阿姨露出疑心的神情：「什么事？」
舅舅突然回头看着妈妈：「姐仔，妳记得咱妈妈死的时候，下葬时她的假牙有没有放进去？」
妈妈说：「为什么突然问这个？下葬的时候，我四处找不到她的牙齿，只好就那样把她埋了，那时候是战时呀。」
舅舅脸色转白，叹一口气说：「看来是真的时间不多了。」
「这几个礼拜，我一直梦见阿母，她一直跟我说，细汉仔，来的时候帮我把牙齿带来，我在这里没牙齿不方便。」舅舅轻描淡写地说：「几十年没梦见她，最近她倒是每晚来向我讨牙齿，我只好跑来妳这里问一问，看妳看见牙齿没？」
妈妈和阿姨顿时陷入一种惊疑和感伤的混合情绪中，一方面觉得托梦讨牙齿太神怪，一方面又对外祖母长期没牙齿感到不忍和内疚，三个姐妹叽叽喳喳讨论起究竟应该如何是好。
舅舅在一旁听听觉得有点无聊了，转头对我说：「小弟，天气太热了，再去买一瓶冰凉的黑松沙士如何？」
（7）
阿雪
插图：含仁
阿嬷说要来看孙子的消息传来，引起大家一阵紧张，新的消息又说阿雪会陪着她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家从北部雨港搬到中部山城乡下已经好几年了，在那样的交通不便与通信阻隔的时代里，区区二百公里的距离几乎就切断了我们与北部亲戚的往来，只能靠父亲偶而写信来维系一些连络关系，但渔村亲戚大多是不识字的劳动阶级，较频繁的书信往返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总是需要找到识字邻居的帮忙，才能读一封信或写一封信。
阿嬷要来的消息是怎么传来的？我也有点记不清了，也许是二叔的小孩，也就是我的堂兄，负责写的信。一开始的来信上可能也没说清楚阿嬷要来的时间与其他细节，我们也穷紧张了一阵。是呀，阿嬷年事已高，不识字，不懂看招牌，又不曾出过远门，她要怎么样自己一路换乘至少四趟不同的巴士和火车，才能从她的渔村到达我们居住的农村呢？
至于没有说确切时间，我们倒是可以想像的。阿嬷从来不明白「计画」是什么意思，她只会说：「找一天，我要去南部看大汉仔和孙子。」大汉仔（老大）指的就是我父亲，孙子就是我们了。但「找一天」就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了，一定是等到某一天早上起来，阿嬷觉得时候对了，气候也对了，她把包袱打理好，和所有屋子里的人说：「我要来去看大汉仔囉。」大家才会知道她找的原来就是这一天。
不过来一趟路途遥远的南部乡下毕竟是大事，渔村里的其他儿子、孙子说好说歹，说服她由孙子先去城里帮她买好火车票，又说服她由阿雪陪她同行，阿雪本来就是她最疼惜的身边人，阿嬷也就答应了。这样，第二封来信就告诉我们火车的日期和阿雪同行的消息，我们才放下心，松了一口气。
虽然阿嬷和阿雪清晨一大早就出门，我们也已经知道她们搭乘火车的时间，但那仍然是一场漫长难熬的等待。一趟从基隆到台中的平快火车足足要走超过六个钟头，而且不担保什么时候能到达，因为平快火车遇见任何特快车都得停下来等待，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有点看天吃饭的味道。
就算老小二人顺利到了台中，能不能顺利找到开往我们住的乡下的巴士，我们也不知道，何况每个火车站都有前站、后站好几个不同的巴士站，鲜少出门的阿嬷，和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阿雪，她们能在陌生的城市里找到那条卑微不显着的乡间路线吗？
可能是听到大人们心神不宁的议论纷纷，整个早上我的脑中也不断出现想像的画面：我彷彿看见阿嬷和阿雪天未亮就走出家门，阿嬷手里挽着包袱，阿雪抓住她另一只手臂，两人孤单站在无人的公路旁巴士站牌下，等候着车班稀少的前往基隆的公路局巴士…；然后我又彷彿看见阿雪扶着阿嬷在人潮汹涌的基隆火车站里，瞇着眼看着各种号志招牌，寻找她们应该上车的月台，摊贩的叫卖声和车掌的口哨声回响在她们的周围…；然后我又彷彿看见两人从台中火车站下车，吃力地走出人潮汹涌的火车站大厅，却又被车站外边更大的人潮海洋吞没，我彷彿看见阿雪在人群中不断向路人点头询问巴士站的位置，姿态和口吻犹如陈芬兰唱的〈孤女的愿望〉中的歌词…。
到了下午将尽的时候，等待的焦虑更深了，算算阿嬷她们上了火车也已经超过八个钟头了，顺利的话是应该要到了，大哥已经被妈妈二度派出去车站探望，但望穿秋水，还是不见阿嬷和阿雪的踪迹。
一直要等到天色转为金黄，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才看见大哥跑步回来，大声叫道：「到了，到了，阿嬷来了，阿嬷来了。」我们往道路远处看去，果然一高一矮的身影，矮小的阿嬷手里勾提着一个超大包袱，高大健硕、晒得黑黝黝的阿雪正搀扶着她，一步高一步低往我们的方向走来。
进了屋子，妈妈拧了湿毛巾给阿嬷和阿雪擦汗，并且端上泡好多时的茶水。阿嬷却急忙打开包袱巾摊在客厅桌上，里面拿出来的是一包包煮好的小管，和各种腥香四溢的大小鱼干，都是海边捕鱼人的东西，难怪包袱看来那么壮大而沉重。父亲咧着嘴呵呵笑，这些都是每餐无鱼不欢的父亲喜欢的家乡味，他可开心了，也不忘开口称赞阿雪：「阿雪愈来愈大，也愈来愈懂事了，也知道带阿嬷出门，走这么远的路。现在几岁了？」阿雪的圆脸羞得通红，低头小声说：「过年就十五岁了。」
妈妈陪着阿嬷坐在客厅，一位一位亲戚点名问着他们的近况：「春生仔现在怎么样了？」阿嬷答道：「娶某了，妳知否？娶隔壁庄的米店头家许明贤伊家的查某囝仔，上个月的代志。」妈妈也叹气接口说：「唉，也没有人跟我讲，也顾不到礼数，现在住到这田庄处所，亲戚朋友都断了消息。」
三阿姨在厨房里准备大餐，忙得不可开交，锅铲炒菜声锵锵锵不停地响着。年龄相近的两个姐姐把阿雪带走，叽叽喳喳指给她看烧水洗澡的地方和晚上挤在一起睡觉的房间。我一会儿躲在客厅旁听父亲、妈妈与阿嬷的谈话，一会儿跑进厨房探看三阿姨的烧菜进度，一会儿又去瞧瞧姐姐们和阿雪在做些什么。
但阿雪是我的什么人？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向同学解释。对我们来说，阿雪当然是一个「家人」，只是所有姨婶姪甥的称谓都不适用。妈妈依据年龄要我叫她「阿姐仔」，这姐姐既非堂姐也非表姐，她和我们家甚至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事实上她是一位时代末端的「媳妇仔」（童养媳）。
旧时候的穷人家，这当然包括我的渔村老家在内，他们觉得所有的婚嫁过程劳民伤财、成本太高，很难负担。与其养女儿十多二十年终究要嫁人，自己还要花聘金、聘礼去讨媳妇，不如拿女儿直接换个小女孩来，一面当女儿养，养大直接送做堆做媳妇，嫁女儿的嫁妆、娶媳妇的聘礼全免了，同样一番教养小孩的「工程」，省掉「换来换去」的许多麻烦，这在台湾还是贫穷移民社会的时代是很盛行的。台湾人在讲自己委屈的时候，用语里还常常说「好像童养媳一样」，可见原来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阿嬷仍然习惯「童养媳」的观念。她自己就是一位从小入门的童养媳，她把自己的女儿都送出去给别人家（我从小没听说有姑姑，因为姑姑都送人了，后来知道的姑姑都是长大再相认的），也去要来好几位预备给儿子做媳妇的女孩。阿嬷觉得这样做理所当然，但时代已经开始变了，童养媳不再「安于室内」，儿子也未必都肯直接接纳童养媳做老婆。至少，我的父亲就是第一个「意外」，他在穷困的渔村中「意外」读了书，「意外」看见了外面的世界，「意外」谈起了「自由恋爱」，「意外」引发了家庭革命，他不肯和家中从小一起长大的童养媳成婚，坚持要有自己的选择。
家里的童养媳也一样，她们不再死守闺中，她们有的也上了小学，开始出外到工厂做工，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也有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甚至不惜逃离领养她的家庭。这一连串的意外，当然带给阿嬷「世界颠倒」的感觉，也带给她各种全新的背叛心痛和处理考验，她必须找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智慧，才能在新旧社会中求得一种平衡。阿雪，就是她手中最后一个例子。
住在渔港老家不识字的阿嬷第一次出远门，跑到中部乡下来看我们，我们都很紧张，生怕她在路途中走丢了，幸亏有聪明伶俐的阿雪陪着她。我们焦急地等了又等，终于等到拎着大包小包的阿嬷和阿雪的身影出现在公路车站。
进了屋子，妈妈拧了湿毛巾给阿嬷和阿雪擦汗。随后父亲、妈妈和阿嬷在客厅聊天讲话，大姐、二姐就带着阿雪拿行李进了她和阿嬷晚上歇息的房间。大伙吃过热闹的晚饭后，阿嬷早早就进房休息了，我却一直还听见姐姐们和阿雪谈天的嘻笑声。
阿雪是一个童养媳，阿嬷从小把她抱来，女儿一样亲手养大，一直跟在身边，如今已经十五岁，比大姐和二姐稍大，是个懂事的大姑娘了。她皮肤晒得黝黑暗红，身体结实成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大，加上腰身粗屁股大，好像随时生几个胖娃娃绝无问题。阿雪说话很大声，总是扯着嗓门讲话，用语也超乎平日妈妈容许我们的粗鲁，但她个性开朗，笑口常开，乐于助人，别人有事她绝不袖手，很讨家里和邻居的欢心。
阿雪勤劳能干，清晨起来打水升火，家里大小粗鄙事都由她帮忙阿嬷打理，该缝的缝，该煮的煮，该扫的扫，什么事都难不倒她，她也做来开心愉快，没有一丝委屈。阿嬷和三叔、四叔住在一起，轻度智障的四叔没有娶亲，三婶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卧床，阿雪又没上学，全部时间都待在家里，反倒成了家中的劳动主力，阿嬷也很疼她。
既然是童养媳，照理说本来一定有一位预定许配的对象，但爸妈绝口不提，我也完全看不出来。许配给未结婚的四叔是太小了，可能原来的目标是要许配给二叔的小孩，也就是我的大堂哥，或者是预备许配给我的大哥也有可能。但时代已经悄悄变了，大哥和大堂哥都上了学、读了书，他们恐怕是比上一代更不肯接受一门被指定了的婚事。阿嬷说到这样的事总觉得惋惜怨叹，但她也明白现在勉强不来了。
一个已经没有「指定用途」的童养媳该怎么办？阿嬷淡淡地说：「已经养这么久了，有感情，舍不得还人家了，就当自己的女儿养了，不然要怎样？」
阿嬷这样的感慨已经不只「一代」了。阿嬷自己就是一位从小被送到祖父家门的童养媳，即使在她「媳妇熬成婆」之后，她仍然熟悉并且习惯「童养媳」的观念。她觉得穷人家不该养自己的女儿，因为养不划算，嫁也嫁不起，光是嫁妆的礼数就难以负担。经济上养女儿很难，娶媳妇则更难，因为聘订和婚礼都是非常昂贵的事，穷人家糊口已经感到艰困，那来的余力积蓄以准备聘礼呢？
阿嬷仍然习惯把自己的女儿都送出去给别人家，也按照她的理解要来了好几位预备给儿子做媳妇的小女孩。但时代已经开始变了，儿子们未必肯接纳家里一起流鼻涕长大的童养媳做老婆。我的父亲就是第一个「抗命者」，他意外有机会出外读书并工作，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有了自己的想法，谈起了即将成为潮流的自由恋爱，不再想和命定的童养媳对象成婚。
儿子坚持要有自己的选择，但每一场家庭革命显然也都造成了一位没有归宿的童养媳。对阿嬷来说，童养媳从小养大，多年陪在身边，情同母女，她是舍不得再还人家了，也只好当女儿一样替她寻找归宿，仪式简单但也是规规矩矩地嫁出了门。养了童养媳，不但没有省到聘礼，最后还得奉上一笔勉力凑齐的嫁妆，这一盘生意是满盘皆输了。
有时候不是儿子不肯接受，而是童养媳不再「安于室内」。童养媳长大，却来到了「国民义务教育」的新时代，警察大人带着本子来家里开导，说每个小孩都得上学读书，不然就是犯法。童养媳也跟着上学读了书，识了字，心也野了，她也不甘心再嫁给家里那位一起长大的脏兮兮的臭男生，有时候一个不顺心，她就逃跑了。
既然童养媳的起因是「经济考量」，离家出走的童养媳对阿嬷来说，意味着一种「财物损失」，这对一个穷人而言是痛苦折磨的。这种时候，阿嬷突然变得表情严肃、意志坚强，她四处打听消息，丝毫不肯放弃。终于有一天，她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情报，说女孩在板桥某处工厂工作，阿嬷立刻打理包袱，便动身去寻她。找到女孩时，女孩或者已经有了工作，或者已经有了男人，但阿嬷还是不死心，苦口婆心劝她回家，动之以情或者动之以理。女孩也有来自亲生老家的压力，毕竟当年许给人家是一个承诺，毁弃承诺会让亲生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所以大部分时候，阿嬷还都能说动小媳妇回家。
回家的童养媳通常能安静了一阵子，变得沉默而多心事。但离家一次最难，第二次便容易得多，她已经熟门熟路了，只要一有情绪波澜，女孩就又逃得无影无踪。阿嬷的反应仍是不生气，她耐心地打探并等待消息，然后再次出门去寻她，找到之后又劝回了家。
一次两次三次，妈妈也看不过去，忍不住说：「她如果不想住我们家，就随她去吧，找回来又跑，没完没了。」阿嬷还是叹气说：「从小看到大，呒甘呀。」
最后一次找到那位跑了多次的童养媳，她已经跟了人家，也生了小孩，阿嬷还劝她回家，童养媳哭说：「那我小孩就没妈了呀！」阿嬷说：「不然连先生囝仔一起都回来好了。」
阿嬷的想法是，如果童养媳跑了，那是财物的损失；如果她带回来一个先生，最好还有儿子，那家里增加了劳动力，那就算是赚了。这种「亲情算术」是对是错不好一言而决，但结果是小媳妇真的带了先生小孩回来，家里凭空多了一些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有时候家里要做一些事，譬如修缮老家的房子，全家各户一分摊，虽然过程吵吵闹闹，「人多好办事」，一下子也就做成了，阿嬷的远见，看来不是没有道里的。
我听了许多老家的童养媳故事，现在来到我们家的阿雪就是货真价实的一位，我是充满好奇的。阿嬷年事已高，阿雪几乎是贴身的看护，这位童养媳已经没有「标的」丈夫，阿嬷也舍不得还人家，留在身边像女儿一样疼着。阿雪也很听话孝顺，在家刻苦耐劳又肯做，大家都当她是不可或缺的亲人了。
陪着阿嬷来访的惊鸿一瞥，她们就回去了，我就没再见到阿雪。几年后，我突然听到妈妈对三阿姨说：「唉，阿雪跑了。」三阿姨也感到惊讶：「怎么会这样？那么乖的女孩。」
妈妈说：「她不甘心关在家里，央求要出去工作，让她去工厂，大概被男人骗了。」两人一阵唏嘘，三阿姨又问：「阿嬷有没有说什么？」妈妈说：「也吵着说要去找，但已经那么大岁数，不知找不找得到？」
妈妈低估了阿嬷的毅力了，不久之后，阿嬷在基隆找到了阿雪，已经和一位名叫春生的船员同居了，肚子也大到藏不住了。阿嬷还是劝回了阿雪，春生大哥也跟着住进了我们老家。
我再回渔港老家做客时，春生和阿雪已经是招呼我和父亲的主人了。他们的房间独立装潢过，老家其他房子还是泥土地和木头床，他们的房间则贴了磁砖，还有一只弹簧床，我无意中还窥见一台大同电扇和摆在床头的洋酒。但阿雪老得很快，几年前还是无知小女孩模样，如今是三个小孩的妈，丰满的胸部肥大下垂，脸上也开始有了皱纹。
最后一次听到阿雪的消息，那是办完阿嬷丧事后，父亲和叔叔们正在商量分家产的事，三叔说：「阿雪说她也要一份。」妯娌们开始七嘴八舌吵起来，有的骂她不要脸，又说她凭什么，有的说她：「根本就不是詹家的人。」父亲沉吟半晌，最后抬起眼脸，宣布似的口气：「她照顾阿嬷那么多年，她该有一份…。」
但我们老家童养媳的故事，到这里是最后散戏的一段了。
（8）
在山中
天色还未亮，我看见厨房已有火光。走进厨房，灶上已经生了火，一大锅水正咕噜咕噜地在炉上沸腾着。妈妈蹲在厨房一角，就着一盏昏黄的光裸灯泡，三十烛光的吧？正在地上忙些什么。我走了过去，安静地在她面前蹲下来，妈妈抬头看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脸上也没什么特别表情，但好像有着一种「喔，你来了？」的心照不宣意味，紧接着她就低头继续忙她的工作了。
溼溼的水泥地上放了一块板子，板子上白花花撒满了面粉，妈妈正蹲踞着用力在板子上揉着一个面团。反覆摺揉了多次之后，她拍拍结实的面团，似乎感到很满意。随即她又用面棍把面团成一大张面皮，先从旁边的碗里捞一大匙花生油涂在面皮上，再抓一把葱花平均铺在面皮上，然后再把面皮对折再对折，重新用面棍把它捍平，再一次涂上油、撒上葱花，再一次把它折起，重新杆平。如此重覆地做了好几次，直到整个面团泛出油光，绿色的葱花也在面皮之下透明可见。最后妈妈把面团揉成长条，切成一个一个比拳头略小的面团块，再把每一块小面团成比手掌大一些的圆饼形状，拍上一些面粉之后，妈妈站起来，把整块板子连同十几个圆饼抬起来，带到炉边，点火启用灶上另一个炒菜锅，准备要煎这些饼了。
我不是第一次蹲在厨房看妈妈做她的葱油饼，事实上，我很爱待在厨房，看那些重覆一致的动作：面皮平、涂上油、撒葱花，再捍平、涂油、撒葱花，再平、涂油、撒葱花…；或者是把一个小面团用掌心下缘推开，再用面棍成圆型，再推开一个面团，成圆型…。每一个相同的动作，妈妈做起来都是轻巧无声，却又流畅无比。我也爱看妈妈或者阿姨施展刀工的时刻，譬如横切式地把一块豆腐切成四薄片，每片再横切一次，变成八层薄片，然后再细细地直切，把它切成和干丝一样的豆腐细丝，准备煮汤或者炒菜。每一块豆腐都这么重覆着横切横切再直切的动作，我盯着妈妈的手部动作，像特写镜头一样，只看见手上的大菜刀如何横向片过豆腐，一次又一次，直到她必须转向做其他家事为止。
妈妈在灶火上用炒菜锅煎着饼，两张饼在锅内旋转着，只放极少的油，半像是煎半像是烘，葱油饼慢慢地从苍白变成金黄，饼内因为揉入很多油，油光穿透饼皮，露出一种透明感，让内里的绿色青葱变得清晰可见。妈妈额头上冒着汗，火光把她的脸映得红通通，她专注地煎着饼，很快的，面前的盘子里已经满满一叠饼了。
这时候，天色已经逐渐亮了，橘红色光线斜斜照进厨房，角落里的红砖灶像被撒上一层金粉一样，泛起金属般的光泽，头顶上危危颤颤垂挂下来那盏光裸灯泡早已经变得暗淡无光。「啪！」的一声，妈妈随手关了灯，并且把那一大盘约莫二十几张的葱油饼端到餐桌上，用纱罩盖起来。
妈妈再回到厨房，打开炉上一个锅子，白烟一股脑冒上来，那是一锅已经煮好的白晶晶米饭。妈妈用饭匙挖开它，并且把它铲松，似乎是让它透气或者散热。然后，她拿了一只饭碗，装满一碗开水，又调了一匙盐到水中，这时候我已经明白，她正预备要做「我们家的」饭团。
「我们家的」饭团，什么内馅都没有，那是一只椭圆形状、比拳头还大、足足要用掉一大碗白饭、里面什么都不包的白饭团。妈妈用盐水来捏饭团，入口时有淡淡咸味，细嚼之后有悠长的米饭甘甜。但妈妈说这就是桃太郎出发去打魔鬼所带的饭团，他就是用这些饭团争取到白狗、猴子和雉鸡的加入，最后才同心协力击败了鬼岛上骚扰村民的恶鬼。「我们家的」饭团，和桃太郎的饭团一样，都是旅行出门时才使用的，每次我们学校要远足或旅行时，妈妈就给我带桃太郎的饭团，那滋味因而也和外出的兴奋相互连结，总是美好的。
妈妈手指头沾着盐水，仔细地一个一个捏着饭团，饭团大得一个手掌还握不住。她一共捏了六个，每三个用棕叶包成一串，放入布袋中。
然后她又取出约莫十来根的小黄瓜，在水龙头下细细清洗，洗净后她用纱布擦干，取出盐用力抹在小黄瓜上，一根一根用手掌搓揉，好像要把盐分压进小黄瓜内，冲再放在水流下洗。这是妈妈的「浅渍」（Asaduke)，搓上一些粗盐却又立即洗去它，效果是整条小黄瓜几乎和原来新鲜的一样翠绿清脆，但又有着一丝淡淡咸味，以及咸味所带出来的小黄瓜的新鲜甘甜，而在时间过程中，小黄瓜不易变酸，水分也不会流失太多。
妈妈把小黄瓜先整齐放入塑胶袋中，再把塑胶袋放入布袋；她再从纱罩下拿出葱油饼，数了其中十二张，先分别放入两个塑胶袋，再一起放到布袋里。布袋里现在已经有六个饭团、十二张饼和十几根小黄瓜。这是我和父亲两天份或者三天份的「口粮」了。
父亲本来在煤矿矿场工作，生病回家之后，只能受委托在家里画画地图，替别人申请煤矿开采权，赚一点维持生活的小钱（那是远远不够的）。后来身体好了一点，他也更积极地介入探勘，以及与省政府矿业厅的接洽；除了已有的地质资料之外，他也想确定各种矿藏的内容，偶而就要亲自出门寻找「露头」，找到「露头」几乎就是地层推断的积极证据了。
今天就是一个出门寻找「露头」的日子，父亲身体不好，需要一位帮手来提东西、背东西，我已经上了初中一年级，是个可信赖的大小孩了，今天就轮到我和父亲出门。现在，绑在我背上的布袋里放满了口粮，有填饱肚子的饭团和葱油饼，也有生津解渴的浅渍小黄瓜，和桃太郎一样，我是准备好要出征了。
父亲戴着斗笠，柱着拐杖，走在前面，我也戴着斗笠，背上背着一袋子食物，腰间还有一壶水，走在后面。我们先乘坐客运车一颠一簸地来到国姓乡的山区，父亲先到小街上转了一下，找到一位熟识的老工人。没说几句话，有点佝偻的老人很有默契地点点头，回屋里在颈上绑了一条毛巾，戴上一顶斗笠，蹬着一双高筒雨鞋，背上一个竹篓，手上更拽着一只挖土的丁字镐，不出声地跟着父亲和我的后面。
一开始本来还像是在农家的后院走路，很快地几个转弯，人家愈来愈少，然后就全是山路了。山路坡度不小，树木也密集茂盛，虽然给了我们树荫的遮蔽，但我还是听见老工人气喘嘘嘘的声音，父亲回头示意我帮老工人拿那根丁字镐，我去拿了过来扛在肩上，不料却发现它比想像沉重很多，但好强的青少年怎么肯示弱？我涨红了脸，换了一边肩膀，继续扛着它大步走路，父亲一切看在眼里，嘴角微微一笑，也没说什么，转身就走在前面了。
父亲在前方引路，我肩着丁字镐紧随在后，佝偻的老工人背着空竹篓步履艰难地走在最后面。
从村里的柏油路转进未铺装的农村小路，一开始还好像走在村庄的僻静处，我处处可以看见农家的后院，看见晒衣服的妇人和随处走动的鸡只。走着走着，住家开始稀少了，但还看得见稻田，坡地上也还有一些果园，园中整齐站着结实纍纍的果树，外面则有人工修整的围篱。
几个转弯之后，父亲开始转进一条坡度较陡，仅容一人的狭窄山路。我感觉眼前一暗，光线减少了，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木，树荫遮盖了山路，走路变得凉爽。我本来已经一身是汗，现在感觉凉风袭来，溼透的汗衫贴在背上的皮肤有冰凉的触感。前方看起来是更幽暗浓密的树林，父亲究竟要去向何方也开始成为我心中的疑惑。
父亲在一处溪涧流水旁停了下来，溪水从我们脚边湍湍流过，发出琤琤琮琮撞击溪石的声音，溪石上有两只黑色的蝴蝶像是对话一般忽上忽下飞舞着。但父亲盯看着的不是山路的前方，而是溪水流下来的山壁。路边的山壁有涓涓细流流下，水流向上分开了浓密的树木，看得见一些参差的石块。
父亲向老工人使个眼色，咕哝地讲了一句日文，老工人也不答话，从竹篓中取出一把开山刀，卖力地爬到山壁上，开始劈开左右的植物和树枝，似乎是开出一条道路来。
父亲也攀爬上去，踩在水中，示意要我跟上。大概是看出我的困惑，说话本来不多的父亲偈语一般解释了几句：「没有路了，水就是路；水走过的地方，路就开了。」
可怜的年轻的我，被这几句哑谜弄得加倍迷惑，又不敢追问。也许还要等我多上了很多年的地理课和地球科学课，我才逐渐明白这些话的意义。
我们三个人踩着小水流和错杂的石块，避开悬在头上的树枝以及突如其来的蜘蛛网，小心两旁高可没顶的剑草，我们在密集的草本植物与树林中前进，只是顺序现在颠倒了，老工人在前方砍着杂草树枝，父亲跟在后面，我则紧握丁字镐跌跌撞撞，深怕落了单。
在不见天日的密林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额头上的汗水不断流进我的眼睛，我也腾不出手去擦它。我先是听见有蜜蜂似的声音在耳边盘旋，然后那声音逐渐变大，从嗡嗡声变成轰隆轰隆声，最后，泼唎一声，我们三个人从密林里穿出来，眼前豁然开朗，前方竟然是白练般直落的一条大瀑布，底下是一潭颜色碧绿的深水池，远方则是一条蜿蜒的溪流。
我们站兀在山腰上，脚下踩着的小水流显然和瀑布是同一个水源，只是流向不同。父亲观察了一下地形，示意大家往瀑布下沿走。
我们在瀑布下方水潭边休息了一会儿，就着水壶轮流喝了一口水。父亲指着溪流的下游说：「跟着溪流走，应该就可以找到了。」
我知道我们是来找「露头」的，但找的是什么「露头」，或者究竟要如何才能找到「露头」，我是一无所知的。但如果父亲说沿着溪流走就可以找到，我倒是深信不疑的。
我们又还原为父亲在前、我居中、老工人垫后的队形，父亲走的比原来缓慢很多，他不时停下来观看被溪流切开的山壁，我试着学他把眼光趋前端看，但我只是看到岩石和泥土，以及从中裸露出来的树根。
我们很多时间走在溪流旁的砂石地，有时候则走在水流上的大石，父亲一直看着溪流旁的山壁，时间大概是正午了，头上现在没有遮荫，太阳的热力变得强大，汗水又开始流进我的眼睛，肩上那枝丁字镐越来越沉重，而且已经磨破我肩上的皮肤了。
父亲在溪流的一个空旷处停下来，端详了半晌，最后他向前走几步来到山壁旁几颗小树的树荫下，他拿起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汗说：「我们在这里休息，吃点东西吧。」
我快要累坏了，当一声把丁字镐丢下，并把背上的布包拿下来，准备取出食物，却看见老工人走到另一棵树下，裤口袋里掏出一包菸来。
我把饭团和葱油饼拿出来，父亲在石头上铺上手帕，坐了下来， 接过去一个饭团和一张饼，示意我把食物拿给老工人，老工人一面抽着菸，一面接过一个饭团，我也坐在父亲身边，开始大口咬着妈妈清晨做的葱油饼。
葱油饼已经冷了，但一口咬下去，青葱的香气冒出来，油滋滋的饼口感柔软却又有嚼劲，细嚼之后又有一种面饼的甘甜，饼里显然也是放了盐的，咀嚼时有淡淡的咸味留在舌尖，这让我突然觉得口渴。我伸手拿出布袋里的塑胶袋，里面还有翠绿欲滴的小黄瓜呢。我把小黄瓜递给父亲和老工人，自己也抓起一条，一口咬下去，清脆的破裂声以及清凉的生黄瓜汁液同时给了感官的双重刺激，浅渍黄瓜的咸味和葱油饼的甘甜味交缠在一起，合谐的乐音一样相互增强着，觉得全身舒畅起来。
「看到前面壁上的树根吗？你拿丁字镐去挖挖看。」父亲突然叫住我，半条小黄瓜还在我嘴里，他指着前方左边的山壁，要我动手。
我拿起丁字镐走向前去，但山壁上的泥土看起来都一样，看不出所以然来，我只好比了比位置，回头看着父亲，父亲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高举丁字镐，用尽力气一记锄下去，泥土带着树根漱漱落下，黄土剥开，里面竟露出纯白色的土层来。我疑惑地回头看父亲，父亲笑了笑：「那就对了，你回来吃饭吧。」
老工人走上前来，把丁字镐接了去，开始一铲一铲地锄下白色的泥土，并把泥土装进带来的竹篓子里。
我回到父亲的旁边，拿起饭团预备再吃，但我还在惊讶的情绪中，咬了一口的饭团呆呆拿在手上。父亲回过头来，看着我说：「那是高岭土，我们找到露头了。」
老工人装好一篓子白色的高岭土之后，回到树荫下又吃了一张饼和一条小黄瓜。我默默地咬着带着咸味米香的饭团，心中不知道该高兴还是失望，我很高兴和父亲一起完成一件大事，我们找到「露头」了，但我也有一点失望，我不知道一切发生得这么快，我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冒险行动要进行呢。
（9）
二姐的抽屉
插图．含仁
我已经准备好要好好探索二姐的抽屉了，就在今天下午，想到这里，我的内心既紧张又无比兴奋。
窥探搜索别人的抽屉，一向是令人兴奋的事，何况，在我们家里，并没有太多抽屉可以供我探索。
父亲有一张大书桌，放在客厅里，那是一张岁月久远厚重的暗棕色木头书桌，桌面正下方，有两个横向的大抽屉，右边紧贴着桌脚，则有三个直排的小抽屉。在父亲出远门的时候，我已经探索过那些抽屉好多次了，我已经熟知其中的宝藏，必要时，我也能够轻易把内容拿出来据为己有。
书桌右上方的抽屉里，有红线直条的信纸，有玻璃瓶装的墨水，蓝色、黑色、红色，还有很少用的绿色墨水各一瓶；抽屉边上，整齐排着几枝铅笔，一支钢笔，和一枝沾水笔；沾水笔旁边则放着一盒十二个的沾水笔笔头，但它可能已经空了几格，但至少还有八、九个笔头，细心地用毛边纸包着。
左边的抽屉里，放了两卷半透明雪白的描图纸，一些大张的白纸，一旁整齐放着好多项各种硬度的炭铅笔，一把木制的丁字尺，一把铁制的直尺，有公分和英吋两种刻度，还有一整盒二十四色的色铅笔。左边角落则放了两盒印泥，和两个父亲的印章，一个是木制的章，如果邮差在门口大叫挂号信，我们当中就有一个小孩要冲进来拿那个木头章，再冲过去拿给邮差先生用印；另外一个印章是角质的高级章，不知道是什么兽角做的，每当和房东签租约时，父亲就会郑重其事拿出那个刻着篆字的角质印章，口里对着它呼气，然后用力地盖下去。
右边小抽屉里，第一格是一些钉书机之类的文具，第二格、第三格都是制图用具，黄铜做的，闪闪发光，父亲有时候要拿出来用绒布擦拭，并在关节处上油；小油瓶和绒布也放在第三格里，小油瓶有时候我们也拿来润滑家里的老钟，每次发条上了油之后，我们试着拨动指针，它就开始敲钟，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
制图用具有很多盒，有一盒全是各种大小的圆规，有一盒则是各种粗细的墨水笔。圆规或者墨水笔，都有加了旋钮的笔头，你得小心翼翼用沾水笔填入墨水，把旋钮旋至你要的出水粗细，画出来的线比任何印刷品还要干净笔直。还有一盒制图器械包含了各种形状的工具，有分脚规和鹤嘴笔。鹤嘴笔有一个可以随意转动的笔头，它的笔头像一只鸟又尖又弯的啄头，当你学会悬腕控制它的方向，你不再需要曲尺，可以画出又滑顺又圆满的弧线来。父亲在画地图的时候，就是用这鹤嘴笔画出一条一条优美圆弧的等高线来。
大哥没有书桌，他和我们一样，都在榻榻米上倚着矮桌读书，他的书放在餐厅旁一个橱柜里，我也曾在他上学的时候探索过那个橱柜，里面有一些高中的参考书和旧课本，一些作业用的笔记本，这些对我没有太多吸引力。但有一本书用包装纸紧紧包起来，我常常看见大哥在假日捧着它读，他在室内跨着大步，对着那本包着外衣的书点头微笑，他时而摇头晃脑，时而颂读出声，十分陶醉的模样。我把它从柜中拿出来，发现那是一本《三国演义》，我试着读它，发现读了几句就碰到困难，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文字。我才国小二年级，文言文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
有一天傍晚，我又把它从橱柜中拿出来，看不到几个字，大哥就回来了，当场撞见我正在窥探他的橱柜，但好脾气的大哥好像一点都不介意，他摸摸我的头说：「哇，想看《三国演义》？看得懂吗？」
我心虚地摇摇头：「看不懂。」
大哥兴致勃勃地说：「好，我来说给你听。」他把书接过去，打开最前面的书页，摇头晃脑地读了起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的局势，一个国家本来好好的，过了一段时间就会乱，就会打仗，就会四分五裂；可是，一个社会打仗久了，分裂久了，老百姓就累了，打仗的也慢慢打出输赢，国家慢慢就统一了，又合成一个国家。……」
我兴味盎然地听着，这些都太有趣、太神奇了。可惜本来充满夕阳橙辉的厨房开始暗了，大哥突然打住，他说：「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说吧。」然后，他就丢下书，做自己的功课去了。
第二天、第三天，我都在傍晚时分捧着书等着大哥告诉我：「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但他好像忘了，他视若无睹地行经我渴望的眼神，也不介意我手中拿着他心爱的书，他已经是个大人了、身体、言谈都是，我不敢开口要求他。
第四天下午，我又把橱柜里的《三国演义》拿出来，我不想知道故事的下文了，翻开书，试着读它，我发现大哥其实只讲了半页，这半页因为听过了，完全是读得明白的。我再试着读那还没有讲过的半页，很神奇的，我发现自己是看得懂的，半是狂喜，半是猜疑，我继续一段一段的读下去，不知不觉读到太阳下山了。
一个智力刚开启的乡下小孩，他是找不到足够的阅读材料的。每学期开学时，我最高兴发课本的那一天，一叠崭新的课本来到课桌上，我飢渴地读着一页又一页，通常在那一天下午，我已经读完所有那学期的课本，之后的整个学期我的上课就变得很无聊了。有时候我偷看教室外面树上小鸟跳上跳下的动作，或看看远方的云变幻各种形状，或者我在课本上画着各种西部牛仔的漫画造型，直到我被老师活逮，叫到教室后面去罚站为止。
有时候我发现同学家里有一本童话故事集，或者一本过期的读者文摘，我会想尽办法拜托那位同学拿来借给我，或者容许我到他家去读一个下午。大部分同学家里都是种田人，家里也许只有一本黄历，很难有其他书。但如果那位同学父母亲当中有人是省政府的公务员或学校的老师，极有可能他们家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宝藏，我可以借到（胡适文选）或者（朱自清全集）；但有时候运气不佳，我会借到（应用公文范例）或（实用尺牍大全），那就完全失落了。
但大哥橱柜里的《三国演义》，带给我一个足够份量的宝藏，我每天下午读它，我才二年级，每天只上半天课，有足够的时间与略带文言的演义体搏斗。每天读几页，故事引人入胜，当我读到曹操中计被围，年轻小将典韦挺身而出，他把十几枝短戟插在地上，大叫左右：「贼来十步乃呼我！」左右说：「十步矣！」典韦又说：「五步乃呼我！」左右又大叫：「五步矣！」他从地上拔起短戟射出，一戟就有一人倒地，我读得喘不过气来，《三国演义》的画面真的和综艺七彩宽萤幕的电影一模一样……
除了父亲工作用的大书桌，家里只有二姐有书桌。
那是一张小巧可爱的白色原木书桌，回对墙壁放在榻榻米上，高度只及膝盖，是供跪坐使用的。桌面大约只有六十公分乘四十公分，桌面下有横向并排的两个小抽屉，桌脚是细细的两条直线，下方有较宽的壂板，保持它的平衡。木头是未上漆色也未上桐油的原木，颜色是近乎牙签的乳白色，抚摸桌面时则好像有一种细沙纸的触感，十分舒适雅致。
这张书桌是哪里来的，我完全不知道，但知道有这张书桌时，已经都归二姐管理并使用了；我们其他五个小孩都没有别的意见，彷彿那是理所当然。因为二姐是全家功课最好的学生，不，她根本就是我们小镇上功课最好的小孩，或者全世界我知道的范围成绩最好的学生。她也是任何考试永远的第一名，是那种如果没有每一科都满分就算失败失常的讨厌鬼。
二姐从小就是最有纪律、最用功的学生。那时候台湾升学考试竞争激烈，学校里还盛行恶补，二姐已经小学五年级了，马上要考初中，每天放学后都得留在学校里加课，回到家天都黑了。她一回到家，匆忙吃完晚饭，帮忙洗好碗筷之后，就坐到她的小书桌用起功来；她那么安静专注，相形之下，坐在不远处的我就显得毛躁不安，我又想做作业，又想把「尪阿标」拿出来玩（尪阿标是一种圆形纸牌，小孩们把它叠起来，指定其中一张为王牌，各用一张纸牌去打它，看谁先把那张王牌从叠牌中分离出来，我每天练习，所以技艺精湛，出门总是赢一堆纸牌回来），又担心挨妈妈的骂，身子扭来扭去，内心被两种力量扯来扯去，最后作业也没写完，纸牌也没玩到。
但二姐没有我这种凡俗的贪玩欲望煎熬，她坐在她的小书桌前，背对着榻榻米上其他的全家人（其他人全部围坐在一张榻榻米上的矮几上，各据一角，读书或做家事），面对她的书本，半垂着眼睑，好像入定的观世音菩萨一样，嘴里唸唸有词，一读起书就是全神贯注好几个钟头，毅力耐力都惊人。而我在一旁早已经被瞌睡虫纠缠得头脑不清，决定放弃作业去睡觉了。我和弟弟七手八脚把蚊帐搭起来，关掉大灯，钻进被窝，当我们昏沉入睡之际，我回过头，还可以看见角落小书桌的台灯亮光和一个端坐的身影，二姐还继续在用功呢。
二姐严肃认真近乎神圣，虽然没有大我几岁，我们几个弟弟都不太敢和她讲话。但她那张小书桌特别令人羡慕，她每天从抽屉拿东西出来，或者阅读或者整理，一遍又一遍，里面都藏的些什么宝贝呢？我既好奇又不敢直接问她，一直在想，那一天也许可以偷偷看看二姐的抽屉。
但偷看二姐的抽屉是令人紧张害怕的。我搜索父亲的抽屉并且乱动他宝贝的制图用具，并不感到害怕，父亲好像不会介意我们动他的东西。我偷看大哥橱柜中的藏书，大哥是个温和谦恭的人，很少生气，被他发现了好像也没关系。大姐没有抽屉也没有橱柜，我完全不知道她把东西放在那里，也许和衣服一起放在衣柜里。妈妈的东西都放在一张小小的梳妆台，我早就全部搜索过一遍，但我只找到一本用包装纸包起来的日文汉药书（每当我们生病时，妈妈就翻查那本药书，再到中药店抓药回来煎）、还有一本横线笔记本（里面用铅笔和极小的字体，记录着家中每一笔的开销，譬如空心菜二毛，水费十二元，药房注射三元等）。
二哥、弟弟和我，我们三个小的都是连放东西的地方都没有的。但我们睡在榻榻米上，每个人都占据一条榻榻米缝，我把零钱、纸牌、弹珠，还有一小截用来防身的钢筋，都藏在榻榻米之间的夹缝里。有时候弹珠赢得多了，就不得不找一个罐子装起来，藏在碗橱底下，和各种酱瓜混在一起。
然而二姐是有抽屉的人，她甚至是个有书桌的人！虽然那只是一张很袖珍迷你的书桌。拥有抽屉与书桌的人，会在里面藏些什么宝贝呢？我忍不住好奇地想知道。
搜索二姐的抽屉，机会其实是很多的，她升学考试在即，每天都上课到天黑，而我才二年级，每天只上半天课。我有一整个半天可以翻查她的抽屉，不怕被她撞见。
日子终于来临，这一天下午，父亲出门去了，妈妈正在客厅里忙着她的三毛钱一件的毛线衣加工，似乎没有人会注意我的行动，我决定要趁机来好好检视二姐的抽屉。
蹑手蹑脚进了榻榻米大房间，来到二姐的白色小书桌前，小书桌不但有着细柔木纹的触感，更有一种木头的香气。我轻轻把抽屉打开，抽屉沉甸甸的，显然内容丰富，但抽屉木工细腻，轻轻滑动就可打开，而且不出声响。
先打开的是左边抽屉，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本干干净净、纯白无瑕的《国语日报字典》（父亲的书桌上还有另一本全家公用的大型辞典，早已经被翻得破烂不堪），字典底下则整整齐齐一叠叠放着旧课本和笔记本；旁边则放着好几只削得近乎完美的铅笔和橡皮擦，也排得整整齐齐，底下还有一把塑胶尺和一把圆规。前面空位整齐地排了四根黑色发夹，和四根当时还很稀奇的回纹针；一旁，有点突兀的，放了好几颗不同种类的钮扣。笔记本里有的夹了剪报，大部分是一些报纸副刊的散文作品。旧课本里则有几页夹着干燥树叶，有槭有枫，不知道是那里捡回来的。
再打开右边抽屉，我心里暗叫：「找到宝藏了。」因为那是一叠课外书，大部分是一本名叫《小学生》的过期杂志，一共有六本之多，但也有一本单本的《德国童话故事》，和一本省教育厅编的《全国中学生征文比赛得奖作品集》，另外还有两本书法的字帖。在那样匮乏穷苦的年代，这个抽屉算是丰富的藏书了。
我兴味盎然地先拿《德国童话故事》来读，第一篇就讲到一个阿兵哥找到宝藏的故事，每一个宝库之前都站了一只大狗看守，狗愈大的库房宝藏愈珍贵，我简直被这个故事迷住了，无法释手。我坐在桌前，一页一页地翻着，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地看着，时间一点一滴走过去，我听见其他家人回来的声音，但我仍然放不下书本来。终于，天快要黑了，我的书也看得差不多超过二分之一，我决定今天的冒险就到此为止，匆匆忙忙把书本收好，恢复原状，把抽屉关起来，假装没事人一样，跑到餐厅去了。
晚上二姐照样天黑才回家，先吃晚饭，又洗碗收拾，我一直偷偷打量着她，看看有没有什么异状。时间好像慢动作般缓缓移动，最后，二姐照往常坐下来在书桌前，打开她的抽屉，准备要读书了。突然间，她好像触电一样呆坐在那里，我的头皮发麻起来，不敢抬头，假装认真做着功课。二姐慢慢回过身，站起来，走到我们三个小的做功课的矮几，她杏眼圆睁，气鼓鼓地说：「你们那个人动了我的抽屉？」
老实的二哥一脸茫然，弟弟也莫名所以，我心里蹦蹦急跳，根本不敢正眼看她，「你们谁动了我的抽屉？」她连问了两声，也没有要得到答案的意思，两脚在地上狠狠一蹬，转身啪啪啪又回去了。
第二天，我回到小书桌前，把抽屉打开，仔细端详抽屉里摆设的状态，想找出被发现的原因。我记得我明明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来的位置，怎么会被发现呢？我猜想可能是排得不够整齐吧？二姐的东西太整齐了，每一条线都是笔直的，也许我应该记得这一点。这一次，我比较不贪心地读了《德国童话故事》剩下的二分之一，就开始花力气把书摆得和原来一模一样…。
晚上，二姐打开抽屉，停了一下，转头看着我们，慢慢地说：「你们有人又动了我的抽屉。」这次口气没那么凶了，但还是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我则是感到困惑，她究竟是怎么看出抽屉有人动过的呢…？
（10）
二哥的大考（上）
插图：含仁
二哥考初中的时候，家里有一种如临大敌的气氛；大考常常有，但二哥的大考特别重要。
大哥求学不顺，两次考大学都不能考上读得起的公立学校，为了帮助家计，他只好改读有补助、有配给的军校去了。两个姐姐读书读得很好，二姐甚至是台湾中部中学联考最高分的状元，每天收音机里的地方电台都有报导她的消息，参杂在一堆卖药的节目当中；她还得跟着老师或者校长去接受各种赞助厂商的赠奖活动，学校拿到一些捐款，二姐则拿到一些钢笔或字典的赠品，在小镇上风光了好一阵子，虽然她自己对这些活动可不怎么起劲。但二姐毕竟只是个女孩，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里，她的丰功伟业有点不切合实际需要。祖母每次来，听到孙女很会读书的事情，没有露出一丝高兴的样子，还睨着眼对父亲说：「女孩子给她们唸那么多书做什么？以后要怎么样嫁出去？」
二哥从小安静沉稳，又发育得早，小学六年级已经长得像个小大人，举手投足也老成持重，没有一般小孩的顽皮轻佻，老师们很喜欢他，对他有很高期待。父亲和妈妈也很看重他，有点把他当做「重点栽培」的对象。那个时代，乡下清寒家庭很难同时负担几个小孩的长期求学，「重点栽培」的策略是很普遍的，聪明会读书的女孩子常常必须牺牲自己，留在家中养猪或者出外做工，把继续求学的机会让给家中的哥哥或弟弟。我们家里虽然没有人明说，但重点栽培的对象是二哥似乎是明显的。
父亲那时已经病重，家人都不知道他何时会突然「离开」。有一天我忽然在半夜里醒来，昏沉沉不知道是几点钟，只看见客厅还有亮光，又听到有大人哭泣低语的声音。我不敢出声，仔细偷听部分谈话，发现那是妈妈和三阿姨正在商量「父亲走后」应有的安排。
「无采（可惜）伊两个那么会读书…。」妈妈哭着说，指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如果父亲离去，她们是再也不可能读书了；妈妈说可以拜托邻居苏老师帮忙，让她们去学校担任工友，苏老师很喜欢两个姐姐，常常说长大要替她们做媒。
「两个小的呢？」三阿姨问，指的是我和弟弟。
「一个交给你，一个交给第四的；我要拜托你们了，我已经无法度了。」妈妈又发出抽抽噎噎的哭声。我听到是关于自己的安排，耳朵更加尖起来，但妈妈的意思是把我过继给三阿姨，因为山东籍的三姨丈最疼我；把弟弟过继给四阿姨，因为弟弟活泼，很得四姨丈的喜欢；家里养不起了，也许到了其他家庭，还有机会得到照顾。我知道这样安排有它的道理，三姨丈、三阿姨也一定会对我很好，但我还是觉得伤心，觉得被妈妈遗弃了，我更希望被分配去当工友，没有书读也没关系，起码还留在家呀。
但我听见妈妈的声音一下子又变得坚毅：「一定要留下一个给他读书，让他有出脱。」全家人都将因为父亲的离去而四处分散，只能保住其中一位的前途，做为振兴门风的种子，而这位妈妈口中的「读书种子」，就将会是二哥。
这位平日在学校循规蹈矩、成绩很好的「读书种子」，即将要面临他生平第一次大考，他经不经得起考验呢？家里的大人和亲戚、老师们都很关心，频频询问准备的状况。但以前两个姐姐准备考试时，不但没有人问起，我甚至也不记得有人陪考。
这一次，二哥要离开乡下到附近大城台中应考，本来也可以由姐姐陪他，但病情沈重的父亲突然说他要亲自陪考，加倍显示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气氛。考试前几天，二哥脸色惨白，表情严肃，好像有点胆怯，他每天读书读到半夜，我和弟弟被警告不得喧哗吵闹，以免影响考生的心情。
考试的前一晚，妈妈准备了比较丰盛的晚餐，又单独给二哥一个卤蛋，有一点加油打气的意思。晚饭后，父亲走到街上的药房去打一筒针，确保第二天能有足够的精神，照例由我陪着。打完针回来的路上，黑暗中的道路两旁都是青蛙的叫声，父亲突然说：「你明天要不要一起去台中？去看看有个经验，明年就轮到你考了。」
到台中？当然好，就算只是陪考，我都乐于离开这个每天千篇一律的乡下，我想看到其他部分的世界，那怕只是惊鸿一瞥。但父亲说要给我一点「经验」这句话可能是错了，我们已经被通知全国即将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明年开始我们没有人需要通路考试，通通可以进入中学了。但想到可以出门到台中，我还是顺着父亲的话回答说：「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吃饱饭出门了。父亲买了一张全票、两张半票，我们赶上六点钟开往台中的公路局巴士。车子里拥挤不堪，挤满前往考试的考生和陪考的家长，平日通勤于路上的农夫也还带着鸡笼挤在车子里，不时飘来一些鸡粪的味道。车上的每个学生都失去平日的活泼好动，变得神色凝重，面无血色，尽管已经挤得站不住，每个人手上也还捧着一本书，想要在最后时刻抓住一些水上的浮木。
邻居的家长和父亲打招呼，父亲点头回礼。邻居隔着好几个座位扯着嗓门说：「你这个囝仔会读书，一定没问题啦；不像阮这个憨囝仔只会玩，注定是来陪榜的啦。」父亲笑笑，礼貌地说：「考试这种事，没有一定的啦。」
到了考场，哥哥看到好些同学也都来了（来到城里考试的同学并不多，很多学生衡量自己实力不足，早早就决定留在乡下了），大家都分配在邻近的教室，彼此都见得到。不知怎的，一向镇定沉稳的二哥看到同学打招呼时表情僵硬，笑容勉强，脸色一直很不好，嗅得出紧张的味道。我坐在树荫下东张西望，反正没有我的事，我也无需太紧张，考试气氛也不会感染我，因为我明年无需考试，我早就决定一本书也不要读了。
一堂考试下来，出了考场的二哥，脸色舒缓下来，好像是比较进入状况，也开始和同学有说有笑了。第二堂考试铃响，考生再度进场，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父亲在树下铺了一块手帕，坐在上头仔细读着报纸，我在旁边转来转去，看看其他陪考者各种千奇百怪的零食，观察各家陪考者昏睡的神情。时间慢慢接近中午，太阳变得毒烈起来，但考场安静无声，只有夏蝉在树荫里发出气息悠长的吵人鸣叫，让人胸口闷得快要吐出来…。
时间渐渐接近中午，能遮蔽的树荫变得愈来愈小，温度却变得炙热难耐，陪考的人群无声摇着愈来愈热的扇子，安静却焦躁的空气让人感到窒息，时间也好像愈走愈慢，甚至像是暂停一般，汗珠不断从我的脸颊流到脖子，溼溼黏黏，很不舒服。
但已经有人影从第二堂考试的教室里走出来，那是比较早交卷的考生，树荫下等待的人群开始有了一点骚动，大家纷纷站了起来，伸长脖子想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小孩。不久后，铃声响了，第二堂考试结束了，大批学生从考场里走出来，整个校园就变得闹哄哄、满是鼎沸的人声了。
二哥从考场里走出来，找到了我们。父亲问说考得怎么样，二哥支支吾吾，犹豫找不到适切的话语，好像有点不太确定，他觉得应该考得还不错，又有好几个题目他不确定是不是那么样作答。父亲也不评论，只点点头说：「嗯。」
然后他的眼光飘向远方，好像搜索什么，说：「走，我们去吃饭。」
走出了考场校园，只见附近街头全是人头，全都是带着应考小孩的人群。有的考生全家人都来陪考，老祖母、父母亲再加上兄弟姐妹，大大小小八、九个人，阵势惊人，考生也不难认，小孩当中那位两眼无神、脸色惨白的一定就是来应考的吧。
我们走近一家父亲知道的小吃摊，摊子上黑压压挤满了人，座无虚席不说，每张桌子旁边也都站满了等着要抢先坐下的等候者；座位上沸腾着吃饭的气氛，每个人都像抢饭吃一样，侍者则端着饭汤大声吆喝着，要大家小心被烫到什么的，快速地在?子之间穿梭。
父亲看了看手表，皱起眉头，又带着我们走往另一家。另一家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都要等上一段时间。一连几家都是这样，父亲又看了看表，眉头皱得更深了。最后，他像是下了重大决定，说：「来，我知道一个地方。」
他大步走向市区中心的大马路，我和二哥急急忙忙在后面追赶。我一面加紧脚步，心里暗暗有点着急，因为大街上都是商店，并没有吃饭的饭摊或面摊，不知道父亲究竟要往那里去，而且再走下去，离考场就远了，下一堂考试的时间就紧张了。
我们来到火车站前一条最热闹的大街上，离最新、最热闹的百货公司不太远，父亲走向一家富丽堂皇的餐厅，门上一块木头招牌，红底金字，苍劲有力的书法写了三个大字：「沁园春」。
父亲推开木门，我立刻感觉到一股冷气凉风吹拂在我脸上，夏日流汗的溼黏衣服也彷彿有一种轻风穿过，觉得通体清凉舒畅。那是一家台中市最高级的餐厅，我从来不敢想像可以踏进这样的餐厅，感到又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不知道可以吃到什么样高级的料理，害怕的是拿出来的帐单不知道将要如何伤害我们的家庭经济，母亲的眉头一定会皱得更紧更密了。
我们被女服务生领到屏风之后幽静的一张桌子，父亲向服务生说：「我们看时间，你们有什么快的东西？」
服务生说：「面和饭都很快。」
父亲点了三份排骨面，服务生留下冰得清凉的毛巾旋即离去，我们用充满柠檬芳香的毛巾擦拭脸和双手，冰凉溼润的触感让我感到神清气爽，暑气全消。我抬起头来瞧瞧餐厅周围，餐厅布置雅致，墙上有很多字画，餐厅里也很多人，但并不显得嘈杂。餐厅客人大部分都是外省人模样，他们的桌上有许多饭菜和杯盘，很多菜肴都是我不曾看过的东西，就连桌上的酒瓶也是我不曾见过的酒，家里拜拜或请客，我只知道黄酒和红露酒，而煮饭做菜用的则是米酒，虽然村子里的面摊上，很多客人也是直接拿米酒来喝的。
很快的，服务生拿着大托盘进来，托盘里端出三只白瓷大碗，一碗一碗轻轻放在我们面前。白瓷汤碗里是微微冒着烟的一碗排骨面，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典雅细致的面，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江浙式的面点。面汤是清澈的，带着淡淡的酱油色，汤上浮着细细的绿白葱花；面条又细又白，整整齐齐像用梳子梳过了一样；白面条上摆着一块色深肉厚的排骨，它没有裹面浆，透过暗红的酱油色我可以看见猪肉的肌理；排骨肉旁摆了几片翠绿的青江菜叶。这是一碗我从未见过的高级排骨面。
滋味？滋味当然是一种我从不可以想像的美味。那块排骨肉又大又厚，一口咬下有一种结实的对抗感，肉本身也腌制得很入味，炸过再浸入汤汁后加倍显得滋润；面汤清爽幽甜，但滋味的丰富醇厚和它汤色的淡雅透明不成比例；最让我惊奇的是它的面条，在此之前我只吃过台湾人硷水油面，不然就是号称山东面条的外省宽白面条，我从没见过这种细如面线的白面，却又有着比面线更清楚而柔软的口感。
我沉醉在意外得来的美味当中，一口一口啮咬着满溢肉香的排骨肉，又一汤匙一汤匙吸吮着面汤。一抬头，却看见哥哥停下筷子，苦着脸发呆；趁着父亲去柜台买单，我踢踢二哥的脚，问：「怎么了？」
「刚才有一题写错了，现在才想起来…。」
他大概是无心享受那碗面的滋味了，父亲付了帐回来坐在桌旁抽烟，我看二哥没有胃口也没有心情吃完他的面，征得他同意后就把他的整碗面再端过来，唏里呼噜又吃完了。
下午回到考场，我一直在回味那碗异乡风情的排骨面。下午考试只有一堂，或者是日头不再那么赤炎，陪考者很多铺了报纸卧在树下睡午觉，我觉得还来不及把排骨面回味完毕，忽然考试就考完了。二哥脸色惨白、嘴唇无色，像鬼魅一样无声走近我们，轻声说：「今天的考完了。」
父亲点点头，也没说话，就带着我们去搭乘公路局巴士了。
一路上三个人都没有说话，父亲抽着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二哥大概是在回想考试题目以及正确的解答，我还在怀念刚才「沁园春」那碗淡雅美味的面，更试着想像它的其他菜肴的滋味，我心里对自己说：「等长大了，我有钱了，我一定要回去再吃它的排骨面。」
世事难料，家里的「读书种子」二哥考试失常，只考到「第二志愿」的学校，以他的成绩和实力是委屈了。考高中时，二哥恢复实力，轻松考上「第一志愿」；但到了考大学时，他又失常考坏了，重考了一年才上了好大学。既然二哥考试会失常失利，似乎就不适合担任「重点栽培对象」（投资不再担保有好回报），家里这件事从此就不提了。
而等我「长大、有钱」再回到「沁园春」，那已经是三十年后，那时的我已经江湖跑老，见过若干场面。点菜的时候，我的兴奋之情突然变了调，我开始担心童年的美好记忆会完全破灭，眼前这家有点陈旧过时的室内陈设已经不能再称「富丽堂皇」。我也没有再去点那碗排骨面，因为这样点恐怕已经变得寒酸了。我点了葱烤鲫鱼、烂糊肉、油爆虾、腌笃鲜等一桌子正宗古早味的江浙菜，我看着服务生粗手粗脚准备来上菜时，心里充满恐惧，真想夺门而去…。
（11）
父亲的水晶
插图．含仁
你爸爸的东西，还有家里一些老东西，看你要不要？」妈妈在电话那头泫然欲泣，说：「不然，就都要当垃圾丢了。没法度，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父亲过世不久，我们先是忙了一阵子丧事，然后才开始计画安排未来的生活。首先，妈妈一个人住在乡下看起来是不合理了。房子本来也就是租的，算不上什么老家，离开不足惜。父亲还在时，和妈妈两个人在租来的房子生活，加上大哥大嫂就在隔一条街的邻近，觉得还放心，现在妈妈可是孤伶伶一个人了。兄弟姐妹们商量，决定把妈妈带到新竹和二姐一起住；二姐可以照顾妈妈，妈妈也帮得上忙碌的职业妇女二姐，家里还有最能让老人开心的小孩，这样安排最好了。
然而要搬离住了二十年的住处，老家原来的那些东西要放到哪里去？兄弟姐妹大都已经成家，虽然都幸而居有屋，但哪个人家里不是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怎么找得出空位呢？妈妈大概已经知道这个命运，想到我是比较爱旧东西的人，打了电话来问我要不要收留一些家里的旧东西。
家里有很多老东西是我很喜欢的，譬如那台年纪比我还大的老留声机兼收音机。橘红色典雅的木头盒子，精细的缕空木工，缕空处饰有纱网，后面的喇叭仍然播得出真空管温暖音色的美声。木盒正面的中央高处，有细细一条黑白红三色的赛璐珞面版，数字标示的是收音机的频率，左右两个旋钮，一个控制音量，一个寻找频道。盒子上方盖子掀开来，就是当年刚刚推出的第一代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黑胶唱片唱盘，细细的唱臂优雅地在唱头处转个弯，只要用手指头轻轻托起，唱盘转动时，你几乎可以不费力地放下唱头，它也好像滑翔翼一样轻轻降落，歌声也就随着悠扬响起了。
这部留声机唱盘兼收音机买来时，据说是我们基隆老家那条街上的第一部，邻居没听过这么美妙的乐音，常常挤在我们二楼住家的楼梯口，想要多听听它神奇美丽的声音，有时候还央求妈妈再多延长一些播送的时间；但我不曾见识那个盛大的场面，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木盒留声机也伴随家中每个小孩长大，包括我自己。对我来说，社会上重大事件就是经由收音机的播放而得知的。所谓的「重大事件」，可能指的台风要来的新闻，或者是重大的篮球赛事转播，甚至可以是大姐关切的某次省交响乐团公演的转播；最严重的事件，当然就是各种考试的「放榜」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被播音员以平稳速度的标准国语唱读出来，全家人聚精会神竖耳倾听（其他几十万个家庭也一样），生怕错过了的一个名字就是和自己有关的。
收音机也提供了我们大部分的娱乐，有时候我听《白银阿姨讲故事》，听她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天又一天，一个故事过后还有一个故事，彷彿永无止境。我们也爱听各种国语的或台语的「广播剧」，依音调的起伏而进入了各种情绪。「嗄，什么？十万元？十万元？我要去那里找到这十万元呢？」剧中人哭喊着，我们的心也纠结起来。一场戏剧隐藏一种人生，我们所有悲欢离合经验彷彿都从它而来；要不然，我们自己的生活实在是太简单平凡了。
唱盘带来的则是各形各色的音乐接触，父亲还藏有许多早期的日语唱片，曲目包括了现在已经不容易听到的《台中州进行曲》；比较新的流行曲则有文夏、陈芬兰、和洪一峰；家里也开始听起国语流行歌曲，唱片也因而有了周旋、白光、葛兰等人的身影，而我第一次和姐姐去唱片行买唱片，买的正是夏台凤刚刚出道的唱片《泥娃娃》。
姐姐后来到大城读书，开始带回来古典音乐唱片，我们跟着听贝多芬、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沉迷在新发现的音乐世界中。有时候，在假日的早上，在阳光遍洒室内的时候，我把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放进唱盘中，黑胶唱片一圈圈跳起旋转舞步，唱头温柔的降落登陆，乐音响起，我站在客厅中央，闭上眼睛，让交响乐团的时强时弱的一波波乐音把我包围。我挥舞着双手，想像自己置身欧洲的音乐厅之中，指挥着一个看不见的乐团，但我立刻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乡下小孩，一种悲怆袭来，我奋力在簿本里写下零碎的诗句：「放一群鸽子飞出去，飞到我想去而去不成的欧洲。」我已经来到多愁善感的青少年时期了…。
是呀，这座木盒子留声机曾经如此地伴随过我己然消失的青春时光，多么像是凝固旧时记忆的一座相框。如果没有其他人要，我在电话里和母亲说，我愿意保有它。
我想要的还有其他充满家中记忆的东西，我又说：「还有家里那座老挂钟，还有家里那张红色圆餐桌和那些圆凳子，还有那些唱片，还有那只木头碗橱和那些老粗碗…，如果没有人要，通通留给我好了。」
老挂钟是外祖母留给妈妈的遗物，原木色的面板镶了黑色木框，上面是大号数字的钟面，下端玻璃窗可看见左右摆动的黄铜制钟摆，上紧发条后，走起来很有精神的嘀嗒嘀嗒，每半小时会敲钟一次，发出当当当轻脆的声响。挂钟虽然年事已高，但所有零件机械都还保养得很好，除了会愈走愈快，将军赶路一般，没有其他问题。它的钟响几乎不分昼夜地陪伴了我们有记忆的所有时光，我怎么舍得放弃呢？
红色的圆餐桌和伴随它的十二只板凳，是妈妈的嫁妆。那个年代，谁家都有一张红色的圆餐桌，但我还没看过有谁家的餐桌好过妈妈的这一张。上好的木头，重量就比一般餐桌沈得多，搬动的时候就感觉到它的厚实，连凳子都比别人重了许多；漆色也与众不同，虽然也是暗红色，但又透着一种艷彩，已经几十年了，擦干净时还会闪闪发亮，好像新的一样…。
唱片指的是父亲留下来的日本唱片；碗橱也是用了几十年的木制品，有纱窗拉门那种，现在没得见了；粗碗也是外祖母时代留下来的…。
「拉叽欧已经不在了。」拉叽欧是Radio的日文发音，妈妈的意思是那座留声机兼收音机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像是晴天霹雳，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哥哥说要换音响，那只拉叽欧太旧了，就把它丢了。」妈妈在电话那一头说，她好像没有感觉到损失，也许她觉得新东西比较好。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