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欧洲法院的活动尤其有关。７０年代初，我们当中的大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件事时对主权问题考虑不够。自然，在使用“共用主权”这一短语时， 在知识方面存在着根本混乱， 就像诺埃尔·马尔科姆所说的，未能“区分权力与职权”。
除此之外，当时还不了解欧洲法院的实质以及英国法律与共同体法律之间将会出现的关系。共同体法律是通过成员国的法院直接执行的，如果发生了冲突，成员国的法院必须把按照欧洲法院解释的共同体法律置于本国法律之上。这表现在法克托姆案件。当时西班牙渔民找到了一个法律漏洞，从而能在英国注册他们的船只，并且利用英国的捕鱼配额。他们在上述案件中对英国提出了诉讼，阻挠了共同渔业政策意图的实现。１９８８年议会通过了《商船航运法》，堵住了这个漏洞。但后来他们起诉英国政府，在将这一案件提交欧洲法院后，英国法院只好暂时停止实施并最终撤销了《商船航运法》。
在法律上出现的这一情况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欧洲法院对条约和共同体法律的解释远不是公正的。它毫不隐讳地自称是主张欧洲一体化的一支力量。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它扩大共同体机构权力的机会更大。首先，要由欧洲法院对首相在社会宪章导货币联盟中为英国取得的例外权作出决定。它过去的态度与活动难以令人放心。
可是，尽管面临所有这些困难，英国有更加重要的谈判实力，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地利用这些实力。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贸易地位和机会。我们与共同体的贸易一直是逆差。这件事本身倒没有什么不对。但它表明其他欧洲共同体成员与我们继续进行贸易有明显的好处，所以要恰当地对待言过其实的恐惧心理：如果我们不顺从他们的意愿，它们将设法割断我们与它们市场的联系。
此外，在世界贸易和英国全球贸易的机会中，欧洲共同体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并将继续下降。我们的政治家们应该较少地关心欧洲市场，因为这个市场现在也许已经取得了最显著的发展，所以他们应该对远东、拉美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新的机会更加有兴趣。通过对英国海外资产巨大的业务量——１９９３年超过１３，０００亿英镑——的处理，使我们对这方面私营部门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８０％以上是为非欧洲共同体国家持有，而正在兴起的市场，所占份额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在我们整个贸易中，与非欧洲共同体国家贸易的份额，特别是与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贸易份额正在增长，并将会继续增长。
此外，由于我们在欧洲共同体内，因此向英国的一些投资无疑会继续下去，但由于欧洲联盟规章的不灵活和社会成本高，因此向欧洲以外地区的投资也会日益增加。由于传统，也由于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一优越地位，英国自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而不是欧洲大陆的贸易国。但是，如果我们要在新的全球市场上取得竞争的胜利，我们得保留降低我们工业费用的权利。这不是说我们要与我们的欧洲邻国轻易地发生争吵。但它的确表明，我们不要再认为，好像美国的经济前景主要依靠于证明我们是“好的欧洲人”。
第二，要认识到英国所拥有的非经济力量，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它使我们在欧洲谈判中具有特殊的份量。尽管美国与英国政府的关系目前出现了冷淡，但基于我们共同的经验、传统和思想感情，这种“特殊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现实。在海湾战争爆发前的前奏阶段，我自己关于英美关系的经验使我确信，无论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是怎样作出估计的，在纱须执行重要任务时，我们都知道美国只能依靠具有全球眼光和愿意维护国际秩序的少数几个享有声誉的国家。这主要是指我们自己和法国人。法国人虽然在海湾战争中表现出色，但一般对美国所领导的事业抱有怀疑。英美关系本身自然与英语是２１世纪的语言这一无可质疑的优势紧密相关。因此，从战略上考虑，欧洲大陆精明的政治家有理由希望与我们保持相互满意的、至少是可以令人容忍的关系。
最后，我们的伙伴们不应该以为我们最后总想签一个协议。虽然我们更情愿合作，但事实上，我们也应该充分准备有人会很不合作。如果有人企图迫使我们进一步走向联邦主义，或者，如果我们要求修改对我们不利的现有安排受到忽视，我们必须准备使用我们的否决权，坚决利用根据现有条约我们所能利用的一切不合作的渠道。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时刻，即戴高乐主义的斗篷可能会很合身地披在盎克鲁—撒克逊人的肩上。
在一系列欧洲理事会上，同样在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我最后一次参加的罗马理事会上，为维护英国利益进行的多年斗争告诫我、不要相信在１９９６年取得成果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用说是件容易的事。此前，将会有来自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施加的压力，１９９４年９月，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关于成立一个致力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核心力量”的建议，表明缓和进程已经开始。虽然，正如我要建议的，肯定不应当立即抛弃“两层”欧洲的概念。在复杂的谈判中，重要的是要将策略与强硬结合起来，为英国取得最好的结果。但是，即使在现阶段，重要的是要详细说明这一结果将会是什么。
除了极少数坚定的欧洲联邦主义者外，人们都认识到英国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利弊各半。当时，当共产主义的边界斜穿过欧洲中部时，虽然战略考虑不是没有份量，但正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利弊各半基本上是指经济方面的。一方面，我们未受到限制地进入了一个大的西欧市场。我们设想，当我们的经济有了增长）内部自由贸易政策占了上风时，这一市场会扩大。但是分类帐的另一边是，我们将是共同体预算大的净捐助国，这反映在共同农业政策的费用不成比例。我们知道，法国主张补贴与保护的倾向会把欧洲经济共同体推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但是当时我们毫不担心地认为，这些倾向能够得到限制，也许能够改变。更认真他说，我们当时没有预见到，由于欧洲委员会的野心，会促使走向集中决策，没有顶见到会从布鲁塞尔导致干涉性的社会管制，也未预见到它会对议会的独立自立和联合王国的法律带来这么大的挑战。怎样才能恢复英国的利益？
第一步，只不过是要求与我们的欧洲伙伴举行最低限度的协商或谈判，这不应当推迟。声称我们是否准备放弃英镑和参加单一欧洲货币这是将来的事，这种说法不大好。任何时候作出这一决定都将会（至少在理论上说是“不可更改地”）阻止英国政府控制其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面，从而夺走了民主的核心。肯定他说，不举行公民投票、就不应该考虑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如果政府现在就宣布反对单一货币，那会更好，因为它能使公众放心，表明我们与其他大多数欧洲政府主张联邦主义的目标有原则的不同。同样，也应该表明，不存在英镑回到汇率机制或回到任何后续制度的问题。现在发表这类声明就能使共同体的其他国家更加认真地对待我们，能更加迫使其他国家政府向它们的选民们表明自己的真实目的。官对恢复对保守党的支持也会带来无穷的好处。
也有必要澄清我们对“两层”欧洲这一计划的态度。根据这一计划，其核心集团拥有经济与货币联盟、高度的社会管制权和共同的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要不是有时是各种混乱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原因，英国对于这一计划的立即反应是反对的。一些评论家认为，走向其议事日程即由法一德轴心所控制的联邦制的欧洲，这一步更加不能令人接受。另一些人反对它是因为他们渴望英国成为该“核心力量”的一部分，例如在防务事务方面。可是，进一步牺牲我们的浊立自主，这在对内和对外的欧洲关系中，对我们都无好处，事实上是正好相反。把我们的国防决策权置于欧洲控制之下，肯定他说，这是不行的。适当的国际机制一事实上，其唯一可行的军事机构——是北约组织。
但是这一新形势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有必要说清楚，如果我们允许对现有的条约框架进行修改，让拟议中的发展继续下去，我们的利益必须受到照顾。如果有人试图建立这一“核心力量”而不尊重我们的基本观点和利益，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我们拥有的各种手段予以阻止和使其中断。一项绝对重要的要求是要确保“核心力量”国家不得把它们自己有待解决的优先事项强加在其他成员国身上，如单一市场的运转。在这一市场里，它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最后是不一致的。我们同意那些国家所寻求的改变，要价可能进一步包括对现有条约的一些条款进行分类评估，因为这些条款对我们不利，顺便说一句，也对其他成员国不利。
一件明显要优先考虑的事情涉及英国对欧洲联盟财政捐款的处理。接纳农业仍占非常重要地位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为正式成员国是十分可取的，但无论怎么说，一旦这成为现实，很难看出目前的共同农业政策怎样能继续下去。共同农业政策不仅消耗了财源，而且使粮食价格大大高于一般国际水平，所以也增加了人工费用和企业成本。可以进行公开辩论的是，如果有什么办法的话，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取代它，以支持英国的农业。同样，应该进行修改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所谓的“团结基金”。马斯特里赫特预期上述政策会给经济较弱的国家带来财政和金融困难，“团结基金”将用来给予补偿。
其次，我们应当试图改变欧洲共同体日益增强的保护主义，它几乎使关贸总协定回合离开了其正常的进程，并且大大地减少了它发挥作用的机会，使英国的财富和就业受到了损失。不幸的是，由于共同体的社会政策以及劳力市场缺少灵活性，保护主义的思想很可能随着费用的增长而增长，从而使欧洲的工业不能有效地参加竞争。但是，由于优势已从欧洲移到美国，欧洲联盟已比从前更加难以继续执行这类保护主义。帕特里克·梅塞林教授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
直到最近，美国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行为准则所制定的贸易政策还拿不出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重要方案……。但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情况将会发生逆转。美国——随着南美洲国家开放了它们的边界和推动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将能享有地区性机会所能提供的缓和。相比之下，欧盟已大大耗尽了其能力，在将来一段长时期内不可能显著地扩大区域贸易。欧盟——它南边与东边的邻国不相信自由贸易能带来好处，或者因为国家大小而不能给欧盟带来很大的好处——在这方面将处于美国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所处的地位。
欧盟只剩下一条路，它必须使关贸总协定从其贸易政策的边缘移向它的中心。
如果这没有发生——更糟的是，如果如我指出的那样，欧共体进一步走向保护主义——英国所受的不利影响将最大。这就是为什么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努力在欧洲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间作出特别安排。
这里，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像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组织，它将把中欧和东欧正在出现的市场民主体制与欧盟本身合并为一。这将会带来一些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首先，它将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能顺利地进入美洲迅速扩大的市场。７０年代初表明我们有理由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８０年代中期和末期表明有理由成立单一市场的所有同样的论点——即扩大贸易机会——在这里都适用。其次，由于有了具有自由企业和公开贸易传统的美国人，因此，在新的跨越大西洋的贸易构架中，我们将使欧洲大陆不再那么强调津贴和保护——这对英国有利。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我们在主张自由市场这个问题上就不那么会成为一个孤独的声音。第三，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将有助于巩固北约组织——冷战结束后，它存在的理由已受到怀疑。一个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将会为美国继续对欧洲防务的承诺创造条件，同时也会使对德国占支配地位感到忧虑的欧洲国家感到放心。最后，新的自由贸易区在关贸总协定中将会成为最强大的、但也是最自由的集团。这样，就能坚持使全球走向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主义。英国的有利地位使它能在大西洋两岸为推行这一做法进行辩护。此外，它会为我们的特殊利益和我们作为一个外向型的、传统上致力于与美国建立巩固联系的公开贸易国带来许多好处。
最后，我们在计划通往１９９６年的道路时，不能继续忽视对我们议会主权的侵蚀。正如上议院议员丹宁勋爵所说：
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惊恐的是，欧洲法律不仅仅是使英国港湾涨潮的海水。现在它像海啸，冲垮了我们的海堤，淹没了我们内地的田野和房屋。
现在需要考虑如何才能确切地保护英国的宪法——生死攸关的最终关键——使其不受这一“海啸”的袭击。肯定他说，只有依靠明确地行使议会的独立自主权才能做到。此外，越早从欧洲法院手中夺回主动权以澄清英国的司法思想越好。有充足的理由修改１９７２年的《欧洲共同体法》，使议会最终能超越所有共同体的法律之上，清楚表明议会通过的明文规定比共同体的法律具有更高的效力。
在维护国内法最终的至高权力方面，英国在共同体内不会是孤立的。例如德国，它就不承认共同体法律凌驾于它的宪法之上，就像联邦立宪法院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问题上已清楚说明的那样。同样，法国也维护了它宪法的最终的至高权力。它的行政法院制订了一些原则和程序，如果法国利益需要，它们可以限制共同体法律的具体实施。
我们在英国也应该制订出一些规章处理在共同体法律与英国议会法之间出现的偶然性纠纷（如像在法克托姆案件中所出现的纠纷），并建立一个程序，规定当一项法令与共同体的法律无意中发生冲突时，如果有必要，要通过枢密院令而不是由法院使其中止执行，以制止法院裁决和司法思想出现的缩小议会主权范围的趋势。应该有一个只有议会才能立法的受保护事项的保留名单，包括我们宪法的调停和抗辩权。最后，我们应该拥有可由枢密院令行使的保留权，使我们能最后防止某些具体的共同体法律和决定在联合王国生效。人们认为，我们会很少使用这些权力，可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能抑制来自欧洲的侵犯。但是有关如何采取而不是应不应该采取这些行动的辩论本来早就应该进行了。
不可能事先准确地预测这一谈判过程会在哪里结束。英国在共同体成员中会不会坐在外面的一排，我们会不会享有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后来欧洲经济区国家已享有多年的、类似的伙伴关系协定，或者，欧洲联盟会不会按照新条约在各国之间变成一系列像“可变化的几何图形”似的双边或多边协定——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无论怎么说，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清楚的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事实上在马斯特里赫特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看法——即共同体各成员的目标和可预见的利益彼此很不相同。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相应地制订我们１９９６年的战略，这是获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依据。
我不相信这一方法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长期利益不符。如果让欧洲联盟沿着目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它在各个级别上都会失败。它会向中欧和东欧共产主义以后的国家强加一些它们想加入该联盟时所无法接受的条件，从而将它们排斥在外。它会使南欧国家依赖德国纳税人的施舍，从而变得越来越衰弱。在更加广泛的世界范围里，它会成为一种支持保护主义和制造不安定的力量。
如果法—德集团决心要着手重建一个现代的卡洛林玉朝，那是它们的选择。几乎可以肯定，其结果会是令人痛苦而难忘的。在一个民族主义重新觉醒的世界里，难以想像法国人会永远接受该国沦为德国的卫星国。同样，也难以设想德国纳税人会为国外的经济衰退地区提供更多的补贴以及为因生活所迫进入德国的移民提供房屋、卫生设施和其他福利，此外，还会失去德国马克所提供的保证。而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由于欧洲在失去投资与就业机会，它在世界贸易与财富中的份额在逐渐减少。到了某个时候，这些国家的选民会起来反对那些导致它们陷入经济混乱、受到关系疏远的官僚们的统治以及丧失其独立的政策。
英国要单独阻止这些不受欢迎的事态发展，其力量有限。但在此处援引小皮特的愿望不会是不适宜的，其意思是，英国“已经依靠自己的努力挽救了自己，并且将……以它的榜样挽救欧洲”。同时，致力于我在布鲁日提出的那些理想——一些自由进行合作的民族的国家，它们爱好自由企业并欢迎自由贸易——的人们，他们所能作出的最好贡献是将欧洲各国的政治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评论家都聚集在一起，重新发起一个运动，建立包括大欧洲和美洲在内的横跨大西洋的合作。正如我在布鲁日演说中最后所说的：
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欧洲，它在范围更加广泛的世界里在充分发挥作用，它的目光向外而不是向内，它保存了那种大西洋共同体一即包括了大西洋两岸的欧洲——这就是我们最崇高的遗产和最伟大的力量。
第一节 受到挫伤的欣快症
--------------------------------------------------------------------------------
与欧洲共同体的事务相比，在我离任时，外交政策中一些事件的整个历程最初很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继续着。鉴于当时正在为无法预料的海湾战争确切进程作准备，因此，这种气氛看起来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有些无动于衷。但是我相信所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相信西方，或者像我们从策略考虑喜欢称之为的“国际社会”，会战胜萨达姆·侯赛因和扭转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此外，这场危机还导致了美国和英国重新建立我把它当作我在处理问题时起主要作用的、那种极其重要的“特殊关系”。
但是，更加具有长远重要意义的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更为准确但不那么策略他说，是在那场大规模的战争中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的确，如果没有这一结局，海湾事件就不可能进行得比较顺利。我抵制德国的统一没有成功。但事态的发展导致了１９８９年６月团结工会在波兰选举中的大获全胜，那年１１月推倒了柏林墙，１２月在罗马尼亚推翻了齐奥塞斯库，同一个月，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１９９０年４月在匈牙利的选举中非共产党人获得了胜利——我把这些看做是罗纳德·里根和我在整个８０年代所坚持执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实际的、很受欢迎的成果。我不怀疑，这种势头足以使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至少现在是这样。目前还不能确切他说中欧、东欧和苏联会走向何处。我很懂得这些地区的复杂历史，因而了解肯定会出现民族纷争和有可能提出改变边界的要求。我们当时想，至少作为赫尔辛基进程的结果，重新恢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外交框架来解决争端。可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感到很失望。
我在乌克兰亲眼看到反对前苏联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多么强烈。正如我在最后一次参加的那次欧洲理事会开始时对雅克。德洛尔所说的，我不认为应该由西欧人对苏联未来的模式或它的继承者发表意见，而应当由有关的民众对它们作出民主的选择。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了解未来，更不用说有信心去塑造未来，但这没有减少我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感到的满意。苏维埃帝国和它附属国的无数臣民曾经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现在他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中。曾经被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这些新的民主国家，放弃了它们反对西方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这些是在人道和安全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在那时或以后，我对在外交上比较简单但却具有致命危险的冷战时代没有任何的怀念。
一个被削弱的、正在进行反复无常的改革的苏联首先需日益关注它自己的大量内部问题，因而使其他地区的冲突得以解决。在非洲，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宣告结束，这意味着南非的改革家们有了新的机会对他们国家的未来达成协议。事实上，不论在非洲或中东，在中美和南美，在印度次大陆或印度支那，苏联所执行的、企图统治全球的长期战略的告终为进步开辟了道路。受到压制的、对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渴望，使那些腐败、暴虐的政权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它们再也没有理由要莫斯科给予支持（或者是华盛顿的支持）以防它们会投向另外一方。
一个旧的世界秩序——由苏联和西方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友划分成的两极世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了吗？可以看出当时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它是打着联合国决议的幌子的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这就需要美国强有力的领导，其盟国的坚定支持和一个明确的战略思想，即它能区别什么是对西方利益和国际秩序的真正威胁，什么是后果有局限性的地方争端。我仍然相信这一谨慎的做法可以建立一个义务有限度的、持久的国际秩序。不幸的是，它与一个更加以救世主自居的、因而不那么实际的世界秩序的观念混淆起来，而后者是建立在不受战略私利影响的、多国机构共同行动的基础上的。当然，这是一个更加理想主义的看法，但是，正如麦考利所说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一英亩地，其价值相当于一个乌托邦的公国。”
甚至在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的日子里，当有关世界新秩序可能性的欣快症达到了高峰时，我自己仍然感到不安。我怀疑，一些人太相信国际宣言的高调，而太不注意执行这些宣言的措施。说也奇怪，我在１９９１年５月准备第一次访问南非时，开始更加深入地阅读有关倒霉的国际联盟的资料。国际联盟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是南非的简·斯马茨。当时的一些花言巧语和我这时所听到的同样不可思议。当国际联盟未能采取行动反对独裁者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扫清道路时，斯马茨自己作出结论说：“大家的事到头来成了谁也不管的事。每个人都指望别人去带头，而侵略者这时却干了坏事而未被发觉。”这一结论对我的印象就像那种集体安全一样深，而有人却认为冷战后的稳定和自由要建立在它的基础上。
当然，有人可以争辩说，现在的形势不同了。毕竟萨达姆·侯赛因没有“干了坏事而未被发觉”，虽然他的确是“逃脱了”。但是我想，要懂得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与国际联盟相反，美国确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国际上的超级大国，此外还有像英国、法国这些自信的、武器精良的国家也采取行动给予了支持，因而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大多的评论家和政治家准备作出正好相反的推论，即联合国本身应该成为一支超国家的力量，它应该有权威和财力任意进行干预；而单一的民族独立国家则应放弃它们的主权。如果联合国要成为一个世界政府的强烈欲望得到鼓励，它只能使世界导致混乱。但是通过许多巧妙的方法，西方左翼自由主义的意见在许多保守党人天真的合作下，取得了很大效果，使冷战后的形势变得对他们有利。
１９９１年９月我在纽约向驻联合国的大使们作了一次讲话，清楚表明我反对这些倾向。我为“新民族主义”辩护，它在苏联和中欧、东欧的各民族中是显而易见的。
真正的国际主义总是包括各国之间的合作，那就是该词的意思。词样，体现国际主义最高愿望的联合国，其名称就提醒了我们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你们考虑一切问题的起始点是你们所代表的各个国家。你们往往容易忘记的目的是它们在一些共同目标上应该一致。但是目标一致一而不是联合——才是宗旨。
事实上，我在纽约演讲时，已经很明显，世界新秩序的情况不佳。我深切地关注西方未能看到在前南斯拉夫已经出现了危险。在那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争取从共产主义受压抑的穷困中获得自由的努力，遭到了武装力量的挑战。在我看来，民族自决权和自卫权（事实上，更加广泛他说是人权）是任何公正的国际秩序的中心，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任何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中心。在外交政策中，稳定具有传统的价值，任何对此抱有怀疑的人，应该给他一张去摩加迪沙的单程机票。但是，稳定不应该作为维持本身就不稳定的某一现状的借口，因为它压制了最终也不可能被扼制的社会力量。自我离任以来，共有三次感到不得不公开干预外交方面的问题（欧洲问题除外），也许意味深长的是，每一次我都认为，出于道德和现实两方面的考虑，应该改变做法。第一次是１９９１年４月，一些库尔德族的妇女乞求我大声疾呼，帮助解救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无情打击下她们首当其冲的同胞。我被她们的诉说打动了。当时议会正在休会，也没有大臣会见她们。我现在可以高兴他说——无疑是出于巧合——至少后来采取行动建立了安全避难所。
第二次是１９９１年８月在苏联发生了政变，西方一些领导人显然情愿“坐视”政变的领导人是否会成功，而没有在道义上充分支持在俄国白厅聚集在鲍里斯·叶利钦周围的抵抗力量，我对此感到惊愕。因此，我一核实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后就立即在大学院街我办公室的外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继续接受了一连串的采访。
我说，很清楚，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是违反宪法的，俄罗斯人民现在应该接受民主选出的主要政治家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在这一新的、危险的形势下，我们自己计划削减防务的做法现在一定不能继续下去。但是我告诫说，不要认为政变会成功。苏联人民现在对民主已有了更多的感受，他们不会愿意失去它。他们应该像中、东欧的人民所做的那样来保卫民主——走上街头，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想法。
第二天早晨，情况已开始明朗。事态的发展正在证实我认为政变不会成功的乐观想法是对的。有消息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抗议集会。我想值得试一试与戈尔巴乔夫先生直接通个电话。据政变领导人说，他已经因“健康原因”下台了。当苏联大使告诉我不可能通话时，我并不怎样感到惊奇。我曾设想，电话联系可能已被克格勃切断——虽然在这一点上我很快得知我过高地估计了政变领导人的能力。那天晚些时候，保守党的欧洲议会议员、俄国问题大专家贝瑟尔勋爵与我的办公室联系，说他和正在伦敦访问的的叶利钦先生的顾问萨利纳·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在一起。我立即请他们前来向我介绍情况。我谈到我怎样未能与戈尔巴乔夫总统取得联系。然后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间我是否愿意与叶利钦通话。她翻遍了手提包，然后给了我他在议会大厦办公室的直线电话号码。开头几次没有拨通，后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电话居然接通了。
叶利钦先生和我谈了一会儿，由贝瑟尔勋爵担任翻译。显然，被包围的白厅前景是严峻的，但是叶利钦先生和他的支持者们都情绪高昂。他问我是否能主持一个医生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所谓健康不佳——这很像苏联典型的外交病——进行调查。当然，我同意了。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与外交部和卫生部合作，试图拟定一个由一些著名医生组成的恰当的名单。幸运的是，不需要这样做了，因为这时政变正在迅速瓦解。
根据美国政府的“消息来源”，报纸对我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谴责，因为我号召俄罗斯人上街制止政变，并且号召我们的政治家们停止裁减西方军备。但是我并不感到遗憾。民主必须靠斗争去争取，必要时要为民主而牺牲。的确，有３位勇敢的年轻人为了民主而死去。今天，俄国人仍记得他们的献身。
但是，我与西方外交政策部门的观点最不同的是波斯尼亚问题。对我来说，似乎很可悲的是，像不厌其烦地愿意注意事态发展的其他人一样——我经常从英国专家和该地区的其他人那里得到简要的介绍——我看到了塞尔维亚正在为侵略波斯尼亚的战争作准备。西方对更早些时候侵略克罗地亚的战争的反应是软弱和没有原则的，因此使得这场战争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是在西方的默许下，南斯拉夫军队才能够将其装甲部队从克罗地亚撤到了波斯尼亚。
１９９２年８月，我正在瑞士和我的顾问们写我的回忆录的第一卷，得知波斯尼亚副总统艾贾普·加尼克要见我。他悄捎溜出萨拉热窝后，在国外拼命地为波斯尼亚寻求援助。
由于萨拉热窝生活必需品奇缺，我为我们的会见准备了丰富的午茶。使我惊奇的是，当他向我透彻地介绍政治和军事形势时，他不肯吃任何东西。但是当我走进书房给外交部打电话为他安排一次会见时，我的同事再一次要他吃点东西。于是，他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了几块三明治。后来他向他们解释说，由于他在地堡里呆了几个月没有什么东西吃，因此他想，在我面前吃东西时样子一定不文雅。
他告诉我的情况证实了我所听到和读到的一切。于是我当时作出决定，我在道义上有责任采取行动。我要尽可能地发挥我最大的主动性，但是我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美国，因为在与外交部进行了多次无结果的谈话后，我对英国倾听我意见的可能性已不抱任何希望。在《纽约时报》和美国电视上我辩论说，如果袖手旁观，我们就正在成为帮凶。我企图以此唤醒西方的良知。但是我也谈到了一些确切的例子。
有人争辩说，西方已无能为力，除非我们准备冒险长期卷入越南或黎巴嫩式的冲突，那样西方的伤亡可能很大。这种论点部分是危言耸听，部分是为无所作为寻找借口。像沙漠风暴那样从陆上发动全面进攻与停止向波斯尼亚禁运武器、向波斯尼亚军队提供武器和直接打击军事目标和通讯系统，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西方绕道而行，不闻不问，我们也不能期望其他人也会这样做。土耳其和穆斯林世界对此已日益担忧。在波斯尼亚屠杀更多的穆斯林，这些事件不仅本身骇人听闻，也使冲突有扩大的危险。
塞尔维亚没有像过去苏联那样的强大的外国支持者。到目前为止，西方不采取行动对它是个鼓励。西方明确声明不会使用武力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而明确警告要采取军事行动则会迫使塞尔维亚考虑停止其侵略。应当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它遵从西方的某些要求：
停止给予塞尔维亚用以对波斯尼亚进行战争的经济支持，由设置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边境的国际观察员对此进行监督。
贝尔格莱德承认波斯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放弃对它的领土要求。
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保证人道主义小组的进入。
在更加广泛的整个地区非军事化协议的框架内，签订波斯尼亚非军事化协议。
允诺进行合作，使难民回到波斯尼亚。
如果这些要求（它们应附有最后期限，不能得到满足，应该进行军事报复，包括从轰炸连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的德里纳河上的桥梁、军事护送部队、萨拉热窝和戈拉日代周围的炮兵阵地、军用仓库和其他在战争中有用的设施。还应当说明，这不是一场针对塞尔维亚人民的战争，即使塞尔维亚境内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设施可能遭到袭击……
塞尔维亚不会听从这些，除非迫使它这样做。只有当他们的抵抗可能遭到失败时，才会产生一个比较民主和爱好和平的领导层。袖手旁观，直到冲突把一切耗尽，这不仅不光彩，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难民、恐怖主义，使其他国家卷入巴尔干战争，以及其他一些更糟的事情。
在一段短时期内，这一论点看起来好像要占上风。我相信在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内对战略的确重新作了一些估价。当时的军事和制订外交政策的机构已经完全醒悟过来，但只是提出了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的干预（我从未提过这一建议）太冒险，为什么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必须继续下去（这的确使得受害者不能自卫），以及为什么空中打击不会起作用（如果就事论事，这可能是对的，但如果把空中打击作为支持装备精良的波斯尼亚军队的一种手段以改变军事上的均势，它们的说法就不真实了）。
自从１９９２年夏季以来，向我所主张的方向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太少也太迟了。在荒谬的限制下，只进行了很有限的空中打击，而且都是在抗议联合国和北约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背景下进行的。由于美国的压力，解除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有了某种可能性——但是直到温和的穆斯林领导人在得不到西方的帮助下被迫危险地紧密依靠像伊朗这样的伊斯兰国家之后，才出现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１９－－９２年８月时，俄罗斯还没有卷入这场纠纷，而现在俄国政府在这一致命的赌博中已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正朝着我所担心的方向增加了赌注。最后，在波斯尼亚的英国军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其他国家的军队都驻扎在易受攻击的位置，如果西方最后真的认真起来，他们很可能成为塞族人的人质。在波斯尼亚的可耻失败不仅有损于我们的信誉和道德境界，它还加深了自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北约内部所出现的最严重的裂痕。
可是，重要的是要把波斯尼亚的大败看做是一个征兆，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业。在“世界新秩序”这一概念时起时落的整个这段时期内，关于国际事务的许多讨论几乎是不现实的。外交政策的思考家们仍在进行这些争论：（按照黑格尔的观念）“历史”是否已经“结束”；按照弗朗西斯·福山激励人心的论文，我们是否已经到了“人类思想进化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成为政府的最后形式。”
与福山先生的理论形成对照的是后来由塞缪尔·亨廷顿所作的预言，即国际政治今后将为《文明的冲突》所主宰，由七八种主要文化的互相作用来塑造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未来最主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把这些文化彼此隔开的文化错误路线上。”
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这些雄心勃勃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实践者的犹豫不决，它们之间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不现实感。越来越明显，冷战的结束一在柏林墙的拆除和正式举行苏联的丧礼之间仅仅只有二年——已使得西方的政治家们迷失了方向。不仅是对一些安全体系——首先是北约——和防务战略必须要重新考虑，似乎外交政策整个的正确性、目的和方向本身都处于争论之中。
第二节 保守党人的外交政策原则
--------------------------------------------------------------------------------
俾斯麦曾经说过，要他在执行外交政策的同时注意政治原则，就好像要他穿过茂密的森林时用牙齿咬着一根１２英尺长的杆子。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保守党理论家的支持，他们要求我们在制订外交政策时只考虑国家利益。事实上，他们做法的逻辑明显经不起推敲。我们怎样认识我们极其重要的利益？一旦认识后，我们怎样能最好地寻求这些利益？它们包括其他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吗？你怎样说服你自己的公民或其他政府和你一起走你所选择的道路？国际秩序的某一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也符合国家的具体利益？如果符合的话，我们应该为它作出多大的牺牲？不参照一定的原则，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回答。
我认为，保守党处理国际事务的做法要依据５条原则。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利用这些原则迎接我们面临的挑战。
这些原则中的第一条是，只有当一个大国或一个强大得足以挫败其他强国挑战的、持久的联盟对集体安全作出保证，才能维护集体安全。在当今世界，这意味着美国必须保持其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不付出代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不能期望由美国的纳税人单独承担这个代价。此外，也不会没有摩擦，俄国以及在今后适当时候会成为强国的中国、印度、日本、巴西等国——更不用说高度敏感的欧洲人——都会对此感到忿恨。但是为了和平与稳定，这一选择的坏处最小最小。
当其他国家更加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出现时，美国不能独自长期维持这一地位。但这一事实不能否定上述论点，虽然它的确能修改这一论点。首先，是时间上的间隔。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不会自动地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特别是像现在，军事技术——在这方面美国胜过其他国家——是关键，而不是简单地看用于防务的资源有多少。无论怎么说，重要的是不要低估美国的经济潜力，因为不仅包括北美而且包括南美在内的广大的自由贸易区为这一潜力开辟了前景。
还有，如果美国领导世界的担子要延续到２２世纪，它将需要可靠的盟友——它们愿意分担而且要完全分担这一担子。到底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怎样适当地分担向北约的投资，特别是对北约范围以外的活动的投资，以及怎样在经济上利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加强它的基础——这也许是我们今后１０年所要讨论的最重要的课题。但是，不管分担这一负担要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机构形式，也不管美国和欧洲如何分摊这一负担，领导世界仍将承担繁重的义务。不过，它们也会得到补偿，特别是国际上的安排和全球性机构作出的决定将倾向于反映美国的利益，也会从而扩大包括西方的利益。的确，除非这样，否则，有民主精神的选民们，特别是美国的选民们，将不会准备付出这一代价。
我的第二条原则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地区均势的价值。这是与美国全球作用这第一项原则有关的、一个重要的限定性条件。保持地区均势将有助于减少需要美国所领导的干涉的次数。当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结盟去反击和遏制一个可能成为起支配作用的强国时，就形成了大体有益的均势，减少了对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的诱惑力及其干坏事的可能性。当然，英国多年来的政策是在欧洲内部促使实现这一均势。正如我已经阐明的那样，当一个主要的、未言明的政策目标应该是遏制德国的力量时，这仍然是有意义的。
美国政策的制订者们一般不同意均势这一原则，部分原因是美国自己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理想主义和思想似乎非常重要，以致威尔逊的拥护者们把均势看做是无从区分是非。更为普遍的意见是，他们认为用欺诈手段竞相谋求统治地位的做法导致了一系列战争，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代一个强有力的论点是，在一个拥有核武器使人们不能接受任何战争风险的世界里，人们也经受不起均势行动所引起的紧张局势。
这些论点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美国国务院在世界政治中几乎５０年的做法是把伍德罗·威尔逊的原则与地区均势的实际情况揉合在一起，从中东到印度次大陆都是如此。其次，如果需要的话，只要有一个主要的超级大国能决定地区争端的结果，这就限制了国家之间的竞争。美国在核武器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这就增加了它限制这些竞争的能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均势才永远是一支力量。
正如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在非常强大的美国存在的情况下，均势有助于解决今后问题的最主要的地区是亚洲和远东。有关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经济构成了“威胁”的歇斯底里的讨论，没有考虑到两点。我们特别幸运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日本得到了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因此它不希望成为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亚大地区有三个已经或即将拥有核武器的强国，即中国、俄国和印度。
对于中国经济确切的规模和增长率是有争议的。但是人们知道：中国的潜力是巨大的，勤劳的中国人民（还有更加广泛的、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正在比以前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一潜力，并且中国还正在增强自己的国防，而我们则在削弱我们的国防。
俄国在全神贯注它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它仍将努力保持太平洋强国的地位。鉴于它有核武器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不能把这只熊排除在外。它与中国在边界和资源问题上有争吵，这些因素也许至今还在起着破坏稳定的作用。
印度相当大，只要目前的政策和趋势仍然继续下去，在适当的时候，它将变得很富有，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强国。这是西方应该欢迎和鼓励的事情。例如，如果感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扩大一也有许多说法认为应让它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印度是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尽管印度有宗教和民族问题，但它是一个建立了法治的民主政体。在冷战所决定的旧模式中，印度受到苏联的影响。现在，我们决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它将是一个最容易打交道的亚洲强国。
所以，在亚大地区将会出现三个核大国与一个美国保护国之间的均势，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企图扩张其领土或势力范围，它可能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美国除了向日本提供核安全保护以外，如果该地区的任何一个大国似乎要打破这一均势，美国也能将其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投向天平的另一端。美国已经惯于为韩国、台湾和菲律宾等这些较小的亚洲国家（地区）采取类似的、保持均势的行动。这向一些较大的国家表明，它们不应该采取冒险行动，使美国卷人它们之间的冲突。这就更加说明为什么美国与朝鲜在有关核计划的纠纷中现在必须取得有利的结果。
第三节 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
第三条原则是，民族性、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维护稳定的国际制度的最好基础。表面看，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难道不是民族主义破坏了欧洲的和平？事实上，从最重要的意义上讲，回答是“否”。多民族帝国的不稳定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而像纳粹主义这样跨越民族界限的世俗信仰则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两次战争中，只有强大的、民族国家才能够抵御和战胜侵略。
但是，无论如何，认为没有民族的世界——因而也不会有民族的忠诚、摩擦和制度——是可取的，那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显然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世界。正如保守党人所认识的，政治要充分利用现存的这个世界，而不是不切实际地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设计蓝图。诚然，憎恨外国人的偏见可导致集中营、折磨和种族清洗。但是这种罪恶一般是受到压制的和被扭曲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没有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如果其他人为他们的国家感到自豪，为什么我们要加以反对。黑手党是以家庭制度为基础的，但是，这不意味着家庭是一个有害的制度。
当然，对保守党人来说，民族（像家庭一样）也有深这和积极的社会价值。围绕它的传统和象征作用，可以鼓励那些有利害冲突的个人彼此进行合作，并且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牺牲。民族性向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心理上的支柱，以抵御使人们迷失方向的暴风雨——这一特性给予了我们继续存在的意义。因此，轻视民族性的人就像抛弃了自己家庭背景的人，或者（如同Ｇ．Ｋ．切斯特顿所说的名言）就像放弃了自己宗教信仰的人。这种人对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因为他容易成为他所碰到的每一种不成熟的思想或强烈情感的牺牲品。
的确，有些民族主义是令人不快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有些民族已经犯下了历史罪行。一个有意识的完全抛弃了它自己过去的民族与一个总想着它过去的民族相比，前者是否是一个更加可靠的邻居，即使在当时这也是一个疑问。一个比较成熟的回答是要发现一个民族历史中那些崇高的事件和主题思想，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为正派和更加开放的民族感。否则，只有让那些没有理性的革命者来肩负民族事业。
人为的国家接纳了语言和传统各异的不同民族，甚至它们也想通过形成一个民族特性来勉强地颂扬民族性的力量。在苏联和南斯拉夫进行过这样的尝试。现在欧洲联盟也正试图这样做。这类雄心勃勃的事业是行不通的，一般会在激烈的情绪和相互仇视中破产。但是，它们的人为性鼓励理论家们走到了空谈理论的沙文主义的极端，残忍与荒谬交替出现，从斯大林的民族集体流放到鼓吹欧洲版本的达拉斯。
因此，认为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努力把大的、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国家拼凑在一起有利于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外交家们却仍在想那样做。当然，几个截然不同的民族由于各种原因——安全、经济资源、地理或没有其他选择——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是十分可能的。形成一种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说服他们这样做的最好办法，正如瑞士机构的权力特别分散所表明的。但是在人为的国家——不管是建立在一种思想上（如苏联）或是建立在为了外交上的便利和惧怕贪婪的邻邦这一基础上（如南斯拉夫）——就很可能要依靠权力集中和利用军队将这些国家拼凑在一起。但又像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这只会增强各个民族的民族狂热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
民主是最适合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如果民主要真正有效地起作用，它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而这是民族国家所能提供的。此外，一旦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建立了民主，它增强了要求实行民族自决的动力。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大多数多民族国家不是民主的，或者说，如果它们是民主国家，为什么它们会长期受到语言和文化纠纷的干扰，如加拿大和比利时。同样，自由贸易意味着政治分界线不需要与经济分界线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把政治权力分散与规模经济学结合起来。正如亚当·斯密２００年前所指出的：“如果所有国家都执行自由出口和自由进口这一自由制度，一个大陆上分成的不同国家，迄今为止，就像一个大帝国里的不同的省份。”
有人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具体论点反对把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制度的基础。第一个是“民族”这一概念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意义很小或者没有意义，因为它本身扎根于长期和特殊的欧洲历史之中，而且是这一历史的产物。这一论点有些份量。例如，在中东或远东或非洲，或者甚至在北美或南美，对民族性的理解显然与欧洲多少有些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宗教、种族或多文化”（如塞俾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都会形成和塑造某种特性。此外，民族会慢慢出现，如在印度。它们同样也会瓦解和消亡。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在每个大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为了外交上的方便而人为地把一些国家拼凑在一起时，或者根据思想意识把一个民族分在几个国家里时，这种忽视民族特性的做法都遇到了失败。在欧洲，南斯拉夫是注定要失败的，甚至民族关系不大紧张的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也和平解体了。在非洲，中非联邦是由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组成的。在将苏丹组合在一起时，忽视了在北方占大多的阿拉伯人和努比亚人与南方尼罗河流域的人和班图人之间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区别。尼日利亚由三个部族组成，即豪萨旋、伊博族和约鲁巴族。每一个部族都因争执而陷入口分五裂。在中东，有人试图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由于主要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在起作用，因此总未能成功。在远东，越南的分裂最终是不能持久的，朝鲜的分裂很可能也是这样。对比之下，在每一个大陆，最符合民族特性的国家——因而能动员这些特性——可能证明它们是最成功的。从西欧的英国和法国，到中欧、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到中东的埃及和伊朗，直到远东的日本，情况都是这样。这不是说民族特性感就必然保证和平、繁荣和稳定，但是没有它，国家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可能是致命的困难。
反对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作为我们国际政治制度基础的第二个、也许是最经常使用的具体论点是少数民旋问题。但是，在为民族国家辩论时，我不是说保证使边界与民族分界线正好相符是可能的，甚至是可取的，当然，更不是暗示说，少数民族或其他集团应该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使政治家们的生活更加单纯一些。在一个管理有方、尚且富裕的国家，那里的个人权利——如果恰当——还有地方自治都得到了尊重，就没有理由让少数民族遭受压迫或产生不稳定的影响。国际行为准则和像欧洲理事会这样的机构就能保证做到这一点。
西方政治家们大倾向于相信中欧、东欧共产主义以后的国家和苏联的经验证明民族主义有内在的危险。但经过更加仔细的观察，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南斯拉夫的情况不是常规，而是例外。例如匈牙利，除少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外，它学会了接受７０年前领土的丧失，结果导致２００万匈牙利人住在罗马尼亚，６０万人在斯洛伐克，４０万人在南斯拉夫，２０万人在乌克兰。可以理解，匈牙利人坚持他们在国外的同胞应该受到公正对待。但是，他们有足够成熟的民主，懂得“让所有匈牙利人在一个国家里”的原则会导致灾难。
同样，虽然俄罗斯有些人出于自身的目的想利用生活在俄国以外的、曾经是苏联一部份的那些国家里的２，５００万俄罗斯人，但至今，这只是虚夸之词，没有成为事实。虽然俄罗斯少数民族确实面临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没有感到他们受到了很大威胁从而想摧毁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些国家。事实上，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还投票支持那些国家脱离苏联而独立。
车臣共和国要分裂出来和随后出现的危机，这对于把民族性作为稳定秩序的牢固基础这一原则引起了多大的怀疑呢？车臣人肯定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自决；他们是一个有自己语言和宗教的民族，自从上一个世纪被迫并入俄罗斯帝国以来，一直在长期争取独立。有人认为西方应该忽视或甚至支持在镇压车臣时所采取的残酷的军事行动，以保证俄国成为一个整体，而且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的形象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俄国的模样。最终不能依靠武力把一些国家拼凑在一起，必须为全国和地区的少数民族创造条件使他们愿意留在这些国家里。当西方忽视摧残人权和违反（欧安会）国际条约这类事件时，我们损害而不是帮助了俄国的民主力量。至于疲备的俄罗斯这一实体，对于折磨着它的一些问题当然没有干净利落的民主解决办法。但是它的各族人民有权受到尊重——即使有些车臣人被指控参与了犯罪活动。如果车臣最终希望走自己的路，而俄国要阻挠他们这样做，那它自己将一无所获。
当然，像车臣一样，过去的斗争史影响着现在。我的目的不是说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好的，更不是说都使人有安全感。但是对民族主义的指责已经很多了，其实有些问题应归因于其他方面。此外，各种超民族主义的历史至少与各种民族主义自身的历史一样是好与坏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潜在力要更加危险得多。
第四节 促进自由
--------------------------------------------------------------------------------
这个问题把我带到了我所建议的保守党人外交政策的第四条原则，即我们应该在全世界不断地促进自由、民主和人权。为什么要这样，首先有实际原因。一般说来，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在国内尊重人权的政权更不会向外侵略。在实践中，即使是最无所顾忌地推行实用政治的人，他也要判断来自各个不同地区的威胁，不仅根据其军事技术，也要根据其政权的性质。自由的价值使得甚至文化不同的国家都认识到有必要进行克制、妥协和尊重别人。因此，鼓励这些价值是外交政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至于保守党的观点，人们可以说，它是我们在制订政策时所应考虑的部分真理。显然，各个社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它们的宗教传统以及它们的政治觉悟，都有不同。在真正出现了新兴的民主运动的地方，我们能够促进和鼓励它，并且通过抗议、公开的外交途径和类似的手段给予它有限的保护，不让它受到政府的镇压。在当地没有这类人民运动的地方（或者人民运动仅限于首都少数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从外面植人民主。虽然我们必须仔细挑选一些西方影响能够有效地加快它们向民主作风和平过渡的实例，但是，有些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酷刑——无论从任何国家或文化标准看都是如此丑恶可耻，如此令人震惊和如此令人厌恶，以致我们有一切理由去反对和制止它们。在处理这类事件时，主要问题是怎样做最好，是通过经济压力，或是通过在国际论坛上的言论或动议，或是通过悄悄的外交手腕。但无论怎么说，由于在执行保守党人的人权政策时必须要谨慎和区别对待，因此，它总不会采取十字军东征的那种做法。
自由派的批评是：由于西方的人权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言论自由或者不能胡乱抓人这类“程序上的”权利，从而忽略了更加重要的、“根本性的”权利，如免受饥饿权或享有适当的教育权。一般反映人权问题要求的国际文件本身就说明了人们思考问题的趋向。例如，《世界人权宣言》（１９４８）不仅像我一样确认了每个人都有生存权、自由权、法律面前平等权、财产权等等，而且还确认每个人都有权享有适当的生活水平，都享有适当的教育“权”与社会保障“权”——这些显然属于另一范畴。后来其他一些文件规定的内容更多。《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１９６６年）包括了“工作权”、“继续改善生活条件”权、“不受饥饿”权以及“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可以达到的、最好的身体和智力健康水平”。
当然，只要我们从权利方面而不是从责任方面去讨论自由，传统的自由主义就会轻易地陷入温和的社会主义，只要求各种“权利”而不怎么考虑它们的代价或甚至实现它们的可能性。这些“权利”即使从理论上说可能实现，但在实践中，国家只有通过规章、控制和税收对其他个人进行抑制才能实现。到了这一步，人们事实上已走完了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全过程。此外，自由派的人权做法给予了外国机构干预几乎整个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权力，这不仅是侵犯而是完全取消了国家的主权。
如果促进按照传统定义解释的人权是外交政策的合法目的，那么，一般说来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幸运的是，冷战后的世界已为自由创造了新的机会。由于通讯技术的革命、世界市场的开辟以及资本与人员有更大的流动机会，这一切使独裁统治者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他们将越来越难以抗拒要求对他们的政权实行自由化的压力。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寻求促进民主和经济权利的同时，必须高度注意经济自由的更加广泛的影响。
即使在经济比较自由的国家——有健全的货币，有限的政策干预，低税收，保障私有财产，劳动力可以流动——如果它们曾有一段时间经历过独裁统治（例如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在以后推行政治自由时它们会发现困难比较小一些。但是，正如俄罗斯的例子所表明的，如果没有法律框架，不懂得有限的管理，没有私有财产制，也缺少企业充满活力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民主体制是极端困难的。保守党内热心于人权的人士认识了这一点，而左派自由人士却没有。因此，当市场资本主义的增长带来政治自由时，前者不会错误地低估在实现政治自由方面的目标时所取得的进步。
在说了这一些以后，我要指出，有关人权政策的理论要比它的实践复杂得多。政治家和外交家们通过本能一般都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能有效地施加西方的影响以及如何能最好地施加这一影响。可是，我必须加一句，他们有时需要舆论的激励。
第五节 强大的防务
--------------------------------------------------------------------------------
这四条原则首先都有一个共同点：只有第五条原则即强大的防务才能使它们发挥作用。罗纳德·里根和我在８０年代所持的同一论点仍然有效。国防支出是对和平的投资，因为不是军备本身引起战争。战争的引起是因为潜在的侵略者相信他们有足够的军事优势能在侵略中取胜。这种投资必须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即使威胁似乎很模糊或看起来很遥远，因为高技术的国防计划只有在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我们从冷战胜利中有权期望得到的唯一“和平红利”就是和平本身，而不是获得在福利和本身具有依附性的文化方面投入更多钱的机会。
诚然，由于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垮台、华沙条约的结束以及最后苏联的瓦解，这一切引起了巨大变化，因此，西方国家应该重新审查它们的国防支出，这是对的。但是我现在认为，我任首相时作为《变革的选择》所宣布的削减支出计划走得太远了。自然，后来宣布的计划就走得更远了。从我个人讲，我不赞同当时在从政治角度讨论国防时人们所持的一切乐观态度。但是我的确过地估计了把苏联（或俄国）变成一个“普通国家”——一个对西方不构成特殊威胁的、稳定的、自由的民主国家——时可能出现的进程。
我们不知道俄国最后是否要走向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如果俄国要走恢复前苏联的老路成为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这不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实现。这也不会使俄国与西方的关系保持不变。无论怎么说，如果俄国要再一次走近欧洲的心脏，这显然对我们的战略利益不利。同样，如果俄国要把匾乏的财力用于任何这类帝国战略，那必然意味着它要放弃继续执行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这一任务。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它的对内对外政策又会回到前苏联的做法，俄国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军事大国。
前苏联各国所经历的各种危机和混乱已经使先进武器大量流入国外，那时，其他一些缺乏责任感的国家渴望得到它，这一进程加深了我们面临的威胁。显然，西方必须要维持它的防务。
自１９８９／９０年度以来，在制定我们的防务计划时，如果仅从一个方面，即苏联和华沙条约方面来估计威胁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任务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倾向于平衡各方面院外活动集团的意见，而不能对可能出现的威胁和所需的对策采取一种长期的战略观点。另外的困难是，不仅英国，而且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们都在裁减军备。那些了解情况的人现在声称，即使我们有前线作战的装备对必要的地区进行干预，但在支援和供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大问题。再加上联合国所批准的干预效果不佳，我们对军备的裁减给人的印象是优柔寡断和不愿意承担义务。
另一个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涉及北约今后的作用。像我曾经建议过的那样，对它重新作出估价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北约作为一支维护稳定的力量和加强横跨大西洋联系的力量，必须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和扩大其影响。但据我看，没有做到这一点。特别是，部分由于联邦主义在欧洲的推动作用，部分由于对待波斯尼亚问题的不同做法，北约已不能够令人满意地履行它支撑美国对欧洲防务的承诺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事实上，北约自身已受到严重损害。
北约也应该应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要求，欢迎它们成为它的正式成员国。鉴于欧洲共同体在接纳这些国家成为其正式成员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缓慢的和犹豫不决的做法，北约的决定对这个地区亲西方的民主力量是一个打击。把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和例如像前苏联的成员哈萨克斯坦看做与西方有着同样的关系，这只能混淆北约所承诺的不同义务。北约允许俄国，或者更加确切他说，允许俄国国内反西方的势力在这个问题上为北约作出决定，这就使问题更加严重了。要莫斯科的民主人士这样地屈从，对他们没有好处，因为这表明，那些进行威胁的人比那些进行合作的人，其意见更可能被接受。
扩大北约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一步棋，它还能确认中欧各国的独立地位和在“欧洲的”地位。假若北约在其东边的边界上划一条“线”，像乌克兰，也许还有波罗的海国家，它们”（至少在开始时）不会在这条“线”的右边，但现在丢掉了。有人说得好：“只要北约近在咫尺……就能影响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这一带国家的政治心理，给予它们自由的政治力量更多的信心。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往往会使欧洲的和平更加牢固得多。
由于海湾战争证实了我所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即北约的军事力量必须能够在其“境外”活动，这一切就更有必要了。现在潜在的严重威胁，其范围的确已遍及全球。但这不是说，每当某个遥远的国家内部发生危机时，就应该调动北约的军事力量，而是说，大的地区性威胁必然与我们有关。一些潜伏性的严重危险已清晰可见。
一旦发生了明显的侵略事件，并且我们的利益受到牵连时，无论是在联合国、北约还是在其他机构支持下进行的军事干预都应该是强有力的、快速的和有效的。目的必须明确，对风险一定要加以权衡，要尽可能地进行反击，并且要部署足够的后备力量。当然，每一场国际危机都不同，因此，作出的规定必须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但是要防止的禁忌则总是一样的——即目的未经缜密考虑，采取行动前过多地考虑共识，投入的实力不足。
不幸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联合国指挥下进行的所有大的军事干预都因上面某个问题或所有这些问题而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挫折。海湾战争使萨达姆·侯赛因仍留在台上，使他还有足够的武器和财力对库尔德人和沼泽地的阿拉伯人实行恐怖统治，继续在考验国际社会的决心。这一重大的判断失误主要是缺少明确的目标，过分强调通过国际协定而不是通过胜利解决问题。但沙漠风暴至少有效地保证伊拉克放弃了科威特。
正如我早先说过的，尽管有关的某些人士具有崇高的个人品质，有时还表现出了英雄气慨，但对于前南斯拉夫的干预，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干预的理由至少和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侵略同样明确。武器精良的侵略者塞尔维亚开始时是在南斯拉夫公共机构的伪装下采取行动的，它首先攻击了斯洛文尼亚，然后是克罗地亚，最后是波斯尼亚。本来应该采取明确的政策，去武装受害者，帮助他们从空中袭击军事目标，但是这件事被曲解成为一项维护和平和人道主义的事业。
这项政策是一个错觉，没有和平要维护。因此这支人道主义的力量要么无法帮助受害者，要么与侵略者发生冲突。不采取军事行动的西方外交，没有实力迫使侵略者认真进行谈判，而不公正地执行的武器禁运，事实上意味着站在武器精良的侵略者一边进行斡旋，反对武器装备差的受害者。的确，在处理这一危机时几乎违背了所有的道德原则或具体规章。它至少应该是向下一代的政治家们提供了一个不应该做什么的个案研究实例。
曾促使联合国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在美国人的领导下对索马里进行了干预的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事件，难道不令人感到羞耻吗？没有人能批评这一人道主义行动，即插手干预和缓解由名符其实的内战所造成的可怕苦难。但是对于所涉及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人们很快认识到，不恢复国内秩序，人道主义的努力就不能长期取得成功。但是索马里国内似乎没有力量能够恢复秩序。
“因此，干预给自身带来了痛苦的选择：要么联合国使索马里成为一个殖民地，花上几十年的时间进行“国家建设”，要么联合国的部队在适当的时候撤走，让索马里又回到它以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由于美国不愿成为宗主国，联合国只得将它交给像埃及这样当地的国家进行新的托管，或者交给以前的殖民国家托管，这大概是指意大利人。如果做不到这点——事实上没有做到——那么将来只好由民间援助机构和私人慈善机构给饥饿者以食品，给病人以帮助。不能实现其目的的军事干涉，它惹出的问题和它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对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进行干预的结果，总起来说动摇了主要西方国家的自信心，玷污了联合国的名声。但有一种倾向日益明显，即在过去几年，安理会似乎准备扩大它进行干预的法律根据，以１９９４年９月最近一次对海地的干预达到了顶点。事实上，我们看见了那种传统的危险的结合一理论上的主张与具体措施越来越不相称。从长远看，所有这一切可能会进一步带来不受欢迎的后果。
如果说现在有一种威胁接近冷战的份量，那就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政策制定者的担心的确是有道理的。如果更多温和的或世俗的穆斯林国家陷入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之手，这对欧洲、中东和俄罗斯来说，其牵连确实是很大的。
但是，估计到某一危险是一回事，要知道如何能最好地克服它则是另一回事。在过去，西方造成的大祸是错误地判断了伊斯兰教的政治潜力。人们清楚地看到：“自从７０年代以来被暴力和内部纷争撕扯得体无完肤的两个中东国家以前曾被认为是最稳定、最现代化和最面向西方的两个中东国家，即黎巴嫩和伊朗。”有一种危险，即在讨论“原教旨主义”时，我们会把具有保守思想的穆斯林国家看做是伊斯兰革命不可避免的温床。事实上，“原教旨主义”的大伞遮盖了一系列有区别的并且往往是互相对立的现象，从与伊朗有联系的海湾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教徒，到埃及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到卡扎菲上校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与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很不相同，因为后者只是寻求返回禁欲的伊斯兰教的苦修。
我已经说明了我所认为的保守党人外交政策所应遵循的一些原则。但是，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常识。在我担任首相期间，我总认为一定不能让侵略得到好处。如果它一旦得逞，就增加了对我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还认为，未来的侵略者要比大多数人想像的理智得多。他们会扪心自问：我们这些可能会反对他们的人是否有武器这样做，是否有及时部署这些武器的手段，以及首先我们是否有决心这样做。所以，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决心。
最后，还有我开始称之为的撒切尔法则：“不管你准备多么充分，意外事件总会发生。”当然，如何应付，那才是真正的考验。
第一节 持续的辩论
--------------------------------------------------------------------------------
当经济问题，特别是当通货膨胀问题不那么令人发愁时，社会问题在政治辩论中会显得突出。低通货膨胀率和快速经济增长是人们转而对环境问题、城市重建和社会保健服务非常关注的主要原因。１９８７年大选后，这些问题在政治中占有首要地位。１９９４年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的重新增长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但是，这两个时期有三个不同点。第一，无论经济前景如何，关于社会政策的争论（它们已在大西洋两岸展开）似乎不会得不出结论而逐渐终止，因为它们已经触及到了如此多的要害处。第二，与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不同，这一次是在法治、依赖福利和家庭这一传统保守的领域发生了这些辩论。第三，对于犯罪、无节制的福利支出和家庭的破裂所带来的影响有了新的认识。公司的经理们不愿搬迁到犯罪率高和学校纪律松弛的地区。单亲家庭开支的激增迫使社会保障预算——最终也迫使税收——无情上升。首先，有人担心日益依赖福利将会使青年男女变得消沉和道德败坏，而工业发展与进步都需要他们提供劳动力。即使是那些世界上对经济增长率比犯罪率更加感兴趣的执拗的人们，现在也不得不认真地对待社会政策。
因此，更加令人惊奇的是，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子外，政治领导人一直不愿按照学者和评论家们异常相似的分析制订政策。也许，部分原因是那些企图这样做的人在大西洋两岸立即遭到了低毁。副总统奎尔和彼得·利利因为说了现在一般认为是常识性的下述问题而受到公众的嘲笑：单亲家庭的增加对于没有父亲的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害的，并且使社会承担了巨大费用。然而，早在１９８７年，迈克尔·诺瓦克和其他几位具有不同观点的著名学者在一个名叫《关于家庭和福利问题的新共识》这一出版物中，就一些发人深思的结论取得了一致看法。其中有：“仅仅靠金钱不能消除贫穷；需要内在化的价值观念，还有“作为国家的精神气质必须鼓励自力更生和责任感”。
由于偏见与既得利益，在大西洋两岸以稍稍不同的方式妨碍了人们对这些事情进行诚实和明智的谈论。
大多数资深的政治家以及在刑罚学和社会工作领域里的专家们对于６０年代以来所执行的自由化政策自然感到多少负有一些责任，他们不愿承认他们的失败，这是可以理解的。或者，如果他们承认了失败，一般都附有保留意见，即：虽然目前的做法可能无效，但也没有其他更加有效的办法。对于用纳税人的钱所推行的这一费用很高、非常复杂的制度来说，这自然是一种奇怪的辩解。其次，养尊处优的政治家们不愿采用一种把穷人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归咎于穷人自己的社会分析——用同行的话来说“指责受害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做是通人情的。当少数民族中穷人的人数在不成比例地增加时，他们特别明显地不愿采用上述社会分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自相矛盾的是，不指出责任之所在的政策有助于产生更多的受害者。
如果说并不是人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那是因为“政治正确性”的影响把水搅混了，特别是在美国。在欧洲，这种影响是隐蔽的，但越来越大。例如，假如在监狱里黑人人数超出的比例太大，那自然会被认为是由于在刑事审判制度中存在着种族主义，因而需要监禁更多人的政策就会受到怀疑。如果传统的小家庭被认为是奴役妇女的体制，那么，不鼓励单身父亲或母亲家庭的政策就不大会受到青睐。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克服这些强大的障碍。第一是公众不再像现在这样容忍个人的、社会的和财政在这方面耗费的费用。这一点已日益明显。第二是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要有广泛的了解，要弄清它们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节 犯罪在增加
--------------------------------------------------------------------------------
所有这一讨论的出发点必须是犯罪在增加。有许多年，内政部的正统做法是否认这一点，至少是在极力缩小它，而把注意力放在了“对犯罪的恐惧”上。但对犯罪记录的分析表明，“对犯罪的恐惧”的说法被夸大了，特别是在老年受害群体中，情况更是这样。上述说法未予明言的含意是，如果评论家们谈论犯罪少了，不必要的恐惧也就少了，公众在街上和在他们家里就会感到安全些。在自由社会对政府有约束的情况下，系统地宣传这类观点大体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减少犯罪带来的恐惧的唯一办法是减少犯罪的威胁。在真正有威胁的地方——那里可能的受害者是脆弱的——恐惧是一种理性的和审慎的反应。
提出的第二个论点，也是更有分量的论点是，有记录的犯罪数字意味着实际发案率的增大。乍看上去，内政部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和最近１－－９９２年的《英国犯罪调查》使这种说法有了一些根据。《英国犯罪调查》向一万人直接询问了他们作为犯罪受害者的经历，而官方的犯罪数字则是基于向警察报案的数字。 有记录的犯罪数字在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９１年间将近增加了一倍， 但《英国犯罪调查》认为大约只增加了５０％。推论是，愿意向警察报案的人数增多了。特别是在像性攻击这类案件中，由于警察对待受害者采取了更加同情的态度，这是易于解释的。这也说明对警察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而对于这一点，评论警察的人却很少注意到。
另一方的论点认为，必须记住，对受害者的调查少统计了暴力罪的实际数字，特别是在家庭里发生的暴力。因此，关于暴力罪，我们不能肯定这两组数字到底哪一组更加准确（虽然两者都表明有了大的增加，只是程度不同）。至于其他犯罪，《调查》认为自１９８７年以来，有记录的破门盗窃罪在急剧增加。因此，总的说来，《英国犯罪调查》对于近年来实际犯罪的大量增加这一事实没有很大怀疑。但是，不仅仅是年复一年的犯罪数量——或者更确切他说，是犯罪率——使公众感到不安，而且还有它的长期趋势。它的趋势是显著上升。在长时间内，犯罪数字的记录方法自然会有一些改变，但这些犯罪记录构成了唯一的一套连续性的数字，它们非常清楚他说明了犯罪情况。由于这些情况与人们的看法非常接近，因此有说服力。
１９世纪后半期，在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方面犯罪率都有明显下降。犯罪率——即每１０万人中的刑事犯罪人数——直到５０年代末期才大量上升。后来上升更快。现在的犯罪率是１９５５年的１０倍，是１９００年的６０倍。
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安慰，但６０年代犯罪的激增不只是英国一个国家的现象。从６０年代至１９９０年，美国犯罪率增加了两倍，而暴力罪的发生率是原来的４倍。在美国，特别是在大城市，暴力事件仍比英国与欧洲多。这一方面反映在街头枪支的数量有所增加（这与美国家庭的情况相反，在美国家庭。也许是因为已经抑制住了破门盗窃罪），另一方面也反映在谋杀罪的数量和与毒品有关的袭击案的数量有所增加。但除了这些重大的差别外，大西洋两岸的情况很相似。现在，在整个西方，财产罪的犯罪率已经达到了可以相互进行比较的水平。我们英国人必须丢掉这样一种沾沾自喜的臆断：因为我们有所谓的更加高雅和更加具有公有社会的文明，因此，我们不会受到我们所哀叹的美国趋势的影响。例如在英国，１９８１年的破门盗窃的犯罪率只有美国的一半；１９８７年它与美国持平；而现在已经比美国高了。
可能，人们对于将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之间的统计数字进行比较是否合理会表现出模棱两可。但是不能否认过去３０年在西方所发生的情况，也不能否认其重要意义。
理论家和实践家一般都同意，国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秩序。人们非常向往用法律维持秩序，法律也应该尊重权利。除非国家有意志和能力保持秩序，否则，不仅坏人，而且好人最终也会藐视它的权威。当遵守法纪的人看到罪犯未受到法律制裁时，他们感到意志消沉。这样，公民和当地的社区就会脱离国家机构自己去想办法，就会对执法当局失去信心，从而依靠自发组织的、不同程度的警戒行动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一旦这种离心倾向超过了某一极限，那就几乎难以逆转。这是西方国家政府为什么应该关心犯罪和暴力趋势上升的更深一层的原因。
第三节 日益依赖福利
--------------------------------------------------------------------------------
如果说过去３０年犯罪活动的激增是制定社会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依赖福利问题则是它的另一个出发点（我在后面将谈到它们之间的一些联系。）自从１９４９年英国事实上成为福利国家后，花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费用（实际上）已增加了７倍，从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５％，增至现在的大约１２％。它几乎占了整个公共开支的１／３。我开始当首相时，它的实际增长仍在继续。自那以来，情况仍然如此。当然，把捐助的与非捐助的福利混为一谈，把大家都享有的福利与按经济情况调查结果而提供的福利——退休金、住房，补贴和给予单身父亲或母亲的收入资助——混为一谈，这多少会产生误解。
但是，这些粗略的数字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由于某一特别项目在公共开支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反映出了大家给予它的重要性，因此，英国社会（或者至少是英国政府）断言社会保障不仅比其他项目重要，而且其相对重要性事实上正在增力”。社会保障的预算是卫生这一第二项大开支的两倍。更力，意味深长的是，也许它是为维护法治所作预算的６倍。
第二，尽管过去４０年出现了普遍的、巨大的繁荣，但与以往相比，有更多的人向纳税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以维持他们或他们家人的生活水平。因此，有人争辩说， 尽管１９７９年以来经济有了发展， 但“穷人变得更穷”。最近官方公布的“低于平均收入家庭”的统计数字表明，如果把住房费用考虑在内，１９７９年与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间相比，占总人口１／１０的位于底层的人们，其收入下降了１７％。但如果不考虑住房费用，他们的收入保持不变。即使没有这两种情况的比较说明，这些数字也会使人产生很大的误解，因为它们实质上是不真实的。在这一系列统计数字中，“收入”并未反映出这一群体的真正所得，特别是，这不等于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一群体（除去领养老金者）中，大约只有一半人依靠与收入有关的社会保障福利。这一群体中，许多人说他们没有收入，但实际上，他们的花费高于全体人民的平均水平。在未计算住房费用（按照“低于平均收人家庭”统计数字）前“收入为零”的那些人中，大约７０％的人占英国最高消费者的一半。
不管怎么说，甚至把这些人看成一个“群体”可能都是错误的。他们的成分经常变化，就像他们的情况在变化一样。所以，这些数字不能证明那些人的收入已经下降，却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群体中，耐用消费品——电冰箱、洗衣机、集中取暖、电话、录相机等——有很大增加。由于这些事实，“穷人变得更穷”这幅粗制的图画简直不可信。对比之下，作出以下结论倒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保障预算鼓励了反社会的行为，其中包括依赖福利，因此要进行认真的改革。
与在犯罪领域里一样，在依赖福利救济领域里，大都也是由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些最大胆、最主要的问题。查尔斯·默里首先提出的研究报告《后退了——美国的社会政策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表明，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旨在减少贫穷的、宽容的政策产生了反效果，反而增加了贫困。由于政府的政策，人们觉得工作更不值得去做；不结婚有孩子后不仅不那么苦恼，反而在经济上更能得到实惠；同时，还减轻了对犯罪的惩罚，放松了对学生行为不检和逃学的管教，因而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比赛的规则。那些最短视、最不律己或从家里得到赡养最少的人，他们对于这一新的准则所作出的反应非常快，并且开始形成了默里先生和其他人所说的“下层社会”。后来对英国进行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如私生子和犯罪率都有增加。
在“依赖福利”的辩论中，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家庭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单亲家庭的暗中鼓励。但保证青年人能有动力、有技术和有机会工作也同样重要：自１９７９年以来，我们在英国采取了几种方法试图做到这一点。我们感到，给予闲散的人一定时期的补助，对于这些青年人的生活会是最坏的开始，对他们的同伴来说也是一个坏榜样。因此，对于每一个１６、１７岁找不到工作和未上全日制学校的辍学者，要保证他们受到两年的培训，一般不允许他们直接享受福利，１９８６年实施的“重新开始”计划的重点是那些失业两年以上、没有再就业和未进行培训而依法享受福利的人。此外，那些经过培训但不认真找工作的人，他们的福利也可能要减少。新的《求职者津贴》对愿意工作的人将提供更多的鼓励措施，对享受福利的条件进一步作出了限制。
一般说来，对于不听从者，在提供援助的同时有必要附之以约束，以防止人们享受福利后不参加工作。他们这样做可能有几个原因——因为意志消沉或者觉得去工作不太值得，或者因为他们在黑市经济临时就业拿钱多。此外，如果我们要使开始工作的人得到真正的工作，我们必须坚决放弃最低工资法或破坏收入低、技术差的就业机会的其他任何规章。
但是，如果我们对“穷人”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将永远不会想出或执行正确的政策方案使人们不再依赖福利。又是一位名叫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的美国学者对于我们现在对贫穷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作了最详尽的调查。至少是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在人们心目中和在帮助贫困的行政措施中，都把穷人分成了“应该获得救济的”穷人和“不应该获得救济的”穷人。虽然这一区分已经淡化，不如以前明显了——这倒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过去强调城市化的破坏作用——但这种区分仍然存在，而且福利的安全网放宽了、深化了。的确，对于还记得英国战前情况的任何人来说，当时把“穷人”这一概念说成是一个可以识别的、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这似乎很不切合实际。
在格兰瑟姆和全国类似的城镇里，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些家庭，他们养家糊口的人遭逢艰难时世，经历了很大困难，但他们从不接受救济——即使他们看到是国家的救济一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他们的体面。许多有尊严的领养老金的人当时会说：“我自力更生，从来没有从任何人那里拿过一便士。”由于走了极端，这种自立的意识肯定会带来苦痛。邻居们会机敏地尽力帮他一把。不幸的是，有些为自己的艰难感到自豪的人与不愿依赖福利的人极为柑像。
对比之下却有另一些人——我到伦敦后曾多次碰到他们——对他们来说，自立和体面没有什么重要，他们愿意依赖国家，不愿作出额外的努力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或使他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开端。
事实是，第一类人重视社会地位，第二类人无视羞耻，这意味着社会压力一般不大，所以处于中间的大多数人——如我们这些人——更可能会去找一份工作，为自己和家人提供生计。这种做法看上去可能显得无情。但是，一个鼓励发奋、节俭、自立和承担家庭义务这类美德的社会，将会造就出一些更加自尊的人。因此，比生活在鼓励他们感到自己无用、 精神不振和失望泄气这一社会里的人们要更加快乐（同时也不是他人的包袱）。即使情况不是这样，国家和社会在赋予同情心时也必须公正。对一个作出了努力的人和一个未作出努力的人给予同样对待，这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不仅使从这一做法中得到了好处的人意志消沉，而且也会使未从中获益的人感到愤慨。
在本世纪的某一时候——现在已经难以准确说清了，那么多的西方决策人开始谈论和采取行动，好像是“这个制度”而不是个人——或者甚至是运气——才使得一些人贫穷。于是我们陷入了圈套，认为贫穷——这里没有必要进入区分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这一雷区——是经济政策产生的“问题”，只有采取各种灵活的办法通过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加以“解决”。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一信念：贫穷是引起各种不负责任或不正常行为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它们的结果。
大多数用这种语言说话的人是为了崇高的动机。没有人的动机比基思·约瑟夫还要崇高，１９７２年６月他作为社会福利部长对学前幼儿游戏组协会的讲话是有关这一方式最不落俗套的说法。基思利用当时的研究，认为“贫困循环”在起作用，即在这一循环中，“一代人的问题似乎在另一代人身上再次出现”。基思的这一说法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新天地，因为它使人们注意到“父母对孩子坏的养育”不仅对这些孩子有影响，而且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但是基思没有问一问，国家通过其福利政策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感和自己帮助自己的做法，这是否像第三个坏的父亲或母亲在起作用。的确，他在倡导要促使父母对孩子进行更好的教育和更多地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还主张政府应该通过不同的福利和可能的税收减免计划进行干预。如果像基思这样一位敏锐的分析思想家都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而开错了处方（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这的确很好他说明了在大西洋两岸，右翼和左翼政府如何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右翼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在“有目标的”福利上，将福利给予了其行为最可能受到福利不利影响的那些人。左翼人士增加了社会保障福利总的负担，使福利面临困境，甚至连那时“贫穷的”纳税人也不得不为这些福利作出贡献。
在英国，对于依赖福利问题的研究要少得多。我们知道在我们社会保障的支出中我们在增加其规模与速度方面做了些什么，也看见了在美国发生了什么情况，因此，我们应该预料到英国政府的社会政策也会同样取得一些不希望看到的后果。事实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后果——它促使了第三个问题的发展，即传统家庭受到了削弱。
------------------
第四节 家庭的不幸
--------------------------------------------------------------------------------
显然，家庭陷入了某种危机，问题是什么样的危机。有些人声称家庭正在发生变化而没有削弱。一种极端的论点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把任何一户人家，如同居的同性恋者都看作是一个“家庭”，认为它应该像一对有孩子的夫妻一样受到社会同样的承认和尊敬。有更多的人会争辩说，住在一起的一对关系“稳定”的未婚男女——他们可能有孩子也可能没有，他们到时候可能会结婚也可能不结婚——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无疑，还有更多的人会把连续性的一夫一妻现象，即草率结婚和离婚的夫妻，仅看成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其他生活方式”（自从６０年代离婚法经过修改后，英国像西方其他地方一样，离婚率在迅速增长）。但令人高兴的是，也仍然有爸爸、妈妈、孩子和亲属这样传统的家庭存在。
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时，情况经常是这样：分辨具体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特点，比看清它们将如何一起作出反应要容易得多。例如，我们现在可能正看到一个长期的人口变化，其后果不堪设想。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加，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总的特征——它绝不局限于英国，也不是说它在英国表现得最明显——其结果将是较少的劳动人口要供养更多的、年龄较老的人。今天，６５岁的人一般比５０年前同龄人的身体更强壮、更健康和更加能够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他们确实更加年轻一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愿意继续工作，对强迫他们退休感到气愤。最终，新的社会安排将不得不反映出这一特点，其中包括提高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到那时，英国的退休金和其他福利将不是以“提供经费”而是以“所得税预扣法”为基础，这意味着正在工作的人们的负担到某个时候将会大大增加。他们将会作出什么反应，现在还不得而知。
可是，公众对于人口结构变化的注意，大多集中在十多岁的单亲父母这一问题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是特别不负责任的，它不但使纳税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且比较贫穷，没有父亲的指导，这对儿童的成长非常不利。
此外，这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英国，自１９７６年以来，有子女要抚养的单亲家庭在有子女要抚养的所有家庭中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当然，这一群体包括寡妇、离了婚的人和被遗弃的单身母亲或父亲，还有这里要讨论的重点——那些从未结过婚的人。不用说，虽然这些单亲家庭的情况表面相似，但它们形成的原因很不一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需要对它们采取的对策因而也很不相同。用过于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有孩子的寡妇需要经济上的帮助，这些从未结过婚的人也需要这一帮助——而且还需要改变观点。
说了这一些以后，单身父亲或母亲的人数虽在增长，但仍未完全反映出这一问题。单身母亲往往不是集中在某一地区，就是集中在某一少数种族。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依靠祖父母或“大家庭”是不现实的。因为在某一更加狭窄的地区，可能根本就没有上了年纪的已婚男子。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孩子们在成长时得不到父亲的指导，甚至在周围就没有有关的、负责任的男子保护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履行非正式的社会管理职能或提供有责任感的父性榜样。结果是在墙上等地乱涂乱画、贩卖毒品、故意破坏财物和组织流氓团伙，警察对此也无能为力。还有财政费用问题（在英国的１３０万单身父、母中，将近１００万人要依靠福利，每年花费纳税人６６亿英镑。
查尔斯·默里把私生率的显著上升看成是将会出现问题的重要预兆。在过去的１０年里，婚外分娩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在每３个活着的婴儿中就有一个。英国的历史记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不能仅仅以城市化——它是对大多数行为堕落的一种涵义甚广的解释或借口——来解释这一切，因为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在城市化方面出现了最大的变化，而私生率与犯罪率事实上都下降了。有时有人企图尽量缩小这一变化的意义，他们指出，今天３／４婚外生的孩子都是他们的生身父母登的记，这可以表明孩子是出生在稳定的家庭里。但是一个幼儿首先需要的是完全的信心，即他们的双亲总是在他身边。如果父母彼此都没有承担足够的义务登记结婚，那么，假若孩子怀疑他们是否会对他承担义务，那就不足为奇了。孩子们在理解方面的能力比许多成年人所想像的要快得多。
对待家庭结构也像对待犯罪和依赖福利问题一样。必须在对已知事实所进行的分析基础上作出决策。这些分析并没有表明各地的家庭都在后退，也未表明大多数青年人都是罪犯或者经过经济情况调查确定享有福利的人都有依赖福利的想法。与自由主义左派所想像的相反，大多数儿童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家庭里，大多数人都结了婚，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有了孩子。事实上，过去３０年，在舆论的逆境和在有悻常情的财政刺激中，家庭的活力比无论多少哲学、神学或社会理论都更能证明它是社会自然的和基本的单位。但这不是自满的依据。
在整个社会中，行为的改变可能是有限的和可以控制的，但在小的社区，可能是危险的，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为数甚多的少数人藐视其他人在道德、法律和行政方面都在遵守的规章和准则，那就很难说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社会是否能继续起作用，目前很明显的是，我们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在迅速前进。
第五节 犯罪行为循环论
--------------------------------------------------------------------------------
我们可以对犯罪、依赖福利和家庭破裂这三者之间的确切关系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对这个领域进行更多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现在，没有疑问，大多数专业人员都认为上述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并且是极端重要的。而我推测，在我们这些人的心中也不存在疑问。
以少年犯罪这一重大课题为例。在任何对策中，减少少年犯罪不仅对减少整个犯罪有明显的重要性，而且在及时制止开始出现的犯罪生涯，不让它发展成为严重的犯罪或成为累犯也是至关重要的。对少年犯罪和成人犯罪“原因”的讨论往往进入了一般化的死胡同。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人性本恶，而且恶性有很多表现机会。的确，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采用例如“邻里监视”等预防犯罪的措施减少犯罪的机会。但是，在一个流动性更大的世界里（在这里歹徒们更加易于隐姓埋名和逃走）和更加繁荣的世界里（这里有更多的东西可偷），这些对策的效果必然是有限的。此外；预防犯罪虽然可能减少“机会性的”犯罪活动，但它只可能使顽固的惯犯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作案。因此，现在日益将防止犯罪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个人——实际罪犯或可能犯罪人——而不是犯罪发生的自然环境。
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研究阐明了犯罪、依赖福利思想和家庭破裂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英国的研究表明少年犯罪与智力低下、易于冲动和在校时的调皮捣蛋是有联系的。至于背景，共同性的因素似乎是收入低和住房条件差。这些令人感到厌烦的孩子们的家长，不是动辄进行错误的管教，就是对孩子们监督不严。总之，他们不是对孩子不关心，就是对他们忽冷忽热或关心不够。他们可能已经分居或离婚或十几岁就当上了母亲并在家里犯有刑事罪。少数男孩会成为惯犯，继续这样长大成人，构成了真正的犯罪威胁。他们显然具有同样的特征，但一般却更走极端。
当然，这一分析不是想概括地“证明”犯罪的“原因”，而是让人们能够预测犯罪的走势，并且——更加困难得多的是——早期对它们采取措施。但显然，这与下述看法是一致的：依赖福利（我认为它比“贫穷”更有关）和家庭教养对于了解过去３０年犯罪率的情况是至关重要的。
从美国的研究证明材料可以看得更清楚些。１９８８年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对全国６０多万儿童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发现与从未结过婚或离婚后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孩子，除了家庭收入非常高的那些孩子外，在学校非常容易惹事生非，出现情感和行为方面的问题。联邦司法局最近一次对监狱里的犯人进行的每五年一次的调查表明，２／３长期作案的暴力罪犯和全体犯人中，有一半来自非双亲家庭，在所有犯人中，３７％来自寄养家庭或儿童照管所。半数以上的长期作案的暴力罪犯说， 他们都有近亲在监狱里服过刑。 于是基思，约瑟夫的“贫穷循环论”变成了“犯罪行为循环论”。有关长期作案的暴力罪犯的依据特别重要，因为公众认为这一群人构成的威胁最大。
在自由社会里，政府在改变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家庭行为方面，其作为是有限度的。由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在根据不充分的情报进行干预的，而且没有适当地考虑长期影响。因此会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但是，建立一个文化、财政和法律框架以维护而不是破坏自由赖以存在的风气和公共机构，这不仅适合自由社会的需要，而且也是这一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那么，该做些什么呢？为了作出改进而不是空想，我提出以下４个方法，同时不想否认社会科学家们和决策者们的丰富思想可能会想出其他一些有效的办法。
第六节 与邪恶作斗争的美德
--------------------------------------------------------------------------------
占第一位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领域是道德和文化气质，一个能够运转的自由社会不能没有价值标准。多少世纪以来，学问的最渊博的思想家都承认这一点。我认为，埃德蒙·伯克比其他人都更明确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
人们能够享有多少公民自由，这要看他们对自己的欲望在道德上能有多少约束，要看他们对正义的热爱比他们的贪婪高出多少，要看他们的明智与清醒的理解比他们的虚荣和傲慢超出多少，要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听取智者和好人的忠告而不是恶人的献媚。除非在某处存在着控制意愿和欲望的力量，否则，社会不可能存在，并且，它内部的这种力量越小，反映出的意愿与欲望就越大。事物永恒的构造己作出规定，无节制的人是不会自由的。他们强烈的欲望构成了他们的枷锁。
同样，虽然制定美国宪法的那些人选择了强烈的欲望而不是德行去克制强烈的欲望以维护自由，但共和国早期的先辈们非常清楚，德行会收到意义深长的效果。正如伟大的美国爱国赞歌所述：
用自我约束确保你的灵魂，用法律确保你的自由
公民的品格反映了国家的品格，同时国家的品格也反映出公民的品格。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因为它向我们再次保证——就像７０年代未它曾向我保证过的一样——如果人民比它的政府更好，改变政府就能挖掘出未被发觉的才能和展现出梦想不到的可能性。但它也是一个警告。因为即使是一个自由政府建立的很好的制度，也易受到一般民众，特别是政界在观点和心态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个人的品格或是集体的品格，自然是通过许多途径形成的，它是在家庭、学校、教堂、工作和我们的闲暇时间里形成的。传统认为，通过这些途径形成的好的、有用的习惯特征被称做“美德”。虽然从定义上说这些美德总是好的，但它们的效用则要根据情况而定。例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赞美的一些美德虽然能帮助我们进入天堂，但在我们工作或平民生活中的实用性就可能要少一些。因此，当我们敦促要恢复那些传统的美德一例如节约、自律、责任感、对自己的社区感到自豪和对它尽义务，以及有时称做的“维多利亚”美德——我们并不一定是说，只有大规模地重新宣讲福音才能把西方社会团结在一起。毕竟是超人文主义的古希腊人最初确认了节欲、刚毅、具有实用价值的智慧和正义这些主要的或“基本的”美德。
谈了这些以后，我发现，难以想像出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用这些美德来重新充实西方大多数的人们，因为这些美德是重整社会道德所必需的、非常实际的办法，而这些办法又是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所需要的。虽然我总是抵制这样一种论点，即一位基督教徒应该是一位保守党人，但是我从未丧失我的信念：在我的政治经济主张与基督教的深刻义理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
１９７８年３月我在伦敦市的圣劳伦斯犹太人教堂的一篇演说中曾试图解释它们之间的这一联系：
如果不在某种道德的框架内、不在某种共有的信念内、不在通过教堂、家庭和学校传播的精神遗产内行使自由，那自由就会毁灭自己。如果自由没有目的，它也会毁灭自己。有一篇著名的祷文，它把上帝的服务看做是“完全的自由”。我对本国人民的愿望是我们能够“自由地服务”。……
依我看来，关于社会，《新约》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非常一般的而又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概念。一方面有伟大的基督教的教义，即我们都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地上的教堂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一概念表达了这一想法。从这一教义，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相互依存的，也知道了这一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作为社会的成员在赢得快乐或拯救。
这是影响了我们政治思想的基督教的一个伟大的真理。但还有另一个，即我们都是负责任的、有道德的人，要在善与恶当中作出选择。在造物主的眼里，人类是无限宝贵的。你几乎可以说，全部政治智慧就在于使这两种思想彼此之间能有正确的关系。
我一般不赞成政治家布道，但由于如此多的神职人员在宣传政治，看来在这方面似乎不应采取限制措施。所以我不时回到了这个主题，１０年后的１９８８年５月，我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全体代表会议上讲了类似的内容。我强调基督教没有特别赐福于集体主义，使在场的一些人感到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