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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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讲到，我对１９７８年起草的竞选宣言第一稿很不满意：它篇幅太长，内容分散，满纸大笔花钱的承诺。８月份的修改稿比第一稿有所改进，但内容仍不够充实。责任当然不在执笔起草宣言的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其他几个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特别是在工会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而未能制订出明确的、思路清晰的政策。
前面我还讲到，我如何在１９７９年１月决定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从１９７８年夏起到１９７９年３月宣布解散议会，这段时间内的大量事件，尤其是冬季大罢工，使我有可能促使我们的政策向我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影子内阁中的多数人跟在国内舆论后面（不是在它前面进行引导），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具备条件，能够而且应该去剪掉工会好斗分子的翅膀了。同样——虽然我在摒弃我在政治上继承下来的这一不受欢迎的政策方面不大成动——工党工资政策的失败，使我们更有理由要求完全抛弃控制物价和收入的做法（无论是“自愿的”还是法定的）。总之，我非常肯定，这年冬季英国发生了巨变，我们的竞选宣言必须跟上这一形势。
在安格斯和克里斯着手起草以前，我给他们写了一个条子。
根据最近发生的各种事件和我们坚强有力的工会政策，我认为必须对［１９－－７８年秋季起草的］这一稿进行一次根本性修改。但有限目标优先（如为了鼓励创造财富而减税等）这个总的方针保持不变。
将１９７８年８月的宣言草稿与１９７９年４月发表的定稿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修改的程度和内容，这是综合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我的顾问们和我本人的意见后写成的。当然，关于工会那一段是关键。在１９７８年，我准备接受吉姆·普赖尔提出的几乎每一条建议，包括允诺我们将“对劳资问题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全面改变有关劳资关系的法律”，相反，我们只是“谋求开创一个保持连续性和进行建设性改革的时代”，１９７９年修改稿的提法有很大不同。现在我们承诺“使工会运动的权利与义务保持良好的平衡”。此外，我们向那种认为法律在这方面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观点进行了直接挑战：“工党声称，不能通过修改法律来改善英国的劳资关系。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法律能够用于授予特权，它也能够而且应该用于规定义务。”
我不喜欢吉姆·普赖尔１９７８年春天建议写入宣言的有关工会一般作用的段落的语气和思维混乱，但是我更强烈反对吉姆关于“封闭式工厂”的建议。他虽然要我们谈，我们“原则上反对封闭式工厂”，但又主张接着说，“经验表明，一些企业的资方和工会都认为它是便于劳资双方进行协商的一种方便的方法。”在同一句话里既要“原则”，又要“方便”，两者形成的明显反差特别引起我的反感。当然，对于一些强有力集团来说，要想压制自由是很“方便”的，但我们多数人认为，讲“原则”就必须保卫自由。吉姆还要求我们承诺规定“封闭式工厂”的实施准则。如果不遵守这些准则，“结果可能会（像目前这样）使工人失去生活保障而得不到雇主或工会的补偿。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通过立法来保卫他们的权利。”
即使在１９７８年，我也已经感觉到我们可以写得比这更好些。我曾坚持，如果有人被拒绝加入工会或被开除出工会，他必须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诉。但到了１－－９７９年，我们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抛弃了“封闭式工厂”虽令人讨厌却不可避免这种说法，明确作出了要修改法律的承诺。现有雇员以及“具有个人信念的人”（这个名称有些含糊其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避免）“必须得到充分保护，他们如因实行‘封闭式工厂，而失去工作，必须有权得到足够的赔偿”。宣言还允诺对平版及套色印刷工人工会实行强制吸收会员的做法进行调查。此外，我们还明确表示，该实施准则将具有法律效力。
但主要的实质性修改是关于设置纠察线问题。１９７８年，我曾接受吉姆·普赖尔希望的内容，文字不多：“与各方磋商后，我们必能找到可以接受的管理纠察行为的方式。全国矿工工会１９７４年２月安排的严格办法可为此提供一个合理基础。”
这里甚至没有提到实施准则，更没有提到制定法律。现在回过头来看，让选民们直接回想起前届保守党政府被矿工罢工搞垮的经过，也是特别不明智的。值得庆幸的是，“不满的冬天”的可怕情景已说明这种软弱无力的态度完全不符合当前现实状况和人民的期待。我们现在的宣言保证要使同情性次级纠察行动成为非法，并重新审查工会的豁免权问题。此外，宣言明确建议，如有必要，我们将进一步采取立法步骤：“我们还将进一步对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使公民就业和合法经营不受威胁和阻挠的权利得到保障。”
在１９７８年稿和１９７９年稿之间，我们加进了另外两条新的规定：一条是允诺“谋求在一些重要部门达成不罢工协议”（这一条未能实现）；另一条是“保证要使支持会员罢工的工会承担一定经济责任”（这一条后来我们付之实施）。以上内容，加上关于减轻“封闭式工厂”影响的有限建议，关于资助会员通过邮政参加工会投票的同样温和的建议，以及其他重要问题，构成我们的一整套工会改革。我对此非常满意：的确，它将最终证明，我不仅对它的切实可行性，而且对它的受欢迎程度，远比我的有些同事更有信心。
与我在工会问题立场上取得的胜利相比，我在收入政策上至多只打了个平局。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像往常那样信赖杰弗里·豪，因为所谓的“论坛”对他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１９７８年的时候我曾竭力主张，我们应该更明确地表明要与工党的收入政策分道扬镳，我们不应说（如宣言建议的那样），“回到弹性收入需要时间，但不能永远拖延下去”，而应将最后一句改为“但必须毫不拖延地立即开始”。可是我甚至连这一小点也没有取得成功。
实际上，１９７９年宣言中虽未明言，但已比较明显地暗示到“论坛”，甚至提到了德国模式。但是对这一点我可以容忍。较有实际意义的是，宣言以强烈措辞允诺不在私育部门执行收入政策：“私营部门的工资谈判应由有关公司和工人去处理。归根到底，谁也不应该也不可能保护他们不受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的约束。”
这就产生了公营部门如何执行收入政策这个特别棘手的问题。首相曾在１９－－７９年１月提议成立一个将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收入状况“进行比较”的新机构，结果成立了一个由休·克菜格教授领导的委员会，负责收集证据并提出建议，政府当然要承担履行委员会建议的义务——在大选以后。竞选运动开始后，不可避免地迫使我们要对此表态。实际上，问题的实质是工党收买公营部门的工会，我们是否同意替它付账（数目不明）。
我们关于公营部门的工资政策始终基于严格执行现金限额方针。杰弗里·豪和我尽最大努力坚持这一条，但同事们和党向我们施加强大压力，他们坦率地表示担心失去至关重要的选票。因此，我们最后作了让步，保证执行克莱格教授的建议。这是代价昂贵但又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但是总的说来，宣言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我都很满意。它的思路清楚，前后协调一致，只在少数问题上作出明确承诺。它经受住了最重要的考验，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个竞选阶段，我们都不必对它进行修改或从它的立场上后退。
作为保守党领袖，我一共经历了３次大选，每次的情况都不二样。１９８３年竞选大概是最容易的一次；１９８７年竞选当然是感情上最令人担扰的一次；但１９７９年这一次大选，无论对我还是对保守党，都最具挑战性。如果我们失败，或者即使只是未能赢得绝对多数，我就不会再有另一次机会，对这一点我从来不抱幻想。我接受这一事实，甚至准备公开把它讲出来。我毫不怀凝，这次大选也是保守党和英国的分水岭。
我和有些保守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如果工党赢得绝对多数，工党左翼只不过是暂时保持温顺。左翼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准备等待时机达此目的。我对“中派”的决心或能力毫无信心。我同意基思·约瑟夫的看法，“中派、的政治立场已稳步左转；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那些为自己是“温和派”而感到自豪的人缺乏道义勇气（坚持正义的勇气）。这些人一再调整立场，准备妥协，结果造成社会主义继续通过我国各种机构向前推进。我认为这种推进已多少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现在有那么多人和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靠国家在公营部门就业，获得社会保险抚恤金，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一这种经济上的自由已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水准造成几乎令人无法接受的威胁。而且，当最终出现这种情况时，下一个牺性品就是政治自由——如加入或不加入工会的自由，持有不同观点仍有权在国家学校教书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自由。而且，国外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西方在它面前的退却正在帮助削弱那些希望在国内反对集体主义的人的士气。
１９７９年竞选运动还在其他几方面与过去不同。这是保守党第一次如此明确地为自己的主题而奋斗，这个主题就是：“现在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这个观点包含这样一个意思：英国自１９７４年以来一直在退却；不管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的保守党政府如何勇敢地出击，它本身也是退却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大胆说明究竟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为什么必须从根本上采取行动加以纠正。但我很快认识到，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总部却总的说来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言”，这实际上意味着避开任何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避免攻击工会权力。他们相信，工党已经名声扫地，必将在大选中败北。我除作了一些让步外，仍坚持自己的做法。但是这导致产生了紧张局面。
它还导致了政府和反对党两个角色的奇怪换位。竞选一开始，工党就没有怎么考虑自己的竞选宣言，只是为拉选票作了一些承诺——如领养老金者免领电视许可证等，另外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有限的辩解。他们集中力量攻击保守党的政策——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捏造的。吉姆·卡拉汉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他那慈祥大叔的和蔼形象，领导了一场极为有效但却完全消极的竞选运动。他们的运动是从３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每天向新闻媒体提供骇人听闻的故事——从加倍征收增值税到大量削减国家保健服务。他们说，如果保守党当选，就会发生这些情况。第二，对我们的承诺特别是关于降低所得税的保证的可信性散布怀疑。第三，竭力把我描绘成一个危险的右翼理论家，不适宜承担首相这样高要求的复杂任务。工党的战略使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进攻进行还击。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使命，坚守自己的阵地？我们只是部分地摆脱了这种困境。
第二节 组织竞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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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期待举行大选，因此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在党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租用了一辆大轿车，把它布置成活动办公室，我们就在这间活动办公室里从一个竞选地点跑到另一个竞选地点。活动办公室的总管是戴维·沃尔夫森。他是替代约翰·斯坦利担当这个工作的（我们出师第一天，约翰在布里斯托尔走下阶梯时滑倒，造成椎间盘突出，立刻被送往医院；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就一直呆在医院里）。德里克·豪在“战斗大轿车”里担任我的新闻秘书，戴维·博迪则是第二新闻秘书——他和新闻记者们一起坐第二辆大轿车。罗杰·博登负责提醒我们下一站到什么地方，到了那里该做什么——这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我的老朋友、保守党副主席珍妮特·扬夫人和我们一起旅行，负责与保守党主席办公室保持联系。迈克尔·多布斯担任流动图书馆馆员，随身携带大量事实与数据资料，以备我在小城镇停留时回答问题之用（他后来写了一本讲述可怕的政治欺诈故事的书）。哈维·托马斯打前站，为我安排讲话，组织群众集会。另外还有３位长时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的秘书——特萨·贾丁、佩特森、卡罗琳·斯蒂芬斯和萨莉·詹姆斯，她们在乡间道路上转弯和颠簸的轿车上用打字机打出我的讲话稿，这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
由于当时没有文字信息处理机、传真或复印设备，工作比后来两次选举复杂得多。我们倒是有一部无线电话机，但它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司机有一次倒车时，不小心撞坏了天线，就再也无法使用。所以，每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的保守党分部，就疯狂地冲向电话机，赶紧向总部报告改动讲话稿的情况，同时另一个人通过另一部电话记下当天在伦敦发生的事件。
为了让我跑更多地方，旅途上有几个晚上没有回伦敦。但我发现这种做法效果并不理想，以后两次竞选就再没有这样做。离开了伦敦，很容易失去（或者至少感觉到失去）对竞选运动情况的了解；同时也可能在关键问题上其他人用他们的判断来代替你的判断。在一场生死攸关的大选中，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能允许的。但是我经常晚上很晚才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那时秘书们就会为我和我的发言稿写作班子——约翰·霍斯金斯、彼得·厄特利、休·托马斯、艾尔弗雷德·谢尔曼和有时也参加的罗尼·米勒——端上热好的饭菜。在工作日主要吃速冻食品，周末则能品尝一些外国风味，像橙汁鸭和葡萄鱼。我们起草讲话稿时，丹尼斯在楼上专心看电视，听有关竞选运动的报道。只要听到他从楼上传来一声“胡扯！”或者更难听的话，就知道一定是工党政客们又在散布什么恶毒中伤的话了。
要使竞选运动各个方面的工作协调一致始终难以做到。安排得好好的计划会被打乱，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从来也不能集中讲一个信息，党的领袖的讲话讲的是另一套，影子内阁大臣们讲的是第三种意思，向候选人介绍的情况又不一样。尽管我和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在策略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应该承认，彼得和他的工作班子是非常能干的，他们各有所长，互相配合得很好。彼得本人在整个竞选运动期间坐镇伦敦，担任总部策略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似乎一直在不停地开会。他总是精明能干，具有很高的权威。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的非凡筹款能力使党的活动得到保证，它从未因缺乏资金而无法采取主动。企业的小额捐款大量增加，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情况。这说明企业界人士懂得保守党将再次成为主张自由企业制的政党。这也表明，我们并不是只依靠少数几个大额捐助人。开朗、乐观、活泼、敏捷的托尼·加纳是全国竞选组织工作的负责人。戈登·里斯已回到总部主管对外宣传，他要我们大家认真对待新闻媒体的严格要求——强调通俗小报和最佳电视镜头的重要性，强调发布新闻的适时性，争取及时赶上较早的晚间新闻。到目前为止，我从戈登那里学到了许多经验，在电视镜头前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以便很好地出现在屏幕上。至少不必再去担心可能出现色彩不协调。保守党的竞选运动套用亨利·福特的一句名言：你可以穿任何颜色的衣服，只要是蓝色就行。我在大多数场合穿藏青色衣服。
大选期间，保守党总部收到和发出大量信息。对收到的信息要分析它的意义，对发出的信息要核实它的准确性，负责这些工作的都是一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默默无闻的英雄；总部的数据分析和民意测验专家基思·布里托果敢地对我们碰到的大量互相矛盾的民意测验数字进行分析。当时克里斯·帕顿正在巴斯参加竞选，亚当·里德利便承担起了让研究部积极运转起来的工作，中央研究部的迈克尔·波蒂略向我简要介绍情况。为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作准备。他担当这项任务表现出不仅充分掌握事实、数据和观点，而且能十分精明地建议如何利用这些材料。迈克尔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这是竞选运动留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
竞选运动开始前，有两个重要策略问题要先处理。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应该同意与吉姆·卡拉汉进行电视辩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早在１９７８年夏天就已开始同电视台进行讨论。当时英国广播公司（代表一、二两个台）同时找到我的办公室和首相办公室。前几届大选也曾考虑安排电视辩论，均未实现，因为几个小党派坚持也要参加，产生一些困难，工党和我们党都不同意。但这一次——１９７８年７月——电视公司准备不考虑小党派的意见，只安排两党对垒。于是，我们对这个建议进行了认真考虑、虽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首相的态度。结果并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因为本来预计那年秋季举行的大选并未成为现实，但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戈登·里斯都强烈反对，我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倾向于拒绝参加。
在这次竞选运动正式开始前不久，独立电视公司再次提出这个想法，建议在竞选运动接近尾声时，连续两个星期日举行两次辩论，由布赖恩·沃尔登担任主持人。这一次，我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不仅因为我天生善于辩论，而且我认为他们过高估计了吉姆·卡拉汉的能力，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暴露他的弱点。他是靠尽量满足工会提出的一切要求使自己功成名就的，所以，我感到他应该为出现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的惨状负责。这是一种独特的个人责任。克里斯·帕顿也赞成我同首相进行较量。而且，当时的形势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首相公开表示接受独立电视公司的建议，我不愿意在竞选运动一开始就因拒绝电视辩论而处于守势。
但同时也有一些强烈的相反理由使戈登·里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威利·怀特洛主张不参加辩论。最初提出进行辩论的可能性时，我们和工党在民意测验中不相上下，但是到必须作出决定时，我们已大大超过工党１０个百分点。这就是说，我们不用去冒电视上对抗的风险就有希望取胜。而电视辩论当然有很大风险。我在辩论中说不定会犯错误，而这种错误的影响是难以消除的。吉姆·卡拉汉通常是个演技高超的电视表演者，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他的权威和经验向我摆出一付屈尊俯就的傲慢姿态。在事前非正式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他希望在第一次辩论中讨论外交事务，在那方面他将能施展他的全部力量。以上事实使我不得不对原先的积极性重新加以考虑。
而且，工党准备向自由党提出交换条件：他们要在选举前的那个星期五与戴维·斯蒂尔进行长时间会晤。我的顾问们和我一致认为，对我们最严重的危险是自由党在最后关头突然支持工党——这种可能性现已进一步增大，因为他们在前不久举行的补缺选举中从工党手里夺走了利物浦埃奇希尔的席位，现在正在起劲地夸大这次补缺选举给他们带来的“势头”——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但是，如无必要，我不想对自由党领导人进行政治揭露。
因此，我被说服不参加电视辩论。不值得去冒这种风险。总之，正如我对独立电视公司邀请的公开答复说的：“我个人认为，决定选举结果的是要解决的问题和政策，不是个人品格。我们应该信守这种立场。我们并不是选举总统，我们是在选择一个政府。”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它所引起的某些方面人士的批评很快就平息了。
另一个策略问题是关于上午的记者招待会。照戈登·里斯的想法，最好干脆把它们取消。考虑到传媒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的事情很少成为当天的主要新闻，也许一些离奇的差错和口误除外——值得庆幸的是，在竞选期间没有出现这类问题。但是上午的记者招待会确实给报界提供了提出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的机会，因而也给政治家提供了显示其才能的机会。因此，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也是赢得老练新闻记者尊重的一个机会，他们的判断会影响他们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撰写的报道文章。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的问题：我们和工党都不愿意把上午９点３０分这一档方便的时间让给对方。结果，我们在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工党同时也在广场对面的运输大楼里举行他们的记者招待会。于是有时就会有一大群记者涌进早已拥挤不堪、温度过高的总部招待会房间，他们根据吉姆·卡拉汉、丹尼斯·希利或雪莉·威廉斯在工党记者招待会开始时进行的无端指责和攻击，向我们提出问题。最后一个产生混乱的因素是因使用“电子新闻采访”摄像机造成的。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摄像机体积笨重操作不便，但它们的确大大增加了电视报道的灵活性，扩大了报道范围。可是摄影师人数也增加不少。那些扛在肩上的摄像机和拖在地上的弯弯曲曲的电缆线，无论在总部还是在我竞选旅行的各个停留站，对我是个经常不断的威协。
由于某种原因，保守党的竟选运动总是比工党启动得晚，发展得慢。可是这一次从解散议会至４月１１日星期三我党发表竞选宣言，工党在这段时间内比通常更加肆无忌惮。这主要是因为那些我嘱咐他们在公共场合露面和发表讲话的同事们不太得力：这也是整个竞选期间的一大困难。除迈克尔·赫塞尔廷的名字经常在新闻大标题中出现外，我这些同事们的态度不像政治家，倒像是准备当政府部门领导的人物。当然，这就是说，他们是在冒静待时间过长的风险，也使工党得以把火力更加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不过连我也觉得他们这样做对我们有坏处也有好处。在所有竞选运动中，说话的格调和对个人的攻击都应保持平衡。
工党打算利用这段时间开始攻击我党尚未公开发表意见的政策。可是工会领导人不等工党老板封住他们的嘴巴，就夸夸其谈起来，他们的腔调使人联想起头年那个“不满的冬天”，这恰好是干了对我们有利的事。全国铁路工人工会领导人锡德·韦格海尔威胁说，如果产生保守党政府，并实行自由集体谈判，他将“对工人说，孩子们，来吧，把你们的嘴巴伸到食槽里去吧”，书画刻印及有关行业协会领导人比尔·凯伊斯保证说，如果国家竟然愚蠢到选举托利党上台，他将进行“对抗”。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领导人戴维··巴斯内特也预言将发生劳资冲突。这些都是为工党吹奏过的老调子，可是现在跟选民的想法完全合不上拍。
我也没有完全保持沉默。４月：日星期四，我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的一次集会上向候选人（包括参加改选的保守党议员）发表讲话。我觉得——大概谁都有此感觉——这个地方不是举行公共集会的好场所，因为建筑单调乏味，毫无特色。这一年有个特殊困难：候选人希望听我讲讲竞选宣言的主要内容，可是宣言尚未发表，我只能向他们简单讲一些文件精神而不透露内容细节。因此，我着重讲了讲降低所得税以更好地促进创造财富，以及工会改革的必要性。会场上的听众全是优秀演说家，对他们讲话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的热情证实了我的感觉：我们没有选错斗争的领域。
第三节 竞选第一周——选举前２１天至１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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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１日星期三，在我第一次主持的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宣言正式出台。一起主持这次招待会的有威利·怀特洛、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彼得·卡林顿、吉姆·普赖尔、汉弗莱·阿特金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安格斯·莫德。宣言的语调温和适中而又切合实际；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用简单明了、不带行话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意思。
第二天报纸刊登宣言的情况很好。但那天记者招待会会场上人数过多，令人几乎难以忍受。我们那些身穿厚毛料西服挥汗如雨的男同事们比我更加受罪。
第二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复活节刚好在竞选期间，所以我们白白损失了四天竞选时间。我正式开始参加竞选活动是４月１６日，星期一——用竞选工作人员的行话来说，这一天叫Ｄ－１７日（“Ｄ日”当然就是选举日）。我们已计划好从威尔士开始。我们从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乘飞机到斯旺西机场，在那里乘上竞选大轿车，先访问一家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医院，然后前往当地的保守党俱乐部接受地区电视和电台记者采访。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俱乐部里有不少吵闹的声音。事后才知道，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争吵，甚至发展到大打出手，起因是俱乐部当局要把女记者赶出只为男会员保留的房间。
我从这里前往加的夫，参加第一场重要竞选群众集会。选择在这里开始竞选非常合适。这里可以说是敌方控制的心脏地区，因为卡拉汉先生的选区就在加的夫东南区。加的夫市政厅环境舒适，音响效果良好，听众热情高涨，这情况实在不错。我发表了一篇极为有力的讲话。它是一项毫不妥协的声明，阐明了社会主义如何削弱英国的力量，以及为什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方向——不是进行乌托邦式的试验，而是回到我们错误地背离了的原则。
……在政治上，我学到了一句你们威尔士人自幼就知道的话：你要是有什么信息，就向大家传播。我是个有坚定信仰的政治家。《旧日约圣经》里的先知们并没有只说：“同胞们，我要共识。”他们说：“这是我的信仰和想象。这是我热忱相信的东西。如果你们也相信；那就跟随我吧。”今晚，我要对你们说的就是这话。把前不久发生的凄凉忧郁的往事扫除干净。把失败主义扫除干净。在选择和自由两面旗帜下，一个新的、振奋人心的未来正在召唤英国人民。
听众和我一样喜欢我的讲话。但是我的狡猾的对手吉姆·卡拉汉却成功地利用我的讲话，在托利党权势人物心中唤起了昔日的恐惧，担心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人物引导他们走向一个不愉快、不熟悉的方向。首相后来声称，我的讲话说明，我已驱使保守党向右转，从而为他开辟了争取中间的道路。再恰当不过的是，那天上午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的主要发言人是前工党内阁大臣、现在的保守党候选人雷吉·普伦蒂斯，他和其他背离社会主义的“改变信仰者”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不是保守党向右转，而是工党向左转了。但不管怎么说，我同意基思·约瑟夫的意见，我们强调的论点是“共同立场”，不是“中间立场”。从这时候起，在总部希望采取的竞选方式和我坚持的竞选方针之间出现了裂痕。
但是，我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据星期二早晨的报纸报道，全国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我们现在只领先工党６个百分点，但与早先的全国民意测验结果相比，差距并未缩小（在整个竞选期间，各种民意测验结果相去甚远，从保守党只稍稍领先一一有一次甚至工党略占优势一到保守党将获得一面倒胜利），我感到这是竞选效果很好的一天，从布里斯托尔开始，访问了克林尼兹毛刷厂，我在那里利用每一个照相机会，显示我“用新扫帚”“扫除蛛网”的决心，等等。
在布里斯托尔还参加了由罗宾·戴主持的“大选电话访谈”节目。那种场合总会有冒风险的因素。熟悉情况的采访记者有办法暴露政治家理解力的不足，而这一点大多数政治对手是永远做不到的。而且，由于看不见电话那一头跟你说话人的表情，较难正确判断对方的反应。但是我觉得那天的“大选电话访谈”节目特别成功，因为记者向我提出的，正好是我们能够作出最有说服力的回答的问题——减税、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借款、鼓励小企业等等的必要性。当然也提了一些吹毛求疵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处理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承认哪里出了毛病，并讲清楚为什么未来的保守党政府要加以纠正。因此，这一口我也承认，前届保守党政府确实应对保健服务方面的官僚主义负有责任，我们将予以改正。
从布里斯托尔返回途中，我乘坐第１２５次市际高速火车，在西部选区下车，在巴斯站台上和那里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合影留念，其中有克里斯·帕顿。这一天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在格雷夫森德的一个集会上讲话。由于总部告诉我养老金领取者对我们的支持不稳固，我写了一个新闻稿，向选民们重述了历届保守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记录。
接下来的一天（４月１８日星期三），上午记者招待会后，我出发到东英吉利亚和东米德兰进行竞选。第一站是争取农业人口选票的活动，包括与一位友好农民讨论牛饲料问题，我小心翼翼地穿过一片到处是牛的田地（我忘了穿靴子），把一头小牛犊抱在怀里让记者拍照，以便让更多公众看到。我对摆弄牛犊没有经验，不知道抱牛犊的方式是否对头。在来自五大洲的摄影记者面前，一向讲究实际的丹尼斯提醒说：“要是我们不小心，牛犊会死在我们怀里的。”但是，牛犊在我和摄影记者的关照下活了下来。幸而，小牛犊不能接受采访。
第四节 竞选第二周——选举前１４天至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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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４月１９日星期四），在伦敦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痛苦的事情，那是关于我的加的夫讲话对党和我党竞选运动的“立场”产生的影响。彼得·桑尼克罗夫特认为我们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以后应该避免。由于总部的同事们公开活动的机会不多，所以他决定参与我的演讲稿的起草工作。当时我对这一切还不知情。我那天上午参观莱斯特一家纺织厂，在那里用上了少年时代学到的一点针线功夫，在一群乱哄哄的记者和惊讶不已的工人面前缝缀了一件工作服上的口袋。
可是，就在轿车快要到达伯恩维尔的卡德怕里工厂时，我才得知，波得·桑尼克罗夫特坚持要求从准备当晚在伯明翰（竞选运动中第二场最重要的群众集会）发表的讲话稿中删掉一段关于工会的措辞强硬的话。这段话是由英国著名新闻记者、历史学家、抛弃了社会主义信仰的保尔·约翰逊起草的，彼得认为过于挑衅。他显然对基思·约瑟夫也进行了干预，不让他对这个题目发表讲话。我不同意彼得的估计，但由于当时我不在伦敦，对我的判断没有完全的把握。因此，我生气地从讲稿中撕下了那几页，插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段落。令人欣慰的是，彼得·卡林顿帮我起草的最后一节关于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讲话包含了一些极为激烈的内容，并特意采用了我早先在肯星顿市政厅发表的讲话中的语调和言辞。
当我们的轿车在工厂门口停住时，我的情绪不是大好。我曾特别关照，这次参观不要安排正式接待人员，我愿意直接进厂去和遇到的经理和工人交谈。可是现在却看到长长的两行头戴白帽、身穿白外衣的人排列在门口，我没有看见有摄影记者，我想他们肯定是躲在什么地方等待合适时机出来拍摄这个滑稽有趣的场面，我没有立刻下车，在车上呆了一两分钟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认识几张原以为是工厂工作人员的面孔。他们原来是一群记者。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听到了我早先的指示，才穿上白色工作服来开个玩笑。我一下车，他们就举起了照相机。我就在这些照相机搭成的拱门下走进了工厂。他们为这个玩笑高兴得竟然忘了拍照，但是他们让我看到了竞选运动有趣的一面，对此，我想我们都应该表示感激。
上午缝了口袋，下午自然该去包装巧克力了。这个工作要求很高，不好对付——这种工作被称为“不熟练工作”，这个名词不够谨严，也不符合这种工作的实际。我过去在工厂里干过活，那已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我看到某些传统并未改变。一位新近结婚的女工把她所有的结婚礼物都放在靠近生产线的桌子上，让朋友们欣赏。包装完巧克力，我们就进行讨论，谈的时间很长，超过了预定计划。最后，我们匆忙离去，赶往怕明翰的米德兰饭店。我特别喜爱巧克力，根本没有想吃多了会影响食欲。但是那久留不去的香草味儿使我在竞选运动余下的日子里再也没敢去碰它。
尽管在准备阶段出现种种麻烦，伯明翰讲演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有那些论述东西方关系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段落，而且还有那些关于法律和秩序的段落。我保证要“建立一道铜墙铁壁”堵住无法无天的社会主义道路。会后，我们驱车赶回伦敦，第二天（４月２０日星期五）还要访问伦敦各选区。
４月２１日星期六，竞选运动照常进行，首先到米尔顿凯恩斯一家生产高精度电器零件的工厂。听取仔细介绍后，我对生产技术产生了极大兴趣，很快就能向一群对技术茫然无知的记者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这时我们来到一架心脏监测仪旁边，他们把许多导线按在我身上，对我进行心脏检查。所有的指示器都显示正常，表明我的身体状况良好。就像我说的：“像石头一样坚实”——依我判断，我们党整个竞选运动的状况也是这样。１９７９年大选竞选运动一个最奇怪的特点是，我们这些在外面参加实地竞选的人和呆在总部的人的认识差异日益扩大。当然，政治家和其他人一样，容易过于自信，但是与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７年两次大选相比（当时安全方面的考虑显得非常突出），我这一次的信心要高得多，我确实感觉到了选民的感觉，他们的心是向着我们的。我还深信，这种变化主要是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季的事态发展引起的，因此在工会权力问题上过分谨慎的策略并不高明。
但是从４月２２日（星期日）我在福拉德大街召开的战略讨论会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看问题。尽管各种民意测验依然众说纷纭——一种结果说保守党超出２０个百分点，另一种结果说保守党只领先５．５个百分点——但在竞选期间并无重大变动。彼得·桑尼克罗夫特认为，我们基本上应该按原定方针进行。正如他在星期日战略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所说的，“我们不应主动采取任何高风险行动。我们现在领先。”从这句话本身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话回避了两个问题。第一，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首先主动采取了某种高风险行动，例如我的介入“不满的冬天”，才取得了今天的领先地位的吗？第二，现在什么算是“高风险”行动？采取抑制工会权力的措施？还是不采取措施？不管怎么说，在竞选已经取得明显领先地位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危险是自满。激起选民的热情，只要不是在他们和我们不一致的问题上，那是赢得大选不可缺少的因素。
我本周的竞选活动是去英格兰北部，然后前往苏格兰。星期一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后，我搭机飞往纽卡斯尔。在那里参观一家茶叶加工厂时会有记者照相。品尝那种粘乎乎的不加牛奶和糖的茶叶调制品，跟我在伯恩维尔的工厂品尝巧克力的感觉差不多。
工厂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一个身材高大。令人望而生畏的妇女正冲着我的方向不停地谩骂。警察劝我离开。但我想，如果她真有什么不满，最好是当着我的面，而不是在我背后说，因此我就走过去和她说话。我拉着她的胳膊，和颜悦色地要她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她的态度一下子全变了。她也有一般人常有的那种牢骚和不安，但使她愤怒的真正原因是，她深信搞政治的都是不愿倾听别人意见的人。我尽最大努力回答了她的问题，然后友好地告别。我离开后，清楚地听到分明是她在对她的朋友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很不错。”多年来参加竞选的经验告诉我，不可改变的敌对选民是很少的。恐怖主义威胁造成的悲剧之一是，如今的政治家很少有机会使自己相信这个事实。
星期二是充满传统竞选方式的一天，安排了４次露面散步，包括走访索厄比候选人唐纳德·汤普森的鲜肉铺和一家超市。我们按照通常做法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带回战斗办公室。在保守党哈利法克斯分部的台阶上，摄影记者为我拍下了在蒙蒙细雨中捧着两只购物袋的照片——一只蓝色购物袋里装满了在１９７４年一英镑可以买到的食品，另一只红色购物袋里只装了半袋子在１９７９年工党执政时的英国一英镑能买到的食品。如果只是从政治上而不是从经济上考虑的话，这种做法并无不妥，还挺受讲求实际的约克郡人的欢迎。
当晚回到伦敦后，我接受了丹尼斯·图伊为“电视眼”节目安排的采访。这是这次竞选运动中最不友好的一次采访，但它给我提供了为我党工会改革建议进行有力辩护的机会。不管总部怎么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准备退却。我重申了我要对付工会好斗分子的决心。我还指出，所谓保守党政府准备面对与工会的全面战斗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的实质。你的意思是说，工会领袖们认为这整个大选不过是一场空洞虚伪的骗局，如果你没有说错，工会领袖们也确实是这么说的，那么，我要去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选民可能给予他们政府的最大多数，我还要去争取英国１２００万工会会员中的绝大多数人。我想你的观点是错误的。
工党认为，解决工会权力问题的较好办法是同工会进行讨论，即所谓订立“契约”，而不是修改法律，我特别反对这种意见。
你知道，如果托利党的伟大改革家沙夫茨伯里勋爵多年前眼睁睁看着工厂和作坊里的工作条件说：我将和作坊老板订立自愿的契约，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你认为他订立得了这种契约吗？他当然不能。他说：有些事我们必须通过法律才能做到。
４月２５日星期三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和电台采访后，我在总部进午餐，餐后即飞往爱丁堡。我开始对向全国各地听众所作的标准格式讲话感到厌烦。这些讲话大量套用为加的夫和伯明翰群众大会准备的稿子，其中插进一些额外的段落，作为新闻稿发出去。结果，我对随身带到苏格兰来的讲稿动了个大手术。讲话的时间快到了，我还跪在喀里多尼亚饭店房间里，用剪刀和透明胶带从摊了一地的资料中剪贴发言稿。特萨·贾丁·佩特森忙不迭地用打字机帮我打出每一页讲稿。我在利斯市政厅发表的讲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稿子。它的内容至少很新鲜——甚至我也有此感觉。在讲话的结尾，我加进了引自基普林的几行我很喜爱的诗句：
世界正在沉睡，一时还不会醒来，
从漫长的恶梦中，她喃喃自语，
低声呻吟，
突然间，所有的人站立起来，他们
听到了砸碎脚镣的声音，
人们相互微笑着说，他的灵魂
属于他自己！
这里的听众实在了不起，头几次欢呼声就使我精神振奋，我作了最出色的讲话。
接着我们前往格拉斯奇，在机场饭店下榻，很晚才吃晚饭，之后便休息，第二天要继续在苏格兰进行竞选活动。一次成功的讲话引起的激动使我情绪无比兴奋。尽管民意测验表明，工党可能正在向我们逼近，但依旧存在着较大差距，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正在赢得这场争论。工党的竞选已明显地表现出疲惫感。他们反反复复重复一个题目——托利党的政策不会奏效，即使奏效，也是以无情削减公用事业为代价。这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滑进一种论点，即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奏效，英国的问题实质上是无法解决的。这种观点使工党违背了人民的基本要求，人民本能地认为进步是可能的，是应该去追求的。我们代表这种本能要求——实际上，工党把这一独占权拱手让给了我们。我感到竞选的进展情况很好。
当时，丹尼斯、卡罗尔和罗尼·米勒也在饭店里，我们一起闲聊，开玩笑。珍妮特·扬一直和我们一起旅行。吃晚饭时她溜了出去，回来后表情严肃地对我说，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她一直称呼他“主席”——认为政治形势不是太好，应该让特德·希思参加下次党的大选电视广播。
我听了禁不住勃然大怒。这分明是不信任我。要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总部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正在竭力扭转的不仅是威尔逊——卡拉汉的政策，而且也是希思政府的政策，那么他们简直什么也没有懂。我对珍妮特说，如果她和彼得是这样认为的话，那我还不如卷铺盖走掉。特德参加４届大选，３次失利，对一次以这样一个宣言为竞选纲领的大选，他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邀请他来为我们发表党的政纲，等于承认我提出的政策失败。
由于珍妮特传达了彼得的意见而责怪她，也许是不公平的，但这是竞选期间最使我真正感到沮丧的一次。我告诉她，这话我甚至听也不想再听。她把我的反应传达给“主席”时无疑作了一些删节，我怒气未消就上床睡觉了。
第五节 竞选第三周——选举前7天至选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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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上午在格拉斯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平平淡淡毫无特色，记者们似乎没有多少话要说，而我依然心情不佳。上午稍晚一些时候，我接受了一位苏格兰电视记者的采访。这次采访很不好对付，据认为他是个保守党支持者，但却希望证明相反的东西，态度特别不友好。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不足为怪。但这之后，情况又好起来。我们在阿伯丁参观一家乳品厂，我在那里品尝了我所吃过的最好的黄油——但我惊讶地了解到，生产的这些黄油并不是供国内消费，而是运往欧洲经济共同体储藏起来，备作干预价格用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堆积如山的黄油。
然后，我们前往巴基的港口并参观一个鱼类加工厂，那里人民无法抑制的高昂热情和良好情绪在我身上产生了奇妙的作用。傍晚我在埃尔金市政厅一个集会上讲了话，然后乘车到洛西茅斯搭乘飞机回伦敦。在赶往洛西茅斯机场途中，到处有人群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不时停下车来接受鲜花和礼物。这再一次证明，我们是在朋友之中。
星期五上午记者招待会前，当我来到总部听取情况介绍时，不难想像，４月的空气中还有一些不合时令的寒意。在记者招待会上同一名记者讨论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时，我的态度也很冷峻。接着是接受一名电视记者采访。事前我被告知，他是保守党的同情者，结果证明他的态度恰好相反。竞选运动到了这个时候，疲劳已使每个人神经紧张，而压力仍有增无减。我知道我还有几次重要的记者采访，还有最后一次保守党大选电视广播要录像，还有两次重要讲话，一次在博尔顿，另外一次在保守党工会会员大会上。同时，新的民意测验似乎表明我们的领先优势正在逐步削弱。总部认为，保守党的优势已从１０个百分点左右下降到６个百分点左右。保守党内部的民意测验比中间数字稍稍偏高一些，但不幸的是，没有理由相信它一定比其他民意测验更可信。我必须取消当天下午访问富勒姆选区的计划，以便集中精力起草保守党大选电视广播稿和保守党工会会员大会讲话稿。但有人对报界说，我取消此行的真正原因是嗓音不行了。报界就利用这话夸大其词，把我描绘成“被战斗搞垮了的玛吉”，说我试图制止选票滑坡。实际上，我的嗓音处于最佳状态——现在我必须不惜冒过份紧张的风险，故意扯大嗓门，让采访记者和听众相信我的嗓子好得很。
星期六早晨的《每日快报》刊登了国际市场舆论研究会的民意测验结果，我们领先的优势已下降到只剩下３个百分点。有迹象表明保守党总部处于轻度的紧张不安之中。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写信给保守党候选人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请大家不要自满，不要绝望。”这封信并没有起到多大的鼓劲作用，也许倒是准确反映了信件作者及其顾问们的心情，他们认为赢得大选的方法是别干不该干的事，而不是去干该干的事。对我来说，我公开地不去理睬民意测验，指出，“你越接近选举日，优势就越缩小，一向都是这样。”事实上，我拿定主意，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脑子里完全不去考虑民意测验，而把剩下的全部精力投进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后几天竞选活动。这天上午我在伦敦进行了很好的竞选活动，包括访问我自己的芬奇利选区，下午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讨论大选电视广播问题。
４月２９日星期日是关键的一天。民意测验满天飞。我不去理睬它们。上午我做了头发，午餐后坐车到温布莱会议中心出席保守党工会会员群众大会，哈维·托马斯吸取他参加比利·格雷姆的福音会群众集会的经验，想尽办法把大会搞得异常热烈。一群演员和喜剧演员使集会开得生动活泼。哈维不顾过于严肃的党内官员关于维护“下届首相”尊严的指示，当我进入会场时奏起了《哈罗，玛吉》的乐曲，大家一齐高声唱了起来，这时尊严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热烈的场面——虽然与哈维以后一些年的异想天开的做法相比，这一次似乎还是相当温和的。
讲话本身简短而且尖锐，听众的反应异常热烈。接着我前往萨契—萨契广告公司录制最后一次大选电视广播。从下午４点开始，戈登、罗尼、蒂姆和我对讲稿反复进行修改，然后是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拍摄同一个镜头，每次我们中间总有人觉得还不够好。最后，早已过了午夜，我们终于感到满意。
星期一我的主要竞选活动是参加格拉纳达电视台的“格拉纳达５００”节目，由来自博尔顿东区的观众向三党领导人提出问题，博尔顿东区产生的议席被认为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席位（许多年来，博尔顿东区的席位一直由组成下届政府的政党获得，但在１９７９年，选民们却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这也许是由于全国的注目而使这里的选民们头晕目眩）。我喜欢这样的场合，这比一对一的采访轻松得多。想到这些人是真正关心英国前途的“真正”的选民，使我神经放松，从“掌声测量计”来看，我在这次竞争中获胜。
可是第二天（星期二）早上，又一次全国民意测验表明，工党领先０．７个百分点。这一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的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对这次民意测验作何反应。我不予回答，只是说：我希望这情况将推动保守党支持者到那天都出来投票。这样回答不仅为我在困难时刻解了围，我猜想也是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真的对我们取胜形成威胁，那就是自满，而那时已无自满可言。我接着到西北区进行竞选，当然，最后是在博尔顿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喜剧演员肯·多德出现在讲台上，手拿一根蓝色羽毛掸帚欢迎我。在肯·多德传达诺蒂·阿什的信息之后——他使博尔顿活脱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保守党选区——任何讲话都会显得过于严肃了。但是在竞选运动的这一阶段，只有一个真正的信息，那就是希望把工党赶出政府的人决不要浪费他们的选票，把它投给小党派，而必须投给保守党。
而且，必须不断重复这个信息，直至投票选举那天。我在星期三（５月２日）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就是这个主题。我到伦敦各选区又到处讲这个信息，最后来到芬奇利的伍德豪斯中学。一群女权主义者在那里高喊抗议口号：“我们要妇女权利，不要右派妇女”，我不得不从她们中间挤出一条路来。我驱车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时，感到自己真的累极了。我已找到机会，并牢牢抓住不放。说来奇怪，当我意识到现在不管发生什么，我已无法控制时，我感到高兴。多少个夜晚以来，丹尼斯和我第一次足足睡了６个小时的觉。
第二天是选举日，早晨一觉醒来，听到收音机里报道，这一天早晨所有的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领先２到８个百分点不等。９点钟，丹尼斯和我到切尔西投票站投票，然后驱车到芬奇利。我像惯常那样，到委员会各个房间转了一圈，后面跟随着一群摄影记者。我们回到福拉德大街，简单吃了一点晚饭，稍微休息了一下，我知道这天晚上要长时间熬夜。午夜过后不久，我来到巴尼特市政厅内的芬奇利选区计票中心。他们把我安顿在一间僻静的房间内，屋里有一台电视，准备了咖啡和三明治，在这里我可以迅速听到大选结果。罗杰·博登和我在一起，边看电视报道，边向我补充介绍早些时候总部从电话里传来的信息。我带着一台计数器，上面有基思·布里托为我准备的详细情况。最初的选举结果表明我们已获胜，但其中也有令人沮丧的消息：特迪·泰勒失去了格拉斯奇卡斯卡特的席位。关于我们能取得多少个席位的预测数字开始逐步上升。当地市政会议员、我的选区主席和夫人、我的选举干事和其他一些人进进出出，脸上都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高兴。但是我有意抑制自己过早露出兴奋心情：是为了谨慎小心，或者是出于迷信，尤其是因为我知道，只要期望不是太高，也会比较容易对付坏消息。然而，到最后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就在我走出房间，听到我自己选区的计票结果时，谁都清楚，我们将组织下届政府。
星期五一大早的情况现在已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计票中心支持者的热烈欢迎，访问总部，与家人短暂相聚的温暖和慰藉。关于当天下午前往白金汉官接受女王组织政府的授权，以及随后到唐宁街就职的情况，我已在其他地方记述。
如此规模的胜利使所有的人——或者说几乎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这不仅表明我们赢得了一场选举，也表明我们得到了进行改革的新的授权。正如选举学家和评论家们在仔细研究选举结果后所说的，保守党的胜利模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议会赢得了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多４３个席位的多数。这届大选工党所获选票在全部选票中所占比例比上届大选下降５．６％，全部转向保守党，同时，保守党所获选票在全部选票中所占比例超出工党７个百分点，这两个数字无论对哪个党来说，都是１９４５年以来最大的变化。
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转向保守党人数最多的阶层是熟练工人，其中１／３显然是在竞选过程中转变过来的。这些人恰好就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脱离毕生忠于社会主义信仰的人。他们面临一个特别尖锐的基本矛盾，也是整个英国所面临的基本矛盾：究竟同意政府在国家生活中扮演愈来愈大的角色，还是决心改道易辙，转变方向。特别是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即究竟是依赖国家提供的舒舒服服有保障的生活，还是为了为自己和家人赢得更美好的生活而作出牺牲。现在他们已决定冒一次风险（这确实是一次风险），给我提出的建议投上一票——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给现在体现在我身上的东西投一票。我将永远对他们严守信义。
第六节 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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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８日，距我第一天踏进此地担任首相１１年６个月又２４天之后，我最后一次离开唐宁街１０号，一片矛盾和混乱的思绪使我感到内心痛苦。我在世人瞩目的公务世界里生活了如此之久，现在却要离开这里走向……何处？然而，尽管我也许已跃入——或者可以说被推进——黑暗，我并不是毫无控制地自由下落。我有我的家人，我身体健康，我还发现，我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道义和实际帮助。
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把他大学院街上离威斯敏斯特宫很近的房子借给我暂作办公之用。当丹尼斯、马克和我到达那里时，我发现一个小起居室可供我工作。我任首相时的政治秘书约翰·惠廷戴尔，以及其他几张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的面孔正等在那里迎接我们。至于我们自己那套在多尔维克的房子，当时丹尼斯和我把它买下来，一半是为了投资，一半是供紧急需要时用（虽然我们很少预见到有此用途），现在我们已不想再留着它。它离威斯敏斯特太远，而且，尽管发生了目前的情况，我们两个都设想，不管我以后干什么，反正不会选择“退休”。我希望挣钱谋生，大概也有此需要。无论如何，不工作是会使我发疯的。
隔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找到合适的住处；先是从亨利·福特太太处借了一套在伊顿广场的漂亮公寓房。找一些事来做当然不成问题。我需要向无数对我表示同情的人写信致谢，他们的慰问使我深为感动。有些给我写信的人本人正处于绝望之中，而我只是情绪低落而已。
很幸运当前有一些个人事情分散注意力。不到一个月就是圣诞节。离开唐宁街意味着必须取消原订在契克斯别墅庆祝圣诞的计划，同时需要为我们自己的圣诞晚会预订饭店房间（我自己的房子已被从唐宁街和契克斯别墅搬出来的包装箱堆满，那是１１年半积累起来的东西），需要重新邀请现在已不能去契克斯过节的宾客，定做一套新的离任后的圣诞卡，还要为所有这些付款。
然而，过了一些时候，手上的时间仍多得难以打发。过去我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我知道怎样通过忘掉过去、开展新的事业，为个人的失望找到慰藉。工作是我的灵丹妙药。现在我必须调整工作速度。可是一开始这可并不容易。
我生来就不善于反思或回顾，我总觉得朝前看更可取，处理当前实际问题最容易，而且（在符合情理的范围内）越难越好。现在有了比我当反对党领袖或首相时享有的（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更多回首过去的机会。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种内心的需要（虽然令人痛苦），来彻底思索７下我这辈子究竟干了些什么，获得的机会利用得如何，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
起初，我的非自愿“撤退”被一些阴郁的想法所支配。我仍能从报纸上读到有关“撒切尔时代”的讣告式评价文章。有些报纸刊登了一些有关我担任首相期间工作情况的文章，据我回忆，他们记叙的内容很不准确，这当然毫不奇怪。我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我必须写回忆录用我自己的叙述来加以纠正——毕竟我多次公开开过玩笑说要写回忆录，而且也不乏这方面的兴趣。再说，工作成绩是不会“为自己说话”的，虽然政治家们可能非常希望它们能做到这一点。但我并不把写口忆录看成是自我辩解的手段——那主要是我、我的良知和上帝之间的问题。倒不如说——而且愈来愈觉得——我要通过回忆录来鼓励那些与我思想和感觉相同的人，下一代甚至更久远以后的政治领导人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被政治流放到孤岛上的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惊喜地发现，我这个小小的孤岛在知识和社交方面不再是个荒芜人烟的地方。我周围不仅有关心我的朋友，还有一些与我志趣相投的学者、记者和年轻一代政治家，事实上他们是一些思想和信念足以影响未来的人。我渐渐认识到，离开唐宁街，也就——尽管是多么不愉快和不情愿——摆脱了高级职务带来的某种自找的流放生活。多年来，我不得不与一些政治家和文官相处或共事，他们之中除少数明显的例外，多数人与我意见相左、不同意我的基本观点。他们尽心尽责做着自己份内的事——有的还做了份外的事。但是我经常不得不像政府行为的孤独反对者那样行事，而这个政府又是由我自己领导的。这种情况使无法避免的权力上的孤独进一步加重。我常被描绘成一个局外人，只是由于某些环境因素的奇怪结合，才跨进了局内人的圈子，而且在那里呆了１１年半。对我的这种描绘不能说不准确。
现在我又成了局外人，但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我所记得的“局外”。我发现，与我担任反对党领袖时那些困难日子（这些我已在本书前面几章讲到）截然不同，现在我周围那些有见解、有作为、最能干的保守党人几乎都是与我思想一致的。过去那场革命——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税收，扩大所有制，恢复自力更生，建设摆脱贫困的梯子，加强国防，建立大西洋联盟，重振国家的士气和地位——是经过艰苦努力在政府里面完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无法看清在政府外面进行的思想革命的程度。我间或——如一年一度访问政治研究中心——也看到一些正在发生的情况，但并未掌握全貌。因此，由于我今天对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担心，我相应地把较大希望寄托在那些依然在政府外面进行思想斗争的人身上。何况，这有其令人愉快和切实可行的一面。因为我一向善于做鼓舞人心的演讲；而且每当我对某个深奥题目发表讲演或撰写文章或介绍情况需要帮助时，总会有一批热情而又具有专长的志愿者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同样，我多次到国外讲演，也有类似的体验。起初，我是作为前首相受到接待的，花很多时间会见我在职时认识的人。但国际政治风云变幻，首脑人物常常迅速更换。原先接触过的领导人日益减少。如果他们接待我不是因为我担任过什么职务，甚至也不是因为别人认为我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因为我在一般意义上所“代表”的东西，那我才真正感到心情愉快，精神振奋。我想，我在美国大概可以期待得到这样的接待，因为美国是现代激进保守思想的中心，几乎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是，当我同中欧和东欧新解放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交谈时，当我同和我一样担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西欧人交谈时，当我同正统资本主义得到运转、经济正在腾飞的亚洲与太平洋国家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商谈时，当我同那些正在使拉丁美洲国家从第三世界的失败教训迅速向第一世界的精力充沛的前景转变的领导人交谈时，也有同样愉快的感受。我正在主持同时又参与一种巡回式的专题讨论会。他们非常愿意听我的见解，我自己也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我也看到挫折的一面。美欧联系不断削弱，“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前共产党人又悄悄口来掌权，还有已尔干战乱中发生的恐怖行为——西方对此态度软弱，无异于容许甚至鼓励他们如此胡作非为，一些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具有民主思想的塞尔维亚人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叙述那里的惨状。但是，从国外东道主对我的接待方式中（同样从我在国内安然摆脱困境的情景中），我感到我多年来大力宣传并力图实施的基本内容仍和过去一样具有意义和说服力。并不是世界背弃了我的那种保守主义，而是有些国家的保守主义者对自己和他们的信念暂时丧失了信心。到国外访问是很累人的，但是我已拿定主意，只要我还有精力——到目前为止，我的精力似乎还很旺盛——我将努力去影响各国人民的思想，如果已不能影响各国政府的行动。而且我希望，等到有一天我自己已无力去完成时）我的基金会将代我去完成这项使命。
如今西方似乎正在虚张声势、愤世嫉俗与恐惧害怕之间犹豫动摇。国内问题很多。在大部分西方国家中，用于社会津贴计划的政府开支正在导致增加赤字和提高税收。国外问题也不少。西方的防御体系正在崩溃，使用它们的决心不断减弱。对欧洲和英国在该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处于严重混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已冷却到接近冰点。对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民主派，西方没有向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支持；他们的地位正被许多态度暖昧的可疑分子取代。对于俄国人，我们先是无所作为，继而态度软弱，我们正在鼓励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像过去的苏联一样行事，只会得到西方的尊重和关注。在前南斯拉夫，我们让侵略得逞。混乱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滋长，因为它摧毁了一个帝国，却还没有确定该扮演什么新的角色。但并不是什么都糟。现在世界比冷战时期更自由，虽然还不能说更安全。但是政治上的成就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明确的目标。
当然，我可以这么说。难道我不可以吗？也许不可以。但是过去常常在政府中批评我的人现在也在这么说。在下面有关欧洲、更广的国际环境、社会政策和经济的几章中，我提出一些如何纠正这些方面问题的想法。但现在是其他人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第一节 狭隘的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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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一旦把某一政治家在公众眼里描绘成了某一形象，他几乎不可能摆脱这一形象。在他生涯的每一重要时期，这一形象便会出现在他本人与公众之间）人们似乎看到和听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被编造出来的那一人物。
我在公众中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不坏的。 我是“铁娘子” 、“好斗的玛吉”和“阿提拉母鸡”，等等。由于这些称呼，一般给予对手的印象是我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女人，我乐于被人们描绘成这样，虽然没有人会真正这样一个心眼地强硬，但在一个方面，我受到了损害：每当人们谈起欧洲问题时，通常把我描绘成一个狭隘的、怀旧的民族主义者，当欧洲理性的现代光芒照向不列颠古老政权的封建饰物时，我好像不忍眼看这些饰物像哈维沙姆小姐的结婚蛋糕那样落入尘埃。我“处境孤立”，“在向后看”，“扎根于过去”，“抓住帝国的残骸不放”，“迷恋于过时的主权观”。的确，把我对欧洲的所有论述都看成是那样。
事实上，我对欧洲联邦主义的怀疑有三个基本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联盟对有成效的国际主义是一个障碍。（另外两个原因是英国已表明，已经建立起来的、“令人满意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合作的最好的基石，并且，像我在本章其他地方所辩解的那样，民主在联邦制的超国家中不能发挥作用，在那里，各种不同的语言使得民主辩论和民主负责制仅仅成为了口号。）实际上，欧洲的联邦主义者是“狭隘的国际主义者”，是“心胸狭窄的欧洲人”，他们一贯将共同体的利益置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上。欧盟几乎要破坏关贸总协定，它已经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一系列的贸易纠纷；它对中欧和东欧新建的出口工业保持了高得出奇的贸易壁垒，从而拖长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它以不成熟的、莫明其妙的军事计划打算建立一个“欧洲支柱”或“欧洲防御一体化”，威胁要分裂北约组织。这些起破坏作用的大多数首创行动自己都不能言之成理。他们仅仅是为了要更加接近那一天——届时“欧洲”将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旗帜、国歌、军队、议会、政府、货币，人们设想，最后还会有一个统一的人民。
不止我一个人在告诫说，这样做会促使美国和日本也建立类似的保护主义帝国来保护它们自己。到那时，世界可能会逐渐走向奥威尔所描述的大洋洲、欧亚大陆和东亚这三个未来日益敌对的世界商业帝国。在这一进程中，战后对我们起了很好作用的国际组织，如北约组织和关贸总协定将会受到削弱，被搁置一旁，最终变得毫无意义。这一前景依然存在，应该使我们感到担心。
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展望２１世纪末，前景很可能更加令人忧虑（因为更加不稳定）。考虑到世界上一些中等国家和大国，如印度、中国、巴西、可能还有俄国，现在正平稳地站在自由市场革命的边缘，再加上当今的经济大国：美国、日本和欧洲联盟（或者对这一方案稍作修改，成为法—德“快车道”集团），我们到２０９５年看到的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拥有半打以上的“大国”，它们都有自己的庇护者，如果彼此孤立，它们的地位都是脆弱的；如果他们组成了对路的联盟，就能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而且不管愿不愿意，它们都会采取长期的外交策略以保证它们的相互地位能够得到改善而不是恶化。换言之，对于２０９５年看上去可能像１９１４年，只是舞台多少要更大一些。
不论你所喜爱的梦魔是奥威尔的三方分享战利品，还是１９１４年梦幻的重现，避免这些事件的要诀是同样的，如果大西洋联盟实质上仍然是由美国统治，周围有一些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一般都听从它领导的盟友，上述两种情况就不一定会发生。人口、资源、技术和资金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如果美国在联合起来的西方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伙伴，那么，西方就能在整个世界继续成为一支占统治地位的力量。由于作为最后一招，只有一个超级大国才能真正提供集体安全，因此，世界上的其他力量（不包括“胡作非为的国家”和恐怖主义集团）一般都会支持，或至少会默认这样一种国际结构。
我认为英国在这样一个结构中的作用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这不是我支持这一结构的主要理由。我的理由是，这样一个世界能最好地满足国际和平和集体繁荣的需要。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也会是一个自由世界，比一个由亚洲或欧亚集团所控制的世界要自由得多，虽然，这些集团在历史上和近年来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但是，让我再强调一遍，除非说服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继续成为一个在欧洲占有统治地位的强大力量，否则，这一局面是不会发生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保证美国军队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留在欧洲，特别是今后几年预算压力会诱使美国撤军。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想悄悄地把自己建成一个独立的“第三种力量”，这会与美国疏远，使它把大批部队撤回国内。这一赌注是大的。分裂西方、向世界长期不稳定迈进，为了使欧洲能多少提高自己的地位，在七八个超级大国中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超级大国，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最有害的和最不负责任的民族主义形式。
第二节 走向马斯特里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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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要离开唐宁街时，我感到遗憾的几件事之一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使我没有时间去处理欧洲迅速发生的变化。１９９０年秋，人们在为后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打基础，旨在为成立一个联邦制的欧洲合众国搭制框架。自从我当首相后，在欧洲共同体内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规模和如此重要的斗争。
当然，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欧洲委员会和一些政府首脑对共同体的目的和方向的看法与我的观点很不一样。为了告诫不要让中央集权制、保护主义和联邦制持续发展，我于１９８８年发表了布鲁日演说。在布鲁日，我摆出理由反对企图使一些国家去“适应某种容貌的欧洲个性”，而是要求“在独立主权国家之间进行自愿和积极的合作，以此作为建立一个卓有成效的欧洲共同体的最好办法”。
自那以后，我更加感到有必要详细谈到可供选择的另一种看法，并争取国内外对它的支持。这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困难很多。在保守党内部有一些人数颇多但仍占少数的、坚定的热心欧洲的人，他们几乎欢迎所有在布鲁塞尔决定的事情。《单一欧洲文件》与我的意向相反，也与我对当时正式提供的许诺理解不一致，它为欧洲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加紧推行集权化提供了新的领域。由于它们各自不同的原因，法国和德国——法——德轴心占统治地位一一都急切地向同一方向迈进。在美国，政府在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认为促进一个由德国领导的、统一的欧洲能最好地保证美国的利益——尽管海湾战争的经验无疑会促使布什总统对这类假设提出疑问。
尽管如此，我仍然确信，只要目标专一和意志坚强，就可以使布鲁日提出的办法取得成功，因为三个长期性的影响对其有利。首先，需要帮助新解放的东欧国家，这给联邦主义者们狭隘的欧洲主义带来了困难，因为他们的高税收、高制约和高补贴制度最终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第二，全球的经济变化显著地扩大了金融和商业范围，这会减少欧洲共同体本身的相对重要性。第三，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人民的情绪正在背离他们所疏远的官僚政治，而且是在恢复有历史渊源的地方和民族的同一性。这可能需要１０年时间，但是我感到这是一个有前途的事业。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２日星期四，我作为首相在向下议院作最后一次演讲时，奚落了工党在重大问题上有意识地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他们不会告诉我们他们的立场。他们需要单一货币吗？他们准备保卫这个联合王国的议会的权利吗？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妥协，把事情掩盖起来，留到日后再说，希望美国人不会注意到对他们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权力是怎样逐渐失去的。
当时我不知道，的确，也没有必要去想像，别人也会很快地对我的继任者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说同样的话。我知道，约翰·梅杰可能向需要政治和经济联盟的大多数政府首脑寻求某种妥协。当约翰还是财政大臣时，从我们的交流中这一点就已很清楚。而且，我能十分理解，在我辞职之前进行的有关欧洲问题的激烈辩论后，他想弥合党内的创伤。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快地完全改变了我所采取的立场。
１２月，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公开鼓吹通过我始终不信任的西欧联盟发挥特殊的欧洲防御作用，因为我知道其他人，特别是法国人，想利用它取代必然由美国支配的北约组织。后来在１９９１年３月，首相在波恩宣称英国位居“欧洲的正中心”。对我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仅是从地理概念来说，而且我们的传统和利益在许多领域与大陆的邻国非常不同。例如，在贸易方面，特别是在农业贸易方面，英国比较开放，更加依靠欧洲以外的国家而不是我们的欧洲伙伴。
我不希望别人看来我好像在伤害我的继任人。我知道他的地位仍然脆弱，我要他取得成功。特德·希思曾给我带来够多的麻烦，我不希望也给别人带来类似的麻烦。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发现辞职后我在发表意见时比辞职前甚至更加受约束了。但是，对英国未来的整个方向，甚至对它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发生争议时，凭自己的良心，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所以，虽然我对报道中的政府首脑正在讨论的条约草案疑虑重重，我想应该持建设性的态度，公开陈述我所需要的那种欧洲，同时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之前，让政府尽可能长时间地认为该草案是可行的。
１９９１年３月，我作了离任以来的、第一次重要的公开讲话——那是在华盛顿，在一次由几位美国思想保守的智囊团成员安排的会议上。我绕开了英国国内政治比较敏感的领域，集中讲了欧洲共同体地缘政治的作用：
一个由单一民族国家组成的民主欧洲能够成为一支主张自由、有事业心和进行公开交易的力量。但是，如果建立的欧洲合众国践踏了这些目标，新欧洲将成为一个提供补贴和执行保护贸易制度的欧洲。
欧洲共同体的确负有政治使命。它要使新的、脆弱的民主国家更加可靠地扎根于自由和西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独裁统治结束后，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一旦民主和自由市场在东欧和中欧生了根，就必须接纳它们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同时，我们必须加强贸易、投资和文化联系。
当然，在美国提出这些论点特别合适，因为多年来它多少一贯地在推动英国向更为紧密的欧洲一体化靠拢。这一态度是建立在双重幻想的基础上的：首先，它假设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会对美国是友好的，这可减轻其部分防卸负担，或完全免除这一负担。事实上，大多数坚定的欧洲的联邦主义者都很有意识地要脱离美国，建立另一个超级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因为它有着不同的利益，在世界事务中，最终会成为美国的对手。这已经产生了实际效应。欧洲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已引起了大西洋两岸一系列的贸易冲突，即使冷战限制了这种对立。自从美国减少了驻欧洲的部队后，贸易方面的争吵变得更加严重，如美国和欧盟有关关税与关贸总协定的争吵。从１９８０年的威尼斯中东宣言到共同体对南斯拉夫战争早期的徒劳干预，欧洲共同体的外交政策几乎每一次都旨在把欧洲与美国区分开来，有时特别明显。时间一长，这类争端必将侵蚀一直支持大西洋防御合作的文化和外交方面的同情。同时，这些争端是按照联邦主义路线推行统一的欧洲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美国政策制定者作出的第二个错误的假设是，根据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组成的欧洲超级国家，按照美国对民主一词的含义（和按照该词的充分含义），它可能是“民主的”。我在华盛顿的讲话中对这一点作了直接回答。
有些人为欧洲共同体确定的不实际的政治任务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欧洲合众国：在这个欧洲，各个拥有自己活生生民主的民族将会屈从于一个必然是官僚主义的、人为的联邦结构。一个缺少共同语言的共同体不可能有官员们要对其负责的舆论。
由于英国政府当时的态度（至少在言辞上）对欧洲合众国是同样敌视的，用国内的政治术语来说，提出这些论点比对经济与货币联盟进行批评更为容易，因为政府对这一联盟的态度远不明朗。的确，事实已经胜于雄辩。１９９１年，显然，当时的经济政策主要取决于英镑与德国马克的比价，而不是考虑国内的货币政策。同时，当时正在利用汇率机制作为走向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工具。这至少与加入联盟时我的意图完全相反。当局就此问题不得不作出的任何说明也没有淡化这一印象。市值调整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实际上，政府的政策是英国应该采取２．２５％（正或负）的小差距汇率幅度而不是这时的６％。
然而，我知道，在批评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时，我一定会使自己也受到批评。正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捍卫者所说的，在签署《单一欧洲文件》时，是我放弃了立场，他们只是在“Ｉ”上加了一点，在“Ｔ”上加了一横。所以，现在正把英国经济驱使到由政治决定汇率这一约束性措施的那些人宣称我无权对这个问题提出批评，因为是我把英国货币带进了汇率机制。我知道我对这两点指责有很好的答复。现在看上去正在呈现出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框架——实际上不能令人满意——与在谈判《单一欧洲文件》时所同意的安排基本不同。当时有人正在利用汇率机制达到某种目的。我不仅反对，而且在政府里明确表示，我永远不会执行这种汇率机制。同样，他们的这些论点也不可能阻止批评者提出批评。
所以，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８日星期二在向纽约经济俱乐部讲话时，我表示反对因国际原因执行受操纵的汇率，同时在坦率承认我的政府所犯的错误时也谈到了这一点。
随着８０年代中期罗浮宫协议和普拉扎协议的签订，我们寻求将国际汇率更为稳定这一目标置于控制通货膨胀之上。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我们在英国试图使英镑汇率追随联邦德国马克，从而加深了这一错误。在寻求稳定的汇率目标时，又一次违反了货币准则。这些政策使利率下降到了人为的、不能承受的水平。这反过来又促使货币与信贷过度增长。这引起了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通货膨胀，这是当前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奥斯卡·王尔德曾说：“经验是我们给自己犯的错误起的名字。”从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我们的教训中将要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应当致力于稳定价格——这只有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才能实现——而让市场上的公司与个人去计算在创造财富的交易中可能面临的其他各种风险。
当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凭猜测约略估计出”错误的汇率，并且因低估或高估汇率从而像微调一样使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产生巨变，这时，为汇率规定指标会产生巨大的货币压力，就像现在在东德所看到的那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只得通过急剧贬值放弃使固定汇率表面上对商人有吸引力的这一“稳定”，或者通过快速通货膨胀或更高的利率这样更加带有破坏性的不稳定来维持这一“稳定”。在汇率机制中，英国幸而有６％的幅度来调节汇率的变动。
大体上，我回忆起了联邦银行总裁卡尔—奥托·波尔的一番话：“应该按照国内的货币情况确定利率，应该让汇率自行其事。”对此，需要加上一句：如果你固定了汇率，那么，利率与国内的货币情况就会自行其事。而财政部长们就像事故现场上无辜的旁观者。
公平他说，政府对这一分析不很欣赏。但大约１５个月后，事实证明它再正确不过了。但对我的干预所作出的反应表明：一方面要总的支持政府，另一方面要大力反对后来成为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像走在崎岖小道上一样是多么困难。
一个人可以在英国议院之外采取这一策略。但是下议院的长处之一是要求发言人在辩论中要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超出一定的限度后，我既不打算掩盖我的想法，而且在这么多年表达了我的意见后，我甚至已不会掩盖我的想法，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０日星期三，下议院有关欧洲共同体的辩论使我深切感到我非说不可了。事实上，我在下议院最后一次发言中，支持了政府的动议，攻击了工党关于单一货币的政策。并且驳斥了因为我签署了《单一欧洲文件》而对我提出的批评。但是我也继续问道：考虑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我们支持单一货币这一目标，要我们参加为铺平这一道路所建立的机构，因此，在实践中，决定让英国货币退出单一欧洲货币是否很值得。我重复了几乎就在一年前因竞选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所提出的想法，即如果决定要放弃发行英镑的权利，应该实行公民投票。可是，政府拒不承诺这样做。
事情发展很快，就我而言，我认为它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虽然有段时间，议会议员都难以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全文，更不用说公众了，但该条约的条款仍然获得了同意，首相在１２月１１日星期三对此发表了声明。熟知我的人也知道，最终我不能同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我永远不会签订这个条约。一些人善意地，也有一些人越来越不顾一切地劝阻我，说我能够也应该保持沉默。我也很想照办。
首相发表声明后的第二天，一件令人尴尬的小事表明异想天开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很高兴约翰·梅杰能在星期四傍晚参加我在克拉里奇饭店举行的我和丹尼斯结婚４０周年纪念晚会。除了彼此的心事外，我们对其他事情聊得都很开心。但是当我走出饭店送首相上车时，许多照相机对准了我，有人问我对他在马斯特里赫特理事会上的表现有何看法。我回答说，我认为他表现“非常出色”。我的确相信，在最好表明他态度的一次政治活动上，他显示了巨大的才能。但是，我的话自然被认为是我同意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我第二天看报纸时，我决定，对所有有关人士来说，不管会引起他们多少痛苦，不能再出现这类误解了。
第三节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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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款Ａ——至少粗略看来——很好地结合了有关该条约目的和作用的两个可供选择的观点：
通过本条约，主要缔约国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欧洲联盟，下文称做“联盟”。本条约标志着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建 立一个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的过程中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联盟中，所作出的决定要尽可能地接近公民。
“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这一用语引自原来的罗马条约，虽然值得注意的是在罗马条约中它是在序言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一次把它升格列入了独立存在的条约文本里，作为该条约的部分目标条款。但是无论怎么说，“联盟”这一概念显然是它的一个主要发展——事实上是“一个新阶段”。此外，条款日阐明了这一联盟的目标，包括“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最后包括单一货币”，“特别是通过执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它的同一性，这包括最终制订共同的防务政策——它最终可导致共同防务”，以及“实行联盟的公民资格”。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科尔总理作出了下述评论：
在马斯特里赫特，我们为完成欧洲联盟奠定了基石。在实现欧洲联盟的过程中，欧洲联盟条约开创了一个新的、决定性的阶段。在几年内，该联盟将导致现代欧洲创始人在上次大战后所梦想要建立的欧洲合众国。
另一方面，“在这一联盟中所作出的决定要尽可能地接近公民”这一用语，加上英国坚持从早期条约草案中去掉“联盟目标”这一用语，使英国政府有借口申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确将权力下放到了向各国议会负责的各国政府。“辅从”原则中利益的混乱同样来自英国政府想给予人们一个印象，即“马约”是一个自由化的而不是集权的措施。的确，“马约”在罗马条约中增添了新的３ｂ条：
在不属于它专管的领域，只有当会员国不能有效地实现它们计划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共同体由于这一计划行动的规模或效果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它将根据“辅从”原则采取行动。
欧洲法院前院长曾明确地把这一段措词说成是“冗长的费解”。欧洲委员会以往的行为使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它会约束该机构的活动。首先，委员会自己决定根据“辅从”原则决定某件事情是否要移交给各国政府。实际上，要在欧洲法院内实施这一规定是非常不大可能的。不管怎样，在属于共同体“专管”的那些领域，也不会实施这一规定，从而在共同体法律中的广大领域，如大多数内部市场措施和许多社会条款，都不可能实施这一规定。任何人仔细和聪颖地阅读了这一条约后，都会看到科尔总理对它的解释要比英国政府的解释准确得多。也许这是为什么开始时如此难以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全文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对它进行解释时更愿意使用笼统的用语和口号。
事实上，想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描绘成与它相反的东西，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只有当保守党内反对联邦主义的议员感到有必要支持首相时，他们才支持了这一条约，因此，辩论的真正焦点是英国到底得到了什么“例外权”。实际上，把“马约”说得最好，也只能说它不完全适用于我们。不幸的是，一点也不清楚，在法律上或实践中这些“例外权”对于我们会产生什么效果。
记得在１９９６年夏季，当约翰·梅杰和我在讨论如何抵挡要求实行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压力时，我已经准备好其他１１国政府会通过谈判为经济货币联盟制订另一个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当较穷的国家看到根据反映它们经济情况的货币将会失去竞争能力时，德国与法国最后可能会支持它们坚持要求得到的所有地区补购。我也曾想到，在谈判中可以利用德国人的担心，因为他们害怕在转向单一货币而逐渐放弃德国马克后会削弱他们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如果我们要使我们共同体的伙伴们在令它们三思的严酷的现实面前急刹车，首先，我们必须准备使用我们的否决权，并且要使对方知道我们准备这样做。如果当时真的使用了这一策略，事态会如何发展，现在当然无法说清。但尽管会有歇斯底里的咒语，没有任何实际的理由担心我们会被“孤立”。我们可以根据当时条约的安排，继续从单一市场受益，当然同时得容忍共同农业政策以及欧洲法院的侵袭。只是在保守党惊慌失措的议员们的胡思乱想中才存在着彻底垮台的事。
至于约翰·梅杰的方法，其问题在于，虽然它开始时赢得了喝彩，但基本问题却未得到解决。在此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不再去为我们关于共同体的另一种想法去争取支持，而去附和一个并不适合我们的、新的欧洲框架，同时又得依靠一些特别例外权，而这些例外权最终又要有赖于其目的与我们非常不一致的那些人们与机构的良愿和公正。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由于我们接受了有关这一联盟未来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则，这一做法的改变的确使我们的地位恶化了。例如，由于接受了条款Ａ和条款Ｂ中确定的总的目标，就使得英国今后更难以为自己对欧洲的看法提出异议。
后来表明，英国通过谈判成功地取得了两项特别的例外权。第一项同意英国可以不遵守《社会宪章》中有关工作地点与工会权的规定；第二项允许我们不加入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也即最终阶段。政府抵制了社会方面的条款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们会增加工商企业的费用、减少灵活性与竞争性，并且破坏了就业机会。但是这些例外权仅与新条款有关，而不涉及经过《单一欧洲文件》修改过的《罗马条约》中的其他社会政策指令。这仍然能使德国和法国通过后门将它们高的社会成本强加在英国头上。１９９３年６月的“工作时间”指令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它规定每周最多可工作４８小时，这的确成为了一个具有考验性的案例。它作为“健康与安全”措施被列入第１１８ａ条中。需要得到合格的多数票通过才能生效。英国政府向欧洲法院提出了法律质疑。但是，不管是有关产假或是有关非全日制就业方面的指令仍接踵而来。所有这些措施只有一个主要结果——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也可能只有一个主要目标，即减少了英国工业的灵活性与竞争能力，使我们与欧洲一致。
此外，由于我们的社会成本低，毫无疑问，特别是法国人，他们会竭尽全力阻止把投资和工作机会转向英国。例如，当胡佛—欧洲公司的总裁解释说，由于苏格兰的整个报酬费用比法国要低３７％，因此，决定把真空吸尘器的生产从第戎转到格拉斯哥附近的坎伯斯朗时，这时，法国人感到愤慨。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法律所要求的社会福利费用是高的。当英国政策认为有必要将条例规定的负担和企业的费用保持在低水平时，法国斥之为“社会倾销”。在此情况下，它将继续施加和增加压力，要英国接受会危及其企业的条例。
同样，货币联盟方面的例外权更不起眼。它仅给予我们退出货币联盟第三阶段的权利，而不是第一或第二阶段。在实践中，头两个阶段对英国经济的自由到底有多大限制，这还可以辩论，虽然无论怎么看，它都是大的。此外还要求成员国“把它们的经济政策看做是共同关心的事情”。有关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要由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制订，然后通过一个名叫“多方监督”的机制密切注视其成员国是如何遵从这些指导原则的。委员会有权密切注视成员国公管部门的赤字，如果认为这一赤字“过大”它可对该成员国采取措施。在货币联盟的第二阶段，其成员国必须为使它们中央银行的独立作准备工作（正如英国已开始做的那样），并采取和坚持一个“多年度的一致性计划”，为最终成立的货币联盟调整货币。
最后，要求每个成员国“把它的汇率政策当做共同权益对待”。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即其他成员国和欧洲机构会认为英国有义务重新加入汇率机制，再一次使其货币政策服从于维持外部的比价。虽然１９９２／９３年度汇率机制实际上的削弱使得将来实现经济货币联盟一致性的进程比在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更加难以预测，但为了该条约的所谓“一致性标准”，可能把扩大了的１５％的汇率机制变动幅度解释为“正常的波动幅度”。这就可能使成员国中的内部核心开始实现第三阶段的货币联盟，只是比原来的时间表稍稍推迟了一些。英国是否有权退出第三阶段，这一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一旦内部核心进入了第三阶段，组成了欧洲货币单位集团，英国就会受很大的政治（最后是法律方面）的压力，要它按照在第二阶段所承担的义务维持英镑与欧洲货币单位的比价，从而跟随欧洲货币单位的利率。如果有些成员国成为了货币联盟的正式成员，英国在欧洲中央银行董事会——它确定期望我们要遵循的利率一中就不会有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要英国继续下去，参加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这一诱惑是很大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规定，第三阶段是“不可逆转的”，这意味着，至少根据共同体法，以后我们没有权利退出和重新发行英国货币。这会使主权受到重大损失，标志着英国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沉浸在欧洲超国家中。
有人争辩说，这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汇率机制的解体表明要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固定汇率是愚蠢的。但这一论点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想在欧洲加速推行联邦制的历史表明，客观情。况不会劝阻联邦主义者放弃他们的计划。事实上，该计划受到每一挫折后只会促使他们进一步加快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第二，它可能会避免由于外汇投机性流动所带来的许多不稳定，一旦这些投机性的流动会使汇率机制解体，就可通过直接锁死货币和欧洲货币单位来予以制止。当然，由于汇率机制中的通货溢值，对较弱的国家经济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更具有灾难性。在适当的时候，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大的区域性变化、工业下降和边缘地区失业人数的急剧增长，这又会促使大量的人越境移民。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后果必然会导致放弃这一事业，那我们的无畏就到了愚蠢的地步。因为好的结局要依靠欧洲民主机构的健康发展和责任感。但是国家政治机构的权力现在正在被统一的欧洲机构所取代，而且对于这一点，没有真正的民主方法加以抑制。无论怎么说，这是放弃政治领导，坐等人们无法控制的不利局面，解除人们的职责，使他们不能执行有利于国家长期利益的政策。
我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关心，这反映了我对它的不安。这几乎也同样反映在我对它对于英国会造成的风险的关心。虽然１９８８年我在布鲁日的讲话中谈到了英国传统和机构的特殊力量，我也同样关心它对其他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影响。当然，最终还是要由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决定他们彼此之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但是，当任何人看到这些大国在轻率地追求灾难性的目标而不向它们敲响警钟，这种态度是很不负责的，事实上是一个坏欧洲人。
要德国人放弃联邦德国马克；要法国人永远为占支配地位的东邻充当副手；要意大利不去进行国内政治改革而是指望欧洲联盟帮助它解决问题；要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不要最有效地利用它们低的人工成本，而是去依赖德国的津贴；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向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它们高的社会成本而不是将它降下来，这些都是没有道理的。至于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党国家，怎么能期望它们与因共同体的货币与社会政策而带来高费用的政权共处？很难看到它们不会成为迪洛斯式的欧洲联盟的远房穷亲戚。因此，对联盟的成贝来说，这一政策带来的是经济衰退的前景。对它们的邻国来说，它会造成不稳定。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它促使它们走向保护主义。
对于一个对所有有关各方都会带来如此多的损害的条约来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甚至不可能将保守党团结起来。事实上，它在议会和这个国家里分裂了保守党，对政府的方向辨别力失去了信心。由于我们的部分战略基本上是向我们的伙伴们证明英国想位于“欧洲的中心”，因此，试图在汇率机制内维持无法支撑的英镑比价，这直接导致了本来未必会发生的大的经济衰退。我们离开它时令人感到羞辱的情景，在政治上给保守党带来了进一步的损害。当我们临近１９９６年的政府间会议时，所有这些基本问题都会再次出现。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甚至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全部细节尚未透露之前，我就充分预料到我会彻底地反对它。由于我在前面已概述的原因，如果我继续留在下议院内，这肯定会使所有有关的人更加感到尴尬。此外，无论何时举行大选，其结果都可能是我们在１９８７年得到的压倒多数的席位会减少。这会使我更加难以按照我的本意说话和投票。无论怎么说，虽然我仍然坐在大约２５年前所坐的后座议席上——作为一个年轻的后座议员我曾感到很愉快——我现在感到拘束不安。后座议员的乐趣来自能够畅所欲言。可是，我知道今后我再也不能这样做了。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看成是支持还是反对约翰·梅杰。我只要到会就会使他感到受抑制，这反过来又会抑制我。所以我决定辞去芬奇利议员席位，接受终身贵族爵位。
丹尼斯获得准男爵爵位使我感到高兴，这弥补了我的矛盾心情。１９９２年４月保守党大选的胜利——我的政绩在这次胜利中占有同样份量一约翰·梅杰令人钦佩的勇气以及工党所犯的令人震惊的错误，使我感到我又可重新继续进行有关欧洲前途的辩论了。
第四节 另一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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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在新一届议会的第一次演说中宣布了要执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法案，在１０天后，即５月１５日星期五，我将在海牙讲话。我的讲话稿写作班子和我设法在一篇讲话稿中把要取代马斯特里赫特式欧洲的所有主要内容都包括进去了。我有意打算把它当做布鲁日第二阶段，当然，我不能期望它能产生同样的影响，毕竟我已不再是政府首脑。但也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我希望我的想法更加具有启发性，使欧洲思想开阔的政治精英们能注意到还有新的可能性。
我讲话开始时把在布鲁塞尔贝莱蒙大厦——将要拆除的欧洲委员会总部——的建筑术比做欧洲共同体的政治结构，说它“充满了昔日未来的精神”。自从共同体成立以来，情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因而对许多大的问题都要进行重新思考。回顾它的起源与发展，我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现在已经到了欧洲不得不在这两种传统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了。马斯特里赫特的联邦主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它含有某种程度的集中控制。我认为，事实上，它所包含的是：
……一个主要的理性错误，（它）认为，未来政府的模式是一个集中的官僚政治模式，它可以向上集中信息，在上面作出决定，然后向下发号施令。１９４５年被视为的时代智慧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谬误。等级森严的官僚政治可能适合于组织一个面对外部强烈竞争的小企业——但几乎在其他各种情况下，它只会造成停滞和无成效。
……随着大欧洲的扩大，它所要求的合作形式必定会更加多样化，其模式不应是一个集权的官僚政体，而应当是一个市场——不仅是一个个人与公司的市场，而且也是一个政府是参赛者的市场。这样，政府就可通过较低的税收和较少的条例为争取外国投资、先进的管理和高收入者互相竞争。这样的市场会要求各国政府接受财务纪律，因为它们不愿赶走专门知识与企业。这样的市场也会有助于制订一些财务和管理政策，产生最佳的、全面的经济效益。毫不奇怪，社会主义者不喜欢它。自然，要使这一市场能够起作用，不受外国控制的政府必须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保留它们拥有的大部分权力。由于这些政府与它们的选民更加接近，向他们负责，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将权力保留在全国这一级。
基于这一分析，我认为有两个明确的变化。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没有理由在每次提出有关欧洲的新倡议时，要求所有共同体成员参加。如果欧洲的确进入了新的领域，必须分别签订条约，对已交出的权力明确作出规定：
我们应该着眼于一个多轨道的欧洲，不同国家的专门小组，如申根小组按照一个个的问题在不同的水平上建立合作和一体化。这一结构不会像坐标纸那样匀整，但是它能容纳共产主义之后的欧洲出现的多样性。
第二，欧洲委员会只应该有较小的权力，远不是要给予它更多的权力。事实上，根据目前的形式，它不需要许多权力。从任何意义上说，它不应继续拥有立法的职责与权力，它应当成为一个行政机构，只是执行政策而不是制订政策。
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提到了一个每个人都在思考但又未列入他们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即“德国问题”。我对德国人的成就表示赞赏，井同意德国的某些有特色的政策，如它的货币政策和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它的力量已成为一个问题。德国人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他们解释说，为什么科尔总理和德国的政治机构如此急迫地想让他们的国家在欧洲“扎根”，由联邦决策机构对它加以限制。可是，把德国格利佛拴在联邦制的欧洲共同体内，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德国在共同体内的优势是如此之大，联邦制只能加强德国的力量而不能对它进行制约。我们必须回到力量均势政治以代替上述想法，因为，如果德国执行损害我们利益的政策时，力量均势会保证像英国、法国这样一个个的国家能够与之抗衡。同时，在任何现代的力量均势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能保证任何欧洲国家在坚持自己的利益时不会超出某一界限。
某些人士指责这一坦率的分析是反对德国人。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我坚决相信，在外交关系中反映出强权政治的实际，而不是将其隐藏在联邦政治正确这一面纱的后面，这可能对德国和它的邻国都同样有利。德国是一个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它有许多东西值得赞赏。但由于它的面积、地理位置和历史，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非常自由和负有责任感（即使我碰巧不同意他们为它所找出的某一解决办法）。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正如早些年我还在反对党时，我发现在国外谈论国际关系中的这些争论点要比国内更容易些。在英国，我对每一句话都要仔细审查，以防被曲解。我一直意识到应该让约翰·梅杰以他自己的方式自由地领导这个党和这个国家，因此，我对此是同情的。
１９９２年７月在辩论欧洲共同体中英国主席一职时，我在上院发表了首次演说。那一经历略微有点奇异。我知道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习惯于上议院那一套，因为在那里，拘泥于形式上的谦恭有礼，说话办事都要得体，这一点非常明显，以致没有什么可以称为生动的辩论。在这次演说中，我得以指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给欧洲带来的我所认为的“态度急剧变化”。丹麦人刚刚在公民投票中拒绝了这一条约。在德国，反对单一货币的态度强硬了。法国人将举行他们自己的公民投票。保守党后座议员也开始明确有力地表达在他们自己的选区日益明显的反对马斯特里赫特的情绪。
但是直到秋季，除了那些最热心的鼓吹者以外，在其他所有人眼里，一些事件远比我更有效地损坏了欧洲联邦主义者的计划的信誉。随着１９９２年不断向前推移，汇率机制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英国和其他国家定值太高的外汇率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最后，在９月１６日星期三，在企图挫败金融市场的意图没有成功而消耗了估计１１０亿英镑的储备以后，当实际利率达到了灾难性的８．４％（第二天可能达到１１．４％）以后，英国货币退出了汇率机制。人们可以感到经济恐慌即将发生。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的反应就好像《启示录》中的４个骑兵刚刚冲过了英国银行。政府大臣们企图将危机的责任归咎于（西德）联邦银行。而评论家们不相信这一伎俩，试图仍将责任归咎于政府。
在星期三（按照各人自己的感受，无论说它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英国离开汇率机制以后，碰巧我将于星期六在华盛顿有线新闻电视网的一次金融会议上讲话。我住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当上述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准备发言稿。我不得不放弃了我原先的讲话草稿，但与我约定要我讲话的日程安排又如此之紧，我在星期五傍晚几乎得从头开始。我在走廊头上的一个房间里干了个通宵。在城里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的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正在熟睡。至少我没有听到从浴室果传出的歌声。他可能已经猜到了我将要说些什么：
不是英国政府的政策没有执行好，而是政策本身有问题。不管发生什么事，如果违背诺言以维护某一汇率，这会令人感到尴尬。但如果这一诺言最初就是错误的，那么，不遵守这一诺言应该引起一阵掌声而不是指责……我自己也不会找替罪羊，无论是在英国国内还是国外。我们必须做的是要从已发生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头一个和总的教训是，如果你试图冲撞市场，市场也会冲撞你。一个国家不应该拿它的储蓄进行赌博。因此，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应该非常小心，要有明确的限度。第二个教训是，汇率机制目前的形式及其目的对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障碍。我自己不相信英镑应该重新进入汇率机制，也不相信其他货币能从它僵硬与脆弱的结合中得到好处……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不同，它们的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率不同，最灵活和最现实的调整经济的办法是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样，每个国家就能使它的货币政策适应国内情况，就没有必要由行政对外汇市场大声喊叫……
像对待汇率机制一样，也该彻底改变对待马斯特里赫特的政策了。自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一联系都是很紧密的。如果欧洲各国经济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甚至汇率机制也不能控制它们，那么，这些经济将会如何对单一的欧洲货币作出反应？回答是，将会出现混乱与怨恨，相比之下，它们会使近期的困难大为失色。
华盛顿的听众对于这一演说反应非常热烈，甚至英国新闻媒体的反应也很好，即使要点不同。《星期日快报》认为“思想崇高”。《星期日邮报》说：“玛吉报了仇。”英国广播公司说：“我告诉你，是典雅的”，从而采取了折中态度。
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尊受到了损害，部分原因是已对马斯特里赫特计划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因此，政府拒绝排除英镑重新回到汇率机制的可能性。当时，这一拒绝似乎不太重要。我们脱离汇率机制时的情况已使大多数保守党议员、绝大多数的民众和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金融界人士都相信，固定汇率的危害很大。看来，事态的发展本身已排除了回到汇率机制的可能性，因此不需要正式的承诺。几乎一夜之间，对我的观点的看法改变了。我“毕竟是对的”。不幸的是，那时已经造成了损失，尤其是对政府和保守党的地位造成了损失。
很自然，为了符合外国而不是本国的期望所制订的对欧政策，已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特殊的处境，即关于有争议的马斯特里赫特的法案的命运是由外国人决定的。虽然爱尔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都被允许举行公民投票，但英国政府一直拒绝这样做。可是很清楚，如果法国在公民投票中反对了马斯特里赫特，英国议会就不会讨论这一法案。我谨慎地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以鼓励法国的反马斯特里赫特运动。我发现非常令人鼓舞的是马斯特里赫特的３位主要中间偏右的反对者——菲利普·德维利耶，菲利普·塞甘和夏尔·帕斯——显然属于法国最强有力、最具有魅力的政治家的行列。并且，尽管新闻媒体抱有偏见，但他们的运动立即拨动了法国广大爱国民众的心弦。可是，最终力量还是不够，５０．９５％对４９．０５％，多数票仍然支持了马斯特里赫特。所以，假如２６９，７０６名投票者反对而不是支持了马斯特里赫特，英国就永远不会执行这一条约。
像汇率机制的失败一样，欧洲卷入前南斯拉夫的痛苦处境也以其自身的方式使马斯特里赫特受到了辛辣的评论。人们还记得，“马约”的条款它设想了一个共同的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它将导致共同的防务政策，也许还会导致共同防务。于是设想要加强西欧联盟，“共同防务”的第一步是建立了法—德“欧洲军团”。人们和马斯特里赫特的制订者都立即意识到，位于欧洲东南边境的前南斯拉夫危机是对这些愿望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是一次决定性的检验，卢森堡外长雅克·普斯当时领导着由欧洲外长们组成的、负责指导共同外交政策的“三驾马车”。他生动地指出，这是“欧洲的时刻了”在与荷兰和意大利的同行们开始进行调解时，他继续说道：“如果说有一个问题欧洲人自己能够解决，那就是南斯拉夫问题。它是一个欧洲国家，不用由美国人作出决定。不用由其他任何人作出决定。”
结果欧洲人证明他们不能掌握由塞尔维亚和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南斯拉夫国家军队发动的这场战争，更不用说改变这一现实。共同体的外交活动实际上使情况变得更糟。显然，在事实上相当于一场反对南斯拉夫联邦体制的塞尔维亚政变发生以后很久，共同体仍在支持维护南斯拉夫的政策。共同体的“监督员”深深卷入了战争的复杂处境，没有明确地谴责侵略者。甚至当南斯拉夫军队从克罗地亚撤退时，还允许它将其装备有重武器的军队驻扎在显然是它下一个侵略目标的波斯尼亚。就在１９９２年初，当恼怒的德国不顾共同体大多数成员的愿望最后坚持要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时，这为在意见一致这一基础上制订的、发挥作用的欧洲外交政策——更别提共同的防务政策——敲响了丧钟。
第五节 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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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马斯特里赫特的经济和政治愿望不能令人置信，由于保守党议员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一个在工作中享有微弱但是足够多数的政府也因危机四伏几乎不止一次地被迫举行大选。自从１９９３年夏季马斯特里赫特法案成为法律后，试图又以欧洲怀疑论这一虚夸不实之词弥合分歧。麻烦是，不实之辞是不够的。现在我们必须有一个比马斯特里赫特更加明确的战略目标和策略更加高明的行动计划。
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起始点是要诚实和客观地估量我们的谈判实力与弱点。我们不应该有任何错觉，认为在欧洲我们“正在赢得这场辩论”。一边说赞同伙伴们的目标，一边又试图改变这些目标，这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无论怎么说，在欧洲共同体作出决策时，辩论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当法国、德国和足够数量的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仍然要坚决推行联邦主义时，从目前实际情况看，企图阐述另一种方案的优点是浪费口舌。这种情况未必能永远持续下去。但要认为从这时起到１９９６年期间这一对比会有改变，那是完全不现实的。
同样需要吸取教训。自从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来，我们看到在欧洲其他政府支持下，欧洲一些机构对文本的解释与我们所接受的不一样。从罗马条约中的“更加紧密的联盟” 到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在巴黎欧洲理事会上所批准的正式目标“经济货币联盟”到《单一欧洲文件》——该《文件》完全为了推行单一市场这一目的而制订了新的多数票表决条款，欧洲委员会可利用这一条款来扩大它的管理权限——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我们当时认为没有实际含意的一些含糊的宣言，后来被用来证明有理由把共同体的权力扩大到国家生活中的新的领域。因此，在马斯特里赫特谈判中，在判断是否可以在言辞上对联邦主义进一步作出让步这个问题上，如果此后这些让步在某种程度上被利用了或甚至被曲解了，我们无法为自己的幼稚找到借口。此外，即使没有马斯特里赫特，如果要抵挡这一不受欢迎的势头，也有必要对早期协定的某些方面进行修改，甚至是罗马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