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边陲小镇 童年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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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５一１９４３年：在格兰瑟姆镇
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清晰的记忆是关于交通的记忆。那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坐在婴儿车里，人们推着我穿过我们的小镇到公园去。我想我是在路上看到了格兰瑟姆镇的繁忙景象。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斑驳的色彩，穿梭般的车流，来往的人群，还有雷呜般的嘈杂，互相交织在一起。但是，说也奇怪，这是一个愉快的记忆，也是我首次置身于外部世界、我的自我感觉大概是良好的。
至于那些不太清晰的记忆，我们许多人的童年可能是一片朦胧。我的记忆则是一种田园诗般的朦胧。阳光透过菩提树叶照进我们的房间，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或者在店里干活的人们，不时地过来搂抱我或塞给我一块糖来哄我。家里的人常说我小时候很乖。这一点我的政敌恐怕很难相信。但是我并没有出生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
罗伯茨一家四代都是北安普敦的鞋匠，当时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制鞋业中心。我的父亲想当老师，但家里供不起他上学，于１３岁辍学。他到欧德尔学校去做工，这是一所不错的公学（即私立学校）。许多年以后，当我在下议院回答质询时，一位工党左翼议员埃立克·赫弗是我的老对手。他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便说他的父亲曾经在欧德尔学校当木匠。但当我反击说，我的父亲曾在那座学校的食品店工作过时，他就无言相对了。
我的父亲做过几种工作，多数是在食品业，直到１９１３年他当上格兰瑟姆一家食品店的经理。后来他常说，他那时一星期挣１４先令，１２先令用于食宿、一先令积攒起来，剩下的一先令才用来零花。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父亲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至少６次报名参军，每次都由于健康原因被拒绝。他的弟弟爱德华参了军，成为现役军人，于１９１７年在萨洛尼卡阵亡。在英国没有蒙受过这类悲痛的家庭是很少的。战后全国各地都举行阵亡者纪念日，既认真又悲切。
来到格兰瑟姆４年后，我的父亲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认识了我的母亲比阿特里斯·埃塞尔·斯蒂芬森。她是一个裁缝，自己开了一家店，１９１７年他们在他们相识的那座教堂结婚，我的姐姐穆里尔于１９２１年诞生。
我的母亲很节俭，到１９１９年他们就能够利用抵押贷款在北帕拉德买下他们自己的店。我们的家就在店的楼上，１９２３年我父亲在亨廷托尔路又开了第二家店。这家店就在我后来念书的学校对面。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我诞生在北帕拉德店的楼上。
同年，我父亲的经营又扩大了，他把与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连的两栋房子买了下来。我们的店和家位于一个繁忙的路口，离铁路干线不过１００码。格兰瑟姆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当“飞行的苏格兰人”机车风驰电掣地呼啸而过时，我们可以据此来校对我们的时钟。我最感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花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父亲才在北帕拉德更远些的地方买了一栋有一个长条花园的房子。这是我们全家盼望已久的事。
“楼下开店楼上安家”的生活一言难尽。有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生活独具特色。其特点之一就是你总是在上班。不管是深夜还是周末，只要人们缺少咸肉、糖、黄油或鸡蛋，就来敲你的门。我们都知道，我们靠为顾客服务谋生，抱怨是没有用的，因此也没有人抱怨。当然，我们首先要满足顾客的需要，有人敲门时我的父亲或者伙计就会去接待他们收取定单。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店有３个伙计，在亨廷托尔路的店有一个伙计。有的时候我母亲外出收取定单，这时她带着穆里尔和我一起去，结果我的姐姐和我认识了镇上许多人。
当然，我们不可能停止营业全家长时间外出度假。我们通常到当地的海滨疗养地斯克格尼斯度假。但是，父亲和母亲必须在不同时间度假。父亲每年休假一周，到斯克格尼斯参加他最喜欢的保龄球锦标赛。住在商店的楼上，孩子们可以比其他阶层的孩子们更多地见到父母。无论是吃早饭时，还是吃午饭时，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饭时，我都能见到父亲。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交谈，为此我很感激我的家庭。
我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专家。他总是争取提供优质货品，商店的布置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柜台的后边有３排用红木做的盛香料的抽屉，铜质把手锃光剔亮、柜子看起来金碧辉煌。柜子上放着大型黑漆茶罐。有时分给我的活是把袋装或箱装的茶、糖或饼干分装成一磅或两磅的小袋。在房子的后部有一个凉爽房间，我们称作“老面包房”，那里挂着咸肉，需要剔骨，切成细片。整个房间里弥漫着香料、咖啡和熏肉的宜人香味。
我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附近还是一个担任传教的居士，经常有人请他去传教。他的布道很有感召力，知识性很强。有一天我问他，他布道时为什么用一种“说教的语调”，他听后大吃一惊。我想他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是对福音的一种下意识的虔诚，与他开会或讨论时事时的平淡声调大不相同。
卫理公会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１１点，全家去教堂作礼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学校，下午也去主日学校。从１２岁起，我为唱圣歌的小孩子伴奏钢琴。那时我的父母还常去教堂作晚礼拜。
活动太多了我觉得并非是好事。我记得有几次我曾设法逃脱。我对我的父亲说，我的小朋友们不去教堂，他们能够出去散步。父亲回答说：“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这么做。”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他这么说；当我有时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也是这么说。不管当时我的感受如何，这种情操正如对我父亲一样对我也起了好的作用。
然而，我父亲的责任感也总有其慈善的一面，这一点并不是人人都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穷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那些勤奋工作略有积蓄的人家，其体面的生活也岌岌可危，并不轻松。他们生活在刀刃上，担心一旦灾难降临，或者稍有松懈，手头稍有放松，就可能债台高筑，被投入贫困的深渊。朝不保夕的生活往往使那些怀着最好的希望的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对人缺少宽容。我记得我父亲与一位教友讨论一位朋友的“浪子”。他把父母的积蓄挥霍殆尽，身无分文，带着年轻的一家，来到父母的家门。那位教友的观点很清楚：那个孩子不好，永远也不会变好，应该把他赶出家门。我父亲的回答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他说：儿子就是儿子，当他上门求援时，应该用家庭的全部爱和温暖来欢迎他。即使天塌下来，人总得有家可归。
由此可见，我的父亲是一个具有坚定原则的人。我母亲总是说：“你父亲总是坚持他的原则。”但是，他不主张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影响别人的生活。他当市议员和后来当高级参议员时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息日的活动安排问题。在那个年代，在格兰瑟姆以及其他地方，电影院在安息日大都关闭。但在大战期间我父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电影院星期天开放，这样可以使附近的驻军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搅那些在安息日想安静下来沉思冥想的人们。同时，他强烈反对（尽管没有成功）开放公园进行文体活动。他认为那样会破坏别人的安宁。他把星期天看作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在具体做法上又有灵活性。我虽然是个女孩，我对这些限制不以为然。但现在我可以体会到，只要合乎情理，我的父亲这个具有高度原则性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做出让步。
不因别人持有不同意见或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改变自己的信念，这些正直的品质在我的少年时期就灌输进了我的头脑。１９３６年我１１岁时得到一本《毕比年刊》。约瑟夫·毕比是利物浦的一个制造商。他挣了一笔为数可观的家产，用其中一部分编了一本宗教杂志，这是一种稀奇的组合，有人物介绍，有家庭哲理，还有漂亮的名画复制品。我当时还小，不知道他宣扬的是通神论（通神论是神秘主义、基督教义和“东方智慧的混合物，有的内容有意义，有的内容是胡言乱语。－－译者注）。但是年刊是我最为珍贵的物品之一。首先，我从中学了一些歌谣，现在即席讲话时我还在引用，因为随着我的成长，我的许多感受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一条船驶向东方。另一条船驶向西方，
它们乘的是同一股风；
是船帆，而不是风，
决定了船的航向。
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
再如：
伟人达到和保持的高度，
不是一蹴而就，
当伙伴熟睡时，
他们在深夜里艰难地攀登。
亨利·伍兹沃思·朗费罗
不知是由于很小时就接触到《毕比年刊》还是天性，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诗歌。１０岁时我获得了格兰瑟姆举行的威尔士诗歌朗诵奖，我深感自豪。（我朗诵了约翰·德林克沃特的《月光下的苹果》和沃尔特·德拉梅尔的《旅行者》）。不久有一天我去一家收定单，那里的人送给我一本米尔顿诗集。他们知道诗歌对我的重要意义。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在战争的初期，我随一个演唱队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演出，我朗诵《牛津英国诗歌集》中的诗歌。这本书至今仍放在我的身边。卫理公会也以赞美诗的形式提供了许多非常优美的宗教诗歌。
格兰瑟姆的宗教生活非常活跃，而且在泛基督主义盛行之前各派之间存在着竞争和敌视。镇上有３个卫理公会教堂；还有圣伍尔夫拉姆的英国圣公会教堂，按照当地的传说这是英格兰第六个最高的教堂；一个罗马天主教堂，就在我们家的对面。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天主教徒的生活看来过得最为开心。第一次参加圣餐会的小女孩穿着镶漂亮花边的白色礼眼，提着花篮。我很嫉妒她们。卫理公会教徒要简朴得多，如果谁穿一件带花边的衣服，去教堂的老教友就会摇头并警告说这是“走向罗马的第一步”。
然而，卫理公会教徒虽然不穿镶有花边的衣服，但他们的生活也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无味。这个教派强调宗教的社会性和音乐，这两点足以使我享受生活的乐趣，尽管可能是以一种相当严肃的方式。星期天晚上我们的教友经常到我们家来一起吃冷餐；有时我们到他们家去。我很喜欢听大人们谈话，他们谈论的话题远远超出宗教或格兰瑟姆，包括国内和国际政治。卫理公会教的禁欲主义导致了一个预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教徒们在吃饭上很讲究，常常花去很多时间。“把饭桌弄好点”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许多活动都是围绕着茶会或晚饭组织的。教堂也经常组织活动，不是为了活跃青年人的生活就是为了搞各种募捐。
坦率他说，卫理公会的各种活动，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音乐。在主日学校周年纪念时，我们唱专门的圣歌。我总是翘首以待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校的合唱以及演出前几个星期的彩排。我们教堂的合唱队尤其出色。每隔一年我们演出一次。节目有汉德尔的《救世主》，海登的《创世》或门德尔松的《伊莱贾》。我们从伦敦邀请专业人员来承担困难的独唱部分。我体会到，严格的训练和实践可以使潜在的音乐天赋得到开发。我们家参加了一个音乐协会，一年举行三四次室内音乐会。
我们家喜欢音乐，５岁时父母安排我去学钢琴，我母亲也弹钢琴。我弹得还不错，也很幸运，教我的老师很好，我在当地的音乐会上得过几次奖。我学琴用的钢琴是我的叔叔约翰·罗伯茨在北安普敦制作的。他还制作教堂用的风琴。１０岁时我去看望他，他在花园的一个谷仓式的建筑物里制作了两台钢琴，他让我用其中的一台演奏，我感到特别高兴。遗憾的是１６岁时我为了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不得不停止音乐课。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弹过钢琴，至今仍感遗憾。那时我们晚上在家里开音乐会，我弹钢琴，父亲（很好的男低音）和母亲（也是低音），有时还有朋友们，唱一些他们喜欢的老歌，如《圣城》、《失去的琴弦》以及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等人的作品。我童年时代最为令人兴奋的日子也许是１２岁那年我对伦敦的访问了。我在母亲的一个朋友的照料下乘火车到达国王十字架车站。斯金纳牧师和他的夫人到车站来接我。他们是我们家的朋友，负责在伦敦照顾我。伦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令人头晕目眩：国王十字架车站像一个巨大的人群熙攘的山洞；城市的其他部分令人眼花缭乱，呈现出一派工商业和帝国大都会的景象。我有生以来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他们有些人穿着印度或非洲的当地服装。交通车辆及行人之多令人兴奋不已，他们身上像是在发出某种电能。伦敦的建筑非常宏伟，也是令人兴奋的原因之一。由于被烟熏黑，伦敦的建筑呈现出一种黑色的宏伟气派，这使我不时想到我正置身于世界的中心。
斯金纳夫妇带我去了伦敦的主要景点。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喂鸽子；我乘了地铁——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次稍稍有些令人生畏的经历；我去了动物园，骑在大象背上；我被爬行动物吓得直往后缩—这可能预示着我与舰队街的关系。牛津街使我很失望，比我想象中的通衢大道狭窄得多；我朝觐了圣保罗教堂，约翰·威斯利皈依的那天上午曾在那里作祈祷；当然，我还去参观了议会和大本钟。这些地方确实不负众望。我还去了唐宁街，但我没有年轻的哈罗德·威尔逊的预见性，没有在唐宁街１０号门前照相留念。
我对这一切都感到无比快乐，但高潮是座落在路易舍姆的卡特福德剧院，这是我第一次去那里，在那里我们观看了西格蒙德·罗姆伯格的著名的音乐剧《沙漠之歌》。在３个小时的演出中我完全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像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随着勇敢的红色魔影飘然而去。我太喜欢这个音乐剧了，我购买了该剧的乐谱，在家里弹奏，也许弹奏的次数过多了。
我对伦敦和斯金纳夫妇眷恋不舍，他们主随客便，热情的款待使我体味到塔莱朗的话：生活是多么甜蜜。
我们的宗教生活不仅包括音乐和社交活动，而且有富有启发性的知识活动。传教士们具有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观点。我们镇上卫理公会教徒以及其他新教徒的一般政治倾向偏向左翼，甚至是和平主义者。在１９３５年组织“和平投票”时，格兰瑟姆的卫理公会教徒表现得很突出，他们在选区内散发民意测验答卷，后来宣布绝大多数人“赞成和平”。没有书面材料表明这一结果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起了多少作用。我们罗伯茨一家有自己的看法。和平投票是一个愚蠢的主意，应对全国没有为最终打败独裁者及时进行战备负责。在这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由于我们是坚定的保守党人，因此我们家处于少数。我们的朋友斯金纳牧师积极赞成和平投票。他是最善良而又最虔诚的人，多年以后他为我和丹尼斯在伦敦的威斯利教堂主持了婚礼，但是个人的品德不能代替顽固的政治观点。
我们每个星期天听取布道，这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公理会牧师蔡尔德应邀到格兰瑟姆布道。他透彻他说明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先进的思想：不管父亲（还有母亲）有什么罪过，都不应该使他们的子女受到牵连。我仍然记得他谴责了法利赛派。该派把非婚生育的孩子视为“非法”。镇上的人都知道，有些孩子没有父亲。听了蔡尔德牧师的布道后我们为另眼看待这些孩子感到内疚。时代不同了，我们已经为这些孩子摘掉了私生子的帽子，而且也为他们的父母摘掉了帽子。但也许因此无人照管的孩子增多了。我们需要设法用理智的社会政策来梳理基督教的慈善。
战争爆发后死亡看起来更靠近每个人，布道也就更能打动人心。不列颠战役之后，牧师在一次布道中说，“总是少数人拯救多数人。”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是这么做的。另一次布道的主题使我很受鼓舞：历史表明，生于深重危难之际的人们有能力应付另一次危机。这体现了上帝的仁慈神意和对未来抱乐观态度的依据，不管目前是多么黑暗。教会灌输的这些价值观念在我们家里得到忠实的体现。
同样，我们家强调勤奋工作。我们在家里从不懒散。这一方面是因为懒散是罪过，另一方面，我们总有许多活要干。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就是这类人。我说过，只要店里忙，我随时帮忙。同时我还向母亲学习做家务。她在店里服务时间很长，但仍能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像钟表一样有条不紊。战前我们有一位女佣人，后来请了一个女仆打扫房间，一周来几天。但大部分家务是我母亲自己做，当然，比现代家庭的家务活要多得多。她教我正确熨烫男衬衫的方法，还教我不损害刺绣的熨烫方法。她在火上把大而扁平的熨斗烧热，并告诉我一个秘密，在熨斗上涂大约６便士硬币那么大小的一块蜡，这样烫出的亚麻制品特别光亮。上中学时我们学校有家政课，这在当时很不寻常。我们学习各种家政，从正确的洗衣方法到家庭理财。因此干起家务事来我确实有两手。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家不仅每天打扫，每周打扫，而且每年春季进行大扫除，为的是把平时打扫不到的死角打扫干净。我们把地毯吊起来抽打。母亲从拍卖行买来的红木家具质量很好，我们用温水和醋质混合液刷洗，然后上光。这时正是商店盘点的季节，忙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家从不浪费东西，总是量入为出。对一个家庭的最坏挖苦莫过于说这一家子“小器吝啬”了。但由于我们一贯节俭，战时的配给制就不在话下了。我们听收音机时记下节约型的菜谱，如“伍顿爵士土豆饼”，这是以战时的粮食部长命名的一道节约型的菜。我母亲是一位出色的厨师，而且很有条理。她一周烤两次面包，还烤制馅饼、蛋糕等糕点。她的家制面包颇有名气，她的姜汁面包也一样享有美名。战前我们星期天烤一次肉，星期一切成肉片吃，到星期二就只有肉未了。战争期间，星期天的烧烤成了几乎没有肉的汤或奶酪菜汤了。
那时地方小镇有自己的私人慈善机构网络。圣诞节来临前夕我们店准备１５０多个小包，里面有罐头肉、圣诞蛋糕、布丁、果酱、茶叶等，这些小包是格兰瑟姆一个最有实力的社会慈善机构扶轮社为穷困家庭购买的。星期四或星期天烤面包后，我们也总是分送给孤寡老人或病人。我们经营杂货，了解我们顾客的处境。
我们的穿衣不成问题，我母亲曾经是个专业裁缝，我们穿的大部分衣服是她缝制的。那时有两种很好的衣服纸样，一种叫“新款”，一种叫“巴特里克”。在格兰瑟姆和诺丁汉的减价市场上我们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质量很好的布料。所以我们的衣服花钱不多，质地不错，且款式时髦。我父亲当市长时，母亲为姐姐和我都缝制了新衣服，姐姐的衣服是蓝色天鹅绒的，我的衣服是深绿色天鹅绒的，母亲为自己缝制了一件黑色波纹丝料外衣。但在战争期间节俭成风。我们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们，她从来不把旧棉花扔掉，而是重复使用。我们听后非常吃惊。她说：“我认为我有义务这么做。”此后我们也这样做。我们信奉卫理公会教，不能徒有其名。
我的空闲时间比其他孩子要少。但我喜欢长时间散步，经常独自一人。格兰瑟姆座落在一个小山谷中，周围是小山丘，这与林肯郡大部分地区不同，那里地势平坦。我喜欢乡间的美景并在其中陶醉于自我思考。有时我沿曼索普路走到镇子外边去，然后插到镇的北部，从北大路回来。有时我漫步走上霍尔山，战争时期学校放假一周，我们到那里采集野蔷薇或黑莓。如遇下雪那里还可以滑雪橇。
我的体育活动不多，入校后不久学会了游泳，而且在校期间热衷于曲棍球。在家里我们玩一些普通游戏，如“垄断与陷井”，这种游戏很嘈闹，是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构思出来的。后来访问美国时我参观了这种交易市场。我与商品的缘分也就到此结束。
格兰瑟姆有了电影院，这的确给我的生活增加了乐趣。很幸运，我们的一位名叫坎贝尔的顾客拥有３家电影院。有时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听留声机，我认识了他们的女儿朱迪，她后来成为著名演员，与诺埃尔·科沃德搭当演了战时喜剧《笑逐颜开》，这个喜剧使“夜莺”在伯科利广场歌唱”成为名曲。由于我们认识坎贝尔一家，我的父母比较容易接受电影院这个事物。只要我去看“好电影”，他们就满意。幸运的是这类电影也包括弗雷德·阿斯特尔和琴杰·罗杰斯的歌舞剧和亚力山大·科达的电影。他们很少同我一起去看电影，但银行节时我们常一起去诺丁汉剧院或去一家大电影院。因此在平常日子里看电影或戏剧的伙伴都是我的同龄人。即便如此也还有限制。一般每周有一个新电影，但有些电影索然无味，放映不了６天，就从星期四开始放映一个新电影。有些人接着看第二个电影，但我们家对此很不赞成。
这种限制也许是有益的，毕竟那时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我已经接触了好莱坞的梦幻世界。花９个便士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黯黑的电影院里先看新片预告，再看伴以活泼逗趣解说的英国有声电影新闻。随后是公众教育性的短片，如《犯罪没有收益》等，最后才是真正的大片。电影的内容涉及很多的方面，从《四根羽毛与鼓》这类帝国冒险片到现代喜剧《女人》（几乎所有的女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到今人伤心的悲剧，如巴巴拉·斯坦威克演的《斯台拉·达拉斯》，以及英格丽·褒曼演的电影。看电影时我没有完全忘记接受政治教育。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在莱斯里·霍华德和招人喜欢的默尔·奥伯伦演的《鲜红的海绿花》中得到了值得夸耀的的肯定。我父亲一直强调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在詹姆斯·斯图尔特主演的《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中得到了体现。当在《尼诺奇加》中，苏联的一位严肃的政委受到一顶女人的帽子引诱时，人们不禁捧腹大笑。罗伯特·多纳特扮演的小威廉·彼得和迷人的法国演员查尔斯·布瓦那在《玛丽·瓦莱夫斯卡》中扮演的拿破仑都有助于我了解历史。
我常常想，我出生在１９２５年而不是早２０年是多么幸运。在３０年代之前，生活在英格兰小镇的女孩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广泛的才华，戏剧演出，人类的感情世界，性的魅力，那么壮观而又非凡的风度。这些事物对２０年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的确是普通寻常的事，而且认为本应如此。格兰瑟姆是个小镇，但每当看电影时，我仿佛在充满梦幻般的想象王国中漫游，使我决心有朝一日到现实世界中去周游。
对我父母来说，现实就摆在眼前，一点也不浪漫。他们并不是由于不喜欢各种消遣活动才形成自己的观点，只是严格区分群体娱乐和自娱自乐。这一点即使是在经常演出的广播剧和各种竞技表演的时代也是有意义的，也许更有必要，他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参与比作为一个被动的欣赏者要好。有时我对他们的这种观点感到厌倦，但我能理解其中心意义。
有时我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外出度假，通常是到斯克格尼斯海滩。这时同样强调亲身积极参加活动，而不是闲坐着胡思乱想。我们住在可以自己做饭的客房里，这种办法更经济些。早上起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其他孩子一起到花园里去做早操。这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有水桶，有铲子，当然还有海滩。晚上我们去观看各种杂耍表演，有小丑、魔术、杂技，有老式的演唱，还有口技。这些节目按现在的标准来说是非常纯真无暇的。观众很多，我们参加了亨利。霍尔的流行歌曲《客人之夜》的演唱。我的父母认为这类演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件事本身说明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斯蒂芬森外祖母活着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去看这类演出。她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我１０岁那年。
这样说可能使人听起来觉得外祖母是个很刻板的人。其实并不然。在我和姐姐的生活中她使我们感到温暖。她的着装符合当时老祖母一代人的款式，总是穿一件很长的黑色缎袍，上面缀满珠子。在炎热的夏天晚上，她常到我们的房间来，给我们讲她当少女时的故事。她也讲老奶奶喜欢讲的故事，吓得我们皮肤发麻，譬如说蠼螋会钻到你的皮肤下边，你会生痈。外祖母是个闲人，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她去世时８６岁，是我第一次遇到死亡事件。按照当时的习惯，我被送到朋友家住，直到办完丧事并且清理运走了外祖母的遗物我才回来。事实上，对一个孩子来说，生活只不过是一天经历的记忆。我的感情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当我们的店半天营业时，母亲和我就去给外祖母扫墓。我没有见到过祖父和外祖父，他们都在我出生前去世了。我只见过罗伯茨祖母两次，那是去北安普敦的林斯特德度假的时候。她不像斯蒂芬森外祖母那么有派头，她是个忙忙碌碌非常活跃的小个子老太太，把家里的花园整修得很好。我仍然记得她在楼上的储藏室里储存了许多带橘子味的苹果，她让我和我姐姐挑选最好的吃。
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保龄球手，他吸烟（这对他很不利，他的肺不好），他的其他爱好和娱乐都与他的工作相结合。我们家里没有酒，直到大战结束父亲当了市长后我们家才有酒，而且只有雪利酒和樱桃白兰地酒。不知为什么我们家认为这比仅用白兰地招待客人要体面。（后来多年的竞选活动使我知道樱桃白兰地对嗓子有益。）
像镇上其他主要商人一样，我父亲也是扶轮社成员。扶轮社的信条是“服务至上”，这一点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在扶轮社的集会上经常讲话，而且善于雄辩。我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可以读到他讲话的长篇报道。扶轮社经常为镇上的各种慈善机构募捐。我父亲不仅参加教会发起的募捐，而且作为市议员或以个人名义参加募捐。我最喜欢参加的是圣诞儿童救助团募捐，这时我穿上妈妈给我做的参加晚会用的漂亮裙子，为生活困难的孩子募捐。
除了家庭和教堂以外，我童年的生活中心自然是在学校。我很幸运，我上学的亨廷托尔路小学在镇上很有名气。校舍很新，教师也很出色。我开始上学时我的父母已经教我学会了简单的阅读，我很小就很爱学习，我想我像其他孩子一样，那段时间的生活在心目中仍然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我记得５岁时老师叫我读ＷＲＡＰ这个字，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我读对了，但我认为“他们总是把最难的给我做”。后来上常识课时我第一次接触到“谚语”的神秘。我那时已经形成了逻辑思维和按字面思考的习惯，这一点恐怕至今也没有大的变化。我对“三思后而行”的比喻很不理解。它的字面意思是在跳跃之前先看好地势。我认为说过街前先看好路更好。这样说更务实，因为我上学的路很危险。而且正如其他孩子先前和以后所做的那样，我以胜利的姿态指出，这个谚语与“犹豫者一事无成”是矛盾的。
在上小学高年级时我初次接触到基普林的作品。他于１９３６年１月逝世。一读基普林的作品，我就被他的诗歌和小说吸引住了。当圣诞节来临时，我经常要求父母给我买一本基普林的书作为礼物。他的诗歌很通俗，把儿童带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实际上是带入许多个更宽广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国，人们的日常工作，英国历史以及动物世界。像后来接触到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基普林向人们揭示了格兰瑟姆小镇以外的生活梦幻。到这时，我的阅读范围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无疑这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这一点时有表现。我仍然记得，有一次写关于基普林的文章，我使用了“乡愁”这个词，有人指责我抄袭，我孩子气十足，火冒三丈。其实我是信手拈来，随机运用。
离开亨廷托尔路小学后，我到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子学校读书。学校在镇的另一部分，我中午回家吃午饭，比在学校用餐节省些。我每天来回走４英里路。我们的校服颜色是海军蓝，所以人们称我们“穿蓝校服的女生”。（当伦敦的卡姆登女子中学的学生在战争期间撤到格兰瑟姆时，人们称她们“穿绿校服的女生”。）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威廉斯女士。她个子矮小，为人正直，头发灰白。她于１９１０年创建了这所学校并任校长，她为学校立了一些规矩，例如，所有的女孩子，不管学业多么好，都必须在４个学年中学习家政。到我上学时，她的不动声色的权威已经在学校里主导一切。我非常羡慕她在重要场合的特殊着装，例如，每年一度的校宴或颁奖仪式。这时她穿着漂亮的丝绸衣服，做工很细，看起来极为高雅。但是，她很讲究实际。她告诫我们，用同样多的钱，宁可买质量好的棉制品，也不要买质量差的丝制品。“不要贪便宜买一件皮毛大衣，其实买一件剪裁得体的毛料大衣更合算。”需要坚持的一条原则是在自己的支付能力内追求好的质量。
我们的老师具有真正的敬业精神，受到全体居民的高度敬佩。我们的学校不大，有３５０个女生，我们认识老师，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认识。女生们一般来自中产阶级，但家庭职业相当广泛，有的在城镇，有的在农村。我的一位好朋友每天从１０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庄来上学。她的父亲从事建筑业。我有时到她家去住，她的双亲如同我的父母一样，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多受教育。他们带着我们到野外散步，熟悉各种野花、小鸟和鸟的歌声。
我们的历史老师哈丁小姐讲课特别引人入胜。她使我领略到历史课的韵味。不幸的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多年以后，我在担任首相期间曾到充满悲苍的加利波利战场上散步，这时我又想起了她讲述的达达尼尔战役。
但是，在学业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还是化学老师凯女士。后来我决定专修化学。即使在战前，至少在女校中，攻读自然科学的女生也并不少见。一些关于科学突破的报道助长了我对自然科学的夭生爱好，如原子的裂变，关于塑料的研究开发。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崭新的科学世界正在展现。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我知道，我必须自己谋生，看来从事自然科学是一条激动人心的道路。我的父亲１３岁时辍学，他决心弥补这个损失，要我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起去诺丁汉大学听关于当前国际事务的课外讲座。这类讲座在格兰瑟姆经常举行。讲完课后有一段活泼生动的提问时间，我和其他许多人参加。我特别记得驻在当地的空军中校米林顿的提问。他后来在战争结束前的一次补选中从丘吉尔的联合政府中为一个中产阶级抗议政党共同富裕党夺取了切姆斯福德选区的席位。
我的父母非常关心我的学习，作业必须按时完成，为此甚至星期天晚上也得作作业。战争期间，卡姆登学校的女生撤退到格兰瑟姆后，学校实行倒班制，因此周未需要加班，但要按照宗教的要求做。我的父亲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学者，他喜欢阅读，经常与我讨论我在学校读过的东西。有一次，他发现我不懂沃尔特·惠特曼的诗。这一点很快得到补救。惠特曼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还鼓励我读古典作品，如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当然还有狄更斯。《双城记》政治色彩很浓，我也最喜欢。我的父亲订阅一份哲学杂志《希伯特》。我尽管努力去读，仍觉得很费劲。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家庭、教堂和学校还有格兰瑟姆镇的居民。我们为我们的镇感到无比自豪，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个镇上生活感到非常高兴。格兰瑟姆始建于萨克逊时代，而丹麦人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中心。在１２世纪期间，北大路改道，从镇中穿过，从此地图上标明了格兰瑟姆的位置。交通运输一直是该镇的生命线。１８世纪时开凿了运河，把焦炭、煤和石头运进格兰瑟姆，把玉米、麦芽、面粉和羊毛运出去，但格兰瑟姆大规模的发展还是在１８５０年修建了铁路之后。
我已经提到过我们镇上最宏伟的建筑，那就是圣沃尔夫拉姆教堂的尖塔，在镇的各处都能看到。但是最具特色和对我们最有意义的建筑还是金碧辉煌的市政厅以及耸立在它前面的格兰瑟姆最有名的儿子伊萨克·牛顿爵士的塑像。这里地处圣彼得山，阵亡者纪念日的游行队伍就是从这里出发，向圣沃尔夫拉姆教堂行进。我通常是在市政厅的大厅里从窗口观看游行。走在前面的是救世军和机车厂的乐队，后边是市长、高级参议员和市议员，他们穿着长袍，佩戴着徽饰。跟在他们后边的是女童子军、幼年童子军、男童子军、互济会、扶轮社、商会、工人俱乐部、工会、退伍军人协会、士兵、空军、红十字会、圣约翰急救中心以及各个组织的代表，他们依次行进，使我们的市民生活丰富多采。圣诞节后的次日是合礼节，这一天我们到圣彼得山上观看穿粉红外套的贝尔瓦狩猎俱乐部会员的集会表演，他们退场时我们为他们欢呼。集会后他们有喝烈性酒的传统。
１９３５年对格兰瑟姆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头，特别值得纪念。我们庆祝了乔治五世国王的银婚和格兰瑟姆建市１００周年。还有布朗洛勋爵当选市长。他的家族（卡茨家族）和曼纳斯家族（拉特兰勋爵）是该镇最为显赫的赞护人。镇上的主要街道都用鲜艳的蓝色和金黄色旗子装饰起来。蓝色和金黄色是当地喜欢的颜色。各条街道竞相争艳。我记得，有一条住着最穷的人的街道叫沃里·考特街，那里的房子最差，但大家出力，装饰得最为引人注目。管弦乐队和格兰瑟姆的“狂欢节乐队”全天演奏，他们大胆吸收并革新美国乐曲，称为“格兰瑟姆姜汁面包”的乐曲增添了庆祝活动的欢乐气氛。各学校参加了一场大规模的露天表演，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前进，男生文法学校校长的夫人出席观礼。我们组成格兰瑟姆这个字，我正好是Ｍ这个字母的一部分。
我的父亲先后担任市议员、市财政委员会主席、高级参议员，最后于１９４５——４６年担任市长。这意味着我会听到大量的本镇发生的事情以及有关的人。参与政治是市民的义务，而政党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工党市议员受到尊敬，他们也很友好。不管在市政厅或竞选期间斗争多么激烈，他们都到我们店来买东西，没有党派之间的嫉恨。我的父亲懂得，政治是有限度的。这种高见在政治家中是少见的。把他的政治观点描述为“老式的自由主义”也许最为贴切。要有个人责任感，这简直是他的口号。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这是他追求的目标。他非常推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著作《论自由》。像其他许多商人一样，他看来似乎不能接受自由党的集体主义。他是作为纳税人的候选人竞选市议员的。那时，在综合性学校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之前，在工党政治进入地方政府之前，人们认为地方市政会工作没有党派性。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保守党人。
我仍然记得，１９５２年工党在市政会选举中获胜，父亲作为高级参议员候选人落选，我很伤心。这件事当时受到严厉谴责，认为是置政党于居民利益之上。我仍然记得他当时不失体面的表现。市政会选举结束后，他站起来说：“自从我荣幸地穿上市议员的礼服，已有将近９年的时间，现在当我脱下礼服时，我仍然荣幸地寄予信任。”此后他收到朋友、盟友、甚至老对手给他的信。他发表声明说：“尽管我摔倒了，但我并没有趴下。我的自我感觉是，进入市政会和离开市政会，我都处之泰然。”许多年以后，类似的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把他离开公众生活时的做法作为我的榜样。
但这是后话。当我还是个女孩时，我和我父亲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知识和公众事务的渴望。我认为我们家的消息比其他家庭灵通。我们每天都阅读《每日电讯》，每周都阅读《卫理公会纪实》、《邮画》、《约翰·奥伦敦周刊》。当我还是孩提时，我们阅读《儿童报》。有时我们也阅读《泰晤士报》。
有一天我父亲购买了我们家的第一台收音机，是菲利浦牌的，现在有时在不太富丽堂皇的古玩店里还能看到。我知道父亲买收音机的计划，我激动地从学校跑回家。没有使我失望，收音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们的生活节奏就不再仅仅是扶轮社、教堂和我们的商店，而是收音机广播的新闻。而且不仅仅是新闻。在战争期间，星期日９点钟新闻后，有一个“播后评论”栏目，是一个短小的专题谈话，经常由Ｊ·Ｂ·普利斯特利主讲，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天才，把左翼观点包装得严严实实，听起来像是北方的家庭哲理。有时则由一个名为昆廷·雷诺兹的美国记者主讲， 他以嘲弄的口吻用希特勒家族的一个姓来称呼希特勒， 称他为“希克勒格鲁伯先生”。有一个叫做“思想库”的栏目，由４名知识分子主持，是关于当前时事的一小时讨论，其中最有名的是Ｃ·Ｅ·Ｍ·乔德教授，他对任何问题的回答都是“这要看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星期五晚上有由诺曼·伯克特等人主持的讨论系列节目叫做“见面”。我喜欢“又是他”系列广播喜剧及其仍然有用的顺口溜，还有剧中的那些人物，诸如性格忧郁的女佣人“莫娜·劳特”及其噱头：“自得其乐，乐在其中。”
无线电对重大事件的广播非常及时，特别是关于战况的广播。这种广播使许多家庭感受特别深切。我记得，有一年吃圣诞饭时，我和家人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国王１９３９年的圣诞祝词。我们深知他在努力克服他的语言障碍，我们知道那是现场广播。我当时想他一定会感到不愉快，因为他知道他要作广播讲话，而不能享受圣诞晚餐。我记得他用缓慢的语调吟诵以下名言：
我对站在新年门口的人说：“给我一盏灯，使我能够安全地走向未知世界。”
他回答道：“走出去，进入漆黑的世界，让上帝牵着你的手，这比灯还要亮，比你熟悉的路还要安全。”
大战爆发时我将近１４岁，已能理解战争的背景并且知道许多有关情况。在此后的６年中我紧密地跟踪了战争的重大事件。我对３０年代政治世界的了解不够深入。但有些事情还是留在了记忆中，例如大萧条的年代。这是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经济灾难。这次灾难对格兰瑟姆影响较小，但对附近的农业地区影响较重，而北部重工业地区的城镇受影响更大。格兰瑟姆的多数工厂仍然开工，最大的工厂是拉斯顿和霍恩斯比，它是生产机车、蒸汽机或拖拉机的。我们的镇还吸引了新的投资，其中一部分是我父亲争取来的。我们家的生意仍保持稳定：人总得吃饭，而我们的店很会经营。镇上的人明显地分成两部分，领月薪的人，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白领”雇员，他们的生活较为稳定；不领月薪的人，由于找工作更为困难，他们的生活极不稳定。在我去学校的路上，在劳动市场前总排着一条长队，那里的人不是找工作就是要求救济。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失业，自然，我们认识的人中有人失业。而且我们记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失业家庭的孩子们的衣着是多么整洁。他们的父母决心作出必要的牺牲。在东米德兰地区的城镇中，人们自力更生和独立生活的精神很强，即使是最穷的人也是这样。这意味着他们永不脱离这里的居民队伍。有能力的人默默地捐献出能够捐献的东西，格兰瑟姆的居民群体仍然凝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我愈加体会到，格兰瑟姆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
因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没有阶级分野和阶级冲突的意识。即使是在大萧条年代，也有许多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王室肯定是一个因素。而且我们家和许多家庭一样，为帝国感到极为骄做。我们感到，帝国把法律、良好的行政管理和秩序带到其他国土、否则，那里的人永远无法得知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处于偏僻地区的国家和大陆，我曾经充满浪漫的幻想，幻想我们英国人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童年时期，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倾听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讲述的故事。他说他在中美洲的一个部落工作，那里非常落后，他们没有文字书写他们的语言，他为他们创造了文字。后来，我认真地考虑过去印度当文官。在我看来，印度帝国是英国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对在英国当文官没有兴趣。）当我与父亲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说，当我真的参加印度文官队伍时，也许印度的文官制度已不复存在。事实表明，他的话大有预见性了。
至于国际形势，任何人关于３０年代的记忆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后来事件的影响，儿童的记忆也是如此。但是，我记得，我的父母对国联的软弱表示不安，因为当１９３５年阿比西尼亚遭到意大利入侵时国联没有给予支援。我们对独裁者极不信任。
当时我们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了解不多。但是，我的父亲与很多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们不同。有些支持佛朗哥的人提出，应该支持法西斯政权，认为这是打败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我的父亲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他相信，自由社会比这两种制度都好。我自己也很快树立了这种信念。在宣战之前我们对希特勒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在电影院观看新闻短片时，对黑衫党大摇大摆地游行集会感到厌恶，而且很不理解。这与我们的温文尔雅自我约束的平民生活迥然不同。通过阅读我们还了解到大量关于法西斯政权的野蛮和荒谬的事实。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认为与独裁者的战争不是一种可怕的前景。如果可能，应该避免这种前景。在我们的阁楼里有一大批杂志，其中有一些关于大战的著名照片，一队英国士兵被介子气毒瞎了眼睛，他们正在走向治疗站，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边人的肩上，由前边的人领路。怀着最好的希望，我们作了最坏的准备。早在１９３８年９月，也就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时，母亲和我就买了许多码为防空遮窗用的布料。我的父亲投入大量精力组织镇上的防空。后来他说，“ＡＲＰ”（防空措施的英文缩写）代表阿尔夫·罗伯茨的炼狱（他的名字的缩写）。由于防空耗费了他的大量时间，他没有时间干其他事了。
３０年代影响最为广泛的神话也许是这样的说法，即右翼而不是左翼最为热衷绥靖政策，从我自己在一个政治上高度右倾的家庭经历来看，以及从我的记忆中当德国人已经进入布拉格时工党实际上怎样投票反对征兵来看，我都不能吞下这种观点。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当时的绥靖气氛是很浓的，人们的政治观点受到局限。
这个问题影响的广泛性在１９３５年的大选中表现出来。我当时１０岁，在这次大选中从政治方面得到了锻炼。事实将会表明，我们的家庭本来就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尽管这里边蕴含着严肃的义务感，政治也是乐趣。我当时还大小，不能为我父亲竟选市议员作宣传。但是，我得到一项工作，折叠那些鲜红的宣传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传单。传单上的红颜色染到我的湿润的手指上。有人说，“那是沃伦德夫人的口红。”维克托爵士的当选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移。选举那天，我的重要任务是在保守党委员会办公室和投票站（我们的学校）之间来口传递投票情况的信息。最终，我们的候选人当选了，尽管我们的多数票从１６０００减少到６０００。
我当时不理解关于重整军备和国联问题的争论。那次竟选很艰苦，面对着“为和平投票”积极分子的竞争，而且还有阿比西尼亚战争这个背景。后来，当我十几岁时，我经常与其他保守党人激烈争论，鲍德温在竟选中是否误导了选民，人们普遍认为他没有告诉选民国家面临的危险。事实上，要不是国民联合政府在那次选举中重新当选执政，就根本谈不上重振军备应该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党上台，很可能会做得更差。国联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战的爆发。
我们对１９３８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许多反对绥靖政策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当时，人们被推向两个方向，非此即彼。一方面我们对希特勒政权或者说他的意图相当清楚，特别是我们家庭有亲身感受。希特勒取缔了德国的扶轮社，我父亲一直认为这是扶轮社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我们得知，独裁者不能容忍组织市民社会的志愿组织，如伯克的“小队“，也不能容忍法律范围内的个人权利。若契医生属德国血统，可能是镇上最好的医生了。他从德国得到不少消息，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又与我讨论这些问题。
我对希特勒有自己的认识。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卖鱼片的店，我经常去买我们家星期五的晚饭。在那里排队的人常常组成一个很好的论坛。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希特勒。有一个人说，希特勒至少使德国人有了一些体面，而且使火车正点了。我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一些年龄比我大的人感到震惊，而且无疑有些恼怒。开店的女老板笑着说：“哦，她总是不停地辩论。”
我们家庭特别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虐待。我们学校鼓励学生与外国学生建立笔友关系。我的笔友是一个法国女孩，名叫克莱特。天啊，我没有与她保持联系。我的姐姐的笔友是一个奥地利犹大人，名叫爱蒂斯。１９３８年３月发生了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事件。她的父亲是一个银行家，给我的父亲写信，问我们是否能够照管他的女儿。他已经清楚地预见到事态的发展。我们得经营商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但是我父亲得到格兰瑟姆扶轮社的支持，爱蒂斯来到我们镇，到各家轮流居住，直到她到南美洲去与她的亲戚住在一起。她１７岁，个子很高，很漂亮，穿着很讲究，一看就是来自小康家庭，英语也讲得很好。她告诉我们在反犹太人政权下犹太人的生活状况。她讲述的一件事牢记在我的心中：犹太人被送去擦洗大街。
我们希望结束希特勒的邪恶，如果必要，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从这一点来看，慕尼黑协定没有什么值得骄做的。我们知道，由于慕尼黑协定，英国默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逆不道。５０年后，我作为首相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并在布拉格联邦议会讲话。我说：“１９３８年当灾难性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消灭了你们的独立时，我们没有支持你们。虽然丘吉尔很快就废弃了慕尼黑协定，但我们仍然保持着羞耻的记忆。”当英国参与放弃其他国家的领土时，那是最糟糕的外交政策。
但同时，我们记得当时英国和法国毫无准备打一场大战的可悲处境。在慕尼黑危机期间，战争一度似乎是那样临近，当宣布危机得到解决时，我们感到松了一口气，不打仗了。不幸的是，有些人被德国的宣传欺骗了，相信希特勒在保卫受捷克人压迫的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如果那时开战，我们不能得到全体自治领的支持。１９３９年３月德国人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这时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到，绥靖政策是一场灾难，为挫败希特勒的野心，必须打仗。甚至那时，工党在下一个月的投票中仍然反对征兵。在格兰瑟姆也存在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卫理公会的许多人反对１９３９年５月的政府征兵。而且，一直到战争爆发甚至爆发以后，和平主义者还在镇上宣传他们的主张。
战争还是很快降临到我们的头上。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国入侵波兰。９月３日星期天上午１１点，按照英国的最后通碟，德国人应该撤兵，我们守在收音机旁，翘首以待，但希特勒拒绝撤兵。这是我记忆中我青年时期唯一没有去教堂的一个星期天。内维尔·张伯伦从唐宁街１０号的内阁办公室现场播出命运攸关的讲话。他告诉我们战争开始了。
到这时，人们自然会扪心自问，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般田地。我父亲每周从图书馆借出两本书，一本“严肃”的书，他自己（和我）看；一本小说，我母亲看。结果我发现我读的书是我这个年龄的女孩一般不读的书。很快我就知道我喜欢读什么书，即关于政治或国际事务的书。例如，我读了约翰·斯特雷奇的《即将来临的夺权斗争》。这本书最早于１９３２年出版，预言资本主义不久将被社会主义代替。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感到这本书激动人心，内容新颖。
但是，我的本性和教养注定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不管我读多少左翼书籍，不管听多少左翼评论，我的政治信仰都没有犹豫。我这么说可能不时髦。但我对自己一直有清楚的认识，尽管我在政界有些了不起的朋友，他们对自己的立场和所持立场的理由内心常常受到冲击，尽管是许多年后我才懂得我相信的政治哲学的背景。就此而言，现在看来我是不同寻常的。在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左翼主导着政治议程，尽管丘吉尔在战争期间领导政府时这一点被掩盖起来。这个时期出版的许多书表明了这一点。左翼把右翼说成绥靖派，而且宣传得相当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维克托·戈兰茨的左翼读书俱乐部，即所谓的“黄颜色的书”。有一本书影响特别巨大：《罪人》，是与迈克尔·富特合写的，作者化名“凯图”，此书于１９４０年敦刻尔克撤退后不久出版。
１９３８年秋天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的畅销书《武器还是奶油？》出版。洛克哈特遍游欧洲，去了奥地利（在纳粹控制下），后来去了德国，正是希特勒全胜的时期。有报道说，德国一家全国性的报纸编辑告诉他说，“德国需要和平，但是她需要的是符合她的条件的和平。”这本书结尾时是这样描述的，“２０００人的整齐的脚步声”唤醒了作者洛克哈特，他从窗户向外望去，在雾气弥漫的黎明中，“纳粹德国已经行动”。
同一个主题更具新意的书是道格拉斯·里德的《狂妄场》。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德亲眼目睹随着纳粹影响的扩大犹太人受到的迫害。他描写了纳粹领导人的性格和心理，有时怪僻，有时失态，有时诡计多端。他分析并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英国和法国采取的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的绥靖政策。这本书写于奥地利被吞并的前夕，具有很强的预见力。
德国共产党人理查德·克洛波斯以简·沃尔廷为笔名写了《走出黑夜》。未来的国会议员丹尼斯·肯道尔把这本书借给我的父亲，读起来晦涩难懂，父亲不让我读，把书藏在书柜里。但他没有成功，当他出去开会时，我从书柜里取出来阅读。的确，这本书不适合一个１６岁的女孩阅读。里边充满了关于实行极权主义毛骨悚然的描述，有许多性虐待暴力场面，作者的权威性使人读起来更加不寒而栗。受害者遭受纳粹的虐待是骇人听闻的，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主题。
美国人赫伯特·阿加所写的《辉煌的时代》，对我有着特别大的影响，该书于１９４４年出版。这本书奇妙而有力地分析了西方道德的堕落如何使希特勒得以发迹并导致了此后的战争。它要求回到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还有不少关于左翼社会行动的描述，对于后者我并不太喜欢。对我来说，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述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反希特勒斗争具有捍卫文明和人类命运的意义，这一点超越了国家利益、势力范围、原料的获取或者其他强权政治的冲突，尽管这些冲突也有重要意义。
阿加还写道， 作为战后必须进行的道德复兴的一个部分， 必须解决他所说的“黑人问题”。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一问题。尽管我访问伦敦时看见过黑人，但在格兰瑟姆没有黑人居住。我们的朋友曾经邀请两个驻在格兰瑟姆的美国兵来喝茶，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他们吃惊地发现，那两个兵之间关系紧张，甚至互相敌视。事后当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这件事时我们也同样感到吃惊。这类偏见我们简直是从未经历过，也难以想象。
正如身处战争年代的其他女孩一样，我阅读了巴巴拉·卡特兰德的《罗纳德·卡特兰德》。这本书描述了她弟弟的生平，一个年轻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保守党议员，他一直反对绥靖主义，于１９４０年在敦刻尔克战役中阵亡。这本书就许多方面来说是她写的最富浪漫色彩的一本书。这是留给那些坚信进行这次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人们的一份有力的遗嘱。主人公在短暂的一生中，思想认识始终如一，这是我永远钦佩的。但是，关于人们在这场战争中蒙受的恐惧和苦难的道德意义。或者就我们在格兰瑟姆的家来说，伴随着战争我们在物质方面遇到的单调与匾乏，理查德·希拉里的《最后的敌人》也许是最好地传递了这一信息，人们读了久久不能忘怀。作者是一位年轻的飞行员，他描述了这场战争如何夺去了他的许多朋友的生命，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也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同时把这场斗争描述成人们内心的一场斗争。这是一场争取正常的稍好一点的生活的斗争。
从大战中过来的一代人与理查德·希拉里不同，他们有一种拨乱反正的愿望，包括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国家以及全世界。后来我在与较老一些的政治同事的交往中，我发现参加过大战的人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经常不太理解的是，战争对像我这样的人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说不像亲身参战的人们那么深刻的话。我的年龄使我足以能够理解战争中发生的事件，但又没有亲身服兵役。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人是严肃的一代。但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战争中的灾难，因此受的影响也不一样。例如，对我的影响就不同于其他许多人。他们认为战争的“教训”是国家必须在国民生活中起首要作用，而且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要唤起集体行动的精神。我从不这样认为。
我吸取的“教训”截然不同。第一点，战前格兰瑟姆人们的生活是体面而健康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由全体居民，而不是政府铸造的。第二点，既然像德国这样一个笃信基督教义、富有文化传统的发达国家也能够沦落到希特勒的手下。就不该把文明看作自然而然的东西而不予重视，它必须不断培育，也就是说正直的人们必须维护他们的信念。第三点，我得出了一条显而易见的政治结论，对独裁者的绥靖导致了战争。这种思想来自认识错误但动机良好的人们，如格兰瑟姆卫理公会的和平主义者，但也来自动机不良的人。不管大事还是小事，离开常识是不行的。最后，我必须承认，我有这样的爱国信念，有了如同我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的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领导人，英国人民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１９４３年我去牛津前，．我们在格兰瑟姆过的战时生活应该说与无数的其他家庭相类似。在服务餐厅等场所总有这样那样的志愿工作。我们想的是前线，我们如饥似渴地了解每一条能够得到的消息。我们自己较为安全，对此充满感激之情。但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被置于旁观者的地位。然而，我们也遭受了轰炸，我们镇一共遭到德国人２１次空袭，７８个人丧生。镇上的军火工厂——英国制造与研究公司是一个明显的目标。这家工厂于１９３８年来到该镇，地处北大路与北部铁路的枢纽地带，我们家离铁路线不过几百码。我的父亲晚上经常出去担任防空值班员。当空袭来临时，我们躲在桌子底下，警报解除后爬出来。我们没有花园，所以室外没有防空洞。有一次，我和朋友们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德国飞机来了，我们带着防毒面具跑到一棵大树底下躲避。１９４１年１月我们镇遭到轰炸后，我问父亲我能不能去看看遭受破坏的情况，他不让我去。在那次空袭中２２个人被炸死。我们非常担心我在伯明翰工作的姐姐穆里尔，她日日夜夜地在那里的整形外科医院工作。伯明翰遭到严重的轰炸。
实际上格兰瑟姆当时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我那时不知道。轰炸机第五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许多轰炸德国的计划就是从哈罗比路旁的一幢大房子中制定出来的。他们的军官餐厅在埃尔默街的埃尔姆厅中，我上学时经常路过这里。达姆巴斯特式飞机从格兰瑟姆附近起飞。我的父亲曾经遇见他们的飞行中队指挥官盖·吉布森。我一直认为战争初期驻扎在格兰瑟姆的哈里斯轰炸机部队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我仍然记得战争结束时温斯顿·丘吉尔写给哈里斯的信：
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轰炸机司令部单枪匹马把战争打到了德国的心脏去，给被占领区的欧洲人民带来希望，使敌人尝到了正在起来奋勇抵抗的人们的威力。
你们的全部军事行动都经过精心巧妙的策划，你们执行任务时面对着拼死的抵抗和惊人的危险，为最终打败德国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你们的军事行动表现了飞行人员烈火般的勇猛精神和在你指挥下的指战员的高度责任感。我相信，轰炸机司令部的巨大成就将作为以高尚精神完成任务的楷模永远铭记在人们心间。
温斯顿·丘吉尔
在战争的年代，至少在格兰瑟姆政治并不是静止的。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急剧地改变了左翼对战争的态度。和平主义者的声音骤然沉寂下来。英苏友好组织迅速发展。我们出席了在市政厅举行的英苏友好晚会，尽管感到有些不自然。晚会介绍了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间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蒙受的苦难和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这些介绍对我们影响很大。
现在可以看清，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进攻俄国以及日本人袭击珍珠港使美国于１２月参战，这些事件播下了德国最终失败的种子，但当时传来的消息一般是不好的，特别是在１９４２年初。几乎可以肯定他说，这对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７日格兰瑟姆的补选结果有影响。那次补选是由于维克托·沃伦德晋爵为布伦蒂斯菲尔德勋爵进入上院并成为海军发言人后出现空缺。我们的镇成了在战争期间第一个拒绝选举政府提出的候选人的选区，这种标新立异的可取性令人怀疑。丹尼斯·肯德尔作为独立人士与保守党的候选人阿瑟·朗莫尔爵士竞选。肯德尔的竞选活动大得人心，他巧妙地利用他作英国马克斯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强调，要全力以赴进行生产支援战争，这项工作需要由“务实”的人来推动。使我们吃惊的是，他仅以３６７票的多数获胜。此后保守党人仍然泰然自若。仔细分析为数不多的几次补选，我们应该察觉到，１９４５年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我通常很少参加竞选活动，因为我在紧张地准备入学考试，我希望能够到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习。晚上我得拼命地学习拉丁文，它是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我们的学校不教拉丁文，但很幸运，我们的新校长吉利斯女士是一位古典文学学者，她在男校为我找到一位拉丁文老师。她还借给我书。有一本教科书是她父亲写的。紧张的准备工作使我不去注意愈来愈令人沮丧的关于战争的消息，特别是在远东蒙受的一系列打击，如马来亚失陷，威尔士王子号和抵抗号沉没，香港和新加坡沦陷，从缅甸撤退，日本人对澳大利亚的威胁等。１９４２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与我的父亲散步入我问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他非常镇静他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结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但没有疑问，我们必将胜利。”
尽管我为进入萨默维尔学院做了努力，但没有得到我所需要的奖学金。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我只有１７岁，但这毕竟还是一个打击。我知道，如果１９４３年我不能进入大学，我就只能读一个为期两年的“战时文凭”，因为２０岁时我将应征参加国民服役。但我没有办法，只好于１９４３年秋天进入六年级第三学年并成为学校的两个女监护之一。突然，来了一封电报，１０月份萨默维尔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位子。有位新生没有去注册。这样，我突然发现面前展现出一个令人激动而又艰巨的前景，要离开家，这几乎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二章 牛津寒窗初涉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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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１９４７年：在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这个地方原本就不打算讨人喜欢。新生通常是在１０月的弥雾中迈入校门，在这里度过从米迦勒节开始的学期。校园星那些纪念碑式的建筑物最初往往是以其宏大的规模而不是精美的建筑特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切都显得冰冷而森严——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我是在隆冬的严寒中到萨默维尔去参加牛津入学考试的。在第一个学期的生活开始之前，我对前去就读的学院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对整所大学的全貌更谈不上什么了解。我来到萨默维尔，开始了第一学期的生活，很想家，对新环境也不知深浅。萨默维尔常会使人感到震惊。对于它的外观，最好的评语大概只能说是朴实了，许多不太好奇的人虽然从那里过路，也许不知道那里就是萨默维尔学院。但谁能想到，院子里边竟是一大片碧绿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对而立，掩映成趣，头两年我住在学校里，从较新的房子搬到老一些的房子里去。过了一段时间，挂起一两张照片，摆上一个花瓶，后来又从格兰瑟姆带回一只旧扶手椅，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让我感到那些房间是属于我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我和两个朋友合住在华尔顿街。
牛津和萨默维尔虽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却都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尽管附近的考利有一家发动机厂，后来又成为一个飞机修理中心，但不知为什么，牛津从未遭到过轰炸，不过，像其他地方一样，整个镇子和学校都实行了灯火管制（从１９４４年开始实行灯火管制），而且受到战时物资匮乏的种种影响。涂了颜色的玻璃窗上钉了木板，准备了许多大储水罐供救火时使用——靠近伍德斯托克路的萨默维尔东院里就有一个。配给我们的东西多数直接发放到学院。我很少应邀出去吃饭，但还是感到食堂的饭食平淡无味。有时我会拿剩下的一点餐券买些果酱和其他东西。我不再往茶里加糖了，这是这种简朴的生活为我的健康和体型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好处——许多年以后，我甚至放弃了喝加糖咖啡的嗜好（其实在牛津时也并没有许多咖啡可喝）。此外，使用热水也有严格的限制，例如规定浴缸里的水不得超过５英寸——在５英寸处有标记线。尽管在我的家庭里，不洁就意味着对神的不敬，讲卫生绝不是儿戏，我还是不折不扣地遵守这一规定。那时我们并不想抱怨，毕竟，我们都算是幸运儿了。
再者，尽管我不是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我的一个表兄去伦敦上过大学——但我是罗伯茨家族里第一个上牛津剑桥的人。尽管我的父母不露声色，但我知道，他们为我能上牛津深感自豪。入学前我对牛津大学的了解远不及我的很多同龄人。但我认为牛津就是最好的，如果我真想有所作为，那么牛津就应是我始终如一的追求，没有必要降格以求。我们本地的诺丁汉大学是一所出色的学校，而且它的理科专业相当不错，但我从不为它所动，尽管诺丁汉大学更靠近我的家、我的亲人和朋友。牛津大学对我还有一种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学院制度，这种制度至今对我仍有吸引力。牛津大学由若干学院组成，但大学也有一些中心机构，比如博德林图书馆。那时大学生的生活主要在学院内（在这里吃、住，并接受许多辅导课），其次是其他一些机构，比如教堂和社团，而这些机构又有它们自己的天地。与其它专业的学生不同，作为一名理科生，我的日常活动自然更多地穿梭于学院的众多机构和役施中间，比如化学实验室。尽管如此，从我的大学经历中我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如果要使人的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就应该鼓励他们融入人的小群体中，而不是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间倘徉。
战争时期对大学生活气氛影响之深也许我们这些在校生最有体会，因为那时我们许多人都很年轻，只有十六、八岁，而在这样的年龄、长一岁无论在观点还是在成熟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后来，从１９４４年开始，牛津的气氛随着因伤病退役的军人的归来再次发生了变化，他们或是来完成一个缩短的战时学位，或是开始一个完整的学位。他们有太多的经历，我们对此望尘莫及。基普林在《学者》中曾这样描述那些大战后返回剑桥继续学业的海军军官：
他们曾历经磨难，再也不愿回首，那无数激流险滩；
如今整个世界都欠他们很多，他们也开始享受些许，生活的甘甜。
我离开牛津的时候，已结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们的见识比我要广得多。战争结束时，牛津汇集了各种观点和经验，我从中受益匪浅。
起初我是自我封闭的。在这种全新的环境里我感到羞怯和无所适从。我依然坚持在格兰瑟姆的习惯，独自长时间散步，环绕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学公园，沿着查韦尔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独处的乐趣，陶醉于万般思绪之中。不久，我便开始能够体味牛津的生活乐趣了。我在牛津的头几年恰逢战争接近尾声，因而也许并不奇怪，我的乐趣带有新教徒的特点，这是我从格兰瑟姆带来的。我是卫理公会研究小组的一个成员，这个小组经常举办或参加茶会。我母亲给我寄些糕点，星期六的早晨，我到牛津北部的“糕点厂”排队，等候一小时左右，为周日购买茶点用品。我加入了由托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亲）指挥的巴赫合唱团，该团上演的曲目比它的名称要广泛。我们在谢尔登剧院上演的《马太受难曲》尤其使我记忆犹新，这个剧场似乎是雷恩专为这个节目设计的。我们也唱过《伊戈尔王》，贡斯当·兰伯特的《格兰德河》以及雷尔斯特的《耶稣赞美诗》，有时我只是去听，并不唱，我听过凯瑟琳·费里那在埃尔加的《杰隆修斯之梦》中的演唱。
随着战争结束和军人复员，牛津娱乐活动的节奏加快了。八浆划船比赛又恢复了，我去河边观看过比赛。就在这时。我第一次去跳舞，有时甚至喝一点儿酒（以前我只尝过雪利酒，但并不喜欢，现在依然如此）。我第一次抽了香烟，同样也不怎么喜欢，虽然我知道如果坚持吸下去的话我会品出味道来的。我决定不吸烟，把钱省下来每天买《泰晤士报》。我第一次参加校庆舞会，像歌中唱的那个女孩儿一样通宵达旦跳个不停。我在老剧场和新剧场观看契可夫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时正上演一些克里斯托弗·弗赖的早期作品。）我还观看过一部精彩的牛津大学戏剧社的演出，是在学院花园上演的，由牛津当时的时髦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至于剧情我现在已记不清了，部分原因是：把舞台上的肯尼斯·泰南与生活中的肯尼斯·泰甫区别开来是很困难的事。
我的牛津生涯本来可以更丰富多采些，但我手头不富裕，而且若不是我的导师——总是乐于帮忙的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向学校建议，使我得到一点奖学金，我将入不付出。我还得到一些教育基金的帮助。如果当时我愿意承担一些教学任务的话，我会从这些机构中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但我知道自己并没有从教的天赋，我确信（至今仍确信）好的老师需要有一种天才，而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这种素质。事实上，１９４４年夏天我还在格兰瑟姆真的教过一假期的自然科学，并挣得了买一辆自行车的钱，这在格兰瑟姆算是奢侈品而在牛津则是必需品。就在我于格兰瑟姆任教时，巴黎解放了。校长召集全校大会，宣布巴黎又自由了，并告诉我们勇敢的抵抗运动战士如何起义，打击德国占领军，帮助盟军，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很明显，我们正在获得战争的胜利；因而我不再为没能为战争做更大的贡献而感到那么内疚了；我与所有英国人民一样为法国抵抗运动为法国挽回荣誉和自尊感到欣喜。也许那时我们对抵抗运动的普遍存在有些夸大其辞，我们中间流传着这类故事，诸如德国士兵走进咖啡馆时，里面的顾客会轻轻敲打杯子，用莫尔斯电码敲击出字母Ｖ，代表胜利，当然每个真正的法国人都渴望自由，对此我们确信无疑。
此后，我开始埋头学习。多萝西·霍奇金致力于调光晶体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拥有这样一位有才华的科学家和天才的教师对学院来说是一件幸事。霍奇金夫人是皇家学会的会员，后来为盘尼西林——第一种抗菌素——分子结构的发现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为此她获得了１９６４年的诺贝尔奖。（盘尼西林是我去牛津上学前两年在萨默维尔附近的拉德克利夫医院发现的，并且在那里做了早期实验。）在我大学生活的第四年和最后一年（１９４６—１９４７），由多萝西·霍奇金指导，我与一位德国流亡者格哈德·施密特一起研究简单的蛋白质短杆菌肽Ｂ，这是修完第二部分化学课程所必需的研究项目。在宇宙俱乐部和科学俱乐部我也遇到过其他崭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听过许多知名科学家的讲座，其中包括Ｊ·Ｄ·伯纳尔，他的政治观点与当时很多科学家一样相当左倾，但是他们从未幻想过把他们的政治观点带入师生关系之中。
在我的牛津生活中，宗教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年轻人进入大学后，一方面由于接触了怀疑论，一方面出于不大健康的原因，失去了他们的信仰。我从未感到过这种危机。卫理公会使我有了稳固的锚地，当然还使我有了与我观点一致的熟人和朋友。星期天我通常去卫斯理纪念堂做礼拜。那里有一种格兰瑟姆那样的社交气氛：一种温馨、冷静而又令人愉快的社会生活。在初来乍到的陌生环境里，这对我是多么重要。这所教堂有个非常活跃的学生联谊会。星期天晚礼拜后，通常在牧师家里举办大型咖啡聚会，那时会有对宗教或其它问题的热烈讨论。偶尔我也去学校的圣母玛丽亚教堂，倾听一场别具一格的大学布道，尽管那个教堂笼罩着某种“一本正经”的拘谨气氛，使它成为一个冷冰冰的宗教活动场所。有时我去学院附属教堂，特别是如果海伦·达比希尔小姐布道，我一定会去。我刚到时她是学院院长，也是研究米尔顿和伍兹沃斯的杰出学者。
总的来说，我不去圣公会教堂。但非常奇怪，我对宗教知识的全面了解却更多地受圣公会祭司长Ｃ·Ｓ·刘易斯的宗教著作的影响；他对我们这一代许多人有巨大影响，我受他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广播、布道和文章是精炼的语言与深邃的神学的结合，很具感召力。在《斯克鲁塔普书简》中，他以无与伦比的机智和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描述了“魔鬼”如何利用人类自身的弱点。在《人类的毁灭》以及《纯粹的基督教》的开头段落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把深奥的自然规律阐述得如此通俗易懂。我最难忘的是《基督徒言行》（在《纯粹的基督教》中再版，但最初是电台演讲）对我的影响。这篇讲话触及到当时基督教徒的行为与其口头宣称的理想严重脱节的实质。Ｃ·Ｓ·刘易斯的一个观点是：基督教的行为准则不仅仅对那些圣徒有约束力。他这样写道：
完美的行为如同行车中的换挡一样难以完美无缺；但人类这架机器的本性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做到完美，作为理想这是必要的，正如汽车的本性要求所有的司机都能做到完美的变速一样“
同样，我得益于他对如何奉行基督徒崇高的仁慈原则的论述，这一原则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可望而不可及。对于仁慈原则的崇高性，刘易斯并没有批驳或贬低，而是列出了什么不是仁慈，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这是什么意思？我必须像爱自己那样爱他。那么确切他说我是如何爱自己的呢？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对自己并没有喜爱的情感，甚至对我个人的生活圈子也并不总是感到满意。那么很显然，“爱你的邻居”并不意味着‘喜欢他，或‘认为他有吸引力，……对自己的某些所做所为，我可能会感到恐惧和厌恶。那么很显然，我也可以憎恶敌人的某些所做所为……所以，基督教义并不要求我们减轻一丝一毫对残忍和不仁行为的痛恨……即使当我们斩杀、惩罚敌人时，我们必须尽量设身处地地想问题——但愿他不那么坏，希望他在今生或来世可能会得到拯救，实际上就是祝他好。
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话无疑具有特别深刻的含义。
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学生对国家的主要贡献莫过于刻苦学习，获取知识，而不是想入非非，得陇望蜀。但我们还是想尽量多做一些实事。就我而言，每周一两个晚上，我去卡法克斯的军队食堂服务。来自附近的上海福德基地的英国士兵和美国航空兵是我们的常客。那里闷热潮湿，双脚也吃了不少苦头。但这项工作也很有趣，那里总是宾客满座，不乏睿智的幽默。
１９４４年７月诺曼底登陆的报导带来的是恐惧和忧虑。我的那么多同龄人在无遮掩的沙滩上进行殊死拼杀令我们深感不安。也许这时是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留在牛津是不是错了。
实际上欧洲战场的战争一年之内即将结束。尽管还有巴尔格战役和昂合姆的悲剧，工作重心在缓慢地转移，人们开始为和平的到来作准备。我把时间越来越多地用于和平时期的活动，政治活动是其中的一项。
牛津入学初始，我就加入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该协会成立于２０年代，由基思·法伊林发起。 他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学者， 保守党的历史学家，后来写了《内维尔·张伯伦传》。那时全国约定战争期间各党派停止政治竞选活动。这一约定虽然并没有直接影响到高校政治活动，但实际上牛津的政治活动比３０年代平静多了。尽管这样，保守党协会的各种活动迅速成为我生活的核心。当时牛津大学学生协会不吸收女性会员，但我有时去那里旁听。众多演讲明星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展开辩论，大到世间大事，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鸡毛琐事。但牛津大学学生会鼓励那种华而不实的辩论风格。我大概永远不会成为那样的辩才，我更喜欢我们协会那种更为严肃的法庭式的实实在在的辩论。协会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互结识和交友的网络。那儿的一些同事们的经历表明，这个论坛的确起了有效的媒介作用。
牛津的政治活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在这些活动中，我结交了一些朋友。随着日月的流逝，这些朋友就像安东尼·鲍威尔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屡屡反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其中爱德华·博伊尔是与我关系较为亲密的一个。他在那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圈子里斡旋，轻松自如，而我只不过略知一二。但对于政治我和他一样兴趣浓厚，严肃认真。当时他是一位自由党下院议员的儿子，十分富有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观点与我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中产阶级保守主义观点相吻合。后来我们在政见上分道扬镳，但一直是好朋友，他身患癌症不幸早逝。
我在最后一学年认识了威廉·利斯——摩格。他早年就已成为《泰晤士报》的知名编辑。我同威廉的关系始终不如同爱德华那么密切，这个人让人觉得他拘谨的外表下透出某种坚毅，似乎生来就属于高层次。
闻名逻尔的自由党人罗宾·戴同爱德华一样，是牛津学生会的头面人物。我们后来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人们有时会想，牛津学生会的优秀天才适合干什么呢？罗宾·戴开辟了一条路子，他投身于电视访谈。此后我们在工作中狭路相逢，短兵相接。
另外一位明星人物是托尼·本。那时他仍然使用他的全名尊称：尊贵的安东尼·韦奇伍德·本。我们两人的意见总是相左，但他辩论时总是彬彬有礼，言辞有力。他是个爱国者，随着社会主义越来越落后于时代，他居然变得很传统了。不过我们共同的宗教根源使我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谅。托尼当选学生会主席时，我还应邀去参加了庆祝会，他的父亲斯但斯盖特子爵也出席了这次庆祝会。托尼严守新教教规，庆祝会没有准备任何酒。
还有一个辩才，名叫肯尼思·哈里斯。他同爱德华·博伊尔以及托尼·本一道在美国举办了历时数月的巡回示范辩论。后来他在政治新闻界位居高职。我们曾多次会面，特别是在他为我撰写传记的时候。
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一名干事，我自然而然地参与了１９４５年的大选活动。在牛津，我忙于牛津市下院议员昆廷·郝格的竞选活动。此后，我返回格兰瑟姆帮助空军少校沃思竞选，他想战胜并取代当时在位的独立人士丹尼斯·肯德尔。
现在回想起来，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完全应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由于一些神秘而不可抗拒的法则因素，战争总是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和主张加强国家控制的人的地位。我丈夫丹尼斯认为，在军队中，人员的背景各异，而又空前地凑在一起，结果只能导致社会良心的深切苦痛，人们因此要求国家介入并改良社会条件。他是在我们结婚后向我阐述这一观点的。但不管怎么样，保守党在战时的几次大选中普遍表现极差，总的看来，我们的得票率呈下降趋势。当时没有人注意民意测验结果，其实民意测验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如同我指出的那样，敦刻尔克战役后，左翼势力很成功地将绥靖政策全部归咎于保守党，并且用巧妙的手法把丘吉尔同他所领导的党疏远开来。人们忘记了，工党甚至曾经反对鲍德温和张怕伦进行的有限军备建设。
另外、其他因素也在产生影响，应战时局势需要而实行的集中控制经济使许多人养成了一种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思维和心态。众所周知，军队中左翼知识分子们通过军队教育小组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奈杰尔就此曾评论道：“这是唯一的一个在胜利的旗帜下参加大选的军团。”在国内，电台的播音员们诸如Ｊ·Ｂ·普利斯特利的播音听起来熨贴入耳，实则是沿着左翼的方向作理想主义的解释。诚然，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由于全神贯注于战争的紧迫任务，许多国内政策，尤其是和平日程的制定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联合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手中。丘吉尔本人希望国民政府至少能维持到日本被击败以后，考虑到苏联日见增长的威胁力，也许还要维护更长时间。但是工党另有打算。不难理解，它希望沿袭它的集体主义衣钵。
因此，到了１９４５年，我们保守党人便面临着两大严重问题，后来局势表明也是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工党在对他们有利的问题上与我们展开争斗，并总是胜我们一筹。大约两年多来，丘吉尔在谈论战后“重建”的问题。作为此项计划的一部分，制定了拉布·巴特勒提出的教育法。此外，我们在我们的竞选宣言承诺执行１９４４年《就业白皮书》中的所谓“充分就业”政策；一项大规模的建房计划；接受自由党著名社会改革者贝弗里奇勋爵提出的国民保险福利的大部分建议以及一项全面的国民医疗保健计划。另外，我们无法理所当然地获得战争胜利的荣誉（到这时为止这样说对保守党是合适的），更无法去声讨工党的不负责任行为和极端主义做法了，因为艾德礼及其同事们从１９４０年起就同政府内的保守党人并肩合作。毕竟无论如何，举国上下都为战争做出了努力。
我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坐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公共教室里收听丘吉尔那段著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 竞选广播时的情景， 他的讲话实际上在说社会主义需要“某种盖世太保”来强制执行。当时我想，“他走得大远了”。尽管社会主义和强制之间从逻辑上讲确实有联系，但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这种论调是让人无法信服的。我在牛津的竞选会议上听到过类似论调的政治辩论。我知道它会遇到什么样的驳斥，比如人那么丘吉尔不在的时候，是谁在管理国家？是艾德礼先生。”我发现当时对这种论调的反应正是如此。
回到格兰瑟姆，我成为保守党候选人村级会议的“加温”讲演人之一。那时候，参加公众会议的人比现在要多得多，他们希望他们的钱没有白花。我经常是一个晚上在好几个会上发言。现在回头看看那时当地报纸对我发言的报道，绝大部分内容我仍然是赞同的。比如德国一定要实行非军事化，受到审判。英国要与美国合作，也要和苏联（就不那么现实了）合作。不列颠帝国，这个全世界有史以来各民族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永远不可解体。（这或许也不太现实—但我对不列颠帝国未来的看法在大战胜利后并不鲜见。）我呼吁人们支持保守党的主要论据是如果选择保守党，我们就能让丘吉尔继续负责外交政策。事实上，如果丘吉尔能任职到１９４５年７月波茨坦会议之后，战后世界看起来或许至少会有所不同。
像牛津大学保守党学生会的许多成员一样，我听了保守党中央总部的斯特拉·盖特豪斯夫人讲的关于公众讲演的课。她强调表达要简明，尽可能少用专业术语。其实在选举会议上，当你从来不知道候选人到达之前你要发言多长时间的时候，有一点喋喋不休是很有用的。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最有价值的经历还是当一个富有幽默感但又挑剔的听众提问时，这时我不得不独立思考答案，有一次，一位老人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它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我对福利的看法，我记得他问道：“就因为我节省了一点自己的钱，就不给我‘援助”。如果我把钱都花光，他们就会帮助我了。”这是对新福利国家不久就要摆在政治家面前的艰难选择的一个早期警告。
投票日过后３个星期，海外选票和服役人员的选票已经送回英国，这时我来到斯莱福德的计票站。在我们等待格兰瑟姆选举结果的时候，关于其他地方的选举结果陆续传来一些消息。情况很糟糕，并且越来越坏，工党占了压倒优势，保守党内阁部长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击败。不久我们自己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我感到很震惊也很难过。我回到格兰瑟姆，在“电影屋”影院的屏幕上看到更多的结果显示出来。情况并没有好转。我只是不能理解选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丘吉尔。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一位朋友，我一直以为他是保守党的铁杆支持者，我对他说这个坏消息如何使我震惊。可是他一点也不震惊。相反，他说他认为这是个好消息。这使我更加迷惑不解。当时我感到英国人这样对待这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有力地保障了他们的自由的人是可耻的。但是，埃德蒙·伯克不是说过吗：“完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回头看看，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１年工党的执政，似乎是战时在英国起主导作用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合乎逻辑的体现。这种集体主义还要在英国盛行３５年——塑造并扭曲英国社会，然后在１９７９年那个“不满的冬天”垮台。当时，大家都清楚，需要对保守党的原则和政策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我们在牛津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一份由我和迈克尔·肯钦·史密斯和斯坦利·莫斯于１９４５年第三个学期合写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提到了这一点。这份报告并不比任何其他保守党本科毕业生的论文包含更多深奥的观点。它提到的两个主题都是我们多次听到的——更多地研究政策并更好地阐述它。
这个建议可能有一些可取之处。也许关于保守党“形象”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似乎已经迷路，尽管我们的政策具有连续性，但这些政策似乎都是专为有钱人而不是普通人制定的。正如我们那份报告所说：“保守党的政策在公众眼里只是意味着一系列解决个别问题的行政措施，在某些领域里与一些毫无道理的偏见和富有阶级的私利联系在一起。”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公正的。假如保守党赢得了１９４５年大选，我们仍然会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当然，直接使用公共开支会少一些，并让私营部门和自愿捐助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当时认为保守主义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反对变化和改革的看法是很有影响力的。
１９４６年３月，我成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司库，同月晚些时候作为牛津大学代表之一出席了在伦敦的沃尔多夫饭店举行的保守党大学生联合会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非常高兴，我讲话支持更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士参与大学的保守党政治活动，我感到我们有必要丢弃那些令人感到沉闷的、谨小慎微的保守党观念。这并不是说像社会主义者（并不很坦率地）声称的那样我希望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发现阶级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可以给生活一些独特的东西，而他们的责任就是去开发这些才能——各种出身背景都可以孕育英雄。如同我在那次会议上所讲的：“我们都听到了关于这个时代是普通人的时代的论调——但是请不要忘记也需要非同寻常的人。 ” 我想或许本来还可以加上“妇女”二字。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我当选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成为第三位担任该职的妇女。那年夏天我通过了期末考试并开始了四年级的争取化学学士学位的研究工作，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参加政治活动。比如，我平生第一次出席了那年在布莱克普尔市召开的保守党年会。我立即被吸收入党。在格兰瑟姆和牛津，成为一名保守党员令人感到不同寻常。而现在我突然置身于有着与我同样的信仰和对谈论政治有着永不枯竭的热情的数以百计的人们中间。
大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氛。作为一个地位低微的与会代表，我意识到党的领导成员们，除党的领袖外，已经抵达布莱克普尔，准备把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英国的永存协调起来。参加１９４６年年会的一名敏锐的观察家，伯特兰·德朱维纳尔这样描写我们的前座议员们：这些杰出的、智慧的优秀政治家们，他们自幼受到的教养是谨慎的行政管理和文明礼貌的辩论方式。在内心深处，他们接受了１９４５年选举失败的结果。”这显然不是普通党员想听到的。事实上，坐在台下的人们就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第一天主席就拒绝了一项就哲学和政策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的请求。登台发言的人大都表示了寻求共识的态度，大家对这种态度的反应并不热烈。影子内阁部长们发现了我们的不满，结果会议越开要求共识的调子也变得越强硬了。我的直觉与普通党员是一致的，尽管我还没有像此后几年那样从理性上形成对集体主义的批判观点。
回到牛津后，我安排了许多人演讲。道格拉斯勋爵（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极力主张支持欧内斯特·贝文的外交政策。我们也乐意给予支持。鲍布·布思比，一位颇有风度的出色演讲家，攻击莫斯科式的集权专制主义。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其女儿帕梅拉当时也在牛津上大学，则抨击国有化运动，主张财产私有制式的民主。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在大学生俱乐部与牛津大学工党人士俱乐部进行的一场辩论中，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先进的“托利改革派”的观点。戴维逊女士告诉我们在众议院当一名唯一的保守党女议员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安东尼·艾登魅力非凡，在品尝雪利酒的过程中他征服了我们所有的人。每学期我们都要在牛津大学与其他政治俱乐部，尤其是与工党人士俱乐部一起举行生动活泼的辩论会。那时，工党俱乐部很左，包括一些像安东尼·克罗斯兰和托尼·本这样的知名人士。然而，在一般情况下，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泰勒瑞安学院举行碰头会，并事先在兰多夫饭店款待演讲者。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与保守党的大人物有了接触。事实上，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了多年的联系。
但就保守党在全国范围所持的整体立场来说，这类活动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当时的保守党有两种战略可供选择：要么迁就当时的集体主义，但同时借助我们的体制，努力延缓左倾的脚步，尽可能减轻其影响，为个人选择及自由企业的发展保留一些空间；要么向集体主义全面开战，设法说服公共舆论，使之相信１９４５年是国家既定道路上的一个错误的转折点。事实上，保守党试图两种做法同时并举。虽然能听到支持向集体主义开战的呼声，但与这一观点相对立的观点占主导地位，认为实用主义是保守党重新执政的最佳途径。
最能体现实用主义观点的党的文件是１９４７年５月发表的《产业宪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什么新政策，实际上连续性和共识性是其基本主题，正如战时１９４４年的《就业白皮书》是与凯恩斯主义（即强调用逆周期性的公共开支保持需求和就业，同时更注重正统意义上的效率、竞争和灵活性，把二者结合起来）妥协的产物一样，《产业宪章》是总体主义与自由企业相妥协的产物。《产业宪章》维护经济计划、产业“伙伴关系”和工人“协商”制度，但它继续强调有必要减少控制、减少公务人员和合理降低税收。两派的争议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保守党内继续存在。《产业宪章》给我们某些启示，它使我们党得以保持团结。但这类文件无法使人热血沸腾，对党重新执政也无关紧要。事实上，正是工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尤其是１９４７年２月的燃料危机和１９４９年的英镑贬值，而不是保守党的主观能动作用，才使得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产业宪章》这类文件谨慎地避开了最终击败社会主义的真正战场。最终丘吉尔是对的。社会主义是否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需要一个“盖世太保”还是只需要西方所采用的那些平庸、官僚的专制工具、没收式税收、国有化和压制性规章制度，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程度。在减少经济自由的过程中，如果社会主义者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底，这将意味着消灭一切自由。我本人对这一观点包含的真理毫不怀疑。但是一些保守党人很难接受这一论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我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埃德蒙·伯克本人也信奉这个主义，但对来自社会上层的保守党成员们来说，则对此常常是格格不入，不能投合的。哈罗德·麦克米伦于１９３８年在他的影响很大的《中间道路》一书中所反映的岂不就是这种思想？他主张在大范围的生产和服务行业中扩大国家调控和计划职能。其他的保守党人则对任何理论都漠不关心，他们竟把米尔所称的“愚蠢的政党”看作是一种赞美，因此，他们把Ｆ·Ａ·海克所写的那本强烈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著作《通往农奴制的道路》奉献给“所有政党的社会主义者”，就不足为奇了。我当时读了这本书，后来又反复阅读。
我不能说当时已完全理解海克的小小的代表作的涵义，只是到了７０年代中期，当基思·约瑟夫给我开列的阅读书目的最上方赫然出现了海克的著作时，我才逐渐明白他提出的观点。也只是到那时，我才真正开始思考他的论点。我的这种思考是从保守党人认同的那种国家（一个法治下的规模有限的政府）的观点，而不是从我们应该避免的那种因家（由官僚们随意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出发的。在这个阶段，在我看来，《通往农奴制的道路》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无可辩驳的批判是产生了影响的，海克认为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起源于１９世纪的德国社会计划。他认为国家对”经济或社会某一领域的干预会导致难以抗拒的压力，要求将计划进一步扩大到其他领域。在西方文明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计划对其产生了深层次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他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海克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计划社会的垄断倾向，这种垄断是各专业集团和工会必然要利用的。他们对社会保障的每项要求，无论是就业、收入或社会地位，都意味着特权集团之外的人不能享受这些利益，这就导致被排除者要求得到补偿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最终都是输家。也许由于海克没有英国保守党的背景，事实上他也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保守主义者，所以在谈论这些事情时他毫无顾忌，不像英国上层社会谈论这些事情时顾虑重重，使他们的社会良知受到折磨。海克很独特，而又不被众人青睐，但在彻底批判社会主义方面他并非是独行者。在这个时期，我还看过喜好辩论的记者克姆·布朗根的作品。海克用哲理表达的内容，布朗根则用令人却步的反语和尖刻的讥讽来表达。在１９４３年的《“人民”是谁？》一书中，布朗根的写作方法是难以想象的。在１９４７年出版的《我们的新主人》一书中，他不认为１９４５年的选举结果只不过是因为大家都失去了常识。
（人民）被欺骗了，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他们愿意受欺骗……他们投票否定了生活中的适度期望，而这正是一位清醒的公民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为吃上蛋糕并拥有它而投了票，为了存些蛋糕以备雨天之用，然后再把它扔掉而投了票。他们为多拿钱少干活，为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而投了票。他们象凯纽特国王的朝臣们一样投了票，这位国王坐在逐渐逼近的海浪面前，凭借王室的权威和毋庸置疑的意志命令海浪退去。人民可以让他们自己选择的最高统治者掌权。没有人剥夺他们的权利。但海浪在逼近。
因此，布朗根看到民众对工党的幻想破灭了，在他写书时这种情绪已经表露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分子应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激起了人们那么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是无人能够实现的，更别说那些制定错误政策的人了。布朗根极巧妙地攻击道：“凡是斯达夫·克瑞普斯爵士试图增加福利和幸福的地方，那里连草都不会生长。”
布朗根还认为社会主义是导致无序与分裂的力量，是可能腐蚀整个政治机构的毒药。他认为工党是一个“虚弱、爱抱怨的家伙，由于它心灵放纵，对生活的看法幼稚而不现实，所以它不适合执政”。这些感受我们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但这么强烈地表达这种感情总的说来显得不够谨慎。
抵制集体主义的两种可能的方式——渐进的和激进的——之间的对立，在我整个保守党的政治活动中都时有表现。但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对我最具有影响的是有关国际方面而不是内政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从广播新闻中得知在命运攸关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在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这时我正在布莱克普尔市看望我姐姐（她已从伯明翰的矫形医院转来这里）。在此之前，人们知道我们正处在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突破的前夕。我自己的学习专业以及与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有关的问题对我产生的吸引力，也许意味着我比大多数人更知道原子弹制造可能导致的事态发展。 第二年， 在美国出版的《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能》一书中，我看到（大体懂得）非常充分的阐述。然而，尽管它可能是些老生常谈，可我一听到关于广岛的最初报告，就立刻意识到随着原子弹的出现“这个世界就变样了”。或者正如丘吉尔自己在其宏伟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说：“它影响到二战迅速结束，也许还影响到其他很多东西。”
核武器所蕴涵的全部科学、战略和政治意义要在若干年后才能作出估计，而且像它所涉及的科学一样，它们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是使用核武器对人类和环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很快就知道了。１９４６年冬天，我看了美国记者约翰·赫西关于广岛的报导，这篇报导最先刊登在《纽约人》杂志上，后来作为企鹅出版社丛书出版。说来奇怪，与有关骇人听闻的人体伤害、烈火、放射性尘埃和辐射引起的疾病的报导相比，更震撼人的是那些野花和小草从死灰中破上而出的苦涩而又甘甜的形象，它们的生长受到核弹辐射的畸形刺激。
我当天晚上在由布莱克普尔乘火车回家的路上对此事进行了反思，后来又看到有关的大规模毁灭的报导和照片。然而这些都未使我对使用原子弹的决策的正确性产生怀疑。我认为使用原子弹的决策基本上是正当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如果由盟军袭击攻占日本本土，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人员的伤亡损失。当时日本尚有２５０万武装人员。在冲绳之战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疯狂抵抗。只有盟军的军事技术优势，才能今日本领导人相信抵抗是毫无希望的。这种优势先在广岛后在长崎被证实了。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一周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投降了。当然，英国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进行了密切的配合，尽管战后由于英—美停止核合作，直到１９５２年我们才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丘吉尔和杜鲁门在波茨坦被斯大林欺骗了。当美国总统将原子弹的消息“告知”这位苏联领导人时，得知此事的斯大林立刻返回莫斯科，命令他的科学家们加快他们的核计划。
如果说原子弹引发了人们对英国在战后世界中应扮演什么角色的置疑，那么印度的形势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时我对丘吉尔怀有无限崇敬，我知道他强烈反对迁就印度民族主义主张的做法，这种主张体现在１９３５年印度管辖法中。印度的局势在战时急剧恶化，看起来，即使早期预想的给予自治领地位的前景也不太可能缓解要求独立的压力。而且，当时的背景是战后英国在世界的地位已大为削弱，虽然那时我们对这一点尚未充分认识到。我们独自与希特勒战斗的两个物质条件——在海外积累的巨额投资和世界上空前成功的庞大帝国——已经作为取得那场伟大战斗胜利的代价而失去或被极大地削弱了。
尽管如此，我的同龄人，甚至那些与帝国演变成联邦关系密切的人，对印度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也要比我的许多长辈们积极得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读了两本强调英国作用的书。这两本书认为，英国不仅应是英帝国属地内建立涟全的行政管理和人类公平的保证人，而且应是负责它们作为国际社会的可靠成员的出生、成长和成熟的助产士。
利奥·艾默里的《关于宪法的思考》（在牛津发表的演讲）强调通过自由合作确保帝国“思想和目的的统一”是极为必要的。至少有一段时期，这种主张使我对以“帝国优先权”作为维护我们社会利益的一种方式的想法产生了兴趣。
我还读了艾尔顿勋爵的《帝国联邦》，这本书把不断发展的英帝国看成是统一与合作的典范：
向全世界传播有组织的政治自由；三次从暴政专制下拯救了欧洲，两次拯救了世界；结束了农奴制，并教其他国家也结束了它；不愿得到土地，却常常为了他人利益而拥有它；在逆境中学到智慧，拥有巨人的权力却不象巨人那样使用它……所有这一切使英帝国富甲天下，存在至今，并使它对全人类的感谢拥有充分的权利……也许世界从这个岛国身上学到了自由的艺术，而它还没有把统一的艺术教给世界。也许英国目前的苦难最终会使它适应那种角色。
回头来看，其中很多说法是自欺欺人。我们不可能既赋予殖民地自由，同时又决定它们以后的前途。然而，在当时这些主张看上去似乎英国既有可能继续扮演世界角色，同时又不背负帝国的负担和罪恶。
１９４６年春天至１９４７年夏天，斯塔夫德·克立普斯调查团到印度试图与印度人就他们国家的前途达成共识，政府在分治的基础上签署了一项解决方案，在这段时期内我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就这种解决方式而言，有很多方面可以给予批评，但是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正确的，对英国、印度以及更广泛的英联邦来说其方向是进步的。毫无疑问，工党政府和蒙巴顿总督试图走得更快。从悲剧的意义上讲，这时爆发的内战表明了英国的统治对保证印度的统一与和平的重要程度，在这场战争中一百万人丧失了生命。
然而，这些想法与战后的世界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在这个世界中，新的全球机构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欧洲殖民地帝国的前途极为有限。事实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成功地实现从一个稳定的殖民地世界到一个稳定的后殖民地世界的转变。像索马里危机一样，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方自己无法建立秩序，对此国际机构也无良策，肯定没有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殖民统治那样有效的良策。
但是，此时对英国影响最为巨大并对我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转变，是苏联由战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重要的是需要强调指出，此时西方大多数人对苏联的情况知之甚少。事实上，如果注意对其进行调查和报导，还是能够了解到事实真相的。但是，一般说来，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没有这样做。一般而言，报纸也是如此。例如，《每日电讯报》对斯大林３０年代的清洗就没有给以突出的报导，甚至在１９３９年８月的《莫罗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之后，该报也只是奇怪地把苏联对波兰东部的入侵说成是它与希特勒关系紧张的表现。
人们可以进行有力的辩护以减轻丘吉尔和英国在放弃中东欧问题上的责任。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丘吉尔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他在著名的半张纸片上写下了共享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建议。丘吉尔本人也承认，这的确有一丝玩世不恭的“现实政治”的意味。他称这是一纸“恶作剧的文件”。纸片上的内容显然公开背离了１９４１年北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精神。但承认了红军已占领大部分东欧的现实，而且有可能有助于维护希腊独立。丘吉尔至少意识到，在和红军对峙的形势下，我方部队的仓促撤退将会置德国的中部地带于苏联控制之下，从而势必使我们彻底失去对东欧命运施加影响的机会。而此时美国人还惜然无觉。
话虽这么说，但承认现实与将现实合法化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合法化经常是把不合理的现象具体化。由此看来，在关于１９４５年２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问题上，弃权或投了政府反对票的保守党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也是其中一员。在听完德莱尔伯爵和达德利分别在泰勒瑞安学院对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所做的一次震憾人心的演讲后，我由忐忑不安转而开始反对该协议的签订了。当然，强迫苏联人尊重民主、尊重苏占区的民族自决权是困难的，甚至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而且也不难理解，当时的美军和英军都疲惫不堪，伤亡较重，他们想告别战争带来的恐惧，不愿冒险去同旧时的盟友展开新的冲突。尽管如此，在我们内心深处都不准备遵守的协议上盖上表示赞成的印章，而且还试图迫使流亡国外的波兰非共产主义政府去接受它，却是错误的。
《雅尔塔协定》的签订引起了我对于共产主义军事威胁的深思。共产主义现实上的其他一些特点也在我的脑海里一点一点地联系起来。比如说，我读过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夤夜》一书，该书对共产党人主持的一次装模作样的审讯作了生动透彻的描述。
几年以后，我任反对党领袖时见到了凯斯特勒。我对他说，我感到他的作品很有震撼力，并询问他是如何想象出拉巴斯夫以及对其施加折磨的那帮人的形象的。他告诉我：并不需要什么想象力，那些都是真实的。
由于我读过这些书，不难想象我对丘吉尔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发表的演说会作出什么反应。当然，此次演说由于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警告而闻名于世，即：“从波罗的海沿岸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尔这一横跨欧洲大陆的地区上，已经落下了一道铁幕，在俄国人支配下的这些国家中盛行‘警察政府’的统治。”但在我看来，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丘吉尔借此唤起人们去缔造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它所蕴涵的“英美两国人民传递给整个人类的‘理想主义’的信息”。关于自由的思想，在我们两个国家中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制度中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现在看来，丘吉尔的那次演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但在当时，它却受到了北大西洋两岸评论家们的严厉批判，认为它大肆叫嚣战争论。不过没过多久，苏联在希腊和东欧地区的意图照然若揭，这些人的笔锋也随之而改变。
在获得了一个二类化学学位、从牛津毕业之际，我对大千世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情况已知之较多。我的性格依然如故，信仰也一如既往。但我更明了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及他人的雄心和意见。简言之，我长大了。这个神秘的过程把人们带向种种显赫的或者平庸的职业。我找到了自己此生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在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之前，我回距格兰瑟姆约１０英里的小村考比格伦参加了一场舞会。散场后，我同一些朋友在我住处的厨房里喝咖啡，品尝三明治，像通常一样，我谈起了政治。我所谈的某些内容，或者说是我谈论时的方式，引起一位男士发问道：“你真正希望做的是成为一名议员，不是吗？”“对，那正是我想要做的。”我几乎不加思索就作出了回答。我以前还从未这样说过——甚至对自己也没有，那天晚上，我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第一节 初谙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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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进入牛津大学是一个惊喜，那么离开牛津大学就是另外一种震惊了。在牛津，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乐此不疲地在化学领域里探索，热衷于校园政治。要告别这一切真是一种痛苦。
为帮助应届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牛津大学新成立了一个职业介绍委员会，该委员会安排我参加了几个单位的面试，其中之一是帝国化学公司在北方的一家工厂，地点我想大概是在比灵赫姆。几位经理对我们这些求职者进行面试，并写下了书面意见，交给总经理。总经理最后对我们进行面试。在接受面试时，我发现经理们给我写的评定意见放在桌子上，我忍不住从桌子对面偷看一眼。这些评价有的令我鼓舞，有的令我不安。一位经理写道：“此女子个性大强，不宜在此工作。”我一共参加了三四次这样的面试，虽然均未成功，但我很喜欢这样的考试。不仅仅是因为我被带人了一个新的工业世界，还在于那时的主考者均彬彬有礼，乐意倾听每个人讲述他们个人的抱负和憧憬。我最终被ＢＸ塑料公司的研究开发部录用，该公司就在科尔切斯特附近的曼宁特里。ＢＸ塑料公司生产一系列工业用和民用塑料产品，包括胶卷。
很少有人喜欢一项新工作的开始阶段，我也不例外；当初我同该公司负责人面谈时，我理解我的职务大概是研究开发部主任的私人助理。我一直期望得到这个职位，因为我想这个职位使我能更多地了解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并施展我在化学知识及其他方面的才能。但我报到上班时，公司说那个职位的工作并不多，因此我就又穿上了白色工作服，一头扎进了那丰富多彩的塑料世界里。研究与开发部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刚刚成立，万事开头难。但到１９４７年圣诞节前夕，我已经有了一两个朋友，一切变得容易多了，我的上司帮助我渡过了这个难关。研究与开发部也已搬到劳福德附近的一幢相当漂亮的房子里。像公司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我也住在科尔切斯特。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小镇，我在镇上找到了舒适的住处，班车每天接我们去劳福德上班。
同以前一样，我还是离不开政治。工作后，我立即加入了当地的保守党协会，积极参与党的各种活动。我特别喜欢参加一个叫做“３９—４５”讨论小组的活动。在那里参加过二战的保守党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看法，就当时各种政治话题各抒己见。我也尽可能地与一些如爱德华·博伊尔那样的老朋友保持联系。爱德华后来在１９５０年大选中，被选为伯明翰选区议席的保守党候选人，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我作为牛津大学毕业生保守党协会的代表出席了兰多诺保守党年会。本来校友会希望我在大会上讲话，附议校友会提出的一项关于对取消议会中大学席位表示遗憾的动议。那时大学毕业生在议会有自己的席位，他们除在居住地所在选区投票外，还有权在其大学投票。（我支持为大学设专门席位，但不支持大学毕业生有两次投票权。我认为应该让毕业生选择在大学或其居住地所在选区投票）。本来那将会是我第一次在保守党年会上讲话，但后来一位来自城市的先生成为附议者，因为城市的席位也将被取消。
没能讲话给我带来的失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且是以一种大大出乎意料的方式。有一次，我参加完了一次讨论会后，同别人探讨起未来想干什么的问题。年轻人经常谈起这样的话题。一位牛津时的朋友约翰·格兰特说他认为我将来会想当一名议员。“嗯，是的。”我回答，“但希望不大，目前我被选为议员候选人的希望几乎为零。”我当时还应该说，我没有工资以外的收入，根本当不起议员。我甚至没有去争取被列入希望参加议员候选人选拔的人选名单。
同一天晚些时候。约翰·格兰特碰巧同达特福德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坐在一起。那时，协会正在物色一名候选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谈话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还在为达特福德物色一名候选人。”（大选最迟必须在１９５０年举行，还有可能提前，而达特福德仍未物色到人选，这使保守党中央总部非常着急。）
“是的，有什么建议吗？”
“有个年轻妇女，玛格丽特·罗伯茨，你们也许可以见一下面，她真不错。”
“是吗？但达特福德是个工业重镇，我想一个妇女恐怕不行。”
“当然，你是行家里手。但为什么不可以先见见她呢？”
他们同意与我见面。星期六，我应邀与约翰·米勒、他的妻子菲及达特福德妇女协会主席弗莱彻夫人在兰多诺码头餐厅共进午餐。
他们大概是对一位妇女成为达特福德议员候选人持有异议。虽然如此，他们对他们见到的这个人还是喜欢的，我跟他们也很谈得来。米勒夫妇后来成为我的亲密朋友。弗莱彻夫人很有风度，我很快对她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午餐后，我们沿着码头走回会场，找个好座位，听党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讲。大会开了一周了，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党的领袖并不出席年会，只是在星期六的最后集会上露个面。自然，他讲话的重点是外交事务。因为那时苏联封锁柏林，西方向西柏林空运日用物资。他传达的信息是令人忧郁的。他说：只有美国的核武器才能保护欧洲兔受共产主义暴力，并警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正可怕地向我们逼近。
直到１２月我才收到达特福德的通知，要我去位于市里奇街的保守党中央总部面试，这里离议会不远。同其他许多有望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１２月３０日星期四晚上，我坐到了选拔委员会的瓦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非政界人士很少有人能懂得这样的场合多么让人神经紧张，忐忑不安。不感到紧张的面试者很可能发挥不好。因为懂化学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你想有上乘表现，你的肾上腺液需要流动。我很幸运，桌边有几个人对我比较友好，当然在这种场合，这对一名想进入政界的年轻女子来说，既有好处，也有不利。
我通过了这次面试，他们还通知我去达特福德参加下一次面试。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星期一，我应约到达特福德布尔饭店，向约由５０人组成的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执行委员会发表讲话。同其他５个参加面试者一样，我需要发表１５分钟的讲话，然后再回答１０分钟问题。
更有可能给我带来麻烦的正是那些问题。当时许多人本来就对妇女候选人抱有很大的成见，对妇女竞选达特福德这样的工业重镇的席位更加如此。毫无疑问，这是男人的世界，连天使也不敢涉足。当然，还有，保守党人赢得这个席位的希望很小。当然，即使像埃布韦尔那样被认为是工党有把握获胜的席位，参加候选人角逐的保守党人也不会道破保守党获胜希望渺茫这一点。在芬奇利，工党议员比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多得两万张选票，这种差距是难以消灭的，但也许，这个谁也不愿意点破的事实反而对我有利。为什么不冒险让年轻的玛格丽特·罗伯茨当候选人呢？保守党不会输掉什么，却能做更多的有益的宣传。
一次政治活动成功的最可靠的信号是你感觉还不错。在达特福德的那个晚上，我感到很顺利，事情的结局证明我的自信是对的，我被选中了。会后，我留下与协会的干部共进晚餐。因为不仅候选人如释重负，选拔者也可以不再做批评者，而成为候选人的朋友。我感到有些如坠雾海，但很高兴。大家给我这个年轻候选人提了很多建议，告许我许多事情，并主动表示愿意帮助我。有些政治家经常被问及“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以上这些友好举动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下一步就是争取党的总部的批准。一般的程序应是候选人先获党的批准，再参加选拔。但我获委员会选拔通过后第二天去中央总部会见妇女主席玛乔丽·马克西小姐时，却未遇到任何困难。几个星期后，我应邀参加一个晚宴与党的主席伍尔顿勋爵、副主席Ｊ·Ｐ·Ｌ托马斯、马克西小姐及地区代理贝丽尔，库克小姐见面。在以后的几年里，玛乔丽·马克西、贝丽尔·库克成为我的坚定支持者，她们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建议。
选拔通过后。下一步是正式任命。正式任命会议是候选人给协会全体人员留下一个好印象的第一次机会，所以这样的场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意义。由于当地新闻界应邀出席，这也是一次在当地扩大影响的机会，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光临。这是第一次我和父亲站在同一讲台上在同一个会议上讲话。父亲谈起他的家庭如何一直支持自由党，而现在是保守党人举起了老的自由主义的旗帜。我讲话的主题在内容上有些格莱斯顿式，形式（长度）上却不尽然。我强烈主张“政府应该去做任何称职的家庭妇女在钱紧张时要做的事——检查自己的帐目，找出问题”。
２月底的正式任命会议以后，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的两位要人，索华德夫妇邀请我出席他们为我安排的一次晚餐。他们的房子位于达特福德选区的埃里斯，离索华德担任董事的阿特拉斯防腐剂公司不远。该公司生产油漆和化学产品。索华德的老板，公司的总经理出席过我的正式任命会议，也是晚餐的客人之一，就这样我邂逅了丹尼斯。
一见到丹尼斯，我立刻感到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了解政治至少不比我少，他对经济了解得更多。他的职业爱好是油漆，而我的职业兴趣是塑料，看起来这种友谊好像缺乏浪漫的基础，但这些共同爱好使我们很快建立了对科学的共同兴趣。从当晚的宴会中我发现他的观点是纯粹的保守主义的观点。
晚宴后，丹尼斯开车送我回伦敦，以便我能及时赶上回科尔切斯特的午夜火车。晚上开车，这段旅行时间并不长，但这段时间不长的旅行足以使我发现我们俩的共同点还很多， 丹尼斯酷爱读书， 尤其喜欢读历史、传记和侦探小说。他好像读过《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每一篇文章。我们还发现我们都喜欢音乐：丹尼斯喜欢歌剧，我则喜欢声乐。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在选区的一些活动中见面，也在其他场合频频相见。他风格独特，有锐气，偏爱快速车，开一辆“美洲豹”。他长我十岁，比我更诸世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见面谈论的多是政治，随着见面越来越多，我们也去看些话剧，或共进晚餐。像其他恋人一样，我们也有我们喜欢去的餐馆。一般的约会要到索霍的小面食店。具有特殊意义的约会要到菲茨罗维亚的“白塔”、泽迈街的法国餐馆以及“绿藤”。丹尼斯十分细心，会关心体贴人，使我很高兴。我首次参加达特福德的选举运动后的圣诞节，丹尼斯向我赠送了一份非常别致的礼物，是一个带银盖的水晶化妆粉盒。我至今珍藏着这份礼物。这时，我开始认定丹尼斯是认真的。
我们本来可能很快就结婚，由于我酷爱政治，而他喜欢橄榄球，所以星期六我们总是各有各的事，无法约会。但为弥补约会不成的缺憾，他对我的选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一有问题立刻解决，所有的后勤杂务均由他安排周到。实际上，他向我求婚及我们订婚的事无意中也在政治上帮了我的忙。选举的前一天，贝丽尔·库克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订婚的消息透露出去，期望最后再为选举助一臂之力。
对于丹尼斯的求婚，我认真地考虑了很久，以前，我把我的心思全都用在政治上，没有真正把婚姻问题列入我的计划。我因此就没有考虑此事，只想有一天婚姻问题会水到渠成，自然解决。我知道丹尼斯在二战前结过婚，战后婚姻破裂，他请求我做他的妻子也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越是考虑，越知道我该怎么办。只有一个答案是可能的，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感到当时决定说“同意”是我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