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些因素，当沉闷的１９６３年快过去时，参加竞选的保守党人的形势一落千丈。７月份时工党领先２０个百分点，１０月初在工党年会上哈罗德·威尔逊关于“白热化”的科学革命的华丽而浅薄的演讲使国人、或至少使评论家们横生出许多想像，没过几天又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向正在布莱克普尔召开的保守党年会宣读了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医院病床上写就的辞职声明，此事很快引发了争当领导人候选人的激烈战斗。
这就使布莱克普尔年会成为人们看到的最精彩的一次保守党会议。整个气氛是闹哄哄的，开始是拉布·巴特勒与昆廷·霍格，接着是双方的支持者作为竞争对手用尽手段以争取优势。作为一名政务次官，我处于这个魔力圈子外层的外面。但我感到拉布将稳操胜券。他是个经验丰富、有一定远见的政治家，６年前以微弱劣势失去领导人地位。昆廷·霍格（他后来受封为黑尔舍姆勋爵）是个更有眼光和雄辩才能的人，他当时也以其乖僻的判断力而知名。总之，拉布没能抓住到手的机会，最后一次集会上作的演讲平淡乏味；而昆廷抓住并抢走了原先一直不属于他的机会。因此当政客们星期六登上返伦敦的火车时，竞争仍未见分晓。
如果用军事术语比喻当时保守党领导人“产生”的微妙过程，可以说保守党领袖之争的真正战斗是在别的地方进行。最徽妙的过程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以某种方式让人们知道他在霍格与巴特勒之间更看重前者。从而遏制了后者的势头并为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伊恩·麦克劳德准备在《旁观者》上把党内魔力圈如何抛开巴特勒、按麦克米伦的意图操纵一切的经过全部揭露出来。我钦佩伊恩·麦克劳德，也钦佩伊诺克·鲍威尔，他们两人后来都拒绝进入新首相的内阁。但我不同意他们对过程和人选的批评。当时我认为，为避免公开选举将导致的党内的公开分裂，有些事有必要说一说。我一般并不主张仅仅由于有人提出合理化的要求就去改变习俗和惯例。对我来说，党的领袖选出的方式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最高领导是否是位合适的人选、而我当时认为已产生的最高领导确是位合适的人选。
会议后的那个星期一，我接到了议会督导办公室的电话，了解我对领导人的态度。我首先告诉他们在拉布和昆廷之间我支持拉布，因为他更有资格。他们随后又问我对亚历克的看法。这就向我展示了一种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可能性。“按章程这是可能的吗？”我问道。他们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那么我坚决支持亚历克。”
“我当时表示的唯一保留意见是，如果请求女王选择一名首相，那么要设想选举的结果就有点没把握了，亚历克可能不得不放弃他的贵族爵位而在补缺选举中一搏。但我又说，这一问题应让其他更有资格的人来考虑。反思此事，我可能还应该再加一个条件。后来的事件表明，魔力圈已不再能给予新产生的领导人以合法性。这对亚历克出任首相是个障碍。当新体制宣布产生时，我也早已看到了这种必要。
我对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敬佩并不源于最近的一次交谈。１９６０年６月他任外交大臣时我向贝蒂·哈维一安德森（伦弗鲁郡东区的议员）表示过疑虑。我认为下院的大臣中理应能产生合适的候选人。此外，我还记得，安东尼·艾登基于这些理由公开反对将外交大臣的职位给予索尔兹伯里勋爵。但贝蒂告诉我，亚历克相当出色，应该得到这一职位。因此我决定在议会的汉萨议事录中读一下新外交大臣的首次演讲；讲话精辟地概述了东西方关系，强调了对苏联既威慑又谈判的必要性，也强调了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亚历克都不同寻常地做到了把外交技巧与清晰的见解相结合。有些渴望成为外交大臣的人有个显著特点：总是把谈判的过程看作是谈判的目的，而亚历克从没表现出这种倾向。他具备一个完美的谈判者的优雅圆滑的风度和对细节的洞察力。
更重要的是，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是个显而易见的好人，而在衡量即将担当重任的人们时，好人的品行是不应被低估的。他也是最完美地“无阶级”的。你总能感到他不是把你作为某类人、而是作为棠个人对待。当我与他谈论有关寡居母亲救济金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时，我发现他确实在注意地倾听。
但报界却残酷无情地、并几乎是矛头一致地反对他。他很容易地被丑化成一个难以接近的贵族，这意味着倒退到最反动的保守主义类型中。我一向认为，性格倒惜的势利小人比直截了当的自高自大者更令人厌恶。到１９６４年时，英国社会已进入了以个人自我表现为形式的自由适应主义的病态时期，只有进步的思想和人民才能得到日益自以为是和自信的舆论界的尊重。当亚历克自我贬低他说出自己用火柴棍来制定经济构想时，他们简直笑个没完。这与哈罗德·威尔逊那极富技术才华的头脑所熟知的经济学模式真是天壤之别。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英国经济的弱点是否在于其表面的复杂而本质的简单。事实上，如果政客们被迫使用更为朴实的语言和简单的举例来保证人民能明白他们的政策，那么我们可能早已使英国免于滑入相对的衰落之中。
尽管遭到舆论批评，尽管麦克米伦政府结束时吵吵闹闹，尽管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废除了“零售价保护”，这一做法尽管是正确的但却严重冒犯了支持保守党的小企业主们，尽管发生了上述一切，我们还是差一点就赢得了１９６４年的大选。我们力量的恢复并不是因为经济有所好转，事实上通货膨胀情况更糟了，收支赤字也张开大口。也不是因为我们１９６４年的宣言，那个宣言着重强调把总体主义作为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方式，而在这一领域社会党人肯定比我们更有说服力。我们力量恢复的部分原因是越细看工党的纲领和领袖，他们就越显得不实在。但我们党的政治复苏应主要归功于亚历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认为保守党的失败不可避免，而他早已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
有些报纸猜测我也许会失去芬奇利选区的议席。自由党人谈论自己的机会时从不有所保留，他们开始预测这将是又一个奥平尔顿。尽管１９６４年５月在巴尼特市政会选举中表现得不够好，他们却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老芬奇利市政会。高尔夫俱乐部丑闻还没销声匿迹。自由党新的、精力充沛的候选人约翰·帕多原则上以当地问题为竞选主题，而我则选择全国性的问题——即如何保证繁荣而又没有通货膨胀。保守党让我在伦敦市内及周围的几个选区演讲。在贝斯纳尔格林的一次闹哄哄的充满敌意的妇女集会上，我回答了对政府养老金和救济金工作情况的攻击。我在《旗帜晚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提到“出色的当家理财”是良好政策的考验。
保守党总部也明白，我应把大部分精力投入芬奇利。我的日常竞选活动表是这样的——每天外出游说，回信，到各地参加公众集会，我感到不仅与会者越来越多，而且支持我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一般选举日那天我总是心烦意乱；在１９６４年的选举中，尽管竞选伊始就有预测说我会失败，可我更担心的不是我在芬奇利的得票情况，而是我们党在全国的表现。
选举结果证实了这种担忧。我本人以接近９０００票的优势战胜了约翰·帕多，但我却与约翰·亚当街的养老金部告别了，工党以４席的优势获得多数。持续１３年的保守党政府结束了，对保守党思想作彻底反思的阶段即将开始，上次没有这么做真是个悲哀。
第一节 撤换钢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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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撤换钢琴手的办法代替改变调子，保守党用这种办法寻找替罪羊的动作从来都是不慢的。我们在１９６４年大选中，以微弱票数失败，这一做法又一次得到验证。任何认真关心保守党前途的人都会开始仔细考虑，是否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摆下的战场上使用了总体主义的武器这一既定的倾向造成了党的困境。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经历第二次大选失利后，才是考虑重新选举领袖的时候。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工党要实现其纲领，就需要更多的足以使其顺利工作的多数议席。我曾一直希望并天真地认为保守党将在立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领导下继续前进。后来我得知特德·希思的支持者和其他急于想把亚历克搞下台的人正在幕后积极活动。但我从来不敢走进那个“吸烟室”，所以等到我知道那些神秘的阴谋小集团的情况时，已经太晚了。当亚历克告诉“１９２２年委员会”的他打算引退，以便为其他人让路时，我大吃一惊，并很伤心。而他脸上那显而易见的不悦更让我沮丧。我不断地对人们说：“他为什么不早一点让他的支持者知道呢？我们或许能帮得上忙。”
雷吉·莫德林和特德·希思被公认为是真正有心竞争党的领袖的两位人选。而由谁担任党的领袖将第一次由议员投票决定。伊恩·麦克劳德被认为太左倾，许多人对他的看法正像索尔兹伯里勋爵嘲讽的那样“太自作聪明”。虽然伊诺克·鲍威尔确定提出要竞选党的领袖，但当时他还没有太多的支持者。在特德和雷吉这两个竞争对手之中，人们认为雷吉·莫德林成功的机会大一些，尽管他在担任财政大臣时，曾招致强烈的、在某种程度讲也是很有道理的批评。但雷吉在经验、聪明才智和控制议会的能力上都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主要弱点，而且在后几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是有某种惰性——那些知道自己不需要任何努力天生就比他周围的人聪明的人往往养成这种惰性。
特德的性格则完全不同。他思维填密，办事井井有条，有影响力，至少对他来讲，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的欧洲问题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决不妥协的人。作为影子财政大臣，他在攻击１９６５年财政法案时，有机会一显他的各种才能。当时该法案在下院讨论。人们认为特德比雷吉右倾，但是如果用政党术语来讲：他们俩基本上都是中间派。在对待欧洲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观点。雷吉更赞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而特德则相信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对具体政策的看法几乎影响不到支持哪一方的问题。
起初，我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观点。我对他们两个人都熟悉：雷吉·莫德林是巴尼特选区的议员，而巴尼特选区和我的选区相邻。我和特德·希思都曾是肯特郡的选区候选人，相识的时间更长一些。但目前我更了解雷吉，我欣赏他的沉着以及他的敏锐才智。我和特德的关系虽决非是后来几年所发展的那种敌对关系，但我们俩从来就不是莫逆之交。尽管我们的出身背景并非毫无相同之处，都没有享受过传统的保守党政治家所拥有的教育、社会上的种种好处，但我们完全是两类不同的人。当然特德曾在战争中英勇作战，而我那时还只是萨默维尔学院的一个学生。特德的那一代人深受３０年代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抬头和绥靖主张的影响。虽然我也深受其影响，但与他所受到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当时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有过许多流行的看法。在我看来特德尽管半信半疑，还是接受了其中许多的看法，我觉得对于特德和许多主张全盘欧化的积极倡导者来说，民族主义是当时的恶魔，所以英国有责任帮助建立一个涵盖全欧洲的体系，它将代替国家，向人们提供另一个可效忠的中心，并以此来防止战争。这种宏伟的设想对我丝毫没有吸引力。我认为冲突的主要起因是对独裁者的绥靖政策——特德在牛津大学时曾勇敢地反对过这种政策；同时我认为赢得冲突胜利的因素是讲英语各国人民的精神和团结，而讲英语各国人民的精神和团结是和平的最好保证。特德的性格中有许多方面令我敬佩。但他没有魅力——公正他说，他从来也不想有魅力。他跟男人谈话显然比跟女人谈话要轻松得多。但并不只是女人发现与他难以相处。我感到尽管我认识他多年了，我仍觉得根本不了解他，或许我永远也不会了解他。那时我没有感到他丝毫的敌视态度，只是觉得他缺乏热情。无论那时或后来我都不认为友好温和的性格是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或者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品质。经过全面考虑后，我决定投雷吉·莫德林的票。
是基思·约瑟夫劝我改变了主意。那时基思不仅仅是一个我喜欢的老同事，还是一位朋友。我们曾经于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在年金事务上共过事，当然，他是一位资深的搭档。像任何了解他的人一样，我被他的深邃思想和深刻的同情心所深深打动。同许多左翼的人一样，基思步入政坛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他想提高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流离失所、缺衣少食、受不到正常教育、智力得不到充分开发的人。关于基思的笑话很多，最好的笑话是基思自己讲的关于他如何改变主意，更改他对住房、健康、社会福利等问题的政策。但其共同的核心是他不懈地寻找解决人类苦难的正确答案。所以当他得知我当时准备投雷吉的票时，他打来电话劝我重新考虑，我对他的话非常看重。基思了解雷吉的弱点，而作为在政府及影子内阁与雷吉长期工作的同事，基思对雷吉的弱点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想谈的是特德的力量，他总结说：“特德有一种拯救英国的热情。”当然，基思也是这样的人，我也是。
基思的话帮我拿定了主意。当我通知雷吉·莫德林和他的私人秘书内尔·马腾我将投特德·希思的票时；他们非常失望和惊愕。大多数人的想法差不多。由于特德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明显的多数票，雷吉退出，因此没有进行第二轮投票。
新的领袖给了我一个不同的职位，我还是满意的。这样我从影子内阁年金事务发言人转而担当住房和土地事务发言人，依然在我的老上级约翰·博伊德—卡彭特领导之下。我一直认为我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所获得的知识对我日后成为首相是至关重要的。我把这些看作是为当首相而进行的各种锻炼。虽然我们是反对党，但是要反对工党政府大幅度提高的年金和福利还是不容易的——只有到后来工党政府大把花钱所造成的财政方面的全面影响才突现出来。所以，调到住房与土地事务部门对我来说是如释重负。在这里我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攻击最富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措施之——设立土地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是一种实现社会主义者一贯追求的人人享有发展带来益处的目标的手段。正是在负责这项工作时）我首次完全领教了制订房租标准制度的复杂性及其中的不正常现象，它的命运好像与我的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早早的几项任务之一是制订改革地方税的办法，并向对此改革充满疑虑的保守党年会作出解释。我们想进行的改革是：一方面让中央政府承担部分开支，另一方面实行地方税回扣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年会上发言，至少那些听到我演讲的人会认为我抓准了问题。但如果说我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将是夸大其词。这只是一个受到尊重的胜利。
第二节 与财政大臣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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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大家所料，哈罗德·威尔逊在１９６６年３月末宣布提前进行大选。大选结果同样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保守党失败，工党以比保守党多９７个席位的总优势获胜。我们的竞选运动平平淡淡，题为“要行动，不要空话”的竞选宣言苍白无力，只是准确地总结了特德对政治的影响。这次大选被多数人看作是威尔逊１９６４年大选胜利的延续，因此无人责备特德。我主要集中精力在芬奇利选区竞选。这次，我继续保持了比工党候选人多９４６４张选票的较大优势，自由党居第三位，因此我还是满高兴的。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期。丹尼斯了解我的心情，出去为我买了一个四周镶满钻石的戒指来使我高兴起来。
特德·希思任命我为影子财政大臣伊恩·麦克劳德手下的财政部税务发言人，这使我的精神更加振奋。新闻界一直猜测我将被荣升进入影子内阁。我当时并无此奢望。现在读了吉姆·普赖尔的回忆录入我才知道特德也确实考虑过我，但他却比较有先见之明地决定不那样做，因为如果把我召进来，“他们就永远别想把我赶出去”。
不管怎么说，我担当影子内阁之外的财政事务发言人比在影人内阁内任什么职更能发挥作用。作为一个税务律师，我所承担的新任务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尽管我没有受到过经济理论方面的正式训练，但我天生在经济学的概念问题上得心应手。正如我在任年金事务部的低级别部长时所发现的，我很幸运地拥有抓住技术细节，比较容易地理解相当复杂的运算的那种天赋。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敢懈怠。作为反对党，在辩论财政法案时，自然得不到文官部门在技术方面的帮助，而只能依靠一些议会外的专家及议会同事的帮助，因此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作。
幸运的是，我家里的事情安排得很好，使我能够按着议会极为紧张的日程去工作。马克和卡罗尔都上寄宿学校了，不在家。虽然１９６５年丹尼斯将他的家族所属公司出售给卡斯特罗尔公司，该公司不久又被伯马赫石油公司收购，但他在生意界仍十分活跃。我们感到如果我们在离下院不远的威斯敏斯特花园区租一幢房子，生活将更为方便。我们卖了我们在法恩伯勒的房子，在坦布里奇韦尔斯附近的兰伯赫斯特买下了一座叫“蒙特”的住宅。这是一幢模仿都锋式建筑风格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室内装饰是我少有的几种业余爱好之一。我当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给卧室刷油漆。贴壁纸上——共有８个卧室。但我还是被那大客厅和楼梯吓坏了，不得不请来了专业人员。我们买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是想让孩子们放假从寄宿学校回来后在乡间有个去处。但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好像更愿意在伦敦与他们的朋友呆在一起。因此，“蒙特”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得以充分利用。但我进行的装饰和修缮并不是徒劳的，在１９７２年我们把房子卖了，用卖房款买下了在福拉德街（切尔西）的房子。１９７９年我搬进唐宁街１０号前那所房子一直是我的家。
我感到这项新的工作很适合我，而且我是在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开始这项工作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式的不连续性和不负责任的现象当时已经显而易见。由于工党政府未能实现乔治·布朗在１９６５年９月发表的关于《国家计划》中对经济发展作出的乐观的预测目标，他的“国家计划”成为工党的沉重负担。工党政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的预算中宣布将征收“选择雇佣税”，工党这样做违背了它选举前做出的“不大幅度增加税收”的诺言，这种工薪税的重担实际上特别落到服务业头上。反对这项新税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与职工大会早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的多事之秋就宣布了一项联合“意向宣言”。该宣言的失败表明工党政府依赖它所宣称的与工会的特殊关系来实现“自愿限制收入增长”，并用以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已经失去了它的信用。１９６６年７月工党政府放弃了这种“自愿限制收入增长”方法，宣布冻结工资６个月，继而实行６个月的工资“严格限制”。价格将被冻结一年，还呼吁在同期内限定股息。工党政府授权成立的全国物价及收入委员会有权要求有关单位在提高价格或增加工资时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该委员会。该委员会还有权以枢密院命令的形式将提高价格或增加工资的计划推迟，但推迟时间最多不超过３个月。政府还可利用其权力指示某项具体价格或工资增长不予执行。从总体上反对这项政策并在伊恩·麦克劳德领导下反对那些提交给下院的“暂缓执行命令”是我的其他几项重要任务。
作为财务发言人为准备即将在下院发表的首次重要讲话，我读了从下院图书馆借来故自大战结束以来每个预算讲话及财政法案，因此，我能够向当时的财政大臣吉姆·卡拉汉和他的财政部首席大臣杰克·戴蒙德论证，这是战后唯一的一个未能在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任何微小让步的预算，卡拉汉听了无言以对。接着我猛烈抨击了“选择雇佣税”。我对该税的滑稽可笑之处痛痛快快地进行了揭露。企图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区别开来，将税务负担转移到服务业。然后把钱作为补贴再转交给制造业，可以证明是一种低效率的，很不正常的程序。正像我在议会所说的：“不管这项工薪税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糟糕的制度…我只希望吉尔伯特和沙利文今天还活着，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写一出戏剧了。这次回击博得了我党下院同僚的热烈喝彩。新闻界也纷纷报导我。《每日电讯报》评论道：这次是一位女性把政府的国务大臣们打倒在地，然后又踏上一只脚。伊恩·麦克劳德亲自在另一家报纸上就我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写了不少赞誉之辞。
同年秋季，我在布莱克普尔保守党年会上作了演讲，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演讲。伊恩·麦克劳德同样在报上写了大量文章。为准备那次演讲我下了很大功夫——当然我所花的９个小时要是与我后来当保守党领袖时花在写大会讲话的时间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那年秋季，我讲话只用提纲，这样可以更加自然随意，也更灵活，可以随时加进一个笑话或讥讽。尽管我所谈到的这个辩论是关于税务方面的，当我批评政府在收入政策和税收政策上独断专行、破坏了法治时，代表们齐声喝彩。我还十分夸张地说——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对英国来说所有这一切是根本性的错误。这不仅仅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而且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步。”一些动辄大惊小怪的记者未敢苟同，但不久前改名的、仍为中左的《太阳报》态度则截然不同，它评论道：“一个厉害的金发女郎警告人们正在走向毁灭之路。”
我正确地看到，社会主义者对待公共支出和税收的态度与他们对待公共开支与收入政策的态度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即同一个集体主义纲领下的两个方面。如果它们得以全面实施，危害的将不仅是经济自由，还有政治自由。但那时我和几乎我的所有同事都未能认真考虑以上问题对我们自己政策方面的全面影响。尽管我们想降低和简化个人以及商业税赋，我们始终倾向于设想（这不仅仅是为了公共宣传，而是我们的真正想法）——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共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不断降低，将允许我们减少税收。我们曾有一些用于降低社会主义项目的公共开支以减少浪费的计划。但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种对企业有利的环境，以便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即经济高速发展，既使税率降低，也可大量增加税收；而税率低又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并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来认真对待紧缩公共支出问题。实际上，在这上整个时期，无论是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６年，或１９７６年，保守党政府或工党政府都是在英镑危机，黄金短缺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时的紧危情况下才真正削减公共开支。这个做法直到１９７９年大选前期才最终得到改变。身为反对党的保守党提出紧缩公共支出的计划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相信必须这么做。
６０年代，我们作为可能成为未来政府的在野党未能考虑我们在收入政策上究竟持何立场，这至少同样是个严重的问题。例如，伊恩·麦克劳德和我在强烈反对工党的法定收入政策时，我们知填我们反对什么，但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我们赞成什么。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影子内阁内部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特德·希思一贯注重实际，力求解决问题，并引以自豪，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来没有起应有的主导作用。影子内阁中唯一从原则上反对制定各类收入政策的人——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是伊诺克。鲍威尔。而在我１９６７年进入影子内阁时，他还没有能够说服他的同事们。
但伊诺克是对的。他在经济政策上有过两次理性飞跃。而基思·约瑟夫和我在多年后才做出这样的理性飞跃。首先，他已认识到并不是工会抬高工资而引起通货膨胀，而是由于政府增加了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引起了通货膨胀。因而，收入政策与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极不相干。收入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降低人们的积极性、引起误导、导致罢工，而使国家与工会对立——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是政府自己造成了问题，却指责别人。那时及后来伊诺克却未能吃透的唯一的一个方面是工会权力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间接关系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因为工会权力过大会使实际工资水平大大高于市场水平，这种过高的工资又会使工会会员失去工作，导致会员及非会员的失业人数增加。由于政府对排长队领救济的情形极为敏感，就会做出如下反应：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会在一段时间内扩大需求，增加就业，但同时也增加了通货膨胀。所有这些变化将促使工会再次抬高工资。一切又将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再次重复。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减少工会的权力。前者是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后者是为了不让工会制造失业，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候解决工会法的问题。除此之外，伊诺克关于通货膨胀原因的认识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他已认识到共识性经济政策造成另外一种十分有害的想法，这涉及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所谓“制约”作用。为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人们认为有必要实行总体主义的干涉主义产业政策。但是真正的“制约”是由联系汇率制带来的。人们接受了它，没有向它挑战。如果像伊诺克倡议的那样允许英镑自由浮动，所谓的国际收支的“制约”就会消失了。实行其他干涉主义做法的压力也同样不复存在。正如他１９６７年在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一本小册中所阐明的，“控制货币的国际价格像控制市场价格的任何其他做法一样，将导致其他的控制，而这些控制是对每个人自由交易、旅行、投资的嘲弄。”
当然，如果放弃联系汇率制，也就失去美元（黄金）的依托作用。同样正确的是一个经常拥有贸易赤字的国家很可能是一个经济虚弱，因而需要进行根本性结构调整的国家。然而不会永远是这样：有经常项目赤字也可能证明有大量私人资本涌人某国经济。由于改革，在该国的投资回报率商，因而大量私人资本涌入，造成经常项目赤字。
当然，任何不足与缺陷都不能降低伊诺克·鲍威尔所做贡献的巨大重要性。通过说明政府货币政策而不是工资引起通货膨胀，自由浮动汇率将打破所谓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制约”，伊诺克使保守党对其经济政策进行重大修改成为可能。他使我们摆脱了那种老的思路，那种思路会使英国的经济和社会计划性越来越强。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特德任命我为前座燃料及动力事务发言人和影子内阁成员，也许是由于我在下院的良好表现，也许是由于伊恩·麦克劳德的推荐，特德改变了他不愿意让我入阁的初衷。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阅读所有关于引起去年阿伯凡灾难原因调查的资料。这个灾难是由于矿碴堆滑入了威尔士的一个矿山小村造成的，共有１１６名儿童和２８名成人丧生。许多死者的家长在公众席旁听这次辩论，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国家煤炭局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我想，有人应该引咎辞职，但作为影子内阁发言人首次在议会讲话，我并没有十分明确他说出我的这个想法。这个报告揭示出来的问题使我认识到：在任何一个大的组织中，人们会多么轻易地认为别人已采取了必要的行动，负起了责任，正像后来的悲剧所证明的，这是工业文明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议会活动之外，我的主要兴趣是试图寻求发电私有化的机制。为了这个目的，我参观了几个电厂，并且尽可能地征求我的商界朋友的意见，但结果是毫无所获。到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我调任交通运输事务发言人时，我还没有找到我认为可行的方案。交通运输事务部并不是非常有趣的部门，因为议会刚通过了一个重大的交通法案、该法案改组了铁路、对公共汽车公司实行国有化，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运输货物局。这实际上等于一下子就实行了政府提出的交通运输政策的大部分内容。在我担任运输事务发言人期间，我极力反对港口国有化。但是，总而言之，交通运输事务不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部门。
第三节 特德和伊诺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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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影子内阁的成员，我参加了内阁的每周讨论会。讨论会通常是于星期三在下院特德的办公室举行。总的来说讨论不是很活跃。我们首先展望一周内的议会事务， 决定谁来发言，根据什 方针发言。也许会有某个同事提交一份东西，并向大家做介绍。
但是毫无疑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之间存在很大分歧，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涉及重大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通常不公开辩论。特德是很称职的会议主席，在他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上，如欧洲，一工会立法）他会主导那场讨论。但在通常情况下，他让发言人主持有关问题的讨论。
我自己并没有对影子内阁做出特别重要的贡献，也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对特德或许是其他的人来说，我主要是作为一个固定的妇女形象参加影子内阁的。我的主要任务是向人们解释“妇女们”，诸如基里·德·卡纳瓦，芭芭拉·卡特兰德，埃斯特·兰特，斯泰拉·莉明顿等不加区别地作为女人和女性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想法和要求，当然，我非常喜欢影子内阁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我与大多数同事也相处得很好。但是其中只有３位是我真正的朋友——基思·约瑟夫，彼得·托马斯和爱德华·博伊尔。而爱德华这时已完全站到了党内与我对立的另一派立场上了。
由于大多数领导人之间关系都有些紧张，我们会议的气氛也毫无疑问是很别扭的。特德决意承担起党的领袖之职，但又没有真正的十足的自信。副领袖雷吉·莫德林自从在领袖竞选中意外地败北后，一蹶不振。伊恩·麦克劳德是我们中政治最敏锐的一个。他对新闻界将如何看待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总有特别的判断力。尽管他是一个非凡的公共演说家，但他实际上是比较内向、矜持的。他与他的老朋友伊诺克·鲍威尔在感情上日益疏远，因为伊诺克对移民问题越来越关心，而伊恩也同样关注移民问题，但观点却与他恰恰相反。毋庸置疑，伊诺克是我们中最好的人才——古典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圣经通。与伊恩大不相同，伊诺克是一位非凡的公共演说家，他总能以其无懈可击的逻辑，控制得恰到好处的激情抓住下院，甚至任何听众的注意力。但在这个时候，他在影子内阁中几乎是孤家寡人。特德·希思不喜欢他，也可能是惧怕他。他曾为反对收入政策而战斗过，却失败了。作为防务发言人，尽管他自己认为撤军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不得不去攻击工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回英军的政策。此外，作为西米德兰的议员，他目睹了大规模移民对他的选区造成的影响。他对保守党未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感到灰心丧气。
第一个现代控制移民措施是拉布·思特勒于１９６１年制订的。在那以前，英联邦公民不受针对外国移民入境限制的约束，１９６２年的英联邦移民法—工党及自由党激烈反对该项立法—规定每年对移民来英就业实行配额制，以限制移民流入。１９６５年工党政府更加严格执行这种制度。１９６７年间，肯尼亚政府对肯尼亚的亚洲移民实行歧视性的政策造成大量移民涌入英国。这使大家意识到过去的移民规模及影响，并担心如不加以控制，将来移民人数将更多。大家特别担心那些持有英联邦护照，但无论从出生地还是从血统上与英国均无联系的人。１９６８年２月，吉姆·卡拉汉宣布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立法。这件事与议会通过的一项种族关系立法—１９６８年种族关系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法的目的是防止歧视有色人种。右翼的许多人士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该法可能会使移民成为法律上有特权的群体，这样他们不再会有与英国社会全面融合的积极性。
１９６８年２月，星期一，影子内阁讨论了政府的英联邦移民法案，依据该法案政府将实行新的移民管制。一周前，我们已发表了一项声明，阐述了我们评价该措施的原则。特德。希思说现在影子内阁应来讨论该法案是否充分地满足了那些原则条件。实际上法案已包括了我们提议的一些内容，但它没有规定移民家属的登记问题，也没有规定被拒绝入境那些人的申诉问题，更没有规定向自愿接受遣返者提供经济帮助的问题。因此，会议决定支持该法案，也决定将在可能的、适当的时候提出修正案。但伊恩、麦克劳德说他将对该法案投反对票。他真是说到做到了。
４月１０日，星期一，影子内阁讨论了政府政策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种族关系法案。开始讨论时，特德·希思首先发言，他说虽然法案本身好像有许多缺陷，但他仍认为改善英国有色移民的处境，建立某种法律机制是必要的。影子内阁内政大臣昆廷？霍格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立法是必要的，但我们应该提出修正案。同时，他指出我们的后座议员对该法案的反对意见较大。雷吉·莫德林同意昆廷的以上两点。我没有参加后来的讨论，讨论的中心是该法案虽有缺陷，但如果我们在二读时投票反对，人们有可能误解我们是种族主义者。影子对阁的观点是：建立良好种族关系的最好保障是让人们相信未来移民的数目不会太大，现行法律将得到维护。最后内阁决定将起草一份说理充分的修正案，实行两方面兼顾的方法，一般性地要求本党议员投赞成票。自由派的基思·约瑟夫，爱德华·博伊尔及罗伯特。卡尔在看到修正案的内容前保留其立场，后来他们都投了赞成票，但也仍有一些后座议员投了弃权票。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１日，星期日，即议会辩论的前两天，我早晨醒来发现各大报纸的头版皆是有关伊诺克·鲍威尔前一天下午在伯明翰就移民间题发表的演讲报道。这篇讲话措辞强烈，其中一些话不无凶狠之意。但我对他就大规模新的英联邦移民涌入英国而表达的忧虑和不满深表同情。我也认为，这不仅威胁着公共秩序，也威胁着一些社区的生活方式。因为不合人意的住房政策，对社会保障的依赖以及“放任社会”的到来已经开始使他们的情绪低落。尽管他演讲中的某些话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所言，但我确信，伊诺克决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大约１１点钟，特德６希思打来电话，他说：“我正在给影子内阁所有的人打电话，我已得出结论、伊诺克必须辞职。”这与其说是征求意见，还不如说是发表声明。但我回答说我确实认为目前让事情冷却下来比加剧危机更好。特德根本听不进我的意见。“不，不。”他说：“他一定得辞职，大多数人认为他必须辞职。”事实上，我后来得知：如果伊诺克不走的话，影子内阁的好几个人都会辞职。
从几个方面来讲这是个悲剧，从短期来看，它使我们未能以主张更加严厉地控制移民而赢得政治上的好处。移民问题受到各政治派别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正像伦敦码头工人游行支持伊诺克所证明的那样。此外从现实情况来看，在这个问题上，特德的政策和伊诺克的政策并无很大区别；虽然是伊诺克的演讲使保守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政策更加明确，但实际上我们都希望严格限制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我们也都准备向那些愿意返回自己国家的人提供经济帮助。
但伊诺克因这件事并在这种情况下辞职所造成的长期的影响远远超过移民政策。辞职后他可以开始自由地从理性的高度考虑一系列政策，摆脱了由于集体负责而必须作出妥协的约束了他的政策思考涵盖了经济及外交事务，后来所谓的“货币主义”以及减少政府控制，非国有化，结束区域政策等，最终他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让伊诺克独自宣扬这些思想对我们影子内阁及后来内阁中的右翼人物既有好处也有不利。一方面，他的政治立场向右转，可以更加容易地提出颇有道理的理论，而不会被指责为采取极端立场。另一方面，特德和伊诺克严重对立，人们对领袖提出的任何政策进行质疑，都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忠。另外，伊诺克提出的各种主张均属于一个统一整体，仅赞成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则更加困难。例如，他的反对物价及收入政策：干涉主义和关于总体主义的观点，如果不是与他的关于移民或欧洲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那时，其他保守党人在除欧洲以外的其他问题上都趋向采取相同的立场。特德给我提供了规划这条路线的机会。保守党政治中心的年度讲话目的在于向那些来参加保守党会议的人介绍一些重要理性思想。而由谁来发表演讲通常要由党的领袖来决定。毫无疑问，看来是一项民意调查或保守党的一位顾问提出建议认为让我讲一个对“妇女”有吸引力的题目也许不失为一个好主惫。幸运的是我可以自己选题目。所以我决定选一个对于善于思考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都会有吸引力的题目。我的题目是，“政治上出了什么毛病？”
想理清你的思路，没有比清楚地向别人讲述一遍自已的见解更好的办法了。我知道那时政界正在讨论许多重大问题，不管人们对６０年代如何评价，那些年代总归是活跃的思考，能引发热烈的争论，尽管要求变革的许多想法来自左派。我借了一抱关于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书，白皮书，议会记录，各种演讲稿，拿回兰伯赫斯特的家里。没有人指导或帮助我，我只有埋头苦干，就像格言中的冰山，我最终完成的文件背后是我付出的大量劳动。
我首先列举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政治失望。部分原因确实是由于人们所受的教育提高了，看报纸多了，对事物的批评也就多了。而其它的原因则是由政治家自己造成的，政治计划里充斥着各种诺言，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大，这些诺言的影响就更大。我由此谈到了我所认为的公众越来越远离政治的主要原因：政府管得太多。各政党竞相允诺他们将使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而这种认为政府可以实现这一切的观念就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次大规模扩大国家控制和干涉的机会。这反过来又使普通百姓感到他们在自己及家庭生活中的发言权太少。左派宣称问题的答案在于建立一套允许人民民主参与政治决策的结构，但真正的问题是政治本身已经涉足了许多本不该由它来管的决策。随着政府管制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一种追求规模的政治心态——也就是单位大可以提高效率的论调。实际上则恰恰相反，小单位、小企业、家庭、最终个人应该再次成为关注点。
除以上这些想法，我在政治中心的报告有的部分是关于价格和收入政策。在这两个问题上坚持了内阁的口径、既谴责了强制性政策，又避而不谈自愿性政策，但我还是加了以下一段：
我们现在过多地强调了与政府职能无关的控制收入，而忽视了政府的基本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管理需求。如果更多地重视这个作用，少强调外在的具体控制，将能够取得更多的经济成果，当然，这将意味着，政府自己也需要像它急于要求别人做的那样实行自律。这就意味着用于众多公共部门的开支不应超出税收及实际结余所能承受的水平。
回过头来看，以上想法说明我对这些问题究竟理解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理解。我那时已认识到货币供应量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所有政策的核心，但我并没有看到控制货币供应量就不再需要任何收入政策，也没有认识到货币政策本身就是控制需求的途径。
我想，部分原因是我在政治中心作报告时受到了注意，翌年初，《每日电讯报》约我为该报撰写两篇关于一般政治哲学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我就同样的主题做了进一步闸述。我特别阐明的是：相互对立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是有效民主运作所必需的。因此，追求“共识”从根本上讲就是剥夺了人民选择的权利。谈论把重大问题排除在政治之外 “或者是暗示人们对某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在“玩政治游戏”都是错误的。我在谈及国有化或自由企业的问题时特别提到这一点。但我本该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特别是在教育上都这么做。不久，教育成为我关心的主要政治问题。社会主义者所极力追求的推行综合学校的计划不仅威胁着英国的学校，还威胁着长远的社会进步。后来无论我担任反对党领袖还是首相时都一再谈到：要求“共识”本身充满了误区。
第四节 走向未来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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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１９６８年），左翼关于经济政策的共识受到了挑战，以后也将继续受到挑战。但是在道德和社会问题上新出现的开明共识却无人挑战。也就是说，政府、媒体及大学中处于影响地位的人们成功地使一个在道德上仍较为保守的社会接受了一些大城市的较为开明自由的观点。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英国，传统的基督教的价值观与国家的权威开始分离，现在已几乎是完全分开了。一些政治家把此看作是一个相互连贯的问题。但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是对那些残酷的不公平的有关规定进行改革的问题。
因此在１９６６年我投票支持列奥·艾伯斯提出的关于同性恋的法案。他在法案中提出：只要双方同意，两个２１岁以上的成人在非公开场合的同性恋行为不应当再被认为是犯罪。同年我投票赞成戴维·斯蒂尔关于堕胎的法案。该法案允许：如果孩子处在由于身体或精神上的缺陷以致可能出现如严重残疾等危险时，或者一个妇女还不能尽母亲的职责的时候，可进行堕胎。在以上两个问题上，我对别人的痛苦都有切身体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我作出庭律师时，在一个码头看到了当地一位有一定身份的男士因为被发现有同性恋行为而受到羞辱，我深受震动。
另一方面，既使在那时，我也觉得自由派人士的议程上的某些内容走得太远了，离婚法改革就是一例。在我的选区的诊所里，我与许多因受到丈夫虐待而过着痛苦生活的妇女谈过话。对她们来讲，婚姻已变成一座监狱，我认为应该把她们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可能是唯一的答案。但如果离婚变得太容易，它也会破坏那些只是遇到一定麻烦的婚姻。如果人们可以轻易地推掉他们的责任，那么他们在开始承担这些义务时也不会那么认真。我为那些一心想使婚姻成功但却被抛弃的妻子（或丈夫）担忧。我也更关心那些因男方（或女方）建立第二个家庭后，他（她）的第一个家庭成员所处的处境。因此，１９６８年，我是投票反对那项使离婚更加容易的法案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离婚应是在判定婚姻。“已经破裂，无法挽回”时才成为可能，我也支持了两个修正案。第一个修正案规定某种婚姻不可解除（除非法院特许）。第二个修正案是：无论发生任何利益冲突，第一次婚姻法律上的妻子与孩子比事实婚姻的妻子与孩子有优先权。
同样的，在１９６５年，我投票反对悉尼·塞尔沃曼提出的关于废除谋杀罪死刑的法案，像前面列举的所有其它措施一样，该法案获议会通过，但是条件是议会必须做出决定接受保守党的修正案，否则该法案将于１９７０年７月底失效。我在１９６９年１２月投票反对使此法案永久化的动议。
在肉刑问题上，正如我作为一名后座议员时在许多讲话中所主张的，我认为国家不仅有权也有责任遏制和惩罚暴力犯罪，并保护守法公民。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亦或在某种情况下剥夺其生命，这种惩罚的权力无论用的有多少，都是同国家的主权分不开的。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最大的威慑力将是它对潜在杀人犯的影响，我对此从未有过任何怀疑。而且极刑对那些手持武器行凶的犯罪行为，如抢劫，具有同样巨大的威慑作用。我所想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在于无辜的人可能被判刑甚至处死——这在少量案件中确实发生过。而与此悲剧案例相对的是另外一类受害人。一些杀人犯眼刑期满释放后，再次犯罪杀人——这样的人数量还不少。尽管有各种不确定因素及复杂性，比如在法庭上提供证据，我认为潜在的受害人应得到最大的保护，只有死刑继续存在，才可提供这种保护。把某些特别凶残的谋杀犯定为“死刑杀人犯”（根据１９５７年法）——这种概念再次引起有关无期徒刑制度的变革——对我来说这是正确的模式。我以后一直在议会投票主张恢复对这类谋杀犯的极刑。
关于堕胎、同性恋及离婚改革，显而易见，事情后来的发展并没有达到起初的意图。对我们议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当然对我也是如此——做出这些变革的思路是它们能够解决少量事例中出现的不正常或不平等现象，或者它们能够去除法律本身的某些不确定性，或者它们的本意是从法律上承认那些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与此相反，可以说它们促使社会变成了一个冷淡的、自私的、不负责任的社会。改革堕胎法的主要初衷是制止年轻妇女被迫私下里进行堕胎的情况，而不是为了使堕胎成为另外一种“选择”。虽然普遍实行了人工避孕，但堕胎的数字一直不断扩大。同性恋积极分子从寻求隐私权到发展为要求社会认可他（她）们的生活方式，并进而要求与异性婚姻的家庭享有同等地位，甚至要求承认利用青少年在性生活方面的不稳定是他们的的合法权利。离婚法改革造成婚姻破裂的情况大幅度增加——虽然这并不是说它是婚姻破裂的唯一原因。婚姻破裂造成众多儿童在没有双亲的关心与指导下成长。
如果我知道事情的发展会是这样，我会不会在就以上问题投票时做出不同的决定？我现在明白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思路太狭窄了。作为一名律师，作为一个笃信法治的政治家，我感到最首要的考虑是：法律应是能够实施的，而且对违法者是公正的。但是法律还有其象征意义：它们是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的路标，也是立法者期望的社会应该发展的方向。此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这些“开明”改革的总体意义要比它们的各个部分更大。人们可以看出它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来约束年轻一代人的行为举止。
确实，这是一个对青少年格外关注的时期。父母们对一代沟”十分担心，甚至连十几岁的孩子也开始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当时，出现了一整套的“青年文化”——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曲解，奇装异服，醉心于幻觉药。１９７０年我们搬回伦敦时发现切尔西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我对发生的一切怀有十分复杂的心情。那里有活力和才华，但在很大程度上讲也是一个虚假的世界。人们对英国在这些趋势上的贡献有一种反常的自豪感。索霍的加那贝时装街。甲壳虫乐队，超短裙，拖地裙成了“时髦英国”的新标志。它们确实也证明它们都是极好的出口创汇产品。哈罗德·威尔逊也善于从中捞取最大的政治资本。麻烦是它们掩盖了真正的经济上的弱点，即使是一个有才气的时装工业、开拓进取的唱片公司也难以保持相对平衡。正如德斯蒙德·唐纳利说过的：“我最大的恐惧是英国将在欢笑中沉入大海。”
虽然英国使各种新趋势色彩纷呈，但它们所迎合的这种富裕的消费社会却只能在美国找到。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是在１９６７年。那时美国根据它制订的“领袖”计划，邀请正在崛起的世界政界和商界年轻领导人赴美访问。在访美的６个星期里，我遍游美国。此行带给我的激动之情从未真正平息过。我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友好的、开放的、慷慨大方的人们的欢迎和招待。他们带我走进他们的家庭和生活，并十分自豪地带我游览他们的城市和乡村。访问的高潮是我在参观位于休斯敦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中心的时候。我看了宇航员的培训计划，两年后，他们将把人送上月球。英国的人才政策中行政管理过多，税收过高，致使人才外流，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我在航空航天局见到了来自我的芬奇利选区的科学家，他们在那里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而是为一个英国科学家做出这么重要的贡献而感到高兴。但是，如果我们不从企业经济中吸取教训，英国就无法希望即使在更为简单的技术领域里与别国竞争。
两年后，我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我的选民，格拉德·布鲁克讲师在苏联因所谓的从事“颠覆性犯罪活动”（即走私反苏材料）被拘捕一事，已使我对苏联一贯的不尊重人权的做法极其反感。我多次要求政府和下院解决此案，但均未奏效。当时苏联人已把布鲁克先生当作他们玩的把戏中的一个小卒，他们想用布鲁克来使他们的间谍克鲁格夫妇获释。（最终１９６９年进行了此项交易。）我在帮助格拉德·布鲁克获释中得到的一个好处是：我与英苏关系议员小组有了接触。使我吃惊的是随着我们交往的增多，我发现这些议员与我有着同样的反共意识，但与我不同的是，他们是这个领域的真正专家。特别是西里尔·奥斯本首先在评价苏联策略并提出对策方面给我以教益。是他在我赴苏联之前，向我建议，首先我不应该让苏联人负担我的机票费，第二我应坚持要求访问几个教堂，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还告诉我赢得他们尊重的唯一办法是明白无误地向他们表明你不是软弱可欺的。这一切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是与和蔼可亲的保罗·查农及其妻子前往莫斯科的。我们的日程很满，不仅游览了莫斯科，还去了列宁格勒（以前的名字，现在又恢复原名圣彼得堡）及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尽管各个城市的名字不同，但我们所听到的宣传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毫无感情的、源源不断的数字，证明苏联的工业和社会比西方优越。至少对访问者来说，这种做法毫无想象力，缺乏幽默感，只能白白招来讽刺。我参观的一家美术馆外面有一座塑像，一个铁匠用铁锤铸打一把剑。我的陪同很自豪地感慨道：“这代表共产主义。”“其实，不是。”我反唇相讥：“这来自《旧约全书》——他们将把利剑锤炼成犁头，把长矛锤炼成锄头。”对此这位体格健壮的审美家毫无反驳之力。天啊：我记得在卫理公会主日学校里学过这段圣经。
还有一次，有人随便问我既然和平与和睦相处是全世界人民的目标，那么是否可以解散象征“冷战”的北约。“当然不行”，我说：“北约保持了和平，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其强大地位。”我在访问斯大林格勒时也遇到类似情况。当地的政治领导人报怨说自从上一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考文垂断绝了与他们的关系，我不会为这件事道歉。实际上，随着国际制裁的解除，很难有这样的组织使苏联政府害怕了。
然而在官方宣传、灰色的大街、空荡荡的店铺以及严重失修的工人住宅背后是苦难的俄罗斯人民。当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老人向我讲述战争年代他们所经历的巨大痛苦时，他们的眼里充满泪水。毫无疑问，这些泪水都是真实的。我与之交谈的俄罗斯大学的年轻人，谈话时特别谨慎，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在克勃格的监视之下，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为能了解到西方的一些情况而感到十分兴奋。另外，政府人员也还是人，我在访问莫斯科客运系统经理时，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一个新的开发项目的决策是如何经过一个又一个委员会作出的，——我把这种程序称之为一个无限的不决策的链条。我的眼光与一个年轻人相碰，他也许是这个经理的助手，正站在他的身后，他难以抑制脸上的明显笑容。
我对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而这一印象在我后来对该国的访问中进一步加深。一方面俄罗斯有着丰富的文化成就，它源于古老的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又给予了很好地保护；另一方面，普通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艰苦，两者形成强烈对比。列宁格勒有典藏丰富的艾尔米塔什美术馆和基洛夫芭蕾舞团，以上两地我都去访问过。在列宁格勒一个寒冷的早晨，６点３０分，天还没亮，我从饭店卧室的窗户里看到许多外出工作的母亲带着她们的孩子穿过大街。她们把孩子全天放在国家办的托儿所里，约１２小时后再把孩子接回。在莫斯科机场等候延误航班回国时，我买了一套精美的珊瑚绿茶具，它是我收藏品中的骄做。我每每看到这套茶具，就想起生产该产品的国度里的人民，他们所受的折磨和所付出的无望的辛劳。
第五节 塞尔斯登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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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伦敦后，就被调任影子内阁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将离开政坛出任利兹大学副校长。爱德华因在保护文法学校方面不够坚决，在年会上受到基层许多人的反对。尽管我们的意见相左，但他的离去仍使我很难过。他是我政界的老朋友，我知道我会思念他的才智、敏锐及正直。但这对我完全是一个提升，尽管我后来得知我本来只是一个后备人选，基思·约瑟夫最初是接任爱德华的第一人选。我之所以得到这个职位，是因为雷吉·莫德林拒绝接替基思任影子内阁贸易、工业发言人。
我对我的新角色很满意。我知道我能干到今天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我受到了自由的（或近乎于自由的）良好教育，我也想让其他人有同样的机会，社会主义的教育政策——一律向下看齐，以求平衡，剥夺了有天赋的学生继续深造的机会，是学生获得良好教育的一个重要障碍。我还被这一职务的科学方面所深深吸引，当时这个职务负责影子内阁的教育和科学部。另外，我想，妇女至少母亲们，从本能上关心儿童的教育。
教育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主要战场之一，１９６４年大选以后，工党决意把整个中等教育体制变成综合性学校体制，并采取一系列举措要求地方教育当局提交改革计划。（在我担任影子内阁教育事务发言人几个月后，工党向议会提交了有关法案。）爱德华在考虑保守党该做出什么反应并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很快摆在了我的面前。
影子内阁及保守党在中等教育选拔制原则上，特别是在对１１岁以上学生进行选拔而举行的考试，即中学入学考试上有很大分歧。为了更简单一些，有必要区分在保守党内的４种不同态度。第一，有一些人对国家教育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兴趣，因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这部分人很重要，他们不大可能为政治上的权宜之争所动摇。第二，有一些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都未能进入文法学校，而且对他们在现代中学所受的教育感到失望。第三，有一些保守党人，或者因为他们自己是教师，或者因为与教育界有一些其他联系，接受了许多当时流行的平等理论。最后，是像我一样受过文法学校教育的一些人，强烈反对取消文法学校，而且义无反顾地支持选拔制。
我也意识到，影子内阁内部的观点也与上述情况大体相同。总的来说，影子大臣们并不想使教育成为下次大选的一个主要议题。这未必是一个愚蠢的观点。保守党内部民意测验和公开的民意测验都显示，１１岁以上学生的选拔制不受欢迎，人们至少准备说他们支持综合学校。如果他们被问及他们怎么看待根据综合性计划重新组建某些具体的地方学校，他们是否还会持同样看法，以及他们是否懂得“综合化”意味着什么，那当然是两码事了。例如，综合性概念的全面含义和一个学校对所有入学新生开放，但要根据智力对学生进行划分之间存在很大不同。综合性概念首先属于社会工程，其次才是教育，在这种教育中不把学生按智力划分。事实上，正如我后来于１９７０年２月在关于工党的教育法案二读辩论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对选拔制的攻击是荒唐的，因为选拔制一定会继续以某种形式贯穿１１岁以上学生的教育体制。我当时还应补充一点：如果你们不根据智力进行选拔，你们不可避免地会根据其它一些不令人满意的标准来选拔，实际上这个标准常常是收入，因为富裕家庭才会举家迁往有适合他们孩子接受教育的好学校的中产阶级居住的地方。一些工党议员和许多工党支持者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当哈罗德·威尔逊放弃了他曾做出的支持文法学校的承诺时，他们感到他背叛了他们。我之所以在委员会的辩论中意外地取胜，使工党删除了教育法案第一条，就是因为两名工党议员故意缺席。
在后来我接管影子内阁教育部时，党的政策小组已提交了一份报告。教育政策已基本确定。它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我们已决定把重点放在改善初级学校上。二是为尽可能减少１１岁以上学生选拔制的辩论，我们强调地方教育当局在建议保留文法学校或建立综合学校上有自主权，以代替工党强制推行综合学校的政策。
支持这个计划的充分理由是：第一，如果要扼制文盲和不会数数的人不断上升的趋势，改善儿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实际上保留文法学校的最好办法是反对中央集权。当然还有另一方面的理由。如果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错了的话，将大量费用花在幼儿园、小学教育及教师上就没有什么意义。当然，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不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从长远来讲我们就不能捍卫文法学校，或者就此而言捍卫私立学校，不能捍卫直接拔款学校，甚至是实行分离制的综合性学校。
在既定政策和政治现实许可的范围之内，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后来，我得知：对某些人来说，我走得太远了，我被任命为教育事务发言人后不久曾应邀出席教育新闻记者在伦敦的坎怕兰饭店举行的午餐会，是在那里，我了解到这一点。我不但为文法学校辩论，而且也为现代学校辩论，那些在学业上难以出类拔萃的孩子事实上可以在现代学校中获得自我表现的机会和个人尊严。如果他们与那些学业上更加优秀的孩子进行直接的不断的竞争与相处，他们永远也得不到这些。如果人们希望的话，我也完全准备看到１１岁以上学生选拔制被取消或修改、而在晚些时候对孩子进行考试。我知道把那些大器晚成的孩子转到当地的文法学校是非常可能的，以便他们的能力可以得到正常开发。我确信太多的现代学校提供的是二流的教育。但这个弊端可以通过提高其教学水平来改善，而不是要降低文法学校的水平。参加坎伯兰饭店午餐会的人中只有两个人好像同意我的观点。此外，我所面对的是怀有敌意与根本不理解我的意见的人。不只是他们认为我错了，而且他们不能想像我能真地相信这类事情。这使我惊奇地发现那些为公众提供教育信息的人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保守党的教育政策中还有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我极力争取保守党在竞选宣言中无条件地承诺将学生离校年龄提高到１６岁，并成功了，只是负责财政的人们对此持有疑虑。我还在保守党于１９７０年初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召开的讨论会上提出、竟选宣言应赞同拟议中的成立新的独立的白金汉大学的计划，遭到特德·希思的强烈反对。尽管有基思·约瑟夫和其他人的支持，我还是没有成功，但至少最后我被允许在某次演讲中提及这所大学。我从来也未明白为什么特德如此激烈地反对这件事。
保守党在１月底２月初的一个周未，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召开的政策会议取得了成功。但成功的原因并非是人们经常说的那样。那种“保守党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进行激烈争论，导致保守党政策从根本上向右转”的说法是错误的。此前大家就主要政策已达成一致，并已写入竞选纲领的草案里。我们曾花费了好多时间仔细斟酌。我们已经对我们的移民政策作了精心的闸述。我们关于工会改革的建议已经刊登在《公平交易》上。在收入政策上，出现了令人有些费解的向右转。工党已经完全放弃了它自己的政策，所以没有必要再谈及是否需采取某种“自愿”收入政策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显然，雷吉·莫德林对我们没有提出解决所谓的“工资膨胀”的计划而感到不满。事实上，这个竞选纲领既回避了货币主义的观点，也回避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只简单他说：“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工党的高税收，货币贬值政策。工党的强制性工资控制是一个失败，我们不会重蹈其覆辙。”这种说法看似糊涂，实为明智之举。
但这又使我们后来遇到一些麻烦。竞选期间，高税收引起通货膨胀的谬误论点使中央总部写了一个短评，而这个短评使工党后来得以宣称：保守党说他们能够通过减税来一举降低物价。
由于新闻界对塞尔斯登帕克饭店会议的大量报导，我们似乎成了能认真地对英国的未来政策进行长远考虑的政府的替代者。而哈罗德·威尔逊攻击希思是“塞尔斯登人”又帮了我们的忙，它使我们平添了几分脚踏实地、善于争取民众的右翼政党的色彩，这对特德的冷淡形象起了冲淡作用，总之，塞尔斯登帕克饭店会议和保守党的竞选纲领《明天更美好》均使威尔逊政府暗淡无光。特别是威尔逊政府在工会的压力下放弃了《取代争吵》之后，政府内尔虞我诈，莫衷一是，交易不断。
在我们结束塞尔斯登帕克饭店的会议后和５日竞选运动开始前的一段时间里，反映两党地位的民意测验结果出现过反复。我们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开会时，是我们领先，我们认为我们能赢得大选。到了５日，我们非常突然地落后了。竟落后工党几个百分点。受民意测验结果的短期变化的鼓舞，哈罗德·威尔逊宣布６月１０日举行大选——我当上首相后从来没有忘记威尔逊的这个错误。当时，保守党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我们将在大选中失利。这种忧郁越来越强，大选期间，有一天我到老王后街的保守党研究部办公室索取一些材料，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似乎每个人都极其沮丧。
民意测验结果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或者其真实性有多少）不得而知。大选即将到来时、总有一些醒悟的支持者再次对党表示忠心。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我们多年在野期间未能认真地着手准备赢得反对社会主义思想斗争的胜利。我们将来执政时，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另外，我们未曾意识到，我们本应对我们的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但我们没有去做。
在这次竟选中，工党大肆攻击我们的政策。而我方像任何反对党一样，但比大多数反对党更理直气壮和不失时机地揭露工党破坏了一系列承诺——“工业不断稳步增长”，“没有权宜措施”，“不增加税收”，“不增加失业人数”，“你口袋里的英镑不会贬值”，“经济奇迹”等等。这也是我竞选演讲的内容，但我也利用了在全国主任教师联合会在斯卡伯勒组织的一次晚宴上作演讲的机会介绍了我们的教育政策。
很难知道是什么使形势出现了转机，如果说确实存在着对我们不利的形势的话。说来也怪，但情况确实如此。为保守党做出最重大贡献的两个人竟是势不两立相互为敌的两个人：特德·希思和伊诺克·鲍威尔。没有人能说特德是一个善于交流的人，重要的原因是特德在很大程度上不重视交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特德是一个正直、有远见的正派人。他对英国的未来有自己的构想——虽然这种构想有点专家治国论的味道。用基思５年前对我评价他的话来说，特德有“一种拯救英国的热情”。这突出表现在特德为竞选宣言所写的重要引言上。其中他攻击工党的政府是“廉价、平庸的政府，是骗人的政府”。他承诺要“建立一个新型政府”。特德的最后一次竞选广播讲话也表明他是一个深切地关心着他的国家、并愿为她献身的忠诚的爱国者。尽管如果我们输了，什么也救不了他，但他在竞选中表现得很出色。
伊诺克·鲍威尔也很出色。关于伊诺克是否会支持保守党的领导人以及他的计划曾经有许多猜测。党内对伊诺克的态度也有很大分歧。他３月曾到我们的协会讲话，我们因此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我决定发表一个声明，大意是：“那些享受这个国家言论自由的伟大传统的人，不应该否认他人，特别是像鲍威尔先生这样在战争年代建立卓越军功的人，享有这样的自由。”
在６月份的竟选中，伊诺克就工党政府经济上的失误，法律与秩序，欧洲问题作了３次重要讲话，呼吁人们投保守党的票。此外，托尼·本对伊诺克恶毒的人身攻击——把他和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很可能使许多本来不支持他的选民站在了他的一边。一些统计数字表明，伊诺克的介人使本来势均力敌的西米德兰的竞选向保守党倾斜。
当我的竞选结果在亨登技术学院宣布时，赢得了人们的巨大喝采。结果显示，我比工党候选人多得１１，０００张选禀，优势比以前扩大。然后我去萨伏依大旅馆参加《每日电讯报》的聚会，在那里我很快得知：民意测验的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即将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
星期五，我在我的选区清理文件，像往常一样写一些感谢信。我想特德会至少吸收一名妇女进入他的内阁。既然在影子内阁中特德已接受了我，我将成为那个幸运的女士。基于同样的逻辑，我很可能得到教育大臣之职。
星期六早晨，唐宁街１０号的私人秘书打来电话说特德想见我。我到了内阁办公室，祝贺他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我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客套，他还是直截了当，一本正经。他给了我教育大臣之职，我接受了。
我和丹尼斯回到了威斯敏斯特花园区的公寓，然后开车回到了兰伯赫斯特的家。我很难过，我父亲没能活到今天与我分享这一时刻。在他２月份去世之前，我回到格兰瑟姆去看他。他的胸部一直不好，后来发展成肺气肿，靠床边的氧气瓶维持生命。我的继母西塞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们是几年前结婚的，我的父亲跟她生活得很幸福。我在那儿的时候，时常有教堂、商界、当地政界、扶轮社和保龄球俱乐部的朋友来“看望阿尔夫的身体状况”。我希望在我临终前也有那么多的好朋友。
我曾参加了一个电台的节目讨论会，我知道，在我的父亲去世之前，他一直在听那个节目。他不会想到我会成为一名内阁大臣，我确信他从来也没有设想我会最终成为一名首相。他也许会希望我得到这一切，因为政治是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我这个女儿与他又是如此地相似。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政治权力是生活中最重要，甚至是最有效的东西。当我翻阅我的文件，为本书收集材料时，在我六年级化学笔记本背面，我发现了一些父亲的零散布道讲话提纲：
法令、权力、法律都不能挽救人类、国家，甚至任何特定的一代人。我们为此而担忧，最终我们丧失了信心，我们的信念开始动摇。而这种忧虑自古就有——耶稣两千年前就遇到了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了人间。
我的父亲一直到死都怀有这样的信念。
第一节 初步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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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星期一，我到教育和科学部上班。这是柯曾街上一座漂亮的老式房子。（真遗憾，１９７３年我们从这里搬到了滑铁卢区令人憎恶的新办公地点。）我受到常务次官比尔·派尔（后来受封为威廉·派尔爵士）和即将离任的常务次官赫伯特·安德鲁爵士的迎接。他们向我表示热烈欢迎，然后把我带到我自己的极为气派的办公室。文官们对你左一个“大臣”，右一个“大臣”，很容易让你一次又一次地为恭维所陶醉，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等待着我的是艰巨的工作。总的说来，我对为我配备的领导班子感到满意：一位对我友好，一位怀有敌意，另一位保持中立。我的老朋友、主计长埃克尔斯勋爵负责艺术教育，特德的亲密朋友比尔·冯·斯特劳本齐负责高等教育，贝尔斯特德勋爵负责与上院联系。特别让我高兴的是，前教育大臣戴维·埃克尔斯就在身边，虽被安排在另一栋楼里，他可以根据他在教育部工作的经验，给我提供个人意见。
但是，我在教育部遇到的麻烦主要不是由于个人性格不同，也不是因为第一次文化冲击后出现的工作作风上的对立——我的行政作风是决策时当机立断，而他们更习惯于互相磋商。实际上，我离开教育部时才知道，他们只是勉强对我表示尊重，因为我有自己的主张，而且希望他们尽快有效地执行我的决定。因此，从广义上讲，当时真正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我不知道，也没有去打听，我周围的高级文官投的是哪一个党的票，但教育和科学部的精神气质是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气质。这些人多半依旧本能地相信，统一计划论者和社会理论家们有能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说这话并不是想挖苦他们。工党里的许多人早已开始对此产生怀疑，可是这些教育家们仍保留着原来的使命感。他们不顾在一些学校实行平等主义政策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认为教育平等就是绝对地好，而且是实现社会平等的踏脚石，而社会平等本身也是毫无疑问地好。我很快就认清，我的周围没有朋友。
从反面来说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既然决心向传统教育观念挑战，就不能因遇到反对而抱怨。但另一方面。有两点必须加以考虑。第一，文官们向大臣提出的建议必须说实话，准确，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提出一些已被政府（和选民）摈弃的抱有偏见的旧观念。第二，即使从政府机关工作必须真诚无私、不偏不倚的狭义标准来衡量，一个政府部门和它的工作对象关系过于密切是危害极大的，而教育和科学部与教师工会特别是全国教师联合会的关系恰好就是那样。这一点我早已看得真切，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２日，星期六，在一家同业会馆举行庆祝全国教师联合会成立一百周年的晚餐会上，特德·希思因利拉·哈立德事件未能出席，临时由我代他宣读他的讲话，当时有许多教育和科学部高级文官出席，我立即明白，他们与全国教师联合会的关系极为亲密，他们互相开着玩笑，表达一些心照不宣的暗示和所谓的“身势语言”，这些举止表达的不是一般礼仪，而是说明彼此意气相投。
我们在１９７０年当选时提出的一套教育方针并不十分明确，这使得我与教育部文官们的麻烦更加复杂化。、在竞选运动中，我曾反复强调以下７点：
把着重点转移到小学；
扩大幼儿教育（这符合基思·约瑟夫的制止“恶性循环”论点）；
在中等教育方面，地方教育当局有权决定什么样的学校最适合当地情况，但应提醒他们不要“不可挽回地改变优秀学校，除非……另一种情况更好”；
将离校年龄提高到１６岁；
鼓励直接拨款学校，保留私立学校；
扩大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
对教师培训问题进行调查。
但竞选时提出的这些承诺并没有反映出明确的观点。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的，保守党内不同成员和不同派别对总的教育方针特别是对中等教育和文法学校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些保守党人赞成综合教育，这种主张与温和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毫无二致。另一方面，所谓教育《黑皮书》的作者们详细提出了极为不同的观点，他们强调纪律、选择和水准（包括保留具有高水准的现有文法学校）。他们的论点牢固地建立在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材料充分的批评上。我们就被夹在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之间。尽管我们常讲重大政策要前后一致，决策要小心谨慎，但本届政府丝毫没有去解决根本矛盾的意思。我清楚地意识到，在与本部文官的斗争中，也许不能指望得到内阁同僚们的支持。
第二节 文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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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育部上班第一天，我把周未在兰伯赫斯特写在旧练习本上的大约１５条行动纲领带在身边。对这１５条加以补充说明后，我撕下那几页纸，把它们交给了比尔·派尔。其中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一条是、取消托尼·克罗斯兰的第１０／６５号通知和第二年发出的第１０／６６号通知。前者要求地方当局按彻底实行综合教育方针提出改组中等教育的计划，后者规定，凡是拒绝实行学校综合化的地方教育当局，要收回发给它们的基本建设资金。
教育部肯定已经知道我党竟选宣言中有这样的内容——他们在竞选期间总是详细研究反对党的政策的。但他们显然以为上述政策会被淡化，或至少推迟执行。对我来说，我知道，关于停止迫使地方当局实行综合教育的承诺，对我们的支持者极为重要，任何延迟都将被视为软弱的表现，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结束犹豫不决的状态。我甚至在将１５条交给比尔·派尔以前就已告诉报界，我将立即撤销工党的两个通知。我甚至说明本来是打算在女王讲话时就这样做的。看来这话引起的惊慌传到了首相府，因为他们提醒我，推行此项政策须经内阁同意，尽管只是一种形式。
更严重的是，我不了解，撤销一项通知时必须发出新的通知，而发出通知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教育部内外不同意此项政策的人会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我手下的文官们毫不隐讳地表示，他们认为通知应以大量材料阐明教育部关于全国中等教育应采取什么形式的看法。这样做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我觉得完全无此必要。我们的政策的实质是鼓励多样性和选择人才，不是“规划”一套制度。而且，即使需要中央制定出一个标准，好让地方当局在实行改组时有所依据，现在也可以先说得笼统一些，以后再详尽阐述。很难使他们相信我的考虑是认真的。最后，我自己拟了一个初稿。他们立即认定表现勇气的较好方式是进行合作。结果，在６月３０日，星期二，发出了一份非常简短的通知——称为１０／７０号通知，正好赶在７月８日（星期三）就女王讲话进行教育辩论之前。
现在我遭到了教育界权势人士的猛烈攻击，因为我没有在发出通知前进行“正常磋商”。我觉得没有必要道歉。我在下院发言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毕竟“刚结束最大的磋商”，那就是大选。但是对那些经过过去２５年后，深信只有他们懂得最多的人来说。我的讲话起不了什么作用。工党教育问题发言人特德，肖特（他本人当过中学校长）甚至建议教师拒绝给升学甄别考试阅卷评分）以示抗议。全国教师联合会派出代表团前来见我，对我的做法表示不满。意味深长的是，他们着重批评我：“在明确教育形式方面放弃责任”。我想，如果那确是我的责任的话，全国教师联合会是不会喜欢我为教育明确的形式的。
事实上，我现在推行的政策比他们的讽刺画所描绘的要细致得多——虽然对有些被他们冷嘲热讽的立场本来还可以说得更多一些。１０／７０号通知撤销工党政府的有关通知后接着说：“本部大臣希望将教育方面的一般考虑、地方的具体需要与愿望以及妥善使用财力作为决定地方办学形式的主要原则。”通知还明确指出，设想的改组基本上不应引起剧烈变动：“如果某种具体组织形式运转良好并博得广泛支持，如无特殊理由，本部大臣希望对它不要再作进一步改变。”
地方教育当局过去惯常将它们管辖下的所有学校的总体改组计划送交教育部，但是、听起来也许令人觉得奇怪，这些计划和教育大臣对它们的意见，都没有法律效力。只有在按照１９９４年教育法第１３款发出公告后，计划才产生法律效力。该款要求地方教育当局必须将其关闭或开办学校、显著改变学校性质或修改学生就学年龄的意图公之于众——并通知教育部。对地方来说，学生家长、学校领导和当地居民可在两个月内提出反对意见。对中央来说，我作为教育大臣可以进行干预。该款称：“按本款规定向大臣提出的任何建议，进行他认为适当的修改后，由他批准。”
利用上述权力保护一些优秀学校不受全面改组之害不仅背离工党政策，也是有意违反爱德华·博伊尔的路线——博伊尔曾把第１３款称作“保留权力”。我本人是律师，而且知道改变或关闭学校的决定对地方民意至为敏感，所以我想最好还是将我的政策建立在第１３款赋予的权力的基础上，而不是靠发出几则通知来进行规劝。这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合情理，但事实上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行动处于法院的严密监视之下。我进行干预的理由有限。而且等到下院辩论发言时，我可以更清楚地阐明政策将如何贯彻。
我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虽然对此洋加说明从政治上考虑不大审慎。在此甚至有些保守党地方教育当局也遭受学校综合化的病菌侵袭之时，我的做法为挽救地方上一批优秀文法学校提供了最好机会。政府也有它的不利条件：仔细审阅大量个别建议必然会延迟答复。因此，我不可避免地遭到攻击，说我为了拖延关闭更多文法学校有意进行阻挠。但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我非常注意设法加速作出答复。实在是建议大多，应接不暇。我出任教育大臣后第一次参加下院辩论时需要对付的另一个问题是，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学校实行综合化的人经常提出的一个论点。他们认为实行既有综合中学又有文法学校的“混合”体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只是平等主义教育家们最拿手的论点的巧妙翻版。但粗看起来，它还颇有点儿说服力，把一批孩子分成文法学校学生和现代中学学生，然后把他们全体混合在一所综合中学内，这在理论上毕竟是不可能的。要么不对他们进行挑选，要么不把他们混合。但是这个论点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如果实行指定入学的地区比较大，那么同时开办按资质能力挑选学生的学校和资质能力参差不齐的学生一起学习的学校是可能的。正如我在辩论中答复特德·肖特时指出的那样：
当然，在某些很小的农村地区，我不认为可以同时开办一所综合学校，又开办一所文法学校，但这在一些很大的城市地区是可能的，因为文法学校和直接拨款学校的指定入学地区与综合学校的指定入学地区完全不一样。 ［尊敬的议员们喊，“不可能。］尊敬的反对派先生们说这不可能，可是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有些最好的综合学校就在有非常出色的选择制学校的地区内。
改变政策尽管引起了不少政治噪音，但它的实际效果有限。在我整个担任教育大臣期间，我们权衡考虑了大约３，６００件改组建议——绝大部分建议实行综合化——其中我只驳回了３２５件，约占９％，１９７０年夏，似乎出现了更多地方当局决定彻底改变或停止执行它们的改组计划的可能性。例如，保守党控制的伯明翰市是最早欢迎１０／７０号通知的教育当局之一，为挽救该市３６所文法学校曾进行激烈斗争。但到１９７２年，工党控制该市，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综合化计划。１９７３年６月，我驳回了该市市政会提出的１１２件建议中的６０件，拯救了该市１８所文法学校。
萨里郡里士满市政会的情况大致相似。他们曾拒绝按工党政府１０／６５通知提出改组计划，但１９７０年９月以很大的多数票表决通过结束选择制。我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同意他们在下一年实行改组。
我不得不作出的最令人尴尬的决定也许是有关巴尼特市的决定，我自己的选区就在该市区内。１９７０年１０月，保守党控制的巴尼特市政会决定实行综合教育。他们事前曾在学生家长中进行调查。７９％的家长显然赞成结束选择制。（事实上，其它全国性民意调查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思想混乱，大多数人既赞成综合教育，同时又赞成保留文法学校。）有人坚决反对巴尼特市的计划，１９７１年１月，我一共收到５，４００封抗议信。２月，我批准停办两所文法学校，但保住了第三所文法学校，理由是当地建议的并校计划会导致一校分处两地所造成的不便。４月，我又保住一所文法学校；６月，又阻挡两项计划，从而保住了一所很好的现代中学和另一所文法学校。当地保守党陷于分裂，我受到该市市政会的指责。同年９月，事实上大部分城市中等学校都转成了综合中学。地方当局一再修订计划。基督中学与伍德豪斯文法学校是争议的焦点。１９７５年我成为反对党领袖时，这两所中学依旧是文法学校。工党１９７６年教育法废除了第１３款并力图将综合制度从中央强加给英格兰和威尔士；到１９７８年，这两所学校也只是成了综合学校体系中的一部分（伍德豪斯是一所只有第六年级［最高年级］的私立中学。）
现在回过头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对教育结构的关注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这是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的特点。并不是说教育结构——无论是对行政机构还是对学校来说——不重要，但教育理论家们声称，有这样一种制度，它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的学校来说都优于其它制度。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自信却并未被事实证明正确。我在教育和科学部任职期间讨论中学改组计划时，遇到的首先是对文法学校的偏见。他们甚至想在学校里消灭把学生按能力分组的做法。我试图让女王陛下学校督察员办公室相信，不管他们的理论表明什么意思，他们至少应该承认文法学校里有大批优秀教员做着第一流的工作，女王陛下学校督察员办公室的许多报告的口气抹杀了他们最优秀的东西。
这种认为可以设计并实行一种单一结构的不切实际的观点也一再不攻自破，我听到过一些家长的亲自经历。有的人住在犯罪活动猖獗的地区，按照地方当局的规定，他们必须把孩子送往那里指定入学地点的综合性“社区中学”上学。他们在绝望之中不得不迁居他乡。少数幸运家庭附近有直接拨款学校，可以送孩子去那里上学。“但有些持有社会主义观点的地方教育当局根据教条主义的理由反对不受他们管辖的学校，拒绝接受分配给他们的进入直接拨款学校的学生名额。我对此不得不进行干预，以保证有学生补足这些空缺名额）但不管怎样，只有少数家长和孩子能够通过这种办法逃脱恶劣条件；当我告诉那些母亲，在现有体制下我实在无能为力时，心情无比沉重。
只是到后来当首相以后，我才能对他们进行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先是实行“助学计划”，继而设立“拨款维持学校”。今天依旧保持着这种情况，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我们应该做到更加容易开办新的学校，以便让家长有更多择校机会。如今要求实行教育担保贷款的议论日益强烈。它将最终弥合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之间的鸿沟。
此外，最近几年我很欣赏一种想法。保守党人保卫文法学校也就正是在当地保卫一种现有的社会公共机构，这种机构为不同背景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同时我们也是在保卫一种原则——即国家应按能力这个唯一标准挑选孩子，并把他们送进仅有的两种学校之一，这种原则远比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联系的自发社会秩序更符合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国家按能力挑选学生是统筹规划人力资源的一种方式。教育多样化和讲求办学质量——这一原则具有非常巩固的基础，在政治上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父母愿意择校，而不是国家按能力挑选，证明了此项原则的正确。
尽管如此，可是到１９７０年底，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一时还不会摆脱综合教育。
第三节 科学与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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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教育部任职，个人怀着对科学的浓厚兴趣；部内有关科学方面的工作由我分管负责。当时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把一大笔经费拨给５个科研机构使用——它们包括科学与工程、医药、农业、环境和社会科学。但后来讨论科学政策时，讨论很快决被“中央政策研究室（或称‘思想库’）报告”所支配，这个报告后来成为１９７２年７月的白皮书《政府研究与发展纲领》的基础。报告的主要建议是，今后应将这笔经费拨一定比例给有关政府部门、使其能决定由它自己的机构出钱兴办项目——这就是所谓的“顾客——承包人”原则。我不反对这项原则，但是我担心这样做会减少科研机构直接支配的金额一除非增加科研经费的预算总额。
这一问题也许并不重要。的确，与整个科学政策相比，它确实并不重要。那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关于政府部门与科研机构之间的确切关系的争论，与政府在科研工作中的战略作用这个更广泛、极端重要的问题相比，的确无关紧要。特德认为，由政府出资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不应进行纯科学研究，虽然他也承认，任何研究机构必然会有一部分纯粹的基础研究。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只是在过了若干年我当上首相以后、我才能系统地阐明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政府应集中力量为基础科学提供资金，而把基础科学的运用和发展工作留给私营部门去做。但当时我已对有些政策可能使纯科学研究经费匾乏深感不安。
有一次，我直接参与了支持一项耗资巨大的前沿科学研究工程，那就是参加欧洲建造特大质子加速器（也称原子击破器）的科研计划，它的目的是最终揭示物质结构的奥秘。上届工党政府于１９６８年退出这个项目。作为政府初期紧缩开支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对此也退缩不前，因为有些人认为，考虑到该项目的理论研究性质，耗资未免过大。但是我常想，要是英国在经济严重困难的３０年代没有坚持核研究，英美就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保证二次大战的胜利，后来又保住西欧免受斯大林的进攻。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因此，１９７０年９月，我和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主席布赖恩·弗劳尔斯爵士一起前往日内瓦附近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去亲眼看看想象中的东西并进一步了解这项科研项目的情况及其发展前景。回国后我深信，如果我们能保证搞好财政控制，这项由１２个国家参加的科研项目是值得支持的，而且设法说服了我的同事们。
可是总的说来，我感到政府对科学的态度不够激进，想象力很不够。我料想许多科学家——不仅是那些专业观点很强的人——有此同感，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６日，星期二，特德在首相府为英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其中有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时的导师多萝西·霍奇金——举行晚餐招待会，我当然也参加了。由于几方面的原因，这次招待会是一次富于启发性的集会。特德在讨论中谈到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情况，他认为历史学家将会作出结论，断定此举是本届政府的最大成就。他把科学描述为某种能用来帮助英国工业进入欧洲市场的东西。有人支持这种观点，也有人提出批评，批评意见代表了我的立场。从实质上讲，我认为政府应该资助纯科学研究，而不是组织欧洲科学家共同参加巨大项目，从技术上去提高欧洲国家经济的竞争力。科学已经国际化；扩大欧洲共同体不会起重大作用；发展已经国际化的科学要靠一些科学家各自在本国工作。可以这么说，国家组织他们越少，产生的效果会越好。当然，这条规律也有它的例外。比如，假如科研项目投资过大，一个国家单独承担不起，就需要合作——因此，我支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工作。
所以，我对我作为教育大臣不得不实行的科学政策有所怀疑。但我们的政策始终没有取得多大结果。科学不会像政治家们喜欢想象的那样迎合政治方向。实际上，科学发展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并不像经济发展的历史，而更像是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发展的历史。伟大的科学发展并非来自“实际的”研究与发展计划，它来自有创造性科学头脑的人一像那天晚上同特德和我一起坐在餐桌周围的那些人——那些将科学推向知识前沿，揭示宇宙奥秘的人。政治家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希望技术能立竿见影，迅速产生效果。而科学家有比较长远的眼光，他们是正确的。格拉德斯通有一次见到迈克尔·法拉第时间他，他对电的研究真会有什么用处吗？法拉第很有预见地回答说：“是的，先生。将来有一天你会收电费呢。”
第二个使我失望的问题是教师培训问题。我前面已经提到，竞选宣言已作出承诺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这是我到部里上班第一天交给比尔，派尔的单子上写得清清楚楚的行动纲领之一。对这个问题我早已有明确看法。我觉得，教师数目大量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教师质量。虽然不断出现不易找到愿教数学和科学的实习教师的现象，实际上“缺乏教师”的怨言并无多大根据。真正缺乏的是优秀教师。改变教师的工资结构，奖励和鼓励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和高级教师会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全国教师联合会对扩大工资差别非常谨慎。但教师培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想认真调查一下，受培训教师是否以正确的方式和恰当的水平在学习恰当的课目。于是我任命鲁肖尔米的詹姆斯勋爵为教师培训调查委员会主席。他曾任全国最优秀学校之一的曼彻斯特文法学校校长。我坚持要求和他一起进行调查的人以此为专职工作，一年内提出报告。结果，报告及时在１９７２年１月发表，内容细致详尽，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报告着重论述了我感兴趣的在职培训方式，这样的培训能使教师实际了解如何在坐满孩子的课堂里上课。其次，报告建议高等教育增设新的两年制一这一条也是我所竭力主张的——在这种两年制学校里，将来当教师的学生与其他打算进人工业界或专门职业界的学生一起学习。但报告局限于培训结构，没有讨论培训课程内容，使报告的价值受到一定限制。结果，我打算在有计划的调查中讨论教师培训课程的企图落空。政治家介入这类事情当时仍被视为禁忌，１５年后，情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善。我作为首相仍对如何提高教学质量问题感到困惑。
可是，尽管我对许多教师工会会员的观点很有意见（有些人的工会会员成份多于教师成份），我在教育和科学部工作这些年所得到的最后印象是，大多数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是真诚无私、兢兢业业的。有时候，一些在最困难的学校里教书的教师到部里来找我，告诉我他们处理“成问题的”孩子的经验（学生的“问题”常常可以追查到家长身上）。有几次，我到他们的学校去跟他们交谈，看他们如何解决课堂上出现的问题。
教师永远代替不了家庭，然而一个好的教师不能忽视孩子放学回家以后的情况，比如，会不会受到虐待。有一次，一位教师提出的问题使我陷入两难境地：
星期五下午４点，其他孩子都已回家，有个孩子呆在你身边不走，求你别让他回家。你感觉到肯定出了什么严重问题，但无法证实。也许是孩子受到打骂，也许是家里无人照管，也可能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他极不愉快。你是否应该陪孩子回家，告诉他父母孩子有些情绪低落？当然，你对他们说孩子没有抱怨，也没有干什么蠢事，你只是温和地问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会不会你一走孩子就挨揍。你是否该向当局汇报？那样做也许会产生更坏的后果。或者你不采取任何行动，希望这只是暂时发生的问题，会自行解决？撒切尔夫人，你会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合适答案。我们经常碰到这类棘手问题，但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所有情况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训练有素、能识别虐待儿童迹象的教师、社会工作者和警察，同时要记住一个谁都明白的观念：大多数父母是爱自己孩子的。在这３种人中，教师的作用最重要，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最了解孩子的情况。如果要他们完成这项细致而又重要的任务，那么，只要充分恢复他们的权威——不仅是对孩子的权威，而且是在家长心目中的权威——他们是能够完成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些不好的家长也可能会有所收敛。
第四节 供应牛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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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工作几年，至少在一个方面为后来担任首相作了极好的准备。我不断遭受猛烈攻击，而那些攻击与我的过失几乎沾不上边。
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我前面讲述了关于文法学校与综合学校的争论。然而这些争论给我带来的麻烦不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人——不仅是保守党人一同意我的做法，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其它方面给不少人带来了好消息。例如，有人以温和的方式赞扬我挽救了开放大学。在反对派方面，伊恩·麦克劳德和爱德华·博伊尔都曾公开表示反对举办开放大学，他们认为有许多教育机构比它更需优先得到政府帮助。竞选宣言并没有提出取消该大学，很多人却希望让它死亡。但我对被称作“空中电波大学”的概念真心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能使更多人廉价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因为我认为特别是实习教师能从中受益，因为我非常关心用技术手段给学生创造接受最良好教育的机会，尤其因为它给许多人提供了一生中第二次受教育的机会。不管怎样，这年秋季开放大学即将招收第一批学员，停办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同时使许多人的学习希望破灭。在此情况下，我同意暂时减少招生人数并开辟其它节约经费途径，以此为条件，我的内阁同僚们允许开放大学继续办下去。
１９７０年秋，对政府开支问题讨论得很多。财政部开了一张紧缩教育经费的单子——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学校膳食和牛奶实行收费。根据我自己在格兰瑟姆念书的经验，我知道使用图书是多么重要。因此，我说服内阁取消图书馆收费的建议，同时勉强同意博物馆和画廊收取门票（保留每周一天免费开放）。但要求削减更多开支的压力继续存在，我不得不列出首先削减开支的项目单子。
我不得不承认，学校提供的膳食和牛奶是可以首先考虑的节约开支项目。有条件的家庭似乎没有理由不为负担学校膳费多作一些贡献。我想，只要我能表明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将用于建设初等学校的计划（这是我们已经确定的优先项目），我就可以为削减学校膳费进行辩护。在教育部的预算范围内，理应先安排教育方面的开支，后安排“福利”方面的开支，“福利”方面的开支原则上应由基思·约瑟夫的社会服务部负担。
至于学校供应牛奶，对于从健康需要考虑供应牛奶有好处，早已存在不同看法。我在亨廷托尔路上小学的时候，我父母为我在学校里喝牛奶每周付两个半便士，对此毫无怨言。到１９７０年，已经没有哪个家庭困难到如此程度，以致学校供应的牛奶成为维持孩子营养必不可少的食品。托尼·巴伯（伊恩·麦克劳德去世后，他于１９７０年７月接任财政部大臣）要我全部取消学校免费供应牛奶。但出于政治和福利方面的考虑，我比较谨慎。我设法将界线划在：提高学校膳食的价格，同时对年满７岁的小学生取消免费供奶。为防止招致不满，这些温和的改革还附加了一条规定：因医疗原因需要喝牛奶的儿童可继续得到供应，直至进入中学为止。总之，我有效地保护了教育预算。
新闻界的反应也不错。《每日邮报》称我已成为“新的女中豪杰”。《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我改造４６０所破旧小学的计划。《卫报》指出，“这次对教育预算的袭击极为轻微，学校膳食和牛奶是主要打击对象。撒切尔夫人赢得了一场保全建设小学高额计划的战斗，并使它变为改建破旧小学。”
这种情况如能维持下去。那是令人愉快的。
麻烦在于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６个月后，我们提出一项法案，解除地方教育当局向学生免费供应牛奶的法律义务，并允许它们自行决定是否收取少量牛奶费。这为工党提供了在议会制造事端的机会。
但是甚至在此以前，报界已在有关学校膳费的报道中登载一些他们发掘的材料。有一篇报道称，有些地方教育当局将向携带三明治到学校当午餐的学生收费。《太阳报》的标题是“孩子携带三明治‘受罚’风暴”。工党也在议会参加大合唱。我发出通知禁止此类做法。但那篇报道重新引起了公众对学校提高膳费的关注。一夜之间，在学校就餐的学生人数成了政治上敏感的指标。我在６０年代担任政务次官时经常听到一种议论，说按调查家庭经济状况结果领取补助是一种“耻辱”，这种议论现在又开始出现。有人说，家境贫困有资格享用免费午餐的孩子看到富裕的同学自己花钱付餐费会感到蒙受羞辱。我通过电视讲话——这样做大概不明智——建议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不妨把餐费放在信封内让孩子交给学校，老师把找头放在信封内带回家。有资格免费就餐的贫困孩子可把一些硬币零钱放在信封内交给学校。然后由老师如数退还给他们。这一建议当然只是使问题更加棘手。
不管怎么说，时隔不久，大规模的“牛奶喧闹”使膳费问题的辩论相形见继。原先赞扬我通过削减牛奶和膳费开支成功地保护了教育预算的报纸，突然改变了调门。《卫报》把教育（牛奶）法案说成是“一项惩罚性措施，永远不该提交议会讨论”。《每日邮报》要我“重新考虑”。《太阳报》则想知道：“撒切尔夫人是否通人情？”工党年会上的一名发言者建议报界用一个顺口溜式的标题：“撒切尔夫人，抢夺牛奶的人”。
新闻界一旦发现一个新闻富矿，自然要一挖到底。编辑和记者们毕竟是靠新闻生活的，政界人物则是他们最合适的猎物。于是，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报道内容。例如，某地工党市政会正在考虑购买一批乳牛，给本地孩子供应牛奶；某些地方教育当局为了回避执行有关法律，以含乳饮料代替牛奶；有些非教育当局的市政会根据１９６３年《地方政府法》规定的权力，开始采取步骤给７—１１岁儿童兔费供应牛奶。只有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市政会此类行动属于违法，但这要由内阁中苏格兰事务部和威尔士事务部的同事们去处理，我就管不着了。但所有这些指责最后落到谁身上，那是不问可知的。这场反对我的运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达到高潮，《太阳报》把我说成是”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
也许我过于天真，以为做了普遍认为对教育非常有益的事情，在争论为此作出的牺牲时，是会考虑到的。地方当局出于赤裸裸的政治原因，不愿向孩子们出售牛奶，而强迫他们出售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为微不足道的政治利益招致了最大的政治臭名。在与地方当局几个月的斗争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受害不浅；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断受到新闻媒体的冷枪和暗箭，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节省９００万英镑，而如果从基本建设预算中削减这个数目几乎不会产生丝毫影响。我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今后如果遭人非议，也应该是为了重要的大事，不该是为了区区小事，更不能是为了一杯牛奶。
如今我感到难过，苦恼，多少有些伤心，但比过去聪明了。一个女人，甚至是生活在男人世界中的专门职业女性，在遭到人身侮辱时，感情上比大多数男子更易受到伤害，这话大概是真的。我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感到最为快乐，可是反对我的人和报界却把我描绘成冷酷无情地侵害少年儿童福利的人，这使我受到深深伤害。但任何希望担任高级职务的政治家都必须作好经受这种考验的思想准备，有些人被击倒了，有些人却变得更加坚强。丹尼斯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他对这一切处理得非常出色，我能安然渡过难关，是由于他对我的爱和支持。后来，我养成了对报纸上有关我的报道和介绍不再去专心注意的习惯。我转而靠情况简报和摘录来了解情况。这样，如果报道失实，我就不予理睬；如果报道属实，那是我已经了解的事情。
整个１９７１年，正当学校供应牛奶问题使我遭到的攻击不断加剧时，在内阁讨论政府开支问题上我也深深陷入了一场苦斗。我主张按原先的设想继续进行建设小学的计划，它是重点发展初等教育总政策的关键，对我在学校膳食和牛奶问题上的论点也至关重要。因此，当部内一开始有人建议与财政部主张削减预算者妥协时，我表示反对，１９７１年４月，我交给比尔·派尔一个条子，写下了我们必须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不能接受按实际价格计算低于去年预算的方案。”
以下的情况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我意识到，其它部的同僚们并没有像我们部那样交出痛苦地节约下来的钱，结果照样让他们顺利过了关。作为削减膳食和牛奶开支的回报，我的建设小学计划提前一年获得同意。但由于从计划到动工修建一所小学需要几年时间，这项承诺的拨款也涉及好几年。其它部门得到准许可以在政府开支计划的整个５年期间扩大开支（即所谓的政府开支调查委员会制度）。此外，我们教育部如今还要向财政部上缴从高等教育方面缩减下来的节约款一亿多英镑，而同时内阁却把大笔大笔的钱花在工业补贴上。
我无法与当时的财政部首席大臣莫里斯·麦克米伦取得一致意见。于是我向内阁提出申诉——每个内阁大臣都有这样做的权利。可是使我恼火的是，我了解到首相府决定不允许我正式提出文件。我给特德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指出我在宣布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方面受到的压力。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你经常敦促我改进我部工作，可是目前基本建设方面正在妨碍我去改进工作。我迫切需要拿到一个令人满意的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额度。第三、第四、第五年的预算可由政府开支调查委员会开会考虑，但我希望届时能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
这封信可能过于简单，但写得太长你会有意见。你从巴黎回来后我能否见你？
他同意我于１９７１年６月提出我的预算计划——我控制了局面。在这个月稍晚一些时候，内阁几乎满足了我的建设小学计划所需要的一切。这正好赶上在伊斯特本举行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会年会上进行宣布；报纸用了这样的标题：“改善破旧小学校的创记录计划”。
我一到教育和科学部上班，这就是我唯一优先考虑的工作。由于这一考虑，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不得不作出（至少是不得不接受）关于削减教育开支的决定，这项决定使日子变得异常困难。当时有些学校教室漏雨，设备简陋，厕所设在屋外。我认为，７０年代不应该再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既然入学儿童“膨胀”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入学高峰是１９７３年），现在财政上还有些富余，可以用来改善仍在使用的破旧小学的状况。
然而，我参观伦敦南部一所新建学校后，事实向我生动地表明，除砖瓦和灰浆外，教育在其它方面也须作很大改进。带我参观的老师显然是没有受过正规业务训练的新手。一位老师告诉我，这所学校里的孩子看到他们的朋友不得不去附近一所旧学校上学，感到非常沮丧。大部分孩子显然是事先教好的，都异口同声表示同意这个说法。因此，当有个孩子站起来发表不同意见时，使在场的老师非常难堪。那个孩子说：“哦，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来这里以前，我念书的那所学校比这里旧而且小，但比这里舒适，同学之间更友好，知道别人怎样看待我们。”随着时间的逝去，我也愈来愈强烈地认识到了小规模学校的重要性。以后几年，我还开始考虑，我们大家过去过于注重于“投入”（新的校舍，昂贵的设备，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教师），而忽视了“产出”（教育质量，教学效果和行为标准）。
对教育体制——以及靠它存在的教育机构——中的弊病，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说来奇怪，这种看法主要不是靠阅读发人深思的分析，不是靠与目光敏锐的批评家的辩论，而是通过（几乎是偶然地）实际接触学校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以初等教育为例。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说法：这最初几年的学校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究竟应该给这些孩子教些什么？怎样教法？前保守党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委托撰写的普劳德报告，几乎人人都认为是最有权威的专家意见。它强烈主张小组教学，甚至是一对一授课，不主张以班级为单位讲课。我来到教育和科学部时，对这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当时对报告争议颇多。但我现在怀疑这个报告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小学引入了歧途。另外，参观一些小学以后，我的疑问开始出现。我发现，事实上个别孩子常常不参加小组活动，更没有参加全班教学，基本上是让他们玩自己的东西（不一定是很有用的东西）。我看到在一间开敞式平面布置的大教室里）分成几个小组的孩子们吵吵嚷嚷，毫无秩序，比较胆小的孩子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受到其他孩子威胁。我回部后告诉部内的建筑设计部门不要再鼓励此类开敞式教室。
我一开始就反对在中等阶级和专家中间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儿童的最佳学习方式是通过自我发现学到东西。这种信念抛弃了我们这一代的那种学习方式，认为那只是“死记硬背”。事实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教学方式都包括传授知识、训练记忆力、运用所学知识以及做到这些所需的自我约束能力。在空谈理论的狂热中，忘记了这些真理。
第五节 学生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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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大学学生会经费问题上出现了新的激动情绪，因此不管对我维护建设小学计划的赞扬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很快淡化消失了。与学校供应牛奶问题上的争论不同，学生会经费问题主要是左派运动中的强硬派组织的一次运动，因此政治上的危险性较小。但是它极为猖狂，它的矛头不仅是针对我的。我的女儿，正在伦敦大学学院念法律的卡罗尔，也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使我感到庆幸的是，她当时住在家里。
在欧洲和美国，这都是“学生革命”的高涨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作为这场运动特点的幼稚马克思主义和自私自利要求竟然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实在是异乎寻常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６０年代崇拜青年思潮的发展，那时青年人被认为是透彻理解人类状况的源泉，于是很多学生希望大家尊重他们的意见。
然而，当时的学生抗议运动根本不是社会进步的先导，它只是一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现象。大学在６０年代增加太快，许多大学的水准下降，传统特点消失。而且，这种现象正好发生在市场原则退却的时候，几乎普遍设想人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工作，国家也有能力让每个人就业。因此，这些没有根基的年轻人既缺乏他们５０年代前辈具有的权威，又不具备８０年代学生找到一份好工作所需的纪律性。
左派运动设法控制了许多学生会，因此也把持了拨给学生会的公款，他们用这些钱开展破坏活动。这种做法激怒了普通纳税人，甚至激怒了许多只希望好好学习的学生。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第一，学生会的经费；第二，学生会的活动。关于第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会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教育当局依法必须提供的会员费。学生会会员通常是强制性的；会费是直接拨给学生会的。关于学生会的活动，有些学生会利用这种方便条件，常常不顾学生会章程和会员的意愿，把收入用于派性目的。
１９７１年７月，我向内阁的内政和社会事务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我本来考虑设立一名学生会登记员，但这样做需要通过立法程序，于是我仅仅提出了比较温和的建议。今后，学生会会费不再包括在应付给大学的经费之内；稍稍提高学生助学金，使学生能按自愿原则参加某些俱乐部或社团；学生会所需设施由各学校负责提供；学生会的设施向所有学生开放，不管他们是否是学生会会员。这些改革除了能解决公款的使用问题外，还将消灭学生会的“封闭式工厂”性质，这种性质原则上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内政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不准备立即支持我的建议，但是我又重新提出那些论点，而且充分认识到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论，结果取得委员会同意。
比尔·冯·斯特劳本齐是直接负责磋商这些建议的国务部长，可是学生很快把我当作最仇恨的攻击对象。我不论到哪里都受到一群群学生的围攻。１１月初我在利兹大学参加一所新建筑奠基仪式时，大约有５００名学生企图用大声呐喊把我压倒。这个月晚些时候，我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玉大厅发布南岸工业大学命名文件时，遭到２０００名大声叫喊的学生阻挠，当地不得不出动十几名骑警保护我的汽车。１２月，抗议学生利用放假组织了一次全国性抗议日，各大学焚烧了我的模拟像。
这时候，许多大学的校长和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抗议采取默许态度。爱德华·博伊尔甚至在利兹大学学生群众大会上宣布他反对我的建议。既然这些建议只是提出来供磋商的（虽然发生的情况显然不能用“磋商”二字来描述），完全有可能让学生的情绪冷却下来并推迟采取行动。我就是这样做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大学当局自己不准备维护大学的价值并行使其权威，改革计划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当时一部分学生在神经紧张的学校当局的纵容支持下，开始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大学里不容异说的状况７０年代初达到了最为狂暴的程度。可是，同样的审查制度今天依然存在，只是不如过去明显而且更加制度化罢了。
第六节 尝试，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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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对政府和对我个人都是艰难的一年。不断加剧的压力愈积愈多，越来越难以忍受。正如我下面将描述的，到１９７２年初，政府终于丧失了信心。我虽然受到的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信心却始终保持不变。
可是，有些时事评论员怀着欣赏和遗憾的复杂心情，认为我已经完蛋了。我在兰伯赫斯特过完圣诞节回来上班时，读到报上正在对我的命运前途进行公开讨论。有张报纸称我是“没有人喜欢的夫人”。另一张报纸发表一篇貌似体贴他人的文章，题为《为什么撒切尔夫人如此不受欢迎》。但是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推到一边，专心处理工作。
事实上，不久，对我个人的攻击浪潮开始转向（对政府的还没有）。大概反对“抢夺牛奶”运动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１９７２年，更严重得多的问题——矿工罢工以及政府实行政策大转变所带来的各种因素——开始向我们袭来。这些问题使反对我个人的运动相形见继。当然，我显然是不会——至少不会心甘情愿地——屈服或退却的。但是我欠特德·希思一份情。
特德要我和我的一些官员１月１２日（星期三）到契克斯别墅去开会，对教育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我随身携带一份总结和瞻望教育情况的备忘录。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选举前的承诺只剩下一项尚未实施：即扩大幼儿教育。完成一些重大项目需要花许多钱。使我们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中等教育组织结构问题。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用我表述的原话来说——“我们本党的许多地方委员会正在顺时势随大流。问题是，在保卫现有文法学校与允许地方教育当局自作决定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平衡？”我们在契克斯别墅讨论了上述问题以及诸如学校供应牛奶和学生会等其它令人恼火的问题。特德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他很关心幼儿教育；他一直要求对学生会采取行动；他还非常合理地询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教育方面的理由来证明我们选择学生政策的正确性，而不只是讨论地方当局的自主权。
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特德邀请我和我的官员同他一起讨论教育问题，这件事至少和讨论本身一样重要，它意味着在可以预见到的一段时间内他并无让我离开教育部的打算。对于当时面临各种问题的我来说，这是对我的权威的有力支持。几天后，特德又在下院列举我取得的各项成就。他为什么要给我如此强有力的支持？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需要在他的内阁中有二位妇女，而当时找不到可靠的替代人选。但我认为这也体现了特德最令人钦佩的品格。他知道，我为之受到如此粗暴攻击的各项政策，实质上就是我在财政部压力下考虑政府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勉强接受的政策。他也知道我并没有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尽管不能指望他坚持某些政策，但对于那些为他和他的政府尽了最大努力的人，他总是支持的。这正是他的内阁成员能够团结一致支持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德对我表示的支持，仅为我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这就足够了。从１９－－７２年春天开始，我所经历的寒冷政治气候开始明显地解冻。４月我在全国教师联合会会议上的讲话不仅受到多数与会者的欢迎（讲话结束时他们向我欢呼），更重要的是新闻界也表示欢迎。这一次与通常不同，我在讲话中提出的建议是说给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听的。我宣布增加建设小学计划的预算，现在已达到创纪录水平。我还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了解小学校里教阅读和使用英语的情况，这已成为群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我暗示将进一步扩大幼儿教育，同时提醒大家存在着经费问题。但真正抓住评论员们想象力的是我对大型综合学校的批评。（这次讲话后，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对最后这个问题作了详细说明，着重提到前不久我否决了威尔特郡兴建一所招收２７００名学生的综合学校的计划。）
我站起来讲话时，一些左翼教师工会代表无礼退场。但这反而产生了额外的收获。新闻媒体不仅喜欢强调规模较小学校的优点，而且对这些人的退场提出批评，认为身为老师甚至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就没有给学生作出好的榜样。５月，那家过去说我是“没有人喜欢的夫人”的报纸，这次却当众赞美我是“变得成熟老练的玛格丽特”。带有几分嘲弄意味的是，这个击中要害的题目——我主张小规模学校——正是我自从在格兰瑟姆当小学生时起就一直信守不移的看法。
然而，直到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发表教育白皮书，才使我们的教育政策恢复运气。发表白皮书的决定是在部内讨论３份《纲领分析与检查报告》后作出的。内阁经过讨论，到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白皮书的标题。原先建议采用《教育：前进的纲领》，后来改为《教育：扩展的纲领》。现在看来，这是那几年过于雄心勃勃、高额开支的典型表现。白皮书提出了一个高额开支和改善政府供应的十年计划，其中有６点主要内容：包括改善或重建破旧中等学校的计划，增设弱智与残疾儿童特殊学校，适当提高中小学校教职员工对学生的比例。为满足以上几方面的资金需要，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对詹姆斯委员会提出的教师培训方面的建议，我们也作出了反应。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宣布大力发展幼儿教育。这个计划将满足９０％４岁儿童和５０％３岁儿童的入学要求，工作初期的重点放在缺乏幼儿教育设施的地区。现在看来，白皮书标志着“政府为解决英国教育制度中固有的问题而作出的最大努力，准备为此投入大量资金。
白皮书得到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每日电讯报》虽然批评白皮书未能对学生贷款提出建议，但认为它表明我是“我国最出色的改革——和花钱——的教育大臣之一”。《每日邮报》称它是一场“静悄俏的革命”，并评论说“战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做法”。比较令人不安的是，《卫报》的报道赞扬它是一个“进步的纲领”，并评论称——我希望这是言不由衷——“除了没有强制结束对１１——１２岁小学毕业生进行甄别考试的做法，撒切尔夫人离令人向往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目标已经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