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平五年（361年），皇帝司马聃死了，这位皇帝从二岁登基，刚到十九岁，可以按体制独立执政的时候，死了。
正史上没有说明原因，大家都知道《晋书》是正史中最八卦的，比如书里讲东晋执政最长的孝武帝司马曜的死：说是这位老哥，一次酒后出真言，跟宠妃张贵人吵架时，甩出一句赌气话：“俺不理你了！你年纪这么大，早该废了！” 说完，倒头呼呼大睡了。女人最怕被人说老，张女士一气之下，杀心便起，当晚皇帝就暴崩了。
这个只有《知音》才会登的故事，在起居注中没有记载，《晋书》自己也说这件事后来没人追究。所以这就有疑问了：既然无人追究，这种宫闱秘事，耳边小语，怎么会有人知道，难道张女士还学《笑傲江湖》的前朝太监，有写回忆录的习惯？早有人考证根本是野史传闻，但是作为正史，《晋书》竟堂而皇之地写了上去，以讹传讹。
《晋书》没有讲司马聃有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讲皇帝死前有什么先兆，皇帝说死就死了。八卦的史书竟然不讲八卦事，再加上这事发生在政治恶斗十分激烈的东晋时代，就显得更加蹊跷了。
换上新皇帝的第一年，桓温上了一道奏章，提议中央政府迁回刚刚被桓温收复的旧都洛阳。洛阳这时早已成为东晋与北方各国拉锯的地带，一会儿属你，一会儿属我，几经屠城之后，早已万物萧条，百姓星散，这时迁都洛阳，是极其不合适的，毕竟首都不是将军的中军帐，打到哪里，安营扎寨在哪里。如果迁都成功，整个中央都要依赖桓温的军事保护，王朝就要受制于桓氏家族。但是朝廷里没人敢提出异议。虽然王述说明同意迁都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毕竟过于不负责，不能作准。
皇帝之死和桓温迁都，两件事看起来没有瓜葛，但联系起来，意义就多了。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看司马聃到底怎么死的：
第一种可能是桓温做的手脚，这个可能性很小。桓温虽然是前任皇帝的女婿，但势力还没有到达中枢，更何况宫闱。而且桓温作为既得利益者，皇帝换人，朝中势力重新洗盘，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
第二种可能是朝廷权臣政变，这个可能性稍高。小皇帝在位的十七年，刚好是桓温势力崛起的黄金期，皇帝不可能不受桓温的影响；另一方面皇帝的独立执政，等于削减了朝臣权力。但这个理由也讲不通，因为如果朝臣真有这心思，其后也不必立个20岁的司马丕继任，干脆再立个两岁的小王子更省事。
第三种可能就比较复杂。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大臣请皇帝决策，奏章其实是过场，一定需要事先的沟通，桓温的动议，其实是摸新皇帝的底牌，给新皇帝难堪。
两相比较还是朝臣动手的可能性高：第一，如果是桓温动手，那么以他的性格，他不会一下子就提出动议，显得自己巴不得前皇帝早死似的。第二，桓温这么早就提动议，显得他对新皇帝没有什么信心，而且他对前皇帝之死也有点小道消息，拥护新皇帝的人，一般跟前皇帝之死脱不了干系，所以如果有人胆敢公然反对桓温，那么他就可以借题发挥，追究司马聃之死，甚至可以“清君侧”（后来，这个皇帝没当多久，果然被桓温给废了）。
无论怎么样，这件事都给谢安带来很大的震撼，因为朝廷与桓温的对立公开化了，朝臣表面顺从，但暗流涌动。这阵子，恰巧他的弟弟谢万死了。
谢万之死(1)
谢万被贬为庶民后的两年，又被朝廷起用为散骑常侍。在东晋政权中，有两个专为贵族设立的高级咨询官——黄门侍郎及散骑常侍，这两个官职合称“黄散”，相当于国务院参事，“黄散”最重要的功用是作为贵族晋升的踏脚石。换句话说，谢万借此“散骑”可以重出江湖了。这既可以说是谢家与桓家的妥协，毕竟桓温志在豫州，又不是针对谢家，也可以说是朝廷给桓温上眼药，无论如何，桓温与朝廷的对抗越来越公开了，作为东晋未来最重要的家族之一的代表人物，谢安这时需要重新站队了。
谢万死在桓温准备北伐前夕。作为桓温军府军政长官，谢安趁机辞职。
族中人不长寿，多英年早逝是当年谢氏的重要特点。谢氏家族自谢缵以来，去世时的年龄可以考知者，此外还有谢鲲43岁、谢尚50岁、谢据33岁、谢安66岁、谢石62岁、谢玄46岁、谢瞻35岁、谢惠连37岁、谢庄46岁，平均寿命43.2岁。谢氏除在东晋中叶出了两位60岁以上的人外，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在40岁上下，这与同一时期的世族琅琊王氏平均寿命50.07岁、太原王氏49.33岁、陈郡袁氏55岁等相比略低。
《南史·谢庄传》有一篇谢庄因病辞官的申请，理由之一是说：他家人历代都不长寿，高祖谢万去世时年仅40岁，曾祖谢韶仅33岁，祖谢思仅47岁，而他也已经35岁，到了该去世的年龄了（他后来一直有病，直到46岁时病逝）。谢家人的不幸大约还是因为遗传学上的问题。
如豫章太守谢鲲有子二人，其中之一幼年病逝，另一子谢尚虽风光当朝，但终因无子，不得不以从弟谢奕之子谢康继承爵位，而谢康又在未成年时病死。其后，谢康弟谢静以子谢肃出继谢尚，虽得以寿终，但又同样没有子嗣，只好再纳胞弟谢虔之子灵佑传递香火。盛极一时的谢鲲长房便是在这样的无人继承中衰落下去。同样，谢安长房谢瑶这一支，仅传了一代便无子嗣；谢安弟谢铁，长房在传了三代后无子嗣。贵显于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经常受后继乏人的困扰。
谢安族中，因病早亡或常受病魔缠身的人也特别多，这其中除有当时医疗水平低下的原因外，很难不让人与遗传学联系起来。东晋时，谢安族中封、胡、羯、末一时竟秀，但只有谢玄一人活到了46岁，其余3人全部在10岁或20余岁病死，其中的谢渊还未留有后人。谢玄本有兄弟7人，但6人都未活到成年。其后，谢述“有心虚疾，性理时或乖谬”；谢石“少患面创，疡之莫愈”；谢出也有“脚疾”。
谢家人的不幸早逝或体弱多病，不仅使本人深受其害，也为家族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族中多人早逝或绝后，家族的社会竞争力大为降低，而在孤儿寡母环境中长大的族中少年，因为缺乏兄妹子侄的帮助和影响，也难免不形成古怪个性。南朝谢灵运的狂傲不羁、谢超宗的盛气凌人，都可以把原因追溯到这里。更为重要的是，谢氏的许多房支都是因为后人不继而自动衰亡，以至最终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势力。南朝末年，整个谢氏家族只剩下谢嘏和谢贞两家，显然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结局，这其中除有政治形势变化而造成其社会地位降低的原因外，失传绝后显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因。
再来说谢万。我们经常说，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谢万像鸿毛一样死了，很窝囊地死了，但是与他的兵败被贬一样，是用悲剧拉开谢家的大剧。巴西一只蝴蝶拍动翅膀，引起中国的一场风暴，谢万就跟那只蝴蝶一样，引起中国历史的风暴。
当然，谢万的死，一定不是谢安辞职的惟一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站队问题，因为很明显，以桓温的强势和性格，假如真是桓温当政，是不能容下其他家族的，包括谢家。谢安为求自保，必须自觉归队到朝廷一边。
第二个原因是桓温府里极其无趣。那里都是些什么人呀，举个例子，有一回，有人给桓温送来了一种草药，就是中药铺里常见的“远志”，其实“远志”是这个植物的根的名字，这个植物的叶子叫“小草”，中草药里常有这样一药两名的例子，比如冬虫夏草。
桓温随口问一句：“它怎么会有两个名字呢？有什么区别？”
参军郝隆赶紧凑上来说一句：“主公，这草药，隐在山石中的部分就叫‘远志’，可长在山石外的呢，”他瞟一眼谢安，继续说，“就叫‘小草’啊！呵呵！”这显然是讽刺谢安早前玩“隐居”，搞得名满天下，很有“远志”的样子，出山后，只当个小司马就屁颠得不行，跟“小草”一样，浪得虚名而已。
这种下三滥的语言游戏，让谢安听得极其不爽。这位郝隆是位狂人，最出名的事，是有一年七月初七，大白天躺在院子里晒肚皮，人家问他：“你干嘛哪？”他就说：“我晒晒肚子里的书。”这人真是自大得可以，梁实秋是个厚道人，也不禁打趣说，可见那时的书真是少呀，一肚子就可装完。在桓温军府，郝隆当蛮族参军，分管少数民族，他不乐意，有一回大家一块儿做诗，他就用蛮语写，桓温很奇怪，问：“这都是什么呀？”郝隆不屑地说：“我说的是蛮语，我是蛮族参军，自然就得说蛮话了。”呵呵，搁现在，就是相当于会说几句英语，出口非得几句“洋泾浜”。一叶知秋，平时与王羲之等大名士交往的谢安，虎落平阳，与这些狂人成天混在一起，要多郁闷有多郁闷。这时候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发挥了作用。
谢万之死(2)
在桓温军府里韬晦了两年之后，谢安选择离开。
温润是君子的仁(1)
离开桓温军府之后，谢安应朝廷之请，担任吴兴太守。
这个官职不大，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它代表了朝廷对于谢安的重新认可，而且对于他列位中枢、管理国民经济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历练。
东晋官位大致上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由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如县令、郡太守（包括王国内史）。第二类是地方上不归朝廷选任、由郡太守自行辟除的郡功曹。第三类是中央职能部门官员。
在东晋，社会上除了有士族和庶族的阶层分等以外，士族之中还分高级士族和低级士族，比如替代东晋的刘宋第一任皇帝刘裕就是出自低级士族。等级不同，职位分配也不同，低级士族在地方上基本只能担任郡功曹，在中央，基本上也只能当事多还得罪人的治书侍御史和侍御史等极少数官职。
最高级士族一般爱当事少权多责任少的中央职能部门官员，而且还要指定当权力最大的吏部的官员。谢安女婿王国宝就是因为谢安没有安排他到吏部当官而成为仇人。
当然，中央职能部门事少，但收入也少。所以高门大户一般要安排子弟到比较富裕的郡县当官，直接刮地皮，收入要比当京官丰厚得多。所谓“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历史通例。
有个出身江夏高门的李充，因为家里穷，苦求外任地方官，谢安的堂姐夫褚裒就让他当剡县令，李充动身之前，褚裒跟他说，人家高门子弟都以当京官为荣，你为什么要当小县令呢，李充说：“穷猿投林，岂暇择木。”意思就是，当县令虽有失高门身份，但为了捞钱，也就顾不得了。
大家也习以为常，没有捞到钱，反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谢安有个老乡，曾经担任中宿（今广东清远县）县令，后来离任到首都，拜会谢安，谢安随口问了问，哎，你都搜了多少钱回来呀。中宿是个穷地方，这个老兄实在无钱可捞，只好刮地三尺，带蒲葵扇五万回来。
谢安一听，觉得这位老兄可真是亏死掉了。蒲葵扇不能吃，不能咬，放久了还会发霉。看在老乡份上，还是帮帮他吧，就顺手捡一把，每天人前人后摆来摆去，招摇过市，首都干部群众一看，哇，时尚指标人物谢哥哥都用这扇子，马上仿效，争抢着买，葵扇身价，水涨船高。所以谢安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产品代言人之一，只是他的报酬比较少而已。中宿后来归新会郡，新会葵扇一直是古代的驰名商标。清末民初，年产葵扇1亿柄以上，最高达1.2亿至1.4亿柄，成为当地支柱产业。
东晋全部统治区有郡约二百，县约一千，郡县也分为若干等级，其中最热门的县是二品县、三品县，最热门的郡是大郡以及首都周围的郡。因为在热门的郡县工作收入高，所以大家都抢着做，所以当太守，特别是富县、富郡的太守，夯实自已的经济基础，已经是东晋高官晋升前的必备条件。当时本来太守任期六年，但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任期就越来越短，到了刘宋，只有三年了，更多人只是过渡一阵子就走。
吴兴郡辖区在现在的浙江湖州、杭州、江苏宜兴一带，这是东晋经济腹地。吴兴郡与会稽郡和吴郡当时并称三吴，是江东最为富庶的地方。在地形上，这里不仅临近建康，可以互为犄角，而且易守难攻，汉灵帝时候，张角起义，湖北、江苏一带是重灾区，只有吴兴郡防守严密，没出什么问题。
所以无论经济、军事上，吴兴太守都是很重要的官职，就跟近代的上海市长一样，在政治上具有指标意义，是东晋世家大族晋升的主要路径，这个职务，著名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担任过，而谢家有近10人从东晋到南朝梁代初年的一百五十多年里先后出任过。
在任职吴兴太守之前，谢安对于这个职务也不陌生，因为谢万就是从这个职位上晋升到豫州刺史，谢万这个甩手掌柜，每天都要睡到日上三杆，哥哥谢安不放心，就随谢万上任，每天一早就要到谢万床头，大拍屏风，叫他起床。不过说实在话，当吴兴太守，的确不需要太能干的人，由谢万这样的甩手掌柜来做，其实最合适。
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胡扯的，第二个是严肃的：
第一，可以类比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总统华伦·哈定。哈定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之一，美国几次票选最差总统，哈定都跑不了。其实哈定颇有东晋名士风范，他个子很高，身体健壮，面庞英俊，性情随和，穿戴不俗，性格和风度颇讨人喜欢，更妙的是据说他的每天工作时间不到四小时，而且情妇不少，放在东晋，事迹一定会被写入《世说新语》。虽然哈定缺点很多，但他执政时期是美国二战前的黄金时代，工业兴旺，金融繁盛，房价飞涨，贸易兴盛，惟一的问题是农民失业问题比较严重。谢万执政时期的吴兴，享有天时地利，是鱼米之乡，GDP数据应当不错，与哈定时期相类，虽然农民问题也很严重，但是东晋时代庶族不能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农民的贫穷不会影响总体的政绩评价。
第二，大家都知道“萧规曹随”的典故，说是西汉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不仅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而且叫大家继续执行萧何政策，来个无为而治，同样把国家治理得繁荣昌盛，这是因为大乱过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稳定才是硬道理，政策胡乱变，稳定就无从说起。东晋情况和汉初类似，都是战乱频仍，现在人们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而且吴兴太守像走马灯一样换，如果每人一新政，就会像现在许多城市的发展政策一样，一会儿“东扩”、“西进”，一会儿“南移”、“北迁”，把老百姓折腾坏了。
温润是君子的仁(2)
所以谢万最合适当吴兴太守。
可能正是在随弟弟治理吴兴的那段经历启发了谢安，作为东晋最聪明能干的政治家，谢安执政吴兴的过程中，也同样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按现在的政绩观来评价，谢安在吴兴政绩有限，史书上根本查不到。野史上说他上任后，修治残缺，开垦荒野，劝课农桑，通关市，来远商。这也是没话找话，失之虚泛。可考的政绩只有一个，说是谢安在吴兴时，曾组织民工开城西官塘，相当于给人民提供了自来水，民获其利，颂称为“谢公塘”。
虽然没有一个大手笔，不过老百姓十分感激，后来还立了碑纪念。
说到立碑这件事，其实也很可疑。古代老百姓识字有限，更何况交通不便，知道太守的更是寥寥无几。即使以我们现在的传播和交通水平，有多少老百姓认识市长呢？所以立碑，基本上是乡绅的主意，少数拥有话语权的人用百姓名义说话，只能代表小众，不能代表大众评价。不过好在大家都知道，立碑与写讣告一样，基本上都是言过其实的，不用太在意。
但是谢安的这块碑来头很大，值得一说。其实唐朝天宝末年，这块碑就丢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名人写的，丢了就丢了，但是，大书法家颜真卿突然对这块碑感兴趣，觉得丢了可惜，就拿旧史遗文重立谢公碑，并在碑阴记述重立经过。名人事迹加上名人手迹，这块碑不成为名碑都难。
谢安在吴兴采用的这套无为而治但行之有效的执政思路，深深影响他后来的中央执政。
最后的金色(1)
谢安回归中枢之前的日子里，朝廷发生了几件大事。尽管谢安都没有在事件中心，但对于他后来的处境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件事是桓温势力终于直入中枢了。隆和二年（363年），皇帝加征西大将军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在这几个官衔中，“侍中”是高级咨询官，相当于中央政府秘书长，可以直接进皇帝内廷议事。“大司马”是所谓的“三司”之一，地位崇高，负责军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就是都督全国所有军事，也就是全国总司令，东晋建国以来，此职最重，只有王导、桓温这样的权臣才当过。排在最后的“录尚书事”是最关键的职务，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凡是真正总揽大权的，都必须加上录尚书事的称号。因为即使贵为丞相，也可能不处理日常公务，录尚书事则是一切公文都必须经他审阅，保证事权的高度集中。所以，这时的桓温，就相当于现代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军政府首脑了，权倾朝野。桓温一咳嗽，全国都感冒。
桓温的心病就是掌内政，这下得偿所愿了。
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一个好兵，可是当了将军之后，不想当皇帝，能不能算是一个好将军呢？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但是拿破仑将军后来就当了皇帝。
一个无敌的人，最容易有当至尊王者的欲望。
作为一个强者，桓温曾经感慨道：“男子汉不能流芳百世，也应当遗臭万年！”
有个不凑趣的术士杜炅，号称能预测人的贵贱，桓温问他自己的官位能到什么地步。杜炅说：“明公的功勋举世无双，官位能到大臣的顶峰。”桓温听后很不高兴。
桓温现在需要一个时机，一个当皇帝的时机。这个时机会不会来，要看他能不能给天下人找到一个理由，一个为什么司马氏必须把天下让给龙亢桓氏的理由。
桓温决定进行第三次北伐，在前两次北伐中，桓温都大胜而归，名利俱收，所以他希望通过此次北伐胜利的光环，让皇帝给他加九锡，然后再逼皇帝禅让，一举拿下司马家的政权，当上真正的一哥。这一招，桓温也是跟司马家学的，当年司马家就是逼老东家曹魏皇帝退位才有了天下。所以桓温的计划，虽然道德上有瑕疵，但道理上也说得过去。
福兮祸所依兮。太和四年（369年），桓温攻打燕国，起先势如破竹，但是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中了慕容垂的计，结果大败。
这个仗其实并不大，战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士兵轻敌冒进，常打胜战的桓家军对于冲锋陷阵，向来不怵，所以很容易中了别人埋伏；二是友军不配合，桓温虽然是“都督中外诸军事”，但地方实力派，比如豫州、徐州刺史并不买他的账，而朝廷中非桓温势力更是讨厌他，这些人阳奉阴违，两相勾结，桓温处境自然危险，在枋头战役中，桓温本来叫豫州刺史袁真攻水路，但袁真出工不出力，使桓家军孤军深入，一败涂地。
俗话说，爬得越高，摔得越惨，虽然只损失了几万人，但是桓温负面效应深远：
一是被迫走下神坛，桓温原来是常胜的战神，现在破了功。下过围棋的人都知道，盘面再好看，但是官子不好，情势一样会大逆转，桓温原来想收官了，结果收官没收好，被人翻了盘，败军之将，无以言勇，桓温当皇帝的理由就不充分了。
二是朝中本来紧绷的局势，现在被破了局。北伐前夕，桓温说一不二，没人敢说三道四，北伐正式开始，朝中群臣觉得晋室大厦将倾，文武百官全体总动员欢送将士出征，司徒司马昱甚至跟桓温密谈了很久。但是北伐失败，情况自然不同。
桓温功亏一篑，骑“马”难下。桓温已经60岁了，时间不等人，不能指望用下一次更大场的胜仗来弥补这次损失了。
想转移公众对于一件事情的注意力，必须用另一件更大条的事情来吸引公众。
有什么事情比桓温打败仗更大条呢？
这时，桓温旗下最牛逼人物郗超出场了，这个人是桓温智囊中的智囊。郗超长胡子，当时桓温府中还有一个著名谋士主簿王是短胡子，府里流传一句话：“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桓温英气高迈，少有看得上的人，但是他每次跟郗超谈话，总觉得郗超思想深不可测，非常佩服并重用他。士为知己者死，桓温重郗超，郗超也忠诚于桓温。
桓温北伐燕国时，郗超劝告说，这路途遥远，汴水又浅，恐怕运送粮食的水道难以畅通，后勤跟不上。但是桓温一意孤行，果然让人切断粮道，导致大败。当年六月，桓温行军至金乡（今山东嘉祥南），适逢大旱，河床干涸，水运断绝。桓温派冠军将军毛虎生在钜野（今山东巨野北）开挖运河300 里，引汶水和清水（古济水自钜野泽以下别名清水）会合。桓温率水军从清水进入黄河，船舰绵延几百里。
郗超又建议说：“从清水进入黄河，运输难以畅通。如果敌人不与我们交战，运输通道又断绝，只能靠着缴获敌人的积蓄来作给养，那又会一无所得，成为大问题。不如让现有部队全部径直开向邺城，他们害怕您的威名，一定会闻风溃逃，北归辽东、碣石。如果他们能出来迎战，那么事情就可以立见分晓。如果他们想盘踞邺城固守，那么值此盛夏之时，难以行动。易水以南的百姓，一定会恭敬地向我们请求指令。要是您认为此计欠稳妥，那也有一个万全之策，就是先停兵于黄河、济水，控制水路运输，等到储备充足，到明年夏天再进军。虽说拖延了时间，但一定会成功。舍此二策而让绵延百里的军队北上，进不能迅速取胜，退则必然导致差错与粮饷匮乏。敌人如果趁势和我们周旋，一旦入了秋冬季节，水路更加难以畅通。而且北方寒冷较早，三军将士随身带的皮衣冬装很少，恐怕到那时所忧虑的，就不仅仅是没有粮食了。”桓温又没有听从，继续挥军伐燕，果然大败。
最后的金色(2)
郗超是桓温心腹中的心腹，亲近到什么程度？作为一个参谋，他经常和桓温一起睡觉。桓温枋头大败后，深以为耻，太和六年（371 年）正月，桓温攻克寿春，他很高兴地问郗超：“这一战可以雪枋头之耻吗？”郗超说：“没有。”过了许久，郗超到桓温的住所留宿，半夜时分对桓温说：“明公您承担着天下的重任，如今以六十高龄，却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中失败，如果不建立非常的功勋，就不足以镇服、满足百姓的愿望！”桓温说：“那么该怎么办呢？”郗超说：“明公不干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黜昌邑王那样的游戏，就无法建立大的威势与权力，镇压四海。”桓温历来怀有此心，对郗超所说的深以为然，于是就和他商定计议。
那么如何罢免皇帝呢？搞臭政治人物，最简便的方法是抹黑、抹黄。对床笫之事，别人无从考证，虽然这些招术太滥，但是管用。而且对越大条的人物，抹黑程度够狠，话题够人神共愤，越容易坐实。
于是不久，文武百官中悄悄流转一个超级八卦：皇帝司马奕有阳痿！？更劲爆的还在后头，这个阳痿皇帝不仅废了“武功”，还很变态，让身边的宠臣与自己的后宫两位美人乱搞，还生了三个儿子，而且这些冒牌龙种还将被册立为太子，准备继承晋室天下。
这还了得，皇室要改姓了，国家要变色了。
桓温“被迫”出手干预了，他面见早已退居后宫不管事的褚太后，请求废黜司马奕，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为皇帝，他还草拟好诏令，只等褚太后签名。
褚太后也不是等闲之辈，她看了几个字，就明白其中曲折，来个顺水推舟，说：“我自己本来就怀疑是这样！”看了一半，又说：“不幸遭受了这样的种种忧患，想到司马家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心如刀割！”这话就有意思了：表面是附和桓温，觉得司马家一个个真没出息，桓司马替我解了心忧，另一层意思给司马家的后代留话，不能怪我妇道人家，你们家当皇帝的都是一副熊样，我也无可奈何；最后一层是软中带硬，给桓温留话，你桓温这样做对不起司马家的人。
所以说，这个女人不简单。
太和六年（371年），在桓温的操作下，东晋生生换了个皇帝。桓温成为晋室的拯救者。
权力斗争中有两类名与权不相符的悲剧性人物：一是实力强，地位低的人，他们为了掌大权，免不了要进行政治清洗；一是地位崇高，但实力不逮的人，往往要被清算，因为他挡了别人的路。整个东晋王朝里，名义上可以制约桓温的，只有两个人，一是皇帝司马奕，二是司马昱。丞相司马昱分管内政，是朝中除桓温外最有实力的人，但是有证据表明，他与桓温之间暗通款曲。所以在朝里，皇帝成了最大的摆设。现在为了桓温的皇帝梦，连这个摆设也不要了。
桓温的如意算盘是，司马昱为人唯唯诺诺，很听话，他上台后很快就可以把帝位传给桓温。
但是桓温没有算到的是，司马昱被桓温的气势吓坏了，他总担心自己什么时候被人做掉，为了自保，他不得不重用谢安等人来牵制桓温。
短兵相接
咸安二年（372年）六月，刚被桓温扶上马的傀儡皇帝司马昱要死了。
司马昱原来是个甩手掌柜，结果因缘际会，当上了皇帝。他本来很快乐，时不时组织一帮人来喝酒聊天清谈，但是当上皇帝后，他担心被桓温杀死，整天忧心如焚，郗超怕他早死，影响桓温夺权进程，就跟他保证说，用他郗家百多颗人头担保，桓温不会对他下手。但是，司马昱参政议政这么多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他哪里肯信郗超的劝告，终于生生给吓死了。
司马昱这一死不打紧，马上产生了一系列重大法统问题：传位给谁？司马昱的皇位是桓温给的，当初桓温费了许多劲，又废司马奕，又扶司马昱，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司马昱作过渡皇帝。现在司马昱要死了，皇位要不要让出来？
兹事体大。围绕这个问题，拥桓和反桓两派立场鲜明，谢安是反桓的领袖人物。
早在桓温第三次北伐前（约366年），谢安已完成基层锻炼经历，调到中央担任皇帝的高级幕僚——侍中。
昔日宾主，今天对手。两人相见，富有戏剧性。
谢安看见桓温，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行叩拜礼。桓温吃惊地说：“谢安，你这是干什么呢？大家只是同僚，何必行这么大礼呀。
谢安说：“没有皇帝叩拜于前，臣下拱手还礼于后的。”明的意思是说桓老大，现在连皇帝都怕你呀，我作一个臣子的，自然也服你呀。暗地里还有一层意思是说，再怎么样，我也是忠于皇室的，因为皇帝拜你所以我才拜你，皇帝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到司马昱临死，桓温已控制首都周围的豫州、徐州地区，朝廷势力平衡已完全被打破。桓温的司令部直接设在跟建康近在咫尺的姑孰（安徽当涂），足以震慑中央。晋室已是“政由桓氏，祭由寡人”，皇权低弱到极致。
此时，朝中已经没有任何单独势力可以跟桓温抗衡，要对付桓温，只有几个政治强族联手，或许还有机会。而这正是谢安几十年来，苦心经营所在。
朝中的政治强族主要是司马氏以及谢家、琅琊王氏、太原王家。
琅琊王氏、太原王家是朝中最有实力的两个家族。琅琊王氏的龙头是尚书仆射（国务院副总理）王彪之，在中央分管外廷。太原王氏掌门人是王坦之。王坦之和谢安一样，都是侍中，管内廷，朝廷本来有四个侍中，但是被桓温减了两个，所以王与谢基本上控制了内廷。
当时的风气是“重同姓，谓之骨肉”。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琅琊王家一向视太原王家为一家。而谢家同这俩王家都有姻亲关系。他们通过重重叠叠的关系，同气连枝，结成联盟。
箭在弦上的桓温和高居权力中心的王谢等人，面对即将驾崩的皇帝，终于展开决战。
这个惊天动地的皇室政争斗争，只进行了五天，就高下立判。
决战紫禁之巅(1)
第一日。咸安二年（372年）六月二十三日。
刚上台一年多的皇帝司马昱突发大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因为桓温是录尚书事，辅政大臣，循例需要向他交待后事。皇帝一日一夜，连发四诏，叫大司马桓温入宫。
司马昱的后事中，最重要的是帝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分三部分，一是要不要禅让给桓温？二是如果不禅让给桓温，那么立谁做太子？三是如果司马家人继位，桓温的权力有多大，是“摄政”还是继续“辅政”？
司马昱心底当然不愿意就这么把天下拱手让给桓温。但司马家天下能否保住，并不是司马家人可以左右的，需要三方博弈：第一是桓温敢不敢立即登基做皇帝，第二是政治大族王、谢诸人的立场够不够坚定，能不能顶住桓家压力。
司马昱跟桓温共事这么多年，看着桓温起大屋，看着桓温掌大权，对付桓温，他自有一套。他知道桓温这人不能逼，逼急了，什么事都敢来，万一这个武夫一怒之下，举兵起事，晋室马上改朝换代，所以他来个“置于死地而后生”。他发诏说，希望“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意思说，你可以学习古代的周公摄政前例，由你掌大权，但皇帝还是由我们司马家人当，如果不行的话，他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也就是说，实在不行，你自己当皇帝也行，总之，这么个天下，你看着办。
魏晋以来，帝王（或实际上是而名义上尚不是的帝王）托孤时，往往下诏叫所托的臣属自取天下，比如孙策临终，把弟弟孙权托付给张昭说：“若仲谋（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后来刘备托孤也学孙策，跟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两次托孤事件，都是在托孤创业伊始、局势未稳时的事，所托之人都是君臣肝胆相照，知道臣下一定不会夺权，与司马昱跟桓温的情况，大不一样。司马昱这等于是送羊入虎口了。
司马昱一生重视玄而又玄的清谈，政治上没有什么大成绩，但也不是政治笨蛋，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这一招，当然不是病糊涂了使昏招，其实这一招是“蛤蟆功”，看起来怪异，实际上是将了桓温的军。
桓温性格中最大优点，也是最大的弱点，就是一步一脚印，相当谨慎。桓温想夺司马家的天下，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他知道人心思定，不欢迎军事政变（这也是后来他儿子桓玄夺晋失败的原因），所以他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和平政变，皇帝主动让位。为了这个完美计划，他甚至不怕麻烦，废一个司马皇帝，立一个司马皇帝。现在桓温只差几步就实现梦想，就像围棋下到官子阶段，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司马昱和桓温相交相争多年，最了解桓温心思。他这一招以退为进，让桓温很犯难。因为所谓禅让，有几步是不可少的，第一步是皇帝要下诏让位，受让的人要假惺惺推辞一番，然后皇帝“强迫”受让者必须继位。司马昱说让桓温“自取”天下，依例桓温要推辞，现在司马昱算准自己命不长了，等桓温的表呈上来，自己早就驾崩了，没有了皇帝的“固让”，依政治习俗和桓温的性格，总不好对孤儿寡母下手，当年西晋开国祖宗司马懿，就是因为欺负曹芳孤儿寡母，夺了人家天下，结果落得一生骂名，甚至司马家的后来也引以为耻。作为司马家的女婿，司马昱相信桓温对这一段历史了如指掌。
所以到这一步，桓温就走了死棋。桓温要当皇帝，就得再等一段时间，时移势易，那阵子的形势还不定如何呢。所以这是绝地求生，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不过，话说回来，政治最无情，在权力面前，谁都不能保证桓温会不会将计就计，趁机当了皇帝，要真那样，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恰巧，这个诏被侍中王坦之截住了。王坦之赶紧跑到皇帝病榻前，当面撕毁了诏书。皇帝说：“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意思说，我这个皇帝是撞大运得来，要不是桓温，我哪里当得上皇帝，所以呀，桓温如果想要就要，爱卿啊，就算了吧，有什么好说的呢。
皇帝话里有话，其实是试探王坦之的态度。
王坦之坚定地说：“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宣是指司马懿，司马懿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师的父亲，也就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唱空城计的那个对手，虽然他没当过真正的皇帝，但司马家天下是他打下的，所以被尊为东晋皇家开山祖宗，元是指司马睿，是东晋的开国皇帝，王坦之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个晋室天下是你的祖宗打下的，不是你个人的，所以不能说你给别人就给别人。这是帮皇帝找理由。
东晋王朝是“王与马，共天下”，现在代表王家的王坦之说：“陛下何得专之？”潜台词可以说是，皇帝呀，东晋王朝政权，不是说你司马家一家说了算，我们王家人也有份的。王坦之的态度很坚定：我们这些大家族既然当初与你们司马家一起打天下，现在还是能帮你们。
几十年来，王、马风雨同舟，虽然共同打天下，但是姓王的基本上还是遵守臣子本分，皇帝始终还是司马家的，有王家的坚定支持，司马家天下就有得依靠。
皇帝要的就是这句话。
皇帝就立马叫王坦之更改诏书说：“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
决战紫禁之巅(2)
然后，皇帝放心死了。
这个遗诏最终意思是，权力都交给桓温，但不给名义。其实权力对于桓温来说，已是囊中之物，他现在要的是皇帝名义。这个诏书自然让桓温大怒，他把账算到出头的几个大家族头上，准备来日再收拾他们。
皇位不让给桓温，那么让谁来当太子继皇位？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依例是皇帝长子司马曜接班。但是因为满朝大臣都知道桓温的心思，所以把简单的事又搞复杂了。
这首先要怪司马昱自己。
司马昱一日四诏中有一诏说：“天下艰难，而昌明（司马曜）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训，当何以宁济也！国事家计，一托于公。”意思是说，你赶紧来呀，我把昌明托付给你桓温了，请你辅导我的小孩。这本来意思很清楚，就是立司马昌明为太子。
但是后来他接着又搞出所谓“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这事最终虽然没有成文，但是文书传递过程中，肯定被大臣们在宫里的耳目传了出去（否则我们现在怎么知道这事呀）。
桓温接到皇帝“国事家计，一托于公”，不知道皇帝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坚决辞谢，不去首都，还写信给皇帝，请谢安、王坦之代他自己。这封信，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他是故作姿态，循例要推辞一番；也可以理解为桓温自负甚高，觉得自己不应是辅政，而应当直接当皇帝；当然，这也是把球踢给王、谢，想以此观看王、谢家族的反应。最关键的原因是桓温想试探朝廷虚实，看看到底皇帝是真病还是假病，其实当初桓温要是真的飞驰首都，可能中国历史就是另一个样子。
作为政治家，桓温一生过分谨慎，其实是他最大的弱点，他前半辈子的成功，大部分是运气的原因，但是后半辈子，出了个运气比他还好的谢安，就事事无成了。当年桓温成名立万之作是永和三年（347年）消灭成汉李势政权之战，这次的战争胜得像神话一样，当时桓温大军兵临成汉首都成都城下，成汉部队顽强抵抗，流箭不断，其中一个流箭还直射桓温马前，把他吓得魂不附体，以为成汉部队异常强大，就想着先保存实力，徐图后计，所以就赶紧下令退兵，结果击鼓的士兵糊里糊涂地把退兵鼓敲成进军鼓，晋军猛烈进攻，一举就拿下成都，成汉皇帝投降，桓温于是名声大噪。我们可以设想，要是晋军真的退兵，很难保淝水之战以弱胜强的故事不在晋汉之间提前上演。以桓温这种性格，没有运气眷顾，是很难成大事的。
话说回来，桓温的荐举信送到朝廷后，王谢一定不敢接受。因为桓温既是皇亲国戚，又是权倾一方的大司马，在朝在野，都是辅政不二人选。桓温把球踢过来后，王、谢能做的事，只有两件：一是高调请桓温出马；二是低调请桓温。不是请不请的问题，而是如何请的问题：如果高调请桓温辅政，那么就意味着，王、谢态度坚决，认为桓温不能改朝换代，桓温只能辅政；如果态度暧昧，就是说他们对桓温还是很忌惮的，那么桓温就可以高调要求晋室改姓了。
但是桓温这封信，皇帝没看到就死了，桓温一刀杀将过来，捅进了棉花堆里，不仅桓温没杀对人，旁观者也不知道虚实。现在政局迷茫，几方势力搅入其中。大臣们反而不知所措，不敢立嗣。有的还说，要等大司马下决定，意思是等待桓温作出是否自取的决定，桓温不取，才能立太子即帝位。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王、谢等大家族的态度非常重要。琅琊王氏的王彪之站出来了，他说：“皇帝死了，皇太子继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大司马哪里会有意见，如果我们去问大司马，一定会被骂。”你们大家不能陷桓温于不义。
王彪之是个老奸巨滑的官僚，之前桓温要搞废、立皇帝，因为没有先例，大家手足无措，是王彪之站出来，牵强附会搞了一套办法，圆了桓温的脸面，光从这件事，好像是维护桓温的，所以现在他又利用桓温的角度来说话，别人就不好接茬了。
有王彪之出头，其他人就顺着杆子往上爬。在司马昱驾崩当日，火速立司马曜为太子，几天后又马上拥太子即皇位，根本不给桓温可乘之机，司马家的天下暂时保住了。
司马曜就是东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孝武帝，司马曜身世很传奇。司马昱元配是王坦之的姑姑，还生了两个儿子道生和俞生，嫡长子道生是世子，本来可以继承家业，但他兄弟俩不争气，都是败家子，被司马昱废了世子，后来都夭折了。然后司马昱又生了几个男孩，祸不单行，都是早夭，司马昱很着急，觉得后果很严重，叫看相的人，把家人妻妾都相了一遍，直到在织布车间里看到一个干粗活的宫女，长得又黑又高，外号叫“昆仑”，意思跟我们现在叫“金刚”（是电影里的，不是佛教里的）的差不多，看相的终于惊叫，就是这女的啦，司马昱赶紧闭眼叫这女人一起睡觉，真的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就是司马曜，后来当了皇帝，一个是司马道子，后来当了丞相。所以说，司马曜这小子命好，挡都挡不住，如果当初他两个大哥德性好一点，他作为第三子，皇位就没他什么事了；其次，以他妈那个样子，本来嫁人都困难，结果嫁给一个皇帝；第三，要不是当初桓温搞废立，司马昱就当不上皇帝，这皇位也没他什么事；第四，如果议立太子时，出个差池，也没他当皇帝的事。现在无巧不成书，好事全让这小子撞上了，这小子运气还不仅如此，他还是东晋在位最长的皇帝，下属之中又摊上谢安这样的只奉献不争取的老牛型人物。更牛的是他死后没两年，东晋就灭亡了，而他的死，也香艳得很。总之，东晋的好时代全让他给赶上了，坏运气全让他躲过了。
决战紫禁之巅(3)
从司马昱死，到司马曜当皇帝只有5天时间，特别是司马昱下遗诏、司马曜当太子、司马昱驾崩三件事，发生在一日之间，中间过程曲折，风险之大，变数之高，实在很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晋朝天下就属于桓温了：比如说，司马昱下遗诏时，如果王坦之态度不坚定，直接发出去，那么桓温就可以名正言顺篡位了，如果立太子时真要等桓温来朝，或者在王彪之反对时，有人提出有力的异议，那么情况也大不同了。而这所有事情的过程中，好像都没桓温什么事，也就是说，他的命运是被别人所左右了。
这有三个原因：一是桓温在朝廷里内应不足，要害官职中，得力人士，只有一个任中书侍郎的郗超；桓温其实还安排弟弟桓秘当中领军，原来是想让他监视皇帝动静，但这家伙显然失职，桓温非常生气，后来桓温在处理天师道叛变问题中，借故免了他的职。二是枋头之败后桓温气势有所衰降，不敢贸然行事；第三个原因，如朱熹所说，桓温这个人兵痞子气不够，虽然是武将，但还是秀才底子，最终拗不过一帮真秀才，终于饮恨而死，到了他儿子手里，没有这么多臭讲究了，就真的夺了人家的天下。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谢安虽然没有抛头露面，但是处处有谢安的影子在里头：第一，谢安是当时首都名气最响的人物，结交权贵众多，关系密切，而且身居高位，这一切，他的影响力举足轻重；第二，同为侍中，并且是亲家，王坦之改诏的事，谢安肯定出过主意。
对于王谢等人的小动作，桓温点滴在心头。第二年二月，桓温来朝，点名要找王坦之和谢安，准备杀人。
谁是木马(1)
在桓谢正式会面之前，建康发生了一场叛乱。
大家都知道木马屠城的故事：一群装在木马里的士兵，趁着夜深人静，从木马肚子里跑出来，攻陷了特洛伊城。
咸安二年（372年）十月，也就是新皇帝即位后的三个月，京城建康突发一件怪事，区区三百名天师道教徒聚众造反，诈称是一年前被废的司马奕回宫，竟然攻进了守卫森严的皇宫殿廷，还夺取武器库中的盔甲兵杖，最后出手镇压的是桓温派驻宫城的亲信部队、由游击将军毛安之率领的PTU机动部队。这件事虽然最终成了茶壶风波，但是反映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这件事表面是天师道干预皇权，实质是低层士族对高层士族的反抗。
奥威尔在名作《一九八四》里有个精辟的论断：“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持他们所在的位置，中等阶层的目标是跟上等阶层调换位置，下等阶层的目标就是消灭所有差别，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东晋社会的最上层，自然是过江之后，仍然风光的那些高门大姓；其次是江东士族，再次是过江后的中原百姓，最底层是当地土著庶族百姓，也就是原来东吴普通百姓。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上等的阶层通常是最顽固的保守力量，也最容易成为其他阶层反对的靶子；而最下层的反抗通常也最彻底，只有他们会提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把一切在他们之上的阶层通通打倒，让整个社会重新归零，推倒重来。真正的社会中坚是中等阶层，只有中等阶层才会想着社会改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对症下药，得了口疮，没有必要自杀。所以一个良好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中等阶层占多数的社会。否则不是太过于保守，就是太过于激进。
但是对于社会中等阶层来说，又可以分为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又有一定物质财产的人，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没有稳定的资产作为生活保证，却又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质，恐怕只有贤达之人才能做到。一般的民众，假如没有稳定的资产收入，便会心神动摇。一旦心神动摇，便会放纵、骄奢、奸诈、欺骗，无所不为。所以，有恒产的人是社会安定的主力，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保证私有财产安全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财产莫过于房子了。近年来，房价过高，虽然能短期促进GDP发展，但是也让更多的人买不起房子；另外还有一些人因为拆迁而失去住所，这些都是客观上将中等阶层人推入下等阶层或中下等阶层，徒然增加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中等阶层的第二种人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没有物质财产的人，他们有追求，没负累，这些人是改良，甚至是造反的主力。在东晋社会里，来自中原的流民，就处于这样的境地，过江前后，他们的境地落差太大，看着那些高门大族吃香喝辣，自然心有不甘，这些人也是天师道教众的主要组成部分。
所以一个良好社会，必须有更多的人有机会不断加入中上阶层。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美国人詹姆斯·C·斯科特对农业社会的各阶层关系有个精妙的解释。他指出：上一阶层的人要维护他们的地位，要给比自己低的其他阶层提供稳定的政治预期和安全保障，也就是在享受政治权利的同时，必须担负必要的政治义务。当政治义务缺失时，也许社会没有反抗的现象，但不代表人民不会反抗，一旦社会最低阶层起来反抗，社会成本将付出最大。
这些理论用来分析东晋的这一场叛乱恰如其分。
天师道对晋室有很大影响力，简文帝自己字道万，后来生的儿子又分别叫道生、道子。本来，六朝人最重视家讳，父亲或祖宗的名字，儿子绝对要避讳，但是大家看六朝人物中，父子叫“之”，比如王羲之、王献之的大有人在，叫“道”的也大有人在。陈寅恪先生说，这个原因可能要归于宗教信仰。
孝武帝司马曜的母亲是司马昱请相士从一众奴婢中选出来的，这个相士就是天师道徒，这个天师道徒还写了个谒叫做：“灵草荫玄方，仰感璇曜精。诜诜繁茂萌，重德必克昌。”这里头有孝武帝司马曜的名和字（昌明）。
所谓“上行下效”，皇帝对天师道的重视，让天师道传播效应立马成倍放大，影响深远。一种具有攻击性的宗教信仰一旦与世俗权力相结合，就容易有篡权的冲动，而这个天师道本身又有造反的传统，在西晋时代，就策反赵王伦篡位，形成“八王之乱”。
天师道反叛，与纯粹的农民造反不同，他们主张在体制内换皇帝，这是体制内的造反。这种事情，只有社会中等阶层的才干得出。
天师道叛众，主要是社会的中下阶层。天师道领袖多半是北方望族，通常与朝中高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容易得到同情和利用。天师道参与者也不只是一般平民，一部分是中原流民，还有一大部分是来源于富庶的三吴地区。晋室南渡，有策反传统的北方天师道势力也播迁到江东，并与江东土著道众结合。北方道众的很多人尝过权力滋味。但是过江之后，他们之中很多人地位、财富都不如从前，甚至沦为流民，新旧地位悬殊，这让他们比单纯流民更有可能发动政变。无巧不成书，这次叛乱之前，三吴地区还发生一场大旱灾，前一年人民颗粒无收，虽然这是天灾，但政府税负不轻，民不聊生，江东道众更加觉得生活无望，南北方道众一合流，政变危机时刻存在。
谁是木马(2)
狡兔不死，走狗就不好拿来烹，对握有军权的士族来说，只要天师道问题一天不解决，他们的权力就可以一天不放手，所以天师道问题终东晋一世都没法解决。对于士族来说，无论是镇压天师道，还是亲自率领天师道众叛乱，都只是生存游戏而已。
天师道刚好利用这些因素，不断起来反抗。
第二，这次事件的实质是反对桓温。
首先，这次叛乱能够杀进内廷，直接跑到兵器库去拿兵器，肯定有内奸策应。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类似李自成这样以绝对优势兵力能攻入后宫的，在和平时期，没有高官默许和支持，以区区几百教众之力，根本没有办法在宫禁如入无人之地，如果没有内应，更不能知道内廷的兵器库方位。其次，这次叛乱人员是以废帝司马奕回宫为幌子，司马奕是谁废的？是桓温。所以政变实质是反桓温。再次，皇城那么多卫队，竟然只有桓温的人才出手镇压叛乱，可见传统势力大有市场。
不过，政变发动者的幕后支持者身份和目的很可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