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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旧事:谢安

_3 倪政兴(现代)
  我的家乡是一个海岛,那阵子,山还没有被开发成景区,水也不是商业游泳场,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在山顶上看海,海水有节奏由绿到蓝向外渐变它的颜色,最终与蓝天一色。在工作紧张的日子里,我经常想起我的海岛。翻译家傅雷给法国的儿子写信说,要经常到郊外走一走呀。上班族,放松心情最重要。
  这样的神仙境界,在城市里很难寻找到。后来谢安在建康的日子里,常常梦回东山。
  在东山的日子里,谢安内力修为进展迅速。谢安和朋友们经常坐船纵横于江河之中,纤夫拉着纤绳,有时慢,有时快,有时停下,有时等候;有时又不拉,由船任意飘荡,撞着别人的船,碰着河岸,谢安从不着急,从不喝斥、责备。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无论风雨如何,谢安不表喜怒。
  他们还常常坐船到海上游玩。有一次起了风,浪涛汹涌,孙绰、王羲之等人一齐惊恐失色,提议掉转船头回去。谢安这时精神振奋,兴致正高,又朗吟又吹口哨,不发一言。船夫因为谢安神态安闲,心情舒畅,便仍然摇船向前。一会儿,风势更急,浪更猛了,大家都叫嚷骚动起来,坐不住。谢安慢条斯理地说:“这样看来,恐怕是该回去了吧?”大家立即响应,就回去了。果然雅量惊人。
  人们深信,以谢安这样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的气度,完全能够镇抚朝廷内外,安定国家。
  谢安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人,但也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
  他也有命门。他最失态的一次,是给从小培养他、呵护他的大哥谢奕送葬回来的路上。
  那时天色已晚,风雨如晦。
  此情此景,正是人最软弱的时候,在琼瑶剧的套路里,往往安排男女主角抱头痛哭。
  但是更糟糕的是赶车的驭手们都喝醉了,掌握不住车子,摇摇欲坠。
  谢安于是从车厢中拿下车柱来捅驭手,声色俱厉,大失常态。
  人心就像水,强大的内心犹如沉静、柔和的地下河。河水悠悠,可是再沉静的水,一流入狭窄的地方就要奔腾激荡。再强大的内心,遇到命门,也总会破功,失去平和和纯洁。
  寒山和尚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
  拾得和尚答:“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强大的内心是包容、是尊重、是谦和、是平静、是超越。现在很多人会有焦躁、不安、不满现状,其中最大的关节都是自己的内心。
  心有多宽,梦有多远。
行为艺术(1)
  在遥远的古代,传媒业非常不发达,口头传播是当时社会的主要传播形式,虽然据戈公振说,从汉代开始就有《邸报》,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物证据,但从唐人记录来看,《邸报》其实只是政府传单而已。所以一个人成名,非常不容易,基本上只有两个方式,一是写文章让人传抄,二是行为放达,出位,就跟现在网络红人芙蓉姐姐一样。
  威廉·詹姆斯说:“人的难题不在于他将采取何种行动,而在于他想成为何种人。”
  既然当时高官都喜欢放达,谢安把自己成功磨炼为放达高人,自然很为首都高官所认可。
  2002年冬天,福州下了一场十几年不遇的大雪,当时在福州郊外新店的山里住着的几个艺术家,一时兴起,烹雪煮茶,按我所仰慕的水中君先生的话说,雪水有毒,其实大家只是搞个意思罢了。但是这个雅事不日就传到首都北京,一时成为圈中佳话。
  “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
  谢安虽隐居东山,但种种雅事,其实一直流传在首都的士族圈子中。
  谢安放情山水最轰动的事件就是名垂千古的兰亭雅集。
  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这是当时盛大的“上巳”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小民百姓,都要出去到水边过节。这天由王羲之作东,请大家到兰亭聚会,谢安、孙绰等名流加上王家亲朋共42人与会。
  兰亭里有一弯弯曲曲的小水渠,水在曲沟里缓缓地流过,有人在曲水的上游,放上一只盛酒的杯子,酒杯由荷叶托着顺水漂流,到谁处停下,谁就得赋诗一首,作不出者罚酒一杯。这就是所谓的曲水流觞。
  谢安轮到两次,写了两首诗。
  第一首诗是纯粹的写景:
  伊昔先子,有怀春游。
  契兹言执,寄傲林丘。
  森森连岭,茫茫原畴。
  霄垂雾,凝泉散流。
  第二首诗就比较有意思:
  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
  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
  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
  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
  这首诗前两句叙事,三四句写景。最后四句是点题,意思是万物其实都遵循有生有灭的规律,反正都是一死,长寿的彭祖和短命的殇子有什么区别。
  王羲之把大家写的诗共37首汇编成集,并写了一篇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传说当时王羲之是乘着酒兴方酣之际,用蚕茧纸、鼠须笔疾书此序。
  兰亭雅集时,王献之只有七岁,写不出诗,只能被罚喝酒。
  王羲之父子都是以书法名扬千古,谁高谁下,一向有争论,当时一般认为王献之擅长草书、隶书,但是书法骨力比较秀媚,比不上他父亲王羲之。
  谢安很尊重王羲之的书法,他问王献之:“你的书法水平跟令尊相比怎么样?”
  王献之说:“路数当然不一样。”王献之不好说他父亲不如他,但这样说,表面说我俩各有千秋,其实已经说父亲不如他。
  谢安说:“外面的人认为你不如他。”
  王献之说:“外面的人哪懂得呀!”
  王氏父子高下之争,到了唐太宗时才“盖棺定论”。因为李世民极其喜欢王羲之,甚至把《兰亭集序》带进棺材。
  “楚王爱细腰,后宫皆饿死。”
  有了皇帝背书,所以千古以来,都以王羲之为第一了。
  对谢安来说,老让人仰慕,也不是好事,因为久而久之,就会变成神。神只会被人架空,让人供起来,永远入不了世,充当不了世俗领袖。
  为了不被人供上神坛,谢安每次游山玩水,都会带上妓女助兴,这其实是行为艺术:
  谢安老婆刘夫人是个母老虎。刘夫人自己无聊时,喜欢在家挂起帷幕,搭个舞台,叫丫鬟唱歌跳舞,谢安在家时,刘夫人也让谢安看一看,为了让自己老公与女色绝缘,只许他看一小会儿,就叫人把帷幕围上,不让老公再看。谢安正看得心痒痒呢,偏要看,请求夫人再打开帷幕,结果夫人很伶牙利齿,理由还很多:“老公呀,这样不行,会损害你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道德形象呀。”这个理由在古代很站不住脚,孔圣人都说了“食色,性也”,这不是在妓院,而是看家里人跳舞,再正常不过,皇帝老儿也是这么干的,与道德何干?但是谢安老想着用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结果被老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没招了。
行为艺术(2)
  不过如此下去,精壮男人呀,这样哪受得了,谢安就想找小老婆。他让侄子外甥们向刘夫人探口风,于是大家旁敲侧击,在刘夫人耳边把《关雎》翻来覆去地讲,说这是圣人也提倡的东西。刘夫人可不和他们扯窈窕淑女君子该不该求的道理,只是反问,《关雎》是谁作的,大家答是周公,刘夫人说:“这就对了,如果是周婆来写,就不会有这样的话了。”把大家呛得要命。
  所以谢安出去玩妓女,一方面是打打野食,更重要的是给当权诸人透露“性息”,东山不是“断背山”,我谢安跟诸位一样,也喜欢漂亮MM。
  果然,司马昱听说这事,当时就笑了,他跟大家说,不用操心,谢安一定会出来当官的,因为他既然能跟人同乐,就表示他还食人间烟火,所以一定会与人同忧。
  相比之下,桓温老婆南康公主对于桓温的控制力就差多了。话说当年桓温平蜀灭成汉,娶了李势的妹妹做小妾,把她安置在书房后面,非常宠爱。南康公主听说之后,怒火攻心,马上操家伙前去踢场子,当时李妹妹正在窗前梳头,容颜艳绝,神态娴静,缓缓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倘若今日被杀,倒正是我的本心。”辞色凄婉,闻者欲绝,南康公主不觉弃刀抱住她,然后,说了句很有名的话:“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于是一场全武行最终草草收场。其实无非是自个给自个台阶下而已,这样管老公,老公岂有不反之理!
  谢家前辈们的努力,让谢家晋升上流社会,而谢安的努力,也让自已有了巨大声望。但是这些只是充分条件,表示过了门槛而已,一个好汉三个帮,要当顶级高官,谢安还得苦心孤诣,打造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人脉关系,使谢家和众多达官贵人同呼吸,共命运,成为坚固的利益共同体。
朋友值千金
  谢安热衷于参加清谈,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入世水平,增广见闻;最重要的是扩展自己的人脉关系和影响面。当时清谈参加者裹携了几乎所有高官、名士、高僧,分为在朝、在野两个中心,谢安可以说是在野派的领袖,包括谢家兄弟和许询、王羲之、孙盛、孙绰、支道林等人。在朝的是京师建康,包括司马昱、桓温、王、刘、殷浩、阮裕、王、王胡之、韩康伯以及竺法深、于法开、于法威等高僧。作为在野派领袖和后起之秀,谢安跟大家PK,自然大受欢迎。这样的沙龙,让谢安顺利结交许多达官贵人以及出没于达官贵人家的闲人们。
  这些人中,跟谢安关系最铁的是孙绰等人,他们在一起,也不仅仅是玩伴这么简单。
  孙绰水平不高。有一次,孙绰兄弟到谢安家住宿,大家相谈甚欢,但是非常空洞、杂乱。谢安夫人,当时大名士刘的妹妹,在隔壁全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谢安第二天回到内室,问刘夫人昨晚的客人怎么样,刘夫人回答说:“亡兄家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宾客。”谢安脸色很羞愧。
  至于王羲之,谢安虽然客气地跟别人说,王谢水平不相上下,但实际上,王羲之略输一筹。谢安更推崇的是王献之。谢安跟谢玄说,我看见子敬(王献之的字),觉得情不自已。不过那阵子王献之还小。
  孙绰是世家子弟,王羲之是在职地级市市长,当时第一流家族琅琊王氏的人,跟他们的交往,可以直接了解上层动态,直接把到政治跳动的脉搏。
  至于名僧支道林,学问跨佛、玄两门,他的得意之作是跟冯怀关于《庄子·逍遥游》本意的论战,引起了玄学界的关注,名声大振,后来解释《逍遥游》便采用支道林阐明的义理。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比如许多和尚讲玄,这是中国学术主流由玄学向佛教转化的征兆。
  按支道林自己的说法,他跟谢安、谢万兄弟相比是仰攀谢安,抬举谢万,水平大约和王羲之相当。当年王羲之刚刚到任会稽内史,孙绰对王羲之说:“本郡有个支道林和尚,对问题见解新颖,体会独到,你想见见他吗?”王羲之想,难道还有比我更强的吗?就没有把支道林放在心上,孙绰和支道林一起坐车到王羲之那里,王总是着意矜持,不和他交谈。支道林只能呆一会儿就无趣告退。后来有一次正碰上王羲之要外出,车子已经在门外等着,支道林觉得一定要征服王羲之,他说:“您还不能走,我想和您稍微谈论一下。”于是就谈论到自己最擅长的《庄子·逍遥游》。支道林一谈起来,洋洋数千言,才气不凡,辞藻新奇,像繁花灿烂,交映生辉。王羲之终于脱下外衣不再出门,留恋不止。
  支道林虽然是僧人,但是他经常出将门入相府,而且也有许多高官到寺院来。僧人在中国,类似牧师在欧美,正因为他们是方外高人,所以高官们对他们客气相待,愿意跟他们聊天。与名僧人交往,谢安既能了解政坛动态,自已的点点滴滴又很容易传到掌权者耳中。
  朋友值千金!千金如粪土!通过沙龙,让谢家广结人缘,但是仅凭沙龙上的来往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是不牢固的。
  为了家族的崛起,谢家人动用起最传统、也最有效的方式——裙带关系。
裙带关系(1)
  在皇权社会,国家是皇帝的“家天下”,儒家添油加醋,定下三纲五常:老婆要听老公的,儿子要听老爸的,下属要听领导的,整个“国”变成一个大“家”。在家天下的大前提下,所有的公事,都可以简化成私事,为人处世需要交情,人情大于法律。大家热衷于通过裙带关系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东晋时候士族政治地位的建立与巩固,有两个重要依赖因素:
  一是靠士族成员在政治德业方面的成就;
  二是靠士族阶层在婚姻伦常领域的彼此提携与利用。士族之间通过联姻形成共同体,士族和皇族之间,也通过尚主纳妃而连为一体。
  越是政治德业相当、“门当户对”的家族,相互通婚的可能性越高。魏晋以来士族间的通婚,存在有两种情况:一是所谓的“世婚”,即累世都有姻亲关系。这种婚姻既包含有伦常交好的因素,同时又不排除某种政治目的性。二是借助于婚姻“伊我相顾”的彼此提携与利用,所谓“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贵”。
  谢家的崛起,裙带关系起了很大作用。谢家的裙带关系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首席裙带关系。
  国家的首要裙带关系,自然是与皇家的裙带关系。转两个弯之后,谢家跟司马家真的还能搭上关系。
  一是康献皇后褚蒜子,她是谢尚的外甥女。康后临朝的穆帝永和至升平年间,谢尚在政治上屡次被提擢重用,从闲职黄散一直做到封疆大吏豫州刺史。褚蒜子也是谢尚的保护伞: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谢尚受命北伐寿春,结果大败要收交纪委处分,结果褚蒜子最后只是特令给谢尚降个职称的处分,纪委就不再追究责任。褚太后一辈子替四个皇帝当过家,最后一回是替孝武帝当家,就是在这期间,谢安的政治生涯得到飞跃性进展。
  二是刘的关系。谢安的妻舅刘是几方面都吃得开的人物,他是汉朝皇室后人,同时也是晋明帝女婿,跟桓温是连襟,论门户、资望,刘高于桓温,当年皇族因为桓温年轻有为,而且又是皇亲国戚,所以不断重用他。刘与桓温过从甚密,察觉到桓温不臣之心,永和元年(345 年),朝廷准备让桓温当荆州刺史,但是丹阳尹(东晋的京兆尹)刘不顾政治伦理,挺身而出,认为不应该让桓温官居高位、镇守如此险要的地方,建议由司马昱接管荆州,自己愿意为幕僚辅佐,但是司马昱不同意。刘又建议自己去做荆州刺史,这个主意更加异想天开,司马昱当然更无法接受。最后桓温还是如愿雄踞长江上游直到去世,还差点篡了晋室。
  东晋一朝,最顶尖的家族依次是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以及最后代晋而立的刘裕家族。
  跟顶尖家族结亲,可算是黄金裙带关系。
  谢氏婚姻可考的第一例是谢鲲娶中山刘氏女,中山刘氏是魏晋间著名大族,其中的一人便是与祖逖“闻鸡起舞”的太尉刘琨。他们贵显的历史早于谢氏,中山刘氏主要通婚之家有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内司马氏等,而其中的郭氏又与太原王氏、河东裴氏、襄陵贾氏、琅琊王氏等联姻,共同结成一个封闭的婚姻圈,与中山刘氏的联姻,使谢氏一下子就进入了高级士族圈子。
  到了谢安这一辈,两人娶太原王氏,一人娶陈郡袁氏,一人娶高平郗氏,此外又分别有人与河南褚氏、沛郡刘氏、琅琊诸葛氏、泰山羊氏、长乐冯氏等大族联姻。再下一代,婚姻可考者共有14例,其中琅琊王氏7例,太原王氏2例,同郡袁氏、颍川殷氏和高平郗氏各1例,颖川庾氏2例,这些人无一不是高门大族。随着谢氏与各大族间婚姻联系的越来越密切,其世族婚姻基础也随之奠定。
  东晋前期,控制中央的是琅琊王氏,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也就是琅琊王氏和司马皇室共同统治天下,所以琅琊王氏是头号贵族。当时可以与琅琊王氏抗衡的是盘踞建康上游的荆、江二州的颍川庾氏。
  谢家跟王、庾二族都是姻亲:谢道韫是琅琊王氏的媳妇,谢尚女儿是颍川庾氏的儿媳妇。
  王、庾为了江州争斗不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朝廷就希望起用谢氏以平衡王、庾二族。所以谢尚才趁此机会得到豫州。
  谢尚本人娶同郡袁耽之妹。袁耽是王导心腹,受到王导的特别信赖。成帝咸康初年,历阳受到外敌十多人骚扰,因为袁耽夸大敌情,王导以丞相的身份,率兵亲讨,以牛刀杀小鸡,面子丢大了,朝廷因此觉得袁耽太过轻妄而把他免职,但事隔不久,王导又重新予以启用。所以谢家有袁耽这层关系,跟琅琊王氏的顶尖大佬关系密切。
  东晋穆帝以后,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桓温为另一方形成政治对峙。谢家跟殷浩也有亲戚关系。
  谢尚二女儿谢僧要,嫁陈郡殷康。殷浩是殷康的堂弟。殷浩娶陈郡袁耽之妹,袁耽还有一个妹妹就是谢尚的妻子。因此,谢尚与殷浩便有了双重的姻亲关系。
  谢尚两个女儿,一个嫁殷家,一个嫁庾家,殷家有个外孙叫殷,庾家有个外孙叫庾恒。殷小时候天真聪慧,但庾恒却总看不起他。俩人曾一起去拜访谢安,谢安仔细地看着殷,说:“阿巢(殷小名)确实像镇西(谢尚是镇西将军)。” 于是庾恒小声问道:“到底哪里像呢?”谢安接着说:“阿巢脸颊像镇西。”庾恒又说:“脸颊像,就一定会有出息吗?”别说脸像,就是全身都克隆,最多也只是明星脸而已,庾恒这话真是绝倒!要是讨厌一个人,他们身上什么地方都让人不以为然。
裙带关系(2)
  司马昱、殷浩的中枢执政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素有盛名但并无经纶世务的才力。桓温为了对付这帮人,就佯称要北伐,以此胁迫朝廷让权。朝廷没有办法,只好让殷浩亲自率军北伐。殷浩北伐,以失利被黜而告结束。他的权力后来由谢尚等人分享。其中除谢尚都督豫州、扬州、江西诸州军事,领豫州刺史外,殷浩废前所担任的扬州刺史,也由会稽内史、太原王氏的王述接替。
  王述家族与谢氏有着两代相继的姻亲关系。谢万是王述的女婿,而王述孙子王国宝,又是谢安的女婿。
  王述的这一层关系,对谢安对抗桓温帮助很大。谢安说王述做人:“剥去皮都是真率的。”王述对桓温一向反感。王坦之曾经担任过桓温长史,桓温曾为儿子向王坦之的女儿求婚,但是被王坦之的父亲王述拒绝,理由是桓温是大兵出身,大家门不当户不对。
  后来桓温北伐大胜,攻下洛阳,提议朝廷迁都,大臣们吓得半死,因为如果真的迁都,无异于被桓温挟持,皇帝准备派人跟桓温说NO,但是王述出主意说:桓温其实只是虚张声势吓朝廷,我们只管答应他,看他如何收场。果然如王述所说,桓温最终没有成事。但是桓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说要把洛阳皇宫里的钟迁来建康,钟代表皇权,要迁这些东西,一般需要皇帝出马,桓温的打算,等皇帝到了洛阳,就可学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这时,又是王述出头说:迁钟不如迁老皇帝们在洛阳的陵墓。把桓温噎得无话可说。父业子承,后来王坦之也成为谢安对抗桓温的主要盟友。政治上的志同道合以及婚姻伦常中的特殊关系,为谢安、王坦之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对抗桓温的过程,就是谢安一步一步巩固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王坦之以外,最重要的盟友还包括琅琊王氏的王彪之。王彪之是王羲之的堂弟,谢奕女婿王凝之的从叔。当年殷浩北伐失利,桓温准备以此为借口逼迫殷浩让权,王彪之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他曾对司马昱说:殷浩去职,并不能给朝廷带来安定,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殷浩让权,而是在于桓温想借殷浩之事,发贰逆之心。因此,他劝殷浩以静制动,不要让桓温有机可乘。后来司马昱死后,王彪之更是与谢安一起并肩抗桓,终于替司马氏保住了这一片江山。
  除此之外,谢安弟弟谢石的老婆是三国名人诸葛亮的侄子、东晋尚书右仆射诸葛恢的女儿,诸葛恢有三个女儿,嫁的都是高官,大女儿嫁给太尉庾亮的儿子,庾亮的儿子被苏峻杀害了,大女儿又改嫁江,江后来当过尚书仆射。二女儿嫁给徐州刺史羊忱的儿子。诸葛恢的儿子娶了当过尚书右仆射邓攸的女儿为妻。小女儿还没有嫁人。
  当时暴得大名的谢尚,觉得自己官位还够格,就想着替堂弟谢石向诸葛家提亲。诸葛家是老贵族,而且是当初随晋元帝一起过江的元老,地位亲显,东晋初年,能与琅琊王氏以及颍川庾氏相抗衡者,惟有诸葛氏一家而已。
  诸葛恢这人一向以族望凌人。诸葛恢和丞相王导两人一起争论姓氏的先后。王导说:“为什么不说葛、王,而说王、葛?”诸葛恢说:“譬如说驴马,不说马驴,驴难道胜过马吗!”
  老贵族诸葛恢看不起新贵族谢家,他毫不客气地回拒说:“羊家、邓家和我们是世代姻亲,江家是我看顾他,庾家是他看顾我,我不能再和谢裒的儿子结亲。”
  但是越是新贵族,越是想跟老贵族搭线,谢家还是心心念念诸葛家小女儿,于是等呀等,等到诸葛恢死了以后,诸葛氏家道中落,谢石才娶到诸葛恢的小女儿诸葛文熊。结婚时,王羲之到谢家去看新娘,看到新娘还保存着诸葛家的世家老礼法,容貌举止,端庄安详;风采服饰,华美整齐。真正大家闺秀气度,王羲之叹道:“我活着时嫁女儿,也仅仅能做到这样啊!”
  诸葛恢没想到小女儿嫁得最好,谢石后来当了尚书令。只能说诸葛家风水真是好。
  谢氏的联姻关系有三个特点:一是跟同乡通婚,比如跟陈郡袁氏;二是注意信仰,比如重视跟通玄世家联姻;三是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此外,还特别重视“亲上加亲”。在谢玄这辈人14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世族之外的人通婚,2/3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族,还有的主要是跟殷、庾、郗等著名世族联姻。当然,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层关系和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比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妹,但他女儿又嫁同郡殷浩堂弟殷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殷浩跟谢尚是连襟,同时殷浩又要叫谢尚亲家;谢玄女儿嫁袁质儿子袁湛,袁湛妹嫁谢玄侄子谢重,等等。
后谢安时代的裙带关系
  谢家以裙带关系保持士族地位的方式方法一直坚持到齐梁。这又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刘宋时期,由于谢氏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婚姻对谢氏保持优越地位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起来。谢氏婚姻见于史传的,计有刘宋宗室6例,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南阳刘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2例,颖川庾氏、荀氏和顺阳范氏各l例,郡望未明曹氏1例。这些婚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皇室的联姻大幅度增加,这是大家相互利用的结果:
  在刘宋皇室来说,因为刘家出身底层,开国皇帝刘裕在谢玄组建北府兵时还只是一名应招而来的兵丁,因为出身低微,刘宋建立政权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社会地位,缩短与名宗大族之间的距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联姻高门。为此,他们还制订了一条“尚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联姻大计,即为了能够与大族联姻,连驸马是否有才能也不用考虑。
  在谢氏一方,因为对政权的操纵能力越来越低,为了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不得不寻求政治靠山,当时史书说“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与皇室联姻能马上登龙门,正好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谢氏需要。
  二是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联姻的显贵也变少了。主要的婚姻可考者15例,其中彭城刘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各3例,河南褚氏、琅琊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郡望未明关氏各1例。在15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一百余年,共6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梁武帝本来想把女儿嫁谢子谢谟,后来“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不及行伍出身的张弘策的儿子,且武帝又嫌其“门单”,可见这时谢氏的势力已相当薄弱,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
  为了拯救家族地位,谢家的一些人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婚家,对他们门第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严格了。如才名冠于古今的谢竟娶“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女,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勋臣,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谢灵运孙谢超宗为子娶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也是依靠军功上升的下等流民。史书说谢超宗常有怀才不遇之感,经历坎坷,“愈不得志”,与张敬儿攀亲显然是想解决政治上的困境。
  婚姻作为巩固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谢氏用得可是熟练得很。
  现在回到本书开头,谢万的失败,让谢安感到时不我待:一方面家族青黄不接,出现巨大危机;另一方面,桓温独大,打破政治均衡,反桓势力需要一个代理人,以他目前的形象、人脉和超人气声望,能够凝聚反桓势力和中间势力,善加经营,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
  但是谢安的出山,不是按人们所想象的,直接进军中央,而是走了一条很曲折的、但很踏实的道路。
深谋远虑
  升平四年(360年)八月,谢安终于出山,他的这次出山,后人人称“东山再起”。
  谢安出山的第一步,是在桓温的军府里当司马。
  当然,作为当代超人气明星,谢安闪亮登场之前自然有许多意味深长的铺垫:
  第一,超人气明星的出马,排场当然要做够,要表现得勉为其难,就跟新娘子出门一样,心里虽然着急得很,可还是要做足面子功夫,一定要媒人三催五请才肯上轿。
  这种排场上的讲究,在我们这个以礼治国的帝国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大家对于官职都表现得过于踊跃的话,僧多粥少,不免会伤了和气,破坏祥和安宁的气氛。所以适当的低调有利于帝国秩序的维护,谋取官职的人,必须高举“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才会受人尊敬,绝不能表现出贪图荣华富贵的意向,所以个个都希望自己既有权势,又有高道德形象,好像是被逼无奈似的。
  这种小儿科,对谢安当然不是问题,谢家苦心经营的重重迭迭、曲曲折折的关系发生了作用。谢家有事,不用谢安说话,自然有人开口。
  首先着急的是谢安的铁杆弟兄王羲之,他跑去跟丹阳尹,也就是首都市长、谢安妻兄刘商量:“我们要一起推荐谢安出山。”刘马上附和说:不能让谢安再隐居了,我们应该和天下人一起推荐他,用舆论压力逼他出山。刘和王羲之都是人气明星,在上流社会里有巨大的威望,他们说话的分量当然不轻。
  这个时候,社会上关于谢安的舆论突然多了起来。京城高官之中,很多人都在讲“谢安不出,苍生何如”,这种传言的出处,大家心知肚明,以谢安的交游圈子,里头不乏舆论领袖和清淡家,大家闲谈时,每个人都随便提两句谢安,就好像递了内参一样。这是向社会吹风,为谢安高调出场作铺垫。这对于桓温,也是巨大的压力。
  第二,谢万回家后,一病不起,这为谢安出山加了不少同情分。
  谢安出山的第二年谢万就死了,谢万死了之后,一向爱好音乐的谢安竟然十年不听琴音,这一方面有兄弟情深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谢安还没有上位,必须不断利用悲情形象给自己加分。
  魏晋之间,战乱频仍,政争剧烈,人命朝不保夕,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越是处在无望、困难的情况下,越渴望真情,所以当时就有特别多的文人结交现象,像什么七贤呀,八达呀,这跟后世附庸风雅,硬把几个人凑在一起命名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是先交游在一起,天天喝酒、作诗,搞集体活动之后才得名的。在那个社会,人们对于友情、亲情的重视到了非常变态的地步,比如嵇康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因为与自己的理念不同,甚至直接干涉人家当官找前途,如果现在有人这样,非得被骂神经病不可,但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德。
  所以,谢万的不幸是整个谢家的重要加分。
  第三,豫州旧属不满。谢家在豫州经营十多年,也算是根深蒂固,有反弹是很自然的,后来谢安的侄子谢玄还利用了这资源,整合豫州子弟,组成北府兵,北府兵后来不仅是淝水之战的主力,关键还是后来打击桓温儿子桓玄的主力。
  面对上上下下强力反弹,桓温不得不考虑安抚一下谢家人。
  桓温在这时候才请谢安,也有讲究:
  (1) 豫州有人接手了,半年时间,不长不短,刚好够新人布局。对于桓温来说,好不容易除了谢万,不能按下葫芦鼓起了瓢,马上把比谢万强百倍的谢安扶上来。
  (2) 如果等到谢万真的死了,那桓温就要被那些高官们安上“逼死人命”的高帽,所以趁他没死,还可以补救,而且一石双鸟。等谢万真的死了,按例要守制,也就是谢安就要辞职回家。当然,严格来说,兄弟之间,守制是可守可不守的,但是如果谢安不守制的话,那么他积累四十多年的高道德形象就毁了。前面说了,东晋政权高层的贵族圈最讨厌爱当官的人,所以谢安如果不守制,等于自毁形象。
  (3) 是桓温对于谢安也有点小意见。当初谢万兵败时,谢安是军中参谋,虽然说谢万之败,应当由他个人承担,但谢安责任不可推托,桓温问桓伊:“谢安已经估计到谢万一定要失败,为什么不劝他改正错误?” 桓伊回答说:“自然是由于谢万这个人很难触犯呀。”桓温生气地说:“谢万是个软弱的庸才,还有什么威严的面孔不敢触犯!”在个人情绪上,自然有点拖拉。对于谢安来说,也算是败军之将,难以言勇,不好马上出头,要歇一段时间。
为什么要接受桓温之请?
  第一,毕竟桓温是当朝第一大实权人物,到桓温旗下当差,向桓温示弱,避免提早刺激桓温,并取得桓温支持,对于谢安的前途,很重要。
  自从桓温和谢尚分据方镇以后,桓、谢两个家族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谢氏不少人物曾经在桓温军府当官,这是桓、谢家族彼此联系的重要渠道。
  谢万被废黜,谢氏结束对豫州的统治,此事桓温是主谋,桓温促成谢万之废,意在摧毁谢氏实力基础。谢安出仕仍不得不经由桓温军府,不是谢氏出仕没有其他途径,而是想借此表示谢、桓通家之谊,消除谢万被废而出现的家族之间的紧张状态。
  在一个非民选的制度里,当执行层面的低级官员,还需要点本事和能力,有些事需要你去执行,可是当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基本上就跟个人本事无关了,最重要是要站好队,你要很自觉地把自己归为谁的人,这样人家才能放心把权力交给你。所以谢安很自觉地就把自己归到桓温队伍里去,尽管谁都知道这是扮猪吃老虎,但对于势大气粗的桓温来说,重要的是态度,他才不怕谢安们造反。
  第二,在乱世立足,充分的军政经历是办大事必不可少的条件,谢万为什么会被轻易拿下,说白了就是军中威望不足,军政经验不够。司马是军府里的二号官员,名义上权力很大,掌管军政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顾问,幕僚长的角色。这对于出身文人的谢家人来说,非常适合这种有名无实的军职,既达到历练目的,又不需要负责任(所以今后几年,谢安在桓温府里无所建树,也不算奇怪了)。对桓温来说,不用担什么实际风险,还能摆出高姿态,体现桓谢通家之谊,毕竟这种关系,对于桓、谢,对整个东晋,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对于此次出山,谢安也是心情复杂。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纳兰性德《长相思》)
  前路茫茫,造化弄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许多苦苦追求的目标可能会适得其反,一辈子的刻意追求,也许弄巧成拙。在赴任路上,谢安特别想找人做心理辅导,说说心事。
  他刚出发没多久,恰好在破山冈遇到刚被罢官回家的前吏部尚书、会稽谢氏的谢奉,一个归东,一个西去,一个心灰意冷,一个志向远大,两个人心情复杂。
  这两个谢大人,又是会稽老乡,又是老相识,难免就一起叙叙旧,而且都有预感,此去一别经年,相见甚难,就谈了很多话。谢安呢就想安慰谢奉几句,但是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于是两人就不停地说话,但偏偏这个谢奉呢,就是不想让人同情,一碰到这个话题,就岔开。一个想说,一个不想说,两人打太极拳,这样子,两个大男人就谈了两夜三天,却始终没有谈到点子上。谢安很无奈,只好作别,在船上跟别人说:“谢奉确实是个奇特的人。”不过无论如何,跟谢奉的一席话缓解了他的情绪,这样的情形,参加过高考的人都能体会,当年我们参加高考,心情忐忑,有经验的同学就相约在一个破旧的录像厅看了一晚上的搞笑香港片,第二天心情果然放松不少。
  后来,谢安当大官了,回想往事,就觉得欠了人情,深感遗憾。不过谢安对谢奉还不错,后来还提名会稽谢家的人当江州刺史。
  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远方。”虽然现在看来,谢安的远方其实一无所有,但有什么关系呢?毕竟那里拥有机会,这就够了。
你预备让苍生怎么办
  谢安入桓温军府,令桓温非常高兴。这期间,发生了三件事,让谢安很不爽。
  第一件事是桓温的态度。谢安来军府,桓温非常高兴,跟他畅谈好几天,谈什么呢?其实是桓温自己在倾诉辉煌历史以及谢安家世。也就是说谢安一进门,就被领导带去听讲座,拉去洗脑了,这种会议,说者兴奋,但听者很苦。因为不仅要听,还要非常巧妙地捧臭脚,虽然后来写历史的都说,他俩的这番见面是欢声笑语,其实是有人欢笑有人愁。
  更可恶的是,桓温聊完之后,还让人传出话去说:“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有这样的客人?”这句话的恶心在于:第一,他是向贵族们吹风说,其实我还是对谢家很好的;第二,他是向主流的舆论界思想界人士喊话,你们的精神领袖已经降服于我,而且我们交流得很好。桓温虽然热衷清谈,但对于那些名士不以为然,因为这些人认为桓温不过一介武夫,而且还激进。在早几年,桓温在现在河南安阳打了一个败仗,这对于打了无数胜仗的人来说,兵家常事而已,结果那些清谈界名士很高兴,其中一个还写了赞歌,搞得桓温很火,就找写歌人的儿子谈话,这个儿子怕惹事,就偷偷改了歌词。结果这事传了出去,被士族们当作强权打压舆论的恶例。所以桓温请谢安作司马,可真是擒贼擒到王了,连半夜睡觉都要偷笑,可不得到处说去?
  过不久,桓温又突然对谢安搞个袭击,当时谢安正在理发,古代人头发长,谢安搞了好久才办完事,戴上帽子,刚要绑上头巾,桓温在客厅里发话了,说,算了,光戴帽子来就好了。这本来是芝麻大的一件事,结果又被传了满世界都是,这个传闻很值得有心人玩味,既可以说谢安听说领导来了还故意摆架子,也可以说谢安这个人身手太慢。
  谢安本来是扮猪吃老虎,借桓温的势而已,结果反被桓温利用了。
  但这也合情合理,桓温是什么人?虽然他是带兵打仗出身的,但是光会打打杀杀能当上全国总司令吗?《孙子兵法》说,要打胜仗,事前策划最重要,像桓温这种从基层打上来的总司令,智能和权谋自然不低。
  所以我在这里要诋毁一下《晋书》的作者群,《晋书》原来有十八种,有的是私撰,有的是官家编修,到唐太宗时,这位也是从基层打仗上来的皇帝觉得这些书都是垃圾,就下令让房玄龄带人重写,大家知道,那一阵子是“贞观之治”,大家都忙着搞经济,谁还会有心思搞“文化事业”?特别是历史这种极其无趣、又没有效益的事情,简直是“文化苦旅”。但是国家有拔款,上级有指示,不能不办。于是房玄龄组织了一批主要是科举上来的文人,抄抄写写,把写历史当成写历史随笔,怎么好看怎么来,抄了好多晋朝人的文章、小说、笔记,而且细节也不详加考证,人云亦云。《晋书》对人物的评价,主要来源于晋朝清谈家们的所谓“品题”。长舌妇讲人是非叫“拔弄”,换成文人就叫“品题”,但本质一样,都不能轻信。像这一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就是把桓温描绘成大凯子了。
  禅宗有一个哲学命题:“林中树倒,有声无声?”在一个渺无人烟的森林中,有一棵大树倒了,请问“有声无声?”就经验来说,大树倒下了,必然有轰隆巨响,但问题是,你又不在森林里,凭什么认为树倒下来会有声音?也许这树刚好是碰到什么,一点一点悄无声息地倒下呢。
  作为后来者,我们多数只好听史家的,他们说无声就是无声,有声就是有声,甚至他们说树倒的声音像鸡鸣狗叫,你也不能说他错!
  我们可以反问史学家们:“你又不在现场,怎知道人家说什么?”史学家当然也可以搬庄子与惠施辩鱼乐的那一套回答:“子非我,焉知我不知?”
  但是这样说起来,大家只好吵起来了。
  虽然说事实胜于雄辩。但是,事实从来不只一套,所以我们只能学庖丁,条分缕析,努力寻找真相。
  好了,言归正传。谢安到桓温府里,还有一件事很刺激他。谢安去荆州上任,从东山出发后,还经过建康,首都的朋友们不免尽地主之谊,送他一程,在建康郊外的新亭,司马昱亲信中丞高崧提醒谢安一个重要问题:以前朝廷几次三番叫你当官,你老是抗旨,而且外面还有风声说,谢安不当官,老百姓没法过,现在你当官了,你预备叫老百姓如何过?
  前面说了,谢安几次三番拒绝当官。朝廷觉得很没面子,下了道命令,永世不得录用谢安,这是非常严厉,而且很不寻常的。因为自汉代以来的惯例,就是当不当官随便,辞不辞职也随便,也没有人追究责任,所以有好多人当官当几天就辞职了,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陶渊明先生,就是说不干就不干了的典型。
  谢安一直说不当官,现在又出来当,这不是这不是明摆着不给中央面子吗?
  宦途深似海,稍有不测,前功尽弃,谢安,你做好充分准备了吗?
皇帝蹊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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