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桓温自导自演的把戏，目的是提醒士族们，京城不能没有桓温。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1912年南北议和，孙中山同意让袁世凯当国家元首，但是为了限制袁的权力，要求他离开老巢北京，到南京任职，为了促其南下，南京方面还派出迎接团队，结果南方代表一到北京，人家袁世凯阵营就自导自演了一出冲撞代表团的闹剧。闹剧过后，袁世凯就以北方离不开他为理由，赖在北京。
但这个可能性很小：一是京城不是桓温势力范围，如果是桓温所为，叛乱徒众纵横京城时，必定有其他力量阻止；二是这种行为不符合桓温性格，桓温为人谨慎，京城毕竟不是他能绝对掌控的地方，如果行动不慎，很容易引火烧身，得不偿失。当年袁世凯阵营之所以自导自演那场闹剧，很大原因是他们能掌控北京局势。
所以，这场叛乱的幕后推手极有可能是反桓势力，他们当然不是指望叛乱真的能成功：叛乱者只有三百人，不是职业军队，也没有后援，古今中外以这么少人造反能成功的屈指可数，简直是以卵击石，下场可见。因此，反桓势力此举只是向桓温敲敲边鼓罢了，这就跟当年慈禧太后纵容义和团反洋人的道理差不多。
但是不论真相如何，这次叛乱，给了桓温陈兵首都的理由。
一屁过江
佛门有个“一屁过江”的公案，说是苏东坡学佛有心得，写了一幅对联“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台”，又附了一个纸条：“佛印禅师斧正”，叫家人给住在江对面的老朋友佛印送去。
佛印大笔一挥，回了俩字：“放屁。”
苏东坡气坏了，亲自坐船过江理论。
佛印大笑，说你不在“紫金台”端坐，过江来干什么？看来你的对联要“斧正”一下了，改成“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宁康元年（373年）二月，也就是新皇帝登基的第二年，皇帝千请万请都不来的桓温，为了抓内奸这么一个屁大的事，率大军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南下，陈兵首都郊区的新亭。
表面上看来有点小题大做了，既然叛乱已被镇压，抓内奸不是手到擒来，还用大司马亲率大军来，而且还是来首都哎，你打谁呀？
明眼人都看出来了，来者不善，桓温来抢皇位、算总账来了。
现在桓温的职位是什么?还是辅政大臣。这还有一段恩怨。
司马昱临死，本来下诏让桓温摄政或者“自取之”，结果被王谢等人拦住。这事没成。但是司马家孤儿寡母还是担心桓大司马不高兴，后果很严重。于是太后又补下了一道命令，说因为皇帝还小，需要教导，所以请桓大司马，按周公前例，摄朝政。
摄政与辅政差别很大，辅政毕竟还是辅助性质，而摄政可是全面代理军政事务，可以撇下皇帝，甩手大干的，这活以前都是太后或者皇帝的父亲、舅舅等至亲干的，比如周公，那也是周室皇族。桓温虽然是皇帝的姑父，也只是姻亲，不是血亲，所以让桓温摄政，名义上天下是司马家的，实质上早变了味，而且桓温居于摄政地位后，离九五之尊只有半步之遥，晋室天下，唾手可得。
这是王谢家族不能接受的。内廷的诏令，需要外廷执行，作为外廷首领的王彪之，当即原件退回内廷，还以极其圆滑的措辞说：“摄政是不寻常的大事，大司马必定再三谦让，这样让来让去，国家大事都要停止，兹事体大，我们不敢执行这个命令，所以还给内廷。”
这样桓温的地位几经曲折：简文帝临终提议，结果被王坦之拒绝，接着太后提议，又被王彪之拒绝，一个在内，一个在外，联手把桓温打压得死死的。
话说回来，皇帝、太后一定要干成这件事，恐怕还是有些办法，比如完全可以召见桓温的人，像中书省的郗超，以及中领军桓秘等等人来传达诏书，但是皇族故意把诏给王谢等人，明摆着是等着被拒。有没有做是一回事，做没做得成是一回事，所以桓温摄不成政，跟皇族无关。在这件事上，皇族做得很漂亮，顺水推舟，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所以，责任就只能由实际辅政的王谢等人来扛。
皇族首先拱出吏部尚书谢安来善后，让他出面请桓温到中央视事。
桓温当然不肯受请。他非常生气，还给小弟桓冲写信说：这个死皇帝竟然只是让我辅政。桓温其实心中最明白，这些事情不是一两个家族能干出来的，没有司马家族的点头，王、谢等人的策划，其他家族的呼应，是不可能成事的。这些账总是一一都要算的，但现在一时半会还不能树敌过多，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首先要抓两个典型杀鸡儆猴。
在四大家族面前，公然叫板皇族，就是造反，现阶段政变是不成熟的。琅琊王氏名望虽高而人才凋落，王彪之本质上是墙头草，打他？得不偿失。
不过，以王坦之和谢安为代表的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是朝廷后起之秀，子弟辈出，关系网多，打这两人，一是可以趁他们根基未稳，容易下手，而且可以顺藤摸瓜，把反桓势力一网打尽。更可恨的是，王坦之、谢安都曾是“桓家军校”的学生，而且桓温自认为对他们不错，这些人以德报怨，尤其令人不爽。
所是权衡来权衡去，桓温决定拿王坦之和谢安下手。
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迥(1)
建康郊外的新亭，在现在的南京菊花台一带，面临长江，风景绝佳。晋室刚刚南渡后，那些北方移民经常到新亭摆饭局，其中有个名士感叹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意思是虽然现在风景也很好，但以前在故都洛阳，大家看的是黄河，现在大家看的是长江，景色相似，家园不同。这句感叹让在座众人触景伤情，大有感怀，纷纷落泪。
这个闹剧，让丞相王导很不满。晋室过江，是王导一手策划的，当时西晋嫡系诸王纷争，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纷起，中原大地战乱频仍。王导当机立断，力劝司马睿过江，为北方士族留一片安静天空，要不是这样，现在新亭诸人也不知道要流浪到哪里去，现在这些人有吃有喝，欣赏着无敌全江景，还发牢骚，只顾回忆从前，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导于是厉声喝道：“大家要共同努力帮皇族，恢复中原，在这哭哭啼啼，成何体统。”这个典故就叫做“新亭对泣”。因为有了王导的大喝一声，新亭就成了东晋的精神地标。
新亭不仅是官员吃喝玩乐、迎来送往之所，也是军事要塞，桓温到建康，必经新亭。
桓温把兵营驻扎在离首都不远不近的新亭，当然不是路过这么简单：一是离建康不远，对于朝廷大臣有充分的威慑作用；二是在政治上可进可退，陈兵新亭，就等于把球踢给首都诸人，关键看他们下一步的反应，走一步看一步，这很符合桓温个性。
桓温这一招果然有效。首都的干部群众人心惶惶，舆论对于王、谢很不利。尽管大家都知道，桓温杀王、谢只是幌子，目的是夺权。但是，人心惟危。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还是很侥幸地认为，桓温可能仅仅只是想取王、谢性命而已。所以，太后赶紧把侍中王坦之和吏部尚书、中护军谢安推到台面上，让他俩代表皇室到新亭迎接桓温。
这才是真正的送羊入虎口。基本上，等于送死。先前勇敢无比、敢撕皇帝诏书的王坦之，首先吓得屁滚尿流。谢安劝道：“晋祚存亡，决于此行。”这一行，不行也得行。这一行固然牵扯到晋室存亡，同样关系到自己的名声与家族兴亡。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出来，如果王、谢不去的话，无疑就给了桓温“清君侧”的理由，桓温动兵，谁能挡得了？
桓温的架子果然很大。王、谢到的时候，桓温还没有到。等桓温到了的时候，文武百官都在路两边跪拜迎接。
简直是皇帝的待遇了。
桓温当仁不让，摆着架子，依次接见百官。因为知道来者不善，百官中“有位望者皆战栗生色”，也就是越是高官越怕得脸色发青，其中王坦之最搞笑，不仅汗流浃背被人看出来了，而且当官最重要的信物——手板也拿错了，竟然是倒着拿。这是大忌。
接着轮到我们好久不见的谢安大哥出场了。在全场静默的情况下，谢安“从容就席”，他到台阶上就快步入座。
桓温的这次新亭相会，也学人家项羽摆“鸿门宴”，在帐后布了很多兵。谢安不愧为老江湖，不枉在桓温府里当了两年司马。他来个先发制人，说：“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意思是说，桓公呀，你老人家有兵不去守四方，用来打自己人，算什么好汉。
桓温是枭雄，这句话是死穴。中国人信奉“兄弟阋墙，御其侮于外”，我们前面讲过，桓温是秀才底子，一定要讲名正言顺，现在离他北伐失败才几年，如果现在他杀了谢安等人，一定会落个骂名：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将来篡位也名不正言不顺。更何况，现在谢安摆明了不反抗，一个堂堂武将，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这在中国人的江湖上，是很可耻的，传出去后，桓大司马的面子就下不来了。
既然被谢安点破，桓温也只能尴尬地笑笑说，“不得不这样做呀！”这是一句搪塞话，不知所云，没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接着吩咐把壁后手持利刃的士兵撤去。
局势为之一缓。
桓温一生功劳很类似二战期间的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人家以战功可以当总统，可是桓温一生面对许多高高在他之上、无能之极的皇帝却束手无策，心中郁闷自然是到极点，取而代之，也是人之常情。元朝牛山和尚说：“猫叫春来猫叫春，听它愈叫愈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许多人的心中，其实都有背叛冲动，只是有的人没有资格讲出来，讲出来只会让人当笑话，有的人憋着不讲。但是桓温是枭雄，他把叛君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所以在正史里是逆臣。不过将心比心，桓温身上有许多大哥气质，还是很令人欣赏的。这也是谢安们可以与之委蛇，甚至倾谈数日的原因。也正是因为桓温讲道义，讲究所谓“名正言顺”，才不断被谢安所利用，终于大业不成。成王败寇，如果桓温再痞一点，也许现在给他的评价就不一样了。
每次读《通鉴》到这里时，很多人都难免有个疑问：桓温真是像过家家这样好对付吗？我觉得谢安这次能劝服桓温，还有两个不足为人道的原因：一是谢安有一定时望，而桓温当时声望大挫，觉得即使拿下晋室，坐江山也不能安稳；二是可能有幕后交易，桓温此次回师之后，随即上表求“九锡”，这个举动很让人不解。主动要“九锡”，很容易被人利用来损坏声誉，之前桓温身体好的时候，都不说要“九锡”，现在希望渺茫，为什么突然要呢？只有一种解释，桓谢之间有交易。
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迥(2)
“人心惟危”后面一句话叫作：“道心惟微。”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每一个挑战，都是与机会并存。这一次不仅桓谢判出高下，王坦之与谢安也立判出高下，经此一役，决定着谢氏掌权十多年，而太原王氏需要再等十多年才有机会上位。
既然干戈已经撤去，玉帛接着重来。
谢安和桓温两个老朋友，于是暂时放下心结，好好喝酒、好好欢谈。谢安还模仿洛阳书生读书的声音，朗诵起西晋名士、晋朝人气最盛的名士嵇康的诗篇：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
萋萋绿林，奋荣扬晖。
鱼龙，山鸟群飞。
驾言出游，日夕忘归。
思我良朋，如渴如饥。
愿言不获，怆矣其悲。
朗诵的时候，意向高远，风姿特秀，像孤松独立，似玉山将崩。
我们看香港版电视剧，要表现主人公大智大勇时，里头必定有个桥段：一定要让配角们战战兢兢。现在所有人，包括王坦之都成了谢安的人肉背景，百官之中，谢安卓然出众。他高远、镇定的形象，镇住了全场。全场能跟他对话的，只有桓温一人而已。而实际上，与桓温在一起，谢安也很快乐，一种高手之间才会有的快乐。谢安斯文谦逊，人格特质较不易凸显，桓温敢冲呛声，正好映照出谢安的可喜与难得。如果这厢总是温恭有礼，那厢也一副我佛慈悲模样，可能的结果，就会是“太闷”。谢安也不能一举成名。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只作连江点点萍。”（王国维《采桑子》）每一个高手，都会有难言之痛，所以，越是高手，越是寂寞。所谓知音难求，桓谢两个当世无匹的高手，是对手，也是知音。从官场逻辑来看，作为对手，谢安与桓温的这场酒一定是口是心非，大家虽然面子上嘻嘻哈哈，内心里肯定暗藏杀机。如果真是这样，东晋也就没有什么风流可说了。所以我相信，这两个令人神往的高手，这阵子一定是放开心胸，用杯中美酒，浇各自心中块垒。
在这个千载难逢的酒肉场合，最需要一个凑趣的人了。
这个人就是郗超。当年桓温立司马昱为帝之后，就派了郗超担任中书侍郎，执掌朝廷机要。但是因为桓、郗关系密切，朝中诸臣都很忌惮郗超。有一次谢安和王坦之一起拜见郗超，结果到晚上还没能找到机会，王坦之等不及想走，谢安说：“你难道不能为了性命，再等一等吗？”要知道，侍中是中央三省之一的门下省的主官，而中书侍郎只是三省之一中书省的副职而已，上级见下级，有这么难的吗？由此可见郗超的影响力。曾国藩说“打落门牙和血吞”，对于谢安，功业未成，必须学习管仲“恶小耻而不能成大业”的道理，一切功过，忍小耻，等成大业再来评说。王羲之的夫人是郗家女儿，这个女人观察到，王家人对于谢安兄弟十分热情，反而对于郗家人十分冷淡，所以叫她的兄弟不要再来王家。没想到如今谢家人对郗家人却是如此毕恭毕敬，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再说桓谢交锋之后不久，桓温和郗超商议撤换朝廷大臣的事，名单拟定后，当晚两人同一处安歇。第二天桓温一早起来，就叫谢安和王坦之进来开会，把拟好的奏疏扔给他们看。当时郗超还在帐子里没起床。谢安看了奏疏，一句话也没说，王坦之径直扔回给桓温，说：“太多了！”桓温拿起笔想删去一些，这时郗超不自觉地偷偷从帐子里和桓温说话。谢安含笑说：“郗生可以说是入幕之宾呀。”
其实，桓温很喜欢安排人偷听他跟人讲话。以前司马昱当丞相时，有一次和侍中谢安一起到桓温府里，桓温就安排名士王躲在帐子后面偷看他们，两人走后，桓温问王：“这两个人究竟如何？”王说：“司马丞相作辅弼大臣，自然是像神君一样，通明澄澈。您也是万众景仰，不然，谢公怎么会甘心居后呢？”这是明显拍马屁的话，桓温很受用。盖世英雄，往往就是坏在这些爱拍马屁的人手里。
谢安作过桓家司马，自然知道桓温爱让人偷听的怪癖，但是对于郗超此次偷听，却大笑并叫“入幕之宾”，其实语带双关：第一，郗超字嘉宾，这回在幕后偷听，可不是“入幕之宾”？所以，这是急智，大家化解一下尴尬。第二，是赞扬郗超在桓温府内出谋划策的功力。帷幕之内是居室私密之处，能进入帷幕中的宾客，自然与主人关系非同一般，不是心腹就是死党，所以这也是圆场。此外，如果说谢安与桓温这次新亭之行是高手过招，那么郗超作为桓温谋士，自然也是高手之列，只是没有上台面而已，所以在这次高手过招中，算是隐蔽的第三者，可不正是“入幕之宾”？
郗超可惜早死，又跟桓温儿子桓玄不很合得来，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大功业。
太元二年（378 年）十二月，郗超去世，时年42岁。郗超是桓温党羽，而其父郗忠于晋室，郗超临死时，为了不让郗伤心，取出一箱书信，对门生说：本来想把这些东西烧掉，又怕父亲年老又过度思念儿子，所以我死后，如果我爹吃不香、睡不好，可以把这箱书信给他，否则就烧了它。郗超死后，郗果然哀悼成疾，门生便将书交给郗，郗一看，里面写的都是郗超与桓温密谋的事，郗大怒说：“小子死恨晚矣！”从此不再哭泣。郗超是桓温死忠幕僚，这是全朝廷都知道的，郗怎么可能不知道，郗大哭其实另有原因，郗超在时，没人敢轻看郗家，王献之兄弟见到舅舅郗，总是恭恭敬敬地行舅甥之礼，向他问好，郗超死后，这哥俩就很怠慢郗了。郗看到这种情形，感慨说：“使嘉宾不死，鼠子敢尔邪！”所以，郗哭郗超，主要是伤心家道败落而已。这箱信一出，郗超身份已昭然，现在郗就不好继续哭。
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迥(3)
再说桓温，在新亭待了14天后，竟然得了一种怪病，据说是报应。
杀敌八百，自伤一千(1)
桓温在首都停留了14天，做了三件事：缉凶、祭陵、重病。
（一）缉 凶
桓温此次来京，跟王谢明争暗斗的同时，也通过暗访，抓紧缉捕天师道入宫一案的内应。
天师道入宫打的是皇帝海西公归朝的幌子。海西公是被桓温废掉的，给海西公平反，就是否定桓温路线，跟当朝大司马作对。所以桓温此次来朝，与其说是救驾，不如说是肃反。
有肃反，就一定需要抓大批人，弃一批人，升一批人。具体到朝中高官，涉及三个人：被抓的人是江东士族、尚书陆始；被弃的人是桓温的弟弟、中领军桓秘；被升的是首先出兵镇压的毛安之，他被升为左卫将军。
1. 收拾陆始
抓陆始，实际上是杀鸡儆猴，给江东士族颜色看看。桓温给陆始定的是替慢罪，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玩忽职守罪，是惩戒陆始检察不严，以致让反贼进入宫禁。替慢罪，可以判充军。这个罪，定得大有玄机：
我们之前提过，虽然东晋王朝包括司马氏在内的高门大族只是“侨居”在江东，但是这些“过江龙”一向倨傲，不大看得起地头蛇，地头蛇也反感北方来的大族，但江东士族自己也不太争气，也不太看得起江东土著百姓，所以我们看东晋历史，有个很怪异的现象，就是镇压江东农民造反最起劲的反而是江东士族人马。
既想依赖体制，又对体制心存不满，这是江东士族的普遍心态。
因此，像天师道政变这种不太激进的、体制内的、改良性的造反，得到江东士族，同时也是大地主的陆氏的同情，也是情理之中。
但这对处于社会最上层的桓温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不过直接指控陆始造反，也实在有点投鼠忌器。陆始是吴郡望族，从曾祖父那一辈开始就在东吴以及后来的东晋政权当高官，是江东四大望族之一，是地头蛇中的地头蛇。
另外，在这样一个政治叛乱中，职位这么高的官员，当然不会事无巨细，亲自动手，所以，桓温也拿不到什么确切证据来指控别人。因此，只好用“替慢罪”这样的万能罪名，让陆始负政治责任，也是相当合情合理。
收拾陆始之后，桓温顺藤摸瓜，趁机将此案株连坐罪很多人。
2. 桓秘罢官
桓温通过这次事件，还痛下重手，教训了亲弟弟桓秘，结果留下了很大的后患。
桓秘是桓温的四弟，这个人本来是个杰青（杰出青年），但是贵族家庭的杰青，如果没好好调教，很容易目空一切，成为愤青，而且是纨绔型愤青。因为笔头好，桓秘刚出道时官拜秘书郎，当刀笔吏，桓温也有意让弟弟多多历练，磨一磨性格，所以过好久，才让他当辅国将军、宣城内史。再后来又给他安排机会，得些功名，然后安排他由虚职散骑常侍过渡到实缺中领军。
中领军，三品高官，是东晋中央警卫局局长，统领宫禁内外所有卫兵，对于东晋高门大族来说，这是必争之位。整个东晋王朝，最牛的五个家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加上龙亢桓氏，共有十五人曾担任过这个位置，占任这个职位总人数的40.5%，而且都是在他们家族声望最著时担任。
这个位置是桓温在宫中安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种职位监视和软禁皇帝，但是这个不争气的桓秘竟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让人得空作乱。当然，更重要的是当年司马昱临死，皇宫里热热闹闹，而桓秘显然没有掌握到完整、准确的信息，并及时报告给桓温，搞得桓温不断失策。桓温恨铁不成钢。
当然，处理陆氏之后，桓家人没道理置身事外。政治高层要承担高政治道德，否则当大臣会当成乱臣贼子，当皇帝也容易当成昏君，成为别人的靶子。比如说台湾闹得很大的台北市长特别费事件，虽然马英九市长的特别费问题只有9000块，只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左右，在祖国大陆，甚至构不上抢劫罪（抢劫罪的起点是2000元）。但是贪污就是贪污，不能说因为乡长贪污2000元，我官比他们大，多贪污点没关系，或者说我只贪污了9000元，大不了我还到廉政账户里去，当粉笔擦过。这种强盗逻辑，如果职位低一点的公务员用用，也就算了，如果一个高官也用这种逻辑，那么他们的政治信用等于破产，这样的成本也就太大了。
桓温是想办大事的人，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朝中王谢家族环伺之下，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将军，桓温断然是不肯冒这个险的。
所以能不能不让桓秘承担责任？不可能。形势比人强，桓秘必须承担政治责任。桓温下重手，免桓秘的官。桓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学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意思。但是愤青桓秘不能理解其中曲折，非常气愤，每天咬牙切齿，骂他的大哥。后来桓温临死，他还匆匆赶去，恶搞了他大哥一把。
3. 安之升官
论功行赏。平叛急先锋毛安之被提升为左卫将军，四品官，宫中卫队的第二号人物。
这个毛安之来头不小，他出身荥阳毛氏，毛氏是湖北一带颇有影响的流民首领，同时毛安之也是司马昱的爪牙心腹，更关键的是他还是桓温手下猛将，是各方面都吃得开的人物。当年桓温废立，为防宫中有变，或京城保皇派造反，特别调派魏郡太守毛安之带领自己的部队宿卫殿内，果然派上了大用场。在司马昱将死的那段时期，被桓温排挤的庾希带兵杀向京城，是毛安之带兵挡住。现在又在保卫司马昱儿子的政权上立了大功，对于司马家，毛安之可谓忠心耿耿，坐这个位置理所应当。
杀敌八百，自伤一千(2)
到了太元四年（379年），也正是这个毛安之，带着4万人被前秦将领毛当、毛盛率骑兵2万袭击，大败而退，刚好给了谢家的“北府兵”亮相的机会，当时谢安侄子谢玄只带1万多人，就把6万多人打败了，人比人，气死人，毛安之当了谢家活生生的人肉背景，更显得谢家的举足轻重。从那以后，东晋王朝的谢家势力真正走向顶峰。
总之，这次的内应处理结果，虽然敲打了江东士族，但桓温在宫中的过河卒也被拔掉了，总体来讲，桓温是杀敌八百，自伤一千。
（二）祭陵见鬼
处理好内应事件，桓温依照臣子的本分，拜谒司马昱的墓——高平陵。
桓温与司马昱两人一文一武，共事几十年，直到一个当了有名无实的皇帝，一个成了权倾朝野的实权人物。两人既有姻亲之情，又有宾主之谊，既是盟友，又是对手，现在墓里墓外，斯人已矣，天人永隔。
桓温情不自胜，前尘往事，像放电影一样，历历在目，不免百感交集。纳兰性德有词，正可写照：
无情野火，趁西风烧遍、天涯芳草。榆塞重来冰雪里，冷入鬓丝吹老。牧马长嘶，征笳乱动，并入愁怀抱。定知今夕，庾郎瘦损多少。
便是脑满肠肥，尚难消受，此荒烟落照。何况文园憔悴后，非复酒垆风调。回乐峰寒，受降城远，梦向家山绕。茫茫百感，凭高唯有清啸。
有矛才有盾。桓温与司马昱相争多年，屡屡过招，自然知道对方分量。谢安评价司马昱只会清谈，但司马昱能纵横政坛几十年、历居高位而不倒，自然不是简单人物，当年大司马桓温、丞相司马昱和太宰司马三雄共掌朝政，结果桓温帮助司马昱当上皇帝，而桓温却是想置司马于死地而后快，可见司马昱的手段。桓温一世枭雄，雄视天下，却很难摆平司马昱这个“柔道高手”。没有司马昱跟桓温周旋出来的空间，王、谢诸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
司马昱做了230天皇帝，事迹不多，而且多为后人嘲笑，不过仔细琢磨，虽不中看，但很中用。当年司马昱刚刚坐上皇位，大功臣桓温自然飞扬跋扈，趁机剔除异己，准备对政敌赶尽杀绝，司马昱使出妇人手段，在桓温面前大哭。纵横天下、杀人无数、信奉男儿流血不流泪的桓大司马，什么时候见过这场景，慌得手足无措，无话可说。
接着，桓温逼司马昱杀太宰、武陵王司马，司马昱不肯，在桓温苦苦相逼下，司马昱放话说：“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如果你觉得我司马家还是晋室皇家的话，你最好别做得这么绝，如果觉得我们司马家气数当绝，那么好，我让位，你拿主意。桓温取晋室天下时机未到，所以只好暂时不杀武陵王司马，只是废了他家的贵族身份。
以虚位皇帝对付实权大司马，堂堂皇帝虽然烂招迭出，净是妇孺所为，但对付桓温这样一世枭雄，以柔克刚，却是十分有效。司马昱当丞相时，一件事动不动就要经过一年才得以解决，把桓温给急得半死，桓温对他的拖沓很反感，经常催促他，结果，司马昱好像不当一回事，说：“日理万机，怎么能快得了！”司马昱虽然贵为丞相，但其实只是桓温的橡皮图章，事情办得快慢，没有本质不同，一些非分难题，一拖再拖，对于晋室反而是好事，桓温对此毫无办法，司马昱却是暗爽在心里。
对于这些，桓温早就心里有数，点滴在心头，《世说新语》有两人的对话，堪称经典。
说是司马昱还是任抚军将军时，和桓温一起上朝，两个人争先谦让，请对方先走。
桓温不得已先行，于是说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我只好先走，给王爷当前锋了）
司马昱说：“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其实不是大与小的问题，是我跟着你走）
东晋风流，虽藏机锋，但不减儒雅，令人神往。
司马昱死后，谢安负责拟定司马昱的谥号，所谓谥号，也就是古代皇帝、高官死后，别人综合他生平功过给的名号，比如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谥号是文忠公，很形象，林则徐文章很好，对于朝廷、对祖国的忠诚更没话说。因为谥号基本上就是盖棺定论，所以大臣给皇帝拟谥号的活很难接，拟不好吧，皇帝的后代不答应，要知道，皇帝后代也是皇帝呀，在人家屋檐下谋生，你得低头！起得太好吧，不好向后代交代，我们古代文官讲究外王内圣，既要巴结好皇帝，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名节，所以很多人偷懒，拾前人牙慧，多半是起个“文”、“武”之类的充数。
谢安给司马昱拟的谥号是“简文”，意思是讲司马昱这人一生冲虚简贵，既体现司马昱从政以来的文治，也能体现他的一生为人，概括度高，又不俗。当工作人员把草稿给桓温看的时候，桓温高度评价：“此是安石碎金。”是杰作。桓温对谢安草稿的评价，同样也体现了他对简文帝的深刻了解。
一个顶尖高手，最怕的是没有对手的寂寞，两个原来是谦让着先走的人，现在有一个先走了，对于比司马昱年长7岁的桓温来说，不免因景伤情，在拜谒的时候，精神恍惚，再加上高平陵所在，正是现在南京钟山西南，是阴凉潮湿之处，大风一吹，处在情感低潮的老桓温不免产生幻想，好像见到了司马昱，生前不敢拿桓温怎么样的司马昱，死后趁着天人相隔，大骂桓温。
杀敌八百，自伤一千(3)
其实在桓温刚开始拜谒的时候，左右随从已经感觉到桓温很不对劲，只见他一边拜，一边叫“臣不敢”，这种情形，让边上的人吓坏了，赶紧扶着他老人家上车，桓温一到车上，马上甩出一个骇人听闻的事情，说是刚才见到司马昱了，边上还有一个又肥又矮的人，怀疑是殷涓，他抓住随从，问殷涓模样，果然跟刚才见到的一模一样。
殷涓是殷浩的儿子，当年桓温废司马奕时，桓温恨殷、庾两家人在朝中势大，迫使新蔡王司马晃“自首”，同时要他牵告殷浩之子殷涓及庾冰儿子等人谋反，并族诛了涉案诸人。殷浩在这一次政争中彻底被废，殷涓看到父亲如此下场，不仅没有学人家去讨好桓温，反而跟桓温的眼中钉司马混在一起玩，不久殷浩于乡下郁郁病死，桓温派人祭吊，殷涓不理桓温的人，桓温一怒之下，干脆一起把殷涓给杀了。这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青年就这样徒然丢了一条性命，而人家桓温连他的面都没有见过。
这个冤案牵扯太大，对桓温始终是个心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见到“司马昱”的时候，他难免也会见到“殷涓”了。
经过这一吓，桓温终于相信自己是见到鬼了。
从此一病不起。
魏晋历史上有两个高平陵，也许是因缘巧合，也许是运交华盖，两次与拜谒高平陵有关的活动，都跟桓家和司马家命运交关，而且都成为桓家的死穴克门。
前一次拜谒高平陵活动，在曹魏正始十年（249 年）正月，魏少帝曹芳离开首都洛阳，到城南90 里处的明帝曹高平陵祭谒。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切断洛阳至高平陵的信道。遇此不测，时任大司农的桓范力劝天子暂避许昌，然后再传檄天下，共同发兵讨伐司马懿。但是没等皇帝反应过来，司马懿政变就成功了，于是桓范就成了人家的眼中钉，不仅自己被杀，桓家更是成为晋室公敌，后人更是要小心做人，不敢认祖，这个桓范其实很可能就是桓温的六世祖。佛谒说，因果报应，后来东晋末期桓玄夺权，虽然没有夺成，但是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亡，东晋王朝还是因桓玄而亡。佛家所谓报应不爽，好像有点道理。
（三）生不荣，死不哀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桓温生病之后，马上返回姑孰（今安徽当涂），虽然广聘名医，但挨到七月，终于不治，从病起到病故，前后不到四个月。
在这四个月中，桓谢之争，进入冲顶阶段。
桓温卧病，知道自己命不长了，但是心中大业未成，自然不甘，派人给朝廷上书，要求朝廷给他加九锡。所谓“九锡”是皇帝赐给臣子的九种礼器。我们中华帝国，千头万绪，治国不外人事和礼法。礼法的最顶端是九锡，“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斧钺，九曰鬯”，代表皇帝对于臣下的德行、安民、让人民快乐、让人民富有、让善人善事越来越多、让恶人恶事越来越少、镇压不义之人之事、诛杀有罪之人、孝顺父母长官等九种素养的奖赏。
所以能够得九锡的人，简直就是圣人。
圣人只有皇帝才能认证，但是圣人不能轻易认证。正常情况下，国家只有一个活着的圣人，就是天子。
天子九锡，是国家最高礼遇，天子以九锡加给臣子，相当于京戏里常说的封人家为“一字平肩王”，让臣子跟自己平起平坐，自然，只有大功臣或者相当有权势的诸侯大臣才会享受这种待遇，当年曹操篡汉的前奏，就是受“九锡”。
从曹操以后，绝大多数的加九锡，都走了样。到了司马懿和司马昭，有样学样，也是先加“九锡”，然后夺了曹家天下，晋朝以后，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皇帝都依样画葫芦，先受“九锡”后篡位，生生把加“九锡”等同于预谋篡逆。
所以，当桓温要求加“九锡”时，王、谢诸人就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对付了。
对付的方法，是承老皇帝司马昱的必杀绝技——“拖”。
具体办事的人是袁宏。袁宏是个大才子，也是个书呆子，他是谢尚发掘，后来推荐给桓温当秘书的，所以和谢家有知遇之恩。这阵子，袁宏已经调到谢安的手下，任吏部郎，而且和谢安过从甚密，谢安也经常在他面前口若悬河，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袁宏是个勤奋的人，听谢安讲话，回家后还作笔记，然后写成《名士传》，拿去见谢安，谢安看了，大笑不已，说：“哇，这书里的内容为什么越看越面熟呢？哎呀，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提的中原旧事吗？我只是随便说着玩而已，你真是有心人，还把它写成了书。难得难得。”
袁宏文章一向写得又好又快，当年在桓温幕府，替桓温写《北征赋》，洋洋洒洒，叹为观止，桓温叫名士伏滔朗诵，当读到“闻所传于相传，云获麟于北野，诞灵物以瑞德，奚授体于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性之足伤，乃致伤于天下”时，另一名士王插话：“‘天下’之后，如果加上几句，改用‘写’字作韵脚，就完美了。”
桓温听了，不假思索，转身对袁宏说：“你考虑一下，增添两句！”写过古诗的人都知道，合韵本身就很难，临时又叫人改韵，这不是成心叫人为难吗？清代汪春田《重葺文园诗》曰：“换却花篱补石阑，改园更比改诗难；果能字字吟来稳，小有亭台亦耐看。”说的虽是造园的事，比的却是改诗的例子，可见改诗之难。
杀敌八百，自伤一千(4)
想当年，笔者参加高考时，卷子要求用“尝试”这样一个明显议论文的题目，写一个800字记叙文，结果中计，按议论文写到700字时，猛然发觉，汗珠一地，知道乾坤难转，文体写错，只能判5类卷，高分无望，当时来个急智，前后各加上双引号（“ ”），然后加逗号（，），再加上“某某人说”的字样。剩下100字，全部用于交待叙述者背景，总算凑合一篇记叙文，最后语文总分差强人意，想来作文分数也不会太低，真要感谢判卷老师了。如今想来，心有余悸。
转文体难，转韵脚难上加难。
但是大才子就是大才子。这边桓温声音刚落，那边袁宏应声答道：“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
满座叫绝。
北征路上，因为赶着发公告，桓温叫袁宏以马背作桌子，马上就写，袁宏手不停笔，一会儿就写了七张。王反复咏诵品味，对伏滔说：“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
但是袁宏才子脾气很重，虽然桓温对他十分礼遇，但每到辩论时，从不肯服输，而且还牛气到连桓温也不买账，他有一次兴起，写《东征赋》，替狼狈逃到江东的晋室君臣涂脂抹粉，列举了各东晋过江名贤的功德，一时传唱南北，但这个文章里，偏偏不提东家桓温父亲桓彝。
桓温十分气愤，但不露声色，问袁宏：“听说你最近写了篇《东征赋》，里面称赞了许多先贤，却为什么没有写我父亲呢?”
袁宏从容回答：“噢，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你的下属，对于尊公并不敢随便议论。其实我早已打好了腹稿，只是没有告诉你，也没有张扬罢了。”
桓温心想，忽悠我呀，追问他：“那你准备为我父亲写上哪些辞句呢？”
袁宏立即回答说：“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宣城（桓彝）之节，信义为允啊！”马屁拍得精到。桓温听了也很爽。
不过说归说，他就是不写进赋里。所以说这人有傲骨，但也容易得罪人。久而久之，人家对他就利用而不重用，职务也一直没有升迁。
话说回来，桓温手下，真是个个有性格，要是搁现在，不马上开除才怪。
当年谢安还是桓温府里司马的时候，让管财政的田曹中郎赵悦安置他的几十个门生幕僚。赵悦请示桓温，桓温说：“暂时先用一半吧。”但是赵悦不久就全部录用了，他说：“从前谢安在东山隐居的时候，士大夫们怕他不参与世事，敦促逼迫他出山。如今他自己选拔的人才，我怎么会反倒不用呢？”这个理由太过牵强。不过桓府牛人迭出，可见一斑。
但是话说回来，也不知道桓温军府是什么风水，从里头出来的人，比如谢安、王坦之包括这个袁宏，可都是反桓温反得最凶的人物。
再说袁宏办事认真，不改以往风格，谢安叫他起草朝廷加“九锡”的诏书，他又快又好完成，还很得意地拿给王彪之看。王彪之老奸巨滑，把袁宏大作仔细把玩一番，然后说：“好，好，真是大才子，我看可以。”
袁宏兴冲冲地拿给顶头上司谢安，谢安拿过来，头也不抬，马上改了几个字，还给袁宏，给大才子兜头一桶凉水，赶紧拿到办公室字斟句酌，生怕又不行。然后重新抄了一遍。
又拿到谢安办公室。
谢安还是头也不抬，把前段改后段，中间又加了几个字。
袁宏赶紧又拿到办公室字斟句酌，然后重新抄了一遍。
再拿到谢安办公室。
袁宏这下学乖了，跟领导说，我写文章可以倚马千言，又好又快，得，今天咱们省点事，你说哪里不行，我马上改，行不？
谢安还是头也不抬，把前段改后段，中间又加了几个字。
这样来来往往，文书传递，竟然磨了十几天。
袁宏十分郁闷，又认认真真写了一次，然后又十分委屈地去找王彪之，说，王大人，这回你老人家要十分认真给我把关呀，我写的，谢部长老是不满意，我没招了。王彪之这下也学谢安，看都不看，笑眯眯地对袁宏说：“问题不是出在你的文采上，而是出在诏书本身，听说桓温的病越来越重，撑不了多久了，你可以再改改呀。”
哇噻，原来是这码事，人家王、谢是成心不想给桓温加九锡呀。
明白了。袁宏想，正合我意。
改，咱继续改，就当练书法。
于是，袁宏乐呵呵地改着诏书草稿，虽然桓温方面一直催促，但直到桓温死了，也没改出个头绪来。
桓温当然知道，这事其实是王、谢等人搞鬼，但是身体太弱，人在姑孰（今安徽当涂），鞭长莫及。桓温生病期间，谢安去探视，桓温远远望见了，叹息道：“我的门里很久没见到这样的人了。”有这样的对手，徒呼奈何。
桓温最看好的弟弟，江州刺史桓冲，看着大哥被戏弄却毫无办法，跑去向哥哥问对策。桓温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很坦白地说：王谢并不是你们可以对付的，见着他们，你还是绕着走，别跟他们直接对抗。
桓温的这个政治遗嘱，包含几层意思：我桓温活着，王谢这些小猴子，还不至于造反，最多学简文帝跟我玩太极拳；如果我死了，我们桓家子弟不是他们的对手，要跟王谢明着干，你们不如他们老谋深算，刚好给他们借题发挥的机会，将反为其害；我们以静待动，保存实力，王谢自然忌惮，凡事也会给几分面子，作为实权派家族，桓家子弟刚刚接手桓家基业，绝对不可轻举妄动，否则很容易被谢安等人利用。桓家好好养精蓄锐，不日自然可成一番事业。
杀敌八百，自伤一千(5)
桓温熬到宁康元年（373年）七月，终于不治，死于姑孰（安徽当涂）。时年62岁。
摄政的崇德皇太后与幼帝下令厚葬桓温，追赠丞相。
桓温坐镇荆州，西平巴蜀，北伐河洛，行土断，丰国用，安邦定国近30年之久。虽然死后备极哀荣，但是对于临终加九锡的图谋，正史说，这是桓温贼心不死，图谋篡位的最后努力，但是细细想来，这个结论下得很草率。
在正式申请加九锡之前，东晋朝廷就曾屡次给过“桓温羽葆鼓吹、班剑、甲仗”等荣誉，但桓温大多拒而不受，这还是在桓温势力鼎盛时期，反而到了大势已去、重病在床的时候希望通过加九锡而篡位，实在有违常理。他跟子弟说，他死后桓家不是王谢对手，可见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即使他这个最后一搏成功，加了九锡，但后面的路，他的子弟们也搞不定。所以申请加九锡，徒增骂名而已，完全不符合他一贯的方针。
在中国古代，成功人士的梦想，无非是生荣死哀。桓温要求加九锡，绝大部分因素还是追求个名声。当时桓温权势、名声已达异姓大臣之顶峰，相较以前权臣，惟有九锡还没有加，就跟我们现在的干部临退休，单位都尽量给他提半级一样，桓温也想着给自己加半级。桓温一生从军，受尽了当时名门望族的轻视，这对于一生都在追求一流名望的他来说，是很伤心的，临死前求九锡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也是情理之中。
这个愿望终未达到，而且反受其害，担了千古骂名。
大家知道，武侠小说中，看起来武功最强的人，一定有不为人所知的最后一招，这一招通常是集毕生功力，一招既出，落叶飞花，那是威力无穷的。不过这一招不能轻易使，因为如果这一招使老了，不能置敌于死地，敌人绝地反攻，那么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桓温的惊艳一枪，结果没有伤到谢安、王坦之之流，终于反伤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