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覆水难收。北伐途中，和豫州军队做战略呼应的徐州友军，因为主将郗昙病倒，暂时退到彭城（今徐州），谢万误以为东路军败了，下令后撤，结果这一退不得了，大部队趁机一哄而散，不战而败，大片土地相继被燕国攻占，只剩下谢万光杆将军，狼狈而归。
部队溃散时，大家伙儿本来想一不做二不休，趁乱结果了谢万，让他“殉职”算了，但是内部有不同意见，许多人记得谢安的好，提醒大家应该为谢安着想。所以谢万能幸免一死。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谢万虽然兵败逃跑，但是路上仍要摆架子，死活要贵重的玉帖镫配自己的战马，谢安太爱这个弟弟，一路上本来没讲什么话，这阵子，也搞得有点不爽，但他还是和风细雨地劝说：“现在哪里还需要找这个麻烦！”
谢万在寿春失败后，回来给王羲之写信说：“我很惭愧，辜负了你一向对我的关怀照顾。”王羲之看了信，心想，这家伙真是死不悔改，推开信，摇摇头说：“这是夏禹、商汤那种警诫自己的话。”谢万不好好反省，还到处写信做秀，自比伟人，孺子不可救。
虽然谢万不是大家理想中的男人了，但是他依然是自己理想中的男人，这点还真让人敬佩。
东晋社会重门户，也重精英，一个家族得有政治精英，才能维持家族地位。
谢家本来打算来个马后炮，以谢万作跳板，更上一层楼，谢万被废，等于垫马被抽，家族利益失去政治保障，谢氏不仅上不了一层楼，反而前功尽弃，一切归零，要重新开始。
谢家能不能重新站起来，取决于谢家有没有出色人物。
门第与人物(1)
东晋虽然重门户，但门户不是万能的，一定要有杰出人物，才能维持门户。
当年庾家风光一时，不过庾翼临死，庾氏门户中找不到才能出众的人，不得已，庾翼就让儿子庾爰代为荆州刺史，但引起满朝非议，舆论哗然，大家死活不同意。大臣何充上表说：“陶侃，功劳够大了吧，可他临终时候，自动让位，表现了高姿态；王导还没死的时候，他的次子王恬（王导长子王悦比王导先死）是四品将军，到现在还是四品，没有因为父亲死了，就袭父职升官；庾家功劳最大的人是庾亮，但庾亮儿子庾羲的官职还只是一个闲职散骑而已，庾翼在庾家功劳不大，后人没有理由拥有荆州刺史这个高官。”朝廷一听有理，就顺水推舟，任命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夺了庾家的权。
所以，东晋政治圈里，不仅重门第还重人物。高门大姓固然能占据一定高位，但是能掌多大权力，能否持续掌权，还取决于家族中代表人物的能力。代表人物的能力越高，其他家人就可以鸡犬升天，与有荣焉，当权门户如无“超人”掌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他门户取而代之。东晋初年，丞相王导多么风光，可惜他死后，家族政治人才不继，琅琊王氏浸衰；接下来庾翼死，颖川庾氏几灭；桓温死，陈郡谢氏代兴。这样的机制导致了另一种结果，就是对士族来说，家族人物存亡影响士族门户地位升降。宗族有人当大官，宗族的政治地位够高，那么宗族底下的每个家庭利益才有保障。
这种局面是由东晋政治架构决定的。
东晋政体结构有点类似君主立宪制：皇帝没有多大权力，而由各大家族轮流执政。皇帝具有宗教性的地位，代表国家，皇帝世袭保证政治体系的基本统一，同时也导致了皇帝无论贤愚，国家都必须一概承受。因此，如果由皇帝直接亲政，就会出现巨大风险，所以各大家族要求皇帝只能象征性存在。
与此同时，拥有不同资源的各大家族之间形成多头政治，就像《水浒传》里，108员好汉虽然各干各的，但是总需要宋江当大哥，所以需要找明星政治家如王导、谢安等人来协调和平衡各种势力，成为真正领袖群伦的国家领导人。
所以东晋虽然有家族擅权的传统，士族家庭出身的人不愁没官当，你当闲职的官，可以当到“黄散”。但是对于要害部位官员的任命，大家还是很认真，很谨慎，这些职位关系朝廷存亡，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责任重大，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跟大家利益相关，当然不能随便让阿猫阿狗来当，一定要确保让深孚众望、有能力的人执政。
这样的能人政治机制，促使人才辈出，保证了政治活力。同时，因为领袖人物声望崇高，德才足以服众，也保证了政权的稳定。
南宋文人洪迈评论说，东晋虽然皇权低落，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扰乱，但能享国百年，很重要的原因是用人得当，而且用人之后没有乱换人。在内，中央国事由一名宰相来统筹，而不贰其任；对外抵抗，军事方略交给方镇首领，而不轻易变换他们的权力。文武二柄，既得其道，就产生示范效应，国家是强人政治，所托之人，都是适合的人。
比如说地方各个军事方镇之中，除扬州外，最重要的是荆州、徐州二镇，荆州为东晋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势力雄强，分天下半，但是自东晋政权渡江到太元，八十多年中，掌管这一方面的，也不过王敦、陶侃、庾亮、庾翼、桓温、桓豁、桓冲、桓石民八人而已，正是因为这些家族的长期经营，指挥思路稳定，将熟悉兵、兵熟悉将，部队像铁石一样连成一体，使敌人不敢轻易侵犯。但是到晋末孝武帝，皇权忽然升高，而皇帝对于将领任命摇摆不定，用人方略又不够老谋深算，朝中有两个丞相，政出多头，促使方镇起兵，酿成大乱。
洪迈很认真地把这个“先进经验”推荐给自已的皇帝，皇帝听了说，有理有理，但是时移势易，我们现在不能搞这样的制度了。
要不是时势所逼，哪个皇帝愿意自己睡榻之侧，容他们长眠？
总之，在东晋，培养人才成为各个家族的首要大事之一，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的继承人时，重视宗族利益而不只是着眼于一个家庭，因而能够从全族中慎择人才以保障门第，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或者兄死弟代，或者择子侄之长而有能者继承权势。后来桓温临死不是让儿子而是让弟弟桓冲继承他的事业，谢安出仕以后，不是抬举自己的儿子，而特别重视侄子谢玄。甚至连皇室，也比较多的是皇位兄终弟及，而不是父子相承。
士族虽重人才，但是经过三代、四代之后，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来越匮乏。东晋末年，随着士族当轴人物桓冲、谢安、谢玄、谢石在几年中陆续凋零后，东晋士族人物，无论居中居外，无论事功学术，再没有过去那种人才相衔而出的优势了。到了太原王氏子弟当轴时候，真是三国演义里讲的那样，“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谢安之辈死后不几年，东晋果然被一批败家子玩完了。
明星主导的政治，归根结底是人治，一人一时之政而已，这样的政治局面可能产生一时的效果，但是明星故去，如果没有新的明星接上来，政治必将重陷于混乱，在明星光环下遮蔽的一些矛盾，将被放大爆发出来。比如谢安政策中的重要一条是“不存小察”，力图维持高门大姓间的平衡，大家以和为重，许多事情大体过得去，就算了，不会太追究个案。这是学王导。可是因为“不存小察”，王家出了反臣王敦，而谢安之后的时代，更是糟糕得一言难尽。所谓千里长堤，毁于蚁穴，小事不察，终成大患，谢安一生想着维持平衡，立了淝水之战这样的大功，也不提议赏赐给有功的谢系子弟兵，结果也跑不了被高门大姓猜忌和落井下石的下场。
门第与人物(2)
现在很多企业的问题，其实跟谢安时期遇到的问题差不多。举个例子，很多老板有这样的发展理论：“解决发展中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更快发展。”这个理论看起来很有道理：一是通过发展转移焦点，人们不会老盯着眼前的问题，那么眼前的问题好像就被解决了；二是发展解决了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是企业内部核心矛盾，企业发展了，利益来源扩大了，大家的利益一定水涨船高，许多矛盾可以同步解决。
但这种想法其实是自欺欺人，因为肉还烂在锅里，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
第一，矛盾只是没有被注意到，而不是转移掉了，这就跟我们上大学时，男生为了应付卫生检查，常常会在检查组来之前把脏衣服藏起来，其实脏衣服还是在的，不会变没了。
第二，企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相关的制度。只有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且制度又是好的，可以信赖的制度，大家自然同心协力，当矛盾出现时，大家才会在制度下妥协。如果大家不能信赖你的制度，一旦出问题，兵败如山倒。
东晋核心问题是没有制度，治国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国家完全由政治明星们操弄，一旦失去强人，局势就陷于万劫之地。幸好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经历两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之后，吸取教训，在政治架构上，完善从汉朝开始的三省分权、丞相统领的分合性结构。在官僚选拔上更注重“选贤与能”，设计了科举制度，通过开科取士，打破“铁饭碗”，防止了人才在生理和学术上的退化，开创了中华文明的盛世。但是揽权是政治家的人性，到了宋明以后，皇权空前集中，三省制被六部替代，丞相干脆取消，国家政治活力趋于停滞，到了明清，制度不仅没有与时俱进，而且不断退化，帝国也就走向了尽头。
再来说谢安。
谢家能否东山再起，就取决于有没有家族中兴的得力人物。这个人物就是谢安，因为只有他具有成为政治明星的崇高声望。
大事业，得有大声望
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雄会万师。
——戏台对联
我们都知道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端着架子，硬要刘备跑三趟才出山，刘备当时病急乱投医，实在找不到人，既没有要求诸葛亮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管理论文，也不要求诸葛亮至少有三年以上治国经验，就冲着人家的架子大，非要人家出山。刘备请诸葛亮，其实是风险更大，万一诸葛亮跟马谡一样，只是纸上谈兵的人才，那就麻烦了。东晋就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前面说的名士殷浩，他之前也是端着架子，死活不出山，在上层官员中流传一句话：“殷浩不出，其如苍生何？”好像殷浩不出山，天下人就没法活了，结果殷浩出山后，没两下子就被桓温给收拾了，也没见苍生受多大损失。
诸葛亮其实只是个案，但是竟然成为中国文人的潜规则，好像越牛的人才，越要端架子，一定要东家再三恳求才有面子。如果冒冒失失自己出头要职位，不仅自己心里不好意思，就是东家好像也看扁你。
但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很多害羞的千里马就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展现才能。所以说，不良的潜规则害死人。
无论如何，诸葛亮的事迹鼓舞了许多自视甚高的人才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时就要藏拙。
衡量藏拙或出手的重要标准就是声望。
东晋选官，一重家世，二重名气。
东晋玄学界知名人士阮宣子到首都建康拜访三军总司令（太尉）王夷甫（王导），王夷甫问他“老庄与儒家有什么异同”，他答说“将无同”（可能有不同）。王夷甫觉得这个回答不错，就调他作下属。名士卫听了这故事，嘲讽说：“其实只说一个字就可以当官，何必要说三个字呢！”阮宣子大笑，说：“如果我名声足够大，大到天下人都仰望的话，其实不说话也能当官，又何必多说一个字呢！”
三国时期，魏文帝对司空卢毓说：“选拔人才，不要取那些有名声的，名气不过是在地上画一个饼，不能吃的。”
卢毓回答说：“靠名声是不可能衡量有才能的人，但是，可以发现一般的人才。由于修养高、行为好而有名的，不应该厌恶他们。”
这个看法流毒到东晋，东晋有个将军对以名气选官的方式痛心疾首，给王导写信说：“西晋所以颠覆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拔贤选能，共谋中兴。”
虽然这是真言，但东晋根本就是一群没落世家搭伙过日子，没落世家的特点是规矩很多、身段不少、派头不小，大家都牛得很，磕磕碰碰层出不穷，如果当家人认真计较，选贤与能，结果只会像《红楼梦》里的凤姐一样，累半死，不仅自已没落个好，家族里还不得安宁。
所以王导没采用这个将军的话，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东晋治国总纲，其实就在这“糊涂”二字，后来谢安执政，把这“糊涂”更玩得出神入化。
东晋的选贤制度最终简化成为只有贵族才能参加的选拔赛以后，赛事规则又变成以名气定高下。名声越响，越容易当高官。名动天下，连当官都不需要费口舌。
顶尖高手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有顶尖的声望。
这么多年来，虽然扬州刺史、吏部尚书不断来请他出山，但谢安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条件，还没有到最佳时期。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过早消费自己的名声，得不偿失。
官场有句话：“不怕走得晚，就怕走得慢。”
所以与其冒冒失失以三流角色去闯江湖，不如安安静静闭关“养望”。跟武学宗师一样，他要把自己修炼得无比强大，然后待价而沽。
王献之对谢安说：“您确是风度潇洒。”
谢安说：“哪里，哪里。我不潇洒。只能说我是襟怀和适、舒畅而已。”放达只是表象，经国济世才是抱负。
康有为说：“吾生信天命，自得大无畏。”谢安知道命运神秘莫测，他静静地等待着命运将要透给他的一点信息。他们积极争取的，只是做一个有准备的人，使突如其来的机遇变成花环，一丝不差地落在自己的脖子上。
“养望”是一个技术活，养望成功可以提升当官起点，养望失败，一辈子可能就憋死了。
可造之才(1)
葡萄酒年份越少越不值钱，但是值得好好存放的葡萄酒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酒质要好，好葡萄酒才值得存放，烂酒越放越不好喝；二是要有合适的土壤、气候、水源和存放条件。另外，存放过程中还要时不时细心照料，绝不可一放了事。
同样道理，作为一个储备干部，首先你得是可造之才，有良好基础，笨蛋呆家里只会越呆越笨；二是环境合适，要有三顾茅庐的“伯乐文化”，在西方民主制条件下，你要是自己不积极争取，再好的人才，十有八九也会憋死，而我们伟大祖国各行各业现在竞争上岗越来越多，将来隐士型的人才，可能也会越来越少吧。除此之外，很重要一点，如果人才在储备期间不能与时俱进，不断增值，就会像保存不善的葡萄酒，一文不值。
就这三点来说，谢安的条件都不错：
第一，就个人基础来讲，谢安已经很出众。
俗话说，三岁看八十。小孩子三四岁时候的气质，就可以看出他一辈子的成就。谢安四岁时候，就显得气质不凡，跟大伯谢鲲同列“八达”之一的桓彝看到他，大叹说：这小孩风神秀彻，以后气质不比著名名士王差。桓彝是桓温的父亲，后来谢安果然成了大器，成为他儿子的死敌，这一点，桓彝却想不到。
有了这么好的条件，谢安自然不想浪费。
第二，谢安出生在东晋建国第二年，选拔人才还是用九品中正制，只有你在贵族小圈子里，才会有人向上推荐你，所以你尽可以端着架子。这要是搁现在，就只能是体制外人才，最多当个政协委员，很难进入公务员系统。即使迟个一百多年，到隋唐研发出科举制，这些隐士们也够呛，科举制三年一考，考不中，还得再等三年，人生有限，耽搁不得。这就跟现在的干部升迁一样，必须每三年就要动一动，小步快走，否则一耽误下来，别人就上去了，官场空间有限，越往上升，空间越窄，别人一占据，你的空间就会被压缩掉，由不得隐士们端架子。科举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在催促人才出山方面，贡献颇大。科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内容怪异、古板，很多高手都很难考中。但是优点也很明显，就是选题范围固定，集中考儒家学问，治国需要艺术，但更需要技术和规则。中国人口众多，官员需求量也很大，要是大家没有一个治国共识，官僚体系内部大家鸡同鸭讲，必然会造成法制混乱，所以仅从这一点，科举制相比荐举制，进步的不是一点点。
第三，是谢家人对于子弟的培养，也很有一套。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以捧明星的架势，来栽培自己的子弟，这使得谢氏子弟人才辈出。这个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招。
第一招：苦炼内功，增广见识
谢家培养子弟的第一招，就是让子弟从小参预世事，多见世面，不断创造机会让子弟直接与高官、名士进行高峰对话。
谢家平时经常开Party，邀请贤达们一起赞赏、评论人物，在这些名流云集的场合，小孩子们更不回避，而且还经常参与讨论。
有一次聚会，谢玄和谢朗都在座。谢安问名流后代李充：“你家平阳和乐令相比，怎么样？”
李充泪流不止，说：“当年赵王叛逆篡位时，乐令亲自奉献玺绶；我伯伯平阳公为人正直，耻于在叛逆的朝廷中做官，终至于服毒身死。两人恐怕难以相比！”
谢安于是对谢朗点评说：“有识之士的行为果然和人们的期望相同。”
还有一次，名僧支道林和尚去拜访谢安。谢朗年幼，病刚好，身体还经不起劳累，但也兴致勃勃地和支道林一起研讨、辩论玄理，结果大和尚说不过小屁孩，两人终于弄到互相困辱的地步。
谢朗母亲王夫人在隔壁房中听见，一再派人叫谢朗回去，可是谢安觉得谢朗说得非常好，一直把谢朗留住，不放他走。王夫人就只好亲自出来，说：“我早年寡居，一辈子的寄托，只在这孩子身上。”所谓寡妇儿子，惟一的指望。谢安只好让嫂子把谢朗抱走。于是王夫人边走边流着泪把儿子抱回去了。谢安有感而发，跟同座的人说：“家嫂辞情慷慨，很值得传诵，可惜没能让朝廷分管官员听见！”王夫人虽然没有被朝廷册封，但被小叔子这么一说，倒也名流千古。
谢玄跟谢朗一样，也是个中高手，当年，谢玄十多岁时，还在服父丧期间，支道林和尚到谢家去清谈，结果一老一少谈了一整天，太阳快下山了才告辞出来。有人在路上碰见支道林，问他从哪里来？支道林说：今天和谢孝“剧”谈了一番呢。“剧”字用得实在好。
跟高手过招，一是增进自已功力，当然，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可以沾名人的光，甚至得到名人背书，这对将来发展大有好处。
谢安年轻时候，请阮裕讲解《白马论》，白马论是一个先秦流传下来的哲学问题。问题是这样的，比如你看上老王家的二姑娘，但是老王说，他家大姑娘还没有嫁人，大的不嫁，小的也不能嫁。
老王说：这样吧，我问你，王二姑娘是王家姑娘吗？
你说：是。
再问：王大姑娘是王家姑娘吗？
你说：是。
老王说：反正都是王家姑娘，你不如就娶了大姑娘算了。
你第一反应，肯定说：我只要王二姑娘。
可造之才(2)
老王跟你讲道理：你要是不娶王大姑娘，就是不娶王家姑娘，你要是不娶王家姑娘，你就是不娶王二姑娘。你要不是娶王二姑娘，你来我家干吗？总之，你要是不娶王大姑娘，就是不娶王二姑娘。
你一着急，认死理说：反正我只娶王二姑娘。
老王怒了：你这样是说王二姑娘不是我王家姑娘，算了，王家一个姑娘都不会嫁给你。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偷换概念的问题。不过还要说一句题外话，这样王家姑娘的事情，在我的朋友中，倒真也发生过，我朋友最后只能选择王大姑娘，所谓聊胜于无，虽然有点荒唐，倒也美满幸福，所以婚姻与爱情完全两码事。婚姻带着更多偶然性罢了。
阮裕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就专门写了一篇论文给谢安看。当时谢安不能马上理解阮裕的话，就反复请教。
阮裕于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说：“这个问题，不但能够解释明白的人不好找，就是寻求透彻了解的人也难找！”
于是谢安名声大振。但是更让他出名的是京城两位大佬的背书。
谢安十几岁时，就技艺来说，已经是江湖一流高手，但是要闯出名号，成为顶尖高手，还必须在京城的大江湖中闯闯。
谢安人生中的第一次进京，就充满戏剧性。通过精心安排，他成功获得京城两个大人物——丞相王导和当世有数的大名士、皇帝亲戚王的器重。
谢安到王家做客时，两人谈了很久，谢安走了以后，王儿子问：刚才这位客人跟老爸您比，谁更厉害？王说：“刚才那位客人娓娓不倦，谈起来咄咄逼人。”桓彝早在谢安四岁时就说他不比王差，果然有远见。
王导和王的背书，等于大明星站台加持，顷刻让谢安名动京城。
用大腕给自己背书而出名，在中国几千年来，屡试不爽。
唐朝有个人，叫项斯，文章不见得十分出色，但他找当时显贵杨敬之背书，杨敬之专门给他写了一首诗：
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杨敬之的诗本来也不咋的，但因为这首诗捧人臭脚捧得非常到位，长安全城传诵，项斯如意得到高位，而杨大人也得以在《全唐诗》里留下一首。
第二招：以身作则，小班教学
谢家培养子弟的第二招是小班教学，而且是手把手教学。
谢奕当官时，上班审案，也经常抱着小谢安，让他长见识。一次谢奕要处罚一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估计是酒后乱事。所以谢奕处罚的方式很古怪：拿醇酒罚他喝，老头不胜酒力，烂醉如泥，却还不停灌他。谢奕的这种方式，其实可以建议交警们采用，以后谁再酒后驾车，就灌死他，让他一辈子都不敢喝酒。
话说回来，谢奕的处罚思路，其实跟我妈有点像，我小时候嘴巴馋，爱吃福州的一种小吃叫海蛎饼，每天都嚷着吃，结果我妈一怒之下，有一天买了二十几个海蛎饼，硬逼着我吃下，搞得我至今都不太爱吃海蛎饼。所以将心比心，我估计谢奕其实不是真心想跟这老头过意不去，否则直接收监或打板子更有效。
谢安当时只有七八岁，穿一条蓝布裤，在哥哥膝上坐着，劝告说：“哥哥，老人家多么可怜，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谢奕脸色立刻缓和下来，说道：“你要把他放走吗？”他本来也不想太为难别人，于是就顺水推舟，给了小谢安面子，放了这老头。
这件事，一方面培养了谢安仁厚待人的性格，另一方面，充分显示谢家人的机心，这种屁大的事情，其实谢奕不说，估计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是谢奕不介意抹黑自己的形象，把这消息放了出来，让公众，特别是首都的贵族们都知道谢安从小就是宅心仁厚，可成大事。谢安后来当太守，也经常把谢玄等人带在身边，以同样方式培养子弟。
谢安夫人有一次问老公：“怎么从来没有见您教导过儿子？”谢安回答说：“我经常以身作则，以自身言行教导儿孙们。”谢安这不是瞎说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熏老鼠的经验，我上初三时，到学校寄宿，宿舍是个危房，一屋子52个男生，阳气充足，但是仍然挡不住老鼠猖獗，这些鼠辈经常大摇大摆在屋中溜达，胜似闲庭信步，为了给自己一个安静环境，我们经常玩“老鼠弹琴”游戏，一旦抓住老鼠，就往它尾巴绑个一挂鞭炮，鞭炮响起，老鼠惊得乱窜，吱吱乱叫，就跟乱弹琴一样，老鼠颇有记性，一旦被人儆以效尤之后，就会安定一段时间。这种事情，虽然不甚光彩，但其中倒也有一些“残酷的乐趣”。
据说，谢安二哥谢据，喜欢上房熏老鼠。谢据早逝，儿子谢朗听人家说过熏老鼠的故事，但不知道是他父亲干的好事，而且别人还蒙他，说只有傻子才会这样做。谢朗也觉得很可笑，就经常嘲笑这种人。
卞之琳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谢朗把别人当笑话，自己却正是别人的笑话。
谢安听说这件事，真是哭笑不得，但他不忍心说破，就跟谢朗说，别人说的这事情我也做过，还是和你爹一起干的。谢朗一听，非常悔恨，把自己关在书房好一段时间，闭门思过。
谢玄年轻时候赶时髦，学人家带紫罗香囊，挂着一种叫覆手的饰品，打扮得跟女人一样。当然，这是当时的风气，没毛病。但谢家子弟将来是要做大事的，绝对不可以这样阴柔，谢安为这事很担忧，又不想伤他的心。于是就骗谢玄来赌，顺便说一下，谢安这个人很爱赌博，在家乡的时候，有一次赌输掉了整个牛车，只好拄着拐棍走回家，幸好半路上碰见刘，搭他的车，才回到家。谢玄一听这个烂赌叔邀请他赌，就很高兴，就说叔叔赌什么呢？谢安说，就赌这香囊吧，结果最后把谢玄的香囊赢光光，赢了之后马上烧掉，搞得谢玄意兴索然，再没有佩戴这些东西。
可造之才(3)
谢家还经常举办家庭文艺沙龙，互相切磋，提高技艺。
有一年冬天，谢安来了雅兴，召集家人开诗会，外面雪下很大，谢安即景出题说：“白雪纷纷何所似？”白雪究竟像什么呢。谢朗才能一向得叔父认可，所以他自信满满地抢先说：“撒盐空中差可拟。”就跟撒盐巴一样。谢奕女儿谢道韫接着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大笑，非常高兴。
对诗游戏，一要默契，被考的人要知道应对的格式是什么，懂得如何对，内容还要精妙，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此对，谢道韫后来被人称作“咏絮才”。
这三句是所谓的柏梁台体，要求很高：每句七言，逐句入韵，而且还得押平声韵，一韵到底，前后句意还得不相属。此诗体来自于汉武帝，因为技术要求非常高，所以会写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王徽之去拜访谢安，谢安问：“什么是七言诗？”王子猷被问倒，只好搪塞一句说：“像千里马那样高视阔步，像野鸭子那样漂浮不定。”这个答案真让人一头雾水。
除了启发性问答外，谢安对于小儿辈的问题，也是细心讲解。后来谢朗担任著作郎，受命要写《王堪传》。他不知道王堪是什么样的人，就去问谢安。谢安回答说：“王堪也曾得到过君主的重用。王堪是王烈的儿子，是阮千里的姨表兄弟，潘安仁的姑表兄弟，就是潘安仁诗里所说的‘你的母亲是我的姑母，我的父亲是你的舅舅’。他是许允的女婿。”用人际关系作经纬，提纲挈领，劈口就指出了研究方向。
重视培养子弟，是谢氏最重要的家风。谢安在出山之前，主要活动就是培养子侄。有一次，谢安问众子侄：“子侄们好坏跟我有什么相关？我也不想让他们学王敦、桓温之流觊觎晋室权力，可是我为什么总想培养他们成为优秀人才？”
这个问题看似家常话，其实是辩难。它的出处是庄子《至乐》，庄子老婆死了，庄子不但没哭，还唱歌，他解释的原因是人的生死就跟四季天气一样平常，我没必要为特定的人而悲伤，尽管这个人是跟我生活几十年的老伴。所以谢安这句话，讲得很有玄机：我不管你们，是自然道理，但是我为什么要管你们呢。用周星星同学的话说，你们能给个理由先？
这个问题不好答。答不好，让叔叔伤心，答得太肉麻，太俗套，在这样的家庭，容易让兄弟们看不起。
大家只好都不说话。
这时谢玄回答说：“这就好比芝兰玉树，总想使它们生长在自家的庭院中啊！”要是我来回答，最多答成这样子：“就跟读书人藏书一样，不一定看那么多书，但是看到好书，总是占为己有，这个过程，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
谢玄的回答，源出于《荀子·宥坐》：“孔子曰：‘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答案既回答了谢安的提问，句面意思是说叔叔你想让谢氏子弟像生于深林幽谷的芝兰那样隐于谢氏庭阶之内而芬芳依旧，但言外之意，又是自表心意，表示自己要为晋室干一番事业，而且还会立身高洁，小心自处，不竞权势，不求非分。这个答案一石双鸟，既让叔叔老怀安慰，又体现自己远大志向。这一回答，既文雅又意蕴深厚，相当体现水准，一时传为佳话。后来“芝兰玉树”成为人才的代名词，王勃《滕王阁序》就谦称自己“非谢家之宝树”。
经过系统而细心的培养，谢家自然人才辈出，就像叙事长诗《再生缘》说的：“人间富贵荣华尽，膝下芝兰玉树齐。”前后三百年间，出了几百名人才。但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实施和坚持都相当困难。像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家里，估计就没有这样的成才氛围。谢道韫嫁给王凝之之后，就非常轻视老公。回娘家后，心里非常不高兴，谢安安慰、开导她说：“王郎是王羲之的儿子，人品和才学也不错，你为什么不满意到这个地步？”
谢道韫说：“我们家，在叔父辈里头，有阿大（谢安）、中郎（谢万）这样的人物；在兄弟里头，杰出人物也不少，比如封（谢韶小名）、胡（谢朗小名）、遏（谢玄小名）、末（谢渊小名）。没想到天地之间，竟有王郎这种人！”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是谁家都可以有这么好的教育环境，王家算是与谢家同时期最杰出的家庭了，竟然被贬低到这种程度。
有一句很俗的话：男人征服世界，女人通过男人征服世界。作为有抱负的女人，谢道韫在家里的时候，指望弟弟谢玄征服世界，嫁人了，就指望老公能帮她征服世界。
这样做人，她累，她老公其实也累。从来红颜多薄命，在这种事上，只能叹息而已。
林下荒苔道韫家，生怜玉骨委尘沙。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
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魂是柳绵吹欲碎，绕天涯。
（纳兰性德《山花子》）
造化弄人，我们总爱惦记那些美丽青春岁月，但是青春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容易成了浑汤儿。
第三招：不断制造新闻点
明星制造的第三招，就是要不断制造新闻点，让明星始终活跃在公众视野里。
再牛的明星，一旦淡出公众视野太久，身价也得大跌。在这一点上，谢家认识很透彻，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让谢安三四年出个大新闻，保持新闻在时间上不断线。当时交通不发达，传个消息不容易，一个大新闻让别人唠叨三年，也差不多，等人家快忘记时，再爆出一个新闻，总之要让人觉得“不知谢安，做人也枉然”。比如前面说的谢安四岁时有故事，后来谢安七八岁、十几岁都不断传出故事，成年以后，更是话题人物。
可造之才(4)
谢安在隐居期间，一点没闲着，他经常到首都参与玄学论辩。
当时社会上最流行以玄学论辩为主的清谈沙龙，首都建康，更是清谈最活跃的地方。很多人在此一战成名，像一度沦为乞丐的康僧渊，就是在此标新立异而一举成名。
高官的府邸常是举办这类活动的场所，像殷浩家就是名士的会所，有一次王、刘前来清谈，不知不觉“堕其云雾中”，谢尚听其高论，“不觉流汗交面”。这里最激烈的一场论战，发生在殷浩与孙盛之间，他们挥舞麈尾，反复辩难，饭菜四次加温忘食。司马昱的相府也是很重要的会所，这位当了二十八 年宰相外加两年皇帝的低能政治家和二流学者，是个狂热的清谈组织者，许多著名的清谈都发生在其府邸。殷浩与孙盛关于“易象妙于见形”的论战，殷浩与支道林关于“才性四本”的论战，都发生在这里。
不过，谢安在首都的讲演场所，主要在王家。有一次，支道林、许询、谢安等人到王家聚会。谢安说：“今天可以说是贤士雅会。时光不可挽留，这样的聚会当然也难常有，我们应该一起谈论吟咏，来抒发我们的情怀。”许询便问主人有没有《庄子》，主人只找到《渔父》一篇。谢安就以此为题，请大家讲解。
谢安最后发言，他先问大家：“你们说完了没有？”大家都说：“今天的谈论，很少有保留，没有不尽意的了。”
谢安先大致提出刚才大家讲演中的一些需要商榷的地方，然后就畅谈自己的意见，洋洋万余言。才思敏锐高妙，加上情意有所比拟、寄托，潇洒自如，满座的人无不心悦诚服。支道林听完之后，酸溜溜地说：“您一向对此用功，自然表现很优异呀！”竹林里来的谢安，胸中也是一片竹林，满身竖起利刺，谈吐亮出情趣。
《渔父》是批判儒学的力作。说的是有一天教育界名人孔子带着学生们去春游，跟一名捕鱼老人不期而遇。这个渔父其实是个隐居的牛人，他听孔子讲“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等等劳什子教条，觉得很反感，忍不住教育孔子。
渔父说：你想做的事，是帮人治理天下。现在社会可以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庶人四大阶层。四大阶层的人，如果能各自做好分内的事，国家也就兴旺发达，建立和谐社会指日可待。反之，狗拿耗子，整天操心别人的事，天下就大乱了。比如说：
老百姓要操心像庄稼地里长草、房子漏水、吃不饱穿不暖、不能照章纳税、大小老婆关系处理不好、子女不听话等等家长里短。
国家公务员要担心自已能力不胜任工作，管理不得力，行为不清白，下属不干活，奖金没着落，职称评不上等问题。
诸侯们要烦心的是下属不好好办事，老想贪污受贿出国，国家制度紊乱，科学技术水平不发达，拿不出像样的东西给天子，参加国际会议迟到，在国际上丢脸，和天子闹矛盾等等。
天子要关心的是气候不正常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地方派系互相倾轧、让百姓受苦、法律不健全、国库空虚、人民违法乱纪、社会风气败坏等等。
现在阁下既没有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势，甚至连国有事业单位负责人都不是，却跑去制订什么法律制度、道德规范，还期望让天下人都遵守，这不是太多事了吗？
人有八种毛病，四类祸患，不可不知。
八种毛病是：不是自己的事非要瞎操心的，叫“总”；人家不想听，你还说个没完的，叫“佞”；揣摩别人心思说话的，叫“谄”；说话没有原则的，叫“谀”；热爱揭别人短的，叫“谗”；挑拨是非，不以团结互助为荣的，叫“贼”；对自己好的人，即使不怎么样也说他好，对自己不好的人，即使好也说他不好的，叫“慝”；好人坏人都来往，红黑两道通吃的，叫“险”。有这八种毛病，既搞不好人际关系，也会弄得自己身心疲惫。君子不和这种人交朋友，有头脑的长官也不会用这种人做下属。
四类祸患是：一、喜大贪功，热衷搞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做事爱拍脑袋，轻易改变原来的章程，用来捞取功名，叫“叨”；二、独断专行，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的，叫“贪”；三、有错不改，不仅把别人规劝指正当耳边风，反而变本加厉的，叫“很”；四、自以为是，只认可跟自己一致的观点，别人看法和自己不一致的，即使是正确，也不认可，叫“矜”。
人啊，能去掉这八种毛病和四类祸患，才可以教导啊！
被渔父狂批一顿，孔子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说：我是鲁国人，却被鲁国两次往外赶；到卫国，人家不好赶我，但我前面走，后面有人将我的脚印扫得干干净净；在陈、蔡，被人当小偷围困七天差点饿死。我不知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好像跟这四个祸患也搭不上边？
渔父觉得这人太笨，他说：说半天你还是不明白。举个例子吧，有个人讨厌自己的影子和脚印，想快跑把它们甩掉。他越走脚印越多，走得再快也甩不掉影子。还以为走得太慢了，狂奔不止，结果活活累死。这人笨在哪里呢？其实他只要走到阴影下，呆着不跑，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你明明知道仁和义的区别，明白动和静、得与失、爱与恨的分寸，在技术上，这差不多已经可以远离那些污辱了。现在你只要小心地修身、养性、求真、不虚伪，就不会那么累了。现在你自己不修身，却跑去问别人，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可造之才(5)
孔子被说得汗都出来了，难受地问：什么是人的真性呢？
渔父说：真，就是精诚到极点。不精不诚不足以动人。所以假哭的人，虽悲不哀；强怒的人，虽严不威；强亲的人，虽笑不和。真正悲的人，无声而哀；真怒的人，不用发作也能让人感到威严。真在体内，外表神情可以看出来，所以真是可贵的。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侍奉双亲就会孝顺，对待领导就会忠心耿耿，和大家喝酒就会开开心心，在丧事上就会悲哀。
对领导负责任，就是要做出成绩来；要喝酒就要喝得开心；参加丧事就应该悲哀；孝顺父母，就要让双亲舒舒服服。
所以说做好事情不能只用一种模式。侍奉双亲让老人家过得舒服就好，不一定非得怎么样。喝酒开心最重要，用不着挑杯子论盘子。处理丧事以悲哀为主，不是说一定要举行什么仪式才行。仪式和礼节是人定的，可以改，而真性是天生的，是不能更改的。所以有高深修养的圣人，以自然法则作为行为标准，看重真性，不受世俗约束。愚昧的人刚好相反。不知顺应天理，而整天为俗事忙来忙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以讲解《渔父》的玄学水平，谢安已经可以晋升一流官阶。但是谢安志向远大，不是琢磨着要奔怎样一个具体官衔，就像诸葛亮草堂高卧，他们需要成就一番事业的环境。
为了这一天，他需要不断苦炼内功。
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江湖上技艺高强的一流高手，其实只是武功之匠。
金庸武侠中，最强的人物之一是《葵花宝典》作者前朝太监，但是学这个宝典的人，最后都死于非命，而且谁也没有看到过前朝太监出手，所以这个前辈功力究竟如何，无法考证。真正可证的顶峰高手是少林寺里的那位可以轻松摆平当世两大高手的无名老僧，无名老僧的高深功夫印证金庸武侠的一个定律，就是内心修养越高的，武功越高，内心修为境界决定外在修为程度。前朝太监和无名老僧，都是常人中的“异端”，内心无比强大，武功无比高强。
金庸武侠，还有一个号称武功天下最弱的人物韦小宝，也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人物，真正做到荣辱不惊，终于也成就一番大事业。
真正的顶尖人物，无一不是内心无比强大的超人。
为了成为“超人”，隐居的日子里，谢安最重要的功课就把自已的内心修炼得无比强大。
养心的最好去处，当然是青山秀水。
谢安隐居的会稽郡，包括今天的杭州、宁波一带，这里山青水秀。著名画家、传说中的《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的作者顾恺之有一次到会稽，以艺术家的考究眼光视察一番，回京后向人们说：“那里成百上千的山岩一个比一个美，成千成万的溪水一条比一条清。花草树木覆盖在山坡上，阳光下远远望去，恍如一片片彩云。”书法家王献之说：“在山阴道上走，山水之美丽，令人应接不暇。”
会稽首府是山阴（今绍兴市），时任会稽郡行政长官的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谢安隐居的地点是离山阴不远的东山。
谢安时常和王羲之、世家子弟孙绰、名僧支道林一干人等悠游山水，或共同踏青，或清谈玄理，或吟咏诗章，其乐融融，王羲之曾经得意地说：“我终将快乐而死。”有一次，谢安逛杭州的一个山，在曲径深处，找到一个石洞，洞的前面是深谷，坐在洞里，听山水淙淙，放眼望去，绿树和白云交错其中，心旷神怡，不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谢安悠然叹道：“这跟古代隐士伯夷的情形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