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政兴
前途无量
出身决定前途(1)
出身决定前途(2)
郡望是登龙门槛
谢家转型
贫学儒，贵学玄(1)
贫学儒，贵学玄(2)
偶然机遇(1)
偶然机遇(2)
烂泥扶不上墙(1)
烂泥扶不上墙(2)
门第与人物(1)
门第与人物(2)
大事业，得有大声望
可造之才(1)
可造之才(2)
可造之才(3)
可造之才(4)
可造之才(5)
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行为艺术(1)
行为艺术(2)
朋友值千金
裙带关系(1)
裙带关系(2)
后谢安时代的裙带关系
深谋远虑
为什么要接受桓温之请？
你预备让苍生怎么办
皇帝蹊跷之死
谢万之死(1)
谢万之死(2)
温润是君子的仁(1)
温润是君子的仁(2)
最后的金色(1)
最后的金色(2)
短兵相接
决战紫禁之巅(1)
决战紫禁之巅(2)
决战紫禁之巅(3)
谁是木马(1)
谁是木马(2)
一屁过江
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迥(1)
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迥(2)
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迥(3)
杀敌八百，自伤一千(1)
杀敌八百，自伤一千(2)
杀敌八百，自伤一千(3)
杀敌八百，自伤一千(4)
杀敌八百，自伤一千(5)
行行复行行，年命如朝露(1)
行行复行行，年命如朝露(2)
当时明月在
禁脔谢混
.悲剧政治家：谢晦
山水诗人谢灵运
好人谢弘微
后记：并发症
前途无量
升平三年（359年）冬天，东晋部队打了一个败仗，损失了15000人，丢了几座城池。其实，这对屡战屡败的东晋部队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总指挥谢万不仅被革职，而且被贬为庶人，永远不能再当官。虽然合情合理，但真是有点小题大做了。陈郡谢家面临灭顶之灾，这下满朝文武不干了，劝说的人络绎不绝跑到谢家，要谢安出山。
为什么满朝文武这么紧张谢家？
因为他们害怕桓温一家独大。
桓温是当下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不仅占据着荆州这样的军事要地，掌控全国近一半地方的实权，而且还拥有强大的军队。
在强势的桓温面前，一直以来，朝廷依靠拱卫首都建康（今南京）的周边大区扬州、西府豫州和北府徐州，与桓温维持恐怖平衡。特别是豫州，它是谢家经营十五年的领地，桓温用了许多手段，始终不能拿下。
现在谢家在豫州受到重挫，唇亡齿寒，东晋皇室和名门大户人人自危。
能挽救时局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谢安。
这年谢安40岁，按我们现在45岁还可以评“十佳青年”的惯例来说，他还年轻，可是放在一千七百年前，中国人的寿命普遍只有50多岁的情况下，他已经是中老年了。不过，比起姜太公70岁才出来上班的榜样，40岁的谢安算是风华正茂。
作为当代最出名的隐士，谢安曾屡次拒绝为国效力，为此，中央组织部（吏部）还有一个“谢安条款”：永远不许谢安当官。其实谢安年轻时候，也学兄弟们，选择公务员之路，到国务院当秘书（司徒府当著作郎），但是秘书这活，有过无功，替人作嫁衣，很消耗青春，不多久，谢安就告病回乡。后来，扬州刺史庾冰慕名，几次来请他出山，庾氏当时权倾朝野，又是皇亲国戚，谢安实在逃不过，不得已到庾冰那里上了一个多月的班，还了人情之后，不知道又找了什么借口，辞职回家了。但是朝廷并不放过他，还不断地叫他当官，给他好多选择，比如他愿意当散官的话，可以当琅琊王司马昱的琅琊王友，这是个闲职，名义上是官，实际上是友，相当于国策顾问，地位超然，但是谢安不愿意。后来吏部尚书范汪又叫他当吏部郎，这是实职，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非常务副部长。他还是不当。
所以，比照现在“年轻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众人心中的“超级男生”谢安同学，其实是一个“老大难”青年，搁今天，当公务员？门都没有。
尽管如此，现在包括国务院总理（丞相）司马昱在内，都巴巴等着谢安点头出山。
首都建康的官僚圈子里，流传一句话，“安石不出，其如苍生何”，也就是说，如果谢安不出山，全国的老百姓就活不了。地球缺谁都会转，缺谢安就不好好转了。
远在会稽郡东山（今浙江上虞）隐居的谢安，这时候心情也很复杂。
其实一直以来，谢安的问题，都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出山，而不是出不出山。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朝廷处庙堂之高关心子民谢安的同时，谢安处江湖之远也关心朝廷的时局变化，等待出山的机会。
作为一个志向远大的隐士，谢安等一个可以创建不世功勋的机会。
像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样，谢安以静待动，表面上一副等待的姿态，玩行为艺术，其实私底下却是积极部署。
决定谢安出不出山，什么时候出山，有三个条件：一是家世，二是是声望，三是人脉。
家世高下决定他起点的位置，声望大小决定他职位的优劣，人脉深浅决定他事业的挥洒空间。也就是说，这三个条件，决定谢安有没有机会，有多大机会，能够创出多大的事业。
这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一是家世，二是家世，三还是家世。如果非得给这个条件加个限制的话，就是想当高官，必须有非常好的家世。
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晋朝的公务员制度说起。
出身决定前途(1)
晋朝公务员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这是一个人才综合考评体系，大约是这么回事：
（1）主考人是国家设在全国省、市（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部长“中正”，中正一般由本地在中央任职的二品以上官员担任，这样既能上达天听，又能下通民情。不过中正经常在中央呆着，真正办事的是中正的属员“访问”，他们跟星探一样，负责做家访，考察人才，并报告给中正，中正负责写评语、定品级，上报中央复核后，录入中央组织部的储备干部数据库。以后当官的品级就跟中正评的品级挂钩，好比中正评定你可以当厅局级干部，那么以后厅局长职位，你就可以当。中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这也跟我们现在高考差不多，考分出来多少就是多少，不许查卷。
（2）中正给人才定品级的标准有三个：家世、道德、才能。
家世就是要看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在三个标准中，家世比较好评，可以量化比较，比如说，我爸爸是二品官，你爸爸是九品官，那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我这个人才就比你这个人才高级。
评价“道德、才能”，就比较难办，只能由中正概括写一写。比如曹魏时候，有一个叫吉茂的人，得到中正的评语是“德优能少”。
根据上面三个标准，中正把人才分为九品，一品人才是英明盖世的圣人之品，天下有一个孔圣人就够了，不需要年年都出圣人，因此这个品是虚品，空在那边。所以二品就是极品。一开始，二品人才还比较少，但是慢慢的，制度就出了问题：
1. 中正的评价越来越流于形式
中正本人不可能每天背着手在家乡走街串巷包打听，当时社会也形成所谓的“品题” 热潮，大家热衷于评人好坏，比如谢安评价时人褚爽说，如果褚爽长大后不能成才，我就再也不看人了。对于储备干部的评价，主要是通过手下的人道听途说汇总起来的，肯定有不全面的地方。古代职业品种有限，没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这样的部门，所以为人民服务就是当人民的父母官，你把人考评太差，人家不能当官，就不容易发财，所谓“夺人钱财，等于杀人父母”，挡人前途，自然招人忌恨，特别是那些“德少能优”没有道德、又能钻营的干部肯定会怀恨在心，对中正不利。此外，中正的评价，关系到人家前途，走后门的、说情的、关系户的，都免不了要做个顺水人情，不好把这些人的评语都写得太坏。
这么一来，久而久之，评语就越来越好，比如西晋时，孙楚被评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这就有点胡扯，孙楚当时还只是一个储备干部，没有什么实践经验，也没有基层锻炼，从哪方面可以看出他这么牛？
2. 家世成了选拔人才的惟一依据，这有两个原因：
(1) 既然贵族子弟都能通过各种关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那么最后就只能拼家世了。
无法量化的标准，其实就是没有标准，因为他受评委主观因素影响太大，不同的人，考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这样会慢慢侵吞公信力，就没有人认真在这上面用功了，中正们都乐得当老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权有势的人顶着格，都成了“天材英博，亮拔不群”的二品人才，二品人才越来越多，使得二品以下就成了下品。这就跟高招保送制度一样，制度原意是保证优秀人才不至无学可上，但是真正优秀的人才基本上是可以考上大学的，所以为了提高升学率，许多有保送资格的中学就净把不太优秀的人才包装成优秀人才，保送上大学了。所以没有标准的制度，一定会成为排排坐、分果果的利益均沾制度。
到了东晋第一任丞相王导手里，直接简化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2) 制度设计者为了杜绝官员在选拔人才方面应付了事，还规定了一个连坐制度，规定评语不实的，推荐人要承担责任。制度运行之后，负面效果就出来了，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自已的评语真实客观准确，所以如果不是利益相关，没有什么人会没事找事，冒险推荐不相干的人，这就促使人才选拔制度变成了裙带关系制度，大家亲戚之间互相推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相互扶持。久而久之，掌权的大家族以及文武百官之间就形成小圈子，成为利益共同体。所以有人针对时下贪腐事件出谋献计说，为了防贪，要建立制度，追究当初提拔贪官的人的责任，这是糊涂人讲糊涂话，真要是这样，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岂不是倒退一千年了，选人错误，重要的是要检讨制度问题。
九品中正制发展下去，随着小圈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照顾大部分人的利益，到南朝时期，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无关重要，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出身决定前途，官员选拔制度简化成了搜索引擎，惟一的功能就是查找族谱。而记载家族血统和姓族的家族谱牒就像电话黄页一样，不仅朝廷选官时要加以利用，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查询。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设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成为一门畸型产业。
这样的制度，一方面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庶族成为天生被统治民族，社会两极分化，对立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贵族子弟之间因为缺乏竞争，泥沙俱下，东晋末期，就没有什么突出人物了。到了隋唐，就被科举制替代。
出身决定前途(2)
不过，谢安是在东晋中期，正是最讲究干部家世的时期。想当官，一定要家世过硬，进入小圈子。
郡望是登龙门槛
谢安是陈郡谢家的第三代，这是他晋升高官的重要基础。
陈郡是谢家的郡望，在东晋社会，郡望很重要，它意味着你是否“根红苗正”，是不是可造之材。郡望就是我们现在写档案时要填的“籍贯”这个项目，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籍贯”是在北京这种大地方，高考分数要比其他地方少很多。这搁古代，上大学就是当官，所以“籍贯”好的人，当官就比较容易，而且还有一点，对于大地方的人，“籍贯”也是可以炫耀的身份，你在路上见一个人，问，你哪儿的呀，他要是北京的，准会拉高八度讲：“呵呵，小地方，北京”，让我们这种真正小地方的人无地自容。这种“籍贯”的先发优势，在东晋社会尤其明显。
东晋是司马氏政权从首都洛阳渡黄河迁都建康后建立的，我们现在叫人家东晋，那是后来写历史的人为了方便区分在洛阳的那个晋朝而叫的，实际上人家司马氏政权可是从头到尾都只叫“晋”。这个前提很重要，因为这表示，虽然定都在江东地区（现在我们叫作江南），但司马氏朝廷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北方政权，而且朝廷上下也认为“籍贯”在北方的，身份始终比南方蛮子高一等。《晋书》里有个故事，说是南方人陆机兄弟去拜会北方人刘道真，刘道真见了他们，半天不理，后来实在不说不行，问了句“东吴有长柄葫芦，你们哥俩会种吗”，这是讽刺人家只配干粗活。
还有一次北方贵族魏朝司空卢毓的孙子、魏朝卫尉卿卢的儿子卢志在大庭广众中问陆机道：“陆逊、陆抗是您的什么人？”陆机回答说：“正像你和卢毓、卢的关系一样。” 陆机的弟弟陆云听了大惊失色。出门以后，陆云就对哥哥说：”哪至于弄到这种地步呢？他可能真是不了解底细呀。”陆机很严厉地说：“我父亲、祖父海内知名，岂有不知道的？鬼子竟敢这样无礼！” 陆逊是吴国丞相，陆抗是吴国大司马，与卢家彼此彼此，怎么可能卢家不知道呢？所以陆机很气愤。依据当时的一本书《孔氏志怪》的说法，卢志的远祖卢充曾因打猎而入鬼府，与崔少府的亡女结婚而生子。陆机因此骂卢志是鬼的子孙。不过陆机的话，让有识之士很同情，舆论界对陆家兄弟的优劣一向难于确定，谢安就拿这件事来判定两人的优劣，以陆机为优。
东晋大部分版图，是几十年前征服孙吴政权得来的江东地区，司马氏对江东人民始终心怀忧虑。西晋时候，武帝就讲“东吴地方的人民屡教不改，老是反政府”，这地方好像人人都是魏延，个个都长反骨，不安心当顺民，时不时就动乱，简直是一群恐怖分子。所以西晋从头到尾都没怎么重用江东人才。从武帝时代到晋朝皇室搬家江南不过几十年，在这期间，江东叛乱不断，对当权者来说，实在是乱臣贼子。所以说，作为一个没有民众基础、内斗不止的政权，东晋政府能够立足江东已是万幸，更别说反攻复国了。
江东人民靠不住，司马氏想巩固政权，靠得住的只有一同从中原过来的移民，陈郡就是现在的河南太康，属于中原地区，属于信得过的郡望。
但是站在江东人民的立场，司马氏政权属于外来政权，司马氏把政权中心移到江南以后，大批北方士族“空降”南方，从好的一方面来说，促进南方发展，从坏的一方面说，是和南方人抢夺生产、生活资源，再加上司马氏政权对于南方人的传统歧视，使双方对立更加严重。古今中外历史表明，歧视一定要导致反抗，强权歧视一定引发暴力抗争。郡望制与政权紧密相连，而且建立在对南人的歧视基础上，导致东晋战乱频仍。郡望制虽然从隋唐之后不再存在，但阴魂不散，直至1948年，蒋介石虽然是溃败到台湾，但为了保卫政权，重用外省人，重压本省人，终于导致“二·二八”事件，并使族群矛盾廷伸到21世纪的今天，不断被政治人物加以利用，可算是惨重经历。
不过依赖郡望其实是最不靠谱的事，“老乡老乡，背后一枪”，最后给东晋致命一枪的刘裕就是中原人。
可靠的郡望是谢安地位上升的基础，但是由于谢家父祖名位不高，经过长期经营，到了东晋朝中后期，谢家才慢慢崛起，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谢安的伯父学了玄学。
谢家转型
谢安父祖名位并不显赫，这是谢家崛起的弱项，也更显得谢家成功来之不易。
东晋文武百官，虽然大家都出身士族，但士族也分高下，最牛的是当年和司马氏一起在曹魏政权当官，后来陪晋元帝一起到建康来的那些家族，再次一点的是西晋初年升上来的士族。
谢安的曾祖父只是西晋典农中郎将，管后勤的小军官，再之前的先人，就不见史册了。写历史的人，喜欢把人家拿得出手的祖宗十八代通通扯上，能扯多远扯多远，以此推算，谢家前人没什么杰出人物，不算是名门大户。
在晋朝，不是名门大户，甚至不是资深名门大户，就很让人看不起。有个故事说，谢万有一次在兄弟们聚会喝酒时候，肚子涨海想尿尿，就当着哥哥们的面，找小便器。本来一群男人在一起，大家相谈甚欢，上厕所尿尿也很正常。当年竹林七贤也曾做这事。巧的是，当时，竹林七贤阮籍的后人阮裕也在坐，他很厌恶地说：“新出门户，笃而无礼。”阮、谢通家，累世交好，但阮裕却以门望自炫于谢万，斥谢氏门户后起无礼。可见直到东晋中期，谢氏在旧族眼中还没有特别地位，不受尊敬。
除了家世渊源不长以外，谢安的爷爷谢衡也从事了一个很不受欢迎的职业，就是担任晋朝的大学校长。
当时的大学，继承汉朝传统，教的是孔孟儒家思想，但是社会上，特别是上层社会流行的是被儒家视为异端的老庄玄学，因此，虽然也是中央级公务员，但精通儒学的谢衡在官场里是个异类，大家敬而远之。这个情况跟民国初年有点相似，那阵子，全国提倡西学，虽然大家思想里还是儒家底子，但是对于公然坚持儒学路线的黄侃、辜鸿铭，也是敬而远之。所以学非所用，真是源远流长。
幸好，谢衡的大儿子谢鲲，也就是谢安的大伯，他是个聪明人，虽然自幼饱读儒家经典，但在他中年时候，毅然转型，改学玄学，这就跟全真教的杨过投奔对家古墓派一样，融会贯通，不久就打通任、督二脉，自然武艺惊人了。谢安后来回忆谢鲲就说：“他如果遇到竹林七贤，一定会手拉手地进入竹林。”
谢鲲的转型成功，对于谢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贫学儒，贵学玄(1)
任何社会，要想进入体制，就必须遵守体制内的游戏。
东晋朝廷虽然名义上提倡儒学，但社会主导思想是玄学。
东晋士族多是拥有广阔田园的地主，在经济上不成问题，所以放达务虚的玄学压倒了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精不精通玄学也成为高级公务员的认证标志。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也就不能在官僚阶层中占有一席之地。
儒家讲忠君，讲遵纪守法；玄学讲放达，讲惊世骇俗。
儒家学问实际上是穷人学问，是入世学问，也就是穷人要出头，一定要摒弃绯闻，管好家属，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因为穷人不在权力范围这个“世”里，所以要入世。可是士族本来就在这个“世”里，一出生就是当官的命，再好吃的东西都会吃腻，所以要解困，要出“世”，要学提倡“出世”的玄学，所以玄学是富贵哲学，因为穷人没“世”可出嘛。
比如我们低级公务员一起玩的时候，要只谈工作，不谈风月；而高级公务员见面时候，要只谈风月，不谈政治，否则就俗了。所以起自贫寒要读儒，这是当官的基础，取得一定地位再学玄，这是融入高官圈子的必要条件，谢家就是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当然，学问无分高下，只是所需基础不同而已。世界上穷人比较多，所以儒学比较兴盛，玄学比较没落。还有一点，东晋是君弱臣强，所以提倡君权的儒学也会比较没落一点。后来孝武帝视政，准备振兴皇权的第一步就是提倡儒学。在中华大帝国史上，皇权占主导地位的多一些，所以儒学也跟着在思想界占主导。
学问的流行，跟时局也有关系，老庄哲学有个特点，就是要劝人看得开，比如庄子夫人死了，别人都在哭，但是庄子却好像是兴高采烈。晋朝人推崇老庄哲学就是看上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当时东晋战乱频繁，政权经常交替，权贵们各领风骚，整个社会没有规矩，人们的安全感很差。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一个人的需求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中，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安全感是人们仅次于吃饱饭的需要，没有解决安全感，人们就不会想着爱情呀、人生规划呀之类的看起来很美好的追求。东晋社会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上层社会很流行玄学，这其实是很无奈的选择而已。
学玄能提高地位，但是纯粹的玄学家动手能力差，这对进一步提升和维持家族势力，没有实际帮助，要维持并增进门户势力，还必须靠动手能力。在顶级高官眼里，玄学名士就是一“花瓶”。东晋高官何充有一次就对玄学名士们说，如果我不勤理朝政的话，你们这些名士都要活不下去了。还有一个高官庾翼直言不讳地讲，那些玄学名士比如杜、殷浩之辈只能“束之高阁”，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给个闲职，当个“花瓶”了事；后来政治明星桓温冉冉升起的时候，反对派本来指望殷浩可以抑制他，结果还没有正式过招呢，殷浩就被桓温给“束之高阁”了。
所以说，名声跟落地还是两回事。
玄学和儒学，都是源自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原本就是硬币两面，大家各有所长。玄学侧重个人的精神追求，儒学侧重国家精神。儒家思想自认为自己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独步天下，实际上在“诚意、正心、修身”这三个境界，玄学比儒学高明。但是讲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比玄学高明。
修炼玄学，核心目的是把自己的内心修炼得无比强大。修炼儒学，是为了提高治国、平天下的技巧。所谓出入玄儒，内圣外王，玄学与儒学互为表里，才是王道。
所以，真正进入高层，就必须玄、儒兼修。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比如王导、庾亮、桓温等人，没有一个是专修儒家，也没有一个专修玄学。通常来说，成功人士多半“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大家既精通儒家，又擅长玄学，玄礼双修。所以说，在任何社会，复合型人才总是最受欢迎。
谢鲲学玄后，技艺精进神速，被列为当时“八达”，也就是当时玄学界的八大天王之一，成为“名士”，获得了当权者小圈子的认可，一下子就把自己家族带进士族前列。
谢鲲出世的做法，加速了整个家庭入世的进程。但是仅靠玄学，谢家绝对成不了后来的顶级家族。
谢鲲改儒学玄后，虽然也学人家放荡不羁，忘情物外，但始终抱着个“入世”的心，谢家两兄弟因此还作了分工：老大谢鲲作职业“名士”，笃定主意不参与世事，以提高家族地位为惟一目的。谢鲲很重视“名士”这一职业的操守，当年他的领导王敦造反被镇压后，按理谢鲲及其家族要受株连，满门抄斩。但是谢鲲举报说，之前他劝过王敦不要造反，并且平时也经常与王敦抬杠（其实是当甩手掌柜），妨碍他造反大计。皇帝查证后，果然是事实，谢家不仅因此逃过一劫，而且还被朝廷更加信任。所以谢鲲担任的最高官职虽然只是豫章太守，但他在社会上属于超人气明星，被誉为“朝廷之望”。
老二谢裒主攻官场，加强家族实权，后来官至吏部尚书。谢裒就是谢安老爸。谢鲲、谢裒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相互配合，就跟金庸武侠小说里周伯通练的上上武功“双手互搏”一样，效果显著，这为后来谢家发达打下了重要基础。
贫学儒，贵学玄(2)
谢氏的真正崛起，要靠谢鲲的儿子谢尚来实现。谢尚也是儒玄兼修的人物，而且还是小天才，8岁时候，跟爸爸见客人，客人觉得这小子学问气质都很出色，就称赞他是孔子得意门生、儒家的复圣颜回再世，但这小子不领情，顶了人家一句：在座又没有孔子，哪里来颜回呢。把客人噎得够呛。
谢尚的成功，来得十分偶然。
偶然机遇(1)
永和二年（346年），当朝顶级家族庾氏的掌门人之一、江州刺史庾冰突然死了。
在此之前，东晋“三良”，也就是全国最重要的三个领导人：王导、郗鉴、庾亮都死了，没过多久，康帝司马岳也死了。东晋政治一向是强人政治，这几个大佬一去世，中枢权力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许多有待填补的权力真空，给许多有志之士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政局动荡一向是新人的机会。
所谓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这次轮到桓温家族和谢氏家族出头。
康帝死后，年仅2岁的穆帝即位，可是小皇帝太小了，只好叫小皇帝他妈褚太后垂帘听政。这是有据可考的中国第一例皇太后垂帘听政。恰巧，这个褚太后跟谢家有点亲戚，她是谢尚的外甥女，朝里有人好办事，于是谢尚走了狗屎运。褚太后是谢家的幸运女神，后来谢安执政时，又有一老皇帝死了，又是一个小皇帝即位，又是因为小皇帝太小了，又是只好叫褚太后执政，只是那时候褚太后是小皇帝的老嫂子，不过没有关系，权力是一样的，搭着这个关系，谢安的上升速度更快一点。
东晋是皇权不景气的年代，各个大家族的权力比皇室还要大，所以褚太后也不能赤裸裸地、不管不顾提拔谢尚。还得等着一个合适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三良”之死创造出来的。
“三良”之中，王导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他们占据中央政府资源，他们也曾经占有过长江上游的荆、江两个全国最大的州，基本上谁占荆州，谁就可以跟皇帝叫板，王导的弟弟王敦就是这样叫板过。现在这两州由庾氏控制，他们也有样学样地跟朝廷分庭抗礼，朝廷对他们非常反感，早就想找个机会削他家的权。庾冰一死，朝廷以为庾氏元气大伤，无暇他顾，就准备趁机派人当江州刺史。
这个人就是谢尚。
为什么是谢尚呢？这里头又有讲究：
第一，谢尚当时恰好担任历阳太守，太守跟刺史职务只差一级，太守相当于市委书记，刺史相当于省委书记，谢尚在历阳干得还不错，仕而优则升，现在当刺史，算是正常升职，合情合理（所以还得佩服人家的运气，这就跟我们排队买票，到场一看前面早有一群人霸着窗口，窗口还打出预告说，没有好票了，正当心灰意冷之际，前面一群人突然不排了，而且还有人把手里的好票退给窗口，这张好票跟着就恰好让你买了。这种运气就跟买彩票中头奖一样，几率微乎其微，不过就这种几率，偏偏就让谢家撞上了）。
第二，“三良”代表的家族，都是台面上最有权势的贵族，庾亮死后，庾氏开始走下坡路，但是这些家族，特别是长期争夺江州的王氏和庾氏在朝廷里关系都是盘根错节，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这些老贵族，无论哪一个取得江州重地，都会打破朝廷各派系之间的平衡。而谢家在朝廷属于UP新势力，身家清白，属于中间阵营，他们上台，对于老贵族来说，影响不大。
第三，谢家刚好跟近几年当过江州刺史的王家、庾家以及褚家都有姻亲关系，朝廷觉得，起用谢氏，可以平衡各方关系。
庾氏现在当家的是荆州刺史庾翼，这个人很霸道，他觉得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他也不管什么平不平衡，东西拿在自己手里最踏实，所以就拉下脸，六亲不认，自己就宣布兼任江州刺史。
这下，前历阳太守谢尚就成了两头不靠的人了。朝廷当初把谢尚调到江州，本来想利用他当棋子，现在被对方将成死棋，棋子成了炮灰。朝廷觉得不好意思，觉得不能亏待谢尚，就地升任他为豫州刺史，还镇历阳。
这正合谢尚的意思，江州虽然是个大地方，可也是大族争夺的焦点，从公元342至公元343年，一年内就换了三任刺史，谢尚如果勉强出任江州刺史，估计不多久也成为过河卒了。
豫州这个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关键是没有那么多人惦记着，加上谢尚早已打了一些基础，所以豫州从此就被经营成为谢家地盘。谢氏成为雄据一方的方镇，并且成为屏藩东晋朝廷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谢氏家族因此得以兴旺发达。
但是，桓谢矛盾，也由此生发。
当年取豫州时，桓温力量还不能吃下，便宜了谢尚。几年之后，桓温一一摆平了主要政敌，谢家就成为夺取豫州的最大障碍，所以他就想用调虎离山计，先到处造舆论说谢尚这个人才能出众，既可以当个好朝官，也可以成为出色的地方长官，有入相出将之才。然后在他北伐胜利、夺取洛阳后，请谢尚进驻东晋名义首都洛阳，而且条件很不错，希望谢尚以本官（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兼都督司州军事，等于是两个职务一肩挑。但是谢尚怕自己前脚一出豫州，后脚就被人免了豫州刺史的官，所以他就说自己病得不行，走不了那么远，死活赖在豫州。
豫州自永和四年（348年）以后，十五年内，一直由陈郡谢氏兄弟相继掌握，成为建康的可靠门户。桓温虽然权势很盛，但由于不能控制豫州，因而也不能得心应手地影响朝政。
升平元年（357年），谢尚去世，谢尚在政界的最高职务是三品尚书仆射，在军界是二品卫将军，先后任过江州、豫州刺史，有镇西将军等军号8个，都督军事5次。谢尚死后，他的班由堂弟、谢安的亲大哥谢奕来接。
偶然机遇(2)
谢奕在谢家作用虽然不如谢尚，但是他对谢安影响巨大：
一是从小培养谢安。
二是生了个儿子谢玄，成为谢安事业的主要帮手。
三是跟桓温交好。桓家作为谢家主要政治对手，贯穿谢安的政治生涯始终，谢家的荣辱，其实都是拜桓温所赐。谢家之前发达，谢奕、谢万能够当上豫州刺史，有桓温力挺的成分，之后谢万被贬，是桓温直接造成，后来谢安上位，更是与桓家关系非浅。所以谢奕与桓温的交好，对于谢安的帮助显然举足轻重。
谢奕与桓温是布衣朋友，两人没发达时，就是好朋友。谢奕后来还当了桓温的司马，两个人还经常在一起神侃唠嗑。谢奕这个人一向放达，虽然是上下级，却还只是把桓温当老朋友，到桓温那里做客，头巾戴得很随便，长啸吟唱，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桓温常说：“谢奕是我的方外司马。”谢奕爱喝酒，还经常逼着桓温跟他一起喝酒，桓温实在受不了，就躲进老婆房间，桓温老婆南康公主大乐，说：“您如果没有一个放荡的司马，我怎么能见到您呢！”而谢奕呢，找不到桓温，就只好跑到桓温客厅里，找一个兵一起喝，自嘲说：“失一老兵，得一老兵。”在东晋社会，称人家为阿兵哥，实际上是蔑称，桓温是军事领袖，并且是驸马，这是大不敬。
不过桓温为人豪放，知道谢奕为人总是爱胡说八道，对谢奕也不以为意，而且还很珍惜这段友情。尽管两家政治上你争我斗，但在私交上还算是通家之好，后来谢安也曾当过桓温的司马，在谢奕、谢安之后，谢家最有出息的后代谢玄曾为桓温掾及桓温弟弟桓豁的司马，桓温军府成了谢家的黄埔军校。而谢安当了卫将军后，也容纳了桓家人在军府里锻炼。
谢奕当了一年的豫州刺史，到了358年，又死了。谢奕死后，丞相司马昱命令琅琊王氏的王彪之推荐合适的人选，并告诉他有人推荐桓温的弟弟桓云，问王彪之对此如何看，王彪之是个坚定的反桓主义者，他说：桓云可能是个人才，但是桓温居长江上流，势力已经割天下之半，如果他弟弟又占据西藩重镇豫州，全国兵权归于一门一户，这恐怕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地方刺史一定要政治可靠，忠于朝廷。
算来算去，还是谢家人比较合适。谢奕二弟谢据早死，该轮到老三谢安了。
谢安把机会让给四弟谢万，不过谢安惟恐谢万有失，还跟在谢万身边，希望能够随时扶持他一把，但是回天无力，最终还是酿成大祸。
烂泥扶不上墙(1)
谢安不出，原因有四：
(1) 桓温这一关没有打通。谢尚起步与桓温同时，又有太后坐阵，实力可以与桓温对抗。谢奕与桓温是好朋友，桓温虽然图谋豫州，但豫州在谢奕手里，还算放心。到了谢安、谢万，大家只有传统友谊，没有私人友情，再加上前面有桓云的事情，大家其实关系就有点紧张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谢家目前中流砥柱的谢安，不好直接上阵主动给人家一剑封喉的机会，所以谢家的计划是让谢万在台面上活动，谢安在幕后出谋划策，大家有个缓冲，如果真的有事，还可以丢卒保车。后来证明，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计划没有成功，最终还是因为桓温的原因，谢万不得不离开豫州。
(2) 桓温取豫州是早晚的事。
①桓谢虽然是同时起步，但桓温是驸马，谢安只是拐弯抹角的皇亲国戚，加上这阵子太后早已退隐内廷，谢家朝中无人，而桓温正如日中天。
②最关键的是谢家这时还没有经营起一支有长久影响的为谢氏门户所用的武力，谢家在豫州没有军队，一是桓温强大，不会容许在豫州形成一支独立存在的强大武力，后来桓温蓄意与接谢万班的袁真为敌，不惜兵戎相见，就是因为袁真有建军打算；二是谢尚以后，谢奕、谢万都以虚放为高，没有经纬世务的能力，谢万更是矜豪傲物，不得士情。以军权谋求门户利益，是东晋政治的特点之一，没有自己军队，小命自然掌握在别人手中。谢万轻易被废而离开豫州，这是主要原因。
(3) 谢安虽然理论基础雄厚，毕竟缺少实战经验。豫州刺史既管民政也管军政，是个不错的岗位，谢安作为刺史的亲哥，既可以当旁观者，熟悉军政机器运转窍门，又能在一起程度上直接亲政。可进可退，身段相当自由。
(4) 以谢安的条件，出山也是早晚的事。当年谢安老婆看着叔伯们个个富贵，谢安还是不动如山，就很着急，跟谢安说：“大丈夫为什么不学学别人？”谢安掩着鼻子，无可奈何，又不屑地说：“恐怕免不了这样。”谢安早在观察政局，随时准备出山。谢安对将来自已的发展，不是很操心，他最操心的是谢万，他想在出山之前好好帮一下谢万，这不仅是为了谢万的前途，也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因为要想在朝廷里大展手脚，有兄弟相帮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桓温失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朝里没有自己人。
谢安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不能仅在豫州方镇，谢家要长久兴旺，必须成为顶级家族。为了这个目标，谢安每一个细节都要算计清楚。
人在做，天在看，谢安的人生剧本早就写好了，只是不能偷看，但要全力以赴。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谢万虽然名声在外，却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角色。不到一年，就被人废黜而离开豫州，谢氏家族平白失去豫州这个基地。
没了这个基地，谢安要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还需要十余年的经营，才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
其实谢万的不成器，谢安早就知道。谢万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炫耀自己、傲慢无礼。他曾戴着白头巾，径直到扬州府大厅找岳父扬州刺史王述，直言不讳地说：“人家说大人傻，大人确实是傻。”王述为人性格沉静，当年到三十岁时还不出名，就有人认为他痴，后来得到王导等人的赞扬，才渐渐知名。王述听了女婿的话，一点不吃惊，他缓缓说：“外面好像有这种议论，主要原因只是因为我比较大器晚成罢了。”强！
还有一次，谢安和谢万一起坐船去首都，过吴郡时，谢万想和谢安一起拜访王导的儿子、时任吴郡太守的王恬，谢安说：“恐怕他不一定理睬你，我看不值得去拜访他。”谢万还是极力邀哥哥一起去，谢安坚决不改变主意，谢万只好一个人去，到王恬家，坐了一会儿，王恬就走了，把谢万丢一边，谢万显得非常高兴，以为王恬会拿什么好东西出来给他分享。过了很久，王恬竟披头散发出来，显然刚才是洗头了，他也不陪客人坐，自个儿坐在院子里的马扎儿上晒头发，神情傲慢而放纵，一点也没有应酬谢万的意思。谢万于是只好回去，先很委屈地跟哥哥哭诉。谢安说：“阿螭（王恬小名）不会做作啊，他要是以礼待你，那就是装出来的客气。”人家老贵族，一向瞧不起我们这些新贵族的，是你没有自知之明。
谢万的这些毛病，跟谢安过从甚密的王羲之最了解，他曾经问人家：“你说说你和谢安、谢万相比，谁强些？”别人还没有回答，王羲之就说：“要是谢安，他一定与人为善，说你比较强，要是谢万，会因为你讲这句话，和你怒目相争吧！”
当时听说谢万要当官，他还特地写信给谢万，叫他藏拙，不要装牛逼。他还写信给桓温，说谢万这个人，如果让他在朝廷发发议论，做参谋，还是个人才，如果让他做具体事，就不适当了。
但是桓温正巴不得豫州出乱子，自己好趁虚而入，再加上当时谢万也没有什么过错，他也不好反对，反而乐见谢万上任。
谢万上任第二年，就受命与北中郎将郗昙兵分两路，北伐前燕。
北伐途中，谢万的臭毛病还是改不了，骄傲自夸，轻视别人，在行军路上，还常常长啸或者吟唱诗文，搞得跟春游一样，表示自己非常尊贵，从来没想过安抚将士，收买军心。后来谢万在寿春失败后，司马昱问郗超：“北伐当然不是必胜，但是谢万怎么竟会如此失掉军心呢？”郗超说：“他这个性格任性放纵，人家想着智勇双全，他认为智是智，勇是勇，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就看低人家勇敢的士兵。”
烂泥扶不上墙(2)
谢安虽然心底非常喜欢并且看重谢万，但很清楚他一定会失败，他放心不下，就和弟弟一同出征。
路上， 谢安还劝谢万说：“你身为主帅，应该常常请将领们来宴饮、聚会，让大家心里高兴，跟你同心协力。”谢万说，好啊，喝酒正是我的强项，就满口答应。
果然说到做到，立即传令众将领集合。等到众将领过来了，谢万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憋半天，终于想到一句鼓励的话，然后很高兴地拿着如意指着满座的人说：“诸位都是精锐的兵。”兵是属于当时低级阶层，当兵的最忌讳别人说是阿兵哥，所以谢万口不择言，让全体将领听了更加心生怨恨。
谢安一听，糟糕，但是为了给弟弟争取回一点军心，他还是给弟弟擦屁股，从队长将帅以下，一一亲自登门拜访，非常谦虚，诚恳谢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