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双重政治人格，决定了他既不可能对清王室绝对忠诚，也不可能走上彻底背叛清王室自己称帝的道路。因此当他处于政治旋涡中心的时候，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娴熟的政治谋略化险为夷。他曾对其弟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曾文正公家书·致沅弟季弟》。曾氏之心，由此可见。
有一次朱元璋欲杀一批人，命袁凯将案件报送皇太子复审。皇太子主张从宽。朱元璋问袁凯：“我欲杀之，而太子主张宽免，你认为谁对？”袁凯回答说：“陛下要杀是守法，皇太子要宽免是慈心。”朱元璋认为袁凯耍滑头，两面讨好，不觉勃然大怒，要将袁凯治罪。袁凯一见，吓得要死，情急之中，心生一计，便突然假装疯癫，眼睛一翻，在朝堂上胡说八道起来。朱元璋认为他是装疯，说：“疯子是不怕痛的。”于是叫人拿木钻刺他的皮肤。袁凯咬紧牙关，忍住不喊痛，还嘻嘻直笑，瞒过了朱元璋。朱元璋觉得他可怜，没有治他的罪，派人送他回家。袁凯捡得一条性命，回到家中。但他认为朱元璋绝不会就此放过他，因此派家人常常在外打探有无陌生人到此，并先做了准备。
朱元璋果然不相信袁凯是真疯，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也不打算治袁凯的罪，于是派使者去召袁凯回京城做官。这位使者来到袁凯家中，不见袁凯，问其家人，家人回答说主人在后花园。使者来到后花园，只见袁凯脖子上戴着铁链，蓬头垢面，趴在篱笆边捡狗屎吃。他见有人来，便瞪着眼，对使者唱月儿高的小曲。使者见了这般情景，心里也非常难过，回去如实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也感叹不已，从此再也没有理会袁凯。其实袁凯哪里吃的是狗屎，他知道皇帝要派人来侦察，预先叫家人用炒面伴糖稀，捏成节节，散放在篱笆下，一见生人来，就大口大口地吃，看似很恶心，实际上味道好极了。袁凯由此骗过了这位暴君，保住了性命。
郭德成装疯外戚郭德成是郭宁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后花园里饮酒，喝醉了趴在地上，摘下冠冕向皇帝磕头谢恩，露出稀稀的几根头发。朱元璋笑着对他说：“你这个酒疯子，头发秃成这样，可不是喝多了？”郭德成带着几分酒意，说道：“这几根还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朱元璋听了，拉长着脸，一声不哼，老大不高兴。郭德成酒醒以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于是横下一条心，索性装疯，剃光了头，穿上和尚衣服，成天念佛。朱元璋真的被他瞒过，对宁妃说：“原以为你哥哥说笑话，如今真个如此，真是一个疯汉。”就不再在意他了。后来的党案，郭德成也幸免于难。
像这样装疯卖傻，虽然保全了自身，苟全了性命，却是对自身人格的极大亵渎和作践，是在情急之中万般无奈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官僚士大夫更多的是采用装糊涂的权谋，既不得罪当权者，又保护了自己。他们在暴君的淫威之下，遇事首鼠两端，模棱两可，敷衍塞责，但求无过。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典型人物，东汉有“万事不理”的胡广，唐朝有“拌食宰相”卢怀德，五代有“老而不死”的冯道，明代有八面玲珑的解缙，清初有被列入“贰臣”的钱谦益。他们的人品虽不足道，但在极端的专制统治之下，也不失为一种存身之道。就以冯道而言，他一生历仕四朝，曾向契丹称臣，侍奉十位皇帝，当过六位皇帝的宰相，一生荣华富贵，自称“长乐老”，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倒翁。这个乱世文人虽无政治操守可言，但他身逢乱世，许多行事乃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其为人刻苦俭约，在客观上也为汉族百姓做过一些好事。
在中国古代黑暗政治的威逼之下，还有另外一种佯狂，这就是被称为“魏晋风度”典型的“竹林七贤”，他们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魏晋之际，朝代更迭，特别是司马氏的血腥恐怖统治，使人常有“忧生之嗟”。“竹林七贤”共同的特点就是放浪形骸，举止怪诞，饮酒酣醉，纵情背礼。但在这种外在的生活方式背后，却隐藏着顽强的个体人格力量。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要数阮籍和嵇康。佯狂既是阮籍不与司马氏合作的避祸之术，也显示了他独立不羁的人格。阮籍，字嗣宗，家世儒学，代代有名宦。他容貌超群，学问渊博，志气豪放，任性不羁。当他自得其乐时，每每忘乎所以，旁若无人，时人多谓他痴。
当时，司马氏为了攘夺曹氏政权，一方面大开杀戒，将反对他们的人推上断头台；另一方面又极力标榜“名教之治”，要求人们遵循封建礼法。阮籍的父亲是曹魏的掾吏，“建安七子”之一，有名当世。这种家世背景使他对曹魏政权怀有同情心，而对司马氏则十分反感，他认为司马氏世代服膺儒学，标榜君臣名分，却又欺凌孤儿寡母，夺其政权，于是决心不与司马氏合作。但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完者”的险恶的社会环境，使他又不像嵇康那样“刚肠疾恶”，更不敢公开与司马氏决裂。为了保全自己，他在司马氏集团统治之下，曾先后担任过大司马从事、中郎、散骑常侍、东平相等官职，还曾被封为关内侯，47岁时，曾做过步兵校尉。当然他做官只是迫不得已，在任上也只是虚应故事而已。他出任步兵校尉，就是在朝廷上当面向司马昭请求的。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一官职向来是由骁勇善战的武官担任的，而阮籍是一位弱不禁风的文士，哪能担当此任。司马昭问他：“卿何以担当此任？”阮籍回答说：“臣听说兵营的厨房里储存有三百斛美酒，既然步兵校尉一职尚无合适人选，臣请担任此职。”司马昭答应了他的要求。阮籍走马上任以后，草草应付完公务，便前往厨房清点存酒，据为己有，与朋友刘伶等人直喝得天昏地暗，酒醉不醒，把随侍的士卒都吓坏了。
司马氏为了维系其统治，处处标榜“名教”、“礼法”。阮籍生性放达，任性不羁，他常常借此与名教、礼法作对，与司马氏的虚伪名教、礼法进行斗争。在一次朝会上有人奏称，一个儿子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却笑道：“嘻！杀父都可以，杀母又有何不可？”同座者无不大惊失色。司马昭当即就批判他说：“杀父，乃天下之极恶，而你怎么认为可以杀母呢？”不料阮籍话头一转，说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连禽兽都不如。”既尖锐地讥刺了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又巧妙地掩饰了过去，于是“众乃悦服”。
按照当时的礼法，父母死，要服三年丧。三年之内不准喝酒吃肉，不能离家远游，不准大笑，只准穿黑色的粗麻布衣服等。阮籍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性情至孝。当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与人对弈。对方说这局棋就不下了吧。可阮籍不同意，非要一决胜负。下完棋后，他又饮酒一升，大声哭号，吐血数升。母亲下葬时，他叫家人蒸了一头小猪，又饮二斗酒，大声哭号，吐血数升，然后与母亲诀别。裴楷前往吊唁，见阮籍形销骨立，散发箕踞，两眼木然地直视前方，也不招呼裴楷。裴楷认为阮籍是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典，不必与他计较法度，于是也不理会阮籍，自己径直吊唁完毕便去，阮籍也不相送。
阮籍“失礼”的行为非常多，常常引起“礼法之士”的惊噪和责难。阮籍却以蔑视的口气说：“礼法岂是为我而设！”按封建礼法规定，叔嫂之间授受不亲。可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总要与她相见告别。阮籍的邻居有一少妇，长得非常美丽，当垆沽酒。阮籍经常前往饮酒，醉了便卧于少妇之侧。少妇的丈夫知道阮籍的为人，绝没有什么杂念，对他也毫不怀疑。还有一兵家女子，才貌双全，未出嫁就死了。兵家的地位十分卑贱，阮籍与她家也不相识，但他可怜这位女子貌美而夭折，竟前往兵家哭之，尽哀而还。
司马昭的亲信大臣何曾非常痛恨阮籍的这些“非礼”行为。何曾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他对个性率真的阮籍有一种莫名的排斥心理。阮籍对何曾之流的假名士十分鄙视，常以白眼视之，而对嵇康等清流派名士则代之以青眼，故阮、何二人如泾渭分流，清浊分明。何曾就公开声色俱厉地威胁阮籍说：“足下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司马公执政，综核名实，若足下之流所行之事，何可长也。”阮籍在母丧服孝期间曾出席司马昭举行的一次宴会，而且在宴席上毫无顾忌地喝酒吃肉。何曾见了，心中好不愤然，他对司马昭说：“明公正倡导以孝治天下，阮籍竟然在重孝期间当众饮酒吃肉，公然蔑视礼法，应将他流放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却很宽容地说：“嗣宗如此毁顿，君不能共忧之。吾既以酒食招嗣宗，岂因丧礼而为难嗣宗也。”
司马昭之所以能容忍阮籍违背封建礼法的一些行为，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阮籍对司马氏政权并没有构成威胁；其次，阮籍生性放达，诚如裴楷所说，他是“方外之人”，而当时放达任性已成为名士风流的时尚，司马氏出生门阀士族，并非真正讲究礼法，所以即使阮籍做出违礼之事也能容忍；再次，阮氏世代习儒学，名高当世，与司马氏门第相当，他需要借重阮籍来为自己装点门面。
就阮籍来讲，他为了在乱世中以求自全，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佯狂避世，沉醉酒乡；二是“言及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司马氏很想与阮籍联姻，阮籍不便正面拒绝，于是当司马昭亲自登门为爱子求婚时，却见阮籍手里抱着酒瓮醉卧在地。其后司马昭派使者接连60天前往阮府求婚，都见阮籍沉醉未醒，司马昭只好作罢。钟会数次追问阮籍对时政的看法，欲趁机抓住其把柄而治之以罪，阮籍都以沉醉获免。阮籍虽然与司马氏政权保持一定距离，常常攻击名教，攻击“礼法之士”，但就是闭口不谈时政，不议论朝廷是非。司马昭对阮籍的这套本领也十分佩服，说：“天下最审慎之人，要数阮嗣宗了。每每与他交谈，总是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政，臧否人物。”唐代李贤在评论阮籍的诗作时曾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此诗作之中每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猜测。”（《文选》卷二三《咏怀诗》注。）如果说阮籍是佯狂的话，那么嵇康就是真狂了。嵇康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轻肆自言，遇事便发”，著文直抒胸中感愤而无所忌讳。嵇康曾在苏门山遇见一位隐者孙登，从游三年，问其所图，总不言语。直到临别之际，孙登才开口对嵇康说：“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于今世乎！”
性格刚烈的嵇康对司马氏集团不是像阮籍那样以佯狂避世，而是针锋相对，公开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司马氏集团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嵇康却公然反对礼法。尽管他内心并不是这样想的，但却公然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司马氏以暴力和阴谋手段夺取了曹魏的天下，却打着名教的旗号，颂扬历史上的商汤、周武王、周公、孔子等，嵇康对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篡曹的行径非常愤怒，于是就“非汤武而薄周孔”，借否定汤、武、周、孔以表达他对司马氏强烈的鄙薄和否定。
嵇康为了表明他与司马氏决裂的坚决态度，甚至与昔日好友山涛绝交。山涛比嵇康年长20岁，以识度和才气而闻名。司马氏发动高平陵政变以前，山涛就躲进了山里的竹林。以后又重入仕途，为司马氏集团效力。山涛原为选曹郎，升为散骑常侍后，便向朝廷推荐嵇康接任他原来的职务。选曹郎是一个重要官职，山涛也是出于对朋友的一片好心。但是与司马氏集团水火不相容的嵇康，却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于是愤而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予以公开发表。其实，与山涛绝交并非嵇康的真情，就一般情势而言，与朋友断交也大可不必公开发表绝交书。嵇康之所以这样做，根本的目的便是借此表明自己拒绝与司马氏合作的坚决态度，同时也向世人宣泄自己积年累月的愤懑。
嵇康有一个很奇怪的嗜好，那就是打铁。他的好朋友，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则为他拉风箱。当时司马氏集团中有一位正受宠信的贵族公子名叫钟会，官任侍郎。他非常仰慕嵇康，多次想去拜见，有一次听说嵇康正与向秀在洛阳城外打铁，于是便邀集一班人高车饰马蜂拥而来。嵇康见钟会一班人“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心中陡然生起一股敌忾之气，便旁若无人，只管自己打铁，向秀也埋头拉风箱，火光熊熊，锤声丁当。钟会万万也没有想到，嵇康和向秀对自己连瞧也不瞧一眼，他感到无比尴尬，只好悻悻地注视着嵇康和向秀二人一丝不苟地打铁。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见嵇康仍没有与他谈话之意，只好向宾从挥挥手打道回府。偏偏在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颇有奚落之意。钟会愤然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遭此羞辱，决心对嵇康进行报复。
嵇康有一位好友吕安。吕安之兄吕巽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竟然奸污了吕安的妻子。吕安义愤填膺，欲上表朝廷揭露吕巽的兽行，嵇康为吕家的声誉着想，力劝吕安不要这样做，且容吕巽自己反省悔过。哪知吕巽任大将军以后，却恶人先告状，向朝廷上书，诬告吕安违背孝道，殴打母亲。司马氏集团一向标榜“以孝治天下”，哪能容忍这种罪行，于是便将吕安逮捕下狱。嵇康得知消息后，便挺身而出，为朋友仗义执言，公开阐明事件的真相。一心想报复嵇康的钟会却趁机进谗言，对司马炎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捏造事实说嵇康欲协助毋丘俭反叛，只是由于山涛的劝阻，才未成事。他进一步煽动说：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就这样嵇康被捕下狱，随即又被判死刑。
消息传开，洛阳太学生3000人群情激愤，他们上书朝廷，要求赦免嵇康，并纷纷表示愿拜嵇康为师。但太学生的这一举动反而促使司马氏下决心处死嵇康。临刑之日，嵇康从容镇定地走向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索取七弦琴，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弹奏了一曲《广陵散》，随之便从容就义，年仅40岁。嵇康刚直不阿的性格虽然导致了个人的悲剧，但他顶天立地的气节、视死如归的气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
嵇康虽然公开发表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但他前往东市受刑时，却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他并没有向山涛托孤，但他知道山涛一定会照顾自己的儿子，因为嵇康在内心深处是始终视山涛为知己的。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只不过是表明自己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态度而已。
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中人，是一位质朴而又有雅量的名士。后人品评他“通简有德”、“雅素恢达，度量弘远”。山涛出身贫寒，故对功名利禄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他曾对其妻韩氏说：“忍饥寒，我后当做三公，但不知卿堪做公夫人不耳！”在当时朝代更迭的险恶环境里，要保持中庸是难以做到的。嵇康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而殒命东市；阮籍对司马氏政权态度暧昧，也隐晦终身。山涛要摆脱饥寒，追求功名利禄，只得入仕效命于司马氏。
山涛的“识度”就在于他谙悉处世之道，处世圆滑，工于心计，在官场上能左右逢源。山涛与司马氏的亲信大臣钟会、裴秀十分亲近。钟、裴二人仗势争权夺利，互不相容，而山涛却能平心静气地处于二人之间，游刃有余。这套本领使他能够上下讨好，官运亨通。山涛善于识别人物。他任吏部尚书，从朝野所选人物，并得其才。但他选人多看司马氏眼色行事，凡司马氏所欲任用之人，山涛必优先推荐。由于山涛生性谨慎，又兼才识过人，故深得司马氏的赏识。
在“竹林七贤”中，山涛恐怕是最长寿的了，终年79岁。嵇康被害的第二年，阮籍被迫写了一篇劝司马昭晋封晋公的《劝进箴》，几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终年53岁。嵇康被害后，山涛果然不出嵇康所料，悉心照料嵇绍。在山涛的训育下，嵇绍后来成为司马氏皇室最忠诚的大臣。
第三章 弄权之术
泱泱中华大帝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多年，其间变化最大的，恐怕要数秦汉之际了。清代学者赵翼就说过，“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世袭制家天下王朝的建立，以秦汉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秦汉以前是“有土而王”的时代，秦汉以后为“无土而王”的时代。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嬗替的规律时曾指出，从五帝三王到暴秦，王朝的建立有两种类型：自虞夏兴起，汤武称王，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合，每一个王朝的建立者都出自古老的氏族或部族。他们家世悠长，根基深厚，拥有雄厚的实力；他们“积善累功数十年”，“修仁行义十余世”，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惨淡经营，最后才得以“并冠带”而一统天下。但是秦汉之际却冲破了这一旧的格局。从陈胜树起“张楚”的王旗，到刘邦“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起而逐鹿中原的，大都是奋竞草泽的布衣白徒。一时人才尽出其中，他们角群雄而定一尊，开辟了“无土而王”的新时代。自此以后，大多数王朝的开国君臣都来自社会的底层，由此构成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开国布衣卿相的局面。毫无疑问，这些奋竞草泽的布衣白徒都是一时的雄杰。他们有的以勇武著称，有的以权谋取胜，有的以柔道取天下，有的以智力为雄主。真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几家欢乐几家忧愁。因此，我们对夺权之术的考察也就从这一时代开始。
从秦汉到三国，其间四百余年，历经三个乱世，涌现出了刘邦、刘秀和曹操这三个雄豪而有心计的人物。刘邦以机谋权变著称，刘秀以仁厚持重名世，曹操则以智谋诡诈为人所称道。虽然他们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同，政治谋略也各具特色，但他们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邦和项羽之间的角力争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第一出威武雄壮的“无土而王”的活剧。他们的故事是那样的扣人心弦，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直到现在，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还存留着他们争锋的楚河、汉界。当人们在棋盘上厮杀时，仿佛还能听到当时的金戈铁马之声。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数岁不安，皆因你我二人。我愿与你单独决斗，一决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父老受苦了。”刘邦却笑着回答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楚汉战争的历程的确如此，刘邦虽然实力远逊于项羽，但他靠机谋权变，屡败屡战，终于打败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一统天下，成为开启四百多年基业的一代雄主。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秦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不久，曾做过泗水亭长，后来亡命于芒砀山的刘邦自称沛公，在丰沛之间发展势力。与此同时，在会稽的楚国贵族项梁、项羽叔侄杀会稽郡守，率八千人渡江北上，加入到反秦的农民战争之中。不久，陈胜、吴广牺牲，刘、项两支起义军渐渐成为反秦斗争的主力。起义军在楚怀王的主持下于彭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项羽率主力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略地攻取关中。并与诸将相约：“先入定关中者为王。”楚怀王的这一决定虽有偏袒刘邦之意，但究竟谁能先进入关中，还得看他们各自的谋略和战术。
刘邦引军西上，或以武力强攻；或以谋略智取；或晓以厉害，迫其投降；或明以大义，促其归顺。所过之处，刘邦下令一律不得烧杀掳掠，大受人民的欢迎，因而破南阳，降宛城，袭武关，一路追奔逐北，势如破竹，很快便进入关中。饱受秦王朝暴虐统治的关中人民抬着牛酒欢迎刘邦的军队。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只得素车白马，向沛公投降。灭秦以后，为了迅速稳定关中人心，刘邦采取了几条重要措施：第一，军队不得进入咸阳城；第二，秦宫室中的重宝财物一律封存，不得擅自动用；第三，刘邦亲自召集关中的父老、贤达和地方各界人士，向他们宣布：“秦法苛酷，诽谤者受族诛，两人交谈处弃市之罪，关中人民深受其苦。楚怀王与诸将相约，先入关中者为王，故我当为王。今特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秦法尽行废除。各级官吏一律原职留用。我率军来关中，完全是为父老乡亲们除害，绝无侵凌残暴之意，希望大家不要害怕。”随即他又派出将士会同秦朝的旧官吏，分赴各地传谕他的命令，于是关中的局势很快便稳定下来。关中人民争先恐后地抬着牛羊酒食犒劳义军，刘邦坚辞不受，说：“我军粮饷充足，请大家不要破费。”这样一来，关中人民更加欢喜，唯恐沛公不为王。沛公的这一系列政策和举措非常高明，深得关中民心，不仅迅速稳定了关中的形势，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以后争夺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能取得胜利，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富饶的关中为根据地，源源不断地为他输送粮饷和兵员。而关中民众之所以支持他，刘邦初入关时的这些政策措施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有人向沛公建议：关中富庶，地形险要，今闻章邯已经投降项羽，项羽封他为雍王，管辖关中。若如此，沛公就不可能当王了。现在可急派兵马控制住函谷关，拒绝诸侯的军队进入关中；同时征调关中人入伍，增加兵员，以防不测。沛公未及深思，便采纳了这人的建议。但就是这个建议，几乎把沛公送入绝境。
当时，项羽率义军北上救赵，义军渡过漳水，破釜沉舟，将士们每人各携三日粮，以示必死无还的决心。项羽率楚军长驱直入，九战皆捷，大败秦军，威名大震。其后项羽将秦降军二十余万人在新安全部坑杀，随即率军西上。当他听说沛公已经关闭函谷关，极为震怒，命令黥布率军攻破函谷关。项羽率大军进入关中，屯于戏西，并准备立即攻打刘邦。这时项羽拥有四十余万人马，刘邦仅有十万之众，二者实力悬殊。刘邦见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料定自己绝非项羽的对手，于是迅速改变策略。他首先通过张良结交项羽的叔父项伯，并与他结为姻亲，请项伯在项羽面前代为陈情；随后他又以常人罕有的胆略，亲率百余骑前往鸿门拜见项羽，当面向项羽解释说：“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河北，我战河南，不料我能先入关破秦。我入关后，秋毫无犯，封陈府库以待将军。我遣将守关，一则是为了防备盗寇，二则是天下混乱，以防不测。我日夜盼望将军到来，绝无半点异心，谁知竟有人从中挑拨离间，还望将军明察。”项伯也趁势劝项羽：“沛公不先破关中，您怎能如此顺利入关！今沛公有大功，您却想率军攻打他，此乃不义之举，不如善待沛公。”骄傲自大的项羽果然解除了对刘邦的疑虑，遂设宴招待沛公。刘邦终于用机谋权略解除了这一场危机。
几天以后，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又虐杀百姓，掳掠财物，大举屠城以后，又纵火焚烧了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一代文明尽被毁弃。有一位谋士劝项羽：“关中之地，倚山带河，外有四塞以为险，土地肥饶，物产丰富，可定都关中。”项羽见秦宫室已被焚毁，不愿久居关中，思乡之念日切，便说：“富贵不归故乡，好比穿上绣花新衣夜行一样，有谁知道？”这位谋士私下对人说：“听人说楚人是沐猴而冠，今见项羽，果然如此。”项羽听说后，就把这位谋士抓来烹杀了。项羽的这些态度和举措，与刘邦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关中的残暴行为使他尽失人心，关中人民对他恨入骨髓。他放弃关中，反映了他的贵族意识以及光宗耀祖的思想。他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缺乏远大志向，然而又刚愎自用。因此，他仅仅是一个赳赳武夫，缺乏谋略，尽管一时强大，但最终必然败在刘邦手下。
随后，骄横的项羽便虚尊怀王为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他又大行分封，封了十八个诸侯王。他的分封完全不按功劳的大小，而是以亲疏为序，其中既有反秦的将领，也有原六国贵族后裔和秦王朝的降将。为了抑制刘邦，他把刘邦封为汉王，封国在十分闭塞的汉中，实际上等于流放。又封秦朝降将章邯等三人为王，控制关中，以牵制刘邦。项羽大搞分封制，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自战国以来，大一统成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人民盼望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局面。秦王朝的统一正是这一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秦朝灭亡的原因并不在于废除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而是在于它的统治太残暴。项羽认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引起了更大的动乱，不久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争夺统治权力的战争。
公元前206年，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引兵偷渡陈仓，击溃项羽分封在关中的三王，控制了关中。此后刘邦便以关中为根据地，同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战争。在楚汉战争中，刘邦采取两条战线作战的方针，刘邦亲率军队与项羽周旋，吸引其主力，而由彭越和韩信所统帅的两个方面军则从侧翼发展实力。刘邦一军虽然屡次被项羽打败，但由于有萧何从关中源源不断地为他补给兵员粮草，得以坚持下来，并紧紧吸引住项羽的主力，彭、韩两军乘机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彭越在梁地往来游击楚军，断楚军粮道；韩信则攻下燕、齐，从东方威胁楚军。与此同时，刘邦又成功地策动了项羽的大将九江王黥布背楚归汉。这样，双方的形势便逐渐发生变化，汉军越来越强，而楚军的处境则渐趋不利。
公元前204年，项羽为赢得喘息时间，主动向刘邦求和，约定双方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属汉，以东属楚，双方罢兵。项羽遂引兵东归。但刘邦则采纳张良、陈平的计谋，趁项羽松懈之际进兵，追击项羽到阳夏，双方又形成对垒之局。正在这关键的时刻，拥有重兵的彭越和韩信裹足不前，意存观望。特别是韩信，更对刘邦进行要挟，要刘邦封他为齐王。为了集中力量击败项羽，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答应了韩信的要求，与韩信、彭越相约，破楚之后，自陈以东至海的地区全部封给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地区封给彭越。两人既受封为王，又获得了广大的封地，终于改变态度，引兵会攻楚军。公元前202年，刘邦各集团军将项羽包围在垓下，彻底打败项羽，项羽突围后在乌江边自杀。这年2月，刘邦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汉”。
纵观楚汉相争的历史，刘邦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在于他的政策和措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其权谋的优势显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项羽原本居于优势，兵多势强，但一方面他目光短浅、刚愎残暴、烧杀掳掠、大失民心，又兼缺乏智谋，只想以武力取胜，有勇无谋的项羽当然不是刘邦的对手。另一方面，项羽刚愎自用，不能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致使许多有才能的人物在刘邦的拉拢、引诱下，纷纷背项投刘。就连唯一的谋臣范增，也因刘邦的反间计，被项羽罢黜不用。与此相反，刘邦则心胸豁达，深谋远虑，有胆有识，广泛采纳各方面的意见，择善而从。刘邦既有稳固富饶的关中为根据地，又善于用人，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能从大局出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上下齐心协力，和衷共济，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刘邦后来在总结夺取天下的原因时曾说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转运粮饷源源不断，我不如萧何；统兵百万，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当今人杰，我都能任用不疑，让他们尽展其才，这就是我能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项羽呢，他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所以被我打败了。”与刘邦相比，项羽却缺乏自知之明，直到死也还不觉悟。他不从自身寻找由强而弱、最终失败的原因，而是归咎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智者与愚者的区别。
公元前202年正月，各位诸侯与将相大臣共同上书，尊刘邦为皇帝。“皇帝”之称，始于秦始皇。远古时代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皆称王。秦始皇认为他的功绩远远超过了夏、商、周的王，可与上古的三皇五帝并列，于是改称为皇帝。对于“皇帝”这一称号，刘邦当然心仪已久，但他以一介平民，奋竞草泽而一统天下，居九五之尊，用皇帝的称号，能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吗？深谙机谋的刘邦决定以退为进，便假惺惺地谢绝了臣下尊他为皇帝的建议，说：“吾闻之皇帝乃贤者的称号，吾不敢当皇帝之位。”群臣一再坚持，刘邦再三谦让，最后他表示不能违背众人之意，才说道：“诸君坚持认为我应该称皇帝之号，为了国家，我就答应了吧。”刘邦的这一谋略，竟为后来历代的开国之君所效仿，而成为一个惯例。
如果说刘邦是一位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甚至还有点流氓气的草莽天子的话，那么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则是一位仁慈厚道、温文尔雅、具有儒者气象的开国君主。两人夺取政权创建王朝的时代背景不同，个人气质和文化素养也不同，因而其夺取政权的谋略和权术也大异其趣。刘秀建国后，有一次与家人欢宴，宗室诸亲异常高兴，酣饮之中，大家说道：“文叔少时谨信，与众人不款曲，惟以柔直处世待人，故能践九五之尊。”光武帝听后，大笑着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以柔道夺取天下，以柔道治理天下，这可以说是光武帝一生政治的基本特点，也是他权谋的突出之处。
刘秀是西汉的宗室，汉高祖的九世孙。他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自幼便受到儒学的熏陶，青年时期曾在长安太学里研究儒家经典《尚书》，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后来回到家中务农，经营产业，过着耕读持家的生活。当时外戚王莽篡汉，建立了新朝。但王莽政权不仅丝毫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加速了政治腐朽和经济崩溃，劳苦大众陷入水深火热的绝境，民众纷纷起兵反抗王莽政权。刘秀的兄长刘，字伯升，为人刚毅有大志。自王莽篡汉以后，他就暗中准备起兵反莽，复兴汉室，为此广交天下豪杰，为将来起事积聚力量。刘秀与乃兄性格相反，谨慎持重，外柔内刚，温文尔雅，深沉而有谋略。在起兵的问题上，他比兄长更加深谋远虑，显示出稳重、深沉的特点。当时人们厌恶新朝，思念汉室。刘秀是西汉宗室出身，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另外，当时社会上还流行着一条谶语：“刘秀当为天子。”这个“刘秀”可能是指王莽的国师公刘歆，也可能就是刘秀自己的伪造。总之，刘秀决定利用人们希望复兴汉室的心理和当时流行的谶纬思潮，为自己夺取政权制造舆论，让“刘秀当为天子”的观念深入人心。宛城豪杰李通、李轶也好图谶之言。他们见天下兵起，王莽政权行将灭亡，刘姓复兴的思潮十分流行，二人便商议道：“南阳宗室，独有刘伯升兄弟可以谋大事。”于是便编造了一条谶语：“汉当复兴，李氏为辅。”适逢刘秀前往宛城贩谷，李氏兄弟便盛情相邀，与他谈及图谶和起兵之事。于是刘秀便与李氏兄弟深相接纳，暗中做起兵的准备。汉朝时神秘主义最为盛行，特别是两汉之际，谶纬思潮十分流行，它对人们的思想、行为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刘秀以神道设教，利用图谶来为自己夺取政权制造舆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高明的谋略。
公元17年，刘、刘秀在南阳舂陵起兵，集合了8000人的队伍，合并到绿林军中。由于在战斗中刘指挥得当，部众作战勇敢，一开始就打了几场胜仗。在分配战利品时，舂陵兵自然就分得多一些，这样就引起了绿林军将士的不满。在个别人的挑动之下，一场火拼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秀获知消息，便立即与刘商量，决定以大局为重，劝告刘氏部众将分得的财物全数交给绿林军。绿林军将士得到财物后，高兴地说：“刘秀真不愧是汉家子孙，帝室后裔。”这一场内讧的平息，提高了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威信。但刘、刘秀兄弟势力的发展，引起了绿林军中一些将领的疑虑。为了抑制刘氏的势力，他们便拥立另外一位缺乏实力的西汉宗室刘玄为皇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刘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不久，刘、刘秀兄弟分别在昆阳之战和宛城之战中打败王莽的军队，彻底扭转了局面，王莽政权败局已定。同时刘氏兄弟也名声大振，威望大为提高。特别是刘，恃才傲物，根本不把刘玄放在眼里。心胸狭隘的更始帝刘玄唯恐刘氏兄弟的发展危及自己的地位，便乘刘秀外出之机，找个借口杀了刘。兄长被害，刘秀悲痛欲绝，但他深知目前自己的实力太弱，与更始政权闹翻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决定施行韬晦之术，以惊人的毅力强忍悲痛，立即驰回宛城，求见更始帝，叩头谢罪。刘的部属到刘秀住处凭吊刘，刘秀既不为刘服丧，也不与他们谈及刘之事，只是引过自责。在大庭广众面前，他饮食言笑一如平常，好像对兄长的被杀他一点也不在意，同时他也从不言及昆阳之战中自己的功劳。但每当夜深人静，他一人独处时，却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饮泣于被中，泪水湿透了枕席。另一方面，刘秀又千方百计结交更始帝的左丞相曹竟父子。刘秀的忍辱负重和韬晦之计终于解除了刘玄的戒心，并重新赢得了更始帝的信任。不久，更始帝打算委派刘秀前往河北镇慰州郡。朱鲔、李轶等大臣却竭力劝更始帝不要派刘秀去河北，否则放虎归山，终成大患。曹竟父子则私下对更始帝说：“刘秀多谋善断，为人谨厚，对陛下也忠心耿耿，镇抚河北之重任，非刘秀莫属。朱、李等人嫉贤妒能，望皇上明察。”刘玄果然对刘秀十分放心，任命他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前往河北镇慰州郡。从此，刘秀开始经营河北，发展自己的势力，踏上了与群雄争夺天下的历程。
当时河北境内共有铜马、青犊、五校等十余支农民起义军，拥有数十万之众。地方豪强武装遍布各地，拥兵自保，依寨据守。刘秀单车赴河北，既无“尺土之柄”，又无人马可恃，境况之艰窘可想而知。但刘秀也有他自己的优势，第一，他出身宗室，是汉高祖的九世孙，顺应了当时社会上“中兴汉室”的呼声。第二，“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为他奠定了舆论基础。第三，他在昆阳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以少胜多的气概和大败王莽的光辉战绩也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第四，他为人仁慈、厚道、谨慎、持重，待人和气，广接良缘，不居功自傲，不聚敛财物，在绿林军中甚得人心。他的这些品质使他具有人格上的魅力，不仅成为当时世族豪强地主理想的代表人物，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拥戴。所以，当他单车赴河北以后，他旧时的同窗邓禹就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共同制定了“以诚信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方针。他深入各州县，接见各级官吏，考察他们的政绩，罢黜贪官污吏，选用贤人能士，革除王莽苛政，平省冤狱，赦遣囚徒，恢复汉朝官名，等等。他恩威并用，刑赏结合，宽严适度，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赢得了民心，廓清了河北。
在延揽人才方面，刘秀主要利用联姻和宗法裙带关系，联络河北各种势力，收并世家大族、乡里豪强及其宾客、部曲。西汉后期以来，世族豪强地主及与之相适应的家族宗法势力迅速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而刘秀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王莽政权的覆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得到豪强地主的支持。在刘秀政治势力发展的过程中，他比其他政治集团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充分认识到世家大族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采用各种方法取得他们的支持，其中利用婚姻和族党关系便是他的重要谋略。刘秀的妻族郭氏，就是他赴河北以后以婚姻形式联络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郭氏是河北真定的世家大族，郭昌的亲家刘扬也是世家大族，起兵反王莽，有众十余万。刘秀赴河北后，派巨鹿世族刘植劝降刘扬，刘扬乃率部归顺刘秀。刘秀为了向刘扬表示厚相接纳的诚意，便娶其外孙女郭圣通为妻，随后刘秀与刘扬联兵进攻邯郸，打败王郎，很快平定了河北。郭圣通也受到刘秀的宠爱，后被立为皇后。刘秀特别看重具有宗亲实力的士人。当时常山太守邓晨来投，刘秀对他说：“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后汉书·邓晨传》。乃遣邓晨归郡。后来邓晨果然率宗族人众来投刘秀。另一方面，当时凡是际会从龙之士，大都率领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事实上，刘秀集团之中坚如冯勤、阴识、冯异、贾复、任光等，均系举宗从征之辈。
为了扩大刘氏政治集团的势力，刘秀也利用联姻来加强同功臣、部将的联系。南阳世族贾复举宗从征，在真定战役中受了重伤，刘秀就明确向他表示：“闻汝妇有孕，若生女，我子娶之；若生男，我女嫁之，你就不要担忧妻子。”由此可见，刘秀利用姻党关系收揽豪杰英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优礼之举，而是利用宗法裙带关系收并世家大族、乡里豪强的一种深沉的谋略。
刘秀在延揽人才方面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以诚信待人，从而赢得了各方人士的支持和拥戴。刘秀在河北打败王郎后，汉军按刘秀命令搜查王郎的宫室，意外地搜查出许多汉军将领写给王郎的信，其中多有诽谤刘秀、献媚王郎之辞。此事向刘秀报告后，那些写过信的将领万分恐惧，一时间人心浮动，全军不安。刘秀心想，一方面，如今天下未定，战事方酣，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一些将士暗通王郎，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也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写信者众多，法不责众，决不能轻易惩处。于是，刘秀对这些搜来的信函一封也不看，就命令部下把这些信函当众焚毁，并说道：“让那些辗转反侧的人得以安眠吧。”这一举措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特别是那些写过信的人更是万分感动，刘秀的超人度量赢得了人心，使将士们愿意为他效命，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更值得称道的是，刘秀能团结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刘秀也能捐弃前嫌，信任有加。刘秀称帝后，想攻取洛阳作为帝都。洛阳守将是更始大将军朱鲔，此人曾参与杀害刘的阴谋，后来又力劝更始帝不要让刘秀渡河北上。他自知深深得罪了刘秀，因此当汉军来攻打洛阳时竭力防守，汉军攻打了几个月也没能如愿以偿。刘秀派昔日朱鲔的部将岑彭前去劝降，朱鲔在城头对岑彭说：“我自知罪孽深重，哪敢投降。”岑彭回来向刘秀如实报告。刘秀请岑彭向朱鲔转告：“干大事者不记小怨。他如果投降，朕不仅不杀他，而且还保留他原来的官爵。朕对黄河起誓，决不食言。”岑彭再到洛阳城下，向朱鲔转告了刘秀的话。朱鲔将信将疑，他从城头放下一条绳索，对岑彭说：“如果你讲的是真话，请你顺着绳索爬上来。”岑彭抓住绳索就爬。朱鲔见状，乃知是真情，立即同意投降。他把岑彭迎接进城，叫人用绳索把自己绑起来，与岑彭一起前往刘秀处听候发落。刘秀见朱鲔自缚前来投降，急忙下座，亲自为他松绑，向他表示慰问，随后即叫岑彭连夜把朱鲔送回洛阳城。光武帝对杀兄之仇人竟然如此宽厚，使朱鲔极为感动，翌日清晨，朱鲔就举城投降，迎纳光武帝。光武帝立刻就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后来朱鲔又官至少府。刘秀的诚信还表现在用人不疑之上。他深知方面之任，权不重则事不专，事不专则功难立。所以他尽可能放手任用臣下，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或攻或守，或进或退，都可以相机权变，从容制敌，取得胜利。
“以诚信延揽英雄”，可以说是光武帝能够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谋略。他曾这样说过：“今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刘秀之所以最后取得胜利，建立东汉王朝，这可以说是他政治谋略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曹操少年时便机警有权谋，任侠放荡，不喜欢从事产业，文韬武略，俱在众人之上。他博览群书，特别喜爱兵法，曾为《孙子兵法》作注，因此对于机谋权变之术烂熟于胸。当时的太尉乔玄以知人著称于世，他一见曹操，就认定此人将来必大有出息，因此劝他好自为之，并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鉴于曹操声名不显，乔玄又建议他去求见许劭。许劭也是当时名士，善于品评天下士人。凡经他品题之人，便为天下士人所重。于是曹操便前往拜见许劭，问他：“我何如人？”许劭不答。曹操一再追问，许劭才说道：“足下乃太平世中的能人、乱世中的奸雄。”曹操对这一评价非常满意，由此声名大振。
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傀儡皇帝，即汉献帝，董卓自任丞相，专擅国政。曹操逃出洛阳，回到陈留，尽散家财，组织义兵讨伐董卓。当时关东各地豪杰也纷纷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讨董联军。但诸将皆畏惧董卓，逡巡不敢进战。曹操名微而将寡，见诸将裹足不前，遂率本队人马与董卓交战。由于寡不敌众，曹军败退而归，虽然打了败仗，但他正义而勇敢的行为却赢得了天下人的赞许。其后，曹操又率军平定青州的黄巾军，降其三十万人马，将老弱淘汰，留其精锐，号为青州兵，并占据了兖州，成为一个较有实力的军事集团。
曹操深知，欲在乱世之中大有作为，建功立业，必须广求人才。他先后吸纳了汝南和颍川的名士荀彧、荀攸、郭嘉等人，为他出谋划策。曹操手下聚集了一大批当时的社会精英人物，在三国之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谋士毛玠向他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三国志·魏书·毛玠传》。）曹操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认真实行，成为他势力发展的转折点。
所谓“奉天子以令不臣”，就是表面上尊重汉朝皇帝，实际上是假借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发展自己的势力。这可以说是曹操一生政治谋略的基本特点。讨董之战时，董卓挟持汉献帝并胁迫洛阳几十万人口西迁长安。不久，汉献帝从长安逃回到洛阳。洛阳城已被董卓焚毁，竟无存身之所，君臣零落，十分可怜。这时汉室威灵已替，天子有名无实。其他人都没有把这个落魄天子放在眼里，唯独曹操具有政治家的眼力和谋略，他深知，虽然汉室威灵已替，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汉天子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是权力的象征。这是一块很值得利用的招牌，因此曹操亲自前往洛阳，把汉献帝迎接到许，自封为大将军。果然，他利用天子号令天下，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他未费吹灰之力，便取得洛阳以东的大片土地，又假借天子命令，命钟繇任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于是关中诸将如马腾、韩遂等只得俯首听命，归附曹操。更重要的是，曹操被任命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在政治上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地位，居高临下，奉顺讨逆，师出有名，好不自在。为了更好地控制汉献帝，曹操特别注重对汉献帝左右及其外家戚属的控制。董承的女儿是献帝的妃子，董承由于反对迁到许，并率兵拒阻曹操，而为曹操所杀。董承被杀后，曹操又诛杀了董妃。献帝伏皇后受曹操挟制，惧被废杀，忧愤交加，写密信给父亲伏完，令密图曹操。建安十九年（214年），事情泄露，曹操大怒，命人冲入宫中把伏皇后从藏壁中拖出，连同其所生的两个儿子一起杀掉。然后曹操便与献帝结为姻亲，把他的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都嫁与献帝为贵人。不久，曹节被立为皇后，这样，曹操便以献帝岳父的身份执掌大权了。
所谓“修耕植以畜军资”，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食供给。汉末以来，天下大乱，战争连年，土地荒芜，饿殍遍地。当时各支军阀势力都严重缺乏粮饷，因此恢复农业生产成为当务之急。毛玠的建议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言的。枣祗把毛玠的建议具体化为屯田的措施，就是用军事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曹操首先在许实行屯田，一年之间，就得谷百万斛。他把这一制度迅速向其他地区推广，完全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为其军事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更重要的是，屯田农民在生产、生活上比较有保障，没有兵役等其他负担。同时，广大流民与土地重新结合，既缓和了社会的动荡，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此同时，曹操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域厉行法治，打击豪强兼并，极力改变东汉豪强横行乡里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他还注意改善吏治，选用廉吏，严明赏罚。由于他的大力提倡和严格要求，故其官吏无不以廉洁自励。这样，在他统治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较有作为的地方官吏，很快改变了地方的荒残景象。他们立学校，广屯田，兴修水利，招抚流亡，为曹操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随着曹操势力的发展，就与河北袁绍成为北方最强大的两个政治军事集团。他们之间的胜负直接决定着谁统一黄河流域，因此二人的矛盾逐渐升级。袁绍是河北著名的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占有冀、青、幽、并四州，是当时最有实力的集团。曹操、袁绍自幼相识，关系很好。董卓之乱，他们共同起兵讨董。当时他们曾谈及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见二人心智的方向早就不同。袁绍崇尚武力和地盘，曹操推崇智术和人才。此后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曹操在河南，袁绍在河北，各自发展势力，彼此关系也不错。
袁、曹失和，始于曹操迎汉献帝到许。其实当时袁、曹两个营垒中的有识之士都看到可以利用汉献帝这一着棋。袁绍取冀州之初，他的谋士沮授就向他献策：“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袁绍也表示赞同，说：“此吾心也。”后来献帝从长安逃出，颠沛流离于河东，沮授再次劝他“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但这时袁绍却认为献帝已无权威，迎之无用，拒绝了沮授的建议。曹操迎献帝到许，任命袁绍为太尉，自己为大将军。袁绍耻于位居曹操之下，不肯接受太尉的职位。他见曹操迎献帝到许竟有这样多的好处，深感后悔，便要求曹操把献帝迁到堙城，曹操当然拒绝了。这样袁绍便对曹操怀恨在心。更重要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迅速发展起来，由兖州而扩展到豫州、司隶，关中诸将也听他的号令。二人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河北，形成了隔河相峙的局面。袁绍哪能容忍，遂决定进攻曹操。
建安五年（200年），袁绍派大将攻曹操于白马，他亲率十万大军，进抵黎阳，双方爆发了官渡之战。从袁、曹双方的客观条件来看，袁绍是当时最有实力的集团，地理条件优越、财富丰饶、兵多将广，这些方面曹操都不如袁绍。但从双方的主观方面，如政治经济措施、军队战斗精神、主将指挥能力等方面来看，袁绍则远逊于曹操。曹、袁的优劣，当时的人就有评价。荀彧和郭嘉是当时有名的谋士，两人都先事袁绍后投曹操，对袁、曹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荀彧评论曹、袁，认为曹操有四胜而袁绍有四败，他对曹操说：“今与主公争天下者，惟有袁绍耳。袁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主公明达不拘，惟才所宜，此为度胜。袁绍迟重而少决断，不能及时把握机权；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为谋胜。袁绍治军无方，法度宽缓，兵卒虽多，其实难用；公法令严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能奋勇争先，冒死向前，此为武胜。袁绍凭借世族之资，沽名钓誉，华而不实，故所用之人多虚浮之士；公以赤诚待人，推诚布公，不虚美，以勤俭律己，对有功之士则不吝赏赐，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都愿意为公效力，此为德胜。”郭嘉也对曹操说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内容与荀彧所言大致相同。曹操本人对袁绍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官渡之战前，曹操手下不少人见袁绍兼有四州，兵多将广，粮草丰足，提十万大军南下攻许，来势凶猛，认为难以抵敌，因此多存畏惧之心。而曹操却满怀信心地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划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刘备像官渡之战前，刘备攻占徐州，遣使与袁绍联兵，使曹操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处境。曹操趁刘备在徐州立足未稳，用快速战打败刘备，刘备被迫逃往袁绍处。在如何对曹操作战的问题上，袁绍的谋士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沮授、田丰建议袁绍对曹操先礼后兵，以大军屯驻黎阳，分遣精骑抄袭曹操的边地，使其左右不得安息，不出三年，可坐而制胜。但审配、郭图却认为打败曹操易如反掌，今日不及时取之，其后恐难图也。袁绍本来就盲目自大，侥幸冒险，自然就听信了审配、郭图的意见。曹操及其谋士分析了形势以后，决定由曹操领兵趋延津，虚张声势，引诱袁绍分兵西来应战，然后自己却集中兵力，以快速行军掩袭白马。果然袁绍中计，曹操取得了首战的胜利。其后，曹操从白马后撤，袁绍从黎阳渡河进击，在延津又被曹操打败。两次战役，斩河北名将文丑、颜良，河北军为之气夺。其后双方主力在官渡决战。建安五年（200年）九月，袁绍运粮车数千乘送军粮到官渡。袁绍的谋士荀攸来投曹操，并向他建议偷袭袁军粮草。曹操果断地采纳了荀攸的意见，派大将前往乌巢大破之，烧其辎重。这时，袁军内部发生分裂，大将张郃、高览投奔曹操。至此，袁绍军全部崩溃，袁绍父子单骑逃回河北，官渡之战以曹操的全胜结束。此后曹操逐渐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奠定了曹魏政权的基础。
诸葛亮在其著名的《隆中对》中对曹操取得胜利的原因曾作了如下的评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者，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对曹操的权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寿也评论道：“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赅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蒋介石乳名瑞元，学名志清，字介石。后来他追随孙中山，改名中正。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二年即赴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陈其美，并与之结为异姓兄弟。由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蒋介石回国，追随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他手下任团长。随后蒋介石借助陈其美的关系，投奔孙中山。1918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后升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但蒋介石感到自己没有实权，向孙中山辞职，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证券交易。1922年，陈炯明突然发动政变，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急电蒋介石：“盼速来。”蒋介石迅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名鹊起，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陈炯明叛变以后，孙中山在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苏联的关系日臻密切。1923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蒋介石得知这一信息后，对访苏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孙中山准允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赴苏联访问。蒋介石在苏期间，着重考察军事，参观了红军的许多军事院校。他还拜见了绝大多数苏联的领袖人物，处处同共产党人以“同志”相称呼。这时的蒋介石俨然是一个红透了心的革命左派。
但是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居然连一个代表的资格都没有。而毛泽东却被国民党“一大”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实，并不是孙中山故意冷落蒋介石，而是对他另有任职。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中，深感国民党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在广东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一位将才，因而希望他专心办军事，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政治活动家。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但此时的蒋介石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性，他对自己没能当上“一大”代表、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还耿耿于怀。同时他也不满意自己只是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副校长，而校长则是程潜。种种不满郁积于心，于是他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辞呈，未获允准，便回老家溪口去了。没过几天，孙中山就给他发来一封电报，请他速来黄埔军校“主持校务”。蒋介石立即回电孙中山，向他陈述了辞呈未准，便拂然而行的缘由：“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后来廖仲恺连发三封电报，孙中山又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才赴任。后来，他才从《曾胡治兵语录》中认识到掌握军权的重要性，尽心治理军校，培植个人势力。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完全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在军队中建立了政治委员的制度，实行军事和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为后来国共双方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和政治的骨干。此后他一直喜欢他的老部下称呼他为“校长”，表明他与各军将领的师生关系。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是他控制军权的开始，成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蒋介石当时羽翼未丰，实力尚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比较低下。当时国民党内有许多元老，没有多少人看得上他蒋介石。从1924年到1926年，富有政治野心的蒋介石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非可与。
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
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
这些表白反映了一个有着政治野心、深谙权谋之道的人，他的心理处于紧张的状态，显得异常敏感、焦躁不安。他感到处处有暗礁，人人是敌人。他深知，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只能迎合革命潮流，拥护孙中山，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以在那时，蒋介石常常满口的革命词句，喊得比谁都要响亮。他高谈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说中国不但要打倒地主，而且还要打倒资本家，“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甚至说：“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现我总理之三民主义，暨间接以实现国际之共产主义也。”（蒋介石：《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1925年12月。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5页。）他也高谈“联俄、联共”政策。他在1925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的一次大会上曾发表了如下一段十分动听的演说：叫先进国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说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要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我们实行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实行遗嘱，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会席上纪念十月革命演说》，1925年11月7日，《政治周报》第四期。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6页。
他也大谈与共产党联合的问题，说：“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共产党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对，因为我们要晓得，‘反共产’的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么？”“总理决定下来的主张，我们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因为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上的演说词》，1925年9月。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6页。）当时蒋介石革命的口号喊得比谁都要响亮，革命的姿态比谁都要左，难怪当时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也以为蒋介石是一个左派。但这只不过是蒋介石台面上的表演，是一种政治权术，而实际上他对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是极力提防，处处加以限制。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回忆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蒋介石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署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1925年2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4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威望最高的是汪精卫。汪精卫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是一位杰出的反清斗士，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此人聪慧过人，为人圆滑，擅长文笔，巧舌如簧，后来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和信任。孙中山逝世前的遗嘱，就是由他担任记录的。所以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许多人都把汪精卫看做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此即孙中山逝世之初国民党内的核心领导人物。蒋介石与他们比起来，名分与地位都相差悬殊。1925年8月20日，“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被暗杀。一名受伤的刺客被当即抓获，据传暗杀与胡汉民有瓜葛。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赋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因受牵连，被排斥在外。经审查，刺廖的主谋人中既有胡汉民的部下，也有许崇智的僚属。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9月19日深夜，蒋介石又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对于蒋介石来说，廖仲恺的被刺，可谓天赐良机，他以精明的谋略和铁腕清除了胡、许，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人物。
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谢持、邹鲁、张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设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蒋介石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一方面在国民党的“二大”会议上大骂“西山会议派”是“反革命”，是“总理不肖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等等。另一方面，他又大肆渲染自己，仿佛统一广东的首功应该归于他，他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报告完毕，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迅速跃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结果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后来的总司令。
蒋介石知道，妨碍他夺取国民党大权的，除了国民党内的元老，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因此他在国民党内争夺党、政、军大权时，一方面玩弄权术打击、排挤党内的元老，另一方面又极力排挤在国民党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士。为了排挤共产党，扩大自己的实力，牢牢地控制黄埔军校的军权，蒋介石制造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传达了一道命令：“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中山舰按照命令于3月19日凌晨到达黄埔。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宣称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蒋介石还故意表示惊讶，并矢口否认他曾下令调遣中山舰到黄埔候用。第二天，他下令扣押中山舰，逮捕李之龙，并拘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软禁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又派刘峙率军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支，同时又包围了苏联顾问住宅，监视苏联顾问，断绝其交通。后来经过中共的交涉和严正抗议，蒋介石才释放了周恩来等人，并假惺惺地表示：“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仅过了两个月，蒋介石在共产党领导机关和国民党左派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等，以削弱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由于共产党人反击不力，结果该案被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如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刘芬等全被撤职。在会上，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不久，他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在北伐前夕，蒋介石就实现了篡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阴谋。
这时，蒋介石还想利用共产党以及工农群众的力量进行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以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因此他没有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但是，当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到达长江流域后，工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形势不断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右派势力的极度仇恨和恐慌，他们除了公开反对北伐战争，还想方设法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而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也加快了夺取国民党党权和国民政府政权的活动。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会后，在粤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先期到达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奉命于12月13日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负责日常工作，执行最高职权。当时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北伐军第二、三、六军及第一军两个师进军江西，并攻占了南昌。蒋介石为了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总司令部设在了南昌。但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总司令部直接受国民政府的节制。因此蒋介石改变了他自己也曾提出过的迁都武汉的主张，违背中央的决议，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迎到南昌，同时扣押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企图造成在南昌发号施令压制武汉的局面。蒋介石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住南昌。这是蒋介石为了实现军事独裁和个人专断的野心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蒋介石的非法决定，遭到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们喊出了“打倒新军阀、提高党权”的口号，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运动。蒋介石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
蒋介石对共产党恨入骨髓，决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用武力“清党”。为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采取了以下步骤：第一，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买办资产阶级。1927年3月北伐军进驻上海时，蒋介石就密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他一到上海，就立即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帝国主义则向他承诺，驻扎在上海的二万余军队帮助他镇压革命群众；同时，又会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送给蒋介石1500万元，作为他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活动经费，并预定在大屠杀后，再送3000万元之巨款，作为蒋介石建立蒋氏政权的资本。以黄金荣、杜月笙为头子的帮会流氓势力也慷慨答应听候蒋介石的调用。第二，扫除上海外围的革命势力。他调何应钦到南京，缴了卫戍南京的拥护武汉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三个团的枪支，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第三，从4月1日到3日，他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吴稚晖、古应芬等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清共”计划，对共产党进行“非常之处置”，决定4月12日正式分共。第四，为了麻痹工人的斗志，他玩弄政治欺骗手段，于4月6日特派军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一面由他亲笔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4月12日，按蒋介石预定的计划，大批流氓从租界出发，向闸北、南市等处工人纠察队进攻，制造纠纷。随后，反动军队以“调解纠纷”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部，打死、打伤三百多名工人。第二天，上海二十余万工人举行大罢工，总工会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反动派的暴行。会后，群众举行示威，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示威群众，打死一百多人，打伤数百人。接着，蒋介石下令在全市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蒋介石发动政变以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并通缉拿办。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再加上党部设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形成了宁、汉、沪三足鼎立的形式。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宁、汉双方虽然在反共上取得了一致，但是相互争夺国民党正统地位的矛盾斗争却十分尖锐。蒋介石对于当时的形势认识得十分清楚，要独揽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并巩固其统治地位，必须得到帝国主义的有力支持。因此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8月12日通电辞职，宣告下野，偕张群等人出走日本。蒋介石下野后，宁、汉、沪合流，表面上完成了国民党的统一。
蒋介石到日本以后，就表示与日本亲如一家，并以保证不危害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换取日本的谅解。同时蒋介石还与美国进一步勾结。一是通过宋氏家族和美国建立了密切关系；二是通过与宋美龄的政治婚姻，取得了江浙财团的支持；三是加入基督教，表示对美国的忠心。1928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在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委主席。
“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决定组织第二次北伐，消灭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蒋介石把蒋、冯、阎、桂四大派军事力量整编为四个集团军，蒋兼任第一集团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司令。1928年4月10日，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北伐。这次北伐进军非常迅速，不到两个月，就打败了张作霖。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便于6月3日晚悄然离开北京，逃回东北。第二天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至此，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结束。
当时，在冯、阎、桂三派军阀中，冯玉祥的实力最强。为了削弱、限制冯，蒋介石决定先拉拢阎锡山。5月30日，蒋介石就背着冯玉祥和李宗仁，同阎锡山达成一笔政治交易：蒋同意把直隶和京津的军政大权交给阎，阎则支持蒋的统一领导。6月2日，蒋介石到新乡与冯玉祥会面，首先征求冯玉祥对于直隶、京津地区军政首脑人选的意见。冯玉祥虽然自己急欲得到这一地盘，但又想沽名钓誉，遂表示愿意服从蒋介石的意旨，以博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好感，从而把直隶、京津地区交给他。哪知冯玉祥的话一出口，蒋介石就说中央决定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冯玉祥大失所望。蒋介石达到了借阎锡山的力量牵制冯玉祥的目的。但蒋介石对阎锡山也留有一手。阎锡山接管北平以后，任命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并从山西调集大批人员到北平，接管各部。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便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派遣了一个“战地政务委员会”来到北平，接管各机关，将阎锡山的人员全部赶走。蒋介石原与阎锡山商定，由蒋介石的亲信何成浚任北平市长，冯玉祥得知后，更是义愤填膺，大发雷霆。蒋介石为了安抚冯，便表示愿把北平市长一职让出，请冯玉祥提出人选，结果冯玉祥推荐他的秘书长何其巩担任了北平市长。这样一来，警备司令是阎锡山的人，而市长却是冯玉祥的人，彼此牵制。
1928年7月，蒋介石在北平提出“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企图通过“裁兵”扩大自己的实力。蒋介石提出，把全国300个师缩编为50个师，每师1万人。将全国分为12个军区，每个军区按比例保留军队。按照这个方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各占一个军区，而他们手下的军队很多，必须大量裁减，蒋介石除占有一个军区外，还以中央的名义，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8个军区，所以他的军队不仅一个也不减，反而还要大量补招新兵。这个方案当然遭到了冯、阎、李的坚决反对。1929年3月，首先爆发蒋桂战争。蒋介石在战场策动桂系将领前线倒戈，桂系迅速失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往国外。5月，又爆发了蒋冯战争。蒋介石故技重演，以重金收买冯手下两员大将韩复榘和石友三，韩、石倒戈反冯，冯玉祥不得不宣布下野。
1930年3月，阎、冯、桂三派将领联名通电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这时关外的张学良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潜回东北，排除内外干扰，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的局势。对于中原大战，张学良开始主张和平，不想使东北军卷入内战。但是蒋系和反蒋系的人都极力拉张结盟，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就不得不考虑决策。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可谓费尽心机，显示出他在权谋上比对手高出一筹。第一，他派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长期轮班盯着张学良，进行拉拢。第二，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第三，将平津以及华北地盘均交奉系掌握。第四，蒋又以高官厚禄收买张的部下，用300万现洋买通东北军旅长马廷福率部归附，使张感到极大的压力。第五，蒋介石对张学良本人也施以各方面的关怀和恩惠，除了特邀他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还推选张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也被请到南京，并被宋美龄的母亲认做干女儿；蒋还亲自陪张学良拜谒中山陵，给张的卫队训话；蒋介石夫妇邀请张学良夫妇同游汤山等。蒋介石的这些措施和“诚意”使涉世不深的张学良深受感动，终于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并“誓尽忠诚，以拥护中央，完成和平统一，虽牺牲生命，亦必完成此志”。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率东北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反蒋联军。
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于1931年5月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第四章 夺权之术
据说在上古时期曾有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就是君位，也是“选贤与能”，由民主推举。这就是千百年来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尧、舜禅让的故事。据说尧在位70年，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肖，不足以受天子位，便向四方诸侯咨询接班人选。他们向尧推举生活在民间的舜。尧经过考察，最后就把天子之位禅让给了舜。舜在晚年也以同样的方法把天子之位禅让给禹，没有交给自己的不肖子商均。后来，禹的儿子启较为贤明，诸侯都归附他，从此便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王位世袭的社会。
尧、舜禅让的故事究竟如何，因时代久远，我们已不能知其详了，但在后来的“小康”社会中，却出现过不少禅让的事。战国时，燕王哙任子之为相，君臣二人感情笃深，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有治国之才，就把君位禅让给了子之。但子之做了三年国君，结果燕国大乱，齐国趁机进兵，几乎灭掉燕国。看来这是一次糟糕的禅让。汉代以后，禅让的事更是层出不穷，王莽代汉、曹丕登基、司马炎建晋、南朝的代谢、北齐的建立、杨坚建隋、赵匡胤建宋，都采取了禅让的形式。其中最典型的禅让当然要数王莽代汉了。后来的一切禅让，可以说都是从王莽那里学来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王莽受禅让为皇帝的过程。
王莽，字巨君，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汉元帝去世，成帝即位，王政君为皇太后。她的兄弟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控制朝政，其他兄弟也都封侯获爵，声势煊赫。王氏家族一门十侯，五大司马，几十人被封为列侯，成为西汉历史上时间最久、实力最大的外戚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汉朝的政权。西汉末年，刘氏王朝已经十分腐朽，不仅劳动人民对它深恶痛绝，就是一些当权的豪族地主和在政治上有很大势力的富商大贾也对刘氏王朝失去了信心。当时不少人认为“汉德已衰”，气数已尽，希望另有贤德的人来取代刘氏的统治。王莽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开始他禅让的历程。
在王氏家族中，王莽的父亲王曼早逝，既无封号，也无官爵。王莽少年孤寒，和他的叔伯及兄弟辈比较起来，根本不具备夺权的客观条件。正是由于他个人的机谋和智术，并凭借着家族的基础，才登上了最高权力的宝座。
王莽获取政治权力最基本的谋略，就是采用各种手法为自己捞取清廉的美名。汉代标榜“以孝治天下”，国家选拔官吏，注重道德操守，有孝廉的名目，因此社会上比较注重名节，成为一时风气。当王氏家族的贵族公子们大肆骄奢淫逸的时候，王莽却摈弃声色，“折节为恭俭”。在社会上，他拜名儒陈参为师，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儒家经典，精通其义；同时，他广泛结交社会名流、儒学博士，竭力博取他们的好感。在家中，他恭谨地侍奉早寡的母亲和嫂嫂，教育亡兄留下的侄儿。更重要的是，他竭尽全力侍奉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和叔父们。王凤生病时，他在侧侍候，不离左右，亲自尝药，蓬头垢面，接连几个月不解衣带睡觉，由此大得王凤的好感。其他几位叔父也认为王莽是一个难得的仁慈的君子。王莽的这些行动终于赢得了丰厚的回报：王凤向朝廷推荐他做官，王商向汉成帝上书愿分自己的封邑以封王莽；一些名儒学士也上书成帝，对王莽大加赞赏。于是汉成帝就在公元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并晋升官职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从此王莽得以侍从皇帝左右，成为朝廷大臣。
如果说在此之前王莽“折节为恭俭”还有一点真实的话，那么此后他就以此作为获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谋略了。他爵位越尊贵，节操越谦恭，并不因官高位尊而盛气凌人，于是各方人士纷纷向朝廷上书，推荐王莽“才可大用”。这时的王莽虽然才30岁，但他在汉朝所获得的声誉却超过了王氏家族中其他任何一个人。他越是声誉日隆，越是做出一些沽名钓誉的“激发之行”，即使是很明显的虚伪做作，他也处之泰然，毫无愧色。另一方面，他千方百计地收买人心，所得被赏赐的钱财，大都分给儒生和学士。于是在野的儒学名士也一起吹捧王莽的德行为当世之楷模。这样，当他38岁的时候，就登上了大司马大将军的宝座，成为百官之首，仅次于皇帝了。
不久汉成帝病逝，因其无子，刘欣以外藩入继为皇帝，是为哀帝。哀帝的外戚集团随之大量拥入朝廷，他们与王氏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逐渐尖锐起来。元后虽以太后的名义掌握着朝廷大权，但为了平衡权力之争，她劝王莽暂避一下哀帝外戚的风头。而汉哀帝对王莽逼近龙座，气势凌人，既厌恶又恐惧，也巴不得把他赶出朝廷。王莽见处境尴尬，便采取退隐的办法，回到封地南阳，过了六年蛰居生活。王莽在退隐期间，一面密切注视着朝廷的动向，一面广泛结交各方人士，猎取声名，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就在他蛰居的六年中，他的党羽为他上书诉冤者多达百余人，为他重返朝廷大造舆论。哀帝是一位昏庸无能、荒淫无度而又愚蠢荒唐的君主，他的统治十分腐败，给王莽重新上台提供了条件。哀帝鉴于舆论的压力，只得召王莽重返京师。哀帝是一个短命的君主，不久就寿终正寝了。哀帝死后，王莽又重新掌握了汉朝的军政大权。为了进一步控制朝政，他立了一个年近9岁的中山王刘为傀儡皇帝，然后又把哀帝的外戚及其亲属全部赶出京城，其他对他不满的人，他都捏造罪名，悉加扫除。同时，他又引名儒、孔子嫡系孙孔光为知己，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时王莽的实际权力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大司马大将军这一职务的职权，他就想获得一个与实际权力一样的名称。但王莽自己却不直接提出来，而是将其意图示意给其党羽。当其党羽承其意旨上奏朝廷时，他又泪流满面，再三推辞，以表示自己的谦恭。这一套简直成了他一步步获取最高权力的惯用手法，常常采用，每次都能给他带来政治上的莫大好处。其党羽纷纷上书朝廷，称颂王莽功德巍巍，可与周公媲美，应该像成王封周公那样封王莽为“安汉公”。当元后与大臣们商量对他如何分封时，他却抢先一步向朝廷上书，表示谦让，不愿受封。当元后在其党羽的暗示下加封王莽时，他又称病不肯任职。元后再次召封，王莽又再加拒绝。王莽的举动，把元后也搞得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认为王莽恐怕是出于至诚吧，于是就仅仅分封了王莽推荐的孔光等四人。哪知王莽还是说大病在身，不肯出来任事。王莽的心腹们知道这是王莽沽名钓誉的诡计，于是又向元后上书，说谦让是王莽个人的事，封赏是朝廷的事，只有对王莽论功封赏，才不会使天下人失望。元后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于是下诏书，隆重封王莽为太傅、安汉公，增加封户二万八千。这时王莽看火候已到，便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名利双收。
王莽知道，姑妈元后是他通向最高权力宝座的阶梯，因此他采取各种办法来讨元后的欢心。为了使元后得到“爱民”和“节俭”的美名，他先让元后下达了一个减损衣食的诏令，他则第一个带头响应，献钱百万、田三十顷，以救助贫民。当元后“节俭爱民”的美名倾动朝野时，他又率群臣向元后上书，劝元后要以社稷为重，恢复太皇太后的衣食礼仪。这一招确实使元后十分开心，王莽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讨得了元后的欢心，自己也获得了忠孝的名声。
王莽是在外戚专权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深知外戚在王朝政治中的重要性，因此他决定让女儿做年仅11岁的汉平帝的皇后，自己则根据西汉的惯例，以皇后父亲的名义执掌朝政。于是他向元后建议，应该根据五经经义定出皇后的标准和礼仪，在圣帝、名王、周公、孔子、列侯等在长安的后代中选取符合条件的淑女做皇后。后来，当负责官员把皇后的候选人送交他审查时，他看到王氏家族的许多女子都名列其中，害怕她们同自己的女儿竞争，于是又上书元后，说王氏女不宜与众女子并采。元后没有摸透他的真实用意，还以为他真的大公无私，于是下令：王氏女子为朕的外家，不纳入采女之列。王莽见元后不懂，就唆使爪牙向朝廷上书，结果一天之内向朝廷上书的就达一千多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安汉公如此圣德，今当立皇后，为何独废公女？天下之人皆愿公之女为天下母。这一下元后才明白了王莽的心思，当然也就同意王莽的女儿做皇后了。极端虚伪的王莽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公至诚，于是又向元后建议多采外姓女子以充后宫，当然，王莽的爪牙们又出来坚决反对。这样就把其他女子竞争皇后的资格彻底排除了。根据王莽的建议，元后派官员前往王府探视王莽的女儿。他们回奏元后，盛称王莽之女德貌双优，选做皇后，再合适不过了。不久，他的女儿便被正式册立为皇后，他自己也援引古例，被加封为宰衡，居上公之位。
王莽得到“宰衡”的称号以后，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笼络各类人才，同时也对汉宗室、诸侯王、列侯、贵族等大施恩惠，给予他们不同的等第和封赏，以求得他们的支持。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居摄行天子事，进一步逼近龙座。就在他成为平帝的岳父仅仅两年时，他又决定对这位年仅14岁的女婿下毒手了。因为他感到，随着平帝年龄的增长，将会对自己构成巨大威胁。正巧这时平帝生病了。表面上，王莽对病中的平帝格外殷勤，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并模仿周公向上天祈祷成王一样，装模作样地做简册藏在金滕之中，置于殿前，令臣下不得泄漏。但就在12月8日这一天，他以进椒酒为名，毒死了平帝。王莽假惺惺地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如丧考妣。两年前，他为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平帝，施展了多少阴谋诡计，但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他又残忍地毒杀了无辜的平帝，而让16岁的女儿守寡。王莽鸩杀平帝以后，从宗室中选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幼儿立为皇帝。从此，王莽开始了他夺取皇位的最后的步伐，即从居摄天子位的“假皇帝”，通过禅让的形式而做真皇帝。
王莽夺取最高权力所施展的权术，除了以沽名钓誉、激发之行获取名声之外，还假借天命，为自己的代汉大造“君权神授”的舆论。西汉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根据战国以来流行的“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说，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所谓五德，即金、木、水、火、土，它们之间具有相克和相生两种关系。“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上每个受命的王朝都必须具备五行中的一德，朝代按照五行运行，周而复始。自董仲舒以后，“五德终始”说就成了鼓吹改朝换代的思想根据。从汉昭帝时起，就有不少学者根据“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说，鼓吹汉昭帝应该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汉哀帝也曾搞了一个再受命、自我禅让的闹剧，不久即草草收场。但是汉哀帝搞的这个再受命、自我禅让的闹剧，却从理论上把汉王朝存在的根据自己把它给推翻了。按当时的“五德终始”说，汉为尧的后裔，属火德；按五行相生，代汉者当为土德。王莽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对这一套神秘主义十分精通，又十分醉心。为了给自己夺取汉朝的天下制造“君权神授”的根据，他很早就编出了一个王氏的世系表，把王氏说成是舜的后裔。既然刘氏是尧的后代，如同舜代尧一样，作为舜的后裔，王莽代汉当然就是天命所归了。这是他根据禅让制取代汉王朝的理论基础。他在代汉的过程中，常常使自己的行为“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应天心”。凡是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古代圣君的大德盛事，在王莽执政时都发生了，以此证明他就是一位奉天法古的一代圣君。比如《尚书》中有越棠氏向周天子献白雉的故事，王莽就指使益州官员讽喻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献白雉为符瑞。所谓符瑞，就是显示天意的某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白雉献来以后，果然王莽的党羽群起鼓噪，纷纷上书，称颂王莽功德巍巍，白雉之瑞乃千载同符的盛事，王莽应当像周公一样，封为“安汉公”，才能“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应天心”。同时，王莽又委派了八位“风俗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为他制造、收集各种符瑞。周文王有却虞芮之讼的美事，王莽时就有蜀郡的人因听说安汉公的折节谦恭而停止了正在进行的诉讼，怀着惭愧的心情回到家乡。王莽之德完全可与周文王媲美了。一年后，派出的风俗使者也满载而归，带回来大量的符瑞。他们向王莽报告说，天下风俗齐同，拥戴安汉公。朝廷还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吏民487572人为王莽歌功颂德和劝进的上书。
鸩杀平帝后，王莽“应天承命”做皇帝的各种符命更是层出不穷。在武功，有人在浚井时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有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大字。王莽立即命党徒向元后报告，逼迫元后向全国下诏：“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公元6年正月，王莽以皇帝的气派举行了祀天、迎春和大射的典礼。3月立孺子婴为太子，正式做起假皇帝来了。假皇帝姓王，太子姓刘，真是旷古未有的奇怪现象，不过这却是王莽迈向真皇帝宝座必须走的一步。接着下来，王莽就继续运用符瑞走完他即位的最后一步。这一时期的符瑞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王莽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符命皇帝。这时在长安有一位求学的士人名叫哀章，他见王莽做了假皇帝，把符瑞奉若神明，就决定进行一次政治大投机。他偷偷地做了两个铜柜，一柜上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柜上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这里的“某”就是汉高祖刘邦，他将像尧一样，把部落联盟领袖之位传给舜的后裔王莽。“图”与“书”上都写着王莽八个大臣的名字，另外还有三个人名，其中就有哀章，总共十一位新朝的辅佐大臣，每人名下都署上封爵和官名。哀章认为时机成熟，便在一天黄昏，身穿黄衣，抱着两个铜柜，跑到汉高祖的祀庙，把铜柜交给仆射。仆射不敢怠慢，立即向王莽报告。第二天清晨，王莽亲自到高帝庙，严肃而隆重地拜受铜柜，然后就戴上皇冠去见元后，向她报告符瑞，表明自己要做真皇帝的态度。随后他来到未央宫前殿，在党徒们狂喜的欢呼声中宣读了受禅即天子位的诏书，并把新王朝定名为“新”。公元9年元旦，王莽新朝举行正式登基大典，王莽宣布去掉汉号，剥去孺子婴的皇帝称号，封他为定安公，做新朝的宾客。王莽双手拉着孺子婴的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道：“从前周公摄位，最后将君位交还给了成王。而现在我竟迫于天命，不能归还大宝。”于是孺子婴被带下殿，北面称臣。至此，王莽的禅让闹剧演完了最后一幕。
王莽代汉的启示纵观王莽代汉的过程，他不愧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老手。为了篡汉，他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每一步都深思熟虑，进退有据，左右逢源。他之所以能在太平世道里以和平的手段夺得汉王朝的大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把自己打扮成具有高尚品德的圣人和承受天命的新君。为了攫取权力，他几十年一直不择手段地猎取美名，一步一步靠近最高权力宝座。由于他的矫情伪饰和刻意装扮，他几乎具备了忠、孝、慈、义、谦让、清廉等一切美德，简直成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完人。假如他在篡汉以前就早死了的话，也许会被当成一个圣德巍巍的典型呢。唐朝诗人白居易就有一首诗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莽是一位具有深厚儒学根底的人，他的禅让大都在儒家经典中找得到根据。他所创立的一整套禅让程序几乎完全为后来夺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所继承。从历代的禅让来看，大都经历了这样一套程序：第一步，在职位上步步高升，由太傅、太尉到丞相，进而封为公爵，加九命之锡，再晋爵为王，同时配以相应的仪仗，建天子旌旗，加黄钺，冕有十二旒，进世子为太子等；第二步，将前朝的皇帝一个个害死，又立一个个傀儡皇帝作为过渡；第三步，制造出一系列符瑞贞祥、天文谶记，表明新皇帝乃应天受命、天命攸归；第四步，派遣臣下劝进，而他却再三推辞，直到最后，才表示难违众议，不得不应受天命，登临大宝。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就完全是按照这套程序做的。当他最后做完了一整套禅让的礼仪后，不由得对身边的几位心腹大臣会心地一笑，说：“尧、舜的禅让，我现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历代的夺权者之所以乐于采用禅让的方法，就在于它能给夺权者披上一件天命所归的合法外衣。在封建时代，统治者极力提倡君臣之分、礼等之数，因此忠君、礼分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影响极大。这样，在封建社会中，只要不是通过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建立新朝的君主大都是前朝的臣子，他们既要夺取政权，又要不违背封建礼法观念，于是袭用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尧舜禅让制，就很有必要了。公元907年，朱全忠迫不及待地想当皇帝，他对历来例行的受九锡、行禅让的礼仪也懒得做，就径直废掉唐哀帝，自己践祚称帝，建立了后梁。他抛弃禅让老规矩的做法，就连他的胞兄朱全昱都反对，竟然在宫宴上借酒骂座，喊着他的小名骂道：“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资治通鉴》卷二六六。断言朱氏要覆宗灭祀。这一事例从反面说明，禅让在古代的改朝换代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儿戏。
王莽的禅让，虽然是在和平年代里通过滴水穿石的办法，经过漫长岁月的惨淡经营获得的，但是，如果没有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和改朝换代的社会心理，王莽的禅让恐非易事。当时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都把王莽看成是解决社会危机的最佳人选，希望他出面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因此，推举王莽可以说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一种自救行为。但是王莽上台后，非但没有解决社会危机，反而把整个社会拖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加速了社会的崩溃。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年代里政权的倾移大概要数武则天的皇帝之路了。武周代唐发生在盛唐时期，武则天当皇帝，只是上层统治集团的变化，对整个社会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则天大圣皇帝执政半个世纪，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政策和措施，使唐王朝继续沿着上升的轨道前进。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的称帝，简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历代对她的评价差别很大。但从权术的角度来说，她能从一个才人跃升为皇后，并进而称帝，真不愧是一个权谋大师。在这方面，她实在是不让须眉的。
武则天的父亲武世彠，原本是一个木材商人，因参加了李渊反隋的起义，唐王朝建立后曾官至工部尚书。武则天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就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但她9岁时，父亲就过早地去世了。武则天容颜姣美，天生丽质，举手投足，楚楚动人。其性格刚厉，好猜忌，有权略，聪慧过人。14岁时，唐太宗召她入宫，封为才人，赐号武媚，人称媚娘。帝王的后宫等级森严，皇后之下，有四妃、九嫔，然后才是才人。皇宫中有不少才人，终其一生，皇帝都没有召见过，老死宫中，无人过问。武则天的性格和禀赋，决定了她不可能甘居才人的卑下地位而无所作为。她进宫以后，不仅为唐太宗所赏识，而且与太子李治暗通情愫，深得李治的喜爱。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武媚娘与一些宫女一道依旧制被送到感业寺，削发做了尼姑，时年26岁。
即位的唐高宗也深深怀念武媚娘，一天他驾临感业寺进香，与武则天相会，牵动旧情，于是让她重蓄乌发，入宫侍寝。这时的媚娘已在感业寺中度过了五年孤灯清影的生活，这一经历肯定对武则天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重返后宫的武则天把权术和地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从此，她便凭借着自己的才智，开始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力和地位的艰难历程。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打倒萧淑妃。当时萧淑妃深得高宗宠爱，而王皇后则倍感凄凉。萧淑妃生了儿子以后，母以子贵，更加得意忘形。备受冷落的王皇后想利用初进宫的武则天牵制萧淑妃，这正好为武则天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一方面，她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女人特有的魅力，充分满足高宗的欲望，使高宗一刻也离不开她；另一方面，她又极力讨好王皇后，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骗取王皇后的信任，王皇后多次在高宗面前称赞武则天。不久，唐高宗册封武则天为昭仪。武则天与王皇后联合起来，百般诋毁萧淑妃，唐高宗贪于新欢，很快就对萧淑妃厌倦了，萧淑妃最终被废为庶人。
武则天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打倒王皇后，自己当皇后。因此萧淑妃被废以后，她立即又把矛头对准了王皇后。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武则天充分展现了她的权谋和刚厉阴毒的性格。她与王皇后不接近的后宫之人倾心交结，广施恩惠，使她们与自己一道共同反对王皇后；同时，通过她们及时了解高宗和王皇后的动静，掌握宫中动态。在做了充分准备以后，她就开始向王皇后发动进攻。首先，她向高宗诬告王皇后同母亲一道在宫中搞魇胜之术，使高宗对王皇后产生厌恨之心。萧淑妃被废，王皇后还自鸣得意，以为武则天是自己的贴心人。但她很快就发现，武则天是一个比萧淑妃更加厉害的新对手。武则天日益受到高宗的专宠，不久便身怀六甲。王皇后最大的心病就是没有身孕。皇后之子即为太子，母以子贵，皇后的地位才能稳固。面对武昭仪的威胁，王皇后与舅父中书令柳奭商议，决定劝高宗立地位低贱的刘氏之子燕王李忠为太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杀一杀武昭仪的锐气。
武则天有了身孕后，更得高宗宠爱。她得知燕王李忠立为太子的阴谋后，决定采取非常步骤，促使高宗废后。为了达到废后的目的，武则天不惜采用残忍的手段，活活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然后嫁祸于王皇后。王皇后有口难辩，含冤失宠。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但是围绕着废后和立后的问题，朝廷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长孙无忌像王皇后出身名门贵族，其舅父柳奭是贞观旧臣，与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贞观重臣关系极深。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舅父，唐太宗临终托命，他与褚遂良、李同为高宗的顾命大臣，在朝廷拥有尊崇的地位和专断朝政的权威。自李唐建立以来，直到高宗初年，朝政大权一直控制在关陇贵族集团的手里。由王皇后主持后宫，是长孙无忌执行“关中本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氏乃庶族出身，与关陇贵族集团没有什么联系，如果废掉王氏，立武则天为后，主持后宫，控制愚钝而无主见的高宗，势必搅乱旧的格局，打破“关中本位政策”。因此废后与立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涉及朝廷中占统治地位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地位问题，最终反映的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权力争斗。这样，在废王立武的问题上，长孙无忌等一班朝廷旧臣就与高宗、武昭仪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武则天为了当皇后，曾多次主动与长孙无忌等拉关系，以求得他们的支持。高宗也私下赏赐长孙无忌十余车宝器锦帛，希望他赞同立武昭仪为皇后。他还亲自去长孙府中，但无忌仍不答应高宗的请求。武则天的母亲和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到长孙府中求情，均遭到长孙无忌的厉言拒绝。于是双方矛盾逐渐升级，迅速激化。武则天决心彻底打倒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旧贵族集团，她开始在朝臣中物色人物，建立为自己效劳的官僚集团。
在朝臣中最早出面支持废王立武的人是许敬宗和李义府。许敬宗为人品格卑下，贪爱财货，因故得罪了长孙无忌，在朝中一直不得志。他探知高宗废王立武之意后，就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武则天的阵营中，成为朝臣中主张废王立武的头面人物。李义府出身低微，也为长孙无忌所厌恶，拟将其贬至四川。李义府为了不致外贬，孤注一掷，上书高宗，请求废王立武。高宗大悦，召见李义府，命其官复原职，并赐以宝珠一斗。另外，在高宗的三个顾命大臣中，李受制于长孙无忌，位虽高而实无权。此人外宽内忌，精于权略，善应变，处事圆滑。他依违于两派之间，实则倾向于支持高宗、武则天。这样就在武则天的大纛下迅速集结了一批人士，与关陇旧贵族形成对峙之局。
褚遂良像永徽六年（655年）九月，唐高宗召长孙无忌、李、于志宁、褚遂良商议废立之事。李称病不到，于志宁顾望不敢答对。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褚遂良坚决反对废黜王皇后，更直面批评高宗立武则天有悖人伦。他态度坚决，慷慨激昂，甚至将朝笏置于殿阶上，解下头巾，叩头直至流血，说：“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以此对高宗进行要挟。高宗大怒，命令把褚遂良赶出朝廷。武则天隔帘观看，气得咬牙切齿，大叫：“为何不杀掉这个南蛮！”事后，高宗密访李，李回答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许敬宗也对高宗说：“乡巴佬多收十斛麦，尚且想换个新媳妇，何况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关诸人什么事，让他们妄自非议。”于是高宗最后下定决心，正式册封武则天为皇后，把王皇后废为庶人，打入冷宫。事后武则天有计划地逐步剪除了长孙无忌的同党，彻底孤立长孙无忌，后来又找了个借口，把长孙无忌流放到黔州。最后长孙无忌被逼投缳自尽。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被彻底消灭。
垂帘听政的天后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之后，逐渐参与朝政，把大权集于自己手中。高宗因有头痛病，不能阅读文件，百官奏事，多令则天皇后处理。同时高宗生性懦弱，优柔寡断，所以常常受制于武皇后，朝政每每由武则天处理。她甚至还与高宗一起上朝，自己垂帘听政，朝廷并称为二圣，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后来连高宗的一举一动，都受制于武后。对武则天的擅作威福，高宗不胜其忿，密令上官仪起草诏书废黜武后。左右之人立即告知武后，武后马上赶到高宗处询问高宗何以如此。高宗毫无主见，竟然对武后说：“这些都是上官仪教朕干的。”于是待武后如初。武后立即杀掉了上官仪等人，从此政归武后，高宗遂成为傀儡皇帝。
武后生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三子李显，四子李旦。李弘为太子，高宗打算传帝位给他。武则天并不是一个按传统办事的女人，她虽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但还想拥有与实际权力一致的名位，也就是说她还想称帝，当一个女皇帝。为达到这一目的，她用药酒毒死了李弘。李弘死后，高宗又立李贤为太子，并令他监国。李贤容貌端正，富于文才，更为武后嫉恨，不久，她又找借口废李贤为平民，将他流放到四川巴中地区。后来听说李贤不满，又令人逼其自尽。李贤被废后，高宗又立李显为太子，立李显的儿子李重照为皇太孙。
公元683年，高宗去世，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朝中政事仍由太后裁决。中宗不甘受制于太后，打算以韦玄贞为侍中，宰相裴炎认为不可。中宗大怒，说：“朕就是把天下交与韦玄贞又有何不可，何况侍中！”裴炎密告太后，于是武则天召集百官于乾元殿，勒兵入宫，废中宗为庐陵王。其子重照也被武后杖杀。就这样，武则天的四个儿子，三个被她除掉了。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是武则天为了当皇帝，却不惜一再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见其决心是何等的坚决，其手段又是何等的残忍！
武则天废弃中宗后，又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但她却又把睿宗软禁于别殿，不让他处理朝政，朝廷政事仍由她掌握。同时，她大力提拔武氏家族的人进入政权机构，而对李氏宗族及功臣则大开杀戒。一时间，人人自危，众心愤恨。李唐旧臣徐敬业等奋臂而起，以拥戴中宗相号召，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但这次兵变很快就被武则天镇压下去了。这以后，武则天加快了代唐称帝的步伐。她的侄儿武承嗣命人凿白石，上书：“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派人奉表献给太后，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大喜，将此石命名为“宝图”，她便自加称号为“圣母神皇”，将“宝图”命名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既然符命已经显现，武则天称帝当然就是“天命攸归”了。公元690年，武则天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周，改东都洛阳为神都，自号圣神皇帝。
武则天从31岁重入后宫起，她的大半生始终处在权力斗争旋涡的中心。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一个女人要想夺取最高权力和权位，比男人要困难得多。武则天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以过人的胆略和权谋战胜了所有的敌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尽管她在夺权的过程中手段非常残忍、歹毒，滥杀无辜，但仍不可否认她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三 宫廷政变在古代最高权力的攘夺和倾移中，宫廷政变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巍峨而华美的皇宫，从外表看来，是那样的威严、崇高，但就是在这里，却隐藏着层出不穷的密谋奸计，发生过难以数计的宫廷政变。但是，政变的成功者在书写历史时，总要将其政变的实际情况加以掩饰，把他获得政权的过程写得冠冕堂皇，说成是“天命攸归”、“人心所向”，而将失去政权的一方写成是万劫不复的恶人。当然事实总是不会被全部掩埋的，被篡改的历史中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透过这些蛛丝马迹，我们了解了很多宫廷政变的真相。
发动政变的主角大致有四类人：皇帝的亲属、权臣、阉宦以及皇帝本人。皇帝的亲属在古代的政变中所占比重最大。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父传子、家天下，因此皇室家族的成员比一般的人更有资格取得最高权力。为了解决皇室内部对最高权力的争夺，早在西周时期，就建立了嫡长子继承君位和庶子分封的制度，但是嫡长子继承制却常常遭到破坏。一方面是因为皇帝废嫡长子而立庶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庶子发动政变，争夺帝位。东周时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子弑父、兄弟相残的事情数不胜数。秦汉以后，君主的儿子们所发动的政变更是史不绝书。其中较著名的如秦二世沙丘政变、隋朝杨广弑父即位、唐朝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清朝雍正夺嫡等，都是众所周知的有名的宫廷政变。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于出巡途中，临死前，遗诏公子扶苏回咸阳主持丧事，即帝位。但是中车府令赵高扣压了诏书，与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密谋，并串通丞相李斯，矫传始皇遗诏，立胡亥为皇帝，命扶苏自杀。这一政变的关键在于秦始皇没有立太子，使胡亥得以利用在秦始皇身边的便利条件，假传遗命，夺得帝位。
隋文帝晚年卧于病榻之上，杨广迫不及待，杀死父亲，夺取了帝位。
唐朝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则是兄弟之间的一场残杀。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亡），四子元吉。他们辅助父亲，为唐朝的建立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秦王李世民，素有大志，胸怀韬略，在建唐过程中战功显赫，手下又人才济济。李世民对最高统治地位早就怀有野心，但是按传统的宗法制度，李建成是长子，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帝位继承人。因此两兄弟之间争夺帝位的斗争便成水火之势。在这一斗争中，齐王李元吉站在太子一边，共同对抗李世民。他们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都积极采取措施，壮大自己的势力，打击对方、瓦解对方，甚至不惜采用暗杀的手法，消灭对方。
对于双方的斗争，高祖李渊虽然偏袒太子，但是优柔寡断，对双方不能作出明确的决定。这样，双方斗争不断升级，终于演变成一场骨肉相残的屠杀。公元626年6月3日这一天，秦王府正积极准备进行政变时，李世民突然接到父皇的通知，第二天到大内临湖殿开会，解决他们兄弟间的纠纷。这样，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在当天夜里，李世民率领千余人埋伏在李建成等人必经的玄武门周围。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原本是李建成的心腹，但已被李世民收买，李建成毫无觉察，毫无防备。经过数小时激战，东宫和齐王府被彻底击败，建成和元吉当场被杀死。玄武门前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剿灭东宫和齐王府余党后，李世民立即派尉迟敬德等人率军赶到临湖殿，尉迟敬德等人对唐高祖说：“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已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特遣臣来宿卫。”把高祖软禁起来。唐高祖无可奈何，在尉迟敬德的逼迫下，下了一道诏书，令一切军队悉归秦王李世民统辖。被软禁的唐高祖自知大势已去，于是就在第三天，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大小政务通通由李世民处置。8月8日，唐高祖下诏，禅位给李世民，自己做太上皇。这样李世民便即位为皇帝，即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至于清朝雍正皇帝的政变，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但据皇子允祀、允瑭等声称：“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皇上即指皇四子胤。胤与其舅父隆科多早已密谋，以京师武力为后盾，隔绝了康熙帝与外界的联系，捏造诏书，让四子胤登上了皇位，即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即位以后，为了防备皇位的争夺，就建立了秘密立储的制度。即将皇位继承人写下并密封，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中“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以备不虞。这个制度的确立，基本上杜绝了清代最高权力更迭之际的嗣位之争。
皇帝亲属也是政变的重要角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甥舅之间、姑侄之间、兄弟之间、姻亲之间，什么人伦道德，全然不顾了。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位，政变迭起，大开杀戒，宫廷成了罪恶的渊薮。如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41年），窦太后发动政变，把朝廷大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南朝陈顼废侄儿自立为帝；北周宣帝的岳父杨坚毒杀女婿；北宋初赵匡义杀兄宋太祖。在唐朝武则天以后，皇室亲属的政变达到了高潮。从公元705年到712年，八年时间内，唐朝宫廷内发生了七次政变，更换了三个皇帝。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文武大臣率兵进宫，杀了武则天的嬖臣张昌宗、张易之，拥立唐中宗复位，取消武周国号。中宗懦弱无能，专信皇后韦氏。韦后肆无忌惮，杀死太子后，又与女儿安乐公主同盟，毒杀丈夫中宗。韦氏党徒统兵五万余人，准备拥立韦后登基，重演武则天故事。李旦之子李隆基发动御林军，打进宫中，杀死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彻底铲除了武、韦集团。随后由李隆基的姑母太平公主出面，恢复睿宗李旦的帝位。睿宗即位后，立李隆基为太子。太平公主握有很大的权力，她日益专横，援引私党把持朝政，并打算谋害太子，自己做皇帝。公元713年7月，李隆基采取行动，杀太平公主门下的宰相窦怀贞等人，太平公主被赐死家中。这才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宫廷内乱。
权臣是古代宫廷政变的另一类重要人物。其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权臣发动政变以后，自己即位当皇帝，改朝换代。南朝政权的更迭，大都属此类。
其二，权臣发动政变以后，拥立一个傀儡皇帝，由自己控制起来，执掌朝政。东汉梁冀毒杀了几位皇帝，垄断了朝政。曹魏后期，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独掌曹魏军政大权。其后，他多次屠杀曹魏皇族，曹氏政权便牢牢地掌握在司马氏手里。经过十六年的惨淡经营，他的孙子司马炎才取代了曹魏政权，建立了西晋。
其三，朝中大臣发动政变以后，拥立一个贤明的君主。此种情况并不多见。西汉初年，吕氏作乱，吕后一死，朝中大臣陈平、周勃等人便同刘姓宗室诸侯王联合起来，诛杀吕氏，大臣们商议以后，拥立刘邦的庶子刘恒为帝，此即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后来，年仅20岁的汉昭帝去世，因皇后年幼，不曾生育，由执掌朝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决定，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原本是一个放纵无度的纨绔子弟，即位以后，更是荒淫无道。霍光深以为忧，便私下与大司农田延年、车骑将军张安世等大臣商议，决定废去昏君。霍光首先把宫中各个关键要道控制起来，然后在未央宫召集群臣共议此事。众大臣十分惊讶，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言。田延年愤然站起，手按宝剑，把霍光的意图向大家说明，最后说：“谁敢不同心协力，我就用剑把他斩了。”于是众臣纷纷说：“我们愿听从大将军吩咐。”并在霍光早就拟好的奏章上签了名。然后大家一起到长乐宫见太后，详细陈述了刘贺淫乱的情况以及大臣们的意见。太后年仅15岁，能有什么主见，只能完全听霍光的。按照霍光的吩咐，太后到承明殿，召刘贺晋见。刘贺朝见毕，即被霍光拘捕起来，其手下亲信还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全部被缴了械。太后宣读诏旨，废除刘贺的帝号，霍光当即就解下了刘贺的玺绶，奉与太后。刘贺被废以后，霍光与大臣们商议，认为汉武帝的曾孙刘询贤明正直，于是迎至朝中立为帝，即汉宣帝。汉宣帝重振朝纲，把西汉王朝推向了极盛时期。
阉宦的政变在东汉和唐朝后期最为突出。宦官是中国古代宫廷中的特产。虽然他们地位低下，但是身居后宫，在皇帝之侧，与君主接近，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他们出纳王命，口含天宪，间关内外，莫能辨其真伪，故其威力不可小视。秦二世沙丘政变的头面人物就是宦官赵高。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设置内朝，开始用宦官参与政事。东汉以后，宦官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玩阴谋，弄权术，使宫廷政治呈现出波谲云诡的局面。和帝时，宦官郑众发动政变，诛杀外戚窦氏。郑众以首谋之功升迁为大长秋，参与国家枢机政事。安帝在出游时暴病而亡，阎皇后与阎显兄弟及宦官江京、樊丰等密谋，立北乡侯为帝，由阎氏外戚控制了朝政。北乡侯为帝只有半年多时间便一命呜呼了。北乡侯病重时，宦官孙程与济阴王刘保的亲信谋立刘保为帝。孙程等十九名宦官在宫中发动政变，立刘保为帝，搜捕阎显兄弟，诛杀于狱中。后来桓帝与单超等五名宦官发动政变，诛杀梁冀，从此，东汉朝政完全为宦官所控制。唐朝宦官专权更超过了东汉。他们不仅掌握了禁军，而且还掌握了枢密之职，其权力甚至在皇帝之上。他们立君、废君、弑君，有如儿戏。自唐穆宗以后八位君主，为宦官所立者七帝，为宦官所杀者二帝，为宦官所幽禁者一帝。其凶暴之极，旷古未有。
皇帝的政变大多是在皇帝长大成人以后，把由权臣控制的大权夺回来。如秦始皇亲政时，先后诛杀嫪和吕不韦；宣帝在霍光死后，把霍氏家族一网打尽。东汉和帝以后，即位的皇帝往往年幼，朝政由太后执掌。他们长大后，往往同宦官合谋，突然发动，诛杀权臣，亲自主政。当然，在皇帝的政变中，也有极弱之君主企图通过政变的方式夺回政权，如汉献帝阴谋反对曹操的政变、曹髦谋诛司马氏的政变等，但是这些政变往往因其力量太弱，而以失败告终。
政变的发动时机，一般是在皇帝去世前后，新旧皇帝交接之际。秦二世的沙丘政变就是在秦始皇去世以后。东汉安帝也是在出游途中暴病而亡，阎皇后与阎显兄弟及宦官江京等假称安帝病重，还卧车，急行四日回到宫中，第二天晚上才发丧，尊阎皇后为太后，任命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随即立北乡侯为帝，阎氏外戚控制了朝政。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更多的是发生在皇帝病重或弥留之时。有时皇帝的死，本身就是政变的结果。在皇帝病重之时，皇室中的某些野心家，可以凭借着皇室成员的优势，在宫中施展权谋，加速皇帝的死亡，然后自己一举夺得政权。
隋文帝晚年废太子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杨广害怕文帝临死前又改立杨勇，于是就在文帝病重之时，命杨素和张衡进毒，将隋文帝毒死。就在当天夜里，文帝的尸骨未寒，杨广就强暴了文帝的爱妃陈氏。
关于宋太宗“烛影斧声”即位的传说也是发生在皇帝弥留之际。公元976年10月，宋太祖忽然染病不起，朝中大事由其弟弟赵匡义主持。赵匡义是陈桥兵变的主谋之一，北宋建立以后，被封为晋王，任开封府尹，实际上相当于储君的位置。宋太祖本来有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芸。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该由德昭继承皇位。但德昭和德芸皆年幼，宋太祖根据当时的形势，若由年幼的德昭即位，他害怕重蹈后周的覆辙，所以没有立其子为太子，而由赵匡义为皇位继承人。但赵匡义担心的是太祖会不会变卦。如果政局稳定，太祖的儿子也长大了，难保太祖不会改变态度。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内侍急召赵匡义火速进宫。赵匡义进入后宫，见太祖呼吸异常，目光呆滞，望着外面，口不能言。赵匡义命内侍全部退出，寝宫里只有兄弟二人。过了一阵，立在门外的内侍忽然听到室内有动静，就偷偷地往门缝里看。隐隐约约听到太祖在说什么，过了片刻，又见烛影晃动不停，室内忽明忽暗，赵匡义忽然离开座位，好像在逃避什么，接着又听到斧头落地的声音和太祖的几声惨叫。大家正在纳闷，忽听赵匡义慌慌张张在室内传呼内侍，叫速请皇子、皇后到来。于是分头去请，不一会儿都陆续到齐，大家走近卧榻一看，见太祖早已悠然归天了。这时内侍王继恩宣读太祖遗诏，由赵匡义即位。这“烛影斧声”的秘密恐怕只有永沉史海了。
除了皇室成员，朝中掌握实权的大臣也往往利用这一时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武则天病重之时，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废武周，立中宗。明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也是在景帝病重之时，由一批朝臣和宦官密谋策划的。
历史上的这些政变，大都经过了精心的准备，时机的掌握、策略的运用，都很老辣、纯熟、周密。政变者在事前尽量伪装、掩饰自己，麻痹对手，在对方完全不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动，令对手猝不及防。曹魏政权后期，司马懿为了夺取曹魏的政权，就经过了长期的精心准备。
北周宣帝时，外戚兼权臣杨坚毒杀宣帝，可以说是这一类政变的典型了。据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的研究，周宣帝的死，就是杨坚发动的一场政变。杨坚素有野心，周武帝已有所觉察，周宣帝对杨氏更是忌惮。他曾对杨皇后说：“必族灭尔家。”有一次他召杨坚进宫，对左右说：“若杨坚面色异常，就立即杀掉他。”可见杨坚与自己的这位女婿之间，已到了骑虎难下之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据《周书·宣帝纪》的记载，公元580年5月10日夜，宣帝驾幸天兴宫。第二天，宣帝生病，还宫，诏隋国公杨坚入宫侍疾。23日，诏赵、陈、越、代司马懿像、滕五王入朝。第二天宣帝就死了。宣帝之死，疑点甚多：第一，宣帝时年22岁，死得未免太早。另据记载，宣帝发病不久，即不能说话，这尤为可疑。第二，宣帝在驾崩前没有留下遗诏，这也有悖于常情。第三，皇帝患病，请长辈入宫侍疾，似乎不合情理，更何况宣帝对杨坚非常忌惮，在弥留之际绝不可能召他入宫。第四，从发病到死，时间非常短暂，而且病情发展非常迅猛，杨坚入宫侍疾不久，就召五王入朝，这显然是杨坚清除异己的举措。可见，宣帝生病以后，杨坚利用他在宫中的势力，精心安排了一场政变，弑杀宣帝，然后立年仅8岁的静帝，不久即以禅让的方式夺取了北周的政权。
魏明帝时，司马懿与曹爽共同辅政。曹爽是一个毫无才干的人，但他却有极强的权力欲。为了专断朝政，他安插亲信，排挤司马懿，朝中大事全由他独断，根本不与司马懿商量。司马懿对曹爽的专权非常不满，但他权衡利弊以后，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决定暂时忍让，避其锋芒，行韬晦之计。于是他以退为进，上书曹芳，说自己年近七十，体弱多病，要求退职闲居，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
司马懿虽称病不参与朝政，但曹爽对他仍存戒心。他派遣新任荆州刺史李胜前往司马懿家，以辞行为名，察看实情。司马懿对李胜的来意非常清楚，于是就装出一副大病在身将不久于人世的样子，令两个奴婢扶着接见李胜。一个奴婢拿来一件外衣，他双手颤抖着拿过衣服，衣服又掉在了地上。坐下以后，他用手指嘴，表示要喝水，奴婢端来一碗稀粥，他一边喝，汤水滴滴答答地往下掉，胸前都打湿了。李胜看了，心里也觉得难过，不由得掉下泪来。在同李胜对话时，他又装成又聋又傻、神志不清、语言错乱的样子，使李胜完全以为他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了。李胜将情况报告给曹爽，最后说：“司马公形神已经离散，不足为虑了。”从此，曹爽对司马懿不再加以防备。但他哪里知道，司马懿正暗中积极做政变的准备呢！
司马懿在称病期间，已经安排儿子司马师任中护军，掌握了一部分朝廷禁军。又暗中蓄养死士3000多人，并取得太尉蒋济等元老重臣的暗中支持，待机而动。公元249年1月，齐王曹芳出城拜谒明帝高平陵，曹爽兄弟等一同陪护前往。司马懿得知消息，即刻点兵直逼皇宫，谒见皇太后郭氏，奏告曹爽有不臣之心，将危及国家，请太后下诏罢黜曹氏兄弟。与此同时，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带领军队和平时蓄养的死士，已经占领城中各处要害。又命令司徒高柔行大将军事，占据曹爽军营，解除了曹爽兄弟所掌握的武装。此外，用皇太后名义关闭洛阳城门，派兵截断洛水浮桥，阻挡曹爽等人入城。然后，司马懿上书齐王曹芳，奏请处置曹爽等人。
司马懿发动政变时，大司农桓范冒死逃出城，力劝曹爽立即护送齐王车驾去许昌，然后下诏勤王，讨伐逆臣司马懿。这在当时不失为一条反击政变的上计。但被司马懿的政变打懵了头的曹爽兄弟，这时却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正在这时，司马懿送信来说，绝无伤害曹氏兄弟之意，言辞非常恳切。曹爽看罢来信，认为司马懿无非是为了夺他的权力，他能以侯还家，还不失做一个富家翁。于是不顾桓范的劝阻，同齐王一道回到洛阳。果然司马懿没有立即诛杀曹氏兄弟，而是让他们交出兵权，以侯爵在家闲居。但是没有过多久，司马懿就罗织罪名，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处以死刑。他们的家属，不论男女老少，全部被诛杀，曹魏皇族几乎被屠杀殆尽。此后，曹魏政权便牢牢地掌握在司马氏手中。
第五章 伐交之术
《孙子兵法·谋攻》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是说，用兵之道，最高明者乃以谋略取胜；其次以外交取胜；以兵戎相见，攻城拔池，乃为最下之策。不用通过战争的手段，就使别的国家放下武器，停止战争，这是战争的最高境界。而外交谋略的正确运用则是达到这一境界的重要方面。
据《墨子·公输》记载，春秋时，楚惠王为了北上争霸中原，决定向宋国进攻。当时有一位能工巧匠名叫公输班，受到楚惠王的重用，制造了云梯、撞车、飞石、联珠剪等新式攻城武器，这些武器在当时确实具有很强的威力，用于攻城战中十分有效。宋国知道楚国又要来进攻，举国上下十分惊恐。墨子得到这一消息后，就赶紧带着三百弟子赶到宋国去。墨子名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人与人之间“兼相爱”，反对战争。他到了宋国后，就教宋国的军队进行防御的方法，又把弟子们布置在关键的城防要塞。然后他自己徒步走到楚国去，劝说楚王不要攻打宋国。但是楚王认为，楚国兵力强盛，公输班发明的攻城武器非常先进，一定能攻下宋国，因此拒绝了墨子的要求。墨子见劝说不了楚王，于是就告诉楚王说：“您能攻城，我就能守城，您是攻不下来的。”楚王不信，于是就把公输班叫来，要两人比画对阵，看看谁有能耐。
墨子解下自己身上的皮带，围在桌上当做城墙，再拿一些木块当做守城的器械，就同公输班演示起来。公输班攻城，墨子防守。公输班用云梯，墨子就用火箭；公输班用撞车，墨子就用滚木礌石；公输班挖地道，墨子用烟熏。公输班一连用了九种攻城方法，均遭到了墨子有效的抵抗，不能取胜。公输班的攻城方法用完了，而墨子的守城方法还有几种没有使用出来。楚王在一旁看得很清楚，公输班输给了墨子。但公输班却对墨子说：“我现在知道战胜你的方法了，但我不说。”墨子也针锋相对地说：“我也知道你战胜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不说。”
二人打的哑谜使楚王困惑不解，就偷偷地去看望墨子，问他究竟用什么方法战胜对手。墨子直言不讳地告诉楚王说：“公输班的意思是要您杀了我，这样就没有人知道抵御他的方法了。其实不然，我来的时候就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我已经派我的大弟子禽滑厘率领三百弟子帮助宋人守城，我已把所有的防守方法都交给了他们，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运用这些方法来抵抗公输班的进攻。因此杀了我也是没有用的。”楚王被墨子的坦诚打动了。墨子又进一步对楚王说：“楚国方圆五千里，地大物博，大王如果用心治理，一定会富甲天下。而宋国的土地方圆不足五百里，物产也远不及楚国丰富。您去攻打宋国，就好比扔掉自己华贵的马车而去偷别人的破车，丢掉自己的锦绣长袍而去捡别人的破短袄，岂不被人耻笑！”楚王听了墨子的一席话，感到非常羞愧，就放弃了进攻宋国的打算。
这可以说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范例。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大都是通过外交途径，运用恰当的谋略，使对方感到通过战争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或者用第三种力量加以制衡，使其不敢贸然动武。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史上，外交战史不绝书，外交谋略层出不穷，丰富多彩。诸葛亮叫刘备修一封书信给马超，便阻止了即将南下的30万曹军。这就是伐交谋略的作用。唐太宗也说过：“魏徵一言，胜十万师。”
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在外交中采取种种手法，或施以小恩小惠，或以甜言相诱，或以卑辞相接，使对方放松警惕，麻痹大意，当对方毫无警惕的时候，突施攻击，一举成功。春秋初年，郑国国君郑武公为了拓展疆域，决定灭掉邻近的小国胡国。为了麻痹胡国，他把女儿嫁给胡国国君，表示两国亲善。郑武公召集大臣开会，讨论先向哪国用兵。大臣关其思说：“胡国最近，是最好的目标。”哪知郑武公听了却十分生气，责骂道：“郑、胡两国长期友好，又是我的姻亲之国，你居然要我的攻打胡国，实在是天理难容。”立即下令把关其思推出斩首。胡国国君得知此事，大为感动，放松了对郑国的警惕，不再在边境设防。这时，郑武公突然发动奇袭，轻而易举就灭掉了胡国。可怜关其思，不明郑武公的谋略，糊里糊涂便做了外交的牺牲品。
虞、虢二君贪宝好色亡国春秋中期有虞、虢二国，都是姬姓之国，比邻而居，唇齿相依。二国皆与晋国南部接壤。晋献公欲伐虢国，问计于荀息。荀息说：“虞、虢二国，素来相亲善，我国攻虢，虞必救之，若移师攻虞，虢又救之。我国以一国敌二国，臣无必胜之把握。臣听说虢君荒淫好色，君如能在国中寻求美女，教以歌舞，然后派使者敬献给虢君，卑辞恳请虢国与我国结为友好邻邦，虢君必喜而接受。虢君沉迷于声色之中，必然怠弃政事，排斥疏远忠良之臣，我国再向犬戎部落行贿，使其经常骚扰虢国边境，然后我国乘隙而图之，就可消灭虢国了。”晋献公采纳了荀息的计谋，果如荀息所料，从此虢君耽于声色，不问国事，疏远大臣，国力日衰。犬戎贪图晋之贿赂，也屡屡兴兵侵犯虢境。这时献公又问荀息：“今戎、虢相攻，寡人可以伐虢否？”荀息回答道：“虞、虢联盟尚牢。臣有一计，可以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献公急切地问：“卿之计谋如何，快快讲来。”荀息说：“君以厚礼贿赂虞君，向他借道伐虢。”献公说：“我才与虢国结盟，就兴兵伐之，师出无名。虞国会相信我吗？”荀息说：“君可密令我军在边境挑起事端，虢人必然与我国争执，我国就有了伐虢之理由，即可借道于虞。”
献公用其策，虢国边官果然来责问，两国又重开战事。献公对荀息说：“现在伐虢已经不患无名了，但不知贿赂虞君当用何物？”荀息说：“虞君虽贪，但非贵重之宝物不能动其心。必须用二物前去，但是恐怕君舍不得矣。”献公说：“卿试言所用何物？”荀息说：“虞君最爱者乃最上乘的璧玉和宝马。君有垂棘之璧、屈产之马，臣请以此二宝向虞君借道。虞君贪得璧、马，遂中我之计矣。”献公一听，面露为难之色，说：“此二物乃寡人之至宝，何忍弃之他人？”荀息笑道：“臣就知道君舍不得嘛。虞如借我道以伐虢，虢国没有虞国的支援必然灭亡。虢国既亡，虞国焉能独存？璧玉、宝马又能何往？这好比把璧玉藏于外府，把马养于外厩，仅暂时之事而已。”大夫里克说：“虞国有宫之奇和百里奚两位贤臣，明于料事，若其出面谏阻，当如何应对？”荀息说：“不碍事。虞君贪而愚，虽有二人谏阻，我料虞君必不从。”
献公立即就把璧玉、宝马交与荀息，任命他为使者前往虞国借道。虞君初闻晋国使者来借道伐虢，非常愤怒，及使者把璧玉、宝马献上，不觉转嗔为喜，爱不释手。他问荀息：“此乃汝国至宝，天下罕有，奈何赠予寡人？”荀息对曰：“吾君仰慕君之贤明，畏惮君之强盛，故不敢自私其宝，愿以此结欢于大国。”虞君笑道：“你们必然有求于寡人吧？”荀息道：“虢人屡屡侵犯我边境，吾君以社稷之故，曲意求和。但誓约墨迹未干，谴责日至，吾君无奈，特向贵国借道，向虢君请罪。倘若我国侥幸获胜，所有俘获全部奉送贵国，吾君愿与贵国世代友好。”虞君听了荀息的这一番话，心中十分高兴。宫之奇谏道：“此事国君万万答应不得。谚语说：”唇亡齿寒。‘晋国吞噬同姓之国，众所周知，其所以独不敢加兵于虞、虢，就是因为我们两国唇齿相依。若答应借道伐虢，虢今日灭亡，则明日祸必及于虞国。“但虞君贪得宝物，根本听不进宫之奇的话，遂答应借道给晋国。晋国灭掉虢国后，在回师的路上，趁虞人不备，顺势就灭掉了虞国。晋献公进入虢都，荀息左手托着璧玉，右手牵着宝马，来到晋献公面前说：”今请归璧于内府，还马于内厩。“晋献公与群臣开怀大笑，共庆胜利。
勾践像春秋末年，诸侯争霸战争的舞台转移到了东南地区。新崛起的吴、越两国展开了争夺霸权的斗争。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吴王阖闾因箭伤而死，其子夫差即位为吴王。夫差不忘父仇，两年以后便打败越国，把越王勾践包围在会稽山上。在越军即将遭到灭顶之灾的危急时刻，大夫文种向勾践说：“现在形势非常危急，唯有向吴王求和，才是唯一的生路。”勾践说：“吴王不同意求和，那怎么办呢？”文种说：“吴国太宰伯，其人贪财好色，忌贤妒能，却为夫差所宠信。相国伍子胥功高自负，持严太急，二人志趣不合，常生龃龉之心。我若能私交太宰，讨其欢心，向他求和，太宰言于吴王，没有不听之理。即使伍子胥阻挠，吴王必不采纳。他们君臣不同心，对我更加有利。”于是勾践派文种以美女八人、白璧二十双、黄金千斤前往贿赂伯。伯果然悉数收下，带文种晋见吴王，说明越王勾践求和之意。在伯的极力撺掇之下，夫差同意了越国的求和，但要求勾践及其夫人入吴为人质，做臣奴三年。伍子胥得知消息，非常愤怒，极力反对。但是目光短浅的夫差却拒绝了伍子胥的正确主张，勾践在吴国服役的三年期间，以常人罕有的忍耐力侍奉夫差，以博取夫差的信任。有一次夫差患病，勾践夫妇多次前往探视。夫差要大便，勾践赶忙把便桶拿到床前，又帮夫差擦身，随后又把便桶提到外面，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地下亲尝粪便。他回到寝宫，用无比喜悦的语调对夫差说：“病人的粪便如果不臭，性命就有危险，如果是臭的，就表示生理正常。大王的粪便是臭的，一定会很快痊愈的。”勾践的这一异常举动使夫差非常感动，他说：“一个人至重的是生命，最苦的是疾病。勾践为了寡人的病，不惜亲尝粪便，勾践正是一个仁至义尽的人啊。寡人却把他当囚犯对待，实在惭愧得很。”于是就提前把勾践释放回国。
勾践回国后，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内挑选了一位美女西施送给吴王夫差。夫差高兴得不得了，特地为西施在姑苏城外修建了一座最豪华的宫殿姑苏台。从此，夫差迷恋美色，把军国大事完全置之脑后。就在夫差销魂于姑苏台的轻歌曼舞之中的时候，越王勾践却卧薪尝胆，为复国进行紧张而秘密的准备。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领吴军北上争夺霸权，在黄池大会诸侯，争当盟主。勾践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吴国发动突然袭击，包围姑苏，焚烧了姑苏台。夫差得知消息，狼狈回军救援。在姑苏城外，越军大败吴军。夫差向勾践求和，勾践说：“20年前，苍天把越国赐予你，你不接受。现在它又把吴国赐予越国，我不敢拒绝。”夫差求和无望，被迫自杀。吴国就此灭亡了。
三 反间计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谋略中，反间计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第十三篇就专门论述了“用间”：“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反间，“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即运用谋略把敌人变成我方的间谍，离间敌方内部的关系为我所用。在具体的运用上，或是收买敌方的间谍；或是报告虚假的事实于敌；或是捕得敌方间谍，诈为不知，示以虚假的事情而故纵之，使其返报误敌，等等。反间的效果之大，为古今中外的共识。孙子也认为行反间计应当厚赏。
在楚汉战争中，汉王刘邦为离间项羽与其谋臣范增等人之间的关系，就成功地运用了反间计。范增年七十，足智多谋，是项羽的重要谋臣，项羽称之为“亚父”。但项羽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优柔寡断，办事迟疑不决。项羽的这些弱点正便于汉王行使反间计。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达一年多，项羽常侵夺汉军的阵地，后来又包围了汉军。汉军粮食匮乏，处境艰难，于是汉王提议割荥阳以西作为讲和的条件，但项羽不答应。汉王问计于陈平，陈平回答说：“项王手下的支柱大臣，不过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数人而已。大王若能出数万斤黄金行反间之计，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猜忌，听信谗言，必然内部自相猜忌。这时大王乘势举兵而攻之，必然破楚无疑。”汉王深以为然，于是拿出4万两黄金交与陈平，由他任意使用，不问其出入。
皇太极像陈平派遣大批间谍潜入楚军中，到处散布谣言说：“钟离昧等诸位将领为项王立下许多功劳，然而始终不得裂地封侯，他们欲与汉王联合，共同打败项王而分其地。”项羽果然中计，不再信任钟离昧等人。有一次，项羽派遣使者赴汉营，汉王为来使准备了极其隆重的太牢礼仪。汉王一见楚使，却故作惊讶地说道：“吾以为是亚父的使者，怎么却是项王的使者。”于是下令撤去了太牢礼仪，而换成非常粗糙的礼仪迎接来使。楚使回去后，如实向项羽汇报，从此项羽对范增也大起疑心，不再相信他了。范增急欲攻下荥阳城，项羽既不相信，也不肯听他的。亚父闻知项羽对自己起了疑心，不觉大怒，对项羽说道：“天下大势已定，君王好自为之，我这把老骨头已无助于大王，愿请辞职归故乡。”项羽当即就答应了范增的请求。范增又急又气，还未走到彭城，就背上疮发而死。这样，陈平用反间计造成了楚军上层统治集团的分裂，项羽成了孤家寡人。不久，汉王在垓下大败项羽，统一了天下。
在后金与明朝的对峙中，后金政权也曾成功地运用反间计除掉了明朝的抚边大将袁崇焕。天聪三年（1629年）冬，皇太极由龙井关、洪山口越过长城，向北京进攻。明朝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师回救，与清军激战于北京城郊，双方相持不下，足智多谋的范文程向皇太极献反间之计，谓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故意让被俘获的明朝宦官得知，又故意让他逃走。该宦官回到北京，将所获知的情况向崇祯皇帝报告。崇祯皇帝原本就猜忌多疑，听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遂不辨真伪，将袁崇焕逮捕下狱，不久处死。祖大寿对此惊疑丧胆，急忙带兵逃回锦州。皇太极遂得以从容地退至关外。袁崇焕是明朝后期最著名的将领，他洞悉后金的情况，是后金的劲敌。后金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后，双方之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明朝政府的急剧变化。自此以后，明朝边防已无可用之将，明朝灭亡的大势已定。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最有名的一部权谋之书，书中为我们描绘了几出精彩的反间计，读来真是脍炙人口。吕布是一个有勇无谋、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小人。因他有万夫不当之勇，故常常被当权者看中，稍微施以小利，就可以把他笼络到门下，变成自己的打手。吕布曾两次叛主，两次杀义父，唆使和纵容他的人都是以实施反间计而得逞的。吕布最初是丁原的义子，董卓的幕僚李肃为了劝说吕布归降董卓，先送给他一份厚礼：一匹赤兔宝马、黄金一千两、明珠十颗、玉带一条，满足了吕布的虚荣骄奢之心。然后便大肆吹捧董卓，贬斥丁原，并挑逗他功在翻手之间，致使吕布见利忘义，杀了丁原，投靠了董卓，成为董卓的鹰犬。不久，司徒王允为了诛杀董卓，也决定在吕布身上施行反间计。他以美女貂蝉为诱饵，先许嫁给吕布，后又献给董卓，从而达到了离间董卓和吕布的目的，使他们二人反目成仇，周瑜像然后说动吕布杀死董卓。清人毛宗岗读《三国演义》至此，批曰：“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戈矛，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真可畏哉！”（《三国演义》第八回。）
在《三国演义》中描绘得最精彩的一出反间计，是周瑜赚蒋干。曹操率八十余万大军南下，破荆州，直逼江东。大敌当前，孙、刘二家结成统一战线，共抗曹军，在长江南岸结营，与江北之曹军隔江对峙。曹操以荆州降将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周瑜认为，曹军来自北方，长于陆战而短于水战。蔡、张二人久居江东，深悉水战。必须设计先除掉蔡、张二人，然后以我之长攻敌之短，方能打败曹军。
曹操帐下有一幕僚，姓蒋名干，字子翼，九江人，乃周瑜旧友。一日曹操问众将有何计可破东吴，蒋干对曹操说：“吾自幼与周郎同窗交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曹操大喜。于是蒋干葛巾布袍，驾一只小舟，径到周瑜寨中，命传报：“故人蒋干相访。”周瑜闻蒋干至，笑着对诸将说：“说客至矣。”遂与众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众将领命而去。然后周瑜率众将出迎蒋干。周瑜说：“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做说客耶？”蒋干一听，不觉愕然，说道：“吾久别足下，特来叙旧，奈何疑我做说客也？”一开始就表现出周瑜高超的谋略，他首先用话封住了蒋干来做说客之口，继而表示自己在东吴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位高权重，言听计从，与君主祸福与共。人生得此，还复何求！这样就使蒋干不能也不敢再劝周瑜降曹。
周瑜对众将官说：“子翼乃吾同窗契友，今日宴饮，只叙朋友之情，如有提起东吴与曹操军旅之事者，即斩之。”蒋干闻知，大惊失色，哪敢多言。在宴席上，周瑜故意开怀畅饮，不觉酩酊大醉，乃携蒋干入帐共寝。周瑜和衣卧倒，呕吐狼藉。那蒋干心里有事，哪里睡得着，熬到二更天时，蒋干起来，看到周瑜仍然鼻息如雷。蒋干见帐内桌上堆着一卷文书，乃起床偷看，都是往来书信。内有一封，信封上写“张允蔡瑁谨封”。蒋干大惊，展开一读，却原来是蔡瑁、张允与东吴暗结，现已赚曹军困于水寨之中，寻得一个时机即将曹操之首献于周都督麾下。蒋干心想，我此番过江东，虽然没能说动周瑜降曹，但却探得如此机密之事，于是便将这封书信揣于怀中，又上床假睡。将近四更天时，忽听帐外有人进来唤周都督。周瑜醒来，故意问道：“床上睡着何人？”来人答道：“都督请子翼同寝，何故忘却？”周瑜懊悔道：“我平日未尝饮酒，昨日醉后失事，不知可曾说甚言语？”那人道：“江北有人来此。”周瑜喝道：“低声！”便唤子翼。蒋干只装睡着。周瑜与那人悄悄走出帐外。蒋干也起来窃听，只听外面有人说道：“张、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后面言语颇低，听不清楚。不一会儿，周瑜入帐，又唤子翼，蒋干只是不应，蒙头假睡。周瑜也解衣就寝。蒋干寻思：周瑜是个精细人，天明若发现书信不见，必然害我。睡至五更，蒋干再也不能入睡，遂起床，唤周瑜，周瑜睡得正酣。于是赶紧穿上衣服，潜出帐外，唤了小童，径直回江北去了。
蒋干一下船，就赶紧去见曹操。曹操问道：“子翼干事如何？”蒋回答道：“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曹操很不高兴。蒋干又说道：“虽不能说动周瑜，却与丞相打听得一件事。乞退左右。”于是蒋干取出书信，将此去江东的情况悉数说与曹操。曹操一听，十分震怒，大骂道：“二贼如此无理也！”当即便传唤蔡瑁、张允到帐下，喝令武士将二人推出斩首。当武士将二人首级献上时，曹操才猛然醒悟，大叫道：“吾中计矣！”
周瑜所派细作探知此事，立即回报江东。周瑜大喜道：“吾所患者，此二人也，今既已剿除，吾无忧矣。”周瑜的这一反间计用得十分高明，就连他自己也说：“吾料诸将不知此计，独有诸葛亮识见胜过我，想此谋也不能瞒过他也。”此番周、蒋斗智，相互诈骗，其智其愚，写得十分精彩。周瑜之智，妙在先说破蒋干是说客，使他开口不得；又妙在说他不是说客，益发使他开口不得。周瑜诈睡以骗蒋干，蒋干也以假睡骗周瑜。周瑜假呼蒋干，是明明知道他在假睡；蒋干不答应周瑜，则是不知周瑜假呼唤。周瑜之醉，醉却是醒；蒋干之醒，醒却是醉。周瑜在梦中呼子翼、骂曹操，使蒋干十分疑惑，醒来后又做出忘却呼子翼、骂曹操的样子，更使蒋干疑惑。周瑜作假，表面上极其粗疏，实际上却步步紧密；蒋干自以为极其聪明，却步步呆愚。
其实曹操也是使用反间计的老手。曹操虽然中了周瑜的反间计而误杀两员水军大将，但他也曾成功地运用反间计离间马超和韩遂的关系。马超与西凉太守韩遂联合，兴兵反曹。曹操认为马超虽然勇武过人，但乃一介勇夫，不识机谋。韩遂的父亲与曹操同年举孝廉，彼此相识。曹操决定用反间计，离间马超与韩遂的关系。双方摆开战阵，曹操单骑出阵，曹操派人过阵对韩遂说：“丞相谨请韩将军会话。”韩遂见曹操单骑一人，并无甲仗，也换下衣甲，轻服匹马而出。二人马头相交，曹操却与他拉起家常旧事，绝口不谈军情。言谈之中，不时放声大笑。相谈有一个时辰，方回马而别，各自归寨。早有人将此事报与马超，马超赶忙来问韩遂：“今日曹操阵前所言何事？”韩遂说：“只是谈些京师旧事而已。”马超说：“难道没有谈及军务吗？”韩遂回答道：“曹操不言，吾何独言之？”马超心中泛起疑团，不言而退。
曹操回寨以后，又给韩遂写了一封书信，信中有很多朦胧的字眼，在一些关键之处，还故意涂抹改易。然后派人给韩遂送去，又故意让马超知道这事。果然马超心里甚为疑惑，就直奔韩遂营帐索要书信观看。马超见书信中有的地方语义朦胧，一些关键处又被涂抹，便认为韩遂有异心，二人遂反目成仇，自相残杀起来。后来韩遂被迫投曹，马超败北。
曹睿即位，司马懿以顾命大臣身份任骠骑大将军，提督雍、凉等处兵马。诸葛亮得知消息，深感忧虑，认为司马懿颇有谋略，今提督雍、凉兵马，倘若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参军马谡说：“今丞相刚平定南中回师，军马疲弊，只宜存恤，岂可再次远征？某有一计，能使司马懿死于曹睿之手。”诸葛亮问是何计，马谡说：“司马懿虽是魏国大臣，但曹睿素怀疑忌之心，何不暗地派人前往洛阳、邺城等处散布流言，说司马懿欲谋反，使曹睿心疑，必杀此人。”诸葛亮深以为然，于是派人前往中原密行反间计。果然，司马懿欲谋反的消息传到曹魏朝廷，曹睿大惊失色。大臣华歆、王朗等人也都说，太祖皇帝（曹操）早就说过，司马懿有鹰视狼顾之相，又深明韬略，善晓兵机，且素有大志，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之祸。今日果然应验，可速诛之，以绝后患。曹睿遂立即下旨，欲兴兵御驾亲征。唯有中军大将军曹真认为司马懿无异志，说这必然是蜀、吴奸细所行反间之计，使我君臣自乱，彼即乘虚而击。曹睿听了，犹豫不决。华歆等人奏道：“即使如此，也不可付之以兵权，可即罢归田里。”曹睿依言，遂将司马懿削职，令其回乡，改命曹休总督雍、凉兵马。
消息报入蜀中，诸葛亮听了喜出望外，说：“我早有伐魏之心，奈何有司马懿总督雍、凉兵马。今司马懿既遭贬黜，此乃天赐良机。”遂向后主奏上《出师表》，尽起蜀中之师，开始了北伐战争。战争之初，曹军接连失利，曹睿也后悔误中蜀汉之计而削夺了司马懿的兵权，遂恢复司马懿的官职，并加封为平西都督。在其后的蜀魏对垒中，司马懿也对蜀汉采取过反间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蜀人苟安因误事被诸葛亮责罚，遂怀恨在心，叛降到魏营。司马懿对他说：“你可回成都，散布流言，说诸葛亮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称帝，使汝主召回诸葛亮，就是你的一大功劳。”苟安允诺，便径直回成都，见了宦官，散布流言，说诸葛亮自恃功大，早晚必将篡国。宦官闻知大惊，即入内奏告后主。后主听了，惊慌失措，连连说：“似此如之奈何？”宦官曰：“可召回成都，削其兵权，免生叛逆。”后主果然下诏，命诸葛亮班师回朝。诸葛亮受诏以后，不觉仰天长叹道：“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我正欲建立功业，何故突然将我召回！我如不回，即是欺主；若奉命而退，此番北进之功就毁于一旦了。”不得已只好退兵。诸葛亮回到蜀中，追查原因，方知是苟安散布流言。急令捕拿，苟安却早已投奔魏国去了。
赤壁之战战场遗址在赤壁之战前，周瑜与曹操展开了一场以诈降计为中心的十分精彩的谋略战。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误杀蔡瑁和张允，嘴上不说，心里实在懊恼。幕僚荀攸说：“时下孙刘结盟，急切难破。派人去东吴诈降，以为内应，暗通消息，等待时机，一举破敌。”曹操说：“足下此言，正合我意，你认为军中谁可以施行此计？”荀攸说：“蔡瑁被诛，蔡氏宗族皆在军中。蔡瑁的族弟蔡中、蔡和现为副将，丞相可以厚恩笼络，派二人去东吴诈降，东吴肯定不会怀疑。”曹操采纳了荀攸的计谋，当夜便把二蔡唤入帐内，对他们说：“你们二人可引少量军士前去东吴诈降，但有动静，即来密报，事成之后，一定重加封赏，切切无生二心。”蔡中、蔡和说：“我们二人妻子俱在荆州，怎敢怀有二心，请丞相无疑，我们二人过江，必取周瑜、诸葛亮之首级献于麾下。”曹操对二人厚加赏赐。第二天，蔡中、蔡和二人即带领五百军士渡过长江，来到东吴投降。
周瑜听说是蔡瑁的族弟蔡中、蔡和来投降，即命传二人进见。二人一见周瑜，便哭拜在地，说：“吾兄无罪，无故为曹贼所杀，我们二人欲报兄仇，特来投降，望都督收录，愿为前部。”周瑜大喜，重赏了二人，即命在甘宁军中为前部。二人拜谢出帐，以为周瑜中计，心中暗喜。周瑜把甘宁秘密唤来吩咐道：“此二人不带家小，绝非真正投降，一定是曹操派来做奸细的。我欲将计就计，正好叫他们为我通报消息。你对二人要殷勤相待，暗中提防，切需小心，不得有误。”甘宁领命而去。甘宁刚走，鲁肃来见周瑜，说：“蔡中、蔡和投降，多半是诈，不可收用。”周瑜斥责道：“二人因曹操杀其兄，欲报仇而来投降，何诈之有！你若如此多疑，怎能容天下人士？”鲁肃默然而退，到诸葛亮处告知此事。诸葛亮笑着说：“此乃公瑾将计就计也。”鲁肃方才醒悟。
当天晚上，周瑜正在帐中，忽见黄盖悄悄来到。周瑜问道：“公覆夜至，必有良谋赐教？”黄盖说：“敌众我寡，不宜久持，何不用火攻之？”周瑜说：“是谁教公献此计的？”黄盖说：“此计乃出自己意，并非他人所教。”周瑜说：“我也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这两个诈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我现在苦恼的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为我行诈降之计。”黄盖说：“我愿行此计。”周瑜说：“欲行此计，必须肉体受苦。不受些苦，曹操岂肯相信！”黄盖说：“我受孙氏厚恩，虽肝脑涂地，也无怨无悔。”周瑜听了大为感动，当即向黄盖拜谢道：“君若肯行此苦肉计，乃江东生民之万幸啊！”黄盖说：“我死也无悔。”遂告别而出。
第二天，周瑜召集众将来营中聚会，诸葛亮也应邀在座。周瑜说：“曹操引百万之众南下，与我对垒。曹军非一日可破，今令诸位将领各领三个月粮草，准备御敌。”话音刚落，就见黄盖出来说道：“莫说三个月，就是三十个月粮草，也不济事。若是这个月破得了，便破；若是这个月破不得，只可依张子布之言，弃甲倒戈，北面降曹算了。”周瑜听了，不觉勃然变色，怒斥道：“我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降者斩。今两军相持之际，你胆敢出此谬言慢我军心，不将你处斩，难以服众。”喝令左右，将黄盖推出斩首报来。黄盖也怒骂道：“我自从跟随破虏将军以来，纵横江东，已历三代，你算什么！”周瑜更是怒不可遏，连连喝令速斩。黄盖也骂不绝口。甘宁求情道：“公覆乃东吴旧臣，望都督宽恕。”周瑜喝道：“你怎敢多言，乱我法度！”即命令左右用乱棒将甘宁打出营帐。众将官皆跪下求情道：“黄盖之罪固然该当斩首，但于军不利，望都督宽恕，权且记罪，待破曹之后，再斩也不迟。”
周瑜盛怒未息，众将官又苦苦求情，周瑜才恨恨地说道：“若不看众将官面皮，决须斩首，今且免死。”命左右将黄盖拖翻，打一百军棍，以正其罪。众将官又求饶，周瑜推翻案桌，斥退众将，喝令执行杖刑。将黄盖拖翻在地，剥了衣服，打了五十军棍，那黄盖已是皮开肉绽，气息奄奄。众位将官又苦苦求情。周瑜跳起来，指着黄盖骂道：“看你还敢不敢再小看我！权且寄下五十军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罚。”恨声不绝地进入帐内。
众将官把遍体鳞伤的黄盖抬回本营中，黄盖昏厥了好几次。动问之下，无不落泪。黄盖不言语，只是叹息。忽报参军阚泽来问。这阚泽口才很好，能言善辩，胆气过人，孙权召为参军，与黄盖为莫逆之交。黄盖令请入卧室，斥退左右。阚泽问道：“将军莫非与都督有仇？”黄盖回答说：“没有。”阚泽说：“那么公之受杖刑，莫非是苦肉之计乎？”黄盖说：“足下何以知道？”阚泽说：“我看今日都督与公之举动，已猜着八九分。”黄盖拉着阚泽的手说：“我受吴侯三世厚恩，无以为报，故献此计，以破曹操。我虽受苦，乃心甘情愿。我遍观全军之中，唯有足下素有忠义之心，才敢以心腹之事相告。”阚泽说：“公告诉我此事，是想让我献诈降书吗？”黄盖说：“实有此意，不知足下愿意否？”阚泽欣然允诺，说道：“大丈夫处世，应当立功建业。公既然能够捐躯报主，我阚泽又何惜此区微之身！”黄盖滚下床来，向阚泽拜谢。阚泽说：“事不迟疑，现今即可动身。”黄盖说：“诈降书我已写好了。”
阚泽拿了诈降书，当夜就扮作渔翁，驾一小船，渡到江北去，自称是东吴参军阚泽，有机密事要见曹丞相。曹操得知，便教将阚泽带进来。阚泽进入帐中，只见帐中灯火辉煌，曹操在案前正襟危坐，问道：“你既是东吴参军，深夜来此，所为何事？”阚泽见曹操既傲慢又怀疑，心想，待我用言语激他，便说道：“人言曹丞相求贤若渴，看您如此问人，哪有一点求贤若渴的样子。唉，黄公覆啊，你又寻思错了啊！”曹操说：“我正与东吴交兵，你深更半夜到此，我如何不问？”阚泽说道：“黄公覆乃东吴三世旧臣，今被周瑜在众将面前无端毒打，不胜愤怒，因此欲投降丞相，为报仇之计，特与我密谋。我与公覆情同骨肉，特意来献降书，未知丞相肯容纳否？”阚泽遂把降书呈上。
曹操拆开书信，在灯下反复看了十几次，忽然用手拍案，大怒道：“黄盖用苦肉计，派你来下诈降书，就中取事，却敢来欺诈我！”便教左右将阚泽推出斩首。左右将阚泽簇拥而下，阚泽面不改色，仰天大笑。曹操叫牵回，呵斥道：“我已识破奸计，你何故大笑？”阚泽说：“我不笑你，只是笑黄公覆不识人而已。”曹操说：“为何不识人？”阚泽说：“要杀便杀，何必多问。”曹操说：“我自幼熟读兵书，深知奸伪之道，你这条计，只能瞒别人，岂能瞒得过我！”阚泽说：“你且说书中哪件事是奸计？”曹操说：“我说出你那破绽，叫你死而无怨：你既是真心献书投降，如何不约明时间？你有何理可说？”阚泽听罢，大笑着说：“亏你不惶恐，竟敢自夸熟读兵书，还不如早早收兵回去，倘若交战，必为周瑜所擒。无学之辈，可惜我屈死于你手。”
曹操哪里容得下别人骂他是无学之辈，便说道：“何谓我无学？”阚泽说：“你不识机谋，不明道理，岂非无学！”曹操说：“你且说出我哪几般不是处？”阚泽说：“你无待贤之礼，我何必说，唯有一死而已。”曹操说：“你若说得有理，我自然敬服。”阚泽说：“你岂不闻‘背主作窃，不可定期’吗？假如现在约定时间，急切之间不得下手，你这里又来接应，事情必然泄漏。只可趁便而行，岂可预先定期。你不明此理，反而屈杀好人，正是无学之辈！”曹操听了阚泽这一番话，完全打消了心中的疑虑，于是满脸堆笑从席上走下来，向阚泽致歉，说道：“我见事不明，误犯尊威，望足下切勿挂怀。”阚泽说：“我与黄公覆倾心投降，如婴儿之望父母，岂敢有诈！”曹操大喜，说：“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别人之上。”阚泽说：“我等非为爵禄而来，实是顺天应人而已。”曹操命取酒来，热情款待。阚泽以大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终于骗过了曹操。
不一会儿，有人进入帐中，在曹操耳边私语，曹操说：“把书信拿来我看。”这人把密书呈上，曹操看了来信，脸上露出喜色。阚泽心想：这必然是蔡中、蔡和二人来信报告黄盖受刑的消息，故曹操对我来投降已经深信不疑了。曹操对阚泽说：“有烦先生再回江东，与黄公覆约定，先通消息过江，我以兵接应。”阚泽说：“我已离开江东，不可复还，望丞相另派机密人过江去。”曹操说：“若另派他人，事情恐怕泄漏。”阚泽再三推辞，才说：“若去则不敢久留，现在就回去。”
曹操赏赐阚泽黄金、丝绸，阚泽坚决推辞不肯接受。遂辞别出营，重回江东来见黄盖，把过江之事一一向黄盖讲了。黄盖说：“若非足下能言善辩，大智大勇，黄盖这一番苦就白受了。”阚泽说：“我现在就去甘宁寨中，探听蔡中、蔡和二人的消息。”阚泽来到甘宁寨中，甘宁热情地把他接入帐中。阚泽说：“将军昨日因黄公覆之事为周公瑾所辱，我心中甚是不平。”甘宁笑而不答。正说话之间，忽见蔡中、蔡和来到。阚泽用眼神向甘宁暗示，甘宁会意，说道：“周公瑾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为念。我今被辱，羞见江东豪杰。”说罢咬牙切齿，拍案大叫。阚泽故意凑近甘宁耳边低语，甘宁低头不言，长叹数声。蔡中、蔡和见二人皆有反意，就用话挑逗二人，说：“将军何故烦恼？先生有何不平？”阚泽说：“我等心中之苦，你们哪里知道！”蔡和说：“莫非欲背吴投曹吗？”阚泽大惊失色，甘宁忽地起身，拔出宝剑，说：“我俩之事已被他们看破，不可不杀之以灭口。”蔡中、蔡和慌忙说：“二公无忧，我们也以心腹之事相告。”甘宁厉声说道：“快快说来。”蔡和说：“我们二人是曹公特地派来诈降的，二公若有归顺之心，我们一定引见。”甘宁说：“你说的是真话吗？”二人齐声说：“怎敢相欺！”甘宁故作欣喜的样子，说：“若如此，是天赐良机也。”二蔡说：“黄公覆与将军被辱之事，我们已向曹丞相报告了。”阚泽说：“我已为黄公覆献书给曹丞相，今特来见兴霸，相约一同投降丞相。”甘宁说：“大丈夫既遇明主，自当倾心相投。”于是四人共饮，一起讨论投降之事。二蔡也及时写信密报给曹操。信中约定：“黄盖欲来，未得其便，只要看到船头上插青龙牙旗而来的，便是黄盖之军。”
曹操得到江东密报，心中十分高兴。他登高四顾，见曹军舳橹千里，旌旗蔽空。又南望武昌，西望夏口，满以为破江南指日可待，甚觉志得意满，乃飞觞痛饮，不觉大醉，遂横槊赋诗，命众人以歌相和，歌罢开怀大笑。
周瑜与诸葛亮商议，欲破曹军，须用火攻。黄盖准备了二十只火船，船上装满了芦苇干柴，浸满鱼油，油上铺硫磺、烟硝等引火之物，外面用青油布遮盖，船头上插青龙牙旗，船后各系小船。甘宁、阚泽等在水寨中每日与蔡中、蔡和等饮酒，并对其手下军士严密监视。到总攻之日，黄盖派人前往江北与曹操相约：“周瑜关防得紧，因此无计脱身。今有鄱阳湖新运到粮草，周瑜派我巡哨，已有方便。好歹杀江东名将，献首来降。只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龙牙旗的，便是粮船。”曹操大喜，遂与众将来到水寨大船上，观望黄盖船到。不久就看到江南隐隐一簇船帆使风而来。报称皆插青龙牙旗，其中有一面大旗，上书先锋黄盖名字。曹操笑道：“公覆来降，此天助我也。”正说话间，黄盖之船已来到近前，忽见船上火起，火趁风威，风助火势，船如箭发，烈焰冲天。二十只火船一齐闯入曹操水寨，全部燃将起来，无一避免，直烧得满天通红。曹操回看岸上营寨，也有几处火起，心中大惊。曹操在张辽等众位将领的保护之下，落荒而逃。这一仗东吴大获全胜，曹操只得收军退回北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战后逐渐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三国演义》中对这一出周瑜与曹操之间围绕反间计的相欺相诈描写得十分精彩，读来令人赏心悦目，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权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两智相欺，两诈相适，你来我往，令人眼花缭乱。周瑜伪造一封蔡瑁、张允的假信赚曹操，而曹操也以蔡中、蔡和的诈降反赚周瑜，周瑜又利用二蔡的诈降再赚曹操。蔡瑁、张允其实未尝叛曹操，而曹操中计误信其反叛；曹操派蔡中、蔡和过江东诈降周瑜，而周瑜已知其非真降。曹操使蒋干游说于东吴，结果却杀了自家的得力干将；周瑜接纳对方派来的诈降之将，巧妙地利用他们使曹操相信东吴派去诈降的人。几番斗智，曹操的智谋和机巧都输给了周瑜。
周瑜的反间计是在黑夜里瞒蒋干，而黄盖的苦肉计却要在大白天里瞒众人，因为不瞒众人，就不能瞒曹操；欲瞒曹操，就必须先瞒蔡中、蔡和。黄盖当面顶撞周瑜是假，而蔡中、蔡和却相信周瑜发怒是真。黄盖献苦肉之计，若非出于黄盖自愿，周瑜岂能使黄盖行此计？周瑜本欲行苦肉之计，苦于未得其人，唯有黄盖能舍身许国，因而周瑜的苦肉计方能付诸实现。与其说这里显示的是周瑜的智谋，倒不如说显示的是黄盖的赤胆忠心。清人毛宗岗在评《三国演义》时曾有下面一段议论：吾尝观黄盖苦肉之计，而叹其计之行，亦有天意焉！盖此计之可虑者有三：使黄盖受杖太毒而至于死，虽捐躯而无补于国事，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一可虑也。使众将不知，有愤激而生变者，则弄假成真，未图彼军，而先致我军之叛，二可虑也。又使曹操惩于蒋干之被欺，拒盖之降而不纳，则黄盖徒然受刑，周瑜枉自妆乔，适为曹操所笑，三可虑也。乃黄盖不死，诸将不叛，曹操不疑，而周郎竟以此成功，岂非天哉！（《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
阚泽献诈降书可说是最精彩的一幕戏。欺一般人容易，要欺奸雄却难。黄盖受杖刑，可以不死于杖刑，而阚泽献诈降书，就有可能死于诈降。而阚泽最终不仅不死，反而获得成功，就在于他掌握了说奸雄的谋略。说奸雄之法，当用激将反说而不用卑辞顺说。曹操熟读兵书，深谙智谋权术，并常常以此自负。阚泽了解曹操的这一特点，所以当曹操说识破他行诈降计时，他置生死于度外，镇定自若，当众嘲笑曹操无待贤之道，且料事不明，损伤曹操的自尊心，使他一步步落入阚泽的圈套。若曹操不知是苦肉计而欺骗他，这并不难，在曹操已经知道是苦肉计的情况下，再让他相信不是苦肉计，这才是最为困难的事。曹操的奸，更显出阚泽的巧。周瑜和黄盖的苦肉计虽然巧，假如没有阚泽的巧和大智大勇，再巧的计也是枉然。 所以有了巧计，还得有行巧计之人。
周襄王十二年（前640年），晋国联合秦国进攻郑国，很快就包围了郑国的国都。郑文公急得手足无措。大夫叔詹对郑文公说：“秦晋合兵，其势甚锐，若与之硬拼，必败无疑。只要得一舌辩之士，以厉害说动秦公，使之退兵。秦军一退，晋国势单力孤，就不足畏了。”郑文公问群臣：“谁可担当此任？”大夫佚之狐上前说：“臣愿推荐一人。此人姓烛名武，已年过七十，三代任为圉正，一直未得升迁。此人舌辩过人，望主公优礼相加，派其为使者，必能说动秦公。”郑文公遂召烛武入朝，封其为亚卿。烛武当夜受命而出，命壮士用绳索将其从城墙上吊下东门，径直向秦军营寨而去。秦军士兵把他拦在寨门外，根本不让他进去。于是烛武就在秦军寨外放声大哭，吵得秦军不得安宁。军士只得把他带进去见秦穆公。秦穆公问：“你是何人？”烛武回答道：“老臣乃郑国大夫烛武。”穆公问：“你为何在我寨外大哭？”烛武说：“我为郑国将要灭亡而哭。”穆公说：“郑国将要灭亡，你为何在我的寨外号哭？”烛武说：“老臣哭郑，同时也哭秦。郑亡不足惜，唯独可惜秦国的灭亡。”秦穆公一听此话，不觉大怒，呵斥道：“秦国有何可惜？你若说不出道理来，我立刻就把你斩了。”烛武面无惧色，说道：“秦晋合兵攻打郑国，郑国不敌二国，其灭亡自不待言。如果郑国灭亡而有益于秦国，老臣又何敢言？依老臣之见，郑国灭亡不仅无益于秦国，而且大有损于秦国，君为何劳军费财，甘愿为别人所驱使？”烛武的这一番话，使秦穆公大感疑惑，态度也变得宽和了，急切地说：“愿闻其详。”烛武见秦穆公已有所心动，便接着说道：“郑国在晋国的东边，秦国在晋国的西边，秦国与郑国相距千里之远，中间隔着晋国，秦国的南边又是东周，请问秦国能越过周、晋而拥有郑国吗？郑国虽然灭亡，土地皆为晋国所有，秦国能得到一尺土地吗？秦晋两国，比邻而立，势不相下，晋国日益强大，则秦国日益弱小，秦国竟然甘心为晋国兼并土地而削弱自己，稍有头脑的人都绝不会出此下策。晋惠公曾答应将河西五城给秦国，不久就反悔了，这是君所知道的。秦国对晋国累世有恩，但是曾见晋国有分毫回报于秦国吗？至晋文公复国以来，大肆扩充军队，以对外兼并为基本国策，现在拓地于东，灭亡郑国，他日必想拓地于西，祸患就将及于秦国了。君不会不知道晋国借虞国之道以灭虢国之事吧？虞君不智，贪得小利，助晋自灭，君岂不以此为鉴哉！以君之贤明智慧，竟然甘心堕入晋国的权谋，此臣所谓‘无益而有损’，所以为秦痛哭者也。”秦穆公静静地听着，不时点头称秦穆公像是，最后不禁悚然动色，由衷地说道：“大夫之言是也。”烛武见秦穆公已被说服，就进一步说道：“君若肯宽缓对郑国的包围，吾君愿与君订立盟誓，归顺秦国。君如在东方有事，郑国愿竭诚相助，行李往来，皆取给于郑国，郑国犹如秦国的外府，君以为如何？”秦穆公听了，心中大喜，遂与郑国订立盟约，秘密撤兵而回。
烛武之所以游说成功，首先就在于他以号哭秦军这一奇特的举动引起秦穆公的注意和好奇。这是烛武游说的先决条件。然后他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对秦国“无益而有损”的原因：第一，郑国距秦国遥远，中间隔着晋国，灭掉郑国只对晋国有利；第二，秦、晋两国比邻而立，此强则彼弱，秦助晋灭郑，无异于为人兼地而削弱自己；第三，晋国以对外兼并为基本国策，今日向东边拓地，难免他日向西边拓地，祸患将及于秦国；第四，晋国借道灭虢的史鉴不远。这四条理由无不立足于秦、晋的双边关系，说明秦国出兵助晋伐郑是严重的失误，合乎情理，故能深深地打动秦穆公。最后烛武又提出郑国愿意与秦国结盟，使秦国得到实际好处，秦穆公更是喜出望外。烛武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秦国撤军，从而使郑国免于亡国之祸。
子贡是孔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孔子曾把他比喻为瑚琏。瑚琏者，宗庙之贵器也。当时，齐国权臣田常欲作乱，但又畏惮高、国、鲍、晏等大臣，于是劝齐君兴兵伐鲁，企图削弱诸臣。孔子得知消息以后，便对弟子们说：“鲁国乃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你们为何不出？”子路、子张、子石等请行，孔子皆不准。子贡请行，孔子非常高兴地同意了。
子贡来到齐国，对田常说：“君兴兵伐鲁不好。鲁是难伐之国，其城墙薄而低矮，其土地狭而浅薄，其君主愚蠢而不仁，其大臣虚伪而无用，其人民厌恶战争。这样的国家不可与之交战。君不如伐吴。吴国城高而厚，地广而深，兵甲坚而新，将士精悍，武器装备精良。这是最适宜讨伐的国家。”田常一听，气得脸色都变了，说：“先生之所难，乃人之所易；先生之所易，乃人之所难。先生如此教我，却是为何？”子贡回答道：“我听说，忧在内者攻强敌，忧在外者攻弱敌。现今君之忧乃在国内。我听说君曾三次欲加封而不获成功，就是因为有大臣不赞同。齐国若伐鲁获胜，则齐国疆域扩大，国君威望大增，大臣地位更加巩固，而君却无功可言，国君就会日渐疏远你，君若欲成就大事，就难上加难了。更有甚者，君在齐国的地位和处境也危险了。所以我认为不如伐吴。吴国强大，伐吴不胜，损兵折将，大臣内空，如此一来，孤主在上，只有依赖君了。”田常一听，不觉击掌称善，便问道：“我们已出兵伐鲁，若转而伐吴，大臣怀疑我，该怎么办？”子贡说：“君暂时按兵不动，我请出使吴国，说动吴国救鲁而伐齐，君就可以移兵迎吴了。”
于是田常就派遣子贡出使吴国。子贡对吴王说：“当今之诸侯国，惟齐与吴最为强盛。现在齐以万乘之国而伐千乘之鲁，与吴国争强，我为大王深感忧虑，特请大王救鲁伐齐。救鲁可以显名，伐齐则有大利。大王挥师北上，诛暴齐，服强晋，存亡鲁，镇抚泗上诸侯，一举而称霸，利莫大焉。”吴王说：“您所言极是。但是我忧虑的是，越国有报仇之心，待我灭越以后再北上救鲁如何？”子贡说：“越国之弱胜于鲁国，吴国之强不如齐国。王若置齐而伐越，齐国早已灭掉鲁国了。大王既然追求存亡继绝的名声，又畏惧强齐而攻灭弱越，岂能显示大王之勇！保存越国，可以向诸侯显示大王之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大王不就成就霸业了吗？如果大王还担心越国，臣请东见越王，令其出兵随大王北上。”吴王大喜，就让子贡出使越国。
越王听说子贡到来，亲至郊外迎接。越王说：“此乃蛮夷之国，大夫何以辱而临之？”子贡说：“我此次前往吴国，劝说吴王救鲁伐齐，吴王非常愿意，但又担心越国，想伐越后再北上。这样，越国就危在旦夕了。”勾践请求子贡出谋救越。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狠而残暴，群臣不堪；国家连年战争，士卒疲弊，不堪忍受；百姓怨声载道，大臣人心混乱；忠臣伍子胥强谏而死，佞臣太宰伯专权。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吴国的败亡之象。王若能出兵助吴伐齐，以骄其志，送以重宝以悦其心，卑辞以尊其威，吴王必定挥师北上伐齐。吴王被打败，此乃大王之福；吴王若胜，必然兵临晋国。臣请北见晋君，使其共同攻打吴国。其精锐被齐国削弱，大军又困于晋，吴军实力必然削弱，然后大王乘其弊，必然灭亡吴国。”越王勾践非常高兴。
子贡辞别越王，回到吴国，将越国愿意出兵助吴攻齐之事告诉吴王。果然没过几天，越国大夫文种就带着重礼来到吴国，向吴王表达越王愿亲自率兵助吴攻齐的诚意。吴王大喜，对子贡说：“越王愿亲自随从寡人伐齐，先生以为如何？”子贡说：“这不妥。诸侯会认为大王不义。大王只要接受礼物，同意越国出兵，谢绝越王亲临就行了。”吴王采纳了子贡的建议，于是举倾国之师北上伐齐。
子贡又到晋国，对晋君说：“齐国与吴国即将开战，若吴国战败，越国必然乘势攻吴。若吴国打败齐国，吴国必然兵临晋国，晋国不可不预先防备。”晋君一听，感到非常恐慌，就问子贡该如何应对。子贡说：“惟有厉兵秣马，才有备无患。”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子贡所预料的那样。吴国与齐国在艾陵大战，大破齐师，然后兵临晋国。吴晋两军大战于黄池，晋国打败了吴国。越王得知消息以后，即出兵偷袭吴国。吴王得知越国攻吴，便急忙撤兵而回，与越国交战，最后被越国打败，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亡，越王勾践夺得了霸权。
子贡不愧为春秋时期一位卓越的外交家，他之所以游说成功，关键在于他能准确掌握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各国之间的关系，又能把握田常与夫差的心理和性格，因势利导，设下连环计，使各国按其部署行事。故司马迁赞叹道：“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到战国时，天下有七个大国：齐、楚、魏、赵、韩、燕、秦。秦国僻在西戎，中原诸国不与其通好，在七国之中最为弱小。秦孝公即位以后，以不得列于中国而深以为耻，于是下求贤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者，吾将授以尊官，封之大邑。”
卫国人公孙鞅好法家之术，深明治国之道，但在魏国却长期沉滞下僚，不得重用。他看到了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决心前往秦国一展身手。公孙鞅进入秦国后，打听到秦孝公有一位最宠信的大臣景监，于是先以重金贿赂景监，向景监谈了自己来秦的目的以及平生所学，赢得了景监的好感，景监表示愿意为他引见。公孙鞅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一套游说秦孝公的谋略。
秦孝公第一次召见公孙鞅，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公孙鞅向他大谈远古时期三皇五帝的道理，秦孝公像听催眠曲一样，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公孙鞅离开以后，景监入见，秦孝公责备他说：“你推荐的客人真是一个狂妄之人，他向寡人谈什么三皇五帝之道，迂腐而无用。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样的人？”景监退朝，对公孙鞅说：“我把您推荐给君主，您应该投君主之所好，这样君主才有可能重用您。您怎么谈那些迂腐无用的陈词滥调呢？”公孙鞅说：“我不知道君主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先对他谈了一番帝道。君主既然不喜欢帝道，我希望能再见君主。”景监说：“现在君主正不高兴，等五日之后再说吧。”
五天以后，景监对秦孝公说：“臣之客请求再见君主，还有话要对君主说，望君主能接见他。”秦孝公求贤若渴，于是又召见公孙鞅。公孙鞅这次向孝公谈的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秦孝公对公孙鞅说：“您确实博闻强记，然而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的方略怎么能固守陈规。您所谈的这一套完全不合实用。”于是就毫不客气地叫他退下。景监在宫门外等候，见公孙鞅出来，便问他今日游说如何。公孙鞅说：“我向国君陈述夏、商、周三王之道，仍然未能符合国君的心意。”景监听了，生气地说：“您怎么还是说古代帝王的那一套东西？”公孙鞅不慌不忙地说：“我以前不明国君的心意，恐怕他的志向高远而轻视我的卑下之言，所以用古代的‘帝道’和‘王道’进行试探。我现在已经了解国君之所愿，您若能使我再次面见国君，定能使国君满意。”景监说：“先生两次晋见，都惹恼了君主，我还敢饶舌去触君主之怒吗？”在公孙鞅的再三请求下，景监答应五天以后再去求孝公。过了五天，景监侍奉孝公。孝公正在饮酒，忽见天上飞鸿，不禁停杯而叹。景监问：“君主为何叹息？”孝公说：“寡人下令求贤，如今已过去几个月了，犹不得贤者。寡人就如同这鸿雁，徒有冲天之志，只是没有羽翼，触景生情，故此叹息。”景监趁机说道：“臣的客人自言有帝、王、霸三术，前两次向君主陈述了帝、王之术，君主以为迂远难用。他现在更有‘霸术’欲向君主陈言，愿君主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孝公一听“霸术”二字，正中下怀，就叫景监立即召公孙鞅晋见。
公孙鞅进到宫中，孝公问道：“听说先生有霸道之术，何不早赐教于寡人耶？”公孙鞅说：“并非臣不想陈言，但霸道之术与帝、王之术不同。帝、王之术，在于顺乎民情，而霸道之术，则必须违背民情。是以不敢先向君主陈言。”秦孝公一听，陡然变色，手按佩剑，厉声问道：“霸道之术为何必须违背民情？”公孙鞅回答说：“琴瑟的音调不准，就必须改换弦索，重新调音。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应该改变政策的时候，如果不加改变，国家就治理不好。民众往往安于现状而不思振作。如管仲相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尽改齐国原有的风俗。小民百姓习惯于旧制，对新法颇为不满。但不久齐国大治，国富兵强，民众也得到好处，称霸诸侯，这时人们才知道管仲是天下奇才。”公孙鞅的这一番议论使秦孝公非常满意，但他对公孙鞅的实际才能究竟如何，心中还没有把握。公孙鞅早已把握到秦孝公的这一心理，于是就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请求告退。孝公正要听他的进一步阐述，却见他要告退，便极力挽留他。公孙鞅说：“臣说的这一套，愿君主深思熟虑三日，主意已决，然后臣才敢尽言。”公孙鞅一出朝，景监就责备他：“今日君主对您的议论再三称道，怎么不趁此畅所欲言，却要君主深思三日，您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公孙鞅说：“据我的观察，君主之心意尚未坚定。待其意志坚定以后，才不致有变化。”第二天，孝公就派人来召公孙鞅。公孙鞅请来人回谢孝公说：“臣既然已经与君主约定，非三日后不敢见君主。”景监也劝他，公孙鞅说：“我第一次与君主相约就自己失信，今后如何取信于君主？”景监这才对公孙鞅深感佩服。
第三天，孝公派车乘来迎接公孙鞅。公孙鞅进入宫中，孝公亲自赐座，向公孙鞅请教，态度非常诚挚而恳切。公孙鞅尽展其学，向秦孝公详细阐述了如何使秦国富强的道理，以及秦国现在存在的弊端，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改革，等等。彼此问答，接连三天三夜，君臣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融洽。于是孝公拜公孙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
由于秦孝公的充分信任，公孙鞅的变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秦孝公封之以商、于之地，故后来公孙鞅即以封地为姓，人称其为商鞅。
以后秦国的历代君主都坚持商鞅的新法，秦国很快富强起来，与东方的齐国一道，成为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游说之士奔走于各国，摇唇鼓舌，纷呈说辞，掀起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战。人们把这批游说之士叫做纵横家，把他们的游说谋略叫做纵横之术。联合各弱小国家以对抗一个强大的国家，叫做合纵。臣服于一个强国以攻打别的弱小国家，叫做连横。合纵进攻的对象主要是齐、秦两个国家。连横则以齐、秦为中心，战国后期主要是以秦国为中心。
过去有关战国纵横家的事迹，记载得最多的是关于苏秦和张仪在各国间的游说，并把二人说成是同时代的人，二人的游说针锋相对，由此衍生出许多精彩的故事。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该书记载了大量纵横家的事迹。该书表明，苏秦死于张仪之后，其主要政治活动也比张仪要晚。从该书的记载来看，最早发起合纵的是魏国的公孙衍，最早游说连横的是秦国的张仪。后来游说合纵的重要人物有苏秦、李兑等。
公孙衍原本是魏国人，做过秦国的大良造，因与张仪不合，被秦王免职，后又回到魏国，担任过将军和丞相。当时魏、韩等国经常遭受秦国的进攻。为了联合东方各国共同抵御秦国，公孙衍发起了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共同称王的活动，组织合纵抗秦。为了离间五国的联盟，张仪离开秦国，来到魏国，得到魏王的重用，被任命为相。他企图破坏公孙衍的合纵，让魏国与秦国连横。由于张仪的破坏，公孙衍发动的五国合纵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公孙衍离开魏国后，到齐、燕、赵、中山、韩等国去游说合纵抗秦，这五个国家都采纳了他的主张，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都任他为相。不久张仪的阴谋败露，魏国把他驱逐回秦国。在五国的支持下，魏国又重新任命公孙衍为相。公元前318年，在公孙衍的发动下，魏、赵、韩、中山、燕五国合纵攻秦，楚国担任合纵长。五国联军进至函谷关，但在秦军的打击下，联军败退，这次合纵就失败了。这是战国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合纵与连横的斗争。孟子曾经这样评价公孙衍和张仪的外交活动：“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张仪回到秦国又做了相。秦国想攻打齐国，但齐国与楚国联盟，共同对付秦国，使秦国不敢贸然行动。张仪向秦王建议，由他亲自去楚国拆散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张仪来到楚国，对楚怀王说：“大王若能闭关绝齐，秦王将把商、于六百里地献给楚国。这样一来，大王西与秦国结好，同时又削弱了齐国，还能得到六百里的土地，一举而得三利，大王何不行之？”楚怀王一听有这么多好处，就很高兴地答应了。楚国的大臣们都很高兴，纷纷祝贺楚王，唯有陈轸向楚王致哀。楚王很生气，问他这是为何。陈轸说：“我看商、于之地不仅得不到，齐国还会与秦国和好，齐、秦联合必然对楚国构成祸患。秦国之所以看重楚国，就在于齐楚联盟，我若闭关绝齐，齐国必然与秦国结盟，这样楚国就孤立了。到那时，秦国怎么会给孤立的楚国六百里土地呢？北绝交于齐，西生患于秦，两国都来攻楚，楚国就危险了。大王何不表面上与齐国绝交，暗地里又和齐国结盟，派使者随张仪到秦国，如果秦国给地，再同齐国绝交也不晚。秦国如果不给地，就暗地里和齐国计划谋秦。”
应该说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两全之策。但是楚怀王贪图小利，全然不听陈轸的建议，与齐国断绝了关系。随后楚王就派使者随张仪到秦国去接受土地。张仪一回到秦国，就假装坠车，借口脚受伤而三个月不上朝。楚王认为秦国以为楚国和齐国断交不彻底，于是就派了一位勇士到齐国去大骂齐王，齐王十分生气，就与楚国彻底绝交，与秦国和好。这时候张仪上朝了，楚国使者求见他，他故作惊讶地说：“您怎么还没回国呀！”使者说：“您还没有给楚国六百里土地呢！”张仪说：“什么六百里？我给楚王说的是我自己的封邑六里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