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
作者：秦学颀
内容简介：
说到权术，在人们的脑海中立即就会闪现出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等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词语。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舞台上，白脸曹操以及足智多谋、彻天透地的诸葛亮简直就成了权术的代表和化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的智谋近乎于奸，而诸葛亮的智谋则近乎于神。
可见中国人对于权术人物及其事迹是喜闻乐见的。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权术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但它又总是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被采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权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正文
前言
说到权术，在人们的脑海中立即就会闪现出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等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词语。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舞台上，白脸曹操以及足智多谋、彻天透地的诸葛亮简直就成了权术的代表和化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的智谋近乎于奸，而诸葛亮的智谋则近乎于神。但无论是曹操还是诸葛亮，都是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智谋人物。在中国的文学、戏剧舞台以及各种艺术作品中，他们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可见中国人对于权术人物及其事迹是喜闻乐见的。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权术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但它又总是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被采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权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反思传统的政治文化，就不能不接触权术、研究权术。
历代研究权术的著作非常丰富。春秋战国是研究权术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在先秦的诸子中，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都比较重视对权术的研究。这一时期关于权术的著作主要有《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孙子兵法》主要从兵家的角度提出了战争中的种种权术和谋略；《韩非子》是先秦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一部著作，它论述了集法、术、势为一体的统治理论；《鬼谷子》则是一部专门研究纵横家权术的著作。东汉有《越绝书》，该书主要叙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之事，其中大量篇幅叙述勾践归国后为雪会稽之耻，采纳和实行计倪和范蠡的谋略，故人们多认为这是一部“复仇之书”，“多阴谋秘计”陈桥驿：《点校本〈越绝书〉序》……初唐有赵蕤的《长短经》，评议古今权谋，特别着眼于三国时期的权谋。至明代有冯梦龙的《古今谈概》、《智囊补》，搜罗历代的权术谋略。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乃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作者以一支生花的妙笔，展现了东汉末年以来几十年间的兴灭，生动地描绘了惊心动魄、千姿百态的谋略，蕴涵文韬武略，凝聚大智大勇，发谋略之指要，直可压倒群书。清初学者毛宗岗又以锦心绣口，揭示其奇及何以为奇。
历代对于权术的评价，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其一，权术是政治无道的产物，天下有道、政通人和，则权术不行；天下无道、沧海横流，则权术大行于世。特别是儒家学者，主张以仁义治国，所以基本上是反对权术的，对权谋、权术深致贬词。荀子就讲过：“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其二，权术是在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之外的权变措施，是“圣人忧道之深谋”。当道德教化不可行之时，当礼仪废止、刑名无威之时，就可代之以权术。因此权术只是权宜之计，就像甲胄一样，只能在御寇时穿戴而不能常服。其三，行使权术必须符合封建政治的原则，有利于国家和社稷，“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唐孟氏注：《孙子兵法·计篇》……如果佞人行使权术为身为家，那就应该坚决反对。其四，法家则公开宣扬、鼓吹权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们特别强调权术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臣民的基本手段和方法，甚至公然主张使用卑劣的阴谋诡计。
何谓权术？权，本义是指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秤杆为衡，秤锤为权，故把称量物体叫权衡。世界上没有哪一样事物不可以权，天可权，地可权，人可权。管子认为，时令是宇宙的权，财富是大地的权，威力是人的权，政令是君主的权《管子·山权数篇》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谁拥有了这些东西，谁就掌握了权，所以权又引申为权力。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就是国家政治权力。拥有了国家政权，就获得了对土地与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以及对民众的统治权。权的另一个含义是权变。《说文解字》曰：“反常曰权。”《春秋公羊传》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春秋公羊传》之“桓公十一年”。“经”是永恒不变的原则，“权”就是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而采取的临时的机变措施，所以权又有变通之义。术即方法、谋略。由此我们就可以为权术下一个定义：权术就是为了获取、巩固政治权力所采取的谋略。“自五帝既降，舍机权而治天下者，未之有也。”冯用之：《权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定而天下治。”《太平御览》卷三九○引申不害语。“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冯梦龙：《增补智囊补》。这些议论表明，权术与中国传统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同者，大都认识到权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权术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屡屡被采用，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君主集权专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是一个单一化的政治等级权力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最高的主宰权力。君主不仅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而且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人身统属权，他可以随意处置他的臣民。此外，在这一权力结构中，也缺乏纵向的分权机制。也就是说，君主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不容许其他任何人染指。因而在这一权力结构中的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就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强权与服从的关系。
中国古代集权专制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我国古代的君主一般是通过世袭而获得皇位的，而且也制定了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但是在实际上，皇族内部在权力的兴替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皇权权威极大地诱发了皇族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皇族的成员常常觊觎皇位，并由此衍生出层出不穷的宫廷政变，子弑父、弟杀兄者有之，兄篡弟、叔伯篡侄子者有之。除了皇族，其他的社会集团也觊觎皇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士大夫官僚集团。皇族与这些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同利益的或明或暗的矛盾冲突。历代宫廷政变的主角有很多都是来自这些集团中的人物。由于政变的非法性，所以他们大都在政变中采用阴谋权术，而在政变以后把自己打扮成应天承命的化身，把被夺位者丑化为万劫不复的罪孽。
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还表现在官吏的升迁上。历代王朝虽然都制定了关于官吏的任免、考课、奖惩的制度，但是，君主对官吏的任免、升降、黜陟，往往不按制度办事，仅凭一己之私欲和好恶。能得到君主之欢心者，可以获得超乎常规的擢拔，“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如果不符合帝王的心愿，哪怕没有过失，也会无端地被贬黜。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的科举考试，本该吴情得状元，但嘉靖皇帝看了吴情的名字，心中顿然不快：“无情”怎么得状元！当时正打雷下雨，嘉靖皇帝忽然看到一名考生名叫雷鸣，他认为这是一个吉兆，一时兴起，遂点为状元。在封建社会中，像嘉靖皇帝这样不依法办事，凭一己之好恶，随心所欲地任命官吏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正是这种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给那些觊觎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他们极尽玩弄阴谋权术之能事，专门去讨皇帝的欢心，一旦得宠，便可抱紫握珠，跻身公卿。
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必然造成官僚权力基础的不稳定性，政治权力具有短暂性和脆弱性的特点。而这种情况正是君主为巩固皇权而造成的。对官吏委任如流，调动无常，使他们经常处于流动不停的状态，就不能构成威胁皇权的权力基础。这是皇权限制朝臣权力过度膨胀的策略。特别是一场政治斗争以后，往往会造成朝廷官僚队伍的大换班。东汉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密谋诛杀专擅朝政的梁冀以后，与梁冀有连带关系的朝廷内外公卿大臣、列校、刺史等大小官吏三百余人，或被诛戮，或被黜免，朝廷为之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宦海险恶，仕途莫测。“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后汉书·朱浮传》。官吏们深感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为了保住权势富贵，不惜用各种权术去侍奉君主，去应付君主随时降临的雷霆般的震怒和诛杀。权力基础的不稳定性还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频繁的、无休止的权力再分配，而这种权力再分配往往充满了极其残酷的斗争。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得势者升官晋爵，恩宠有加；失势者大权旁落，横遭祸殃。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以权术纵横捭阖，乃是在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一种重要的手段。
权术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是机变诡诈、奇谲非常，即所谓“阴谋”。“阴谋”者，密室策划，秘而不宣，深藏不露，突然发起，防不胜防，如历代的政变、兵变和交战中的密计等。当然，权术除了“阴谋”，也还有“阳谋”的一面，比较突出的，如汉代以来由尚书台、中书省、门下省的设立所导致的历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它们最初都是君主为控制臣下而采取的临时的权略，后来逐渐演变发展成为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术分为君主驭臣之术、人臣事君之术、与国伐交之术、官场交接之术等几种类型。君主驭臣之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历史上的权术基本上是围绕着皇权而展开的。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包括机构术、用人之术和阴谋权术三个方面。人臣事君之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汉代学者刘向在《说苑》中把人臣分为“六正”、“六邪”两类，共十二种。“六正”之臣：一曰圣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二曰良臣，“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三曰忠臣，“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四曰智臣，“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五曰贞臣，“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六曰直臣，“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而言主之过失”。“六邪”之臣：一曰具臣，“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代浮沉，左右观望”；二曰谀臣，“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三曰奸臣，“内实险谲，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四曰谗臣，“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五曰贼臣，“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六曰亡国之臣，“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他认为，人臣事君，应当行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这样就可以“上安而下理，生则见乐，死则见思”《贞观政要·择官》……本书就包含了这“六正”、“六邪”之臣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条件下的事君之道。中国有大一统的时期，也有列国分裂的时期，各国为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而相互展开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斗争。其间权术的运用也异彩纷呈，使人眼花缭乱。另外，本书也精选了两个民国政治风云人物的权术运用章节，一并呈读者。至于官场交接之术，本书著者再三考虑，决定不纳入写作的范围，其原因有必要在这里交代一下。
古代把同朝为官者称做同僚或同寅。在古代许多官箴中都极力强调：“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宋）吕本中：《官箴》。相互之间应该和衷共济，输诚持正，以道义相勉；同寅相交要淡如水，不可过于亲昵，更不应该自立崖岸，贪竞猜疑。在几千年的官场之中，也确实有不少以国事民生为务的好官，他们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热切愿望，力图干一番事业；他们注重名节和操守，不蝇营狗苟，清正廉洁，公忠体国。但是，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对权力的崇拜导致人们不遗余力地去追逐权力。权力是获得财富的基础或首要条件，“以权力致富贵”，至少从汉代以来就是这样了。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丧失了权力就丧失了一切。另外，个人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形成约束权力的机制，无论是权力的获得还是权力的丢失、剥夺，都缺乏有效的程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从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官场阴暗面要多于光明面。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为了保住已有的权势，他们或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或设置陷阱，置人于死地；或阳奉阴违，翻云覆雨；或小题大做，无限上纲；甚至出卖人格，阿谀奉承，巴结投靠，摇尾乞怜，献媚邀宠，不惜吮痈舐痔，颂屁尝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其权术的运用老辣、纯熟、精练而又极其丑陋，作者每每看到这些材料，都非常恶心，难于下笔。这些权术无任何价值可言，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腐臭的一堆垃圾。为了不污染读者的耳目，作者也就把它们丢进历史的垃圾箱里了。
第一章 君主驭臣之术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历经了几十个王朝。有的世系绵长，享国数百年；有的命祚短促，政权播迁，转如飞蓬。朝代的变革，岁月的流逝，铭刻着无数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也记载了不少野心家的贪残暴虐。中国几千年来的统治权术，乃是集权专制体制的产物。两千多年来，君主集权专制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点。国王、君主、皇帝，这些唯我独尊的“真龙天子”，据说是天帝派到人间代天行道，统治万方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对君主权力的颂赞之词。君主身处巍峨森严的九重宫阙，高居于龙廷玉阶之上，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俯视着臣民，百官大臣则匍匐在龙廷玉阶之下，怀着惴惴不安的惶恐和谦卑恭顺，战战兢兢地领受着君主的浩荡龙恩或雷霆般的震怒和诛杀。
在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拥有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独占权，对百官大臣拥有生杀予夺的主宰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的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统治既然是以权力为基础，那么如何维系、巩固权力，就成为统治的核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维系、巩固统治，除了运用一整套国家机器、典章制度及伦理道德，还必须讲究统治艺术。就统治术的角度而言，统治乃是一门特殊的艺术，是一门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并使之正常运转的艺术，是一种维系个人权力并运用权力的艺术。简而言之，统治就是运用权力、强化权力的活动。因此，统治与权力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子，统治就是行使权力的过程，没有权力，也就谈不上统治。
中国传统最高的权力就是皇权。从统治的角度来讲，皇权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家族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对全社会实施政治统治；君主的行为能使社会成员的行为发生改变，使社会成员按其意志行事；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强制性的控制，使臣民服从君主的意志，实现君主的愿望。因此，凡是那些能够有效地行使皇权，并凭借着权力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君主，大多是能够熟练地运用统治权术的权谋大师。
在中国古代君主的统治术中，驭臣之术占有重要的地位。君主的集权专制，主要就是针对百官大臣的，即把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历代君主都信奉这样一个信条：对于皇权的威胁，既不是来自盗寇，也不是来自外部的侵略，而主要是来自臣下。防备盗寇可以高筑城郭，关闭门闾，而臣下弑君夺取国家政权，危险就在身边。来自外部的侵略乃是手足之癣，而大臣的侵权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国君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臣下，必须用权术驾驭臣下。纵观历代君主的驭臣之术，其花样之繁多，手段之卑鄙，技巧之圆滑老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这一厚重的黑幕，看一看历代的君主是如何运用权术驾驭臣下的。
对于君主来说，权位与权势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操权任势、独断决事是君主重要的统治术，凭借着它，国君就可以驾驭群臣，实行统治。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韩非也指出：“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管子·七臣七主》。韩非曾把国家比喻为君主的马车，而权势就是拉车的马。国君控制了马，就能使马车安然无恙。
国君的权势可以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自然之势”是国君由世袭制继承而来的权势。在世袭制家天下的时代，这种“自然之势”并不是由继承者的个人能力获得的，而是先天决定的。即使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人，甚至一个白痴，皆可由继承而登上国君的宝座，行使国君的权力。当然，一个平庸的国君所获得的这种“自然之势”很容易被权臣攘夺，而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这时国君的性命就难保了。因此，国君要有效地行使权力，治理国家，不能简单地依靠这种“自然之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运用各种手法树立自己的权威，牢固地把握住权势，使臣下感到震慑，不得不服从你的统治。霍光废除昌邑王后，拥立汉武帝的曾孙、被废弃而流落民间的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在民间时就已知道霍光的权势，初即位时，每每与霍光在一起，都感觉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但汉宣帝毕竟不是平庸之辈，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终于把“自然之势”变成了“人为之势”，最后剪除了霍氏势力。
韩非曾这样说过：“英明的君主，就在于使天下人不得不服从自己。民众不背叛我固然好，但更重要的是民众不能背叛我；民众不欺骗我固然好，但民众不能欺骗我更为重要。”据说秦襄公生病，百姓杀牛为他祈祷。臣下拜贺襄公，称颂他是爱民的圣君，胜过尧舜，因而才受到人民的爱戴。可是秦襄公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下令斥责该地的甲正和伍老不该杀牛，并处以罚款。臣下不理解，问襄公何以如此。他回答说：“民众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由于我爱他们，而是由于我大权在握，位尊势重。如果我放弃权势而予民恩惠，万一我无恩于民，民众就不愿为我办事了。”这可以说是封建最高统治者迷恋权势最经典的言论了。战国时期各国君主都有一股虎虎生气，他们对自己的统治充满了信心，他们毫不掩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害冲突，法家就是在公开解释这种利害冲突的基础上，从而提出了一整套驾驭群臣的统治术的。后来的统治者虽然在实际上接受了这套理论，实行了这套权术，但他们再也不敢公开表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害冲突了。
国君对国家大权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对国家大事具有最高的决策权和最后的决断权。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国君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之大权于一身，君主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不可更改。当然，君主独断不是说可以不听臣下的意见，不是说对事事都自作聪明。凡是自以为是的君主，看似能独断，但往往为奸佞之臣所利用，结果大权旁落还不知道。因此，国君要真正地控制国家大权，在治理国政时，首先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将臣下的意见加以比较，然后作出自己的裁决，只有这样的“独断”才能真正有效地实行统治。如果君主在众臣的意见面前缺乏判断力，缺乏裁决的能力和决心，优柔寡断，毫无主见，自然就会权柄下移；如果自予自雄，刚愎自用，文过饰非，拒绝纳谏，独断专行，当然也不能实行真正有效的统治。另外，在决断以前的“兼听”时，要深藏不露，不动声色，不能让臣下揣摩出自己的意向，这样才不会被臣下钻空子。
君主知人善任，使所任之人能竭尽忠诚，固然很重要，但对于君主来说，却不能纯粹依赖于臣僚的忠诚，不能完全靠仁义、道德等伦理规范去约束臣下。臣僚除了应该具有对君主的忠诚，还要有处理政务的才能。而其才能的高低、政绩的好坏，也要有客观的标准。君主必须根据这些标准，运用各种方法，对臣下的政绩进行考课，加强对臣下的监督，做到官无废职、任无废人。
根据事务的性质和类型而设官分职，不仅具有管理国家、推动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功能，同时也是君主加强统治、维护权力的重要手段。在政治学中，这种统治术名为“机构术”，而对官吏的督察考课，则是机构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统治术的角度看，君主加强对臣下的督察考课有如下三大优点：第一，可以奖掖拔擢贤能而黜退佞巧不肖之人，使能者在官，贤者任职，优化官僚队伍；第二，可以督促官吏勤于政事，免除怠惰，提高行政效率；第三，可以严格控制臣下的行为，使他们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
君主任用官吏，让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使其拥有处理政务的相应权力，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同时也享受相应的俸禄，做到职、权、责、利的统一。但是，臣下的职权是有限的，是有一定范围的，决不允许超越职权。对于君主来说，通过督察考课，循名责实，以控制臣下，使其严格遵守自己的职分，做到“治不逾官”，是非常重要的。韩非曾说，臣下向君主陈述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君主根据他的建议而授予相应的职事，以其职事考察其绩效。功劳符合政事，就予以奖赏；功劳不符合政事，言过其实，就予以处罚。罚功小者，并非罚其功小，而是罚其功劳不符合实际。群臣言功劳小而实际功劳大也要受罚，并非不高兴大功，而是认为臣下说话留有余地，其危害超过了大功，所以也要罚。有一次，韩昭侯喝醉了酒，便和衣而睡。掌管冠冕的侍从怕君主受凉，就取了一件衣服披在他的身上。昭侯一觉醒来，见身上披着衣服，心里很是高兴，便问左右是谁做的，左右回答说是典冠侍从。韩昭侯听了，却下令将典衣和典冠的两个侍从都予以处罚。处罚典衣人，是因为他失职；处罚典冠人，是因为他超越了职守。这一故事的历史真实性虽然值得怀疑，但它形象地说明了“治不逾官”这一行政管理学的原理。韩非评论说，昭侯并非不怕寒，而是认为侵官之害更甚于寒。所以君主驾驭臣下，要严禁他们越权逾职去立功，不能说话不恰当。超越职守就处死，言论不当就判罪。如果各人恪守职责，所说的话忠实可信，这样就可以避免群臣朋党为奸了。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考课，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据《尚书》的记载，尧舜治理天下，对诸侯百官实行“三载考绩”，命诸侯定期向朝廷奏告其施政纲领，然后朝廷根据诸侯的奏告考察其绩效，绩效好的赏赐车马服饰。战国时期，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上计”制度，对地方各级官吏进行年终考核。“上计”制把官吏的职责与利益连接在一起，以其业绩作为官员升降的标准，这可以说是古代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汉武帝时，又命令刺史根据六条诏令督察州郡。汉元帝时，易学大师京房拟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考功课吏法》《汉书·京房传》……魏明帝时，刘劭作《都官考课》，共计72条《三国志·魏书·刘邵传》。唐朝贞观年间，也制定了《考课之法》，提出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课标准：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七曰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八曰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九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十曰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克业，为学官之最；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军将之最；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者，为方术之最；二十四曰检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尘弗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边境清肃，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考课标准的确立，有利于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使他们各负其责，完成好本职工作。为了保证考课标准的严格执行，防止作弊，唐朝政府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规定一旦发现作弊事件，便对主考官员以渎职论处。如唐朝的法律规定：“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唐律疏议》卷九《职官制》。
根据考察的结果，把官吏的政绩分成若干等级，然后以此为依据对官吏进行赏罚，有功者给予奖赏，有过失者予以处罚，触犯刑法者予以严惩。刑赏是使督察考课得以发挥作用的可靠保证，没有刑赏，督察考课就毫无意义。因此，对于君主来说，刑赏是他们维持统治、驾驭群臣不可缺少的两大权柄。如果运用得好，即使空悬小利，也足以劝善；虚设轻威，也可以惩奸。
如何运用这两大权柄呢？第一，赏罚要公正平允，不能因人而异。有功劳，虽然是疏远的人、仇人或卑贱的人，也不吝惜赏赐；有过失，即使是至亲至贵，也决不宽贷。在这方面，唐太宗堪称典范。他即位之初，实行计功行赏，把叔父李神通排除在一等功臣之外，位居房玄龄、杜如晦之下。李神通非常不满，就以宗室亲贵和太原首义的勋劳与房、杜争功。唐太宗公正无私，当着他的面列举他的过失，批评他既无将才，又无功于国，反而挟亲贵以邀功赏，驳得李神通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得位列于房、杜之下。第二，赏罚要诚实无欺，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如果制定了赏罚条例而又不能兑现，久而久之，君主就会失去威信，结果大权旁落。汉章帝对皇后之兄窦宪骄奢违制的种种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当他知道窦宪强夺沁水公主园田之事后，也仅仅是把窦宪痛骂了一顿，而不治其罪。北宋司马光批评章帝说：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善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资治通鉴》卷四六。
第三，要赏罚分明，功罪相当，以杜绝臣下的侥幸心理。如果有功者非但不得赏赐，反遭贬黜，而平庸者却得厚赏博封，甚至有罪者竟加官晋爵，这样一来，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就会造成群臣因循苟且，冒滥贪功，巧佞贪黩者竞进，公忠正直者被黜抑，国政就不堪设想了。齐威王时有两个著名的大夫，一个是阿城大夫，一个是即墨大夫。满朝的人都称赞阿城大夫、贬斥即墨大夫。齐威王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派人到两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结果情况正好相反。齐威王掌握了情况后，就把两位大夫召到朝廷，当着朝廷大臣的面，表扬了公忠体国、勤于吏治的即墨大夫，而把政绩极坏却虚报成绩、贿赂朝中大臣的阿城大夫烹杀了。这一处置结果对朝廷内外的大臣震动很大，对于整饬齐国的官场风气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第四，赏罚要不避亲疏，即使是皇亲国戚，犯法者同样要严惩不贷；有功绩，哪怕是与他有冤仇，也要论功行赏。在这方面，唐高宗是做得比较好的。他的叔父江夏郡王李道宗，过去给王朝立下过战功，但是他犯了法，同样被法办。宰相高士廉是唐太宗的亲戚，也因犯法和扣押大臣给皇帝的信而被降级，贬为安州都督。第五，出现冤假错案要及时予以纠正，平反冤狱。特别是对于那些栽赃陷害的坏人，要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以保护好人。
古代君主获得君位，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靠武力夺取；二是从家族继承；三是由政变获取。但不论是哪一种途径，有了君位不一定就有了相应的权威。权威是树立起来的。古代帝王为了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都要虚构一套君权神授的神话，这是最早、最普遍采用的手法。商朝早期就流传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的传说，周王室的始祖弃据说也是其母“履大人足”《史记·周本纪》。而生的圣人。如果说先秦时期这样的神话还透露出对自己种族起源的朦胧的猜测的话，那么秦汉以后的类似神话就完全是统治者的编造了。最早编造这一神话的皇帝恐怕要数汉高祖刘邦了。据说刘邦是其母亲与天龙交合所生。后来高祖起义反秦，在路途曾斩杀一条白蛇。一位老太太哭着说：我的儿子是天上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斩杀了。因此刘邦当皇帝是承受天命，君权神授，谁敢不服从，就是违背天命。此后的开国君主大都要制造出类似的神话，树立自己的权威。武则天为了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借用佛教为自己大树权威。在她还是皇后时，就曾用自己的脂粉钱在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内修建了一座卢舍那佛，该佛像就是以她为模特儿的。690年，在她的授意下，僧法明等10人伪造了一部《大云经》，共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生，当取代李唐皇帝为天子。武则天向天下颁布《大云经》，下令所有的州郡都建大云寺。紧接而来的，便是唐睿宗等6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经过一番推辞，最后表示“顺从民意”，宣布改唐为周，定称号为圣神皇帝。
古代帝王在鼓吹“君权神授”的神话中，“五德终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理论。“五德终始”的理论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首先提出来的。上古时期，人们从宇宙的物质中抽象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叫“五行”。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五种元素演变而来。五行具有两种性质：五行相克和五行相生，五行相克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生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把这种早期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物质观引入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认为每个王朝代表五行中的一行，后来的王朝取代前一个王朝是按照五行相克的规律发展的，如夏属于木德，商灭夏，商就为金德；周灭商，周就为火德；后来取代周的新王朝必为水德。这一理论在当时非常流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即根据邹衍的这一理论，认为自己属于水德，所以一切法律制度都按水德的性质来安排。西汉建立后，在五德的属性上曾经过多次改变，汉武帝最后确定为水德。王莽是通过禅让的方式取代汉朝的，所以他对五德的理论进行了修改，把五德相克改为五德相生，并重新安排了历代王朝的德性。按照这一排定，王莽新朝属于土德。刘秀重建汉朝后，把本朝定位为火德。此后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天上每每都要显现出一些与新的五德相符合的祥瑞，证明这个王朝的建立乃是天命所归。新王朝便据此确定自己的五德属性，并制定出一整套与五德属性相符合的制度。
在古代帝王的统治术中，有一种名为“无为而治”的权术，主要表现为深藏不露、诡诈多变。这就是道家和法家所极力称道的帝王南面君人之术。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政治哲学，主要是说统治者应尽量克制欲望，不要劳民扰民，对政事少干预，顺其自然，垂拱而治，这样做就会收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使社会得到大治。后来，他们进一步把这一原则用在君臣关系方面，于是便发展成一套颇具特色的帝王权术学。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无为而无不为’、‘后其身而身先’，此乃完全在人事利害得失上着眼，完全在应付权谋上打算也。”钱穆：《庄老通辨》卷中《道家政治思想考》。马来西亚大学的郑良树先生也认为“无不为”是权谋之术。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大概《韩非子》在解释《老子》、利用《老子》之际，于老子‘无为’思想别有会心的了解，乃创立‘人君无为，臣下无不为’的政治法术。后人不察，竟以此权谋法术加在老子朴素的哲学上。”郑良树：《论帛书本老子》，《竹简帛书论文集》。
这一帝王权术的内容，首先是指君主不要亲自处理政务，而是指挥臣下干一切事情，使自己处在虚静无为的地位，垂拱而治。君主逞能恃才，事必躬亲，其实并不表明君主的聪明，反倒表现出君主的无本事和低能。法家认为，如果人君亲自处理一切政务，这是代臣下蒙劳负任，而臣下反而无所事事，享受安逸。这样，君主就把自己降到臣下的地位了。另外，君主处处争先逞能，容易把自己的一切长短优劣都暴露给臣下，而使君主失去主动权，处于被动的尴尬地位。君主的职责是用臣，而不是代臣下办事。君主如果能够像汉高祖那样善于用将，善于任用和指挥天下最有才智的人为其尽力，这才是最高明的统治艺术。韩非说：明君在上行无为之道，群臣在下则竦惧而不敢为非。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思虑，而君主因之以断事，故君之智慧无穷；使贤者贡献才能，君主因而任之，故君之才能无穷；办事有功则君主受贤名，有过则臣下承担罪责，故君之声誉无穷。如此，君主虽不贤，可为贤者之师；君主虽不智，可为智者之准则。能使臣任其劳，而君有其成功，此即君主之常法。为君之道在于使臣下无从观测，无从知晓。君主虚静无为，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见若不见，闻若不闻，知若不知；知其言则验其言行是否一致，每一官职设一人，无令其相互通气，则万物之情尽显。君主要掩盖行迹，隐匿念头，使臣下无从推测；去掉智巧，不显才能，臣下就无从揣度。不泄露意图而考核臣下是否与我一致，谨慎而牢固地执掌权柄。杜绝臣下的欲望，破除臣下的意欲，无使其贪求我之权柄……为君之道，以静退为贵，不亲操事务而知臣下办事之巧拙，不亲自谋虑而知臣下之谋虑是祸是福。（《韩非子·主道》。）韩非的这一段议论把这种“无为而治”的要旨讲得非常明白。在法家眼里，无为之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一种特殊手段。这一权术的特点就在于：君主在驾驭臣下时，要处在虚、静的地位，以虚制实，以静制动，大智若愚，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这一权术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君主要深居简出，神出鬼没，隐蔽自己的行踪，使自己在臣下的心目中充满着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会对臣下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在这方面秦始皇最为典型。他经常变换居住的宫室，严禁侍从把他的言行透露给大臣。侍从违令，泄露了他的行踪，就要被处死。汉武帝经常潜游离馆，外朝官难以面见帝王，凡请奏机宜，多由宦官充任，这就增强了汉武帝的神秘性。明世宗十几年不见大臣，有一次，他在内廷召见大臣，几位大臣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世宗听了汇报后，感到不满，哼了一声，一位大臣当即吓得屎尿失禁，秽气熏天，被内侍拖出了内廷。
其二，君主对任何事情都不要事先表态，不要流露出自己的意向。只要君主有任何意向性的表示，臣下都会钻空子，或乘机使诈，这样一来，人主就难免受到迷惑。君主应该尽量让臣下发表意见，让他们尽力去做，自己则冷眼旁观，不露声色，不置可否，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这就是韩非所主张的“虚静无事，以暗观疵”之术。
其三，君主不要显示自己的欲望，不要随便表示自己的好恶。韩非说，君主不要显示自己的欲望，若君主显示出欲望，臣下将千方百计满足君主的欲望以献媚；君主不要暴露心意，若君主暴露心意，臣下将显示其异能以投其所好。所以君主能隐蔽好恶之情，臣下就能现出本质。臣下总是要千方百计地伺察君主的欲望和好恶，然后投其所好，设诱饵以钓之。据说，燕昭王爱说梦话，为了不把自己的心思泄露给侍从，经常独寝一室。
其四，用权术参验群臣，以察奸邪。韩非对君主参验臣下的权术列举得非常详细，其大意是：参听众人之言，以知其是否忠诚；改易臣下任职之地及其职位，以观其实际才能；根据现有的事实推测审查其隐私隐情，举其往事以知其现状；通过亲昵之人而探其内情；以诡谲之道而使之，以杜绝其渎慢行为；故意说错话、说反话、做错事，试探所怀疑的人，以得奸情；派间谍监视、伺察专任之臣；扬言欲做某事，以察奸人动静；故意显示意欲好恶，以观察人臣的正直或谄谀；臣下结成朋党，则从中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使其内部争斗，以散其党羽；详尽掌握一事的原委细节，以惊惧臣下之心，等等。隋文帝就曾派人向官吏行贿，凡接受贿赂者皆处以重刑。唐太宗为了考察官吏是否廉洁，也密使左右向掌管全国关卡通行以及赋税事务的司农令史行贿。该人受绢一匹，就以贿赂之罪杀之。宋太宗即位之初，为了考察臣下处理刑事案件是否公正，用权威镇服臣下，令侍从用自己的佩刀杀死一个在富户门前无理取闹的乞丐，然后弃刀而去。案件上报朝廷，太宗下令严加搜查，务必缉拿凶犯。官府以刀为证据而判该富户犯有杀人罪。刑官将审理结果上奏朝廷，太宗问：“该犯服其罪吗？”刑官答曰：“服矣。”太宗令献上刀来，又叫内侍取来自己的刀鞘，对刑官说：“此为朕所佩之刀，乞丐实为朕使人所杀，你如何冤枉好人？”《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太宗》。满朝文武大臣始知太宗治臣有术。
其五，君主驾驭臣下要诡诈多变，出其不意，使其防不胜防，因而不得不慑服于君主的威势。楚汉战争时，张耳、韩信统帅汉军救赵。一天早晨，刘邦带领侍从突然驰入军营。张耳、韩信尚在睡梦之中。刘邦直入其卧室收夺其印信符节，然后才召集众将听令。张耳、韩信从梦中醒来，方知汉王来临，不禁大惊失色。汉王遂命令张耳守赵地，同时拜韩信为相国，全权统兵进攻齐地。刘邦的诡诈之术，就连韩信也佩服之至，由衷地称颂他“善于将将”。
总之，这种“无为之术”，其实质就是如何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愚弄臣下。历代帝王对这套东西非常欣赏，奉为圭臬。他们在统治过程中，无不熟练地运用这些权术，纵横捭阖。就连唐太宗这样一位被历代士大夫奉为至圣至仁的明君，虽然极力主张对臣下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但在其晚年，也多次运用权术驾驭臣下。这是因为在集权专制的封建时代，皇权与其他集团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冲突，皇权的至尊无上和不容染指，决定了君臣关系中存在阴谋权术的必然性。
汉光武帝的这套“柔道”政治后来完全为宋太祖所采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是这套“柔道”政治的最好的运用。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后，先后击溃了后周残余势力李筠和李重进的反叛，基本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随后，宋太祖就着手考虑如何革除五代时期骄兵悍将任意废立主上的弊端，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既然是通过兵变夺取政权的，因而对手下那班参与兵变的功臣们总是心有余悸，时时怀有警惕之心。他有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虽然是针对南唐政权而言的，却也把他对功臣的戒备之心表露得淋漓尽致。对南唐可以用武力征伐，但对手下的开国元勋则不能采用同样的手法。深谙机谋的宋太祖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赵匡胤在后周时曾任殿前都点检。他利用社会上流行的“点检作天子”的民谣，发动陈桥兵变，登基为帝，建立了宋朝。他即位以后，曾任命自己的莫逆之交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但他一想到“点检作天子”的民谣，心里就很不自在，于是不久就调慕容延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并乘机撤销殿前都点检一职，将统领禁军的大权收归自己掌握。一天，太祖召见谋臣赵普，询问治国的良策，他说：“自唐朝末年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先后改换了八个姓氏，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呢？朕想使国家摆脱战争，达到长治久安，不知你有何良策？”赵普回答道：“陛下深谋远虑，提出这一问题，此乃天地人神之福也。唐末以来皇祚数移，兵革不休，战乱频仍，根本原因就在于方镇势力太大，君弱臣强。现在要革除这一弊端，唯有削夺方镇的权力，限制他们的财力，收编他们的精兵，这样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当时，宋太祖的心腹大将石守信、王审琦等因拥立之功而执掌中央禁军。宋太祖对这几位心腹大臣同样极不放心，唯恐他们故技重演，唆使部下黄袍加身，将自己取而代之，于是他决心削去石守信等人的兵权。
这一天，太祖晚朝，国事已毕，太祖对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几位领兵大帅说：“爱卿等留步，朕今晚在便殿设宴，与卿等共赏明月，尽君臣之欢。”几位节度使受宠若惊，欣然入席，君臣围案而坐，觥筹交错，接杯换盏，说不尽的奇珍异味、琼浆佳肴。太祖满面春风，尽情畅饮，谈古说今，海阔天空，兴致极高。石守信等人见太祖如此有兴致，也逐渐忘记了君臣礼仪，畅怀豪饮。太祖见时机已到，便借着酒性，突然话锋一转，长叹一声道：“朕若无卿等拥戴，哪有今日。但身为天子，实在不如卿等节度使快活。朕自受禅以来，从未有一夕安眠。”石守信等一听，连忙离座问道：“陛下何忧之有？”太祖又叹了一声，说道：“朕与卿等乃患难之交，不妨直言告诉你们吧。朕时常忧虑这皇帝的宝座是否稳当。”石守信等一听此言，不觉又惊又虑，便伏地叩首道：“陛下何出此言耶？而今天下一统，君臣名分已定，何人敢生异心？”太祖道：“朕知卿等忠心，绝不会背叛朕。但倘若卿等部下贪图荣华富贵，暗中怂恿，一旦发生兵变，黄袍加身，卿等虽不欲为，事到临头，骑虎难下，也难违众意，就像当年陈桥兵变那样。”石守信等人听完太祖的这一番话，才恍然大悟：原来太祖所虑，正是我等手中的兵权。他们长期跟随太祖，深知太祖不仅是一位威武雄豪之人，而且也是一位深谙谋略的权谋大师，更深知他顺者昌、逆者亡的特点。既然太祖话已挑明，如不听从太祖安排，定遭不测之祸。于是石守信等便跪拜于地哭着说：“臣等愚不及此，乞陛下哀怜，指示一条生路。”太祖见这班功臣正如自己预料，如此知趣，心中非常高兴，便说道：“人生匆匆，如白驹过隙，生老病死，实难预料。故生时当多积金银，及时行乐，方不虚度此生，也可造福子孙。卿等不如解去兵权，多买良田美宅，歌童舞女，日夕安乐，颐养天年。朕与卿等约为婚姻，世世亲睦，上下相安，君臣无猜，岂不两全其美？！”石守信等武将见太祖虽然削夺其兵权，却并没有恩断义绝，而是恩赏有加，连忙拜谢于地道：“陛下怜臣等一至于此，正所谓生死而肉骨也。”于是皆大欢喜而散。次日，诸位军帅纷纷上表称疾，请求罢去兵权。宋太祖一一准奏。就这样，宋太祖在杯酒谈笑之中，便巧妙地削夺了这些开国元勋对禁军的统领权。
宋太祖解除了石守信等人对禁军的统领权后，又开始着手解决地方节度使的问题。于是他故伎重演，召永兴节度使王彦超、安远节度使白重赞、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璋等同时如朝，赐宴后花园。当酒宴正浓时，太祖举杯对这些节度使说：“卿等皆国家旧臣，长期镇守边镇，风沙雪雨，辛苦至极，此非朕优礼贤臣之本意。朕今召卿等归朝，欲使卿等安享富贵，不知诸位意下如何？”说者有意，听者有心，王彦超立即品出了太祖这番话的真实用意，立即离席跪奏道：“臣素乏功劳，蒙圣上恩宠，叨占节度使重职。今已年老腐朽，请准老臣解甲归田，以享天年。”太祖见王彦超对自己的意旨心领神会，非常高兴，大大夸奖了他一番，并予以恩赏。谁知节度使中有一位名叫武行德的人，为人耿直，且不懂人情练达，他居然不明白太祖的用意，反而以为太祖真的抚劳边镇，于是便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的战功，表白辛苦。太祖冷笑一声，打断他的话，说道：“这些都是前代的故事，也不值得再提起了吧。”武行德自讨没趣，灰溜溜地退了下去。次日，太祖下旨，革去武行德等人的节度使之职，唯有王彦超留任如故。为了从根本上铲除节度使割据一方的弊端，紧接着太祖便采纳赵普的计策，“夺其权柄，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所谓釜底抽薪，使地方节度使完全被架空，有名无实，丧失了与中央对抗的实力。
节度使虽然被剥夺了权力，但军队还得由他们掌握，南征北战更少不了他们。为了进一步控制武将，太祖思来想去，决定对武将采取“用其长技，厚之以财，限之以权，警惕其变”的谋略。公元974年，宋太祖决意征南唐，任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率十万大军南征。为了激励曹彬征战，临行前，太祖特地为他举行壮行宴会。太祖对曹彬说：“江南之事，朕就托付给卿了。切忌暴掠生民。”又亲赐曹彬尚方宝剑一把，说：“十万大军由卿一人节制。凡副将以下不听命者，可先斩后奏。”宴会后，太祖又私下对曹彬说：“卿若攻克江南，活捉李煜，朕定封卿为相。”当时副将潘美在一旁听得仔细，出朝后便向曹彬预祝官运亨通。曹彬早已看透了太祖的用意，便笑着说：“此次出师，上赖祖宗庇护，下靠众将士奋勇拼杀。我虽为统帅，如果有幸获胜，也不敢居功自傲，宰相之职，位极人臣，岂敢觊觎。”潘美说：“天子无戏言，攻下江南，自当加封。”曹彬却不以为然地答道：“攻下江南，还有太原。”潘美仍然似信非信。第二年，曹彬就攻克江南，俘获南唐后主李煜，凯旋回朝，向太祖奏捷。太祖见曹彬果然不负所望，大获全胜，心里十分高兴，但一想起自己对曹彬的许诺，不觉犯难了。他认为宰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任最重，断不能由武将担任。如果拥兵权者为相，军政大权操于一人之手，势必震主凌上。因此决不能封曹彬为相。于是他和颜悦色地对曹彬说：“朕本想任将军为宰相，但而今北汉未平，待将军攻平北汉后，自当加封。”结果正如曹彬所料，太祖果然自食其言，背约失信。潘美与曹彬相视，不觉会心一笑。二人的表情正好被太祖瞧见，便追问原因。潘美便将前次二人所言如实禀报。太祖听后，也颇有内疚之色，便赐曹彬50万钱作为补偿。曹彬退朝后自我解嘲道：“人生何必做宰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而已。”
历史上那些以非常手段夺取政权的人，他们往往对自己的统治能否巩固特别关注，深恐别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夺走他们的政权。靠政变上台的人特别怕别人对他发动政变，靠施展阴谋手段上台的人必然对别人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些用不正当手段夺取政权的阴谋家，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尽管他们用各种方法掩饰，为自己披上一层又一层合法的外衣，但他们仍害怕不能尽掩天下人的耳目，认为天下不服之人很多，因此产生多疑、猜忌、残忍、歹毒的心理，采取极端手段诛灭那些参加夺权的知情者。雍正皇帝就是其中之一。
雍正即位为皇帝的真相，虽然至今仍是一桩历史疑案，但据现在所能查阅的文献资料，其舅父隆科多和四川巡抚年羹尧肯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故雍正皇帝刚即位，就对隆、年优宠有加。隆科多被封为公爵，又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雍正帝特下诏称隆科多为“舅舅”，同时又把整个西部的军事大权交给年羹尧执掌。不久年羹尧又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雍正帝封年为一等公爵。故隆、年二人在雍正初年权重位高，远出众臣之上。但雍正帝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隆、年二人以参与夺权密谋而身居高位，这本身就对雍正帝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年羹尧以封疆大吏而手握重兵，日渐骄横，更使雍正帝不能容忍。年羹尧平定青海、西藏以后，奉圣旨班师回京。一路上年大将军抖擞威风，所过之处，凡供帐稍不如意，不论文武官员，轻则捆打，重则砍头示众，一路骚扰到京郊。雍正帝率领百官前往郊外亲迎。文官自尚书、侍郎以下，武官自提督以下，一齐跪下迎接。君臣礼毕，雍正帝传令为年羹尧设宴接风。当时正值六月天气，酷热难当。行幄外数万兵士全身甲胄，挺立在烈日之下，任凭汗流浃背，纹丝不动，军容雄壮而严整。雍正皇帝见了，深深叹服年羹尧治军之严。为了表示自己对将士的仁慈厚爱，雍正帝乃令内侍传旨三军，卸甲散队休息，以酒肉犒赏。但圣旨连宣三遍，众将士仍站在原处一动也不动。皇上便对年羹尧说：“天气炎热，大将军可命众军士卸甲休息。”年羹尧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交给内侍，内侍在幄外轻轻一晃，众将士立刻卸下甲胄，悄无声息地退下了。雍正帝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心想：朕三传圣旨，众军士置若罔闻，他只小旗一晃，将士们闻风而动。若将来此人生了异心，造起反来，众军士对他奉命惟谨，如何是好！更何况他直接参与了夺权的密谋。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从此，雍正帝对年羹尧处处小心提防，一心一意要置他于死地。但表面上雍正帝对年羹尧仍然恩宠有加，格外器重。不久，年羹尧向雍正帝辞行，回归陕甘任所。雍正帝想，年羹尧在京都，较容易制服，若回归任所，岂不是放虎归山？但若不放行，势必引起他的怀疑。寻思良久，雍正帝决定还是暂不动他，放年羹尧赴任，待以后寻找时机再作处置。
年羹尧回到陕甘任所以后，雍正帝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仍然对年羹尧恩宠有加，让他全权处理陕甘事务，同时还命他以书信形式秘密参与朝中政务。另一方面却派了很多侦探暗中尾随而去，搜寻年羹尧的不法证据；同时还命令他们在年氏集团中进行分化瓦解，离散其党羽，扶持年的反对势力。年羹尧在雍正皇帝的恩宠下逐渐忘乎所以，专横独断，暴虐无常，杀戮任性，生活上极端奢侈腐化。这样年羹尧就一步步落入了雍正帝为他设置的圈套之中。雍正帝前后收集的年羹尧的不法证据多达92条。这年二月，年羹尧上表，颂扬皇帝“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却把“朝乾夕惕”误书为“朝乾夕阳”。雍正决定以此为借口对年羹尧下手。于是他发出上谕，责备年羹尧不想以“朝乾夕惕”归之于他，说年羹尧是自恃功高，刻意不敬。同时雍正帝又迅速调换川陕官员，将甘肃巡抚胡期恒撤职，遗缺由岳钟琦兼任；调四川巡抚纳秦进京，改派赵坤署理。这样就去掉了年羹尧的亲信，剪除了其势力。不久，雍正帝又传旨，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将他调补杭州将军。这时诸王及大臣料知雍正帝要除掉年氏，纷纷揭发他的不法罪状。于是雍正帝又将年羹尧连降十八级，罚他看守城门。不久即将年逮捕下狱，并勒令其自裁。又将年氏家族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
和年羹尧一样，隆科多帮助雍正帝用权谋夺得了政权，年羹尧功高震主当死，隆科多也难逃厄运。
雍正帝在夺取和巩固皇位的斗争中，隆科多出力甚多，故深得皇上倚重，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赐太保加衔。雍正帝称他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宠荣备至。但雍正帝对年羹尧猜忌时，对隆科多也产生了戒心。隆科多原本在康熙末年就位高禄厚，他为了捞取更大的权力，于是冒着特大的风险把雍正帝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后来隆科多逐渐发觉雍正皇帝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心想现在自己虽然权倾朝野，但地位并不稳固，一旦自己对雍正帝无用，厄运就会降临。因此他在许多事情上都留有后手。雍正帝爱抄家，隆科多早早地就把财产分藏在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结果还是让皇帝知道了，得了个不守人臣本分的罪名。隆科多于是主动提出辞掉步军统领职务，想以此消除雍正帝对自己的猜忌。但是雍正帝哪肯放过他，早在数说年羹尧的罪名时，就把年、隆二人并提，列为植党揽权的奸臣。吏部在议处年羹尧的罪名时，先后提出两个意见，前议过轻，后议过重。雍正帝说如此错乱，一定是隆科多有意扰乱。于是都察院秉承圣旨参奏隆科多庇护年羹尧，于是隆科多被雍正帝削去太保衔。后刑部又上奏，说他贪赃枉法，私受年羹尧等人的金银八百多万两，应当斩决。雍正帝说他才尚可用，免其死罪，革去尚书职，令其前往阿尔泰处理边界事务。隆科多离京赴任不久，议政王大臣复议隆科多私藏玉牒，应拿问治罪。于是隆科多很快就被逮回京城，交由锡保密审。锡保奉旨审讯，指出罪名，责问隆科多。隆科多自知难逃活命，便说：“这等罪案，还是小事，我的罪名远不止此。不过我只是个从犯，还不是首犯。”锡保问：“首犯是谁？”隆科多回答道：“就是当今皇上。”锡保斥骂他诽谤皇上。隆科多说：“你去问问他，哪一件事情不是他命令我去做的。他现在做了皇帝，我自然该死。”最后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四十一大罪状，雍正帝传谕：隆科多免其死罪，永远禁锢；家产免于抄没入官。不久隆科多死于禁所。
雍正帝通过年、隆之狱，清除了权臣，牢牢地控制了军政大权。
三 以臣制臣之术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此后两千多年中，它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就是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它最基本的特点，一是皇帝独裁，二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官僚制度，百官的任免予夺大权完全操于皇帝手中。皇帝处在国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不可侵占、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皇帝之下，则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官吏组成，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实行郡县制。在百官大臣中，丞相掌承天子，总领百官，处理国家政务，地位最高，所谓居一人之下，处万人之上，为百官之首。在汉武帝以前，丞相一般由功臣、列侯担任，权任重，礼遇隆，极受尊重。丞相晋见，皇帝要起身相迎；丞相有病，皇帝须亲至问候；丞相去世，皇帝要亲至丞相府吊唁，并赐予优厚的葬具，率百官会葬。由于丞相地位尊贵，所以在汉代曾有“将相不辱”、“将相不对理陈冤”的传统。凡是皇帝下诏召丞相赴廷尉狱，丞相无论有罪无罪，都不出庭接受审讯，受诏后即须自裁。丞相地位既尊，权力又大，必然同皇权产生矛盾，发生冲突。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制度的演变，最大的就是宰相制度的变化。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就在于皇权和相权之间内在的深刻的矛盾。皇帝为了削夺相权，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使尽了各种权术。他们或是用亲臣制疏臣，或是用内臣制外臣，或是用微臣制贵臣，这就导致了外戚政治、宦官专权、内臣政治的产生。这一过程不仅使宫廷斗争呈现出波谲云诡的复杂局面，而且对政治制度的变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秦汉到明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宰相制度的变化。
外戚政治是集权专制的产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结出的一个怪胎。特别是在唐朝以前，外戚在宫廷斗争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外戚政治，就是皇帝的母族或妻族利用掖廷之亲，以皇后父亲或舅父的名义，在朝廷总揽枢机之政，居兵戎之重，父兄亲族并居显要。其极端的形式便是所谓“外戚专权”。汉代是外戚政治极其突出的时期。早在西汉初年，就发生过吕氏外戚之乱。但真正从权术的角度，有意识地利用外戚作为维护皇权的工具，则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一方面，他培植外戚势力以削夺、分割列侯和守旧大臣的军政大权；窦太后像另一方面，当外戚势力发展起来以后，他又施展阴谋，用亲近外戚打击疏远外戚，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在汉宫中制造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阴谋与屠杀悲剧。而外戚势力就在这一连串的阴谋与屠杀中急剧发展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中一个位尊权重的集团，在汉代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戚政治始于战国后期，不过当时还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直到西汉时期，最高统治者才有意识地利用外戚来加强皇权，控制百官。汉武帝即位后，改变西汉前期实行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和限制诸侯王、强宗豪右功臣集团，尊崇主张大一统皇权政治的儒家思想，大力提拔儒家学者，实行“有为”政治。但在当时，朝政大权掌握在汉武帝祖母窦太后手中。窦太后尊崇黄老之学，成为朝中保守势力的总头目和总靠山。汉武帝为了把大权从窦太后手中夺过来，任用外戚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掌握了朝中的军政大权。
窦婴、田刚一执政，就在汉武帝的领导之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第一，他们推荐儒家学者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这样，朝廷的军政重要职务都由外戚和儒家学者控制，这就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组织和人事的保证。第二，大力提倡儒家思想，贬抑道家思想，并派使者把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申培公迎接到京师，商议改革大计。第三，命令列侯一律回到各自的封国，不得留居京师，干预朝政。第四，取消窦氏和宗室中品性汉武帝刘彻像恶劣的人进入宫廷的凭证。后来他们又建议汉武帝亲政，取消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太后得知消息，勃然大怒，突然发动宫廷政变，罢免了窦婴和田，逮捕了赵绾和王臧。窦太后这一次政变之所以得逞，主要是因汉武帝还年轻以及改革派的急躁和粗心大意。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又任命舅父田为丞相，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其间外戚所起的作用是显然的。
汉武帝依靠外戚来加强中央集权，与他平生经历有关。汉武帝名彻，是汉景帝的庶子，在汉宫中的地位较低。但他的母亲王夫人正受宠于景帝，又工于心计。她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巴结景帝姐窦长公主，答应娶窦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为媳，以此联结王、窦两家的关系。在王夫人和窦长公主的努力下，最后景帝废除了原来立的太子刘荣，改立刘彻为太子。刘彻于是娶陈阿娇为妃。刘彻即位后，陈阿娇即立为皇后。因此汉武帝深知外戚、后妃在宫廷政治中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利用外戚势力来巩固权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汉武帝也深知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危险性。吕氏专权、王夫人改立太子的事实，都给汉武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汉武帝在培植外戚势力来打击朝中军功大臣、牵制朝中官僚集团、加强皇权的同时，又注意防止因外戚势力过大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避免危及皇权。他甚至不惜采用极为残忍的镇压与屠杀来达到这一目的。当时，窦氏外戚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集团。陈皇后也仗恃着窦氏的势力骄横无比。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决定除去窦氏外戚的势力。他利用舅父田折辱窦婴，同时也逐渐削弱对陈皇后的恩宠。窦氏失势，心中非常不满，常常诽谤朝廷。汉武帝知道后，竟将窦婴处死了。
汉武帝虽然利用母族田氏来打击关系疏远的窦氏，但不久他对田也不满意了。田任丞相后，越来越骄横专权，在生活上更是极度奢淫。汉武帝对他当然是不能容忍的。由于田甚得王夫人的喜爱，汉武帝碍于母亲的情面，虽不敢治其罪，但他已决定削夺田氏外戚的权力。不久田病死，其子田恬继承侯爵，很快即因罪罢免。
汉武帝在削夺窦氏权力时，不仅利用关系亲密的田氏外戚，而且还从民间提拔出身寒微的新外戚，以加强皇权。他从姐姐那里要得歌舞伎卫子夫，召入宫后封为夫人。很快，卫夫人就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不久，汉武帝就废黜了陈皇后，立卫子夫为皇后，立其子刘據为太子。与此同时，他破格提拔卫子夫的兄弟卫青、姐夫公孙贺以及卫青的好友公孙敖，让他们执掌军权，统兵出击匈奴。后来又提拔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卫青官至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一时间，卫氏外戚贵宠至极，形成了卫氏“横霸天下”的局面。
卫氏外戚权盛之时，也正是汉武帝文治武功极盛之时。不仅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胜，皇权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窦、田外戚专横的经历使汉武帝从一开始就对卫氏外戚比较警觉。他虽然大力提拔卫青和公孙贺，但是却改变了过去任用窦婴、田为丞相，将朝政付与外戚的办法，只是让他们统兵打仗，而把军事指挥大权和战略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汉武帝也故意轻视卫青，有时甚至在厕所里召见他，并鼓励朝廷大臣有意与卫青对抗。同窦、田外戚比较起来，卫青是比较谨慎自持的。他虽为大将军，但一切事务都不敢做主，时时处处都谦卑有礼。他深知自己与皇权的关系，也深明汉武帝对外戚的态度，常常以和柔的态度向汉武帝献媚，以取得他的好感。
由于卫青的谦柔自守，使得汉武帝不能采取极端的手段打击卫氏，于是汉武帝又故伎重演，移爱新欢，再次提拔新的外戚来取代卫氏家族。卫皇后以后，汉武帝先后宠幸王夫人、李夫人、尹婕妤、钩弋夫人等。汉武帝一生多内宠，皇后、夫人更换频繁。前人每论及此，多从生活腐化和好色方面加以评论。若从其一生行为来看，汉武帝“移爱新欢”的原因恐怕并不这样简单。
在汉武帝的皇后、夫人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她们大都出身寒微。若将这一现象置于当时政治斗争中去考察，便会发现，汉武帝此举乃是加强皇权的一种斗争策略。在汉武帝用以取代卫皇后的后妃中，钩弋夫人是一个重要角色。钩弋夫人本姓赵，父亲因罪被处以宫刑，死于长安。汉武帝巡狩河间时，赵氏得幸，被封为婕妤，居钩弋宫，深受宠幸。不久生子刘弗陵，号为钩弋子。汉武帝为了黜退卫氏势力，决心废黜卫太子，改立刘弗陵为太子，因此他把刘弗陵所出生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赵婕妤既然被称为“尧母”，刘弗陵当然就是“尧”了。这一命名显然表明了汉武帝欲将帝位传给刘弗陵的意向。要立刘弗陵为帝，必然要废黜太子刘據，也就必然要消灭以卫皇后为支柱的外戚集团。这样，一场以卫氏外戚集团为主要对象的巫蛊之祸就开始了。
所谓巫蛊，就是用诅咒或埋木偶人的办法戕害人或移祸于人的巫术。这种巫术在当时非常流行。从民间到宫廷，从达官贵人到后宫嫔妃，无不玩弄巫蛊妖术。汉武帝一向信符瑞，晚年多病，疑神疑鬼，喜怒任情，对巫蛊之类的巫术更是深信不疑。一些奸佞之徒便利用这一点挑起了巫蛊之祸。巫蛊之祸首先是从剪灭卫皇后姐夫、丞相公孙贺一家开始的。当时有人奏告公孙贺的儿子与公主私通，用巫蛊诅咒皇上。汉武帝得报大怒，也不问青红皂白，便命人将公孙贺父子逮捕下狱，结果满门抄斩。卫青长子卫伉也受连坐被诛。这次被杀的大多是卫氏外戚集团的中坚人物，可见汉武帝灭亡卫氏集团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不久，水衡都尉江充为了陷害太子，预先派人在太子宫中埋下木偶人，然后上书，诬告太子和卫皇后用巫蛊作祟。汉武帝即命江充为治巫使者，穷治狱案。太子被诬陷，不能自明，遂矫诏捕杀江充等人，并发兵数万以拒官兵。结果兵败，亡走湖州，被围自尽。卫皇后也被汉武帝收回印绶，逼迫自杀。这次事件还连累朝廷内外，有数万人丧生。
卫氏外戚集团被消灭以后，汉武帝遂立刘弗陵为太子。为了避免“女主恣乱国家”，他又一次残酷地将刘弗陵的母亲赵婕妤废黜，囚禁在掖廷，赵婕妤不久即死于狱中。当时，左右侍从不理解汉武帝何以废杀赵婕妤。问他：“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汉武帝回答说：“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史记·外戚世家》。汉武帝不仅对赵婕妤如此，其他凡是生了子女的嫔妃，他都一律废黜致死。这说明汉武帝在重用外戚时，已经看到了外戚兴盛后又会对皇权构成新的威胁。他晚年对外戚的打击、杀戮政策正表明了这一点。宫廷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皇帝为了加强皇权，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的，也是不顾任何亲情人伦关系的。
汉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在临终前夕，把太子托付给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佐少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安排又导致了后来霍氏外戚之乱。西汉后期，外戚史氏、王氏专权便接踵而来。东汉时期，外戚更是骄横跋扈，专擅朝政，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攘夺皇权的闹剧。此后一直到唐朝，最高统治者都利用外戚来控制百官，加强皇权。一般来讲，外戚政治往往容易酿成外戚专权，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对皇权形成新的威胁。所以宋代以后，皇帝加强了对外戚的控制，外戚政治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皇帝除了任用外戚为亲臣，控制朝政，加强皇权，还经常任用近侍内臣，控制和监督外朝大臣，这样就在中央政府的机构中出现了外朝和内朝。秦汉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皇帝为了加强集权专制统治，往往提拔心腹近臣，在自己身边建立一套秘书班子，用他们去分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的职权，这一套秘书班子就叫内朝。内朝官的权力急剧膨胀，后来就逐渐取代了外朝官。当内朝官成为正式的国家机构以后，皇帝又重用近臣，在内朝建立另一个参谋班子，他们入侍帷幄，内参机密，在朝廷正式机关之外，又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内朝组织。汉代的尚书台，魏晋六朝时的中书省、门下省就是由内朝官发展而来的。
内、外朝的设立也始于汉武帝。汉武帝一方面重用外戚，控制朝政；另一方面削夺丞相的职权，从而导致了宰相制度的变化。汉武帝以前，实行丞相制，只有丞相才是宰相，而专任丞相的人全是列侯。这些列侯都是军功大臣及其后裔，在朝廷位高势尊，权力很大。汉武帝为了削弱相权，首先，不再任用列侯为丞相，而是任用出身低微的人为丞相，然后再封为列侯。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任用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公孙弘出身低微，曾牧过猪，担任过小吏。后来上书朝廷，得到汉武帝重用。由于公孙弘出身贫贱，因此对皇帝的拔擢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对皇上毕恭毕敬，不仅处处按汉武帝的意志办事，而且还用儒家思想对汉武帝的一切措施进行文饰。其次，汉武帝改变了过去对丞相礼貌甚躬的态度。 公孙弘到内廷去见汉武帝时，汉武帝有时连帽子也不戴。此后，汉武帝对丞相稍不满意，便当面斥责、免官或处死。再次，汉武帝经常更换丞相。他在位时共有10位丞相，其中就有5人因罪自杀，或下狱腰斩。这种情况在汉武帝以前从未发生过。这说明在汉武帝时期，丞相的地位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汉武帝在贬损丞相的同时，又提高御史大夫的地位，与丞相平起平坐，以分夺丞相之权。到后来，丞相改名为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太尉改为司马，统称为三公，三公都是宰相。这样，就把西汉前期以丞相为宰相的制度改为以三公为宰相的制度。相权一分为三，相互制约，互不统属，只向皇帝负责，这样宰相的权力就被大大地削弱了。
设立内朝，利用内朝与外朝对峙，并分夺外朝权力，这是汉武帝削弱相权的又一重要的权术。他常常从民间拔擢地位低微的儒学之士作为侍从。汉武帝常常同他们商量朝中大事，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来自民间，了解民情，对社会的弊端也比较了解；同时，他们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积极进取，支持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因此汉武帝对这一批人非常信任，让他们预闻政事，托为心腹之臣，成为汉武帝改革的智囊团。但是他们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也没有固定的官职，有时天子甚至把他们当做宾客看待。但他们经常代表皇帝在朝廷发表意见，有时他们根据汉武帝的旨意，在朝廷上与大臣辩论，诘责朝臣，驳得朝廷大臣哑口无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与朝廷正式职官系统不同的内朝官系统。这一内朝官系统，当时称为“加官”，有侍中、常侍、散骑、诸吏等名称。除了天子的心腹、亲信和宾客，外朝大臣中为皇帝所信任者，也可以加戴“侍中”等名号在内朝预闻政事，成为内朝官。
明代太监塑像内朝的办事机构叫尚书台。秦朝时期，在禁中设有尚书的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皇帝与丞相之间传达文书。汉武帝为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开始利用尚书这个办事机构。尚书多由近侍、心腹之臣担任，所办之事日益增多，职权日益扩大，其重要性也日渐增强。汉元帝认为宦官无外党，精专可信任，于是任用宦官石显为中书令，并委以朝廷政事。朝廷大小政务都要通过石显，石显成为朝中显贵，百官大臣对他无不敬畏。到汉成帝时，随着尚书职权的扩大，尚书台的组织机构也随之扩大。汉光武帝建立东汉以后，进一步加强尚书台的权力。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仍然是三公和九卿，但实际上国家的大权则完全集中在禁中的尚书台。尚书台正式成为国家政务的中枢，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以三公为首、九卿分职的中央政府只是一种摆设。整个东汉时期，尚书台不仅参与国家机密，出纳王命，而且把中央王朝的职权，如选举、任用、考课官吏之权等也逐渐侵夺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皇帝为了加强皇权，不断利用尚书台这个内廷组织，把政权从中央政府引渡到自己的卧室。到了魏晋南北朝，尚书台已从内朝官演变成为外朝官，正式成为法定的行政执行机关。但这样一来，它与皇帝之间便又产生了隔阂，于是皇帝又重用内廷另外两个机关中书省和门下省，专管机密，取代了原来尚书台的地位。曹魏时开始设立中书省，置中书监、中书令，独立为署，典掌机密，撰拟诏敕。此后中书省的职权越来越大，成为国家的决策机关，而尚书省则成为听受命令的执行机关。南北朝时，为了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又在禁中设门下省，凡是中书省发出的重要诏令，皇帝都要听取门下侍中的意见。隋朝建立后，对官制进行改革，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唐朝、五代时，皇帝又用翰林学士、枢密使分割宰相之权。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自唐朝以来，大臣见皇帝，皆在殿上列座，以表示皇帝对大臣的尊重。北宋之初，宰相范质等在朝会上依照惯例仍然列座议事。一次，宋太祖对范质等人说：“朕眼睛昏花，看不清字，卿等自己拿文书来看吧。”范质等人起身从内侍手里拿过文书，待退回原位时，太祖早已密令内侍将他们的座椅偷偷地撤去，范质等只得站着议事，从此成为制度。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左丞相胡惟庸犯有“专肆威福”、“图谋不轨”等罪名，将其处以死刑，并乘机废掉中书省，不设丞相，改由皇帝直接君临百官。在中国沿袭了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标志着皇帝的集权专制统治达到了极点。后来，为了处理政务之需，明成祖设立内阁，用秘书班子内阁大学士行使中枢之权；清代又用参谋性质的军机大臣架空内阁，军机大臣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宦官也是皇帝用以加强皇权的工具。在中国古代皇帝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宦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宦官是中国古代宫廷中的特产，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存在了。宦官主要负责君主及后宫的各种事务，实际上是君主和后妃的奴仆。君主为了防止他们秽乱后宫，便残忍地将他们阉割了，所以又称阉宦。宦官因腐身入宫为奴仆，故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但是，他们身居后宫，在帝王之侧，常与君主接近，由于这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在宫廷政治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一些在政治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宦官。秦汉以后，因袭古制，仍设宦官。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就越来越重要。秦二世时，宦官赵高专权，荼毒天下，很快就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西汉初吕后称制时，宦官张卿出入宫廷内外，受宣诏命，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君主自觉地利用宦官来加强皇权，则是从汉武帝开始的。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设置了内朝，开始任用宦官参与政事。汉元帝时，宦官史游担任黄门令，由于他忠心耿耿，因而颇得元帝信任。特别是弘恭、石显二人，为人巧慧，习于政事，能探知君主细微之意，所办之事，所说之话，无不深获上意，因此很得元帝的信任，宫中大小事务，皆由他们处理。他们以中书之职执掌权柄，显贵倾朝，百官大臣无不畏惮。
皇帝之所以愿意任用宦官来加强皇权，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身居宫中，孑然一身，缺乏社会权力的基础，这就是汉元帝说的“中人无外党，专精可信任”《后汉书·宦者列传》……而宦官也只有完全依附于皇帝，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效力，以获取皇帝的信任，成为皇帝的奴才和心腹，才能常保富贵和权势。另一方面，宦官“地居禁密，日在人主耳目之前，本易窥颦笑而售谄谀，人主不觉，意为之移”（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东汉宦官》……所以自汉武帝以后，宦官在皇权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东汉，宦官的势力达到极点。汉光武帝为了把朝政控制在自己手中，对外戚和功臣严加防范，因而重用宦官，许多机密要事都让他们参决，而外廷三公只奏行政事而已。西汉时，内宫之官或用阉宦，或用士人，并无定制。东汉以后，内宫之官一般由宦官担任，不再任用士人。后来，尚书台逐渐演变成外朝行政中枢，内朝官则由外戚和宦官共同把持。由于皇帝与外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而宦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股重要的势力。到后来，宦官政治终于走向了皇权专制统治的反面，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反过来凌驾于皇权之上。在东汉、唐朝和明朝，都出现过宦官之祸。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玩阴谋，弄权术，使宫廷政治呈现出波谲云诡的局面。
东汉时，和帝以后，皇帝大都寿命短促，年纪不大就死了。所以即位的皇帝大都是幼冲孩童。皇帝幼冲，不能躬执朝政，只有由皇太后临朝称制，执掌政权。在父权制的时代，太后虽有称制之制，但却不能亲见大臣，对于太后来讲，唯一值得信任的只有本家的亲属，于是委政外家，由父兄子侄领军控政，专擅政柄。幼童皇帝不仅便利了外戚擅权，同时也为宦官势力的急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一方面是女主临政，万机殷远，称制下令，不出庭帷之间，不得不重用宦官，寄国命于刑人；另一方面是小皇帝长大以后，不甘心受外戚的挟制，极力想把皇权从外戚手中夺回来，但瞻顾宫禁内外，尽是外戚党羽，唯一可以信赖的只有随附于身边的宦官，因此便与他们密谋，发动宫廷政变，诛杀外戚。这说明了宦官专权乃是皇帝为了对付外戚和官僚大臣而培养起来的一股恶势力发展的结果。
宦官得以专权，首先得力于皇帝的信任。历代的皇帝都认为，宦官孑然一身，在社会和朝廷中缺乏权力基础，他们只有依附于皇帝，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服务，成为皇帝的奴才和心腹，才能长保富贵。但宦官专权除了皇帝的信任，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也为其提供了重要条件。皇帝为了利用他们加强皇权，常常让他们直接干预朝政，担任一定的职务。宦官控制了国家政权中枢的某个重要环节，这就从制度上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如东汉的宦官具有“传发书奏”、“省尚书事”的权力。所谓“传发书奏”，就是朝廷的机要文书，皇帝的诏令、谕旨，朝中大臣以及地方的上书、奏章，均由其上传下达。所谓“省尚书事”，就是处理朝政。这两个方面都是国家政权的枢机与核心，宦官控制了它们，实际上也就控制了国家政权。唐朝的宦官担任“四贵”，不仅控制了国家政权，而且还控制了军权。明代的宦官拥有“批红”和票拟圣旨之权。他们在皇帝和政府之间承担了传达疏通的重责，这是中央枢机政务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既然由宦官控制了，他们也就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机密，控制了最高权力。因为他们在向皇帝览读文件的过程中，即可应皇帝的咨询提供意见，或主动进言，从而对皇帝的决策产生影响；他们更可用传达、疏通文件之权上下其手，塞进私货，蒙蔽皇帝，专断朝政。另外，从东汉开始，宦官就掌握了军队，特别是掌握了朝廷禁军，这更是宦官专权的重要条件。
不论是外戚政治还是宦官专权，都是皇帝控制朝政、制驭大臣的产物，是统治权术在制度上的反映。但是外戚和宦官的权力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以后，就走向了皇权的反面，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反过来凌驾于皇权之上，操纵皇权，甚至对皇帝自身的生杀予夺都操于外戚和宦官之手。西汉初年的吕氏，汉宣帝时的霍氏，汉末的王氏，东汉时期的窦氏、梁氏、何氏，两晋时期的杨氏、王氏、谢氏、庾氏，北周的杨氏，唐朝的杨氏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专擅朝政的外戚。历史上的宦官之祸以东汉、唐朝和明朝最为突出。一个王朝到了这种时候，往往也就是极其腐败的时候，改朝换代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春秋时期的管仲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但是管仲以前曾是齐桓公的政敌。齐桓公名小白，其前任是他的兄长齐襄公。齐襄公是一个丧失人伦的衣冠禽兽，把齐国搞得一塌糊涂，使齐国政治潜藏着极其管仲像深刻的危机。诸公子纷纷逃亡，以避灾难。公子小白与心腹鲍叔牙投奔莒国，弟弟公子纠则同心腹管仲投奔了鲁国。不久，国内发生政变，齐襄公被杀。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得知消息后，分别由他们所居的国家派遣军队，护送他们回国。两兄弟谁先回到齐国，谁就能成为国君。为了帮助公子纠夺得齐国君位，管仲单人匹马驰向通往莒国的大道，奋力追赶上了公子小白。他假装恭顺，上前拜见小白，乘小白不注意，突然猛发一箭，直向小白心窝射去，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从车上栽了下来。管仲大喜过望，急忙策马而逃。管仲赶上公子纠的队伍后，把事情对公子纠讲了。他们以为政敌已除，于是便从容不迫地向齐国进发。但是当他们赶到齐国首都临淄时，却得知小白已经登基为国君了。
原来小白并没有死，那一箭正射在他腰带的铜钩上，便幸运地躲过了劫难。小白知道管仲是有名的神射手，于是急中生智，咬破舌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栽下马去，瞒过了管仲。然后他们抄小路疾驰回国，抢先登上了国君的宝座。鲁国军队见小白捷足先登，便用武力攻打城门，哪知齐国早有防备，鲁军大败而回。
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以后，要封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极力推荐管仲，他对齐桓公说：“管仲之才，胜我百倍，君若欲大展宏图，非管仲莫属。”齐桓公也知道管仲是旷世奇才，又见鲍叔牙竭诚推荐，于是决定捐弃前嫌，重用管仲。为了能让管仲回国，齐桓公派人对鲁国国君说，杀掉公子纠，缚送管仲回国，以报一箭之仇。若不应允，即兴兵伐鲁。鲁国弱小，只得照办，杀了公子纠，把管仲捆绑起来，装入囚车，送回齐国。管仲自以为必死无疑，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泰然处之。哪知当他被押进宫廷时，齐桓公快步走下座位，亲自为他松绑，当即拜他为宰相。齐桓公的这一举动使管仲深受感动，从此他尽心辅佐齐桓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结果齐国大治，国力大增。管仲又建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存邢救卫，九合诸侯，最后终于称霸天下，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首。
当然，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对人才的任用也不应该求全责备。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如果求全责备，那就没有人才可用了。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楚庄王有一次举行晚宴，招待百官大臣，由他的爱妃亲自给大家斟酒。正当大家吃得酒酣耳热时，突然吹来一阵风，把所有的灯烛都吹熄了。在黑暗之中，不知是谁伸手捏了一下王妃的手，王妃顺手扯下了这人的冠缨，要楚庄王追查没有冠缨的大臣。楚庄王认为，酒后失态，此乃人之常情，若因此而查处，不仅败了宴会的兴致，而且会伤害国士之心。不一会儿，灯烛重新点上，楚庄王宣布道：“今日群贤齐集，寡人十分开心，请各位在宴会上勿拘礼节，现在大家都把冠缨摘下，我们就来一个绝缨之宴吧。”说完就首先把自己的冠缨摘了下来。满朝文武将官纷纷摘下冠缨，宴会极欢而散。几年之后，楚国在与晋国的一次大战中，楚庄王身处险境。正当危急之时，有一位军官表现得十分神勇，舍命救出楚庄王。楚庄王要重赏他，并问他何以如此神勇。这位军官回答道：“陛下，我就是当年绝缨会上那个失去冠缨的人啊。”
两个鸡蛋与“用人如器”
战国时期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卫侯征询臣下的意见，请他们推荐能够统兵御敌的将才。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说这个人很有军事才干，可以担当重任。可是卫侯却摇着头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将才，但我听说他在向老百姓征收田税时，曾经随手拿过人家两个鸡蛋，像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怎么能任他为将。”子思不同意卫侯的人才观，他对卫侯说：“圣明的君主用人，就好比匠人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合抱之木虽死，但匠人绝不会把这棵大树全部丢弃。现在正是诸侯争霸的时期，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我国地小兵少，屡遭外侮，正当广集人才之时，怎么能因为两个鸡蛋的区区小事就舍弃一位大将呢？”卫侯觉得子思讲得很有道理，便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起用苟变为将。
“用人如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理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一次鲁国季氏的家臣仲弓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对于官吏要善于引导，赦免他们的小过失，选拔贤明的人才。可见孔子也主张“赦小过”，并把这一点作为为政的一条原则。我国古代的学者和政治家大都懂得这个道理，提出过许多类似的论述。《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为政者对于下级过于苛求，就不可能真正得到人才。西汉著名的学者刘向在《说苑·政理》中指出：“成大功者不小苛。”能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不苛求小过。东汉陈宠也说：“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曹操为了网罗人才，曾发布过一道《敕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其中指出：“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上疏太宗说：“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维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司马光也认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清朝雍正皇帝也深得这一用人之道的真谛，他说：“赦小过，举贤才，为政之体当如是也。”
武则天像武则天在用人上也是颇具权谋的。她在做唐太宗的才人时，唐太宗有一匹烈马名叫狮子骢，暴烈异常，无人能制伏。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伏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是铁鞭，二是铁挝，三是匕首。我先用铁鞭打它，若不服，就用铁挝打它的头，若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后来在她执政的半个世纪里，她就是用这种制伏烈马的方法，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为自己效力。武则天对官吏的使用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使用酷吏。武则天为了镇压李唐旧臣的反抗，擢用以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为首的23个酷吏，专门办理谋反案件。在她的指示下，他们罗织罪名，制造出许多极其可怕的刑具，先后诛杀李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官吏不计其数。酷吏滥杀无辜，造成朝廷人人自危。从这时起，武则天就杀一些酷吏来缓解紧张的气氛。她称帝以后，又杀索元礼、来俊臣，流放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此三人。她还特别颁发诏书，历数来俊臣的罪行，并且加以灭族之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都是秉承她的旨意行事的。
二是放手招官。武则天为了获取广大庶族地主的支持，打破唐朝前期关陇士族独霸政权的局面，便广开仕途，放手招官。招官的方法有：一为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做官。二为推举各种人才，让被举者试做某官。当时通过以上两种途径，未经考试而“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三为吏部设员外官，授予权贵家的亲戚。四为改革科举考试中试卷管理办法，采用贡士考试试卷糊名的制度，使评卷人不能了解答卷者的姓名，有利于人才的公正选拔。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士，由皇帝亲自录取，此为我国科举考试殿试之始。五为设立武举科，招收有武艺的人。武则天在广开仕途、放手招官的同时，又用严刑来控制官吏，一旦发现不称职的官，便将其革免或杀戮。故《资治通鉴》指出：“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
三是控制亲近之人。武则天对于自己所亲近的人，既给他们高位重权，同时又严格地控制他们，不使他们权位过重。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向武则天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积久难制。武则天立即采纳了李昭德的建议，免去了武承嗣的宰相职。武承嗣也诋毁李昭德，武则天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得安心，他替我分劳，你怎能和他相比？”怀义和尚是武则天的内宠，恃势骄横，就连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怕他。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宰相议事的朝堂遇见怀义，不觉大怒，令人拉下去，打了几十个嘴巴。怀义去向武则天诉苦，武则天说：“你应该从北门出入，南牙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她也把怀义杀了。由于武则天对身边亲近之人能严加控制，所以他们还不敢十分作恶。
当然武则天在位时期也选拔了许多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并委以重任。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武则天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不比贞观时少，她能听谏，有太宗遗风。耿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怀疑为谋反者，她都尽力地保护他们，不让他们受到酷吏的陷害。她先后所任用的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竟俭、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武将中有善于统军御敌足智多谋的娄师德、裴行俭、王孝杰、唐休竟等，还有能急言直谏的王及善、徐有功等，都是一时人选。亲近者所进谗言，武则天基本上能够明察善断，不为其所动，因此朝廷上有不少的能臣愿意为她效力。正是这些刚毅、耿直而又有才能的大臣的尽心辅佐，才使武则天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女皇帝，同时也保证了武则天时期国家继续沿着上升的路线发展。
权谋大师宋太祖赵匡胤在用人上也显示出他的过人之处。宋太祖决心改变唐末五代以来官僚士大夫不顾忠义廉耻的社会风气，特别嘉奖那些忠于后周政权的人物，以激励士大夫的廉耻感。陈桥驿在陈桥和封邱二门之间。赵匡胤发动兵变后，在众人的拥戴之下，军队开至陈桥门，守门的将军拒绝开门，没有办法，只好转道封邱门。守卫封邱门的将军则望风而降，急忙打开关门。当众军拥至京城南门时，守门的陆、乔两名卒长也拒不开门。宋太祖即率众军转道北门，才得以进入京城。陆、乔二人得知消息后，誓不做新朝之臣，遂自缢而死。宋太祖即位以后，为了表彰名节，将守封邱门的将军立即斩首，而提拔守陈桥门的将军，以嘉奖他忠于职守。宋太祖亲自来到陆、乔两名卒长的驻地，赞叹道：“真乃忠义孩儿！”下令为二人修一庙宇，并亲自赐予“忠义庙”的匾额。
宋太祖手下有一员爱将，名叫李汉超。早年在攻打后蜀和北汉时曾立下赫赫战功。当时宋朝初建，北方契丹常常南下骚扰，使得北部边境不得安宁。宋太祖任命李汉超为关内巡检使，统兵驻扎在边境地区，抵御契丹的南侵。由于李汉超治军有方，契丹人慑于李汉超的显赫声威，不敢再南下骚扰，边境地区由此得到稳定，人民的生活也获得了暂时的安宁。由于李汉超镇守边境有功，宋太祖又委任他兼领齐州防御使，并把齐州的赋税收入也交给他，供其养兵训练，抵御契丹。齐州乃北部边境的富裕州，每年税收颇丰，所以李汉超的部队驻扎在这里，能够得到充足的供给，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作战能力强，迫使契丹不敢贸然南侵。李汉超所管辖地区的治安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李汉超是宋太祖的亲信将领，深得宋太祖的偏爱和宠信，又加上守土有功，有时也不免居功自傲，在任上做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老百姓对他颇为不满，于是就有人赶到京城，到朝廷上告李汉超的御状。告他借老百姓的钱不还、抢占民家女子为妾等不法之事。宋太祖亲自接见告状的人，了解情况，并让侍从招待他们吃饭，然后宋太祖就问他们：“自从李汉超镇守关南以来，契丹人还来抢掠过你们吗？”大家都据实回答说：“陛下，自李将军来后，契丹人再也不敢来侵扰了。”宋太祖接着说：“以前，契丹人常常南下侵扰，烧杀抢掠，你们深受其害。历任守御的将领都抵敌不住，李将军赴任以后，赶走了契丹人，使你们不再受到契丹的侵扰，从此过上了安宁的生活。李将军只是向你们借钱，这比起契丹人烧杀掳掠而夺走你们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李将军向你们借的钱，我敢担保他是会还给你们的。”宋太祖又问那个被李汉超抢了女儿的人：“你一共有几个女儿？她们都嫁给了什么人？”老汉回答说几个女婿都是本村的庄稼人。宋太祖笑着对他说：“你的几个女儿嫁的都是庄稼人，而李汉超将军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我所信赖看重的大将，他既然看上了你的女儿，把她娶去做夫人，总不会亏待你呀。”大家听宋太祖讲得合情合理，心中的气也就消了，便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告状的人走了以后，宋太祖立即把李汉超叫来，十分严肃地对他说：“关南有不少老百姓上我这里来告你的御状。你如果缺钱使，为什么不对我说？为什么去向老百姓要钱？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兴旺都靠老百姓啊。”李汉超听了太祖的训斥，心中非常恐慌，连连认错。过了一会儿，宋太祖说道：“我这里给你几百两银子，你拿去尽快地还给老百姓。你身为封疆大吏，心中要想着老百姓啊。”李汉超满以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分，没想到皇上对他如此宽宏大量，还亲自拿钱给他，让他取信于民，这使他十分感动，他下决心一定不辜负太祖对自己的信任。他回到齐州以后，把所借之钱一一还清，从此以身作则，严明纪律，使齐州秩序井然，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边防更加巩固，受到边境地区老百姓的拥戴。
宋太祖对李汉超的处置可谓深得用人之道。一方面，当时急需像李汉超这样的将才；另一方面，李汉超的缺点、错误与他在事业上的成绩相比，毕竟是次要的，只要统驭有方，完全可以促使他改正错误，成为一名优秀的地方大员。宋太祖用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用人看大节，不因瑕而掩瑜。与此相对照的是，后来新科状元陈世美因隐瞒已有妻儿，娶公主成为驸马，被包拯处斩。这件事历来被传为美谈，但从人才学的角度讲，未免因小失大，处置过当，失去了一位人才。
第二章 人臣事君之术
在世袭制家天下、君主集权专制的古代社会，君主集一切大权于一身，臣下完全由君主支配，臣下的一切都要受到君主的制约，甚至君要臣死，臣就必须死，不死即为不忠。在古人的观念中，“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国是家的放大，国就是一个大家，君主治理国，就如家长管理家；臣下事君，好比儿子侍奉父亲。这在宗法制根深蒂固的古代中国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臣下侍奉君主的难度和危险性却远胜于儿子侍奉父亲。父子之间具有血缘亲情关系，所谓虎虽毒而不噬子；而君臣之间却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内在的矛盾冲突，一旦君主感到自己的权力、利益、威望、尊严受到损害和挑战，便会对臣下进行毫不留情的诛责杀戮。历史上有不少正直的臣下就是这样无辜地遭受君主之祸。于是在传统中国就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伴君如伴虎。”虎性食人，虎威猛烈，不可预测。与虎为伴，危险性很大，就是驯虎大师，也难免被虎噬。因此，如何与君主相处，保全自我，就成了古代中国政治权术中的另一重要内容。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不同的人臣是怎样施行他们的事君之术的吧。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年）曾颁布了一道申戒公侯的《铁榜书》《明实录》卷七四《太祖洪武实录》。，在《铁榜书》中，他认为，历代开国君臣的关系中，最好的是君主圣明，待功臣之心皎如明月，奸臣不能离间，故君臣得以优游终其天年，在社稷有磐石之安，在功臣之家享富贵无穷。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大多数情况是君主开始有保恤功臣之意，但有始无终，使忠良股肱之臣不免受祸。他对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从君与臣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君主方面，不明察大臣有忠良之心，怀疑大臣欺罔君上，一旦不容，即加残害，这是君主昏庸不明所致；在功臣方面，骄横跋扈，屡犯朝廷禁令，虽屡经宽贷而毫不悔改，反而怨恨君主，最后招致刑戮，这是臣下咎由自取。朱元璋在《铁榜书》中的分析确有道理，也如实地反映了古代君臣关系的实际。同时，他也极力表示要保恤功臣，使社稷有磐石之安，使功臣之家享富贵无穷。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正是在他统治时，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大杀开国功臣。在他所封的6位国公、28位列侯中，仅有汤和等少数几位功臣宿将侥幸得以善终，其他的人大都被他迫害而死。
在历史上，一些精明的辅佐大臣在功成名就以后，往往急流勇退，以求避祸保身。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苦身劳力二十年，深谋远虑，终于灭掉吴国，而且兵临中原，号令诸侯，成为霸主。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唯独越王勾践面无喜色。机警聪慧的范蠡察微知著，立即识破了越王的心思：越王为雪会稽之耻，灭掉吴国，不惜卑身事下，愿与臣下同甘共苦，共度艰难。如今大功告成，越王能实践先前的诺言吗？我与文种功勋卓著，位高权重，越王对我二人能放得下心吗？范蠡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的为人，可与同患难，难与共安乐。于是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退隐。勾践得知范蠡要辞退，就召见范蠡，对他说：“先生若愿留在寡人身边，寡人愿与你共分越国，若不遵寡人，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范蠡当然知道越王的所谓“共分越国”纯属虚语，而“身死名裂，妻子为戮”，越王是肯定做得出来的。于是他回答道：“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事后，范蠡不辞而别，抛弃家业，带领家眷，驾一叶扁舟，出三江而入五湖。后来定居于陶，成为巨富。范蠡走时，曾投书同僚文种，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原先对于范蠡的辞职并不理解，认为越王不可能如此绝情，当他看了这封书信后，才如梦初醒，从此他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果然，越王的猜忌之心日益暴露，心里不再容得下这位胸藏韬略的谋臣，便派人赐予文种一把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而灭亡吴国，其余四术还藏于先生胸中，请先生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文种见所赐之剑，正是当年吴王赐予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属镂剑。文种长叹一声，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引剑自刎而死。
秦汉之际，由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等级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还未在人们心中普遍确立，君臣之间“义”的关系较为淡薄，而“利”的关系却非常突出。这种情况导致君臣之间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使君臣之间的互不信任随处可见，君臣关系非常脆弱。这一时代特征在刘邦与其功臣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为汉高祖夺得天下的有四位著名的功臣：韩信、萧何、张良和陈平。他们在功成之后，由于在君臣关系上的不同态度，其结局也完全不同。西汉初年，韩信遭到了同文种一样的下场。在楚汉战争中，韩信拥兵数十万，叱咤疆场，屡出奇谋，战必胜、攻必克，特别是垓下一战，一举击败楚霸王项羽，威震海内、名高天下。但韩信不仅不知急流勇退的道理，反而好大喜功，自恃功劳大，以致言行不加检点。早在汉中刘邦封韩信为将时，韩信曾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史记·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的这一番话，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有这样一番评论：“韩信的这番话，是打算胁迫汉高祖同他做一笔买卖，故韩信初定齐地，就请高祖封他为齐王，可见韩信之心由来已久。怀着买卖之心侍奉君主，君主知道了你的目的，货虽已售出，但君主心中已积下了怨恨。”这种以“利”相结合的君臣关系是秦汉之际的特殊现象，这种因政治实力和利益关系的结合使君臣之间猜忌和互不信任的情况随处可见。刘邦对韩信就极不放心，故垓下之战一结束，刘邦就改封他为楚王。不久，刘邦采纳陈平的计谋，借口游云梦泽，大会诸侯，一举擒拿韩信，然后把他贬为淮阴侯。这时的韩信犹不知自省，对汉高祖心怀怨恨，称病不朝，终于落得被刘邦夷灭三族的悲惨下场。
当然，韩信的被诛杀，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刘邦的猜忌，不能容忍功高权重的大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也与韩信本人居功自傲、不能谦柔自守有关。
与韩信不同，张良与陈平等人在功成之后能够善处君臣关系，不仅使自己得以免除祸患，而且对王朝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好处。
张良是秦汉之际最出色的谋略家。他辅佐汉高祖，策无遗算，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使刘邦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统一了天下。张良虽被汉高祖称为“人杰”，却没有自恃才高的傲气，其志在为韩报仇，而视功名利禄为鸿毛。当天下统一后，高祖以齐地三万户封张良，张良婉言谢绝，只愿封为留侯。随即以体弱多病为由向高祖告假，表示从此不问世事，愿从赤松子游，修炼导引辟谷之术。此后他便闭门不出，不再过问世事。
张良在大功告成之后不图酬报，引身而退，因此高祖对他毫无戒备之心，始终把他当做最可信赖的人。高祖晚年甚至把太子也托付给张良。张良虽然胸藏韬略，但他心怀坦诚，光明磊落，淡于功名，甘心寂寞，急流勇退，与世无争，因此始终得到汉高祖的信任。
陈平是另一种典型人物。他足智多谋，料敌如神，曾六出奇谋，使刘邦转危为安，渡过难关。他与张良一样，是刘邦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不可或缺的谋臣。但其为人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据说他在出仕之前行为不端，与嫂嫂关系暧昧。后来外出谋职，先投奔魏王，不得重用，又逃到楚军中，项王对他也不器重，最后才投奔汉王，任为护军。在职期间又收受贿赂，并按行贿多少安排工作。但刘邦看重陈平的才干，认为“盗嫂欺金”是德行问题，瑕不掩瑜，现今正当革故鼎新之际，正是谋略之士大展宏图之时，故放手任用他，采纳他的谋略。刘邦对陈平也始终信任有加，在其临终遗嘱中，陈平也是他托付的安刘佐汉的重要大臣之一。
陈平在处理君臣关系时更为老练，他善于察言观色，审时度势，虚与君主周旋，以保全自己。汉高祖击破黥布后，回师长安，不料途中得了重病，又得知燕王卢绾造反，他命令樊哙率兵击卢。樊哙是吕后的妹夫，与刘氏十分亲贵，又是屡立战功的功臣。但任命刚发出，就有人在高祖面前说樊哙的坏话。汉高祖非常愤怒，说：“樊哙见朕病重，想朕早死啊？！”于是命陈平和周勃前往樊哙军中，夺其军权，并立即将樊哙斩首。在途中陈平对周勃说：“樊哙乃皇上的故友，又是吕后的妹夫，又亲且贵，皇上一时愤怒而下令将其斩首，恐怕事后又后悔。我们不如将樊哙囚禁起来交给皇上，由他亲自处决。”陈平一行还未到长安，就听说皇上驾崩了。陈平急忙赶赴朝中，将情况向吕后作了汇报，受到吕后的称赞，樊哙也恢复了爵邑。
刘邦逝世以后，吕氏专权，对前朝大臣心怀疑忌。陈平审时度势，虚与吕氏周旋，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孝惠帝早亡，吕后欲立吕氏亲属为王，询问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坚持汉高祖立下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遗嘱而坚决反对。吕后极为不满，又问陈平，陈平回答说：“可以。”于是吕后罢免了王陵的丞相之职，而任命陈平为丞相。陈平任丞相后，始终忧谗畏讥，因此他委随圆滑，应变令权，以权谋善处君臣关系。为了解除吕后对他的怀疑，他故意不理政事，在家天天饮酒，与歌儿舞女嬉戏。吕后之妹因樊哙被囚之事而对陈平怀恨在心，常在吕后面前说陈平的坏话，说他任丞相却不做事。陈平听说后，反而变本加厉，消磨于酒色之中。吕后听了，心中暗暗高兴，于是吕后放松了对陈平的警惕。陈平通过韬晦之术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也为后来平定吕氏之乱积蓄了力量。吕后死后，陈平联络朝中旧臣，一举诛灭吕氏，拥立孝文皇帝，安定了刘氏天下。
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对开国功臣也心存疑忌，但他采取的方法却与刘邦截然不同。一方面，他实行“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后汉书·贾复传》。的方针，不让军功大臣参与国家大事，大力访求岩穴处士，任以为文吏，而以吏职相苛；另一方面，封军功大臣为列侯，让他们享受崇高的荣誉，并赐予丰厚的财物。当时的开国元勋也领悟了光武帝“不欲功臣拥众京师”的用心，除了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被特准与公卿参与国家大事，其余的大都退居私宅。邓禹是东汉名列云台第一的功臣。当初刘秀单车赴河北，势单力孤，邓禹策杖北渡，追附刘秀，为其出谋划策。光武帝平定天下以后，封邓禹为高密侯，以特进奉朝请。邓禹在功成名就以后，常欲远离名利和权势，退居林泉，“整修闺门，教养子孙”《后汉书·邓禹传》……他有十三子，叮嘱每人各治一经。他不修产业，一切费用皆取之于俸禄。另一位开国功臣贾复，在天下统一以后，也深知光武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于是与邓禹一起向光武帝提出削除兵甲、敦崇儒学的主张，深受光武帝的称赞。他辞职回家以后，自持甚严，阖门养威重。
南朝时的王彧就遭遇到了这样一位皇帝。宋明帝的儿子都很年幼，他担心自己死后大臣擅权，不能尊奉幼主，便找借口把吴喜、寿寂之等一批将帅杀了。后来又怀疑王彧和张永二人不能忠于皇室，于是亲自编造谣言派人四处散布：“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为王，指王彧：“弓长”为张，指张永。王彧心中忧惧，屡屡上书辞职，却未能获准。明帝临死前，派使臣赐王彧毒酒和一封亲笔信说：“朕不认为卿有罪，然朕不能独死，请卿先行。与卿周旋，欲保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面对如此君主，王彧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得含恨自杀而死。
在君主集权的时代，君臣关系是非常险恶的，稍不留意，就会大祸临头。为了解除君主的怀疑和猜忌，大臣们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种政治体制迫使臣下以权谋事君，史籍所载此类故事可谓俯拾皆是。
秦王嬴政欲灭楚，问众将需多少兵力。青年将领李信认为20万兵力足矣，而老将王翦则认为欲灭楚非60万兵力不可。秦王以为王翦人老保守胆怯，不如李信年少勇壮，遂任命李信为伐楚的统帅，率20万大军南下伐楚。王翦见秦王嫌自己年老，遂称病告老回老家频阳，秦王也不挽留。哪知李信轻敌冒进，被楚军打得大败，秦军七员大将阵亡，士卒伤亡惨重。李信带领残兵败将逃回秦国。李信兵败归来，秦王极为恼怒，但他并没有归罪于李信，而是反省自己用人不当。同时也认识到欲灭亡楚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并非易事，王翦提出的60万兵力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并非胆怯。于是他亲自前往频阳，到王翦府上，向王翦表示歉意：“寡人因不用将军计，误用李信，果然使秦军受辱。今闻楚军引军西进，将军虽然有病在身，独忍抛弃寡人乎？”请王翦领兵伐楚。王翦辞谢道：“老臣疲病悖乱，请大王另外选择良将。”秦王说：“过去的事，请将军不要再说了。”王翦说：“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臣仍然坚持非60万兵力不可。”秦王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王翦的要求，说：“寡人惟听将军之计。”
秦王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又深信法家的学说，认为君臣之间完全是利害关系，毫无仁义可言。他虽然把60万秦军交给王翦，但60万秦军几乎是秦国倾国之师，全部交给王翦，万一这王翦有非分之举，怎么得了！他为了笼络王翦，遂将宗室华阳公主许配给王翦，与之结为姻亲。当王翦从频阳前往咸阳赴任的路上，就遇到了一支花团锦簇的秦国禁军，簇拥着一顶富丽华贵的彩轿，鼓乐喧天，喜气洋溢。朝廷礼官当即向王翦宣读秦王的诏令，华阳公主与王将军在相遇处成婚，于是一场别具风韵的婚礼在路途中举行。消息哄传开来，普天之下无不为王翦深受秦王器重、赏识而欣羡。
机智的王翦并没有为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恩典所陶醉，相反倒引起了他的警觉。他意识到秦王此番举动乃是对他即将统帅60万秦军不放心而施出的笼络之计，秦王的猜忌之心暴露无遗。他想：我率倾国之师伐楚，君主对我疑忌重重，万一有人从中挑拨，不但我的性命难保，更重要的是不能成就伐楚之功，坏了国家大事。因此必须解除秦王的猜忌之心，让他放心用人，乃是伐楚成功的关键。
王翦出征之日，秦王在灞上设宴，亲自为他送行。临行时，王翦斟满一杯酒敬奉给秦王，说道：“臣下有一请求，不知大王能否应允？”秦王爽快地回答道：“将军有话但说无妨。”王翦从袖口里抽出一张单子，递给秦王，说：“臣别无所求，惟望大王将所列赐予臣下。”秦王接过来一看，只见单子上写的是咸阳附近上等的田地以及几所精美的房舍，不觉畅声大笑，说：“将军灭楚归来，寡人愿与你共分天下，同享富贵，区区田宅，何足道哉！”王翦回答道：“承受大王重恩，不能报答于万一。历来为大王之将，即使有功，也不得封侯，不如趁大王用臣之时，请大王多赐予老臣一些好的园池。此次伐楚，若托大王之福而竟灭楚之功，臣已年迈，再多的荣华富贵，也享受不了几年，请赐田宅，也好为子孙留下一份产业。”
秦王当即满口答应了王翦的要求。他心里想，这位老将军未免太小气了。王翦率军出武关以后，又接连五次派人向秦王请求田宅。副将蒙恬大惑不解，遂问道：“老将军如此频繁地向大王请求田宅，岂不太过分了？”王翦对他附耳而言道：“楚国是一个大国，虽已衰败，但要灭亡它，也非易事；况且楚将项燕很会用兵，要想取胜，不能力攻，只能智取，示敌以弱，寻机图之。秦王之为人，好猜忌，不信人，今以倾国之师交付于我，必然对我不放心。假如有人从中挑拨，对我约束牵制，必难成其功。我一再向秦王要求田园房产，就是要大王相信我王翦只图产业，胸无大志，能放心用我，使我免除后顾之忧。”
王翦其实是秦国一位非常忠贞廉洁的将领，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深思熟虑的权谋之计。秦王以倾国之师交付给他，必然存有戒备之心，更何况秦王又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盛名之下，诋毁日至。王翦带兵在外，若朝中有人在秦王面前进谗言，他不仅难立灭楚之功，就连身家性命恐怕也难以保全。为了解除秦王对他的疑忌，他采取了大智若愚的策略，始而装病避战，直待秦王亲临府上多次敦请，才答应愿意领兵出战，继而又不厌其烦地向秦王索要田宅，这就给秦王造成这样的假象：这位老将军以年迈之身领兵出战只是为了良田美宅，为子孙后代谋福利，并无任何政治野心。这样，王翦就可以取得秦王的充分信任，掌握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解除后顾之忧，全力以赴，专心灭楚。
王翦率60万大军攻伐楚国，楚国大将项燕也以举国之师相抵抗。但王翦入楚以后，却筑起堡垒来，几个月时间都不急于同楚军交锋，而是让士兵们玩起跳高、跳远、掷石子的游戏。秦国朝内许多人见王翦出师以来不思进取，消极防守，徒耗粮草，纷纷上书秦王，弹劾王翦。但秦王对王翦信任有加，不为所动，反而为王翦送去更多的粮草，特别告知王翦，前方战事全由王翦主裁。秦军大军压境时，楚军同仇敌忾，誓与秦军决一死战。但见秦军只是筑垒防守，几个月以后，对秦军的警惕心也逐渐松懈下来。就在楚军松懈麻痹之时，秦军却突然向楚军发起了攻击，楚军仓促应战，全军溃败，秦军乘胜追击，一举攻下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灭掉了楚国。
西汉初年，汉高祖与丞相萧何之间的关系充分展示了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萧何是刘邦的故友，从刘邦起兵反秦开始，萧何就追随刘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刘邦夺取天下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刘邦也对萧何恩赏有加。当天下平定以后，论功行封，群臣争功，一年多时间不能决定。高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名列第一，封为侯，并任命为相国，特准带剑上殿，入朝不趋。众将认为萧何从来没有在前线打过仗，反而功列第一，都不服气。高祖力排众议，说：“比如打猎，众将之功，好比猎犬；发现野兽踪迹而指示猎犬捕获者，乃人也，萧何之功即为人功。名列第一，岂不宜乎？”
但是萧何任为相国以后，居一人之下，处万人之上，位尊权重。他总理百官，协理万机，一切国事皆由其管辖。相国权位既重，礼遇亦隆。高祖特恩准萧何带剑上殿，入朝不趋，奏事不名。皇帝为了表示对丞相的礼敬，“御座为起，在舆为下”，丞相生病，皇帝还要到丞相府亲自慰问。丞相权力的增大，必然与皇权发生冲突。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集权制度中的突出特点。这在汉高祖与萧何之间就表现得非常突出。萧何虽然功勋卓著，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但他不像韩信那样不知自持，他对刘邦的为人知之甚深。每当刘邦对他稍有猜忌时，即能机智地予以化解。刘、萧之间以权术相角力的故事引起了史学家司马迁的浓厚兴趣，他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以浓墨重彩描写了这两位早年的好友、后来的君臣之间的三次权术之争。
第一次是在楚汉战争时，萧何任丞相，镇守关中，汉王与项羽相持于京索之间。汉王数次派遣使者回关中慰劳丞相，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萧何手下有一位姓鲍的人对他说：“汉王在外风餐露宿，却多次派使者慰劳丞相，恐怕是有疑君之心。依我之见，丞相不如把亲族中可以当兵的子弟全部送到汉王军中服役。这样，汉王不仅不会怀疑您，而且会更加信任您。”萧何采纳了鲍生的意见。这一天，汉王正准备与楚军决战，忽报丞相派遣宗族子弟前来助战。汉王一听，非常高兴，立即召见萧何的亲属，向他们询问丞相的近况。他们回答道：“丞相托汉王之福，一切安好，惟念大王亲临战场，栉风沐雨，备受艰辛，恨不能相随左右，特遣我等前来供大王使唤，乞大王恩准。”汉王见状大喜，说道：“丞相为国操劳，公而忘私，真乃忠臣也。”萧何把自己的宗族子弟送往汉王处，实际上是以他们为人质，果然汉王对镇守关中的萧何放心了。
刘邦不得已曾分封了九位异姓诸侯王，但他对这些异姓诸侯王却如骨鲠在喉，必欲去之而后快，于是设计予以剪除，或亲自带兵征剿。每当他出征时，对在京城的萧相国总是极不放心。越到晚年，汉高祖的这一心态越是明显，因而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谋反，汉高祖亲自带兵征邯郸。哪知又有人密告韩信在关中谋反，萧何辅佐吕后用计诛杀了韩信。汉高祖在邯郸得知韩信被诛，除去了心头隐患，心中当然非常满意，但他对萧何也不放心，于是派遣使者回京师，拜萧何为相国，增加五千户封邑，同时又命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为相国的警卫部队。这样做，既是为了笼络萧何，同时也有监视的意思。
朝中大臣见萧相国如此受高祖宠信，纷纷前往萧何府上祝贺。唯有一个名叫召平的人，他来到萧府，不仅不表示祝贺，反而对萧相国说：“公将大祸临头矣。皇上在外，公在朝中，既增加公之封邑，又为公设置警卫，显然是对公起了疑心。愿公上书辞让封邑和警卫，并将家中私财悉数捐出以佐军资，以解除皇上心中疑忌。”萧何原本就对此次增封大惑不解，听了召平一番话，深以为然，立即采纳了他的计谋，又一次化解了汉高祖对他的猜忌。
第二年，淮南王黥布谋反，汉高祖又亲自带兵征伐。萧何因为皇上在外征讨，总是兢兢业业，勤于国事，安定民心，源源不断地向前方输送给养。但萧何越是勤勉，汉高祖心中越是不踏实，他又故态萌发，常常派使者回长安询问相国的近况。萧何对皇上的这一举动很费猜量。有一位门客向他道破了高祖的心思，说：“君不久即将灭族矣。君位居相国，功称第一，如此勤勉，还想再高升吗？君初入关中，至今已十余年了，深得百姓拥戴。皇上之所以近来不断地询问君的作为，就是怕您深得民心，倾动关中。依臣之见，君不如在京师多置田地，强迫百姓贱价卖地，使关中百姓都骂君贱买民地。这样，皇上知道君仅仅贪财，没有政治野心，他也就放心了。”萧何自任丞相以来，公忠体国，不谋私利，但为了解除皇上对自己的猜忌，他不得不采纳这位门客的计谋，自污以免祸。果然，萧何的骂名很快就传到了高祖那里，汉高祖听了，心里如同吃了蜜一般甜。高祖征讨黥布归来，关中百姓拦道向高祖上书，控告萧相国强迫贱买民田宅。高祖回朝，萧何拜谒。高祖笑着对萧何说：“相国竟如此‘利民’呢！”随即便把百姓的上书交给萧何，说：“君自己去向百姓谢罪吧！”于是萧何将所有的田宅全部退还于民。
萧何鉴于关中地狭民众，农民占田普遍不足，便乘机向高祖建议将皇家御园上林苑中的空地分给无地之民。汉高祖一听，不觉勃然大怒，说：“原来相国受了商人的钱财，竟然来向朕要上林苑。”下令把萧何交与廷尉，关押在监。过了几天，一位姓王的卫尉见皇上的气已经消了，便问道：“相国有何大罪，陛下竟如此重惩？”高祖回答说：“朕闻李斯相秦始皇，有善则归于主上，有恶则自己承担。今相国收受商人的钱财而为民分朕御园，收买民心，故此将他关押起来。”王卫尉劝道：“萧何为相国，有便于民者则请之，此乃宰相职责，陛下为何竟怀疑相国收受商人的钱财？当年陛下与楚数年相争，后来陈、黥布谋反，陛下亲征，相国守关中，若有所为，则函谷关以西非陛下所有也。相国不在此时谋利，竟在天下大一统以后收受商人的金钱吗？况且秦之所以亡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听不到批评意见，李斯归恶于己，又何足效法哉！”一席话说得汉高祖无可辩驳，其实他也知萧何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于是当天就派使者持节赦免萧何出狱。年迈的萧何从狱中出来，不先回家，跣足入朝向汉高祖谢恩。高祖看着萧何衰老年迈的样子，也不免生出恻隐之心，说：“算了吧，相国！相国为民请御园，朕不许，朕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宰相而已。故此朕将相国关押起来，让天下百姓都知道朕的罪过。”
萧何一生谨慎，谦恭自守，不居功，不自傲，对汉高祖忠心耿耿，也不免遭到皇帝的猜忌，竟然以自污免其祸，臣下侍奉君主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
韩非在《说难》中指出，臣下进言君主的困难，不是难在臣下的才智不足，不是难在臣下的口才笨拙，也不是难在臣下不敢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主张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言的困难，在于如何了解君主的心理，然后对症下药。如果君主想要追求美名，你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会被抛弃和疏远；君主想要追求厚利，你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如果君主暗地里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你用美名向他进言，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你；你用厚利向他进言，他就会暗地里采纳你的主张而表面上疏远你。在君主面前难言的局面，臣下是非常尴尬的，弄得不好，就会获致罪咎。宋太祖初入宫时，见宫嫔抱一小儿，便问此儿是谁，宫嫔回答说是周世宗的儿子。当时范质、赵普、潘美等一班大臣在一旁。太祖问赵普等该如何处置，赵普等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去之。”唯独潘美在太祖身后沉默不语。太祖问他，潘美也不回答。太祖沉思片刻，说道：“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太祖话音刚落，潘美便接口说道：“臣与陛下北面事世宗，劝陛下杀之，即负世宗；劝陛下不杀，则陛下必致疑。”太祖笑着对潘美说：“就让他做你的侄儿吧。世宗的儿子可不能做你的儿子啊。”潘美遂将小儿抱回家。此后太祖从未问起过，潘美也从不提起《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太祖》……在这个故事中，太祖皇帝从心里是想把周世宗的儿子杀掉，以绝后患，但他在表面上又不想背上“即人之位，杀人之子”的不义的恶名。赵普等人显然没有考虑到太祖顾及名声的一面。对于臣下来讲，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劝陛下杀之，即负世宗；劝陛下不杀，则陛下必致疑。”潘美知道这是一个两难问题，因此他采取了沉默的办法，委婉地表达出“不杀最好”的态度。
韩非认为，臣下在向君主进言时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不要“泄密”。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进言者未必是故意泄漏了机密，而是在谈话中无意触及君主的隐秘事情，这样进言者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要做某件事，而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另一件事，进言者不仅知道君主表面上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这样做的真实意图，他就会身遭危险。进言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的心意，而局外的聪明人从一些迹象上把这件事猜测出来了，结果事情泄漏，那么君主就一定会认为是进言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想把它当做自己的功劳，而进言者正好也知道这个计谋，这样进言者就会很危险。
第二是要揣摩君主的心理。韩非认为，臣下在向君主进言时一定要事先揣摩君主的心理。不揣摩心理就贸然进言，往往会遭遇危险。比如君主有过失，进言者却大谈礼仪，挑剔他的毛病，像这样，进言者就会很危险；勉强君主做不能做的事，不让君主做不肯罢休的事，进言者就会很危险。所以进言的关键，在于知道君主感到自豪的事，就给予夸誉；他认为羞耻的事，就替他掩饰；他私人有急切的要求，进言者就要向他指出这是合乎公义的而且鼓励他去做；他有卑下的念头，又不能克制，进言者就要给他加以粉饰，当成美好的愿望，反而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做；君主的心里有过高的要求，而实际上做不到，进言者就要给他列举这样做的过失，说明这样做的坏处，而称赞他不这样做的好处；有的君主想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给他举出同类中别的事情，使他借助于进言者的言谈，表现自己的才智，而进言者却假装不知道。
战国时期隐居于颍川阳城的鬼谷子就是专门研究如何向君主进言的专家。他的弟子苏秦、张仪就专门向他学习纵横捭阖之术。特别是苏秦，更是从鬼谷子那里学到了一套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而进言的秘诀，后来他以合纵之术游说诸侯，佩六国相印而位极人臣。
现传《鬼谷子》共十篇。第一篇《捭阖》，从总体上论述了辩论或游说的基本原则。捭者，开启；阖者，闭藏。捭阖之道即论述何时应该积极有为，直言陈词；何时应该冷静观察，沉默不言。第二篇《反应》，论述如何在与对方的言谈中把握对方的真实意图，从而说服对方。鬼谷子提出了“反”的论辩方法。所谓“反”，就是对对方所言之事从其相反的方面冷静地进行考察、审视、思考，“事有反而得覆者，圣人之意也”。第三篇《内握》，论述了臣下如何把握君主的心意，从而与君主保持进退自如的关系。“内者，进说辞也；握者，推所谋也。”第四篇《抵戏》，论述如何在事物的萌芽时期就能预测到它的发展趋势，对那些可能发展为恶的事物及时地加以制止。第五篇《飞钳》，所谓“飞钳”，即先用好听的话或诱人的东西套住对方，从而察知对方的意图，使对方为我所用或制服对方。第六篇《忤合》，忤合，指违背一方的意愿而与另一方的意愿相合。即在游说中根据对对方的考察以决定自己的取舍、向背。第七篇《揣》，揣即揣摩、揣度，即在游说中根据对方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等表情的变化以揣度其心思。第八篇《摩》，摩即揉擦，通过言语刺激对方，从而察知对方的真实意图。第九篇《权》，主要论述如何在辩论中控制发言权的技巧。第十篇《谋》，论述计谋在游说中的作用，并详细地阐述了如何运用计谋的问题。鬼谷子提出了以下五条原则：第一，必须掌握事情本身的真相和规则；第二，必须隐蔽自己的意图；第三，必须注意奇正、公私关系；第四，不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第五，不要好为人师。
鬼谷子与韩非对游说之术的论述可谓各有千秋，备极权谋。但两人都共同注意到了在游说中要揣摩对方心意的问题。鬼谷子还特辟《揣》、《摩》两篇，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鬼谷子认为，揣摩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如果能符合君主的情志，则做事无不成功。善于揣摩的人，就同手持钓竿而临深潭一样，在鱼钩上挂上饵子，投入水中，只要善于把握时机，就不难钓到大鱼。揣摩君主的心意也是如此。揣摩要有道，其道虽然隐微，但基本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其一，根据君主的性格特征进行揣摩。鬼谷子认为，凡事物无不以类相从，比如抱薪趋火，干燥者先燃；平地注水，低洼处先满。臣下如果知道君主的性格，然后投其所好，可贵则贵，可贱则贱，可轻则轻，可重则重，可利则利，可害则害，可成则成，可毁则毁，由此探测君主的隐微，往往奏效。
其二，根据君主的欲望进行揣摩。鬼谷子说：“君主和常人一样，也有欲望，也有喜怒哀乐之情。只要有情欲，就不可能完全隐貌逃情。在君主甚为高兴之时，臣下乘势推波助澜，使其兴致达到极点；在君主甚为忧虑之时，臣下更因之而使其厌恶达到极点。君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不能掩饰自己的感情，内心感情的变化必然流露在面部，臣下就可以据此而知其隐情了。”
触龙的揣摩术《战国策》中记载的触龙说赵太后的著名故事，就是臣下揣摩透了君主的心意以后而进谏成功的一个范例。
当时，秦国发兵攻打赵国，一举攻占三城，赵国形势岌岌可危，只得向齐国求援。齐国怕赵国反复无常，提出要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来齐国做人质，方可发兵救赵。但是赵太后溺爱幼子，舍不得让长安君前往齐国做人质。大臣们纷纷进谏，赵太后越听越怒，最后说：“有再劝我派长安君去做人质的，我就朝他脸上吐唾沫。”但没过多久，侍臣就向她报告，老臣触龙求见。赵太后心想，还真有不怕事的？便盛气而待。
过了一会儿，老态龙钟的触龙步履蹒跚地来到后宫，对赵太后说：“老臣脚有病，走路慢，很久没来参见太后，故愿见太后。”丝毫不提长安君的事。赵太后心中一顿，但依然冷冷地应了一句：“老妇也只能靠轮椅车代步。”触龙问：“饮食还好吗？”赵太后说：“喝粥而已。”触龙也感叹道：“老臣食欲不好，每日坚持步行三四里，才稍微增加一点饮食。”赵太后逐渐消气了，看来这老头儿是来与我闲聊的，她的态度也就逐渐缓和下来了。
触龙接着说：“老臣有一幼子，请太后可怜老臣，让他到王宫做一名卫士，老臣死了，也放心了。”这时赵太后完全放心了，原来他是为儿子说情来的，于是便很爽快地答应了触龙的请求，并问道：“年龄几何？”触龙说：“十五岁了。虽然年少，我希望在去世之前将他托付给太后。”赵太后笑问道：“大丈夫也疼爱小儿子吗？”触龙肯定地回答说：“甚于妇人。”赵太后不服气了，争辩道：“妇人更甚。”赵太后不争辩还好，她这一争辩，就上了触龙的圈套了。
触龙说：“依老臣看来，太后爱长女更甚于爱长安君。”赵太后反驳道：“君言差矣。谁不知我最疼爱长安君。”触龙说：“父母疼爱孩子，就要为他们深谋远虑。当初太后把长女远嫁燕国为王后时，恋恋不舍，哭得悲悲切切。但是后来太后每次祭祀时，又暗暗地祝祷：”燕后千万别返回啊！‘您这样做，岂不是为燕后作长久之计，使其子孙即位为燕王吗？“赵太后回答说：”的确如你所说。“
触龙接着问太后：“我们赵国三代以前封侯的子孙们，现在仍有继承侯爵的吗？”赵太后回答说：“没有了。”“不独赵国，其他诸侯国还有连续三代继承爵位的吗？”“老妇还没听说过呢。”触龙说道：“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些子孙位尊而无功，禄厚而无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今太后疼爱长安君，封以高位，赏以膏腴之地，但至今还不让他为国家建功立业，一旦太后山陵崩，长安君凭什么自立于赵国？所以老臣以为太后没有为长安君作长久之计，不如爱燕后之深啊。”
哦！赵太后这时才醒悟过来，原来触龙还是来劝她那件事的。但是她现在不仅不生气，反而为触龙的深情所感动、所折服。况且触龙也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要求她派长安君到齐国为人质呀！于是她无限深情地对触龙说：“您说得很对！我这就把长安君交给您，任君使派。”
于是长安君到齐国去了！于是齐国发兵了！于是秦军撤退了！于是赵国转危为安了！
触龙真不愧是一位善于进谏的人物。他之所以进谏成功，关键就在于揣摩透了赵太后爱小儿子的心理，然后以巧妙的言辞使赵太后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行东方。随行的人员有丞相李斯、百官大臣、小儿子胡亥以及中车府令赵高。当秦始皇巡行到山东平原县时，就得了重病，生命垂危。秦始皇自知命不久矣，便立下遗诏，命正在北方边境监军的长子扶苏即刻赶回咸阳参加葬礼并继承皇位。遗诏尚未发出，秦始皇就在沙丘去世了。
秦始皇的死，只有李斯、胡亥、赵高以及几个贴身宦官知道。李斯催促赵高赶快发出遗诏，速召扶苏回咸阳主持丧事。但是赵高却心怀鬼胎，另有打算。他想，扶苏聪明，办事有主见，其治国思想与始皇不同，对自己更是瞧不上眼。如果扶苏即位为皇帝，肯定信任蒙氏兄弟，到那时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于是他扣压了秦始皇的遗诏，开始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他首先说动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然后又利用李斯胆小怕事的特点，对李斯进行威胁利诱，使李斯同意共同拥立胡亥为帝。于是三人密谋策划，毁掉了秦始皇立扶苏为帝的遗诏，另外伪造了一道立胡亥为太子的遗诏，并由李斯假借始皇帝之命，宣布立胡亥为太子。同时还伪造了一道给扶苏和蒙恬的遗诏，命令他们自杀，派使者立即送到边防前线。不久，使者回报，扶苏和蒙恬都已自杀。胡亥、赵高等人非常高兴，他们一回到咸阳，就立即发丧，并宣布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皇帝。李斯为丞相；赵高为郎中令，执掌宫中警卫大权。
在中国历史上，秦二世可列为最昏庸的一类皇帝。他大事小事都糊涂，毫无主见，又好女色，贪图享乐，这就给野心家赵高以可乘之机。赵高是秦二世的老师，经常向秦二世灌输集权专制和及时享乐的思想。赵高早就把秦二世的性格摸透了，又善于揣摩他的心思，所以秦二世对赵高一向是言听计从。这一天，秦二世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朕既为天子，就当尽情于声色，永远享有天下，你认为朕可以做到吗？”赵高就趁机对他说：“这是贤明的君主都愿意做的，而愚蠢的君主则极力禁止。此事臣已考虑很久，只是不敢说。今陛下既然提出，臣有一事，尚望陛下深思。沙丘之事，诸公子及朝中大臣都在怀疑，诸公子都比陛下年长，朝中大臣都是先帝所委任，陛下初即位，他们能服气吗？一想到这些，我就心惊胆战，有这些人在，陛下怎能尽情享有天下呢？”一席话说得秦二世目瞪口呆，心里全然没有主意，于是就问：“那该怎么办呢？”赵高便把他的阴谋全盘托出：“治理国家，一定要制定严刑峻法，把那些心怀不满的大臣满门抄斩，诛灭九族，不留后患。把先帝委任的旧臣一律除去，另外任用陛下所信任的人。这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纵情享受了。”
秦二世听了赵高的一番话，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在秦宫里就开始了对旧大臣和宗室子弟的残杀惨剧。赵高趁机把对他不满的人一一剪除，安插了一大批自己的亲信。这样一来，朝廷大臣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议论朝事了。另外，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子女也被秦二世和赵高诛杀，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赵高为了独揽大权，就劝谏秦二世说：“天子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天子的神圣。如果群臣见不到天子的面，只能听到他的声音，天子就具有神秘的威严和神圣的权威。今陛下年纪还轻，未必什么事情都懂，万一在大臣面前说错了话，就会降低陛下的权威和威严，大臣就会瞧不起陛下了。依臣之见，今后陛下最好不要上朝，朝中事情就由我替陛下批答处理就行了。这样一来，陛下既在群臣面前保持了神圣的威严和权威，又能尽情享有天下，一举两得，陛下何乐而不为呢？”昏聩的秦二世哪里知道这是赵高独揽大权的阴谋，还真的以为赵高是为自己着想。从此他就身居禁宫之中，尽情地享乐腐化，内外大事一律交给赵高决断，赵高基本上控制了秦王朝的统治大权。
为了捞取更大的权力，赵高又把黑手伸向了李斯。他害怕李斯揭穿沙丘政变的内幕，同时他对丞相的职位早已垂涎三尺，只要李斯在，他就不可能晋升为丞相。因此他把李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赵高听说李斯对秦二世不见大臣不满，就愁眉苦脸地对李斯说：“现在关东盗贼纷起，可皇上却日夜玩乐，又大肆修建阿房宫，全然不以国事为重。我想谏止，但我地位低贱，不足以言国事。您身为丞相，却为何不进谏呢？”李斯说：“我何尝不想进谏，可皇上深居宫中，连面都见不着，怎么进谏呢？”赵高立即说：“这有什么难的，您若想进谏，我替您打听皇上什么时候有空，就通知您。”于是赵高就故意在秦二世玩得正高兴的时候，派人告诉李斯，皇上现在正有空闲。李斯不知这是赵高的圈套，每次进宫奏事，都碰上秦二世玩得如痴如醉、十分开心的时候，所以秦二世对李斯来奏事非常恼火，对李斯讨厌死了。这时赵高就趁机进谗言：“当时沙丘密谋，丞相曾参与其中。现在陛下当了皇帝，而他的权位却没有增加，他大概是想割地封王吧。另外，听说李斯的大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造反的陈涉就是丞相故里的人，所以盗贼经过三川郡，李由不肯出击。听说李斯和陈涉还有书信往来呢。现在天下的人都说，丞相的权势和声威比天子还高，陛下可不得不防啊！”在赵高的撺掇下，秦二世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令把李斯逮捕下狱，交给赵高处理。结果李斯被处死刑，其宗族也被全部诛灭。
李斯死后，赵高升任为丞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秦王朝的大权完全控制在他的手里了。为了进一步试探皇帝对他的信任程度和朝中大臣对他的态度，他在秦宫内上演了一出“指鹿为马”的丑剧。一天，当群臣向秦二世朝贺时，赵高特地牵来一头鹿献给秦二世，他指着鹿对秦二世说：“特献一匹马给陛下。”秦二世一看笑了，说：“丞相居然说起笑话来了。这明明是鹿，哪里是马。”但赵高却一本正经地坚持说是马。秦二世就问左右和朝廷大臣究竟是鹿还是马。那些趋附赵高的人赶忙说：“是马，是马。”有的人闭口不言，只有极少数人敢于说真话。事后，凡是说是马的人都加官晋爵，那几个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赵高找借口杀害了。从此，宫内宫外的大小臣僚无不畏惮赵高，再也没有人敢讲真话了。
秦二世见大多数大臣都把鹿说成是马，感到无比惊讶，以为是自己的神经错乱了，便召太卜来占卜，太卜按照赵高的旨意，胡说什么这是陛下祭祀上天、供奉祖宗心不诚，斋戒不够，才出现了指马为鹿的错乱现象。秦二世信以为真，便听从赵高的安排，住进了上林苑。从此，秦二世远离皇宫，成了一个傀儡，赵高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直接夺取皇位了。这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经烧遍全国，秦王朝已危在旦夕。赵高一面与起义军讲和，以求割关中之地自立为王，一面对秦二世采取断然措施，企图杀帝篡位。赵高派女婿阎乐率兵冲进秦二世住的望夷宫，用剑指着秦二世说：“你是一个无道的昏君，滥杀无辜，现在天下的人都起来反对你，你自己看咋办吧。”秦二世这时才看清了赵高的真实面目，他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哆嗦，问道：“我可以见一见丞相吗？”阎乐断然拒绝了。秦二世又请求愿当一个王，阎乐不准。秦二世哭着哀求给他一个万户侯当，阎乐也不准。秦二世彻底绝望了，说：“我带着妻子去当老百姓，总可以吧？”阎乐严厉地说：“我是奉丞相之命来处死你的。”走投无路的秦二世只得拔剑自杀了。
谋害了秦二世后，赵高欣喜异常，他拿过皇帝的玉玺佩在自己的身上，大步走上殿去，准备坐上皇帝的龙椅，登基当皇帝，但刚一坐上龙椅，就感到天旋地转，整个大殿好像要倒塌似的，坐了几次都是这样。赵高没有办法，只好立秦二世的侄子子婴为王。子婴深知赵高的为人，他对赵高早已恨之入骨。他当了秦王以后，就密谋剪除赵高。最后一举诛杀了赵高三族，并暴尸咸阳示众。
子婴仅仅当了四十多天的秦王，刘邦率领的起义军就攻入咸阳，子婴向刘邦投降，秦王朝灭亡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经历了它的极盛时期而走向衰退时，大都会出现权力和权位分离的局面。东汉后期的外戚与宦官专权，唐朝后期的宦官擅政，明朝的阉宦之祸，在位的皇帝大都受制于权臣。东汉外戚梁冀擅政，9岁的质帝指着他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便被梁冀毒死了。东汉末年，凉州军阀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废掉刘辩，另立刘协为帝，由他控制起来。不久，袁绍组成讨伐董卓的联军，董卓自料抵敌不过，便纵火焚烧了洛阳，裹挟起刘协逃回到关中。可怜这位皇帝在董卓手下，连奴仆都不如。唐朝的宦官专权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宦官李辅国就曾这样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只管在宫里待着，外面的事情由我来处置。”李辅国之后，又有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执政。鱼朝恩更是骄横无所顾忌，大小事务必须按他的意志办理，如果他的意见被大臣或皇帝否决，他就会大发雷霆之怒，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也。”《廿二史札记》卷二○《唐代宦官之祸》。
五 登龙之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等级森严的社会。《左传》上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森严的等级制度不仅加深了等级之间的冷漠，扩大了权力的距离，而且更导致了群僚之间波谲云诡的宦海风波。这是中国传统官场特有的现象。
读书做官，步入仕途，身居高官显爵，以获取功名，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十年寒窗，苦读儒经，以求荣达，乃是士人最基本的选择。有的人从幼童入庠，皓首穷经，仍是一介布衣，也无怨无悔。一朝登第，便如跃龙门，身价百倍；一旦落第，就连亲属也会鄙弃。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读书求仕进，是一般士人的最佳选择，父劝其子，兄劝其弟，妻劝其夫。宋真宗写有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绘图解人颐》卷一。）把读书的好处说得十分精彩动人。但是仕途路窄，能考中进士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士子都是名落孙山。因此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获得功名，除了“读书破万卷”，还需要通过“十年寒窗”以外的各种努力。就连李白这样著名的诗人，自称“不曲己，不干人”，一身傲骨，但其早年为求功名，还是给当时的荆州刺史韩朝宗写了一封求职的自荐信。信中写道：“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扬青云也？”
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吏选拔制度，汉代主要是乡举里选，魏晋南北朝为九品中正制，唐代以后盛行科举制。汉代的乡举里选，主要是由地方官保举本地的士人到中央，经考察后授予一定的官职，选举的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辟除等。其中孝廉是最重要的选举制度。被推选为孝廉的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后汉书·百官志一》注。）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就称为秀才或茂才。当时的士子为了通过孝廉这一途径进入仕途，矫伪饰行，沽名钓誉，请托权贵，以获取孝廉的美名。有一个叫许武的人，被推举为孝廉。他考虑到两个弟弟还未显名，为了使他们出名，同他们商议后，便召来全宗族的人，把家产分为三份，他自己的那一份皆是肥田广宅，两个弟弟所得家产既少又差。但两个弟弟一点都不与兄长争执，宗族和乡里的人都称赞两个弟弟的谦让而责备兄长的贪鄙，结果两个弟弟被推举为孝廉。事后，许武又召集宗族的人，向他们说明真相，并说，我现在的产业比分家时增加了三倍，现将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与两个弟弟。于是许武的名声大振，后被调至中央任长乐少府。陈蕃任安乐太守时，郡内有一个名叫赵宣的人，父亲去世，他把父亲埋葬以后，自己住在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名声震动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与他相见，问及妻子儿女，结果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陈蕃大怒，遂致其罪。东汉的学者王符揭露当时选举的弊端时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潜夫论·考绩》。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可见当时选举制度的腐朽和虚伪。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选举权操纵在地方豪强之手，“爱恶随心，荣辱在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无考校之实，私无告诉之意”《晋书·刘毅传》……由于这种选举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广大民众进入政权的道路，所以在隋以后，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崩溃，九品中正制也随之被废除，而代之以科举制。
科举制虽然兴起于隋朝，但其兴盛时期乃在唐朝。科举制为唐朝的官僚机构输送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较之乡举里选和九品中正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由于没有采取“糊名”制度，也为一些考生走后门、行贿打开了方便之门，因而出现了“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也就是说，每科的取士，往往在正式考试之前，连录取的名次都预定好了，而考试本身有时只是徒具形式而已。《玉泉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州人翁彦枢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他有一位同乡僧人经常出入于礼部侍郎裴坦门下，裴侍郎因其年老，对他很是优待，任他在府中自由来往。这一年，裴坦主持进士考试，他的两个儿子裴勋、裴质整天私自在家中商量应该录取谁。由于僧人经常出入，来后总是手持佛珠，闭目诵经，不问世事，两人也不戒备。因此僧人对他们商量的结果很清楚。有一天，翁彦枢来拜访僧人，僧人问他希望考中第几名，翁彦枢只道是僧人和自己开玩笑，就漫不经心地说，考中第八名就够了。随后僧人就来到裴侍郎家，裴勋、裴质正在那里商量录取进士的事。僧人故作生气的样子，指责他们说：是裴侍郎主持考试呢，还是你们二人主持考试？现在全由你们二人决定录取，裴侍郎难道是木偶人吗？再说你们准备录取的，都是权豪人家的子弟，没有一个平民士子，这怎么行呢！僧人说着，就把他们二人平时私下商量的录取名单一一说出。二人大惊，想用金钱堵住僧人的嘴。僧人说：我老了，要金钱干什么？只是我的同乡翁彦枢，这次一定要进士及第。二人想把翁彦枢列入丙科，僧人说非第八名不可。二人不得已，只好答应了。这年，翁彦枢果然中了第八名进士。
为了获得主考官的重视，唐代的举子往往在考试前一年的秋天，把自己最得意的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带到京师，呈送给当时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这在当时称为“行卷”。唐朝的行卷之风非常盛行。据记载，王维20岁时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为了考中状元，他拿着自己的行卷投在唐玄宗的弟弟岐王的门下。哪知另一个文人张九皋先他之前已投在太平公主的门下，太平公主比岐王的权势大，她已经答应了张九皋的请求，把状元的名位给他。于是岐王给王维出了一个主意。在一次公主举行的宴会上，岐王叫王维装扮成伶人，在太平公主席前弹奏琵琶，公主听了，赞叹不已。又见王维年轻英俊、风流倜傥、风姿潇洒，心中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岐王趁机把王维推荐给公主，说：“此生非只通音律，至于问学，无出左右。”公主问王维：“子有所为文乎？”王维即献上怀中的诗卷，公主览诵未毕，就大惊道：“这些诗作都是我平素所喜爱的，以为是古人佳作，竟然都出于你之手！”于是急忙命王维换衣，待以上宾之礼。岐王便说王维希望此次科举考试能中状元，请公主多加关照。公主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立即派人把主考官召至府上，告诉他必须以第一名录取王维。王维果然中了第一名进士。
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投递过行卷。白居易在考试前曾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求见著名诗人、著作郎顾况。顾况拿起白居易的行卷，看了看封面上的“白居易”三个字，就开玩笑地说：“长安米贵，‘居’亦弗‘易’。”他翻开行卷，卷首是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描写了古原上小草旺盛的生命力，以表现作者生气蓬勃、不畏艰难、勇于进取的决心。对仗浑然天成，语言质朴无华，诗句清新优美。顾况十分欣赏，不禁脱口称赞：“道得个语，‘居’亦‘易’。”顾况便为白居易广为宣传，白居易很快就名满京城。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一首诗中感叹道：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琚。
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
由于行卷的作用很大，所以当时就有不少的举子偷窃抄袭别人的好诗文，冒充为自己的作品，以沽名钓誉，甚至市面上有人将往届举子们的诗文汇编成行卷出售。当时就有靠偷了别人的行卷，居然进士及第的。《唐诗纪事》中记载道，杨衡在隐居时，有人偷了他的诗文去应试而登第。杨衡知道后非常气愤，第二年他也去应试。及第后，他见到了这个人，便气愤地问他：“‘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这人回答说：“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杨衡见他如此说，倒把自己逗笑了，说：“犹可恕也。”
除了行卷，也有人采取别的方法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初唐诗人陈子昂从家乡梓州来到京师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他既无名气，也没有当朝权贵为后台。为了一举成名，他自编自导了一出轰动长安的喜剧。一天，在长安应试举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一个人抱着一把琴卖，这人居然开出一百万钱的天价，一下子引得许多人围观。陈子昂挤进人群，拿起琴来看了看，说：“你这把琴我买了，你等着，我去拿钱来。”众人一听，惊得目瞪口呆，都等在那里看热闹。不一会儿，陈子昂用车拉着百万钱来，买下了这把琴。众人见他出手如此大方，认为他一定是一位弹琴高手，纷纷要求他给大家弹奏一曲。陈子昂对大家说：“诸位若要听我弹琴，请明天到宣阳里。”第二天，大家准时来到宣阳里，陈子昂早已准备好酒菜。陈子昂捧着琴，对大家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弹琴乃伶人之贱艺，岂宜留心。”说完即把琴往地上一掼，摔得粉碎，然后把自己的诗文卷轴赠发给众人。结果“一日之内，名满天下”。参加科举考试，果然折桂。
19世纪中期，新崛起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曾国藩与皇权之间展开了一场波谲云诡的权术之争。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整个南部中国。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清朝的腐朽统治，摧毁了清朝南方的地方政权。据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清朝官吏共28名，其中伤毙自杀或革职逮问者便有17名。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下，清朝的总督巡抚共有38名丢官殒命，武职位在提督以上者共有65名曝尸疆场，可谓摧毁殆尽。
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清朝统治，1853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募练了一支万人劲旅，创建了湘军。此后，这支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不仅成为太平军最凶悍的死敌，并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就清王朝本身而言，曾国藩集团的崛起，导致了清朝权力结构的重心由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清朝前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政体高度发展，全国的统治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由内及外的统治网络，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但是到了咸丰、同治时期，以湘军集团的崛起为标志，清朝的权力重心由中央转移到了地方。从1854年起到1864年止，曾国藩集团先后掌握了安徽、湖北、江西、浙江、四川、陕西、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督抚大权，黄河秦岭以南、四川云南以东的广大南部中国，几乎都在其权力范围之内。曾国藩集团不仅掌握了南部中国大多数省区的督抚大权，而且将湘军发展成一支拥有12万人的庞大的水陆武装。曾国藩曾得意地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应。”（《曾文正公书札》卷二三《致李宫保》。）曾国藩的湘军与清朝的正规武装八旗和绿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八旗自清世祖亲政后，完全由皇帝直接控制。绿营则直辖兵部，通过兵部由皇帝指挥。其将领由兵部遴选，兵守世业，兵非武弁所自招，弁非将帅之亲信，故八旗、绿营的兵权都属于国家而集于中央。与此相比，湘军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私属性质。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人和最高统帅，他在创建湘军之初，就断然改变八旗、绿营之法，制定了一套新的法规制度。依照这些法规制度，湘军的大帅和统领由曾国藩本人亲自挑选；统领之下，是为营官，由统领物色；营为湘军基本单位，全部兵士均由营官亲自在本乡招募。这样一来，兵为营官所私，营官为统领所私，统领、大帅为曾国藩所私，通过这种递相私属的关系，湘军变成为曾国藩的私人武装。湘军既然私属于曾国藩，他人自然难以调度指挥。如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太平军回师武汉，清廷急令曾国藩火速增援湖北清军。曾以水师尚未练成为借口，按兵不动，虽朝廷连下四道上谕，均视之阙如，朝廷也无可奈何。湘军的创建，导致了“兵为将有”局面的产生，在清廷原有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权力结构上冲开了一道缺口。
随着军权的下移，地方的政权与财权也随之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握、控制。根据清制，掌握地方大权的督抚，皆以文官选任，不得以谙习兵法战阵的武官开列。其用意在于文人不知兵，虽授以疆寄，独任方面，也不必深以为忧。而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虽本为文人，但却手握重兵，久历战阵，通晓戎机，他们的身份，已由文人变为儒将。因此他们膺任疆寄，就是对清朝定制的突破。而他们一旦大权在握，便大展经纶，开始了对地方政权的包揽把持。
在此情况下，皇权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咸丰皇帝一向自诩“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诸臣所可轻议”（梁章钜：《枢桓纪略》卷一。），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他对曾国藩等人的一切建议筹划皆“言听计从”。当然咸丰皇帝并不甘心大权旁落，于是以咸丰帝为代表的皇权与曾国藩集团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权力之争。曾国藩以老谋深算的策略和权术与朝廷周旋，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极大地壮大了实力。
咸丰初年，曾国藩集团刚刚形成，尽管羽翼未丰，却在军事、政治、财政上表现出相对独立的集团意志，这就触动了清廷敏感的政治神经。咸丰帝即位不久，便流露出对曾国藩集团的无比忧虑。为了抑制其势力的膨胀，清廷对曾国藩集团采取了各种压制措施。
首先，不轻易授予曾国藩集团成员军政实权。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创建湘军，东征西讨，功勋卓著。因此，他遭到了清廷的猜忌。咸丰帝说：“曾国藩一人统领重兵，朕心实深悬系。”《咸丰朝东华录》卷五二。还在湘军出师东征时，咸丰帝特诏湖广总督台涌、贵州提督布克镇严密监视曾国藩的行动。
其次，在军事部署上进行压抑。咸丰帝不仅长期不授予曾国藩等人军政实权，还时刻提防他们居功傲上。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咸丰帝的计划是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为此，朝廷把由绿营兵组成的江南、江北大营部署在攻占天京，获取扫灭太平天国首功的位置，而让湘军去打那些疲于奔命、劳而无功的外围战，致使曾国藩等人时而援浙，时而赴闽，时而入川，客寄虚悬，难以取得大的成功。
再次，限制湘军粮饷。湘军非国家经制之师，其粮饷基本靠自筹，很少靠朝廷接济。然而，就是自筹粮饷，也受到朝廷的多方阻挠。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以军营急需，奏请拨江西漕折银每月5万两，咸丰帝却故意截留不解。由于朝廷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历年欠饷高达4987500两。因为粮饷奇绌，湘军常常窘迫到数月发不出兵士饷银的境地。
此外，地方官吏还秉承朝廷的旨意，从各方面对曾国藩集团进行排挤和刁难，不少地方官甚至从粮饷上卡曾国藩的脖子。
对于来自朝廷的压抑，曾国藩集团成员皆怒形于色。曾国荃在给其兄的信中大发牢骚，表示不愿“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彭玉麟则发誓坚决不受朝廷之官职。咸丰十年（1860年），绿营水师杀湘军杨在福部官兵，激起了曾国藩集团的切齿愤怒。曾国藩得报也批曰：“此仇不可不报，若辈欺善怕恶。”赵烈文大骂朝廷纵虎食人。他上书曾国藩说：“当今之世，王纲倾覆，民生几尽，忠臣腐心，义士切齿。”认为朝廷已不堪扶持，因恳请曾“雄略与时转移”，“稍以便宜割断”，乘时以出，自谋善策。那位博通经史、精于帝王之学的湘绮先生王闿运，更是多次以微语劝曾国藩当机立断，取清室天下而代之，并声称，“及今不取，后必噬脐”。当时就连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也有取清室而代之的意图。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也曾劝他自立，以成三足鼎立之势。
面对皇帝的猜忌，朝廷的压抑，地方官吏的挟制，曾国藩自然极为不满，但他绝不赞同其下属提出的脱离清王朝以自立的主张。他所受的正统教育，他的入仕经历及其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决定了他具有双重政治人格。曾国藩出生卑微，家世微薄，以耕读为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赴京参加会试，名录三甲，被赐同进士出身。此后即开始了官场生涯。他官运亨通，十年七升，连升十级。他“荷皇上破格之恩”，对清王室感恩戴德，急欲报效朝廷。在思想上他深受儒学的浸染，注重君臣名分；在治学上注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义理的宋学，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以图革新当时积弊丛生的政治，为国家效力。这是他政治人格的主导方面。但是从他创建湘军以后，他又成了拔地崛起的新兴利益集团的总代表。这一集团的出现，导致了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清朝既有的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权力体系的相对分裂，导致了清朝政治军事权力的再分配，这就使他与清廷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作为集团的首脑，曾国藩在处理与清廷之间的关系时，就不能完全从个人恩怨出发，必须要考虑集团利益的得失。正是这种政治人格的双重性，使他在处理与清廷之间的矛盾时，既表现出谦卑恭顺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独立不羁的特点。他把这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以政治权术与清廷周旋，可谓高超之至参见杨天宏《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第一章……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写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阪，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这段文字堪称曾国藩政治权术的状己之词。面对咸丰皇帝这位“多疑之主”，他“御驽马登峻阪，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其政治权术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从总体上而言，曾国藩对清廷采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首先，他对咸丰帝的猜忌和朝廷的压抑表现出谦卑恭顺的态度。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湖南藩司徐有壬会同陶恩培揭发其败状，请巡抚劾罢湘军。曾国藩惊恐万状，抢先奏请将自己交吏部治罪，他以为此举可获得朝廷的从宽发落，而咸丰帝却想借机打他一顿杀威棒，乃下旨“交部严加议处”。吏部遵旨议革曾国藩礼部侍郎衔，令其戴罪领兵作战。七月，曾国藩率师北征，连克岳州、武昌、汉阳、田家镇。九月初五，咸丰帝阅曾国藩奏报，心中高兴，即下令赏给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但仅过了七天，咸丰帝便改悔，收回成命，只赏给他兵部侍郎的虚衔，并催令他迅速东下，攻收赣、皖。咸丰帝对曾国藩论功行赏的翻然变计，充分表明了他对曾国藩集团的不信任。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侍郎的陈旧乌纱帽仍然戴在曾国藩头上。尽管他牢骚满腹，但在表面上却谦卑恭顺。曾国藩集团在军事、政治、财政上表现出的相对独立的意志，极大地触动了皇权的利益，因而清廷对曾国藩进行压抑、排挤和打击。曾国藩在屡遭挫折以后，也深刻认识到权力对维护其集团利益的重要性，对朝廷的压抑始终采取退让妥协的办法并非善策，因此他同清廷也展开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手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曰自固门户，以作争权夺利之本。曾国藩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维系集团内部的团结。其主要头目几乎都是同乡、同窗、师生及亲朋故旧，兄弟戚族同任头目的现象也很普遍。而各姓之间又往往以联姻或其他方式建立起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曾国藩集团各首脑头目之间彼此瓜连藤绕，沾亲带故，一人有急，往往倾巢出动，伸手相援，大有生死同之、荣辱与共的气概。集团门户的牢固，使朝廷不敢轻易对其下手，一场场政治风暴最终化险为夷。
二曰抑人扬己，大造收拾局面舍我其谁的舆论。清廷与一般官吏的腐朽无能，为人所共知。曾国藩等人不敢公开攻击朝廷，但对朝廷所重用的顽固派官僚，他们却肆无忌惮地予以贬抑，如曾国藩就说胜宝“捭阖疑忌，好凌同列，本难与共事”。胡林翼则公然骂胜宝“满胸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其才实不能统一人”，“胜宝当名败宝”。贬人的目的在于扬己。在自我吹嘘上，曾国藩集团更是不遗余力。如胡林翼吹嘘曾国藩“有武侯之勋名”，曾国藩则奏称：“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胡文忠公遗集·书牍》卷五。俞樾对曾国藩更是竭力吹捧，说他兼有诸葛亮、陆敬舆、范希文、司马光之长而无其短。舆论造开，自然上闻朝廷。朝中众臣惑于众议，以为曾国藩这帮人“偏裨皆可闻朝廷”，纷纷鼓噪于御前。天长日久，物望形成，遇有要缺，自然应选。即使遭到反对者的攻击，也可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借口，巧妙地搪塞过去。
三曰寸权必争，寸利必夺。曾国藩对“客寄虚悬”的处境极为不满，必欲揽到地方实权而后快。在这方面，曾国藩采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策略。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曾国藩以父丧为名，委军奔丧，奏请守制终身。咸丰帝未解其意，不准其奏。曾国藩乃上奏直陈苦衷，声称自己“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明确提出，“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九……公开向清廷摊牌。咸丰帝这才弄清了他的用心。这时太平天国内讧刚过，力量削弱，咸丰帝认为暂时不要曾国藩亦不足为虑，乃顺水推舟，下谕“著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不但不给他督抚之位，还夺了他已有之权。曾国藩画虎不成反类犬，只好坐镇湘乡，遥控局面，并让其部众造言：“涤公未出，湘楚诸军如婴儿之离慈母。”绝不服从其他任何人的指挥调度。曾国藩居家守制一年零四个月，复出之后，吸取教训，自己处于后台，让胡林翼跳到台前为本集团谋取权位。在这方面，胡林翼确实技高一筹。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胡林翼抓住这一时机，大造舆论：“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事不足平也。”他又设法利用郭嵩焘等人打通肃顺的关节，终于达到目的。曾国藩掌握两江权柄后，胡林翼曾写信对他说：“大局安危，只看丈是否放手放胆而已……有此一副大本领，而还不肯放手，吾且怨丈矣……不包揽把持，任人作主，则兵不能择，饷不能节，却又必乏财矣。”《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致曾涤帅》。
曾国藩集团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手段来攫取权力，发展实力，与清廷对抗。清廷虽视曾国藩等人为异己，对其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和防范，但是，当太平军再度对清廷构成威胁时，清廷不仅不敢对曾国藩集团贸然下手，反而不得不让出一部分重要权力，以此为代价，去换取曾国藩集团为镇压太平天国效力。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朝野上下弹冠相庆，而深于历练的曾国藩却在欣喜之余反增焦躁之心。因为这时清廷眼见曾国藩权力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加强了对曾国藩集团的防范措施。一方面，朝廷继续严格限制湘军的粮饷；另一方面，在曾国藩集团内部制造分裂，企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朝廷的所作所为，使双方的既有矛盾骤然升级，达到了破裂的边缘。正当曾国藩犹豫之时，清廷却抢先下手了。同治四年（1865年）春，起居注官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以及恭亲王奕，蔡寿祺历数曾国藩等人“破坏纲纪”等八条“罪状”，要朝廷“择其极恶者立予逮问，置之于法”。慈禧太后因担心惩治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等人，恐激成剧变，不敢贸然下手，决定惩治与曾国藩沆瀣一气的恭亲王奕，以此警告曾国藩。于是奕被革去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
恭亲王被参革，在曾国藩集团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物伤其类，他们决定予以反击。由刘容出面，精心炮制了一份对曾国藩大加赞赏的奏折呈递朝廷，指桑骂槐，怒斥蔡寿祺之奏为“诬劾”，并逐条“辩诬”。双方剑拔弩张，形势极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自忖无力向曾国藩集团开刀，曾国藩等人也不敢再纠缠，于是双方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罗尔纲曾指出，19世纪中期，“在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朝两个阵营斗争里面，湘军隐然成为第三个势力”。曾国藩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曾国荃、彭玉麟、王闿运、赵烈文等人，对清廷确实长有反骨，时存二心。但是，曾国藩本人却没有叛清之意，因此，作为集团的最高领袖，他不得不在清廷与集团之间搞平衡。一方面，向清廷表示让步，采取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另一方面，到了涉及集团根本利益的关键时刻，又毫不迟疑地站在曾国荃、彭玉麟等人的立场上，与清廷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