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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与现实生活》

_19 陈金华 (现代)
通过新经济政策初期苏联出版物关于这些胡乱行为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到,柯林可夫事件,彼得洛夫事件,罗曼洛夫事件,哈佐夫事件,契可夫事件,亚里特西勒事件——这些事件“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一杯水主义”的性关系所引发出来的各种丑恶现象。性的胡行乱为在“旷野丛中”
的哈里可夫犯罪事件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恶果就是落于一群流氓手中的一个少女,为他们有计划的强奸所牺牲。苏维埃国家,曾用很严峻的弹压手段来和性的胡闹斗争。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种狼藉行为的一部分根据,即是“一杯水”理论。
为此,列宁在和蔡特金的著名谈话中,严厉地批驳了“一杯水主义”理论。
列宁首先从青年人的性生活观念变化谈起:“青年人对性生活问题的态度的改变,当然是有一定‘原则’的,仿佛是以一种理论为根据的。他们有许多人自命自己的态度是‘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而且他们确实相信是那样的。这并没有使我这个老年人感到佩服。虽然我决不是一个阴郁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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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主义者,但是青年人的、常常还有上年纪人的所谓“新的性生活‘,据我看来,却往往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是地地道道资产阶级妓院的变种。
这同我们共产党人的理解的恋爱自由,毫无共同之处。“

接下去,列宁着重剖析了“一杯水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列宁说:你一定知道那著名的理论,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将象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这种“一杯水”主义已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发狂了,简直发狂了。这种理论是许多青年男女的恶劫。信奉这种理论的人硬说那是马克思主义的。
谢谢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吧,它把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的一切现象和变化,都直截了当、全部彻底地归诸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完全不是那样的简单。有一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很久以前就已指出了这一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了。列宁郑重申明:我认为这个出名的“一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的。在性生活上,不仅表现出单纯的生理上的要求,而且也表现出文化的特征,不管它们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性爱的发展和提炼是何等重要的事。两性间的相互关系,不单是社会经济与一种生理上的需要之间变动的表现。要想把这些关系本身的变化,脱离同整个意识形态的联系而直接地归结到社会的经济基础,那是唯
①《回忆列宁》第5卷,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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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自然,渴是要满足的。但难道正常环境下的正常人会爬到街上去喝那里的脏水,或者从几十个人的咀唇沾过的脏杯子里喝水吗?但,最重要的还是社会方面。喝水确实是个人的事情。可是恋爱牵涉到两个人,并且会产生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
这一情况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集体的责任。“

这里,列宁对唯理论的批判,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两性观有着重要的伦理学意义。
列宁在批判“一杯水”
主义时,也注意到它与西方性革命思潮之间的联系。
列宁和蔡特金谈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对‘一杯水’主义毫无好感,虽然它享有‘爱情解放’的美名。再说,这种爱情解放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
你大概会记得,约略在上一世纪的中叶,文艺作品里曾把它鼓吹为‘心灵的解放’。
在资产阶级的实践中,它变成了肉欲的解放。那时鼓吹的本领比现在强,至于实践,则我难于判断了。“

列宁之所以对“一杯水”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的实质给予无情的揭露,饱含着对社会主义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他语重心长地指出:青年人特别需要生活的乐趣和朝气。有益于健康的运动——体操、游泳、远足、各种身体锻炼——和多方面的智力上的兴趣,学习、研究和调查;这一切尽可能同时并进!这要比那关注于性问题的永久不变的报
①《回忆列宁》第5卷,第45页。
②《回忆列宁》第5卷,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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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讨论以及那种所谓“充分享受人生”
,更于青年有益。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既不是僧侣,也不是唐璜,但又不是处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德国庸人。你不是认识年轻的XYZ同志吗,一个极好的青年,非常能干。可是我仍然怕他不会有什么出息。
他几次三番地闹着恋爱。
这对于政治斗争、对于革命是不相宜的。我不信任那些把个人风流事件同政治混淆起来的妇女在斗争中的可靠和坚定。也不相信那些追在女人裙子后面并给每个年轻妇女迷住的男子。不,不!那是同革命格格不入的。
“革命要求群众、要求个人集中力量,鼓足力量。象这种对邓南遮的颓废的男女主角说来是司空见惯的放荡情况,却不是革命所能容许的。性生活的放纵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是腐化的征象。
无产阶级是个正在兴起的阶级。
它不需要用陶醉来谋求麻木或刺激。既不需要用性欲的放纵来求得陶醉,也不需要用酒精来陶醉。无产阶级不敢也不希望忘记资本主义的丑恶、肮脏和野蛮。
它从它的阶级地位中、从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得到最强烈的斗争动力。它需要的是清醒、清醒、还是清醒。所以我重说一遍,不要削弱力量,不要浪费力量,不要破坏力量。克己自律不是奴隶主义,即使在恋爱上也必须克己自律。“

最后,列宁把自己关于“一杯水”主义的批判做了一个总的概括:我并不想用我的批评来鼓吹禁欲主义。丝毫没有这
①《回忆列宁》第5卷,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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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思。共产主义不会产生禁欲主义,只有生活的乐趣和朝气,而这些也是从得到满足的恋爱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但据我看来,目前在性生活上的普遍亢进,不是给予而是减少了生活的乐趣和朝气。在革命时期,这是恶劣的,非常恶劣的。“②实践证明,在列宁的积极引导下,马克思主义性伦理观同资产阶级性伦理观的斗争取得了积极成果,”一杯水“
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苏维埃国家中得到了有效的抵制。
1928年2月,萨尔金特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就指出了青年性生活逐步转入伦理次序的合理化。像混交那样的多角恋爱,已经渐渐减少。暂时的偶然的性交,刹那的性交已成了过去的事情。坠胎减少,永久结合增加,对于小孩的照顾,也周到起来,年轻的双亲,对于育儿问题,已表示出他们的关心来。
在学生里面,赞成“自由的无拘束的”
恋爱者,只不过2%。
35%的学生,都是遵从社会道德的次序,而抑制短期的和偶然的性的结合,并且还有11%,否定“无爱情的两性间”之性的结合。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列宁的性伦理观在当时苏联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
列宁的性伦理观是富于革命性的。这里,极需要再引用列宁的二段名言:当强大的国家在崩溃,旧的统治形式在破裂,整个社会世界在开始没落时,个人的情感迅速变化着,迫切追求各种各样享乐的欲望很容易得到无所拘束的力量。
婚姻和性关系的形式,在其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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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满意的。在婚姻和性关系方面,一场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临近了。

无产阶级革命对婚姻和两性关系的条件也会创造出真正革新的基础。

列宁性伦理观的最突出特点,是它与社会主义的两性关系以及婚姻家庭生活紧密相连。这是因为只有列宁才亲自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两性关系和婚姻家庭问题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离婚问题,是两性关系中的一个热点。
列宁在1916年的那篇长文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离婚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谁不要求立即实现离婚的充分自由,谁就不配作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列宁在1918年11月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申明:“在一切文明的甚至最先进的国家里,妇女都处在被称为家庭奴隶的地位。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里,妇女都没有完全的平等权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首先是取消对妇女权利的各种限制。苏维埃政权已经完全消灭了妇女受资产阶级的卑视、压制和凌辱的根源——离婚诉讼法。
实行自由离婚的法律,已经快一年了。
①《回忆列宁》第5卷,第44页。
②同上书,第42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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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颁布了一项取消婚生子与非婚生子的地位差别以及种种政治限制的法令;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充分地实现过劳动妇女的平等自由。“
①同时,列宁又以他那清醒的头脑补充道:我们的法律在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一切使妇女没有权利的东西。但是,问题不在于法律。这种关于婚姻完全自由的法律在我们城市和工厂区实行得很好,而在农村则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在那里,教堂结婚直到现在还占优势。这里受了神甫的影响,同这种坏现象作斗争比同旧法律作斗争困难得多。
为此,列宁要求苏维埃做出持久的慎重的努力,以保证自由离婚的真正实现。
1919年6月,列宁在《伟大的创举》的著名文章中又谈到“妇女状况”
:“在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来也没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们真正彻底铲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有很多,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扫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扫清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162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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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里,离婚自由带来家庭生活的革命性变化。因为这个自由,并不仅只法律方面,就是经济方面,也有了保证。所以农村里面有这样的歌谣:现在不是苏维埃政权吗?
不要害怕男子!
若果生活不好,拿着钱分开就是了!
苏维埃农村中,离婚成为普通的现象。农妇可以向自己的丈夫说:“现在法律已经不同了”
,或者说,和他的结婚,已经不能够再忍耐了。所以这个“不圆满”的结婚就应抛弃了。
在以前,这不仅在法律上是极度困难的,甚至在经济上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脱离了父母之家的农妇,要想再回到那里去,已经不能够了。既已送出去的多余人口的农村经济农户,仍然回转来是不能够允许的;回转了来并且还带着孩子来,更加不能够被允许。但苏维埃的亲族法已造成了离婚实际上的自由性。所以在苏维埃农村里面就广泛地利用这个自由。
离婚自由在苏维埃国家的实施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有一位叫皮。亚。索罗金的先生,发表了一篇《论战争的影响》的所谓“社会学”研究的大作。这篇深奥的文章堆满了作者从他自己的著作和他的许多外国师友的“社会学”著作中引来的种种深奥的论据。
请看他的妙论吧:“现在彼得格勒每一万起婚事中,有九十二点二起离婚事件,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每一百起离婚事件中,又有五十一点一是结婚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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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其中有百分之十一不满一个月,百分之二十二不满两个月,百分之四十一不满三个月至六个月,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超过六个月的。这些数字表明现在的合法婚姻,实际上不过是掩盖私通关系并使那些‘好色之徒’能够‘依法’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形式罢了。“列宁驳斥道:”如果索罗金先生以为每一万次结婚中有九十二次离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我们只好认为,索罗金先生若不是在一所同实际生活隔绝得几乎谁也不会相信其存在的修道院里受的教育,那就是这位作者为了讨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而故意歪曲事实。任何一个稍微了解资产阶级各国社会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里实际的离婚事件(当然是没有得到教会和法律认可的)
要多得多。
俄国在这方面与别国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法律不把假仁假义、妇女和儿童的无权地位奉为神圣,而是公开用国家政权的名义对一切假仁假义和一切无权现象作不懈的斗争。“
①同时,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再次重申:任何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资产阶级国家关于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以及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即使是在所有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以农奴主的态度对待妇女和非婚生子女的。
当然,这并不妨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西方一切类似他们的党派继续高呼民主,指责布尔什维克违背民主。
事实上,在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地位这些问题上,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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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才是唯一彻底的民主革命。这是一个最直接涉及每个国家半数以上的人口利益的问题。虽然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以前已经有过很多次自称为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才第一次在这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既反对反动思想和农奴制度,又反对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通常所表现的假仁假义。

综上所述,列宁的性伦理观已非常清楚了。虽然在实施社会主义两性关系变革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而且事实上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一些消极现象,然而,列宁并不因之改变社会主义性伦理观的原则立场。这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四、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性伦理的冲击
在中国性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巨变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性伦理思想解放运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精辟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
①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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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①作为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革命的一部分,性伦理问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性伦理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仅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新创办的以研究妇女、婚姻和性问题为宗旨的报刊就达40余种。
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和几乎所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撰文阐述性伦理问题。
以鲁迅为例。鲁迅前期是以“生物学的真理”作为他的性道德观的理论根据的。他论证道:“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
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
②以此为据,鲁迅批判了那种把性交视为“不净”的虚伪、愚昧的“中国的旧见解”。在他看来,和任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59—660页。
②参阅《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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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科学研究一样,对婚姻、性道德等问题的研究,必须去掉一切神秘主义以及其他偏见,用严肃的科学态度才能得到科学的答案。
鲁迅申明:“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
①进而,鲁迅以进化的观点批判了“圣人之徒”以孔孟之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三妻四妾,“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的堕落现象。
作为一个战斗的启蒙思想家,五四时期的鲁迅把主要注意力和批判的锋芒指向违反人性的封建性道德、畸形的性道德观和变态的性心理。同时为“天性的爱”的解放,为维护纯真的爱情而呐喊。他的《随感录。四十》就是针对“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的一首以“爱情”为题的诗所发的感想。
原诗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
鲁迅认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又说:现在“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
,“我们要叫到旧帐勾消的时候”。
“旧帐如何勾消?
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
1922年8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由东亚书局出版,其中大都是要求“自由恋爱”
的情诗,反映了被五四运动唤醒的青年反抗封建
①《鲁迅全集》第1卷,第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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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的要求。但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却先后写了《读了〈蕙的风〉以后》和《悲哀青年答章鸿熙君》等文章,将《蕙的风》诽谤为“金瓶梅一样”
,“堕落轻薄”的作品,是“变象的提倡淫业”
,“应当严格取缔”。于是,鲁迅作《反对“含泪”的批判家》,对这种论调予以了驳斥,并指出:“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有力地揭穿了虚伪腐朽的封建性道德。
再说茅盾(沈雁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在他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学家之前,首先是一位性伦理问题的专家。
他在1920年~1925年间,曾撰写和翻译了有关婚姻和性问题的文章约160篇。这一遗产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在写于1920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茅盾指出:“我们大家知道‘性道德’(Sexual
Moral)
,男女间相差很远。以贞操而论,无论中外,总是女子失贞的事大,男子失贞(即娶二女)的事小,简直等于无。
这道德方面的不平等,是第一该解放。
但要晓得解放不就是女子效男子的样,也可以随便和人发生性欲关系,或也如男子一般,置小丈夫,或也反男子之道而行之,将男子视为满足女性肉欲的玩物!
这是要创造新道德,男女共守的新道德,才是‘人’的办法,不然,便入于兽的行为了。“
①他还进而分析道:要知道“性的伦理”——“The
①《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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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of
Sex“是从来学者讨论不了的大问题,岂是”坚定意志……“等等常识——教孩子们的常识——话头所可乱充的呢?
瑞典有位爱伦凯(Elen
Key)
女士对于女子主义运动是终身事业,讨论新道德极精辟的,德奥国家的女子主义也是极力研究这个问题的,我们先要晓得他们研究的到了什么程度,得了什么结果;他们社会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或介绍他们的学说,或参考他们的学说,印证自己的环境,研究创作,所以一方面仍是要从学问上着手,做工具;一方面从实地调查和观察入手,做材料。当茅盾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又写下《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观》。该文发表在1952年元旦出版的《妇女杂志》(第11卷第1号)
“新性道德号”上。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还有两篇重要文章,即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和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
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界关于性解放问题的第一次讨论。主张性解放理论的以章锡琛、周建人先生为代表,反对者以陈百年教授为代表。这场讨论的文章后由章锡琛先生汇编成《新性道德讨论集》,上海开明书店于1925年10月发行。
通观该讨论集的第三版,可将中国20年代的性道德的理论综述如下:章锡琛依据福莱尔的《性的问题》,首先在《新性道德是什么》一文中指出:从来的性道德观,最奇怪的,莫过于规定了性的行为只有在经过结婚形式的男女两人间方可发生。
他们对于结婚形式,好象看作具有无上的神通,能够使一切的不道德都变成道德似的。已经成年而且具有责任能力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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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因为自己双方的合意,互相结合,这是无论从哪一方看来不会有害于社会及个人的,然而一般社会却常常看作不道德。照新性道德上看,男女间的性行为,只要他们的结果不害及社会,我们只能当作私人的关系,决不能称之为不道德的。社会对于男女间的关系,只有在产生儿童时,才有过问的必要,其余都应该任其自由。离婚的自由也是新性道德的条件之一。他在答辩文章中又谈道:我们所说的两性间的关系,决不只是单纯的低级的肉欲关系,所以性的解放虽然常常容易被误解为纵欲,但两者的性质似乎不至于像这样的容易混同。节欲的训练必须与性的解放同时并行,才能把两性观念提高。
“我所谓的性的解放或自由的定义,非常简单,……
就是凡无害于社会及其它个人的,一切都任其自由。“

周建人在讨论中表示,应把恋爱看作极私的事。如果是成年以上的、健全的、纯粹的爱情关系,社会应当看作中性道德。瑞士的福莱尔、英国的罗素等都说过,只要客观的说出就好,我当然是赞成这种意见了。
我对于性道德的见解,不是主张用多妻制或多夫制去代替一夫一妻制,是说一夫一妻道德也可以不必严格。
“同时恋爱两人以上时”
,只要他们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旁人用不着去干涉。我觉得超越一男一女以上的恋爱关系,社会必须认为不道德,总是一种压迫。

陈百年在论战中指出:性的解放或自由,都是多义的,可
①《新性道德讨论集》,开明书店1929年版,第114—115页。
②参阅《新性道德讨论集》,第50—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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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温和的理解,也可以作极端的理解,其间程度相去甚远。
我的偏见,以为要想保持适度的性欲,最好还是一夫一妻,即一夫一妻的生活最容易使人不走入不道德的路上去。他在分析中国现实情况之后,认为新性道德或性解放的理论,是“一夫多妻制的新护符。”

鲁迅先生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讨论,但是在他主编的《莽原》上先后发表了章锡琛、周建人的四篇文章。鲁迅先生并在《编完写起》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理论发的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象论是非,“莫名其妙”。不难看出,鲁迅的倾向是明显的。
应该怎样评价这场关于性解放的讨论呢?
1935年到1937年,艾思奇在上海参加编《读书生活》杂志。其间,有读者问及性自由的问题。
艾思奇写了《恋爱的本质是性行为吗?
》,予以公开答复。该文涉及到20年代的那场讨论。文章认为:恋爱问题在中国最出风头的时候,是20年代。
那时正是所谓五四文化运动期间,全国发生了一个反对旧社会传统的运动,恋爱自由的呼声,也成为反对旧传统的一个口号而出现了。
这新的文化运动的来源,人人都知道是因为中国社会上的资本主义要素最初抬起头来,要想打倒旧的封建势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新势力的表现,恋爱自由的主张也正是这新文化中
①同上书,第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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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支生力军。
恋爱自由的主张反映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恋爱自由有个人主义的色彩。从五四时代的言论里,可以知道,主张恋爱自由的人,是以恋爱是男女个人本身的事情,所以只能由本身自己来决定,不能听从“父母之命”
,排斥第三人的干涉。这在反封建方面是有意义的,但推到极端,就有人把恋爱看作纯粹个人的事,以为和社会全然无关。恋爱是以自由平等为理想的。所谓恋爱自由,就是要人人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作自由的追求,自由的竞争,自由的结合。资本主义初期的时候,也就是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来和封建势力对抗的;恋爱自由不过是这一方面的反映,是虚诡的自由平等。有资产的人实际上始终占着优势。资本主义社会里,男女两性说不上自由恋爱,而成为露骨的买卖婚姻。艾思奇还提醒读者注意,恋爱所需要的那些条件,也是反映着社会的不平等的。苦力劳动者们因为生活的残酷压迫,一般所谓的“人品学问”之类,在资产者认为是谈不上的,恋爱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恋爱的种种特征,都带着新兴资本主义性质,初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才是产生恋爱和决定恋爱的基础,恋爱的本质。艾思奇的此种观点,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间,曾占据了主导地位。
至此,对于历史的回顾可以暂告一个段落。首先应当承认,不论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性伦理发起的冲击,还是稍后展开的关于性解放问题的大讨论,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反对封建性道德的意义。同时应该反思:为什么五四时期提出的性道德观历经长期磨难仍没有能在中国掌握广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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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为什么至今不少共产党人的性道德仍没有达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水平?
又为什么20年代关于性解放的争论在80年代重又开战?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五、当代中国性伦理的大变革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想再从女性和青年两个特定角度,对当代中国性伦理的变革做些总体描述。
女性性爱观念的变化,历来成为整个社会性伦理变化的天然价值尺度。具体到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一个坚决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新中国,女性的解放、女性们在观念上的变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正在变化的最有说服力的佐证。为此,步入女性世界最隐秘的层次,掀开重重掩饰着的帷幕,揭示流动于当代女性世界的性爱观念,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性伦理的巨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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