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的健全也可以被看作道德的健全。就这一意义而言,作丈夫的应当重新在妻子面前扮演唐。璜的角色。给妻子带来欢乐,丈夫自己才能永久而常新地体验到欢乐,从而他的婚姻也就成为理想的婚姻。
关于性交,魏德尔则坦率地告诉读者,这是指男女之间为了性的完满而进行的全面接触和交合。
但是必须首先弄清:不加任何定语修饰的“性交”
,是指异性之间的正常交媾。我们要紧紧关闭性堕落王国的那扇地狱之门。另一方面,理想的婚姻则允许通过所有称心、愉快的方式,完成正常、充分的生理行为。对此应当直言不讳而不必过于拘谨,应当对真正的纯洁怀着最深的崇敬。一切不健康的堕落行为都要被抛弃,因为这是一片神圣的领地。他认为最便于理解的准确定义应当这样表述:性交发生在两个性成熟的个别异性之间:它不包括残忍的虐待,不使用人为的手段去获得性感觉;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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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地以完成性满足为目的;在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刺激之后,它以精子射入阴道的活动告终,而男女双方几乎同时从中获得高潮。在性交过程中,男女双方的姿势和动作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没有丝毫必要在这里列举东方人作爱艺术大全所记载的一百种姿势。但是回避这个话题也同样欠妥,因为这个话题具有下面几点实际的重要性:(1)增加性快感;(2)防止发生生理方面的危险和损伤;(3)控制、促成或者防止受孕。有一条古老的谚语说:崇高与滑稽只有一步之遥。
在爱情的国度里,这条谚语的意思是说:将最高的美与潜在的丑区分开来的界限是非常含糊的,因此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和感觉上超越它、无视它!但是,一切问题的前提是防止性生活的不和谐。心须使双方都觉得求爱的方式“恰到好处”
,必须掌握一种超越了一切现有婚姻方式的性关系技巧。就是说:在理想的婚姻中能获得和保持幸福。
《理想的婚姻》1928年出版于美国,以后在西方各国畅销不衰。
该书对于性的生理解剖、性生活的方法和卫生学等,论述颇为详尽。它不仅以性医学为基础,又上升到性伦理学的高度,耐人寻味。更为可贵的是,该书对婚姻采取了严肃谨慎的态度,并以维护一夫一妻的爱情的合理性关系为前提。
因而可以作为我们在婚姻期实施性生活方面教育的参考书。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婚姻期性生活教育业已引起我国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逐步开展起来。笔者手头珍存的民政部婚姻管理司赠送的《新婚必读》就是明证。书中亲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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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结婚,意味着夫妻性生活的开始。新婚夫妇和谐的性生活,将有助于双方感情的巩固和发展。性生活不和谐,往往是双方产生矛盾冲突,造成感情不和,甚至家庭破裂的原因。为了保证新婚阶段性生活顺利进行,男女双方事先都要在精神上作好准备,并用这方面的知识来丰富自己,这是获得满意性生活的必要前提。由于性生活通常男性处于主导地位,在掌握性技艺方面他们理应给予更多关注。
这实在是一段普通的话,然而也是一段有着深刻性伦理内涵的话。它以平凡的语气告诉人们:当代中国性教育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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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性化理学
第九章 性革命的伦理评价
性革命,是指世界上各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以来,在性领域中发生的一系列全面巨变。从性伦理学角度考察,性革命实际上是对传统性关系与性伦理发起的全面挑战,它促使人们对性传统进行再反思、再评价和再调整。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发展,性革命思潮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当代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势在必行的性伦理的大变革。我们要正视发展中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使中国的性伦理变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西方性革命中的伦理观
谈到60年代形成高潮的西方性革命,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这是本世纪人类在伦理价值观及行为上最重大的改变。
人类对性的传统态度被大大地放宽了,甚至做了180度的转变,性从一件隐私的秘密变成了公开辩论的话题,在50年代令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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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医师都觉得脸红的话题,在70年代以后却能在电视或收音机里自由讨论。而象“性高潮”
、“双性恋”等原是医师与研究者的专门术语,如今也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供全家大小阅读的杂志标题里。
有人公开鼓吹自慰、婚前与婚外性行为、同性恋,而老年人对当街拥吻的青年男女及赤身裸体的天体营也只能耸耸肩膀。这些可以看到的迹象在显示,西方公众对性的观念已然发生巨变,性不再是一种由女人无奈地接受、男人罪恶地享受的“职责”
,而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它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也适合各种年龄的人,它的主要目的是快乐和消遣。
造成性革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过去长期性压抑的反动是一个原因;追求政治、经济、性权力平等的女权运动也是一个原因;而科技的发达——工业化、都市化、甚至汽车的使用也是一个原因。避孕方法的进步及宗教权威的弱化也使得人们更勇于从事性行为。此外,新的性伦理观的提出及传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它粉碎了有关性的古老神话,促使人们对性传统进行再反思、再评价和再调整。实际上是对传统性观念、性意识及性道德宣战的“性革命”
,毫无疑问要涉及人们性行为的方式及对这些方式作出新的调整问题(包括婚姻的形式、婚前性关系、婚外性关系、离婚问题等等)。但从最基本的方面说,人们在进行这种种调整之前,首先要有一种性伦理观的变革。没有作为先导的新性观念和新性意识的产生,建立新的合乎道德的性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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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性化理学
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现象,性革命最初的主攻对象是19世纪西方虚伪的性文化。
西方历史上一般把19世纪后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以此期在位的英国女王来命名。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风尚”
,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虚伪二字。一方面,宗教、舆论、学校教育和政府拼命地贬低和谴责任何性活动,尤其严禁“言性”
;另一方面,非道德的性活动却达到一千年来的顶峰。
面对长期形成的尖锐的道德冲突,第一批为西方人打开另一扇窗的是人类学家。人类学家通过介绍世界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告诉西方人,人类的性道德就象文化一样众多。据穆多克(G。
Mur-dock)的分析,在他所调查的民族中,绝对禁止婚前性行为的不会超过5%,而另外20%认为婚前性行为不对的民族,并非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不想为社会制造非法的私生子,因此,他们的矛头只好指向妇女。
70%左右的民族,则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容许婚前性行为。其他更耸人听闻的报告还有很多,阅读这些异种民族无奇不有的性生活描述,除了给西方读者提供刺激外,更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那过分压抑的性伦理。
接着,一批性学家于19世纪末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
其中,以弗洛伊德和霭理士成果最丰富,影响最巨大。他们不仅是医师和性心理学家,不仅是性学第一发展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也是当之无愧的性伦理学家。
20世纪初,叶南裴(Von
Ehrenfels) 出版了一本有关性伦理学的书,评论“自然的”与“文明的”
(文化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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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363
道德间的差异。为此,弗洛伊德撰写了《“文明的”
,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这篇写于1908年的长文告诫人们,当“文明的”
道德占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个人生活的健康与活力可能受损,而这种牺牲个人、伤害个人以激进文明的制度,如果升达某一个高度,无疑将反转过来,有害于原来的目的。
西方社会目前流行的性道德特征必须对此负完全的责任;诚然,这种性道德在推动文明进展上曾经具有高度价值,但改造它的时机已经到了。在弗洛伊德看来,西方社会当时奉行的性道德的特征,乃是将往昔只施于妇女的标准,扩展运用到男人的性生活里,以及除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外,对所有其他性关系施以禁忌(tabo)性的压制。由于考虑到两性间天性的差别,社会却又公然纵容男人的偶或离轨,而事实上等于对他施行了双重的道德标准。但是一个容许双重标准存在的社会,便做不到“热爱真理、诚实和人道”
,便不得不驱使其成员虚饰,做伪君子,习于自欺和欺人。文明的性道德,其遗毒事实上还不止此;它荣耀了一夫一妻制,因而阻塞了“性择”的可能——既然在文明社会里生存竞争已因人道与卫生的考虑,降至最低,则唯有性择能影响种族品质的改进。
四年后,弗洛伊德又进一步指出:想使性本性和文化的要求妥协,根本是痴人梦话;文化教育对爱情生活的限制,带来了对性对象一般性的降格。但是,反过来说,一开始就给以全然的性解放,更不会有好结果。不难明白,一旦情欲的满足太过轻易,它便不会有什么价值可言。想使原欲情潮高涨,一些阻碍是必不可免的;历史一次复一次地昭告我们,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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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性化理学
当阻滞满足的自然力量消灭,人们便建立习俗的阻力,以便享受爱情。这样的现象,无论于群体于个人皆然。当性的满足畅行无阻,比如说:当一个古老文明颓废的时候,爱情变得没有价值,人生十分空虚,渐渐地,人们遂不得不再发展出“反向作用”
,来挽救爱情的情感价值。上述看法构成了弗洛伊德性伦理观的核心内容。
与弗洛伊德同时,霭理士于1909年完成了巨著《性心理学研究录》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第六卷《性与社会》。在该卷中,霭理士详细地阐发了他的性伦理观。他尖锐地指出:我们西洋文化里根本没有性道德这一门东西。大家想起历来社会对于所谓“性道德”的三令五申,一定以为这是一种很可诧异的结论。不错,我们是有适用于性的范围的道德的。但要知此种道德大部分实在是属于资产道德的范围,而与性的范围无干,其间的标准大半以资产为依据,而不以性的事实为依据。
完全参考了性的事实而形成的性道德,我们还没有,至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还没有。我们普通的习惯是把现行的婚姻制度和抽象的“道德”混为一谈,以为合乎制度的,便是道德的,否则,便是不道德的;不但如此,我们也往往不理会当代在进行中的种种变迁,虽则很迟缓,很不易觉察,而对于我们的性道德,也未尝不在那里发生很深刻的影响;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也不独我们所处的今日为然。
换言之,道德价值的转换与推陈出新是一种不断的过程;以前所公认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现在也许变做不道德的了;以前大家毫不置疑的认为不道德的东西现在也许变做一个崭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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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563
了。在此基础上,霭理士主张性道德有五根理论柱石:婚姻自由,女子经济独立,不生育的性结合与社会无关,女子性责任自负自责,性道德的最后对象是子女。其核心在于第三点,即凡是不生育的性行为、性结合,与社会无关,社会无权过问。他断言:“性交的行为是一种生理为事实,为男子如此,为女子也未尝不如此,它也是一件精神的事实,但不是一件社会的事实。”
“假如没有生育的关系,那么性交的行为,便和别人的私人的生理行为一样,当然和社会不发生关系。
社会要过问的话,不是横加干涉,便是多管闲事。“
弗洛伊德、霭理士以及其他一些被誉为“婚姻改造先进者”
(其中有:约翰弥尔、茂兰伯拉查尔、爱伦凯、舒拉巴尔、华尔门德、梅列德、斯托加、福莱尔、勃兰)的性伦理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并推动了性革命的发生,并促进性革命首先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在20年代形成第一次高潮。伯特兰。罗素的《婚姻与道德》即是这次性革命高潮的伦理学总结。
1929年,《婚姻与道德》在英国出版。
该书把侧重点放在当代,研究了爱情、婚姻、优生、性权利以及卖淫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并就“试婚制”和“性在人类价值中的地位”等敏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英国当代哲学家艾耶尔在《罗素传》中评价说:《婚姻与道德》一书在当时被认为具有冲击性的作用,因为它主张某种程度的性自由,使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它是以令人钦佩的精神写作的,所表达的道德观是合理的与人道主义的。这本书一出版,我就读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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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性化理学
能从我年轻时的经历证明它们所产生的启蒙效果。罗素是以高度认真的精神探讨整个性道德问题,他的意图不是要抛弃道德的约束而是要系统地阐述一种更仁慈、更人道的法规。
罗素写道:性生活不能不要伦理,但是它可以不要那种纯粹建筑在古代禁律基础上的伦理。性道德必须从某些普遍的原则中推理出来。首先应当保证,男女间要有非常深厚、非常认真严肃的爱情,它拥抱着双方的整个人格,导致使双方更充实、更提高的结合。第二重要的是必须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儿童。在《婚姻与道德》的“结论”中,作者强调指出:我劝人的不是放纵主义;我的学说中所要的自制,和习俗的学说中所包涵的恰恰一样多。但是,我所主张的自治,大部分是要抑制自己,不去干涉旁人的自由,小部分才是抑制自己的自由。
罗素的这本书引起了很大争议。
直至1940年,美国纽约市法官麦吉汉还以《婚姻与道德》一书为主要证据,撤销了纽约市学院聘任罗素为哲学教授的任命。该法官称这个任命是“对纽约市人民的侮辱”
,是“事实上设立一个下流的讲座”
,而且这样做也是“专横的,恣意的,直接危害社会健康、安全和人民道德的”。
顺便指出,罗素被阻止在纽约市学院任教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学仍进行得一帆风顺。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此事发表评论说:“伟大人物都曾遭受庸人的剧烈反对。
当一个人并不轻率地顺从沿袭的偏见,而是诚实地、无所畏惧地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时,庸人是不可能理解的。“
1949年,罗素的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发行;不过,书名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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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革命》。这一更改,清楚地肯定了罗素的性伦理观在西方性革命中所引起的重大作用。
1948年,美国出版了一部长达804页的大部头学术专著,其中的大部分篇幅是数字、表格、曲线图,仅最后所附的专业表格就有120页之多。但就是这样一部艰深的学术专著,首次印刷的20万册在两周内就被抢购一空,并马上在全美和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这就是《男性性行为》。
1953年,该书的兄妹篇《女性性行为》再度出版。至此,以这两部著作的作者阿尔弗雷德。
C。金西的名字为标志的性学中的社会调查学派宣告确立于世,国际性学研究也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它还标志着确立于186年的性学,经历了初创期,终于发展到了成熟期;标志着性学开始从学者的书斋和医生的实验室与门诊所走出来,投入现实世界,投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开始对社会与文化发挥其巨大推动力了。
西方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金西调查报告对60年代西方出现性革命的第二次高潮具有“决定性意义”。
此断语尽管颇显夸张,但金西的如下性伦理观逐步变成西方许多人们的行动指南则是事实。在金西看来,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坚信不疑,自己的性行为模式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但每一个阶层也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文饰自己的性行为。对社会上层来说,所有性的社会行为都是道德问题,而道德这个概念又成了性道德的同义语。这个阶层中的许多人相信:违反性道德是一切不道德行为中最恶劣的一种。性的纯洁被高高地供奉在道德圣坛的顶端,使得社会上层中的许多人认为,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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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戒律强加于社会中所有人的头上,是自己神圣的宗教义务。
与此相反,社会低层人重视的是:什么自然,什么不自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性行为模式。低层人中有一些个人也把性行为看作道德问题,但是他们同时也承认,总的说来,本能会战胜道德。中等阶层的男性一方面与众多乃至数百个姑娘性交过,另一方面坚决不娶非处女为妻。而上层男性一旦偏离道德戒律开始性交,其疯狂劲儿就比其他什么人都足。
对许多上层男士和一些中层男性来说,道德戒律是一种神秘的启示和天降之大任。性道德不需要理性讨论,不需要冷静探索,不需要任何客观资料和数据来验证,即使不同的性行为模式相互冲突,也不需要考察其中的原因。性道德就象宗教一样,只需要接受和捍卫。还有许多人认为,性道德甚至比宗教更为重要。如果他们用其他办法无法捍卫它,他们就会宣布:现有性道德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顶点,是人类智慧的最后结晶。
金西的结论是,由性活动引起的大部分悲剧,都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性态度相互冲突的产物。性活动本身不会对任何人造成肉体损害,但是对性满足的否定却会造成人格分裂、丧失社会地位、丧失名誉乃至丧失生命。
金西对于自然事实和数字的尊崇,直接导致了对于狭义的生理、物理和机能的尊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已经成为西方性伦理以及与此相关的图书、杂志和电影创作的思想基础。
他的研究之坦率甚至粗鲁,他的思想之易于为人理解,再加上他的成功,这一切也许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性革命从激进分子和文化人阶层中的一种倾向转变为一个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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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西和他的同事及支持者总是坚决否认他有任何要助长人们的性行为的企图。从一种机械论的立场出发,他的目标是科学的知识。既然在数字和自然因素方面(也许只有这些方面是能被科学所接受的)应用科学方法十分容易,那么,在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中,人们自然要偏爱这些因素。事实上,这种否认尽管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但即便是在那时,也是不真实的。
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的性道德在性革命的猛烈冲击下已分崩离析,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性道德。这种性伦理观力图建立在如下的三个基本前提上:1。
性是健康的,自然的就是美的,任何让身体觉得愉快而又不会伤害到他人的行为都应该被接纳。
2。
性关系是平等,要扬弃旧有的鼓励男人而压抑女人的“双重标准”
,在一种性关系中,男女两性均应有自由表达其需要并分摊责任的平等关系。
3。
传统上为了调节性关系而建立的婚姻及家庭制度,应该尽可能具有弹性,符合个人的僻性,而非强迫每个人都套进同一个框框里。
二、西方性革命的伦理代价
西方“性革命”实际上走上了二元发展的路。
严肃的思想家们(包括哲学家、伦理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性学家)
,并不想使人类的性行为失控,也并不蔑视一切调整人类性关系的行为准则。他们所忧虑的,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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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性本能的不正当压抑。这种压抑,使原本属于人的正常欲望的性,异化成一种附着神秘灵光的人的对立面。
因此,他们所希望的,是克服人的这种异化心理,消除这种异化现象,还性以原本的面目,还人以原本的面目。客观地说,“性革命”沿着这条路发展,在西方社会中确实起到了一种“解放”作用。
“性革命”导向的另一条发展途径,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社会为此付出了并在继续付出巨大的伦理代价。
美国学者韦克斯在对60年代的性革命高潮进行“回顾”
时,颇有见地的指出:如果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这个时期,可以发现,在形成当前状况方面,有四种变化似乎特别重要:性的商业化和商品化过程的继续甚至加强;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在性的调节方式上的变化;新的(或重新组织起来的旧的)社会对抗的出现、以及新的政治运动的出现。所有这些,为当代性危机提供了一个框架。
①
首先,如果我们洞悉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通过它的社会生活的商品化和商业化,渗透并开拓日益增长的领域的倾向,那么我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结构变化与性生活变化(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意的结果)
之间辨认出某些关键的连接点。
资本主义从未创造出一种人格类型去适应其需要,更没有创造出一种对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性道德。
科恩和泰勒(Cohen
and
Taylor)在《逃避努力》中指出,性正在成为最大的逃
①参阅韦克斯著:《性,不只是性爱》,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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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173
避手段之一。在50年代早期,《花花公子》的创办者休。赫夫纳认识到了这一点。从此,《花花公子》扛着印有美元标记的旗帜,冲进了性的战斗中。
《花花公子》之类的东西作为性硬币,创造了千百亿元的色情出版物产业。性不仅是资本主义开拓的领域,也是向外扩张的领域。性爱与生育的日益脱离(它部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随着有效节育手段的发展而来的技术发展之产物)
,为新的欲望的增加开辟了道路,追求肉体享乐已成为自身的目的,肉体享乐的商品化具备了可能性。
性产品的新市场不断地被开发或创造出来——50年代是在青少年中,60年代是在妇女中,70年代是在同性恋者中。
到80年代,用钱能买到的东西的范围已经引人注目地扩大了——从性辅助物到春药,从幽会服务到性要求电话,从色情服饰、色情物品,到无法购买的各种性节目。一位在80年代初访问纽约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写道:“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性、艳丽的肉体、同性恋——一切东西——都在一种为欧洲人所不知道的程度上商业化了。在曼哈顿的大街上,穿着鲜艳的男男女女用时髦的标记戏剧般地表现自己的性特征,并且有意识地寻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理想——穿过一种未来主义的美和巨大的贫贱交织在一起的城市风光,在那里,成功和失望都在每一块街区里争斗。”
不难看出,西方世界已受到消费化了的性的激烈挑战。
其次,在一本意味深长地题名为《性的界限》的书中,英国记者西利亚。哈登承认:在某些方面,性革命使我摆脱了负罪感和忧虑感;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又用另一些镣铐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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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性化理学
奴役了我。在这场论战中,真正的“性的俘虏”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过分热忱地相信提倡放任的先驱者的主张(在这些先驱者中,“性学家”是最突出的)
,并且在自己对性成功的追求中,发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苦行。激进的女权主义企图通过集体的努力来避免开男子权力的束缚,结果发现男子权力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对性的定义,尤其是通过“性革命”的花言巧语而暗暗地起作用的;“性革命”是男性取向的革命。
所以,西方妇女性化过程是一种成问题的现象,因为它并不是一种自主的事态发展。诚然,性革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妇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促使妇女的性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或者至少对妇女的性满足有一种重要的激励。然而,所发生的变化的现实性和重要意义,被其他的种种现实所减弱了。这种种现实主要是:妇女仍在家庭中处于依赖地位,她们作为工厂和办公室中低工资收入的工人,仍然受到剥削,关于女性迷人力量的新规则使得妇女身体的特征更明显,同时又继续使她们服从于男人对欲望的定义等等。
更准确些说,妇女的“性解放”是在一种双重背景下发展的:其一是关于男人对性的需要和快感的定义,其二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和消费的组织。这两种背景通过家庭生活的物质实体结合在一起。大多数妇女的经济地位——较低的工资,较少的就业机会——仍然使得婚姻被视为通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安全与地位的途径。性革命拥护者对婚姻中唯意志论的思想意识表示敬佩;而现实却常常是无情的决定论的现实,尤其对妇女来说更是如此:经济、文化、道德,然后才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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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373
第三,本世纪20年代,西方的性伦理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一般自由派人士已不仅是相信而且是恪守这样的教条——性压抑的对立面即性教育、性的自由谈论,以及性的感受和表现,将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并已成为开明人士的主要标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从闭口不谈性问题,突然转变为狂热地着魔于性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又经历了从法律上的道德主义到更自由的法律制度的转变,这反映在大量的改革,尤其是关注性问题的改革之中,以及造成了“零零碎碎的道德工程”。不过对性的法律控制的完全自由化从未达到。根本原因在于,性革命并没有解决西方文化中的性问题。目光短浅的性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把个人抛入自由选择的茫茫大海,本身并不能给个人提供更多的自由,相反,倒是更容易增加个人的内心冲突。他们所献身的性自由,其主要缺陷就在于它并不是充分人道的。认为唯有自由就能解决一切性问题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第四,战后资本主义关系在西方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内的扩张,造成了社会支配的种种新形式,以及种种新的反抗形式和政治形式。
在对性别关系和性的处理方面的变化,便造成了近年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和性的激进运动。这些新的社会运动,正在扩大民主这一术语,使包括性的民主,提到日程上来。
它们提出了反对法律和现存的道德观念(包括60年代和70年代“改良过的”
法律)
的性的自我决定的公正原则;把那些过去认为不是政治问题的问题,即身份、快乐、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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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性化理学
和选择的问题,带入了政治领域之中。新的性运动引起了关于个人身份的切身问题,也触及到具有决定性的社会分界。
“性欲把大量起源于别处的矛盾集中到自己身上来:阶级的、性别的、种族地位的、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冲突、道德上的可接受性和医疗上的解释等方面的矛盾,在性欲这里有了一个交叉点。正是这,使得性成了伦理和政治关注的一个特殊地点——成为恐惧和厌恶的一个特殊地点。”
①
西方性史学家蕾伊。唐娜希尔高度概括地指出:性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几乎是世界性的;性革命为人类心灵带来的最大冲击则是道德的混淆。
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82年3月曾发表过一段有代表性的评论:“我们正在遭到60年代播种下去的东西的报应。
那些时髦的理论和放任的哗众取宠的语言,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背景,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的古老美德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都被抹了黑。“
的确,在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美德与恶行的斗争中,60年代确乎是转化的关键时代,是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决定性的交会点。在随之而来的混淆与不确定当中,存在着一种诱惑,它诱使人们或者退回到旧的“自然”真实性之中,或者去寻求新的确定性,即一种新的绝对论。在这个过程中,性选择的困难、复杂、微妙的问题都被忽略了。
许多人仍在忧虑和恐惧中继续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被宣布放弃幼稚的愚蠢信念这类流行做法所触动。
①《性,不只是性爱》,第66页。
-- 379
性化理学573
英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罗洛。梅在那本被誉为1969年度“最重要的书”中做出结论:“在二十年代的十年间,我们的性态度和性习俗转变得如此之快,恰恰证明了我们在外表上的变化,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本性上的变化。被我们忽略了的,乃是开放自己的感觉与想象,丰富自己爱的乐趣、激情和意义。我们把这些东西转让给了技术过程。在这种‘自由’恋爱中,人们不是学习如何去爱,自由也不是一种解放而是新的桎梏。其结果是,我们的性价值沦入一片混乱与矛盾,而性爱则呈现出我们现在看见的那种几乎无法解决的悖论。”
“性解放运动最终不是以狂欢而是以悲泣转向攻打自己了。”
①
为什么几度声势浩大的性革命会造成西方性伦理观的混乱?为什么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无限制的性运动”?
美国学者柏忠言和他的同事们在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展开了中肯的剖析:享乐主义的哲学就是这些乌七八糟东西的理论基础。在这种哲学看来,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感官的享受。享乐主义者因此对自由和进步产生出一种不正当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受自己感官所控制的人就是自由的人,而一个耽于享乐的社会就是进步的社会。举例说,美国最保守、销售量最大的杂志《新闻周刊》中有一篇文章说到,对日本社会中存在妓女之类的邪恶现象感到震惊的中国青年是幼稚的,是落后思想和清教徒主义的奴隶;而他们称那些要
①《爱与意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4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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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多裸体和色情的人为观点更“自由的人士”。换言之,那些要求色情的人是更自由的人,那些要求控制感观的人是落后的人。
因此,西方世界关于自由的观点完全是颠倒黑白的。
他们认为,人越为禽兽意识所奴役就越先进,越文明。就这样,西方的宣传工具不断鼓吹这种什么是自由和什么是奴隶的奇谈怪论。它的理论基础都是享乐主义思想,即生活的目的就是寻求感官上的享受。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社会日益蔓延的享乐主义和自私行为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感到可怕。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注意到上述这种趋向,他们担心,如果社会中的个人仅仅为了自己的感官享受而活着,联系社会的纽带就会彻底散开,人与人结合的力量就会完全消失。
人人只会为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奔走,在这样的禽兽社会中,既谈不到经济发展和物质进步,也谈不到和平和安宁的生活。
①
综上所述,西方性革命所付出的巨大伦理代价及其根源,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记取。
三、苏联的性革命与列宁的性伦理观
苏联的性革命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的特点。
①参阅(美)柏忠言著《西方社会病》,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87、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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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773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不久,俄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打起“革命”的旗号,鼓吹消灭家庭和实行“妇女国有化”。
例如,1918年在萨拉托夫发布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法令中要求:“从1918年3月1日起,废止对17—32岁的妇女的私人占有权。”继之而起的是所谓“一杯水主义”的理论,即胡说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要满足性欲和恋爱的要求,就象喝一杯水那样轻而易举,不算回事。这种道德理论在工人,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一定的传播,使当时的一部分青年人简直发狂了。
当时一些社会学者的调查表明,一部分青年,力图把露骨的生理需要提高到完善的阶段。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想给与一个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恋爱被他们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偏见”
,而性关系则被他们还原于单纯的生物学。例如,罗曼洛夫的小说中一个女主人公说:“我们是没有恋爱之类的东西的。我们仅仅只有性的关系。所以,要在恋爱里面去寻求生物学以上的某种东西,都被嘲笑作可怜的人,头脑糊涂的人。”柯伦泰小说里面的一个女共产青年团员琼尼亚则声明:“性生活对于我不过是单纯的肉体的满足。
我对我自己的对手是依照情趣而变化的。我现在已经妊娠了,但是谁是我的小孩的父亲,连我也不知道。可是这件事,对于我,随便怎样都可以。“莫斯科劳动大学预科学生的回答是这样的:”(劳动大学预科的)学生,是排斥恋爱的,认为恋爱是愚劣的事,是儿戏。“
所以他们只是把恋爱从性关系这个观点来认识。克米列夫斯基的作品中一个共产青年团女学生说得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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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为创造新的风纪而斗争吗?得了啊!青年们如果希望,就去取吧,使自己满足吧,但不可用诡计,顶好是开心见胆的做。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学习唯物主义的。”
“一杯水”
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造成巨大损害。
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当时性的接触带有长期的性质者,在男学生中占15。
7%,在女学生中,占百分之44。
8%。反之,带有短期间的关系及混交关系者,在男子中要占84。
3%,在女子中,要占55。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