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变得越来越消沉，默多克则越来越忧虑。新闻公司的生存依赖于悉尼《镜报》，这是维持《澳大利亚人报》的资金源泉，就如同后来伦敦的《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支持亏损的报纸一样。随着《澳大利亚人报》继续吞噬金钱。报纸的紧张关系无法忍受了。1965年3月，牛顿辞职了，或者说是被迫辞职了。他很苦恼，但后来他说，默多克“非常爱护我。他解雇了我是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没用的人”。
默多克任命了一个新的主编，瓦尔特·科默尔。一个荷兰人，对于他来说，英语是第二语言。报纸的情况依然如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默多克曾认真地考虑过关闭它。他的许多助手，包括在阿德莱德的比尔·戴维斯，也希望他关闭它，因为它在吃掉公司的其他部门。但最后，默多克担心这一失败对公司的影响太大，保留了下来。
1966年，他任命阿德里安·迪默尔作为副主编，并负责印刷报纸。迪默尔的父亲西德尼30年代初曾在凯思爵士手下工作过，是墨尔本《论坛报》一位出色的编辑。阿德里安继承了他父亲在报业上的天分，将粗犷的风格与尖酸刻薄的笔调结合在一起。
到1967年，《澳大利亚人报》的发行量已经上升到约7.5万份，但这其中只有3800份是在堪培拉出售的。默多克决定将编辑班子的大多数成员转移到悉尼去。他们在基帕克斯大街的一家巧克力工厂落脚。在阿德里安的负责下，报纸有了点儿起色。瓦尔特·科默尔这时已经转到公司的商业方向去了，当时默多克刚刚进入采矿业。
默多克后来说，《澳大利亚人报》是“一个理想的努力”。他希望《澳大利亚人报》能给他一个全国性论坛的席位，它做到了。他也得到了回报。它对澳大利亚有重要的影响，试图攻克在许多方面主宰澳大利亚生活的“距离的暴政”。
默多克的表弟罗纳德·麦克唐纳是墨尔本《时代报》的主编，他与默多克很少来往。他后来说：“《澳大利亚人报》也给《时代报》带来了影响，它像一面镜子。与《时代报》相比，它在讨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时更有深度，更强调外国的新闻，在经济报道方面也好得多。”它试图给澳大利亚一个大家庭的感觉。甚至于悉尼《论坛早报》，它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很快也承认：“《澳大利亚人报》的发行是战后澳大利亚报业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它是一种力量，在开放澳大利亚社会，为1972年后澳大利亚的巨大变化准备了基石。”这个力量来自于默多克。
随着默多克在澳大利亚确立了自己的影响力，他自己的生活也在变化。他只有很少很少的时间与帕特和他们的女儿在一起。当他去堪培拉创办《澳大利亚人报》时，他们留在了悉尼。当时他还没有建造他那花掉了他大部分时间的“帝国”，他喜欢与其他人一起玩。
他爱上了一个《每日镜报》的年轻的实习记者。与帕特一样，她也是出身于不富裕的家庭。她必须奋斗。
安娜·托尔夫的父亲是爱沙尼亚人，母亲是苏格兰人。就在二战爆发前一年，亚格布·托尔夫离开了爱沙尼亚到了英国，他在英国的一艘商船上找到贡工作，与一位苏格兰姑娘结了婚，一同在格拉斯哥经营一家干洗店。安娜是他们最大的孩子，生于1944年，50年代初，亚格布认定像他这样的移民在英国是没有希望的。而当时安娜9岁。他们加入了成千上万的英国工人阶级大军，拿着由英国政府补贴的船票来到了澳大利亚。安娜认为这是一次美妙的冒险。
但澳大利亚不是人间天堂。对于在悉尼的安娜一家人来说，生活是很困难的。他们要做的是一些与干洗不同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在悉尼城外开设了一个郊游公园。结果证明这是一个灾难，他们破产了。安娜也发现生活很艰难。在中学时，其他的孩子认为她的谈吐不凡，非常有趣。后来，他们搬到了悉尼市郊一个贫穷的小镇去住。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她们的母亲离开了家，安娜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她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责任。”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琐碎的原因，因为我从小就不得不做这些。”他们没有钱，安娜学会了勤俭持家，甚至挤牙膏时都小心翼翼，避免浪费。他们是天主教徒，她进入了一家由教会办的学校上学，同时在一个百货店上班以贴补家庭的收入。
16岁时，安娜离开了学校。她想做一个演员或记者，但她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市郊区的火葬场工作。她不认识记者，也没有办法得到在报纸的实习记者证。但她很幸运，或者说是命中注定的：”我认定我能够在一家报纸找到一个工作。我当时是17岁。我打了个电话，最终成了《镜报》金融部的职员。工资是7澳元。”
一旦在《镜报》工作，对于她来说了解记者就不难了。她既漂亮又有进取心，新闻公司的编辑部主任道格拉斯，布拉斯将她揽到自己的手下。
在布拉斯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安娜成为一份报纸的实习编辑。并决定采访她的老板鲁琅特·默多克。他后来说：“我认为她是好姑娘，她的写作技巧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而她从一开始就发现默多克非常有吸引力：“像一股清风，诱惑力难以抵挡。”
与帕特的离婚是痛苦的，尤其是对女儿普鲁敦斯。他们在法院进行了一场合法的争吵，引起了财产分割。默多克获得了女儿的监护权，后来他和安娜带着女儿去了伦敦。当她长大后，就把伦敦作为了自己的家。帕特后来与一个理发店老板结了婚，去西班牙生活，但后来婚姻再次破裂。她回到了阿德莱德，在那里，默多克一直帮助她。
默多克与安娜于1967年4月结婚。他们在纽约度过了蜜月。在那里，默多克穿梭不停地访问ABC的莱昂纳德·戈德森和其他的电视业大亨们。安娜则骑着自行车与当时恰巧也在纽约的鲁珀特的推销大师格拉姆·金一起逛公园。和鲁珀特一样，她也喜欢上了纽约。在60年代，纽约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对于任何一个从国外来的年轻人来说，纽约是西方世界的文化和技术中心。
在10年的时间里，电视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马歇尔·麦克鲁汉，几乎是唯一个理解到这对西方人的生活造成的震撼究竟有多大的人。他认为，新闻媒体，不分国界重新塑造世界。“时间在停滞，空间在缩小。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他在《理解传媒》一书中写道。默多克开始接受了这个观念。
在他居住的地区，默多克的另一个身份是“地主”。60年代中期，他买下了距堪培拉不太远的一个叫凯文的地方，一栋用石头盖成的老房子，几百公顷土地，沿着一条河，是一处美丽的地方。
60年代末70年代初，凯文有定期的家庭舞会。默多克是一个慷慨的主人。他藏有不少的好酒。尽管到60年代末他很少喝酒，但他从不阻拦他的记者客人们。他喜欢早起在他的“领地”散步。他修建了很好的游泳池、网球场和马棚。默多克喜欢打网球。每当有客人来访时，默多克总是邀请他们玩玩，或是骑马，或是打网球。当时的一个记者回忆说，他们都尊敬默多克：“他经常出现在他们身旁，无论是《镜报》还是《澳大利亚人报》。他认识我们所有的人，爱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当他犯了错误时，他会很快地改正。他总是喜欢和我们谈话甚至争论。这些都再也不会有了。为什么？是权力，权力，而不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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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抢滩英伦之战
“强盗”马克斯韦尔的出场吓坏了卡尔家族
默多克以一位“游侠”或者说是“骑士”的面目出现了
在卡尔夫人眼里欧多克“缺乏教养”
粗野的游戏与股东大会上的斗争
获胜的默多克很快就露出了锋利的牙齿
掉进电视陷阱的默多克
“你的好客，我们已经领教学了！”
对于默多克来说，单单一个澳大利亚作为他纵横的舞台显得大小了。羽翼丰满后，他的眼光便投向了处在另一块大陆上的英格兰。当“舰队街”的大门敞开时，总是认为自己是英国正统势力的死对头的默多克已经做好了准备，而史蒂芬·卡托则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
卡托是一个由伦敦摩根·格林菲尔投资银行和澳大利亚联合公司组成的合资企业经理。默多克曾告诉卡托，他要转向“舰队街”发展，而买下伦敦《每日镜报》则更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梦想。一段时间以后，卡托告诉默多克，它的主人，国际印刷公司不想卖。默多克于是又提出了让卡托目瞪口呆的建议，如果有必要，他可能会买下国际印刷公司本身。卡托认为这多少是有点儿发疯了，但还是按他的要求去做了。“我们开始时要慢慢地买。我们认为能够凑到10％的股份。”卡托印象深刻，在他需要钱的时侯，默多克似乎总能够弄来。
1968年年底，卡托打来电话，告诉默多克有另外一笔生意，即《世界新闻报》，英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最大众化的报纸之一。”有可能买下来”。这立刻吸引了默多克的注意力。
《世界新闻报》常被人们称为“恐吓新闻”，是英国最淫荡、好色、猥亵的周报，专门搜罗有关淫荡的牧师、同性恋者、乱伦、性倒错者、处女的新闻。该报还有非常出色的体育版，追踪报道各种体育赛事，忠诚地支持保守党，是英国最成功的报纸之一。它的发行量在1950年曾高达850万份，即使是有所下降，在1968年仍然有600万份。
该报创办伊始，只有很少的资金，几个记者，由一个叫斯塔福德·萨默菲尔德的编辑带领着。他被认为是一个“天才”，“舰队街的人物”。报纸的办公室设在与“舰队街”相隔的波维尔大街。世界新闻集团通过它的一个子公司在利物普的一家新的彩色印刷工厂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世界新闻公司自上个世纪末成立以来，一直是由最大的股东卡尔家族来管理着。最初的主编是埃姆斯雷·卡尔爵士，他做了60年，然后交给了他的儿子威廉。到1968年时，威廉爵士已经做了16年的总裁，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份报纸出了约30份副刊，经营瓦尔顿·希思高尔夫俱乐部、一个出版机构和造纸厂。在60年代末，资产增加了两倍，但公司的利润却减少了，股票价格也下跌。但卡尔一家人对他们的地位毫不担心，因为他们自己拥有27％的股份，而另外25％是在他们的一个表弟德雷克·杰克逊教授的手中。而谁也没料到，问题恰恰出在了杰克逊身上。
杰克逊是一个古怪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生性浪漫，他与他的第六位妻子生活在巴黎。一次次的婚姻失败使他已经逐渐与家庭的其他成员疏远了，他对他的股票收益情况感到不满，产生了卖掉它的念头。
威廉向杰克逊出了一个市场价，即每股28先令，但杰克逊轻蔑地拒绝了，他要的价格是这一报价的两倍。威廉难以承受。此外，要想支付比市场价高的价格给杰克逊，根据英国的法律，必须要提出个“递价”，要找个公司。为了吓唬卡尔，杰克逊通知他的银行，找一个外来的购买者。结果他们发现了罗伯特·马克斯韦尔。马克斯韦尔是一个外国人，一个粗野的人，议会成员，工党人士。此外，还另有隐情，使他们不能信任他。
马克斯韦尔出生于斯洛伐克。在改了许多名字之后，他成了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并光荣地加入了英国军队，参加对德国的作战。他在商业上的第一次成功是在战后被占领的德国。他获得了大量的德国科学文件，然后带回英国，开始出售给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利润丰厚。然后他买下一家破产的图书批发企业辛普金·马歇尔。他为这家企业筹集资金，支付利息。后来他筹到大量的无息贷款，给他其他的私人企业。他很有效地把辛普金公司当成了一家银行运转，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破产的公司。当一个董事提出警告时，他让他别作声。在他的一生中，他常常是用“诽谤法”来压制批评。在这点上，不同于默多克，默多克几乎总是允许他的批评者说他“最坏”。四年后，辛普金·马歇尔公司垮台了，留下了47万英镑的债务，大多是留给了出版商们。许多出版商从来就没有原谅他。
马克斯韦尔给他自己的公司起了个新名字——佩尔加门出版公司，并建立了一个成功的贸易公司，专门从事科技方面的教科书和杂志的出版发行。他还进入了当时被称为“铁幕”的后面，到那些不为西方所知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去冒险淘金。因为他本人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他同一些苏联科学家签定合同，非常便宜地发表他们的科学文章，支付很少的稿酬；使用东欧的印刷厂，低价买，高价卖。
1959年，他步入了伦敦政治舞台。他帮助策划了一种彩票上市发行，来为地方工党筹款。
1964年，他作为工党候选人进入了议会。到1968年，他已经相当有名气，人们都知道他的嗓音洪亮，喜欢弄权。
马克斯韦尔和默多克在lq67年已经“遭遇”过。马克斯韦尔曾鼓动默多克买下澳大利亚佩尔加门出版公司50％的股份，默尔夫·里克还曾负责研究过一些细节问题。但后来发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里克飞到伦敦时，马克斯韦尔派出他的罗尔斯·罗伊斯车去希思罗机场接他。然而，里克发现难以从马克斯韦尔那里得到可信的数字，所以，他离开了。
1968年10月16日，马克斯韦尔提出了一个方案，以3股佩尔加门的股票换4股世界新闻公司的股票，它们都是可以从佩尔加门公司买回的股票。世界新闻公司的股票被分为有投票权股和无投票权股。马克斯韦尔提出的价格是：有投票权的股票是每股37先令6便士，无投票权的股票是每股36先令。总金额为2600万英镑。情况对他非常有利，不仅仅是这家公司经营状况很差，而且他已经得到了德雷克·杰克逊的允诺，卖出他所侍有的25％的股份。
对于卡尔家族来说，没有比这样的事情更可怕的了。
当马克斯韦尔的信来到时，威廉·卡尔爵士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他在病床上给董事会写了一封信，描述了马克斯韦尔的投标是“厚颜无耻，卑鄙至极”。他不相信马克斯韦尔，无论是作为一个商人还是一个普通人。他认为佩尔加门的股票价格是人为的提高了。而马克斯韦尔是打算卖掉世界新闻公司的资产，以挽救佩尔加门公司。为了抵抗这个“强盗”，卡尔的汉布罗斯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开始收购股票，使世界新闻的股票价格升到了每股45先令。董事会建议股东们在这一段时间要冷静观望。但是，很显然，若要抵抗马克斯韦尔的金钱，必须要做出巨大的努力。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卡托给默多克打电话，建议说，世界新闻公司比《镜报》更容易收购。他也与卡尔的银行家哈里·斯伯尔伯格在汉布罗斯银行进行接触。默多克顿时兴奋起来。世界新闻公司立刻变成了他新的猎物：拥有600万的发行量，它的一系列地方报纸和印刷工厂。他认为这一项收购行动应当是有利可图的。他核算着数字意味着什么。世界新闻似乎是他向北进攻的“敲门砖”。
10月18日是个星期五，那天下午，斯伯尔伯格给卡托打电话，让他“把他的人快点儿带来”。卡托费了很大的劲才在跑马场找到默多克。原来他去参加“考费尔德杯”赛，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赛事之一。卡托告诉他立刻飞到伦敦来。默多克在悉尼给安娜挂了个电话，让她到悉尼机场与他会合，带上他的一些衣服和世界新闻公司的档案材料。从悉尼他登上了飞机，经过法兰克福到了伦敦，于20日秘密地抵达希思罗机场。卡托到机场迎接他，然后他们一同驱车到了卡托的家中。在那里，他们开始准备他们的战略。
星期天，《世界新闻报》发表了一篇由主编斯塔福德·萨默费尔德写的述评，此文以第一版整版篇幅，嘲弄马克斯韦尔作为报纸老板的资格，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外国人。萨默费尔德因为这一攻击而遭到了各界的痛斥。
卡托回忆，就在这紧急关头，像一位古代的骑士一样的游侠突然出现了，来帮助卡尔家族。然而，很显然，默多克想要控制《世界新闻报》。卡托却认为他很谨慎，而且不会使卡尔害怕和产生顾虑。然而默多克本人却另有打算。首先，他必须得到卡尔的同意让他作董事长，以抵御马克斯韦尔。一旦交易完成，他可以以新闻有限公司的名义发行一组新的股票，来摆脱卡尔。这是一个绝妙的、保险而且又相对便宜的途径，从而确保他打入“舰队街”。
星期一夜里，默多克和卡托邀请威廉·卡尔、威廉爵士的儿子、他的堂弟克利弗以及他们的妻子，在伦敦最好的一家餐馆共进了晚餐。卡尔有意无意地要打探默多克的底细，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卡尔一家人都认为，这笔交易可以考虑。
默多克没有办法筹集到足够的现金，来对抗马克斯韦尔最初的报价，只好先由他去。但卡托提出意见，新闻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某些资产可以转给《世界新闻报》集团。按汇率，《世界新闻报》集团可以发行一些新股票给新闻有限公司，威廉·卡尔爵士现在要求30％的股份，再加上新发给默多克的，他们就万无一失了。
直到现在，马克斯韦尔仍在洋洋自得，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家英国报纸集团可以出他那样的价钱。对于默多克的到来，他一无所知。但是，随着股票价格稳步上升，他意识到一定是有一个神秘的买主——而马克斯韦尔也将他的出价提高到每股50先令。这样一来，整个公司的资产就达到了3400万英镑，甚至超出了默多克的想象。于是默多克决定采取果断行动。
星期三，默多克应邀赴卡尔的公寓与卡尔共进早餐。卡尔起初拒绝了默多克，希望他能放弃董事长职位的要求。于是默多克说：“那么，让马克斯韦尔来吧。”然后便站起身走了。
这时候卡尔急了，他冲默多克喊道：“他是一个魔鬼，你是知道的。”
“好的，我不是魔鬼。”默多克回答道，“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助你。但我不想在优柔寡断中浪费我的时间。”
卡尔害怕失去他的“骑士”和“游侠”，他让默多克重新坐下，最后同意了他的大多数要求。
默多克要求与威廉爵士的侄子克利弗一同成为联合执行董事长。威廉爵士同意了。他有7年的合同做董事长，所以感觉很安全。此外，他早就认识默多克的母亲，并很尊重她，所以他觉得可以信赖她的儿子。
根据协议，他们同意将发行足够多的新股票，以给默多克凑足40％的有投票权的股票。那样一来，他和卡尔两人就将联合控制股票的一半以上。默多克也同意，他将不再买进更多的股票，保证自己的控股比重不超过40％，但卡尔家族的成员也必须支持他，使他发挥联合执行董事长的作用。
到现在，默多克出现在伦敦的消息才泄漏出来。
10月24日，星期四下午，他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他打算取得世界新闻集团40％的股份——他将在市场上买9％，其余的用他在澳大利亚的资产来交换。他被问了许多问题。小股东是否会受到损失？股票价格会不会下跌？在回答为什么他不一打败”马克斯韦尔的报价这个问题时，他干脆地回答：“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记者指责他“弄虚做假”。还有一个人说他们公然蔑视“城市收购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管理企业兼并事务，保护股东的利益。
这次事件的确把该委员会放在了一个荒唐的地位。马克斯韦尔要求委员会出面干预。但委员会主席汉弗莱·梅诺斯爵土却明确向默多克表示，只管按他自己的方案办，还建议他尽可能快地将新闻公司的资产转移到《世界新闻报》集团的帐上来。委员会还坚持其他任何人都停止购买世界新闻的股票。交易推迟了两个月。默多克后来说：“我可以暗自高兴的是，正统势力没有让马克斯韦尔进来。”
对于卡尔家族来说，随后的几周就四平八稳了。然而不久，威廉爵士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第一次出现了动脉瘤的迹象。卡尔夫人开始怀疑默多克了。有一天她请默多克出去吃午饭。吃饭前，默多克朝她要了一只雪茄，然后就开始抽了起来，这使她大为光火。卡尔夫人后来说，他缺乏教养。
定于1969年1月2日召开一次股东特别会议，对于这一交易进行表决。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当时要求，任何在收购开始之后所买的股票都应当被排除在表决权之外。城市收购委员会同意了。这样，默多克一卡尔这一轴心突然间发现他们所持有的合格的股份从51％减少到了38％，马克斯韦尔持有32％、而约30％是没有投票权的。
出于某种原因，马克斯韦尔的行动不够快。直到11月底，他都没有能够正式递价。到这个时侯，佩尔加门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下跌了。更紧张的合法的可操纵行为随之而来。
12月，卡尔爵士向股东们交代了与默多克之间的交易的详细情况，《世界新闻报》集团将新发行5100万股有投票权的普通股股票，总计将占全部股权的35％，新闻有限公司将持有股权的40％以上。反过来，它将向公司注入资产，保证年收入达到110万英镑。默多克将成为执行董事长。默多克已经向卡尔声明，以前的协议，即仅仅与克利弗一起做一个联合执行董事长是“不够的”。他坚持做唯一的执行董事长，否则就不干了。卡尔当即表示抗议，但到这个时候他感到自己除了接受这一无理要求外，已经别无他路。卡尔一家人为此感到震惊，但为了阻止马克斯韦尔，卡尔家族孤注一掷，显然是准备将公司拱手相让给另一个外人，他只有35％的股票。
这场游戏逐渐变得粗野起来。在澳大利亚，不甘心失败的马克斯韦尔开始掏默多克的“老窝”，向他身上泼脏水，而默多克的报纸也毫不示弱，大力抨击马克斯韦尔。此时，马克斯韦尔试图从默多克的手中买下新闻公司，但默多克受到了来自纽约的ABC公司的支持。他的朋友莱昂纳多·戈德森告诉马克斯韦尔，ABC支持默多克，然后同意将他们10年前所购买的股份再卖回给默多克。默多克的悉尼《镜报》此时也公开揭露马克斯韦尔在澳大利亚出售百科全书中所玩的鬼把戏。马克斯韦尔则向法庭起诉默多克，说他犯了“诽谤罪”，以此来回击默多克。
12月，默多克又返回了英格兰，只不过这次他没有再秘密行动，他抵达机场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与安娜和女儿伊丽莎白在一起。
1969年1月2日，一次股东大会变成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决斗，犹如古罗马的角斗场。对阵的一方是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另一方则是迄今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年轻的澳大利亚人”默多克。卡尔夫人和她的家庭成员已经花了许多天的功夫，试图劝说尽可能多的小股东来参加会议，并投卡尔一默多克的票。他们建议那些不能参加会议的人暂时将自己的股份划给《世界新闻报》集团的工作成员，让他们投票。卡尔夫人还给她的一些朋友每人一股，以让他们也能够参加会议，投票反对休会的动议。根据章程，体会的动议可以通过举手表决通过，所以股东的人数是很关键的。
股东大会召开那天，卡尔一家人的车队由卡尔·威廉爵士的罗尔斯·罗伊斯率领。许多女士身着裘皮大衣。威廉爵士看起来让人吓了一跳，他刚从葡萄牙乘坐专机飞回来，在他的医生的监护下。他忍受着疼痛，他应当在12月底做手术，但他坚持要推迟，直到会议开完后再说。他不指望还能活多久。
会议大厅里挤着大约500多位股东。当威廉爵士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他们长时间地热烈鼓掌。他的声音非常弱，几乎听不到。在他之后，默多克做了简短的发言，谦虚、诚恳、刚劲有力，强调新闻公司是一个很好的机构。他对威廉爵士将留下来继续做董事会主席而感到高兴。
这几乎就如同一个化装舞会，老国王和他的家族。当马克斯韦尔站起来时，人们向他发出了轻蔑的嘘声。他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强调，他现在出的价钱相当于每股42先令，如果被拒绝——现在他知道可能会是这样——股票只值39先令，而且还会继续下跌。
卡尔让马克斯韦尔坐下。马克斯韦尔却继续抱怨这次大会准备的不充分，过于草率、仓促，听众们甚至不需要排队领牌就随便出入。股东们却对他吼道：“滚回去！”或是“回老家吧！”
卡尔和默多克当天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299票支持发行新股票，只有20票反对。在巴黎，德雷克·杰克逊说，他认为董事会简直是发疯了。“丛林法则生效了。”马克斯韦尔说。大多数金融方面的记者都认为他“中了极其卑鄙的暗算”。后来。显然马克斯韦尔的公司佩尔加门远不像他所说的那么值钱，卡尔家族可以说对他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即使没有默多克的帮助也能够打败他。开完会的第二天，威廉爵士就被送到了医院，去接受一系列的手术治疗。
这是一场伤痕累累的战斗，几乎每一个人都失去了点儿什么。马克斯韦尔至少损失了20万英镑，颜面、声望尽夫，尽管他获得了一些道义上的同情。卡尔家族在帐面上损失了约20O万英镑，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杰克逊教授失去了出售他的股票的机会。银行也有损失，至少是尊严和股东的钱。只有默多克是赢家，他现在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有了自己的滩头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鲁珀特不打算只是做一个合伙人。收购战斗一结束，他马上就脱去了“游侠”和“骑士”的外衣，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开始工作，但对于卡尔一家人来说，默多克的行为简直是难以置信的。
收购完成的第二天，他早晨8点钟就大模大样地走进了《世界新闻报》的办公室，结果发现办公室负责清洁工作的小姐在董事长的桌子边喝茶，他还发现公司的实际状况比卡尔所说的差许多。“这可能会使我们破产的。”他后来说。因而，他认为必须着手进行彻底的检查。
威廉爵士的儿子后来指出：“他的这种说法是难以让人相信的。显然，如果默多克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是可以使他破产的；但实际上，他从卡尔家族得到的这笔买卖，在他的生活中是最大的飞跃之一。”
尽管清洁工在董事长的办公桌边喝茶本身似乎是民主的景象，但默多克认为，报纸的阶级分化是问题的一部分：“你进入《世界新闻报》，穿过玻璃门，进入办公楼的走廊。如果你不是穿着‘剑桥蓝’，你就进不去，即使是老资格的生产官员也有被挡在外面的时候。”
在默多克胜利之后，德雷克·杰克逊仍然要将他的股票脱手，即使是价格已经下跌了。1月20日，默多克去探望威廉爵士，他正在康复中。在第二天的一封信里，他写道：
“亲爱的卡尔：
非常高兴昨天又看到了你，觉得你看起来要好多了..卡尔，我在这里告诉你，我
现在准备买一些杰克逊的股票，可能是100万。我目前还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但我必须
收回它们，否则就失去了。此刻我不想让你感到不安，但我认为我必须首先告诉你。这不
会改变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
很快，默多克控制了股票的49％，他的“牙齿”终于露了出来。
他着手整个地改变报纸的结构和人员，并解释道，这是急需的，因为卡尔的管理方式是“过时的，不成功的”。他说，作为新的行政负责人，他必须对股东有所交代，确保公司保持良好的状态，能够盈利。
事实上，报纸赢利的下滑不能全部归咎于卡尔的管理不善。商业电视的蔓延是一个主要原因。此外，中产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增长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60年代是“彩色杂志的10年”。各报都被迫以星期日的副刊招徕读者。《世界新闻报》的选编的材料——色情的和说教式的，论文、小册子的和保守派的大杂烩，似乎开始神秘、幽晦，丧失了一些读者。
默多克让克利弗·卡尔靠边站，并且开始淘汰职员，在人事上大作调整。威廉爵士的女儿萨拉·卡尔说，那些与卡尔家族有关系的人都被清理掉了。
3月7日，默多克又给威廉爵士写了封信，抱怨说，现在他不在医院，卡尔与资深的干部接触帽太多了：“事实明摆着，我相信你了解我，这种性质的公司只能是有一个老板。作为执行董事长（而且控制着多数股权），这个人必须是我。”尽管许多行政干部是卡尔多年的朋友，默多克还是坚持卡尔今后只能通过他来同他们联系。他要求卡尔从这个集团的子公司中退出。在命令的程序上，他不允许有任何的混乱。而且，他把卡尔的儿子派往澳大利亚至少一年。或许是一年半，进行“严格的培训”。这样就把儿子从父亲的身边给支走了。而在澳大利亚，这个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事做。
24小时后，卡尔被用直升机送到了伦敦，接受紧急治疗。他的主动脉的一根塑料管破裂了，被取出来，动脉被封上了。他腿部的血液供应是靠管子，从他胳膊上引下来的管子。
接下来，默多克又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尽管他在书面上许诺，向股东们保证过，威廉爵士将留在董事长的位置上。默多克驱车到卡尔的家中，当时卡尔在家中养病。他告诉卡尔，他希望他让出这个职位。卡尔病得实在是无法抗争了，他极其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最后通牒。他告诉萨默费尔德：“许多年来我一直是把报纸看作是一个愉快的地方。如果默多克和我不一致，可能就不愉快了。我决定走了。”1969年6月，他辞职了。在一次董事会上，默多克被选为总裁。这项提议是由克利弗·卡尔提出的，他说默多克得到了卡尔家族的全力支持。这一提议默默地被董事会接受了。
卡尔家族感到他们被出卖了。默多克最初同意他不会将自己所持股份超过40％，而卡尔家族的成员将保留董事长的位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卡尔家族才同意了默多克的介入。但是，默多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撕毁了这一协议，买了杰克逊的股票，并最终将卡尔家族排斥在外。“这笔交易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威廉·卡尔后来说，“卡尔家族为默多克如此艰苦地战斗，指望的是他尊重它。”
《世界新闻报》的主编要比威廉爵士难对付得多。萨默费尔德自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在这份报纸工作。在威廉爵士时期，他一直被允许按自己的方式办报。默多克不看重萨默费尔德，把他看作是一个傲慢自大、华而不实的势利小人。出于这个原因，萨默费尔德被告知不能再按着他过去喜欢的那种独立的编辑作风行事，并且保证，如果他必须要离开，他将得到适当的补偿。默多克甚至认为，萨默费尔德会自动离职。这样默多克就可以不用履行合同，支付他的全额的薪金了。
默多克从来都不能容忍一个主编自行其事，按自己的观点发表文章。“作为老板，最终是我对我的报纸的成功或失败负责。”他1969年这样说。
“一份报纸的成功或失败依赖于它的编辑方法，当我看到一种途径能加强编辑力量
时，为什么我不能干预呢？那让我来做什么呢？闲坐在那儿，眼看着报纸走下坡路？就是
因为我不应当干预？简直是开玩笑！这就是《世界新闻报》开始衰败的原因。”
默多克命令萨默费尔德解雇一些报纸的专栏作家，如负责写航空方面报道的道格拉斯·巴德尔——英国的战斗英雄，由他来选择人接替他们。他还通知萨默费尔德，没有他的同意，不能向国外派记者。当萨默费尔德对这些干预进行抱怨时，默多克说：“你要么接受，要么走人！”
1969年夏，当萨默费尔德去西班牙度假的时候，默多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动作，对报纸进行了新的设计。萨默费尔德匆匆地赶回伦敦，反对默多克的命令。然而，尽管在许多方面不一致，他还是帮助默多克得到了讽刺性杂志《偷看》，至今仍然在默多克的手里。它是《世界新闻报》的一个经典故事。
克里斯汀·科勒尔是一个漂亮的应招女郎，她的故事关系到冷战期间国家的秘密。约翰·普罗福莫和一个苏联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尤金·伊凡诺夫，在1962年曾经使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尴尬万分。普罗福莫向下院撒谎，拒不承认，后来承认了，并因此引咎辞职。
《世界新闻报》支付给科勒尔23000英镑，以获取对丑闻的回忆录。由于这一原因，它受到了“新闻委员会”的非难、指责。新闻委员会是个半官方的实体，负责监督报纸的行为。
1969年夏，科勒尔对这一事件到处散布新的“说法”。为了增加销售量，萨默费尔德打算再次刊登它。默多克起初有些犹豫。因为普罗福莫在离职6年来一直在伦敦东区服务，处境悲惨，他以虔诚的悔过行为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但是，《世界新闻报》为了这个回忆录已经支付了21000英镑。取舍与否？真是令人头痛。
“新闻委员会”在丹尼斯。汉密尔顿的怂恿下，由《泰晤士报》的主编要求对此事进行彻底的调查，而萨默费尔德和默多克则拒绝参加。委员会又一次指责《世界新闻报》。汉密尔顿后来说：“我认为向默多克表明这是重要的，这种方式在英格兰行不通，这儿与澳大利亚不是一个地方。”
赫南，英国著名的天主教红衣主教，取消了一项为《世界新闻报》撰写文章的协议。而对此事负有责任的萨默费尔德非但没有认错。还告诉《每日邮报》说，他很不理解红衣主教为什么不希望通过《世界新闻报》的版面向5000万罪犯演讲。
默多克开始认识到他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当他读到萨默费尔德对红衣主教的指责时，非常生气，匆匆写了封信给赫南。向他表示道歉。他告诉萨默费尔德，今后要想说什么，必须先同他打个招呼，因为风险不只是《世界新闻报》承担。
但是，默多克只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抵挡得住的。他曾经说：“只要准喜欢，只管嘲笑或嘘他，我能多卖出15万份报纸就行。”这当然是很坦率。出大价钱买下回忆录，其目的就是多卖出报纸。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承认普罗福莫可以被原谅，但又说，他的行为是不应被忘却的。当默多克接受“伦敦周末电视台”记者戴维·弗罗斯特的采访时，最糟糕的时刻到来了。
在这个时候，弗罗斯特有英国”首席电视检察官”的美名。他在电视观众面前采访客人，如同审理一宗案件。
弗罗斯特正襟危坐在他的大椅子上。默多克试图说，《世界新闻报》的文章焦点集中在丑闻的议会方面，工党的作用等等。但弗罗斯特指出，第一周所刊载的东西完全是性的描写。默多克辩解说，在系列中，有一些新披露的事实——但他不能公开这些人的名字，没有命名标题。坏事来了！
在商业广告之后，弗罗斯特让电视屏幕上显示出他先前制做好的一个节目，是采访赫南大主教，这是另外一个弗罗斯特，在电视上，他就像一个好斗的侦探，面对着他的受害者默多克。而与大主教在一起，他却显得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大主教表示，他对《世界新闻报》的卑鄙行径感到震惊，他关心“这个出色的人”普罗福莫。
默多克掉进了电视陷阱，随着弗罗斯特运用技巧，默多克似乎是一个不正直，善于诡辩，妄图蒙混过关的小人。
采访过后，弗罗斯特带着火冒三丈的默多克去会客室，安娜等在那里。他请他们喝饮料，但安娜轻蔑地对他说：“你的好客，我们已经领教够了！”默多克离开这座大楼时发誓，他要买下伦敦周未公司，解雇弗罗斯特。
这件事情伤害了默多克，使他极为愤怒。他感到他再一次成了英国卫道士、伪善小人的牺牲品，就如同他当年在牛津时一样。安娜·默多克则觉得受到了弗罗斯特极其无礼的侮辱和耍弄。她发现难以在英格兰交朋友，这一事实，她部分归咎于英国的特性，部分原因是科勒尔事件。
他们能够经常从伦敦去纽约访问。他们发现纽约既让人兴奋，也更友好，最终他们决定搬到那儿去住。但首先在伦敦还有另外一场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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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舰队街”
“魔鬼工人”
马克斯韦尔“栽了”
默多克得到了《太阳报》
控制“伦敦周末电视台”
政府当局排挤默多克
一件可怕的事情
回到悉尼
60年代末的英国，己很难再寻到往日帝国的辉煌，许多产业都显露出衰败的迹象。但在所有重要的产业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像报纸出版业那样暗淡，没有一丝生气。许多报纸都一直亏损，负债累累。即使没有亏损的报纸，也是利润微薄，更有说不尽的苦恼，报纸的经理们和印刷工会之间不断地争吵，似乎有打不完的仗。
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50年代的《快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新闻纸张配额制度也逐渐被取消了。进入50年代“舰队街”开始繁荣起来，报纸发行量和广告收入都在急剧增加。由于大把大把的钱进来，报纸的老板们也就忽略了对印刷工会采取某些限制。更重要的是，许多人都像《快报》的老板比勒布鲁克那样，并不在乎提高工人们的工资，目的是为了与其他报纸进行竞争，甚至就是要挤垮它们。
比勒布鲁克为了让印刷机正常地开动，以印出足够的报纸，向印刷工会提出一个新奇的建议。就是让工人们多干点儿活，而多给他们发几个人的工资，比如说给80个工人付100个人的工资。这样，工人名单里就出现了一些虚假的名字，如“米老鼠”、“亚伯拉罕”、“林肯”或“道格拉斯”等等。工人们把这些虚假的人称为“魔鬼工人”，他们轮流来领“魔鬼工人”的工资。这样，一些工人常常因此而能够领取两份工资，甚至是三份工资。这种办法很快为舰队街其他报纸所效仿，而印刷工人们也渐渐习惯于此。这就意味着，伦敦的印刷工人是英国工资水平最高、纳税最少的工人。
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工会在负责雇佣工人，尤其是对于星期天报纸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们每周都需要雇佣临时工。几年过后，每家报纸的工会领导人都积累了很大的能量，可以与报纸老板们相抗衡。如果某家报纸工人所得到的待遇稍微好些，其它报纸的人就会立刻要求提高待遇，否则就不印报纸。在50年代后期，这种态势已经时常将报纸老板们逼得毫无办法。
在波弗里大街的《世界新闻报》办公室里，默多克发现给工人们支出的工资过多。他还发现，印刷设备简直是“古代的”，其混乱不堪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他试图让印刷机和工人每大部工作，但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要开办一份日报。于是，他去找《联合报》的老板洛德·罗斯梅尔，想从他手中把一份处境很艰难、发行量也不怎么多的小报买下来，但没有成功。这样，他被迫去想其他的办法，开办一份新的报纸，从而引出了《太阳报》的故事。
《太阳报》是《镜报》集团总裁胡佛·卡德莱普的“宝贝蛋”。它创于1964年，前身是《论坛日报》。《论坛日报》曾经是一份很严肃的报纸，常常反映左翼派别的意见。在30年代，《论坛日报》曾经自诩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从战后开始，它渐渐衰落了。1961年，《镜报》的老板买下了它。
1964年，《论坛日报》改成了《太阳报》，从此它也获得了新生。它的读者主要是战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个“成长的一代”渴望有一份新的、更有综合性的大众化报纸，来反映他们的价值观。然而，好景不长，到1969年，《太阳报》的发行量从150万汾下降到了85万份。《镜报》集团公司亏损了1200多万英镑。股东们不耐烦了，授权董事会马上卖掉它，或是干脆关门了事。
第一个对《太阳报》表示有兴趣的人是罗伯特·马克斯韦尔。1969年夏，他做出一个有意接受的样子。马克斯韦尔非常小心，就像一条担心有鱼钩的鱼。他为了让《镜报》集团将报纸卖给他，还很诚恳地保证说，如果他买下这份报纸，他就计划削减报纸的预算，裁减人员，并保持较低的发行量，这样就不会威胁到《镜报》了。《镜报》集团的董事们很高兴，差一点没有把报纸白送给马克斯韦尔。他们最后让马克斯韦尔付5万英镑的预付款，然后再根据报纸今后的发展情况，交25万英镑到50万英镑。
但是，工会领导人当然不希望损失几百个工作，他们拒绝了马克斯韦尔。工会明确向《镜报》集团表示，如果将报纸卖给马克斯韦尔，就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该集团的另外一份报纸的工人也发出了这样的威胁。到1969年夏，马克斯韦尔本人遇到了其他的问题。他计划把他的佩尔加门出版公司卖给纽约的一个财团莱斯科公司，价格是2500万英镑。但就在此时，莱斯科公司打了退堂鼓，这样一来，马克斯韦尔的处境就不那么妙了。
此时，默多克又出现了，进入了这两个人之间长期竞争的第二轮。当时的情况刚好给了默多克一个机会，因为如果马克斯韦尔不能与工会达成协议的话，《镜报》集团就不敢将《太阳报》给他。而默多克则向《镜报》集团保证说，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不能说‘不’，他们没有办法拒绝我的请求。”默多克后来回忆说。
《镜报》集团确实是想和马克斯韦尔达成交易。但是，一旦默多克电表示他对此有兴趣。《镜报》集团就感到很难办了。工会的意见很简单，就是决不允许公司关闭报纸，让工人失去工作。而默多克准备保留报纸，挽救他们。然而，《镜报》集团董事会的一些成员坚决反对将报纸卖给默多克，无论他出什么价都不行。
这时，默多克已开始估算这份报纸的价值了。他是按正常的情况，作为一项比较合适的投资来估算的。以便考虑他到底能够承受一个什么价格。由于《镜报》集团原来已经同意给马克斯韦尔一个“白送”的价格，所以也很难再对默多克虎着脸猛“宰”一下了。默多克自然也要求同样的条件，《镜报》集团起初拒绝了，但最终还是给了默多克这个最低价。也就是说，他只支付了5万英镑顶付款，以后每周再付2500英镑，累计最少要付够25万英镑。如果报纸继续盈利，最多支付够50万英镑。后来，当他的报纸发行量超过400万份，而读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时，默多克也可以说，他只从每份报纸中赚几分钱。只有在英国，才能用区区几万英镑买一份报纸，而在美国，当报纸有时转手时，每个读者要以1000美元计算。后来默多克到美国后，他最初的感觉是，他简直被排除庄比赛之外。
对于《太阳报》该怎样来办.默多克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他自己心中有数。《太阳报》就是《世界新闻报》的每日版。在当时的英国，人们都一直
把《镜报》看作是“新闻绅士”的典型，因为它总是热衷于对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而不太重视报纸的商业性。但在默多克看来，《镜报》是自负、虚伪和矫揉造作的代表。他认为，读者们需要的是在报纸上找到更多的乐趣。他们痛恨空洞的说教和唠唠叨叨的废话。《镜报》是报业市场上的薄弱环节，是最容易被攻击的“下腹部”。默多克是他父亲的老”宗师”诺斯克刊弗真正的信徒。诺斯克利弗的真经就是六个字：阐述、简洁、明了！
默多克一接管报纸，就发现了第一个问题，即是人员过多。当时《太阳报》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共有员工3161人。默多克决定进行人事调整，以使报纸尽可能地减少成本。在默多克的坚持下，工会同意裁减一些人员。
默多克决定把《太阳报》办成一份小版面、多版页的报纸，但印刷工人们告诉他，印刷《世界新闻报》大版面报纸的印刷机不能承印它。这时，默多克显示了他对这一行的精通。他告诉印刷工人们，他们的印刷机最初配有一根连杆，可以把纸张折叠到小报的尺寸。印刷场的工头不承认有这样的东西，默多克便拽着他的茄克，把他拖进了印刷车间。最终，他在脏兮兮的机器顶上的一个箱子里，找出了那个用一块满是油墨的破布包着的连杆。他的这一举动、给印刷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默多克考虑了好几个人，最后决定让阿尔伯特·拉里·兰博来担任《太阳报》的主编。兰博是约克郡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也是记者出身。
默多克从澳大利亚带来了一些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小报记者。这些人尽管日碑不佳，但毕竟使悉尼的《每日镜报》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默多克还从《镜报》集团找来了另外的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一个是伯特·哈迪，另一个是阿里克·麦卡伊。还有一个人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名叫斯科脱，曾经为凯思爵土工作过。默多克让他在伦敦担任了副总裁。默多克要来麦卡伊，是因为他是凯思爵士的朋友。“鲁珀特一直喜欢他父亲的人。”“他说我必须入伙。”麦卡伊后来回忆说。但是，他与默多克的联合却最终是一个不幸的结局。
在老版的《太阳报》最后一期，默多克发表了一篇社论，许诺说：“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新的《太阳报》将仍然是一份有良心、充满关怀和爱心的报纸。它永远也不会忘记它的富于进取的好传统。它将是一份真正独立的，但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报纸。它永远也不会是一份枯燥乏味的报纸。”
获得新生的《太阳报》的第一期，于1969年11月17日出版。标题是独家新闻《让赛马服用兴奋剂》。这看起来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但对默多克来说不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积习难改的赌马迷，而且，在英国任何有关赌马的消息都能引来许多读者。
在报纸第三版，是一个年轻的瑞典模特，随后是对英国首相的采访和杰奎琳·苏珊的系列小说《爱情机器》。再往后，是安娜·默多克为开机印刷剪彩的照片。这时，她已被接受为名誉工会成员，因而允许动机器。但即便如此，印刷机仍然不能按命令运转，使第一版晚了两个小时。在那个时候的舰队街，这是司空见惯的。
头天晚上，默多克的公共关系负责人约翰·阿德迪组织了一个大型舞会，邀请了一些重要的广告商和舰队街的头面人士。但令人失望的是，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来了，原因是只隔几条街的《镜报》总部，当晚也槁了一个类似的舞会。来参加默多克的舞会的人中，有一个叫比尔·格龙迪的人，是《旁观者报》的记者。他谈到默多克时说：“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乍一接触时，便有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感觉，他看起来也是一个开放的人。”
当天晚上，新的《太阳报》的第一份报纸被送到《镜报》办公室。卡德莱普简单地浏览一下，映入眼帘的这份报纸满是墨斑，排印错误显而易见，广告栏目空空荡荡。他把报纸扔在桌子上，满怀信心地脱口道：“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他错了。默多克和兰博把色情、笑话和其他一些敏感的东西混在一起，用大杂烩制造出来了极其有诱惑力的“佳酿”。在12个月的时间里，《太阳报》的发行量翻了一番，而且还止不住。大多数的读者来自于《镜报》，正是他们给默多克带来的利润，使他后来能够向西跨越大西洋，到美国去建立另外一个桥头堡。
从一开始，就有人与默多克和他的《太阳报》为敌。左翼势力的代言人《新政治家报》把《太阳报》比喻为默多克的“擦屁股纸”。当有人批评《太阳报》没有原则时，默多克就表态说是那样，因为他反对冷漠、种族主义和越南战争，他关心下层社会。这些自由主义的立场也是默多克一贯持有的态度。《太阳报》还很快就但然承认，它对英国的正统势力已没有了耐心。
1970年1月，《太阳报》要求废除“荣誉制度”。在当时，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授予各种勋章或嘉奖，以表彰他们对国家的突出贡献。早在10年前，默多克就在悉尼《镜报》开始攻击这种荣誉制度。他的主题歇仍然是：“我们不打算向任何特权和正统势力弯腰低头。”
默多克一直是拿出大笔的钱用于奖励和晋升编辑，而《太阳报》的成功主要是归功于这种聪明的奖励制度。此外，他还特别重视报纸的推销工作。在这方面，他有一个推销大师格拉姆·金·和许多记者一样，他也是从澳大利亚“进口”来的。“鲁珀特在1969年叫我过来聊一聊。”“那些日子我不怎么去英国，我们仍然认为澳大利亚是幸运的国度。因而，他实际上必须诱骗我。”默多克知道金有一个嗜好，就是迷恋那些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因而，当金到伦敦后，默多克开着自己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沿着伦敦的旅游线路，拉着金参观伦敦市区一些有趣的地方以及郊外的旧城堡。金自然是很喜欢伦敦，于是他同意搬到伦敦来往，负责经销新创办的《太阳报》。
默多克和金一起商量着如何做才能使《太阳报》发展起来。就像悉尼的《镜报》一样。他们觉得这份报纸必须要靠推销，靠通过电视商业广告来出售报纸。
1970年1月，默多克解雇了《世界新闻报》的主编斯塔福德·萨默菲尔德。默多克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却是值得的，因为默多克现在如愿以偿地控制了报纸。萨默菲尔德也相当愉快。自卡尔家族不再统治这份报纸后，他就失去了对报纸的兴趣，他怀念原来那种充满友情的关系。
那个时候，默多克的政治态度还是变化不定的状态，他仍然有些偏向左翼。在5月17日选举日那天，默多克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必须是工党》的评论。和过去一样，新的《太阳报》依然支持工党。爱德华·希思率领着保守党人很轻易地就赢得了那次选举。对此，《太阳报》表现得很大度：“好好干，爱德华·希思！”
默多克总是喜欢与执政党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自从在阿德莱德起家以来，他的报纸就不怎么讲政治原则。
到1970年年中，《太阳报》已有了数以十万计的读者。《每日记述》也开始模仿《太阳报》，免费为电视台刊登节目表，给读者各种优惠，但它仍然是一份暗淡元光的报纸。《太阳报》从一开始就设置了很多专栏，篇幅也较大。它的国际新闻版很详细，照片也多。但由于它的第三版页，这份报纸一直遭受斥责，许多图书馆不许它进入。
《太阳报》的第三版页每天都有一位漂亮姑娘。在1970年年初时，她们被称为“太阳鸟”。在1970年11月，《太阳报》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裸胸的漂亮姑娘，在那个时代，这绝对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报纸为此进行了简单的说明：“一段时期以来，某些自命不凡的批评家们宣称《太阳报》对性着魔。迷恋于性的恰恰不是《太阳报》，而是那些批评家们。《太阳报》，就像它的大多数读者一样，喜欢好姑娘。”
到1970年年底，《太阳报》的销售量已经增加到了1700万份，仅次于《每日邮报》。默多克认为，《太阳报》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份“小报”。大版面报纸不属于现代生活，而小版面的报纸才能和拥挤的地铁、巴士伴随在一起。就和10年前的《镜报》一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默多克后来回忆说：“一些人写信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到来之前，没有他们能够理解的报纸。《镜报》推开了工人阶级，这时我们来了。”
在报业内部，《太阳报》在1971年年初被评为“本年度最佳报纸”。为了迎接《太阳报》的挑战，《镜报》被迫放弃了它的过于严肃的版面。这大大地刺伤了胡佛·卡德莱普，使他感到很难堪。
在《太阳报》蒸蒸日上的同时，默多克开始向英国电视业跨出了第一步。“独立电视当局”每隔六年才分配一次商业电视的经营许可权。1968年，经伦敦批准，出现了两家电视台，即萨姆斯电视台和伦敦周末电视台。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萨姆斯电视台的节目，伦敦周末电视台的播出时间，是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日晚上。萨姆斯电视台有两个大股东，而伦敦周末电视台的股份很分散。在伦敦周末电视台的股东中，有两个有名人物，一个是戴维·弗罗斯特，另一个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板阿诺德·温斯托克。
伦敦周末电视台倒是很有钻研进取精神，但商业技巧不行。到1969年，它的亏损情况已经很严重。于是，温斯托克就把他所持有的7.5％的股份，卖给了默多克。这样，默多克就成为一个没有行政职务的董事。默多克断定，观众们所需要的是放松的周末娱乐。他认为公司的资金不足，提出要注入50万英镑的资金。政府有关部门害怕《太阳报》的那些”姑娘们”会出现在伦敦周末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上，想约束一下默多克。这时，默多克进入了董事会，但答应说，他将不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但是，一旦进入董事会，他就发现，他不可能不干预节目。
他开始提出新的节目表和经营方式，提高职员的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当总经理汤姆·马格里森对此表示不满时，默多克便要求董事会解雇他，并声称，他本人现在打算担任公司总经理。
政府的独立电视当局一直在盯着默多克的举动。现在，它有些生气了。政府坚持，新任命的总经理无论如何都不能是默多克，而且新的电视节目也必须提交给它进行审查。尽管默多克和戴维·弗罗斯特二人之间过去有过很不愉快的事，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站在了一起。最后，董事会同意任命约翰·弗里曼为公司总经理。在此之前，弗里曼曾担任《新政治家》杂志的主编。后来，弗里曼出任了英国驻美国大使。
默多克选择弗里曼无疑是正确的，他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因为伦敦周未电视台开始盈利了。但是，默多克感到愤怒的是，政府当局是用行政权力把他排挤出去的，这也使他更加痛恨英国正统势力。他认定，他终究会有一天打进英国电视业。
默多克有理由为他在英国最初两年的战斗而感到满意。他的报纸盈利情况也不错，尽管印刷工人工会常常惹事生非，但对于他来说，还是能够对付。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让人愤慨万分的事情发生了。在《太阳报》正式发行的几周后，默多克带着安娜和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返回澳大利亚过圣诞节。默多克把他们的罗尔斯·罗伊斯车留在英格兰，让他的职员们使用。有一天，阿里克·麦卡伊的妻子莫丽尔用它去伦敦西区买东西，但突然消失了，麦卡伊随后从黑手党那里收到一封“信”，要求他支付100万英镑的赎金。绑匪们显然误认为乘坐罗尔斯·罗伊斯车的这个女人是安娜·默多克，而他的丈夫也肯定能够答应他们的要求，支付这么一大笔赎金。但是，当这些歹徒们发现是弄错了后，便杀害了麦卡伊夫人，并毁尸灭迹。人们后来再也没有能够找到她的尸体。据警方认为，是被肢解了。
法网恢恢，杀人凶手最终还是被抓获归案了，作恶的原来是从特利尼达多巴哥来的一对兄弟。案犯被送进了监狱，但这件可怕的事情对每一个相关的人都产生很大的影响。默多克尽一切可能来帮助麦卡伊，让他继续做他的副总裁。但是，尽管麦卡伊后来再次结了婚，但他实际上从来也没能从那次痛苦经历中恢复过来。除了麦卡伊一家人以外，受打击最大的可能就是安娜了。她早已不喜欢英格兰了，在伦敦处处都有某些人排斥她。可想而知，她在这件事情上受到了多大的惊吓。
默多克本人也早已对舰队街深感厌恶。就在创办《太阳报》几个月后，默多克就体验到了印刷工会的厉害。他们要他放宽以前商定的关于人员数目的严格规定。在当时，一家报纸是靠增加其机房里连杆印刷机，或者说是“折叠机”，来扩大印数的，如果要增加这些机器的数目或运转时间，就必须重新谈判关于为这些机器配备的人员数目的协议。由于《太阳报》销售量迅速增加，工会仔细地确定它们应该印的数目的限度，然后要求签署协议。当时的舰队街的气氛对《太阳报》也不利。《太阳报》机房里生产率的提高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这家报纸的工人们感受到了来自其他工会的压力，因此，当时的战斗主要是与机房工会，也就是全国印刷工人及帮工协会进行的。1973年，默多克面对工会提出的一项重大要求。工会扬言说，如果不同意，就停止印刷报纸。在报界方面，当时也在寻求一种对抗工会的办法。报纸出版商协会提出了“一家关门，大家都关门”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舰队街的其它所有报纸也应声援《太阳报》，集体关门，直到《太阳报》的全国印刷工人及帮工协会缓和其态度为止。这本来可能是一种了不起的对抗行动，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比勒布鲁克报业公司变了卦。马克斯·艾特肯爵士拒绝为了《太阳报》而关闭《每日诀报》，因此，默多克失去了支持，被迫与全国印刷工人及帮工协会达成了一笔交易。默多克永远不相信舰队街会再次团结起来对付工会，他也一直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气愤。他深信，对于舰队街的劳资关系，不可能有所作为，除非一个报业主有力量单独与这些工会作斗争并击败他们。这是默多克在1978年纽约报纸停刊时从实践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当时他决定赶紧罢手以免遭受更大的损失。他与工会签订了协议，从而破坏了发行人迄今为止一直保持的联合阵线。
默多克抱着“厌恶心情”离开了英国。然而，他没有放弃这种想法：在舰队街建立一个更大的权力基地，或者通过获得新的报纸来树立比较受人尊重的形象。在他离开之后，他除了定期来《太阳报》社外，还两次回来进行争夺——出价买《观察家报》，以及在1977年比勒布鲁克的报纸出卖时，他企图营救比勒布鲁克的报纸，在这两次中，他的一种考虑无疑是想要改善他在大西洋东岸的威望。在这两次争夺之中，他作为一个大众化报纸发行人的身份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不利条件。
1975年，看来《观察家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肯定是要亏损，因为当时它在与《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星期日电讯报》进行竞争，而这两家报纸当时的发行量都超过了《观察家报》。《观察家报》在费用上做了重大削减，但是，像1960年《先驱报》的情况一样，看来是商业因素决定它要停刊。结果，它不仅存在下来，而且实际上能向它的救援者规定条件。在这样一个卖方市场上，必然是向工作人员和经理提出方便条件的那个潜在报业主将取得成功。
舰队街的两个主要竞争者是默多克和联合报纸公司。鉴于联合报纸公司的报纸当时亏损很大，而且人们知道该公司的经理迈克尔·希尔兹不喜欢该公司在舰队街的业务，该公司出价买《观察家报》一事就是不寻常的了。由《每日邮报》主编戴维·英格利希提出的联合报纸公司的出价包括把《观察家报》变成他自己的报纸的星期日版，这对《星期日快报》所享有的对中层阶级的垄断是一个挑战。默多克比较谨慎，尊重《观察家报》现存的特点。他并不想买一家与他现有的《世界新闻报》竞争的报纸，而非常希望让人们看到他在维护一家有威望的报纸。然而，默多克无疑本来指望完全自由地用他自己的主编以及管理班子来重建《观察家报》在编辑方面的活力。事实上，《观察家报》的谈判者对于默多克的坦率态度有很深的印象，以至于他们认为他在出价中几乎肯定是胜利者。详细谈判已达最后阶段。
但是，最后他被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安德森击败了，当时碰巧在伦敦的安德森只是听一位同事道格拉斯·卡特说《观察家报》要出售。安德森想要拥有《观察家报》至少有动机明确这一优点，这就是把报业主地位神化。安德森以象征性的1英镑纸币把报业主地位以及伴随的债务和亏损接受下来了，他称他新购的报纸是“世界上伟大的报纸之一。必须保持它作为在英国和海外的独立和强有力的声音的地位。我认为，它的未来可以像它的过去一样悠久、一样辉煌”。他继续说：“我花了多年时间在从事发展思想和交流思想的报纸中工作。正是本着恢复和建立一个重要的交流思想的报纸的精神，我欢迎有这个机会成为《观察家报》伙伴关系的一员。”
默多克的帝国总部还是原来的样子。新闻有限公司的核心组织保留在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但悉尼现在是南半球业务的真正的中心。默多克在伦敦花了许多的时间，那里也是真正赚钱的地方。确实，在悉尼，他看起来常常像是一个不在家的地主。这不是说他独自离开了那个地方，他不断地从伦敦打来电话，有时一天好几次。他通过电话下达命令，也常常是闲聊，以此了解情况，或者是做下瞩的工作。他是一个很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人。
《澳大利亚人报》现在已经是一份相当不错的报纸。阿德里安·迪默尔已经成了主编，报纸的发行量超过了14.3万份。它是一份持有一贯立场的报纸，文章内容很合乎逻辑，而且充满爱国主义的精神。在一般的政治问题上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偏不倚，因而受到记者们的热爱，读者们更是喜爱它。
默多克后来说，他认为迪默尔具有“聪明才智，是一位精通业务的主编。他吸引来了众多的年轻人”。但默多克也认为，他的言同过于残忍，而且他对迪默尔的政治观点感到不舒服。迪默尔和他的编辑部主任道格拉斯·布拉斯认为，《澳大利亚人报》是第一份大版面的严肃的报纸，要求澳大利亚军队从越南撤出。默多克虽然也反对战争，但他不希望人们把《澳大利亚人报》看作是一份激进的报纸，是左翼声音的传声筒。
他开始担心可能指望不上迪默尔了。他知道，迪默尔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太重，过于强调独立性，不守规矩。他是记者的编辑，不是老板的编辑。随着帝国的发展，默多克越来越感到他需要的人是他能够依赖的，是那些思想和对事务的判断与他相差无几的人。因而，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越来越倾向于任命不那么有个性的主编，他们不会给他惹麻烦，可以让他安心地在前沿阵地开拓他的帝国。
1971年6月，南非的一只橄榄球队受到澳大利亚政府邀请，来澳大利亚访问。澳大利亚总理威廉·麦克马洪提供了一架空军的飞机，让这只球队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这引起了《澳大利亚人报》的不满，它坚决反对这只南非球队的澳大利亚之行。迪默尔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总理权力卑鄙地滥用》。这件事情最后弄得很紧张，以至于昆土兰甚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一个月后，默多克回到了悉尼。他把迪默尔召来，对他发了一通火，这也是他惯用的吓唬编辑的方式。他尤其是对那篇社论表示不满，认为这是《澳大利亚人报》创办以来出现的最恶劣的事情。然后他告诉迪默尔：“你已经不能再办出我能够喜欢的报纸了。或许你愿意转到另外一个部门去。”但迪默尔回答说，他要么负责《澳大利亚人报》的编辑工作，要么什么也不干。于是，他离开了。
迪默尔走了以后，《澳大利亚人报》开始偏离原来的轨道，逐渐地滑向了右翼。若干年后，一位新被任命的主编弗兰克·戴维尼问默多克，在他看来，谁是最好的主编。“噢，我想是迪默尔。”默多克有些酸楚地回答说、当戴维尼把这个太迟了的赞扬告诉迪默尔时，迪默尔微微一笑，说道：“这个卑鄙的家伙。”不管怎么说，这多少释去了他心头积了多年的怨气。
1972年5月，悉尼新闻界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震荡。帕克家族决定撤出他们在《每日电讯报》和《星期天电讯报》的投资。与帕克家族在电视业和一些杂志的投资不同，这两份报纸一直在亏损。默多克以1500万澳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两份报纸。这项收购行动使他继《论坛报》之后，得到了悉尼第二份早报。他用这两份早报来补充他的晚报《镜报》。当然，收购《论坛报》又是一个故事。
1972年12月，澳大利亚进行全国选举。这一次，默多克的传媒机器全面出击，大力支持由戈弗·怀特兰领导的反对党工党。他反对总理威廉·麦克马洪，并给他出了许多难题。《澳大利亚人报》宣称，怀特兰的政策建议是“激动人心的”，对于今天的澳大利亚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抉择。怀特兰许诺从越南撤回澳大利亚军队，这在当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怀特兰赢得了1972年的选举，而人们都认为是默多克“一手将现政府推入了办公室”，但他本人却强调说，他在选举中什么都没做。但后来他回忆说：“回头看看，我们大家确实都将自己投入了战斗，击溃了统治了20年的保守主义政府。这件事干得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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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进军美利坚
得克萨斯的“桥头堡”
“杀人蜂”的故事
默多克成为美国的“妇女之友”
默多克想收回他父亲的遗产
和撒切尔夫人“结盟”
与卡特总统做了笔买卖
“克拉克环”和默多克的梦想
尽管默多克出生在澳大利亚，他的英国企业为他提供着雄厚的财源，但只有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麦加，他才感到如鱼得水。1970年，他获得了在美国的居住权。他在纽约第五大街购置了一套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寓所，在纽约州北部有一处农舍，在科罗拉多有一个滑雪时居住的棚屋。这个国家及其对成功者的尊重令他着迷；这个国家中那些勇敢而富于开拓精神的企业家们也令他着迷。随着新闻公司在世界各地不断扩大，人们清楚地看到，只有美国才可望满足默多克对新的挑战的那种执著的渴求。
尽管默多克在伦敦赚了很多钱，但他和妻子都明显感到他们被看作是被英国社会所排斥的人。不管默多克做什么，不管他力求与英国社会和政治顶尖人物交往，默多克一家不被看作是英国的重要公民。
默多克发现澳大利亚太封闭，而英国又太闷热、乏味，尤其是自以为是。这两个地方都不能容纳他扩张的生活方式和雄心。他开始想到美国，他经常到美国旅行。美国鼓励他的机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自由车轮方式，纽约欢迎这对富裕、潇洒、并带有澳大利亚口音的夫妻。
几年来，默多克一直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桥头堡”。他知道，如果在美国没有强大的影响力，是不可能在英语世界建立起一个传媒帝国的。除此之外，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安娜来说，在英国的经历一直充满了痛苦。尽管《太阳报》继续呈上升的态势，但印刷工会也越来越强硬，令人很是烦恼。在他们看来，工会头头们也属于英国正统势力的范围，他们与政府官僚们一样，都是些媚上傲下的伪君子。
就在此前不久，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揭露了保守党政府首相洛德·兰普顿与一个妓女之间的色情丑闻。这一事情被详细报道后，默多克本人和报纸都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当兰普顿的事还没有彻底过去，又发生了另外一起事件。这次确实是安娜，她在开车时，不幸撞倒了一个老妇人，并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这虽然是一起偶然事件，而且验尸官的报告也是这样说的。但安娜却受到了极度的惊吓，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安娜觉得，自从她来到了英格兰之后，悲痛似乎总是在伴随着她。因而，她只有转移到“新世界”，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1973年，默多克进行了他跨越大西洋的第一次重要旅行。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安娜散散心，另一方面是想在美国建一个“桥头堡”。默多克在得克萨斯州完成了他在美国的第一次收购活动。他买下了圣·安东尼奥市的三份报纸，即圣·安东尼奥的《快报》、《新闻》和它们联合出的一份星期日报纸。
默多克选择圣·安东尼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那里有他想买而且又买得起的报纸。这时，他已经有相当的实力了，因为《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曾经在加州、纽约和华盛顿了解了一些报纸、杂志，包括华盛顿的《星报》，但都不太合适。而圣·安东尼奥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在美国开展事业的一个好地方。这是一个阳光充裕的小城镇，很像澳大利亚某些人烟稀少的内陆地区，在这样一个多少有些荒凉，又似乎不修边幅、漫不经意的地方，默多克似乎找回了从前的感觉。他觉得，这时的圣·安东尼奥和50年代的佩思很是相像。
当然，他更感兴趣的还是圣·安东尼奥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哈特—汉克斯报纸公司的资产。早报《快报》发行量大约8万份，晚报《新闻》的销售量是6.3万份，它们联合办的《星期日副刊》的发行量约是13.5万份。
《新闻》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一份叫《真理》的晚报。《真理》的格调也不高，每天的发行量大约也是13.5万份，它的老板是赫斯特公司。这样一来，默多克将再一次按着他喜欢的方式干：先猝然攻击一个城镇，然后买下一份相对较弱的报纸，以同那份相对较大的报纸进行对抗。这已经成了默多克特有的模式了。
默多克为这三份报纸花费了1970万美元，这相当于这些报纸15年的收入。由于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因而他不得不找地方去借。但这一项收购活动毕竟使他在美国有了一个落脚点。
对这些报纸，默多克还是按着他的老办法去做。首先，他让它们变得活跃起来。读者们很快就注意到，这些报纸变得更敏感、更庸俗、更琐碎了，同时也变得更有趣味性了。然后，默多克让这些报纸变得更加商业化。他把他所习惯的各种促销手段全都用上了，包括刊登电视节目，为读者设立有奖竟猜活动等等。报纸上出现了他喜欢用的一些标题，如《昆虫大军横行南美》、《军队使350名学生中毒》、《发现无手尸体》等等。这些报道有的很快就传遍了全美国，甚至全世界。其中最著名的是一篇题为《杀人蜂向北移动》的报道。它描述了一群来自拉丁美洲的凶残的野蜜蜂，对美国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侵入，伤害了众多美国无辜公民。
默多克的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奇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只是将《新闻》的发行量提高了约1.2万份，达到了7.6万份。和英国人不一样，美国读者对于他的那一套做法并不太“感冒”。但是，到1983年，他果然将赫斯特公司的《真理》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新闻》和《快报》每年的利润超过了500万美元。
在“改造”圣·安东尼奥报纸的同时，默多克又开辟另一个战场。他在美国发行了他自己的全国性的报纸《国民之星报》。
《国民之星报》是一份超级市场报纸。这种报纸的读者主要是商店里的顾客，供他们排队付款的空闲时间随便翻一翻的。默多克的这份报纸，在版式上主要模仿的是《国民调查报》。
《国民调查报》的创办人是一个名叫吉尼罗索·波普的人，他原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心理调查的官员。在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国民调查报》每周可以卖出400万份。它在选材方面很特别，主要是集中在犯罪、科学幻想和好莱坞电影明星的一些趣事。有一段时间，默多克曾试着想买下它，但被波普拒绝了。他们两人在价格上几乎没有“共同语言”。
默多克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到了《国民之星报》。人们看见他在编辑部各办公桌前转来转去，设计报纸的版面，有些时候他还亲自改写稿件。他从悉尼把史蒂夫·邓莱维这个“大师”给请到了美国。有一段时间，拉里·兰博也从伦敦《太阳报》赶来帮忙，格拉姆·金再次施展他的促销绝技。
在公开发行前，默多克指责和批评美国新闻界主流派，说他们乏味，而且自命不凡。而他的新报纸，将是一份新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他宣称，他将要给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们对于麦迪逊大街和新闻教授们的出版判断，不感兴趣。”
《国民之星报》正式出版了。尽管默多克花了大量的钱用于做电视广告，但报纸的发行并不那么轰动，更没有产生神奇的效果。默多克也没有能够在超级市场上找到自己的地盘。《国民之星报》很快就陷入困境，勉强地维持着。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默多克本人实际上充当了主编，过了把主编的瘾。其他的主编们来一个走一个，像走马灯似的。
默多克没有认识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国民调查报》的读者群已经发生的变化。它的对象现在主要是中产阶级，而且《国民调查报》也已经逐渐地摆脱了那些暴力、性变态的故事，更多地是转向了好莱坞和减肥这些题目上来了。仅仅靠猎奇是吸引不了读者的。
默多克的《国民之星报》最终能够发展起来，完全是靠一个名叫马尔蒂·辛格曼的人。辛格曼原来是为出版《电视指南》的“三角公司”工作的。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总之，他投奔了默多克，来帮助他为报纸改头换面。辛格曼做生意的办法并不复杂，就是尽量地讨好所有的批发商。他不辞辛苦，一个州挨一个州地跑，即使是很小的城镇也不放过。到1976年，“国民”两个字从报纸的名称上消失了，成为《星报》，同时增加了一个副标题“美国妇女周报”。这份报纸的大多数读者确实是美国工人阶级妇女。而默多克为她们提供减肥、健美和保持美丽容颜的“妙方”，给她们提供好莱坞的秘事和性生活方面的建议。最终，这份报纸发行量开始上升，并成为默多克帝国最盈利的部门之一。它和伦敦的《太阳报》一样，是默多克的“奶牛”。到80年代初期，它的发行量达到了400万份，只比《国民调查报》少100万份。它每年的利润约为1200万美元。当然，在此之前，默多克已经使自己成为美国最古老的报纸之一《纽约邮报》的出版商了，这又是一个离奇的故事。
1979年11月2O日早晨，鲁珀特·默多克大步走迸《墨尔本论坛报》当年他父亲的办公室。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当年还是孩童的他第一次走进了报纸和新闻业的世界。也是在这里，他领略了他父亲的权力。他告诉《墨尔本论坛报》的董事长，他打算买下这份报纸。
对于默多克来说，这是他期望已久的时刻，是令他心跳加速的时刻。更精确地说，是那种导致他的血压升高的时刻。在这里，在漫长的1/4个世纪之后，他试图收回他父亲花费了毕生心血所创下的基业。《论坛报》一直是他们家庭精神的一部分，但它也一直在反对他。自从他父亲去世后，它就成了默多克的敌人。它和费尔法克斯家族联合在一起，无处不在、处心积虑地在遏制他的发展。
默多克在试图大规模地扩大他的集团的时候，转回来想重新夺回他孩提时代的记忆。他现在的财源主要来自伦敦《太阳报》的利润，这家报纸仍然在以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花边新闻和袒胸露背的漂亮姑娘照片，继续赢得大量的读者。在1978年，《太阳报》最终超过了《镜报》的发行量，每天达到400万份以上。尽管在管理阶层和工会之间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太阳报》现在是默多克帝国的资金宝库。在1979年，报纸的税前利润又比上年增长了700万英镑，从而到达了2500万英镑。
在安娜的压力下，默多克把他的注意力又转回了澳大利亚。他打算住在这里，或者说至少使它成为一个比较永久性的居住地。当人们问他这是出于业务的原因，还是出于个人的原因时，他说这纯粹是个人原因。他说他不想让孩子在英格兰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因为他认为英国的学校从来就没有摆脱旧式的、过时的习气。“如果他们要投身于报业，如果他们选择了报业，那么在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下成长要比在任何其他的地方都好。”
他打算把孩子们送到墨尔本的一所寄宿学校上学，并把凯文这个小镇当作自己的家。
到这个时候，默多克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了。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改变了。在1972年，他的报纸支持高弗·怀特兰的工党赢得了大选。但默多克对怀特兰的社会主义者的政策和反美国情绪非常不满。1975年，发生了宪政危机，当时的总督解除怀特兰的职务，并安插了怀特兰的反对者马尔科姆·弗拉泽。这引起了澳大利亚左翼人士的愤怒，并出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干涉这一事件的流言蜚语。在随后的选举中，新闻公司强烈地反对怀特兰。报纸的记者们为此举行了罢工，以示抗议，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歪曲事实的新闻故意中伤怀特兰。这一次争吵严重地损害了《澳大利亚人报》和它在这个国家的地位，许多人从来都没有原谅过默多克。从现在开始，他们把他看成是一个美国的代理人。
默多克现在也投资于赌博业。到70年代末，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赌博业这块从前由流氓和黑帮控制的领地，也开始获得像大企业那样的尊重。默多克作为曾经嗜赌如命的鲁珀特·格林的外孙子，对赌博业一直是有着很高的热情。几十年来，一些记者一直是把他看作一个赌徒，在各种报刊中，把他的名字和赌博联系在一起：《默多克，输不起的赌徒》、《默多克，总是赢的赌徒》。
在70年代，默多克的报纸涉足于最简单的赌博形式——足球彩票和报纸读者的抽奖，这些报纸有悉尼《镜报》、伦敦的《太阳报》和《纽约邮报》，它们吸引读者玩一种名叫“宾果”的赌博游戏。
到了80年代初期，赌博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国际娱乐行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英国最大的赌博公司之一维农斯公司打入了澳大利亚，它的老板罗伯特·桑格斯特与新闻公司做了一笔交易。桑格斯特认为默多克是他的一个天然伙伴，因为他拥有分销网络、营销知识和印刷工厂。1974年，他们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唯一的一份经营许可证，在四个州和堪培拉经营足球博彩业务。
三年后，他们联手打入了美国的赌博业。当时纽约州想发展一种新式的小额赌博业，桑格斯特和默多克闻讯就来参加竞争这一项合同。他们选择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思想库作为合作伙伴。这家思想库的正式名称是数学公司，是由美国的博弈理论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创建的。它曾经为美国政府提供过许多数学设计，包括航天飞机的蓝皮书。他们联手赢得了整个纽约州的“劳托”博彩经营权，世界上非常流行的新式赌博玩艺儿。
回到澳大利亚，默多克和桑格斯特又与另外一个赌博高手克里·帕克尔合伙，成立了博彩管理公司。他们计划与澳洲大陆的所有其他的赌博公司进行竞争。他们的收获是巨大的：仅在维多利亚州一地，经营博彩就意味着每年有3000万澳元的收入。这个财团第一个赢得了与新南威尔士州合伙经营赌博业，然后又取得了在昆士兰州赌博业的许可证。据估计，1983年，仅澳大利亚人就在赌博方面花费了120亿美元，英国人花掉了20亿美元，美国人花掉了800亿美元。
默多克也同样扩展他的电视业。他在阿德莱德仍然拥有电视台，在他的起家基地、靠近悉尼的钢铁小镇卧龙岗电视台也还保持在他的手中。现在，他又得到了悉尼三家商业电视台中的一个，即“10频道”。他的投标曾遭到了澳大利亚记者协会和工党的顽强抵抗。自1975年选举之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对付他。但是，经过在澳大利亚广播局长期的听证之后，他赢得了胜利。1979年11月，他又去试探他父亲的老报纸《墨尔本论坛报》，他出价每股4澳元，要求买下50％的股份。
11月21日，《澳大利亚人报》发表了一篇专稿《默多克准备进行最大的征服》，另外一篇是《长期的斗争之后，实现梦想的机会》，报纸上还附上一张默多克的母亲伊丽莎白女士的照片。
但梦想并没有成为现实，至少现在还没有。一片骚动过后，《墨尔本论坛报》的经理们转而去找它的老对手、现在的伙伴约翰·费尔法克斯和他的儿子们。费尔法克斯决定抵抗默多克，然后他自己开始买《墨尔本论坛报》的股票。默多克起初没有想到自己会遭到这么激烈的抵抗。善于见风使舵的他就开始出售股票。但是他躲在暗处，雇了一些经纪人去卖。而费尔法克斯等人使劲地买，他们认为默多克也抢着买。事实上，他们所买的股票是默多克秘密出售的。
突然之间，《墨尔本论坛报》的人，以及费尔法克斯家族的人都意识到他们做了一件蠢事，简直是一场噩梦。在短短的几天功夫，默多克就赚了300多万澳元的利润。然后他声明，他不打算买《墨尔本论坛报》了，报纸的股票价格马上就跌落下来。即使如此，费尔法克斯家族还是觉得，他们所遭受的巨大的损失是值得的，因为不管怎样，他们阻止了默多克进入墨尔本的报业。默多克指责费尔法克斯和《论坛报》之间的合伙联盟，说他们狼狈为奸，损害了股东们的利益。
到70年代末，西方世界开始向“右”转，默多克喜欢现在这样。在1979年的选举中，《太阳报》公开地站出来，高声支持马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人，为他们大唱赞歌。结果，撒切尔夫人赢得了选举。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这份报纸一直保持着对她的忠诚，其忠心耿耿实属罕见。而这种忠心也得到了奖赏，在整个80年代期间，默多克和撒切尔夫人彼此相互鼓励和相互支持。“撒切尔革命”和“默多克革命”携手跨过了这10年。
到70年代末，《太阳报》的生产时常因工会纠纷而中断。工会抱怨说，尽管这份报纸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默多克却仍然拒绝投资改善工厂。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事实。坐落在波维尔大街上的《太阳报》的所有设施，包括编辑部和印刷部，都已破败不堪，可能是舰队街上最差劲的。但是，由于因罢工导致每年有上百万英镑的损失，默多克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舰队街’印刷工会是由动机不纯的坏蛋们把持着。”《太阳报》的主编拉里·兰博这样说。兰博还说，他在默多克本人之前，了解到了撤切尔夫人的意图。撒切尔夫人在成为党的领导人之后，接受了一些顾问的意见。这些人认为，《太阳报》、《镜报》和《每日邮报》这些流行报纸，在对选民的影响方面，远远大于那些严肃的报纸。而《镜报》一直是前工党的报纸，但有人建议她做一做《太阳报》和《每日邮报》的主编的工作。
无论是兰博还是默多克，都不愿意称自己是一个保守党人。但是，他们两人都认为，詹姆斯·卡拉汉的工党政府是一个大灾难。到1978年，有人建议兰博说：“除撒切尔夫人外，别无选择。”但默多克很担心会失去工党的读者群，他曾经打电话问兰博：“你仍然在支持那个铁血女人吗？”
1978至1979年的那个冬天，公用事业部门的罢工导致垃圾堆满大街，尸体无法火化和安葬。兰博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作为报纸一篇文章的标题：《不满意的冬天》，用来敲打政府。
1979年年初，当时卡拉汉首相出国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回来，似乎明白了这个国家对他的不满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撒切尔夫人来到了波维尔大街。兰博说她“接受了一杯威士忌，脱掉了她的高跟鞋，和我们很投入地谈了好几个小时。她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兰博也曾经去她的住所看她，“谈她竟选的计划”。他向撒切尔夫人提供各种建议供她参考，尤其是关于大众传媒方面的。
在1979年5月3日的选举日，《太阳报》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发表了社论，声称，“这次选举只有投保守党人的票，才是终止骚乱的唯一途径”。默多克对于报纸支持保守党的态度似乎还不太舒服，他要求兰博用“这次”来换掉最初的“今天”一词，也就是说，《太阳报》不是永远支持保守党人。这篇社论强调，《太阳报》作为一份激进的左翼报纸，督促人们投保守党人的票。
几个月以后，时值默多克购买《太阳报》10周年之际，撒切尔首相寄来一封信，写道：“祝贺你们的第一个10年..我相信《太阳报》将在今后的岁月中，在帮助重建我们国家幸福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1980年年初，撒切尔夫人恢复了过去的传统，向帮助过她的记者和报纸的老板们致意表示感谢。这一传统一直持续至今。在1980年新年的授勋仪式上，《星期日电讯报》的主编约翰·朱诺被授予骑士勋章，《电讯报》的老板维克多·马修斯被授予贵族称号，拉里·兰博也被授予骑士勋章。兰博告诉默多克，给予他的奖励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之前就宣布了。他知道默多克痛恨这种荣誉制度。到现在，默多克已经确信兰博正在变成一个喜欢虚荣、傲慢自负的人。
他们的关系已经维持了十多年，像其他人一样，兰博仍然试图理解默多克，想弄清到底是什么在驱使着默多克做这一切。到最后，他也归因于默多克的父亲凯思的身上：“某些人永远生活在出色的父亲的阴影下。”
默多克还曾经向兰博抱怨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英国总是引来敌意。他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他还是艺术家的资助人和保护神，为数以千计的人提供了工作。那么把他视为一个魔鬼，这到底是为什么？
兰博本人有时也把默多克看作是一个魔鬼。尤其是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发现默多克的批评令他难以忍受。“最终我们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他不再是那样冷酷无情，我也尽可能地接受他的意见。”兰博认为，使默多克的主编们最为不安，而且往往是惊慌失措的原因，就在于默多克对报纸出版业的每一个方面都非常在行，他懂得的东西比他所雇佣的任何人都多得多，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做决定时常常是不容分说，显得很粗鲁。兰博还说，默多克一直痛恨英国人和他们的阶级制度。默多克曾经一度很喜欢引用这个笑话，就是说太阳从来不落在大英帝国，因为上帝在天黑以后就不信任英国人了。
80年代这10年最突出的变化是技术革命、政治变革和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这些使鲁珀特·默多克将他的公司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传媒帝国。
以后的成功，都与默多克做的两件事有关。一是拯救《澳大利亚人报》的第一个主编马克斯·牛顿，另外一件事就是到美国参议院去作证。这两件事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牛顿为自己再一次被重用而喜出望外，美国的参议员们则被默多克给迷住了。
马克斯·牛顿自1964年和默多克在堪培拉不欢而散之后，几起几落，但总的来说，生活很不如意。1969年，他曾经被指控为日本的间谍，遭到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搜查。他一直在试图建立自己的报业小帝国。他开办了一份矿业报纸，并买下了一份地方小报，名叫《每日商业和运输新闻》，然后在墨尔本创办了《星期日观察家报》。
《星期日观察家报》曾办得绘声绘色，甚至使默多克的报纸也相形见绌。在70年代初，这份报纸对墨尔本的居民很有吸引力，它的一些标题很有特色：《我是大众情人》、《比尔不是同性恋者》、《感谢流血的基督》。这份报纸还为色情服务提供了专门的广告版面。牛顿本人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他衣着华而，在墨尔本的郊区买了一所大房子，拥有一部罗尔斯·罗伊斯汽车，但却经常借债和赊帐。
牛顿的业务仅红火了两年，原因是他自己控制不住它了。他的婚姻很不幸，就像易变的天气一样。他总是生活在崩溃的边缘，在戒酒12年后，他又重新开始酗酒了。
他又结婚了，但是他的一些不良嗜好马上又使这次婚姻宣告死亡。
1976年，有人接收他的《星期日观察家报》，并开始收回他个人的资产。一天他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世界末日到了！”他以一种绝望的腔调说，”他们拿走了那辆罗尔斯车。”
现在，他干脆出版那种赤裸裸的黄色小报。在出版报纸的过程中，他认识了奥利维亚·玛德尔，她成了他的第三位妻子。他们将投资分散到色情商店，然后是妓院，他们开始大把大把地赚钱，而且都是现金。
这位漂亮的妻子却使牛顿险些自杀。尽管没有死，但他却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和糖尿病。1979年。他走出了深渊，当时他为一份报纸写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分析文章。他们很痛快地接受了。他成了电视评论家。就是那一年，默多克开始打《墨尔本论坛报》的主意。牛顿很是佩服他。默多克邀请他吃晚饭，他们发现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未彻底中断，现在在政治观点上完全一致，都是向右倾斜，都认为只有彻底自由的市场才能使世界变得安全和繁荣。
默多克决定拯救牛顿。1980年，他邀请他到美国来。他让牛顿在经济学方面和《纽约邮报》办报方向性问题上给他当顾问。牛顿再也没有回到澳大利亚，原因是墨尔本税务官员仍然在追踪他。
在美国，他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默多克让他担任《纽约邮报》的首席商业专栏作家，而他开始像一个宗教狂一样着了迷似地写作。他对里根经济学的热情宣传是一项巨大的成功，而他的评论也开始使《纽约邮报》在华尔街上获得了一席之地，他的专栏文章也在默多克的帝国内的多家报纸同时发表。和6O年代一样，他也同样开始撰写一些金融方面的文章，并且写了一部关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书。
1982年，他做了摄护腺癌手术，这使他工作起来很困难。80年代是牛顿最有成就的10年。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而且他也知道他欠着默多克的情，是默多克把他从颓废麻木中拯救了出来，而且继续慷慨地对待他。牛顿最好地利用了他的新生活，而他的惊人的产出也使他变得富裕起来。但是，绝望的阴影一直在他的周围徘徊。
1979年购买《墨尔本论坛报》的计划受挫后，默多克把注意力转向ATI公司，它的主要股东是安塞特航空公司和墨尔本的“10频道”电视台。经过一系列的接触，默多克取得了足够的股份，被任命力ATI公司的执行经理。然后，他与这家公司的另外一个“求爱者”，托马斯全国运输公司的彼德·阿贝莱斯做了一笔生意，最终每人拥有ATI公司50％的股份。阿贝莱斯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商人，他是来自匈牙利的移民，并从那时开始，将TNT建设成为一个成功的运输公司。他现在与默多克一起成为ATI公司联合总负责人。阿贝莱斯一直很佩服默多克：“我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但他是一种现象。”“鲁珀特在能力和速度方面超过我们所有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如此快速，如此精确。他能够包容这么大的广泛的领域，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1979年年底，澳大利亚国内的两家航空公司，安塞特公司和TAA公司都在更新它们的运输机队。在过去，它们一直是用同样的设备，而在1979年12月，TAA订购了欧洲的空中客车的飞机。而空中客车公司是美国中距离喷气客机的主要竞争对手。起初安塞特公司也打算这么做，而空中客车公司也答应，在给TAA公司供货的同时，也供应给安塞特公司。
和往常一样，默多克有他自己的主意。他的想法是，如果条件差不多，他打算买美国人的飞机。
默多克打算从波音公司买飞机，而波音公司建议他，以个人的名义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默多克在2月19日上午去了美国进出口银行，他告诉了进出口银行的官员，那笔贷款的利率必须是在8％以下。然后他就去和卡特总统吃饭。默多克因安排自己的计划，已经两次推迟了这次约会。当时，卡特总统要求得到默多克的《纽约邮报》的支持。在1980年年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初选中，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默多克后来说，他并没有同卡特总统讨论那笔贷款的事。他只是告诉卡特总统，在纽约州的初选阶段，他的《纽约邮报》将全力支持他。但他没有答应这份报纸将会在总统大选期间也将会继续支持他。3天后，即2月22日，《纽约邮报》确实开始支持卡特。
最后，美国进出日银行为安塞特航空公司提供了一笔总额约为2.9亿美元的贷款，不到默多克最初要求的一半，但利率确实是8％。默多克用这笔钱只购买了5架飞机，而他想要的是25架。
但是，这笔交易的速度，它的低利率，默多克与卡特吃午饭，以及《纽约邮报》支持卡特这一系列事件的巧合，引起了美国某些人士的密切关注。报纸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在华盛顿，一些记者和国会议员想试图找出证据，以证明这是一宗贿赂案，或者至少是不太干净的交易，即用低利息贷款赢得政治支持。但他们没有能够发现任何线索。
默多克自愿到国会参议院做证。他解释道，是波音公司让他去见进出口银行的官员。事实上，他在同一天与卡特总统吃午饭和会见进出口银行的官员，纯粹属于巧合。最后，他指出，《纽约邮报》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支持卡特是不奇怪的。卡特总统的对手是爱德华·肯尼迪，而肯尼迪一直不是《纽约邮报》所喜欢的政治家。
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米尔指出，传媒对公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参议员们有一些道德规范，旨在避免利益冲突。默多克有吗？
“我们当然有，先生。”默多克回答说，“我同意你所说的关于传媒的看法，尤其是电视。”他说他钦佩波音公司，而澳大利亚人也信任波音公司的飞机。默多克的回答得到了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米尔的大加赞赏：“好的，我要说的是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默多克先生。”
最后，参议院的这个委员会责骂了进出口银行，说这份申请处理得过于草率，没有足够照顾好公众的钱，银行将太多的钱给予了航空工业，等等。但默多克已经得到了贷款。整个调查似乎主要是因为感情而不是事实。在初选阶段，《纽约邮报》是不可能支持肯尼迪的。早在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时，报纸就曾经宣称：“肯尼迪在为德黑兰祝贺。”报纸通常是强调他酗酒和玩女人。卡特不需要请默多克吃饭，让他在初选中支持他。但无论是午饭还是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都不足以使卡特在总统大选阶段赢得默多克的支持。
默多克认为，卡特是一个没用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目前这个时代，自由主义正在悄悄地被埋葬。在1980年，美国充满了深深的危机感。当了37年美国人朋友的伊朗国王巴列维，已经被从自己的国家里赶了出来。美国的外交官们被扣作人质，而卡特政府似乎对此无能为力。自从1979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以来，在短短的6个月之内，原油的价格上升了50％以上。汽车在加油站前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通货膨胀率高达10％，而物价水平还在上涨。苏联军队开进了阿富汗，而卡特的反应是一份尴尬的声明，称勃列日涅夫辜负了他。
罗纳德·里根是唯一可以选择的人。他在兜售所谓的“纯实力”的概念，对美国人说他们想听的。他许诺解决70年代以来的各种难题，包括经济停滞和社会的分裂，在许多人看来，卡特所代表的是一个温和的、衰败的美国，他的观点不符合美国人的期望。
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当选后，默多克在白宫和唐宁街10号都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80年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这是震撼世界的10年。默多克喜欢将自己也看作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他确实也是。
除了在牛津时曾经陶醉于列宁以外，默多克对其他的预言家一直没有多少兴趣。他不怎么读书，他的紧张生活不允许他有空闲的时间。除了到处收购和经营公司外，他没有多少时间来思考。但是，有一个人的洞察力一直吸引着他，他就是科学幻想作家阿瑟·C·克拉克。他喜欢引用克拉克的预言：“在争取信息自由的斗争中，最终的裁决者将是技术而不是政治。”
有一个星座是以克拉克的名字命名的，而卫星也是运行在地球上空的“克拉克环”上。这个地方对默多克非常重要。
克拉克是第一个提出卫星通讯想法的人。在有建造卫星的技术很久以前，克拉克得出了这一理论，他认为是可行的。他精确地计算出，在地球上空2230英里，卫星可以在24小时里环绕地球一圈。因为地球本身按自己的轴心每24小时自转一周，这样，在地球上空的卫星就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了。克拉克后来演示了他的想法：“关于地球自转的轨道大家都知道了，了解了。自牛顿以来，任何一个人都看到了这一点。我的贡献是认识到卫星是全球广播分布问题的答案，而卫星就是被放置在传送电波的地方。”如此质朴，如此谦逊，克拉克无疑是一个天才。
1954年，克拉克还认为他的想法的实现还需要至少半个世纪以后，甚至他也没有预见到在此后几年技术进步的惊人速度。
第一颗低轨道卫星是“斯普特尼克一号”，1962年发射入轨。接收天线可以追踪它在天上飞行的轨迹，大约一小时左右，它就坠入了大气层。
澳大利亚晴朗的天空和广袤的沙漠对于火箭和卫星新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到60年代初，澳大利亚提供卫星通讯系统的位置和高空跟踪站，使美国能够为卫星定轨，执行月球探险使命。
1964年，国际通讯卫星集团在华盛顿成立，它的任务是组织研究新的技术。到70年代末，这个组织的成员大约有100个国家，控制着14颗卫星。这些卫星分布在“克拉克环”不同的位置上。这些卫星为世界171个国家和地区发射电视、电话和其他的数据。这个组织提供世界国际通讯线路的2/3，以及几乎所有的国际电视转播。国际通讯卫星集团提供了30多种不同的服务，从电话到复杂的计算机信息交换、联网国际会议，等等。
这个系统由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主宰着。大部分的美国军事和外交通讯是由国际通讯卫星集团所承担着，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热线也通过这一系统。
在华盛顿，尼克松政府认识到了出现新一代卫星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在白宫成立了通讯政策办公室，由克雷·怀特海德担任主任。怀特海德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著名思想库兰德公司的研究员。他的任务之一是安排政府繁忙的通讯线路问题。
怀特海德野心勃勃。他试图在美国国内起草一项新的卫星政策，以解决有线电视的争吵。他要将竞争机制引人整个通讯行业。在他的督促下，白宫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施加压力，允许向国内的通讯卫星开放天空。其结果是，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几十家由私人投资经营的卫星被发射进入了“克拉克环”，向美国国内提供各种服务，如电视节目和金融业务等等。这时，在美国政府看来，直接向家庭广播，为西方插足苏联帝国提供了绝妙的机会。
使用卫星直接广播的第一个国家是印度。
1975至1976年，印度使用美国卫星进行了一年的试验，主要是为偏远的农村提供信息。但是，这种方式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但从技术上来说，试验是成功的，至少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这样看的。
1976年，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也都开始试验用卫星直接播送节目。苏联也开始利用卫星向西伯利亚和北部偏僻地区的居民广播。1977年1月，世界无线电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切割“克拉克环”，为各国卫星分配空间，安排位置。此外，还要分配不同的频道。
欧洲各国政府非常紧张。他们清楚地知道，在2230英里高空上的任何一个卫星，所覆盖的面积都不止是一个国家。法国的节目可能会发射到英国，而英国的节目也会到德国。法国人尤其害怕，担心他们国家的天空将充斥着携带着美国节目的电波。对于法国政府来说，这是不受欢迎的。正如克拉克曾经预言的，电讯革命将对国家主权的性质进行重新的定义。
111个国家的6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起草了一项国际广播卫星服务的计划。“克拉克环”的卫星世界被分割为三个地区。一号地区包括欧洲、非洲、苏联和蒙古，二号地区包括美洲和格陵兰岛，三号地区包括亚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在这个会议上，分裂为两派。一派是由法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要求政府对广播严格控制；另外一派是由美国领导的，鼓吹开放天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法国坚持对欧洲要有非常严格的计划，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最多只能有五个频道，美国认为，这种限制是荒唐可笑的，是荒谬的。
美国人是正确的。到70年代末，很显然的是，几乎所有的卫星都能够用作发射台，直接地进入那些拥有接收天线的家庭。当然，要有电视机。这一进步给像新闻公司这样的国际传媒帝国所提供的跨国机会，似乎是无限的。对于默多克来说，卫星提供的前景，就像铁路当年给大亨所带来的一样。这是一个跨越时空世界的时代。默多克看到的是一片蔚蓝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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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收购《泰晤士报》
老汤姆逊先生钟情的《泰晤士报》
汤姆逊家族对工会“服了”，不想再“玩”了
谁来买下《泰晤士报》？
默多克联合了埃文斯
担心政府的审查
可能是撒切尔夫人在暗中帮忙
1981年2月，默多克成为伦敦《泰晤士报》的老板。这时，他早已从他父亲的老朋友和“教师爷”诺斯克利弗那里获得了“真传”。当这笔交易一完成，他就打电话给远在澳大利亚家中的安娜。安娜早就想到默多克会第一个通知她。这时，她还在痛恨英格兰。
安娜问默多克，从现在开始他们将在哪里度过今后的时光。“他已经考虑了，说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北半球。”
《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之战，以及它们的演变，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默多克。这些事情中间还穿插着其他一些故事，尤其是因为他与英国最著名的主编之一哈罗德·埃文斯之间的争吵。他们之间的故事后来闹得尽人皆知。
《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是两份不同形式的报纸，也是英国两份最著名的报纸。这两家报纸也最突出地表现了“舰队街”的报纸老板和工会之间的恶劣关系。
1959年，加拿大的出版大亨罗伊·汤姆逊从洛德·金斯莱手中买下了《星期日泰晤士报》，当时它的发行量不到100万份。汤姆逊任命了一位很出色的主编，名叫丹尼斯·汉密尔顿，并让他招募一流的职员。1976年，报纸的发行量达到了150万份，远远地超过了它的对手《观察家报》和《星期日电讯报》，把它们甩在了后面。
此后，汤姆逊又获准买下了《泰晤士报》，这曾经引起了公众的争论，许多人认为他不合适。长期以来，《泰晤士报》一直是英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是“正统势力的黑板报”，但是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在下降，而且也多年亏损。
在批准汤姆逊购买这份报纸之前，报纸的“卫士”们为防止“编辑独立性”的传统被破坏，提出了许多条件。仁慈的汤姆逊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些条件。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将购买《泰晤士报》一事描述为“我做过的最伟大的事”。
在许多方面，罗伊·汤姆逊都是记者们最完美的老板。他有独创性，而且他从来都不干预编辑们的工作。在政治上，他一直宣称自己的右翼观点，但是，他从来都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自己的报纸。他最大限度地允许他的编辑们保持着新闻的自由度。
汤姆逊收购了《泰晤士报》之后，丹尼斯·汉密尔顿成了《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这两份报纸的总编。《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位很博学的编辑威廉·里斯莫格，成为《泰晤士报》的主编，而哈罗德·埃文斯担任《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主编。
埃文斯是一位铁路工程师的儿子，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报业。当然，他过去也是一位记者。他先是负责《北部回音》的编辑工作，获得了成功。由此名声大震，人们都把他视为一位侠胆义肠、仗义直言的好编辑。
1966年，汉密尔顿把他招募到自己的麾下，并将他带到了伦敦，做他的助手。一年以后，汉密尔顿提拔了他，拥有一小队出色记者的《星期日泰晤上报》，不仅是一家盈利的报纸，而且也是一家很有人情味的，令人激动的报纸。
在汉密尔顿和埃文斯的领导下，《星期日泰晤土报》发展出了新闻行业的新技术。他们组织的一小队记者，被冠以“窥视”的名字。这个名字很快就闻名于世。他们的劳动成果使报纸有了很强的特色。埃文斯将“窥视”编入一个正规的调查小组。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期间，报纸发表了大量的内幕调查报告，并公之于众。这其中包括金·菲尔比事件。菲尔比是苏联克格勃安插在英国秘密情报局M16中的间谍，这一丑闻曾经被搞得沸沸扬扬。埃文斯的小组还调查了发生在法国北部的麦·道公司DC—10的空难事件。此外，报纸将大量的钱花在调查毒品犯罪的问题上。
埃文斯把报纸和新闻事业看作是一种社会武器。他在这方面投入了他全部的热情，他要报纸永远痛斥政府，蔑视法律，要将所有的秘密，尤其是政府内部见不得人的事情挖出来，公之于众。他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招来了许多批评，说它的风格是生锈的、冒牌的新闻，他的新闻更多的是装饰品，表面上闪光发亮，而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但是，埃文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他们是为普通公民服务的，目的是保护公民免受伤害。在政治上，他们的报纸是中立的。虽然他们批评政府，但并非激进分子。
可能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这份报纸具有某些警察的精神。埃文斯雇用了一些非常熟练的记者。在他们当中，战果最为辉煌、最具有杀伤力的人是布鲁斯·帕奇。他是一位很有特色性格的编辑，有时为了得到正确的结论，不惜去研究18世纪德国历史或分子物理。
尽管报纸严肃认真的调查在继续，但是，到70年代末，这种精神有些褪色，甚至凋谢枯萎。埃文斯反复无常，有时是擅自作出各种决定。他本人倒是精力充沛，常常是骑着一辆摩托车跑来跑去。他离了婚，但很快又结了婚。他与人合作出版了一本关于滑冰的书，竟然卖得不错。随后，他又帮助编辑出版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回忆录。尽管他一直以不与政治家来往而自居，但他的这一举动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羡慕。
《星期日泰晤士报》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新闻方面，都获得了成功，简直是大放异彩。但它的“老姐”《泰晤士报》在70年代的情况却不算太好。
《泰晤士报》的主编威廉·里斯莫格是一个倔强的知识分子。他较早开始使报纸现代化，使用大标题和短句子。尽管这一变化不是那么激烈，也不太突然，但是对于报纸的某些年轻的传统主义者来说，变动得实在太多了，太过分了。在70年代初期时，他们开始抱怨了。加上当时报纸的收人情况不好，于是，许多变动被取消了。
当1976年报纸的老板汤姆逊先生去世时，报纸的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在过去那些年里，汤姆逊为这两份报纸亏了不少的钱。他喜欢它们，也喜欢英格兰。但他的儿子却不是这样，他可没有这么罗曼蒂克的感情。他生活在加拿大，发现伦敦远不那么令人感到舒适。这与他的父亲可大不一样。
在70年代，英国的报纸管理阶层，都在认真地考虑如何引进划算的“新技术”，也就是计算机化。如果记者和广告设计人员可以直接地把稿件输入计算机排版系统，不仅漂亮，而且可以减少一些打字员。但是，打字员们都属于全国绘图协会。全国绘图协会拒绝任何这样的革命，除非报纸的资方同意“重复输入”，也就是说，由任何非协会会员所打印的东西，必须由全国绘图协会的人再重新输入一次。在无休止的谈判之后，在一次又一次的停工之后，在损失了数以千计的报纸之后，由汤姆逊家族控制的国际汤姆逊集团失去了耐心。他们告诉工会，除非工会同意不中断生产，并引人一些新技术，他们就在1978年11月底关闭这两份报纸。公司的经理们确信，在经过“短期的剧烈震动”后，全国绘图协会将会退却。但是，他们估计错了。
在报纸被关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工会没有做出任何有实质性的让步。最后，公司不得不自己来解决这一问题。关门造成了4000万英镑的损失。1979年11月报纸重新开张时，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汤姆逊家族只好自认倒霉。在报纸歇业期间，报纸的经理和记者们照拿工资。这还不算，汤姆逊家族甚至对全国绘图协会的要求做出了让步，同意“重复输入”。
1980年间，印刷工会继续经常中断报纸的出版，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泰晤士报》严重亏损。到秋天时，全年的税前损失大约达到1500万英镑。肯·汤姆逊觉得，他佩服他父亲对报纸的热爱，但不明白这么长时间里，他是怎样弥补报纸的亏损的。1980年的8月，《泰晤士报》的记者们也起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对于汤姆逊来说，他已经受够了。如果记者们也不忠诚，那他为什么还继续自寻烦恼呢？
1980年10月22日，他把报纸推出来卖。他让一家投资银行来负责出售，投标日期截止于12月31日。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来买它，报纸将在3月初关闭。汤姆逊家族当然极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将意味着公司必须支付3600万英镑的补偿金。
有可能买《泰晤士报》的人很多。这其中包括洛德·罗斯莫尔，他是老报王诺斯克利弗的后裔，现在是联合报业集团的老板，拥有《每日邮报》。另一个人是《电讯报》集团的老板洛德·马休斯。还有野心勃勃的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佩尔加门出版公司的老板，他对任何一份报纸都喜欢插上一脚。大西洋富田公司也是一个候选人，这家美国的石油公司曾经和默多克竞争《观察家报》，最终得手。然后就是默多克了。以前他一直说他将“永远”不会买《泰晤士报》。当出售的计划刚一公布的时候，他说他没有真正的兴趣。他手头的事情已经够他忙活一气的了，而《泰晤土报》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漩涡，是可能会咬伤自己的“一条蛇”。
默多克也知道，自他在1960年买下《太阳报》以来，英国的报业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已经是一份英国报纸的老板了，这意味着如果他试图再买下一份报纸，他投标的报价必须要通过垄断与兼并委员会的检查，这可能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可能会不同意。然而，这也有一个漏洞。如果考虑到报纸肯定是不赚钱的，而且有关闭的威胁，一个已经有一份报纸的老板的投标就不会受到挑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里斯莫格和埃文斯决定联合起来，自己来拯救他们的报纸。里斯莫格先是飞到美国，去寻求支持者，没有明显的收获。但他在纽约遇到了默多克，被这个人的绅士风度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也许默多克不是那种“职业记者们所害怕的”魔鬼，根本就用不着担心。默多克显然对埃文斯充满了敬佩之情。
埃文斯本人为他的集团在费力地寻找支持者。他也来到了美国。但是，他在美国遇到的人都觉得，报纸不应当是由集团来经营的。有些人是被伦敦的印刷工会给吓坏了：“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他一无所获地回到了伦敦。这时，伦敦的《卫报》表示有兴趣，但只是对《星期日泰晤士报》。它说不愿意与保守的《泰晤士报》发生任何联系。
在12月初，默多克来到伦敦，参加路透社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伦敦的投资银行家洛德·卡托的公寓里，他遇到了《泰晤士报》的执行编辑戈登·布伦顿。布伦顿和默多克早就认识，他们过去常在报纸出版商协会的会议上见面。这个协会是一个报纸老板的组织，他们过去企图联合起来对付印刷工会，但却徒劳无功。布伦顿曾经说过，默多克是很少的能够信守诺言的出版商之一。布伦顿是一个管理者，而不是一个记者。他敬佩默多克的商业头脑，把他视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希望默多克买下报纸。相反，他瞧不起马克斯韦尔，也不信任罗斯莫尔，这两个人显然也是很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默多克就在汤姆逊定下的12月31日这个最后的界限之前，跨进了门槛。他出了一个价，100万英镑。和其他的投标者一样，默多克也知道，如果交易没有达成，汤姆逊家族将不得不在3月份关闭报纸，而且将负责支付巨额的补偿金。
在投标者中间，还有两个主编。里斯莫格组成了一个由记者们组成的小集团，名叫“《泰晤士报》记者”，他们要买下《泰晤士报》和它的附属设施。就在最后一天，摩根·格林费尔也出了一个价。他是“代表哈罗德·埃文斯，《星期日泰晤士报》主编、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他的亲密的同事们”。但埃文斯的希望很快就成了泡影。首先是《卫报》撤出了合伙，然后是工会。前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决定倾向于默多克。因为他在《太阳报》一事中，保住了就业机会，而且创造了更多的工作。他虽然很难对付，但是值得信任。
埃文斯现在也认识到，对于汤姆逊董事会来说，默多克也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感到有点可悲，他们竟然喜欢一个外面的人，而他们过去曾经对默多克表示过轻蔑。
然后，埃文斯接到了一电话，是路透社的总经理杰拉尔德·龙格打来的。他告诉埃文斯一个最新秘密，默多克曾经征求他的意见，要他担任《泰晤士报》的总经理，而且默多克想同埃文斯谈一谈。埃文斯给了龙格他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当天晚上，默多克就打来了电话。
“都是我的。”默多克立刻就说，“除非罗斯莫尔提出更高的价钱。你听说了吗？”默多克告诉埃文斯，他打算彻底改组报纸的经营管理队伍，他邀请埃文斯第二天中午和他一起吃饭。埃文斯只好接受了，因为他要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默多克已经成为一个优先的考虑。”他在自己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好报纸，坏时候》一书中写道。
“你喜欢编辑《泰晤士报》吗？”默多克在吃完饭后问埃文斯。埃文斯后来说，他当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有些生气，因为默多克忽略了他的“联盟”也在竞争。他告诉默多克，他的集团要继续经营这份报纸，作为一份挑战性的、调查性的报纸。“当然！当然！”默多克说。
1月17日，默多克又邀请了哈里和他的金融专家泰纳·布朗，到他住的公寓里。布朗在后来的日记里对默多克大加赞赏：“我不得不佩服他，也非常喜欢他。他身穿美国绅士的三件套西装，大皮鞋。毫无疑问，他喜欢报纸。和肯·汤姆逊一样，在他的眼里，它们不仅仅是资产。”
在那几天的接触中，他们对默多克有了些认识。哈罗德·埃文斯被默多克给迷住了，而默多克也无疑很喜欢埃文斯。这一点儿都不奇怪。默多克现在急切地，甚至是不顾一切地在招募新的心腹，或者是顾问、谋士。对于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走的。他的热情，确切地说是急切之情，既能打动人，却又不过分，一切都显得非常地自然。第一次见到默多克的人，很少有不被他所吸引的，就如同催眠术一样。而哈罗德·埃文斯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是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那种人。
当与他合伙的那些人督促埃文斯，领导一场“终止默多克”的战斗时，他拒绝了。他后来对此很是后悔，到最后他才知道他们是对的，而他自己却是愚蠢之极。那时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拉默多克，尽管他们才刚刚认识不久。
1月20日，丹尼斯·汉密尔顿邀请里斯莫格和埃文斯吃午饭，问他们，在这些候选人中间，他们倾向于哪一个。他们都说，绝对是默多克，其他的人都与他没法比，但是他必须保证给编辑自主权。所以他们必须决定需要什么样的保证，并从默多克那里获得。
这要比听起来困难，因为在《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实行的是编辑自主、自由发挥的办法。但它就像英国的宪法一样，不是书面上的。当罗伊·汤姆逊接管《泰晤士报》的时候，任命了四个独立的全国性的主编，但是，从来都没有要求他们做些什么，他们也无法保护一个编辑不被老板干预。汤姆逊家族的人也从来都没有说过、甚至都没有暗示过，报纸应当促进公司的其他方面的商业利益。相反，默多克完全不一样。人们都知道，自从他买下安塞特航空公司后，他鼓励、至少是允许这家航空公司通过他在澳大利亚的报纸，进行促销活动。
他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干预编辑的事务？他可能为了公司的财政状况，而把报纸推向大街小巷，就像《太阳报》、《纽约邮报》一样。何况，这两份报纸过去没少骂过默多克，现在记者们开始冲洗、洗刷他所干过的坏事的证据。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事件被重新写过，1975年澳大利亚的记者们的罢工事件也一样。
1月21日，就在默多克答应让埃文斯担任《泰晤士报》的主编之后不到一星期，由汤姆逊家族的人组成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开了一个会，审查、会诊默多克的新闻态度。他们当中包括三位全国性的主编：著名的历史学家洛德·达克莱、经济学家洛德·罗尔和铁路工会的领导人之一的洛德·格林。另外一个顾问洛德·罗本斯在国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丹尼斯·汉密尔顿、埃文斯和里斯莫格。
当默多克进来的时候，埃文斯说他首先注意到的是默多克刚刚用手整理过自己的黑发。默多克几乎是蹑手蹑脚地走进来，说话的语气非常的平和，就像一个人到医院探视一位朋友一样。
汉密尔顿告诉他，《泰晤士报》有很高的要求。然后默多克告诉他们关于自己的一切。他说他从他父亲那里学得了编辑自由的传统，并且运用它为不同的市场出版不同的报纸。他醉心于那种亏损的报纸。“看看《澳大利亚人报》。”他说。他希望几位顾问为他推荐主编。他讲话很有信心，但又不狂妄，总的来说，他对自己的感觉很好。
他同意他们对他要求的每一件事，提出的所有条件。这里将会有6位全国性的理事，而不是4位。他们将批准主任编辑的任命。汉密尔顿强烈要求《泰晤士报》应当保持独立性，与默多克的国际新闻公司分开，也不能到《世界新闻报》和《太阳报》的下面。经过短暂的考虑，默多克也同意了。他还答应，报纸的政治政策将由编辑们确定，其他所有的事情编辑也有权决定。经过了四个半小时的讨论，他接受了所有的条件。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非常受感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寒暄，默多克到楼上谈钱的问题。他的报价显然还不能说是汤姆逊所收到的最好的。罗斯莫尔仅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就出价2500万英镑，如果他必须再买下《泰晤士报》，将再加上2000万英镑。但是，他坚持他必须保留权利，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关闭《泰晤士报》。而与此同时，默多克最初的标价才只是100万英镑，然后增加到1200万英镑，但他说明这不包括报纸的办公大楼，这项资产的价值大约为1800万英镑。
最后，在深夜交易达成，就按默多克所出的1200万英镑的价格。默多克喜气洋洋。他应当高兴，仅《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格雷斯荫路上的办公大楼就值他为整个公司所付出的价格的一半。默多克还保留这一权利，如果这项交易被提交给垄断和兼并委员会，他可以撤出。
第二天，默多克出现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的两侧坐着里斯莫格和埃文斯，他被丹尼斯·汉密尔顿视为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出版商之一。
在默多克与工会做一笔交易之前，购买报纸还不能算是完成。但是，工会方面几乎是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到来。全国绘图协会的一个领导人乔·瓦德赞扬了这一项交易。他说，据他了解，默多克是粗鲁的，但也是公正的，不会把工会推开太远。最后，默多克同意裁减大约七百人，而《泰晤士报》的文学、教育和其他辅助报纸和书籍，将在伦敦城外面印刷。默多克还提出了“敲键盘”的问题，答应这个权利将继续留在全国绘图协会的手中。
几个星期以后，默多克对一份澳大利亚的商业报纸透露，他认为他做的这笔交易，干得多么地漂亮。全国性的几个理事对他的限制不算是一个问题，他仍然可以任命他自己的主编，而投票表决将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想这样干的话。他确认这个价格相当于“偷窃”：“我们所付出的价钱不到它的无形资产价值的一半。”
唯一的麻烦，但也是最重要的，是垄断和兼并委员会，它专门负责报纸的接管问题。根据《1973年公平贸易法案》，所有的报纸兼并案件都要提交垄断和兼并委员会进行审查通过。
如果委员会提出这一问题，并要求调查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耽搁时间，在汤姆逊所设定的最后期限前是完成不了的。布伦顿和默多克都去过贸易产业部，打通关节，希望避免将这一案子提交委员会。布伦顿还警告说，如果一定要审查，这笔交易可能就算完了，而两份报纸都将会关闭。“我有3600万英镑的补偿金需要考虑。”他告诉政府，宁肯关闭报纸，也不愿意去通过审查。默多克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将撤回他的收购计划。
英国政府的内阁成员们专门开了一次非常会议，讨论政府审查这一交易案的问题。政府高层显然很是紧张。流言开始在舰队街上传开了。有人传言说，负责贸易和产业的大臣约翰·比芬说，这项交易应当而且是必须提交给委员会讨论，但撒切尔夫人已经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埃文斯后来说，他听说“撒切尔夫人的决定是给默多克一个奖励，因为他的政治支持，尤其是1979年的大选中的支持”。但比芬本人说，他没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比芬说他会批准这项交易的。关于编辑自主的保证，审查委员会也曾经提出来，而且要写进《泰晤土报》协会章程中。这样的条款将给编辑们权利和法律武器。如果默多克违反了这样的条款，他将冒进监狱的风险。埃文斯赞扬这一举动，他对记者协会说，没有一个编辑或记者可以要求得到这么多的保证。在新闻的编辑自主性方面，默多克已接受了许多条件，而现在又得到了商务大臣的强调。比芬说，他受埃文斯的影响很大。但他后来私下承认，政界上层对此确实有过争论。
哈罗德·埃文斯后来说，在这笔交易进行当中，他仍然为把《星期日泰晤士报》描写成一份亏损的报纸而不高兴。在这场角逐中，一些记者对埃文斯有些不满，因为他没有尽力使他们的记者组织获得成功，不支持他们。此外，一些记者也仍然没有消除他们对默多克的敌意。
1983年是默多克事业中关键的一年，他跨越平面媒体报业，创办而不是购买英国天际广播公司电视台，进入立体媒体。创建最初几年里，由于缺乏如报业一般的丰富的管理经验，有时一周损失就高达200万英镑。默多克神情非常沮丧，总感觉像田野的青蛙，随时有被耙地器的铁齿抓碎的危险。十几年后，天际广播公司每年赢利在3亿英镑。当人们问事业处于巅峰的默多克是否还有“青蛙感觉”时，他说，成功的企业家都是“患有某种妄想症的人”，面对竞争，总是忧心忡忡，小心提防。并骄傲地补充道：天际广播公司现在已成为股票市场上很被看好的公司，并使他获得了在新闻业上发展的成功经验。作为企业家，默多克称自己是集“远见”与“冒险”于一身的那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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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初具规模的传媒帝国
变革的年代
一个初具规模的传媒帝国
真正的斗士
默多克有自己的优势
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安娜出版了一本小说
1984年，默多克突然出现在美国公众的意识中。《福布斯》杂志在一篇封面文章中宣布，默多克“正在建立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最伟大的通讯帝国，争夺传媒世界领导权”。
1984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年。就在这一年，苏联开始了改革的进程。这场改革竟然导致了它的崩溃。
在80年代，娱乐越来越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文化的主要成分。在全球村里，电视在每一个家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视觉开始替代了争论，信息正在成为一种娱乐。
政治也成为娱乐的一种形式。“政治就像演出。”早在1966年罗纳德·里根就曾经这样说过。到1984年，在美国已经完全可以说是电视控制了公开争论。在电视时代，一切事情都变得更加平凡化、简单化。
在整个80年代，另外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发生了，那就是计算机革命。它完全改变了政府和信息的性质。这一变化的重要性，用任何语言来描述都不过分。在60年代，计算机工业还依赖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少数几家大公司，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也就是有50台的市场。他们只是需要坐在公司总部里，守着那台由层层警卫保护着的大机器，就可以控制和主宰这个世界了。
事实上却是截然相反。由于硅片的发展，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便宜，威力越来越大。开发这些个人电脑的企业不是那些最大的公司，而是一些小公司，如美国的费柴尔德公司和英特尔公司。在70年代初期，它们研制出了第一台微处理器和计算机游戏机。到1976年，数十家公司加入了竞争，并召开了微型计算机会议，诞生了苹果I型机。
但是在80年代，简直是计算机“大爆炸”。新的软件工业迅速蓬勃发展，满足已有的硬件的需要。正是计算机软件，将计算机认一台机器，变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需要的一种“配置”。
在1977年，世界上的计算机几乎100％地仍然控制在政府或大公司的手中。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一切都变了。到80年代中期，“主流”所控制的计算机力量只占全世界计算机力量的不到1％。大多数的计算机是在私人手中而不是在政府手里。变化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从1961年到1989年间，计算机运行速度扩大了23万倍。
在美国，伴随着这种革命性变化的是，联邦政府逐渐取消了许多限制性规章，使金融、通讯、公路运输、能源和航空运输业更加自由化了。自由化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是难以估量的。据估计，在80年代，产业自由化至少帮助美国经济创造了1500万个新工作。
到1984年，计算机革命所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也变得十分明显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曾经大大地增加了原材料的价值，德国鲁尔地区的煤炭和钢铁曾经一度对欧洲力量的平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钢铁厂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象征。但在今天，类似的象征只是一个靠一台计算机工作着的人，是他能够获得整个世界的数据库的能力。信息正在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商品。
与此同时，到80年代中期，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全新的国际金融市场。计算机和卫星意味着现在的世界到处都在涌动着金钱的浪潮，路透社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着经济信息。当然，银行业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其中包括纽约的花旗银行处于这种革命性变化的核心。
80年代也是债务的10年。花旗银行为新闻公司的进军而保驾护航，它们齐头并进。一个是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银行帝国，另一个是全球性的新闻和娱乐帝国。花旗银行总裁弗里斯顿相信，80年代广泛成长起来的金融交易市场，“不仅仅是量的变化，而是世界上的新事物。它已经在改变着世界”。”今天，金融的长弓联系着卫星和计算机。”弗里斯顿和默多克，以及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几乎都是狂热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徒。他们都认为，技术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在苏联，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很快发现，在过去一些年里，苏联没有从信息革命中得到多少好处，而这种革命恰恰是驱动西方进步的最主要的动力。以往苏联领导人总是害怕通讯技术，并一直试图控制它。据说，托洛斯基曾经向斯大林推荐过一种现代化的电话体系，但被斯大林拒绝了：“我可以想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比这更大的反革命设备装置。”拥有无数科学家的苏联，在科学技术进步的竞赛中被西方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简单的电话对于计算机化是关键性的。当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的电话系统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是最原始的。每100个公民中，平均只有10部电话，远远低于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戈尔巴乔夫开始行动起来，他提出了一项计划，到1990年使电话的数量翻一番。同时开始推广计算机，使下一代苏联人懂得计算机文化。他理解这种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失去对信息的控制。但是，他也理解信息交换对现代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候，在苏联，除了大的机构外，当时还几乎没有计算机。
在戈尔巴乔夫忙于使苏联追赶信息革命的大潮时.新闻公司正在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最有意思的无国籍的国际公司之一。默多克现在拥有一个真正的跨国传媒公司。1984年，新闻公司全球范围的收入估计能够达到21亿美元，比《时代周刊》公司的28亿美元少不了多少，更何况它是最国际化的传媒公司。它拥有约80份杂志和报纸，是西方世界最大的新闻纸消费者。该公司完全是靠默多克本人的直觉和商业天才在发展着。但是，他也有一个隐患，就是债务。到此为止，他还没有因为债务而苦恼过。对于默多克来说，债务简直是友好的同义词，因为他的经营方式不能缺少债务。
在金融界，默多克有着很好的声誉。编辑和记者们可能不信任他，但他的经纪人和银行家们对他却很有信心，他们都信任他，因为他从来都遵守自己的诺言。每个银行家对他都做出让步，给他优惠，他总是能够带着成功的微笑离去。他的信用等级很高，往往是他握握手，交易就定下来了。即使是他偶尔在数字上犯了一点错误，他也不反悔，更不会否认或抵赖。
默多克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在美国金融和新闻杂志的封面上，人们开始理解默多克，知道他就如同拥有一块私人领地那样，拥有世界最大的传媒帝国之一。这个帝国竟然跨越了三个大陆，这简直是太了不起了。人们不知道，仅仅过了几年功夫，他的帝国覆盖的范围就又扩大了一倍。
到1984年时，默多克已经是美国一个主要的出版商了。除了圣·安东尼奥的报纸外，他还有《纽约邮报》、波士顿《论坛报》、芝加哥《太阳时报》和《星报》，有《乡村之声》和《纽约》这两份杂志。他还曾经试图收购巴尔的摩的一家晚报《美国新闻》，他甚至考虑要把它改成早报，在华盛顿发行。他还考虑买下洛杉矶的《调查者论坛》。遗憾的是，这两笔买卖都行不通。他抱怨说，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报纸“顶峰”可以攀登了。除了波士顿《论坛报》以外，没有别的报纸能引起他的兴趣了：“我不打算在美国的小乡镇到处买小报了。”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想买下《华盛顿邮报》，并改变它的自由政策，但他付不起。更重要的是，“它是非卖品”。
美国的好事的评论家们开始拿他与普利策和赫尔斯特相比较了。《福布斯》的封面故事是由一个叫托马斯·奥汉龙的人写的，他是最先报道默多克的帝国雄心和商业天才的美国记者之一。“这个人想要什么？”标题问道。答案是“命运”。奥汉龙赞扬他说：“当今天大多数的传媒公司是由一些没有性格的、完全是根据数字做出判断的商人们经营着的时候，鲁珀特·默多克，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是将趣味性、感情以及敏锐的感觉与他的产品结合在一起。”他认为，默多克既是一个会计师，一个赌徒，一个卓越的营销大师，又是一个敏锐的记者。
《幸福》杂志：“默多克已建立了21世纪全球最大的产业，完成了通讯帝国。”
安娜·默多克说道：“我不认为鲁珀特已经完成了。我不认为他下面有任何的计划，但是我相信他仍然有想要完成的事情。我希望他会停止。我希望他的步子慢下来，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了。但是我不认为会这样。”
默多克1984年同意授权托马斯·凯南为他撰写一部正式的传记。凯南是简·方达和亚瑟尔·阿拉法特的传记作者。凯南写了一个详细的提纲，这其中他说，自赫尔斯特以来，默多克远比其他的媒体大亨都更有争议性。他一直被称为“一股邪恶的力量”，“一个魔鬼的因素”，他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感情，而且毫不掩盖他想要改变美国文化，他有卓越的才能和品格，等等。
默多克曾经同意凯南采访他，但他要求能够注意手稿的保密性。但他们之间的合作破裂了，凯南没经默多克同意而出版的《公民默多克》一书，把默多克勾画成了一个邪恶的怪物。
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怪物。默多克认为自己是一个报纸出版商，一个对正统势力进行“圣战”的十字军战士，而不仅仅是一个商人。
当然，他对金钱感兴趣。在任何时候，他都需要收入，以便为他的扩张融资，或是填补他的债务。确实，真正驱动着新闻公司的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新闻记者。同样，新闻公司是靠机会而不是靠计划发展起来的。
按照澳大利亚元计算，新闻公司的年收入在1984年以前的两年里猛增了41％，而股票价格在1983年年初到1984年年初之间，增长了5倍。债务和资产比率比大多数大型出版公司都高出许多。新闻公司的金融控制人理查德·萨拉森解释道，这是因为默多克一直让他的家庭公司——克鲁登投资公司拥有新闻公司46％的股份，价值约为3.4亿澳元，而他仍然绝对拒绝减少
他们家的股份，为了解释这一点，萨拉森以凯思爵士为例子：默多克曾经看到他的父亲为别人赚来了钱，而没有给他自己带来多少好处，而他决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事实上，他的家庭在新闻公司的股份甚至可能多于由克鲁登投资公司所拥有的46％。
许多公司很脆弱，这是因为股东的压力。股东们只是想看到短期的结果，因而会牺牲公司长期战略。而这对于默多克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他能够借钱，想借多少就借多少。他可以忽略短期问题，因为他的家庭控制着新闻集团。他没有风险，他不用担心股东们不高兴，更无需担心公司内部里会有人出卖他，从外面引来强盗。但他表示，无论如何他还是要精打细算：“如果你没有节制，股东们也许不会把你扔出去，但银行家们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服从市场的原则。这意味着你可以承担长期风险，像《泰晤上报》那样。有时需要根据自己的判断，熬过一、两个坏年头。这样，就没有任何人会离开你。”他的竞争对手可没有他这样“奢侈”。
在这个时候，默多克的政策是，试图使长期债务保持在一个低水平，至多是等于或者是稍微低于股东的资金的水平。即便是如此，新闻公司的债务和资产的比率仍然很高，平均每100美元的净资产，就有80美元的债务，这一比率是大多数上市的出版公司的两倍。萨拉森曾经告诉英国《经济学家》说，公司长期债务有时超过股东资金多达50％。而根据默多克的原则，这一比率最高不能超过1：1。
他的银行家们却仍然是很乐观的。他们说，他们关心的焦点不是新闻公司的债务和资产的比率，而是如果出现问题时它偿还债务和支付利息的能力。他的报纸表现优越，能够为新闻公司赚来大部分的收入，是最好的资金来源，简直是生钱的机器。
随后，默多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两百多年以来，对于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来说，美国一直被视为一个新世界，一个天堂。今天仍然如此，就如同19世纪一样。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到了20世纪末，世界处于从来没有过的变化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200万个国际旅行者。现在，每年有4亿人到海外旅行。在80年代初期，世界上有100万难民。到90年代初期，世界上有1700多万的难民。除难民外，世界上还有更多的移民，有非法的和合法的。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和前苏联的公民来说，美国是梦想中的目的地，其次是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移民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一个人从自己的祖国移居到其他的国家，从来都是为了追求幸福和财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默多克所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也相信美国梦。但是，他的动机又太简单，似乎太实际了。
故事发生在1985年8月4日，在曼哈顿的一个地区法院。在这里，一般的移民，往往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等在大厅或过道里。他们期待着那一神圣的时刻，就像步入天堂一样。当他们进入法庭时，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递上自己的申请书。
鲁珀特·默多克和安娜带着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两个儿子拉克兰和詹姆斯，分乘两辆汽车，直接驶入法院的地下停车场。他们从那里乘电梯直接进入了法庭，避开了新闻记者们。他们被迎接人法庭，法官谢丽·克拉姆早已等在那里，他宣读了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澳大利亚的报纸记载，1985年8月4日上午10点55分，鲁珀特·默多克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他把他的手放在胸前，面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以及在场众人宣誓，抛弃了澳大利亚联邦，他1931年出生之地。
仪式结束后，《纽约邮报》发表了当天默多克及其家人与克拉姆法官握手的照片。默多克上了一辆车，而安娜和她的孩子们上了另外一辆车。安娜和孩子们并没有改变国籍，他们仍然是澳大利亚公民。这一年，伊丽莎白17岁，拉克兰14岁，詹姆斯12岁。
新闻记者们，特别是澳大利亚的记者们，像一群马蜂一样，紧紧地尾随着默多克的汽车队。他们想知道的是，不再当澳大利亚人会是一个什么滋味？默多克的车遇上了红灯时，一个澳大利亚电视记者凑到了默多克的车前。车窗紧关着，默多克冲他微微一笑，车开走了。
安娜·默多克不那么粗鲁，她放下了车窗玻璃。一大把麦克风齐刷刷地送到了她的面前。“您对您丈夫改换国籍是怎么想的？”记者们问。她回答说：“我为他感到高兴。”
有一些人为此感到怒不可遏。《每日新闻》有一位名叫布里斯林的脾气暴躁的专栏作家，把默多克描绘成一个小人。
在澳大利亚，对默多克改变国籍的反应主要是感情上的。默多克的母亲向悉尼《新闻早报》承认，乍一听说这个消息多少有些难以接受，感到一种苦涩。但默多克本人却坚持说：“我没有割断与澳大利亚的任何联系，对澳大利亚的感情没有丝毫的改变。如果我必须变一下我的护照的颜色，那么就让它变吧。”
安娜·默多克私下里说。她最初也被他丈夫的做法吓了一跳，放弃澳大利亚国籍！“我吃了一惊。我从来没想过他会这么做。我那时才认识到他的进取心是多么地强烈。”
她也有她的进取心，当她的丈夫改变了国籍时，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她自己的想象》这本小说是关于女人勇敢地追求男人的世界，情节非常动人。看得出她是充满了感情，很投入地撰写的。在她的小说中，女人所拥有的是感情，而男人所拥有的只是野心和胆怯。
现在的安娜·默多克依然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性。她40岁，衣着得体，谈吐犀利。显然，她很有个性，独立意识很强。当她出版自己的书时，一些采访者才发现，尽管默多克本人非常有名，一举一动备受各界关注，但他的家庭却始终保持着神秘色彩，外界所知甚少。他们令人羡慕地保护着自己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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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瓦平之战
萨赫的尝试
默多克制订了一项秘密计划
新的计算机排版系统
秘密被泄露了
工人们决定罢工
默多克胸有成竹
工人们中了默多克的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