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巨人默多克 作者：宿景祥
鲁伯特·默多克，无可争议的世界传媒业的龙头老大。
他从澳大利亚一份地方报纸起家，厅迹般地建立起了一个空前的国际传媒帝国。
在美国，他的福克斯电视网占据了40%的电视广播市场；在英国，他牢牢地控制着最著名的两家报纸《泰晤士报》和《太阳报》；在亚洲，他的报纸和电视台遍及午香港、印度、印尼和日本。
超凡的胆识和谋略
作者的话
在世界上芸芸超级富豪中，澳大利亚新闻公司总裁鲁珀特·默多克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一个。
他也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作为一个全球性传媒帝国的“帝王”，他的影响力遍及除非洲一些最偏远的部落之外的整个世界：
——在他的家乡澳大利亚，他早已被视为一位“纪念碑式”的人物：正是他创办了澳大利亚第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使这个历史不长、地域辽阔的国家真正从意识上统一起来。自80年代以来，他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影响力恐无人可与之匹敌，每一位政府总理都是“他的朋友”。他也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的“世界级人物”。
——在美国，他是传媒界公认的”龙头老大”。他控制的福克斯电视网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已从全国第四位跃升至全国第一位——拥有全国近40％的观众。除此之外，他还在美国许多城市拥有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美国最大的土版公司、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和家喻户晓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都在池名下。自70年代中期以来，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不“渴望”得到默多克的支*持。
“——在英国，正是他控制着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一份报纸《泰晤士报》。同时，他还有一份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太阳报》。在一个喜爱读报的国家里，很难想象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在80年代，“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之所以那样“铁”，正是因为背后有默多克的强有力支持，现在国际观察家们又都注意到了英国政坛突变的风云。因为默多克已正式宣布“抛弃”了梅杰首相。
——在西欧、东欧和拉丁美洲，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公司从天空中播出的电视节目。他控制的天际广播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卫星电视直播公司，覆盖了整个西欧。他正在拉丁美洲扩大卫星电视覆盖面，在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都陆续出现了他的报纸。
——在亚洲，默多克的影响力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1996年7月《亚洲周刊》将他排在“亚洲最有影响的50人”中第六位。位居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韩国总统金泳三和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之前。他的报纸和电视台遍及香港、印度、印尼和日本等地，其中包括亚洲最大的卫星直播公司香港的凤凰电视台和亚洲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他在1996年6月取得了日本朝日电视台的控制权，打破了日本广播电视的闭关锁国状态。
与其他众多富豪不同，默多克奋斗的历程与其说是一个聚敛财富的过程，还不如说是一个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与以往的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不同，他创造历史的方式不是通过战争和政治.而是通过传媒。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年出现的信息革命，是和默多克本人分不开的。他所创建的庞大的世界传媒公司就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
默多克，许多朋友，也有无数的敌人。在他以往的朋友中.有尼克松、里根、撒切尔夫人和戈尔巴乔夫。尼克松是默多克的“挚交”.他生前出国访问时，常常是乘坐由默多克提供的私人飞机。在80年代，默多克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重要盟友。在80年代中期，正是默多克出版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一书的英文版，使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声名鹊起。
许多中国球迷都偏爱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认为它是当今世界最精采的足球联赛。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正是默多克的卫星电视转播公司的参与.寸史英格兰许多足球俱乐部摆脱了困境。有钱吸引众多大牌球呈，从而使球赛变得更有魅力。
默多克也是中国的朋友。他曾通过“20世纪福克斯公司”连续10年免费向中央电视台提供电视节目.从而使无数的中国观众第一次欣赏到了许多忧秀的电影作品，包括像《音乐之声》和《巴顿将军》这样的经典之作。正是他的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书的英文版；正是在他的公司资助下，中国开始了职业篮球联赛；正是通过他的电视台，使无数的海外华人第一次实现了他们多年的梦想，欣赏到了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他资助过在欧洲举行的“古代中国奥秘展”。他的凤凰电视台在中国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观众。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让广大的读者了解这位当今世界上最具传奇性的人物的创业历程，领略一下他的执著精神、超凡胆识和谋略。
另一方面，透过默多克的报纸和电视，也可以使我们看破西方传媒界虚伪性的本质、它那充斥着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的阴暗面、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和操纵，从而或许使我们对当今的这个“信息世界”有些新的理解。
默多克毕竟是一位世界超级富豪，一位最具时代色彩的资本家，他的创业过程本身就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垄断和集中在不断加强，政治和金钱的结合更紧密了。作为一位拥有价值约？40亿美元资产、遍布于全世界300多家子公司的巨型跨国企业集团的总裁，他在跨国经营管理方面无疑有许多独到之处。他的故事为我们了解现代跨国公司提供了最生动的教材。
事实上，本书正是我们研究西方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一个“副产品”。我们是在参考了大量英文材料基础上编著的，尽管我们在叙述中力图准确、客观，但作为一本非学术性读物，我们没有——注明资料的来源。在此，希请各位读者谅解。同时，在此也向有关著作作者表示感谢，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原谅。
本书之所以得以写成并出版，是因为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默多克先生也是当今世界上最活跃、同时又最富有争议性的人物。在本书收笔的时候。我们仍能不断地听到有关他的新闻。默多克先生许多年前就表示要写一本自传，我们期望能够早日读到他自己写的传记。
作者
于199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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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序）
自1978年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令世人刮目而视，国人皆因此深感自豪，以产业报国者日众，跻身世界经济大圈的企业渐多。相信，中国将逐步融进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中。因此洞悉国际经济潮起潮落，把握主流经济发展脉搏起伏，通观世界经济风云巨子的发家立业，无疑对以民族经济昌盛为已任者大有裨益。《世界超级经济巨人》丛书便力图达此目的。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看世界经济强人的发迹史，多有雷同，他们大都出身寒门，百折不挠，聪明机智，步步发达。之后便荣毁参半，但他们不为盛誉所惑，不为贬损所毁，依然自强不息，渐成大业。近二十年的我国改革开放，生成过一批批风流一时的经济弄潮儿，有国营企业的改革者，有私营企业的实业家，还有经济界的投机商，不可胜数，然深深扎根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上而将流远者寥寥。究其原因，企业经济基础差，国家经济政策正在调整阶段，信息沟通不畅..等等诸多客观原因外，不容置疑，企业家本人的素质所限及对开放经济的认识不足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为此选择“经济巨人”这一出版题材，编著者们以期通过对世界级企业和企业家的发迹缩影，给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提供一套参考书。
在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之际，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在这个潮流中出现的机遇与挑战，而这个潮流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经济的世界性。这种经济的世界性首先表现在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在这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发达国家必须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交流，这种交流以往只是出于发达国家自身安全的需要或人道主义的考虑，而今天这种交流完全是出于双方经济利益的需求。在今天这互相依存的世界中，援助不是施舍，而是投资，尤其是一种战略性投资。对这一点丛书中涉及的石油、钢铁、汽车巨子等卷多有体现。
经济世界性的表现之二便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变慢，世界出现了新的多极经济增长点，这些经济新生点，较多地集中在亚洲。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称：“当代亚洲将重塑现代人类灵魂，在唤醒个性意识、树立坚定信念和倡导苦干与献身精神方面，他们将以先驱的姿态出现。亚洲正在以其特有的亚洲模式运行，使经济步入一个鼎盛时期。90年代是亚洲时代，当进入2000年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亚洲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这种经济发展的亚洲趋势在日本、香港、韩国、台湾表现得最为明显，丛书中也力图通过对松下幸之助、郭鹤年、郑周永、王永庆等人的描写给读者一个经济发展亚洲化的概念。
经济世界性的表现之三便是信息的产业化，而与信息产业化并生的便是信息的社会经济化。为跟上社会进步的大趋势，我们必须了解这个新信息社会和它带来的变化，并依此而重新考虑我们的生活、经济以及发展目标。本丛书中对美国英特尔这个著名计算机公司及总裁葛洛夫、报业大王默多克的介绍和分析，便是本丛书编著者们努力跟上经济世界化的表示。
反思中华民族兴衰可见：凡开放之时，便是兴旺发展时期；凡封闭之时，则是必已经或正在走向衰落时期。今日洞门大开，相信这套《世界超级经济巨人》丛书能尽力表现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缩影，也愿这套通俗的传记能带给我国的企业家们一点有益的参考，借它山之石，攻自己之玉。
解力夫 安然
一九九七年五月
传媒巨人──默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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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世
叛逆教士们的胜利
“最好的牧师”踏上了“蛮荒之地”
口吃的凯思梦碎英伦
一封夸大其辞的信却“改变了历史”
凯思春风得意
能够“创造总理”的大老板
1843年5月，苏格兰教会的450名牧师和一些神学院的学生，因不满英国国王对教会的控制，在一个名叫托马斯·查尔默的牧师的率领下，宣布同苏格兰教会断绝关系，并组织成立了自由苏格兰教会，从而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在这些激进的“反叛者”中，有一位名叫詹姆斯·默多克的牧师，他就是当今国际传媒业巨头、世界报业大王鲁珀特·默多克的曾祖父。
詹姆斯生于1817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大分裂”运动达到高潮时，他才26岁，正值英气勃勃之年。与其他的“同志”一样，他也是自愿放弃了薪金和教堂，住到了临时搭起来的简陋住所里。在1843年那个寒冷难捱的冬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许多同伴先后死于贫困。
所幸的是，新成立的自由苏格兰教会很快便得到了世界各地众多信徒们的支持。在当地原苏格兰教会的信徒中，有1/3以上追随新教会，此外，新教会还得到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的“长老会”教派的大量捐助。从1843年到1846年的三年间。自由苏格兰教会筹集到的资金超过了100万英镑，这在19世纪40年代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到1847年底，新教会已经建立了700多所教堂，并在爱丁堡新建了一所神学院，作为自己的总部。这也宣告了他们挑战原苏格兰教会和伦敦政府的胜利。
詹姆斯于1846年被任命为苏格兰的一个小渔港匹茨里格的教士，并于两年后与一位名叫海伦·纳姆斯的姑娘结了婚。1850年，海伦生下了当今报业大王的祖父帕特里克·约翰·默多克。
帕特里克从小就生活在母亲的膝旁，并在父亲的布道坛前接受着反英、反正统势力的教育。到了十几岁时，他进入了自由教会所建的神学院。自由教会的教士们使他在那里不仅学习了神学，还学会了从内心深处厌恶英国的所谓“绅士”，仇视英国保守党人。痛恨英国教会的等级制度。尽管他对英国正统势力的痛恨带有某些偏执和狂热的成分，但他本人决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野蛮人”。与自由教会其他的“福音传播者”一样，帕特里克也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异端分子”，而是把自己看作是老苏格兰教会真正的遗产继承人。1878年，帕特里克本人也终于成为一名教士在阿伯丁郡一个叫克鲁登的小渔村任职。四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他与一个名叫安妮·布朗的姑娘结了婚。又过了两年，即1884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遥远的澳大利亚墨尔本自由教会的邀请信，帕特里克接受了这一邀请，他和他一家人于当年10月到达了墨尔本。
澳大利亚，这块南半球古老的大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几乎一直沉睡着。虽然中国人、马来人、印尼人以及阿拉伯人可能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到过澳大利亚北部。但他们都始终没有在那里定居下来。中国古籍《山海经》里就记载着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所见过的三种东西——回力镖（飞来去器）、黑小猪及袋鼠。
15世纪时，中国航海家们的足迹己遍布锡兰（今斯里兰卡）、爪哇、东非等地。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期间，曾派人前往澳大利亚，并在现今达尔文港附近雕刻石像，埋藏于地下，该石像己被挖掘出来，并保存于该市博物馆里。如果当初那些中国人抛开传统的乡土观念而选择开拓殖民地于澳大利亚的话，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可能会改写了。
欧洲人发现澳大利亚的存在已经是17世纪的事了。1606年，一个名叫威廉·詹斯的荷兰船长驶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业之间的扦雷斯海峡，成为第一个发现澳洲的欧洲人。1642年，又有一位名叫阿贝尔·塔斯曼的荷兰船长进入了南澳大利亚水域，他将所看到的这一大片陆地称为“新荷兰”此后，占领着印尼的荷兰人经常因偏离航线而驶入澳大利亚水域，但他们当时认为这一地区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因而一直没有进行认真的考察，更没有正式占领。
1770年5月，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率领“恩德沃尔”号船来到了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博塔尼湾。他在一个小岛上升起一面英国国旗，正式宣布把他所发现的地区统统划为英国领士，并把这一地区称为新南威尔士，1783年美洲殖民地发生革命后。英国人失去了来自美洲的原料和粮食供应.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时值工业革命初期，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落于城中，犯罪现象急剧增多。以至于如何处理犯罪人日成了困扰英国政府的一大难题。当时的社会改良者向政府提出了一项“伟大的”建议——消除犯罪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罪犯驱逐出这个社会，流放到另一块大陆去。
1787年5月13日，由阿瑟·菲利浦船长率领的英国皇家海军第一舰队，浩浩荡荡地从普茨茅斯港起航，前往澳大利业的博塔尼湾，这只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押载着586名男犯，191名女犯。这些船还搭载着13个犯人的孩子、211名水手和英国政府官员以及46位随行家属。此外，还有一位总督和9名随员。1788年1月18日，船队到达了库克船长所发现的博培尼湾。但是，菲利浦船长认为这个地方不甚理想，于是带领船队继续向北航行，从而发现了一处世界上少有的天然良港。1月26日，他们开始在这里建立澳洲大陆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点，并以当时负责殖民事务的英国住房部长洛德·悉尼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地区。从此以后，澳大利亚就成为英国政府流放罪犯的固定地区。直到1850年，也就是帕特里克。默多克出生那年，英国政府才取消了这一做法。到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的文化和经济生活都还非常落后，在欧洲人的眼里，那里依然是一块“蛮荒之地”。
澳大利亚的繁荣始于1851年。这年4月，有一名叫爱德华。哈格拉维斯的人在新南威尔士的一个山谷里发现了黄金。很快，在维多利亚和昆士兰也发现了黄金。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无数的欧洲人、美洲人和中国人蜂拥而至。到1861年，澳大利亚人口总数从1850年的40万增加到120万。这股“淘金潮”自然也波及到了苏格兰，许多苏格兰人带着“发财梦”移民到了澳洲。而刚刚从苏格兰教会分离出来的“自由苏格兰教会”，也随着这股移民浪潮在澳大利亚落了脚，先后在悉尼和墨尔本建立了分部。墨尔本是在1835年才建立起来的一个小镇，起初叫菲利浦港。1837年，为纪念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墨尔本才起了现在这个名字。
1851年在维多利亚发现黄金以后，它成了维多利亚的首府并迅速繁荣兴旺起来，从一个小港口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与当地淘金者云集于此，进行黄金和其他商品交易。到1880年左右，“墨尔本，美妙的墨尔本”已经拥有约50万人口，不仅成为澳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同时也跨入世界大城市的行列。由于教区人口的迅速增多，墨尔本自由教会倍感力不从心，要求苏格兰的“总部”
给予支持，派遣最好的牧师前来工作。
然而，当帕特里克·默多克来到墨尔本以后，发现这个城市的情况并不那么“美妙”。整个城市拥挤不堪，大街小巷吵闹、肮脏。“淘金潮”已经过去，经济萧条和干旱折磨着这个城市。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很低，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工人，电灯也只是刚刚出现，用水仍然主要是靠贮存在蓄水池中的雨水。
帕特里克所在的蓝石教堂坐落在威廉大街和伦斯达尔大街的街角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后来就是将广播发射台建在了这里。帕特里克个头很高，宽肩膀，腰板很直。他喜欢高尔夫球和保龄球。他是一个热情的牧师，充满了基督徒式的风趣，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够感受到他的个性的魅力。到墨尔本三年后，他又转到了墨尔本郊区的一个教堂做主教，在那里一直呆到1928年12月退休。
帕特里克·默多克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卷入了教会和国家的政治斗争。1898年，他被选为维多利亚教会的司会。1905年，他又当选为澳大利亚教会最高机构——澳大利亚总会的司会。他还在国家中学宗教教育皇家委员会任职。他也是参与制定今天澳大利亚长老派教会宗教政策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帕特里克夫妇育有七个孩子。凯思排行老三，也是他们的第二个男孩，生于1885年8月12日。他从小就有口吃的毛病，情急时甚至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在学校，同学们常常嘲笑他，拿他开玩笑，害得他经常是流着泪跑回家。
中学毕业后，凯思·默多克决定不进大学，并告诉父亲他的愿望是从事新闻业。帕特里克对此显然不很热情，但还是给他的一个朋友，墨尔本《时代报》的老板戴维·西姆讲了。西姆给凯思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负责市郊一个叫马尔文的小区的新闻报道工作。
澳大利亚报业最伟大的先驱是约翰·费尔法克斯，他也是默多克目前统治着的这个王朝的奠基人。
费尔法克斯最初是英格兰瓦尔维克郡的一个小出版商。
1838年，正值悉尼庆祝它建城50周年时，他仅揣着10英镑移民来到了这座城市。当时悉尼只有5份报纸，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悉尼论坛报》。《悉尼论坛报》始创于1831年，最初是周报.每份报纸卖7分钱，比其他的报纸都便宜。到1836年。它已经从开始时的750份增加到1600份。而且增加到每周两期。1840年，该报从德国引进了一种新的半旋转式的印刷机，从而使它变成了日报，每天印刷3000份，价格也降到了6分钱一份。费尔法克斯到悉尼后，一度也曾在《悉尼论坛报》工作，并自己出版了一份副刊，1844年，他买下了这份报纸，扩大了版面，并将名字改为《悉尼论坛晨报》。同时，他还引进了当时刚发明不久的科佩尔式印刷机，1856年的最后一天，他成立了约翰·费尔法克斯父子公司，这家公司垄断了悉尼报业许多年，一直到默多克的出现。
与悉尼相比，墨尔本报业的历史要短一些。直到1854年10月墨尔本才出现了第一份报纸，它就是现在凯思所在的《时代报》。
凯思工作很努力，而且他发现，他的口吃往往还能够引起他所采访的人的同情，他生活得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他将每一分钱都存起来，为的是能够有一天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且想办法医治他的口吃。到1903年。也就是23岁时，他已经攒了500英镑。这笔钱已足够他买一张去伦敦的船票，以及一年的生活费用。
但是，仰慕已久的伦敦却使他大失所望，他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在伦敦，他既没有找到能够医治他口吃的办法，也没有寻求到他理想中的事业。甚至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房，交上一个诚实的朋友。远离亲人和家庭，他感到孤独和压抑，于是，他在伦敦痛苦地生活了一年多后。于1910年途经美国返回了墨尔本。
墨尔本的《时代报》重新给了他一份工作，到1911年年底，他的工资已经从以前每周4英镑长到了7英镑。1912年，他又成了悉尼一份很活跃的晚报《太阳报》驻墨尔本的特约通讯员和记者他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最仰慕的是两位工党领导人安德鲁·费舍尔和威廉·莫里斯·休斯。费舍尔也是他父亲的朋友，在1908年—1915年间任澳大利亚总理。而休斯在1915年—1923年间接任总理。他们对澳大利亚命运的信念鼓舞了年轻的凯思，使他成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凯思不再将自己看作为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后裔，而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派出了人数多达33万的志愿者，参加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伤亡率甚至高于许多欧洲参战国家。
1915年4月25日，一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科登陆，他们被由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土耳其军队压在了一处陡峭的悬崖峭壁下面，死伤达16万多人。
谁应当为此血腥的屠杀负责？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是英国将军们的责任。
年轻的凯思，勇敢的战地记者，因为对英国人的命令感到不安，踏上了去加里波利的路途，并不顾英国人的“军事审查”，记录下了真实情况。其结果是，正如英国司令官所回忆的，对土耳其的战争被放弃了，并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这场战争。有人甚至说，是凯思导致了英国政府的垮台。这件事情对鲁珀特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1915年，凯思被任命为澳大利亚一家新闻机构驻伦敦的记者和编辑，他父亲的老朋友、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安德鲁·费舍尔，授权他在去伦敦的途中，在埃及停留一下，以便调查澳军队关于他们的信件延误的抱怨。
在开罗，凯思。默多克给达达尼尔远征军司令官汉密尔顿将军写信，要求允许他采访加里波利前线，他向司令官保证，将遵守新闻检查规定。汉密尔顿同意了。
1915年9月2日，凯思到达了汉密尔顿将军的司令部，这是联军登陆后的约4个月。汉密尔顿后来回忆时说：“一位眼珠黑黑的、思维敏锐、很会讲话的年轻人，他说他对士兵和战斗一无所知。”他还对汉密尔顿解释，他对澳大利亚的责任，以及为什么用笔比用来福枪做得更好。这些使这位英国将军感到有些不舒服。
凯思在那个地区呆了不到一周，大部分的时间他呆在记者站里。在那里，他与伦敦《电讯报》的记者埃里斯·巴菜特混得很熟，成了好朋友。巴莱特同样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战地记者，消息灵通，他将自己听到的所有重要消息都记录下来，并透露给凯思。
一天，巴莱特告诉凯思，他准备给英国首相赫怕特·艾思奎斯写封信，抗议这场战争的指挥情况，并将此信的副本给了凯思一份，但是，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知道了该计划，他驱逐了巴莱特，此时凯思已经离开了前线。于是，汉密尔顿又给伦敦的战争办公室打电话。因而，当凯思到达法国的马赛港时，他遇到了一位英国情报官员，这位官员迫使凯思交出了那封信和记者证。
在紧急情况下，凯思给自己的总理费舍尔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文件。这封信的语言尖刻，夸大其辞，有许多不实之处，将伤亡夸大了40％。他在信中还没有根据地指责英国军官，说如果士兵掉队，他们就“朝自己人开枪”。说他们把年轻人投入了战争游戏，这些士兵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我不应评价汉密尔顿，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他的无能，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以无能来谋杀”。与此相反，他赞扬了澳大利亚人，“我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澳大利亚军队的真实情况..”
凯思原打算只把他的信给澳大利亚总理，但在伦敦，他将他的故事告诉了《泰晤士报》的一个编辑。该报的老板是洛德·诺斯克利弗，他于1908年买下了《泰晤士报》，成为最早的报业大王之一。他一直反对英国政府在达达尼尔的角逐，而这位记者的信，成为诺斯克利弗用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
在诺斯克利弗的鼓动下，凯思将他给费舍尔的信的副本寄来了，成为一份内阁文件。经过英国内阁的讨论，认为凯思的信虽然有一些错误，但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以改善达达尼尔的情况。
尽管汉密尔顿将军力图证明这封信里所说的许多情况都是不真实的，但他还是被撤换了，取代他的是查尔斯·蒙罗将军。不到3个月的时间，澳大利亚军队从这个半岛撤出了。
很难估价凯思这封信的影响。这一系列事件使凯思在伦敦和澳大利亚都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幸运的是，直到他去世15年后，这封信才被公开发表。他后来也承认，他犯了一些错误，夸大了事实，并为此感到遗憾。从他第一次访问英国时，他就对英国人非常痛恨。当时，他在伦敦没有找到医治他口吃的办法，又没有工作，他把罪责推到了英国人身上，而澳大利亚士兵在距离海滩三英里远的地方“遭受屠杀”也加深了他的这种仇恨。
1989年，当鲁珀特被问及他父亲的那封信时，他回答说：“那是一封伟大的信，它也可能有些不太公正，但他改变了历史..”
1990年3月3日，伦敦的《泰晤士报》刊载了两篇长文，纪念加里波利登陆战役75周年。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终止了一场战争的记者》，颂扬凯恩·默多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称他“几乎是一手停止了战争”。由于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凯思在澳大利亚成了一个著名人物，一座纪念碑。他的儿子鲁珀特·默多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了不起的英雄。
50年代，澳大利亚最有名的作家西德尼·诺兰曾描述过加里波利的故事，“作为现代澳大利亚伟大的里程碑，是当时澳大利亚人都经历过的感人至深的事件”。80年代，鲁珀特资助拍摄了一部爱国主义影片《加里波利》。
凯思在伦敦度过了战争其余的时间。他对他的“杰作”自鸣得意。在比利·休斯接替安德鲁·费舍尔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之后，他任命凯思·默多克为澳大利亚驻伦敦首席非官方通讯员。当休斯来到伦敦时，凯思举行了超级私人晚会，有劳埃德·乔治和诺斯克利弗参加。凯思的感觉简直是妙极了，在诺斯克利弗那里，他学到了许多报业知识，他后来将这些知识用于自己的事业，并传授给了他的儿子鲁珀特。
凯思·默多克在第一次访问伦敦时。曾在l909年的帝国新闻联盟会议上见过诺斯克利弗，但当时他还没有机会认识诺斯克利弗，他给父亲写信说，原因是他“没有一件像样的礼服”。
诺斯克利弗成了凯思·默多克的好朋友，他对凯思的生活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朋友，又如同父子。诺斯克利弗让凯思担任了联合电报公司的伦敦分部的编辑，年薪1200英镑，合同是三年。凯思的工作非常出色，并且将新闻业务扩展到了印度和南非。同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热情奔放的澳大利亚人。
到了1920年，凯思引起了墨尔本《论坛报》和《泰晤十周报》公司总裁的注意。公司总裁给他提供了《论坛报》编辑职位，年薪为2000英镑。诺斯克利弗敦促他的门徒接受了这一职位。
《论坛报》最初是一份早报。
1869年，戴维·希姆买下了它。将其改为晚报后又卖掉了，因为他自己有一份早报。即《时代报》，这样就等于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当凯思接手时，《论坛报》的发行量达到约10万份，它的第一版是下午两点半开印。第二版是4点开印，城市外面的故事通过电话传人电话间，记者迅速将稿子念完，以节省电话费，再由电话间打印下来，然后送到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加工、润色，甚至重写，最后才能交给印刷车间，排成铅字，印刷出版。
这份报纸没有竞争力，它的版面设计很差劲，文章缺乏特有的风格，很乏味，内容枯燥，不充实，并且不重视新闻版。有时印刷负责人出现在编辑部里，告诉编辑：“文章似乎没有结束。”管理着报纸的是印刷者，而不是记者。
在凯思·默多克到来之前，记者们被报纸的老板认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几乎是吃闲饭的人。凯思改变了这些。他认为记者应当是绅士，而且他自己也试图这样对待他们，很快，他开始张贴公告，每天批评某人，或是表扬某人，让记者们知道，他是注意他们的。
当他担任主编后，他开始加强《论坛报》商业方面的管理，并按照诺斯克利弗的建议，开设了一个妇女专栏，建立了竞争机制。他压缩了评论的篇幅，使文章灵活、明快。出于对墨尔本正统势力的蔑视，他甚至进行了一次漂亮的进攻。在他就任编辑的几个月后，在墨尔本的小科林斯大街，发现有一个年轻姑娘遭强奸后，被残忍地杀害了。《论坛报》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一事件，用大标题，甚至悬赏，要求人们提供破案的线索，这一系列举动使其发行量大增。
在凯思·默多克的手里，《论坛报》的发行量一年内从10万份增加到约14万份，就连一个批评者都写道：“确实，他干得很漂亮。”但并非每一个人都承认这一点。有人指控凯思·默多克是一个“黄色记者”，说他把英国《每日邮报》的方式的新闻带进了澳大利亚。默多克对此不以为然。他在给诺斯克利弗的信中说：”我希望我做到了。”
澳大利亚新闻界的竞争一直是相当野蛮的，他使《论坛报》成为更积极地进行竞争的一份报纸。诺斯克利弗到墨尔本访问了凯思，在《论坛报》的董事会的成员面前，高度地称赞“他为该报纸找到了赚钱的唯一途径”。他说：“你们必须支持他，这个年轻的默多克是值得你们支持的。”
20年代未，凯思·默多克开始扩大《论坛报》集团的帝国。这个集团发行或收购了许多杂志，包括《全球体育》、《澳大利亚住房建筑》、《飞机》、《美丽的澳大利亚》和《野外生活》，等等。1925年，该集团又买下了《论坛报》的对手《太阳新闻画报》，这份报纸也成了《论坛报》集团中最盈利的报纸。
《论坛报》集团的董事们非常高兴。1926年，他们让凯思成为董事会成员。两年后，他又成了执行董事长。
1929年，他让《论坛报》集团收购了SBD电台，因而也使《论坛报》集团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家进入广播事业的报纸出版商。他还引进了新式的印刷机械，出版了第一份广播画报。
凯思注意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报纸“连锁店”，他也决心在澳大利亚建立起这样的网络。在他的领导下，以《论坛报》为基础的一个辛迪加，先是“接管”了西澳大利亚，然后又在阿德莱德发动了新的“战争”。经过残酷的竞争，他先是买下了《记事报》，然后又“劝降”了早报《广告商报》和晚报《阿德莱德新闻》。他成了《广告商报》的总裁，《广告商报》成了他的领地，他开始封侯，挑选了一个名叫劳埃德·杜马斯的年轻人担任主编。《广告商报》有限公司和新闻有限公司仍是处于独立状态，各自有自己的股东和工厂。
1933年，凯思加入了阿德莱德新闻公司的董事会。这时，布里斯班的两个早报也加入了这一集团。凯思还在塔斯马尼亚买下了很大一片森林，并开始创建澳大利亚新闻纸制造工业。这时，他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诺斯克利弗的年轻人”了，他是凯思·默多克。
到20年代未，在他40岁时，看起来他有可能不会结婚，将过一辈子的单身汉生活了。他执著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独自生活。他在墨尔本郊区买了一栋大房子，有一个仆人。他在伦敦进入诺斯克利弗的小圈子时，染上了搜集古董这一花费钱财的嗜好，热衷于搜集各种各样的东西。“文物贩子”们一见到他，就把价钱提高许多。他不在乎价钱，只是喜欢讨价还价，最终会买下来。他得到了中国宋朝的瓷器、唐朝的三彩、西班牙齐朋达尔衣柜、格鲁吉亚银器、一面英国查尔斯二世时期的镜子和澳大利亚最古老的银器。
1927年，他的一份杂志《恳谈》计划刊登一张照片，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这张照片是一位年仅18岁、名叫伊丽莎白·格林的年轻演员的照片。凯思被她那严肃、清秀的面庞深深地吸引住了。随后他安排在一个舞会上接待她，他没敢邀请她跳舞，但邀请她第二天开车去海滩。
伊丽莎白小姐很痛快地答应了，但这给她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她的家庭很保守，父母认为一个年轻姑娘与一个43岁的男人在一辆汽车里呆上一整天，简直是前所未闻。那还是20年代。最后，这一对情侣于1928年6月结婚，由凯思的父亲帕特里克为他们主持了婚札，担任证婚人。凯思的选择非常明智，伊利莎白是一个有主见的姑娘，后来成了一位贤惠的妻子，一个慈爱的母亲，是墨尔本社区的名人。
她的祖父威廉·亨利·格林，是一位爱尔兰铁路工程师。他后来到了英格兰，然后于1860年左右移民来到澳大利亚，被任命为铁路助理督察员。他与芳妮·格沃特结婚。芳妮的父亲叫乔治，生于1798年。父亲因乔治的身体不好，将他送到了澳大利亚。10年后，他结了婚并有了4个孩子，他们住在墨尔本附近。在这里，他的女儿芳妮遇见了威廉·亨利·格林，井同他结婚，于1870年生下了伊丽莎白的父亲鲁珀特。
鲁珀特·格林小时候营养不良。他在学校里没有学到什么。长大后，他成为一名羊毛专家，为一家新西兰公司服务。他的同事们都非常喜欢他。他花钱没有节制，嗜赌博，不是赌马就是赌牌，总是背着一屁股债。他与兰西·福思结婚、伊丽莎白是他的第三个女儿，鲁珀特非常疼爱她。
鲁珀特的赌博瘾头太大，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把房子出租出去，而将全家搬到公寓里去住。生活来源从来就没有保障。伊丽莎白从小就老是提心吊胆，为生活担心，后来，鲁珀特在墨尔本最大的赛马俱乐部当发令员，这才限制了他的赌博，但他仍然是一个很粗鲁的人物。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他都与帕特里克·默多克和凯思·默多克格格不入。
整个30年代，随着《论坛报》集团的日渐扩大，凯思·默多克的权力和影响也在增长，1933年，他被授予爵士勋章，就在这一年，由于心脏病他躺了好几个月。当身体恢复后，他常常离家外出，拓展《论坛报》集团帝国。
到1935年，凯思和《论坛报》集团在澳大利亚的65家电台中的11个拥有股份，正如《澳大利亚全国传记词典》中所写的：“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利润、权力或说教——凯思·默多克促成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媒体网络。”
他还促成了原有的电报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集团、即澳大利亚联合通讯有限公司，他担任了该集团的总裁。后来，他又使它成为路透社的一个合伙人。
l938年，他又与悉尼的《论坛早报》一道，建立了澳大利亚新闻纸有限公司，为这个国家生产新闻纸。
在政治上，凯思转向了右翼。他喜欢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保守派人士”，鲁珀特后来也将这个概念用于他自己，凯思已经成为一个“制造国王的人”。在20年代未，他就与他的老朋友和保护者、恩人比利·休斯决裂，并转而支持工党领导人约瑟夫·莱昂斯。凯思·默多克从诺斯克利弗的书里学到了另外一招，开始介绍一些政治家，通常他们都听命于他。在莱昂斯成为“联合澳大利亚党”总理之后，经常去《论坛报》的办公室与凯思共进午餐。莱昂斯的一个秘书问他，为什么不让默多克先生来拜访他，“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总理啊！”莱昂斯回答道：”噢！我喜欢默多克。在他的办公室，我会让他高兴，而且我去那里也没有什么坏处。”1931年末，莱昂斯成为工党政府内阁总理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默多克在幕后推波助澜。作为报答，1933年6月默多克被授予爵士衔位，跻身贵族行列。然而，莱昂斯也并非等闲之辈，许多人都感到凯思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
到了30年代未，默多克确信必须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战斗。由于莱昂斯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凯思开始寻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替换他，“我把他推上来，现在我要把他赶下去。”他发誓说。几年后，凯思·默多克的动机再次受到检验：另外一位工党政治家J·T·兰格，曾经两次出任新南威尔士省省长，1957年他在悉尼的一份报纸《真理报》上撰写文章说：“默多克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他需要成为澳大利亚最有权力的人。如果他能够制造总理，然后让总理围着他转悠，那么他就是‘大老板’，就这么简单。”
凯思爵士和费尔法克斯两家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费尔法克斯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新闻界的“大哲学家”。但是，凯思也许并不那么真诚，他曾经表露过他的真实想法：“我们必须与他们在许多事情上合作，但我现在感觉受到了压抑。”
另外一个伟大的王朝是帕克家族。1939年，弗兰克·帕克，联合出版公司的老板，出现了财政困难。他的《每日电讯报》亏损，而《澳大利亚妇女周刊》还不能填补它。帕克开始同凯思·默多克谈判，准备将它出售给《论坛报》集团。费尔法克斯一家人对于让凯思扩张到悉尼很是紧张，他们决定补贴帕克。当时，帕克需要的是将《每日电讯报》的价格提高两个便士，而《悉尼论坛早报》并不需要这样的价格。但为了支持帕克，在1942年2月费尔法克斯同意他的报纸也同时提价，纯粹是为了阻止凯思。鲁珀特后来说，他父亲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永远也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悉尼报纸老板。”
1940年夏，他接受了一个奇怪的任命：鉴于他在加里波利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他成为首席新闻检查官，在罗伯特·蒙泽斯的战时政府中担任情报官。他立刻把时间用于制作新闻公报，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全国性和商业性电台播放，当时，各报纸已经有自愿的检查员。现在，凯思公布了一项国家安全规定，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他认为必要，就可以强迫一家报纸刊登他发表的声明，并必须按他的要求做。这样，凯思·默多克不可避免地树敌。
除《论坛报》集团控制的报纸外，几乎每一家报纸都愤怒地抗议，它们声称，政府正在试图垄断报业。《悉尼论坛报》指控情报部门独裁。随后，一些规定被修改了。几个月后，凯思辞掉了这一职务，并回到了《论坛报》。
他的敌人给凯思画了一副画像，把凯思画得如同一个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几乎是充满奴性，崇拜像诺斯克利弗这样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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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早年时光
“出版商的生活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活。”
受宠爱的“笨蛋”儿子
喜欢独自睡小木屋的孩子
首先开始剥削自己的姐姐
鲁珀特的生活是从兔子和肥料开始的
不受欢迎的寄宿学校学生
初出茅庐的报人与锋芒毕露的辩才
“他想要的是天堂。”
1931年3月11日的午夜，在墨尔本的埃文赫斯特私人医院里，婴几的哭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向世人宣布一个生命的降临。等待在产房外的凯思爵士一听到哭声，就急不可待地想去看孩子。当护士出来告诉他生了一个男孩，凯思欣喜不已，3月14日，《时代报》头版刊出了这则广告，凯思的这个尚未取名的儿子首次上报。他袭用父亲和外公的名字，得名为凯思·鲁珀特·默多克。使人一听就知道是凯思爵士和婴儿外祖父鲁珀特·格林两家的后代，但人们为避免与其父混为一谈。一般称他为鲁珀特·默多克。
为了更利于事业的发展和孩子的教育，凯思爵士和夫人伊丽莎白商量搬离偏僻的南雅拿小镇。他们找了几处房屋，1932年默多克一家人搬到了突纳克近郊的一栋大楼里。他们还在墨尔本以南30英里远的地方，购买下90英亩的地产，靠近弗兰克斯顿的海边社区，签下购地契约后，凯思爵士及夫人多次去他们的领土上规划着蓝图。这块土地远离喧哗的闹市，在静静的夜晚都能听到海水涨潮声，闻到海的气息。凯思不由得想起小时侯祖父给他讲的英国家乡古老的故事，凯思决定给这块地方起个名字为“克鲁登农场”，完全是按他祖上的阿伯登郡的小村子名字命名。
逐渐地，随着凯思爵士的事业的兴旺，默多克一家按美国殖民者的方式把克鲁登农场建成了一个乡间大别墅。客厅里摆放着法国贵族风格的大花瓶，有一个巨大的敞开式壁炉，在寒冷的冬夜。壁炉里旺盛的火苗让人忘却了门外凛冽的寒风。小默多克经常坐在壁炉旁听母亲读书，与正在看报的凯思爵士玩耍，一家人其乐融融、在房子的外面是一个能充分享受阳光照射的花园，有英国风格的马厩、一个网球场、精心设计的假山，一条长长的车道两旁种着澳洲特有的按树。这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是凯思·默多克的四个孩子最喜欢的乡问别墅，这四个孩子分别是海伦、鲁珀特和两个妹妹安妮、珍妮特。
对年轻的鲁珀特·默多克与他父母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两种看法：有些探索鲁珀特·默多克性格形成的人认为，鲁珀特父母大部分时间专心于他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关照小孩，对小鲁珀特很冷淡但又要求严格，经常能敏锐地发现鲁珀特的错误，很少表扬，甚至不轻易表露感情。这种看法渐渐被众人所肯定和接受，成为一种固定看法。后来鲁珀特的许多助手估计，有时甚至坚决认为，鲁珀特·默多克的冲击世界和不知疲倦工作的动力，主要是来源于他幼年时期拒绝接受父亲对他的溺爱。
他母亲、姐姐海伦和鲁珀特·默多克本人都断然否认了这个观点。在鲁珀特幼年的记忆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而他的母亲对孩子要求却严厉得多。他总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溺爱孩子的人，他年纪大了，最愿意同我们在一起，他尤其疼爱我的两个妹妹，当然，对我也是一样。我母亲对我们很严格，很少亲近、迁就我们。她总是认为，因为孩子还太小，做父母的对孩子的要求不能太苛刻，需要降低一些标准，使其更符合小孩的特点。”鲁珀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亲的多愁善感、软心肠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姐姐海伦也同意：“父亲可能没太多时间陪我们，他一直到43岁才有了我们。对于他来说，我们极其珍贵，个个都是宝贝。母亲认为父亲可能会宠坏我们。”
在后来，鲁珀特的母亲伊丽莎白没有对海伦的观点持异议：“我不想让他们被宠坏或是被过分放任。凯思太过于疼爱他们，我想我应该纠正过来，严厉一些，中和凯思的溺爱。”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鲁珀特就注意到，随着他父亲在报业的成就与日俱增，父亲的权力、荣誉也随之自然增长。当他出现时，绝对让人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凯思爵士经常带他的儿子到弗林德尔大街《论坛报》的办公室去玩，鲁珀特每次都很兴奋。新报纸散发浓浓的油墨气味，印刷机发出隆隆的响声，整个报社的气氛高度紧张。小鲁珀特随意地走动，总能发现新奇的事情。小鲁珀特置身其中，感觉非常非常的好，简直是妙不可言。凯思要花费许多气力才能劝说他回家。每当回到家，鲁珀特就向他的姐妹炫耀他的经历，眉飞色舞地描述报社的情景，并充满向往地说：“出版商的生活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活。只要小孩子接触它、了解它，无疑都会被它所吸引。”引得他的姐妹们经常抱怨父亲偏爱他，缠着父亲也要去报社玩。一到周未，他喜欢躺在他父亲的床上，看他父亲认真地读报纸，做标记，评出好的和坏的文章。在他日后的报业生涯中，他学习父亲的好习惯，也喜欢做标记。几十年以后，鲁珀特女儿的朋友尼古拉斯·柯瑞奇在他自己写的一本书《操纵言论自由的人——纸老虎》中，一开始就谈到他第一次去鲁珀特家的经历。那是一个早晨。尼古拉斯被鲁珀特的女儿请到家吃早餐，鲁珀特坐在饭桌的另一端，翻看着当大的一大叠周日版的报纸。鲁珀特突然问尼古拉斯：”你看过今天的报纸了吗？”尼古拉斯点点头。鲁珀特继续问。“你认为今天报上最有意思的三则报道是什么？最无聊的三则报道是什么？”就此可以看出鲁珀特的看报习惯。
总之，无论是默多克还是海伦所回忆起的父亲的特点是，他是优秀而又孤零零的，他不善于夸奖别人。1989年鲁珀特·默多克有一次接受电视采访，主持人问他：“你父亲认为你是一个很棒的儿子，还是一个笨蛋？”他没有思索，脱口而出：“是一个笨蛋。”
伊丽莎白女士对她的孩子要求很严，制定比较高的标准。每天都监督孩子做祷告。去教堂做礼拜。她经常带孩子整修花园，打扫自己的房间。并让孩子亲自照顾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匹。她要培养他们有良好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她坚持让他们理解钱和所有其他的奖励必须靠自己的劳动去赢得.没有东西是凭空而来的“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可能全都认为我是一个旧式的、残忍的母亲。”她说。“但我认为他们现在能真正体会这些。”
在某种意义上，默多克家的小孩几每大实际接受的指导不是来自他们的父母，而是来自于他们的保姆南尼·拉塞尔。她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从这个家庭一建立她就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每天一大早南尼把四个孩子从床上哄醒。安排他们吃早点，带他们去花园玩，讲述澳大利亚古老的故事。四个孩子每天缠着南尼。女主人伊丽莎白。默多克后来说：“她对孩子们有很大的影响。”鲁珀特的第二个妻子安娜后来说，她认为南尼·拉塞尔可能是鲁珀特早期生活中最温柔的女性，她就如默多克家孩子的母亲。她认为他的母亲太忙也太严厉，从1936年开始。金普顿州长夫人帮助南尼一起照顾默多克家的小孩，金普顿夫人直到今大也还和默多克一家保持着密切关系。
像许许多多“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伊丽莎白·默多克急于想让小鲁珀特变得坚强勇敢起来。她为鲁珀特在花园里盖了一个小木屋。除了寒冷的冬天，在春夏秋季节里，每当太阳下山，默多克一家同坐在餐桌边吃完晚餐，读书看报后，伊丽莎白就开始劝说小鲁珀特去花园里的木屋里睡觉。刚开始时，伊丽莎白总会在小木屋陪他，直到他睡着，渐渐地鲁珀特喜欢上了小木屋。伊丽莎白让鲁珀特独自在小木屋睡觉，这样坚持了几年。每当凯思爵士于心不忍、打退堂鼓时，伊丽莎白总是说：”我认为在外面睡对鲁珀特有好处，这是很好的锻炼。他不只是要适应这些树。还要适应自然界的黑暗。”她的儿子认为这段故事是他童年时母亲的“神话集”的一部分。克鲁登的夏天是非常热的，而他的木屋事实上是一个“美妙的小房子。它有电灯，有一张床；有萤火虫，按那个时候的标准，可以说是完美了。对我来说很棒，我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但他母亲认为，这种经历至少能锻炼他的适应能力。“可能他从我的父亲那里继承了许多；他像我的父亲，能适应各种各样的公司。他对事物有很强的鉴别力，能及时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的世界。”
还是孩子的时候，鲁珀特的最亲密的朋友是姐姐海伦，他们俩总是形影不离，几乎是一个“傲慢的小团伙”。他们密谋打破由他们的母亲、南尼和州长夫人形成的“统一战线”，想方设法破坏大人协商一致的对他们严格管理的制度，南尼是这两个孩子各个击破战略的首选目标。
鲁珀特对他的外祖父和祖父有着大不相同的记忆。祖父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总是一个人独自坐在花园的一个柳条编织的椅子上，晒着太阳，读着书报，对鲁珀特四兄妹和蔼可亲。而外祖父鲁珀特·格林，孩子们一致称他为“受欢迎的格林”，他与祖父的“独来独往”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外祖父总爱带着孩子们在附近四处闲荡，从不拒绝孩子的要求，给他们买冰激淋。当他们不听父母的话时，外祖父也不予以纠正，有时还鼓励他们。每当孩子们做了坏事，他总是积极为他们辩解，帮他们开脱。他让他们开他的汽车到那些骑自行车难以到达的地方，甚至有一次海伦开汽车径直穿过一个邻居家的围栏。他是那种每一个孩子都梦想拥有的老人。伊丽莎白后来说到她的儿子：“从他父亲凯思这方面说，他是个完全的苏格兰人，这对鲁珀特有好处；但他可能从我家这方面继承了多动和风趣，可能鲁珀特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冒险的本性。”默多克本人也说，父亲很担心外祖父格林对他的影响：“我父亲认为，外祖父粗野无理，又是酒鬼加赌徒。为了家庭生活幸福，都容忍了外祖父的行为。我父亲的一个噩梦就是我将变得像我的外祖父。我可能这样做了一点。”
这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在许多方面是田园短诗般的童年，充满了茶会、矮种马、狗和远足野餐。每到夏天，默多克一家总要去海滩野餐。孩子们在沙滩上玩乐，伊丽莎白则晒晒太阳，准备食物。凯思爵士的心脏不舒服时，他就坐在一个黑色的椅子上，用帽子遮住眼睛；感觉良好时，他和孩子们有说有笑地一起去钓鱼。但是当他和妻子在一起时，总是有一丝拘谨。
1938年，凯思爵士买了一大批羊和一个牧场。牧场是面积约两千英亩的河边平地，后面有14000公顷的岩石小山岗。这是一个典型的牧场，总让人想起历史上大得难以形容的草原，澳大利亚的丛林土匪在草原帐篷的火堆边兜圈。鲁珀特和海伦听这些故事总是听得入迷。“我喜欢它。”他回忆说，“它使我对澳大利亚的乡间有一种神奇和不朽的感觉。”
鲁珀特和海伦整天忙于骑马或是捕捉兔子和水鼠。鲁珀特将这些动物的毛皮卖掉。水鼠皮最值钱，但也最难捉。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倒下的树上过了河，寻找水鼠的洞穴，轻轻地安放好用线编织的套子，拿出一小块肉，放上一些茴香子。准备工作完成后，两人静静地躲藏在附近。香味把水鼠吸引出来，而肉使水鼠落入了事先下好的套子里，当然不是百发百中。一看到水鼠落网，他们立即出现，从套中取出水鼠，再剥水鼠皮。如果说捉水鼠是最难的，剥皮则是最不好玩的，鲁珀特总是叫海伦干这活。他拿皮去集市上卖，每张皮卖6个便士。尽管海伦不得不干脏活，而且尽管她是姐姐，鲁珀特每张皮仍只给她1便士。
在克鲁登，小鲁珀特也经营肥料和兔子生意。他在牧场一带捉一些兔子，然后到附近海滩去卖，在那儿有一些船屋。海伦和她的小姐妹又一次像可怜的奴仆一样被支使去编织装肥料和兔子的口袋。他然后将口袋拿到那些老妇人处，她们非常喜欢他，每次总能卖到好价钱。鲁珀特总是象征性地给三个姐妹一点点钱，赚来的大部分钱被鲁珀特拿到学校去赌博了。海伦曾说过：“鲁珀特的生活是从兔子和肥料开始的。”
除了这种小生意外，鲁珀特的母亲说，她认为鲁珀特是“一个普通的小孩”，比较顺从、听话，充满想象力。他喜欢真实的东西，喜欢那种能亲手操作的玩具。“他不愿花费时间去听虚构的事情、神话传说和类似的故事，他喜欢与现实联系起来。”海伦也同意：“他不喜欢演戏的游戏。”他母亲还注意到他的另一个性格：不能忍受呆在家里。对于海伦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小孩，否则海伦不会总上当受骗，但他又是“一只孤独行走的小猫”。
1941年，在10岁的时候，鲁珀特被送到寄宿学校。凯思反对这个安排，但他母亲丝毫不让步：“我认为寄宿学校的生活能教会他如何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对他更有益处，培养一些无私的精神。”她后来回忆，她觉得对于那些从一个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出来的孩子，寄宿学校的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课：“我想凯思是担心鲁珀特不能理解学校的教育，但我敢肯定我是对的。”鲁珀特则肯定他的母亲是错的。“我恨基隆语法学校。”默多克说，“我曾说过许多遍，我永远不会愚蠢地说，我的学生时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基隆语法学校是一个斯巴达式的学校，在墨尔本西南的海边，位于海风口。在冬天，刺骨的寒风几乎能穿透一切，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冷的一个地方。但这所中学的教员饱学博识，循循善诱。
学校的特点也可以说就是校长詹姆斯·达林的特点。达林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校长，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目标是通过强烈的自我约束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变成基督徒。达林要使富裕家庭的孩子感觉自卑，消除他们的优越感，学校的学生每天自己叠被，洗自己的盘子，在餐厅服务，开垦学校的荒地，自己种蔬菜提供给学校的厨房。达林也特别关心文化课，他坚持教授艺术、音乐和古典著作。
基隆语法学校的气氛对鲁珀特没有吸引力，他也不喜欢达林，这个他生活中的第二个强人。鲁珀特在学校公然反抗他的校长，他甚至认为这样做比反抗他的父亲“更容易些”。
在澳大利亚，体育对于男人形象和国家形象比其他许多国家更为重要。在基隆语法学校，一个男孩如果没有体育优势，那么他就必须有其他强有力的区别于他人的截然不同的特色——如出众的智力、能力或显著的怪癖，否则他必然会受到其他同学的嘲笑。鲁珀特在任何方面都不出类拔萃。他说话极具进攻性，不听别人的意见，固执己见。同学对他的印象是他不是一个熊包，但他也不受欢迎，部分原因是他不爱和同学一起玩游戏，部分是因为他的父亲凯思爵士。
鲁珀特对他在基隆语法学校遇到的他父亲不受欢迎一事，没有充分的准备。凯思把自己视为墨尔本社会的一个栋粱，但许多其他对澳洲政治制度持反对观点的人在澳政坛已经活跃了40多年。鲁珀特也发现，那些报纸大王们很少用报纸使他们出名。“我在学校感觉是一个孤独者，可能是因为我父亲的地位太盛气凌人了点。我想我的孩子的情形也差不多，他们还从没向我谈过这一点。”
排斥别人的思想对鲁珀特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使我认识到，如果你将做你的工作，作为一个出版商或一个媒体的重要人物，你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没有亲密友谊，因为这种友谊能使你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这种哲学只会发展。我认为，它会使你认识到，你所追求的不只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在学校里，马斯特曼、克拉克和赫希菲尔德这三位教员成为鲁珀特的良师益友。畏避父亲并正在寻找自我的鲁珀特·默多克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鲁珀特同马斯特曼的友谊最初是通过马斯特曼的妻子玛格丽特建立起来的。她为他修改作文。鲁珀特一直很受老妇人的喜欢，玛格丽特就是一例。一次，马斯特曼要外出休假，鲁珀特·默多克赶到他们家，表示为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说着便打扫起洗澡间和厕所。克拉克使鲁珀特对历史产生兴趣，这种师生关系延续了数十载，克拉克后来一直是《澳大利亚人报》书评专栏的自由撰稿人。赫希菲尔德把鲁珀特·默多克引人艺术和戏剧的殿堂。1946年，鲁珀特在他导演的《暴风雨》中扮演艾里斯。
在这几位老师的影响下，鲁珀特开始参加校园活动和学生社团，并逐渐成为令人瞩目的风流人物。他担任了校报《科利欧信使报》的编辑。
周末，基隆语法学校的孩子们可以获许离开这个严厉的学校。有的同学骑自行车或步行到附近的山上，有一些孩子常常划船到很远的地方，有的则坐巴士到附近的市镇购物，其他一些人只是到基隆语法学校校园里的一个咖啡店里喝咖啡聊天。鲁珀特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商店里寄放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每到周末，他经常独自悄悄溜走，去骑车和赌马。
1947年，鲁珀特完成了他在基隆语法学校的学业，但他留下多学了一年，并成了一个报人。他创办了他的第一份刊物《假如复生》，作为原文学社团刊物《如果》的续刊，这本杂志在10年前还很流行。鲁珀特·默多克的宗旨是：让所有人畅所欲言。《假如复生》的撰稿人多为学生中的精英，文章题材广泛，包罗万象。杂志刊登有关“教育免疫”的专沦，有介绍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的论文；有倡导现代艺术的评论，有批判“白澳”种族歧视主义政策的文章。在前两期刊载的专题中，有一篇未署名文章《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在学校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鸣。这篇文章可能是他的手笔。杂志图文并茂，引人入胜。由于他优异的成绩，他荣获“德兰西传播知识奖”。
学校的辩论社给了他机会来表现他的独树一帜、富于挑战的争辩风格。从1947年起，几乎没有一次争论他没参加过，他的朋友理查德·西拜，一个有名的外科大夫的儿子也是如此。据达林回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能人。鲁珀特的第一次公开出现是在一个关于“科学工程师主宰地位”的辩论中。他的观点没有记录在杂志上，但给他们的印象是，他的演讲引来了非议。学校杂志评论说：“鲁珀特·默多克先生发现了建议者的错误。”
在一场关于公立学校制度的辩论中，默多克被描述为“以自己的无与伦比的辛辣方式”发表演讲。他认为，私人学校应该给穷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他不懂为什么仅凭出身于富家这一点，一些本来不配的人就应该享受优越的教育。
在一场关于自由竞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中，鲁珀特支持计划控制，反对企业自由化，呼吁增加政府干预，并说前任孟席斯政府一事无成。在另一次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的讨论中，他认为美国是“难以忍受的”国家，他指责美国人推行种族歧视，对其政治制度表示“悲哀”，称在美国所有的事情都是为资本家所操纵，已完全落入资本家的魔掌。还有一次就工会问题的讨论中，鲁珀特反对取缔工会组织，嘲讽舆论界的报道，说工会之所以应当保留，原因之一是还存在雇佣者联盟。当这番议论引起轩然大波后，鲁珀特·默多克又宣布他“不是共产主义者”。
他的演讲表现了他是一个始终如一地反对现有制度的人。他的一个同学说他留给人的印象是：“鲁珀特在学校里是‘左翼’，相当激进。我的意思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左翼。而且他似乎反对他父亲的报纸的政治倾向。除了反劳工法外，我记不得《论坛报》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而他通常反对《论坛报》。”
鲁珀特的激迸思想也许是受斯蒂芬·史密斯的影响.他是一个军官的儿子，30年代也曾在基隆中学就读。二战期间他服兵役。复员后回基隆中学任校长助理。并很快和鲁珀特结为密友，他们经常在一起推心置腹地谈政治。后来，史密斯赴墨尔本大学深造。陷入更深的政治活动，俩人中断了联系。50年代后期史密斯被开除出共产党后，默多克也没有同他重修旧好。
鲁珀特和海伦对他们的优越的童年有同感：”我们总是反叛它，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像其他有思想的年轻人一样，我们对于我们一直过着的舒适的生活当然有一种很强的意识，并不感到羞耻；而和墨尔本的穷人在一起只是想看看他们的生活怎样，来开阔我们的视野。”他和他的朋友理查德·西拜试图在学校里推行一种新的世界语言，同样可以肯定他是一个诚心诚意的人。
鲁珀特对詹姆斯·达林不屑一顾，很鄙视：“他总是告诉我们许多对上帝的义务，然后他去墨尔本，在墨尔本俱乐部参加宴会。我想他想做个双面人，我认为他有点装腔作势，只是摆摆姿态，然后继续做他的。”并非所有的基隆语法学校的学生都持有这种评价。
达林也从来就不怎么喜欢鲁珀特，他感到鲁珀特是一个虚伪的人。尽管鲁珀特也经常拜访达林和其他教师，但达林认为：“这只不过是给我点儿甜头，他想要的是天堂，他想走自己的路，同时受尊敬和支持。”
问“是什么使鲁珀特能赢”，达林回答说：“几十年后，什么使其他人赢？对鲁珀特来说与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贪婪不是原因，也不是权力，因
为我认为他不会使用权力，他的父亲使用权力更多。”他对默多克的报纸生涯进行了一番评论，他引用了澳大利亚作家马丁·博伊德的一本小说中的一段话：”先生，过去20年你的报纸一直从事的是降低我们人民的良好感情，你对这个国家的伤害超过了任何一个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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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牛津岁月
史落的牛津学子
他借了一辆劳斯莱斯去看朋友
母亲的信使他震惊了
父子最后的环球之旅
老凯思撒手西去
父亲的葬礼上，独缺了鲁珀特
“比勒布鲁克妓院”的“临时工”
我想我将保持原样地离开这个国家
鲁珀特·默多克从基隆语法学校毕业后，在他父亲凯思爵士的安排下，到墨尔本《论坛报》做了一个星期的见习记者，专跑警察局和法院。他的第一篇见报的稿件，是一则关于法庭听审的消息。随后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到警察局作了几个月的调查工作。在此期间，凯思爵士在英国的朋友受凯思的委托，帮助鲁珀特。默多克在沃瑟斯特学院争取到了一个人学名额，凯思爵士和他的妻子默多克夫人得知后，两人都感到很高兴。凯思爵士希望他的儿子鲁珀特·默多克去牛津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对外面的世界多些了解，学成归来后投身于报业，继承自己的事业，开创新的报业生涯。
这几年，凯思自己的权力、政治和资本逐渐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凯思爵士已经度过了他的65岁生日。20多年来他一直经常犯心脏病。他不再对他一生所热衷的国家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也不再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施加影响。甚至在《论坛报》集团内部，他的权威也逐渐下降。由于他的心脏病经常发作，加上又动了一次手术，他的体力越来越弱。1949年，老凯思终于卸下了《论坛报》集团总裁一职，但他仍然保留着董事的职位。在集团召开的董事会上，他有时还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但这个集团中的年轻一代的经理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和理论，对集团的现状极其不满，又拒绝接受凯思的建议。凯思爵士感到很失望。他开始意识到岁月的无情，他已不再年轻。于是他转移了精力，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经营上，希望能留给鲁珀特一个报业王国。
早在20年代未，凯思爵士得到了《昆士兰报》的控制权，这家报纸的主要资产是布里斯班的《信使邮报》。
1948年他向《论坛报》集团董事会提出要他们放弃对阿德莱德报业的垄断，他希望能允许他买下阿德莱德的广告商报公司所持有的阿德莱德《新闻报》股份。广告商报公司的股份是由《论坛报》集团所控制的。凯思爵士写一份保证书，提出他的购买条件，即如果他的家庭要卖掉“昆士兰报业公司”的股份，他们应优先出售给《论坛报》集团。然而《论坛报》集团董事会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使凯思爵士情绪低落。
当得知鲁珀特·默多克能进牛津时，凯思。默多克立刻决定和他的妻子陪同鲁珀特去英国，也为了自己能散散心，调整一下情绪。他争取到了墨尔本《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罗汉。里维特的帮助。里维特是一位工作认真、心地善良的记者。他曾先后在墨尔本和牛津学习历史。二战期间，他还去新加坡做过广播记者。基地失陷后，他在日本人的一个战俘营里度过了三年暗无天日的日子。获释后，他著书记载了难友们的苦难遭遇。里维特的父亲是澳洲科学和工业委员会主席，与凯思爵士是故交。里维特有激进主义思想和良好的家庭背景，是一个难寻的好人。整个50年代，他陪鲁珀特度过了他的大半个大学时光，后来成为鲁珀特·默多克的导师，在鲁珀特的生活中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1950年夏天，默多克一家从墨尔本飞到罗马，然后他们和里维特及他的妻子南希驱车北上，沿路欣赏西欧优美的自然风光，一路上很顺利。里维特记得他们曾在一个大城市留宿，里维特为默多克一家人选了一家远离市中心的旅馆。当鲁珀特到达15层他的房间，看到奇特的浴室及放在地板上的床，脸上流露出一种惊讶而又难以形容的表情。里维特后来在一本书中写道：“鲁珀特当时的奇妙表情让我终生难忘。”
凯思·默多克先生及夫人在伦敦呆了几天后，离开鲁珀特飞到加拿大。在那里，凯思爵士率领一个澳大利亚代表团参加报业王国工会的会议，在会上他会见了帕特·基伯森——威斯敏斯特报的主任、英国最大的地方出版商之一。对于基伯森和大多数其他的英国代表来说，到加拿大是一次美妙的旅行。自1934年以来，除了执行军事任务以外，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能到海外旅行。会议期间。基伯森多次与凯思先生进行深刻交谈。他非常喜欢凯思爵士，从凯思的描述中基伯森对鲁珀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现鲁珀特有“独特的魅力”。当凯思爵士和基伯森熟悉后，凯思先生请求他帮助鲁珀特在进牛津学习之前，找一个当记者的夏季临时工作，基伯森同意了凯思的请求。回国后，他将鲁珀特派到《伯明翰新闻报》当实习记者。
对于一个年青的澳大利亚人而言，二战结束五年后的英国还是一个阴郁的地方。人们在二战时团结一致的意识消失了。企业人士虽然试图拯救战时受严重创伤的英国工业，但由于缺乏资金和原料，许多工厂仍开不了工。商店的货架上的商品稀稀落落。整个英国的工业状况极其恶劣，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行走在街道上总能看到流落街头的儿童及二战中伤残的士兵，犹如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的一片萧条景象。为了迅速恢复这个国家的经济，英国被迫对所有的东西实行配给制和限量制。为了维持收支状况，平衡各方的利益，国家对报界也实行限制，各报社的新闻纸也是政府定量配给的，而且纸的质量也不好。
在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鲁珀特为自己找了一间旧房子。在《伯明翰新闻报》报社，鲁珀特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报社让他主持“闲话栏目”，他没有感到特别困难。工作之余，他热衷于参加跑狗比赛。在当时，跑狗比赛是伯明翰最流行的体育活动，全城男女老少都对它着迷。他经常看见人们仔细阅读报纸中对跑狗比赛的报道。逐渐地他注意到体育版是这家当地小报最受欢迎的版面。日后他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积极从事体育报道及转播就是深受这个小发现的影响。
凯思爵士放心不下初次离家、独自生活的鲁珀特，一回到澳大利亚，马上就给鲁珀特写信。他充满深情地说：“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不要太累着，一定要合理地充分利用好时间，保持身体健康..我相信你将非常充实圆满地离开伯明翰，高兴地对你的同事、你的老板和你的朋友说再见。”
而鲁珀特在《伯明翰新闻报》实习完后，立即就给帕特·基伯森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应当解雇报纸的编辑查理斯·芬拜。芬拜是一个很严厉而又温和的人。因为芬拜不断支使鲁珀特·默多克，使鲁珀特苦不堪言。基伯森没有接受鲁珀特的建议。
1950年10月，鲁珀特离开伯明翰，去了沃瑟斯特学院。二战中，英国大多数大学生没有毕业就去军队服役，然后其中的一些人重新回到学校学习，社会的磨练使他们成熟了。对于这个离开学校不久、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与他们交谈，总是话不投机，似乎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语言。鲁珀特认为他们太乏味了。与鲁珀特共同毕业于基隆语法学校，又一起来到牛津读书的罗德·卡内基对此表示赞同，他也认为大部分英国人对远离家乡的澳大利亚人“一点也不热情”。
鲁珀特·默多克在牛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尽管一些教员认为这个澳大利亚青年反应迟钝，迟迟赶不上牛津的水准，但鲁珀待·默多克中津生涯的最大收获仍在于遇到了几个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首先要提到的是鲁珀特在牛津的主要指导教师亚瑟·布里格斯，他正力图成为英国情报界、学术界和广播界精英群中最能干的成员之一。他个了不高，身体不是很肥胖，可以称之为“丰满”，他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布里格斯不像一心从事研究的其他人沉默寡言，他非常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时人热情。布里格斯194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同时取得厂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士学位。二战爆发后，他投身于军队情报部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情报专家破译、分析德军的情报。他从这些专家身上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情报分析方法和情报观点，受益非浅，战后，他来到了牛津从事教学。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在课余潜心从事研究工作，作为一个求知欲强烈的学者、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作家、一个天才的健谈者，布里格斯一心想成为英国最优秀的政治理论学者。当鲁珀待·默多克遇到他时，布里格斯已经在历史学界崭露头角，正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他又对媒介，尤其是广播业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特别的兴趣。
凯思爵士给布里格斯写了几封信，告诉布里格斯他对鲁珀特的期望和要求。根据凯思爵士的请求，布里格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鲁珀特在一起，他教给鲁珀特逻辑性思维的方法。鲁珀特·默多克亲切地称他为“亚瑟”，布里格斯也很喜欢这个爱称。他们俩的一个共同朋友是另一个年轻的历史指导教师哈里·皮特。
鲁珀特在牛津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他不太注意他的同学和他的班级发生的变化，他喜欢沉醉在他自己的世界之中。鲁珀特花费很多时间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因为这些课程要求极其严格。他真正的兴趣在布里格斯讲授的政治学上，他对傲慢的哲学和复杂的经济学没有热情。当他与他的老同学罗德·卡内基有一次谈论在牛津的感受时，鲁珀特脸上闪耀着兴奋的笑容，他说：“在这里，我得到我所期望的。我爱好自由，喜欢情报的刺激。”课余时间，鲁珀特非常喜欢去不同的俱乐部和工会。对他来说，小型的进餐俱乐部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去进餐俱乐部享受美餐，有时兴致勃勃地听别人的争论，有时也参与到其他人的热烈讨论中。
然而，像他的父亲一样，在他自己的第一次英国之行中，他没有对英国产生激动不已的感觉。当时鲁珀特赞成大部分人的论断，即“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英国的每一件事物都好，双手拥抱它，而拒绝接受澳大利亚的每一件事物”。他很瞧不起这些澳大利亚人。与他们相反，鲁珀特对澳大利亚充满了向往和感情。他经常宣称：“我极其憎恨在英国的那些自称永不回去的澳大利亚人，我对澳大利亚非常动情，它是一块特殊的、神奇的土地，它是一个与其他大陆截然不同的国家。它有着温暖的大沙滩，独一无二的袋鼠和考拉，有我的父母和姐妹。”
在英国，他发现这个国家还没有看清二战后的形势，不承认美国的实力已远远超过英国，全国上下还沉醉于世界强国的假想中，自鸣得意，缺乏迸取。至于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更是不相信金钱的作用，看不起商业，藐视商业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都形成这种认识，并产生一种社会性的藐视商业的潮流。这股潮流对英国造成巨大伤害，并伤害了那些希望英国蓬勃发展的人的美好愿望。这也许是英国后来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发展一直缓慢，在国标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的原因之一。鲁珀特因此对英国的领导阶层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一直存留在他的心中。
在牛津，鲁珀特·默多克的生活是最高档的。在学院最好的、最宽敞的“德昆西套房”中，鲁珀特·默多克分享了一套，享受最好的服务。他还拥有一辆小汽车，对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几乎前所未闻的奢侈消费品。他经常驾驶汽车旁若无人、趾高气扬地驶过学校，向英国人炫耀他的财富和与众不同。也许他想以此激怒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对他的纨绔子弟的生活方式非常不满。当然，小汽车也给他去看望朋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入校不久，他加入了牛津劳工俱乐部。他言谈举止锋芒毕露，经常出口伤人。在推举俱乐部司库人选时，他被排斥在外。那些比较保守的校友们批评他一面占据舒适的“德昆西套房”，一面又侈谈社会主义。当一名澳大利亚同学提名他为板球队候补队员时，他再次被否决。
‘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也与众不同。冷战开始后，东欧国家纷纷投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鲁珀特对别人的劝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投身于这股热浪之中。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可以称之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也极具挑衅性。
鲁珀特·默多克在基隆语法学校的朋友理查德·西尔柏也在英国，就读于科普思克里斯第学院。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经常吸引别人的注意。他是一个狂热的古典崇拜者。他与鲁珀特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很了解鲁珀特，他一直说：“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人能影响鲁珀特。”亚瑟·布里格斯也对这个评论表示赞同。鲁珀特的金钱万能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及其他的傲慢无理使得他不为许多人喜欢。
在牛津之外。鲁珀特在英国的最好朋友可能是罗汉·里维特，里维特和他的妻子南希、年幼的孩子住在离牛律驱车不到一个小时的地方。鲁珀特非常喜欢他们一家，经常开车去拜访他们。可以说是他们家的常客，鲁珀特每次去他家，几乎从不修边幅，胡子拉茬，衬衫的下摆总是露在外套的外面。但他总是精力充沛，说话幽默。和年幼的孩子在一起，他就像一条生气勃勃的“大狗”，玩得很投入，以至于他家小孩特别崇拜他，敬佩他。里维特和南希一直关心鲁珀特，尽可能地照顾他的生活、学习及其他方面。南希·里维持认为：“鲁珀特总是尝试向他的母亲证明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好。”里维特经常写信给凯思爵土，向他汇报鲁珀特的思想和学习。1950年底，里维特写给凯思的信说：“我可以预言鲁珀特将以某种我们难以相信的方式赚取他的第一份百万资产。”
1951年初鲁珀特去巴黎旅游。在旅游期间，鲁珀特极其精明，任何开支都精打细算，决不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似乎成熟了一些，令里维特和南希很高兴。1951年复活节的假期，鲁珀特随里维特一家去了瑞典，沿途鲁珀特显示出他自己第一流的办事能力和天资。当遇到他无能为力的事情时，他也能极其轻松地请求别人帮他完成。在任何方面他都是里雄特和南希旅行中最好的伴侣。鲁珀特没有被沿途的风光完全吸引，他念念不忘他的本行，从起程的第一分钟到回到英国住地，他一直在收集着信息，不断地向里维特及路人发问，热情高昂地吸收着新的事物。
鲁珀特周末有时也和克里斯托弗·堪塞洛呆在一起。堪塞洛是路透社的主管，他们常讨论英国的报业现状，分析英国的媒介问题。潜移默化中鲁珀特向他学习了不少报社管理经验。偶尔鲁珀特也拜访帕特·基伯森，帕特的房子离学校有一段路程。一天，鲁珀特开着一辆崭新的劳斯莱斯轿车前去拜访帕特，他对迎接他的帕特说：“我觉得到你这里应当有一辆体面的汽车。因此，我给汽车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这个周末借给我一辆车，我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为他们的车写一大版评论，宣传这些车。”听到那些话，基伯森被他的新奇想法震惊。在当时从没有人用如此方法借东西。后来基伯森对别人谈论这件事。他说：“这使我认识到鲁珀特是一个不遵循常规的人，我们非常喜欢他，他是那么地有趣，对他的长辈总感到不满。”在与基伯森的交谈中，鲁珀特很少不批评长者，不管这些人的年龄有多大，鲁珀特照批不误。基伯森承认鲁珀特的这些批评很有特色。
鲁珀特在牛津读书期间，凯思爵士不断地给他去信，告诉他有关他们家的报纸的发展情况，希望能引起他强烈的兴趣。而这段时间，凯思爵士对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担心，总感觉自己的日子不多，因而极其关注的是安排好身后的一些事情，给他的妻子和儿女留下一大笔钱，足够她们日后生活，尤其是要给鲁珀特留下一个初具规模的报业帝国。事实上，在他生命最后的四年中，他商业上从事的每一笔交易，都与这个目的直接相关。最让他不安和放心不下的是鲁珀特，他一直担心鲁珀特不负责任，在牛津浪费时间。有一个学期，鲁珀特的学习不用功，考试成绩相当糟糕。凯思听到后，生气了好几天。后来他和妻子商量，告诉她，他决定把鲁珀特叫回来，让鲁珀特在澳大利亚的报社工作，他自己来管教鲁珀特。妻子反对凯思的这个决定。母亲的支持挽救了鲁珀特。有一次谈及此事，他母亲解释说：“鲁珀特没有在学术界闪闪发光，取得成就，因而我丈夫担心他浪费时间，尽管我们都希望鲁珀特能单独生活更长时间，得到磨练。由于他父亲担心他没有能力继承家业，才产生了这个想法，我能感觉到鲁珀特能理解这点。”事后母亲给他写了一封信，专门提到这事，谈到他父亲的想法。他母亲清楚地警告他，如果鲁珀特令她失望，她对他的最后一丝尊重将会荡然无存。看完信后，鲁珀特的骨头都发凉，母亲的话语震惊了他。
1951年夏天，凯思爵士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做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次环球旅行。尽管他的夫人、医生和朋友从他的身体着想，劝他在澳洲走走就行了，他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他首先飞到美国，参观了华盛顿，与杜鲁门总统匆匆会晤，并对杜鲁门政府的处境产生了恻隐之心，当时美国国会指责杜鲁门政府背信弃义。随后飞到伦敦，在他下榻的饭店里，凯思爵士告知里维特他到来的目的，问里维特是否愿意为他工作。里维特没有立即反应过来，凯思又继续解释：“我想了很久，我为你选择了一个新工作，就是到我所有的一家报纸作主编，不知你的意见如何。”里维特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在伦敦，凯思爵士购买了一辆新的福特牌汽车，他告诉鲁珀特有关他的旅行计划：鲁珀特陪同他驱车通过欧洲，到中东后，他本人乘船返回墨尔本。他们花了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使馆的签证由于某些原因又耽误了几天，凯思、鲁珀特和他们的朋友一行的出发日期比计划晚了点。在拥挤的汽车上，凯思不断提醒鲁珀特放慢车速。他们通过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进入了南斯拉夫。在边界检查站，南斯拉夫边界士兵检查他们时，鲁珀特心惊胆颤，因为他在瑞士苏黎士的黑市购买了一些南斯拉夫的货币第纳尔，他怕士兵发现这些货币后为难他们。感谢上帝，士兵没有注意到，鲁珀特很高兴。
他们一行人直接驱车去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50年代初的贝尔格莱德，还处在战后的重建当中。虽然人们衣着破烂，但都积极投身于建设之中，个个看起来都很开心，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使鲁珀特情不自禁地想：“铁托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英雄，非常伟大的人。统一国家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只有他这种天才，才能完成，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在贝尔格莱德，凯思爵士拜会了铁托总统。
离开南斯拉夫后，他们驱车去了希腊。由于鲁珀特讨厌他们一行中的乔治·马斯特曼，他们一行人在希腊分开一段时间。父子俩奔向以阿波罗神殿闻名的古希腊城市特尔斐，观看古迹，探索古希腊的文明。然后又去了希腊首都雅典，在那儿父子俩住最好的饭店。鲁珀特给里维特写了一封四页长的信，描述他们的经历。他在信中称这次经历神奇，并用了“血色太阳”的烧烤来形容这次冒险。
在雅典，凯思爵士离开了，他飞回墨尔本。后来鲁珀特伤感地回忆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父亲。当时我只顾看风景、收集信息，没有太多注意我的父亲，他的许多特别的事情我已不记得了。”
和父亲分手后，鲁珀特自己乘船去了他一直喜爱的克里特岛，它是希腊最大的岛屿，岛上最早产生爱琴海区域的古代文明，有独特的景观。随后，他和乔治·马斯特曼、亚瑟·布里格斯和皮特在雅典会合，四人开车奔向土耳其。汽车经过如此长途颠簸、挤压，开动起来非常费劲，他们缓慢、费力地到达贝鲁特。汽车实在无法继续行使，他们放弃汽车，在贝鲁特改乘船去了塞得港，随后又坐上了一艘从澳洲返回的班轮。一些游客对他们四人不是很友好，不理不睬的。傲慢的鲁珀特特别讨厌这艘船，极力劝说皮特与他一起中途下船。他们转乘火车去了巴黎。在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非常无奈地请求澳大利亚大使借些回英国的路费。然而大使连10个英镑都不愿意借给他们。鲁珀特从未被如此无理地对待，离开大使馆时他像一只激怒了的狮子。
好不容易回到牛津，鲁珀特决定要更自由地生活，要住到这个城市的边界之外的地方，远离监护人的关心和照顾。于是他搬到赫丁顿大厦，与另一个也是来自澳洲基隆语法学校的同学约翰·皮佩合租一套公寓，位于大厦的顶楼。房主一开口要价是一个月房租四英镑，鲁珀特想方设法找房主，极有礼貌地向他哭诉自己远离家乡、做学生的艰辛，极力劝说房主降低房租，鲁珀特的诚心感动了房主，房租从一个月四英镑减少到一英镑。
1952年，鲁珀特决定竞选大学劳工俱乐部秘书长。根据英国的竟选惯例，在很长的一段竞选时期里，候选人不允许公开地进行游说，但可以用一种平静的方式恳求选民.也就是让他的朋友向潜在的支持者推荐、宣传他们的候选人。鲁珀特藐视如此的虚伪，打破常规，掀起了一场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竞选运动。“坚决支持鲁珀特”是他公开标榜的口号。
1952年5月，学校的学生报《伽维尔报》为鲁珀特呐喊助威，宣称“澳大利亚前报业人士鲁珀特·默多克攻击俱乐部成员，使用哀怨的语气，呼吁大学生、社会学者屏弃旧习，奔向新的高度”。介绍鲁珀特的思想和生活，说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如业余时间负责管理本报纸的发行；说他“鼓吹事业的胜利，爱好旅游，21岁充满朝气、，鲁珀特是一个优秀的人”。两个星期后，又宣布：“鲁珀特，来自海外的带刺的进攻者，已重创了这个城市。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
凯思爵士回国后，病情恶化，令人担心，尽管他已建立了先驱集团报业帝国，但他仍认为，他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以确保留给这个家他所希望的安全和舒适。他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都感到没有从这个集团得到足够的回报。凯思爵士在写给他的银行、经纪人、会计和鲁珀特的信中。谈及他烦恼不已的担心。为了留给鲁珀特一个初具规模的新闻王国，他不断地向银行透支，因而目前最令他夜不能寐的是如何清除这些巨额透支，留给鲁琅特一个干净的王国。
凯思爵士竭尽全力提高他在阿德莱德新闻公司的股份。1951年底他出售了更多先驱集团中他所拥有的小公司的股票，他写信给鲁珀特说，他尽可能地争取用抵押贷款的方式去购买更多新闻公司的股份，鲁珀特不赞成父亲的做法。鲁珀特后来说：“他从来没有尝试创造一个王朝，但他也清楚，在他持有微不足道的股份的先驱集团中，没有我施展的空间，我猜想他在报界为我争取好的机会。”
与此同时，凯思爵士制订了另一个秘密的计划，他劝说先驱集团去购买墨尔本的《阿格斯报》，经营它与集团所有的报纸竞争。《阿格斯报》属于伦敦的镜报集团，出现了严重亏损。1951年塞西尔·金成为伦敦每日镜报的特权人物。凯思爵士发电祝贺。两人开始合作。他们推出一个计划，把《阿格斯报》与阿德莱德新闻公司合并成一个公司.镜报负责巨额投资。凯思爵士的责任将是保证对新公司进行良好的管理，目标是打败先驱集团。也许是凯思爵士太老，健康令人担心，最后塞西尔·金撤销了这个合同。对凯思而言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件好事：首先在墨尔本，控制先驱集团的行为不受欢迎，令许多年轻人不高兴：而与镜报的合同的一些内容被看作是对先驱集团的不忠诚，违背了他忠诚的价值观。
1952年初，镜报的卡德利普访问墨尔本时，凯思爵士发现卡德利普是一个人才，带他观看墨尔本战争纪念馆。一路上，凯思不停地谈论他的儿子。凯思对他说：“我对我儿子鲁珀特很不放心。他在牛津，持有极其惊人的左翼观点。”卡德利普安慰他不必忧虑这些，小心提醒说：“先生的行为方式似乎可以稍微改变一点。”凯思爵士的英国绅士般的说话和行事方式，留给卡德利普深刻印象。
凯思爵士写信给里维持：“我很放心不下鲁珀特。他很少给家里写信。在他离开澳洲不久，写给家里的信非常感人，赢得他母亲的夸奖，他必须学会与所有人处好关系，甚至和他的家庭，这些关系应调整。”他也请求里维特不要刺激鲁珀特：“你已经在信中两三次提到他的美好梦想，他的梦想完全依靠他自己。”
1952年凯思爵士不得不接受第二次前列腺手术，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随后去了昆士兰休养、散心，他仍继续他的买卖，购买了《昆士兰新闻报》。尽管凯思在财政上让人感到疑虑，但他仍被看成澳洲“最好的风景画”。
他继续给里维特写长长的信，情深意长地谈论他的儿子。里维特现在是阿德莱德《新闻报》的主编。凯思警告里维特，反对他采用尖锐、辛辣的风格，凯思坚持新闻工作者对事物的态度应该是中性的，他也反对每日镜报耸人听闻的手法。而鲁珀特走了一条与他完“全相反的道路。里维特离开英国后，仍与鲁珀特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曾写信给鲁珀特说：“过去10个月里，我从凯思爵士那里学到了很多，真是难以形容，他一直极其有耐心。”
鲁珀特在1952年夏，又踏上他的第二次欧洲之行。他的旅行在法国的道尤维勒结束，第一个晚上，他就直奔赌场，想去试试手气，不幸的是他输掉了他所有的法郎。当想到在昂贵的法国饭店里留给他的是一些不可兑换的意大利里拉和将要支付的一大叠帐单时，他失去了回饭店的激情。他仍呆在赌场，睁大眼睛注视着地面，试图寻找落下的筹码。天无绝人之路，一个老妇人不小心掉在地上一个1000法郎的筹码，没有意识到就离开了。鲁珀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迫不急待地飞扑过去，不久赚得5000法郎，欣喜若狂地离开赌场，直奔商场。他购买了一本小说，一把剃刀，给伦敦发了一个电报，又买了100法郎的一小笔筹码，想再次检验一下他的运气。但事与愿违，最后他回到伦敦只剩下50英镑。
他给父母发出一封很长的、充满激情的信，信是在10月2日到达墨尔本的，凯思爵士读后既兴奋又激动。他对妻子说：“我想他抓住了它。”伊丽莎白一直记得这个判断。星期六，凯思爵士给他的一个女儿写信：“我漂亮美丽的女儿..我们收到鲁珀特一封极令人满意的信，他已忘掉了一些他的不端行为..”第二天清晨，伊丽莎白没有看到凯思爵士下楼吃早餐，上楼去探望他，发现他躺在床上，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伊丽莎白泣不成声。
就在那个星期天的早晨，亚瑟·布里格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半梦半醒之中开开门，邮递员交给他一封电报。布里格斯接过电报，瞥见“凯思爵士已逝世”的字样，心中一惊。待完全清醒过来，立即出门去转告鲁珀特这个噩耗。他疯狂地驾驶着车穿过还在睡梦中的街道，砸开赫丁顿大厦鲁珀特的小公寓。鲁珀特听到这个噩耗惊呆了，完全不相信，嘴里不断他说：“你骗我，你骗我，这不是真的，澳洲那么遥远，肯定是电报出现了什么错误。”
阿德莱德《新闻报》在第一版发出讣告，描述凯思爵士是“一个在同龄人中少有的伟大的澳大利亚人之一，可能是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报业人士，他奇迹般罗曼蒂克的成功故事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在一个更个人化的评论中，里维特给鲁珀特的信中称：“他一直对我非常非常的好，他是一个优秀的导师、朋友和哲学家。”
在澳洲，这个家庭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聚集在默多克夫人处。里维特从阿德莱德来到墨尔本，表达他无限的敬意和哀思。事后，他告诉鲁珀特：“你母亲非常的平静，你以前一直为她而自豪，以后你的自豪感将更胜从前，她如钢铁一般坚强。”
鲁珀特花了三大时间飞回家，他精疲力竭、情绪极度低落。他的母亲没有因他而推迟葬礼，凯思爵士在10月7日安葬。
凯思·默多克的葬礼成了墨尔本名流的一次大聚会，场面壮观。灵柩从托拉克长老会教堂缓慢移往斯普灵威尔公墓。
10位抬棺人是联邦及州政府代表，送葬队伍中走着报界、金融界、工业界的头面人物，500多个花环环绕墓地。伊丽莎白是主要的送葬者，陪伴她的有三个女儿海伦、安妮、珍妮特，以及凯思·默多克的两个兄弟和两个侄子，只有主要遗产继承人鲁珀特还没回到澳洲而缺席。
鲁珀特后来说，他家的一些人对母亲没因为他而延迟葬礼的事实有些吃惊。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因为天热，传统上澳大利亚人埋葬人非常快，但是鲁珀特否认了这个原因，认为“他的母亲不想留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事实。
在墨尔本，他和家人及顾问讨论了他父亲的资产，特别是阿德莱德《新闻报》的未来。在凯思爵士1948年订立的遗愿中，凯思爵士宣布他的打算。他希望鲁珀特在新闻传媒界抓住机遇度过一生。
过去的四年间，由于凯思爵士的商业运气一直时好时坏，因此三个遗嘱附录也补充进这个遗愿中。凯思爵士留给鲁珀特一笔昆士兰新闻公司的股票，鲁珀特还继承了克鲁登投资公司。它是一个控制布里斯班《信使邮报》和阿德莱德《新闻报》两家小公司股票的家庭公司。鲁珀特非常想继续经营这两家小公司，但他的母亲感到他的家庭无法支付它们的运营费用。海伦说。他们的母亲伊丽莎白儿童时代对她的父亲的记忆，是她父亲留给她的糟糕的债务。此外母亲也受凯思的资产托管人的影响，特别是受托管人中的主席哈洛德·杰迪的影响。当鲁珀特返回牛津后，杰迪功说伊丽莎白卖掉她的家庭所拥有的布里斯班《信使邮报》的股票给墨尔本的先驱集团，杰迪也是先驱集团的主席，一些人认为他与鲁珀特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回到牛津后，鲁珀特恢复了与里维特的回信，但整个的语调和关心的事物惊奇地改变了。他少了一分轻浮，多了一分成熟！突然，他对阿德莱德《新闻报》的财政细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信显示出他对金饯和权力有一种本能的感觉，及如何使用它们的天份。他感到非常灰心丧气，肯定如果他一直在澳大利业，可能会劝说母亲维持布里斯班《信使邮报》和阿德莱德《新闻报》。
1952年的圣诞节，鲁珀特是和一个记者道格拉斯·布拉斯及他的妻子一起度过的。他的妻子是鲁珀待母亲的一个朋友，他们派驻伦敦为先驱集团服务。节日的气氛激起了鲁珀特的兴奋。
1953年他写信给里维特：“我对你12月15日的信特别地有兴趣。关键内容我特意作了摘录，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减少新闻印刷的初始费用来维持资金的收支平衡。纳完税后，今年总利润应该能达到5500英镑左右，你说这个数字对吗？”信中随后就转向政治，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最近继承她父亲乔治六世的王位。鲁珀特形容她的第一个圣诞节演讲时用了“沉闷”一词，使用“骄傲自大”来形容她本人。并称他个人完全反对这个彻头彻尾的一直受到新闻界批评的君主政体，但是不要误会，他也不倡寻、鼓吹民主制，他一直不相信民主制..
信未签名后，鲁珀特又写了一个附言，再次明确他对苏联的向往：“昨天是这个指导世界人民方向的伟大国家的29周年纪念日，我们在壁炉架上的半身雕像（列宁）前静默了一分钟，接着干了几怀..然后安顿下来，一起读了几篇赞美苏联的美妙诗词。”
他还采用其他方式表现他对政治的敏锐。在南澳大利亚竞选的紧迫时刻，他写信给里维特：“我恳求你不要大声告诉我你支持哪一边。”他不希望自己对选举的预测与最后结果相违背，以证明自己的失败。
1953年2月他与澳大利亚优秀的报业大王弗兰克·帕克一起进餐，鲁珀特对帕克的评价是“帕克肯定是澳大利亚报界最大的无赖，但同样他是最聪明的人”。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帕克有可能在报业上给予他很大的帮助。
鲁珀待的兴趣开始集中在报业的财政管理方面。有一次他在给里维特信件的附言上问：“我们开支项下发行促销和广告促销的开支是多少？没有一家报纸在这些开支项目里不做出巨额投资，以期望报纸的经营状况及发行量取得进展。”凯思先生给里维特写信经常清楚地表示他一直关心报纸编辑的内容，鲁珀特首先关心的也是这个基本要求。
1952年初的几个月，鲁珀特仍旧担心家庭公司的财政情况以及阿德莱德《新闻报》如何才能在与阿德莱德《广告商报》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阿德莱德《广告商报》是墨尔本先驱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有强大的信息来源。与此同时，学校的期终考试也逼近，他只好以“他一直都难以完成任何事情”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有时他也被这个自己找的理由吓一跳。
在这紧张时刻，亚瑟·布里格斯伸出援助之手，他尝试每天填鸭式的教鲁珀特，帮他准备6月份的期终考试。理查德·西尔拜从人生观的角度给予他额外的帮助。5月中旬，鲁珀特又给里维特写了一封信谈论阿德莱德《新闻报》：“我充满了想法、计划和梦想，我几乎不能等到回去，我有许多的长篇奇谈要告知你。”他说他想坐在里维特的脚边，向里维特学习：“现在离考试只有两个星期，恐怕通过的希望非常渺茫。”事实上，他在学校的成绩只是三流的。考试完后，立即给里维特写信：“我完全支持你，美国的状况非常有趣，我们不应该忘记美国国防对我们极其重要，但同样我们不能让它蒙蔽我们的眼睛或混淆我们报纸非常清楚的适用原则。我希望你认识到麦卡锡主义与美国中央政府关系密切..我们报纸的发行量听起来很好，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它并争取提高它。你能否高兴地让我看一些关于广告运作、发行运作和目前利润趋势的数据？”
学期结束，他获得历史学学位。他没有立即返回澳大利亚，决心要在经营自己的报纸之前，先博采众长。他原计划去美国对美国报馆的新闻编辑室进行一番考查，但最后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就在伦敦的《每日快报》馆做一个临时定额工作。《每日快报》的业主报业巨头比勒布鲁克，认为他的报馆毫无疑问对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而言是最好的学校，把《每日快报》称为“新闻工作者的黑色艺术”。
鲁珀特称《每日快报》为“比勒布鲁克妓院”，但他喜欢它：“比勒布鲁克是邪恶的，但他又是极具吸引力的男人。他有异想天开的风格和一种毒害人的、令人憎厌的意识。”由于编辑卓越的才华和报纸敏捷的大字标题，形成《每日快报》生动、辛辣的特点，否则它也会淹没在五彩缤纷的报纸中，不为人特别注意。比勒布鲁克的贵族身份给他带来荣誉，也带来不便。毫无疑问，向鲁珀特证明经营一家报纸的最好方式是持有足够的股票，争取报纸的独立性。比勒布鲁克对鲁珀特说：“如果你为我工作，你将永远不会成为百万富翁，但你将活得舒适、体面。”报社把鲁珀特的办公桌安排在助理编辑室，在特德·皮克林的眼皮之下，在舰队街没有一丝回旋余地。在“比勒布鲁克妓院”的几个月，留给鲁珀特的是对伦敦助理编辑职业的永远钦佩，这也是他日后尊重报社编辑的深层原因。他称皮克林为“我的第一个伟大的辅导教师”。定额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里，他唯一想的事情是如何提高阿德莱德新闻报的发行量，如何削弱广告公司的竞争力。他告诉里维特他将肯定去阿德莱德《新闻报》工作，想脚踏实地，不想到处指手画脚，给人留下趾高气扬的印象..“我将接受大家一段时间的考察”。
1953年8月金西·鲍尔霍的“关于美国人的性别”的报告文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鲁珀特仍在伦敦，他对此书极端厌恶。他随即给里维特发了一封电报，称“停止这本愚蠢的纪实小说，停止这种夸张的展示..”
几天以后鲁珀特外出度周未，给里维特手写了一张便条：“马上就要回国了，我想我将保持原样地离开这个国家。我相信我关于金西的电报没有触怒你，我强烈地讨厌这个题目。毫无疑问，狡猾不是我们报纸的追求——特别是当内容是伪造的，我们应该警告人们不要出版伪造的人物。”
1953年9月初，鲁珀特经南非飞回澳大利亚。年仅22岁的他到达阿德莱德，接管了他继承的财产，开始了他一生与其他人、与这个世界一系列激烈斗争的第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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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阿德莱德——艰难的起跑站
“让这个建议见鬼去吧，我们籽进行决斗。”
默多克的第一次胜利
里维持和“娃姓鲁珀特”
默多克对赌傅的癖好给他的竞争对手们留下一种错觉
婚姻蕴藏的危机
电视营业许可证之争——默多克崇拜垄断的表白
斯图尔特案件引起的风波
先胜后输的里维持
默多克大丢面子
阿德菜德的居民喜欢把他们自己同其他澳大利亚人区别开来。长期以来，长老会一直统治着阿德莱德，它使阿德莱德直到19世纪末都维持着一个富裕的贸易中心的地位，然而同时他们也使阿德莱德有一些灰暗和单调。
到20世纪50年代，这座城市仍很保守，但它仍像澳大利亚所有的地方一样正在发展。这时，政府的政策允许每年20万非官方的白人移民进入，去填补澳洲大陆巨大的空间，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使人口达到3000万。欧洲人来到这里，渴望在南部阳光下建立新的生活。阿德莱德工厂和郊区都有着迅猛的发展，兴高采烈的移民似乎压倒了阿德莱德的老居民，而且移民的数量还在上升。阿德莱德市区及其郊区的发展在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的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如此，当鲁珀特·默多克旅行到了阿德莱德继承他父亲的遗产时，由于这座城市远离鲁珀特在墨尔本的家，所以鲁珀特·默多克犹如走进荒凉地带。在这时，澳大利亚报纸仍被费尔法克斯家族和弗兰克·帕克两大家族垄断，费尔怯克斯家族拥有悉尼《先驱晨报》和墨尔本先驱集团，而弗兰克·帕克出版妇女周刊和小报式的悉尼《电讯报》。
当鲁珀特·默多克到达《新闻报》小小的白色办公室。他受到了里维特的热烈欢迎。里维特在到阿德莱德《新闻报》报社后的最初两年，日子也很不好过、当时《新闻报》滞销，利润下降，里维特在这两年的困难时光里拼命工作，使报纸发行量上升到约7.5万份后来处理凯思爵士的遗产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接替凯思·默多克出任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董事长的哈洛·德·杰迪是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之一，而他却是《新闻报》当时的竞争对手《广告商报》的一个主要股东。
鲁珀特·默多克来到报社后，第一个主要面对的是比他更强大的阿德莱德的《广告商报》，该报属于他父亲的老公司墨尔本先驱集团，当鲁珀特·默多克到达阿德莱德时，他父亲的影响已经烟消云散了。这时，先驱集团试图吞并凯思爵士留给鲁珀特·默多克的小帝国。随着鲁珀特·默多克年龄的增长，他想到的事情越多，发现的问题越多。而凯思爵士的遗产管理人一直对他的母亲施加压力，迫使她出售市里斯班的《信使邮报》。
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之所以盘人《信使邮报》，是因为它们估计该报不久会火并布里斯班的另一家报纸《电讯晚报》，三年后事情果然如此。另一方面，鲁珀特·默多克需要钱偿还父亲欠的债，然而保留《新闻报》则是明智的选择。鲁珀特·默多克当时的处境是：一个默多克家族拥有的小报，要同由凯思·默多克建立但不拥有的大公司——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的分支《广告报》团展开竞争。鲁珀特·默多克饶有兴趣地接受了这一挑战。
先驱集团不断对默多克家族施加的威胁主要来自劳埃德·杜马，他是所谓白色爵士之一。这些爵士们的财富和地位使他们对澳大利亚社会和政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杜马是阿德莱德《广告商报》的董事长，先驱集团拥有《广告商报》45％的股份。
早在1953年初，鲁珀特·默多克还在牛津时，杜马爵士已经去拜访过默多克夫人。杜马说：“我们也害怕做这些，但我们董事会的成员坚持这样做，我们不得不创办另一个星期日新闻报，与阿德莱德《新闻报》的周未刊竞争。”
《广告商报》的这个威胁仍然存在，它比《新闻报》及其星期日刊物《邮报》的规模更大，并拥有一个更大的组织机构，更畅销。杜马的目标是使默多克家族出售《新闻报》，他向默多克夫人报价15万英镑购买这个公司。
鲁珀特·默多克做出了直接的、人们可以想象的反应：“这使我很生气，我想他们正利用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在时，他们肯定不敢这么做。让这个建议见鬼去吧，我们将进行决斗。”
鲁珀特·默多克立即给里维特写信：“我们必须迅速整顿我们的公司，你是否有让人乐观的广告合同？你认为报纸的价格是多少比较有竞争力？如果杜马计划低价收购我们的报纸，我们必将失败。因为目前我们的经济情况很糟糕，短期内难以改变。我们将面临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将取得胜利。”
里维特果断决定公布杜马爵士发给默多克夫人的带有威胁的信，他们在《新闻报》发表标语：“报纸的投标”。杜马爵士受到舆论的攻击，社会舆论开始对杜马不信任。杜马被迫还击，声称他仅仅是“出于好心”告诉默多克夫人。鲁珀特·默多克与杜马爵士之间进行的这场斗争一时间难分难解，非常有趣。
1953年下半年，鲁珀特·默多克从英国回国后，当即向世人表明他是自己的主人，令那些不习惯公开谈论财产情况的阿德莱德人大吃一惊。
11月10日，《新闻报》发表“独立宣言”说：“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昨天从已故凯思·默多克先生的遗产中，买入昆士兰报业控制有限公司以及布里斯班《信使邮报》和《星期日邮报》的多数股权。”这篇报道接着指出，两名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的董事同时也是《广告商报》团的董事，但《新闻报》的发行人与墨尔本的公司无关，其所有董事均居住在阿德莱德。
《广告商报》团董事长劳埃德·杜马爵士于1953年10月24日推出《星期日广告商报》，与《新闻报》的周未刊《邮报》抗衡。《广告商报》销量为16.7万份，远远超过《新闻报》的10.2万份，但《邮报》销售量高达17万份左右。杜马期望将其日报读者也争取为周未刊的读者。但《邮报》根基深厚，主编罗恩·博兰又是一个精于挖掘大众新闻的老手。
新闻公司的星期日版的《邮报》设计很漂亮，是双面印刷的大幅报纸，非常具有新闻价值。《邮报》的主编罗恩·博兰对《星期日广告商报》形成巨大的压力。他们在阿德莱德的报业市场上采取各种手段，争夺有限的读者。
默多克喜欢这种竞争，两家星期日报刊严酷的竞争连续了两年。《邮报》没有被消灭，但竞争使双方付出沉重的代价。《广告商报》建议鲁珀特·默多克作出让步或合并，鲁珀特·默多克毫不犹豫地说：“你们见鬼去！”最后，令默多克满意的是，劳埃德·杜马爵士终于败退了！
1955年，杜马同鲁珀特·默多克达成协议，对默多克做出不同寻常的让步，将两家星期日报纸合并，每个集团佣有新报纸50％的股份，使得协议似乎合理化些。但默多克说：“《星期日广告商报》不是合并而是被迫消失。”可以得出结论。竞争实际以杜马投降而告终。1955年12月，这两家周未报正式合伴，双方各持一半股额·但新闻集团赢得了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
就是很久后谈论此事，默多克仍坚持说：“这是事实：他们退出报纸的经营业务，获取我们报纸50％的利益，而我们控制经营、印刷和发行报纸。得到管理费。”这个合并可以称之为默多克的第一个胜利。
里维特全神贯注地当好报纸主编。每个星期一早晨，他一面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一面收听早间新闻。当一则消息唤起他的想象力时，他便兴奋地用左手指朝空中打一个响，于是这条消息马上就会成为头版头条。或当日评论的话题。里维特要把《新闻报》办成像伦敦《新闻纪事报》那样的教育性报纸。他注意培养向报纸的书评专栏投稿的作者。一次，他对一名评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大学教师说：“你要告诉我的读者。这个人究竞是不是耶稣基督。”里维特每年出国一次，通常去亚洲。同鲁珀特·默多克一样，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南澳大利亚边界。他相信，与北方诸国的良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默多克和里维特都属于喜欢自行其是的人，但是他们也能难得地配合默契。默多克较里维特年轻14岁，脸膛儿宽阔，尽管他因为商界礼节不得不穿三件套的深色西装，但看上去仍是一副孩童相，以至于被人称为“娃娃鲁珀特”。然而他精力充沛，浑身的力量好像总要从那身礼服下面迸发出来似的。到了报社他习惯于脱掉外衣，把衬衣袖口挽得高高的。他把记者完全交给以维持管理，只是偶尔召见他们了解政界的情况，他经管的领域是财政、广告、发行、工会和新厂，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在阿德莱德度过的那些岁月为他从事报业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默多克的活力使《新闻报》的职员大吃一惊，报纸的任何一个环节默多克都要首先察看和过问。罗恩·博兰说：“他总是精力充沛，早早到报社。”在阿德莱德的那段日子里，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活跃而又自负的青年。默多克经常是脱下黑西服，在新闻办公室卷起袖子，手上到处是油墨，专心研究着印刷、广告，学习报纸经营的各个环节，为他今后的创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默多克坚持削减开支，整个编辑部的职员不到40人，每天工作量极大。政治记者弗兰克·肖说，后来他和另一个记者可能一天要写20个故事。
默多克住在市中心，经常去街上餐馆吃饭，这后来成为他终身不改的习惯。到了周未，他通常去逛赛马场。他喜欢去南威尔士州的布罗肯小山，因为沿南澳大利亚边界一带赌博是合法的。在那儿他喜欢玩扑克机，试试自己的运气。默多克对赌博的癖好给他的竞争对手们留下一种错觉，人们以为这个青年成不了大器，不必认真对待。
默多克不停地到处奔跑。跑到博兰家和里维特家时，总有衬衣需要缝扣子，他喜欢晚会，创建了一个传统的暄闹的“纽约除夕”的官方晚会，这些晚会经常是在赌博游戏中结束，全城甚至全州都称他为“孩子出版商”。
他喜欢美国豪华型的小车，经常载着里维特家的孩子沿着城市疯驶并一路高声尖叫，来吓唬孩子们，而他则乐得哈哈大笑。
然而在与年轻的女士相处时，默多克便显得腼腆拘束、笨手笨脚，但若真动了感情，他非常执著。他是通过一个朋友与帕特·布克结识的。布克出生在悉尼，在墨尔本长大，知书达理，具有城市姑娘的练达，一段时间，帕特·布克似乎带给鲁珀特·默多克许多大城市的复杂品味。他不会跳舞，但她在他身上发现了其他的许多迷人之处。1956年3月1日，他们在一个长老会教堂结为夫妻。不知是缺乏艺术细胞还是根本没有兴趣，默多克始终学不会跳舞，便说服妻子去逛赛马场，情场得意的他现在在赌场上也常常是赌运亨通。然而在小小的阿德莱德，可供周未消遣的去处并不多。于是，爱玩的默多克只好另寻福地。在佩斯买下一家星期日报纸后，默多克经常与妻子一起飞到那里过周未。但是到了后来，经营报纸逐渐成为他的一大癖好，鲁珀特·默多克为此不停地旅行，紧张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于报业，使布克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而鲁珀特·默多克并没有因此多关心妻子的想法，而是继续疯狂地扩张，疯狂地向对手进攻。布克悲哀地发现，要调整自己来适应默多克实在是太难了，特别是在他们的女儿出生后。这场婚姻在开始不久就蕴藏着危机的种子。
然而，此时默多克的注意力根本没有放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上，他和里维特都在关注着阿德莱德的政局。二人对州总理汤姆·普莱福德都抱有一种喜恶各半的矛盾心理。普莱福德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官员，从二次大战时开始，他就使阿德莱德实现了工业化，并在市郊建起了卫星城。为了招揽投资商来南澳大利亚，他还建立了州建房信托基金，为日益壮大的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大军提供住房。因此在默多克和里维特眼里，每一个新的定居者都是一个潜在的报纸读者，《新闻报》不能反对普莱福德。
但是要让《新闻报》尽心尽意地支持普莱福德，默多克和里维特是坚决不答应的。普菜福德虽然有才干，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成了阿德莱德实际上的独裁者。自1938年出任州总理以来，普氏逐渐将全州置于他牢牢的控制之下。至1954年，选举区域的规定使1张农村选票相当于3张城市选票。农村选票大都被普莱福德的自由乡村联盟党赢得；买《新闻报》的阿德莱德新移民在投票时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当政府的势力如此强大时，报纸很难对选举施加影响。这种局面是任何一个媒体大亨所无法容忍的，更何况是雄心勃勃的默多克。
然而，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马上找人取代普莱福德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每一个自视可以取而代之的人觉得有必要先与新闻媒体搞好关系，特别是与默多克和里维特交好。唐纳德·阿伦·邓斯坦出身于一个斐济商人家庭，他在斐济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后来进了阿德莱德圣彼得学院就学。在阿德莱德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后，邓斯但又回到斐济做律师，然而没过多久，学生时养成的政治热情又使他重返南澳大利亚。1953年，邓斯坦在工党内获得了一个边缘席位。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支持者。他在家中经常与这些人会面，并说服默多克和里维特去他家旁听他们的讨论。默多克和里维特似乎和邓斯坦很投缘，他们为邓斯坦开辟了一个每周刊登一次的专栏，让他陈述工党对时事的观点。当然，为了能够在政治上扮演好“公正”的角色，来保持平衡，默多克又暗中授意报纸同时登载政府方面的供稿。
随着交往的增加，默多克、里维特和邓斯坦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他们都曾在新教私立学校读过书，都参与过学生政治活动。都对阿德莱德的政治环境感到“不舒服”。尽管如此，默多克和里维特还是摸不着邓斯坦的底。工党分裂后，其原右翼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的民主工党的基础。默多克和里维特在《新闻报》约见了邓斯坦，说如果他参加这个新政党，他们愿意为他大力宣传。而邓斯坦却以职业政客的敏锐眼光，看出民主工党在南澳大利亚仍将是一个影响微弱的小党，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前途，便拒绝了默多克的建议。
1957年4月，默多克和里维特之间第一次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默多克订购了一台可以印72版的大型印刷机。正在国外进行每年一度的旅行的里维特从印度发回电讯，供新机印刷的第一期报纸刊用。他回国后发现，默多克把体育版从背版调到了中间版页。里维特对默多克事先不打招呼就随便移动他的体育版而感到恼火，但是默多克坚持认为，背版必须卖给广告商。里维特仍旧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主编。最后，体育版还是被夹在了报心里。此事虽小，但意义巨大，因为此时在默多克眼里，里维特已经不再是由凯思·默多克委任的那个一贯正确的导师了，默多克要自己当家做主了。
随着财富的增加，默多克的野心也日益膨胀起来。1956年，他购入面向妇女读者的墨尔本《新思想》周刊和由佩斯西部出版社出版的《星期日时代报》。1957年，他买下阿德莱德5DN电台的少数股份。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由联邦政府分配的电视广播执照，对于年轻的默多克来说，这是最具吸引力的诱惑。
当时在悉尼和墨尔本已经有三个频道开始播音，其中两个是商业电视台，第三家由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包办。大报团在持照公司均握有股份。在悉尼，费尔法克斯公司是7频道最大的股东，帕克公司掌握着9频道；在墨尔本，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控制7频道，9频道由电子工业公司掌握。这四个商业频道组成两个广播网的雏形：费尔法克斯与先驱和时代周刊挂钩，帕克集团与电子工业公司相联，由于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人口较少，广告资助有限，每个城市可能只有一个商业频道。这样对默多克更有利，因为独家经营不仅利润丰厚，而且会在很多方面加强它对《广告商报》的地位，无怪默多克对此事非常重视。
如何才能获取电视营业许可证成了默多克的当务之急。经过与同僚的商议，默多克先后两次出国考察，参观各国的电视台，寻找未来的节目提供者。在考察期间，他脑海中突然想到应该办一份电视节目周报。结果，摹仿美国《电视指南》的《电视周报》应运而生，后来竞成为默多克在澳大利亚创办的赢利最多的出版物，被列入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成功的新闻出版物之一。1957年9月，邮电总长宣布电视执照申请。默多克要开办商业频道的想法也逐渐为世人所知.他同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电子工业公司和费尔法克斯公司都谈过这件事。随着商谈的进行，一些公司向他提供了具体建议：广告报团建议同默多克合伙申请执照，被他拒绝：费尔法克斯愿意在他未来的公司持少数股额，他答复说现在不缺钱。他力争独立自主，单枪匹马地干，这就是默多克的风格和行为特点！
1957年1月至5月间，现存电视执照持有者连续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发放新执照对广播网的影响的问题、如果政府在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各颁发两个执照.两个广播网可以均摊。从而各得其所：但如果这两个城市各开设一个商业频道，这两家广播网就不得不进行一番讨价还价，签订某种协议。所以，大家都希望前一种情况发生，默多克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
1958年4月28日，默多克飞抵布里斯班，参加由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委员会召集的电视执照申请听证会。他对广播管理委员会说，他担心在布里斯班颁发两个执照会为阿德莱德开创先例。他敦请委员会不要考虑所谓城市小、资金有限以及同广播网的关系等问题，第二天，他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垄断主义的鼓吹者出现在听证会上。当被问到商业电视台的垄断利弊何在时，他答曰：益处无穷。他有一家垄断性的晚报，认公众角度来看。这张报纸要比悉尼的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强过百倍，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竞争。回阿德莱德途中，他接受了墨尔本一家电视台的采访。在记者问他是否想获得垄断时，默多克又狡猾地说，他去布里斯班意在不让墨尔本先驱集团的垄断“进一步蔓延”。
经过精心的调查和准备之后，在阿德莱德地区举行的听证会上，默多克又从经济角度对开设一个商业频道的可取性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的观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合理，给广播管理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该委员会已获悉广播网的幕后活动，在其提交给政府的报告的附录中公布了现存执照持有者们讨价还价的情况。至此，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态度已很明朗：每个城市发一个执照，申请者不得与现存持照者发生所有权上的瓜葛，且不得参加广播网。
然而随着选举年的到来，谋求连任的政府要寻求大报团的支持，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最后被搁置一旁，继而又提出在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各发两个执照的建议。
1958年10月13日，广播管理委员会宣布了新建议。结果，阿德莱德广告报团资助的公司获得了7频道，而9频道则由南方电视公司掌握，新闻公司握有其60％的股权。《新闻报》在一则报道中引用反对党领袖阿瑟·卡尔韦尔的话作为反应，说广播管理委员会是“可怜的、没有脊梁骨的、毫无用处的工具”。这则报道还敦促取消这个委员会。两周后，默多克再次出国考察国外电视业。
里维特对孟席斯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竞选运动开始后，《新闻报》又对联邦政府的其他政策表示不满。它在评论反对党领袖的竟选演说时说，他的主张与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在评论孟席斯的施政纲领演讲时，既承认他的阅历和政绩，又对他拒绝考虑反对党的经济建议表示遗憾。到了选举日的前一天，默多克和里维特索性采取骑墙态度。《新闻报》的社论说，成千上万的人对现政府不满，但他们对唯一可能取而代之的替换者也同样感到恐惧。国内所有大报都支持现任政府，反对党取胜的希望渺茫。而《新闻报》竭力反对任何一个可能的胜利者，这充分表明，新崛起的默多克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进展，但是在政治上还是一个新手。
对默多克来说，1959年中期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期。9频道不久将抢在其对手7频道前开办。对里维特来说，这一年他更是声名鹊起，因为他将卷入一场使阿德莱德四分五裂的官司，最终把默多克也扯了进去。
鲁珀特·斯图尔特受雇于一个杂耍剧团，被指控于1958年年末在距阿德莱德800公里的塞杜纳强奸并杀害了一个9岁的小姑娘，现在正等待绞刑。斯图尔特是来自澳大利亚中部的阿龙塔人，他的英语很糟糕。对斯图尔特的指控令人毛骨悚然。《新闻报》和《广告商报》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一案件。
里维特的介人是在7月24日由大学联合会会长弗兰克·博兰安排的一次午餐上，他与托马斯·狄克逊神父结识后开始的。狄克逊是斯图尔特上诉案的中心人物。狄克逊曾在阿龙塔人中当过传教士，懂得他们的语言。他是第一个去阿德莱德监狱，用阿龙塔语同斯图尔特交谈的人。
博兰在午餐上向里维特解释道，狄克逊对斯图尔特的定罪持怀疑态度。狄克逊了解到，一份据认为是斯图尔特向警方自白的口述笔录，成了给斯图尔特定罪的主要证据。他怀疑英语极差的斯图尔特能口述那份供词。他将那份材料交给阿龙塔语的大学语言学家特德·斯特里罗。后者经与斯图尔特交谈后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那份供词不可能是口述的。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在得到这一最新证据后，向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高等法院虽然没有推翻原判，但很重视斯特里罗的意见。结果，一份新的上诉经高等法院呈交给伦敦枢密院。
狄克逊认为他能找到进一步的证据，甚至提供斯图尔特不在犯罪现场的抗辩。辩护律师从未找过杂耍团的人，也无人知晓他们的去向。狄克逊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后，接到布里斯班《信使邮报》打来的电话，来电告诉他杂耍团当时在昆士兰北部。狄克逊准备启程去追踪杂耍团。
狄克逊没有意识到，他的一系列讲话已改变了新闻报道的角度。以前，对这个申诉案的报道总是从“杀人犯”讲起，现在一开始总是讲“一个阿德莱德的牧师”如何如何。不过里维特还需要进一步的保证。在和狄克逊共进晚餐时，里维特还怀疑狄克逊只不过是一个“死刑反对者”，以为他不过是利用斯图尔特案宣传他的主张，而不是只为了斯图尔特鸣冤叫屈。然而狄克逊向里维特解释说，如果国家将绞刑法定为一种刑罚，教会也只能遵循这一法令。里维特听后当即改变了报道方针，他设法与有关方面达成默契：《新闻报》将陆续报道狄克逊旅行的情况：所有新证据在报告给枢密院后，首先由《新闻报》独家发表，里维持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这个案子。
狄克逊找到了杂耍团的老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宣誓声明几乎可以证明斯图尔特当时不在犯罪现场。不久，枢密院拒不允许上诉，说新证据需先经南澳大利亚政府审核。第二天，《新闻报》在“牧帅说：斯氏有充足理由抗辩”的大字标题下，发表了杂要老板夫妻的宣誓声明，并要求延缓执行死刑。当日下午，州总理普莱福德表示，州议会和最高行政会议将研究新证据。次日，《新闻报》发表教会界人士表示不安的言论。州反对党领袖立刻着手进行调查活动。对《新闻报》来说，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漂亮。看上去普莱福德好像还将被迫承认，在他这个本来是无可挑别的州里，也可能发生审判不公案件，这也是对一贯独断的普莱福德本人的沉重打击，而这一打击是许多人，当然包括默多克和里维特所希望看到的。
然而普莱福德最后还是没有承认失利。当晚，普莱福德宣布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人员组成。有关其职权的条款没有说明要复审那份所谓的供词，而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中有两名是正在处理斯图尔特案的法官。第二天，《新闻报》在头版的评论中要求扩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评论旁的一幅漫画暗示普莱福德选错了人。阿德莱德的读者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这样咄咄逼人的笔锋了，舆论界立刻兴奋起来。
与此同时，狄克逊及其周围的一伙反种族主义者、废除死刑主义者和法律改革者印刷了2.5万份反对绞刑的传单，由中学生在街头散发。整个阿德莱德沸腾了，连那些从不过问政治的人也在谈论斯图尔特案。而对州政府来说，斯图尔特案件最后酿成了斯图尔特事件：六七个警官因供词是否确实一
事接受审查，州总理的判断也遭到攻击。从警方到政界人士，个个灰头土脸，而新闻媒体则开足马力大肆鼓噪。面对这一派“大好形势”，默多克本人也开始坐不住了。
默多克亲自介入了这场官司，然而他是个谨慎的人，在让自己的报纸更深地卷入这一事件之前，他计划亲自摸摸狄克逊的底。于是他同那个谦逊的神父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餐，结果默多克感到很满意。就在这时，里维特又采取了新的行动。他发表了斯特里罗给州首席检查官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供词是伪造的。他本人还亲自赴昆士兰州，获取了两份支持斯图尔特不在现场这一抗辩的宣誓声明。其他州和包括伦敦《泰晤士报》在内的外国报刊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连续报道。伦敦《新闻纪事报》称里维特是“南澳大利亚的左拉”。在强大的新闻舆论压力下，普莱福德再次作出让步，决定委员会将调查供词的背景。
听证会于8月10日开始。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杰克·尚德专程从悉尼赶来充任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听证会开始不久，委员会便直接告诉尚德：动摇人们对判决的信心是他的任务，但他们没有重审此案的义务。委员会的这种态度激怒了尚德，使他们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听证会进行到第四天，委员会主席、南澳大利亚最高法官梅利斯·皮内尔打断了尚德对一个退休警官证人的诘问。尚德第二天上午在听证会上愤怒地指出，在他的律师生涯中，他从未在洁问证人时被人打断过，因此他宣布退出听证会。
对南澳大利亚人来说，德高望重的尚德退出听证会标志着州法律制度的威信的彻底衰落。这一天《新闻报》的标题最为辛辣、激烈，其反响一直持续到1960年中期。委员会继续听取证词。一名资深的当地律师被选为斯图尔特的第二个辩护律师，但不久后他也退出听证会。第三个律师从维多利亚赶来，这次是用公费支付其报酬的。至此，斯图尔特的死刑已减为无期徒刑。宣布减刑的那天上午，默多克也在法庭。至10月听取完诉状，委员会便宣布体会。《新闻报》与州总理之间的战火硝烟在盛夏的酷热中慢慢地散去。但是，普莱福德从此对里维特和默多克恨之人骨，因为正是他们让州政府名誉扫地。
斯图尔特案后，一场针对《新闻报》的官司看来在所难免。因为早在听证会初期，内皮尔就对《新闻报》表示反感。他说：“如果在听证会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哪些证人将说些什么，那我们办起事来就容易得多了。”这话似乎是指跟踪报道狄克逊旅行的几家报纸，但其实只有《新闻报》一家发社论要求进行调查。内皮尔后来说的一段话更加直言不讳：“让人来告诉我们到何处去寻找真理和正义，而不是由我们自己去发现，这对我们是有害无益的。”
报道尚德退出听证会的那天，《新闻报》连续发出两条标语。第一条是：“尚德退场——说‘你们对斯氏不公平’。”后一条说：“委员会瓦解，尚德怒斥皮内尔。”那天先后印发的各版报纸均保持统一的标题：“尚德控诉内皮尔——说‘这些委员不胜其职’。”里维特一整天与默多克保持密切联系。第一条标语发出时默多克是知道的，而第二条是他自己起草的，“委员不胜其职”的标题也是他建议写出的。作为报纸主编，里维特后来接受了发表标语的法律责任。
尚德退出听证会后，委员会曾为此休会10天。听证会复会后，协助委员会工作的检查官声称有人企图在尚德退场的问题上混淆视听，并以此为借口攻击委员会成员。
普莱福德本人在议会谈到了报界关于“无辜者屈打成招”的指控。他说，这对任何议会成员都是无法接受的。接着，他展示了《新闻报》的一条标语，并念出有关尚德退场的标题。他说，“这些委员不胜其职”这几个字是有史以来对本州法官的最严重的诽谤。在适当的时候，政府将采取行动。
这是明白无误的警告！《新闻报》随即发表题为《让我们澄清事实》的评论作为答复。评论承认，标题中引号内的引语并非尚德的原话，并为此表示遗憾。评论接着说，标语所言“..尚德怒斥内皮尔”应为“尚德攻击内皮尔”。这个评论是默多克亲手起草的。但《新闻报》的麻烦还远未了结。皇家检查官说：”报纸试图参与审判，这是十分危险和恶劣的事情。”默多克和里维特的麻烦终于来了！
1960年1月19日，皇家检查官就有关尚德退席的报道对里维特和新闻集团提出指控：被告人发表了煽动性的诽谤文字，并且是在明知这种诽谤不属实的情况下发表的。每个被告均被指控犯有九大罪状，并被命令在1月25日前去见地方行政法官。
检查官起诉的理由是：被告说法官对某人“不公平”，这是对法官的“严重”诽谤；说委员会“瓦解”了，而实际情况是委员会不过是休会，以便为斯图尔特寻找新的辩护律师；说尚德“怒斥”内皮尔，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证明其用意是恶毒的。检查官提问的第一个证人是《新闻报》办公室主任，由于他拒绝回答一长串问题，结果被拘留。第二个证人是默多克的私人助手肯·梅，接下去是报纸的新闻编辑。第五天，默多克接受提问，但他对一系列问题拒不回答。
由一名法官主持并有一个陪审团出席的审判于3月7日开庭。里维特和新闻集团分别由各自的律师代表出庭。检察官再次提问作为证人的《新闻报》工作人员。这些人提供了对其老板和主编有利的证词。例如：报纸通常使用引号来概括一件事，尽管引用的不是说话人的原话；在新闻上“怒斥”几乎是“批评”的同义词。八天后，法官通告陪审团说，被告不是恶意煽动的，但是否发生了诽谤则由陪审团决定。
审判闭庭前，里维特在被告席上发表不作宣誓的供述。经默多克许可，他透露了他的老板在那些引起争议的出版物背后扮演的角色。里维特的辩护律师在总结发言中暗示，检察官的指控具有政治背景，起源于政府的报复。
陪审团决定，被告没有犯知情故意诽谤罪，但他们对“尚德退场..”那条标语是否具有诽谤性质看法不一。这样，九大罪状只剩下一条了”现在由政府司法官员决定，是进行重新审判还是撤回起诉。6月初，诉讼正式中上，这场官司告一段落。两天后，《新闻报》发表社论说：报社从未暗示皇家委员会的成员不具备裁断斯图尔特案的资格。并且，《新闻报》认为，在南澳大利亚法官匮乏的具体情况下，法官不得仲裁针对自己的申诉这一规则应该灵活执行。与《新闻报》先前的漫画相比，这无疑是后退一大步。里维特的心腹可以肯定，这篇评论不会是他写的。这篇忏悔性社论发表的前一夜，默多克飞抵悉尼，投入到另一桩媒介事件的忙碌之中。由于这场先胜后败的政治风波，他与里维特分道扬镳之日已为期不远了。“都是里维特惹的祸！”默多克的心中一定在咒骂着。
默多克对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委员会信口开河谈及要限制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的垄断时，他完全是一本正经、洗耳恭听的。斯图尔特事件没有使他忘记初衷。在斯图尔特走上证人席的几天后，新闻集团董事长斯坦利·默里致信广告报团董事会，建议两家合并。他预示新闻集团将以三股自家股票交换四股广告报团股票，外加40先令的现款；或者，新闻集团愿意以62先令6便士的价格收买每一个广告报团的股票单位。
就市场行情而言，这个建议是十分慷慨的。几天前，广告报团股票的报价是36先令。但新闻集团所建议的非同一般。即将发行的股票附带特殊选举权，经此并吞的两家报纸的控制权，都将落入新闻集团普通股的头号股东默多克家族的手中。
从商业角度来讲，这一并吞也很划得来。如果凯思爵士在世的话，也肯定会赞同两张报纸在一个印厂出版、由一个系统发行这种做法。但在其他方面，这个建议就显得不现实了。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持有广告报团36％的股票，而后者同时又是前者最大的股东。默多克想控制广告报团，这意味着他要跨入墨尔本的大门。
广告报团董事长劳埃德·杜马对新闻集团的建议很冷淡。三天后，他的读者在《广告简报》第十版读到他的答复：在证询了持有公司50%股票的股东们的意见后，他们决定不接受新闻集团的建议。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股东以及所有南澳大利亚人都为《广告商报》感到自豪，不希望它效仿《新闻报》。”
默多克在阿德莱德可谓屡战屡败。他没有协调好他的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结果两者背道而驰，相互矛盾。他没有赢得独家电视广播执照，未能吞并掉他的竞争对手，在同州总理的较量中也甘拜下风。此外，新闻家庭如费尔法克斯、比勒布鲁克、诺思克利夫、塞西尔·金一直是鲁珀特·默多克注视的焦点，默多克总梦想能建立自己的帝国或连锁。到50年代后半期，新闻公司为鲁珀特·默多克赚了足够的钱，默多克开始想走出阿德莱德。对他来说，阿德莱德这个地方已经太小，太拥挤了。当他从罗网下溜出来后，默多克就再也不去那里居住了，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倒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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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悉尼与《每日镜报》
默多克兴奋地跳起了舞
“爵士之子卷入街头打斗”
要让默多克“夹着尾巴，拖着断腿滚回阿德莱德老家去”
“疯狗与大亨”
默多克公开向对手挑战
亨德森给默多克上了一堂学费高昂的课
《澳大利亚人报》的受挫
默多克的第二次婚姻
凯文的地主，慷慨的主人
60年代的悉尼是一个繁荣、膨胀的大都市，就是在这里，默多克塑造了自己，使得整个世界得以认识他。在悉尼，他开始把出版公司的资金凑在一起。如果这家同时拥有新闻纸生产、报纸和书籍出版以及电视台的公司设在纽约，很早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通过比其他任何人都困难和残酷的竞争，做到了这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在大众传播市场上展示了他的天才。
悉尼的新闻采访一直是报纸领域最残酷的战场之一。当默多克进入时，50年代未，它仍然被三个集团所主宰，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一直如此。费尔法克斯和帕克家族仍然是两家最大的。第三家小得多的集团由诺顿家族控制，他们拥有《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父亲曾叮嘱诺顿，对付那种盛气凌人的家伙，最好是“泼一桶粪便”。他的报纸也一直是这样做的。1958年，费尔法克斯买下了诺顿的报纸——晚报《镜报》和它的星期日副刊，主要是为了使它们免于落入墨尔本论坛集团之手。该集团自凯思·默多克去世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者。默多克明了悉尼的权势人物们决定抵御外来的入侵者，他秘密地来到了这个城市。他认识一个悉尼商人，名叫约翰·格拉斯，他出了极高的价钱买下了一家名叫《坎波兰报》的公司，该公司每周发行40万份市郊报纸，只是在交易完成后，人们才知道默多克是真正的买主。
但这只是小菜一碟。默多克想要的是悉尼的大报。在1960年他得到了它，当时鲁珀特责骂费尔法克斯集团的董事长亨德森，亨德森决定将《镜报》卖给他。他们面对竞争者——《太阳报》——做得都不好，而亨德森要将更多的钱投资到悉尼的“7频道”电视台。默多克说，亨德森同样也为《镜报》在走下坡路而尴尬，尽管该报是通过费尔法克斯的另外一家公司经营的。“每个人都知道那只是表面现象。”默多克说，“他不让帕克或《墨尔本论坛报》集团拥有它。所以，他们给我，然后再以另外一种办法对付我。”
对默多克这个“孩子出版商”，亨德森似乎感到了一种慈父般的亲情，而不把他视为一种威胁，当然不是像墨尔本论坛集团那样。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成员，他们曾经与凯思爵士竞争过，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瓦维克·费尔法克斯爵士亲自建议亨德森，反对让默多克进入悉尼。
费尔法克斯集团通过出售《镜报》给默多克，得到了大约50万英镑，但默多克知道这笔买卖很划算：“我不明白他们竟然会同意。”他后来回忆说，他支付了60万英镑，在此后6年时间里，他总共又支出了130万英镑。“他们几乎肯定我会发不出工资来，那样我就会破产。”但默多克知道他不会，按合同价格。他得到了在悉尼、市里斯班和墨尔本的印刷工厂。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份悉尼的周报和一份晚报，他决心使晚报成为澳大利亚卖得最好的晚报。据报，当文件最后签署时，他召集朋友们一同来庆祝胜利，他本人跳起了一段捷格（一种急促轻快的舞蹈）。
在费尔法克斯卖《镜报》以前，它是与帕克合伙在郊区抵抗默。多克的《坎波兰报》。他们利用《镜报》的休息时间，在坐落在基帕克斯大街《镜报》的办公楼里出版一份在郊区销售的报纸。现在，默多克在基帕克斯大街“跳舞”，他们不得不另找地方去印报纸，以同默多克竞争。他们偶然认识了一个很小的宗教印刷商——安格里安出版社。弗兰克·帕克的儿子克莱德出了一个不一般的价钱，要求买下它。随后，他得到了财产拥有人的授权，履行财产管理之责。
然而，安格里安出版社的一位名叫福兰西斯·詹姆斯的资深董事，是一位性格怪僻、令人难以捉摸的投机家。在战争期间.他曾当过飞行员，而现在他只好用自己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充作办公室。他不想失去他的出版社，所以他要求默多克帮助他抵抗帕克。
当时，帕克和一帮家伙已经占据了那家出版社，而且换了锁。詹姆斯出门避开后，默多克纠集了《镜报》的摄影记者和体育记者们组成了一帮“流氓”。在深夜一点钟。他们包围了安格里安出版社，攻击帕克那帮人，并将他们赶出了那栋大楼。福兰西斯·詹姆斯对此感恩不尽。第二天，《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爵士之子卷入街头打斗》。“爵士”无疑指的是弗兰克·帕克爵士和凯思·默多克爵士，“爵士之子”当然指的是克莱德和鲁珀特。这场争吵一直闹到了法庭上，最后默多克成了赢家。从此拉开了残酷竞争的序幕，即默多克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的竞争。“他们在悉尼的每一个郊区都针对我们办报纸。”“那是真正的血腥的战斗。但他们发现其代价比他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不过确实将我们也吓得不轻。”一年之后，他、帕克和费尔法克斯做了一项分割郊区报纸的交易，这一交易为默多克的《坎波兰报》留下一大批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这是另一个胜利。
默多克搬到悉尼不久，就决定免去罗汉·里维特担任的阿德莱德《新闻报》的总编之职。他给里维特写了封简短的信，命令他即刻离开办公室。这件事情发生在前一章中所提到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案件判决之后。现在，默多克不再需要一个在阿德莱德的独立思考的编辑。他后来说：“已经很显然，如果我不是到外面工作而是留在那里，将会是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决定就此分手，各奔东西。一些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这样做。但我喜欢罗汉。他是一个奇特的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但是个好人，本意是好的。”南希·里维特认为，尽管决裂是不可避免的，里维特仍然非常失望，默多克粉碎了他的梦想。
默多克用罗恩·博兰替代了他的老朋友。博兰曾经是《星期日邮报》的编辑，是一个谨慎得多的记者。在博兰的领导下，《新闻报》变成了一份安分的报纸。默多克鼓吹新闻报道已经“够多的了”。他扩展着他的帝国，更多的兴趣是在现金而不是对立，是利润而非政治立场。他需要安分的、他能够信赖的编辑，而不是好斗的、惹事生非的、不能控制的编辑。从此以后，他几乎一直这样做。
《镜报》的办公大楼坐落在豪特—基帕克斯大街的角上，原来是一家巧克力工厂，在萨里山上，悉尼城内的一片旧居民区里。默多克推倒墙建了一栋大办公楼。在办公室里，他挂了一些他收集来的澳大利亚画家的作品。大多数的记者都敬重默多克，特别是对他的感染力和旺盛的精力钦佩不已。
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试图改善《星期日镜报》的发行量，但这份报纸不争气。由于亏损，默多克开始建议他的编辑刊载一些美女照片。这位编辑不同意并离开了，而默多克则再次将这份报纸投放到市场，增加了发行量。
默多克利用《坎波兰报》的销售（发行）渠道，在郊区对抗帕克家族的《电讯报》。弗兰克·帕克爵士这位极端右翼的老古董被激怒了，他发誓即使是花费“上千吨的英镑”，也要让默多克“夹着尾巴，拖着断腿滚回阿德莱德老家去”。
拥有《镜报》的额外好处之一是，默多克现在在纽约有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他经常访问的基地。1960年，他和他的纽约记者泽尔·拉宾（默多克后来雇佣他编辑《星期日镜报》和《每日镜报》）到古巴去了一趟。卡斯特罗给了默多克以深刻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文章，敦促美国必须改变对古巴的立场，认为拉丁美洲处于危险之中。
出访归来后，公司员工们发现默多克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大发雷霆，而且难以预测。“在编辑问题上，你永远也不可能同他接近，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发行量。”一位曾报道过诺曼底登陆的著名记者贝蒂·里德尔说，“但他很有兴趣，有时间。”
“所有的年轻记者都认为，有一个年轻的老板是一件可怕的事。”另一位《镜报》编辑部的退休人员如是说，“他把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态度置于死地，并提拔他想要的人。我们都从中受益。”
默多克的个人偏见也同样体现在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中。他命令普通编辑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衬衫，尤其是毛绒绒的鞋。因为他认为只有“同性恋者”才穿这种鞋。他还不允许下属说脏话，哪怕是开玩笑，也不允许女职员穿裤子，只能穿裙子。
当《镜报》还是一份晚报时，每天上班很早，所以拉宾经常在办公室刮胡子，而这种行为在默多克看来简直难以容忍。在第一版付印、打捆、装车运往城市各处之后，是记者们放松的时间，开始给他们的作者或经纪人打电话，把某些报道闲聊、嘲弄一番，他们称之为“公帐报销”。这些行为激怒了默多克，他认为这是那些靠耍笔头子混饭吃的拙劣文人们在敲诈他——就如同他们真的是这样似的。在一个早晨，他突然闯进编辑部，手里攥着一卷无聊的报道，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将它们撕成碎片。这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坚持了一、两周。当然，在多半时间里，默多克能以较好的心境来处理一切事务。每到星期五的晚上，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默多克总是参加到员工们打牌的行列中。
在19世纪末，悉尼的报纸盛行打嘴架、争吵的传统。在60年代，这种旧的“粗暴、无赖”精神又回来了。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报纸率先组织了一种有奖竞赛活动，并为此提供了5000英镑的奖金；帕克家族又将赌注增加到1万英镑，这两家都在自己的电视台上推销他们的节目。默多克则将赌注再增加了一倍，达到2万英镑。随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这两家人合伙，提出了一项价值5万英镑的竟猜活动。奖品有汽车、游泳池、一片土地、甚至于住房。这一竞争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粗野的。
默多克一直认为，《镜报》的发行量一定会超过《太阳报》。《星期日镜报》已经成了刺激、敏感和粗俗的代名词。悉尼的那些非常世故的读者们，经常为那些触目惊心的巨型标题所吃惊，如《丈夫的绊索——妻子的狂怒》、《网球明星使牧师们大为惊骇》、《13岁的女孩在距离家100码的地方被强奸》、《10岁少女遭一伙歹徒强奸》、《为什么我儿子是一个杀手——母亲的故事》、《洗澡女人被人盗走衣服》、《被禁性书籍，对某些人免费》、《鞭挞三名强奸犯，法官判决》、《巴士顶上赤裸身体，悉尼震惊》、《性手术获成功，法庭的判决》、《巡逻队再次罢工——妇女受攻击》等等。
默多克并没有发明改进或加强这种新闻报道，这在悉尼是自然而然的。这类新闻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史蒂夫·邓莱维，在默多克得到《镜报》之前，他就是这家报纸的杰出记者。他人长得很帅气，狂饮，嗜酒如命，好色。自恃有才，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此人是虚夸的能手，惯于虚张声势，天不怕地不怕。能把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编得有生有色、把乏味而沉闷的生活描绘得丰富多彩。在某些方面，他负责着默多克经营的底层。“疯狗与大亨”，他们两人被人这样称呼。
和默多克一样，登莱维也是出身于报业世家。他的父亲曾经是悉尼《太阳报》的摄影记秆。史蒂夫14岁时.就开始为这家报社工作，当了一名小报童。为摆脱他父亲的庇护，后来他转到了《每日镜报》。在他16岁时，曾挨过坏人的打。
由于《太阳报》和《镜报》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使得邓氏父子打得你死我活。有一次史蒂夫捅漏了一辆《太阳报》的汽车的轮胎，然后急忙带着稿子赶回了悉尼，而那个被扔在路边的《太阳报》的倒霉蛋正是他的父亲。当然，史蒂夫后来称他当时“不知道”那是他父亲的车，然而他父亲却不这么看。
为了报仇，老头子不得不等了三年。有一天，他们父子两人都到监狱去采访一个持刀杀人狂，那些年悉尼各报最热衷报道轰动一时的故事。为了追踪采访，史蒂夫冲进了一所房子后面的一间小屋里；而他的父亲则插上门，把他反锁在里面、大声喝道：“还记得以前的事吗？”
《太阳报》和《镜报》的编辑们想方设法地相互“诋毁”对方的报道，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报道的不真实之处，嘲弄对方，蔑视、讽刺对方的海报和标题，以争取更多的读者。
在悉尼的学校里，曾有一系列的性丑闻，因此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些标题，如《我们有女学生的狂欢日记》。《镜报》曾对此着力报道过的一个男学生因此被勒令停学。此事发生后不久，这名男孩被发现上吊自杀而死，但《镜报》却没有再报道此事。到后来，写日记的那个女学生被发现是一个处女，她的日记完全是幻觉，凭空而来的。所以可以说，正是《镜报》不负责任的报道将那名男孩推上了自杀的绝路。几年后，一个名叫理查德·内维尔的60年代的著名记者向默多克问起这件事，默多克反诘道：“难道你从来就没有犯过错吗？”
许多在默多克手下工作过的职员都抱怨默多克的多变。他曾经用过他父亲的老朋友和雇员道格拉斯·布拉斯做新闻公司的总编。他是看着默多克长大的。二战期间，布拉斯就是战地记者，后来，他当了新闻公司伦敦局的主任。有些人说。布拉斯是公司的良心，是正直的人。但默多克更热衷于竞争而不是良心。他有时支持他，有时又敲打他，默多克总是用这种手段对付他班子里的人，让他们高兴一会儿，随后却又感到绝望。当意见不一致时.先暂时避过去。
“我一直是把自己看作是鲁珀特的朋友。”布拉斯说，“我不是说他不喜欢权力。谁不喜欢？但他父亲在这方面比他要有绅士风度得多。”
《星期日镜报》比《每日镜报》要不安分得多。《每日镜报》尽管无情、残忍，但它主要是不遗余力地追逐政治和社会新闻。譬如.在60年代危机期间，它曾派出记者前往印度尼西亚，大版面报道美国和英国大选，派人随门泽斯首相出国访问。布拉斯回忆说，这份报纸努力模仿伦敦《每日镜报》的风格，清新、明快、敏捷、明智。默多克总是寻找各种办法来促进销售。一个办法是连续刊载能流行的新书。莫里斯·维斯特的《恶魔的辩解》是一部长篇大作，情节异常复杂。而贝蒂·里德尔的任务是将内容压缩，同时又尽量不失原书的特色，不影响内容。”我向默多克报告说我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删减了有关宗教和一些深奥的内容，同时保留了那些有关色情和性的描写。”“很好。”他说。
默多克把格拉姆·金从阿德莱德的南方电视台带了过来。在阿德莱德，金的外号是“促销王子”。金也把他的促销战略带到了《镜报》，庆祝它的25周年。一切东西都是银色的：银色的双层巴士、银色的罗尔斯·罗伊斯、银狐皮。“除默多克之外，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个想法是很无聊的。”金说，“他上了一辆银色的巴士，向人群抛银色的气球。这项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默多克在苦心经营《镜报》的时候，他真正的目标是打入悉尼的电视业。他在阿德莱德拥有的电视台已经给他挣了大钱。在开业的第二年，它的利润就相当于投入资金的40％。同澳大利亚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商业电视台简直就是“印钱的许可证”。
在1962年总共有九个人来申请悉尼新的电视经营许可证。为了使他的竟标带有一些地方色彩，默多克让他的新闻公司控制一个他自己选的集团，进入一个悉尼的子公司，控制了不到30％的股份。在他小心翼翼地选择的伙伴中，有教堂、贸易协会和一家美国电影公司。这家美国公司将提供影片。申请悉尼和墨尔本的许可证听证会都在墨尔本举行。
最后他输了。广播控制委员会将悉尼的经营许可证给了悉尼联合广播有限公司，这个被认为纯洁无瑕的、有保守背景、与任何报纸没有关系的集团。在墨尔本，只要是来自报纸的申请者都被简单地拒绝。新的许可证还给了安塞特运输工业公司，这家公司经营着两家国内航线。
默多克没有放弃。相反，他试图以曲线的方式进入悉尼的电视业——从郊区。在那里，就像他的报纸一样，他去了南面60英里的一个叫“卧龙岗”的钢铁和煤矿小镇，买下了一家正深陷困境的电视台——“WIN4频道”。从理论上，悉尼南面整个地区都能够收到WIN4——但他们必须调整电视天线。这家电视台不得不屈服，因为无论是帕克还是费尔法克斯都禁止他们的美国分销商把节目卖给这家电视台。默多克花了16万英镑买下了“卧龙岗”的32万股。到现在他理解了，难题在于节目。他给他在纽约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朋友莱昂纳多·戈德森打电话，然后直接飞到那里。帕克认识到随后会发生什么事，也随着飞到了美国，但太晚了。当时，在澳大利亚电视公司中都是君子协定，没有一个公司每小时的节目付费超过6000美元。默多克告诉ABC公司马上撕掉这项协定。
哈里·普莱特管理着ABC的全球运营，他告诉默多克，如果他这样做，他今后将再也不能在澳大利亚卖出一个节目。所以，默多克同意支付ABC在今后五年里生产或分销的任何东西100万英镑。他得到了ABC的2500个小时的节目，包括一些非常成功的连续剧，如《科巴特》、《本·凯西》和《亡命徒》。但他也不得不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所有的垃圾废物我能卖给其他的人。”普莱特说。他还不敢相信默多克不毁约，所以他坚持让默多克马上就支付500万美元。“他是个痞子。”普莱特后来说，默多克同意了。
回到悉尼后，默多克公开了他的挑战，声明他不再理会对他“卧龙岗”电视台的限制。《镜报》公开地刊登广告，大肆宣传“4频道”。默多克告诉他自己的杂志《电视时代》：“在悉尼有两百万的电视观众可以收到4频道的节目，我们应当跟在他们的后面。”
挑战马上就获得了成功。弗兰克·帕克爵士选择了和解而不是战斗。尽管他不喜欢默多克，但他还是将他的“电视公司”股票的1/4转给了默多克，包括董事会的两个席位。作为交换，默多克要将他新得到的美国节目与帕克分享。默多克放弃了这一机会，因为这些节目使他已经打破了费尔法克斯一帕克对悉尼电视业的垄断。这一插曲使他坚定地认识到，对于传媒业来说，电视节目，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软件”，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他一直在努力拼凑一个软件帝国，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欧洲和美国最大的公司进行竞争。
随着野心的增长，默多克现在聘用了一个金融顾问，这个人在他身边一直工作了几十年。默尔文·里克言语不多，文静得像个修女，长着一副稳重、诚实可靠的面孔。他非常精通业务，懂得如何来填充娱乐业那如同无底洞的胃口。他从澳大利亚最大的连锁电影院霍伊特公司跳槽来到默多克这里。
里克被聘为新闻公司的“大管家”，并很快就成为默多克的商业谋士和良师益友，而且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他提出的关键性的管理建议之一就是每周的“蓝皮书”。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传媒公司都只有每月一次的报表制度，所以出现问题时，要在两个月后才能“定夺”。而在新闻公司，从现在开始，公司的每个部门每周都必须把数字报给基帕克斯大街的总部，以便让里克和默多克可以马上发现在哪里出现了什么问题——销售、成本、利润、发行量、广告。“关键的是有了一个人，他能够读到并理解那些数字告诉了你什么。”里克说，”鲁珀特和我都能够。鲁珀特非常喜欢它们，因为它们可以放在桌子上，当他有时间时就可以读一读.发现关键性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些每周报告仍然伴随着默多克，即使是在世界任何地方。
里克第二个主要的贡献是加强并形成了制度化。默多克与他的银行家们的之间的关系不错，尤其是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对于新闻公司来说，其重要性日益提高。“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一直信守诺言。我们对他们从不隐瞒什么。”
默多克第一次对澳大利亚以外的世界采取的较为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在太平洋。1963年，他买下了香港一家杂志出版商亚洲杂志公司28％的股份。他只是稍加考虑就达成了这笔交易。
默多克的下一站是新西兰，一家加拿大的出版公司罗伊·汤姆逊公司正在寻求买惠灵顿主要报纸之一《自治报》。新西兰政府对于任何外国老板都非常谨慎。但1964年3月，默多克虎口夺牙，出乎意料，突然袭击，将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声望上都比他强大得多的汤姆逊集团击败。
1964年7月14日，鲁珀特·默多克庆祝他迄今为止最美好的时光。他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堪培拉亲手创办了一份报纸《澳大利亚人报》。这是一份大版面报纸，宣称其目的是“让全国了解堪培拉，让堪培拉了解全国”。《澳大利亚人报》同样也是这个大陆第一份全国性的日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仅是一份报纸，同时也是一个象征，一个令人激动、鼓舞人心的举动。这份报纸还是一份严肃的报纸，用默多克的话说，就是“不那么大众化的”。它至今仍然保持着这种风格，而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让默多克亏钱。这项充满勇气的事业使默多克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和爱戴，尤其是澳大利亚的记者们，尽管后来许多人又不喜欢他了。
当时人们常说，默多克创办《澳大利亚人报》的目的是为了安慰他的母亲。伊丽莎白女士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女士。据说她为他儿子那些报纸，尤其是《镜报》污秽不堪的内容而感到尴尬和羞耻。但默多克坚决否认这种说法，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坦然承认，他可能是为了他的父亲，“他父亲的第一个计划就是要在堪培拉创办一家报纸，当然不是全国性的，尽管他也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堪培拉是一座专门为了政府而建立的小城镇，是一个美丽的首都，一块没有多少生活气息，也没有多少文化氛围的地方。在1927年以前，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一直是在墨尔本，到1964年时，某些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仍然在那里。在50年代未，在堪培拉的国会办公楼外面还时常可以看到成群的羊在吃草。但到60年代，这个城市发展得非常迅速——从二战结束时的1.5万人增加到8万多人。这个城市唯一的一份报纸是《堪培拉时代报》，是专门为绅士们办的内容乏味、令人昏昏欲睡的报纸，属于阿瑟·莎士比亚家族。堪培拉的广告资源丰富，那份报纸简直就是一个小金矿，到50年代未，每年的税前利润超过8万英镑。
对于默多克来说，《堪培拉时代报》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家务事，而是一文不值。他说他父亲曾一直想把它买下来，并使它成为一份重要的、甚至是全国性的报纸。但他知道莎士比亚家族是不会卖掉它的。
1964年年初，默多克悄悄地溜人了这个小城市，在《时代报》的邻街买下了一块地皮。当议会在那年2月开会时，阿瑟和默多克在一个酒会上见了面。莎士比亚问这个年轻人用他新买的那块地做什么。“让你破产。”默多克毫不犹豫地说。
莎士比亚不是个傻瓜，他已经与费尔法克斯集团的亨德森签了一项秘密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在莎士比亚退休或死亡的情况下，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公司准备在堪培拉出版一份新报纸的情况下，费尔法克斯集团可以买下《时代报》。
受到默多克的威胁后，莎士比亚就提醒亨德森留神、多加小心。
1964年5月1日，《堪培拉时代报》发表声明，它已经被费尔法克斯集团买下，而且这份报纸将发展成为一份全国性的日报。费尔法克斯马上开始将编辑和记者班子派到了堪培拉。“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将一份几乎全是广告的、低劣的小报，变成了一份看起来不错的大版面报纸。”默多克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然也是对我们很不友好的欢迎。”
这只是轻描淡写。它可能对满怀雄心壮志的默多克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的新报纸现在再也不能在堪培拉获得广告，而这是出版一份报纸所必须的。看来似乎是亨德森，这个出色的报人，给默多克上了一堂课，不仅学费高昂，而且饱含羞辱。默多克不会被打败、屈服。他决定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是争取时间，马上出版一份全国性的报纸，而不是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我们从来就没想过打退堂鼓。我们只是说，好，我们将不得不迎战。”默多克挑选了马克斯·牛顿做总编。
牛顿是佩思一家工厂工人的儿子，他曾是佩思现代中学的学生，在那里，他对性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他就性的问题给男孩子开讲座。在佩思的西澳大利亚大学卡莱尔学院学习期间，尽管酗酒，最终还是毕了业。在那里，他和一个叫诺曼·伯德雷斯的美国学生成了好朋友。诺曼后来做了美国著名杂志《记事》的编辑。牛顿教伯德雷斯法语，而伯德雷斯教他”如何让一个人信任”。牛顿戒了酒。他是两个最先获得经济学奖的学生之一，并做了卡莱尔学院的客座研究员。
毕业后，牛顿始终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直到成为悉尼《论坛早报》的政治部记者，后来又于1964年初成为《金融评论》的编辑。他去见默多克。默多克提出让他当新报纸的主编。牛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
当堪培拉的《时代报》和费尔法克斯集团宣布他们的联盟来对付默多克时，牛顿确信游戏开始了。但是，他后来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写道：“在那几个可怕的日日夜夜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艰难处境时，鲁珀特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和赌徒似的不服输劲头。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牛顿和鲁珀特一起到全国各地去拉广告，一起去联邦银行要求进一步的支持。终于，银行总裁瓦伦·麦克唐纳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得到钱，但你们必须不让整个集团亏损。”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使报纸出版了，而且销售到整个大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像许多报纸一样，最初几天的报纸也是乱糟糟的，很不成样子。这份报纸标有一个算卦用的天宫图，因为默多克对这些东西一直很着魔。他的生日是3月11日，是双鱼座，而对于双鱼座的人来说，首要问题是“步入你最有用的领域。你的正确选择将意味着你的成功”。默多克不仅创办了一份好报纸，而且也是澳大利亚的重要的报纸。
《澳大利亚人报》对于那些最初在这里工作的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项绝妙的事业。当他们开始工作时，编辑部办公室还没有盖好，办公桌上尽是被风刮进来的树叶。令人激动，振奋不已。默多克总是认真审阅报纸的每一个版面，似乎是他在用他的精力和勇气支撑着报纸。
为了保证每天将报纸发送到每个省的首府，报纸的字模，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技术之一，被空运到墨尔本和悉尼的印刷工厂。任何一个堪培拉人都能够记得，196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因从伯雷湖（首都的一个人工湖）起的大雾，机场被持续关闭。默多克创建了一只小航空队，外号是“米老鼠航空队”，将字模运出去。他本人常常是亲自开车将他们送到机场，有时是穿着睡衣。飞机是发动着的，就等着“宝贝”一上机就起飞。许多次默多克用甜言蜜语哄骗机场管理员以允许飞机起飞。“那不是大雾，”他向控制台和犹豫的飞行员保证，“只是一点水气。”飞行员们常常是着了魔似地起飞，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常常在着陆时“亲吻”地面。
“100次里我有99次是亲自到机场。”默多克说。但某些情况下是乘卡车，而报纸在几个小时以后就能够到其他大城市的街上。这种办法持续了多年，直到澳大利亚全国铺上了电缆。这样，报纸的版面就可以通过传真了。
在堪培拉经营这样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压力很大。发行量没有能够像所希望的那样上去。最初印刷25万份，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首都免费赠送的。到1964年11月，每天能够出售的报纸下降到了5万份。
亏损额在不停地增长——达到了每周4.5万澳元。默多克开始对他的主编产生怀疑了。牛顿绝顶聪明，非常出色，但他也有些古怪，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使销售额上去。默多克从来都不接受编辑的独立性，牛顿也越来越对所要求的报纸风格感到失望。
“默多克和我之间渐渐出现裂痕。”牛顿后来说，“鲁珀特对他的事业越来越忧虑。”他们在政治上也同样有严重的分歧。在那个时候，默多克支持保护主义，但仍然有一些自由主义的观点。“他强烈反对在越南的战争，而我认为这对澳大利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牛顿说，“我记得我们都支持对海防港的轰炸。默多克被吓坏了，我不是说他胆小，他有过经验，痛恨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