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30年,当时江苏省建设厅长孙揆伯和建设厅主任秘书张剑心是以升的老朋友,他们三人交往一直很密切。以升每次去镇江都要同他们见面。那个时代在外国读过书,拿过学位的新式官员很少,孙、张二人便极力劝说以升担任江苏省水利局长的职务。以升当时十分犹豫,因为他已经答应南京交大去教书。再说妻子也极力反对他担任水利局长,妻子认为以升不谙“官场经”,在唐校当校长时就因为推进改革而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孙、张二人却说,任水利局长并不妨碍他继续在交大教书,他可以身兼二职,而且他们会赋予以升很大权限。以升尚未答应,一纸任命公函已经下达,命以升为镇江交通水利局长。以升于是同父亲和岳父商量。两位长辈认为,孙、张二人没有得到以升的同意就下公函的确是突兀了一点,但是他们都是以升的朋友,以升还应以友情为重,再说以升的祖父茅谦曾经非常关注中国的水利事业,还写过《水利刍议》,如果以升能在水利上有所作为,也是实现了先辈的愿望。听了这话以升也不好再说什么,但他心里仍有些忐忑不安,因为他毕竟不熟悉水利。
上任后,孙揆伯果然对他非常信任,让他放手大胆去干。到镇江后,以升开始大刀阔斧整顿水利业务,首先请来他认为有才干的裴益详、卢恩绪、陈惠霖、张笠山等人来协助工作,全家也从天津搬来镇江。有关后来堤坝溃决的事件,以升在###中是这样写的:
江苏水利局下辖的江北运河整治工程处,主管运河整治工程。由于缺乏经费,治标不成遑论治本。七月份淮河却开始涨水,运河准备防汛,保护东堤,以免苏北水灾。按历史成例,防汛系地方官责守,本来防洪保堤的事向来由地方官员负责,但自从有了运河工程处后,地方官员便袖手旁观,因为他们处于协助地位。因近年无水患,双方亦无争执。这年夏,忽有大水预兆,孙厅长引为己责,命运河工程处负责防汛。于是三段所长都紧张起来,处长武霞峰往运河上坐镇。我因武先生年老,且工程处一向受水利局管辖,就向孙厅长申请,自告奋勇,往运河上防汛。临行前向妻子告别,当时妻子已查出患肺结核,身体孱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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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受挫（2）
我上运河后,三段往返巡视,时河水日涨运河全部东堤都在日夜加固,而以高宝段最为吃紧。涨水情况,以高邮东码头水尺为标志:若涨至一丈七尺三寸时则超出东堤防护能力,就要在高邮南面将五坝之一挖开,放水东流西北地区,以保大堤。对苏北而言,开坝就是水灾。每逢开坝时农民群众聚集坝上,阻止开挖,以生命相争。此时运河之水已涨至一丈七尺三寸,高邮县长同工程所前往开坝,我亦在场,目睹农民护堤情急,不忍下手,就宣告开坝延期,然农民聚众不散,自此日夜守堤,我随即命令三段公务所,日夜动工加高堤顶,增强防水能力。到八月底,东码头水尺已达一丈九尺二寸,然沿河东堤全线,尚能防御,我私衷甚慰,以为堤既能保,则可免去开坝。8月29日,我在淮阴忽接镇江蕙君来电云‘病发速归’, 料其情状严重,因乘轮南返。沿路视察,见堤防尚属稳固,高宝段李所长云,可负责护堤,劝我放心,我即回镇。见蕙君果然憔悴,急忙请医施救。不料9月2日,我在建设厅时,忽然裴益祥与武霞峰踉跄来到,云8月31日忽起大风,高宝段东堤倒塌三十余处,他俩命几不保,幸而生返。我顿时呆若木鸡,知道大祸临头。孙厅长就说,你是局长当然负责,但我是厅长更当负责。你已辛苦一个月,竭尽心力,不必多虑,万事有我。并命我即往上海宝山,视察海塘工程,因塘工亦在吃紧。我连夜上车往宝山,在车上如醉若痴,好像失去知觉。宝山塘工所所长薛兆枢陪我视察搪工后,我连夜返回镇江。这时报上大登江北水灾,攻击水利局不遗余力。更有所谓农民代表(其实是地主组织,因水利局曾在沿河禁止打坝围田,遭其仇恨)群集建设厅示威,要惩办水利局长。孙厅长当众说,茅局长无愧职守,所有水灾事由我厅长负责,我听了为之感泣。同时外面谣言蜂起,说有人要到我家来大闹。张笠山时任水利局会计,就对我大女儿于美说,不要出门,万一见人来就说不姓茅,可见外面紧张。不日南京监察院提出弹劾,针对孙厅长及我二人,弹劾者为高一涵及洪兰友委员。十月,江苏省政府改组,孙揆去职。十一月建设厅派沈百先为水利局局长,于是我交卸回镇。我恐蕙君在镇受惊,于九月间即辞退东德兴里房子,蕙君偕诸孩回南京老家。这年9月18日,沈阳发生‘九一八’ 事变,日寇侵入东北,举国震惊,报上水灾新闻为之冲淡。然而这次水灾,我的责任不小,深感愧对人民,为我一生中不可磨灭的污点。后来叶公绰见我谈到这件事说:“防汛本是地方官的责任,你们工程机关只能施工,哪能发动地方人力护堤防水。也为这原因政府未对你们处罚,否则若在前清,河督遇到倒堤是要跪在堤上受罚,甚至会被杀头的。
以升这次遭遇不仅对他个人是一个打击,妻子也因此患了忧郁症,每受惊吓就会犯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工程期间也是她患病最严重的时刻。
5. 茅以升和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无论在国民党时期还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都受到推崇,缘于他主持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建造钱塘江大桥之所以是壮举,主要因为它是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大型现代工业项目,是中国开始走向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在当时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和各项条件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建钱塘江桥的难度非常大。整个钱塘江大桥工程共克服了八十多项重大技术难题,实属不易。中国30年代尽管一切都没有就绪,百废待兴,但是自清朝末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实施以来,也培养了不少学贯中西的人才。这些“海归派”得到政府的极大重视,不少人已经开始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了。记得外祖父曾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的进步会更快。的确,日本人入侵,中国人民举全国之力抵抗外敌侵略,其后又有围绕中国命运的国内战争,都在客观上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到后来,特别是长达十年的###运动中,知识分子受到空前的###,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使中国追赶西方的努力不但停顿而且倒退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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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养甫有胆有识
1933年以升正在北洋大学任教(后改名天津大学)时收到弟弟以新的电报,说曾养甫约他速往杭州谈建钱塘江大桥事,他的同学杜镇远也来信力促以升接手建桥项目。收到信和电报后,以升非常兴奋,他本来就希望能够在桥梁建筑领域里一展身手,这次也许是个难得的机会,以升立即回电允诺。同年八月,以升赴杭州会晤曾养甫并就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开始筹备建桥。
钱塘江大桥的最后建成,时任浙江建设厅厅长的曾养甫功不可没。曾养甫也是“海归派”,1925年,曾养甫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回国后辅佐国民党###张静江,担任过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曾养甫任职后就决心在钱塘江上建造大桥,他认为建钱塘江大桥时机已成熟,势在必行。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镇远在致以升的信中写道:
浙赣铁路已由杭州通至玉山,一两年后就可通到南昌;浙江全省公路已达三千公里,正向邻近各省连接,无如钱塘江一水将浙省分成东西,铁路公路无法贯通,不但一省的交通受了限制,而且对全国国防与经济文化也大有妨碍。建设厅长曾养甫想推动各方,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现在时机成熟,拟将此重任寄诸足下,特托转达,务望即日来杭,面商一切。
同时又接到另一名同学陈体诚的信:“我国铁路桥梁过去都是由外国人包办的,现在我们有自己造桥的机会,千万不可错过。”
以升见过曾养甫后,发现曾养甫果真对建造钱塘江桥非常倾心,每次谈到建桥就滔滔不绝。曾养甫还一再宣称,造桥工程完全由以升负责,他绝不干涉。
但是启动如此大的项目又谈何容易,以升尽管非常兴奋,可一想到建桥将遇到的问题也深感征途艰难。首先是资金问题,其次是技术难题。造桥要靠国家拿钱,当时军阀混战尚未完全结束,日本人已经乘虚而入,国家财力人力都非常吃紧,但曾养甫决定帮助以升一起来筹款。造桥总共需要五百多万银元,曾养甫根据这个计划在当时银行界的江浙财阀中做了不少宣传。在他的游说下,共有五家银行建立银团与浙江省政府订立合同,借给省政府两百万银元,以建好的桥做抵押,所有的本息将由过桥费归还。剩下的三百万元在曾养甫的多方奔走下居然也有着落了。但没想到,国家铁道部得知此事后深表不满,担心将来过桥时会受到浙江省的挟制,本来铁道部对浙江省自办地方铁路就不赞成,现在不但自办铁路还要自架大桥。铁道部于是建议大桥由地方和中央联合投资。曾养甫尽管已全部凑足大桥工款,但顾虑浙赣铁路的利害关系只好接受部里的条件,由中英银行部分贷款。茅以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中央和浙江省虽然表面上合作了,内部的摩擦有加无已,部方始终想把省方挤走。主管建设银行的宋子良有一天找到我说,浙江五家银行已经把钱塘江桥做了抵押,现在归中英银行借款就没有抵押品了,因此必须修改合同,改成按比例抵押。但是这离中英银行签字期只有两天的时间,两天之内必须改好合同,这明显有刁难的成分。以升立即赶回杭州分头与浙江五家银行联络,五家银行鼎力支持,仅仅两天就都在新合同上盖了章。以升马上赶到上海,把修改好的合同给宋子良看,宋子良万分惊讶,无言以对,只好答应把钱塘江大桥的工款放进中英银公司合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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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难”
钱塘江大桥建造的资金问题解决了,技术难题则如座座大山。其中有一些问题之前已想到,也有一些是没有想到的。钱塘江波涛汹涌险恶,流沙深厚异常,江底变化莫测。今天造桥技术发达,对付这样的条件不在话下,但当初却非常艰难。茅以升曾说,“分明是要我办一件知其不能为而为之的事情,而且只许成功……”在施工器材施工条件到人员的技术水平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当时的难度可想而知。周培源在一篇纪念茅以升的文章中总结了钱塘江大桥遇到的诸多难题和以升及其桥工处的人为克服这些困难创造的各种新方法:“他创造性地采用了射水法,克服了在厚硬的流沙上难以打桩的困难;采用了沉箱法,克服了水流湍急难以施工的困难;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的涨落巧妙地在桥墩上架设了钢梁。在建桥过程中,他克服了80多个重大难题,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在急流汹涌的钱塘江上建起了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这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大事。”
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成功使茅以升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但在建桥过程中,他承受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紧张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茅以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而工程上困难重重,种种不测事故,令人气沮,我忽而愁闷,忽而开颜,几于寝食皆废。1935年,正式开工后不久,迭遭各种困难,好像全盘计划都错了,弄得坐立不安,我们正忙着变更施工计划时,外间闲言闲语就来了,说什么像这样做下去哪里成功?银行界的人听到了,更是为他们放款担忧。正在这个时候曾养甫忽然找我去南京谈话,他那时已调任铁道部副部长,问明详细情况以后,他正颜厉色地对我说:‘我一切相信你,但是,如果桥造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你后头跳!’我知道这种逼人的方法,曾养甫是惯用的,但我当时确很激动,心想,你看吧!我母见我这样就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以升的号)修桥也要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的如意金箍棒,还怕过不了关吗?’”
母亲再一次给了他勇气,他很清楚,造桥的“金箍棒”就是科学技术。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方法有不少是第一次发明的,当年参与建桥的朱纪良等人在回忆文章中谈到第一次浮运沉箱的遭遇:大桥水中桥墩是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的,沉箱就是先在岸上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的长17.7米,宽11.3米,高6.1米,重约600吨的长方形箱体。建成后把它拖到江中自浮,再用轮船把它拖到桥墩处,锚定后准确就位,落到江底,这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工作。由于缺少设备,最初只用了六个三吨重的船用铁锚,由六台手摇绞车操纵。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它能顺利就位。但是这种时候不多,在四个月内,不是狂风就是巨浪,不断把这个自浮的庞然大物冲走,漂浮数公里后搁浅,施工人员只好把它再拖回来。最后改用了10吨重的钢筋混凝土大锚,并用高压水射法将重锚埋没在泥沙里才最后将它降服。再举第14和第15两个桥墩施工的挫折,这两个桥墩靠近南岸,河床面较高,水又浅,不能使用浮运沉箱法,乃用钢板桩围堰筑岛施工。正当围堰已经建成,进行外围防护之际,洪水来了。大江主流冲向南岸,致使钢板桩围堰倒塌沉没。施工人员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扭曲钢板拔起,整个施工中类似的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非常多。茅以升和总工程师罗英指挥若定,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1916年,茅以升唐山路矿学校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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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英，梅春 ……功不可没
钱塘江大桥的总工程师是罗英,在解决技术难题和工程设计以及亲自指挥施工等方面罗英功不可没。但罗英后来的声望远不如茅以升,这对他来说的确有失公允,也有人因此为罗英鸣不平。其实除罗英外,梅旸春等一批当时的技术精英都为钱塘江大桥的修建立下汗马功劳。大桥的建成凝聚了所有人的心血。我读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得知,以升同罗英等工程技术人员关系一直非常好,并没有掠他人之功为己的私心。当时中国处于战乱年代,人们的私心似乎没现在这么多得。整个建桥工程处的人都十分团结,齐心协力完成这一壮举。参与当时建桥的朱纪良等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茅先生同罗英先生携手合作,亲密无间,也给予桥工处同人很好的影响。在桥工处鲜见人事纠葛给领导添麻烦的事,大家齐心协力为早日建成大桥而苦干。大桥建成后,受到中国工程师学会表彰时,茅先生致辞说,“ 大桥的成功全赖罗英先生与全体员工的努力。”1946年,他撰写的碑文,将所有桥工处同事以及为桥工遇难殉职的职工姓名均予以列入。
罗英与以升在美国是同窗,1919年回国后在南京、天津、沈阳等地一直从事桥梁建设和教学,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很快罗英、梅旸春等一批科技精英为了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大桥齐聚杭州,成立了钱塘江建桥公司。茅以升为董事长、总经理,总管全面事务及筹款、筹料工作,罗英为总工程师,负责解决设计、建造中一切具体事务和技术难题。通过仔细研究,罗英很快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设计和建造方案,比美国顾问的方案省三分之一以上费用。开工后他每天白天在工地指挥,晚上回家绘图,殚精竭虑,帮助以升一起解决了诸多难题。
抗战打响,他们南撤以后罗英奉调湘桂铁路,去解决柳江大桥建设难题。柳江水涨落不定,落差极大,于英国定制的建桥钢材因战争阻隔无法运进。根据实际情况,罗英决定就地取材,用南撤拆下来的钢轨、钢梁建桥。他与梅旸春巧思妙想,共同设计了一个十分精巧的桥型。桥建成后因桥型轻巧单细,以致火车司机不肯开车过桥。罗英亲自登上车头,由机车厂厂长开车过桥,证明桥梁足够结实,轰动一时,被称为是“外国人不敢造的桥”。可惜这座柳江桥在建成44个月后因为战争需要自行炸毁了。
抗战胜利后,罗英在北平、成都、昆明、广州、重庆等多地担任过工程局长和副总局长。罗英为人正直,廉洁奉公,不趋炎附势。解放后罗英在华东交通部,重工业部,北方交大等地从事桥梁技术工作,曾撰写《中国桥梁史料》和《中国石桥》等书。
1964年,罗英因病去世,享年65岁。罗英病重时,以升曾去看望他。以升在《蕙君年谱》中写道:“六月二十六日,接上海来电云罗英老友病危,特往看望,下车后即往宏恩医院,看他果然委顿。见闻来甚喜,握手不放,隔日再去看他竟能坐起谈话,将他所写关于中国石拱桥资料托我整理成篇。我陪罗夫人往访王大夫,商挽救方法,决定三十日再动手术。不意,当晚急遽变化。他最后对我说‘想不到变化这样快,谢谢你来看我’。罗英于七月一日去世。我闻讯悲痛不已,隔了三日,上海市政协为其开追悼会,赵祖康主持,我读悼词。”
梅旸春是江西南昌人,1900年生,1962年去世,他也是中国最早的土木工程师之一。1923年公派赴美,就读于美国普渡大学机械系并获得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在钱塘江大桥建设过程中,曾担任正工程师工作。后来还参与柳江桥、昌淦桥的设计。解放后参加武汉长江大桥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工作。后又担任南京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
1937年9月,钱塘江大桥顺利实现铁路桥钢梁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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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起桥成
小时候听外公外婆回忆往事,说得最多的莫过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他们的逃难生涯。现在人们常常用“集体记忆”这个词汇,我想,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实在太多了。对于外祖父那一代人来说,日本对华侵略以及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许是留给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强烈的集体记忆。
读茅以升撰写的《钱塘江建桥回忆》,我被他们当时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建桥的热情和勇气所震撼。正当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快要成功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却步步逼近,最后全面打响侵华战争。钱塘江大桥即将建成之日也是日军攻克江南之时。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上海和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在《回忆》中写道:
轰炸的时候我正在第六号桥墩的沉箱里面和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电灯一灭,大家以为高压空气也出了事,而没有高压空气,江水就要涌进来,岂非大家都完了吗?当时来不及思索,大家都恐慌起来……半个小时以后,电灯居然亮了……我跟着出沉箱,到外面一看,很奇怪,一切工作都停了,到处看不见人,整个江面寂静无声,只有一位守护沉箱气闸的工人在那里。他对我说:半点钟前,这里放空袭警报,叫把各地电灯都关掉,说日本飞机就要来炸桥,要大家赶快往山里躲避。接着果然三架日本飞机飞来投弹,但都投入江中,并未炸到什么东西。我这才知道战争威胁已经来到大桥。桥工未完,战事已起,这真急坏人了,铁道部和浙江政府都严令赶工,全体职工也尽自己最大力量。但整个大桥工地已经笼罩在战时气氛之中。其实就是在同日寇抢时间。日本飞机此后常来骚扰但始终没有伤及大桥本身。一是因为军事部门在北岸架设了高射炮,对大桥起了掩护作用,另外,大桥公路路面本来已经建好,为了迷惑敌人,军事部门不让通车并在公路上堆放很多障碍物,火车过桥也限制在夜间,并且过桥时熄灭灯火,以防敌人侦查。同时也准备了大桥被炸后的善后设施。
尽管以升为日军炸桥后如何尽快修复大桥做了很多准备,但他没想到的是,大桥最终的命运却是自己亲手将它炸毁。
那是1937年11月16日的一个下午,南京工兵学校的一位丁姓教官找到茅以升,他是奉了上级命令来找罗英和茅以升的。他说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天就炸掉钱塘江大桥,以防敌人过江。炸桥所需要的炸药、电线、雷管等都已经运来,就在卡车上。他还说这是军事命令,有文件为证。以升当时大吃一惊,桥还没有完全造好,尚有许多后续工作,再说,费了如此大力气建造的桥,今天得自己亲手炸掉,以升当时心情非常沉重。以升认为,战事离杭州并不太近,再说铁道部和浙江省都没有通知他们炸桥,难道军方的一纸命令,我们必得立即执行吗?以升建议同这位教官一起去浙江省,这位教官接受建议两人一起去了省里。他们找到浙江省的主席朱家骅,朱家骅也认为,现在炸桥太早,杭州的撤退事务尚未完成,而撤退正需要大桥。朱家骅说,由他去向南京政府解释,炸桥一定得延缓几天。但无论如何,炸桥是早晚的事,现在还要商量从技术角度看如何炸桥使敌人难以短时期恢复。事实上,以升他们在当初设计大桥时已经考虑到炸桥的可能了,因此在靠南岸的第二个桥墩里特别准备了一个放炸药的长方形空洞。根据丁教官估计,炸这样一座桥墩和五孔钢梁,需要一百多根引线接到放炸药的各处,而完成这样一件工作需要十二小时,如等到兵临城下再做这件事恐怕太晚了。可是如果现在马上做,敌人并没有在十二小时后到来,又太早了,怎么办?以升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先把炸药放在预留的空洞内,然后再将引线从炸药处引至南岸的一所房子里,等到要炸的时候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最后听到一声令下,将爆炸器的雷管通电引火,大桥的五孔一墩便立刻爆炸。
被炸后的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和长女茅于美,摄于1941年2月,地点在遵义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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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车之时乃炸桥之日
就在他们埋好炸药的第二天,以升突然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立即开放大桥。以升不解,大桥公路部分早已建成,但为了预防敌人袭击一直未开放,现在为什么突然又要开放呢?省政府告诉他,上海战事爆发后,很多人要渡江逃难,由于大桥没有开放,大部分人只好用以往的方式乘船渡江,每天有数万人渡江,渡船已不够用。其中一只渡船还发生了翻船事故。聚在岸边等待渡江的人越来越多,形势严峻。出于迫不得已,省政府作出开桥的决定。大桥于是在十七日开通,刚一开通,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涌上大桥,从早到晚,大桥被挤得水泄不通,成为钱塘江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南渡大潮。其中包括一些人故意在大桥上走个来回,以实现谚语说的“两脚跨过钱塘江”,这则谚语是形容说大话吹嘘自己的人。因为钱塘江是跨不过去的,现在竟然跨过去了。大桥开放的消息一下传遍了整个杭州,来渡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人知道大桥下面埋着炸药,他们是在炸药上行走呢。到了12月,日军攻克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过桥的人更多了。同时铁路运输也紧张起来,据铁路部门估计,12月22日这一天,过桥撤退的火车有三百多辆,客货车两千多辆。第二天,12月23日下午一点钟,炸桥的命令终于下达。丁教官指挥士兵将装好的一百多根引线接到爆炸器上,两个小时后,接线工作完毕。就等着炸桥,本来可以立即炸桥,但是北岸上仍有无数逃难的人涌来过桥,根本无法下手。
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大桥禁止通行,军人拉响炸弹,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断。以升感慨地回忆道,“在大桥工程进行时,总工程师罗英曾出过一个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 。因为前四个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唯独没有火。可是上联出了以后迟迟没有人给出下联。没想到,炸桥后,五行不缺火了,桥却断了。”
我曾经问过长辈,当时为什么一定要炸桥呢?日本军队早晚都会打到南京和上海的。长辈们说,是蒋介石要坚守南京,失掉南京等于承认失败,无法向国人交代。最近读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天石从台湾珍藏的史料中获得的新发现,才知道蒋介石当时寄希望于苏联出兵,他以为再等几个月苏联可能会出兵,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拖住日军的脚步,炸桥就是办法之一。苏联当时的领导人伏罗希洛夫曾对中国代表团说,在中国抗战到生死关头时,苏联不会坐视不管。蒋介石一面致电感谢苏联一面为自己的将领鼓劲说:“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个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有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其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可是最终蒋介石并未能等到苏联出兵。
以升曾为大桥写过两首诗,录下其中一首:
钱塘江上大桥横,
众志成城万马奔。
突破难关八十一,
惊涛投险学唐僧。
天堑茫茫连沃焦,
秦皇何事不安桥。
安桥岂是干戈事,
同轨同文无浪潮。
陡地风云突变色,
炸桥挥泪断通途。
五行缺火真来火,
不复原桥不丈夫。
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人很难想象战争岁月给人们带来的伤痛。读完茅以升写的这段文字,不免心潮起伏,想象当时的情景,体会他们的心境。建桥曾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成就。就在梦想实现的那天,刚刚看到自己的成果的时候又亲手将它毁掉。可以稍慰于心的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看见大桥给人们带来的欢乐和便捷,当成千上万人涌上大桥的时候,他一定是自豪的。
直到八年后的1946年,以升才接到修复大桥的命令,大桥修复完毕全面通车已经是1953年了。六十年后,当有人问起以升当年炸桥时的心情时,他说, “就如同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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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唐校
因唐山沦陷,以升曾任职的唐山工学院很多师生都搬到了湘潭。湘黔路的局长侯家源见以升也搬到长沙,因此建议在唐山工学院长沙复课,侯家源还在长沙钱家巷租了房子挂牌开学,并建议以升担任院长。以升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说:“唐院是你的母校,现在困难中,你当然应当出力,把学校恢复,况且桥工处无事可做,你总要找个工作。”于是以升听从大家的意见,重操旧业。先去汉口###进行接洽,###很快通过,承认唐山大学为正式的内迁大学。但是好景不长,日本人再次南下,湘潭一带吃紧,学校于是迁到更偏僻的湘西杨家滩。家属留在湘潭也不是办法,这时有朋友建议以升去桂林,并称已为他觅得住处。以升于是将全家迁到桂林,同时也着手学校搬往桂林的事宜。但桂林也屡遭敌机轰炸,市内经常起火,因此也不是久留之地。以升到处考察,为学校选址。他到了贵州平越,又去云南昆明,考察西南联大。联大一定要以升做一个讲演,以升便以“南清北合,联大开花”为题做了讲演。这一演讲题目把南开、清华、北大和西南联大四所大学的校名嵌在其中。当时以升的长女茅于美正在这里读书,他也与同学们一起听了父亲的讲演。她回忆说,当时联大校舍草顶泥墙,生活非常艰苦,但是学生学习努力,秩序井然。云南当局本想将云南玉溪拨给唐校,但以升觉得最安全和最合适的地方还是贵州平越。学生和老师此时已经到了桂林,他们已经等不及了,因为在桂林也挨炸弹,学校的用具和学生的衣物都受损失。听说要搬到平越,全体师生便来到平越。
以升的长女茅于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事后反思,在平越办学,堪称明智之举。平越离西南交通要道马场坪有十八华里。县城有山有水,环境清幽,房屋够用,物价低廉。山区不虞敌机轰炸,民风淳朴,学校处在此战时,有这样的条件很是不错,比起我当时读书处的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远为优越。人事方面亦相处融洽,当地各方面的支持协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后方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工程人才,为战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唐校到了平越,对平越地方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大有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变化最为突出。平越地处偏僻的山区,没有高中,连初中、小学读书的孩子也不多,文化水平很低。唐校迁入后,学校特地选派优秀学生去当地初中充实师资队伍,中学教育水平因此得以提高。更受当地欢迎的是交大的教授们以办教育为己任,创立了人们渴望多年的高中,取名为: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平越中山中学’。这高中班教师全由交大教授兼任……”
但到了1944年,日本军队一度冲到了独山,复校七年的唐校不得不再次迁徙。以升和赵祖康等校友联系到了四川璧山县的丁家坳,在那里,唐校第四次复课。
6. 茅以升的家庭与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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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大家庭（图）
以升刚满十七岁还在唐山路矿学院上学时,他的父母和祖父就开始为他的婚姻张罗开了。如当时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茅家也主张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父母也愿意一家人都住在一起,人气旺,财运旺。以升的哥哥茅以南此时已经结婚,以南的妻子朱少云聪明漂亮且精明能干,善于理家理财。朱少云嫁到茅家还有一段波折。朱少云的父亲是扬州精明的盐商,少云从小耳濡目染,对生意经早不陌生。少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有人给她介绍了茅乃登的长子茅以南,那时候已经有了照片,朱少云先看了照片,觉得照片上的以南非常英俊帅气,立刻同意了。但家里给以南说媒的时候,以南并不在中国,还在日本留学。在日本,他接到家里的信也看到了朱少云的照片。照片上的少云妩媚秀丽,俊俏大度,以南非常满意。没多久以南完成学业从日本回到中国。以南去日本时才十五岁,是跟随叔叔茅乃封一起去的。在日本,以南曾经参加过孙中山同盟会的几次活动,但他并不热衷革命,没有加入同盟会,也没有更多地参与其他政治活动。三年后以南学成回国时,恰逢八月最闷热的季节,轮船先到达上海,天气出奇地热,他坐在船舱内等待安检上岸。正值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上海海关检查得很严。以南突然想起自己的旅行袋里好像有几本同盟会的宣传小册子,顿时感到紧张起来,本来就因数月的旅途劳顿休息不好,现在精神又突然紧张,他便感到有些恍惚,神志不清。过海关时,海关的人并没有对他进行特别检查,也没有搜查他的行李,但以南上岸以后越来越觉得不舒服。上岸后,本来想在上海停留几天,但因身体不适,以南立即买票回到南京。到家后,父母发现他说话颠三倒四,神志恍惚,行为举止也有些怪异,觉得万分奇怪。过了几天,家人慢慢发觉以南的精神失常越来越严重了,就叫来医生,医生却说查不出什么毛病,休息调理一下会好起来。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以南的状态仍旧没有太大好转。父母此时非常着急,家里为他到处寻医问药,但所有的医生都说是要静静地养,不得急躁。可是以南的婚事已经说定,现在怎么向女方交代?乃登和妻子商量了一下,觉得不能欺瞒女方,要把实情告诉朱家,于是找来媒人,把以南的情况解释清楚。本来准备女方退婚,但朱家的女儿朱少云却不愿意退婚。朱少云很欣赏以南,一直等待以南回国完婚。现在听说以南病了,她心急如焚,更想快些嫁过来照顾以南。在她的坚持下,父母只好让步。果然,少云嫁过来后,精心照料病中的丈夫,以南的病很快好起来了,但仍旧不能十分操劳,只能做少量的工作。以南大部分时间在侍奉父母、教育子女,较少在外面抛头露面。少云则成了茅家一位能干的长媳,辅佐婆婆石渠管理家务,亲友们都戏称她是茅家的“王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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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交通旅馆”
朱少云发起开办的交通旅馆是茅家唯一一次经商的经历。朱少云出身商家,对经商既有兴趣也有灵感。从茅以升的###上可以看出,茅谦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乃登、乃封和乃经均没有稳定的工作,而孙子辈却越来越多,家中生活颇为艰难。长媳少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很想做些小生意补贴家用。少云当时手头有些积蓄,主要是她带来的嫁妆。恰在此时,位于南京白下路的一套院落正在出租,少云去看过,觉得地段很好,位于交通要道,里三进外三进。院落虽小,是典型的南京老房子,粉墙黛瓦,齐整大方,若是做一间旅馆应该不错。她把主意同公婆和丈夫说了,大家齐口赞同。石渠本来也有做个小生意的想法,特别是想到日后养老,尽管子女众多,但是如果能有一个小生意,将来她和丈夫可以安度晚年。因此,朱少云提出开一家旅馆的主张正合她意。乃登和石渠于是要家庭成员每人都凑些钱,好将旅馆办起来。其中少云拿的钱最多,不仅将手上有的现款、嫁过来时带的首饰一并拿了出来,还把母亲给的一对金镯子也放进去。旅馆租下来后取名为“交通旅馆”。
据长辈回忆,由于交通旅馆地理位置好,人来人往,颇为热闹,此外,少云经营也有方,既会节省又会拉拢客人,服务周到,给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旅馆生意也颇兴旺,一家人开销,吃穿住行不再发愁。
据朱少云最小的儿子茅于敏回忆,母亲对子女要求很严,尽管旅馆生意兴旺,母亲也不许子女在旅店内随便吃喝或乱拿东西。于敏说,当时每个孩子中午回家吃饭,母亲只许他们订一个菜,订了以后不许更换,于敏订的是肉丝炒蛋,一个学期下来,他顿顿都是肉丝炒蛋。
这是茅家第一次尝试做生意,但是好景不长,不到十年工夫日本人占领南京,全家逃难,旅馆空置,最后落到敌人手中,旅馆被烧毁。
茅以南夫妇及子女。后排左起:茅于恭,茅于文,朱少云,茅于文丈夫张大奇。前排左起:茅于宽,茅于敏,茅于弘,茅以南,茅于泰,茅于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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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升的妻子戴传蕙
茅以升在七十六岁时写完回忆妻子的《蕙君年谱》一书。叙述了妻子戴传蕙自十九岁嫁到茅家直至七十三岁去世,他们几十年的生活和爱情,也写了他的工作和家庭遇到的种种变故。行文简约:家庭琐事,细细道来;笔触淡泊:风吹草动,一带而过。依旧能看出他们几十年的生活轨迹:有苦有甜,有喜有悲,但动荡播迁多于安适恬静,奔波劳顿胜过宁静福祥。尽管以升一生中并不缺吃少穿,但也没有大富大贵。然而,一家人相亲相爱,敬老扶幼,倒也过得自然和谐。只是晚年因情感纠葛,子女误解使得他颇为痛心。从以升的###中,可了解了他对待家庭、子女、亲友,以及为人处世的种种原则理念,获知他的人生态度以及与妻子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感。以升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无论是对妻子、子女还是对亲戚朋友。茅以升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共育有七个子女。
以升的妻子戴传蕙是父母做主定下的,订婚时以升年仅十七,妻子十八岁。戴传蕙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诗书之家,父亲戴祝尧,字冠瀛,文学和书法在当地是一流的,终身以教书为业,同茅家应是门当户对。戴家同茅家有亲戚关系,戴传蕙的三婶就是茅以升的姨妈,正是通过这位姨妈的撮合二人结下了姻缘。传蕙身材高挑,气度娴雅,脸庞圆润甜美,以升一见面就非常喜欢。一九一二年,以升十八岁传蕙十九岁时二人正式结婚,结婚时以升送给妻子的礼物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结婚后以升回到唐山读书,唐校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妻子传蕙独自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婆家过大家庭生活。当时以升的祖父茅谦尚健在,但不住在一起。以升兄嫂弟妹一家十几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免不了有磕磕碰碰,在这种大家庭中生活很不容易。戴传蕙受的老式教育,知书达礼,写得一手端丽的小楷,性格温和,很少提出什么特殊要求,也不善管家。但公婆待她很不错,尤其顾及到以升出门在外,她独自养儿,再加上她又是亲戚的女儿,传蕙生活中不会吃很多亏。尽管如此,戴传蕙仍旧渴望小家庭的生活,以升回国并找到工作后,他们便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茅以升夫妇和四个女儿。左起:于燕,于美,于璋,于冬。摄于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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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动荡
小家庭生活固然美满,但也充满了动荡,从此,戴传蕙跟着丈夫搬了无数次的家。据以升长女茅于美回忆,从以升搬出老家,到1949年前,他们全家搬家达三十余次,生活动荡可见一斑。茅于美在《桥影依稀话至亲》一书里写道:
萍踪处处,洋洋大观,于是租房退房,运送购添家具杂物,重安炉灶,作为主妇的母亲劬劳可想。而我们兄弟姐妹读书,退学转学也成了家常便饭。最使我难忘的是1933年春天,父亲在天津北洋大学好端端地任教,母亲正喜学校优良环境,满以为从此我家可以长治久安,不料突然接到父亲杭州的老友来信,要他去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母亲起初见到父亲那样兴奋也为他高兴,但到了杭州才得知造桥困难不小,母亲心里突然感到压力……
据以升回忆,仅在1921年至1935年这十四年里,他们就从南方到北方搬了八次家。“万里播迁,几无宁日,喘息甫定,又上征程。其中所耗旅资,遗弃家具,不可胜计,而最大损失更是蕙君的健康。每到一处,都要重起炉灶,安排儿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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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多病
戴传蕙身体一直虚弱多病同生活动荡不无关系,她自己算过一笔账,在1929年至1934年,仅五年的时间,她看过的中西医就达一百人以上。但从1934年起,戴传蕙的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生理上的不适,精神上也开始错乱。茅以升在《蕙君年谱》一书中将这一疾病称为“怪病”。后来又被以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她的许多症状从现在的医学角度来看应该属于忧郁症。如彻夜不眠,话语不清,举止反常等等。当时以升刚刚接手建钱塘江桥,本来就繁忙,妻子病倒后他更是心急如火,惊慌失措。好在亲友很多,以升的母亲,传蕙的母亲和妹妹等都来轮流照看。以升遍请杭州的医生诊治,都没有什么效果。以升的岳母更是焦急,劝以升去城隍庙烧香,以升因没有其他办法,也同意试一试。他们来到位于杭州郊外的城隍庙,这是一个很大的庙宇,殿堂极多,以升陪妻子访问了每一个殿,逐处跪拜。还请了道士代为跪拜。当时西藏的班禅访问杭州时,以升托朋友介绍,专程拜访班禅,请班禅为传蕙摩顶祝福。但无奈传蕙的病根深蒂固,在其后的日子里,病情日益严重,她经常自言自语,言语中主要是对自己的责难。传蕙曾经几次自杀未遂,留下的遗书以升一直保留着。但有意思的是,一有生客来访,传蕙立即恢复正常,出门上路也行事如常,外人看不出她有病,可一回家见到亲人马上犯病。此外,传蕙患病期间照样能够写信,且文通理顺,根本不像一个病人的文笔。家中需要回复的信,给子女或给亲友的信都由传蕙执笔,从这些症状看,她得的病又像癔症。
以升后来听说协和医院有专家发明睡眠法,睡觉十天,醒后自愈,便带着妻子去协和求医,医生为她试了睡眠法,似乎有些作用,但医生还告诫说,这种病只能慢养,不可心急。以升长女茅于美回忆:母亲的病主要是焦虑造成的。最初是因以升在镇江任水利局长时,堤坝倒塌他负一定的责任,这事件使传蕙受了一场惊吓,但当时尚未发病。直到建钱塘江桥遇到困难,传蕙担心丈夫又会遇到麻烦,心焦如焚导致生病。她经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就是:大桥不会修成的,即使修成将来也不会善终(不幸而言中)。她几次轻生就是不愿意见到以升再一次身败名裂。最后大桥建好,传蕙的病自然而愈,看来心病还得心药治。此后戴传蕙的忧郁症再也没有复发过。
茅以升的妻子戴传蕙。
茅以新和母亲韩石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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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生涯
1937年,杭州遭到日军袭击后,刚刚康复不久的传蕙又开始了逃难生涯。当时以升的大哥以南已随儿子前往西安,以升的母亲韩石渠已到在长沙工作的小儿子以新处居住,以升同妻子商定全家搬至长沙。以升先托人将妻子孩子安置好,他本人仍留在杭州。以升一家人本来一直租住在杭州开化路的一栋独立洋房内,全家搬走后,不再需要这样大的房子了。以升于是退掉房子,把剩余的家具等用品放在岳王路的朋友朱养卿租住的房子内,但朱养卿也已离开杭州,只能托他的保姆的丈夫董全和留在杭州看守。当时大家都认为,也许用不了太久就能返回,再说走的时候非常匆忙,很多东西不可能带走。以升一家八口人再加上佣人、亲友等十多口人,家居用物零零散散不计其数。没想到日本人占领杭州后抓走了为他们看房的董全和去日本做苦力,并烧毁了岳王路的房子,片瓦无存,将以升及他朋友朱养卿留下的所有的东西全部烧光。以升自幼搜集的书籍、手稿、信札、照片等全部被焚毁。以升一家逃到桂林后本以为在桂林可以安稳数日,没想到日本人开始轰炸桂林,以升在桂林所住的房子又遭到轰炸,所留物件再一次被焚毁一空,荡然无存。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使得全家不得安宁,整日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以升回忆说:“十二月的一天,我正准备出发为学校选址的事情进行视察,日本就开始轰炸桂林,我陪母亲,蕙君以及于美、于东、于燕三个女儿躲在城墙脚下,突然一弹飞来,尘土飞扬,幸亏没有炸到,但大家无不惊恐万状……急忙于八日将全家搬往距桂林十八里的横山乡下,我一人仍回桂林,移住文昌街五弟以新处,弟妹景湘及孩子们已迁走。不数日,又来轰炸,五弟,罗英和我家均遭炸弹,日寇历次投弹均系燃烧弹性质,以至多处起火,莠民乘机抢劫,哀鸿遍野,百姓无不恨如彻骨。”
搬到贵州平越后,尽管艰苦但全家总算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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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渠去世
以升的父亲茅乃登已于1934年撒手人寰。乃登自甲子年直奉战争那年起就有高血压症状,经常头疼脑胀,以后日益严重。1931年,乃登的三弟乃经因犯案入狱,乃登焦急而发病,并有中风预兆,1933年一次中风后卧床不起,乃登六十大寿时就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以升回来看望父亲,为父亲庆贺六十大寿,乃登连话都不能说了,以升见状心里非常悲哀。第二年二月乃登就去世了。
以升母亲韩石渠身体一直硬朗,抗战期间无论多么奔波劳累,辗转迁徙她都挺过来了。为了躲避战争,石渠一直跟随两个儿子以升和以新背井离乡,过着逃难生活。1945年,抗战总算结束,石渠异常兴奋,她这些年来唯一的愿望就是回老家南京。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重新开办交通旅馆,颐养天年。
八年的时间,人们尝尽了炮火的震撼、流徙的困苦、生活的艰辛,和平终于到来,人们那种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以升长女于美回忆说,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亲友们高兴地奔走相告,串门互访十分频繁。当时茅家有一个计划就是乘船从重庆顺江东下,返回南京。但是遗憾的是,石渠终于没能够返回家乡。
石渠当时住在以升家,地点位于重庆郊区南山黄角桠两浮支路。抗战胜利那年她已经七十岁,除了身体有些胖外并没有其他疾病。由于太胖,走路蹒跚缓慢,住在重庆更显得不方便,重庆山路较多,出门一趟非常不易。1946年1月5日是以升二叔茅乃封生日,乃封邀请石渠去做客,由于石渠走路不便,他要石渠当晚住下来,第二天再回家,没想到石渠就在这晚上去世了。据亲友回忆,其实石渠的去世是因家人不懂常识而发生的一次事故。听长辈说,石渠很可能吃得多了,食物堵在胸口,被噎住了,人坐在那里发呆,似乎失去知觉。当时家人非常惊慌,茅乃封妻子等人手足无措,以为躺下就好,就把她放倒在床上。没想到一躺下来,人就过去了。后来听医生说,应该让她坐起来并轻轻按摩,再喝些温水就能舒缓过来。
以升在文中评价母亲说:“我母一生经历大事特多,关系到我家兴衰祸福,以一寒士家庭而子孙教育不辍,最足见其远视。她的言行德操在我家垂为风范。勤俭持家,事亲和顺。审利害,察是非,敏捷理剧,英断决疑。教养子女,似严实宽,协助亲朋,既丰且约。秉行素志,数十年如一日……”
抗战胜利后,以升全家返回南京,但母亲的灵柩当时仍留在重庆,以升心里一直很不安,觉得好似把母亲一人孤零零地留在江的那一边。以升忘不了母亲常念叨回家的心愿,为了满足母亲回家乡的愿望,以升决定将母亲灵柩送回镇江下葬。待重庆与汉口的轮船运输恢复正常后,以升便托了中桥渝分公司的人办理灵柩运回南京的事宜。1948年1月7日以升把母亲韩石渠的灵柩先从山上搬下来,又乘船自重庆到汉口,再从汉口运回南京。周折辗转终于回到南京,此后以升又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在镇江高资璋山。
茅以南同母亲韩石渠及儿女。左起:韩石渠,孙子茅于敏,孙子茅于恭,儿子茅以南,孙女茅于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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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纯——茅家一段痛心往事
小时候经常听到外祖母谈起茅以纯,以纯是外祖父茅以新的妹妹,从照片上看,以纯眉清目秀,很可爱。外婆说以纯嫁的人家姓戴,也是石渠娘家人做的媒。但以纯嫁的姓戴的人似乎有精神病家史,她的丈夫尽管没有病,但他们的一个孩子就患有精神病,病情很严重,不能自己谋生,一直依靠亲友接济,其中以升接济最多。
韩石渠共生过十二个孩子,最后只剩下三男一女,其他的全部夭折,活下来的女儿就是茅以纯。茅以纯比我外祖父小一岁,是个聪明的女子,当时在家中很受宠爱。乃登和石渠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且从不重男轻女,以纯同她的哥哥们一样,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中学在南京汇文中学读书,大学考取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英文系,副系学的是西洋音乐,她还是基督教徒,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少见的。由此可见,乃登和石渠在子女教育方面并不保守。但在婚姻问题上,他们就没那么开放了。以纯的婚姻完全是父母做主定下的,婚前她对未来的夫君没有任何了解,她嫁过去才知道,丈夫是一个纨绔子弟,整日不务正业还天天吸食鸦片。对本来很好强的以纯来说,那种痛苦和无奈难以描述。以纯的丈夫对妻子很不好,成天要妻子服侍他,连读报都不肯自己拿着报纸,要以纯举着报纸给他看,高低不对就要挨骂。以纯因长期郁闷,三十多岁就过早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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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桂云
在国内时,我常常赞赏西方人的婚姻爱情观,电影和小说上对于“伟大爱情” 的描写每每使人心企神往,由衷赞美。但在欧洲生活几十年后,我有时会觉得中国人传统的婚姻爱情观自有动人之处。其实人们的爱情婚姻观同社会形态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如果女性没有受教育和工作机会,没有经济地位,她就必须依附男性,男女是不平等的,但是谁也不能说男女不平等就不能产生爱情。像冒辟疆和董小宛,他们之间的爱情常被人称道。人们也常常赞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尽管男女地位不平等,但只要男人尊重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女性,他们之间又真正相爱,也可以有伟大的爱情。今天,女性地位提高后,男女婚姻爱情观自然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其实,即使在今天,爱情于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不能说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就是爱情,但也不能说从一而终就有爱情。上述各种情况可以有爱情也可以没有爱情,于某些人有爱情,于另一些就没有爱情。茅以升的确在“正室”外娶了另一个女人,但他同妻子仍旧非常相爱,不离不弃,在妻子重病期间,以升始终非常耐心地关爱照顾妻子。对出身贫困家庭的权桂云,以升也非常爱惜,直到年老并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时,他都不愿意遗弃这个已经同自己生活了很久的女人。
权桂云1925年4月17日生于苏州,父亲曾在苏州某警察局做过局长,但因肺病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姓郝,独自带着五个女儿艰难生活。为了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母亲帮人做针线维持生计。权桂云是家中的老四,性格温顺,外表秀美,身材娇小,操一口吴侬软语。1946年,以升当时在上海工作,妻子戴传蕙在南京,处于两地分居状态。以升经一位朋友介绍同权桂云相识,以升见到权桂云后,立刻对眼前这个妩媚端正的女孩产生了好感。尽管年龄悬殊,权桂云也非常喜欢以升,觉得以升对人和善,脾气好,会心疼人,又会讲故事,非常幽默。权桂云文化不高,却温柔体贴,忍辱负重,安于现状,从不提出任何过高的要求。但性格内向懦弱,特别是在解放后,由于受到各种压力,她始终郁闷愁苦却只能逆来顺受,最后在五十岁上就得病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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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解放
7. 茅以升的晚年
1949年南京解放时,以升在中桥公司工作,当时中桥公司在上海,而他家在南京,以升不得不经常往返于沪宁两市。多年内战,###专制使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国民党非常失望,人们求变心切,也希望国家尽早强大。以升尽管不愿卷入政治,但面对这一趋势,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同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无反感,但也并不十分了解。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崩溃在即,南京市一片混乱,很多南京居民到外地躲避。以升一家也去了上海,在铜仁路租了一套三间的房子住下。当时上海尚未解放,五月,上海换了市长,名叫陈良。陈良当时在江河日下、人心溃散的情况下想找一位名望高的人担任秘书长,辅佐他的工作,他想起了以升,在没有征得以升同意的情况下,就任命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以升看报才知道这一消息,他把报纸拿给妻子看,妻子也觉得太过荒唐了。以升当时想,先不去理他们,看他们能怎么样。但不久,陈良的妻子,也是以升在美国的同学李佩娣找到以升,希望以升能够接任这一职务。以升当然不肯,妻子传蕙对他说,他们还会来找你,不如去躲一躲。以升于是进入了同济大学附属的中美医院。其时以升已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学会”, 这一学会与其他很多组织一样都同共产党有联系,尽管以升并不知道这一组织同共产党有关系,但他却明白这个组织并不受国民党的欢迎。地下党得知国民党要以升担任市秘书长,就通过学会传来话说,以升应该接受这一任命,以便里应外合打进市政府内部,为将来接手上海市做准备。但以升觉得他根本不可能胜任如此光荣的使命,他既没有政治工作经验,也对政治缺乏兴趣,因此推掉了,但以升答应,如果有任务交给他,他可以尽力完成。于是,地下党交给了他两项任务:一是在国民党撤退时设法保护上海的工厂,因为共产党担心国民党在撤退前会破坏工厂;二是,当时有三百多名进步学生被关押在监狱里,上海解放时,国民党很可能会杀掉他们,希望以升想办法保护这些学生。这两项任务以升都接受了。以升找到李佩娣,将上述两项要求提了出来,向李佩娣做了工作,最后陈良同意对上述两项要求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这时的以升仍在医院里,5月24日深夜,以升听护士们纷纷议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了。第二天一早,以升到大街上一看,果然到处红旗飘扬,市民们正夹道欢迎解放军,以升也同市民们一样高兴。六月份,新政府的市长陈毅邀请一些专家召开座谈会,以升也参加了,陈毅对他说:“你对上海解放是有贡献的。”
毛泽东和茅以升等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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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生活曝光
共产党对茅以升一直有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委以重任。武汉长江大桥建造期间,他担任中外专家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人民大会堂筹备和建设期间,他担任人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周恩来指定由他审定设计方案并签字,承担保证大会堂安全的责任。他还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8年起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以升在###中提及他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接见的情况。毛主席每次见到他时还称他为“本家” 。每逢十一国庆节,他都会收到邀请,可以携家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我记得我和表弟也有幸沾过一次光,十一国庆节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还见到过周总理。以升出国访问也非常频繁,先后去过欧洲、苏联、日本、朝鲜等国。但以升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压力,外界很少知道。读了他写的《蕙君年谱》可知,从三反五反到反右及“###”,他都经受过政治压力。一介工程技术人员尚且如此,那些舞文弄墨者的境遇就更可想而知了。但起初以升遇到政治压力相对较小,到了反右和“###”期间,各种压力加大了。但总的来说,以升因他的名气和声誉,一直受到周总理的保护,“###”期间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解放初期,以升遇到的最大一件麻烦事就是私生活的曝光,这给以升晚年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据以升女儿茅于燕回忆:五○年时,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家庭生活,这给以升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负担。权桂云是以升的外室,解放后,以升曾经问过权桂云是否愿意离开他,权桂云当时只有二十五岁,不愁找不到如意郎君,但权桂云却不愿意离开以升,以升内心当然也不愿权桂云离他而去。但以升从未想过抛弃结发妻子,以升与传蕙感情一直很好。传蕙曾经患过严重的忧郁症,以升不想让妻子再次受刺激,因此他有外室的事情一直对妻子隐瞒着。本来以为也许可以相安无事,但“忠诚老实运动”开始后,以升被迫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他置“外室”的情况。在公私生活完全不分的年代,是否交代自己的问题已经上升至政治觉悟的层面。在单位作出了交代,在家就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他不得不回家告诉妻子,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一来担心妻子难以接受,再次犯病,二来不知如何处理权桂云的去留。但向妻子交代已经是迫在眉睫,不说不行了。
以升在###上说,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妻子吐露隐情,但却总是找不到机会。一天,以升同妻子闲谈,妻子谈兴正浓,说到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披露自己被遗弃的事情。传蕙说,外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男人难堪。她还评论说,这一定是朋友的正室逼得太紧,逼她丈夫同外室断绝关系,丈夫没有办法,只好遗弃这位外室,外室便用这个方法来报复一下。传蕙的话给以升带来一点信心。以升想,看来妻子还是很大度的,也许会接受自己有外室的事实,这时候如果顺水推舟,承认外室的事情可能会被妻子理解。以升于是将他同权桂云从结识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个女儿等等事情大胆地对妻子说了。尽管以升料到这一坦白会使妻子难过,但他却没想到妻子的反应异常强烈。他写道:“妻子听了顿时变色,一语不发。”
在感情问题上说别人都很容易,轮到自己头上就会反应强烈,好似放大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传蕙得知丈夫有外室的事情非常难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在传蕙眼里,丈夫为人正直,对自己从无二心,夫妻二人的关系始终和谐美满,她从未料到丈夫娶了二房。从此以后,传蕙心情一直不好。以升的外孙女徐依协回忆说:外婆从来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因为她出生时,外婆已经生活在一种难言的痛苦之中。妻子的强烈反应使以升的生活陷入了被动、烦恼、焦虑之中。妻子知情后意味着孩子们也将知情,亲戚朋友都将知情,个人的隐私将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旧社会本来比较宽容外室的存在。以升是十九世纪出生的人,婚姻完全是父母安排的,结婚时年仅十八岁,妻子常年多病,有外室的存在在当时也在情理当中。新中国要打破这些陋习,应该说是件好事情。但是新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尊重个人隐私的习惯和空间,也不给那些既成事实的家庭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方法,因此让很多家庭陷入痛苦和矛盾之中。以升在晚年始终被子女和亲友误解,给他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
茅以升与权桂云在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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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黑心”
以升虽然是党外人士,但一直享受着高级干部的待遇。参加重要会议,经常出国访问,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升可以置身于各种政治运动之外。待遇是胡萝卜,政治运动是大棒,二者需要经常交替使用,才能使这些“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心悦诚服。现在无党派人士可以当部长,说明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生了非常积极的转变。
1957年2月,作为人大常委的以升出席了国务院会议,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这一演讲给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信号,大家以为将会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空间。3月15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二届第三次会议。政协本来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集中的地方,在组织的暗示下,人们大胆地畅所欲言,而以升只在会上讲了如何做好科普工作的发言。只是到五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学部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以升提出了“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体制问题的建议”。建议中很婉转地提到了党政部门不要过多干预科技工作的问题。以升上述建议当时均没有被列为右派言论,不料到了五八年,他任职的铁道研究院开展批判他名位思想的全院运动,来势凶猛并且以批判以升一人为主,为时一个月之久。为什么五七年没有把他划为右派,而在五八年对他掀起批判,主要是因一次事件引起的。
事情从五八年四月说起,当时北京的各###党派及九三学社开展“交心运动”。每人要将真实思想中对党不满的部分尽量提出来,然后自我批判,这些思想均属于“黑心”,而颂扬党的部分叫做“红心”,不必再说。以升五七年曾提出的八点建议,其中一、三、四条属于“黑心”,是向党的“进攻”,必须写交心材料。当时说好,这一材料保存在九三学社内不向外传,但是不久就传遍全国。起因是一名研究院的干部,名叫王翔,他在一次发言中说,他要走“茅以升路线”,成名成家。于是针对茅以升的大字报和大批判就在全院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这名干部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批判以升呢?很明显,茅以升是一个党外人士,一位科技专家,有人胆敢走“茅以升路线”,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岂非大逆不道!研究院又向九三学社要了以升的交心材料,九三学社不敢不交出来。铁科院看见这些“黑心”材料,觉得更是掌握了以升一片“黑心”的证据,于是对他的批判更多,最多达到五百张大字报。各单位的小组每天到以升的办公室,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四壁上,大小批判会更是接连不断。以升前后三次在院内的大礼堂向全院干部做自我检讨,直到六月底检讨才过关,运动方告一段落。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以升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压抑的时光。当时猜测,由于以升是知名人物,上面放他一马,但为了给他一点教训,将他的侄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茅于轼打成了右派。此外,在这场反右运动中,茅家有多人被打成右派。除茅于轼外,茅于恭、茅于榕都被划为右派。现在知道,当年众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片“红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党对国家抱着炽热的感情,当时有些人可能因为红心过热了,所以心被烧焦了。
反右运动使以升心力交瘁,也使以升的妻子非常恐慌。戴传蕙曾经在以升造桥期间因担忧而患忧郁症,五七年的政治运动使她每日坐立不安,幸亏子女们多来劝慰,风暴总算过去。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八年后“###”爆发,戴传蕙终因恐慌,心脏病复发而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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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
“###”刚开始不久,以升的妻子戴传蕙就去世了,传蕙主要是因惊吓丧命的。以升长女茅于美在回忆文章中说:
“###”期间,父亲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受过好几次批斗,大字报上罗织的“罪名”更不必说了。母亲日日担心他的安危。父亲后来告诉我,每天到院内上班,进了大门就被在颈子上戴上“反动学术权威” 或其他什么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后还要在院内游走一番,任何时候都会被造反派揪住围攻一通,幸而没有去外面大街上。所幸的是,下班前,居然允许他把黑牌子放在传达室后再回家,这就是相当宽容了。母亲每天早上送父亲出门,心中担心他晚上不一定能回家。因为那时很多人上班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这时母亲听见街上打砸抢和抄家的事情很多,就同父亲商量,主动把自己住房的正房三间房腾出来,两人同住在厨房旁的一间小间里,带了一只装些换洗衣服的旧皮箱,放在床下。然后写了一份声明要把家中三间宿舍交公,另外家具、书籍,连同一切家用杂物也开出几张清单,准备上交。父亲对我说:“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民在水深火热中间啊。”这期间,家家都有点“事”,谁也不敢和谁来往,更不敢打电话。等到稍好一点的时候,我悄悄地回家探望,见两位老人在厨房旁小屋住着,看到家中书籍杂物凌乱不堪的样子十分辛酸,倏然之间,我发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的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1967年1月13日中午,我刚刚回家,家人就告诉我当天清晨母亲遽然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雳,就在前几天,我回父母家探望,她虽然患有肺气肿心脏病,但还是每天起床料理家务,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当时家中只有父亲和一个老保姆在旁。我和四妹于燕两家人赶到,见母亲静卧如安睡模样,只是浑身冰冷了。我们不禁失声痛哭,跪在她床边,久久不能站立。父亲对我们说,12日晚上,母亲还好好的,正好这晚有她上海一个娘家外甥来家向她辞行,两人谈得还很高兴,但这天夜里,宿舍院内突然有嘈杂喧嚣的人声,原来是一群红卫兵敲开院中大门,呼啸而过。母亲大受惊吓,以为是来抄家的,彻夜惊恐不能成眠。后来声音又静下来了,保姆说是抄了隔壁人家,把被褥都抢走了。母亲同邻居关系很好,听了又为人家着急。父亲说,他看见母亲那样难过,竭力安慰她,好容易看她睡着了。清晨父亲起来洗漱,轻手轻脚想让她多睡一会儿,见母亲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情知不对,赶忙打电话叫急救车,偏偏打了好久才打通。等到车来,医生从车上下来诊视,把脉听诊后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没有救了。父亲说着,泪如雨下,我们父女相拥,泣不成声……当夜我陪父亲,对坐了一夜。这是我们与母亲同住的最后之夜。
以后,父亲把母亲写给他的信件,编为一集,装订成厚厚的一册,题签为“蕙君遗墨”……自母亲永远离开我们,我们姐妹下乡,下干校,我们下一代又是知识青年插队或去兵团,奔赴五湖四海了,一个团圆的大家庭,人员四散,有如断了线的珠子,再也穿不成串了。人世沧桑,一家人也零零散散,难以再享受融融团聚之乐了。
以升在《蕙君年谱》中写下了对妻子一生的评语:外宁内忧,似福多难。
以升为妻子写下的悼词是:一世操劳,半生忧悴,负卿曷极;满门遗爱,万里留芳,惠我何多。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运动稍有平息,对以升的的批斗已经停止,据以升同院的干部张惠生回忆:在红卫兵对以升批斗期间,一天,因为日本首相访华,点名要见茅以升,周恩来问下面的人,茅以升最近怎么样,下面人一调查才知道以升正在挨斗,周恩来于是向以升所在单位发了指示,“一定要保护好茅以升同志的人身安全,保证不能妨碍茅以升同志的正常活动。”据以升当年的同事回忆,当时造反派曾想从以升留学美国时写的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找到一些反动证据,但读了数日,一字没看懂,最后只好作罢。
1968年到1970年间,以升频繁地接待外调人员,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很多外调人员。这些人要他揭发过去认识的人的所谓“问题”,这对他非常困难。外调人员就像业余情报人员,或者说业余侦探家,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些所谓线索,以期给那些被调查的人罗织罪名。以升不敢怠慢那些外调人员,但他坚持说实话。他的记忆力很好,他会把他认识和接触过的人和事连细节都想起来,从不会无中生有。三年的时间,几乎就在应付这种调查中全部耗尽了。
毛泽东、周恩来签署的任命通知书。
茅以升夫妇和三个儿女及孙子。后排左起:儿子茅于润,茅以升,长女茅于美。中排:妻子戴传蕙,幼女茅于燕。前排左起:外孙吕锡京,外孙女徐依协,外孙女吕锡春。时间为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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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家庭矛盾（1）
俗话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要细究的话,好多难念的“经”是自找的。以升有五女两男,同戴传蕙育有六个子女,同权桂云育有一女。尽管工作繁忙,他仍会抽出时间帮助和解决子女的问题。他在###中详细记载了每个子女各个阶段的情况。他的长女茅于美曾回忆说,父亲与其他人不同,从不把家小丢在一边,而是每调换工作都要全家一起跟着他走。他愿意同全家人在一起。每个子女的入学、工作、婚姻、家庭等情况他都非常关心。当然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以升对两个儿子更加偏爱和重视一些,但是对几个女儿也非常好。他曾为次子于润的爱情和婚姻非常焦虑,对长子于越有求必应,晚年对小女儿玉麟也呵护爱怜。
以升十九岁上就有了长子茅于越,由于他后来出国留学,于越主要由母亲戴传蕙带大,于越同母亲的感情自然也更加深厚。于越四九年起就在联合国所属的国际电讯联盟工作,解放后他仍旧留在瑞士联合国机构工作。虽然曾经短期回国探亲,但因长期居住在国外,父母对他的思念之情非常强烈。从以升的###中即可看出,以升夫妇二人经常念叨海外的儿子。戴传蕙去世时正值“###”,于越未能回来为母亲送终,令他万分遗憾。直到1972年,一些海外华侨可以回国,于越夫妇便带着女儿踏上回国征途。得知消息,父亲、弟弟妹妹以及其他亲属们的喜悦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此时权桂云与女儿已经搬来同以升住在一起。据我舅妈回忆说,于越夫妇向以升表示,只要权桂云在家,他们不肯进以升的家,非要权女士离开不可,以升因此非常为难。以升有什么事情都来找我大舅妈(茅于轼夫人)商量,这次也不例外,他求我舅妈想想办法,看怎么才能摆平这个事情。大舅妈于是找到权女士给她做工作说,于越是以升非常宠爱的儿子,现在远道回国,父亲想与儿子团聚叙旧,权女士是否顾全大局暂时回老家苏州一住。权女士通情达理,答应同女儿回苏州,以升也很高兴,立即转告儿子可以回家住。于越回来那天,全家出动去机场欢迎,我舅妈代表我外婆外公也去迎接远道归来的亲人。哪里想到,于越到北京后仍旧表示不要回家住,要住在宾馆。不仅如此,他连家门也不肯进,亲友们想见他就去宾馆,于是亲友们只好天天往友谊宾馆跑,连年近八旬的老父也不例外,好不辛苦。但是于越他们倒是来拜访过我外祖父,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请他们来吃饭,叔公以升也来了,他们一个劲夸我舅妈烧的菜好吃。席间,舅妈劝他们说,尽管理解他们对母亲的感情,但现在要从现实情况出发,父亲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而且这已是既成事实,应该接受,但是于越仍旧表示不愿接受权桂云。据舅妈回忆,以升那天甚至说:“你怎样才能接受呢?是不是要我给你下跪?”
爱本来是个好的事情,有时却会变成一杯自己酿制的苦酒。妻子爱丈夫,子女爱父母,男人爱女人,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有时爱得太强烈就会不顾被爱人的感受以及被爱的人的处境,一味索取、占有他的情感,使对方经受很大的痛苦。
以升晚年尽管在外面非常风光,但内心的痛苦和受挫感非常强烈。据他小女儿回忆,以升本来就有胃痉挛的毛病,只要精神紧张就会犯病。因家庭矛盾,以升不止一次犯病。以升本来家庭很美满,只因权女士的到来,使得一家人纠缠在爱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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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家庭矛盾（2）
权桂云搬来同以升住在一起,对权桂云来说,二十年来,她第一次能同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的女儿茅玉麟来说,十几年来,她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她们没有料到的是,以升的子女和亲友很难接受她们。虽然以升的子女也认为权桂云是一个好人:她脾气温和,屏声敛气,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子女又难以接受父亲曾有外室的事实,他们认为是父亲造成母亲的痛苦,父亲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为了得到以升子女的承认,权桂云尽其所能:帮助以升料理家务,照顾他的衣食住行。“###”期间以升的子女下放干校,孩子们留在北京时,权女士也非常精心地照看他们,她想尽量做得更好以赢得亲友的好感。但是以升的子女特别是他在国外的儿子,对权女士始终怀有无法释怀的怨恨。即便母亲已经去世,即便权女士住进以升家不到十年后也病逝,这些子女们仍旧不放过他们的老父亲。我自己就亲眼目睹以升遭亲友指责的场面,以升对此的态度是一言不发。他大女婿徐旋后来对我说,这是以升采取的对策:以沉默做抵抗,以无言来反击。但是我想,他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我二舅说他有一次亲眼看见以升为此掉了眼泪。他不知如何摆平这一关系,他疼爱子女,也深爱两位夫人,他只能选择无言的反抗。我本不愿卷入以升家庭的是是非非中,但如果要写出以升晚年的心境,不涉及这一段生活是不可能的。再者,这种事迟早会有人把它形诸文字,与其任其凭道听途说得来的材料作随意的附会,倒不如原原本本地还原事情真相 ,这样做,是对前辈、亲人负责的一种态度。据以升女儿于燕说,她的哥哥因她没有加入批判父亲的行列,因此对她也疏远了,后来竟至音讯全无。权女士出身低微,也是遭亲友白眼的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悬案,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既有传统观念中对“妾”的鄙视,又借助新社会对个人私生活的蛮横的干预和鞭笞,附加了某种道德色彩,再交织个人情感上的占有欲和不宽容性,多重因素交织,从而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冲击和折磨。
现在想想,以升到底应该怎样做呢?将外室赶出家门?他曾向妻子保证要替权桂云找一个工作,但他又不忍心让一个没有生活技能,文化程度不高,心地善良身体却很虚弱的女人独自面对严酷的世界。和妻子分手?他更不可能丢掉生活了五十多年,共同经历无数风风雨雨的妻子和一家人。自他“金屋藏娇”被曝光以来,他的家庭生活就变得非常痛苦。几十年生活在负罪感之下,对妻子,对子女,对权桂云和他们的女儿玉麟,他都感到内疚。他写过检讨信,一封又一封,乞求原谅,他承认犯错,向党认错,也向子女认错。以升的小女儿玉麟回忆说:“母亲就是因为很清楚父亲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她的心情也非常忧郁。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冲她来的。每当父亲因精神痛苦而犯胃痉挛,她就默默地为父亲煮一个鸡蛋,硬壳蛋可以把胃痛压下去。母亲是一个不会反抗的人,逆来顺受,像《红楼梦》里的尤二姐,但也许不会反抗更好,如果天天反抗吵闹,我父亲可能更不好受。她还是个非常勤俭克己的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每年都会说:‘明年不死我就做一件棉袄。’因为她身上那件黑棉袄穿的时间太长了。可是直到死她也没有做成新棉袄。”
权桂云的死对以升打击也很大,他深感对不起这位跟了她十几年受尽委屈的弱女子。以升小女儿茅玉麟回忆,以升听到噩耗,胃痉挛立刻犯了,以后胃痉挛一直非常严重。
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也能理解以升原配妻子以及他们子女的感受,但是不能不承认,这种感受的背后,除了私人感情外,也包括某种等级观念的因素。也许,在这场情感的纠纷中,没有谁对谁错,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宽容、谅解和自由。用茅于轼一部书的书名做总结: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
茅以升夫人戴传蕙七十大寿,茅家部分亲戚合影。后排左起:徐依协,黄允懿,作者母亲茅于兰,茅于燕,吕世传,赵燕玲,茅于轼,茅于敏,茅于杭,徐朝仪,张建文,张乃琛;中排左起:茅于文,张大奇,茅以升,戴传蕙,作者外婆陈景湘,作者外公茅以新,茅于美,徐旋;前排左起:茅为庆,徐亚平,吕锡春,茅为星,茅青,徐安泰,吕锡京。
茅以升和家人合影。 后排左起:外孙女徐亚平,女儿茅于燕,长女茅于美,女婿徐旋,小儿子茅于润,外孙女徐依协;中排:戴传蕙和茅以升;前排左起:外孙吕锡京,外孙女吕锡春,孙女茅为兰,外孙徐安泰。(摄于1965年2月春节)
茅以升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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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功摆好”总结自己（1）
1965年时各单位展开评功摆好运动,说是以前做自我批评太多,现在来做一些表扬。以升的小女儿回家告诉父母单位的运动情况,老两口空闲时也来了一个相互评功摆好:妻子说,你脾气好,从不同人吵架;你生活有规律,做事有头有尾,不过有时过于刻板,不够灵活;你爱废物利用;最恨浪费时间;替人办事从不苟且敷衍;你身体好很少感冒发烧,我没见你住过医院;好东西舍不得吃等到烂了而后已……以升抢着说:让我摆你的好吧,你克己待人,总把好东西给人,自己留坏的;每日三餐多吃素菜,好的留给我们;你善揣人心理,知道我在什么时候要什么东西;你眼光灵敏,心中有数,对东西的长短轻重能说出数字,很少错误;你每天操劳不惜,力求门庭整洁;你勤于书信,每问必答;你对佣工非常忠厚;你管家最有秩序,对于各种生活问题都有计划安排,不会误事,像一部分年的《国民计划书》……
这一记载在《蕙君年谱》中的夫妻俩评功摆好,读来令人感动。真正的夫妻感情在于相互的宽容和理解,在于相互的支持和帮助。
以升在生活上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也许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谁都不可能对生活有什么太多的要求,从以升的回忆文章中看,以升一生中没有多少积蓄,大部分积蓄都用在为子女提供出国留学的费用上了,剩下的钱除了日常开支就是接济亲友。茅家很多亲友都靠他的接济:解放前他帮助过二叔茅乃封,接济妻子戴家的人,权女士的母亲也靠他赡养,以升妹妹以纯长期患精神病的儿子靠以升每年寄生活费,以升非常喜欢的侄子茅于恭“###”后被除去公职,一家人被赶到乡下也是靠以升救助。因此,尽管以升解放后一直维持较高的工资收入,但是生活并不宽裕。他在《蕙君年谱》里透露,他一生中不但没有积蓄,还时常欠债,甚至需要卖掉一些东西来还债。
以升生活中有许多爱好,其中一个爱好就是听京戏。他说,他第一次看京戏是十六岁时,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第一次举行出口商品展览会,准备选出商品到巴拿马国际赛会去参加比赛,中国许多商品得到巴拿马展览会奖,很是荣耀。这次展览会叫“江南劝业会”,在南京曾轰动一时。为了助兴搭台演出正工京戏,热闹非凡。以升虽然初次看戏,却一下子入了迷,以后有演出就约同学去听戏,竟至夜深有时回不了家就近住在同学家里,家里人对他的行为很不满,他的二叔曾说他没出息。但以升对京戏的爱好却未因家人的反对而中断。十八岁考上唐山路矿学堂,离家北上。从南京乘火车先到北京,有一个在北京的同学请他看梅兰芳的戏,以升第一次听梅兰芳,简直如醉如痴,一连看了几天才去唐山就学,幸亏家里不知道,否则又要骂他。以升到晚年仍旧喜欢听梅兰芳的戏,正巧他的女婿徐旋也特别爱听戏,而且同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是好朋友,以升的生日或者朋友聚会常会请葆玖来做客,并请他唱上几句。以升也非常喜欢看电影,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有时间就去看电影,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马丽·匹克福特、嘉宝和卓别林。解放后以升有机会也常去看电影,只是一段时间中国没什么电影可看。改革开放以后,电影和电视片多了起来,但此时的以升已经八十多岁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每到电视播映那个晚上,北京市几乎万人空巷,所有的人都在家看这部电视剧。但以升却说,看不懂,不知道那电视剧在说什么,特别是对不上电视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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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功摆好”总结自己（2）
以升二十三岁开始吸烟,晚年烟瘾依旧,直到九十高龄住进医院才把烟戒掉。他的烟瘾还影响了两位夫人,戴传蕙抽烟,权桂云也抽烟,每次去以升家就闻到一股香烟味。有一次他对我们讲了他是怎么沾上烟瘾的,他说,那是1919年夏秋之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忽然发生了西班牙流感,说是美国大兵从欧洲带回来的。这种流感来势凶猛,蔓延迅速,死亡率极高,有的全家人被传染上,数日便死。以升正在美国留学,听说后非常紧张,就去找医生咨询。医生说这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以升想如果是呼吸道传染病也许用吸烟的办法可以预防,像蚊子等昆虫就明显地怕烟味,于是他就去店里买了几盒英国的“三炮台”,开始抽了起来。瘟疫流行期间,以升居然安然度过,他相信是吸烟的功劳。瘟疫过后他也不抽烟了,但是回国以后,朋友闲谈时,递给他烟,他又抽了起来,慢慢的就染上了烟瘾。抗战的时候,心情烦闷,烟抽得更厉害。她大女儿回忆说,“那个时候好的香烟难买,他就抽水烟。水烟的烟器是白铜做的,形状有点像带桅杆的小船,捧在手上很凉,冬天还得做个毛线套子套上,水烟用的是皮烟丝,细细黄黄的烟丝,撮一点放在一头的烟斗里,用纸捻好的纸媒子来点火,另一头有铜管子,烟丝点着后,嘴就凑在铜管口吸起来。”其实水烟有一种过滤作用,能把尼古丁过滤掉,而且吸水烟挺有风度,水烟的烟管制作得很精致,像一件艺术品。但是水烟携带不方便,以升后来也不抽了。到了1960年,中国发生饥荒,香烟买不到,以升就开始抽烟斗,现在还有很多照片是他嘴里含烟斗的照片。在饮食方面,以升一直钟爱江浙美食,最爱吃镇江肴肉,扬州狮子头和煮干丝。
解放初期,以升仅六十多岁,本以为可以再干一番事业,但连番的政治运动以及众多的社会活动使他根本没有时间精力放在科技工作上。以升的老秘书许宏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茅老对他自己在解放前的经历做过高度概括回忆,他满意学生喜欢听他的课;他欣赏建钱塘江桥时所首创的“上下并进,一气呵成” 的快捷施工法;他难忘抗战中恢复唐院的艰辛。但以后,他在机关工作的这些年,自己总结了八个字:满腹经纶,一事无成。
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出国访问的机会,以升也多次出访美欧等国,1979年他再次来到阔别半个世纪的卡内基大学参观访问。当时他的心情非常激动。以升的名声和地位也日益提高,他的各种社会活动也非常频繁。但他总是希望能再为国家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有很多想法都想再去实践,比如他对教育改革充满兴趣,对科普工作非常热衷,然而年事已高,再加上长期的眼疾,使他很难如愿完成研究工作。
茅以升和长女茅于美。
1982年茅以升荣获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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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不辍
以升认为他自己晚年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有限,其实,以升晚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有意义的文章。以升从小喜欢写作,在大学就开始写剧本、写散文。晚年因时间较充裕,他更是写了不少文章,有科普文章,有回忆文章。他生前出版了五种文集,《钱塘江建桥回忆》、《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第一集和第二集)、《茅以升选集》等。“###”前他主编了《自然科学小丛书 》,“###”后主编了《中国科学家辞典》,89岁高龄时还主编《现代工程师手册》。 由于从小打下的基础,以升文笔流畅,语言生动。他写的一些散文读起来脍炙人口,且有启迪意义。以升写的《征途三忆》即《忆人篇——齐眉回忆》 (即蕙君年谱)、《忆地篇——留美回忆》、《 忆时篇——童年回忆》以及他写的《桥话》等文章都有很强的可读性,令人爱不释手。他的长女茅于美回忆他编《桥话》的过程时写道:
“‘文革’这段时间,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两位退休老友共同编纂选录的九本《桥话》。说来有趣,父亲平日爱读文学作品,枕畔不乏中外古典名著。他读中国古典诗词,发现其中涉及《桥梁》的诗句很多。他忽发奇想,便邀两位老友,一位是陆公达,一位是夏承栋,来编纂一部辞典:收集古往今来关于描写桥梁,桥边离合悲欢的典故,以及隐喻明喻桥梁的词句,都摘录下来,注明出处,再综合分类,供人鉴赏。这两位老先生原是工程师,但对文学均有兴趣,听了这个选题都欣然同意。陆先生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查阅《全唐诗》、《全宋词》、《元曲》以及诸名家选集。两位老人用工工整整的小楷,用一式四百字的稿纸抄录成册。父亲按照《年谱》的模式设计装帧起来。从1968年到1970年,日积月累,居然编成九巨册书稿,摞起来足有一尺多高。可惜这部《大书》,只能叫做素材,若要成书,还得费很大的整理和编写功夫。”
“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以升的这一名言也成为茅家后人的座右铭。
茅以升和胡耀邦
茅以升和少年儿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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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伴病榻，子绝父情（1）
以升此前除了神经性胃溃疡以外没有其他疾病。八十八岁以后视力严重衰退,九十岁以后身体开始衰弱。1987年,以升因发高烧住院,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主要是小女儿玉麟。玉麟小的时候与父亲在一起的机会不多,父亲去世前只有她在身旁陪伴。几十年过去了,玉麟仍旧清楚地记得陪伴父亲度过的最后时光:
父亲住院期间我全天陪同他,和医院的人都熟了。照顾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耐心,需要爱心。八七年感冒时,我开始不太着急,因为每次他感冒打一针就能好,但这次因为摔了一跤,股骨骨折,父亲便开始昏迷,体温升高血压下降,心律不齐。连续好几天,输液管、氧气管、胃管、尿管全部插上了。主治医生通知我们准备后事并报党中央国务院“茅以升病危”! 正在紧急时刻,我们茅家的亲戚,以滇姑姑对我说,气功很灵的,你何不让你父亲试一试。我就通过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和当时的气功大师严新取得联系。我到严新的住处,他屋里人很多都是来看病的。严新看见我使劲推了推脑袋说,你父亲病很重,主要问题在头上,我尽力而为吧。我听后很奇怪,父亲已经病危,昏迷不醒,为什么他说问题在头上?严医师倒了三杯水,叫我喝下,我接过杯子一饮而尽。接着他又开了几服药,让我替父亲服药,因为父亲已经不能服药了。服法是:一天一服,每服煎六次,一天吃六顿。吃药前后各做十分钟气功,做气功时双目紧闭,想着父亲最健康最高兴的时刻。每天下午六至七点钟,烧三炷檀香。临走时,他又抓了几把山里红,要我每天吃几个。我一一答应。他最后告诫道,吃他的药一定要相信他,心诚则灵。回到医院,父亲仍在睡觉。我从这天起,按照医生的嘱咐按时吃药,同时医院也积极抢救,双管齐下,居然出现奇迹,父亲的病情逐渐稳定好转,半月后化验,数项指标趋正常,人也清醒了。再过几天,父亲可以吃流质了,我好开心啊 !父亲回复健康后,头脑仍不太清楚,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时而会说:小麟,我们准备开会去了,看看车子来了没有;‘小麟,我要回家了,回镇江。有时说回南京。见此情景我不禁泪流满面。我知道这辈子他再也不能回家了。但不忍伤他的心,便说:等您再养几个月我们一起回去。父亲的身体虽然好些,但是左腿已不能站立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由我们将他推到楼道和阳台上。在那里父女度过一段难忘和愉快的时光。父亲每日卧床,只是午睡后起床三四个小时,或坐在轮椅上,或坐在沙发上,每次起床,他都哼着小曲,很高兴。有时候我一边按摩一边与他交谈,我说:爸,现在您还能背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吗?他笑笑:不好说。我笑着说:一定是忘了。他哈哈笑起来。我现在常沉浸在对这段喜悦的回忆中,但有时也会使我心酸难过。父亲平时饮食很随便,从不挑食,每天早上都是玉米糊、牛奶、蜂蜜、鸡蛋,数十年如一日,有时也吃点零食。可最喜爱喝的是咖啡,最爱吃的是牛肉干、花生米。可是外面买来的花生米不如招待会上的好吃。有次我去参加招待会,散会后我包了些剩下的花生米,拿给他吃后,他觉得好吃,问我是哪儿买的,我说不是买的是‘偷的’,他笑了起来说,多难看,下次不能‘偷了’……父亲住院期间经常患呼吸道疾病,但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都很快痊愈了。1989年9月11日那天,我还没到医院就听说父亲有点发烧。大夫查房后给了些药,似乎问题不大,但从这天起,父亲的病情时重时轻,一直不能完全恢复。咳嗽、痰涌、气喘、发烧始终折磨着他。尤其他自己不能咳痰时就得用吸痰器吸痰,十分痛苦,他清醒时就说‘真逼人’。接着又发生吞咽困难,不得已又插上鼻饲管。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要走了。我以为他又在说胡话,一边热牛奶一边问:您又要到哪儿去?他以责备的口吻说:唉,你还不懂,就是我的病好不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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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伴病榻，子绝父情（2）
从10月24日起,父亲的病情逐渐加重:咳嗽,高烧不退,腿部浮肿,又胃出血,所有的管子都插上了。到了11月10日,病情更加恶化,血压下降。低压到过二十,只得靠升压来维持。由于禁食,血管壁失去了弹性,输液针头难以扎入。护士们头上冒着汗珠,一针又一针,最后勉强扎入。针针似乎都扎在我心上,真心疼啊 !真恨不得这些病都生在我身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跑到楼道里想摆脱一下,但想到父亲仍在里面煎熬,又转身奔到床前陪他…… 11月12日,父亲已到了弥留之际,心律从44次到170次乱跳,胃大量出血,无尿,高烧,房颤……随时都会增加新的症状。我思想几乎麻痹了,只是呆呆地坐在他身旁,握着他那滚烫的手,默默为他祈祷。下午2点45分,值班大夫忽然喊道,不好,血压过低,心律过慢,准备抢救 !我被惊呆了,看着医生护士们拿着各种抢救仪器对着父亲,我的心都碎了,失声痛哭起来。3点整,我看见心脏监视仪上的那颗乱跳的小蝌蚪不见了,只剩下一条笔直的绿线……就这样父亲走完了他九十四年的坎坷而丰富的人生。
以升晚年对小女儿玉麟一直放心不下。玉麟初中毕业就在工厂工作,婚姻生活也遇挫折。以升想,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长兄如父,他的大儿子于越应该关照最小的妹妹玉麟。1979年,以升借去欧洲访问的机会,去了长子在瑞士的家。以升就把自己的想法对长子说了。但是不曾想到,于越听了非常生气,不但回绝了父亲的要求而且从此再也不理父亲了。可是父亲却始终念念不忘这个儿子。据亲友回忆,在他病重住院时,本以为于越会原谅他,会给他写封信,但儿子一直没有信来。以升天天盼着望着,只等着有封信来,在弥留之际他仍旧念叨儿子。家人于是想了一个办法:编撰了一封于越的信,然后对他说:儿子来信了!然后把信念给他听,以升于是手里捏着这封信告别了人世。
值得庆幸的是,以升走后,小女儿玉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靠着父亲影响以及有关部门的关照,她的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错。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成立后,玉麟担任基金会秘书长。由于以升生前没有留下钱,维持一个基金会并使其能够扩大影响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玉麟为此多方奔走,付出了不少心血和努力,也因此多次连任全国政协委员,玉麟的两个儿子也有出息。以升如果在天有知,一定会安心了。
茅以升与小女儿茅玉麟。
茅以升一家 1977年,儿子茅于越回国探亲,茅以升全家合影。后排左起:茅以升外孙徐安泰,茅以升女婿徐旋,茅以升外孙吕锡京。中排左起:茅以升外孙女徐亚平,茅以升小女儿茅玉麟,茅以升女婿吕世传,外孙女吕锡春,座位左起,茅以升女儿茅于燕,外孙茅为中,儿媳史臻美,茅以升,孙女小青,儿子茅于越,长女茅于美。
作者三岁时。
茅以升与子女及孙辈合影。
二 外祖父茅以新
以升去世的时候,比他小七岁的弟弟,我的外祖父以新也已重病缠身,一年后也与世长辞了。外祖父患老年痴呆症多年,当时外祖母身体也非常虚弱,来日无多。二老全靠着我的舅母赵燕玲精心照料。
外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并不在他身边,我为此心存遗憾至今。每次回北京,我和丈夫一定要去八宝山为他扫墓。外祖父的骨灰盒存放在东二室,坐南朝北,最下方的那个小小的带玻璃门的格里。外祖母的骨灰也在里面,但是照片只是外祖父一人。外祖父尽管不是官员,但是据说他的级别相当于副部长级,因此可享受副部级待遇。活着的时候,他不知道相当于副部级有什么用处,但死了以后倒是可以因这一级别“登堂入室”,但因为外祖母只是家庭妇女,不能同丈夫名正言顺地“入室”,只能由我舅妈把她的骨灰偷偷混在我外祖父的骨灰里面,这样也了了大家一件心事,否则,我外祖母的孤魂独处在外,将使我们后人感到不安。巧的是,在同一室内,还有我家另一位亲戚,我的五姨婆李文宜,她是我奶奶的五妹。因为在共产党内的级别很高,她的骨灰盒得以放在坐南朝北,正中间的位置。发现这一点,我们觉得很好玩,这可能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吧:论资排辈,等级森严,生不在其职,死不谋其位。每次来扫墓,我们都会分别为外祖父和五姨婆带来一束花,然后再帮他们各自的玻璃门擦擦灰,我可以做的就剩这么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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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伴病榻，子绝父情（3）
外祖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脑子越来越不好用。每次家里来客,如果不是非常熟悉的人,他就记不得人家的名字和职业等等。起初,他发现自己记忆力衰退后,就拿一个小本子,把来客的姓名职业等等记录下来。有一天,他的侄女,心理学专家茅于燕专门给他测试了一下记忆力,发现他的记忆力的确衰退得很厉害,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已得了老年痴呆症。渐渐地,他的病越来越重,连比较熟悉的亲友的名字也记不得了。又过几年,我从法国回来探亲时,发现他不但记忆力丧失,行为举止也越来越像一个孩童,我心里别提多么难受了。大舅妈对我们说,他老要出门,家里怕他走丢不许他出去,但他会趁别人不注意时偷偷跑出去,还常吵着要回南京老家,回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有一次他真的走丢了,全家急得要命,我大舅和铁道部派来的人到处找也没找到。半夜时分,正当家里人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响起电话铃,是二舅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外祖父现在正在和平里。原来,外祖父自己坐上21路公共汽车(这是他以前天天上班要乘的公共汽车) ,一直坐到终点站。到终点站后,他下了车,坐在一块石头上。对面正好有家旅店,旅店的人觉得这老头很奇怪,就问他话,但他什么都回答不出来,人们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我二舅所在的清华大学保卫科的电话(家人担心他走丢在他口袋里放了小本子,上面有很多亲戚的电话),就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人连夜找到二舅,二舅立即通知大舅。大家一起出动,最后找到外祖父。等我1990年8月准备再次出国时,外祖父病情越来越重,住进了医院,出国前,我曾在医院陪他住过一夜,我当时心里就很清楚,外祖父来日不多,下次可能再也见不到了。1990年12月26日,外祖父去世。外祖母也于第二年三月因老年心脏衰竭去世。
对我来说,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如同亲生父母一样,他们对我不仅有着养育之恩,更有着深厚的情感。我从小住在外祖父家,在他们身边长大。他们如同我的父母,我如同他们的第五个孩子。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情景:外祖父读英文技术刊物,外祖母在玩五子棋;外祖父买来一台他平常很少使用的打字机或者一个座钟,外祖母埋怨他不该乱买东西。晚上为了封蜂窝煤火老两口吵个不停:火门应该关多大?应该什么时候关?不能浪费煤(煤是配给的),又不能让炉子灭……外祖父学拉手风琴,唱歌,学日语……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天上学,外祖父正在同老师讲话,我怯懦地躲在他身后……
而外祖母对我既宠惯也严格要求,她像所有的家长一样,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愿望成长:她常督促我学英语,学数学,读有用的书。而我则喜欢看小说,看杂志,读无用的书。外祖母不让我躺在床上看书,可我偏偏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七八岁就看成了近视眼,外祖母天天带我乘公共汽车去广外中医研究院扎“梅花针”;外祖母还督促我跟着舅妈学做菜,学做衣服,可我就是不爱进厨房,也不喜欢针线活,结果结婚后连鸡蛋炒西红柿都不会,还得回娘家补课。我的初恋男友是一个卖糖果的小伙子,当时我是幼儿园阿姨,照理说,一个幼儿园阿姨配一个卖糖果的没什么不般配的。再说,我小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嫁一个卖冰淇淋或卖糖果的,现在有一个“糖果王子”从天而降,是一件多么令人可喜的事情。我特别喜欢看他舀糖果,称糖果,包糖果和用纸绳子捆糖果的动作,绝对美不胜收。可是外祖母不同意,她说卖糖果的没出息,又不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因此多次劝我同他分手,我最后还是听了她的话同“糖果王子”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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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伴病榻，子绝父情（4）
外祖母老了以后,十分痛苦,她的脑子尽管很清楚,但是她有白内障和耳聋的毛病。当时尚没有激光治疗白内障的技术,后来有了这样的技术,她又因年龄太大,医生不愿为她做手术,家人也担心她发生意外。由于看和听的功能都基本丧失了,外祖母晚年非常孤独寂寞。现在想想我多么后悔,当时要是能够多陪陪她,多同她说说话该多好。我在国外有一段时间经常做梦,梦见我左手扶着外公,右手牵着外婆在三里河南沙沟小区的院子里散步,这样的梦持续了很长时间。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应该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懊悔情绪。我也很后悔没有多听外祖母的话,以前总是同她拌嘴,惹她生气,真是不应该!
光阴似箭,我已经快到当祖母的年龄了,有时觉得生命似乎在同我们开玩笑,一代一代人的离去,换来新的生命。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我提笔写外祖父的时候,心潮莫名地起伏翻卷,我多么后悔当初没能更多地与外祖父和外祖母交流,没能用心地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们做过的事情、他们的思想情感……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忏悔的习惯,也许我们不善表达,也许我们太关注眼前,也许我们善于遗忘,特别是遗忘沉痛的过去。我不知道遗忘是否是件好事情,我只记住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
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
Quand le pass’e n’eclairant plus l’avenir, l’esprit marche dans les tenebres .
茅家三妯娌晚年。左,茅以新夫人陈景湘;中,茅以南夫人朱少云;右,茅以升夫人戴传蕙。
作者外祖母陈景湘(右)同她的二姐。摄于苏州。
茅以新夫妇和四个孩子。左起:茅于海,茅于杭,茅于轼,茅于兰。
开心游北海。左起:大舅妈(茅于轼夫人)、外祖母、外祖父、妈妈,表弟和我。
1. “五呆子”不呆
茅以新是茅乃登的第五个儿子,他上面有大哥以南,二哥以升,三哥以商,四哥以周,可惜以商和以周均未成人就夭折了,只剩他们三兄弟和一个妹妹以纯。以新虽比他二哥以升小七岁,但二人有着比较相似的经历,而且以新处处都学习他二哥,也很听两个哥哥的话。大哥以南去世得较早,后期以新主要同二哥以升接触较多。每次同二哥在一起的时候,以新从来都是处于聆听教诲的状态,很少发言,这是他的性格所致。以新同以升性格截然不同,他不善表达,老实拘谨,腼腆内向,有时给人呆板木讷的感觉。以新的这一性格也不太讨父母喜欢,家里人叫他“五呆子” 。都说以新遗传了父亲乃登的秉性,而以升则更像母亲韩石渠,活泼机敏,能说会道。但别小看 “五呆子”,以新虽老实木讷,却一点不笨,学习成绩非常好,兴趣也很广泛,表面上呆头呆脑,骨子里很活泼。因此,我怀疑以新小时候很可能因不受家里重视而表现比较内向。
以新小学也在思益小学就读,中学上的是上海交通大学附中,毕业时因品学兼优得以直升交通大学(前南洋大学)。在交大读了一年恰逢“五四运动”,以新此时积极参加学校各种活动,成了学生会主要负责人。可能是受父辈和兄长的影响,以新读了不少新思潮的书籍,如《天演论》、《变法通议》都是他放在床头经常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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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伴病榻，子绝父情（5）
五四运动后,北京一些学生被捕,听到这个消息,以新和同学们都很气愤。这一天,刚吃过晚饭,同学侯绍裘找到他同他商量组织全校的学生搞一次罢课运动。侯绍裘说明天去南湖开会商量具体细节,以新欣然同意。第二天,他和赵祖康、侯绍裘到了南湖,找到联络地点正准备开会时,突然警察闯了进来将开会的四人一起拘押。其中侯绍裘被正式逮捕入狱,以新等另外三人则被学校开除学籍。这次事件使以新受到不小的震动。被学校开除后,以新只能回到南京家中,老老实实把事情告诉父母,等着父母的责骂。父母尽管没有太多责骂,但也明确表示不希望以新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应以学业为主。以新对父母向来言听计从,从此不再参与一切政治活动。
然而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被学校开除后自己的未来怎么办。以新受二哥的影响,也对工程有兴趣。上海交大本来是一所很好的大学,现在再也不能回到原校读书了,以新对自己做的事情不免有些后悔。恰逢二哥以升刚回国不久,正在唐山交大教书,回南京后听到弟弟遇到的挫折和失学情况,便设法帮助以新转到唐山大学上学,以新非常高兴,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出发前,父母又叮咛数次,要他专心学习,珍惜这一机会。
以新在唐山交大上的是电机系,读了一年后,赶上院系调整,他读的系正好合并到了上海交大,所以以新又回到上海交大,改读机械系。以后的两年大学生活,以新不再过问政治以及课外的事情,全副精力都放在学习上。1921年,以新大学毕业,每个毕业班中,前三名优秀生将被学校派出公费留学,以新的名字出现在学校的公告栏上,这让以新兴奋异常,他当天回到南京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也替他高兴。出国前,以新先去青岛四方机厂实习一年,这是学校为每个毕业学生联系的实习,其目的是看看学校学的东西是否在实践中有用处。对以新来说,出国之前去中国的工厂实习也很有必要,一方面能够对中国当前的工业水平做一定的了解,出国后可以更有目的地学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对自己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出国前,爷爷茅谦也送给以新一首诗:
天入新秋一雁风,南征雏翼解横空。
须臾结阵能成字,始信冲霄在学中。
南山文豹雾中酣,幽隐成章大地含。
得志为霖须泽物,守财奴虏莫相参。
2. 难忘的美国留学经历
1922年,以新乘船走了一个多月到了美国。在中国时,以新和同学们都听说位于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学校好,学费又便宜,因此决定去普渡大学试试运气。以新和同学们先到了芝加哥,再乘火车到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就在印第安那州西北边的西拉法业地区。这个学校当时还没见过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认为中国学生学习水平、语言水平和生活习惯上会与美国学生相差甚远,因此,以种种理由拒绝接受中国学生。在同去的一拨中国学生中,只有以新英语说得最好,大家就推选以新去同学校交涉。以新找到校方,据理力争。学校方面见以新的英语水平不错,又对他进行了专业课测验,发现中国学生的水平并不亚于美国学生,于是就同意这些中国学生就读普渡大学,以新等人成为了就读普渡大学的第一批中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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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伴病榻，子绝父情（6）
以新上大学后,不但对机械感兴趣,对地理历史也很有兴趣。到了普渡大学,也就借机了解普渡大学的历史。以新了解到,普渡大学的兴起与印第安那州的历史有着不小的关系。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为了刺激地方兴办高等教育,从而签署了《摩里法案》。根据《摩里法案》,美国政府将无条件地捐赠地方创办大学。第一批《摩里法案》捐赠的对象是以推行农工教育为主的大学,普渡大学和伊利诺大学就在摩里法案的资助名单中。普渡大学所处的印第安那州当时是美国较偏僻的农业区,正因为如此,那里的学费和其他费用也比较低,对于以新这些中国学生来说非常合适。普渡大学承认以新等人在中国的学历,因此以新在普渡读的是研究生学位。以新在普渡念了两年就得到了硕士研究生文凭。
出国前他曾同哥哥以升探讨出国留学的经验,以升告诉他,学习固然很重要,实践更不可轻视,这是他留学的一大体会。因为他们是学工科的学生,通过实践不仅能巩固理论知识,还可以了解美国社会,增加实践经验。以新牢记二哥的话,两年的学习结束后,他立即联系了匹兹堡的工厂实习。同以升一样,在工厂他什么活儿都干,从木工到铁匠。有一次他因抡榔头不小心砸了脚,脚趾受伤变黑,好几天没能上班。
实习阶段不像在大学可以住宿舍,得自己找房子住。以新没有以升那么好的运气,他在匹兹堡找的一家房东是位老太太,家境不好。老太太冬天舍不得生火,以新只能在冰冷的房子中度过漫长的冬天。由于长时间在冷房子中受冻,以新得了重感冒,以后每到冬天就患感冒。以新在美国留学四年,两年学习,两年实习。四年里,以新节衣缩食,积下了一点钱。为了开阔眼界,他决定取道欧洲回国,于是买了去英国的船票。二十多天的时间,他去了英国、丹麦、法国、德国、捷克。不过沿路他并没有心思看太多的风景,而是尽可能去当地工厂参观,与其说是周游世界还不如说是工作考察,而且是自费工作考察。以新向来都对游山玩水兴趣不大,到晚年时他也很少出门游玩,外祖母经常抱怨外祖父不带她出门旅游。
旅行结束,以新买了跨西伯利亚经苏联回国的火车票。在火车上的最后两天,以新已身无分文,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到了南京饿得快晕过去了。
我家合影 。后排左起:表弟茅为星,爸爸陈公绰,小舅茅于海,二舅茅于杭,外祖父茅以新,大舅茅于轼;中排左起:妹妹纪欣,表妹为真,小舅妈,二舅妈,作者本人,表弟为华,表妹燕星;前排左起:表妹为任,母亲茅于兰,弟弟凌云,外婆,大舅妈,表妹为忱,表弟为东。
3. 同学说媒
以新留学时已经二十岁,照理,家里应该为他的婚事张罗了,但当时父母却顾不上这么多,母亲拿出很多精力帮长媳少云料理交通旅馆和家里的杂事。而且当时社会风气已有些转变,婚姻虽依旧父母包办,但已不时兴过早结婚了。再说,以新从小不太讨父母喜欢,父母也就没把他的婚事太放在心上。以新正乐得自在,他本来就对早婚不热衷。交大刚毕业时,上海有个大亨看上他,要把女儿嫁给他。当时已时兴先认识再交往,特别是在上海,男女自由交往已经不是禁区。那位大亨便给以新送了一张电影票,又安排自己的女儿坐在他旁边。以新其实已经知道大亨的意思,但无奈他性格呆板,特别是在男女问题上还没怎么开窍。因此,在电影院里以新从头至尾只顾看电影,对身边的妙龄女郎竟不斜一目,惹得女孩子很不高兴,以新因而失去了一次也许是不错的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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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伴病榻，子绝父情（7）
在美国留学期间,以新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实习上,根本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结交女友。可是,他不想却有人替他想了,此人是从苏州来的同学,姓陈名章,主攻专业是电机专业,也在普渡读书,而且就同以新住在一个宿舍,平常与以新颇聊得来。陈章善言辞,喜交友,对诸事热心。见以新尚未成家,人老实能干,就起了私心,想把自己最小的妹妹景湘配给以新。陈家祖上是江苏盐城人,因太平天国战乱而移居到了苏州郭巷镇。陈章的父亲陈希濂1891年应科举考试,考中江苏省第二名举人,当他准备当官的时候,母亲突然去世了,按照传统的规矩,母亲去世,儿子必须守丧三年,三年内不能当官,陈希濂按照当时的习俗就回家为母亲守丧。可三年熬过,可以当官的时候却发生了辛亥革命,陈希濂当官的梦因此化为泡影,所以,陈希濂非常痛恨孙中山。陈希濂一妻一妾,妻子共生了十一个孩子,只活了八个,三男五女。长子陈霆锐后来成为上海有名的律师,二子读书不好,婚后十年就亡故,陈章是最小的儿子。另外五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婚姻都不美满,很早就去世,三女儿嫁给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但丈夫是败家子,坐吃山空,没多久就把家产吃光用尽。四女儿出嫁不久丈夫就死了,再嫁为续弦。最小的女儿就是景湘,景湘读过几年书,也学过一点英文,思想比较开放,不愿再依循姐姐们走的路,决心自己找丈夫。她把想法对父母亲说了,父母看到上面几个女儿嫁得都不好,两个女儿又早死,心里正没着落,也就不着急给最小的女儿说媒,既然她想自己找丈夫,父母就认可了。可说来容易,那时的女孩子没有社交的机会,又不能参加工作,哪里去找丈夫呢?因此,景湘到了二十岁都没有找到婆家,成了“剩女”。三哥陈章平时与小妹妹关系最密切,他也不愿看到小妹妹嫁一个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于是就十分留心给妹妹物色丈夫人选。
以新在普渡大学和陈章一个宿舍,俩人聊天的机会非常多,陈章有意无意地把以新家里的状况摸了个仔细,又对他的为人很钦佩,认为以新是妹夫最好的人选。主意拿定后,他就对以新说了自己的想法。以新并没有考虑婚姻大事,但面对陈章竭力推荐,也就同意看看照片,陈章马上就拿出景湘的照片。其实,陈章出国前就已准备在留美的同学里给妹妹物色对象,因此早早把照片准备好了。以新看到照片,是个细眉细眼的苏州姑娘,一脸的灵秀气。以新对景湘的印象不错,更禁不住同学陈章的摇唇鼓舌,也就动了心,同意通通信,互相了解一下。陈章马上写信给妹妹,把以新个人情况和家庭条件介绍一番。景湘一切都听三哥的,三哥在她眼里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不但具有进步思想,而且对妹妹们非常关心爱护。以新和景湘通了一段信后,彼此也逐渐了解。以新觉得景湘并不是新潮女子,但也不是固守旧习的人,这对他来说十分合适,家里也会接受。景湘则从以新的信中看出他憨厚老实的一面,只是有时憨厚得有点过了头。比如景湘有一次提出来能不能寄几张美国风光照片来看看,以新倒是欣然答应,回信说下次就拍几张寄过去。景湘于是盼望着下一封信的到来,盼了一个多月,信总算收到,照片如约寄来,可是照片上没有人也没有什么美丽的风景,而是一列火车。景湘回信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含蓄地说,照片虽好但没有他本人。以新下一次又寄来一张照片,这回照片有他本人了:他在火车头边正同火车司机讲话。以后以新常寄来照片,不是在工地就是在火车边上,景湘直到老了还忘不了以新可爱的笨拙。我出国留学后外婆曾写信给我说,“寄些国外的照片来看看,但不要像你外公当年就知道寄大轮子照片来,我以为国外只有火车轮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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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伴病榻，子绝父情（8）
以新回国,乘火车先到了上海,在上海,以新和景湘第一次见了面。尽管他们已经通了两年信,在信中早已无话不说了,但真正见了面两人还是有些腼腆。以新一路风尘仆仆,再加上睡眠不足,食物缺乏,景湘看到的是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年青人。这个青年人送给她的定情物是一本历史书和一块手帕。
外祖父茅以新在美国留学时与同学们合影。
外祖父和外祖母结婚照(摄于1928年)。
4. 回国创业失败
外祖父从国外回来时刚满二十六岁,年轻好强,志向远大,一门心思想自己创业。他认为美国工业水平高是因为美国人重视办实业:开工厂、造机器、修铁路、盖房子。他回国也想试试开工厂。他特别钦佩福特汽车公司,也想模仿福特在中国开一家汽车厂。他读了一本写福特的书,说福特如何从摆摊开始,又替人家修车,慢慢积累财富,最后办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因此,以新也想学福特先从修理汽车开始。于是他向亲戚们凑了些钱就开始办修车厂。当时朋友和家人都劝他去上海开修车厂,因为上海基础设施相对好,又有租界,外国人多,修车的机会也多。但以新天真地认为,中央政府在南京,南京的官员多,也会有很多修车机会,再说他不愿意去上海为洋人服务。那时候的人做事都有一套原则,给自己定好多条条框框。比如他们留学生中就有一个口号是:回国不做官,不教书,不给洋人做事。但严酷的现实很快证明外祖父的判断是错误的。南京道路坑坑洼洼,官员们的车又比较破旧,汽车抛锚成了家常便饭。外祖父的修车行生意倒是不错,他起初很高兴,从早到晚泡在修车行里给人修汽车,以为他的修车铺会兴旺起来。但慢慢发现,车修了不少,钱却没挣到。以新从未经商,更没想到在中国经商尤其不易。官员们修车后常常不付钱,并对以新说这是公车,你想要钱就到官府去要。以新不得不去各个机构要钱,但衙门深似海,要钱难上天,没多久,以新的修车行入不敷出,陷入困境,最后连工资也发不出来。
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听外祖母讲外祖父有一次被人押到警察局关了一夜的事。据说是因为工厂实在撑不下去了,外祖父决定去几个官府要债。那是一个星期一,外祖父带了一名会计一起去位于南京明故宫西边的中央政治区,这里有好几个部门的官员都欠了他的修车费。他们先去了财政部,找到一名官位并不高的小科长,小科长见外祖父亲自上门讨债心中不悦,对他说,“你没修好我的车还想要钱!”外祖父回答,“车明明修好了,你怎么能赖账”。这名姓王的官员带外祖父去看车,外祖父出去一看,车完全不能发动了,而且车头刚刚被撞过,这明明是刚刚出了事故不久,并不是他上次修过的,便对官员说:“这车明明是刚刚撞过的,我上次已经把车替你修好。”但这名官员哪里肯听,坚持说是上次不曾修好,还非常蛮横地责怪外祖父他们是扰乱公务。与外祖父同来的人气愤不过,同这名官员争吵起来,这名官员于是叫手下人把他们撵了出去。外祖父回到车行气得脸发紫,他想修车铺也开不下去了,还不如早些同工人们说清楚。到了下班的时候外祖父对大家说明了情况,让大家把没修好的车尽快修好,然后把车给客人送走,能拿回的钱就做工钱大家分了,叫大家另谋生路。工人们听了这话都很伤心,但也知道老板自己也没有别的出路了。下班的时候到了,外祖父正在洗手,心想,修车行关了门,就不再跟这些油腻肮脏的东西打交道了,也不必每天回家听妻子抱怨浑身一股汽油味。正在洗手时,来了两个陌生人,要外祖父跟他们到警察署走一趟。还没等到他问明缘由,两个人就把他架走了。到了警察署,外祖父才知道,早上那位财政部官员已到警察局告了他,说他扰乱公务。外祖父在警察署解释了半天也没用,非要把他扣在警察署不可。消息传到家里,外祖母和家人都急得要命。外祖母一夜没睡觉,又吓又怕,第二天一早她就去邮局给在杭州的以升发了电报,要以升迅速想办法解救以新。以升朋友比较多,正好有一个朋友在财政部工作。以升托了朋友到警察局撤案,外祖父才被放了出来。经过这番折腾,外祖父办厂的心也灰了多半。外祖母也劝他说,还是找一个拿薪水的事情做。
外祖父和外祖母结婚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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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缩水”
5. 铁路生涯
创业不成只得找工作,对外祖父来说工作并不难找,曾经有不少人愿意给他推荐工作:或去教书,或去政府部门,也有私人公司要人。以升留美时的同学侯家源那时正接手建造浙赣铁路,急需人才,也向外祖父建议去他那里工作,还保证说薪水可以拿到每月三百元。浙赣铁路当时叫杭州铁路,大本营设在杭州。外祖父因陷入经济困境,有这么一个工作,他很愿意接受。再说哥哥一家正在杭州,两家可以互相有个照应,外祖母更是促其前往。外祖母除了希望丈夫有个稳定的工作,另一层考虑是想摆脱大家庭的生活。当时他们一家住在南京,同公婆兄嫂一起生活,大儿子于轼已经出生,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久而久之就觉得不便。外祖母心中早就盼望与丈夫另立炉灶,过小家庭生活。特别是二哥以升一家单独生活后,二嫂传蕙每每回来都会述说独立生活如何舒怀畅意无拘无束,令外祖母羡慕不已,这次丈夫如果能去杭州工作,将是个很好的摆脱大家庭的机会。
这样,外祖父答应了侯家源的邀请,一家人启程来到杭州,在杭州湖滨路八弄找到一所住宅。虽不很大,但干净敞亮,外祖母心满意足。
安顿好了,以新马上就去上班。到了局里,侯家源正等着他,给他安排了工作,并告诉他,他的薪水是一百六十元。以新听了心里便有点惊讶,不是说好三百元吗,怎么减到了一百六十元?外祖父正要问什么,侯家源先开口说,局里现在财政困难,预算没有按期发放,所以只能先给他一百六十元。外祖父这人本来就不善言辞,碰到这种事情更不好意思开口。回家对外祖母说了,外祖母自然不太高兴,但也没别的办法。好在杭州当时的费用不太高,又刚刚搬出南京的大家庭,外祖母的兴奋劲还没过呢,又忙着置办家庭用品,薪水少一些,计划着开销,也不是过不去。过了半年,外祖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才能使侯家源十分欣赏,但他仍不提为外祖父加薪水的事情。这时公路局也非常缺人,有人来叫外祖父去公路局,并保证给他多一倍的薪水,外祖父答应考虑。侯家源得知了消息,马上把外祖父叫到办公室,对他说,杭州铁路现在已经离不开他,现在局里财政的确吃紧,但为了留住外祖父,同意给他加薪四十元,薪水变成二百元。外祖父想了想就同意留在铁路上。外祖父当时在萧山上班,而家却住在杭州市内,当时还没有钱塘江大桥,过江要摆渡,到江边再骑自行车去,每天往返十分辛苦。过江摆渡也很危险,遇上大风大浪时外祖母在家便坐立不安。外祖父工作起来不要命,一天下来累得不行,回到家人像瘫了似的。没多久水利局又来要人了,请外祖父去,薪水保证三百元,侯家源得知又坐不住了,对外祖父说:“这里正需要你,你可不能走,我把你的薪水提到250元吧。”外祖父有些哭笑不得,但还是答应了,因为他也更愿意留在铁路上。后来二哥以升的钱塘江大桥的项目开始启动了,也非常需要工程师,曾问外祖父愿不愿意跟他干,这事又被侯家源知道了,便把外祖父的薪水加到了三百,还一再劝说外祖父不要离开杭州铁路项目,这三百元真是来之不易,也可看出当时中国确实非常需要从国外回来的人才。外祖父考虑很久,尽管二哥建桥的项目很吸引人,但毕竟自己是学铁路的,杭州铁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程,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留在铁路上。外祖父从此便同铁路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外祖父一家在杭州住了六年,浙赣铁路终于通车了,看着凝聚自己心血的铁路线建成,外祖父也激动得不行。这一天,外祖父带着全家一起参加通车典礼,当一列火车呼啸而过时,全家都激动地鼓起掌来。外祖父的四个孩子,除了大儿子于轼是在南京生的外,二儿子于杭,女儿于兰,小儿子于海都是在杭州生的。为了表彰外祖父对浙赣铁路的贡献,交通部颁发给了他一枚银盾奖牌。
茅以升、茅以新兄弟。
外祖父和外祖母及两个孩子,左立者为我母亲茅于兰,外祖母怀抱着小舅茅于海,时间约为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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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撞车事故遭撤职
建铁路的人居无定所,人生随着铁路线伸延而延伸。浙赣铁路修好了,粤汉铁路项目又要外祖父去帮忙,外祖父全家以后的生活就不断跟随着铁路线迁移。记得小时候母亲告诉我说,她18岁以前一共搬过18次家,等于每年搬一次家。
外祖父最初做的是机务方面的工作,抗战打响后,他被派到武汉加快粤汉铁路的建设,全家也搬到了武汉,后来搬到了长沙。
外祖母回忆说,在粤汉铁路工作期间,外祖父做事特别认真负责,管理严格,杜绝了很多漏洞,工作大有成效,但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使一些本想徇私舞弊的人无处钻空子。这些人于是想法把外祖父挤走。有一次,公司请外祖父吃晚饭,饭后,外祖父走出门不久,一个女人突然抓住外祖父并大叫大嚷又推又搡,外祖父猝不及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女人还把他按在墙角,并掏他口袋里的钱,弄得外祖父非常狼狈。事后,粤汉铁路局局长凌鸿勋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气愤,决定查清事实真相。经过调查后得知,这事是前任处长出钱雇的女流氓。前处长平常喜欢占小便宜,常常往自己腰包里弄点钱。外祖父上任后断绝了贪污的路子,此人因此非常恨外祖父,雇了人来搞这一恶作剧。事情查清后凌鸿勋准备开除此人,但外祖父认为不要因一件小事就把人开除,让凌鸿勋给那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但外祖父在粤汉铁路工作期间因为发生一起撞车事故,他担任的机车处处长的职务被撤了。那是1936年的事,株洲到韶关一段铁路就要通车了,却发生了火车与汽车相撞的事故,火车头翻下河,淹死了不少人,由于车头很热也烫死了一些人。事故的发生尽管同外祖父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上面却把他撤了。外祖母认为那是上面看他老实拿他当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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