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8年中为止,富平家政一共培训了一万三千多名从贫困闭塞的农村来的妇女,这些妇女接受培训后,百分之百的在北京找到了工作(除了自己不愿意干的)。这证明民间的力量非常有效,一点点钱在政府的帮助下就能够办成大事。但是做什么都是不容易的,即使做好事也很难。2007年初,富平家政学校培训的一位服务员,发生看管的一个两岁女孩死亡的事故。虽然判定服务员没有责任,法院还是判于轼他们赔款48万元,一时造成富平家政学校的巨大困难,几乎倒闭。许多人劝干脆宣布破产,事实上也是要破产的,但是于轼考虑到破产给社会造成的伤害极大,会发生一批人失业,扶贫的工作要中断,他们宁可自己受罚,也要维持下去。最后靠社会人士的帮助,股东们出资及学校过去的积累,把赔款付清了。现在这个困难的后遗症还没有完全过去。
在此期间于轼还做了其他大量的救济和扶贫工作。他在山西湍水头镇开展了教育扶贫,从壳牌公司得到几百万元的帮助,使初中生得以升高中,改聘质量更高的老师来教课,购买教具,修复教室。于轼还帮助兰州的刘肃平成立慈善组织,从事志愿者的救济工作。还成立了北京家政服务员的紧急救援基金,帮助遭遇特别困难的服务员得到救济。 他还零零碎碎地帮助各式各样的有困难的人,人们都说他是一位具有爱心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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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启蒙师
于轼平常工作非常繁忙,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每天平均工作八到十个小时,且经常出差:或开会,或讲课。有一次,我问他最喜欢做什么事情,他说最喜欢写文章,其次是讲课。从1979年于轼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算起,到2008年,他一共写了四百万字的文章,出版了十四本书。他说写文章很有意思,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表达出来,如果这些文章可以登出来会有一种满足感。有时自己的观点会引起争论,有人赞同有人反对,那时更觉得写文章的必要。我每年回国探亲,他就会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的书。他写的无论关于经济学还是社会或道德问题的文章都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并以循循诱导的方式娓娓道来。诸如:《为什么要有非政府组织?》《企业为什么要并购?》《浅说货币》《为什么会有贸易保护?》《农民为什么穷?》《谁是企业的主人?》《为什么要付小费?》《用钞票的经济学》《邮资该不该涨?》《堵车的真正原因》等等。我把这些文章称做是经济学的《十万个为什么》,起到了一种经济学启蒙的作用。他试图用一些生活上的小例子和浅显易懂的道理说服、教育民众,改变人们习惯性的想法和思路,摆脱假道德观的束缚。有些观点他会反反复复说,字里行间感受到他诲人不倦的良苦用心。到外面讲课也是带着这一目的。于轼很愿意给官员们讲课,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传达给他们。现在的官员已经有不少变化,他们已不是那种头脑僵硬的人,很多人愿意吸收新东西,也愿意倾听不同意见。
读了于轼写的文章,似乎看到这三十年来他和一批经济学人走过的路,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苦与乐:民众从最初对市场经济的担忧惧怕,到习以为常,运用自如。这同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们最初的引导、教育、启发是分不开的。于轼在《忆峥嵘改革岁月》一文中写了这样的感受:
读张维迎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把我带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激动人心的改革浪潮之中。中国经历了万马齐喑的“文革”时代,终于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被压抑了几十年的自由思想有了萌发的机会…… 当时我是年过五十的进入老年的知识分子,带着满身的伤痕,像欢迎朝阳那样地呼吸着改革带来的新鲜空气。而张维迎刚过二十岁,用充满好奇的眼光观察着这个激烈变动的世界,试图把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当前现实问题的分析。我们拥有很不相同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准备,但是有共同的语言,就是对改革的憧憬。我第一次见到张维迎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数理经济年会上。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觉得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的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那时候讲西方经济学(应该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要冒险的,不像现在各个大学都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讲。那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斗争会。
……回北京一年多后,大概是1983年8月,听说张维迎出事了。他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无非说明钱是价值客观度量,大家为创造财富而赚钱是很正常的,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成是什么坏东西,但此文被省里某个领导点了名,因为政治清除精神污染,于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哄然而起。不但在陕西省而且在全国都展开了批判。我在北京很为他鸣不平,写了文章支持他,可是不能发表,从那以后,我把他看成经济改革的战友而不是一般的朋友了。今天看来,我国的改革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会遭到巨大的阻力,改革新思想总会被那些自认为一贯正确的“坚持派”认为大逆不道。尽管随着改革的向前发展,证明新认识是对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改革派平过反。到了下一次新旧思想发生冲突时又是改革派挨批判。改革中最重要的两次冲突是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和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平等对待。今天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市场经济和民营化的道路是对的,但是在这两次争论中伤害了许多人,有的被批判,有的被罚款,有的书被禁,至今没有改正……
于轼的影响日益扩大,他的朋友也非常多,这些朋友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学者、异议人士、企业家等等。他本人也喜欢交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如经济学界的朋友汤敏、盛洪、樊纲、许成钢、张维迎;企业界的朋友王吉绯、郭梓林等。2008年10月,我回国探亲去拜访他并问他: “还有几个月就是你八十岁生日了,你想怎么办呢?”他说:“我想逃跑!”他说早在年初就有人向他提起这个事情了,他实在不想过这个八十岁生日,但是朋友们却坚持要给他办,他真不知如何是好。
二舅茅于杭与妻子徐朝仪。
茅于轼近照:参加《中国企业家》杂志评选2008年度最有影响经济学家颁奖活动。(图片由茅于轼提供。)
茅于轼近照。(图片由茅于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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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和富人”
茅于轼这个名字经常同各种争论的题目连在一起。我每次从法国打电话给北京的好友梁平,她就会对我说:你舅舅最近又挑起争论了,这次是某某某问题。好像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经常性地引起社会上如此广泛的争论。诸如学雷锋,机场咖啡吧收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穷人和富人,经济适用房,最近则是土地该不该设红线,收税的上限等等。总之,过不了多久就会引起一个话题。仔细研究这些话题,万变不离其宗。于轼有三个基本的思想:一是主张市场经济,国家不要过多干预,二是反对特权,三是强调社会道德和信用。他的文章基本上离不开这几个主要思想。其实,于轼之所以强调上述的几个论点同他的切身经历分不开。他那一代人深受物质匮乏之苦,言论不自由之痛,社会不稳定之忧。了解他们那辈人的经历就会清楚他的思想基础从何而来。
于轼说,争论是好事情,有人批评有人夸赞,有人欣赏有人贬低,一个多元化社会就应该这样。但是他希望人们能够提出一点不同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而不要骂街,因为骂街不管用,谁也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在他的博客跟帖的人多数比较理智,阐述自己的想法,也有人写“狗,狗,狗”。中国人以前比较习惯整齐划一,认为任何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其它都是谬误。开放以后,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于轼说,他喜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比如,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观点招致很多人的愤怒,但他还要坚持这一观点。
为什么人们对富人如此愤怒?连我的一些好朋友都会对我说:“你舅舅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中国富人难道还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吗 ?”我反驳说:“你是不是认为,中国应该再来一次革命,把富人都剥夺呢?富人就不应该受任何法律保护吗?”有关富人和穷人的争论让我思考了好久,为什么中国人如此仇视富人?我曾经把这个议题讲给我的法国好友、社会学专家克里斯蒂娜听,她说,这很正常,你们是红色中国,你们崇尚革命。她的回答让我很惊讶。其实她的逻辑很简单,长期以来,“红色”、“无产阶级”、“革命”、“工农兵”等词汇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人们也习惯媒体天天讲“为人民服务”,“而替富人说话”这个词本身既刺眼也刺耳,尽管现在形势变了,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大家也非常羡慕富人的生活,同时争着要当富人,但是舆论的口径却没有根本的改变。其实,于轼还说了替穷人办事,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为穷人办了事情,但后一句话人们似乎没听见也不感兴趣,只要你替富人说话就是错的。克里斯蒂娜并不太了解中国人近几年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但她却一语道破中国没有变化的内核:仇富思想和小农意识。尽管经济逐渐市场化,但由于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不健全,宣传教育不够有力,“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口号与思维仍旧有市场。在很多人的心里,穷人和富人是永远对立的,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想当年,中国就是没有人替富人说话,才把中国那么多富人剥夺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实际上,仇富思想对穷人以及中产阶层也是不利的,因为它使得人们不敢积累财富。我在查家史时才知道,尽管茅家祖上不是什么有钱家庭,但在南京有过一些房产,后来全部充公了。于轼说:“打倒富人的口号对夺取政权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它牺牲少数人,得到很多人的拥护,1949年后到“###”结束,这一情况始终存在,因为大多数穷人拥护打倒富人。实际上,对大多数穷人来说,打倒了富人也不可能变成富人,我们可以把富人的东西都分掉,可是过几天自己还是穷的。”仇富思想也造成富人对社会的不信任,中国富人之所以争相获得外国籍就包含对本国政策变化的担忧。仇富思想也助长了人们投机或短视的心态,谁都不愿意长期创业,不敢慢慢积累财富,怕穷人造反,夜长梦多,恨不得一夜之间成为富豪,然后把钱转到国外。总之,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保障人们私有财产的完善的法律,这个社会就是不成熟、不正常的社会。
20世纪的中国因为长期以不断革命的激进思想为主流,因此各领域都遭受到巨大损失。“###”结束,人们开始反思,中国一百多年是不是走得太快,快到了应该走回头路的地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人们梦想的大同社会,“而一个幽灵,一个封建主义的幽灵仍在中国游荡。”
茅于轼夫妇近照:参加中国企业家杂志评选2008年度最有影响经济学家颁奖活动。右为经济学家吴敬琏。(图片由茅于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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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布道人”
有人说,于轼对市场经济不仅坚信不疑而且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还有人称他为“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他对市场经济“走火入魔”。我不懂经济,但我也认为于轼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和宣传有点像基督教布道者。对任何问题,他都会用市场经济的观点去解释、分析,而且反复地、不知疲倦地向民众宣传市场经济的好处。如土地要不要划红线,火车票要不要涨价,该不该修建经济适用房等等,他都用市场经济观点给出答案。我不太懂经济,也可能因为在国外生活时间太长,对当下社会上的辩论有时有点摸不着头绪。首先,我以为中国一直在争取欧盟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欧盟总不愿承认。最近中国领导人又一次批评欧盟不愿意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做法,我着实为中国叫屈!中国明明是市场经济,为什么不承认中国这一地位?当然,如果按西方的标准,中国并不全是市场经济,也有人不愿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于轼之所以像一名布道人似的不断宣导市场经济,就是有些人怀疑市场经济,仍旧怀念传统计划经济的时代。第二点不明白的是:每个学者或研究人员总是要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有的观点可能会比较极端或与众不同,惊世骇俗或者独树一帜。在国外,学者如果提出另类的观点只能引起学术界的争论,民众对此丝毫没有兴趣,民众关心的是决策人的决策。理论家常有各种派别,或主张自由经济,或主张国家干预,如前不久去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主张经济自由,狠批凯恩斯主义。“911”过后,年近九十的弗里德曼生怕“911”事件影响美国自由经济政策,接受电视采访时大声疾呼“凯恩斯主义又回来了”。其实那个时候,布什的自由经济政策一点没有改变,非但如此,几年后布什的政策“自由”成分更多了,比如号召每人都有一套房等等,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现在面临金融风暴,政府不得不启用国家干预的手法解决问题,弗里德曼要是知道了,肯定在棺材里要嚎啕大哭或跳脚大骂。现在要是去问美国人,十有###他们会回答你说,布什的政策完全失误,但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弗里德曼是错的。有些人因在金融海啸中损失惨重也会大骂布什,但没有人会骂弗里德曼。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清楚,一个学者和专家或理论家,他有发表观点的自由,有学术研究的自由。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对经济学理论作出的贡献。也许他的某些观点并不适合当前政府的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他的理论的价值。即使他对目前政府政策或者目前的经济形势的判断有错误,我们也不能打击和谩骂他,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必须给学者和专家一定的空间,让他自由发挥。对一个专家学者的论点群起而攻之的结果是:或者这个专家不再敢发表言论,或者调整自己的思想,使其显得不那么偏颇。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专家不说话,决策人无从咨询;专家如果模棱两可,左顾右盼,便不能使自己的理论发展成熟,也不可能有说服力。世界经济学家中,有人主张自由经济,有人主张政府干预。这两种理论都得到社会和学界认可,都有人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至于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这完全要看决策者的智慧和对形势的判断了。
最近有人评论说,茅于轼现象其实透露了很多其他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透露了中国仍处在新旧体制交接之际,也透露了民众和精英之间一定的矛盾和相互的不理解,更透露了中国社会急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仔细想,中国还是取得了不少进步,这些争论也好,哪怕是骂人也好,说明中国宽松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意见,于轼只是遭人骂骂,还没有人打他或把他投入监狱。非但如此,大舅现在的粉丝还不少,有些地方甚至把他的书当成教科书。据说,山东枣庄一下购买了五千本他写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枣庄的干部人手一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的老师还把这本书当作政治课参考书推荐给学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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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平等
三十年的成绩我们说了很多,问题到底有哪些?于轼认为: 贫富差距,官员###,环境破坏都是改革的负面后果。但是有关收入差距,他的观点与别人不同。他认为出现贫富差距是必然的,因为市场化必然造成收入差距,以前每个人的能力没有机会充分发挥,现在可以发挥了,差别就出来了。智力的差别,教育的差别,天赋的差别包括运气的差别最后造成收入的差别。而且就因为提倡平等后,差距才显示出来。如果没有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是权力的差距,享有特权的人占有绝对的上风。
于轼还说:我觉得社会的不公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就是财产、收入,消费这种看得见的不平等。还有一种是地位的不平等,这是隐形的,看不见的。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各人的行为和自由度不一样。从1949年到1978年,通过阶级斗争,我们极大地缩小了财富的不公平,但是与此同时,地位的不平等却人为地扩大了。首先是城乡差别,这种城乡的二元分割体制导致农民变成了二等公民,他们被剥夺了几乎一切权利。农村的发展面临很大的制约,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权利受到户籍、歧视性政策等各方面的制约。三年灾荒时不许农民出来要饭,当时的农民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改革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大家更多地注意的是那些看得见的财富差距,对地位的不平等的研究还有很多欠缺。比如,一个住五星级宾馆的人和一个在宾馆里扫厕所的人收入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收入差距不可能抹平,只能逐渐缩小,但他们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服务员为你服务,不论你是谁,都得道谢。因为人跟人地位是平等的。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中还没能真正确立,比如,中国人对住宾馆的人就非常尊重,而对扫厕所的或餐馆的服务员常常颐指气使。中国人往往不能容忍收入的差别,却很愿意接受地位的差别。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大家要认识到,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管理层和学界才会想办法去解决它。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各阶层维权的路径一定要畅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某一个群体利益受到损害去维权时,不应该因人和群体的社会地位不同而被区别对待。当然,各阶层维权的方法和手段要合理合法,政府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引导……
于轼说,他写了一篇文章, 《财富中国》向他索稿时就把这篇文章给了编辑。过了几天,编辑对他说,这篇文章不能发表。于轼说,如不能发表,以后就不再给他们写东西了,以此给那编辑一点压力。于轼说,有时候,就应该不时地给管理者施点压力,推着他们往前走,比如他曾写了一篇《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放在博客上,不久就被人删掉了,他就再次贴上去。至今这篇文章还放在新浪网的博客上。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在就职典礼上说:自由,平等,博爱,两百年前的目标,在今天仍旧是我们鲜活崭新的价值,是我们每天要为之奋斗的事业,怎么做都不嫌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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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理名言（1）
我还是用于轼自己的一篇文章为本章做个总结吧:
再过两年我就要八十岁了。人生的旅途快走到尽头了。这几年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人生的意义何在?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想了几年,答案慢慢地浮现,越来越清楚了。我很后悔,到老才认真地想这个问题,年轻时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如果我早几年想,早几年找到答案,我的人生会少犯许多错误,自己也会过得更顺利些。
这也难怪,人生意义,或者人生目的的大问题不是没人研究,恰恰是研究的人太多,各说各的,莫衷一是,搞得大家稀里糊涂,索性不闻不问,过一天算一天拉倒。我不是说人家的研究不对,没有价值,而是太抽象,太高大,过于理论化,没法付诸实践。我们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这个答案要能够清楚地指导日常的所作所为。
现在我把这个思考了好几年的答案告诉大家,和大家分享。答案很简单,复杂了就没用了。它必须是简单的。这个答案就是“享受人生,并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
需要稍微说明一点,什么是享受人生。我的意思是:人生一世所得到的快乐总量极大化。它不是某时某刻的享受极大化,而是一生一世的快乐总量极大化。这儿所说的享受不光是物质的,更包括精神的,包括主观的满足感。它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顾现在,不顾将来,而是既顾现在,更顾将来。人们要追求健康长寿,因为长寿的人活得更长,当然得到的快乐可能更多。要远离有害的环境和物质,这些事物会减少你的快乐。行动要考虑后果,不要贪图一时的痛快,贻患无穷。
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为什么?人生一世顺利不顺利往往不仅仅取决于自己,更多地也取决于环境,或者说取决于别人。如果别人处处跟你捣乱,你就过得很不顺利。别人希望日子过得快乐一点,大家就应该帮助他实现这个理想。所谓“君子成人之美”,这是孔夫子留下的格言。如果大家都懂得帮助别人的快乐,我们就有了一个创造快乐的环境,大家都比较容易实现快乐总量极大化的目标。所以帮助别人享受既是为了别人,其实也是为了自己。这一点儿也不矛盾。
用这条信条处理周围的事情,会使自己的日子过得高兴。凡是碰到难于决策的事情,想一想怎么能使自己快乐,也使别人快乐,答案就有了。有了这样的信条,养成了习惯,用来对待父母子女,妻子朋友,同事或领导,并且用它来处理自己在公务上的问题,你就不会犯愚蠢的错误,就会远离烦恼,周围的人都会喜欢你。
享受人生,这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谁不愿意享受啊?但是有人批评说,这个目标太自私,至少也是太庸俗,大家只管享受,国家大事,世界和平谁来关心呢?我想说的正好就是:享受人生是世界的头等大事,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我们不要被别人误导,去做妨碍别人享受人生的事,去做愚蠢的事。恐怖分子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自己不享受还妨碍别人享受,真是愚不可及。可是恐怖分子还自以为做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是人生的最崇高的目标,是最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也不光是恐怖分子如此,二战时的一些日本兵来到中国杀人放火,作恶多端,害人害己,还自以为是效忠了天皇,光荣得不得了。我们在“###”的时候,一些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把别人斗得死去活来,自己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享受,同样是愚不可及。如果有许多人都被坏人误导,这个世界真就不得安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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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理名言（2）
享受人生的目标不但是个人与个人相处的原则,同样也是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相处的原则。两岸关系、中日关系、劳资关系也应该本着这样的原则来处理,其他的考虑统统都应该让位。懂得这一点我们的世界就会平安得多,幸福得多。
还要不要牺牲?牺牲应该尽量避免。但是如果一个恐怖分子要拉响炸弹,我一定要扑向前去,减少伤亡。之所以要牺牲,正是因为有人受了蒙骗,要害别人。如果没有这些受蒙骗的人,牺牲可以少多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需要人牺牲的事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有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但是这种情况一个人一辈子也未必会碰上一次。现在人世间绝大部分的冲突都是人跟人的矛盾引起的,是在愚蠢的人之间发生的,不是智者之间发生的。懂得享受人生,就不会有无谓的牺牲了。
懂得享受人生,而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这是我发现的至理名言。
在日常生活中大舅的确很喜欢帮助别人,听说什么人遭到不幸,他就会尽量出钱出力替人家解燃眉之急。听大舅妈说,有一次,大舅从非洲出差回来,正值北京寒冬腊月,他却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就进了家门,走的时候明明穿了大衣去的,怎么回来却如此单薄?一问才知,大舅在从非洲回北京的飞机上遇到一位东北人,这人在非洲打工数年,现在回国探亲。非洲很热,他上飞机时就穿了一件衬衫,由于对地理和气候等等没有丝毫概念,以为到中国也一样热。没想到到北京后,冷得上下牙打颤,于轼便把自己的羊毛大衣给了这名工人,自己就穿着薄衣服回家了。大舅妈埋怨他太不注意身体,可大舅说,他乘出租马上就到家,可那人还得换飞机飞到沈阳,那地方就更冷了。
大舅已经八十岁了,除了耳朵有点聋以外,身体还不错。只要有时间,每天和老伴在玉渊潭公园散步一个小时,有时也打打太极拳。几年前他还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下大雪,他骑自行车出门摔了一跤,把肋骨摔裂了三根,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才放弃骑车。大舅喜欢吃甜食,吃很多甜食也不发胖,这可能是茅家的遗传基因决定的,茅家人都喜欢吃甜食而且都能保持较瘦的体型。为了给大舅补充营养,大舅妈每天给他吃西洋参和六味地黄丸。一次,看到大舅吃早餐,我和丈夫都笑翻了:一碗牛奶,里面加了西洋参、六味地黄丸,就着咖啡,饼干,干果,果酱和面包。甜酸苦辣应有尽有。我说,这怎么能咽得下去,他却说,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尝过饥饿的人,什么都觉得好吃 !
大舅现在一有时间就同舅妈去自费旅游,他的稿费全用在旅游上了。前年去了日本,还去了澳大利亚,今年去了新西兰。他觉得旅游不但观赏风景,了解民俗,也是休息和调整自己的机会。各国的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美食小吃,旖旎风光都令人心旷神怡,让人忘却烦恼,有益于养性健身。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和可能。大舅说,三十多年前,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没人敢想象自费到国外旅游。记得我外祖母活着的时候,看到我们大家都出国去,她很是羡慕,因为她这辈子没有到国外看过,可是当时大家的条件都不好,出国一般都是邀请单位出钱或者公费出访。现在大家条件好了,外祖母却不在人世了,大舅感叹地说:“如果你外祖母现在还活着,我一定要带她出国看看,背也要把她背出去。”
赵燕玲在给茅于轼梳理头发。(图片提供:《中国企业家》杂志)
茅于轼一家近照。后排左起:茅于轼的女婿余小平,女儿茅燕星,孙女茅尚彬,儿媳赵小平,儿子茅为星。前排:赵燕玲,外孙女余雅文,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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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2）
大家认为写得有意思,朋友就说,你干脆再多写几个人物凑成一本书吧。在众多的因素推动下,我决定写这部家史。我知道,写好一部家史并不容易,不仅仅要叙述家族中一些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还要把握他们的思想脉络、心路历程。况且涉及的人物较多,其中有些人做了很多很重要又很有意义的事情,要把他们写好不太容易,等于要写好几本人物传记。我外祖父外祖母都已谢世,叔公茅以升也不在了,这对我直接了解他们当时的思想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带来一定的困难,我只能通过他们子女的回忆和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来揣摩和分析他们当时的一些想法。好在我的几个舅舅和表姨健在,我对他们可以了解更多、更详细一些。特别是茅于轼,我同他接触比较多,每次回国我都要去拜访他,我可以比较全面地写出他真实的思想活动和道德情操。我在书中也尽可能写出家人的婚姻状况和爱情经历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我觉得这是家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有写出他们的真实故事才是对家人最好的尊重和理解。
本书从我外祖父的祖父茅谦写起,一直写到我们这一代,也略微提到我们的下一代,共有五六代人。我家这几代人几乎都是文人或者知识分子,很少有人经商,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我们这几代人的经历见证了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梦所做的努力、遭遇的挫折和走过的弯路。有时,一段小小的弯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拿“文革”来说,在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长河中,“文革”才短短的十年,占十五分之一,但是我们家有三代人赶上了“文革”,且深受冲击:茅以升挂牌挨斗,妻子惊吓而死;茅以新挨打,七十高龄被下放到黄羊滩干校劳动;茅于轼遭殴打险些丧命,被作为“危险人物”赶出北京;茅于榕被关监狱长达十年;茅于恭年届六十时,一家人被送到农村落户;我本人以及我的表姐表弟们,“文革”期间受歧视,同其他的青少年一样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十几岁被迫上山下乡。在短短的十年里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荒唐而可怕的事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中国“折腾”的时间真是太长了,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不折腾”,道出了中国人民的真实心声。
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应该是渐进和延续的,而中国清朝时期突然受到外部的攻击,这使国人变得十分急躁,人们想在一夜之间变成强国,这个强国梦是如此执着、顽强,萦绕终身,它在推动民族进步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了真相,我们需要的是渐进,是改革,是努力地把本职工作做好,是一点点地积累财富,是在保留本国文化的同时学习外来先进的东西。写完茅家的故事后,我深深地对先辈们所付出的努力感到钦佩,一种难言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们尽管没有辉煌的戎马生涯,没有一呼百应的领导才能和显赫地位,但是他们真诚忘我地为祖国奋斗着,他们的那种爱国之情不时让我们这些离国而走,移居海外的一代人感到惭愧,正是这种心情激励我写出了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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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3）
人们都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我写完家史后倒更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勇于变革并且善于学习的民族。只要有良好的环境,中国变化之快令人瞠目。茅谦那一代,连外国仪器见都没见过,他们组成金陵测量学会就是为了欣赏和摆弄摆弄杨文会从国外带回来的望远镜、显微镜、水平仪。到了茅谦的孙子茅以升,已经可以造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而这之间只隔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种进步同茅谦等人大力提倡西学,培养新式人才有着很大关系。我刚到法国的时候,中国廉价商品放在地摊上贱卖且鲜有人问津,二十年后,“中国制造”已经涉及很多高科技领域,并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寻常百姓家庭。这些变化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取得的,茅于轼等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极力推动市场经济改革也功不可没。
我在写茅家的故事时还有两个意外收获,一是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一些远亲的故事,另外,通过写书我和一些亲戚的关系及情感联系更深了。每写一个人物时,我都被他们的经历所感动。我对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感情最深,写他们时情感尤为真挚,写几个舅舅也得心应手。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我写其他几位不太熟悉的亲戚时,我发现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一面。如叔公茅以升,以前总觉得茅以升太知名了,写他的文章不知有多少,很难把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亲的人。但在搜集资料和听亲友们回忆后,我慢慢了解到茅以升的另一面:宠爱居家过日子的一面,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一面,骄纵子女,依恋家庭的一面……很多故事非常生动感人,我自己有时都会被感动得掉泪。
我同定居在美国的两位远房表姐们取得联系后,写了她们的故事,尽管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与其中有一位表姐也仅有一面之交。但是当通上电话后,我们之间马上产生了非常熟悉和亲热的感觉。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血浓于水”。令我高兴的是,她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写作计划,尽量给我提供素材。另有在国内的表哥茅为雄,是他帮我写了对伯父茅于恭和对他父亲茅于榕的回忆,我对这两位长辈所知甚少,没有他的帮助,我很难在本书中反映两位长辈的真实情况。表舅茅于敏此前一直支持我母亲撰写茅家的家史,我母亲病倒后,他听说我要代我母亲写书,使不顾身患重病,带着氧气机同我谈了好几个小时,没多久他本人也去世了。我的写作计划得到茅家人的鼎力支持,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亲友外,大舅茅于轼,二舅茅于杭,小舅茅于海,还有表姨茅于燕,表姨茅玉麟,表姨父徐旋,表弟茅为立,表舅茅于渊都为我提供了大量的资讯和照片,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难以完成此书的。
本书完成后我感到松了口气似的,希望我历时几年完成的这个工作可以告慰那些已经故去的亲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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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和老故事（3）
外祖父家有两张老照片,一张是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结婚照,那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拍摄的。照片上有茅家人也有外祖母的娘家陈家的人。另外一张是外祖父家四世同堂的全家福,当时他才十岁,照片上有他的祖父、父亲、兄长以及侄子等人,摄于上世纪初,1913年前后。那时外祖父的二哥茅以升才十八岁,结婚不久,地点在南京老家。娃娃桥。照片上,坐在最中间的人,名茅谦,字子贞,是一家之长。茅谦膝上坐的是他的孙子,茅乃封的儿子茅以元。挨着他坐的是茅谦的弟弟,茅尚年,留着清朝发型,拖着一条大辫子。据说,茅尚年老的时候行为有点古怪,看不惯新事物,不肯剪掉辫子。左边坐的是茅谦的长孙媳朱少云,怀中抱着茅谦的曾孙茅于恭。挨着茅尚年坐的是茅谦的另一个孙媳妇,茅以升的妻子戴传蕙。
茅谦是个举人,在当地小有名气,这是我很晚才知道的。我外祖父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小时候很少听他讲过去的事情。中国政治运动太多,言多必失,这也使本来就寡言少语的外祖父变得更加沉默无话。倒是外祖母话比较多,但她对这位祖公公根本没有印象,因为她嫁到茅家时,茅谦已经不在了。我第一次听到茅谦的名字还是出国以后,我有一个学历史的好朋友肖小红专门研究中国江浙一带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变迁所起的作用。她曾经问过我,茅谦是否同我们家有关系,我却回答不上来。她告诉我说茅谦在镇江曾经是一个有名的举人,办过学,办过报,参加过公车上书等等。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国时查了资料并询问了长辈才知道茅谦的确是我家的先祖,就是照片上坐在正中间的那位老人。他的照片一直在我家放着,我居然对他毫无了解,连名字都不知道,我为此深感惭愧。后来我专门去了一次镇江,查了家谱又去了茅家祠堂旧址等地方,对茅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越了解茅谦越觉得这位先辈很有特点,茅谦聪明过人,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精力旺盛,他一生中做了不少值得记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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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家谱
过去的人一旦有了成就就会想到整理家谱,把祖上的名人或功德无量的人士都记录一番,其目的无非是让后代循着老辈的足迹也做点光宗耀祖的事情。茅谦也不例外,他中举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家族中的人帮忙修家谱,他还为新修的家谱写了序: “吾族为周公后,左氏传所谓凡蒋邢茅是也。第其后茅并于鲁。于《左传》篇末略见端倪。入战国遂无所见。若夷鸿茅茷,一无绪论,著于简编。后世,秦有茅焦,汉有茅容。一姓之中,人才如晨星寥落。而遁于神仙者,则于句曲之华阳洞天,高占一席。若以文章勋业之传于世者,盖寂无所闻焉,歌式微之章所以惕然惧也。江南茅氏来自开封,迄今几三十传。其间食旧德之名氏,用高曾之规矩犹能绵绵延延以传之不替。则我远祖周公之遗泽犹有存焉者矣……”
照茅谦的说法,茅家是周公的后代。据记载,周公有四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名叔,被封到茅邑,即今天的山东省南部靠近江苏省的金乡县,建立了茅国。分封也为以后各国的兼并埋下火种。春秋时期,茅国终于被近邻邹国所灭。茅国的子孙为了记住自己以前是茅国人,就以茅为自己的姓氏,从而有了茅姓。这也是百家姓中所谓“以国为姓”的著名例子。从家谱的序言中还得知,我们茅家有文字的家谱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以前则是口传家谱,口传家谱的第一代是茅康,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十三代了。茅康是宋代的武功大夫,他带了全家下江南,在镇江丹徒定居。但我在宋史上并没有查到茅康这样一位武功大夫,是不是修家谱的人为了给茅家脸上贴金安了一个武功大夫的头衔也很难说。
茅家大家庭 ((1913年摄于南京娃娃桥)。后排左起:茅以新(茅乃登幼子),茅以南(茅乃登长子),茅乃封(茅谦二子),茅乃登(茅谦长子),茅乃经(茅谦三子),茅以升(茅乃登次子),茅以纯(茅乃登小女)。前排左起:刘氏(茅乃经妻子,怀抱茅乃经儿子茅以珉),韩石渠(茅乃登妻子,茅以升母亲),朱少云(茅以南妻子,怀抱儿子茅于恭),茅谦(怀抱茅乃封儿子茅以沅),茅尚年(茅谦弟弟),茅以农(茅乃经儿子),戴传蕙(茅以升妻子),茅以滇(茅乃封之女),汪氏(茅谦第二任妻子),陆氏(茅乃封妻子),后三位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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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中的“好人好事”
茅家三十代中共有五位进士:六世,茅登升,宋朝绍定五年的进士;十七世,茅鉴,明朝嘉靖十年举人,十一年的进士。茅家十九世有两名进士:茅崇本,明朝万历四年的举人,万历八年的进士;茅崇修,明朝万历三十七年举人,四十七年进士。茅家第二十五代,茅奎光,乾隆五十四年的拔贡。第二十八代茅谦,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举人。此外监生,贡生不胜枚举。
家谱有一章叫做“事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好人好事”,里面记载的好人好事颇为有趣。比如宋朝末年茅家第七代有个叫茅湘,字清叔的人。他的父亲茅登,绍定五年中进士。茅湘自幼博才多识,而且很有志气。当时他同兵部尚书陆秀夫关系很好。宋朝末年朝廷急需人才,陆秀夫就把茅湘推荐给朝廷,让他跟随海陆将领张世杰,不久朝廷提拔茅湘当兵部侍郎。皇帝端宗死了以后,茅湘和陆秀夫共同承担起保护年仅七岁的小皇帝的重任。详兴二年也就是公元1279年,元军攻破厓山,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蹈海而死。家谱上记载说茅湘当时也一起跳海而死。这一“英雄事迹”当时茅家人很引以为自豪。
著名的茅山三道士“三茅真君”是否是茅家的前辈,也没有可信和详实的记载,但我想茅谦肯定认为三茅真君是茅家的祖辈,否则他不会给自己取了“肺山公”的号。肺山就是茅山,山顶上有着中国著名的道家庙宇,里面就供着“三茅真君”。
茅家家谱中对第十五世茅宇的记载比较详实。茅宇字子固,据说很小就显示出与众不同,不到十岁就能辨别诗文的好坏,邻里乡亲都认为他是个神童。茅宇年龄不大就自创了一份产业,创的什么产业家谱上没有提及。茅宇平时行为规矩勤俭,自己为自己封号为“检庵”。创业成功后便拿出钱来为村民们做好事。弘治五年,镇江闹饥荒,茅宇拿出大量稻米赈灾救民,还出钱为远乡一个缺水的村子挖了一口井,这口井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义井”。茅宇曾跟随丁易洞先生游览四方,这使他眼界颇为开阔。他教育孩子很有一套。他看出儿子没有多大才华,而孙子茅鉴却是可塑之才,于是就把重点放在教育孙子上。他的教育方法比较独特,不用责骂和体罚来管教孩子,而是循循善诱,并且不分日夜寒暑同孙子一道背诗作文。茅鉴后来中了进士,这同茅宇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茅宇死后,朝廷的一名户部郎中写文章评价茅宇:“谈笑中有书史,和易中有孤洁。不谄不骄有猷有哲,起中衰之门户,宏再造之基业。送死而周人之匮,养生而利人之急。是宜子姓振振,家声烨烨,呜呼!闻世上有子固之高风,今十五复睹检庵之人。”茅鉴中举后,茅家这一支发达了好多年,但到茅谦祖父一代又衰落了,茅家中兴的重任于是落在了茅谦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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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谦用功读书，一心中举
茅谦虽然非常聪明,但中举的愿望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由于家境贫寒,他又是长子,父母身体都不好,茅谦平时要拿出很多时间为儿童教书授课以养家糊口。茅谦十八岁时接连通过县、府、院三试,中了秀才,为他日后考取举人铺平了道路。他对父亲说,他将来要考举人、进士,他不甘心默默无闻一辈子。但茅谦自己心里清楚,考举人必须有人指导,家里因为贫穷,不可能给他请老师,再说当地好的老师也很少。茅谦中了秀才后,收的学生也多了,收入虽微薄,一家人还能勉强度日。茅谦对经学诗书更为着迷,每日手不释卷,夜夜苦读至天明。可是,他越深入学习就越觉得自己的功底不够,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基础知识不牢。而基础知识缺乏主要因缺少名师的指导。多年来茅谦完全靠自学成才,从未得到过大师指点。茅谦万分渴望有师可从,父亲茅铭远也替他着急。正在这时,茅铭远听说柳兴恩回镇江了,这消息使父子俩异常兴奋。柳兴恩是茅铭远母亲的表弟,也就是茅谦的表舅。柳兴恩多年前中了举人,以后曾在外地当官,几年前归乡,可又赶上太平军闹事,只好再次到外省避难。现在战事平息,柳兴恩携全家回镇江,准备在镇江安度晚年。柳兴恩是当时全国有名的经学大师,又是茅家的亲戚,柳兴恩回镇江后,茅铭远立即带着儿子前去拜访他,并把茅谦想拜他为师的意思告诉了他,柳兴恩看了茅谦的诗文后就同意收茅谦为学生。这对茅家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茅谦一来可以跟从大师治学,另外也有了更多的踏入仕途的机会。
柳兴恩,字宾叔,道光十二年的举人,专门研究毛诗。毛诗是汉朝毛亨、毛苌注释的《诗经》。《诗经》共有三百零五首,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很多人都试图阐释它。柳兴恩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毛诗注疏纠补》三十卷和三十卷本的《穀梁春秋大义述》 ,结束了唐代以后无人治“谷梁春秋”的历史。柳兴恩治学态度勤谨,为人又淳朴敦厚,使茅谦一生受益。茅谦听从柳兴恩的教导从毛诗入手,“先治一经,而后治群经不难矣。”茅谦到柳家后深得柳兴恩的器重,柳兴恩觉得茅谦既用功又有才,除了指导茅谦学问外也叫茅谦替他到外面代课,让茅谦有了更多的赚钱养家的机会,茅家和柳家从此结下不解之缘。柳兴恩的侄子柳诒徵是茅谦的朋友,也是茅以升日后的老师。
茅谦当时为柳兴恩代课的一家姓杨,也是当地的名人,叫杨履泰。结识杨履泰对茅谦也十分重要,既改变了茅谦的学问趋向又改变了他的个人生活。杨履泰是清末有名的易学家,他不但对《易经》颇有研究,所著的《周易倚述录》名扬天下,而且对天文历算方面的造诣也颇深,算得上近代中国重要的数学家之一。茅谦日后对数学及天文地理有很大兴趣以至于影响到他的孙子茅以升和茅以新(二人后来都从事工程学并有所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茅谦最初师从杨履泰。我常想,茅谦如果生在现代社会,绝对是一块学理工科的料,因为他刚接触一点科学就非常着迷。杨屡泰也很看中茅谦,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茅谦。茅谦二十岁时同杨屡泰的女儿成婚,育有三男两女。
茅谦后来几次赴考举人均没有成功。当不上官,糊口也有糊口的办法,“膏火费”就是糊口的方法之一,也可以叫做是靠考试吃饭。茅谦在中举前为了养家糊口,每月数次渡江应扬州广陵书院考试。书院的考试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举行。每月初一是由本院的老师出题阅卷,十五是由官府出题阅卷。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受到嘉奖,奖金就称为“膏火费”。茅谦每次考试都受到奖赏,用这些膏火费和平日教书的钱养活包括妻子儿女和弟弟妹妹在内的全家人不成问题。后来他的大儿子茅乃登也走父亲的这条路,跟着父亲去考试领取膏火费。茅谦文采在镇江小有名气,每次他在书院考试时写的文章都在远近传阅,大家争相抄录。可惜茅谦不重视保留文稿,很多诗文流散了,只有小部分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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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贫寒之家
茅谦中举
茅谦原名为茅戊年,字子贞,号肺山公,谦是他的学名。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生于丹徒县,即现在的镇江。茅谦的父亲名茅铭远,字心盘,号尔柔,是个落魄耿直的书生,他经常教训子女: “贫莫贫于不问道,贱莫贱于不知耻。”茅谦小时候家中非常贫困,父亲靠卖字画度日,家里常常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境。再加上镇江是当时清军围剿太平军的主要战场之一,茅谦小时候常常跟着大人四处逃难。他的自传上有一段就是写他逃难的故事。说茅谦小时候有一次跟着家人逃难,逃到苏北盐城时同家人走散,一人流落街头,几年后才找回自己的家。我对这故事很感兴趣,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找回家的,就去找茅家的老人求问。后来得知,茅谦是因为一把雨伞才找到家人的。据说茅谦当时走丢后,流落到苏北一个小镇,自己找了一家杂货铺做学徒。由于他酷爱读书,常常一边干活一边读书,有时候晚上熄了灯,他还偷偷找来蜡烛点上,秉烛苦读,这惹得老板娘非常恼火,说他不但耽误干活还浪费蜡烛,很快就把他辞退了。茅谦只好在街上流浪,一边寻找镇江老乡。这时他遇到老家来的做豆腐生意的姓赖的妇人,妇人同情他,借给他几枚铜板,茅谦才得以回家。可回家后发现家里的老房子早已付之一炬,家人也不知去哪里了。茅谦只好找了一个庙宇住下来,靠教小孩子识字谋生。又过了几年,有一天,茅谦的弟弟茅尚年偶尔经过茅谦寄居的庙宇,看见门外一把黄色油布伞,茅尚年认出来这把伞是他家的,因为上面有父亲画的一幅山水画,就这样,他把哥哥找了回来。茅家还流传一个故事,说茅谦从小聪慧过人,出口成章,能言善辩,下笔如神,当地很多人考秀才或考举人都请他捉刀代笔,他因此以替人写文章赚钱养家。还有传说,用茅谦写的文章如果中举就收银三千,这种说法多少有点夸张的成分。但茅谦本人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自己考中举人,以此来改善全家人的命运。中国常常是一人中举,后面几代人都因此转运,其实就是给后代提供了上学的机会。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茅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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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
直到1894年甲午年间,茅谦再次赴南京乡试时终于考中举人,这对整个茅姓家族来说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改变了茅谦的命运,也为他子孙日后的成长和教育奠定了基础。但茅谦中举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动荡和变革的前夜。茅谦本以为可以去官场做一番大事,但就在他得到中举消息后的数日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中国被小小的“夷国”日本打败,中国人感到异常耻辱,茅谦中举的兴奋被一扫而空。茅谦同当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开始反思中国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中国武器不行?经济不行?教育不行?文化不行?体制不行?大家静下心来一分析,发现中国实际上什么都不行。但茅谦仍不愿放弃去京城的进士会考,决定去试一下。
会试与乡试一样都是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为会试之年。去参加会试的举人都享受公费待遇,不必自己掏路费和食宿费,公家专门派车来接,因此民众就将这些去会试的举人称为“公车”,茅谦也被公车接去考试。茅谦到达京城的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清朝政府派去日本谈判的李鸿章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中国把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割给日本,还要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并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消息传来,人们大为震惊,纷纷去都院请愿。这时,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在北京准备参加会试。康有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上书皇上。当时茅谦正同江苏几个来考试的朋友在城南一家小酒馆喝酒,在场的有汪仲虎等人。茅谦文笔上乘,思维敏捷,大家就叫他来执笔。从茅谦的二儿子茅乃封的回忆文章看,“公车上书”中很多条款是茅谦起草的,茅乃封写道:“公车上书,累言数万,虽联署数百人,实先君条策居多。”不过这种说法很难有可靠的证据加以证实。
在茅谦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想法,也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想法。我记得在他的文集中有这样一段陈述:现今欧风美雨竞争剧烈之际,中国人却依旧抱着自大,自是,自骄,自惰之故习,酣睡不醒。正是这个原因中国才受到别国的欺负,今天中国人应该好好学习西方:“惟学可以洗之窳堕之气,惟学可以振之满汉之界种族之竞争,惟学可以化之弭之,至于学问齐一知识大同,我二十一省之人将互相抟结以抵御外侮。”
“公车上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干涉时政,梁启超将此称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
“公车上书”以后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因此改变,人们开始身体力行投身于变法维新的事业,如梁启超所言“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 。很多人回乡后创办新学堂或成立各种各样的学会,也有的创办报刊杂志等。总之当时举国思变,“公车上书”推动并发展了这一变法维新的思潮和行动。茅谦在南京创办“养正小学”和“达材中学”,在镇江创办新学堂试点,并撰写了《变通小学议》、《水利刍议》等多篇论著。当然这也是“公车上书”维新洪流之下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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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朋友
小城市的人到了大城市首先要结交当地名流雅士,方可融入社会。在南京安置后,凭着自己的社交本领,茅谦很快结交了不少名士。其中与茅谦关系较密切的有谭嗣同、杨文会、刘聚卿、缪荃荪、樊增祥、马良以及后来的徐绍桢等人。谭嗣同比茅谦小十七岁,却与茅谦成了莫逆之交,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我查阅了谭嗣同的生平,发现谭嗣同谈吐不凡,精力过人而且对教育改革非常感兴趣。茅谦口若悬河,记忆力超人,在镇江时就有“高谈雄辩惊四座”的美誉,茅谦当时也正想办教育。两人由于兴趣爱好相同,思想观点一致,自然就有酒逢知己、相见恨晚的感觉。
谭嗣同,字複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父亲谭继旬曾先后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谭嗣同湖南生,北京长,12岁再次回到故乡。谭嗣同少年起就博览群书,思想活跃,性格也豪爽,对科举没有兴趣,但迫于压力六次赴南北诸省应试,均没考中,从此他更厌烦科举制。甲午战争后,谭嗣同觉得自己以前把精力放在词章诗文方面是浪费时间,于国于民均无利,从而决定维新变法,提倡新学。谭嗣同便与唐才常在家乡浏阳办了一个算学馆。但是他父亲认为谭嗣同没有一个官位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用钱捐了一个小官给儿子做,这个官就是南京候补知府。谭嗣同难违父命,就这样来到南京,并结识了茅谦。茅谦写过《变通小学议》一文,提倡从小学起就学习算学、地理等知识。谭嗣同读过这篇文章,其中的思想和文笔让谭嗣同十分钦佩。
谭嗣同在南京的时间不长,1898年,湖南的唐才常招谭嗣同回乡,希望谭嗣同帮助湖南改革,谭嗣同于是告别南京的朋友返回湖南。谭嗣同走之前将一套红檀木家具留在杨文会的“深柳堂”里 。谭嗣同的离开使茅谦深感遗憾也有点失落。谭嗣同到湖南后与一些人创办了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报》。但没几个月朝廷突然传来命令,要谭嗣同立刻前往京城,帮助光绪皇帝改革,谭嗣同奉命来到北京。茅谦等人听到这一消息都感到振奋,以为中国终于有了变革的希望。可是就在同年九月,慈禧等保守派发动政变,镇压维新运动。当时一些维新派人士得信后纷纷逃离,只有谭嗣同等人拒绝出走。9月24日谭嗣同被捕入狱。谭嗣同被捕后,没多久就传来被杀的消息。谭嗣同的遗骸被运回湖南浏阳,葬在浏阳城外石山下。
谭嗣同的死对茅谦打击之大难以描述,这段时间茅谦情绪十分低落,每次到杨文会的深柳堂里看见谭嗣同那套红檀木家具就触景伤情。为了排遣烦恼,茅谦每日借酒消愁。茅谦次子茅乃封在回忆父亲这段时间的精神状态时曾写过这样的话:“会政变,六君子殉焉,先君伤之,尤痛谭複生,盖先生与先君独善也……”
茅谦的儿子还回忆道:茅谦这一段时间对政治也失望到了极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古诗上,对杜甫和韩愈的诗歌及文章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召集了一些朋友天天论诗作文。他后来结交的一批朋友,如樊增祥等人都是吟诗会友时认识的。
谭嗣同,茅谦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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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谦搬家
茅家世世代代都住在镇江,茅家的祖坟也在镇江,但茅谦中举后萌生了搬家的念头。他觉得镇江地方太小,对他和子孙日后发展不利,想把家搬到南京。南京是乡试所在地,学习风气浓厚。尽管镇江是故乡,有多年的根基,父老乡亲,故知旧识,一时很难割舍,但茅谦认为,根基太深故知太多也有一定的坏处,做事会束手束脚,眼光短浅,空间狭窄,如果家搬到南京对将来自己和子孙的发展更为有利。茅谦的亲友并不希望搬家,镇江毕竟是居住了好几代的老家,再说搬家耗时费事又破财,因此都极力劝阻茅谦。茅谦决定搬家还同他的第二个孙子茅以升的出生有关,茅以升是茅谦长子茅乃登的第二个儿子,据茅家老人回忆说,茅以升出生时,前堂饱满而且发亮,脸上也是红光满面,五官生辉。接生婆看了对茅以升的父母及祖父祖母接连说,“这个孩子将来大有出息,会给你们家带来好运,我的话说在前头……” 一家人听了都特别高兴,对此深信不疑。茅谦因此给孩子取了“升”这个名字,表明日后高升的愿望。茅谦因此想给孙子辈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茅以升九个月大的时候茅家全家终于从镇江搬到了南京。全家搬迁可是一件大事,据镇江老人回忆,当时茅家全家租了一条很大的渡江船,把所有的家什都装在船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上了船。路过金山寺的时候,全家下船登山游览了金山寺。
茅谦虽然一家搬到南京,他并没有放弃镇江,他日后的很多工作都同镇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茅以升尽管不到一岁就离开镇江,也始终把镇江看作是老家,在他八十八岁高龄时,还再次到镇江寻访祖先的足迹。茅家的祖坟位于镇江西郊五洲山脉的湾沟,茅家很多代人都长眠于此,茅以升去世后也安葬在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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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谦办学、办报
光绪二十七年,清朝政府在全国范围设立了大、中、小学新学堂,这些学堂不同于以前的私塾只学四书五经,而是采用包括算学、商学等新学科的教材。光绪二十八年,朝廷再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东、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学成者回国给予任用。当时以留日学生最多,茅谦的二儿子茅乃封就去了日本,几年后茅谦的长孙茅以南也去了日本。到了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创办新学堂,1904年全国新学堂的总数已经达到4222所。
一向提倡教育改革的茅谦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一机会,利用自己在镇江的知名度,他也在镇江办了一个新学试点。办学最麻烦的是经费问题,我从资料中查到茅谦当时写的不少文章,其中有很多是关于如何解决学校经费问题的。江苏教育会成立后,茅谦任镇江丹徒分会的会长,作为会长他面临的难题很多,而经费问题则是最大的难题。废除科举,提倡新学,家长们开始将孩子送进新学堂,要求入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师资、教室等条件却跟不上,茅谦为此非常伤脑筋。当时马良任丹阳分会的会长,他们离得很近,马良与茅谦也很熟,茅谦于是写信向马良求援。
马良字相伯,镇江丹阳人,名门之后。宋朝著有《文献通考》的马瑞临是马良的二十世祖。马良从小受基督教影响,马家在明末利马窦进入中国后不久就信奉了天主教。马良兄弟几个都很出色,他哥哥马建勋曾入曾国荃幕,剿灭太平军有功。弟弟马建中曾经赴法国留学,归国后帮助李鸿章搞新政,还被派去朝鲜平息政变。马良十二岁就上了上海徐汇公学,这是天主教教会办的学校,马良在学校里学了拉丁文、法文等,但后来马良同教会关系恶化,退出神职,走上士宦之路。据说起因是当时马良捐出三千亩良田给教会,希望教会帮助马良的家乡办教育,可是教会收了田却没有办教育。也有人说马良是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特别是看到中国受外国欺侮,难免不动还俗之心。马良后来又做了很多事情,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就是马良创办的。马良曾经说:“我因游历欧美各国,决心办一所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并驾齐驱……”但后来因为震旦大学受教会控制,马良又办了复旦公学。
茅谦在给马良的信上说:镇江蒙学堂兴办已五年,因为小学校加了算学课,学生通过五年的学习已有数十人初通商业财会。另有九人考上了江宁测绘学堂,别小看江宁测绘学堂,这个学校当时是一个很不错的新学堂。它的招考标准很严格,不仅要中文好,其算学标准以东洋教会算学程度为标准,要求学生会做代数二次方程。蒙学堂出来的学生能考上这一学校很不简单。而且要知道,当时学生的学习环境并不宁静,学校校舍在一个套院里面,这个套院当地政府用来做“化莠之地”(今天叫劳改所)。后来经过政府允许,划出一部分给了茅谦办蒙学堂,可是前院还是化莠所所在地。其中一厢房是关押囚徒的地方,另一厢房是监管囚犯的人住的。学校位于后院,学生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前院,经过前院必定看得见囚徒,听得到那些囚徒和狱卒的秽恶粗俗之语,这自然会给学生带来不良影响。茅谦说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五年,况且现在要求进学校的人日益增加,校舍不能扩充,也就不能招收新学生。马良回信说,可以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江苏教育总会,江苏教育总会是中国第一个省级教育总会,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也有些财力,兴许他们会帮一把。马良又建议他俩代表镇江共同给教育总会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镇江距离南京较近,与南京的关系密切,但镇江却归苏州府管辖,使镇江办事不方便,以后是否能归江宁府管辖;第二,镇江小学办的不多,师资缺乏,应该加强师范学校的创办;第三,老的劝学所和现在的教育会等机构应该分工明确,或统一起来。茅谦还准备将积攒的三千两银子捐给镇江蒙学堂。
除照管镇江蒙学堂外,1905年南京政府还委托茅谦将原来两所旧的书院也改为新学堂,茅谦亲自筹划创办了“养正小学”和 “达材中学”。茅谦孜孜不倦的办学精神受到朝廷表扬,三年后茅谦被封为河南省知县,挂知府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享受地委书记待遇的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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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金陵测量学会
茅谦是通过谭嗣同介绍认识的杨文会。杨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埭县(今石台县)人,杨文会虽是著名的佛学家,但他对西方的科技知识也很有兴趣。他曾说过“斯是竞争,无非学问”。杨文会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早年除了钻研儒学外,还学了天文、地理、历数、音韵等,但杨文会始终反感科举制度,据说他一生从未下过考场。杨文会二十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病中偶然读了《大乘起信论》,顿生感悟,一连读了五遍,越读越有体会,从此遍求佛经,广学佛法。杨文会曾陪同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去过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游览,参观过欧洲的许多工厂,从此对西方的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潜心研究过望远镜和显微镜,自己制作了天地球和地图尺等工具。茅谦认识杨文会后,到杨文会家第一次看到他从国外带回来的洋玩意儿惊诧不已,这些洋玩意儿有:地球仪、天文望远镜、显微镜,还有子午仪、经纬仪、纪线仪、叠测仪、地平仪、罗盘、陆地记里轮、水银风雨表、量风器、量雨器、量潮器。这些仪器还附有上千张的图纸,让茅谦大开眼界。
到杨文会家参观玩赏这些仪器的人不少,有的是出于好奇心,有的是真感兴趣。于是谭嗣同想何不就此成立一个学会,名字就叫“金陵测量学会”。当时成立学会成风,有农学会、算学会、强学会、女子会、不缠足会、戒鸦片烟会等等。在谭嗣同的倡议下,金陵测量学会就成立在杨文会家中。参加学会的会员商定定期聚会,每个成员各钻研一种仪器并经常使用这种仪器,有机会时还可以去实地测量并绘制长江下段的粗图等等。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实在有限,能使用外国人发明的洋玩意儿已经算很有能耐了。茅谦也是金陵测量学会的会员,每有空闲就去杨文会家摆弄各种仪器。金陵测量学会的成员还有:郑孝胥、蒯礼卿、刘聚卿、缪荃荪、徐积余等人。当时杨文会虽然远离政坛,但由于他有广博的西学知识,维新派人士与他接触很多,如梁启超、郑观应、周馥、汪康年、桂伯华等人都与杨文会有来往。维新运动失败后,金陵测量学会也被迫解散了。
《变通小学议》,茅谦撰文。
《南洋官报序》, 茅谦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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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谦的晚年及其子女们
茅谦自四十五岁中举到七十岁去世,在他最后的二十五年的生命里,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剧烈的震荡:清王朝被推翻,辛亥革命成功,紧接着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革命和骚乱,动荡和变革,此起彼伏,复返交错。但社会还是在进步着:大人物们在筹划阴谋,小人物们在改变世界。茅谦中举后先被江南商务总局派到镇江,与镇江的县知事创建镇江商务分局,两年后,茅谦又被派往高淳县做学官。稍后又办报纸、办学校,也去河南当过几年小官。辛亥革命后,茅谦到了广州,任广东图书馆馆长,后来北京成立了清史馆,他又被聘为协修。晚年时茅谦对故乡越来越眷念,于是又回到了镇江,想在镇江安度晚年,同时继续在镇江办教育。他自己觉得身体很好,再干几年不成问题。但有一天,茅谦突然觉得头痛就一头栽倒了,再也没能站起来,现在看来一定是脑溢血。
茅谦尽管中了举人,也当过小官,但由于时势动荡,茅谦不但不受贿还经常将自己的财物拿出来捐助他在镇江办的学校,因此茅家一直比较清贫。茅谦写过一句诗“可怜我亦磨穿铁,橐笔飘零渐白头”。既反映了茅谦的晚年奔波劳碌也看出当时茅家的清贫。茅谦共有过五个子女,但最后只剩下三个儿子,茅乃登、茅乃封和茅乃经。我们家这支是茅乃登的后代。茅乃登和茅乃封一生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就是曾经跟随徐绍桢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他们得以认识徐绍桢进入新军也同茅谦有不少关系。从此可以看出,茅谦是非常顾及子女的中国传统式的家长,只要有机会首先想到安排子女们。茅谦先后有过两个妻子,第一任妻子是杨履泰的女儿,她在茅以升年仅五岁时就病逝了,茅谦第二任妻子,现在只知道她姓汪,除此之外找不到任何关于她的记载。茅谦死后同第一任夫人合葬在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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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官报》
茅谦还办过报,我在他的文集里读到一篇他写的《南洋官报序》。序言很长,酌古御今,中西对比,纵横捭阖,见解独到。其中一部分专门讲西方人办报为西方社会进步带来的促进作用。据记载,当时在南京任布政使的樊增祥读到茅谦这篇序后非常赞赏,专门以诗奖之。《南洋官报》办得的确与其它官报不同,它内容丰富,文字鲜活。
光绪三十三年,学部创办了《学部官报》,清廷发行了最高官报《政治官报》,后来改名为《内阁官报》。这些官报的内容都以恭录谕旨第一,奏折第二,咨扎第三,章程第四。其宗旨是“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有的小道消息和八卦新闻一概不许刊登,当然更不能骂政府了,因此这些官报办得毫无生气。茅谦对上述官报很了解,正因为此,他才要办出一份不同于朝廷官报的官报。在版面设计和内容选择上都要有新意。《南洋官报》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主要栏目必须刊登的圣训谕旨外,还涉及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南洋官报》开始时为双日刊,每份报二十多页,每期印两千份左右。但报纸是靠官费资助的,有钱就多办几份,无钱就少办几份。因此《南洋官报》有过日刊也有过双日刊或五日刊。茅谦本人是办教育的,因此他特别重视教育内容,报纸副刊上还登有中外学堂的讲义,以此解决国内办学缺少教科书的问题。茅谦还请在日本留过学的柳诒徴选择一些日本教科书翻译后登在报上。有一段时间经费充足,报纸办得也比较红火。在茅谦的主持下,该报不断增设栏目,尽量使内容贴近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的需要。
茅谦办报也影响了他的长子茅乃登,乃登文笔不错,受父亲之邀也常给《南洋官报》撰写文章。后来,汪康年等人办了《中外日报》, 《中外日报》的形式和今天的报纸非常相像,用新闻纸两面印刷,而不像南洋官报那样以书册形式装订。茅乃登被聘为《中外日报》驻南京记者,乃登也就成为茅家的第一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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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谦送二子参加新军（1）
回顾茅乃登曾经做过的事情,几乎全是父亲茅谦先给他踏出一条路,乃登循路而上的。茅谦过江考试赚取膏火费,茅乃登也跟着去考试赚钱。茅谦办报的同时帮茅乃登找了一份《中外日报》的差事。茅谦办学又给儿子在思益学堂找一份教书的活儿,后来得知缪荃孙创办江楚编译局需要人,马上把乃登介绍了过去。但过去很少有铁饭碗,事情经常做不长,不是部门取消就是报纸停办或者学校关门,所以茅乃登始终处于半失业状态。可是此时乃登一家人口众多,生活拮据,茅谦一直想为大儿子茅乃登谋个比较长久的差事。茅谦关系多,结交广,1911年他听说两江总督周馥说新军九镇统制徐绍桢是个不错的人,就找了机会同徐绍桢认识,没想到徐绍桢早就听说过茅谦。徐绍桢属下有一个叫陶朴青的镇江人,他常常在徐绍桢面前炫耀家乡一位叫茅子贞的人,说他如何学通五际,才贯四江,如何诚心诚志,肝胆相照。因此茅谦的名字对徐绍桢说来并不陌生,两人一见如故。六年后茅谦去世时,徐绍桢专门写了悼文叙述了他同茅谦相识的过程。
茅谦当然对新军感兴趣也不只是为了给儿子谋差事,茅谦对中国军事改革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他曾撰文提倡建立不同于清朝军队的新的军队。见到徐绍桢后,茅谦非常想了解新军特别是九镇的情况。清朝末年,清朝政府深知旗兵和绿营等旧式军队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需要建立一支新的军队。当时人们称清政府的旗兵是“无事则靡费饷糈,有事则临阵溃散”。被赋予改革军队重任的袁世凯制定了“募兵格式”,要求每个士兵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年限为二十至二十五岁;力大限平举一百斤以外;身限官裁四尺八寸以上;步限每小时行二十里以外;报明三代家口、住址、箕斗数目;曾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体质软弱及有目疾、喑疾者不收。新的招兵法制定后,虽然所招收的新兵不能完全符合以上的要求,但总体上说新兵的素质比旧兵高多了。此外,新军对军官的选择更为严格:各级军官要求学堂出身,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近代战争知识。当时因废除武科考试,通过科举产生各级军官的路子被彻底切断,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武备学堂。
在一次聚会上,徐绍桢对茅谦说他们第九镇非常缺乏军官人才,茅谦说:“正巧,我两个儿子都可为你效劳,长子乃登文笔一流,忠心耿耿,次子乃封留学日本学的就是新式军事,只是乃封尚未归国,明年归国后,就叫他入你的军队。”两人一拍即合,徐绍桢当场就同乃登约定了去军务处报到的日子。对乃登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第二天他就去九镇报到并把他的文章拿给徐绍桢看。徐绍桢看了他的文章和简历后觉得茅乃登是个人才,就让他担任九镇第一书记官。第二年,乃封回来后也为徐绍桢延揽去当了九镇当参谋部次长。
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番禺县人,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佐大幕,经史、训诂、兵农、礼乐、辞章、厉算、刑名、考据,无所不通。因长期在军界,对各国军力、军制、新型战术,无不精研熟记。”徐绍桢还被派去日本学习考察军事,回来后一手创立的新军第九镇,该镇从训练教育,到官兵作风及作战水平都是全国之冠,屹然成为东南大镇。徐绍桢因在光复南京中有功,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区总督,以后又担任不少职务,如广东卫戍区司令,广东省长,内政部长等职。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后曾经想拉拢徐绍桢,任命他为参谋总长,但徐绍桢不肯就范,自请解除兵权,推说有病去了上海,袁世凯后来非常记恨徐绍桢曾派杀手行刺,徐绍桢不得不离开中国,流亡日本,到袁世凯死后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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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谦送二子参加新军（2）
新军的成立已经给清朝的垮台埋下了伏笔。新军的官兵大多接受维新思想,痛恨腐败的清朝政府。因此,当陆军第八镇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在南京的第九镇也跃跃欲试。消息被清廷得知后,当局对徐绍桢严加防范。据说,当时两江总督张人骏为了防范第九镇闹事,把旧部队张勋等人调了回来,而只发给九镇的士兵每人两颗子弹,同时张勋等人不断向第九镇挑战。起初徐绍桢委曲求全,等待机会,直到两名满族士兵企图行刺暗杀徐绍桢后,徐绍桢终于决定起义。新军初战失利,就是常说的“秣陵关之战”,后来经过严密筹划和分析,徐绍桢亲自安排部署,终于获胜,12月2日南京光复。
乃登作为九镇的秘书部副长将南京光复的过程记录下来,写了《辛亥光复南京记事》,这篇记事曾于1957年发表在《近代史资料》第一期。发表时,茅乃登已经故去,他的弟弟乃封尚在。这篇记事详细地描述了乃登亲身经历的南京光复的过程。他在序言里写道:“ 辛亥九月,江南陆军第九镇响应鄂军,起义于南京。挽武汉垂危之局,开南北统一之基,说者为共和政体之立,实权与乎是,非奢言也。秣陵关之役,一误于弹药之被抑,再误于内应之諐约, 三误于前驱之率进,功败垂成,为世所惜,然盩肝涉血,行无所顾,壮往果直之气,有足多者。江浙联军卷土再进,将异其志,卒异其系,谋士异其略,兵家之忌也。幸总司令得其人,浙军尤奋死力,首摧敌锋,歼渠帅,卒能以兼旬之力,下名城而立政府,天实相问民国矣。惟是天下事,得之易者失之易,建设之难且十百倍于破坏,隐的不调,■ 挚之斫,时殊境易,传闻异词,执道涂之说,以绳当局,将使功罪枉其衡,余夺瞢其实,作者恫之。爰述是编,都为两卷,上卷第九镇为主,明举义之所由,下卷江浙联军为之主,明成功之所以。览是编者,视其所由,察其所以,较论其成败得失,以存是非之真,是则作者之所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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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谦送二子参加新军（3）
据长辈们回忆,辛亥革命成功后,由于乃登乃封兄弟立了功,当时茅家着实风光了一阵,家境也有所好转。茅乃登任南京卫戍总统府秘书长,他弟弟乃封为江苏少将衔宪兵司令。兄弟二人进进出出都是高头大马,好不威风。不过好景不长,一年后,宋教仁被刺引发第二次革命,茅家一家逃到上海避难。以后袁世凯称帝,乃登辞去职务,全家又去上海避难。乃封在袁世凯当皇帝的八十多天里继续当他的宪兵司令,当时家人劝过他,他却不听。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乃封宪兵司令当不成了,非但如此,他还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他袁世凯称帝时仍不放弃宪兵司令的职务,要清算他,这事把他吓了一跳。据说,最后还是父亲出面找了他原来的学生,在国民革命军中做官也是孙媳妇朱少云娘家亲戚的支先生求情才把事情摆平。不过乃封从此也消沉下去,终日借酒消愁,无所事事,晚年更是潦倒。哥嫂经常劝他,也不见效果。
乃登晚年殚精竭虑,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来整理父亲的文集。乃登同父亲茅谦的感情最深,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他一直难以释怀。他总觉得父亲晚年奔波劳碌都是为了子孙,可是自己并没有为父亲分担重任。茅谦写的《变通小学议》、《水利刍议》都是乃登整理出版的,但是茅谦不重视保存自己的文章,再加上茅家几次失火,不少文章丢失。乃登晚年也患高血压,数次中风,六十一岁时撒手而去。
外祖父同大哥以南,妹妹以纯及丈夫给父亲乃登扫墓。
◎ 乃登、乃封亲历南京光复
茅以升的父亲茅乃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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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的母亲韩石渠（1）
茅谦育有三子两女,两女儿早亡,其中一个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茅谦将她许配给了当时民国中将张斯麐。1920年9月,北洋军阀政府曾派非正式代表张斯麐到莫斯科访问,还受到列宁的接见。可茅谦这位女儿却无福消受,在出嫁之前患病而亡了。茅谦因此只剩下三个儿子,为长子茅乃登,次子茅乃封,最小的儿子茅乃经。茅谦的子女中,长子茅乃登同父亲关系最为密切,但其才华并不及父亲。茅乃登于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中了秀才,但没有中过举人。茅谦三个儿子从小跟随父亲念四书五经,从未去过学堂。乃登最崇拜父亲,在他眼里父亲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同父亲相比,乃登不善言谈,老实木讷。乃登的妻子韩石渠却是茅家的一个奇人,她的才干超过丈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女强人。可惜在当时的社会里可供女人施展才能的空间几乎为零,要生在今天她肯定能做出一番事业。韩石渠共生过十二个孩子,最后只有四个孩子存活下来。韩石渠对三个儿子的影响很大。当初茅谦正是看中了韩石渠的为人和能力,觉得她可以弥补长子乃登身上的不足才定下来这份亲的。
韩石渠出生于镇江一个书香家庭,自幼好学,很小就能做诗撰文。韩石渠的父亲曾是清末举人,当过几天官,同茅谦相熟,经常在一起饮酒做诗。一次,因为小人的诬告,韩先生被关入监狱,石渠当年才十四岁,为了救父亲,她写了一份申冤信,信写得入情入理,感动了当地的官吏,父亲很快被释放了。这一故事传出后,韩石渠成了当地名人,提亲的人多了起来,茅谦也是其中之一。由于茅谦在镇江也小有名气,可谓门当户对,婚事很快定了下来。茅乃登满十九岁,韩石渠二十一岁时两家办了喜事。
韩石渠教子有方,勤俭持家,深得长辈亲友的喜爱和赏识,丈夫乃登也对她非常好。茅家有关韩石渠的故事不少,除了她少年救父外,中年家中遭遇火灾的事情也是茅家经常会提起的,可见这是茅家一件大事。
火灾发生在1907年夏天,当时我外公茅以新才四岁左右,他的二哥茅以升十一二岁,四哥以周七八岁。发生火灾是在晚上,乃登不在家,韩石渠侍弄孩子睡觉后就边做针线边等丈夫归来。因为太过疲倦,她不知不觉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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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的母亲韩石渠（2）
没想到就在她躺下的时候,胳膊肘打翻了油灯,火烧起来她都没有发觉,直到火势已经很大烧着了蚊帐她才惊醒。她一边大叫睡在旁边房间的以升,一边把和自己睡在一起的两个儿子以周和以新抱到屋外。她先把最小的以新抱出去,再回去抱以周。以升则去喊邻居帮忙。街坊四邻赶来扑灭了火,可是以周因伤势过重死亡,以新的一个脚趾被烧坏。石渠自己被严重烧伤。有半年的时间,石渠的眼睛完全不能睁开,上下眼皮粘在一起,头发被烧掉一大半,手脚都受伤。发生火灾后,石渠一度非常自责自卑,心情万分沉重,多次试图自杀。八个月后石渠的眼睛慢慢可以看见东西,但她的相貌被损毁得很厉害。于是家里人把所有的镜子都藏起来,怕她照镜子看到自己。但有一次她去邻居家串门,邻居家有一面穿衣镜,她从镜中瞥见自己可怕的面容,稀疏的头发和带着疤痕的脸,她被自己的样子着实吓了一跳,从此更想自杀。她觉得对不起丈夫,她想自己死了以后丈夫可以找一个年轻相貌好的女子,这种想法萦绕于脑际很长时间。一天石渠终于下定决心,她趁家人不注意,自己偷偷上街买回鸦片膏,把鸦片膏藏在抽屉里。到了晚上,石渠像往常那样服侍丈夫睡觉,并让孩子们上床。但细心的丈夫发现石渠说话与做事有点怪异,每样动作都有些刻意,每句话重复好几遍,与往常的石渠的性格不太相同。乃登于是起了疑心,就盘问妻子,但妻子死活不肯说什么,乃登就把所有的房间翻遍了,最后找到了鸦片膏。乃登十分自责,他哭着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妻子,让她有了轻生的念头。石渠被丈夫的真诚所感动,从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记得我外婆曾说,如果韩石渠当时不把最小的儿子即我的外公先抱出去,那么我们这些人就都不存在了。我听了以后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想想,一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偶然因素真是太多了。
有关韩石渠的另一个故事就是韩石渠写的一副对联。石渠每天都读报,有一天她看到报上有一则征求对联的小启事。报上给出上联:“小大子(镇江话,小保姆的意思),上下街,(镇江有一条街叫做“下街” )自南往北买东西”,要征下联。一向喜欢对对联的石渠就回了这则启事,她写的是:“老少将,左右派,愁冬虑夏度春秋。”对仗工整,寓意深刻,无不称绝,也正写出了小叔子乃封左右摇摆以及后来沮丧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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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的母亲韩石渠（3）
照片上的韩石渠特别胖,两眼很小,据说她年轻时候是丹凤眼很漂亮,但照片上看不太出来。韩石渠教育子女很有一套,几个孩子都在她的管教下非常有出息。她对孙女茅于美,孙子茅于轼的影响也很大。韩石渠对子女关心却不溺爱,看问题一针见血,关键时刻坚持原则,决不让步。韩石渠也善于教育子女,经常会想一些特别的方法:或者用物质刺激,或者言传身教,或者用情用理。她的一些至理名言也常被后人提起。她的孙女于美回忆说:“当时家庭生活不太富裕,祖母韩石渠常对我们说:别人家吃的东西丰富,穿戴得齐整华丽,但他们因为来得容易,反而认为受之当然,囫囵吞枣,不知其味。而我,每得一点美食,每穿一件新衣,都要仔细品尝,慢慢观赏,得到的快乐要胜过他们多多的呢。”
韩石渠诗词写很不错,但留下来的作品不多。1944年,抗战尚未结束,石渠住在重庆黄桷桠二儿子以升家里,她送给去西南联大上学的孙女茅于美一首小词,鼓励孙女上进,也道出了人世的悲凉,战争的残酷:
一生辛苦,业就家成,蓦然霹雳尽灰尘。恨也徒然,怨也徒然,幸而落了个子孝孙贤。
生长名门,天生美质。专心向学已成名。望尔圆通,望尔珍重,将来希望你耀祖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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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世交柳翼谋（柳诒徵）（1）
茅谦善言谈喜交友的性格使得他一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如前文所述,谭嗣同与茅谦曾经是莫逆之交。此外茅谦还有不少关系很密切或相识相知的朋友,其中不少人博学精深,成就卓越,如柳翼谋、陈庆年、刘聚卿、蒯礼卿、樊增祥、徐绍桢、马良等等。
柳翼谋不但是茅谦茅乃登的好友,还是茅谦的孙子茅以升的老师,茅家的世交。柳翼谋学名柳诒徴,是柳兴恩远房亲戚,而柳兴恩又同茅家沾亲带故。
柳翼谋幼年丧父,家境非常清苦,靠亲戚救济。柳翼谋的母亲是书香门第出身,深知读书的重要,对独子柳翼谋督课甚严。据说,柳翼谋的母亲每天清晨就把儿子叫起来诵读,不读完不能吃饭。柳翼谋也是块读书的料,既聪明又用功。十岁读完《诗》《书》《易》三经,十二岁开始读《左传》 《礼记》,十七岁考中秀才。柳翼谋十八岁就开始以授课的方式自立门户。同时,也像茅谦那样经常去书院考试,领膏火费。从柳翼谋悼念茅谦的文章中得知,柳翼谋是十五岁时在他舅舅鲍心诠家第一次见到茅谦的。柳翼谋两个舅舅鲍心诠和鲍恩宣也是镇江的名流,和茅谦过从甚密。柳翼谋在文章里回忆道:有一天他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家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体魄魁梧,器宇轩昂。谈杂文,说历史,论朝野之事,口若悬河,声震屋宇。他在一旁听得出神,悄悄向舅舅打听来人的身份,舅舅说这是镇江名人子贞先生。茅谦也注意到了这位专心听他讲话的少年,以后茅谦同柳翼谋来往频繁。茅谦特别喜欢柳翼谋,认为他不但学问出色,人品也极好。茅谦搬到南京后经常回来看柳翼谋,视同己出,柳翼谋每次去南京也一定要拜访茅谦。柳翼谋本来一直住在镇江,茅谦认为柳翼谋应该到南京来发展。但南京是大城市,消费水平自然较高,如果没有差事,贸然到南京来也不容易。正好这个时候,茅谦的老朋友,原来金陵会的盟友缪荃孙和刘聚卿等人在张之洞的授意下要搞一个编译局,编译局的主要事情是编写和翻译教科书。因为提倡新学后,缺少新学教科书。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和两江总督的刘昆一决定办一个江楚编译局,此事委托给缪荃孙来办。办编译局当然需要人才,缪荃孙便到处寻觅合适的人选。茅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很高兴,他先想到长子茅乃登,把乃登介绍了过去。乃登见过缪荃孙,缪很欣赏他,乃登便去了钟山书院,帮助缪荃孙筹备江楚编译局。茅谦此时又想到柳翼谋,也同缪荃孙提到他,但缪荃孙没见到人,不肯轻易允诺,这事就拖了下来。一天,缪荃孙提到要去镇江、常州等地一游,要茅谦和陈庆年陪着一同去。陈庆年也是镇江人,并经常同茅谦去南京书院考试,互相十分熟悉。陈庆年也认识柳翼谋,十分欣赏他的才华,陈、茅俩人都有意推荐柳翼谋去编译局。茅谦想,缪荃孙要游镇江,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引荐柳翼谋与缪荃孙认识。但不巧的是,柳翼谋当时不在家乡,缪荃孙没见到柳翼谋。茅谦急中生智,想起柳翼谋写的一篇文章放在他那里,便将文章取来拿给缪荃孙看,缪荃孙读罢,果然称颂其文,特别对柳翼谋的书法印象深刻。柳翼谋写得一手好书法,还喜欢篆字体,曾经用篆字体答考卷。缪荃孙立刻表示同意柳到编译局工作。茅谦很高兴,陪缪荃孙游览完毕后立即给柳翼谋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封推荐信,要柳翼谋立即去钟山书院报到。茅谦还担心柳翼谋对南京不熟悉,怕他初来乍到恐有什么闪失,在信中详细的叙述了怎样叫车,怎样见人,甚至连穿什么样的衣服为好都细细道来,从此可以看出茅谦对柳翼谋真是爱护有加。茅谦给柳翼谋的信,柳家后代一直保存着。后来柳家把信寄给了茅以升,茅以升的文集中便附录了这封信。我读了这封信,深受感动,茅谦对朋友真是诚心实意。柳翼谋被聘用后一家就迁往南京了,柳翼谋也因此认识了缪荃孙,很受缪荃孙的赏识,曾跟随缪荃孙去日本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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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世交柳翼谋（柳诒徵）（2）
柳翼谋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南京办了新学校“思益小学”,茅谦率先将孙子茅以南和茅以升送进了思益小学。当时尽管清朝政府鼓励人们办新学校,但是新学并没有被多数民众接受。很多民众还处在犹豫和观望的状态,他们认为,新学固然好,但是在科举尚未废除的情况下,要想通过考试还得靠老一套教学方法。还有的家长认为私塾老师严厉,孩子会变得听话,懂得礼仪,而新学不一样,老师不能打学生,学生却可以提问题。上课时间也有规定,不像私塾可以拖得很长,孩子有人管,家长比较放心。此外,家长对学校的课程表也表示质疑,算术多了,练习毛笔字的时间却短了,家长认为,毛笔字如同一个人的脸面,字写得难看将来怎么见人?更别提去参加考试了。出于这些顾虑,很多家长不愿将孩子送进新学堂。思益小学起初也为生源发愁,柳翼谋因此请茅谦将他那篇《变通小学议》发表在报纸上。《变通小学议》曾于戊戌变法这一年印成小册子,在江南流传很广,影响颇大。柳翼谋认为在报上再次刊登会起到宣传作用。
思益小学的经费是大家凑的,教室一大部分是陈三立捐出的私人住宅。陈三立是陈宝箴的儿子,也与谭嗣同是好友。陈三立自幼聪慧,对八股文和科举制度深恶痛绝,可在家人的逼迫下他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到了考场上他不用八股文做文章而是用他平素擅长的漂亮的散文体回答考卷。他的考卷初选时被考官毫不留情地抛弃,但后来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觉得是一篇好文章,便被从落第卷中抽出来,陈三立就这样中了举人。光绪十二年陈三立又中了进士,但这一切却不能使陈三立满意,他继续抨击旧学制。后来父亲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这倒中了陈三立下怀,他帮着父亲一起推行新政,尤其提倡办新学。当光绪皇帝想搞改革时,父子两人一致推荐谭嗣同去了北京。可没多久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也连累了陈宝箴父子,两人均被革职。陈宝箴不久死亡,陈三立本来厌烦官场,便在南京青溪桥畔建屋十楹,号称“散原精舍”,每日与友人以诗文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但陈三立听说柳翼谋等人要办新学,他还是十分支持的,毫不犹豫拿出自家的房屋捐给思益小学做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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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世交柳翼谋（柳诒徵）（3）
柳翼谋后来的成就也不小,著述极丰,其力作有《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要义》等,而“把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册,约一百余万字。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把柳翼谋同梁启超作比较:“近以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联镖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两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贯通之法治国学。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皆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皆归宿于儒学,而以论道经邦,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目的;皆缘行道爱国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热诚刚果之勇气;皆能以浅显犀利之笔,为家喻众晓之文;皆视诗词为余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两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处。”
笔者在钩沉家史的同时,深为当时那代文人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由小到大,一点点积累,使中国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茅谦另一个好友是缪荃孙,缪荃孙可以说是中国目录学鼻祖,图书馆学之父。 缪荃孙,字筱珊,江阴人,长茅谦两岁,曾在四川乡试中举,但因他不是四川人,没有给他举人头衔。后来张之洞任四川省学政的时候,发现缪荃孙学问很好,便责成他撰写《书目问答》四卷,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缪荃孙后来中了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钟山书院讲师等职,茅谦和好友陈庆年就是在钟山书院同缪荃孙认识的。缪荃孙同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齐名,他们被称为“四大才子”。缪荃孙还创办过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学识渊博,著述繁富。在他的主持下还编写了各省通志。
茅谦同陈庆年也非常友好,两人均是丹徒人,自幼相识。陈庆年,字善余,很小就显示出才华,曾经应聘于武昌书院,担任过江楚译书局主办、江南通志局主办、长沙图书馆监督、湖北译书局总办等职。据说陈庆年很懂兵法,受张之洞赏识应聘武昌书院,主讲《兵法史略》、《吴越战史》等课。陈庆年对兵法的熟悉也影响了茅谦,后来茅谦也发表过多篇有关军事的文章。陈庆年与众不同的是不但熟知中国国情,对外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也非常熟悉,这在那个时代旧文人当中是很少见的。但陈庆年很早就宣布隐退,两江总督端方重金聘他为幕僚,他也谢绝,只答应经常给端方提供建议。据记载,中国同日本在东沙诸岛的争议发生时,陈庆年曾参与谈判,出示了东沙群岛自宋代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重要证据。
国学大师,茅以升、茅以南小学老师,茅家世交柳诒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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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世交柳翼谋（柳诒徵）（4）
从年代和经历上看,茅谦和茅乃登虽然是父子,但差不多是一代人,乃登从小就跟随父亲去领膏火费,考试成了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父子都看到辛亥革命的成功,乃登更是直接地参与了南京光复。茅谦去世后不到十年,长子茅乃登就因中风去世,享年六十岁。在他最后的十年里,主要精力都放在整理茅谦遗稿的工作上。因两次火灾,部分诗稿丢失,乃登对此非常自责。经他的整理,最后有 《肺山文存》、《肺山诗存》、《水利刍议》等书得以发表。
而茅以升却跨越了两个世纪,他生于1896年,卒于1989年,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百年。在父辈们的影响下,乃登的两个儿子茅以升和茅以新兄弟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寻求科技救国之路。他们二人实现了祖父茅谦的梦想——工业救国。二人均得到官费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回国后,他们一方面在各自的领域内努力应用这些科学技术,同时致力于培养一代新人。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带动下,中国科技水平取得长足进步,也为中国日后科技发展奠定了不可小视的基础。尽管中国整体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同国外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但部分中国人掌握的西方先进科技已经达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他们培养的一代又一代人更是站在世界先进行列,如茅以升的学生林同炎等人就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他们也看到中国走过的弯路:从专制走向民主再走向专制的各种尝试,战争和逃难的困苦,以及历次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
我常常感叹外祖父那辈人有着永远不知疲倦、不计报酬的敬业精神。后来我逐渐明白那是早期理想主义支撑的结果。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中国慢慢强大起来,个人利益和人生长短在这个强大的精神下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
茅谦办的《南洋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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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茅以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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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和权桂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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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聪明好学
一 茅以升——与钱塘江大桥分不开的名字
1. 以升的幼年
以升是茅乃登的第二个儿子,也是茅谦的第二个孙子。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在镇江。以升自幼就显露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从性格上看,以升继承母亲韩石渠的地方较多,而他的哥哥以南和弟弟以新则更像父亲。以升生来就很聪明,记忆力超强,口才也很好,喜欢交际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一点很像其祖父茅谦。以升七岁进入柳翼谋办的新学校——思益小学。但此前他在三岁的时候就随母亲识字并和祖父学写毛笔字,四岁的时候同哥哥以南一起进入南京牛市贾治邦私塾学了两年《论语》。思益小学校址在南京中正街庐江会馆。当时思益小学的校长是陶逊,柳翼谋教国文和历史。另一位国文教师叫梁公约,诗画都非常好。以升曾在文章中回忆说:当时文化界人士所用的折扇,以能得到柳翼谋的字、梁公约的画而自豪,称之为“双璧无瑕”。可见思益小学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才子聚集的地方。以升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听柳翼谋教课的情景:“柳翼谋讲课时声如洪钟,目光四射,讲课深入浅出,层次分明,主题明确,用语生动,使人听得入神,而且系统性极强,容易记忆。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调仍然回响在我的耳际……”
以升有超人的记忆力,谁都知道他可以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多位。他打小就已经显示出了这方面的优势,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以升上新学校后,祖父担心他忘记古文,疏懒毛笔字,一有时间就来长子家督促孙子学习。茅谦的教授方法是,自己选一篇古文,一边抄录一边讲解,然后要以升第二天把这篇文章熟背下来。以升回忆说:“有一天,爷爷抄录的是《滕王阁序》: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
抄写完毕,爷爷放下笔,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好好读一遍,然后把它背下来。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开始背起来了,背得一字不差。爷爷非常吃惊地看着我,问我什么时候读的这篇文章,我说刚才你写的时候我已经记住了。”
以升如此好的记忆力真让茅谦吃惊不小,爷爷一边夸赞孙子聪明一边给他讲解文章的意思。以升始终忘不了爷爷对他的教诲和关爱,到晚年他都能将这篇《滕王阁序》倒背如流。儿时打下的坚实的古文底子使以升日后受益匪浅。他虽然选学工科,但始终喜欢阅览各种人文、历史类书籍,喜欢文学、电影和戏剧。留学期间还写过话剧,晚年更是写了很多文章。以升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的教育,他受的教育很全面,古今中外,文学格致,样样都懂。美国留学期间又有实习机会,因此,他日后的成功除了他的聪明、机遇以及本人的性格以外,也同他所受到的全面教育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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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产生兴趣
以升从小就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好奇,而且喜欢动手,非常调皮。他曾经描述自己小时候说:“我小时候爱玩,我的手脚灵活,喜欢爬高上梯,捉鸟巢里的小鸟,捕树上的蝉。家里如果要爬高挂东西或者搬动家具,都叫我来做。因为我排行老二,长辈给我起了个名字叫‘二猴’。”以升小时候好奇心特别强,看见留声机在唱,钟表滴答滴答响,他就要把它们拆掉看看究竟。有时候以升把一个东西拆掉后装不回来了,他就想办法用铅笔在纸上画图,把那些零件画下来,注意零件联接的地方和它们的构造,渐渐把这样东西弄明白了就能把它重新装回去。由于经常拆东西装东西,逐渐学会修理一些小东西了,家人有什么东西坏了就会让他来修好。
有一年元宵节的时候,爷爷买回来一个走马灯,灯里面有一个能转动的小轮子,轮子四周粘了许多彩色的纸人纸马,轮子底下有蜡烛,蜡烛点着,轮子就会转动起来,纸人纸马的影子射到墙上,就能看到转动的人和马了,这是一种原始的影戏。以升对这个走马灯非常感兴趣,想知道为什么纸人纸马会动起来。大人对他说,小轮子里从中心到四周有许多叶片,蜡烛的热气熏到叶片上,小轮子就会动起来。于是以升仔细观察蜡烛和叶片以及四周的小轮子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叶片受热气一吹就带动纸人纸马转动起来了,以升于是就不断地将蜡烛点燃再吹灭,吹灭再点燃,然后又试着把更多的蜡烛放在走马灯里,结果发现,蜡烛多了小人小马就走得快了。以升说,他对走马灯的好奇一直持续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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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桥倒塌
以升第一次对桥梁发生兴趣是在他八岁那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时候。南京人端午节的习俗是吃粽子、耍龙舟,各家还把五彩纸做的葫芦挂在门口,街上人每每路过可以将各家的葫芦作个比较。茅家早就把葫芦做好挂上了,但以升和兄弟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南京秦淮河的龙舟比赛。夜晚,人们点着火把,秦淮河四周被一片灯火照得通明透亮,划龙舟的选手们在五颜六色、挂满彩旗的龙舟上拼命往前划,小船飞速地向前驶去,那情景令人兴奋不已。以升早早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已同思益小学几个同学约好一同去看龙舟比赛。可是就在端午节到来的那一天,以升因为贪吃,将妈妈做好的粽子多吃了好几个,导致他突然肚子疼了起来,额头冒汗,浑身发抖。母亲请了医生来看,医生说,不太要紧,只是吃多了又受风寒,在家休息几天就好。医生走了以后,母亲对他说,“你今晚不能去看龙舟赛了。”以升听了万分失望,可是他又不能不听母亲的话。以升晚上喝了一点粥就躺下了,可是没过一会儿,他的几个同学突然在门外叫他,母亲把他们请了进来,以为他们又要叫以升去看龙舟赛,刚想向这些小同学解释,没想到,同学个个脸色严肃,他们告诉以升母亲,秦淮河出事了,因为来看龙舟的人太多,为了看得更清楚,大家都站在文德桥上,文德桥经不住这么多人的重量,塌掉了,很多人掉进水里,还有人被淹死了,龙舟赛因此取消了。以升在房里听得真切,他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穿上衣服跑到院门口。同学曹天潢对他说,“幸亏你今天没去看龙舟,文德桥塌了。” “桥怎么会塌?”以升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人太多,桥不结实呗!”同学告诉他说:“人一挤把桥的栏杆都挤断了,桥面的几块横板也都垮了,很多人因此掉进水里。”同学的话使以升受到无比的震动:“有没有我们的同学掉下去?”“当然有,刘建虎、王明阳就掉下去了,不过他们被人救了上来,别的班的人有的就淹死了。”听了同学的话以升默默地思考:人太多就会把一座桥挤塌,为什么人们不建一座挤不塌的桥呢?什么样的桥可以经得住很多很多人,怎么挤也挤不塌?要能造这样一座桥就好了。
茅以升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时说:“造桥是好事,可是好事也会变坏事,如果桥建得不结实,塌掉了,人都掉进水里就变成坏事了。如果造一座房子不结实的话也会塌下来压死人。桥怎样才能造得结实,我就是从文德桥倒塌一事中产生了好奇心。”文德桥事故发生后在南京引起广泛的议论。当时以升的父亲茅乃登也在思益小学兼课,本校学生出事他也受到震动,同时庆幸自己的孩子没有受伤。第二天,茅乃登要去事故现场,以升听说一定要随父亲一起去。到了现场,看到已经有很多人站在河岸旁观看倒塌的桥,以升钻到人群最前面想看个究竟。文德桥是座石拱桥,据说是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建造的,因为建在学府门前的秦淮河上,因此取名“文德桥”。南京数百年来屡遭战火,文德桥被破坏得非常厉害,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南京是主要战场,文德桥战后虽然被修复,但工程质量太差,从而酿成今天的惨状。从那以后以升对桥产生了特别的兴趣,每次看到桥都要仔细观察桥的各个部位,从桥面到桥墩。他喜欢看各式各样的桥,还特别注意人和车从桥上路过时桥会有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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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罗忠忱
以升发愤读书后便开始认真研究学习方法,他最后总结出的两种学习方法对他以后的学习一直有用:一是复习,二是在各学科中找到其中的关联性。温故而知新,第一种方法古而有之,第二个方法却是以升自己在学习中总结出的经验。他说,找到各门功课之间的关联性和逻辑性不但便于理解也便于记忆。以升读大学的年代,理工科教科书非常缺乏,或者说几乎没有,学生学的东西常常是老师自己编的教材。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狂记,课后再找一些参考书阅读。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受教科书的限制。现在学生学习条件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也有一定的缺陷,老师往往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反而压制了独立思维的能力。
在唐山学校学习期间,以升最忘不了的是他的老师罗忠忱。
罗忠忱,字建侯,1880年生于福建闽侯,十几岁时跟随堂兄到了天津。先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后来因为攀桅测验不合格而离校,又进入天津中西书院,成绩优异。天津中西书院是美国人丁家立开办的,课程中有不少西方学科。1895年中西学院解散,罗忠忱入北洋大学机械系,学习了五年。丁家立后来又在河北创办了广平府中学,请罗忠忱任教。一年后,丁家立又办保定高等学堂,再聘罗去任教。1905年丁家立总管北洋官费留美事宜,就把罗忠忱送去美国留学。罗忠忱到美国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回国后便在唐山路矿学堂任教。由于罗忠忱深受西方教育影响,他的教学方法也很西化,经常出题考试就是方法之一。可以说罗忠忱是中国当时最早的工程教育学家之一。以升记得,罗忠忱的一套教学方法的确与前人不同。当时罗忠忱担任材料力学、应用力学以及基础理论课的教学,他讲课时逻辑性很强又善于启发,言简意赅,培养学生集中注意力,抓住要害,学会专心致志。他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经常出其不意地考学生,而且限制时间,超过时间不交卷的就给零分,并要求计算结果要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否则就判零分。罗忠忱对学生说,别小看这些小数点,将来在工程设计中,一个小数点的错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事故。唐山路矿学堂的老师全部用英文讲课,因为教科书和教材来不及翻译成中文,多是英文原文的教科书,所以老师也就只能用英文授课。罗忠忱由于很早就从师于美国教授而且又在美国留学多年,他的英文优美流利,给以升留下深刻印象。罗教授发音清晰准确,语调抑扬顿挫,讲课引人入胜,学生受益匪浅。严师出高徒,罗忠忱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除茅以升外,罗忠忱的学生还有黄万里、林同骅等人。黄万里曾经评价罗忠忱说:“……曾在学19年,承恩中外师长不啻百人,然于教诲恳切,授法精湛,任职认真,盖未有出吾师之右也。”以升毕业后一直忘不了罗忠忱,只要有时间就会去看望他。
以升在唐山路矿学校学习时成绩一直不错,每次考试结果下来总排在榜首。这段时间他也结交了不少好友,有的成为终生挚友,如箫增熙(后改名增彬)、陆以燕、王镂水、利俨、过养、李乐知等人。以升除了学校的功课外,还喜欢读各种杂书,枕边永远放着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还有《红楼梦》、《老残游记》、《镜花缘》等书。有一次,以升看到一本讲圆周率的书,书中把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一百位都写下来了,以升就试着把一百位数字都记下来,他觉得挺好玩,可以锻炼记忆力。正好赶上学校组织新年晚会,每个学生都上台演一个小节目,有拉胡琴的,有唱京戏的,有说笑话的,有吹笛子的。轮到以升上台,他说,吹拉弹唱他都不行,但可以给大家背一下圆周率,大家听了轰然大笑。圆周率谁不会背,但以升说他可以背出小数点后面一百位,这下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台上台下顿时鸦雀无声。有的人找出书来,准备核对。以升果然一字不差地把小数点后面一百位说了出来,师生们一下惊呆了,以升能背到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的佳话从此传了出去。大家来问他怎么记住的,他说这很容易,多记几遍就行。他还说,要把无生命的数字当做有生命的东西来看,每一个数字都是有个性的,你背它们的时候,它们也会很知趣地跳出来找你玩。3.14159265……同学们听了都学他的样背起圆周率来了。以升对数字一直抱着这种态度,不把它们当作无聊枯燥的负担,而是当作知己,这样学习起来才有趣有味。以升直到老年都能准确无误地背出圆周率百位数。
1916年,以升唐校毕业,这四年中以升总平均分为92分,在唐校为空前绝后。同年春天,###评选全国高等学校成绩,唐山路矿学校被评为第一,###为唐校颁发了奖状。同年夏天,北京的清华学校第一次招考各大学校的优秀毕业生,资送美国念研究生,名额只有十人。另招十名中学毕业女生,也资助去美国上大学。听到此消息,大家纷纷去报名。因为报名者甚众,清华决定由各学校保送报考,唐校自然保送了以升去清华考试。以升于是告别家人去北京考试。考试完毕,以升回到南京,家人都问他考得如何,以升摇摇头说,恐怕希望不大,大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考题太简单,人人都能考取,家人听了也不再说什么,只等着结果下来。过了两个星期,以升接到唐校的信,不知是喜是忧,他拆信的时候手颤抖得几乎拆不开,母亲在旁边也替他紧张。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好消息,以升被录取了,全家欢笑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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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命难违
2. 求学之路
茅以升在思益小学读了三年就毕业了,10岁进入江南中等商业学校。可能由于是新学堂的学制和教材都没有全国统一的规定,各个学校各行其是。江南中等商业学校是住宿制,在住宿学校里很容易看出学生的家境,同学之间也常常会对谁富谁穷作出比较。当时茅家家境较差,每次交伙食费都有些困难,要拖延几日。这种状况便遭到同学和老师的讥笑,以升心里因此产生了叛逆情绪。他入中学不久,正赶上光绪和慈喜相继驾崩,学校按照上面要求令大家去祭堂举哀,以升本来就对学校不满,不愿去举哀,并与同学裴荣一起大闹祭堂还当众把辫子剪掉。老师又气又吓,给他记了一大过。不过学校并没有把他开除,以升得以上满五年中学。
中学虽然学到不少东西,但他仍不太满足,听说北京的清华学校招考留美的预备生,他非常想去北京试试。茅乃登家里凡事都是妻子韩石渠作主,以升便向母亲申请赴京路费。母亲欣然允诺,拿出积攒的钱给儿子做路费,以升因此如愿来到北京。但那个时代信息不通,到了北京以升才发现,清华的考试早就考过了并已出榜。这时有人告诉他可以去考唐山路矿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前身是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创办,1906年应开平矿物局请求,招了40名学矿务的学生,校名改为唐山路矿学堂,1911年又改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以升便改考唐山路矿学堂,一下就考上了,考上之后才知道这个学校只有土木工程专业。以升只好就学了土木工程。以升后来回忆说,其实当时如果像现在这样可以报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什么的,他很可能会选理科或文科,可是当时没有选择,于是土木工程由此成了以升终生的专业。
以升1911年秋天进入唐山学校学习,年底就传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第二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升非常兴奋,因为自己的父亲也参加过辛亥革命。同班同学中杨杏佛等人已经出发去南京,准备为南京新政府效力,同学也劝以升一起去。那时以升同杨杏佛的关系很好,看到同学走了,以升也坐不住了,他给母亲写了封信,说他要回南京,投效孙中山政府。母亲很快回信说: “要先有学问再革命 。”以升接到信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只要自己坚持,母亲会妥协,因此又连写几封信给母亲,一再表示要停止学业回南京。母亲这时拿出杀手锏,她在最后一封信上写道:“如离开学校,则不以你为子。”这封信给了以升非常大的震动,从此再也不敢提停止学业的事情。由此可见,韩石渠是个非常有头脑而且教子有方的人。以升收到母亲的信后心中才明白母亲对他寄予多么大的期望,从此他发愤用功,并且告诫自己,不学成决不见父母。
人的一生常常面临很多选择,但有时某些选择并不一定是自己最终需要的,而是受环境和朋友的影响。在重要的人生十字路口上,是母亲逼他作出了选择。
留学美国时期的茅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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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程师学会
以升到了康乃尔后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见到了以前的老同学杨杏佛。杨杏佛当初先去了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后来因南京政府需要培养本国的机械人才,派了一批年轻人来美国学习,其中就有杨杏佛。杨杏佛在康乃尔大学与几个中国留学生组成了中国科学社,希望以升为他们供稿。参加科学社的有赵元任、竺可桢、胡明複、秉志、周仁等,每月出版《科学》杂志。1917年四月,科学社月刊发表了以升的《中国圆周率略史》,文章对中国古代圆周率的发明做了详细考证,证明了中国祖先很早就知道圆周率。文章指出,“远在公元前一百年《周髀算经》中就记载了‘周三经一’,当时东汉张衡发现勾股定理比印度学者早五百年。南齐时代,祖冲之发现了约率和密率,比欧洲的切斯早一千年。另外祖冲之是世界上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的第一个人。”以升与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一样,落后愚昧的中国形象在他们心中留下沉重的影子,他们同时又希望从中国文化中找到璀璨闪光的东西。特别是到国外后,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始终伴随着中国学子,既有浓烈的爱国情绪又有对西方的崇拜。
以升撰写这篇文章对自己也是一个鼓励。他深深地感到,从中国古老历史的辉煌中可以看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新的可能,中国现在落后是被一些落后的传统思想及文化观念约束和压制了。中国人常常认为工程技术只是一些奇技淫巧,形器之末,不足挂齿。尽管晚清以来,中国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学习西方重视科技,如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包括自己的祖父茅谦都撰写过大量文章宣扬西学,但中国科技落后的局面不可能即刻改观,需要人们脚踏实地做事情。这时,同学罗英告诉他,在哥伦比亚留学的凌鸿勋创办了工程师学会,问他们是否加入,以升欣然答应了。以升认为,工程师学会比科学社更有意义,与他未来的志向也更为合拍。科学社着重科学理论而工程师学会更重视实践,工程师学会将与企业有更多的联系。凌鸿勋年龄比以升大两岁,1894年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原籍江苏常熟市。中学毕业后,凌鸿勋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州考取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1915年他毕业于土木科,这时学校已改名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凌鸿勋很快被交通部派往美国桥梁公司实习,此后又赴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就在哥伦比亚学习期间,凌鸿勋组织成立了中国工程师学会。其实中国第一个工程师学会是由詹天佑在中国组创的,学会名字叫做“中华工程师学会”。凌鸿勋的工程师学会在数年后与詹天佑的工程师学会正式合并。工程师学会的成立以及它后来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对中国最初的工程建设起了不小的作用。
自从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以来,中国人留美热情从未减弱过。美国学校不仅师资水平高,条件设备好,而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使今天,美国学校教学灵活,思想开放,注重实践的教学方式仍同中国有着很大区别。
1916年9月21日,在海上航行了21天后,以升与唐校的同学黄寿恒,上海来的裘维裕、李铿、王志等人终于在美国旧金山登陆。上岸后,他们各自前往各自的学校。以升联系的是罗忠忱曾经读过的康乃尔大学。他先乘火车去芝加哥,在芝加哥停留一天又乘火车去新泽西州的康乃尔大学。到达时,先来的几名中国学生已在学校等着他了。这些人中有丁昆、罗英、秉志等。在办入学手续时,康乃尔一名负责人对以升说,他们学校从未接收过来自中国唐山路矿学院的学生,他们对这所学校根本不熟悉,不知这些学生的水平如何,因此需要考试后再决定是否录取他们。这名负责人的话让以升心里开始打鼓。初来乍到,环境尚未熟悉,时差也没倒过来,马上要考试,能行吗?不过,不管行不行,人家要求这样做,只能去做。以升准备了一天就去考试,考试结果居然不错,比其他几个学校来的学生考得都好,从而顺利进入康乃尔研究院。以升为唐校挣足了面子,康乃尔学校从此规定,唐校毕业的学生今后不用考试,可直接入校。以后唐校来康乃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唐山路矿学院也因此同康乃尔大学的关系很好,唐校的一些教学方法甚至也受康乃尔学校的影响,以至于唐校此后有“中国康乃尔”之称。以升选了康乃尔大学桥梁专业,当时与他同一专业的还有罗英、郑华,他们三人成为专攻桥梁专业的第一批中国人。
康乃尔大学位于伊萨卡城,这城市的居民只有两万多人,多数居民的职业就是为这所大学服务。校园内外遍植枫树,夏天满眼碧绿,秋季一片火红。校园内还竖立着一座尖顶的钟楼,外面紧挨着卡犹格湖,塔影湖光相映成趣。学校环境优美而宁静,是个学习的好场所。康乃尔桥梁系的主任是美国工程界的著名专家贾贝克,贾贝克在当时的桥梁力学界有所建树,曾写有《结构学》等著作。贾贝克对茅以升非常器重,认为这个年轻小伙子是一个认真而又聪明的人。以升在康乃尔大学的各门成绩也很不错,他对贾克贝教授非常尊敬,在他身上,以升看到了美国人注重实践的精神,这对以升日后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贾克贝对他说,桥梁这门专业,实践更为重要,没有实际经验等于什么都没学会。
以升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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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唐校争来荣誉
3. 留学美国
茅以升和女儿茅玉麟及茅玉麟儿子茅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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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去工厂实习”
以升在康乃尔拿到硕士学位后,想起贾克贝教授的话, “一定要去工厂实习,要学会绘图、设计、木工、金工、油工等全部造桥技术”。
经贾克贝教授的介绍,以升去了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匹兹堡是美国的工业中心,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匹兹堡附近有优质煤矿和铁矿石,具有发展钢铁工业的优越条件,因此也被称为“钢城”。来到匹兹堡,以升立刻被美国先进的工业技术迷住了。这里的工厂林立,交通方便。以升想起祖父茅谦曾写过一篇文章感叹中国缺少有效的交通工具。祖父茅谦从未见过真正的汽车,更没有坐过火车。如果祖父能到美国来看看这些先进的交通工具,一定会又有一番感想。
以升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正如贾克贝教授所说的从木工油漆匠学起,同时也学习了绘图和设计。这段经历对以升来说真是很新鲜,同在中国时的学习经历有着巨大差异。在中国的学习一向是从书本到书本。“红袖添香夜读书”显示了读书过程中的完美与宁静。而现在,以升整天穿着油腻腻的工作服跟着工人们制做桥梁构件,钉铆钉,刷油漆,劳动强度大,真可谓又脏又累,与在中国读书的情景相差十万八千里。以升觉得自己好歹是个硕士生,做这些事情真有点抹不开脸。但在工地上工作一段时间后,以升才慢慢发现,很多美国同事与他一样,或刚从大学毕业,或正在读硕士博士,有些人是为了赚点钱补学费,另一些人也是为了积累实践经验,他们并不以做这些苦活重活为耻。以升在此体会了美国人的实践精神和务实作风。尽管贾克贝教授说得有理,必须得有实践经验,但是真的到工地上干活,以升才明白实践的艰辛也体会到实践的意义。就在匹兹堡实习期间,匹兹堡加理基工学院正好招收夜校学生,而且该校设有博士学位。以升认为,他如果白天工作晚上去读书,既可有实际经验又能提高理论水平,而且还能顺便把博士学位拿到。想到这里以升很兴奋,他觉得自己刚二十岁出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恨不得把所有与桥梁工程有关的学问一口气学到手,然后早点回去,报效祖国,赡养妻小,孝敬父母和祖父母。
然而,就在以升去加里基工学院的夜校报名不久,以升收到父亲的亲笔信,父亲告诉他,祖父茅谦已于5月21日在镇江去世。以升读完信后悲痛之情难以言说,就在一年前,祖父还特地从镇江赶回到南京送他出国,并赠诗勉励他好好学习。
以升到美国留学是政府出钱,所以生活费和学费上基本过得去。在匹兹堡工厂实习可得一些公司津贴,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可以购买书报,以升很满足了,只是觉得自己不能补贴家用,心里觉得有些亏欠。
以升报考加里基工学院的博士生,获得允许,但有几个条件:一是要做一篇有新建树的论文;二是要选修一门主科,两门副科;三是除英文外再精通两门外文。以升选了桥梁为主科,副科选了经济工程和高等数学,语言选了中文和法文。从此,以升的学习生活的安排紧凑到了没有任何闲暇时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早五时半起床,六时半上火车,七时到厂,午后五时半回寓,七时到校,九时回寓就寝,颇觉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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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回国
1919年12月,以升结束了留学生活,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三年的留学生活,紧张,充实,但却无一日不思念亲人。现在要回国了,心情自然非常兴奋。以升订了昌兴轮船公司的船票,12月17日先乘火车去加拿大温哥华,第二天乘船启程回国,要在海上航行半个多月。
12月的温哥华,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以升穿着仅有的一件呢大衣登上“昌兴”号轮船,汽笛鸣响的时候岸上欢呼声一片。以升此时心情既兴奋又惆怅,他马上要见到妻子和儿子,父亲与母亲,这使他异常高兴。但祖父却见不到了,祖父如果活着,知道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得了金质奖章一定会非常高兴。以升从小备受祖父宠爱,祖父早就盼望他成为有用之才。以升默默地背诵出国前祖父茅谦送他的一首诗:
汝齿才逾弱冠年,有儿觅枣戏亲前。
骁腾绝旨研金辂,渺弥由旬坐铁船。
四万长风环半地,一洲墨雨润圆天。
白麟奇目终军对,那及新邦博士贤。
世界忽开新大陆,诗书不似旧虞痒。
崭然墨学光兼电,籍甚工垂管与商。
万国强权还祖社,五年博士慰重堂。
白云无恙山河在,好去安心励就将。
想到这里,以升黯然伤神。轮船驶往大洋深处,温哥华渐渐消失在起伏翻卷的波浪远处。他现在有了本事,今后要做的是报效祖国。
三年的留美生活结束了,一张张面孔再次出现在以升眼前。贾克贝教授,匹兹堡桥梁厂的工人们,房东太太一家人……以升深感美国人的善良和友好。就拿房东一家人来说,他那时在匹兹堡工厂上班,每天五点起床,房东太太和她的女儿也五点起来为他准备早餐。房东看他学习工作太辛苦,尽量给他准备可口的饭菜还帮他打扫卫生。房东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家都带着以升一起走。房东的女儿闲来无事还教以升跳交际舞,房东的小外孙女也同以升玩得很好。以升回国时,房东一家人真有些依依不舍,以升答应不久会回来看他们。但谁知道,这个“不久”竟是六十年。以升再次踏上美国领土是1979年,茅以升此时已经84岁高龄,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的房东一家以及他自己说过要回来看他们的许诺。以升特地来到匹兹堡寻访房东家人,他想,房东太太或许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女儿一定会在。然而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匹兹堡已不是当年的匹兹堡,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当年住过的房子已不存在了,房东一家也早已搬离,以升曾打听了几次,都没有人知道这家人的下落,这令他感到万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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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氏定律”（1）
以升用了一年的时间取得了各科学分,下面的事情是准备论文。以升觉得他不可能兼顾工厂的实习并准备论文,于是他放弃了匹兹堡的实习,专攻博士论文。辞去工厂工作后,他的生活也顿感轻松。但博士论文也很不容易完成。到1919年时,以升的官费留学届满,他应该回国了,但他的博士论文尚未完成。怎么办?当他写信同妻子商量时,妻子回信说,“在外增长学识,机会难得,似以多留为佳,勿以私情误事……”以升读了颇为感动,便决心把论文做完。尽管经济十分困难,助学金没有了,仅靠他在桥梁工厂实习时积攒下的一点钱,但以升的决心已定,要把博士学位拿到手。生活则越简单越好,除了吃饱饭以外,他的衣着还是出国前用清华学堂发的制装费买的,此后从未添置新衣物,如需要参加学术会议或赴宴会时,他就临时借一身衣服穿。以升从来不在外面吃饭,既使中午赶不回来,他宁可饿肚子也不下馆子或买些零食吃。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了准备博士论文上。
1919年10月,以升的论文终于准备完毕,论文题目叫《框架结构的次应力》。全文共三十多万字,该论文提出的一些新力学理论,后来被人们称为“茅氏定律”。加里基理工学院在审查他的论文后同意让以升参加答辩。最后,答辩不仅顺利通过,而且该领域的教授们一直认为这篇论文达到世界水平。以升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论文也使很多人吃惊不小,当有人问他秘诀在哪里时,以升笑着回答说:“我并不是什么天才,我只是把睡觉的时间挤了出来,现在我完成了论文,该好好睡一觉了。”
论文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土木工程界的强烈反响。答辩后,以升受邀来到贾克贝老师家。贾克贝非常兴奋,他邀请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还有美国学生,他对在场的学生说:“你们学习的榜样就是这位茅以升先生。”匹兹堡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这一消息,贾克贝还将以升的论文推荐给康乃尔大学,学校授给以升一枚“菲梯士”金质奖章。菲梯士原是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他捐款设立菲梯尔奖,专门奖励在土木工程学方面有贡献的人。
◎母校教书
4. 茅以升职业生涯
钱塘江大桥与茅以升的名字紧紧相连,有关话题甚至出现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上。其实,以升在造桥前与造桥后还做过教师,且对教育事业充满热忱。他喜欢讲课,喜欢与学生交流,教书期间他不断改进创新教学方式。他的妻子戴传蕙一直认为,其实以升最适合的职业是教书。
以升回国时正值中国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特别是海外学过工程专业的人,更是被各部门争夺。以升尚未毕业,就收到老师罗忠忱的信,罗忠忱希望他回唐校教书。以升当时没有立即回信,他在美国看到美国人办实业的精神很受鼓舞和感动,当时很想回国创业。如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以升踌躇满志,幻想甚多。回国不久,以升先参加了几个留美同学建立的“益中电机公司” ,但他很快发现在这家公司根本无事可做,就离开公司,在家人的劝说下,他还是去了唐校教书。教书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自己对教书其实很有兴趣,不仅可以将美国的一些教学方法用到自己的教学上,还创造了一套新的教学方法。他担任的课有:结构学、桥梁设计、桥梁基础等,每星期二十小时的课。他曾经试行的一个教学方式叫做“考先生”。每天上课开始的前十分钟,先点某一个学生的名,问他有无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请他把问题提出来,老师根据这一问题判分数,如果这个问题连老师都回答不上来,学生就得满分。如果该名学生没有问题就请下一个学生,下一个学生提的问题要前一个学生回答,如果前一个学生回答不上就得零分。这套方式非常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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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氏定律”（2）
正当以升教书教得挺顺手的时候,时任交通部长的叶恭绰决定将唐校和上海及北京的交大合并,于1921年正式成立了交通大学。大学需要校长,唐山南厂总管孙揆伯便将茅以升推荐给了叶恭绰。最后叶公绰决定任命罗忠忱为校长,茅以升为副校长。但罗忠忱对校务不大过问,全权交给茅以升处理。以升以为找到了大施拳脚的机会,便开始修建校舍,裁减他认为不合格的教员,破除学校的陈规陋习。改革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但同时仇恨的种子也深深埋下,早有人告到叶公绰那里,说以升不顾情面,随便解雇教员。几个月后叶恭绰见了以升,表示他虽然很信任以升,但他太年轻,锋芒太露,最后给了他八个字:磨砻砥砺,以备大用。几个月后,交大解散,改称唐山大学。以升和罗忠忱继续任教,但不再管理学校事务。然而新校长明显对以升不信任,表示他自己要接以升的课,以升深明其意,于是辞职携家小返回南京。唐校的两年经验对以升很有帮助,这是他步入社会遇到的第一个挫折。
回南京后,以升不久又应郭秉文之聘去了国立东南大学,担任东大教授兼工科系主任。当时的东大可与北大齐名,从校长到教师全部都是留洋回来的。郭秉文在美国学教育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任东大校长后延揽了一大批留洋归来的人才。他因为在美国认识科学社的任鸿隽等人,恨不得把科学社全锅端回东大。除任鸿隽外,秉志、胡刚複、杨杏佛、过探先等也都到了东大,后来科学社干脆就设在了东大。东大的文科也人才济济,如文理科主任刘伯明,教育科主任陶行知,农科主任邹秉文。此外,柳诒徵、吴宓、马寅初、李叔同也都在东大。以升和邹秉文同租了李梅庵的一幢房子,以升一家住楼下,邹秉文住楼上。同事们都开玩笑说他们是“农工合作”的典范。
当时工科只有一个机械工程系,不像其它科都有四到七个系。以升同涂羽卿和杨杏佛商议后决定给教授会和评议会写信,建议增设土木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议案中有这样的话:“同人等远模欧美之成规,近察国内之需要,觉工科现状非扩充无以自存……”这一提议经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后很快就通过了。当时中国大学属新生事物,官僚体制尚未渗透进去,因此办个什么事还比较容易。此后东南大学就有了机械、土木、电机三个系。以升在东大开设的课有结构力学、桥梁设计、土木学、建筑学。他讲课既充实又生动,并且沿用了他在唐山学校发明的“学生考老师”的方式,从而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听他的课的人非常多,工科总共只有六十多名学生,但他的课堂里常有百人以上,课堂内坐不下就站在门外听。
但好景不长,东大虽人才济济,也暗流滚滚,也许因为人才太多,每个人又都太聪明的缘故,很难拧成一股劲。最主要的矛盾来自校长郭秉文与工科主任杨杏佛之间的不和。两人在教学方式、教学理念和政治观点上有诸多的分歧。以升后来又换过许多学校,担任过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回到唐山交大任校长。以升在接手钱塘江大桥项目的前后一直同学校与教学有着密切联系,晚年写过不少很好的科普作品,并始终在设想新的教学方法,这都与他青年时代的那段教书生涯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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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足林同炎
以升教过的学生中,日后最有成就的当属林同炎。林同炎被称为“预应力混凝土先生”因他创立的预应力混凝土理论,开创了世界工程建筑新的里程碑。
林同炎在一篇回忆以升的文章中写道:“同炎在唐山交大就读时,适茅老掌校并授课,时得其教诲和指导。诱导有方,获益良多,使同炎嗣后在工程科技以及国际大桥设计建造上有些贡献,心中至感 !更有进者,同炎原名‘同棪’,一日,恩师对同炎说:‘你的名字,何不改为同炎,岂不是更有意义?因你现身在美国,而心向祖国,炎黄子孙饮水思源,同炎二字可以表达你的心,岂不更妙!’同炎聆训,欣然接受,当即改名以志热爱祖国,同时纪念恩师的命名…… ”
林同炎,原名林同棪,1912年出生于福州鼓楼乌山下一个读书人之家。祖父是清朝进士。父亲也曾中举,民国后攻读法律,担任过最高法院法官。林同炎一岁时随家迁至北京,十四岁以优异成绩考进唐校土木工程系。在班上,林同炎的成绩从来都是名列第一。林同炎毕业后即到美国伯克莱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直接力矩分配法》被称为“林氏法”,得到广泛应用。1933年,林同炎回到中国,先后担任成渝铁路桥梁课长、滇缅铁路设计课长、工信公司总工程师及台湾糖业铁路处长等职,主持过沱江大桥、成昆铁路及宝天铁路的设计与施工。1946年,林同炎因不满当时国内的环境和复杂的人事纠葛,决定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从此在美国定居。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林同炎的非凡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和发挥,如鱼得水。作为茅以升昔日的学生,林同炎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林同炎在桥梁建筑领域取得世界公认的惊人成就。他的设计思想新颖独到,其设计作品集气魄、美观、实用为一体,令人叹为观止。有关林同炎传奇式的设计风格和设计理念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为尼加拉瓜首都尼加拉设计的美洲银行大厦被公认为是抗风抗震的典范,经受住了强烈地震的考验;1977年,他精心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座半面弧形的克拉巧起大桥,轰动全美,并荣获美国全国建筑设计比赛第一名;他设计的莫斯康会议中心,被誉为是结构计算的奇迹,也是视觉的奇迹。 林同炎亲自接手的最后一项重大工程是为中国设计的南宁大桥,南宁大桥“不对称拱形桥”的设计是迄今唯一的该类设计…… 林该炎获得的国际奖项更是不计其数。
林同炎早在1958年就构思设计连接东西两半球的85公里长的白令海峡大桥。1954年,林同炎从欧洲回到美国,创建了“林同炎工程事务所”,承接世界各地的工程。林同炎是个敢于创新的人,他将“预应力混凝土”的新技术应用于建筑工程,节省了建筑材料,建筑物也因而设计得更具艺术价值,造型更美。林同炎设计所承接了许多设计项目,建造了一系列壮观、美丽、新颖、独特的建筑,包括桥梁、体育馆、工商大厦等等。林同炎不仅是设计师而且是企业家,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他实践了当时以升和以新兄弟的夙愿,成为一名“工程师企业家”。林同炎也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就是林同炎首先提出来的。中国今天的经济起飞与如此众多的爱国华侨进言尽力出资谋划有着重要的关系。
真可谓: 海外华人怨祖国,挥泪而去;爱祖国,归心似箭。所有知晓林同炎生平和他所作贡献的人,无不为之感慨万分。
茅以升与林同炎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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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受挫（1）
以升1930年曾担任镇江水利局长,本想在水利工程上有所作为,没想到遇到淮河洪水,堤坝溃决。尽管不是他一人能够承担的责任,但也属于他工作中的一次失误,遭到撤职。这一事件对他和他的整个家庭都造成很大影响,妻子因惊吓患上了忧郁症。这对以升来说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