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人和事儿：一个家族150年的历史》 作者：茅青
------------------------------
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1）
茅 青
每个家庭都会有很多陈年旧事,挖掘这些往事是件有趣的事情:看看自己的前辈们曾经做过什么,想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有哪些教训和经验。在了解自己家庭历史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国上几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社会的变迁对家庭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这些变迁中,家庭成员有时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历史的变革,他们有时又成为受害人或目击者。
胡适生前特别鼓励朋友们写传记,他说,传记的重要性是对后代负责任,使他们查证历史时更为方便。如果有更多的人整理家谱,撰写自传,中国历史的记载也许会更全面更公正一些。以前中国的历史多半是皇室的家谱,如梁启超说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今天,网络发达,消息灵通,手段便捷,每个平民百姓在写自己家史或自传的同时也参与了整个社会历史的编写和叙述。此外,我发现家庭及幼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往往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判断。因此写家史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挖掘自己家族的“文化基因”,这对后代和其他人或许也是一种教育。
我的母亲姓茅,生下我就把我放在外祖父家,我是在外祖父外祖母身边长大的,也就跟着外祖父姓了茅,自认是茅家的一员。茅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朋友非常多。尽管有“文革”和种种政治运动,我们家永远人来人往不间断。每天吃饭都围坐着一桌子的人,到了周末则要在方桌上加上一个大圆桌面,才够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围坐在一起。大家在饭桌上一边传递各种信息,评论时事,针砭时弊,讽刺挖苦,感慨叹息,一边品尝我大舅妈烹饪的各色苏州风味的菜肴。在莫谈国事的最黑暗的时代,我们家的人即使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也要谈出自己的看法,因为这里是唯一能发出自己声音的地方。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文革”期间很多家庭互相揭发,家庭四分五裂,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从小就知道,家里说的话不能在外面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祖父外祖母相继去世,我们纷纷离家去国外定居。当时我母亲萌生了写家史的念头,她还为此专门去了南京、镇江等地,查找了一些资料,也写过几篇散文。她曾说,茅家出过不少人才,这些人中有的出了名,有的没出名,但是他们各自的经历都很有意思,值得写写。母亲曾经是记者,后来当教授,长期从事文字和教学工作。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动笔就病倒了,且一病不起,不久前与世长辞,撰写家史的重任于是落到了我的肩上。几年前,我写了《我的三个舅舅》,在《国家历史》和《民间历史》杂志上发表。
-------------------------------------------------------------------------
战争期间
外祖父遭撤职后,被派去筹建铁路工厂。本来准备在株洲建厂,但在建厂期间爆发战争,日本军队不断空袭株洲。有一次,外祖父与同事程孝刚一起去丈量地皮,一颗炸弹就在脚边落下,当场有不少工人被炸死。据说,因为有汉奸告密,当时日本人要打通粤汉路,而株洲厂就在粤汉路上,日本人便空袭此地。交通部于是决定将株洲厂的物资撤退至广西和贵州,在柳州、全州和黔州各建一厂。外祖父负责在柳州建厂。
外祖母因长沙形势吃紧,一家人又搬到桂林,可桂林也天天遇到炸弹。我母亲和舅舅们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天天去桂林的七星岩洞躲警报。据二舅回忆,那时候外祖父很少在家,家里只有外祖母照顾他们的生活,外祖母身体又不太好,每天躲炸弹很是吃力。有时警报响起,她就顾不上两个大孩子了,只牵着两个小孩子的手跑,两个大孩子只好自己乱跑。
当时日本人尚未打到上海,外祖母身体不好,就决定暂不随外祖父去柳州,而是去了上海,住在她大哥陈霆锐家休养,在上海住了两年。这期间外祖父已在柳州筹备建厂,完全是平地上建起了一座工厂,难度和艰辛可想而知。工厂建得初具规模后,外祖母才带着四个孩子从上海经过金华穿越封锁线到达上饶,从上饶坐上外祖父派来的卡车到达柳州与外祖父团聚。
-------------------------------------------------------------------------
美丽的柳州（1）
逃难的经历对成人来说是痛苦的,对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来说其中却不乏有趣的事情。我母亲和几个舅舅都清楚地记得在柳州发生的各种趣事。在他们的回忆里柳州是美丽的,生活是丰富而奇妙的。二舅茅于杭专门写了一篇《柳州的回忆》,读来十分有趣:
满天星斗
柳州的自然环境非常奇特,四周望去不远处都是形状怪异的石头山。在我们家后面紧挨着的是一座双峰耸立的羊角山,房子左前方,马路对过是一座马鞍山,房子右边也就是朝南的方向,紧靠着的一溜山就不知其名了。这里也是我们经常爬上去玩的大片石头山,山上有许多野花奇草,细竹丛里,春天时抽出许多竹笋,我们就去大把大把地摘取回家,用盐水煮了,再晾干,十分好吃。山上还有许多野菊花,秋天开了满山遍野,摘回一大包,晾干了做枕头芯。
乡下的天色非常清澈,白云蓝天非常美丽,每天太阳下山时的晚霞千姿万态,尤其好看。夏天晚上一家人在露台上乘凉,天空满天星斗,一条银河横跨整个天空,隐隐约约看到数不清的大小星星。还经常能看到流星划破天空落下,令人产生遐想,在那时,我们认识了牛郎织女星、金星和火星等等。
我们的“柳江小学校”
柳江机械厂虽小,还是为职工子女学习办了一个小学校,名叫“柳江小学”。我们四兄妹中大哥于轼已开始上中学,去桂林上了当时的“汉民中学”,余下我们三人就上了柳江小学,我上五年级,于兰上三年级,于海上一年级,我们年龄本来也正好各差两岁。起初,整个小学也只有50多个学生。最高年级就是五年级,这一班只有两个学生,我和另一个名叫乔得来的同学。后来来了一位名叫朱传琰的学生,是副厂长朱黼的女儿。
学校建在山坡下,是一座方方正正的房子,里面有四间房间,五个年级。有一个小操场,还有一根旗杆,每天早晨做早操时都有升旗仪式。升旗时还要唱国歌,那是老国歌:“三###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其实小学生谁也不懂这歌词的意义,跟着唱就是了。
学校操场离外面的马路不远,升国旗、唱国歌时,马路上的行人都看得见,听得见。那时,凡是听到唱国歌、升国旗之类的事都要放下手下的事,立正、敬礼,跟着唱,所以我们有时能看到马路上的行人一听到我们小学校升旗仪式也站住行礼。
小学还有自己的校歌,是厂里的工程师欧天垣先生创作的,大概有以下歌词:
柳江之滨羊角山下是我柳江小学校
勤奋学习尊敬师长他日为国争光荣
敬业乐群是我校训
学校虽小,却很正规,除了每天早晨要升旗、做操外,下午放学也要排着队走回家,一路上唱着《放学歌》:
回去了回家里去了太阳下山鸟儿归巢
别了同学离了学校回去了回家里去了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就在羊角山下,是泥墙草顶,田字形的四间房间,屋前有一个平台,晚上一家人坐在平台上乘凉听大人讲故事。最讨厌的是老鼠,每天夜里都出来咬东西,什么都吃,什么都啃,任何东西都可能被老鼠咬得乱七八糟。通常,老鼠是咬破了地板之后跑到房子里来的,于是就设法堵老鼠洞,拿什么堵都没用,刚堵上,过不了一天半天,它又给咬开了,四周墙壁到处是老鼠洞,实在可恶。但打老鼠是一件有趣的事。通常在白天,当知道屋里有老鼠后,就把门关上,把老鼠洞堵上,拿着棍子到处去捅,赶着老鼠出来,然后就追着打,这是真正的一场战斗。打死了老鼠,拎到外面埋了。这样可能有三四天的安宁,别的老鼠就不来了,但过后又来了。
-------------------------------------------------------------------------
美丽的柳州（2）
值得怀念的老师们
最早的一位老师名叫施静安,她的丈夫是沙炳工程师。施老师教书很认真,为人也和善,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她的笑容。后来,他们离开了柳江机厂,到兴安钱祖恩办的电池厂去了,解放后在上海,我还去过上海她家两次。小学后来的两位老师,一位名叫唐淑英,另一为名叫陈明琼,唐老师很喜欢妹妹于兰,给她“吃小灶”,教她跳舞,唱歌,《吹泡泡》等表演舞就是这样教会的。《吹泡泡》的歌词是这样的:
吹泡泡,泡泡向天升
清风带你上天去,停在云中莫动身
他嚷嚷,我望望,天空出了个小太阳,太阳圆圆放光芒
他拍掌,我拍掌,引起大家来观赏
在小学的联欢会上,妹妹就上台表演这《吹泡泡》,引的大家惊奇,更令不少女孩羡慕不已。
陈老师长得胖胖的,圆圆脸,和一位年轻工程师谈恋爱,还没结婚时,在工厂的新年联欢会上一起上台演出《房东和房客》的话剧,一个说,“她是我的太太”,一个偏说,“我不要做太太”,传为趣话。
再后来请来的一位男老师很厉害,据说是因为他死了老婆不久,心情不好,所以经常处罚学生,拿一块大木板打学生的手板。有一次,不知学生犯了什么事,让他大大发火,要给两个低年级每个学生都打手板。学生挨手板有的很不在乎,只要将手掌在桌子角上磨几下,打的时候就不痛了。有些学生挨打时就会哭,但也不敢大声哭,哭的声音大了,挨的手板更重。轮到小弟茅于海挨手板时,他却大哭大嚷,因为我父亲是厂长,他是厂长的儿子,这老师也得给点面子,因此打我小弟的时候老师打得很轻,也没打痛什么,可是于海却哭得很响。回家向妈妈哭诉,这一下可好,妈妈大为动怒,因为小弟是我妈最疼爱的儿子。我妈于是跑到学校去兴师问罪,怎么可以体罚学生!还打了我们厂长的小儿子,这还得了。这位老师害怕了,以后就不敢再打学生了。
躲警报既害怕,又好玩
在1941年前后,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三四天就来一次。那时放警报的方式是在一根高竹竿上挂黑灯笼,挂一个灯笼叫“空袭警报”,表示要做准备了;挂两个灯笼叫“紧急警报”,表示敌人飞机已经临近;挂三个灯笼叫“解除警报”,表示敌人飞机已飞走。后来有了风笛,放警报就用风笛,一长一短间隔较长是空袭警报,一长一短间隔较短是紧急警报,一声长鸣是解除警报。工厂为方便大家躲警报,在山坡上挖了不少躲警报的山洞,一听到有空袭警报,大家都急忙往山洞里跑,多数警报是没有飞机来的,但也有过几次,飞机飞得很近,躲在山洞里听着“轰轰”声,心情就非常紧张。有过一次,日本飞机就在厂区丢下两个炸弹,一个就掉在小学校操场旁边,另一个掉在职工宿舍后面,各炸了个约三米直径的坑,幸好都没有伤人。有警报时并不是都往山洞里躲警报,也有少数人不怕,还看着飞机丢炸弹。赵季和家的老爷爷,因年纪大,也耳聋,他也不逃警报。日本人丢炸弹那次,炸弹就掉在他们家院子后面不远,警报解除后,大家回家一看,他好好的,问他听见炸弹声没有,他说什么也没有听见。耳聋真有福气。1943年后,美国人在我们山后面建了飞机场,驻扎了B52轰炸机,每天上午,就听到一群群飞机起飞出去炸日本鬼子,到晚上,又听得到这些飞机飞回来,这样日本飞机就很少来空袭了。但有些日子,等美国飞机飞回来不久,天黑了,日本飞机就飞来一大批,去炸飞机场,只见得山后火光冲天。美国飞机可能损失不小。可气的是,当日本飞机飞来时,地面上一路有信号弹,给他们引路,可见当地被日本人买通的汉奸不少,会伤天害理地帮日本人的忙。美国飞机挨炸后,就可能有几天没有飞机出去了,不久就恢复了,又去炸小日本了。后来又有了高射炮,打日本飞机,打下了几架,日本飞机就不敢来了。
-------------------------------------------------------------------------
美丽的柳州（3）
买菜趣事
柳江机厂离柳州城很远,附近也没有商店或菜场,为方便职工,工厂食堂的张师傅每天到城里买菜时也顺手给各家带点菜,他每天晚上上门到各家登记要买什么菜,第二天买好了再送到各家,这项服务真不简单。
从厂区到城里有一条公路,沿公路还有一条小铁轨,可以走四个轮子的小推车,车上可以坐七八个人,推车的人可以是两个,也可能只有一个,上坡时比较费力,有时坐车的人还要下来,下坡时推车人就可以扶住把手站在车上,一溜下滑,非常有趣。星期天,工厂派出几辆小轨道车,让职工乘这车进城买菜,也还方便。小孩们最喜欢坐这车进城玩了。有一天,在一个坡道上小铁轨出了毛病,那地方就在我们家不远,我们在家老远就看着小车滑下时在那里出轨、翻车,人都摔出来,有的掉进路旁的小水塘里,弄得狼狈不堪。那天,徐朝仪(我后来的夫人)坐的车正好就在那里出轨,翻车,幸好没有伤人,看着他们爬起来,把车扶起来,放上轨道,接着再走,那一天,就在这地方,翻了好几辆车。
大火烧了工人宿舍
抗战时期,在这样的山沟里建厂,条件非常艰苦,当时的职工宿舍的墙和屋顶都是用木板钉的,这样的房子一长溜住七八家,这样的住家宿舍,隔壁的声音全都听得见,有两排这样的房子,在第一排住的有张医生、祝鹏、徐满琅、赵季和等家。工人宿舍条件更差些,房子是泥墙草顶,有七八排这样的房子。有一天工人宿舍突然起火,大火很快就蔓延开来,过了不多久,所有工人宿舍全部烧光,当大火蔓延到厂区时,幸好救得及时,没有着起来。有一位工人,据说是犯过错误受处分的,在这次大火中救火有功,也受了伤,就给了他表扬和奖励。一时间,工人没有了房子,只好搭些棚子临时凑合,后来给工人重新盖的房子就是泥墙瓦顶的了。
种菜、养鸡,其乐无穷
那时,空地很多,谁家都可以在房前屋后搞个菜园子,种点蔬菜,这时每家的粪便就是自家菜园的主要肥料了,洗脸洗衣用剩的水也用来浇地。最好种的是西红柿,白薯。种好了长一大片,吃都吃不完。那时种的西红柿是小小个的,味道非常浓,特别好吃。现在市场上虽也有小个的西红柿,卖得很贵,好像还是引进的品种,可是味道远不如那时在广西种的西红柿好吃,也不知那品种的西红柿现在还有没有了。养鸡也很方便,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我们家最多的时候养过二十多只鸡,最开始时是从市场买来小鸡来喂养,以后把老母鸡下的蛋留下,等老母鸡“讨孵”时,给它搞个草窝,在自家孵蛋。孵蛋的过程是非常好玩的,大约要花二十天时间,才能孵出来,老母鸡孵蛋时,蹲在草窝里一动也不动,每天也放出来喂食一次,到了第十三四天,喂食时,我们把鸡蛋拿出来,放在温水里,蛋就会在水里来回晃动,这表示这只蛋是好的,如果一动不动,就可能是只坏蛋。等到小鸡出壳时,那是最令人兴奋的了,看着它们一个个啄开壳,奋力从壳里爬出来,出来时还是一身湿漉漉的,过一会儿,茸毛干了。刚出来的小鸡它天性要跟一个目标跑,如果你把一只小鸡拿出来,在它前面一边学着母鸡叫着“咯、咯、咯、咯”,一边跑着,它就会跟着你跑。养鸡最怕鸡瘟,一旦出现鸡瘟病就要马上把病鸡隔离,如果没有及时隔离就会传染一大片,家家户户都遭殃。据说喂大蒜能治瘟病,我们就忙着给一只只鸡喂大蒜,其实也没什么用。最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鸡都会死光。我们家也喂过一次猪,在院子里搭个猪棚,买来两只小猪崽,放在里面喂养。白天让它们到外面活动,空地多得很,它们可以自己找食,什么野菜都吃,也不用喂什么。到后来就不行了,它们胃口大得很,要准备许多食料,我们就从自己家园子里割一些白薯藤,买些米糠和上,每天要煮一大锅,养到200多斤就杀了,一只卖了,一只留下自己吃,送人一些,腌一些,能吃上好几个月。
-------------------------------------------------------------------------
美丽的柳州（4）
当时的小朋友,你们在哪里?
小学时的同学大多数没有印象了,但有的一辈子都忘不了,想起当年和他们发生的一些故事至今还回味无穷。他们现在都不知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到他们吗?柳江小学时的同学有好些个我都能想起来。
1. 顾立莲,她是当时顾副厂长的女儿,和我妹妹于兰一班,我记得她并不是因为她给我留下了什么故事,而是因为当时我弟弟于海对姐姐于兰的同学都有好感,只要是他姐姐的同学或朋友,才五六岁的于海就对他们有兴趣,顾立莲就是一例,于海说:“我将来要娶她!”直到他长大成人仍旧喜欢姐姐所有的朋友。
2. 赵季和一家的几个孩子:赵镇南、赵晋南、赵燕平、赵小平。我们和他们玩得很多,尤其是赵小平,才三四岁,坐在家门前,看见我放学回家路过她家门口时,就喊我的名字“茅于杭”,我就回她叫她的小名“毛咪”,她再回一句“茅于杭”,我又回应她:“毛咪”,这样一直走到看不见。
3. 徐满琅家的孩子,老大就是我现在的夫人徐朝仪,老二叫徐朝俦,她俩来柳州时才三四岁,老三徐朝俊是在柳州生的。那时小小孩就是让大小孩带的,妈妈出去了,让老大老二看着老三,两个姐姐只顾着自己和别的小朋友玩,安排小弟弟坐在痰盂上,拉屎撒尿就不用老管他了,这样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
4. 周学顺,他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可能是已没了父母,寄养在姨妈家的,大人不怎么管他。他喜欢自己动手做玩具,什么都做,能干极了。最有意思的是自己做小汽车,上面可以坐一个人,可以由另外一人拉着走。后来又做了小火车,还铺了铁轨,人坐在上面可以顺着坡滑着走,那时他才是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更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抓黄鼠狼。那时黄鼠狼常在晚上光顾我家,拖走老母鸡。周学顺知道了,就来我家,动手做了一个捕鼠笼子,黄鼠狼要是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这样的笼子做好之后,晚上,放在鸡窝旁边,里面放些食物,就等第二天来看抓住的黄鼠狼了。可是第二天起来一看,不好!黄鼠狼倒是钻进来了,可是笼子不结实,被它咬破了个洞,逃跑了,真叫我们大为惋惜。第二天,马上再动手,又做了一个非常结实的笼子,换个地方放,而且我们大家决定不睡觉,守候在屋里,静等黄鼠狼的到来。哪知道,这黄鼠狼不那么笨,不会再来上套了,结果我们白白等了一夜,什么也没有抓到!自从湘贵黔大撤退之后,周学顺,这位聪明的朋友就不知去了哪里,他后来上大学吗?有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吗?
5. 祝福荣, 他是祝鹏的儿子,后来改名叫祝捷,那时长得精瘦。他妈爱打牌,常常出去打牌。他爸也常不在家,就把他一人在关家里,真可怜。他后来上了天津大学,在天津一机部的“传动所”工作,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改革开放后也下了海。九五年以后,他去了珠海工作,还通过几次信。九七年我出差去珠海时想找他,一经打听,才知道就在前一年他得病去世了,才60岁多一点。
6. 乔得来,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柳江小学最高年级只到五年级,也只有两个学生,我和乔得来。乔是工人的儿子,我是厂长的儿子,似乎当时心理上就有点隔阂,他一心憋着劲和我争第一,但似乎总比不过。哪里知道,他还对于兰有好感,十多年后,他曾给于兰写信,想交朋友,但并没有下文。
-------------------------------------------------------------------------
美丽的柳州（5）
柳江机厂的职工
当时柳江机厂主要的人员都是从株洲机厂撤退来的,也有一些是新毕业的大学生,现在能想得起来的人员有:顾辑副厂长,朱黼副厂长。朱厂长的夫人能说会道的。他的大女儿名叫朱传琰,曾同我一起去湖南冷水滩铁路附中上学,虽然同路去上学,放假又一起坐火车回家,可是没有什么意思。后来据说她遵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商人,不知所终。祝鹏,他的夫人姓钱,祝鹏和我们家从抗战前就认识了,那时在杭州“竹园棚”时,他们住在我们家的楼上。那时祝鹏还是我们的家庭教师,所以我们都叫他们祝先生、祝师母。祝师母也算是我和夫人徐朝仪的媒人,她正式提出了要介绍我和徐朝仪相好的。其实,我和朝仪自己早有意思了。徐满琅,也就是我后来的岳父,他也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大概业务很好,有点高傲,也很看不起业务差的,对厂长,我们的老爸也一样,故意出点难题考考老爸,哪里知道并没有难倒老爸,以后他就服老爸了。
欧天垣,他是归国华侨,很有才能,会弹钢琴,会作曲,柳江小学的校歌就是他创作的。在柳江机厂的晚会上还表演过在钢锯上拉曲子。赵季和,他有六个子女,最大的名叫赵镇南,老二叫赵晋南,以下叫赵燕平、赵小平,再小的只记得小名叫“猫咪”、“咪咪”等等。张六一,当时我们交往不多,但后来关系很密切,因为他和徐满琅关系很好,两家人相互帮忙,特别是徐家经济上困难时,他都非常慷慨地帮助。在四四年湘贵黔大撤退时,他为卧床不起的汤心豫安排“逃难”,还从农村雇了一个放牛娃来照顾汤心豫,一路颠簸,很不简单。那放牛娃名叫曾昭其,在“逃难”的路上我们相处很好,我还教他学算术等等,他也很上进。到了重庆他进了工厂,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复员后到武汉车辆厂,逐步升任至党委副书记。我们的联系一直保持至今(2005年)。沙炳,他的夫人名叫施静安,是小学老师,和我们很好,直到解放后,我每去上海出差,还经常去看她。可惜后来就失去了联系。汤心豫,就是受张六一照顾一路逃难到重庆的那个人,在重庆跟张六一、徐满琅两家人还住在一起,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北京,身体恢复了健康,参加了工作。写过机械学方面的工具书。90年代初在天津去世。
外祖父在株洲建机车厂。
柳州的孩子们。
抗战胜利后外祖父一家短暂住在衡阳。左起:小舅茅于海,母亲茅于兰,外婆陈景湘,外公茅以新,二舅茅于杭,大舅茅于轼。
外祖父一家在衡阳住家前玩羽毛球。
外祖父以新同几个亲戚。左起:茅于文丈夫张大奇,茅于润,茅于越,茅以新,茅于恭。
-------------------------------------------------------------------------
再次逃难（1）
孩子们无忧无虑,父母却日焦夜虑,忧心忡忡。特别是外祖母,逃难生活折腾得她心力交瘁,病魔缠身,她经常讲起在柳州的那段往事:
由于生活困难,水土不服,缺少营养,我在柳州病倒了。每天发低烧,浑身乏力。时间一长自己心里开始惧怕起来,要死在这山沟里可怎么办?但你外祖父天天忙工作,根本顾不上我的病。当时在柳州那地方也不可能找到好医生。这时我听说,桂林有一个从香港来的名医,就同你外祖父商量要去桂林看病。但是当时家里没钱,你外祖父就问厂里借了五十元钱让我去桂林求医。到了桂林,吃了这医生的三服药病果真好了。不愧是名医,手到病除。欠厂里的钱怎么办呢?到年底,把家里养的两只猪,杀一只,自家吃,卖一只,正好得五十元钱,就把钱还给厂里了。但柳州也不是久住之地,时局越来越吃紧,人心惶惶。但你外祖父却认为,日本人不会打到柳州来,因此稳坐钓鱼台,照常上下班。别人都劝他早些疏散家人,他却不听。到最后形势恶化,他知道不行了,可是他脑子里都是厂子的事,准备把工厂搬到贵州都匀,重新开张生产。但是如果广西失守,贵州都匀也很难保住。再说,上千吨的机器设备怎么搬法?你外祖父却认为,靠黔桂铁路,只要有两三列火车开一趟即可。但黔桂铁路刚刚建成通车,运输能力很差,加上管理不善,战事逼近,疏散任务又重,根本不可能实现他的搬迁工厂的计划。后来的事实也说明,他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大部分工厂物资堆积在柳州火车站,根本运不出来。少量的物资运出柳州,但也没有运到都匀,而是散布在铁路沿线上。你外祖父几年辛苦的结晶全部被战争毁掉了。
-------------------------------------------------------------------------
再次逃难（2）
我们一家人到底要不要走,你外祖父始终没有时间考虑这问题,但是我很着急。一天,你外祖父的一个同事有车北上,对你外祖父说,他可以带几个家属走,你外祖父匆忙决定让我带着两个小的孩子跟着他上车,两个大的孩子暂时留下来。临上车的时候,外祖父塞给我一个手提包,里面有四十万元钱,说要到都匀开工厂用。我当时一愣,这么多钱,我一个女子,还带着两个孩子,万一丢了怎么办。由于匆忙也无从多想就拿了钱上路了。我们搭的这车只到宜山,其实离柳州仅一百多里地。到宜山已经天黑。下车时,我只顾拿着以新给我的这包钱,牵着孩子。结果把自己的钱包落在车上了。我发现后,马上回去找,已不见踪影。这是我仅有的一点活命钱啊,我很焦急,就把这事同开车的×××说了。我说,我只顾拿着公款忘了自己的钱包。哪想到,这样一说就暴露了我带公款的事了。×××于是对我说,工厂还没有给工人发疏散费,这笔钱,他先借用一下,给工人发疏散费。我说,我不能做主,要和以新商量。他当时就给以新打了电话,以新说,借给他好了。我当时也愿意卸下这担子,有人管理更好,就把钱给了×××。没想到,×××根本没有把钱发给工人,而是私吞了。这事解放后才被人揭发出来。×××不得不退赔,也受到处分。
我带着孩子在宜山住了整整一个月,眼看战火越烧越近,我天天打电话催以新,主要是还有两个大孩子留在柳州呢,可以新还是不肯离开那个厂。一直等到九月份,才开出一辆卡车,把剩下的家属和老弱病残送离柳州,我的两个大孩子也坐在这辆车上。到了宜山后,我和两个小孩子一同上了这车,一路颠簸,走了二十多天才到贵阳。但是你外祖父仍在柳州处理工厂搬迁事务。由于柳州也遭日本军的袭击,我同他完全断了联系,不知他的死活。后来听说他离开柳州,同厂里的职工及家属到了金城江。金城江大桥已被国民党炸掉,厂里也没有任何卡车开过来。你外祖父带着一个几百人的逃难队伍,徒步行走。一路上,伤病饥寒,抛儿弃女,再加上公路状况很差,交通事故频发,很多车翻在路边,死的人还在车上,真可谓哀鸿遍地,不忍回首。你外祖父到底走到哪里,人是否还活着,我们都不知道,真是揪心地啊。只要有人从前方来,我们就打听,有人说在金城山看见他,但金城山也失守了。后来有人说在独山见到他,可这时独山也沦陷了。还有人说,看见他腿上包着绷带好像受伤了。这么说,他还活着,这消息给了我一线希望。又焦急等待了一个多月,终于盼到他回来。他一进门,我都快认不出来了。那个狼狈样简直无法形容:脚上绑着绑带,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进了家门。我看了又心疼,又恨他不听我的话,不早些离开。他后来告诉我,他和工厂剩下的零零星星的几名职工和家属一直走到贵定。到了贵定才找到车去贵阳。由于夜里在雪地里过夜,他的脚被冻坏了,才成了这副样子。他的一条命能拣回来就不错了,可他还是叹息柳江厂那些设备和职工们。柳江厂是他几年的心血,现在连机器带人员全部失散一空。我们当时非常憎恨日本鬼子,每当提起日本人我们都会火冒三丈。
外祖母与外祖父的同事们在株州车站。
外公茅以新。
-------------------------------------------------------------------------
默默无闻的英雄们
广西柳州羊角山这块不毛之地上,外祖父和他的同事们在平地上建起一座工厂,付出的艰辛难以用语言描述。现在的柳州已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2007年,柳州市的经济跨越千亿元大关,工业企业首次突破100家,柳江县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今天柳州的发展同外祖父他们当年在此建立的第一个柳江机厂不无关系。
外祖父当年的同事吴良平回忆当年建厂的情况时作了如下描述:
1939年冬,湘桂路衡桂段通车后,茅以新先生奉命任机务处处长去筹建铁路机厂,主要是收留各铁路撤之之机务人员和机器设备,为铁路继续服务,制造机车车辆零配件和机床加工设备。我和机务处的其他一些同事随先生一道去办理筹建事。
茅先生为寻找厂址不辞艰辛,亲自在湘桂沿线寻找适合战时条件又适合供应铁路器材的地点。要求既要靠近公路又要靠近山,既要有洞又要有水。最终寻得柳州郊区羊角山符合办厂条件,故定名柳江机厂。工厂由交通部路政司领导,要求自负盈亏。这在战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由于资金短缺,为迅速投入生产,先生决定所建厂房车间住宅一律从简,建成临时性房屋,同时又从湘桂路寻得运输建筑材料用的报废汽车,先生亲自主持修复从各路撤退下来的机器,这样一边因陋就简地建厂,一边艰苦地生产,仅一年的时间工厂就投入正式生产。在生产中先生既重视产品质量、工厂信誉,更重视对技术人员在工作中的培养。因此,尽管在那个时期,在缺乏精密设备的条件下,技术人员仍然主动投入设计精密车床及其他产品。由于先生的努力和信誉,使制造出来的产品不仅为当时我国最新两条铁路——粤汉、湘桂路局争相订购,连正在施工期的黔桂路局乃至来自广西、江西、四川等地的单位也来订货……
外祖父1928年兼职军事技术学校,同部分同学合影。
外祖父接收物资后在回国的轮船前。
-------------------------------------------------------------------------
出国接收物资
6. 解放前后
抗战胜利后,按照当时的同盟国的协议,凡遭受战争的国家都可以从未受战争的国家那里得到一些调拨物资,以新被派去美国接收英美援华铁路物资,一去就去了三年。景湘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留在重庆。由于太平洋战事尚未结束,以新去美国须绕道:先到昆明,走美国飞虎队开辟的一条驼峰航线。当时的飞机很小,根本无法飞跃喜玛拉雅山,只能在山的缝隙中穿行,弄不好就会撞山。外祖父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乘轮船取道南太平洋赴美,路上颠簸劳顿自不必说,还要冒着生命危险。由于海面布有日本潜艇放置的水雷,轮船常有被炸的可能,乘客们事先要进行弃船演习。以新千辛万苦到了美国后才发现,凭着一纸协议去要调拨物资根本没那么容易,不仅要费很多口舌还要会挑选,以新在英美两地来回奔波,花了三年时间才要到了上千万美元的调拨物资,他因为懂机器懂技术,他要来的都是新机器,如火车机头等,这些物资为恢复粤汉铁路通车起了很大作用。他往返于英美两国多次,并费尽口舌才要到这些物资。然后又设法将这些物资运回中国。这些物资包括几百台机车车辆、机器设备、建厂物资等等。1947年秋天以新才回到重庆。回国后时逢粤汉铁路恢复通车,以新非常高兴,这条铁路凝结了他的汗水。当时的粤汉铁路局长希望他任副局长,以新应允,去苏州同正在苏州休息的妻子和孩子团聚了仅三天时间就去上任了,全家也搬到了广州。
-------------------------------------------------------------------------
改当顾问
以新上任后才知道,他肩头的担子非常重,首先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事故频繁的问题。以新调查后发现火车经常出事,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车钩问题,当时中国因为进口的车辆来自不同国家,因此有两种车钩,一种比较高,另一种比较低。两种车钩在一起时就只能勉强搭住,车子开起来,稍一振动,就会脱钩。如果正好在坡道上脱钩,就很容易造成大事故。这时,以新想出了一种方法,可以把两种不同的车钩改造成一种统一的车钩,于是他就在株洲机车厂成立了改钩队。把所有车辆都进行改造,变成统一的车钩。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把所有车辆的车钩都改造成统一的车钩,火车的事故也就大大减少了。
然而,很多事情往往不是技术所能解决的,车钩问题解决之后,铁路运输还是出现种种问题。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穷途末路,世风日下。政府官员几乎个个贪赃枉法,铁路也不例外。以新对这些贪官污吏是深恶痛绝,但他能做的,只是绝对严格要求自己。有时过年过节,下级也有带一些礼品上门,这时以新就连人带物一起推出门外,有时他的一些做法都到了太不近人情的地步。
解放前夕,很多国民党要员都到广州,经过香港去台湾。当时的交通部长侯家源也竭力邀以新去台湾。但以新因为看透了国民党的###,而且他希望为中国的铁路继续做事情,因此决定留下来。其实,他早就不想当官,所以才辞去粤汉铁路副局长的职位,改成当顾问。广州解放前夕,共产党通过广播,点名要求以新留下来并负责保护好铁路财产,并恢复铁路运营。
广州是1949年的10月14日解放的,就在解放的前一天,广州还是非常混乱的。小舅舅于海有一段回忆:
那天忽然听见一声轰隆巨响,接着在远处的天上冒出了很大的黄烟。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解放军的追击,就把当时珠江上唯一的一座桥梁——海珠桥炸掉了,听说当时桥上不但有行人甚至还有车辆,有好几辆公共汽车连人带车一起掉到江里,死掉了很多人。当天晚上,真可以说是恐怖之夜。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已经逃走,而解放军还没有来。有消息说附近的土匪准备进城来大肆抢掠一番。我们当时正好住在广州东山的粤汉铁路局的宿舍里,而东山是广州知名的富人区,肯定是土匪抢掠的主要目标。再加上当时广州街上还有很多国民党军队掉队的散兵游勇,情况非常紧张。整个宿舍区五栋楼只有我们这一栋楼住了我们一家人,楼上的陈家因为是广东人,好像暂时也搬到亲戚家去住了,整个小区空荡荡的。可是父亲非常镇静,晚上还带我们出去巡逻。那一晚的时间过得真的是很慢,还不时听到外面有枪声和隆隆的炮声。第二天一早,我们壮着胆子跑到街上一看,已经是满街都是解放军了。原来解放军听说有土匪要进城抢劫,所以就连夜急行军,终于在拂晓时刻赶进了城。这才让我们逃过了一劫。
广州一解放,外祖父就当上广州市政协委员。过了两个月,中央决定把他调到北京铁道部车辆局当副局长。当时知识分子只能担任副职,正职需由老干部担任。全家也就跟着他搬到了北京。从此在北京一住就住了几十年,再也没有搬过。
-------------------------------------------------------------------------
外祖母的大哥陈霆锐（1）
当时我们家的亲戚里,只有外祖母的大哥陈霆锐与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好,也只有他1949年后跟随蒋介石那批人到了台湾。由于大陆解放后同西方以及海峡对岸都切断联系,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见过陈霆锐,家里人也尽量不提他的名字。但是“大舅公公”这个称谓我早就知道。小时候无论外祖母还是母亲,还是家里别的亲戚,他们虽然从来不提陈霆锐的名字也不说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但常会提到我这位“大舅公公”在上海时的各种故事。讲得最多的是他家里豪华的排场,吃穿用度之精致以及他的妻子子女的逸闻轶事。对周遭生活皆简单朴素,物质贫乏单调,从未见过什么大场面的我们来说,这些故事仿佛是生活的调味料,也给我们增加了很多想象的空间。我记得母亲曾说大舅公公家有一幢花园洋房,家里有一个西餐厅和一个中餐厅。西餐厅的摆设完全与中餐厅不同,西餐用的西式长形餐桌,餐具是银制的刀叉;中餐桌是圆桌子,筷子是象牙筷等等。尽管只能想象那种从未见过的“豪华”,也足够使自己在脑子里编织一点奇妙的享受氛围。
陈霆锐的名字是近几年才见诸报端,他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也不再是禁忌。我于是向在美国的陈霆锐的侄子陈修明要了一些有关材料,方对陈霆锐有了一些了解。
陈霆锐,1890年12月20日生于江苏吴县,是家中的长子。陈霆锐小时候就非常聪明,是家中最聪明的孩子。弱冠之年就进了由基督教会创办的苏州东吴大学。当时科举制刚废除不久,国内的高等学府如凤毛麟角。他就读的这一西式学校从教学到管理模式都照搬西方。该校总部设在苏州,但在上海成立了法学科,培养法律人才。陈霆锐就选学了法律科。1920年,陈霆锐毕业后就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到上海,先在东吴大学教书,以后成为执业律师。陈霆锐介入了几宗案件使他名气大增。一宗是收回上海公共租界的法律权。当时上海租界地的一切行政管理大权都掌握在洋人手里,包括领事权。尽管一些涉及到中外纷争的案子由中外会审官共同管理,而懂得法律和英文的中国律师少之又少,在很多案例的审理过程中陈霆锐深感不平等条约危害中国人的利益,心中十分不平。比如当一个英国人与一个中国人发生商业纠纷,如果原告一方是英国人,必须由英国领事来审判。陈霆锐在审理和辩护时竭尽全力公正办事,维护中国人的利益,但是最高的司法权仍旧掌握在洋人手里,在审判中偏袒英国人而蔑视并损害中国人的利益的例子比比皆是。陈霆锐于是联络上海各界为收回领事裁判权而与外方进行交涉,几经周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26年8月初步决定将上海公共租界的领事裁判权收回,但全面收回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第二件使陈霆锐扬名的案件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纱厂压迫华工的消息传出后,各大学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示威,租界巡捕与示威学生发生冲突,巡捕便向学生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不少青年人。陈霆锐亲眼目睹这一惨案,主动担任学生的代表,控告上海工部局巡捕房。第三件事是在日本占领上海的时候,伪政府逼迫当时任上海租界工部局华裔董事的陈霆锐为他们做事,陈霆锐拒绝了。他辞掉工作,抛弃了上海的庞大家业前往重庆,在重庆执业并出任国民政府参政员。1944年陈霆锐赴美国考察司法,第二年回国当选国民制宪大会代表。陈霆锐1949年到了台湾,1967年在美国去世。
-------------------------------------------------------------------------
外祖母的大哥陈霆锐（2）
陈霆锐曾有过三任太太,他的结发妻子周聿震是陈霆锐在东吴大学读书时认得的。周聿震父母早逝,由姨妈养大,姨夫是基督教徒后来升任浸理会的牧师。周聿震在教会学校景海女校读书。景海女校与东吴大学同时成立,两校相隔不到五十码。但那时男女有别,两校规则甚严,学生不可越雷池一步,因此两人从未说过话。但彼此对对方仰慕已久。后来有了机会,陈霆锐求媒人说合,两人才定下婚事。婚后,英文算术皆好的周聿震仍在苏州常州等女校继续教书。陈霆锐赴美留学后,妻子在家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晚上出任家庭教师,其中的艰辛困苦可想而知。
尽管周聿震才貌双全,聪明贤惠,但陈霆锐还是纳了妾,相中了一名年轻的苏州女子,该女子年仅二十,也姓周,名云芳。周云芳二十七岁因病去世,留下一对双胞胎儿子。陈霆锐后来又娶一女,名陈如云,这名女子后来跟随陈霆锐去了美国。陈霆锐后来在悼念这位妻子的文章中曾说:
余二人夫妻相合,共计四十年,期间流离播迁,艰苦备尝,言不能尽,传不能详。先室无负于余,余实有负于先室多矣。
记得外祖母常说,陈霆锐的妻子周聿震在得知陈霆锐有了新欢后受到了很大打击。当年她同陈霆锐为患难夫妻,为这个家付出很大。因此她对丈夫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深。尽管如此,在周云芳去世后,聿震仍旧大度宽容,帮着抚养她留下的两个孩子。她自己同陈霆锐共育有三女一子。我只见过他们的小女儿,陈庆成。改革开放以后她与丈夫和孩子多次回国,她的丈夫叫张可南,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每次回国都会受到官方的热情接待。
陈霆锐在美国曾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他行使律师职务的秘诀,我读后深有感触。陈霆锐做律师,尽管学习洋人的法律知识并接受美式教育,但他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却处处闪烁着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文化的底蕴,这也许是他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
陈霆锐说:“吾执行律务,有两大原则,三条细则。第一大原则,为人谋而忠乎,律师职业至为高尚,亦至为重要。当事人以身家性命相托,为其律师者当忠心耿耿,在法律范围内打算一切,以求胜利。这与名医受病家付托之重,务祈药到病除,理无二致。第二大原则为:必也使无讼乎。讼则终凶,古有明训,故余每接办新案,首先着眼者为此案是否有和解的可能,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和解的诚意。如果能近取比,为之解释,一切迎刃而解,化干戈为玉帛。双方言归于好,岂不是一桩最为愉快之事。三条小细则:第一,讲老实话,律师办案,犹之医生诊病,其入手方法为望、闻、问、切四字。律师办案手段相同。所不同者,彼乃切之以脉吾乃切之以法耳。四事既尽,余可晓得该案之大概情形,并胜败之数,老老实实,告诉当事人,使他胜而无骄,败而无怨。若一辈卑劣无耻之律师,往往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不顾当事人之利害关系,而唯利是图,此则有背律师道德、国家法律,如何对得起当事人。第二细则为“平等待遇”。余从事律务达数十年之久,办理案件不下五六千件,所遇当事人,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下至贫无立锥之穷苦细民,一律平等待遇。决不可以案件之大小,收费之多少而有所歧视…… 第三细则为“人情味”,当事人以案件相托,或者有关于名誉者,或者有关于财产者,或者有关于性命者,律师当然应该战战兢兢为之计划一切,同时尤须视同己事,休戚相关,在在显出热忱之人情味,胜则同喜,败则同悲…… 其在美国,凡百职业,过于商业化,余尤记得数次往各医处就诊,往往席未暇暖,尚未完全报告病况,而次一病家已呼唤而入,使余啼笑皆非。与理发店中排队理发,何以异为。”读到此,我禁不住掩卷而笑。
-------------------------------------------------------------------------
外祖母的大哥陈霆锐（3）
陈霆锐当年是比较有钱的人,他当然反对将财产全部充公,因此对共产党的主张抱有很大不满。1948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他曾经极力劝说自己的子女和亲友的子女不要卷入###,不要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陈霆锐离开上海,留在上海的花园洋房里的一切华贵奢侈的物品都去向不明。他的女儿后来回上海去看以前的房子,得知那所房子已经成为上海徐家汇的少年宫。
外祖父茅以新在美国接收物资。
外祖父去英国接收物资。
外公一家游公园。左起:茅于海夫妇,茅于轼夫妇,外公外婆,小舅妈的弟弟朱洪文,我妈,二舅夫妇,前排表弟茅为星和我。
母亲和好友孙亦林合影。
外祖父带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前排左起:茅燕星(茅于轼女儿),茅为东(茅于海儿子),茅为真(茅于海女儿)。后排:本人和外祖父。 时间为1970年前后。
茅以新夫妇晚年。
7. 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晚年生活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外祖父很忙,经常出差,我与外祖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有一段时间,中国同苏联关系好得不行,当时的口号是向苏联“一边倒”,一切都要学习苏联。女孩子都穿“布拉吉” (俄语连衣裙),所有人都学俄语,出国留学也去苏联。向来善于讽刺的外祖母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不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怎么又一边“倒”了?
外祖父所在的铁道部也号召大家学俄语,学俄语后还能增加工资。外祖父并不反对多学一门语言,他很喜欢学习外语。他学的不比同单位的年轻人慢,很快就能读懂简单的俄文书籍和杂志。在一次考试后他的成绩不错,工资果真增加了。但是使外祖父感到颇不愉快的是单位的有些领导对他们这些中国工程师不够重视,一切都必须听俄国专家的。俄国专家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有的连实际工作经验都很缺乏,而外祖父他们这批中国工程师有着几十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中国铁路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可是领导干部却看不到这些。外祖父说,主要因为当年很多干部不懂专业,他们是用枪杆子打天下打出来的老干部,他们可以掌权,但是为什么非要过多地干涉专业工作,他实在不明白。此时已经有人议论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抱怨领导干部不懂专业又对业务干预过多,也有人表示出对苏联专家的不满,但是发表这些意见的人最后都被打成了右派。幸好外祖父平常不爱讲话,也不愿同人争论,他顶多在家里议论议论,从不会在外面说什么,居然躲过了反右风波。我仍旧记得这样的场面:每当有外人到家里来,喜欢阅读英文技术刊物的外祖父就把准备在一边的一本俄语书拿来盖在英文杂志上面,等来人走后再把俄文书拿掉,继续读他的英文杂志。外祖父阅读外文杂志不仅是他的工作需要,甚至是他的精神需要,晚年患老年痴呆症后,他仍旧会手拿一册英文技术刊物。我问他是否能读懂,他不回答,但是却给我读出文章中的英文句子。这些技术刊物似乎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外祖父茅以新晚年。
-------------------------------------------------------------------------
革文化的命
反右躲过了,“文革”是怎么也躲不过去了。“文革”一开始,外婆就断言:文化革命就是要革文化的命。果真如此,“文革”是中国百年来第一次如此彻底地清算“文化”。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世界文化,只要与文化沾边都逃脱不了被横扫的命运。文化被革命,野蛮自然大行其道。
1966年的一个晚上,我家院子那扇油漆剥落的院门被推开了,一群人闯了进来。他们抓住外祖父、外祖母、大舅、大舅母,要他们低头认罪,承认曾经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家人极力解释说,我们从来没有当资本家,但红卫兵根本不听。红卫兵还给外婆剃了阴阳头,给舅妈剃了光头,用皮带抽人,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抄走,连同家具被褥。外祖父为人向来和气,对红卫兵也以礼相待,请他们坐,给他们倒水喝,问寒问暖,结果遭致红卫兵的谩骂: “你这个老滑头,想用糖衣炮弹来腐蚀我们。”外祖母却看透这些人,根本不理他们,反倒被红卫兵认为是老实人。这事“文革”结束后在茅家被引为笑谈。我们家的人都很乐观,“###”尽管吃尽苦头,还是能找到一些趣事。比如舅妈为了出门买菜就想办法做了一副假头发,做得挺好看,很多人居然称赞她的头发,还请她帮忙做一个。
“###”稍稍平静,亲戚间又恢复来往,大家见了面首先互道平安,那时候平安是金。茅家亲友中挨斗挨打的不少,但出人命的总算不多,除了外祖父的侄子茅于榕被关进监狱,母亲的好友孙亦林被关进监狱,我三伯父被打死外,其他人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事。抄家过后的一段时间是相对平静的,反正家也被抄过,家庭用品都用卡车拉走了,还要怎么样!其他人都忙着两派斗争,也就顾不上外祖父这些“臭老九”了,所以我们家才有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但是外祖父还得每天上班,我外婆和舅妈要去扫马路,倒垃圾。不久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开始了,不知什么人诬告说,外祖父曾经加入国民党。这可是件大事,铁道部革委会专门设立了专案小组,对外祖父日夜逼供,非要他承认这一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外祖父百般解释也没用,对他的逼供日甚一日。外祖父实在受不了了,他想,如果承认参加过国民党,专案组的人等于做出成绩,便会放过他。为了让他们有“成就感”,外祖父就承认自己加入过国民党,还编了一个参加国民党的日期。果然,专案组的人很高兴,但高兴并不意味着放过他。专案组的人又逼他交代干过什么坏事。因为,在那些人看来,如果参加过国民党,就一定做过很多坏事,诸如在渣滓洞里如何给江姐的五指扎竹签之类的,他们用从红岩里面得来的那点可怜的知识联想所有的“国民党党员”。外祖父这下有点慌了,才知道苦难不光远未结束,苦难才刚刚开始。如果继续编造下去,除非再写出一部《红岩》来。再说家人得知后都力劝外祖父收回以前的假话,否则自己背黑锅不算还会连累家人和子女。外祖父只好硬着头皮又去专案组交代说他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专案组的人当然非常气愤,但外祖父这回挺住了,无论他们用什么手法逼他,他也不承认自己加入过国民党,最后专案组的人也就没办法了。
茅于轼夫妇和外祖父游览颐和园。前面两个小孩:一个是茅于轼女儿茅燕星,另一个是茅于海女儿茅为真,摄于1970年前后。
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家中(干面胡同) 看杂志,墙上挂着各种地图,时间约在1976年前后。
-------------------------------------------------------------------------
黑暗中找乐乐
“文革”中期的一段时间,外祖父在家的时间多了起来。他教我学英语,教材是英国教材Essentiel English。我很喜欢学英语,但又怕吃苦,不肯背生词。听人家说,学英语最好要把字典一页一页背下来,我也拿了一本字典,每天背,可是背了几天就背不下去了。外祖父对我说,背字典的方式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般人更适合把生字放在一个阅读环境中来学。我放弃了背字典,而是学着背课文,增加阅读,果真,我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学校居然提倡学习文化课,英语考试我考了一百二十分,因为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在家学英语,所以我学了两天英语就成了中学的学习尖子。不过很快张铁生事件出来后,学习好又成了一宗“罪”。后来外祖父去了银川干校,干校回来后开始翻译援外资料,又忙了起来,但每天晚上我都能坐在外祖父的办公桌的对面同他聊上几句。外祖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阅读外文杂志,看地图和学外语。很奇怪,“###”期间他订阅的英文技术刊物居然没有停,每月都会从英国按时寄来。我还记得他的样子:把眼镜摘下来,右手拿着眼镜,左手拿着地图,研究地图上的铁路线,有时还用红笔把新建的铁路线标出来。我也记得,他一边洗脸一边听收音机里教日文的情景。他只有早上上班前有那么一点时间,为了抓紧时间,他就把洗脸盆放在书桌上,拧一把毛巾,再跟着收音机说一句日语。后来日语函授考试,七十多岁的外祖父居然考了八十分呢。
“###”最恐怖的年月一过,外祖父没什么事情做就学习拉手风琴。当时我也在学琴,我们两人经常一起练习:讨论指法,切磋琴艺。我练得最多的是俄罗斯民乐《小苹果》,外祖父练习最多的是美国民歌《老黑奴》和中国的进行曲,比如《歌唱祖国》、《游击队之歌》等等。碰到会拉琴的人来家里,我们一定抓住他不放,要他教两招或拉上一曲。最受欢迎的是我母亲的中学同学孙亦林。我们最喜欢她到家里来,她会弹钢琴也会拉手风琴,而且拉得非常专业。要知道,孙亦林曾在中南海专给领导人伴奏,专为领导人弹钢琴的。最近我回国又见到孙亦林,谈起往事,仿佛在遥远的时间长河中凝固着一团化不开的感伤。她也记得我外祖父特别喜欢她,她一来我家,我们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她拉的曲子《蓝色多瑙河》,《多瑙河之波》我听多少遍都听不腻。可惜孙亦林不久被抓了起来,因为她当年经常出入中南海,不慎中透露了一点高层的秘闻,从而被关进监狱近两年时间。她被押走那天,我母亲正好带着我去她家看她,我记得我们上楼敲她家的门,发现门并没有锁上,刚要叫她,旁边的门走出一位中年妇女,模样像街道妇女,此人一脸严肃地问我们找谁,我们是她什么人等等。我母亲警惕性高,立刻明白孙亦林出事了,再加上这女人连珠炮式的提问,把我妈吓坏了,她随即拉着我的手迅速下楼,出了门就使劲跑。奇怪,我这人记忆力不怎么好,可这女人的模样始终记在脑子里,无怪乎人家常说,恐惧增强记忆。
外祖父还喜欢唱歌,家里有好几个歌本,有外国歌曲两百首,还有他从美国带回的五线谱英文歌本。但“###”期间只能唱革命歌曲,这也不要紧,旋律好听的革命歌曲他照样学唱。当时比较好听的歌曲都是新疆或内蒙古曲调的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首《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曲调非常优美动人,我也喜欢这支歌,于是我和外祖父就学唱。他把这首歌的谱子抄在一个本子上,然后打着拍子学。1972年外祖父被下放到甘肃省银川一个叫黄羊滩的偏僻地方劳动。当时下放明明有一条规定是“除老弱病残者外”,可不知为什么,这时候已经七十岁的外祖父却没有被列在老年人里。当时全家人非常替他担心,在那么荒凉的地方连年轻人可能都顶不住,他这么大年纪怎么行呢?不过外祖父倒非常乐观,二话没说就去了黄羊滩。幸亏同事们比较照顾他,没让他干太苦太累的活儿,而是让他烧锅炉。外祖父当年是火车头专家,烧锅炉可是本行。每天他一早就起床,把锅炉烧好,等着大家来用水。烧好锅炉没什么事做,他就开始学唱各种革命歌曲。尽管生活艰苦,外祖父觉得比受人逼供强得多,起码精神上少受折磨。一年以后,中国突然需要懂英文技术词汇的人翻译大量援助坦桑尼亚的资料,从中文翻译成英文。能翻译专业资料的人不多,外祖父于是被调回北京,这才结束了干校的生活。
外祖父晚年。
干面胡同,家里第一次有一个小电视机,外祖父、外祖母在看电视。
-------------------------------------------------------------------------
海外亲戚来京
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一定对填写表格很熟悉,当时经常需要填表,无论是入学,转学,插队,分配工作,参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班,都需要填表。从小到大,老师是谁,父母是谁,有什么社会关系等等都要填在表上。如果家中有海外关系的就很害怕,因为海外关系本身就是一项罪名,尽管那关系并不是自己找的。我也属于有海外关系的人,好在这一关系不是直系关系,而是比较远的亲属,因此填表的时候不需要填写,尽管表上有社会关系一栏,但我从不会填上在国外的远亲。
我家在海外的亲戚有外祖母的大哥陈霆锐和他的三个子女,他们均在美国;外祖母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在美国;外祖母三哥陈章有两个儿子陈修明和陈熙明同样也在美国。1972年,中美关系稍稍解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此后,部分美国人可以来中国旅游或探亲访友了。我家迎来的第一个亲戚就是陈熙明,他是陈章的二儿子,也就是外祖母的侄子,我叫他表舅。陈熙明1948年去美国留学,以后就在美国定居。他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男孩同我年龄差不多,叫文俊,女孩比我小几岁,叫文玲。陈熙明1948年离开祖国后再也没回来过,那种思乡心情之深切完全可以理解。他先到北京,又去南京看父亲。1972年,中国不但政治上黑暗,人们的生活也非常穷困,物质供应紧张,食品奇缺,粮油、鱼肉、鸡蛋、棉布等都是稀缺的物品,都要凭票供应,有时即使有票也要排长队才买得到。一个副食本一个月仅能买一斤鸡蛋。我家人口较多,我父母和小舅都去了干校,孩子们则留在北京,我弟弟和表弟妹们一家十几口人,一个月仅有一斤鸡蛋,生活窘困的程度可想而知。陈熙明来北京之前,街道上先派人来做工作,了解家里的情况,看看是否需要布置一下。
我们那时住在东城区干面胡同,陈熙明和子女的到来,成了干面胡同的一大新闻。好几拨人涌到我们家大门口来看“外国人”。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这两个表弟妹的确像“外国人”:表妹穿着露肚脐的低胸裙子,表弟穿着带穗穗的牛仔裤。
其实他们的穿着打扮现在看来十分普通,但对当时穿着单调的我们来说,那些服装太奇怪了。他们的发型也很特别:文玲的头发是长的披肩发,文俊的发型长斜分式,而我和表弟妹们都是当年标准的发型:男的小平头,女的梳两把刷子,或编两条小辫。我们看着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少年,感觉他们好像是从天外来的人,吃惊、好奇、羡慕、赞叹。总之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我们一起到中山公园玩,一路走一路有人围观,有时这些围观的人还跟在后面,我们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看也看不够。再说他们生活方式也与我们如此不同,他们不像我们那么“馋”,对吃什么东西不太在乎。而我们由于食物少,吃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件大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吃西瓜,大舅妈如往常那样把一个西瓜切成小薄片,一人一片。他们是客人可以多吃几片,而我们仍如往常只有一片。我们每次吃瓜都会把西瓜吃得十分干净,直到看见青皮为止,有时甚至把青皮都啃下去一些。可是文俊和文玲西瓜吃了一半就不吃了,下面还有很大一块红瓤,他们心安理得地把吃剩的西瓜扔掉。我和表弟都看呆了,当然也不好意思把别人吃剩的西瓜再拿回来。文俊的性格特别开朗活泼,他说普通话比妹妹说得好,而且话很多。我记得我给他拉手风琴听,我拉的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插曲,他听完后说,这首歌是美国民歌,我很惊讶,没想到朝鲜会用美国民歌的曲调。多年后我在法国遇到前来出差的文俊,我对他说,你们当年到中国来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他说对他也是一个刺激。现在陈文俊在台湾当律师,在上海也有一个事务所。
外祖父和外祖母在中山公园。
-------------------------------------------------------------------------
重见天日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中国知识分子终于重见天日。庆幸的是外祖父和外祖母迎来了这一天,而不少人却再也看不到这一天了。粉碎“四人帮”之前,那是中国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周总理去世,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人们以纪念总理的方式表达对“四人帮”的极度不满和愤怒。记得我们家人也纷纷前往天安门广场去抄写贴在纪念碑上、电线杆上或者写在花圈上的各种各样寓意深刻、“含沙射影”的悼词。这些悼词常常以诗歌的形式出现,大家抄写后拿回家在亲戚间传看。我记得最清楚的一首骂“四人帮”的诗叫《请示总理》——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还有一首诗也流传的很广——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四人帮”把四五运动###下去后,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极其灰暗,度日如年。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北京也有强烈的震感,外祖父家当时住在干面胡同三十号里面一座老楼的二楼地震后,有一面墙上出现了很大一条裂缝,晚上可以听见呼呼的风声,眼睛凑近看还能看见蓝天。地震后家家都不敢进屋睡觉,在旁边小学操场搭帐篷居家度日。只有外祖父不愿在外面睡觉,仍旧每天回到那个裂开缝的房子里,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全家人劝他不要再回那房子睡觉了,那房子实在太危险,可他就是不听。9月毛泽东去世,预示着中国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果不其然,十月中旬就传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家消息最灵通的人当属我表姨茅于美的丈夫徐旋。他每次来做客都能带来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他对政治也比较敏感,知道一些内幕新闻。“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也是他最先告诉我们的。这一消息比任何喜讯都要令人振奋。
那是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徐旋来了,他对我们说,叶剑英把那几个人抓了起来。那几个人就是指的“四人帮”,大家赶紧围坐在他周围听他的新闻。他说是叶帅做出的决定抓捕“四人帮”,他还讲了一些抓“四人帮”的细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江青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胆敢这样对我!”大家一提起这句话就笑得直不起腰来,那是让我们一家人难以忘怀的时刻。最近读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才知道,其实江青被逮捕时并没有大吵大闹,那些富有戏剧性的场面都是人们想象的。那一段时间,只要有亲戚串门,就会兴奋地谈论“四人帮”被抓。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心情一下子舒畅了好多。以前憋在心里的怨气、怒气、恶气、闷气实在太多了。外祖母说,以前常觉得日本鬼子让我们受够了苦,只要日本鬼子被打跑了,中国人就不再受气了,谁曾想到,中国人自己整自己也那么厉害。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假错案,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明显得到改善,不再是“臭老九”了。1977年,外祖父被调到科技委工作,受到领导重视,也能真正发挥专长。外祖父分析了当时铁路系统混乱、事故频繁的真正原因,认为应该从加强管理入手,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方案,他的意见得到了实施。没多久,铁路的正点率上去了,而事故率下去了。70年代末,外祖父被推荐为政协委员。外祖父不但关注铁路的事,对其他很多中国问题也都非常关注。他四处调查走访,先后写出了数十条提案。我记得最重要的一项提案就是对海南岛进行开发,他建议海南岛成立单独的省,这样有助于海南的建设和开发。当时还有人提干脆把海南交给联合国托管,有人建议把海南变成特区,自由买卖。后来海南分省的改革使这个非常穷困的地区经济开始腾飞,证明外祖父等人当时的提议非常有远见。
母亲与外祖母,解放前夕在苏州。
外祖父外祖母晚年照。
-------------------------------------------------------------------------
小心谨慎克己奉公
就我所知,外祖父除了大学一年级时组织过罢课,参加过进步学生会议外,后来再没有做过反叛的事。他行事低调,作风谦虚,凡事忍让,克己奉公,对上级、对同事、对家人都是如此。解放后他变得更加胆小。我小时候就知道走后门的事同我们家不沾边。本来知识分子家庭就没什么后门可走,外祖父做事更是拘谨,不可能为任何亲友说情。外祖母有时候生起气来就会说“他真是个呆子”!
晚年的外祖父“呆事”更是不胜枚举。记得70年代末他经常出席政协会议,当时中国人还很穷,食品也很缺乏,在政协开会,午餐常是十个人围一桌,几菜一汤。到了吃饭的时候,人们经常是抢着吃,不抢就吃不到。外祖父不会抢,因此每次开会都吃不饱饭,饿着肚子回家,遭来外祖母一顿埋怨。有一天,北京下百年不遇的大冰雹,外祖父头和身体都被砸伤了,但他还是坚持到下班才回家,回来后,看他那样子可狼狈,头上是包,背上一大块淤血。地震期间,大家都躲在外面的帐篷里睡觉,只有他非要回家睡觉不可。他平时生活非常节俭,洗完脸的水再拿来洗脚。他步入八十高龄又当选政协委员后,上班或家中有事可以叫车,但他很少因家中有事而叫车,上班也是同邻居搭同一辆车。我最清楚地记得他晚年每当吃饭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吃饭,真是浪费国家粮食啊 !”一生都克己奉公,晚年仍不忘记国家。想到此,我不由悲从中来。这也许就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情结吧。
海外亲戚来北京。后排左起:表弟茅为星,海外亲戚陈文俊、陈文玲,本人。中排左起:表妹茅燕星,表弟茅为华,妹妹陈纪欣,表弟茅为东,表妹茅为真。前排左起:茅为忱,茅为任。时间是1972年。
按照茅家宗谱记载,“以”字辈之后应该是“于”字,茅家的人都很遵守这一辈分的排列。“以”字辈的子女的名字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于”字,只有以升最小的女儿,将“于”改成了“玉”。茅家“于”字辈的人一共有19人,年龄差距较大,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近四十岁。茅以南共有八个子女:茅于恭、茅于文(女)、茅于榕、茅于一、茅于宽、茅于泰(女)、茅于弘(女)、茅于敏;茅以升七个子女:茅于越、茅于美(女)、茅于冬(女)、茅于璋(女)、茅于润、茅于燕(女)、茅玉麟(女);茅以新四个子女:茅于轼、茅于杭、茅于兰(女)、茅于海。我对“于”字辈的长辈认识也有限,只能对最亲近的几位舅舅和比较熟悉的亲友作有选择的介绍。
每一代人的身世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茅家“于”字辈的经历见证了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走过的弯路以及后来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他们的命运也同时代紧紧连在一起,随着时代的起伏变化而波折动荡。其中有的人遭遇悲惨,有的人相对幸运。但多数人都未逃过建国后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多多少少受到冲击。当雨过天晴后, “于”字辈大多到了退休年龄,风华不在,两鬓斑白。他们最好的时光在荒唐的年代中被消磨殆尽,能活下来已算幸运。不过“于”字辈中很多人不甘心就这样虚度自己的一生,不少人在五六十岁以后反而进入创造力旺盛期。我小舅茅于海说的一句话最能代表他们的心态,“我们在发挥‘余热’的年龄,开始发挥‘主热’ 了。”
茅于轼的名字大家早已不陌生,他将近五十岁时才开始研究经济学,关心社会公正问题,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茅于杭研究制作盲人电脑;茅于海是雷达专家;茅于燕为心理学专家,创办弱智儿童班,几个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很有成就。
但还有几位远房亲戚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如茅于榕,一个有才华的法律专家,却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十年 ;茅于恭,一个很出色的工程师,50年代从美国回来,不久就被打成右派,长期得不到重用,改革开放后又去美国定居;茅于润,一个有天分的音乐家,“###”后也出国定居。即使这几位命运多舛的“于”字辈亲属,晚年也按照自己的方式尽量多地做些事情,弥补中年时期浪费的时间。
-------------------------------------------------------------------------
我的三个舅舅
茅家“于”字辈
外祖父外祖母全家合影。后排左起:茅于杭,茅于轼,茅于海。前排左起:大舅妈,外祖父,外祖母,母亲。最前排:表弟为星和我。 摄于1961年前后。
茅于一,茅于海,茅于润。
1969年7月的一个晚上,天幕下垂,繁星点点。外公外婆,舅舅舅妈,我和表弟们,一家坐在院子里乘凉。突然,暗红色,漆皮已经剥落的那个小小的院门被推开了。我小舅舅推着自行车进门来,他满头是汗,手上挥着一张报纸:“爸,妈,美国人登上月球了!”小舅舅声音颤抖着,神情说不上是喜还是忧,但是眼睛却放着光,那是我们很久都没有见到的兴奋的光。“美国人登月什么意思?人怎么能登上月亮呢,这简直同神话故事一样 !”年仅十三岁的我一点都不懂他在说什么。外公刚要接过报纸,院门又响了,是二舅进来了,进门第一句话:“你们买今天的《参考消息》了吗?听说美国人成功登上月球了!”“我们正在读报呢。”外公对他说。大家于是都凑上去读报。
“1969年7月20日下午4时18分,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飞鹰号登月舱在美国39岁的航天员阿姆斯特朗手控操纵下安全着陆月球。几个小时后,即晚上10时56分,阿姆斯特朗跨出登月舱踏上月面,在荒漠的月球上首次留下人类的足迹。他和航天员奥尔德林在月球上度过了21小时37分。”
当时中国破天荒报道了这则美国科技消息,也许是因为1969年年初中国刚同苏联打了一仗,美国的科技消息才得以报道。尽管一则小小的消息登在报纸不起眼的角落处,却令我们一家兴奋异常。对一个科技工程世家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巨大科技成果更吸引人的了。然而,就在美国人登月的时候,我们却正在做一些荒唐的事情:小舅茅于海是清华电子系高材生,毕业留校教书,“###”被批斗,并被剥夺工作权利,1968年被下放到江西干校,感染了血吸虫病,险些丧命,1969年回京养病;二舅茅于杭清华电机系毕业,“###”期间工宣队接管学校,他被派往工厂教工人师傅们小数点加减法;大舅茅于轼,交大机械系毕业,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被下放到山西大同。我和表弟、外婆、舅妈,我们也没闲着, 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天天挖防空洞:学校挖,街道挖,家家户户都在挖,男女老少一起挖,这就是1969年中国的现状。
外祖父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茅于轼是长子,二子茅于杭,第三个是我母亲茅于兰,最小的儿子叫茅于海。我因为是外祖母带大的,同几个舅舅关系比较近,对他们的了解也比较多。几个舅舅的性格看似不同又有相同点 : 大舅茅于轼做事认真,追求完美;平常不苟言笑,比较严肃,坚持己见,生活上注意个人形象,喜欢干净整洁,买东西时只要条件允许尽量买质高价贵的;二舅茅于杭和蔼可亲,什么事情都替别人着想,谦虚谨慎,多少有点固执,生活中比较随便,不修边幅,讲究实用,喜欢买便宜货,经常上当;小舅茅于海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就是有点骄傲,生活中喜欢调侃,出言幽默,颇具投资理财能力;我母亲活泼开朗,过于直率,不拘小节,性格上更接近二哥。她们四兄妹有一个共性就是倔犟和固执,这一点很像我外祖父。但每个人倔强的方式不一样:大舅的倔强在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别人怎么说;二舅的固执是喜欢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别人;小舅的执着是不服输,输了再来,再输再来。我先说说大舅吧。
外公外婆尚在世时我家大聚会。后排左起:老公抱着儿子李欧,本人,表妹茅为忱,二舅茅于杭,妹妹陈纪欣,表弟茅为星,表弟媳赵小平,表舅妈解天成,表舅陈自明,小舅茅于海。中间座位:表姐金怀玉,二舅妈徐朝仪,小舅妈朱庆麟,大舅妈赵燕玲,大舅茅于轼怀抱孙女茅尚彬,外婆陈景湘,外公茅以新,母亲茅于兰,父亲陈公绰。前蹲者:表姐金良玉,表妹茅为任,表妹茅燕星,表妹陈莹,表妹茅为真,弟弟陈凌云。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一 茅于轼
-------------------------------------------------------------------------
祖母“物质刺激”
1. 青少年时期
大舅于轼1929年1月14日生在南京,但出生不久就随父母去了杭州。大舅属龙,而他父母均属虎。茅家的老人认为,这不成了“龙虎斗”了吗?家里今后可不得安宁。于是就给大舅取了小名,叫“虎儿”,意思是虎的儿子,这就不会同父母打架了。五岁的时候,于轼上了杭州狮虎桥小学。因为刚入学,不太懂学校的规矩,有一次校长因为一件小事情训斥他,还当着很多人的面让他难堪。别看于轼年龄小,却很要强,认定自己没犯错误,心里憋着气。在校长讲话的时候,他就伸出小脚狠狠踩校长的脚一下。可能因为人小,脚底下也没多大劲,没把校长踩疼,反倒把校长逗笑了,也就没有惩罚他。于轼说:“当时中国师生关系其实比现在要好,学生的学业压力也比现在小得多。只要老师教得好,对学生稍有爱心时,学生上课自然就能用功学习。”他清楚地记得,如果是水平差的老师或者不会讲课的老师上课,他就很害怕,因为他完全没有听懂,考试当然也考不好。但老师如果会教课,学生就对学习有兴趣,学习成绩也能上去。
于轼在杭州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们一家辗转苏州、南京,最后来到湖南长沙居住,于轼在湖南上了长沙楚怡小学。这段时间祖母韩石渠也与他们住在一起,祖母常常督促于轼读书,帮他讲解古文、诗词,特别嘱咐他练习毛笔字。为了奖励他,祖母在他写得好的字上画一个圈,每得到一个圈祖母就给他一个铜板。有了“物质刺激”,于轼练字非常刻苦。他说他从小就尝到了“物质刺激”的甜头,明白物质奖励与人的积极性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于轼以后对练习毛笔字和钢笔字都很有兴趣,只要有时间就会练习写字,他的字也因此写得非常好。他成年后,因写得一手好字而抱得苏州美人归。
外祖母和她四个孩子。左起:母亲茅于兰,二舅茅于杭,大舅茅于轼,外祖母,小舅茅于海。
外祖父和外祖母在苏州(外祖母的老家)。后排左起:茅于轼,外婆和外公。前排左起:茅于杭,茅于海,茅于兰。
-------------------------------------------------------------------------
影响一生的南开中学
茅以新接到命令去柳州建厂后,全家到了柳州。但于轼在柳州的时间不长,十一岁时,父母决定将他送进桂林的寄宿学校——汉民中学。汉民中学是一所管理严格的学校,每天都要军训,于轼对这样的生活非常不适应。以后的几年里,于轼不断地转学,两年汉民中学,一年全州中学。全州中学在乡下,四周农田围绕,旁边有一条河流。就因这条河,于轼学会了游泳。高中先在柳州中学上,后来又转到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办的桂林德智中学。尽管频频转学,于轼学习成绩始终不错。他认为是因为这些学校的老师水平都很高,使他对学习产生了兴趣。1945年,全家随父亲来到重庆,这时于轼应该上高中二年级了,他先上了重庆一中,后来考上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他最喜欢的学校,尽管他在南开中学只读了高三一年,但这所学校对他终生都有影响。
南开中学位于沙坪坝,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他特别强调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另一个特点是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给于轼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数学老师伉铁健,他讲解析几何时条理之清晰,思路之完整,解释之认真令于轼终生难忘。于轼认为自己的数学基础和对数学的兴趣,全部来自南开中学的伉老师,因为伉老师,于轼日后才能考上上海交大。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学校的学生都是考进去的,没有人走后门。学校的气氛也很好,同学们可以自由地讨论政治。但于轼当时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也不关心大家辩论什么,他只想好好读书。当时学校对学生成绩要求也很严,如果有几门功课不及格就必须留级,因此学生们读书很用功。于轼也参加课外活动,他与同学沈逢吉和张若衡一起办过英文壁报。沈和张英文都比他好,于轼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沈逢吉的父亲是英国文学教授,因此沈逢吉的英文好似乎在情理当中。可是张若衡是农村出身,他的英文水平甚至胜过沈逢吉,这多少有点令人吃惊。于轼认为,实际上农村的孩子有很多聪明的,他们只要有机会上学,并不比城里孩子学习差。现在的人常常看不起农村孩子,一点道理都没有,农村孩子就是家庭条件差而已。于轼记得张若衡在高中就能读莎士比亚原文,还能非常自如地用英文写作,墙报上很多文章都是张若衡写的,于轼对张若衡非常佩服。于轼说他自己只写写小文章,和他们比,他的英文程度差多了。他们还常去女生部征稿,每次征稿就是一次同女生接触的机会,于轼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会穿得整整齐齐很有礼貌地同女生讲话。在南开于轼还第一次上了体育课,他最喜欢单双杠和跑步游泳等运动。在南开中学,于轼第一次感受对体育和音乐的兴趣,学校也有这样的气氛,同学中很多人玩小提琴和其他乐器。于轼在南开自己学会了五线谱,还喜欢唱歌。
1946,抗战已结束,大家纷纷回到家乡,于轼也考上了上海交大,离开重庆去了上海。于轼记得他到上海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一块巧克力吃,抗战逃难的十几年中一直没吃到过巧克力,真想吃呵 !
-------------------------------------------------------------------------
考入上海交大
由于父亲和伯父都是搞理工科的,于轼决定学习机械,当时的风气也是机械吃香,学机械能学到硬本事。那时中国大学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考试和招生制度。于轼因为弟弟于杭患阑尾炎,母亲不在重庆,只得靠他照顾弟弟,因此他在重庆滞留了一段时间,错过了北大清华的考试。但还有时间考上海最好的大学——上海交大。第二天就要考试了,于轼头一天晚上才乘飞机到了上海。由于没时间复习,考试成绩不够理想。于轼考试完毕后回家等待了一个多月才到了发榜的时间,他急忙去学校查看自己的名字,在机械系的录取名单中,怎么看也看不到自己的名字,原本以为自己名落孙山了,可是随着目光慢慢往下移,在工商管理系录取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原来他考上交大工商管理系最后一名。当时的工商管理专业可是冷门专业,学习成绩好的人都不会考这种专业,于轼当然不太高兴。但是想想,不管怎么说上了交大总比没考上强。于轼在工商管理系读了一年,正好他父亲的朋友柴志民在交大教书,他找到了柴志民诉说了自己想上机械系的愿望,柴志明从于轼小的时候就与他很熟,于是答应帮助于轼转到机械系,在柴志民的帮助下,第二年于轼终于如愿以偿转到了机械系。
交大学习非常紧张,老师水平高,对学生要求严格,于轼的学习成绩属于中等,但交大的学习培养了他的钻研能力。于轼认为,他在交大学习起初不够刻苦,主要因为兴趣过于广泛而分散了精力。于轼从南开延续而来的对体育和文艺的兴趣在大学继续保持且进一步发展。于轼仍旧勤练单双杠和引体向上,只要有女同学在场的机会,他就要给她们表演一下在双杠上翻跟斗的动作技巧,博得女同学的掌声。有一次体育考试,有一个同学不会做引体向上,就请于轼代他考试,于轼乐而为之,他做引体向上一次能做三四十个。于轼还酷爱跑步、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等。他代表交大参加过全国运动会的火炬接力赛。除了体育之外,他还喜欢音乐,经常与同学一起去上海兰心剧场听交响乐。当时音乐会门票不贵,大学生听得起。爱听音乐的习惯于轼一直保持至今。大学三年级时,于轼开始学拉小提琴,老师是著名的小提琴家杨秉荪。于轼学习提琴的兴趣非常浓厚,每天练习至深夜,两年后已经能拉贝多芬和巴赫的曲子。这些业余生活多多少少影响了于轼的正业,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中等水平。从长远的观点看,大学期间丰富的文艺生活对培养一个人日后的生活情趣不无益处。只有大学时代我们可以享受自由自在丰富多彩的生活。当我们步入职业生涯,就很难有闲情逸致去享受生活了。于轼认为,在大学锻炼身体也非常重要,因为以后就没有时间锻炼身体,但过去人们对运动不太重视。他记得当时上海交大的同学里面很多人身体都不好,就是不重视运动造成的。上海交大当时只在一年级设有体育课,体育课不受重视,连老师都常缺勤。
于轼尽管学习成绩属于中等,但他对大学里上的几门课还是非常有兴趣的。在大学他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物理和机械理论课。大学毕业乃至工作后,于轼对数学的兴趣有增无减。60年代,美国数学家里查德·贝尔曼撰写的《实用动态规划》一书对他影响最大。贝尔曼在变分法、自动控制、逼近论、控制论、运筹学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贝尔曼还有一个特点是用浅显的语言讲述复杂的数学公式。于轼晚年研究择优分配经济学理论,并且引用日常生活琐事为例讲解经济学道理,都与读贝尔曼的书有很大的关系。
大学四年级开始分专业,有汽车,航空,动力,机械制造等。于轼选了机械制造,专攻火车头。交大的老师中,于轼最喜欢的老师有陈大宩、楼宏棣、金克、朱物华等人。当时课本多是英文课本,因为有不少教科书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学生读英文专业书比较习惯。
于轼曾说,当时社会上,看一个人有没有水平就看他是否精通“英、国、算”,他的父母,伯父也常常这样鼓励他。交大的很多课程都是用英文讲的,使他的英文能力得到提高。中文水平主要是靠南开中学和祖母给他打下的基础,于轼枕边经常放一册《古文观止》,闲来无事时就会读几篇脍炙人口的古文,这不仅陶冶了他的性情,对他日后的写作也有不少帮助,数学则是在交大打下的基础。英文好,开拓视野;国文好,能写文章;数学好,触类旁通,有助于学习和研究其他学科。其实,到现在为止,精通英、国、算(现在通常叫“语、数、外”)仍是衡量一个人才能的标准。
母亲和三个舅舅。后排左起:茅于轼,茅于杭;前排:母亲和小舅茅于海。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外祖母和她的四个孩子:大儿茅于轼,二儿茅于杭,女儿茅于兰,小儿茅于海。
-------------------------------------------------------------------------
当家庭教师
于轼在交大上学期间找到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挣点零花钱。当时上海交大的牌子很吃香,他教的那个学生家长不但让于轼给自己的孩子教课,每次家中请客吃饭也要把于轼叫上,然后对客人说:“这是我们的家庭教师,上海交大的大学生!”言语中透着自豪。于轼大学毕业后一直与他教过的几个学生有联系,甚至到北京后都与这几位学生保持来往。他记得有一个学生家里有六兄妹,他教最大的两个孩子数学,每天教两个多小时,上完课,这家主妇还请于轼留下来吃一顿晚饭。令于轼记忆犹新的是,这家主妇做的饭菜特别好吃。当时于轼就想将来找个妻子也要会烧菜,后来果不其然,于轼真的找了一位很会做菜的妻子,这是后话。在上海交大上学,不但学费不花钱,连吃饭学校都管。学生除了自己准备一些书本费和平常的零花钱外,不需要自己花什么钱。于轼说,当时因为国民党怕学生,所以对学生特别好,以为学生吃饱了饭就不会去闹事。他们学校的学生在食堂吃饭的少,多数时间都在外面买罐头吃或在小饭馆吃。不在食堂吃饭,饭票还可以退钱。抗战后,上海有很多美军剩余物资,市场上到处有售。这些物资既便宜质量又好。除了各式的罐头,还有奶粉、奶油、巧克力、皮靴、领带等等。1948年于轼放暑假回广州,经过武汉、衡阳、广州,一路上都有很多美军剩余物资出售。他用挣了几个月的零花钱买了毛毯、蚊帐、鸭绒睡袋、雨衣、风镜等。其中有些物品一直用到1966年,后来“文革”抄家时被红卫兵抄走了。于轼说,他年轻的时候花钱大手大脚,后来有了家,有了孩子钱不够花了才知道节约。
当家庭教师的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给别人讲课很有帮助,于轼一直很愿意给年轻人讲些什么。记得“###”结束,恢复高考后,很多亲戚朋友的孩子都来请他补习数学物理等课程,我也曾经听他讲过数学。大舅讲课很清楚,很容易让人理解。改革开放初期,他还到经济学院开过数理经济讲座,我丈夫有兴趣,专门去听他的讲座,他回来后对我说,大舅讲课深入浅出,清楚明了,好像当过教师似的,其实他就是在上海当过家庭教师。
-------------------------------------------------------------------------
接触进步刊物，参加学生运动（1）
于轼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大学开始接触进步刊物。他读了很多具有###主义理念的文章,如毛泽东的《新###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共产党的刊物。但初读时他对这些文章理解不了,只觉得很有意思,反复读几遍才读懂。慢慢地他就开始喜爱读这些刊物了。如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其中对国民党的批评和讥讽淋漓尽致且点中要害,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身边很多同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但于轼并不太积极,处于彷徨状态。当时有两种看法,大部分人对国民党深恶痛绝,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贫弱落后,官员###横行,换一个制度应该好一些。另一种看法对共产党的共产制有所保留。于轼也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并且加入了共青团,但他还是比较冷静地看待当时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认为这同家庭也有关系,茅家世代信奉科技救国,对政治不够敏感,也没有兴趣。父亲耿直奉公,只想把职业范围内的事情做好,为国家作贡献。当时亲友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也有分歧。于轼的大舅陈霆锐反对革命,最后追随蒋介石到了台湾,三舅陈章却痛恨国民党###,支持共产党执政。于轼在上海上学时常去陈霆锐家,陈霆锐反复劝他不要参加当时在上海闹得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对陈霆锐的话,他并不全听,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参加了一些学生活动,有的时候是被动的,有的时候是主动的。于轼说,有一次,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全校学生都准备去南京示威抗议。他们居然拦截了铁路局的一辆货车,大家上了车后就往南京开,但是开了一半不行了,铁路局有人将铁轨截掉一段,火车开不过去了,大家只好返回来。回上海后,学生继续同警察对峙,学生用大喇叭向警察喊话,教育警察,警察局那边则用唱歌来进行干扰。后来上海市长吴国桢出面同学生对话。于轼对吴国桢当时的讲话印象非常深刻,吴市长的口才和诚意令学生敬佩,很多人听完市长的讲话都对他赞赏有加。
吴国桢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建始县,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至1949年间担任上海市长。吴国桢是一个学者型加实干型的市长。他担任市长期间正值中国动荡时代,其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中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吴国桢曾经说:如果我是军阀我早就开枪了,然而我信奉的是###,所以我的双手被束缚了。上海交大学生拦截火车的那天,吴国桢抱病前往现场,苦口婆心规劝学生。学生同警察对峙了一天一夜,最后尽管学生回到学校,但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蒋介石政府实在不得人心,吴国桢一人也难以挽回颓势。
茅于轼夫妇游览长城,时在70年代。
-------------------------------------------------------------------------
接触进步刊物，参加学生运动（2）
2. 奔赴东北
于轼大学三年级时上海解放。1950年大学毕业,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全国各地都非常需要工程师和其他领域的人才。于轼面临好几种选择,或者留在上海,或去北京,最后一种选择是去东北。他选择了去东北。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去东北,东北又冷又远,条件又艰苦。他回答说那时的年轻人想法和现在的人不太一样,他并不是因为思想先进,当时也没有什么宏大的志愿,只是觉得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对未来的发展会有好处。自己的父亲和伯父都曾经在工厂实习和工作过,如果留在北京和上海就不可能得到实际经验。而且那时他刚刚二十一岁,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很想闯荡一下,见见世面,想法就是如此简单。
1950年,于轼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报到,先当一名实习生,在齐齐哈尔机务段学习机车检修,半年后又到佳木斯机务段学习机车焚烧和驾驶。这些实习使他所学的理论知识得到实践的机会,又接触了基层,接触了社会。五十多年后,2005年大舅和舅妈再次回到佳木斯看望当时的老师傅,有的老师傅已经作古,有的还健在。大家回想起五十年前遥远艰辛却又充满幻想的亲切时光,无不唏嘘感叹。
1951年于轼开始实习机车驾驶。他第一次开火车,心情异常激动,他认为自己很有运气,因为其他几名实习生均是近视眼,没有机会学习驾驶,他的视力一向很好,不像父亲深度近视,而是像母亲,眼睛细而有神,因此就得到了实习驾驶的机会。
于轼很喜欢动脑子,在实习的过程中他和同事张志民勇于革新,在火车操纵和焚烧方面不但很快掌握了技术,而且创立了新的有效的机车操纵方法。于轼把郑锡坤(一名劳动模范)发明的“动能闯坡”的方法总结为理论发表在科学院《科学通报》杂志上。1957年还写了《蒸汽机的操纵和焚火》一书,由人民铁道出版社出版。于轼常说,理论和实践两样都不能缺少,只注重理论,就成了纸上谈兵,但只有经验没有理论就难以升华。
解放初期,中国稿费制度仍旧延续过去的做法,稿费比较高。于轼发表的《蒸汽机的操纵和焚火》一书拿到了近两千元的稿费。于轼非常高兴,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自己用这笔钱请爱人和丈母娘去杭州旅游,还买了收音机、电唱机、钢笔等当时认为奢侈的物品。
-------------------------------------------------------------------------
大舅的初恋
我的几个舅舅从不避讳讲自己初恋的故事,我和表弟妹们对他们的初恋耳熟能详。大舅的照相簿里有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士的照片,熟悉因为每次翻照相簿总能看到这位女士,陌生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女士本人。这位女士就是大舅的初恋女朋友,江女士。照片虽然年代很久但是保存得很好。江女士隽秀迷人,眼睛炯炯有神。这样一位靓丽的女性怎么与大舅无缘呢?大舅给我们讲了他的初恋:江女士是大舅高中时的同学,尽管两人在一起仅一年的时间,但颇为情投意合。但是江女士同时还有另一个追求者——段先生,江女士因此犹豫不决。两个小伙子都非常出色,且情意绵绵。但于轼以后随父母四处迁徙,上大学,分配工作,十几年都没有见到江女士。两人只是通信交往,而江女士身边却有段先生陪伴左右。于轼去齐齐哈尔工作的同时,段先生去了沈阳工作。于轼写信给江女士,希望她到齐齐哈尔来,因为于轼始终爱着她。江女士这时觉得必须做出抉择了,她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段先生最好,于是写信拒绝了于轼,说她要去沈阳找段先生。江小姐的断交信令于轼非常痛苦郁闷,一个失恋的年轻人又没有人可诉苦,只好写信给母亲,将与江女士断交的实情告诉母亲,并希望母亲帮他物色对象。母亲当然替儿子揪心:远在东北,生活工作本来就辛苦,现在又失恋,再加上于轼当时身体不太好,母亲就写信要儿子回北京休息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母亲开始为儿子物色对象。茅家和陈家亲戚非常多,而且大多在南方,要找一个江南女子应该不困难。母亲托了很多亲友给儿子挑选女友,果真有人介绍了一位苏州小姐,正在无锡助产学校上学的年仅十九岁的赵燕玲。赵燕玲的父亲是会计师,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她是长女。母亲看了赵燕玲的照片很满意,就写信告诉于轼。母亲满意的人一定不错,于轼非常高兴,立刻回了北京。于轼回到北京休息调养了几天后,母亲就带着他去苏州相亲。没想到,一见面,于轼立即被赵燕玲的美貌所吸引,当即表示满意。于轼同赵燕玲定下关系后不久就回到了齐齐哈尔。一天,于轼突然收到从沈阳寄来的信,一看笔迹是江女士寄来的,江女士在信上倾诉说,她到沈阳找段先生,没想到段先生已经有了新的女友,这对她打击太大了,她希望到齐齐哈尔来找于轼。读完信,于轼感到非常为难,他同赵燕玲确定了关系,赵燕玲已经接到调令,很快要到齐齐哈尔来了。于轼想,尽管他对江女士仍旧有好感,但不能对赵燕玲不负责任,再说,当初是江女士先选择了他人,让他好生伤心,现在于轼不能再让别人伤心了。于轼回信表明了态度,江女士当然非常难受。这真是:初时两才子,含情脉脉难分高下,转眼间,都心有所属成陌路人。江女士一气之下去了海南岛,不久嫁了一位医生。大舅说,江女士找的丈夫蔡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好的男人。
大舅同江女士尽管没有成为终生伴侣,却一直保持联系至今。前几年,大舅七十多岁时去广州出差,还专门看望了住在广州的江女士。回家后还拿了几张他在江家做客的照片给我们看。岁月不饶人,五十年过去了,那位风韵幽幽的江女士已不复当年。但值得称道的是,大舅和她一直保持朋友关系,并没有反目为仇,互相憎恨。大舅妈也不嫉妒,反倒常常跟他开开玩笑。人生短促,难得有几个知心朋友或红颜知己,干吗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
齐齐哈尔一大新闻
小时候,我和我表弟最怕跟着他妈(也就是我大舅妈)出门了,有时不得不跟她出门时,我们俩就离她远远的。因为她长得太漂亮,穿着也比较新潮,街上的人总是盯着她看,跟在她身边的我和表弟都觉得浑身不自在。大舅妈的照片常年被挂在“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有一次,一个电影导演看中她,想让她去拍片子,但大舅妈认为自己不适合演电影而拒绝了。现在绝对没人拒绝当演员,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了,但他们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当演员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我曾经问过大舅妈,为什么选中大舅舅还跟着他去齐齐哈尔那么远的地方。大舅妈说,当时她不到二十岁,无锡有很多青年人追求她,她都没有中意的,第一次见大舅后觉得他同身边那些毛头小伙子不太一样。大舅比她大六岁,显得很成熟,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他们只见了两次面就定了关系。这里大舅妈的父亲也起了作用。一次,大舅写给她的信让她父亲看到了,父亲觉得这小伙子字写得非常好,文通理顺,不像一般的年轻人那么毛毛躁躁的,父亲最终拍板同意了这门亲事。
为了照顾爱人,大舅妈从无锡助产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医院工作。她到了齐齐哈尔后,成为当地一大新闻,当时铁路局人少,女人更少,像赵燕玲如此的苏州美人更是没见过。很多人都来大舅的宿舍想目睹一下苏州小姐的芳容。同事们还每人轮流请于轼夫妇吃饭,就是为了看看他的未婚妻。
对一个苏州人来说,齐齐哈尔的生活是太艰苦了。大舅妈说,当初看到食堂里黄澄澄的饭以为是鸡蛋炒饭,后来才知道全是小米饭。他们每月只有十碗大米,这些大米必须计划着吃。起初齐齐哈尔的人都以为大舅妈是个娇小姐,不能吃苦,但没想到她在工作中非常能干,一年后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于轼已于一年前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新婚夫妇都被评上先进,引来大家的赞叹,这是他们最幸福的一段生活。尽管东北生活条件艰苦,但心情舒畅,工作有成绩,对年轻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开心呢?
于轼和燕玲两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远离父母,生活上未免有点随心所欲,不太懂得节省开支,不懂得爱惜身体,经常等不到拿工资的时候就把钱花光了。东北有很多江南吃不到的特别的食物,如冰柿子,冻梨。女孩子喜欢乱吃零食,大舅妈说,她就因乱吃东西,也因为工作繁重,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时间一长,身体就垮了。以后大舅妈患了胃溃疡,很早就停薪留职,长期在家休养。
茅于轼夫妇结婚照。
-------------------------------------------------------------------------
当了“右派”
3. 噩梦开始
1955年,铁道部需要充实研究人员队伍,铁道部长滕代远亲自把于轼调回北京,于轼成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一名副研究员。年仅二十八岁的于轼本来想在科研领域做出更多成绩,却因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而开始了另一条人生轨迹。而正是这条人生轨迹最终促使他转行研究经济学并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于轼将自己很多看法和想法非常坦率地谈了出来:于轼看到自己的父亲因苏联专家来中国而得不到重用;看到某些党的干部过多干预科技工作;看到中国的商品供应正在一点点减少,票据却一样样增加……于轼觉得这些问题应该向上反应才是对党诚心诚意的关心,对新中国的热爱。但是没多久,反右运动开始,于轼遭到了批评。当时铁科院的党委书记岳志坚认为于轼犯的是思想错误不是立场错误,再说于轼的批评意见也没有针对某个人,应该不至于得罪某些领导。但1958年的一天,上面突然宣布他为“右派”。当时有传言说因为铁道部要给他的伯父茅以升一点颜色看看,所以把于轼打成右派,也有人说因为铁道部没有凑够右派人数才拿他来充数。总之,于轼在刚刚当上父亲的同时,成了中国几百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
一个人如果成为“右派”,意味着原有的工作不能再做;意味着工资大幅下降;意味着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对一部分人来说还意味着家庭解体。对刚满二十九岁的于轼来说,这一打击来得太突然太残酷了。
1958年于轼被下放到北京东郊环行铁道试验线当了一名养路工,工资降两级。而这个时候妻子又得了胃溃疡停薪留职在家,儿子刚满一岁,家庭生活负担异常沉重。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压力更大:科研项目不得沾边,重要课题与他无缘。他曾经撰写的《蒸汽机操纵与焚火》一书1958年再版时,出版社通知他不能署他的名字,他只好用儿子的名字,这本书的作者便换成了刚满一周岁的茅为星。然而苦难尚未结束,苦难才刚刚开始。
大舅茅于轼与妻子儿子(1957年)。
-------------------------------------------------------------------------
尝过饥饿
1960年,茅于轼被再次下放到山东滕县,而这一年正是中国大饥荒的一年。各地饥荒状况非常严重,连北京的居民都对饥荒记忆犹新,更不要说身处饥荒重灾区的人了。于轼下放的山东正遭受严重的饥荒,他住的那个村子左邻右舍都有饿死的人。隔壁的一位老乡一家四口,妻子和最小的孩子饿死了,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大孩子。村里还有一家13口人死得剩一个人。于轼也饿得全身浮肿,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牙齿脱落,走路迈不动步子。于轼本想自己必死无疑了,在求生本能作用下,他想尽一切办法找来能够送进嘴的食物:树皮,草根。后来发现田里有很多蚂蚱,他想,捉蚂蚱来充饥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他到田里捉了很多蚂蚱,把这些蚂蚱放在火上烧一下就吃下去。蚂蚱当然不好吃,肚子里有一股绿水,很苦,但是却能充饥。于轼吃了很多蚂蚱,是蚂蚱救了他一命。后来他才知道,山东滕县大饥荒最严重是在1959年,他所在的那个村子死了很多人,到了1960年,于轼去的那年情况虽未好转,但是死人的现象减少了。于轼还算幸运,如果是1958年下放到这地方,必死无疑。于轼对当地的一位老太太始终心存感激。这位老太太是村支书的母亲,于轼就住在他家。很多人因他是右派不敢跟他说话,老太太对他很同情。老太太趁别人去开会,于轼没有资格开会留在家里时,就偷偷给他摊一张饼吃。1960年冬天,中央纠正错误,全国饥荒形势开始缓解,于轼于这年冬天返回北京,总算捡回一条命。
听我母亲说,灾荒时她正在山东大学上学,同学们实在饿得受不了,连酱油都拿来喝。有一次,家里来信说我舅妈要去苏州,火车路过济南但不会停,舅妈会把家里准备好的烙饼扔出车窗。我母亲早早就去车站,等待火车到来。火车开来时我舅妈果真看到母亲在站上,她就趁这个时候马上把饼扔出车窗,呼啸的风把包饼的纸吹开了,饼掉在地上,沾了泥土,但在阳光下仍旧闪着诱人的光,母亲飞也似的把饼拣了回来。在今天食物充足的时候,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人们经受的饥饿,这种饥饿记忆在人的大脑中枢神经驻足后就永远不会离去。于轼以后经常会思考饥荒问题,对食品缺乏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也异常关注,这同他经历过饥饿有很大关系。
于轼回到北京后,供应仍未完全恢复,为了给他补身体,妻子天天去商店排队,买回一点有营养的食物。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于轼才渐渐复原。
于轼当“右派”后,很多人劝赵燕玲和他离婚,包括我家某些比较“革命”的亲戚们。但赵燕玲始终相信自己的丈夫,别人说什么她根本不在乎。
大舅与大舅妈和儿子茅为星,1959年前后。
-------------------------------------------------------------------------
与死神擦肩而过
对于轼来说,苦难尚未结束,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知识分子遇到一轮更残酷的折磨。于轼当时同父母住在一起,抄家后,全家被赶到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有一次,红卫兵逼着于轼和我外祖父在马路上扫街,又用带铜头的皮鞭抽他们俩,对大舅抽打得更厉害,血从背后渗出来粘住了衣服。就在这时, 一名“联动”的女学生举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牌子,骑着自行车经过我们家门口,劝阻了那些打人的红卫兵。于轼说,如果没有这名女学生,他肯定会被打死。而打人的人决不会被追究责任,说不定还被视为英雄。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思考法制和人权的重要性。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任何违法行为不会被追究,一切侵犯人权的做法甚至会得到嘉奖。那时候的“人”可以因为其身份是“地富反坏右”而被剥夺做人的权利。他们就像牲畜似的被人嘲笑,侮辱,打骂。“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丧失理性、践踏人权运动。当时外祖父家就在王府井,靠近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几乎每天都有被打死的“资本家”装在板车上拉出来。
于轼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台湾对于大陆的众多百姓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可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勾起恐怖回忆的事物。“文革”时我因“摘帽右派”的罪名被抄家。红卫兵把我们全家人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半个光头)之后,在轮番批斗,斥骂甚至拷打了几个昼夜之后,风浪似乎要平静下去。忽然,一个细心的“红卫兵”发现了我们四兄妹几十年聚积的两万余张邮票中有一张1947年发行的蒋介石总统60寿辰纪念邮票。这张邮票立刻成为私通台湾,图谋翻天的铁证。于是批斗再次升级,并且把全家所有的衣服、用具、书籍全部没收。当年我又以“首都危险分子”的身份被赶往山西大同。
母亲和中学同学。前排右起:茅于兰,孙亦林。后排右起:倪其莹,李钟秀。
-------------------------------------------------------------------------
宽容不等于不追究责任
什么叫宽容?如何宽容?这是我们今天时常遇到的问题。“###”期间有人被打死,有人参与打人。是否应该追究这些打人者的刑事责任?怎样看待这些打人的人?于轼“###”期间被殴打险些丧命,多亏联动的一名女学生及时阻止,命才保了下来。有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我三伯父就是其中之一。三伯父陈仁亨原来是重庆医学院著名的外科医生,“###”期间被同院的红卫兵打死。参与打人的人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结束后,此人只是调到别的地方而已。我的三伯父不但业务出色而且为人非常正直,对人亲切,性格幽默,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他,他的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巨大的阴影。当时我奶奶已经九十高龄,爱子的死令她痛不欲生。“###”期间如我三伯父这样经历的人还很多,打死人者逍遥法外,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状告无门,心灵留下巨大的创伤。
最近看了电影《朗读者》,我被其中的故事深深打动。德国纳粹时期很多人参与###犹太人,到最后审判时,谁有多少责任就必须为这些责任付出代价。那些集中营的看守也不例外,尽管他们是听上面的指示,但是他们本身也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我们常常是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一个人,仿佛其他人全是受害人和无知者。每当我看到那些以前打过人的“红卫兵”们出来讲话,诉说自己当时如何受蒙蔽,有的打人者甚至还被某些学校奉为该校的英雄,拿她来做宣传,我就感到怒火中烧!难道这就是和解和宽容?我父亲说,他最讨厌的就是时下的流行语“难得糊涂”,打人者可以糊涂地抹掉自己的罪行,可受害者并没有糊涂到忘记自己的伤痛!
于轼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物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制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打倒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和将来犯错误的人。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
与山西结缘
1968年,于轼被作为危险分子遣送到山西,在山西大同机车厂劳动改造。于轼认为在山西大同这段生活很有意义,他不但对基层生活有了进一步了解,而且同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于轼日后创办的保姆学校,扶贫试点等都是从山西入手。他说山西人非常朴实,对人真诚。大同机车厂的领导和工人对他都很好,他很快就恢复了工程师的工作。大同的生活也非常单纯,不必时刻提防有人整你。他白天上班,晚上看书,他自修了偏微分方程,传热学和流体力学,业务也没有荒废。1970年十月一日国庆节,于轼回北京探亲,半夜,民警突然敲门检查他的证件,并污蔑说这是假的证件,把于轼带到派出所关押了三天,理由是于轼从单位开的回家探亲证明是假的。这岂非笑话!派出所最清楚于轼是这家的人,探亲证明应该由派出所开才对。现在有了单位开的证明,还说这是假的,天理何在!于轼被关了三天,过了国庆才放出来。其实民警明明知道他是这家庭的成员,故意把他当作政治危险分子扣押起来。1978年,于轼终于结束流放生活,正式回到了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
-------------------------------------------------------------------------
改行经济学
4. 改革开放
于轼尽管做的是工程师工作,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很早就开始了。改革开放正是一个契机,使他能够进一步探索经济学的真谛,为中国改革做出贡献。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反右和“文革”,于轼对中国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物质极大缺乏痛处之深、感受之切可谓刻骨铭心。早在50年代初,于轼就发现了一些经济问题。刚解放时,中国的供应还不错,但没过多久就开始配给制了。于轼发现这一切都是建立农村合作社、农产品统购统销造成的。那时候中国人不太了解什么是计划经济,而且多数人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能避免浪费,避免发生美国1929年那样的大危机。于轼50年代也很认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经济理论,他承认对马列那套经济学理论没有学通,却亲眼目睹中国经济不断走下坡路,民众生活越来越困难。他说,中国到了1955年,商品开始匮乏,猪肉已经不好买到,其他的食品也渐渐不容易买到,以后连棉布等基本生活用品都需要凭票凭证购买。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政策进一步失误,已经到了饿死人的地步。然而就在饿死人的同时,中国却把粮食出口到国外,这难道不比美国的牛奶倒进河里更可怕、更荒唐吗?因此,以前人们通常认为的市场经济是造成极大浪费的观点站不住脚,市场经济并不是罪魁祸首。反之,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商品便流向不需要的地方,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件。由于经受过饥饿和物质匮乏,又看到中国同国外的经济水平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惊人的差距,这激起他进一步研究经济问题的愿望,希望能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贡献。
于轼这时在铁道科学研究院的研究项目也同经济学有密切关系。于轼1951年在佳木斯开火车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一个理论问题:在火车正点到达对方车站的条件下,如何驾驶,或如何分配速度或时间,使消耗的燃料为极少。1979年于轼从数学非线性规划的最普遍的原理提出了择优分配的概念。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选入了于轼写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本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于轼还把择优分配理论用在能源政策的研究中,他参加多次国家科委组织的关于能源政策的讨论会,并在一些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80年代后,于轼对经济学的兴趣日益增加。他在铁道部研究院给研究生们讲微观经济学,到了1984年他干脆调到了社科院美国所,专门研究美国经济。当时社科院的领导李慎之、资中筠对他网开一面,给他很多时间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微观经济学。这个原理包括很丰富的内容。首先是优化分配的必要条件是分配各部门的边际收益相等。这就是一百多年前德国数学家戈申已经推导出的戈申定理。其次于轼又将此定理推广为择优分配的一般原理,就是数学规划中著名的拉氏乘数法。他证明了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其经济学解释就是择优分配。然后他又证明了拉氏乘数法中的乘数兰姆达就是经济学中的比价。并证明由于收益递减,需求曲线一定向下倾斜。这些关系都建立在数学推导的基础上,所以非常牢靠。他最后将这一推导放在供给关系上,得出边际成本线必定是供给线。这就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理论构架。
-------------------------------------------------------------------------
价格万岁
80年代初,中国开始调整价格,很多食品的价格一下子贵了起来,可是人们的薪水并没有增加多少。我1982年4月大学毕业分配在市政府工作,月薪是五十六元,这是几十年没动过的大学毕业生的月薪。由于物价上涨,政府给五元钱的副食品补贴,一共拿到手的是六十一元钱。而与此同时,无论是猪肉还是鸡蛋、蔬菜、水果,上涨的幅度都大大超过工资上升的水平。我单位有个同事为了让六岁的女儿得到营养,买来苹果,把苹果皮削得稍厚一点,然后他们夫妇两人吃皮,让女儿吃苹果肉。还传来消息,上海一家人因为吃不起猪肉,户主买了一包毒药把全家毒死。当时物价飞涨很不得人心。长期在管家的大舅妈也严厉批评物价上涨:“难道改革就是大幅涨价吗?”可是于轼却对调整价格持支持的态度,为此,我和大舅妈经常同他争论。我也把单位同事生活困难的故事讲给大舅听,对他说,现在人们的生活还不如从前了 !可他却说,没有物价改革这个过渡期,经济改革根本不能完成,只有改革物价,让农民有积极性,才能增加生产,让票证时代一去不复返。生产的东西多了,物价自然就会下来。计划经济使价格出现扭曲,没有真正反映出一个商品应有的价格,于轼认为,价格是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价格无时无地不在起作用,引导着人们对资源配置的选择。价格系统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只要人类无穷的欲望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两者的矛盾不能消除,价格就永远存在。在80年代初期,有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包括宋国青、张维迎等经常到我们家来,和大舅舅讨论价格改革的问题。双轨价格制的建议就是这样讨论出来的。由于双轨制大大地缓和了改革的矛盾,减少了价格改革的阻力。
实践证明大舅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到了90年代,民众对物价太高的抱怨大大减少,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但是不能说广大群众能够和经济学家一样深刻了解了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而对价格的误解也总会继续下去。
70年代末的茅于轼。
-------------------------------------------------------------------------
终于跨出国门
我特别喜欢引用昆德拉的一句名言:“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没有在“天堂”生活过的人大概想不出如此贴切的令人拍手叫绝的对天堂的描绘。关闭了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天堂”的大门终于开启了。80年代起,我们家很多亲戚踏上出国的路,有的进修,有的留学,有的访问,有的定居国外。海外亲友陆续回国探亲,表舅陈熙明同儿子陈文俊女儿陈文玲再次来到北京;陈霆锐的女儿女婿也到北京来,外祖母的妹妹一家及其子女等都回来探亲。那时候,海外生活水平同国内的生活差距很大,听他们叙说他们在国外的生活会觉得十分神奇。有一个亲戚说他们洗衣服有洗衣机,洗碗还有洗碗机,电视是彩色的,电话家家都有。简直就像中国解放初期宣传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模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讲到洗碗机,我觉得太奇妙了,就问亲戚:“碗怎么可以放到机器里洗呢?一定全部洗碎了。”亲戚和家人全都大笑起来。
我父母和几个舅舅也相继出国访问,回国后给亲友们带来很多礼物,这些礼物让人们开了眼,后来这成为我们家的一个惯例,谁出国回来就一定要买些小礼物送给其他人,从衣服、丝袜,到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样样都是宝贝。每人回来都会给大家讲国外见闻,讲者,眉飞色舞,听者,心企神往。80年代初,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于轼1982年9月第一次出国,这次出国经历使他感受颇多。因去英国开会,要在香港换飞机,在香港停的时候,于轼看见机场超市里的商品多极了,让人眼花缭乱,而且东西放在架子上,顾客可以随便拿,没人偷,太奇怪了。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超市的模样。出国的人可有一些零花钱,对中国人来说那可不是小钱,于轼为妻子买了一只表,为自己买了一套音响。他在英国只呆了几天,发现英国社会很和谐,在中国讲斗争,人家不讲斗争。
1986年,于轼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到哈佛大学发展研究所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工作一年。这一年对他很重要,他可以近距离观察美国。美国为什么强大?美国人生活水平为什么高?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就能看出其中的奥秘。于轼后来把他的这些观察写成了一部书《生活中的经济学》,书中的语言朴实无华,内容有趣生动,像散文。当然,书的部分内容现在读起来也许有点过时,但是这的确是于轼当时对美国经济的观察和思考。后来这本书修改了两次,出了第三版,畅销十五年而不衰。
不只是他,很多人出国后都会写在国外的感受。西方国家不仅生活水平高,物质条件优越,人们的文明程度,合理的制度,都深受国人的赞誉。出国观光使中国人学到不少东西。以后,于轼出国访问越来越频繁,以参加学术会议为主,足迹遍布五大洲。1990年他收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聘书,担任经济学客座讲师,为研究生班讲授微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经济计划三门课。1996年他成为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论坛国际顾问团成员。由于他曾经对能源问题很有研究,多次参加中美能源会议,1987被非洲能源政策网聘为顾问,从1987年到1994年,他几十次访问非洲,帮助非洲研究能源问题。
5. 三十年的苦与乐
2008年年底,《中国企业家》杂志社评选的 “30年最具贡献的10位经济学家”在北京揭晓,茅于轼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中。三十年来,于轼从理论研究到社会实践,为中国改革开放付出了很多心血。
-------------------------------------------------------------------------
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
1993年于轼从社科院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这时,他的几位朋友商量一起成立一个研究所,取名“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 出自《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于轼没有参与天则所的创办,是后来被拉进去的,当时他正值退休,原来主要谈判人是盛洪,但盛洪要去芝加哥大学在科斯做访问学者,天则所就没有人了,因此让于轼担任所长。天则研究所属于民间组织,在当时的中国比较罕见,特别是当这个民间组织影响力日益增大时,政府方面也就越来越关注。近年来,中国的民间学术机构和民间组织开始增多,很多人也渐渐接受和认同了民间机构。其实,民间机构对平衡关系、缓解矛盾、沟通利益,承上启下地帮助政府解决问题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法国有六千万人口,有八千个非政府组织。每个非政府组织侧重某一个问题,并就此问题向社会募捐,向决策机构提出建议或施加压力,以此推动社会进步。
天则所创办十周年时,于轼在会上介绍说: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主要业务活动是发展学术,而学术是一种公共产品,无法卖钱,所以我们的经费来源都得靠捐助。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要的捐助方是外国的非政府组织,最近几年国内的企业也开始对我们提供经费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的事,说明国内的企业不但成长起来了,而且企业家越来越有社会责任感,愿意帮助非政府组织关心社会的事务。此外,我们也做少量的咨询工作,满足客户在经济学方面的特定研究,并收取费用。例如亚洲开发银行曾经要求我们做过三个咨询课题,中国政府的部委,地方机构也有过一些研究性项目,例如电信价格弹性的研究,水权水价的研究等。凡是咨询性的课题我们都按章交税。
一个非政府组织要能够得到社会的捐款,首先要得到社会的信任。信任从何而来?只能从过去的经验来。对于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它没有任何过去的记录。所以一开始时,天则所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最早的几个项目只能靠个人关系,或者说靠个人过去的信任。这样的困难情况长达三四年之久,有好几个月不得不拿我个人的家庭储蓄借给所里开工资和支付出差费。现在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天则所的年度经费已经从最初的三四十万元增加到将近四五百万元,人员从四五个人增加到将近三十人,经费不足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过去,随时随地可能发生。这也督促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节约开支。从长远着想,天则所必须有自己的积累。天则所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财务剩余不可以分红,但可以成为天则所的积累,以保证天则所的稳定。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活动没有偏离最初设定的目标,即在中国发展和普及制度经济学,并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知识来促进社会进步。主要的活动有:提供双周论坛,鼓励学者自由发表学术和政策研究成果;主持和组织“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和“政府制度改革的研究”;举办制度经济学的年会和培训班;提供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报告;举办各种与经济学有关的专业论坛,适应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帮助有关部门探讨对策;出版研究报告、会议文章和每年一本的经济学论文选;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评论》;设立天则所网站,传播天则所和特约研究员的学术思想,报道天则所的活动新闻等等;还创立了专业网站“中评网”。此外还接受个别企业或者政府所需要的专题研究,这些属于咨询的项目,占工作量的不到五分之一。
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成长并有所作为,是在中国改革不断取得进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回顾中国过去的总体的成就确实是伟大的,经济的成长,个人自由的扩大,国内外交流机会的增加,使得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有所作为。这不但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幸运,更是人民的幸运。
我每次回国只要时间允许都会去参加天则所的双周论坛,每次都有不同的内容,参加讲座的人都是各界出色的专业人士,我听过###、周其仁、###、张思之等人的发言,天则所是一方难能可贵的讲坛。林毅夫曾经说, “在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政府扮演的角色通常是在维持它的统治,在某些方面它所考虑的和整个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太一致。在这样的状态下,像天则这样的一个民间团体从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看,它能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官方还大。”
然而十五年过去了,听说天则的生存空间不断地被压缩,非常令人惋惜。
茅于轼与伯父茅以升。
-------------------------------------------------------------------------
“中国的尤努斯”
2006年,孟加拉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 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有网友惊呼:茅于轼是中国的尤努斯 ! 十多年来,他一直以私人运作的方式在山西省龙水头村从事小额贷款扶贫工作,茅于轼也应该获奖!但于轼认为,中国情况不一样,个人从事小额贷款被认为是非法集资,很难做出重要成绩。但是尽管如此,他仍旧在这领域不断突破和努力。他说,小额贷款对贫困的乡村非常重要,是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的最好出路。令人振奋、可喜可贺的是,最近中央决定放宽对农民小额贷款的政策,这对农民和农村的发展将是十分有利的事情。
于轼扶贫工作是从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的。1992年,当时团中央发起资助贫困地区少年儿童上学读书的“希望工程”,北京的知识分子圈里兴起赞助农村小学生的小小高潮,我家亲戚中不少人都出钱定向赞助一名学生,我父母也投入其中。于轼和妻子也通过希望工程赞助了一名学生,学生名叫韩海勤,家住山西临县湍水镇龙水头村。过了一段时间,韩学勤给于轼写了信,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信中提到他们的残疾老师雒玉鳌,说雒老师像父母一样对待学生。这封信让于轼很感动,穷乡僻壤的一位残疾教师能这样对待工作、对待学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于轼给雒玉鳌写了信,询问是否还有学生需要赞助。雒老师回信告诉他,龙水头村是一个非常贫困的乡村,不仅很多孩子失学,而且村里自然条件恶劣,严重缺水,每人每周只能分配三公斤水。于轼决定再赞助两名学生上学,以女孩子优先。雒老师寄来四张照片,两男两女,要于轼挑选。于轼和燕玲商量后决定:四个孩子都赞助吧! 从此于轼同雒老师成了朋友,书信来往不断。于轼也慢慢了解到龙水头山村的很多情况。他想,这么一点钱来资助学生上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雒老师信上还说,村里有的农民想自己创业,却无处筹款。于轼想,如果有一个民间互助基金会就好了。传统的扶贫行动就是把很少的一点救济款发到农民手里,农民花完为止,如果设立互助基金会,让农民自己管理,有借有还,可以解决他们短期的资金短缺,又可以培养农民的投资创业和风险意识。于轼将这个想法同雒老师说了。1993年,于轼将五百元钱寄给雒老师,后来他的朋友汤敏也捐了二百元,龙水头村的互助基金会就这么诞生了。基金会的章程和管理条例由于轼同雒老师共同起草,基金会的用途包括两部分:另一部分,治病、治伤、求学,这部分借款不收利息,只还本金;第二部分,购买化肥、农药、工具、仔猪、经商、出门打工。可借款六个月,利息为每月百分之一。基金的主要用途为:医疗、教育、生产。为了扩大集资,于轼向亲朋好友集资,得到林毅夫、杨昌伯、卢锋、俞建国、石小敏、夏业良、王慧侠、钟伟、卢怀谦、孙文盛、方绳武、任海涛、李磊、陈学荣、许医农、于奇、董秀玉、林淑玉、陈明键、孙志涛、刘肃平、柳承宏、丁晋川、资中筠、盖宏睿以及国外的几位朋友的捐款。1998年以后,于轼还向亲朋借款(也可以说是吸收存款),返还给存款人百分之六的利息,资金规模由此迅速扩大。到现在已经有一百三十万元了。这个小额贷款基金是国内唯一一个由私人兴办而且吸收存款的组织,很多人知道龙水头小额贷款模式后都参加了集资,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将自己写的书《散财之道》的稿费都交给了于轼。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资中筠在寄钱的时候,邮局的人反复嘱咐她说:老太太,现在非法集资很多啊,您可要谨慎一些 ! 资中筠笑着对邮局的热心人说:“放心吧,这人是好人! ”
为了给更多的农民贷款,于轼想扩大基金会,但是却遇到很大阻力,由于政策限制,他们扩大基金会的计划困难重重。于轼的一些朋友便决定以投资公司的形式,专门进行小额贷款业务。参与捐资和投资的企业家有:任志强、柳传志、丁健、王吉绯、林荣强、潘石屹等十个人,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汤敏以及沈东曙、陈明键、邢文毅、李来来等。于轼的投资公司完全为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借款数额非常小,五千到八千元。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那些大腕企业家们怎么会愿意投钱呢?我就此询问大舅,他说,有些人是他的朋友,还有些人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他们都十分慷慨,并不指望得到回报,而是当作慈善事业来做的。
-------------------------------------------------------------------------
创办保姆学校
2001年冬天,于轼和汤敏等人一起去山西湍水头检查小额贷款。在回北京的路上汤敏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穷困的问题。小额贷款只能救一时,不能救长久。要想彻底解决农民穷困的问题,必须让农民进城,变成非农民。而这条路最容易实现的就是进城做家政服务业,也就是当保姆。因为工作简单,门槛很低。他们到太原的时候就打电话了解保姆市场的情况,发现这个市场需求极高,供给不足。他们到了北京又做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从事家政业的郭金凤正好来找于轼,希望合作。于是他们五六个人凑了35万块钱,把富平家政学校成立起来了。于轼算大股东,参加的还有丁晋川、王浩,后来还有索桂芝。2002年3月开学,第一期有三十多名学生,学费600元,培训一个月,毕业后去郭金凤的家政公司就业。可是没想到招生发生了困难。头几期勉强有些人来,后来越来越少,难以为继,几乎要关门。这时候忽然有一位沈东曙先生主动要求参加这项工作,并且自告奋勇解决招生问题。他和安徽省的领导有关系,靠着安徽省扶贫办的帮助,不久就解决了招生问题。生源源源不断,学校得救了。可是2003年发生了“非典”,学校有半年多空无一人,而房租、人员工资都不能少,造成严重亏损,不得不向股东们借钱过日子。幸亏半年后“非典”过去,学校恢复了正常。后来安徽的劳动力多半流向南方,学校又开发了甘肃的生源地,和甘肃省的扶贫办建立了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