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射杀6人。事后遇难者安妮女士的悲伤的三兄弟给卢刚家人致信：“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2007年5月的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里，韩裔凶手赵承熙连同被射杀的32个无辜生命一起在那片宽阔的绿地上受到祭奠。发起这个行动的，是一个美国女生。尽管存在争议，豁达的美国人民还是接受了女生的做法，最终原谅了赵承熙。没有人去毁坏代表赵承熙的第三十三块石头，同学们还在他的墓碑上留下自己的纸片：“你没能得到必要的帮助，我们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的家人能得到安慰并尽快恢复平静。”“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的人生变得更好。”
星云大师：
佛教里有超度法事，为天灾人祸、事故战争中的死难者超度，这也是佛法对于生灵最深切的悲悯。祭祀亡者，也是抚慰生者。和佛陀同时代的提婆达多，本为佛陀的弟子，也是佛陀的堂兄弟。但是他一直心存不轨，三番两次想陷害佛陀。他有时派人去行刺佛陀，有时驱遣恶象想踏死佛陀，还曾命人埋伏在路上，推下巨石企图把佛陀压死。但是佛陀却不计较，甚至告诫弟子说：“你们要多尊敬提婆达多，他是我的善知识，我们因他而更坚强，我们因他而更能发扬佛道，他是我们推展佛法的逆增上缘。”
没有黑暗，就显不出光明的可贵；没有罪恶，就显不出善美的价值；没有作恶多端的人，就显不出好人的值得尊敬；没有非道德的行为，就显不出道德的崇高。有道德的人，不仅爱他亲近的人，甚至陷害他的人，也一样的爱护。佛陀的感情，是将慈悲推广到爱他的仇敌，佛陀的感情是无限无私的慈悲。
上与君王同坐，下与乞丐同行
长乐先生：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越是德高望重的人，越是懂得谦卑。似乎从前的禅门都是深山自修，不拜皇帝的。
星云大师：
以前的出家人的确是“上与君王同坐，下与乞丐同行”。与君王同坐，是因为出家人具有尊贵的德行，能得到君王的爱戴；与乞丐同行，是因为明白“心佛众生无差别”，即便是乞丐，出家人都能够以谦卑的态度去纳受他们。
在泰国，只要出家披上袈裟，即使是国王将相，也要对其顶礼致敬；同样的，地位尊贵如僧皇的出家人，只要脱去袈裟，也就跟平民一样了。出家为僧，为人天师范，自有其值得礼敬之处。
印度比丘 以乞食为生，即是要出家人从与众生接近之中，培养谦卑的美德。平常我们至诚礼佛，把尊贵的头匍匐在地上，以双手承接佛陀的双脚，也是要袪除我慢贡高，养成谦卑的个性。
长乐先生：
孟子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一个暴躁的人，不可和他讲道理；一个自卑的人，不可与他共事。儒家说培养浩然之气，是要从谦卑中养成自尊；因为谦虚不是畏怯退缩，不是卑微谄媚，更不是自暴自弃。
星云大师：
如果能把暴躁的脾气改成柔和，把孤僻的性情改成随缘，命运一定随之改观。现在医学发达，有人得了心脏病，换个心脏，仍然生龙活虎，充满活力。我们的肉团心坏了，固然要动手术换掉，智能妙心坏了更应该更换。只有把坏心换成好心，把邪心换成正心，才能延续生命，常葆健康。
改性换心是改变命运的药方，回头转身更是创造命运的良剂。人间有许多的纷争、痛苦、遗憾，皆起因于不知回头。平时我们只知道向前挤进，甚至把自己赶入烦恼的牛角尖而浑然不觉。其实，凡事还是要留个转身的余地，遇到难题了，回头退一步想一想，这时候，我们眼前的世界可能就会宽广辽阔起来。
社会人士有社会人士的节操，佛教徒也有佛教徒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不管什么人，他的节操必定是建立在健全的人格和自尊之上的。唯有自尊的人才懂得尊敬别人；唯有自尊的人，才不会侵犯别人，做出令人不齿的事情；因为高贵的人格和严谨的自律，都源于自尊的心。
长乐先生：
某位西方哲学家说过，“一个人如果骄傲，即使身为天使，也会沦为魔鬼；如果谦卑，虽是凡人，也会成为圣贤。”
星云大师：
为什么要谦卑？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为什么要自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怯懦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一定是谦卑的；不成熟的人，才会趾高气昂，我慢贡高。
每天讲三句赞美的话
长乐先生：
人们不是常常讲吗，做一件好事很容易，难的是年年做好事，月月做好事，天天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就是说，贵在坚持。职业精神也是如此。为了表彰我的员工这么勤奋努力，我就对自己承诺，无论多忙，每天必须对他们讲三句赞美的话。现在我一直都在坚持。这个让他们高兴，我自己也很开心。
星云大师：
世界上没有比欢喜更宝贵的东西，有时我们用再多的金钱、物资送给别人，别人未必很欢喜。不如给人一个笑容，给人几句赞美的话，用欢喜心结缘，不但不需要付出辛苦代价，而且会有很大的收获。所以，给人一些欢喜、给人一句赞美、给人一点安慰，乃至给人一点希望，给人一点祝福，都是十分美好的事情。
长乐先生：
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戈尔曼提出了“情商”(EQ)的概念，认为“情商”是每个个体的重要生存能力，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的关键品质因素。他认为，在人成功的要素中，智力因素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情感因素。在美国，人们流行一句话：“智商(IQ)决定录用，情商(EQ)决定提升。”事实上，IQ和EQ都很重要。
还有一个人类学调查的例子：一个针对世界500强的大企业里排名前100和排名100后的CEO做的EQ的调查显示，这些人在智商、知识层次没有什么差别，真正的差别在激情方面。前者的EQ明显高于后者。心理学研究还证明，创造力与智商并不成正比，智商明显高于他人的人，创造力不一定强。相反，一个智商中等，善于自我激励、有强烈进取心的人，可能拥有很强的创造力。
曾经有一位外国媒体的朋友问我，中国大陆和香港有几百个电视媒体，为什么你能做得这么好？我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熟知中国的一切。他说，但是我看到其他的人也是中国人，对中国也很了解。我说，我既是股东，又是管理者，我还是一个干了多年记者的媒体人，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对这个行业充满了激情的人。他说，噢，那这样的人就比较难找了。
持久热情，才能耐得住寂寞
星云大师：
能够胸怀大志，热情奋发，并且按部就班地向目标前进，必定会有非凡的成就。有人调侃我，说我已经退位了，犹四处云游弘法，野心实在太大。其实，此言差矣。出家人本来就应该有“弘扬佛法遍天下，普度众生满人间”的慈悲，这不是野心，而是一种难行能行的愿心啊。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这种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此外，也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力量，使您在这么多的横逆阻难下，还能屡挫屡起，永不灰心？”我想，这与我生来容易感动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我很容易被一个人、一件事所深深感动，所以，有了感动，就能心甘情愿；有了感动，就能不怨不悔。尤其，从事推动佛教文化和佛教教育的人，更要具有永不消失的热情，才能耐得住寂寞。
长乐先生：
在我看来，用蕴含无限创造力的职业精神来换取工作成就，是年轻人成长的最好途径。因为，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全力承担社会责任的生命境界，是超越物欲的一种追求，是人格和人性的真善美在职业生涯中的体现。
我觉得，要想把公司里的员工变成您所说的高觉悟员工，带头人的示范作用很重要。老板勤劳诚信，没有杂念忌讳，尽职尽责，恪守公平，企业员工也会任劳任怨、诚实坦荡，因为这里有他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这空间是不用扭曲自己换取的。
星云大师：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为一个领导人，要言行一致。如果领导者只知要求属下，自己却与所言相违背，则下位者必不服之。再者，如果领导者操守不良，下位者必投其所好，甚至依循而行，所以领袖必须以德行服人，以身教服众。领导者要率先做模范，且言出必行，如此无须颁布法令，属下也能努力于岗位上。
中国人向来有“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之说，说明人性里大都希望领导别人，而不喜欢被人领导。但是，一个本身无能力又不肯接受别人领导的人，反而是团体进步的绊脚石。所以，做人既要懂得领导别人，也要乐于被人领导。身为一位领导者，能够时时心系大众，怀着“为大众”的心情，才能使大众心悦诚服，尽忠职守。
长乐先生：
据说禅师们常常将弟子逼到某个领域的死角，然后要他们各觅生路。用披荆斩棘的启发式管理，让员工跳出窠臼，不落入被制度牵着鼻子走的困境，而是学会用发自内心的激情、创造力和智慧来工作，另辟蹊径，独立承担，自我追寻，自我完成，这的确是禅学值得借鉴的精要所在。
星云大师：
是啊，将弟子逼到死角，然后要他们觅出生路，这是禅门教学法的一种。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从前有父子两人，同是小偷，有一天，父亲带着儿子去作案，到那里之后，父亲故意把儿子关在人家衣橱内，随后就大喊捉贼，自个儿却逃走了。儿子在情急之下，伪装老鼠的叫声，才骗走了那家的主人。他逃出来见着父亲的时候，一直不停地抱怨。父亲告诉他：“这是训练你的机智，看你应变的能力，这种应变能力必须你自己掌握，别人是帮不上忙的。”
长乐先生：
不久前，我在北京看台湾林怀民先生“云门舞集”团队的“水月”演出，当广播说完注意事项、大幕拉启约1分钟后，林先生突然决定合幕，原由是台下依然有人摄像、嘈杂，开场气氛不好。等到幕布重启时，台下果然鸦雀无声，70分钟的演出里，大家也始终遵守着“演出中不鼓掌”的规则，将掌声留到最后谢幕时。我感到，人是可以接受熏陶改变的，大家随演员进入“水月”情境中，才明白这样的全场融入和配合多么重要。舞台上我看到的不只是专业主义的精神，还包含着一种仪式感和宗教感。我想不论哪个年代、什么职业、何种手法，要想成就一番业绩，热爱、敬畏到忘我或许是唯一途径。
一切阻碍都是线索，所有陷阱都是路径
星云大师：
禅宗有这样的公案：有人问赵州禅师：“什么是禅法？”回答：“去洗碗。”又有人问他：“什么是禅法？”回答：“去扫地。”学生不满意地责问：“难道洗碗扫地以外，就没有别的禅法了吗？”赵州禅师不客气地说道：“除了洗碗扫地，我不知道另外还有什么禅法。”
另一则公案是这样：有源律师请教大珠慧海禅师道：“如何秘密用功？”
大珠禅师道：“饥时吃饭，困时睡觉。”
有源律师不解地说道：“那岂不是天下每人都在修行？”
大珠禅师道：“不同！别人吃饭，挑肥拣瘦，千般计较；别人睡觉，胡思乱想，万般苦恼。”
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普遍追求感官刺激，以为只有到处外求才有快乐，其实，闭起眼睛来观照禅心，快乐就在我们心里了。
长乐先生：
所以应该学习水的无常之势：滴水穿石，汇流成海；飞跃高崖成落瀑，蒸腾天际作闲云。在水面前，一切阻碍都是线索，所有陷阱都是路径。
星云大师：
只有心包太虚，才能俯仰皆得。
长乐先生：
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有一个著名的“失败者和局外人”的理念。他们说：“我们是美国广播界的弱势者和局外人，我们为此而自豪。我们与众不同的开端使我们处于竞争的前沿，我们失败不起。严酷的竞争是有利的，它将使我们确保精干、节俭和警醒。”
星云大师：
一个人具有竞争力，就不会被社会淘汰；一个公司具有竞争力，业绩就能蒸蒸日上；一个国家具有竞争力，就能在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竞争力不是打倒别人、破坏别人，而是自觉、自发、自动地培养自己的实力，尤其是良性的竞争，更是进步的动力。
长乐先生：
几年前有件事使我感触很深。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时接受凤凰卫视和美国CNN的专访，两个媒体在同一个地点做着采访前的准备。采访计划在下午3点开始，我们中午12:30就到了。我和阮次山先生都在做功课，默默地想着自己的问题，力图报出一些新东西。摄影队也把器材和灯光调了又调。因为我们把自己摆在弱势的地位，面临着与强势媒体的竞争。但我们听到旁边CNN的人一直在聊天，讨论如何吃饭的问题。我们做完采访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我们仍然没有吃饭，忙着去发稿。专家和学者对我们这次采访给予了高度评价，声称此次专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CNN是我们所尊敬的、有着很高成就的新闻同行。他们讨论着吃饭的事，也能将采访驾轻就熟地完成。我们不能，我们是弱势者，我们只能努力，才不输给他们。
有人概括“凤凰卫视”的精神时说过一句话：“这是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的故事。”当然，现在已经有一千个疯子了。我查了一下资料，医学上是这样形容疯子的：“精神病患者的俗称。特征是不能自控、自我陶醉，脑中不断重复一些思想或意念，无法停止，或长期情绪高昂，过度活跃，自觉精力过人，对事物反应过敏。”
“凤凰卫视”有一大群被称作“媒体疯子”的人，他们永远被自己的热情燃烧着，脑海中不停冒出新的创意，他们对重大事件有着不可遏止的“渴望”，他们一走进演播室和拍摄现场就情绪高昂。采访时他们被认为“过度活跃”，一旦有大事发生，他们就兴奋紧张过度，常常会连续工作十几或几十小时，自我陶醉，乐在其中。
星云大师：
有志者，事竟成。时常有人问我：“你没有学过建筑，怎么会建房子？你没有读过师范，怎么会办教育？”我告诉他们：“我没学过建筑，也没进过师范，但是，我从大陆到台湾，又从台湾到世界各国，我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房子，每次我都会注意别人怎么建房子，也常设身处地想过如果我是个建筑师，这栋房子应该如何设计？这块土地应该如何规划得更整齐美观？当我还在学院求学时，我就思考：假如我将来办教育，我将如何计划、实践理想。由于过去的用心，一旦机缘成熟，创建道场、筹办学校，构想早已成竹在胸。”
文化血型与世界华人
长乐先生：
“凤凰”成立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扫盲”工作，试图改变这种文化失序的现状。长期以来，中华文化一直处于被割裂、误读、曲解的状态，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佛经等文化典籍都被指为“封建糟粕”，出版社不出版，学校里不教授，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人对中华传统的了解是从革命大批判文章中得来的。
“凤凰卫视”在《世纪大讲堂》、《文化大观园》、《纵横中国》等节目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儒学、易经、佛教、道教、中医、甲骨文、京剧、龙凤文化、关公崇拜等中国文化经典，用我们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祖宗留下的遗产，用自己的手去挑拣其中能触发我们灵感的宝贝，用我们的心去感应千百年前的先贤遗韵和神秘智慧。
拥有文化遗产的人是幸福而且高贵的，历史的惊涛骇浪不能白白淘尽，祖先留下的般若智慧，不能变成我们手里的垃圾或天书。要包容世界，就要先包容自己的国家；包容自己的国家，是因为爱。
星云大师：
爱是最大的包容。爱它，你才懂得它的美，它的好，它的珍贵。爱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心。只有随时清洗掉现实利诱的尘染挂碍，在名利贪欲的牵迷前，时刻保持清醒，克服盲目的焦躁和不安，我们才能看到自己心里，其实还有一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它有那么丰富的历史，那么灿烂的文化，有直透心灵的思想，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智慧准则。
长乐先生：
我们“拉近全球华人距离”的口号，有很大的包容性。全球华人在政治领域里是非常多元的，甚至是对立的，中国大陆的主流民意和香港、台湾的就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强调求同存异。
韩国总统卢武铉有次接见我时说，中华经济是“日不落经济”。为什么？华商遍布世界，是举足轻重的经济体。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是我们的民族血缘和中华文化。因此，“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是跨越意识形态、跨越政体的，是文化的、感情的、血脉的联系。这个“拉”是我们电视人的一种企图心。50年没有回过大陆的文化大师李敖被凤凰“拉”来完成了一次快意还乡之旅。他在北京秋凉如水的大街上，在欢声笑语的小学母校里，想到了他的好朋友、华人著名导演李翰祥。李翰祥在北京导戏的时候，在日记里面写了一行字：梦里不知身是客。他觉得回到北京，怎么会拿他当客人？李敖说，我到北京不是客人，是个反客为主的身份。
有记者问李敖对“去中国化”的看法，李敖说，去中国化容易吗？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日本人垮的时候，日本文化一夜之间几乎不见了。这种不能生根的，从外边硬往里塞的教育，不要介意。有的台湾人说我们要说台湾话，那是妈妈教给我们的语言。什么是台湾话？语言学上没有这个东西，语言学上是闽南话。全世界说闽南话的人口是5600万。台湾人口2300万，那3300万人在哪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建省南部。
中华文化是全世界华人文化血型，是一种近乎天然的遗传基因。因此，凤凰卫视对于全球华人的大事小情，包括他们的危难、灾害，往往给予最大的关注。在许多需要为华人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取得帮助的时刻，我们的记者总是争取第一个站在他们身边。
对工作存有敬重之心
长乐先生：
天才的成就是上帝给的，普通人的成就是职业精神换的。我们都是普通人，所以，无论跟随谁，无论外界如何动荡不安，有了职业精神，我们的内心就有了安定的力量，有了抵抗外界压力的承受力。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态度，而人生态度则决定了人一生的成就。 　　
星云大师：
人生必须有一份正当的职业，对工作要存有敬重之心。尤其工作时，必须与很多人互动、合作，所以在群众之中，一定要与人和乐相处，不可有我无人。懂得敬业乐群的人，人生才能一帆风顺。
长乐先生：
我认为职业精神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敬业、专业、勤业、创业。有了这四种精神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事业有成。
我们资讯台有一位名叫张洁慈的港人编译，她在“凤凰”工作多年，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赶到公司上早班。公司因为常有加班，所以偶尔晚到几分钟也不会扣工资，但是，她在这里工作的一千多天里，没有迟到过任何一次。在她看来，迟到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这“事关个人的名誉”；但她也从不认为不迟到就是什么大事情，所以她从来没向别人炫耀过。
我们的办公室里贴着很多条幅。其中有一条，据说是美国一位总统对他的幕僚说的，虽带调侃，却也有深意：“如果/你受不了/这里的热/就滚出/这厨房。”
星云大师：
真正的愿力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它会在忍辱、持戒中萌芽，在慈悲、精进中结成奇花妙果。
长乐先生:
有一个真实的寓言。一位名叫阿费烈德的外科医生在对艺术院校教授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颇有成就的教授之所以走上艺术道路，有很多是受了生理缺陷的影响，人体患病器官为了抵御病变，其代偿性往往比正常的器官机能更强。阿费烈德将这种现象称为“跨栏定律”，即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所遇到的困难的程度。竖在你面前的栏越高，你跳得也越高。
星云大师：
只有不惧承担、不畏牺牲，最后取得的成功才是激动人心的。唐朝鉴真大师是江苏扬州人，他饱读经论，弘扬佛法，深为当时士民所重。有两名日本僧人荣叡、普照，久仰鉴真大师的盛名，特地渡海来请大师前往日本弘法。大师欣然应允。许多弟子劝他不要贸然前往，以免遭遇不测，他说：“为大事也，何惜生命！”但是，几度扬帆都未能成功，困在海中孤岛两年，大师双目失明。此时，他越发觉得弘扬佛法于海外的事业“舍我其谁”，因此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经过十二年的艰苦备尝，大师终于在第六次航行圆满东渡。
长乐先生：
牺牲是一种崇高的激情，但“凤凰”决不主张自己的员工去做无谓的牺牲。无论如何，最大限度地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尽可能多地将新闻传达给大众，尽可能多地将客观事实展现给社会，尽可能多地瞄准民众关注的焦点，这是华人媒体取得国际“认可证”的首要条件，所以，“凤凰”始终认定，“到达现场”是迈向这条件的第一步。当“到达”存在着各种风险时，“凤凰”人的思想境界便超越了西方单纯的契约主义，不仅讲信用，讲忠诚，还包含着东方文化中最重要的友谊和感情。记得ＸＸ年，“凤凰”记者准备远赴阿富汗时，没有一个保险公司肯接受投保，我们依然上路了。当然，“凤凰”精神最后也赢得了保险公司的认同，现在已经有保险公司为“凤凰”做战地保险了。
尽管我们不愿看到灾难和战争发生，但不可否认，一个媒体若不能真正面对重大事件，不能深入采访报道，你就是一粒无足轻重的棋子，最终不可避免地在国际传播的大棋盘中出局。
信息多元遏止信息霸权
长乐先生：
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电视台是CCTV，成立于1958年。而中国大中城市的居民真正能看到电视，是在20世纪70年代。此前人们看到的带图像的新闻大多是在电影院，电影开演前加映十分钟的“新闻简报”，所谓的“新闻”已经是数月之前的。当中国满怀希望打开国门的时候，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正处在弱势挨打的位置。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家传媒公司，其中美国4家，法国2家，德国、日本各1家。中国入选世界500强的企业18家，没有一家是传媒企业。美国文化产业年生产总值占GDP的1/3，中国的文化产业仅占GDP的。美国的音像业年出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仅为1亿元人民币。
西方的媒体软实力远超过他们的经济硬实力。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人们被封闭在“国际化”的围墙中，强者的观点会强加给你，否则，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报告》对信息时代的国家进行了分类，认为当前世界的格局的组成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联合国专家告诫传播弱国，应该尽快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出版业发展，才能有效改善国内、国际只有某一种声音的畸形状况，建立起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
星云大师：
媒体的功用与学校类似，是知识的传递者。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接触传播媒体，从中获得新知，它对知识多元化的推动具有很大的贡献，对知识普及化也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传播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就应尽社会教育的责任，引导正确方向，以提升大众的智识水平。
长乐先生：
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去破门，而是要开窗。先让空气能够流通，再让内外能够互望，最终做到人与人、国与国的沟通。而使世界和睦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新闻信息的全方位开放与多元化交融。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曾经说过：“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中。”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揭示事件真相和时代的本质变化，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安全的隐患，捍卫人类共同的利益。所以，让世界华人有更大的知情权，让外部世界对华人圈有更大的理解度，这将会给全人类带来福祉，也是“凤凰”的着力之处。
重要的还是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中国的封建传统是用“二桃杀三士”的办法去获得利益，杀来杀去，伤了民族的元气。
星云大师：
媒体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讯息的分选者，负有促进人类交流、教育大众的功能，因此，尊重别人的隐私，多报道社会的光明面，是传播业者应负起的责任。
长乐先生：
我记得2003年“非典”爆发时，在宣布调整卫生部长人选之前，我们接到通知，不能直播，央视的转播车也已经走了。但是我告诉现场的“凤凰”记者：“你们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如果事情出现转机，仍然执行原直播计划。”后来，在电梯里，我们的记者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一起请求有关领导允许直播，终于获准了。那时，现场只剩下“凤凰”一家的转播车还坚守阵地。我们顺利地进行了直播，这成为一场使中国政府摆脱困境的直播。央视也第一次转播了凤凰的Live信号。当时，我非常激动，并非因为“凤凰”赢得了一场战役，而是我觉得中国有救了。
深入才有洞察，热爱才能感动
长乐先生：
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记载：中国目前约有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达，约合10亿人口。一方面，这些人占世界传媒受众的20%，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达到5000亿人民币，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上传媒受众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王者之国”。另一方面，这种局部的繁荣不能改变中国媒体的整体弱势。
2004年9月3日下午5:25，凤凰资讯台突然切断正常的播出，画面上出现了俄罗斯北奥赛梯别斯兰的一所学校，一场挟持与反挟持的枪战在这里打响。世界各大媒体的三百余名记者拼命赶往那里。
还好，这群记者中间有一名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卢宇光。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不是想表达民族情绪，而是在这一行业的竞争中，华人常常是被忽略不计的。以往，迅速抵达重大事件现场进行电视直播的华人记者更是凤毛麟角。
当时现场被封锁，卢宇光和他雇佣的俄罗斯摄像背着两台摄像机、五块电池、两支脚架，各负重二十多公斤，从机场步行25公里到达现场。他们12小时粒米未进，仅靠着飞机上发的两块巧克力维持体能。
卢宇光凌晨1时到达别斯兰人质现场，并于1小时后对香港做了连线报道。媒体到场的顺序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俄罗斯独立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地方电视台，凤凰卫视。凤凰卫视是第二家到达现场的非俄罗斯媒体，并拍到了许多独家画面。
当时，卢宇光的经典语言是：“恐怖分子开始向我们冲过来了！”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开始撤离，他的摄像机仍然启动着，持续工作，留下了大量的经典镜头。这些独家镜头后来被全世界的媒体采用，包括美联社等外国大型主流媒体。
这就是尊重观众知情权的“凤凰”理念。打动人的一定是真实的力量，深入才有洞察，热爱才能感动。
星云大师：
这让我想起佛教中有一种“问道禅”，似乎与你们的报道精神相近。“问道禅”说的是，参禅要不断地问，不断地参，小参、普参，甚至千山万水，到处参访问道，直至机缘成熟，豁然开悟。
长乐先生：
“凤凰卫视”作为华人传媒机构，在报道世界重大事件的问题上，是以这样的姿态不断递进的：“9·11”解决了有没有声音的问题，伊拉克战争解决了在不在现场的问题，别斯兰事件解决了报道得好不好的问题。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大陆一家新闻权威杂志发表了文章《反恐报道中的*与媒体自律》，认为，此次反恐报道现场失控，内容失控，机密信息失控，细节报道失控，血腥场面报道失控。作者说：“一位活跃的电视记者被称为英雄，其实，这是新闻界莫大的悲哀。作为在场的新闻记者，面对326名死难者（当时公布的人数），面对那些失去孩子的家人，谁能坦然接受这一‘英雄’称号呢？”
卢宇光看了这篇文章，无奈地笑着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记者，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会逃命，只有保存自己才能完成工作。”一个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在大事现场可能会随时失去生命，这一点有谁怀疑吗？一旦没有了生命，钱和名还有什么意义?
也许有人会说，“凤凰卫视”特别有运气，什么好事都让他们撞上了。真是这样吗？美国的杰斐逊总统说过：“我是绝对相信运气这回事的。并且我发现，我工作越努力，我的运气就越好。”
星云大师：
真理是每个人平等共有的，佛陀恨不得每一个人都早点开悟。佛光山开创至今每年举办一到两次台湾佛教寺院行政管理讲习会，以促进各寺院道场之间的交流与研讨。我会把寺院经营的管理方法和盘托出，在这方面，佛光山总结归纳成十八种经验，包括净财来源、人才培育、组织制度等，完全公开。佛法没有本位主义，没有知识产权，知识不能私藏，应该和大家分享。这是一个共生的世界，必须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好，才能共创幸福的社会。
自省者自强，自律者自尊(1)
星云大师：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之一，他之所以能成就千秋伟业，主要原因在于他能谦冲自牧，虚心反省。专门记载唐太宗言行的《贞观政要》里有一段他的自述，他说：“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可见，一个伟人之所以成功，确有其为常人所不及的地方。
长乐先生：
反求诸己，就是修炼自己还在发育的内心，不断发现成长中的问题，调整步伐；不断地瓦解不安定因子，积蓄高飞的能量。所以，自我反思是一个大气的指标。有人批评我们的历史情结，说世界上很多民族都不自揭疮疤，至少现在不揭疮疤。我说，我们的《口述历史》节目一周只有一次，从所占节目总体比例来说我们并非总揭疮疤。第二，我们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就不能面对现实，我们不希望那些悲剧重演。
在有一期《口述历史》中，何方 说，他最不应该的就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批判张闻天 ，但是最后刘英 原谅了他。那一段很感人。这种自我批判不是单纯地控诉“*”，而是在自我反省，非常有力度。我跟我的员工们讲：“要做能够自我反思的人。”
星云大师：
禅宗初祖达摩是在梁武帝时期从印度航海到广州的，当时佛教在中国香火已经很盛。梁武帝于是专门派人迎请达摩祖师入京。初见达摩大师，梁武帝已有邀功倨傲之心，即问：“我已经建造了许多寺庙，抄写了许多佛经，供养了许多僧尼，大师看我的功德如何？”
达摩大师淡然道：“无有功德。”
梁武帝有些不高兴：“明明功德巍巍，怎说没有功德？”
达摩大师说：“陛下这些功德，不过是人天小果，是有漏之因。”
“那么，如何才算是有功德呢？”
“不可着功德之相。不可着贪相。自净其意，自空其体，不以世求。”
梁武帝并没听懂这些道理，但又急于表现一国之君的智能，于是气焰万丈地继续问道：“天上地下，何谓至圣？”
“天上地下，无圣无凡。”
梁武帝这次听懂了，盛怒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达摩大师淡淡一笑，摇头，“不知道。”
梁武帝哪里受得了这番奚落？当下摆出圣明天子的威势，拂袖而去。
长乐先生：
现在看来，梁武帝的问题就在于“我”的过度膨胀：全世界只有“我”在做善事，只有“我”在建佛塔，只有“我”在供养众僧……所以，他把自己当成了佛教的大功德主，既怀炫耀之心，又缺乏见道之诚，自然不能了悟禅师的妙理。
星云大师：
如果一个人做的每一个“善举”，都只是为了让自己盛名远扬，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别人心里，那么，他自然就有积功揽德、卖弄功德之嫌，把本来相融的人与我、施与受之间的关系，生硬对立起来，当然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如此“积德行善”，偏离了中道，自然也就不能了悟佛法“非真非假，非善非恶”的要义真谛。
长乐先生：
要领悟“非真非假，非善非恶”的境界，就要先明了什么是“真假”，什么是“善恶”。只有标准明确了，才能找对方向。
星云大师：
金碧峰禅师修炼多年，已能放下对其他诸缘的贪爱，唯独对于吃饭用的玉钵爱不释手，每次入定前，一定先仔细把玉钵收好。有一天，他的世寿将尽，阎罗王便差几个小鬼来捉拿他。金碧峰预知时至，就进入甚深禅定的境界里，几个小鬼左等右等，始终捉拿不得。眼看无法向阎王交差，小鬼们就去请教土地公，请他帮忙想个使金碧峰禅师出定的计谋。
土地公想想说：“假如你们能拿到金碧峰的玉钵，他一挂念，就会出定了。”小鬼们一听，赶快找到玉钵，把它摇得叮咚乱响。金碧峰忍无可忍，匆忙间就出定了，一把抢过玉钵。几个小鬼笑道：“请你跟我们去见阎王吧。”金碧峰禅师刹那间大悟，了知贪爱将毁了他的千古慧命，于是立刻把玉钵打碎，再次入定，并且留下一首千古名偈：“若人欲拿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拿我金碧峰。”
自省者自强，自律者自尊(2)
长乐先生：
不贪者无累，不欲者刚。要想高飞畅游，就要像天空中的鸟和水中的鱼一样，让自己的羽毛和鳞片光滑无染，不被物坠，才能顺风飞翔，迎浪溯远。
退步原来是向前
星云大师：
寺院里，常常可以看到一尊大腹便便的笑面和尚塑像，弥勒佛。实际上，这个心宽体胖的和尚是唐朝的布袋和尚。据说，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他时常背着袋子四处行慈化世。有一天，跟农夫一起下田时，作了一首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首诗告诉我们，从近处可以看到远处，退步也可以当做进步。我们只有虚怀若谷地低下头来，才能看清自己的轨迹，了解自己的进程，调整方向，选择速度。
长乐先生：
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在人我、是非中包容三分，将会收获怎样的自在辽阔，这都是平日里紧张竞争状态下的人们不曾思考过的。人生的舞台并不大，有时也许容不得我们一直往前直冲。这时候，若能退到幕后平心静气地思考一番，若能于人于事退让一步，再起步会发现路更宽广。
星云大师：
只有退一步，你才能够看得更全面。我们照相的时候，不是都用过广角镜头吗？如果要拍一幢尖顶的房子，你站在离它半米的地方，可能只看到它的一块砖；如果退后半米，可能就能看见一面墙；再退后一米，可能就能照见整栋楼；再退后一些，可能连房子的屋顶、天空的白云、屋前的花草，全部都能拍进去。
只有退一步“出世”，才能进一步“入世”。出世的时候，高瞻远瞩，洞悉天下；入世的时候，运筹帷幄，成竹在胸。
长乐先生：
退步原来是向前，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博弈双方有时既针锋相对，也避免鱼死网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和前苏联的关系降至冰点，但他们的共识却是马上在最高领导层建立了热线电话。中国如果没有刘翔，阿兰·约翰逊也许不会到上海参加田径黄金大奖赛，如果没有两人的同场竞技，从来没有观看田径比赛习惯的中国观众绝对不会把上海体育场围得水泄不通。对抗导致了多种交流，认可对方反倒提升了自己的高度
星云大师：
能够以退为进是不争，以无为有是富足，以众为我是拥有，以空为乐是法喜，一个人能够不争、富足、拥有、法喜，自然能扩大人生领域。
长乐先生：
出世的境界，其实是一种高度。只有当我们俯瞰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生活的空间那么狭小，自己奔波得那么忙乱，而且，很多时候都只是在原地打转。
我们中国的武功最忌讳花拳绣腿、争勇斗狠、走火入魔，重在内功的修炼，它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招”，这“无招”，或来自于传统的道家精神“无为而无不为”。
星云大师：
有一位年轻的法师发心为我开车。刚开始，他非常谨小慎微，双手死死地握着方向盘，可是却常常出问题，不是碰到这个，就是碰到那个。慢慢地，他稍微自然一点了，握方向盘的手不再那么用力，但转弯和换车道都很突兀，让人不踏实。又过了几年之后，他开车可以“不用心”了。在车上，他一边开车，一边和我交谈，我几乎感觉不到他在更换车道、加速或减速，也没有再发生任何剐蹭事件。无心开车，反而没有错失。
他的开车过程让我想到，人对于事，最初总是十分执着，虽然用心、留心，因为有分别、有计较，就容易出差错。总要等到无心，才能水到渠成，自在无罣碍。然而“无心”不是没有心，无心是自然，无心是物我一体，无心是无所不用心。
忍是智慧，忍是担当
长乐先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12月26日通过的《*与文化多样性》文件中指出，“容忍”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
其实，“容忍”与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融会”、“包容”、“宽容”等词汇意义不同，它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意思，也没有大度、接纳、施舍的色彩，而是一种在不太舒服的状态下的共存。在英文中，tolerance可以解释为一种忍耐力：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或行动。
比如在中日关系进入冰点的时期，“凤凰卫视”坚决地反对了仇日排日的民族主义情绪。2005年4月，中国爆发反日*。《凤凰全球连线》在北京学生反日*时，采访了北大日本留学生会长加藤佳一，请他谈谈自己的感受，使中国民众从日本留学生身上感受到盲目仇日的有害性。加藤佳一在现场连线采访时讲，虽然街上有反日*，但在学校里大家对他挺好，仍然在一起很愉快地学习。这就是容忍的力量。
星云大师：
忍是智慧，忍是力量，忍是认识、担当、负责、化解的意思。佛教讲“忍”有三个层次：即生忍、法忍、无生法忍。所谓“生忍”，一个人要维持生命，必须能忍。所谓“法忍”，就是除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之外，还要活得自在，所以心理上的贪嗔痴成见，都要能自我克制、自我疏通。对于时间上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功名利禄、人情冷暖等，不但不为所动，而且要能真正地认知、处理、化解、消除。
能够拥有“生忍”，就具足面对生活的勇气；能够拥有“法忍”，就具备斩除烦恼的力量；能够拥有“无生法忍”，则到达了处处桃源净土、自由自在的世界。
长乐先生：
有一次，吴小莉在四川签名售书，队伍中的一位老人突然在她面前跪下来。小莉一惊，刹那间老人就被几位保安架走了。小莉后来得知老人是蒙冤告状者。这事竟被个别记者炒作成一则“吴小莉无视百姓痛苦”的热点新闻。
有一天我经过她的办公桌，看她正在边哭边写着什么。一问，原来她在写“申辩书”，誓要“一雪冤情”。我说：“你的名气有多大，人们对你的关注就有多大；你得到多少赞美的鲜花，就要准备接受多少攻击的口水，忍受多少委屈的眼泪。如果这点都受不了，还怎么做明星呢？”
后来，小莉不再为此伤心、申辩了。她学会了承受和容忍，更明白最好的证明是行动。所以在电视上，我们能看到她坐小船深入洪灾现场采访，架着拐杖长途跋涉报道台胞捐赠骨髓挽救大陆患白血病的女孩……
星云大师：
舍恚行道，忍辱最强。《维摩经》上说：佛法在众生身上求。没有众生就没有佛道，尤其对于思想、意志、立场不一样的人，如何能够厘清矛盾、误解和隔阂，感化对方，使双方抛弃成见，重新认知彼此，更是考验彼此肚量的机缘。如果能有和他人殊途同归、并肩合作的勇气和气度，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只是为了容忍而容忍。
长乐先生：
常言道“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与之成为朋友”，我们感谢赞同我们的人，也敬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们是镜子和鞭子，让我们发现自己脸上的灰尘，鞭去我们身上的惰性。因此对于“凤凰”，其他华语电视台是对手也是朋友，我们会联手做节目，从中发现差异，找到共性，互补共进。
在冲突中学习
长乐先生：
我们的电视中有很多“说”的节目，《锵锵三人行》、《有报天天读》、《口述历史》、《一虎一席谈》以及《时事辩论会》等等。我们的员工说：“真理越辩越明，有时也会越辩越晕。”因为有些争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而是要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同于我、我不同于你之中，求得和解的最大公约数。在剑拔弩张中，最值得敬重的资质还是忍辱负重、和缓妥协，那是后退一步的胜利。
星云大师：
佛教里有一种“辩经”练习，通过辩论加深对佛法的理解。重要的不只是讲什么、怎么讲，而是创立一种大家都能讲的机会。
长乐先生：
每段历史都是人的创作。在很多历史的关键点上，一念可以定乾坤。所以，我们更要心怀历史的价值观。《时事辩论会》是正反两方辩论，保持多元化话语空间，强调不同，还有直播网民互动的优势，打破“一个声音”的现状。所以这个节目在中国现有的新闻语境中，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在日本小泉首相执政后期，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对话渠道几乎都关闭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日本朝日电视台的制作人高桥政阳看了我们的《时事辩论会》节目，提出要跟我们辩论。这种新的对话方式，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于是2005年8月9日，双方举行了第一次电视辩论《破局之辩——中日热点大交锋》，应该说有些火药味。次年又举行了第二次中日辩论会，讨论后小泉时代问题，辩论气氛更为理性，中方嘉宾没有再出现激愤情绪，更没有手指对方的场面。
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买下了《时事辩论会》全年的节目，每天固定时段在其卫星频道上播出，根据日方的反馈，该节目的收视率在其外购节目中是最高的。
星云大师：
对于立场、意见不一样的人，其实我们应该心生欢喜，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逆增上缘。天下是大家的，不必要求每一个人都和自己一样；世界是嘈杂的，当我们因各种原因而放弃直接沟通的时候，就难免横生枝节误解。既然我们生活在千万众生共沐的阳光世界里，又为何将自己的心灵禁锢在历史的阴影里，只见扁舟不见海呢？
长乐先生：
英国有工党与保守党两大主要政党，因工党长期执政，保守党的生命力日渐式微。据说，此时深感不安的不是保守党而是工党。为什么？因为保守党如若衰没，工党在没有对立政党的情势下，很难继续进步。
古老的希腊文明是第一次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产物，悠久的中华文明也是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等多种文化的冲突交融中产生的。可见，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哪个民族具有文化包容的气量与博采众长的智慧，哪个民族就能持续上升。
星云大师：
在冲突中学习，冲突也会变为动力。最怕的是一潭死水。
长乐先生：
西方人拍片子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在与他们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学到了秘诀。1999年，“凤凰”跟拍过一个独行去西藏的新西兰年轻人迈克，做出一期专题片《迈克眼中的西藏》。我们还与法国雷诺重走丝绸之路，合拍了《重回马可波罗》，与英国狮子集团合拍了非常精彩的专题片《中国》。按我们传统的模式拍《中国》，一定会从若干个大方向入手，而西方人则是从具体的一个家庭、一个人切入，重视形象思维，还偏爱演绎的方式，营造出时光倒流的真实感。最近，有一位英国制片人提出跟“凤凰”合拍“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一专题，我们同样也强调通过具象的人、事、物来表现。这就是融合学习的过程，是电视报道形式上的革命。
受保护的文化，荣耀与危险并存
长乐先生：
一个民族的文化受到世界的关注和保护，尽管荣耀，彰显了祖先的聪慧，但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这种文化的生命力正在萎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防止和减轻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趋同，以促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
美国学者高皮纳便是这样说：“如果一个国家感到它的文化应该具有生存的力量，就应该向美国学习，对国内外的人民普及它的文化，而不是试图把它保护起来。”
星云大师：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起承转合，旧文化对人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常说要“复兴中华文化”，过去的忠臣孝子，三纲五常、四书五经都是好的文化，但是缠小脚、太监制度、三妻四妾，则未必是好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所选择，复兴对人类有益的文化。中国古代的万里长城、兵马俑、紫禁城，埃及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都为国家所保护。
长乐先生：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多媒体、互联网、*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可以毫不费力地打入他国文化市场，获取利益。文化产业发达的背后，通常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当我们指责西方的傲慢时，是否也有意无意流露了东方的偏见？西方文化的强势，对应的不也正是东方文化的弱势？所以，当我们自豪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财富时，更须创造新的文化财富。
创造力并非“超能力”，它更像一种精神状态。“不放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一种魅力；而让一些听起来“荒唐”的事变成现实，是创造力的另一种境界。音乐只有7个音符，为什么可以魅力无限？那是由于它变化多端的节奏、质感、旋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旋律将会给你何种不同的感受。
电视也是一门艺术，它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和未来，你必须把过去的自己像影子一样踩在脚下，前赴后继地去创新。
星云大师：
历史不是一条直线，有时也有顿点，也有俯冲，也有看似徒劳的弯路，也有迷失方向的时候。关键就是能认识到自己最真实的处境。知幻即离，认识到了问题，其实也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星云大师：
拥有富贵荣华，究竟好坏？其实都在一念之中。如果太执着于有钱、有势、有功名、有利禄，就会介意、挂念，甚至为之牵绊，感到不胜负荷。但假如我们能拥有而不负担，随缘而不着意，“富贵于我如浮云”，那么在我们的世界里，什么东西都能容纳，就能逍遥自在，心的世界，也自然宽广无限。
长乐先生：
一个守着万贯家财又茫然无措的孩子，他的处境的确是既孤独又危险的。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驾驭这种财富的能力，那么就可能沦为自己土地上的奴隶。
星云大师：
财富是人人所希求的，它是一般人共同的愿望。财富可以分成很多种类，有物质的财富，也有精神的财富；有世间的财富，也有出世间的财富；有私有的财富，也有公有的财富；有现世的财富，也有未来的财富；有染污的财富，也有清净的财富；有外在的财富，也有内心的财富；有一时的财富，也有永久的财富；有狭义的财富，也有广义的财富；有有价的财富，也有无价的财富。
真正的财富在自己的心里。我心里生起智慧，智慧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满足感，满足感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惭愧心，惭愧心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禅定，禅定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就是我的财富。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在心外寻找财富，真正的财富，应该是内心源源不断的能源。
宽可容人，厚可载物
长乐先生：
“凤凰”的许多主播是台湾人，教育背景不同，常常产生文化和理念上的冲突。比如，台湾来的主持人很多用词与普通话不同。我们说“水平”，他们说“水准”；我们说“游泳圈”，他们说“水套”；我们说“一座村庄”，他说“一条村庄”；我们说“挟持”，他们念成“夹持”。我们把字典翻出来，说你这样念不对，可是他有台湾的字典，里面注明“挟”就是念“夹”。还有台湾那些所谓“总统”、“国防部”之类字眼，都需要有变通的说法。
最终，大家也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有一个准则，翻译的东西要以大陆立法为准，但是个别的词语，属于台湾的习惯用法，我们也就接受了。
“和”的要点，就是对人的尊重。尊重他人的信仰、利益和隐私；尊重与自己不同的观念与文化；尊重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尊重自己的对手；尊重自己的员工；尊重不同的声音；尊重反对自己的人和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星云大师：
我时常有感于人生处世，不可能单独生存，必须过“群我”的社会生活。“宽可容人，厚可载物”，涵养包容不仅是立业之道，也是待人处世的良方。人人以慈悲安住身心，包容与我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如此社会自然祥和。
长乐先生：
只有认识到自我不是世界的中心，认识到竞争的存在，认识到地域之间、行业之间与其你死我活、两败俱伤，还不如各执所长、联合经营，将对手变为帮手。这样一来，华人在世界舞台上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才能共同繁荣，共同改变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的历史形象。
谈及对话语权的把握，我们希望是有着丰富声乐组合的合唱，而不是一个旋律的齐唱。政府、媒体和受众，是一个三维的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声音要多元化，有不同的声部，既要有中央台，也应该有凤凰台，凤凰是低音部分，但是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主旋律的媒体大合唱。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凤凰”这个单一频道的整体形象，有的节目是以表扬为主；有的要做批评，揭露社会阴暗面，整体上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多元的品牌形象。精神是锐而新的，表现是柔而软的，这是“凤凰”目前的状态。
由于观念、利益的不同，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上，难以统一，只能存异；难分正误，只能接纳；难免冲突，只能化解；没有胜负，只能妥协。关键在于双方信息传递的真实流畅，利益关系的相互磨合，达到一种高层次的“和谐”。这是妥协中的和谐，交锋后的交融。
宽恕让未来变得开阔
星云大师：
在禅堂里，同样讲究包容。有一次，禅堂里面发现一个小偷，大家都认为不可原谅，要求堂主开除他。大和尚听了点点头，却并没有予以处理。这个小偷见没有引起严重后果，于是再度下手，大家再次请堂主把他赶走，大和尚还是点点头，依然没有处理。第三次，小偷又偷东西了，这次大家很生气地说，如果不把这个小偷赶出清净的禅堂，我们就要统统离开。堂主大和尚一听，说道：“你们统统离开，这个小偷留下来。为什么呢？你们都是健全的人，离开以后，依然能找到容身之处。而这个偷窃的人毕竟身心不健全，我叫他走，他能到哪里去呢？我这个禅堂是佛门的慈悲驯服场啊，我都不能包容他，这世间哪里能包容他呢？”小偷一听，感悟了，从此洗心革面。所以，禅堂的教育，是感化的教育，是慈悲包容的教育。
长乐先生:
我们从大师的开示中体会到一项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东方文化更讲究包容管理，感情的成分和理性的成分并重，有时感情的成分更大，也就是说，对人心的管理，可能比戒律、规矩更重要。这让我想起一句名言：“紫罗兰被一只脚踩扁，它却把香味留在那脚跟上，这就是宽恕。”
星云大师：
还有一个例子。一个和尚住在山中的小庙里，有一晚正在打坐的时候，小偷进来了。小偷一看，哎，有个人在这里坐禅，一动也不动，好像睡着了。于是，小偷慢慢地摸到菩萨像前，从供桌下拿了钱，正转身要出去，和尚突然喊一声“站住”，小偷吓了一大跳。参禅的和尚说：“你刚才拿了佛祖的钱，不说声谢谢，就要走了吗？”小偷赶紧向佛祖道谢。过了不久，这个小偷又在别处犯案被逮，招供说还偷过寺庙的钱，警察把他带来庙里对质。禅师说：“他是来拿过一点钱，不过不是偷，因为他跟佛祖说谢谢了。”这个小偷被禅师的宽容感动，于是跟他出家，成为一位很好的修行人。所以，管理不是非要用一定的制度，一定的处罚，有时候随机应变，效果可能更好。
长乐先生：
传说有一个非洲部落把宽恕作为一种仪式。当某人犯了过错，就会被带到村子中央，接受众人的赞美。全部落的男女老幼都停下手里的工作，将罪人团团围住，轮流列举他做过的好事。他的善行和美德被尽情歌颂，每一个细节都不错过。仪式最终发展成一个欢乐的庆典，大家欢迎他回到集体当中。
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把惩罚化为温暖，把伤害变成祥和。犯错的人没有被遗弃，没有受打击，整个村子重新成为团结的整体。实践证明，宽恕无法改变过去，却能够改变未来。
善待资源，兜里不能老是揣着弓和箭
星云大师：
佛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位善生长者得到了世间最稀有、最宝贵的旃檀香木做的盒子。长者对世人宣布：我要把这宝贵的东西，赠送给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于是，很多贫穷的人来向他要这个盒子，但善生长者总是说：“你不是世间上最可怜的人。”时间过去很久，这个盒子仍然没有送出去。大家都觉得疑惑，便来问他：“你是不是真心要把这个宝盒送人？”
善生长者说：“当然。但是你们谁都没有猜到答案。”
“那么，谁是最可怜的人呢？”
“告诉你们吧，他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波斯匿王，他才是世间最可怜的人。”
这个消息传到了波斯匿王那里，他非常不高兴：我是一国之君，怎么倒成了世间最可怜的人呢？
于是，波斯匿王把善生长者召进宫来，把他带进自己的宝库，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善生长者说：“这是您收藏黄金、白银和珠宝的宝库。”
波斯匿王大声责问：“既然你知道我金银财宝无数，怎么可以散布谣言，说我是世间最可怜的人呢？”
善生长者说：“因为这些财宝一直堆在你的仓库里。”
在善生长者的心中，波斯匿王不会照顾社会大众，无视福利人群的事业，虽然有钱却不会用，这不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吗？
长乐先生：
“君子性非异，善假于物尔。”其实一个人的成就，并非纯粹的智力使然，通常是与他善于发现事物的价值、善于利用机缘、善于调配安排、善于使事物的价值最大化有关。我看过这样一个报道：台湾歌手吴克群有一天去杭州做活动，因为主办方失误，未及时通知他的歌迷，几乎冷场，急忙临时找人来捧场。令人没想到的是，吴克群开口就说：“我知道你们不是我的歌迷，你们不会唱甚至没听过我的歌，但我深深感谢你们今天能站到这里。没关系，让我们一起随便唱。”后来，那天到场的很多“临时演员”后来真的成了他的歌迷。
所以，我们应该善待身边的资源。善待他们，就是延长自己的生命力。于公司而言，充分地发挥员工的能力，才能真正降低成本，提升品牌形象，实现物我、人我的双赢和谐。
星云大师：
佛就是要我们对自己有期许，要能撒播慈悲的种子。如果我们所到之处，总能给人快乐，帮人除痛祛病，我们的慈悲心也会日益增长，我们的人生脚步就能愈走愈远，越走越顺畅。军人作战，万里出征，也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商贾好财，经商盈利，也要千里奔波；高僧大德，为宣教化，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积跬步而成千里，来帮忙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结下的缘广福多，人生自然会有圆满好运。
长乐先生：
有人说，你们踩钢丝踩得比较好，擦边球打得比较好。我说，不管是踩钢丝还是打擦边球，我们对社会对国家是善意的，积极的，我们提倡的东西是建设性的。我经常告诫我们那些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编导、编辑、记者，善意的平台才有广大的空间，兜里不能老是揣着弓和箭。泄愤的、拆台的事“凤凰”不干，虽然自己挺解气，却于事无补。
星云大师：
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愿意，我们每个人都终将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一旦我们的脚印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历史，一个时代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那一步负责。
长乐先生：
人们常说，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者，其实，当我们内心的善意、良知、聪慧兴显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变成时间的驯兽师，在时间到达之前，找到自己最向往的那个王国。
让“平等”回归人心
长乐先生：
也许我们平时不曾深思，当一个社会中只有得到了财富和权势的人才能享有自由生存的主动权的时候，这是否也就意味着，那些还在路上的人，他们的生存权一直要受到抑制和盘剥呢？而当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感到自己的生存权利受到压抑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发展怎么轻快得起来呢？
如果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追逐尊荣的话，这个社会就一定要控制富人和权贵的数量，否则，特权和荣耀将被稀释和淡化；但是，如果这个社会只有这一条路通往生存自由，那么谁都无法阻挡民众闯入的决心和脚步。
星云大师：
所以，如果一个社会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每一条路都是平坦大道，都能容纳成千上万的人，以顺畅的速度行进，那么，这就是平等。“平等”的主张可以消弭人世间的不公平，事理都能平等才能带来世界的和平。
平等，不是用强制的手段逼迫对方就范，而是应视人如己，互易立场；平等，应该顾及对方的尊严、权益，唯有人我共尊，才能达成彼此的平等。佛教主张“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本性上的平等。不过，理上虽然“生佛平等”，事上却有“因果差别”。因此，从本性上说，虽然人人皆得成佛，但因个人的福德因缘不一，就有圣凡之分。
假如，儿女与父母要求平等，要求与父母平起平坐，这是不懂伦理，因为平等要“长幼有序”；假如属下与长官要求平等，要求同等待遇，这是不懂规矩，因为平等要“尊卑有别”。
真正的平等是立足点的平等，而非齐头式的平等。一场赛跑，每个人的起跑点都一样，但是枪声一响，大家奋勇向前，各人的速度快慢不一，需凭本事争取第一，不能要求大家同时抵达终点。
长乐先生：
历史早已证明，分浮财式的平等，不如给人平等的生存、创业的机会。
星云大师：
所以，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能够给大家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如果你想读书，我有学校、图书馆、书店、阅览室、读书网站、读书俱乐部……如果你想运动，我有健身房、运动会、操场、山道、公园、滑雪场、游泳池……很多选择，人们就不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否则会消耗很多成本，得不偿失。
长乐先生：
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渠道里，人们都能找到自己最需要的，这就是多元世界的好处。但是，我们现在存在着一个价值判断的误区，那就是把财富、权势、名利，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物都是大自然的宠儿，共同汲取着天地的灵气。所以每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生命。这种尊严是不需要由同类授予的，当然也就不需要倚仗权力和财富这些只有人类才能识别的附加条件。
只有当“平等”真正回归到我们心中，我们才能重新认识到，生活里还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去创造的领域，还有那么多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拿来做一点对我们自己、对这个地球更有贡献的事情，也许这才是大自然对我们真正的期许。
星云大师：
佛教徒之所以吃素，就是因为佛陀尊重所有的生命。佛教认为，世间的所有生命皆有佛性，所以应该平等互爱。
平等所对应的，就是尊重的普及和无差别化。也就是说，平等就是要打破阶级差别的门槛，对每一个人都尊重，让每一个人都有尊严。这种尊重是不需要附加财富、权势这些条件的。由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许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
长乐先生：
无差别的尊重，也许就是解决社会贫富矛盾的基本态度。安抚那些因物质条件缺乏而受伤害的心灵，平缓那些由各种刺激而产生的敏感而激烈的情绪，人们才会有空间、有信心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和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
星云大师：
有一个富翁和海边老渔民的故事。故事里的富翁认为，人要拼命工作赚钱，要奋斗半生，才有钱去海边度假。但是那个坐在海边看日落的老渔民说，他每天都可以欣赏这样的美景。大海、落日、沙滩是不需要用钱买的，人人都可以欣赏、享有大自然的赋予。所以，在人生的旅程上，当我们遇到烦恼时，不妨从大自然中汲取经验与教化，感受大地普载众生的平等，感受海洋无有拣择的包容，感受阳光温暖普照的关怀。
信仰可改变一国之精神格局
长乐先生：
印度阿育王从亚历山大穷兵黩武的下场中，从自己征伐时遭到的顽强抵抗和亲身体验的惨烈场面中，从佛教慈悲安忍、轮回因果的教义中深刻意识到，只有摒弃武功而以文治，才能真正收获胜利，开启太平盛世之门。于是，他刹那间顿悟，放下武器，转身成为了名垂千古的一代英主。
在中国的历史上，秦王李世民与其父李渊推翻隋朝*的关键时刻，有少林寺的十三棍僧为其护驾，方才夺取了洛阳通往东南许昌、南阳方向的咽喉要道擐州城。玄宗即位以后，将李世民为此事写的一封亲笔信钦赐给少林寺，刻在了一块石碑上。
这说明信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具有重大贡献，甚至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精神格局和发展进程。
星云大师：
当今有一些人，认为佛教对于国家没有正面的贡献，这是错误的。其实历代都有许多高僧，用心为国家为人民做事。“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太虚大师也曾经是一个救国英雄，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代表国民政府到世界宣扬中国文化，获得了很多佛教国家的同情与支持。
历史上也有过一些统治者，不了解宗教的意义、信仰的价值，只知为自己的长生安乐求神问卜，这是自私的。真正的信仰，一定是利益大众的。没有众生，哪里有佛；没有人民，哪里有国家。所以，无论是一国的领袖或各行业的领导人，应胸怀“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悲愿，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凝聚起大众的力量。
长乐先生：
美国人肯在宗教上花时间和金钱，每逢重大国事关头，远如珍珠港事件，近如“9·11”，都显示出宗教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可能是最大的软实力。
我们愿意接纳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并且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宗教也不例外。当然，中国佛教在复兴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对于佛学的研究通常由两方面人来做，一个是由出家人对佛教进行研究整理；还有一个就是在家的居士，以及非佛教徒的学者专家。这对于悠久的佛教历史、浩如烟海的佛学典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对传统文化有造诣的人士参与进来。
好在我们也看到了，大师的佛光山已经荟萃云集了一批中国学界非常重要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编著了若干种著作，在佛教学说的论著研究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从整个中国的佛教文化和佛教学说开发的角度看来，仍旧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填补。
星云大师：
佛教有一种现象，“上智”的人研究佛学，但可能不信仰佛教；“下愚”的人拜佛求佛，但又不了解佛教。所以我们希望今后在中国社会、在民间，不要只是把佛教当学术来研究，也不要把它当成一种求富贵的手段，而是要把佛法应用在生活里，提升生命的意义。
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
长乐先生：
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到底该用谁的方式生活？现在，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
星云大师：
谁都不能代替自己。
长乐先生：
是的。就像流浪在海外的华人一闻到中国菜的味道就会难以自已；就像在国外见到神闲气淡、着对襟长衫的中国老者，总会油然而生亲切和感动；就像大年三十鞭炮齐鸣的时候，无论在哪，都想要奔回家去吃妈妈包的饺子一样——这些渗透骨髓的冲动，其实都是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悄然留下的印记。
正如佛说“人人皆有佛性”，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一颗中国心。只是，当我们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仓促奔走，在灯火绚烂的繁华街头寂寞徜徉的时候，常常会因迷惑而忘记了自身的价值。
“肯德基”真的就比佛跳墙好吃吗？拳击真的比太极好看吗？西服牛仔真的比长衫体贴舒适吗？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轻易地认同陌生人和摒弃自己？
星云大师：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倘若不能重视自己的文化，我们不就是那个守着万贯家财还喊饿的孩子吗？
长乐先生：
两年前，中国京剧院在北京一些大学里演出《四进士》、《将相和》等传统京剧时，打出了这样的广告：“同学们，吃惯了比萨饼、麦当劳，不妨也品味一下中国茶吧！”
京剧与中医、武术、国画并称中国的“四大国粹”，半个世纪前，那些名角、“头牌”在演出时，往往万人空巷，一票难求。而在当今，年轻一代往往对本土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对带洋字的文化则趋之若鹜。难怪台湾诗人余光中痛惜地说：“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时，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呢？”
星云大师：
人间的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历史的大风大浪，物是人非，是常情，但也令人感到悲哀。
长乐先生：
中国人这场“文化认同危机”的总根源，就是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撼动了民族文化的根基。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得不在文化的根基处，即观念体系和制度体制方面进行西方化的改革”。
在国内外，我见过许多成就颇高的华人文化艺术大师，这些人往往是一袭中式对襟衣裳，神情淡定，举止儒雅。那种华人特有的气质和风度，令人倾倒。我深信，文化就是一举手一投足中所流露出的秘密，这些生命与文化的密码，是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无法消弭的。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1)
星云大师：
药山禅师有一次在山顶上散步，看到山边有两棵树，一棵长得很茂盛，另一棵早已枯萎。这时，正好他的徒弟道吾禅师和云岩禅师走过来，药山禅师就问他们：“你们说，哪一棵树好看呢？”
道吾禅师说：“当然是茂盛的这棵好看！”药山禅师点点头。
云岩禅师却说：“不，我倒觉得枯的那棵好看！”药山禅师也点点头。
一旁的侍者不解地问药山禅师：“师父，您两边都点头，到底哪一棵好看啊？”
药山禅师于是反问侍者说：“那么，你认为哪一棵好看呢？”
“枝叶茂盛的那棵固然生气勃勃，枝叶稀疏的那棵也不失古意盎然。”侍者回答。
可见，万有诸法自性平等一如，没有善恶、美丑、高下、贵贱的分别，在禅者的眼中，荣茂的树木和枯萎的树木都一样美好。
长乐先生：
人的本性是平等一如的，但人的境界有所不同。盲目的自卑或盲目的自大都是不可取的。这也是一个领跑者的境界：即使你的文化奇葩已经被全世界认可，但也要有能力看见，人类花园里还有那么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婀娜，不同的芳香。只有我们放宽眼界和心胸，我们享有的世界才会无比富饶。
佛光山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大佛城佛殿里的佛像是密宗和显宗并存的，这样一种圆融的姿态，在佛光山很多地方，譬如仪轨、厅堂、佛像设置上，都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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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
我不喜欢佛教分门别派，又是分南传、北传，又是分藏传、汉传，又是分比丘、比丘尼，又是出家、在家，把佛教分割成这许多派别，力量就减少了。所以我最初到台湾宜兰弘法的时候，就立下“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双修”的原则。
多年来，我在佛光山倡导融合，显密要融合，禅净要融合，南北传佛教要融合，在家出家要融合，由此，佛光山便成了八宗兼弘的道场。
长乐先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把道教、佛教和儒教的偶像供奉在一起，比如重庆的大足石刻。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释迦牟尼佛、孔子还有老子，他们先是共存于一个县，后来共存于一个山，最后被供奉在一个殿里面。我们将此称为“儒释道”的和谐统一。
星云大师：
这就是中国文化伟大的地方。我童年是在寺庙的佛教学院受教育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道观学校，所以同学里就有来求学的小道士。他们先接受佛法的教育，然后再回去做道士。所以我童年时就知道，“儒释道”是不分的，同中有异，异中求同。
每一个宗教都有教主、教义、教徒。教义可以不同，你是有宗，他是空宗，你主张这个，他主张那个，但大家可以互相往来，彼此和谐包容。这就像大学里很多的科系共存，科系里面各个学生可以互相来往、互相学习。
长乐先生：
即使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科系，也会有不同风格的老师，不同的理论体系。应该说，任何一个精神领域的知识，都是需要反复熏陶，反复讲解，反复思考和印证的。佛教是如此，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是如此。
星云大师：
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用智慧去庄严一切，不要用我执、我见去分裂。
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
长乐先生：
当今世界如火如荼的信息整合，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语世界中便已出现。当时，美国《时代周刊》设立了“朝着一个大英语世界媒体进发”的目标。它逐渐建立全球发行网，各地派驻特派员、记者，快速分享了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美国的信息大网，为美国网住了全球“英语人”的心，也建立了一个媒体王国，为战后的“美国世纪”奠下重要的基础。
进入“信息就是财富，新闻就是权力”的时代，媒体的整合更是风起云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世界媒体的前5名——时代华纳、迪斯尼、索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年营业额最多的为(时代华纳)亿美元，最少的(新闻集团)为亿美元，其业务范围涉及电视、电影、有线电视、因特网、期刊、出版、报纸、体育、娱乐、电子游戏等14个大项。相比之下，华人媒体的规模、财力和人才都处在弱势地位，许多传媒人都意识到了整合扩大的必要。同时我们作为媒体人也应反思，怎样对国家人民的发展结果更好。正如大陆传媒学者展江所说：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2)
星云大师：
华人媒体的弱势，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弱势，大家经过反思，团结才能有力量。
长乐先生：
《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先生认为，目前全球华人紧密互动的暖流，也是信息传递的暖流。全球华人社会不再是割裂的信息板块，不再是彼此鸡犬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的，由于亲情的密集交流以及商情的紧密联系，全球华人社会也是一个全球的信息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
华商张先生参与收购了香港、北美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星洲日报》、《光明日报》、《明报》、《亚洲周刊》、《南洋商报》等中文媒体。张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集团力量，中文传媒根本就无法跟其他同行竞争……”华人加大传媒的发声分贝，显示出不甘示弱的企图心。
整合、做大并不是垄断。垄断不仅限制了自身的活力，也会使全体华人媒体的活力受到影响。例如，香港只有香港无线、香港亚视两个电视台，其中香港无线是一家独大，通吃，跟“四大天王”等许多艺员都签了约，不允许他们在其他媒体上出现。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香港电视的发展。现在香港立*提出，如果这种电视管理方法持续下去，所谓“东方好莱坞”的地位想都不要想。
美国的电视业为什么发展那么迅速？因为美国很早就有规定，任何一个电视台自制的节目量不能超过12%，其他的88%要从社会上采集。这就扶持了媒体制作业，保证了鲜活、变化和多种观点并存。
意识形态是一道墙，佛教则是门窗
长乐先生：
《亚洲周刊》近期发表文章称：“当下，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理论界关于反思改革的争论如火如荼。不过，从地方执政的高官到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对这场争论直接表态。他们摒弃争论，绕过语言漩涡，超越政治标签，摆脱意识形态之争，着力解决具体民生问题。”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现出更大灵活性的具体表现。
超越意识形态是中国走向科学和成熟的标志。对于华人传媒，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道墙，那么墙上一定要有可以互相来往的门，有可以透气的窗。佛教可以是门，是窗。
星云大师：
真正的佛教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因为所谓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分割而治所想出来的办法。梁启超说过，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而不是独善，是住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力而非他力。
佛教因应时空背景变换与众生的不同需要，发展出各种不同内涵、形式、仪规的宗派。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有相同的信仰和认知。在这个方面，国界不是问题，民族不是问题，意识形态更加不是问题。
长乐先生：
这也是佛教“无我论”精神的现实验证吧。在中国历代文人看来，成佛即是成圣、即是做人的新境界。“不说过去未来，只说现在；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满街都是圣贤，处处无非佛地。”
对于华人媒体来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就标志着必须以华人利益为最高准则，对外，开展多边对话与合作；对内，则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相互尊重，不搞争论。台湾东森媒体集团主席王令麟曾表示：“有人说，华文媒体不可能成为主流媒体，我的理想是打破这个魔咒。”他的话让我感动，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星云大师：
华人媒体在传播正知正见的路上，艰辛、责任与辉煌都是一体的。
佛教有所谓的“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法不依人，就是行为处世不依靠那些无常生灭的人为现象，而是遵循永恒不变的真理；依义不依语，就是从本质的角度把握事物的内涵，而不是执著于矫情抬杠、文字游戏；依智不依识，就是以般若智慧作为人生行为的准则，而不用一般的俗知俗见障碍自己；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呢，就是秉持那些已经被生活、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懂得辨别真伪，而不是盲目崇拜跟从。
佛陀当年定下如此“四依法”，现在看来，的确是用心良苦。只有依归正知正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才能探骊得珠，登堂入室。
长乐先生：
在我们看来，超越意识形态，就是把新闻回归为新闻，坚守客观真实性，秉持中间立场，争取中间读者，树立起华人媒体的正面形象。
瞻礼佛指，让中国率先统一
星云大师：
2500多年前的佛陀，涅槃后化为舍利，直到现在，他慈悲智慧的生命一直在世间流传着。金银财宝，再大再多，你看了以后，顶多只是惊奇地“喔”一声；但是当你看到佛指舍利，可能就会跪下来顶礼，可能就会涕泪悲泣，或是充满法喜。这表示你不但看到了佛指的生命，也看到自己的本心。这时我们就会知道，佛陀的大威力一直都留存在我们的心中。
长乐先生：
当时您把佛指舍利请到台湾来，让其在台湾停留37天，大陆领导人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可以说是发了很大的佛心。佛指舍利请到台湾来以后，大师与之形影不离。“凤凰卫视”通过电视镜头将这个过程传播给了全球华人。人们赶到高雄来参加最后的送别，万人空巷。
星云大师：
现场不下10万人。
长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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